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與回應 · 第15章　維新派

中日甲午戰爭之前十年的歷史，恐怕是中國近代史上研究最薄弱的環節。為什麼呢？原因之一是，同1895年至1905年這十年比起來，甲午戰前十年列強角力的焦點不在中國或遠東，西方學者對此著墨也就較少。在此期間，英國的影響和中英貿易是中國對外關係的重心。這是英國條約體系在華的全盛時期。以進出口貿易衡量，英國打開中國大門搞貿易剝削的做法終於開花結果。赫德治下的中國海關大大便利了中外貿易。同時，列強在中國的角逐還未超出貿易範圍。內政方面，以平定太平天國起家的中興群臣正處於仕途的巔峰，李鴻章和他的同僚們正在通商口岸興辦新企業，此舉小心翼翼卻盈利可觀；在朝中，慈禧太后鞏固了自己的大權。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的善意庇護下，中國的舊秩序依然可以平穩運行。 同樣的十年里，中國人還在空談改革，而在一水之隔的日本，銳意進取的領袖人物已將對岸的空談變為現實。無論這個驚人的對比後面有多麼複雜的歷史背景，日本維新領袖施展拳腳的餘地遠遠大於其中國同儕則是毫無疑問的。在西方的幫助下，他們的改革近乎狂熱，試圖將工業革命的全部過程，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經濟乃至政治生活的變革，通通壓縮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完成。對於日本的驚人成就，中國人並非不曉，卻沒有見賢思齊。同時，由於來華傳教士和出洋官員的介紹，中國人對於歐美的認識也在逐步加深，但進展十分遲緩。 （一）傳教士的影響 來華傳教士是西方在華影響最直接的渠道，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很大程度上得自他們的言行。然而，現在對來華傳教士的研究側重於西方一邊的組織和人事，至於在中國一邊如何出版、布道，如何用方言向中國人傳授教義，則研究甚少。 新教從19世紀早期開始在華傳教。新教傳教士不但要轉化異教徒以「拯救靈魂」，並且致力於通過實用知識幫助他們改善現世生活。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新教傳教士的先驅，他於1807年來到廣州。在華期間他苦學漢語，編纂了一部華英字典。他還將《聖經》譯為中文。馬譯《聖經》後來為洪秀全所用，所以太平天國早期的宗教文獻都打上了它的烙印。在中國人看來，馬禮遜和早期英國傳教士的一大貢獻是興辦了一所華人學校，並在馬六甲辦了一家漢字印刷所（1814）。容閎①就是這所學校的學生。 早期美國傳教士雅裨理和裨治文（E. C. Bridgman，1801—1861）於1830年到達廣州，創立了一所學校。裨治文和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1812—1884）還辦了一種極有價值的月刊，取名《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畢業於耶魯大學，在廣州開辦了第一家教會醫院和醫科學校，至今仍存。後來通商口岸越來越多，通過《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內陸傳教也獲得了法律保障，於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工作人員都大大增加了。徐家匯是上海近郊的一個村莊，因徐光啟②家族的姓氏而得名。耶穌會重啟了在這裡的傳教工作，建立了學校、圖書館、天文台和印刷所。天主教各修會也像新教各派別一樣，協議劃定了各自的傳教區域。 越來越多的英美新教傳教士開始嚴肅地向中國介紹西方，向西方介紹中國。他們編寫漢文小冊子，翻譯西方歷史、科學、技術等各科書籍。他們的譯文經過才思敏捷的中國助手的潤色後，變得辭氣暢達，在士大夫階層中廣為流傳。在這些文化交流的先驅中，英國人有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理雅各等；美國人有丁韙良③（W. A. P. Martin，1827—1916）、衛三畏、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林樂知（Young J. Allen，1836—1907）等。傅蘭雅、林樂知二人可謂著作等身。傅蘭雅供職於江南製造局的譯書局，編譯了許多有價值的書籍。許多傅譯書籍成了留意西學的學者們的教科書。林樂知主辦的《萬國公報》於1875年至1907年間在上海發行，宣稱目的是「致力於傳播有關地理、歷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學、藝術、實業以及西方國家總體進步之知識」。 在提倡革新的傳教士中，聲望最高的大概要屬李提摩太。他於1870年來到中國。早在甲午戰爭的十年前他就警告中國人，保持和平對中國更為有利，花費也更少。他預言如果中國不變制度（如興辦近代教育），則大禍已迫在眉睫。1890年至1891年間，李提摩太應李鴻章之邀，出任天津的一份日報《時報》的編輯。他將編輯部化作布道壇，宣揚變法改制和技術革新，希望能讓士大夫階層認識到大難將至。他花了不少時間會見高官，並結識了許多青年士子。他結識的很多青年士子後來都成為維新運動的領袖。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李提摩太刊行文集一部，題為《西鐸》，收錄了他戰前15年間所寫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他勸告中國的官員和士紳以日本為榜樣，興辦近代教育，啟動各項制度改革。歷史證明了他是正確的，他由此威望大著。 雖然傳教士在傳播改革思想中的作用如此重要，但這種影響主要還是局限在幾個口岸城市，而且只為極小一部分官員士紳所知。多數官員士紳仇視傳教士日益隆崇的聲望，他們感到傳教士威脅到了自己教化人民、傳承道統的地位。士大夫也不滿傳教士干涉訴訟，偏袒教徒—此舉在天主教中尤其盛行。教案在19世紀80年代後期的長江流域最為嚴重。官員也會加以彈壓，但有時不免半真半假。教案徹底絕跡則是1900年之後的事了。教案發生的原因之一是，無論士紳還是平民，都很難將西方的宗教和西方文明的其他方面區分開來。如果區別明顯的話，他們是樂意接受宗教之外的西方文明的。這種區分無力在中國並不是個別現象，上至天潢貴胄，下至平頭百姓，都普遍存在。義和團運動就是明證。傳教士有意以行醫等善功作為勸人入教的手段，無疑是導致二者難以區分的重要原因。結果就是，所有西方事物都被仇教情緒殃及，導致學習西方的進程大大遲滯。 （二）早期維新派 在眾多為維新變法鋪路的思想家中，王韜（1828—1897）是最有趣也是最狂狷的一位。他是一名天才記者，他既不是官員，也不代表任何群體，但他的投機天性很適合做一名文化中間人和思想掮客。他原本為朝廷效力，後來投奔了太平軍，不久又背叛太平軍到通商口岸謀生。從1848年起，他就同上海和香港的西方人有過接觸。他與傳教士中的漢學大家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1796—1857）、慕維廉、理雅各等人過從甚密。他協助理雅各翻譯了若干卷《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1867年年末，理雅各邀王韜赴蘇格蘭。有趣的是，此時正值伊藤博文從英國返回日本不久。王韜在英國和歐洲大陸待了兩年，目睹了普法戰爭，並著書紀之。他與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7—1873）保持著學術交往。1868年，王韜在牛津大學做了一次演講，可能由理雅各擔任翻譯。王韜返回香港時攜帶了大量藏書，不久就以主筆報章揚名立萬。1879年，王韜訪日，受到了讀者和筆友的熱情接待。 1862年，王韜從上海逃到香港，不久就開始了自己的報人生涯。他先在外國報紙《香港近事編錄》（Hongkong News）做編輯。1873年他自辦一報，名為《循環日報》，他的許多政論名篇就登載在上面。他的女婿錢徵也是一名報人，曾做過上海《申報》的總主筆。王韜也常為《申報》寫文章。1882年，王韜的政論結集刊行。④ 這部文集文筆雅致，而且包含很多有趣的信息。 在香港和上海租界當局的保護傘下，王韜辛辣地批判清朝吏治的腐敗。他也是內政改革的積極倡導者。1870年他寫了《變法自強》三篇，內容涉及選材、練兵、學校和法律。幾年之後他又寫了《除弊》一篇，主張釐清官員的資格，裁汰冗官，撤換旗人官員，廢止漕運，節約浮費，裁撤厘金。在另一篇文章《興利》中，王韜論述了開採煤鐵礦產、開設紡織廠、建造蒸汽船的用處。1878年，他又建議編練海軍，架設電報線和修築鐵路。他也是最早提出廢除治外法權的中國人，並且要求收回葡萄牙對澳門的管轄權。 王韜也常留意外交戰略，早在1879年，他就預見到俄國領土擴張和兼併的野心：「其意不得志於歐洲，必求逞於亞洲。」⑤ 於是他建議採取遏制政策，設立兩道藩籬以防俄。第一道藩籬是歐洲六國，英國、法國、普魯士、奧地利、義大利、土耳其應當聯合抗衡俄國，不然會被一一擊破，再現秦滅六國、建立大一統帝國的故事。第二道藩籬是亞洲四國，中國、日本、暹羅、緬甸也應該結盟，遏制俄國擴張。 王韜的文化觀受到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樂觀主義的薰陶，他預言隨著科技將空間距離縮短，世界將會實現大同。他在文集的首篇《原道》中說：「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其始也由同而異，其終也由異而同。」⑥ 他相信，輪船和火車會將人帶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這些發明是「泰西諸國今日所挾以凌侮我中國者，皆後世聖人有作，所取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⑦ 遊歷歐洲之後，王韜就撰文警告國人，不要只學西方的機械器物之類。他讚揚西方的法制、選舉和憲政，並介紹了歐洲國家的三類政體：君主國、民主國、君民共主國（即君主立憲國）。三者之中，他最欣賞英國的君民共主制。 王韜雖然目光犀利且熟稔西方情形，但他秉持的基本思路和馮桂芬、張之洞並無二致。他希望中華文明保持自己的根基，在此基礎上進行漸進的改革。事實上，他對西方古代文明知之甚少，和很多中國人一樣仍認為中國是西方文明的故鄉。他一面認為美國是西方第一強國，一面又說「近今美國中有麻沙朱色邦（馬薩諸塞州），其婦人多喜為夫納妾」—這句話竟出自中國的「西洋通」之口！ 選文39　王韜的文章 駁以夷制夷說⑧ 前之說者曰：西人通商於中土者非一國，莫若以彼攻彼，以彼款彼，以彼間彼。此三說者，似皆深謀遠慮之計，然在今日恐未能行。何則？歐洲列邦皆有外我中國之心，安能為我所用？即有願為我用者，列國必且群訕笑之。若夫兩國相爭久而未決，西國之例能勸之和，如不從者，則助弱以攻強，如往年英、法助土以攻俄是也。此皆有關於利害，有繫於歐洲兼併之大局，而後為之。泰西之例要不足以例中國。泰西中其最馴者莫如米利堅，然亦以英之勝負為榮辱，以英之利害為去就，則助英者有之矣，未聞有助我而攻英者也。彼與我雖未嘗妄相需索，而與英、法二國有益同沾，無役不預。如其誠能維持乎我，豈宜有是？…… 一旦猝乘吾間，我孰能御之？況我甲兵不如彼，財賦不如彼，機械不如彼，機謀不如彼。彼已洞然於我之釁矣，而彼之所謂釁者，我或未之能稔也，則諉之曰：以荒遠故。然日報之刊布，郵信之流傳，獨不可咨訪而得之乎！百餘年中，米利堅之叛英，法蘭西之攻英，皆其危迫之際也。近如印度之變亂，波斯之背約，皆其所有事者也。事變之生，亦至無常，要在我善揣之耳…… 變法⑨ ……孔子而處於今日，亦不得不一變…… 變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變也。帖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趨益下，庸腐惡劣，不可嚮邇。乃猶以之取士…… 其一曰練兵之法宜變也。今之陸營、水師，其著於籍者，有名而無實，當事者以兵不足恃，又從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是謂以不教民戰，無殊驅之就死地也…… 其一曰學校之虛文宜變也。今所設教諭訓導，小邑一人，大邑兩人，虛糜廩粟，並無所事。且其人，類皆闒冗無能，龍鍾寡恥，不足為士之表率…… 治天下者，當立其本而不徒整頓乎末……昔者惟在崇尚西法，立富強之本，以為收效即在目前……今沿海各直省皆設有專局，制槍炮，造舟艦，遴選幼童出洋肄業。自其外觀之，非不龐洪彪炳，然惜其尚襲皮毛，有其名而鮮其實也。福州前時所制輪舶，悉西國古法耳，不值識者之一噱。他處所造機捩，轉動之妙，不能不賴乎西人之指授。而窺其意，則已囂然自足，輒以為心思智慧足與西人匹，或且過之而有餘矣。 夫槍炮則在施放之巧，舟艦則在駕駛之能，行陣之器固不可不利，而所以用利器者則在人也……所謂才者未必才，所謂能者未必能，徒碌碌因人成事而已…… 故今日我國之急務，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總其綱領則在儲材。誠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無形之鼓舞也；局廠之爐錘，固不如人心之機器也。 儲材之道，宜於制科之外，別設專科，以通達政體者為先，曉暢機務者為次。即以制科言之，二場之經題宜以實學，三場之策題宜以時務，與首場並重，庶幾明體達用，本末兼賅，此寓變通於轉移之中，實以漸挽其風氣而裁成鼓勵之。四五科之後，乃並時文而廢之…… 治中⑩ 治河，中外無善法。蓋河沙日積，河底日高，河堤不得不高築，以防沖潰。歷代相傳，不思變通，瀕河之民如居河底，霪霖橫決，魚鱉堪虞。今莫若參用西國爬沙之法，疏刷宣通，去其壅積，然後多分支流，以殺其勢。孟子述禹之治河，亦惟曰疏、曰瀹、曰排、曰決而已。行於內河，當用火輪小舶，亦可藉以運漕。一旦緩急有需，亦可恃以無恐。 至於所以馭外者，不難在重洋之銜命，而先難在內地之撫柔……至若西商傳教人等，安分守法，歸我管轄，雖遍至各處，亦復何慮。無如旅於中土之西人，每多恃勢凌人，我國紳民又鄙之以為不屑，變故日生，是可虞也。泰西之例，商民至其國境犯法，即歸其國官員審辦……惟是中律嚴，西律輕，且彼官知中律者多，我官明西律者少，即彼此秉公鞫斷，涉訟之民難保無怨聲…… 紀英國政治⑪ 英國僻在海外，屹然三島，峙於歐洲西北……其甲兵精強，財賦富饒，物產繁庶，諸國莫敢與之頡頏。自言其國中久享昇平，無敵國外患者已千餘年。近年以來，持盈保泰，慎於用兵，非甚不得已，必不妄興師旅…… 英國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親，本固邦寧，雖久不變。觀其國中平日間政治，實有三代以上之遺意焉。 官吏則行薦舉之法，必平日之有聲望品詣者，方得擢為民上……而又必准舍寡從眾之例，以示無私。如官吏擅作威福，行一不義，殺一無辜，則必為通國之所不許，非獨不能保其爵祿而已也。故官之待民，從不敢嚴刑苛罰，暴斂橫徵，苞苴公行，簠簋不飭，朘萬民之脂膏，飽一己之囊橐。其民亦奉公守法，令甲高懸，無敢或犯。其犯法者，但赴案錄供，如得其情，則定罪系獄，從無敲扑笞杖、血肉狼藉之慘。其在獄也，供以衣食，無使饑寒，教以工作，無使嬉惰，七日間有教師為之勸導，使之悔悟自新，獄吏亦從無苛待之者。獄制之善，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國家有大事則集議於上下議院，必眾論僉同，然後舉行。如有軍旅之政，則必遍詢於國中，眾欲戰則戰，眾欲止則止…… 國君所用，歲有常經，不敢玉食萬方也；所居宮室概從樸素，不尚紛華，從未有別館離宮，迤邐數十里也。國君止立一後，自後以外，不置妃嬪，從未有後宮佳麗三千之眾也…… 王韜是報人的先驅，在條約口岸有眾多讀者。與他相比，薛福成⑫的條陳和文章受眾較少，但影響更大。薛氏曾任曾國藩、李鴻章的幕僚，1879年編成文集《籌洋芻議》，收錄政論14篇，內容包括如何對付俄國和日本，如何「知敵」，如何避免「藩屬」的喪失，如何變法，如何修訂條約，還特彆強調中國的主權，等等。薛福成將此書呈送李鴻章，李鴻章又將其遞交總理衙門，曾紀澤分發出去數十部。 薛福成本身有從政經驗，所以議論更能服人。入李鴻章幕府後，他參與了《芝罘條約》的談判，1881年起草了北洋水師章程，漢城政變後主張立刻出兵朝鮮。他科場並不得意，終其一生只是一名附貢生；仕途也並不顯達，最高只做到浙江的道台。1885年年初，他在道台任上組織岸防，使法國軍艦無隙可乘。他名聲最響的還是他的改革派立場，這來自他在歐洲四年的外交官生涯。這四年他主要在倫敦和巴黎度過，其間寫下了很有啟發性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起於1890年1月31日，止於1891年4月8日，刊行於1892年。1899年又刊行了續篇，從1891年4月9日到1894年7月1日。這些日記顯示了他對西方文明的積極回應。他的結論是，中國非現代化不能圖存，並且引暹羅和日本為榜樣。 與王韜一樣，薛福成對西方的欣賞絕不僅僅局限於物質層面。在他看來，議會政治，尤其是英、德兩國的議會政治，似乎是最佳政體。他曾親臨英國議會，詳細記述了議會制度。他將歐洲富強的原因歸結為以下幾點：科學的進步，不論男女、不論貧富、不論出身的義務教育制度，政府鼓勵工商業，用機器生財養民。 但是，薛福成並沒有盲目稱讚歐洲的一切。他對歐洲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持批判態度。他認為，雖然條約已經規定允許自由傳教，也應該禁止神父干涉中國內政，誹謗孔子之教。他不喜歡西方的君臣、父子、夫婦關係。他注意到，在西方，臣下常會逼迫君上退位；男女年滿21歲則有權自主擇偶，無須父母之命，婚後則與父母別居異財，聯繫極少；兒子打父親只需入監三個月。他寫道：「西俗貴女賤男。男子在道，遇見婦女，則讓之先行。宴會諸禮，皆女先於男。婦人有外遇，雖公侯之夫人，往往棄其故夫而再醮，不以為異。夫有外遇，其妻可鳴官究治……女子未嫁，每多男友，甚或生子，不以為嫌……此為夫婦一倫，稍違聖人之道者也。」⑬ 在對外政策方面，薛福成認為向海外移民是緩解中國人口壓力的重要渠道。他為在新加坡等處設立領事館、保護華僑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他相信，靠著耐心、信義和手腕，中國外交定會大有斬獲。不幸的是，他也和郭嵩燾、曾紀澤一樣壯志未酬。1894年，薛福成從歐洲返回上海，20天後就去世了。 在選文40中，我們可以覺察到薛福成調和中外歷史的努力。這是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一直渴求的，也是今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正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實現的。薛福成和後來的梁啓超等維新志士採取的方法，就是用往古的先例來解釋今天對西法的仿行，使之贏得認可。如果中國曾有變法改制的先例，如果中國才是科學的故鄉，西方只是將其發揚光大，那麼中國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效法西方，而不必捐棄自己的根本。所有這些縱橫議論、旁徵博引、條分縷析，都是為了攻心—讓中國的統治階級相信，西化同中國人本族中心主義的文化理想是並行不悖的。1898年的百日維新將這一進程推向了高潮。 選文40　薛福成的文章 變法⑭ 竊嘗以謂自生民之初，以迄於今，大都不過萬年而已。何以明之？以世變之亟明之也。天道數百年小變，數千年大變。【編者按：接著，薛福成歷數了中國歷史上的主要時代，指出周期性的大小變化從未間斷，其中就包括四夷的入寇。】降及今日，泰西諸國以其器數之勃興海外……環大地九萬里，罔不通使互市。雖以堯、舜當之，終不能閉關獨治……於是華夷隔絕之天下，一變為中外聯屬之天下……世變小，則治世法因之小變；世變大，則治世法因之大變…… 是故惟聖人能法聖人，亦惟聖人能變聖人之法。彼其所以變者，非好變也，時勢為之也…… 若夫西洋諸國，恃智力以相競。我中國與之並峙，商政礦務宜籌也，不變則彼富而我貧；考工制器宜精也，不變則彼巧而我拙；火輪、舟車、電報宜興也，不變則彼捷而我遲；約章之利病，使才之優絀，兵制陣法之變化宜講也，不變則彼協而我孤，彼堅而我脆。 昔者蚩尤造兵器，侵暴諸侯，黃帝始作弓矢及指南車以勝之…… 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視中華。吾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復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漸被乎八荒，是乃所謂用夏變夷者也。 或又曰：「變法務其相勝，不務其相追。今西法勝而吾學之，敝敝焉以隨人後，如制勝無術何？」是又不然。夫欲勝人，必盡知其法而後能變，變而後能勝，非兀然端坐而可以勝人者也。今見他人之我先，猥曰不屑隨人後，將跬步不能移矣。且彼萃數百萬人之才力，擲數千萬億之金錢，窮年累世而後得之，今我欲一朝而勝之，能乎？不能乎？夫江河始於濫觴，穹山基於覆簣。佛法來自天竺，而盛於東方；算學肇自中華，而精於西土。以中國人之才智視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勝也？在操其鼓舞之具耳。 噫！世變無窮，則聖人御變之道，亦與之無窮。生今之世，泥古之法，是猶居神農氏之世，而茹毛飲血，居黃帝之世，御蚩尤之暴，而徒手搏之，輒曰：「我守上古聖人法也。」其不憊且蹶者幾何也！ 激賞美國（1890年5月1日日記）⑮ 昔郭筠仙（郭嵩燾）侍郎每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至為清議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訝其言之過當，以詢之陳荔秋中丞、黎蓴齋（黎庶昌）觀察，皆謂其說不誣。此次來游歐洲，由巴黎至倫敦，始信侍郎之說，當於議院、學堂、監獄、醫院、街道征之。 同人有談美國風俗之純厚者，余謂泰西諸國，在今日正為極盛之時，固由氣數使然。然開闢之初，戶口未繁，元氣未泄，則人心風俗自然純厚。蓋美洲之開闢後於歐洲，歐洲之開闢後於中國，而歐洲各國之中，開闢又有先後，故風俗亦有厚薄。美利堅猶中國之虞夏時也，俄羅斯猶中國之商周時也，英吉利、德意志猶中國之兩漢時也，法蘭西、義大利、西班牙、荷蘭，其猶中國之唐宋時乎？若法人之意氣囂張，朋黨爭勝，則幾似前明之世矣。 或曰美國之埃利士人（愛爾蘭人），肆其忮忿，迫逐華民，古道何在？答之曰：三代之世，夷羿、寒浞、桀、紂、幽、厲，亦有亂時，豈必盡軌乎道？ 科學致西洋以富（1890年5月19日日記）⑯ 歐美兩洲各國勃焉興起之機，在學問日新，工商日旺，而其絕大關鍵，皆在近百年中；至其所以橫絕地球而莫與抗者，不過恃火輪舟車及電線諸務，實皆創行於六七十年之內，其他概可知矣。今之議者，或驚駭他人之強盛，而推之過當；或以堂堂中國何至效法西人，意在擯絕，而貶之過嚴。余以為皆所見之不廣也。 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農、漁、牧、礦諸務，實無不精，而皆導其源於汽學、光學、電學、化學，以得御水、御火、御電之法。斯殆造化之靈機，無久而不泄之理，特假西人之專門名家以闡之，乃天地間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中國綴學之士，聰明才力豈遜西人？特無如少年精力，多縻於時文試帖小楷之中，非若西洋億兆人之奮其智慧，各以攻其專家之學，遂能直造精微。斯固無庸自諱，亦何必自畫也。 上古之世，製作萃於中華。自神聖迭興，造耒耜，造舟車，造弧矢，造網罟，造衣裳，造書契。當鴻荒草昧，而忽有此文明，豈不較今日西人之所製作尤為神奇？特人皆習慣而不察耳。即如《堯典》之定四時，《周髀》之傳算術，西人星算之學，未始不權輿於此。其他有益國事民事者，安知其非取法於中華也？昔者宇宙尚無製作，中國聖人仰觀俯察，而西人漸效之。今者西人因中國聖人之製作，而踵事增華，中國又何嘗不可因之？若怵他人我先，而不欲自形其短，是諱疾忌醫也。若謂學步不易，而慮終不能勝人，是因噎廢食也。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凝於水而寒於水，巫臣教吳而弱楚，武靈變服以滅胡，蓋相師者，未必無相勝之機也。吾又安知數千年後，華人不因西人之學，再辟造化之靈機，俾西人色然以驚，睪然而企也？ 教育致西洋以強（1891年2月11日日記）⑰ 西洋各國教民之法，莫盛於今日。凡男女八歲以上不入學堂者，罪其父母。男固無人不學，女亦無人不學，即殘疾、聾瞽、喑啞之人，亦無不有學。其貧窮無力及幼孤無父母者，皆有義塾以收教之。在鄉則有鄉塾，至於一郡一省，以及國都之內，學堂林立，有大有中有小，自初學以至成材，及能研究精微者，無不有一定程限……非僅為士者有學，即為兵、為工、為農、為商，亦莫不有學……近數十年來，學校之盛，以德國為尤著，而諸大國亦無不競爽。德國之兵多出於學校，所以戰無不勝……學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諸國所以勃興之本原歟？ 用機器殖財養民說（1892年）⑱ 凡人用物，蘄其質良價廉，此情之所必趨，勢之所必至…… 有機器，則人力不能造者，機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則所成之物必多矣。然以一人所為百人之工，減作十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必爭購之矣，再減作二三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尤爭購之矣…… 中國人民之眾，十倍西洋諸國，議者謂廣用機器，不啻奪貧民生計，俾不能自食其力。西洋以善用機器為養民之法，中國以屏除機器為養民之法。然使行是說也，必有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者；且以一人所為之工，必收一人之工之價，則其物之為人所爭購，必不能與西人之物相抗也明矣。自是中國之貨，非但不能售於各國，並不能售於本國；自是中國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無益，亦遂不自用其力；自是小國之民，非但不能成貨，以與西人爭利，且爭購彼貨以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然則商務有不衰歇，民生有不凋敝，國勢有不陵替者哉？…… 蓋用機器以造物，則利歸富商，不用機器以造物，則利歸西人。利歸富商，則利猶在中國，尚可分其餘潤以養我貧民；利歸西人，則如水漸涸而禾自萎，如膏漸銷而火自滅，後患有不可言者矣。 ①見第11章（一）。 ②見第2章（二）。 ③見選文26。 ④譯者按：即《弢園文錄外編》。 ⑤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93頁。 ⑥王韜：《弢園文錄外編》，第1頁。 ⑦王韜：《弢園文錄外編》，第1頁。 ⑧原題《上徐中丞書》，見《弢園尺牘》卷四，第21—22頁；又見海青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王韜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9頁。 ⑨王韜：《弢園文錄外編》，第9—13頁。 ⑩王韜：《弢園文錄外編》，第21—22頁。 ⑪王韜：《弢園文錄外編》，第89—90頁。 ⑫見第10章（一）。 ⑬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五，第16頁；又見錢鍾書主編：《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第275—276頁。 ⑭《籌洋芻議》卷一，第29—32頁；又見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1頁。 ⑮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二，第5—6頁。 ⑯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二，第11—12頁；又見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第581—582頁。 ⑰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六，第2頁；又見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第586頁。 ⑱薛福成：《庸盦海外文編》卷三，第8—9頁；又見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第4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