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與回應 · 第10章　權力問題：人事與制度

清政府對西方軍事力量的回應似乎陷入了一個怪圈：先是鴉片戰爭後短暫的活躍，之後是19世紀50年代停滯的排外主義；1860年充滿希望的革新之後，又迎來了19世紀70和80年代的收緊；1895年敗於日本之後，改革運動再次興起。似乎中國在各個時期的革新，都需要戰敗刺激一下。一旦壓力緩解，改革的熱情也隨之冷卻。總而言之，19世紀70和80年代，師夷自強的努力日漸鬆懈。我們之所以會產生這種印象，可能只是因為有關這20年的研究還比較缺乏；另外一種可能則是，自強運動遇到了難以克服的阻撓。 問題的癥結在於權力。本章我們首先關注的是李鴻章及其僚屬，他是地方的洋務領袖；然後我們再將目光轉向京師的當權者，尤其是慈禧太后。洋務之難，從派留學、遣使團、築鐵路、練海軍等事上已顯而易見。以上種種，對中國的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每辦一樁事都要克服強大的阻力和惰性，於是取得實效又推遲了許多年。 通過嚴肅的研究，事情已經比較清楚了：中國自強運動見效遲緩的背後，另有一層原因—負責的官員關心的是自肥，而不是國家的富強。例如，李鴻章將自己的人安插在洋務事業的關鍵位置上，這些人大多利用辦洋務的特權撈取了好處。 （一）李鴻章及其僚屬 關於李鴻章，在本書第7章中已有所提及。他出身於安徽合肥的望族，年方24歲就中了進士、點了翰林。在翰林院，曾國藩成為他的老師。這層關係為他日後飛黃騰達埋下了伏筆。在30歲到45歲之間（1853—1868），李鴻章投筆從戎，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從一介幕僚成長為獨任方面的大員。身為將帥，他似乎擁有揆情度勢、運籌帷幄的天才。1862年他被派往上海，此前洋人統領的常勝軍已經編成。他在常勝軍的配合下，兩年之內就收復了江蘇大部，為最終拿下南京掃除了障礙。1868年他又平定了捻軍，之前先後有20多名將領都未能成功。他的戰功和恩師曾國藩大有關係，正是曾國藩幫助他仿照湘軍營制組建了淮軍。 身為文臣，李鴻章出任過許多顯職，有些還是同時兼任的，如江蘇巡撫（1862—1865）、大學士（1872—1901）、總理衙門大臣（1896—1898）、慶賀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特使（1896）、兩廣總督（1900—1901）等。而他最重要的職務是1870年至1895年間擔任的直隸總督，這25年也是甲午戰爭前國運攸關的一段時期。 中國的洋務掌握在李鴻章的手中。「洋務」一詞主要涵蓋處理邦交和引進技術兩方面。這兩個問題其實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即中國如何自立於近代世界。建立西式企業的初衷是應對戰事的需要，後面的企業就依著邏輯一座接一座地建立起來。為了鎮壓內亂和鞏固海防，首先建立的是兵工廠和造船廠，繼而開始築堡、造船；接下來，製造武器需要工匠，於是建立了學堂，派人留學、遊歷。由於近代國防需要近代化的交通和通訊，於是電報局和輪船公司也建立了起來。此外，近代國防也需要資金和原料，於是開辦了紡織廠、煤礦、鐵礦和金礦。 李鴻章明白機器是西方富強的動力，因而他也要使用機器。但是，他從一開始就缺乏整體的規劃，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以興建新式學堂和派遣留學生為例，其主要目的仍是應付軍事和外交的需要，而不是提升中國的學術研究水平。在李鴻章心目中，西方的財富和力量完全來自物質，他所謂的「洋務」顯然也不出此範圍。李氏沒有認識到西方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價值，儘管他也會在嘴上說說。 相反，李鴻章認為中國的政教風俗都在外國之上，不如人者不過火炮、鐵路、機器之類。如果中國能夠掌握這些器物，他的洋務就算辦成了。1894年，清軍無論在海上還是陸上都被日軍一擊而潰，兵敗如山倒。這時李鴻章的謬誤才暴露無遺。 將1894年的慘敗歸咎於李鴻章一人，似乎有失公允。在當時的士大夫中，他的才幹首屈一指，他對現代化的理解不輸於當道諸公中的任何一人。能在直隸總督的位置上坐25年，也顯示了他政治手腕的練達。在旅華外國人的心目中，他的威望無人能及，雖然外國人對他的欽佩並不是毫無保留的。中國近代化運動的夭折，主要還是歸咎於中國知識階級整體上的排外保守主義，尤應歸咎於慈禧太后及某些大員的私心。但凡有效法西方的新建議提出，立刻就會有人反對，而且往往是出於觀念而非現實的理由。這些不顧實際的吵嚷往往會影響朝廷決策，阻礙建議實施，甚至把已經上馬的事情攪黃。這些現代化計劃往往由李鴻章領銜上奏，所以他就成了守舊官員口誅筆伐的對象。他對此不無感慨： 處今時勢，外須和戎，內須變法，若守舊不變，日以削弱……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兢，即敗亡絕滅而不悔，天耶，人耶，惡得而知其故耶？① 傳統的管理方式及其背後的私德，也是現代化的阻礙。負責公共工程的官員無不儘可能地撈一把，還要行賄以防醜行敗露。看到這些客觀條件，再回頭看看李鴻章的成就，就更覺其難能可貴了。要說當時最開明的大員，恐怕還是非李鴻章莫屬。 要讓自己動議興辦的企業真正落成，還須有能人幫襯。1870年至1894年間，李鴻章的僚屬多如過江之鯽，雖偶有正人君子，但多數還是奢靡放縱之輩；雖不乏詐偽小人，但多數確有相當才幹。無論是任幕職的還是補實缺的，大多都能不辱使命。除了上述兩類人，李鴻章手下還有水陸將弁、學堂監督，以及和他的企業有關的生意中人。他還有很多外國顧問，其中有些是花錢請的。有的人只是偶爾諮詢，有的人卻要時常顧問。如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Gustav Detring），就是時常顧問的一位。 李鴻章羅致的部下同曾國藩和張之洞的比起來，才智更勝一籌。曾國藩是李鴻章的老師，也是其之前的一任直隸總督。曾氏的部下多為尚簡樸、好讀書的君子，這些人大多能自立門戶，左宗棠和李鴻章本人就是例子。再說張之洞，他事必躬親，僚屬很少有得到高官顯爵的；而從另一方面講，也極少有貪婪聚斂之徒。與其他派系相比，李鴻章的手下以沉溺聲色而聞名。他可能正是要以牟取私利的機會為誘餌，吸引人才為自己效力。總之，李鴻章的淮軍和北洋水師由於腐敗而不堪一擊，他辦的洋務企業對國家也沒有什麼助益，自己倒是賺得盆滿缽滿，許多和他的洋務企業有聯繫的人也是如此。這種模式到民國時期仍未消失，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官僚資本主義」—這裡的用法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概念無關。 李鴻章的幕僚是他部下中比較出色的一群人，如薛福成②（1838—1894）、張佩綸（1848—1903）、于式枚（1853—1916）、吳汝綸（1840—1903）等；還有唐廷樞（1832—1892，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煤礦的創始人）、周馥（1837—1921）、盛宣懷（1844—1916）和袁世凱（1859—1916）等能員；還有留學歸國的人才，如馬建忠（1845—1900，留法）、嚴復（1854—1921，留英）等。 以上所列諸人，都是百里挑一之才，其中對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的是薛福成。他的影響力要到1896年之後才被其他人超過。薛福成曾在曾國藩幕中效力八年（1865—1872）。1875年，他投入李鴻章幕中，直到1884年離開；後來又擔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欽差大臣四年（1890—1894）。下文中我們會專門講到他。③ （二）皇太后的聲威 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國亟須明主帶領國家追趕西方現代化的步伐。然而，朝廷中大權在握的不是恭親王，而是一位滿人女子—聞名中外的慈禧太后（1835—1908）。她本是咸豐帝的妃子，因其子同治帝（1856—1875）五歲繼位而成為皇太后。咸豐帝駕崩後，她和咸豐帝的正室慈安皇太后共同垂簾聽政，而慈安只不過是個擺設。先帝任命的八位顧命大臣權傾朝野，卻不得人心，他們正密謀反對慈禧。慈禧則聯合先帝的兩個弟弟恭親王和醇親王，除掉了這八人。這是這個厲害的女人第一次出手。事後，奕訢成為議政王大臣、領班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其身份既代表皇權，又履行相權。 1865年，太平天國運動失敗，清朝江山得以穩固。慈禧太后於是挑起了一場與恭親王的爭論，藉機罷免了他的議政王大臣頭銜，只留任軍機大臣。換句話說，恭親王自此退居臣僚之列。1875年1月，同治帝駕崩，身後無嗣。慈禧命醇親王的兒子入繼大統，年號光緒（1875—1908）。醇親王的福晉正是慈禧的胞妹。因為光緒帝還是個孩童，所以慈禧得以繼續垂簾。除了撤簾歸政的九年（1889—1898），她一直是中國的實際統治者。 和大多數滿人官員一樣，慈禧太后以漢語為母語，能說會寫；對於滿語只是略懂皮毛，只為應付例行公事而已。雖然她受的教育十分粗淺，卻心思敏銳。她能夠抓住治國理政的窾要，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上到對付朝中的高官親貴，下到對付內務府的包衣太監，她都很有一套。慈禧不但權力欲強烈，而且洞悉人性。她是一位強勢的統治者，既會通過褒獎、賞賜、放權來拉攏人，必要時又能以雷霆萬鈞的手段制服人。這樣一來，朝中大員基本都落入了她的控制之下，成了她的支持者。慈禧喜歡一邊擺出孤兒寡母的可憐相，讓男性官員們難以拒絕她的要求；一邊又為實現自己的意圖不擇手段，不惜用威權剷除一切反對者。 在慈禧的治下，各省督撫的自主權之大可謂前所未有。越是重要的督撫，越能夠久安其任，這個趨勢值得注意—其實質是滿人默認了自身的不足，將重要的省份讓給漢人執掌。身當重任的漢人官員則爭先恐後地向皇帝表忠心，這套玩法士大夫階層已經浸淫了200年，可謂習慣成自然。可能正是由於慈禧的功勞，即使在王朝走向滅亡的大危機中，滿漢協和的氛圍也一直相當濃厚。 在外交上，慈禧還是能夠納諫的，但她總會流露出一股對洋人的恨意，而為清朝效力的洋人或許是唯一的例外。在1860年，是洋人迫使朝廷逃離北京，是洋人為了報復清廷對使者的虐待，洗劫了圓明園。慈禧太后對修復圓明園一直念念不忘，她不顧多方反對，軟硬兼施，迫使大臣們同意將圓明園部分重修。 慈禧太后還有鮮為人知的一面：她酷愛從官員手中收禮納賄。清代歷任君主都會這麼做，但慈禧把它推向了極致。在舊中國，每一級官員都要向下級收取好處，最基層的官員則只好盤剝百姓，清官極其罕見。即使是最清廉的官員，在靠俸祿自活的同時也得收取孝敬或陋規，否則便無法維持衙門的日常開支。賄賂已成為一項不成文的規矩，常打著禮物的幌子，其中極小的一部分用作各種政務開支。在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太后每次接見臣下都會收禮。按照成規，新任命或新擢升的官員以及久任封疆的大吏都須報效。報效的數目依職務高低和油水多少，設有最低限額。至於這筆錢，太后會和宮裡的大太監和主持覲見的親貴分贓。這種陋習並非新鮮事，但是在太后的治下數額劇增，大大敗壞了官場風氣。就拿李鴻章來說，他久任直隸總督，對太后及其近寵的賄賂發揮了多大的作用，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在這種世道下，舉辦現代化事業不僅要花賬面上的錢，還要往當官的腰包里塞錢。對這套做法，上層統治者不僅縱容，還積極推行。太后挪用數百萬兩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是清末最臭名昭著的醜聞。這一醜聞實在是中國吏治問題的象徵。如果這幾百萬兩白銀花在海軍身上，清軍是否真能在甲午海戰中打敗日軍，恐怕還是未知之數。無論李鴻章對太后挪用款項多不情願，此舉還是決定了中國的命運。今天，那條聞名遐邇的石舫仍停泊在昆明湖畔，無聲地訴說著當年的慘敗。大理石的船體兩側刻著的槳輪，依舊清晰可見。 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事件期間，已經致仕的老臣文祥慨然上疏，直陳胸臆。當時距離中日間的決戰還有20年。 選文22　文祥對大患的警告（1874年）④ 當和議之成，無人不為自強之言，十餘年來，迄無成效。其故由於鄙棄洋務者，托空言而無實際，狃於和局者，又相安無事而恐啟猜嫌。或悉心講求防務，復阻於財賦不足而莫可施展。今變端已形，事機益迫，若再不措意，一旦大敵當前，將何所恃？伏願敕下戶部內務府寬籌餉需，裁減浮用，停不急之工作，謀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專力圖維。 至自強之道，首在虛懷納諫，以求政治之得失，勿以將順之言為可喜，勿以直遂之言為可憎。皇上憂勤惕厲，斯內外臣工振刷精神，不敢蹈玩泄之積習。否則狃以為安，不思變計，恐中外解體，人心動搖，其患者不可勝言矣。 ①《復王壬秋山長》，見《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頁。 ②見第15章（二）。 ③見選文40。 ④《文文忠公事略》卷一，《國史館本傳》，第12—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