衝擊與回應 · 第16章　康有為及「康黨」

19世紀末，論述中國回應西方的文字汗牛充棟，文筆上乘的篇章百花齊放，很難說哪幾篇可以獨占春光。那時的士人還受著精深的古文訓練，行文不雜白話，國家存亡的大題目正與他們的凌雲健筆相得益彰。甲午戰爭的失敗粉碎了士大夫階層的驕矜自滿。俄、德等列強在華攘奪租借地，瓜分蠶食迫在眉睫。這不但預示著有清一朝大廈將傾，似乎還預示著華夏文明大限將至。無論是維新派還是守舊派都非常清楚，三千年中國歷史文化之存亡，都挑在他們肩頭。他們都熟讀「四書五經」，在辯論中還要徵引聖人之言。而聖人之言大多簡明有力，所以他們的文章讀起來也朗朗上口。 晚清內政腐敗，外敵侵逼，使得中國讀書人的改革呼聲更加強烈。英、美等國駐華公使以及李提摩太、林樂知等傳教士也曾呼籲清政府仿效西方，進行政治和社會改革。讀書人紛紛著書立說，大講「危言」，他們中間已形成一股新潮流。隨著讀書人更多地了解西方，他們對西方的讚賞逐漸從火器、輪船、鐵路轉向了政治、社會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改良和革命兩大陣營的領袖人物中都有不少廣府人，他們在香港和上海同西方人有著直接接觸。在這裡，我們不打算將康有為及其同時代人研究的哲學問題一一論列，而是從他們論戰的文章中選出若干段落，呈獻給讀者。 康有為（1858—1927）最重要的政治理論著作是《大同書》。康有為出入儒佛，廣讀西書，從《禮記》的《禮運》篇發展出一套烏托邦思想。他認為人類痛苦的根源在於國家之界、種族之界、男女之界、物種之界等九界。九界一破，萬事大吉。康有為主張建立一個世界統一的「公政府」，現有的民族國家及其軍隊一概廢除，曆法、語言文字、度量衡都應統一。公政府設總統一人，由全世界公民選舉產生。在這個新世界裡，無論男女，生來皆自由、平等、獨立；人們沒有家庭羈絆，男女同居一年即可再訂關係，或者另尋新的伴侶，兒童則由國家教養；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階級差別，所有的農田、工廠、商業部門都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經營；一切自然資源都應得到科學的開發。總之，康有為的大同世界將會是一個破除了國家、階級、種族、性別、家庭、財產、職業甚至物種的界限，消滅了一切不公和苦難的烏托邦。這種反傳統的思想顯示了康有為思想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與深湛的學問結合在一起，變得更為有力。 康有為27歲時並無官職，卻試圖上書皇帝，請求變法。他被人視作瘋子，上書也並沒有呈送皇帝。甲午戰爭後，康有為和學生梁啓超進京參加會試，徵集了1300人聯名向皇帝上萬言書，史稱「公車上書」，其要點是主張拒和、遷都、變法。上書還建議破格用才、高薪養廉、停廢捐納、裁汰閒曹、改革科舉、興學育才、翻譯西書、獎勵發明、建立農商學校以殖財富民、改革地方官制、施行仁政以養民等。上書還提到了公共衛生、救濟貧民、整修道路、發行紙鈔、開闢航線、移民墾荒、講求礦學、推行保險、提高鴉片稅、廢除厘金、修築鐵路、製造軍艦等話題，可謂包羅萬象，體現了康有為廣闊的視野。 1897年，德國強行租借膠州灣。此時康有為已經是工部主事，他再次上書，勸諫皇上效法日本的明治天皇和俄國的彼得大帝，定維新之國是，允許各省自行推進改革。工部的堂官不喜歡康有為的直言，並沒有為他代遞上書。1898年初夏，康有為得以覲見光緒帝，說服這位年輕的帝王下詔明定國是，維新變法。下《定國是詔》的6月11日常被視作「百日維新」的開端，其實有些變法諭旨在此之前就已頒布。① 康有為在經學上屬於今文學派，喜歡講玄之又玄的「通三統」。在他看來，夏、商、周三代各不相同，改革也應該因時制宜。他還喜歡講「張三世」，即社會從據亂世到昇平世、最後到達太平世的過程。他認為改革越徹底，這個進程便越快。 在這裡我們不細講康有為的政治哲學，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之所以尊崇儒經，某種程度上只是一種政治手段。他在石破天驚的著作《孔子改制考》中說，所謂「三代之治」乃是孔子的虛構，先王的事跡也屬子虛烏有，不過是孔子用來歆動時君變法改制的說辭。下面的邏輯就是，如果孔子贊成變法，那麼所有的孔門弟子都不應該反對變法。 黃遵憲（1848—1905）青年時以能詩聞名。1870年他遊歷香港，記錄了在港的各種觀感，如市政井井有條，西人侵逼中國等。1877年他前往日本，在中國駐日公使館任參贊六年，其間學習日語，同日本學者交遊。1882年至1885年間，黃氏任駐舊金山總領事。當時加利福尼亞爆發排華風潮，因此黃遵憲對美國留下了惡劣的印象。回國後，他賦閒數年，閉戶著書，撰成《日本國史》，在序言和各章的按語中，他都難掩對日本維新的讚賞，表示希望中國能有一場類似的運動。他的觀念中先進與保守互見。他不讚賞西方的社會生活，尤其是夫婦、父子關係。1890年起，黃氏擔任駐新加坡總領事，其間遊歷了英、法兩國。 1894年，黃遵憲應召回國。他目睹了甲午之敗，寫下了許多激憤的詩篇。1896年，黃氏與梁啓超結識，二人相見恨晚，遂成莫逆。1896年初秋，黃遵憲覲見光緒帝。光緒帝問他，泰西政治何以勝中國。黃氏答曰：「泰西之強，悉由變法。臣在倫敦，聞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華。」據說皇帝聽後先是一臉驚訝，繼而微笑頷首。② 後來黃遵憲出任駐德公使，遭到德方拒絕，於是轉任湖南按察使。時任湖南巡撫陳寶箴（1831—1900）是一位開明、能幹的大員。黃、陳二人在湖南著手興辦維新事業。他們辦時務學堂，邀請梁啓超、譚嗣同等人前來任教。他們公開演講，鼓吹維新思想，購買蒸汽船，計劃修築湘粵鐵路。他們的行動招致了湖南保守士紳的抗議。黃遵憲將《日本國志》進呈光緒帝，光緒帝十分喜愛，另要了一部。1898年夏，黃遵憲由於健康原因卸任，赴上海養病。 黃遵憲的詩人生涯顯示出19世紀90年代的維新人士如何影響了後來的文學革命。他是一位民族主義者，筆調感情充沛而有說服力，以激發愛國主義。他也是第一位以俚語入詩的近代詩人，不但在詩中描寫異域風光，還將世界眼光和西方思想融入詩中。其遣詞用句雖然依舊古雅，表達方式卻更加靈活多變。他寫道：「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 嚴復（1854—1921）雖然不是康黨，卻是一個重要的角色。他曾求學于格林尼治海軍學院，辜鴻銘（1857—1928）則求學於愛丁堡。他們二人都效力於張之洞門下，後來又都執教於北京大學。這兩位可能是當時中國對西方哲學和社會科學了解最深入的學者。他們早年都讚賞西方，而晚年則趨於保守，崇中抑西。辜鴻銘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用英文寫就的，英語學界對他的研究很多。嚴復之所以出名，則是因為他將英文書翻譯成典雅的古文。他的主要貢獻是將英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哲學思想介紹給當時的中國社會。 嚴復14歲時入福州船政局附設的船政學堂學習。1876年畢業後，他被派往英國繼續深造，學習海軍。嚴復精於數學，又對邏輯學、社會學、法學和經濟學感興趣，回國後執教於福州船政學堂和天津水師學堂，後曾擔任北京大學校長。 1897年，嚴復同夏曾佑聯手創辦天津《國聞報》。該報十日一期，轉譯西方及日本報章，內容異常豐富，積極宣傳維新思想。1898年，嚴復將自己所譯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一書刊行，該書經多次修改，版本眾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格言激發了中國讀書人的興趣，很快就傳誦於演說者的口頭，宣揚於報人的筆端。嚴復還翻譯了穆勒③的《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和《穆勒名學》（Logic）、斯賓塞（H. Spencer）的《群學肄言》（Study of Sociology）以及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Wealth of Nations）。雖然這些譯本將西方近代思想引入了中國，但只是打下了一個脆弱的基礎，民眾對此基本上一無所知。 辛亥革命後，嚴復成為袁世凱的顧問。1915年，他參加了袁世凱的帝制運動，並且成為宣揚帝制的籌安會的發起人之一，他因此飽受共和派的口誅筆伐。 康有為的思想是從中學發展而來的，而嚴復雖然也深通中學，但其思想的根基卻建立在西學之上。嚴復的思想廣度至少在表面上超過康有為。他早年常縱論各種變法措施，那時他還是支持維新變法的。他批評維新的領袖們對西方只是一知半解： 中國知西法之當師，不自甲午敗衄之後始也。海禁大開以還，所興發者亦不少矣。譯署一也，同文館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業四也，輪船招商五也，製造六也，海軍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學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礦務十二也，郵電十三也，鐵路十四也。拉雜數之，蓋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強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則淮橘為枳，若存若亡，不能收其效者，則又何也！④ 他又說： 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⑤ 嚴復還批判了張之洞宣揚的「中體西用」說，他寫道： 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中西學之為異也，如其種人之面目然，不可強謂似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並立，合之則兩亡……是故以科學為藝，則西藝實西政之本。設謂藝非科學，則政藝二者，乃並出於科學，若左右手然，未聞左右之相為本末也，且西藝又何可末乎？⑥ 有一個現象很有趣，那就是嚴復和他同時代的許多人到了晚年都不再仰慕西方。早年他曾主張改革應當深入而漸進，而不是驟變。他希望同外國保持良好的外交關係，希望有一位深得民心的皇帝，希望打破保守主義者的政治壟斷，還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然而到了晚年，到辛亥革命之後，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嚴復的思想來了個徹底的逆轉，認為中國的制度、學問皆在歐洲之上。他說：「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為如此。」⑦ 此時嚴復已經成為一名保守主義者，留辮蓄髮，批評新文化運動。 19世紀90年代，學貫中西的王韜、嚴復和主張改革的薛福成、黃遵憲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思想資源，但是維新需要一位強勢人物堅定立場，提供領導。下文便可謂是康有為號召行動的檄文。 選文41　康有為《強學會序》（1895年）⑧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況磨牙涎舌，思分其餘者，尚十餘國。遼台茫茫，回變擾擾，人心皇皇，事勢儳儳，不可終日。 昔印度，亞洲之名國也，而守舊不變，乾隆時英人以十二萬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五印矣。昔土耳其，回部之大國也，疆土跨亞歐非三洲，而守舊不變，為六國執其政，剖其地，廢其君矣。其餘若安南，若緬甸，若高麗，若琉球，若暹羅，若波斯，若阿富汗，若俾路芝，及為國於太平洋群島、非洲者，凡千數百計，今或削或亡，舉地球守舊之國，蓋已無一瓦全者矣。 我中國孱臥於群雄之間，鼾寢於火薪之上，政務防弊而不務興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審時，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遠。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蒙盟、奉吉、青海、新疆、衛藏土司圉徼之守，咸為異墟；燕、齊、閩、浙、江、淮、楚、粵、川、黔、滇、桂膏腴之地，悉成盜糧。吾為突厥、黑人不遠矣。 西人最嚴種族，仇視非類。法之得越南也，絕越人科舉富貴之路，昔之達宦，今作貿絲也；英之得印度百年矣，光緒十五年始舉一印人以充議員，自余土著，畜若牛馬。若吾不早圖，倏忽分裂，則桀黠之輩，王謝淪為左衽；忠憤之徒，原郤夷為皂隸。伊川之發，駢闐於萬方；鍾儀之冠，蕭條於千里。三州父子，分為異域之奴；杜陵弟妹，各銜鄉關之戚。哭秦庭而無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則螳臂易成沙蟲；覓泉明之桃源，則寸埃更無淨土。肝腦原野，衣冠塗炭。嗟吾神明之種族，豈可言哉！豈可言哉！ 夫中國之在大地也，神聖繩繩，國最有名，義理制度文物，駕於四溟，其地之廣於萬國等在三，其人之眾等在一，其緯度處溫帶，其民聰而秀，其土腴而厚，蓋大地萬國未有能比者也。徒以風氣未開，人才乏絕，坐受凌侮。昔曾文正與倭文端諸賢講學於京師，與江忠烈、羅忠節諸公講練於湖湘，卒定撥亂之功。普魯士有強國之會，遂報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維新。蓋學業以講求而成，人才以摩厲而出，合眾人之才力，則圖書易庀；合眾人之心思，則聞見易通。《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論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海水沸騰，耳中夢中，炮聲隆隆，凡百君子，豈能無淪胥非類之悲乎？圖避謗乎？閉戶之士哉！有能來言尊攘乎？豈惟聖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四萬萬之人將有托耶！ 梁啓超（1873—1929）是康有為的弟子，也是他的重要助手。在眾多康門弟子中，梁啓超是日後聲名最顯赫的一位。本書後面會一再選取他的文章。⑨ 在近代中國，梁啓超可謂學問最博，馳譽最廣之人。他的一生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從1890年到1911年，倡導維新和立憲；從1912年到1919年，支持共和，一度進入內閣；從1919年到去世，一直在清華大學任教授。他一生筆耕不輟，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政論、雜文和學術著作。 梁啓超9歲時就可以寫出流暢的長篇古文，被目為神童。他18歲時讀了徐繼畬的《瀛寰志略》⑩，並開始對漢譯的西書產生興趣。他既是康有為的弟子，又是譚嗣同的朋友，所以深受康有為《大同書》和譚嗣同《仁學》的影響。 1895年，梁氏投身維新運動，次年任上海《時務報》主筆。他在《時務報》上接連發表了十篇文章，統名《變法通議》，下面的選文就是該文的節錄。張之洞對梁啓超特加青眼，欲加延攬。梁氏謝絕了張之洞，卻接受了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出任新設的長沙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在湖南，他同黃遵憲、譚嗣同一起組織南學會，刊行《湘報》，鼓吹民權、保國、保種等思想。下面的選文是維新派的一篇重要文章，他們立足過去，又面向當代。 選文42　梁啓超論變法（1896年）⑪ 序 法何以必變？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變。晝夜變而成日，寒暑變而成歲……紫血紅血，流注體內，呼炭吸養，刻刻相續，一日千變，而成生人……貢助之法變為租庸調，租庸調變為兩稅，兩稅變為一條鞭……上下千歲，無時不變，無事不變…… 為不變之說者，動曰守古守古，庸詎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萬百千變……吾揆之於古，一姓受命，創法立制，數葉以後，其子孫之所奉行，必有以異於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猶僩焉以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薾然守之，因循不察，漸移漸變，百事廢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興者審其敝而變之，斯為新王矣。苟其子孫達於此義，自審其敝而自變之，斯號中興矣。漢唐中興，斯固然矣。《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為不變之說者，猶曰守古守古，坐視其因循廢弛，而漠然無所動於中。嗚呼，可不謂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陳，病乃不存。」…… 論不變法之害 今有巨廈，更歷千歲，瓦墁毀壞，榱棟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猶然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睹其危險，惟知痛哭，束手待斃，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補苴罅漏，彌縫蟻穴，苟安時日，以覬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搖一至，同歸死亡……惟國亦然…… 印度，大地最古之國也，守舊不變，夷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國曆千年，而守舊不變，為六大國執其權分其地矣。非洲廣袤，三倍歐土，內地除沙漠一帶外，皆植物饒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開化，拱手以讓強敵矣。波蘭為歐西名國，政事不修，內訌日起，俄、普、奧相約，擇其肉而食矣。中亞洲回部，素號驍悍，善戰鬥，而守舊不變，俄人鯨吞蠶食，殆將盡之矣。越南、緬甸、高麗服屬中土，漸染習氣，因仍弊政，薾靡不變，漢官威儀，今無存矣。 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鈐轄，前皇殘暴，民氣凋喪，岌岌不可終日。自大彼得遊歷諸國，學習工藝，歸而變政，後王受其方略，國勢日盛，闢地數萬里也。今夫德列國分治，無所統紀，為法所役，有若奴隸，普人發憤興學練兵，遂蹶強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專政，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創，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台灣也。又如西班牙、荷蘭，三百年前屬地遍天下，而內治稍弛，遂即陵弱，國度夷為四等。暹羅處緬越之間，同一綿薄，而稍自振厲，則巋然尚存。《記》曰：「不知來，視諸往。」又曰：「前車覆，後車戒。」大地萬國，上下百年間，強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蓋其幾之可畏如此也。 中國立國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邁突厥，而因沿積弊，不能振變，亦伯仲於二國之間……一有水旱，道路不通，運賑無術，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教匪會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動。工藝不興，商務不講，土貨日見減色，而他人投我所好，製造百物，暢銷內地，漏卮日甚，脂膏將枯。學校不立，學子於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據詞章，破碎相尚，語以瀛海，瞠目不信…… 【編者按：接著，梁啓超詳細闡發了康有為的觀點：中國地大物博，其落後在於政治制度。】 難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遞嬗，三祖八宗之所詒謀，累代率由，歷有年所，必謂易道乃可為治，非所敢聞……上觀百世，下觀百世，經世大法，惟本朝為善變。入關之初，即下薙髮之令，頂戴翎枝，端罩馬褂，古無有也，則變服色矣。用達海創國書，借蒙古字以附滿洲音，則變文字矣。用湯若望、羅雅谷作憲書，用歐羅巴法以改《大統歷》，則變曆法矣……凡此皆本朝變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 （泰西諸國）振興工藝，保護商業，懼利源為人所奪，而國以窮蹙也。將必知學，兵必識字，日夜訓練，如臨大敵，船械新制，爭相駕尚，懼兵力稍弱，一敗而不可振也。自余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較，日相磨厲，故其人之才智，常樂於相師，而其國之盛強，常足以相敵，蓋舍是不能圖存也。 而所謂獨立之國者，目未見大敵，侈然自尊，謂莫己若…… 譚嗣同（1865—1898）是梁啓超的朋友，為變法而犧牲，年僅33歲。他思想早熟，富有創見；他是性情中人，豪爽任俠，志行高潔。譚嗣同少年時受繼母虐待，家庭生活並不幸福。他博覽群書，能識大體，詩文也都典雅可觀。其哲學著作《仁學》作於1896年至1898年間，文風與經書相似。他在中國近代哲學史上有著顯赫的地位，人們一般將他歸為哲學家。 譚嗣同的思想雖然兼有儒、佛與西學等來源，然其大端則師承康有為。他的主要哲學思想都包含在《仁學》之中。書中認為，如果破除了國家的畛域，則個人自由將成為可能。一旦國界消除，則「戰爭息，猜忌絕，權謀棄，彼我亡，平等出……君主廢則貴賤平，公理明則貧富均，千里萬里，一家一人」。人類之所以無法實現這種社會，是由於為各種「網羅」所困。欲致人類於大同，則必衝決利祿、俗學⑫、君主、倫常、天、佛法等種種網羅。網羅一破，則海闊天空，無羈無絆，而真自由可得。 譚嗣同衝破忠君網羅之說，受到了黃宗羲的《原君》《原臣》的影響。⑬ 與康有為不同的是，譚嗣同不但要打破洋人的束縛，還要打破異族的鈐轄。他主張變法圖存，認為變法可以智民、富民、強民、生民；要變法就要做到「四通」—上下通，中外通，男女通，人我通。四種關係通達無礙，則仁道完成而全球合一。 譚嗣同既主張「四通」，也就反對閉關絕市，中斷對外貿易，也反對重申海禁，阻止華人出洋。他認為外貿有益於中國，這一想法在當時是革命性的，很可能得自西方。他讀《海國圖志》時，就批評魏源的「以夷制夷」之策⑭愚不可及，中國自唐、金、宋以來屢受其害。他稱讚林則徐的遠見，因為林氏認為中國的大患是沙俄。 譚嗣同認為，兩千年的中國政治為鄉愿之亡國政治，圖存自救的根本在於廢棄舊章，仿行西洋制度；而西洋所長不僅在其物質文明—船堅炮利是以良法美政為根基的。這種見解與郭嵩燾大體相合，比張之洞、康有為更上一層樓。他相信世間人性皆同，人性皆善，不分華人、洋人。洋人能辦到的，華人只要下定決心也能學到。在1898年，譚氏大概是唯一放棄了改造儒學和舊文化的全盤西化論者。下文選自他給友人的一封長信。 選文43　譚嗣同論全盤西化⑮ 來語「將講洋務之術尚未精，必變法以圖治歟？抑中國聖人之道，固有未可盡棄者歟？」嗣同以為，聖人之道，無可疑也。方欲少棄之而不能，何況於盡！特所謂道，非空言而已，必有所麗而後見……無其道則無其器……無其器則無其道。未有弓矢而無射道，未有車馬而無御道…… 【編者按：接下來譚嗣同解釋「道」隨著「器」之變而變，這是對正統理學的重大改變。他認為，若器改變，則道不能不變。他又討論了西方的父子、夫婦等家庭關係，認為可取。這和當時大多數中國人的想法異趣。】 （西洋）夫婦則自君至民，無置妾之例，又皆出於兩情相願，故伉儷篤重，無妒爭之患，其子孫亦遂無嫡庶相猜忌之患。朋友則崇尚風義，講信修睦，通財忘勢，而相赴難。其學堂書院之規模，一堂師弟，恩誼分明，迥非中國書院之攘詬，及近日師弟相待之薄……詆之者謂在中國有抉目刳心，為諸不道，而誰目睹之耶？果爾，何以在本國不聞有是，而天道又何在？此有識所斷不信。 來語「數十年來，士大夫爭講洋務，絕無成效，反驅天下人才盡入於頑鈍貪詐。嗣同以為，足下非惟不識洋務之謂，兼不識何者為講矣。中國數十年來，何嘗有洋務哉？抑豈有一士大夫能講者？能講洋務，即又無今日之事。足下所謂洋務，第就所見之輪船已耳，電線已耳，火車已耳，槍炮水雷及織布煉鐵諸機器已耳。於其法度政令之美備，曾未夢見，固宜足下之云爾。凡此皆洋務之枝葉，非其根本…… 故槍炮廠不一，天津、上海、江寧其最久者，至用槍炮之時，無槍炮也。船廠不一，旅順、福州其最大者，至用船之時，無船也。於是又不得已而購於外洋。外洋知中國素無試驗船械之機器，莫辨良楛也，盡以其共棄而已廢者，昂值售之中國……而出使大臣意在分肥，收兌委員從而索費；值愈昂而器愈劣，又累被倭船搜奪，私相授受，急何能擇耶！然則中國虛擲此數十年，足下猶稱為講洋務，毋乃過於高視袞袞諸公，為之出其罪乎？…… 續電線，創郵便局，以理郵政。汲自來水，然電氣煤氣燈，以利民用。街道修，則癘疫之源塞；醫院多，則醫治之術工；造公共之花園，以為養生卻病之方。七日一休沐，以合文武弛張之政。博通各國語言文字，以翻譯西書西報，以周知四國之為，以造就使才而四出遊歷，以長見識，以充學問，以覘人國之得失興衰。各國之長並取之，各國之弊立去之。各國之船械，無一不能造；各國之器用，無一不愈精。謹權量，審法度，一道德，同風俗，法立而教自存焉矣。 更思足下輕敵之意，殆猶以為彼夷狄耳。此天下士大夫之通病，有斷斷不可不改者。語曰：「知己知彼。」先必求己之有可重，而後可以輕人。今中國之人心風俗政治法度，無一可比數於夷狄，何嘗有一毫所謂夏者，期求並列於夷狄猶不可得，遑言變夷耶？……若嗣同則自今益當求新，決不敢自固於所陳，足下不斥其妄，尤有更精之策，並為足下傾箱倒篋而出之。 一曰籌變法之費。除賣地以供國家巨用外，余議院學堂鄉塾之所需，莫如毀天下寺觀廟宇諸不在祀典之列者…… 一曰利變法之用。機器之興，僅賴煤炭火油以司運動，則耗多而勢必竭。西國有收地熱日熱以行輪船，及用電氣以行鐵車者。然地日之熱，其力甚微，電氣資本，所費不給……然而西人諸機器之力猶有限量，欲求大至無限量之力，又莫如海潮。據天學家言，海潮與日月相吸之力，能令地球暫離其軌道，所以積久必有歲差。今任其自消自長，而不思所以用之…… 一曰嚴變法之衛……【編者按：在這一條里，譚嗣同闡述了自己更新軍備，建造飛艇⑯，以駕西方而上之的雄圖。】 一曰求變法之才。前言變學校、變科舉，是求才矣，而創辦之始，尤貴有人焉以肩其任。莫如即責成各府州縣之紳首，有能倡議廢寺觀，或集股開礦，或置辦機器，與以一藝一事名者，與興利諸事，即加服命寵異，令入議院充議員，由官佽助之，保護之，使成共事…… 汪康年（1860—1911）也屬於維新陣營，曾任軍機章京，此時他最廣為人知的身份則是一名報人。甲午戰後，他成為提倡現代化和變法維新的急先鋒，1896年在上海創辦《時務報》，以梁啓超為主筆，自任經理。汪康年提倡民權，認為應當讓民眾在君主立憲政體下參與政治。他所追求的民權並不是從天而降的完整的民權，而是部分地參用民權。其議論小心穩妥，言之有據。 選文44　汪康年論民權⑰ 中國之言治者曰：以君治民而已。至泰西而有民主之國，又有君民共主之國，中國之儒者莫不駭且怪之。雖然，何足怪哉！古之言治者，莫不下及於民。是以《尚書·洪範》曰：「謀及庶人。」《呂刑》曰：「皇帝請問下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去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其他見於經典者不可僂指數。是古之為國，未嘗不欲與民共治也。 顧或患權之下移。不知君民共主之國，凡國有大事，下諸議院，議院議之、斷之，君而行之。官君有不同，可使複議，議不能定，可更置議員，是大權仍操之君。 或曰：用民權則桀黠得志，豪強橫行，亂且未已。不知民但能舉俊秀以入議院，而不能肆行己志；議員但能議其事，而不能必其行，何肆橫之有？ 或曰：權在上則聚，在下則散，散不可以為國。不知議員人雖多，必精其選；議雖雜，必擇其多。選精則少謬誤之論，擇多則願行者眾。是三者皆非足置慮者也。 且夫居今日而參用民權，有三大善焉。蓋從前泰西君權過重，故民權伸而君權稍替。中國君權漸失，必民權復，而君權始能行。何則？中國雖法制禁令號出於君，顧前代為君者，深恐後世子孫不知事體，或有恣肆暴橫之事，故再三申之，凡事必以先代為法，毋得專擅改易。故舉措一斷之例，大臣皆奉行文書，百官有司咸依故事，為斷而熟諳則例之，吏乃得陰持其短長。故國之大柄，上不在君，中不在官，下不在民，而獨操之吏。吏志在得財傳子孫，初無大志，故骫利營私，叢弊如毛，良法美意，泯焉澌滅。 且不特此也，君獨立於百官兆民之上，則聰察不能下逮，而力亦有所不及，是以會計隱沒，上勿知也；刑獄過差，上勿察也；工作窳敝，上勿聞也。屢戒徇私，而下之用情如故；屢飭潔己，而下之貪賄如故；屢飭守法，而下之作弊如故。詔書嚴切，官吏貌若悚惶，而卒之無纖毫之悛改，猶得謂之君有權乎？惟參用民權，則千耳萬目無可蒙蔽，千夫所指無可趨避，令行禁止，惟上之從。雖曰參用民權，而君權之行莫此若矣。 且夫民無權，則不知國為民所共有，而與上相暌；民有權，則民知以國為事，而與上相親。蓋人所以相親者，事相謀，情相接，志相通也。若夫君隆然若天，人民薾然如草芥，民以為天下四海皆君之物，我輩但為君之奴僕而已，平日政事舉措漠不相聞，一旦變故起，相率委而去之。但知咎君之不能保護己，而不知纖毫盡心力於君。惟與民共治之國，民之與君聲氣相接，親愛之心油然自生，故西國之民見君則免冠為禮，每飲酒必為君祝福，國有大事則群起而謀。其故蓋必使民共樂，民然後樂其樂；使民共憂，民然後憂其憂，必然之理也。 若夫處今日之國勢，則民權之行尤有宜亟者。蓋以君權與外人相敵，力單則易為所挾；以民權與外人相持，力厚則易於措辭。西人與中國互市，動輒挾我國君之權力以制我之民，中國欲拒之，則我之權不足，欲以民為辭，則中國久無民權之說，無可措語。是以增訂條約不謀之民，而輒許之；索租界、索賠款亦不謀之民，而輒與之。其他一切有損於國、有損於民之事，皆惟西人所欲應之如響，有司奉令承教為之，惟恐不速。於是民仇視西人之餘，轉而仇視有司。夫天下之權勢出於一則弱，出於億兆人則強，此理之斷斷然者。且夫群各行省之人而使謀事，則氣聚，否則散。使士商氓庶皆得慮國之危難，則民智，否則愚。然則反散為聚，反愚為智，非用民權不可，夫豈有妨害哉！吾見古制復則主權尊、國勢固也。 ①見第16章。 ②溫廷敬：《黃遵憲傳》，《國風》半月刊卷五第八、九期，1934年；又見葛賢寧：《近代中國民族詩人黃公度》，《新中華》，第二卷第七期，第91—101頁，1934年。 ③譯者按：即約翰·斯圖亞特·密爾。 ④《嚴幾道文鈔》卷二，第19頁。 ⑤《論世變之亟》，見《嚴幾道文鈔》卷一，第1頁。 ⑥《與外交報主人書》，見《嚴幾道文鈔》卷四，第19頁。 ⑦《嚴幾道致熊純如書札抄》（五十九），《學衡》第十八期，1923年6月；又見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92頁。 ⑧《康南海文集匯編》卷八，第20頁；又見湯志鈞等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戊戌時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31—133頁。 ⑨見第22章和第28章。 ⑩關於《瀛寰志略》，見選文6。 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8頁。 ⑫譯者按：指詞章、考據之學。 ⑬見第2章（一）。 ⑭見選文3。 ⑮原題《報貝元征》，見麥仲華編：《皇朝經世文新編》卷二，第19—32頁；又見何執編：《譚嗣同集》，長沙：嶽麓書社，2012年，第208—245頁。 ⑯譯者按：此處英文譯作「motor boats and balloons」，不確。譚嗣同原文中的「電船氣球」為一物，即飛艇，而英文譯者將「電船」和「氣球」誤作兩物。 ⑰原題《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見《皇朝經世文新編》卷二十七，第8—9頁；又見戴逸主編：《近代報刊文選》，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第34—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