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與回應 · 第14章　積極外交政策的嘗試

19世紀下半葉，中國的對外政策與近代化運動都與外國的侵略息息相關。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報復殺死琉球船民的台灣生番。此役暴露了中國軍事的虛弱。李鴻章早已意識到了中國軍備、通訊的落後，而先進的機器又由列強把持。於是就有了上文提到的1872年輪船招商局的成立。1880年，李鴻章極力支持重啟中國的鐵路建設，並建議架設中國第一條電報線。此外，他還主辦了若干培訓技術的學堂。1884年，法國海軍將福州船政局轟成一片瓦礫，更刺激清政府建設自己的海軍。李鴻章出任海軍衙門會辦大臣，設法獲得了自造艦船的經費。不幸的是，凝結了一代人心血的新式陸海軍，在甲午戰爭中遭到日軍的毀滅性打擊。大敗之後，李鴻章不再指望以現代實業重振中國、擊敗日本。他轉而尋求與俄國結盟，回到了「以夷制夷」的老路上。 1870年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之後，就開始在中國外交中發揮重要作用。1884年慈禧將奕訢逐出總理衙門以後，李鴻章的權勢更重。據目前晚清外交史的研究來看，當時清政府並無外交戰略藍圖，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李鴻章是關鍵決策者之一，他留下的文字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 大體而言，李鴻章仍然認為中國的頭號外部威脅是日本，而非俄國。在他看來，無論是1868年的明治維新還是1874年的日軍侵台，對中國都是威脅和刺激。文祥是最早看到日本野心的中國官員之一，李鴻章和他英雄所見略同。1872年李鴻章致書友人： 惟該國（日本）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機器、槍炮、戰艦、鐵路，事事取法英美，後必為中國肘腋之患，積弱至此，而強鄰日逼，我將何術以處之？① 1874年12月10日，李鴻章在一封奏摺中寫道： 然如（日本）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路火車，添置電報、煤鐵礦，自鑄洋錢，於國計民生不無利益。並多派學生赴西國學習器藝，多借洋債，與英人暗結黨援，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藐視中國，有窺犯台灣之舉。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② 台灣事件了結後，李鴻章致書沈葆楨，辭氣沉痛，其中一段寫道： 願我君臣上下，從此臥薪嘗膽，力求自強之策，勿如總署前書所云，有事則急圖補救，事過則仍事嬉娛耳。③ 李鴻章對日本維新領袖伊藤博文（1841—1909）的治國才能和政治韜略極為欽佩。1885年，李鴻章在給總理衙門的密函中談到了伊藤：「該使（指伊藤）久歷歐美各洲，極力模仿，實有治國之才，專注意於通商、睦鄰、富民、強兵諸政，不欲輕言戰事，併吞小邦。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④ 李鴻章的預言實在是准得出奇。⑤ 對於俄國在中亞的擴張，李鴻章的憂慮不如左宗棠為首的主戰派那麼強烈。無論如何，李氏痛苦地看到了中國真正的弱點所在。1880年左宗棠請戰，李鴻章寫信給部下說： 伊犁乘回亂掠取，本不欲歸我舊疆。在我則甌脫極遠之地，亦可不急索還也。中外主國計者忽爾好大喜功，再三追索。樞廷不謀於眾，竟以軟弱無識之人充其選而假以權。忽又舉朝狂吠，廢棄已定之約，理可謂直乎? 自粵捻平後，遣將裁勇而餉源愈竭。歲供西軍六七百萬，無停止之期。台灣事起，乃議海防，名為額撥四百萬，每年實解不及百萬，北洋僅三四十萬耳。無餉則無精兵、無利器。淮軍協餉亦十去其四，上年奉部議，飭裁一萬餘人，又分防南北兩洋，勢可謂強耶？⑥ 曾紀澤在聖彼得堡與俄國談判期間（1880—1881），中國在北方動員了大批軍隊以壯聲勢。李鴻章對曾紀澤的判斷頗有疑慮。1880年4月12日，他在給曾紀澤的覆信中寫道： 尊論……又稱與俄決裂，不至大有傷害。俄人內懼民亂，外防英侵，未敢更與吾華大開邊釁，料敵亦甚明透。至謂英人斷不許俄人得志於華，是否確有見地，俄若得志於華，首在新疆，次則黑龍江、吉林，皆非英人力所能及之處。有妨於英，則英或中梗；無損於英，則英商且從旁設法牟利，豈真能輸誠助力於吾華哉？⑦ 1881年，曾紀澤改訂了關於伊犁的條約。此舉通常被看作一次重大勝利，畢竟是逼著俄國把已經吞下的地盤又吐了出來。李鴻章卻不以為然。他給友人寫信說，和約「所爭者於中國並無實濟，而彼已稍厭欲壑。士大夫之愚惑，朝廷之無人，亦可笑已。」⑧ 郭嵩燾也是一位懷疑主戰政策的外交家。1884年中國與法國戰和不定，拖拖拉拉，令人一頭霧水。於是，郭嵩燾上奏陳述了自己的意見。 選文33　郭嵩燾以主戰政策為無用（1884年）⑨ 惟西洋一主通商，歷久不變。其占踞地方，遠至數萬里，皆以通商為名，初無窮兵之心，而數反數復，必因釁以逞兵；亦並無爭地之心，而屢戰屢進，即乘勢以掠地。南洋各島侵占殆遍，無不由此。是以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萬不可以力爭；可以誠信相孚，萬不可以虛偽相飾；可以借其力以圖自強，萬不可忮其強以求一逞。 臣嘗論西洋要求事件，輕重大小，變幻百端，一據理折衷，無不可了，一戰則必不易了。以彼所求者通商耳，其蓄謀或在數十年之前，其作勢嘗自處萬全之地，每至張大其辭，以相要挾。而其與中國相去數萬里，用兵之費又數倍於中國，本不能輕易言戰，其志又不過通商為利，非有仇憾積於其心。察其不輕言戰，詰難往復，固有餘地以自處，而求各得其利。因其不輕言戰而激使狂逞，則為害必多。一經交兵，所用兵費終謀取償，此亦兩洋各國互相鉗制之義，直無辭以拒之。或竟受懲創，揚帆以去，各省海口不能撤防。一年二年，又必復至，或遂恣意橫行，為禍且將愈烈。西洋各國交兵，或十年二十年，每戰炮火交轟，亦至數日不息，近年如普法戰跡，記載甚詳。中國沿海八九千里，果何以堪之？ 此臣所以謂西洋各國環集，中國無可戰之機，無可戰之勢，直亦無可戰之理。法夷屢與越南私立條約，專為通商雲南起見。自英人通商騰越，尤懷爭先恐後之心，見之特拉格爾探地記，其蓄意早深……法夷構釁越南，應遣使法都，並應遣使西貢，察機觀變，而未能遣使。其滋擾越南，一發端西貢，而西貢地方，中國人民三十餘萬，應設領事經理，而未能早設。此等緊要機宜，皆已坐失。 法夷初意西貢駐兵五百人，橫行越南有餘，經劉永福橫出截擊，彼亦驚出意外，進退兩難。可以乘勢定議，而又失此機會。 中外諸臣，本無諳知洋務者，惟仰窺朝廷意旨，憤起言戰；疆臣主兵，又狃於軍營報仗虛張聲勢之故習，一以虛出之，諱敗言功，從無一語徵實…… 法夷滋擾越南，未及中國也。廷臣倡言主戰……彼至則我兵先退，彼退又以克復報聞……馬尾船廠建置機器，所費累數百萬，每製造兵船一艘，多或百數十萬，少亦數十萬。一戰而毀棄淨盡，所耗至一二千萬。徒毀傷其僅有之輪船與製造機器，以供言者之一快…… 二三年來，邊釁既開，西洋各商收回成本，停止貿易。沿海商賈傾毀無餘，元氣大傷。百姓相與轉徙流離，一日數驚，莫保其生。商賈受累尤甚。是直自為擾也…… 而觀今日徵調之煩，召募之廣，視咸豐年間討平寇亂，用兵又更加多。耀軍於無可施之地，求戰於不相應之敵，沿海數千里，處處設防，徒以自敝其力，而無復有終極…… 臣聞自古攘外必先安內。西洋占踞口岸，深入腹地，並無攘外之可言。所急應講求者，安內而已。而使干戈四擾，邊境驛騷，攘外安內，兩無所據…… 政策主張莫衷一是，自強事業顢頇拖沓，在清朝的海軍建設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一）建設現代海軍 清朝的舊式水師屬於綠營系統，傳統上歸各省節制。清朝統治者重陸輕水，水師只用於巡航海岸和重要的內河水道。除了17世紀80年代攻取台灣、1795年至1805年間鎮壓華南沿海的海盜船隊，所謂造船、練水師都不過是敷衍和例行公事。 鴉片戰爭期間，英國艦隊以優勢炮火輔以蒸汽輪船，將中國船隻、炮台打得一片狼藉，從廣州到南京，一路當者披靡。當時清朝官員還沒有真正形成海權觀念。雖然有人議論過購買外國戰艦以資岸防，但廣東水師依然按老辦法重造舊式戰船。這支重建的水師甚至連海盜都打不過。19世紀40年代，一股海盜闖入珠江口，直溯廣西。這些海盜中有一部分加入了太平軍。正是因為靠著這批人操舟於長江之上，太平軍才得以席捲兩湖，直下南京。曾國藩創建湘軍，主要就是針對太平軍的水師。湘軍的很大一部分由水師構成，艦船以划槳長船為主。1853年之後，清政府或買或租，弄來的外國蒸汽船越來越多，用以鎮壓長江下游的太平軍。 19世紀60年代初，著名的「李泰國-阿思本」艦隊計劃凸顯了西式炮艦在中國水域的價值。該艦隊船隻均系英國製造，實力不俗，然而卻在1863年被解散。起因是雙方在中國官員控制艦隊的方式上產生了分歧。此後，左宗棠在福州、曾國藩在上海都開始設廠造船，上文已經提到。⑩ 然而直到1867年，才有人提議創建成建制的海軍。提議者正是李鴻章。李鴻章採納丁日昌（1823—1882）的建議，奏請任命三名水師提督，分轄北、中、南三路水師。1881年，薛福成為北洋水師起草了章程。1882年，旅順軍港在李鴻章的主持下開工。1884年，左宗棠奏請組建新式海軍。與此同時，張佩綸建議建立海軍的中央負責機關。選文34就是張佩綸奏摺的節錄。1885年10月13日，海軍衙門成立，醇親王奕譞（1840—1891）任總理海軍事務大臣，李鴻章任會辦大臣。 海軍衙門中的實際決策人是李鴻章和曾紀澤，但當慈禧太后要挪用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時，他們也束手無策。1888年，北洋水師成軍，共有大小艦隻28艘。然而，這一切只是徒有其表。水師的組織、裝備都極為薄弱，1894年的慘敗已經現出預兆。在甲午戰爭後，海軍機關又重建起來，但即使到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也再未能建立與列強比肩的海軍。 選文34　張佩綸的奏議（1884年）⑪ 臣維泰西各國所以縱橫海上，難與爭鋒者，船堅炮利而已。二十年來中外既通商定約矣，而各國鋼船鋼炮製作日新月異，其鷹躊狼貪，注目垂涎於亞洲之心，固路人所共知也。國家即今大治水師，猶懼不敵，若復彷徨審顧，不為自強根本之計，誠恐海上之警，殆無已時…… 自粵捻既平，中國稍稍治船廠，購機器，以立兵輪水師，權輿餉力之不充，人才之不出，水旱災沴之不時，內外議論之不一，至今外海師船未改舊章，各省輪艦未垂定製。無警則南北洋之經費關關欠解，有警則南北洋之經費省省截留。仍此不變，而欲沿海水師足備攻援、足資戰守，亦已難矣…… 臣考之西洋兵制，水師均專設海部，兵柄極重。英人赫德曾在譯署獻議，亦以請設總海防司為言。深維二三老成之籌謀，參以五六海國之新制，水師之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利弊亦略可睹矣。然則欲求制敵之法，非創設外海兵輪水師不可；欲收橫海之功，非設立水師衙門不可。水師要政約有四端：曰審形勢，曰練將材，曰治師船，曰考工用。海防之事督撫終難不問，而各省既分疆域，即不能盡化町畦。若責成重臣，舉沿海口岸分別要衝、次沖，何處可屯鐵船，何處可建炮台，何處可修船塢，何處可伏水雷，將帥一家，水陸一氣，始能血脈貫注，骨節靈通…… （二）自強的失敗 清帝國的傾覆是一個像羅馬帝國衰亡一樣複雜的問題。二者的最終崩潰，同樣是由多種因素之聚合導致的。如果我們想宏觀地把握這一問題，或者將中國的失敗與日本的成功加以簡明得當的比較，還須長期地研究才能辦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代諸多中國論者喜歡強調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傳統國家與社會的破壞性影響，而19世紀中國的先進人物的看法卻頗為不同。通觀他們的文章，亟須人才挽救危局是他們一貫強調的一點。這種擔憂源於中國人一種本族中心主義的預設：中國的外交只是內政的附庸。中國人愛講「內憂外患」，內憂一起，外患方至。只要內政修明，則無須擔憂外患。 無論這一分析是否充分估計了帝國主義的作用，至少它將中國自強運動的失敗歸咎於中國的當權者，而不是找幾個外國替罪羊了事。在中國傳統觀念中，政治是一種人格化的東西，歷史是一眾君臣創造的，與非人格的社會和經濟「力量」全不相干。抱著這種觀念的中國官員看到每況愈下的局勢，信心極易瓦解。 李鴻章對明治維新的看法已被屢屢證實。他對伊藤博文特別重視，認為伊藤是日本維新的偉大政治家。1885年二人曾有一面之緣，當時中日兩國為緩和在朝鮮的對抗而舉行了一次談判。十年之後，清朝在甲午戰爭中慘敗，李鴻章多年心血付諸東流，二人再度相逢。談判的結果就是《馬關條約》。下文就是1895年3月20日會談記錄的節錄。 選文35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的談話（1895年）⑫ 李云：亞細亞洲我中、東兩國最為鄰近，且系同文，詎可尋仇。今暫時相爭，總以永好為事。如尋仇不已，則有害於華者，未必於東有益也。試觀歐洲各國，練兵雖強，不輕起釁。我中、東既在同洲，亦當效法歐洲。如我兩國使臣彼此深知此意，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為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也。 伊云：中堂之論，甚愜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一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 李云：維時聞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佩服，且深佩貴大臣力為變革俗尚，以至於此。我國之事，囿於習俗，未能如願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雲，中國地廣人眾，變革諸政應由漸而來。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為抱歉，自慚心有餘力不足而已。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進京與士大夫相論，亦有深知我國必宜改變方能自立者。 伊云：天道無親，惟德是親。貴國如願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貴國如願以償。蓋天之待下民也，無所偏倚，要在各國自為耳。 李云：貴國經貴大臣如此整頓，十分羨慕…… 【編者按：後面轉向其他話題。】 （三）聯俄 林則徐和魏源早在50年前就已指出，既可以「師夷長技以制夷」，也不妨「以夷制夷」。1860年至1894年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裡，中國的先進人物都致力於借力西方以圖自強。其中英國起了主要作用，在海關和海軍方面助力尤大。1895年，日本將這自強之夢打得粉碎。英國對中國的期許也破滅了，開始轉變政策，結果在1902年締結了英日同盟。自1898年起，列強開始在華搶奪租借地，以德國尤甚。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機，因而倒向了俄國，將俄國當作遏制日本的潛在盟友。本書不打算細究那段錯綜複雜的外交史，只是選取了兩位封疆大吏的奏摺和1896年中俄密約的文本。中俄密約的英文本現在還不易覓得。李鴻章在東北的「引熊入室」之舉，顯然也得到了淮系以外大員的支持。由此，中國未來實業的潛在基礎不可逆轉地被捲入了強權博弈的漩渦。 選文36　劉坤一的密折（1895年7月）⑬ 奏為密陳大計，聯俄拒倭，以鞏陪京而維全局，恭折由驛馳陳，仰祈聖鑒事： 臣維華洋交涉，垂三十年，至今日事益棘手。中國剛柔之用，貴隨時變通，各國向背之機，在因勢利導。自越南之役，中國措施失當，頗為各國所輕。此次與倭議和，諸多遷就，益啟四夷窺伺之漸，虎視耽耽，皆思擇肥而噬。我自度力不能敵，不可不亟聯邦交，以資將伯之助。 以臣愚見，各國之患猶緩，惟日本之患為急。蓋其國與我逼近，若得台灣、遼東，則來路益便，直從枕席過師，隨在被其侵軼也……第倭之強，非俄所願，倭之擾我東三省，尤為俄所忌。是以中倭和約業經割予遼東，而俄與法、德勒令退還，詎專為我，亦自為耳。我乘此時，與之深相結納，互為聲援，並稍予以便宜，俄必樂於從我。縱不能保我沿海各省，而東三省與俄毗連之地，倭必不敢生心……倘東三省有失，則我朝何以奠根本，皇上何以對祖宗，此臣每一慮及不禁心驚肉顫也。 或謂俄與中國接壤最寬，將來必為害於中國。臣前此亦以為然，今則頗知其說之謬，亦視我之撫馭何如。俄疆宇已廣，且信義素敦，與我修好，二百數十年絕無戰事，實為千古所未有，垂之史冊可為美談。前以伊犁還我，此次與法、德爭還中國遼東，其為德於我更大，而顧疑其有他，不復推誠相與，則是合者離之，厚者薄之，將謂中國不足為緣，我益成孤立之勢……中俄邦交永固，則倭與各國有所顧忌，不至視我蔑如，狡焉思啟矣…… 選文37　張之洞的密片（1895年8月）⑭ 今日救急要策，尤莫如立密約以結強援之一端。從古各國角立之時，大率皆用遠交近攻之道，而於今日中國情勢為尤切。今日中國之力，斷不能兼與東西洋各國相抗…… 查外洋近年風氣，於各國泛交之中，必別有獨加親厚之一二國，平日豫訂密約，有戰事時，凡兵餉軍火可以互助援助。若無密約者，有事便守局外，不肯干預。 今欲立約結援，自惟有俄國最便。緣英以商脧中國之利，法以教誘中國之民，德不與我接壤，美不肯與人兵事，皆難議此。查俄國與中國乃二百餘年盟聘鄰邦，從未開釁，本與他國之屢次構兵者不同；且其舉動闊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即如同治庚午天津教堂之案，各國爭鬥而俄國不與其事；伊犁之約，我國家將十八條全行駁改而俄國慨然允從；此次為我索還遼地，雖自為東方大局計，而中國實受其益，倭人凶鋒藉此稍挫，較之他國袖手旁觀，隱圖商利，相去遠矣。 正宜乘此力加聯絡，厚其交誼，與之訂立密約。凡關係俄國之商務界務，酌與通融，如俄國用兵於東方，水師則助其煤糧，其兵船可入我船塢修理，陸路則許其假道，供其資糧車馬，一切視其所資於我者，量為協濟。而與之約定，若中國有事，則俄須助我以兵，水師尤要，並與議定若何酬報之法。蓋俄深忌英獨擅東方之利，中俄相結，則英勢稍戢，俄必願從。 總之，中國惟海軍練成不易，若有俄相助我，將來無論何國尋釁，數旬之內可以立發兵艦數十艘，遊行東方海面，則我得以專備陸路戰守之計，而敵人亦斷不能為深入內犯之謀矣。此尤交鄰之微權、救急之要策也。 中國於外洋各國向皆一例齊觀，此次（指甲午戰爭）遂無援助，此等事須平日豫籌，及今圖之，萬不可緩。應請旨敕下王大臣密行籌議，並電出使大臣密速籌商妥辦。惟萬不可使赫德聞知，恐其忌阻誤事。謹附片密陳，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選文38　《中俄密約》文本（1896年）⑮ 大清國大皇帝陛下暨大俄國大皇帝陛下，因欲保守東方現在和局，不使日後別國再有侵占亞洲大地之事，決計訂立禦敵互相援助條約，是以大清國大皇帝特派大清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大俄國大皇帝特派大俄國欽差全權大臣外部尚書內閣大臣上議院大臣實任樞密院大臣王爵羅拔諾甫，大俄國欽差全權大臣戶部尚書內閣大臣樞密院大臣微德為全權大臣，即將全權文憑互換校閱，均屬如式，立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日本國如侵占俄國亞洲東方土地，或中國土地，或朝鮮土地，即牽礙此約，應立即照約辦理。如有此事，兩國約明，應將所有水陸各軍，屆時所能調遣者，盡行派出，互相援助，至軍火、糧食，亦盡力互相接濟。 第二款 中俄兩國既經協力禦敵，非由兩國公商，一國不能獨自與敵議立和約。 第三款 當開戰時，如遇緊要之事，中國所有口岸均准俄國兵船駛入，如有所需，地方官應盡力幫助。 第四款 今俄國為將來轉運俄兵禦敵並接濟軍火、糧食，以期妥速起見，中國國家允於中國黑龍江、吉林地方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崴。惟此項接造鐵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國土地，亦不得有礙大清國大皇帝應有權利，其事可由中國國家交華俄銀行承辦經理。至合同條款，由中國駐俄使臣與銀行就近商訂。 第五款 俄國於第一款禦敵時，可用第四款所開之鐵路運兵、運糧、運軍械。平常無事，俄國亦可在此鐵路運過境之兵糧，除因轉運暫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 第六款 此約由第四款合同批准舉行之日算起照辦，以十五年為限，屆期六個月以前，由兩國再行商辦展限。 專　條 兩國全權大臣議定，本日中俄兩國所訂之約，應備漢文、法文約本兩份，畫押蓋印為憑。所有漢文、法文校對無訛，遇有講論，以法文為證。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俄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訂於莫斯科 這份密約是李鴻章赴俄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期間締結的。消息當時就被英國記者披露，但訛誤甚多。1922年華盛頓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簡略提及了條約內容，但我們沒有找到正式公布的英文版本。從劉坤一和張之洞的奏摺來看，中國確實從密約中得到了自己期望的東西。俄國雖然沒有得到中國的領土，卻獲得了具有戰略意義的租借地。租借地的惡例由此而開，其後果是災難性的。 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二，第14頁；又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30），第439—440頁。 ②《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第26頁；又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6），第170頁。 ③《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九，第33—34頁；又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31），第115頁。 ④《李文忠公譯署函稿》卷十七，第8—9頁；又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30），第483頁。 ⑤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的談話見選文35。 ⑥《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九，第33—34頁；又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32），第622頁。 ⑦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32），第534頁。 ⑧《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2—43頁；又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32），第645頁。 ⑨原題《因法事條陳時事疏》，見《郭侍郎奏疏》卷十二，第37—47頁；又見熊月之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郭嵩燾卷》，第262頁。 ⑩分別見選文13、21、29。 ⑪原題《請創設外海兵輪水師疏》，見張佩綸：《澗於集》卷四，第2—6頁；又見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10），第453頁，題為《張佩綸奏請設七省兵輪水師折》。 ⑫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二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第224頁。 ⑬原題《密陳聯俄拒倭大計折》，見《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五，第20—21頁；又見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三卷），第94—95頁。 ⑭原題《密陳結援要策片》，見《張文襄公全集》，卷三十七，第36—38頁；又見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三卷），第95—96頁。 ⑮原題《禦敵互相援助條約》，見《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第650—6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