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與回應 · 第6章　曾國藩對西洋人和西洋機器的態度

到1861年，中興時期的主流思想已經得到闡發，恭親王的奏摺和馮桂芬的著作就是明證。清廷的勝利標誌著人心又歸向了朝廷。曾國藩作為勝利的締造者，在接下來的十年中一直居於道德表率的地位，直到他於1872年去世。他是一名風采蓋世的領袖和儒家治道的化身，我們在此很難對他做出持平的論斷。下面我們僅僅選取一些曾國藩日常所作的文字，從中一窺他對西方人的評價和態度。西方世界的技術優勢到底意味著什麼？曾國藩每天被內政搞得焦頭爛額，他在多大程度上正視了這個問題還很難說。 曾國藩出身於湖南農家，少年時為了參加科舉而學習八股、詩賦。他曾醉心於宋代理學，也曾究心於訓詁之學。他雖然只有中人的天資，卻苦學不輟，28歲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從此時起直到42歲，他一直生活在北京，結交了許多達官鴻儒。從42歲到62歲是他征討太平天國和捻軍的戎馬生涯。1864年太平天國被平定時，曾國藩已然功名蓋世。他是一位典型的儒臣，對清朝天子始終忠心耿耿。他不謀私權私利，依照孔孟之道領導中興運動，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他是中國地主士大夫階層的代表人物，將自己的利益等同於君上的利益。 曾國藩對待西人的政策，大多體現在他寫給李鴻章等官員的信中。他強調同樣要以忠信之道對待洋人。他是作八股文出身的儒生，卻對西洋的輪船、火炮產生了興趣。我們可以從他的日記中梳理出他的轉變軌跡。曾氏最初對西洋船炮產生興趣，是希望提高中國的防衛能力。早在1853年，他就意識到了建立海軍的必要，並為此上奏朝廷。他對西方的練兵之法感興趣，並希望模仿西法自造槍炮，而不是單從洋人那裡購買。1855年，他在江西建了一座小型兵工廠。1861年他移駐安慶之後，又在安慶建了一座兵工廠和一座造船廠。在1862年6月3日的日記中，他記錄了自己和僚屬的一段談話： 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長技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無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① 1868年6月，曾國藩到訪上海，他在日記中寫道： （十二日）看丁中丞帶來之洋鏡內山水畫圖，甚為奇麗。（十三日）至洋涇浜回拜法國領事白來尼，傾誠款待，雖其母其妻之臥室，亦預為騰出，引余與中丞、軍門閱看。所居樓閣四層，一一登覽，玉宇瓊樓，鏤金錯彩，我中國帝王之居殆不及也。② 此行三天之後，《北華捷報》就刊登了一篇冷嘲熱諷的報道，猜測「這位威嚴的大人在我們這裡走了一遭之後一定沒留下什麼好印象」，這可是大錯特錯了。其實，曾國藩已經對西方科學逐漸產生了興趣。他在南京得到了一台很大的地球儀；每當在涉外文書中遇到不清楚的外國地名，他就會查閱徐繼畬的《瀛寰志略》。1862年起，他經常接見外國訪客，如赫德（Robert Hart）、士迪佛立（Charles Staveley）、布朗（J. M. Brown）、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等。為了跟上近代科學的時髦，他在日記中記下了光學、化學、電學、磁學、動物學、植物學等學科的中文名稱。然而，他仍然對西醫持保留態度。1871年5月8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內人病日危篤，兒輩請洋人診視，心甚非之，而姑聽之。」③ 從他的日記可知，他長年受癬疾之苦，晚年一隻眼睛失明，還患有嚴重的牙痛。當時在上海和天津都可以找到西洋醫師緩解其痛苦，但他始終不願去問診。 選文12　曾國藩致李鴻章書信選（1862年） 1862年，曾國藩多次致書李鴻章，談了許多問題： 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三月廿四日）④ 與洋人交際，其要有四語：曰言忠信，曰行篤敬，曰會防不會剿，曰先疏後親……忠者無欺詐之心，信者無欺詐之言。篤者質厚，敬者謙謹。此二語者，無論彼之或順或逆，我當常常守此而勿失。至會防不會剿一語，鄙人有復奏一疏，暨復恭邸一書，言之頗詳，茲抄呈台覽。先疏後親一語，則務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獨剿一二處，果其嚴肅奮勇，不為洋人所笑，然後與洋人相親，尚不為晚。本此數語以行，目下雖若齗齗不合，久之必可相合相安……（四月廿日）⑤ 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我苟整齊嚴肅，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無端欺凌。既不被其欺凌，則處處謙遜，自無後患。柔遠之道在是，自強之道亦在是……（六月廿六日）⑥ 與洋人交際，豐裁不宜過峻，宜帶含混氣象。渠之欺侮詭譎，蔑視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幾分痴氣者，亦善處之道也。（八月十三日）⑦ 吾輩當細心察看，師其所長，而伺其所短，不說大話，不疏禮節，彼若講信修睦，吾不稍開邊釁，彼若棄好敗盟，吾亦有以御之……（閏八月十六日）⑧ 選文13　籌辦江南機器製造局（1863年）⑨ 曾國藩辦洋務的主要成就是他和李鴻章一起籌辦的江南製造局。1865年，該局於上海建成。1868年調任直隸總督後不久，他寫了一封奏摺，回顧締造製造局的歷程。他首先回顧了自己在1861年8月14日籲請造輪船的奏摺，然後接著寫道： 同治元二年間，駐紮安慶，設局試造洋器，全用漢人，未雇洋匠。雖造成一小輪船，而行駛遲鈍，不甚得法。二年冬間，派令候補同知容閎出洋購買機器，漸有擴充之意。湖廣督臣李鴻章自初任蘇撫，即留心外洋軍械。維時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內，彼此講求禦侮之策、制器之方。四年五月，在滬購買機器一座，派委知府馮焌光、沈保靖等開設鐵廠，適容閎所購之器亦於是時運到，歸併一局。始以攻剿方殷，專造槍炮。亦因經費支絀，難與船工。至六年四月，臣奏請撥留洋稅二成，以一成為專造輪船之用，仰蒙聖慈允准。於是撥款漸裕，購料漸多…… 查製造輪船，以汽爐、機器、船殼三項為大宗。從前上海洋廠自製輪船，其汽爐、機器均系購自外洋，帶至內地裝配船殼，從未有自構式樣，造成重大機器、汽爐全具者。此次創辦之始，考究圖說，自出機杼。本年閏四月間，臣赴上海察看，已有端緒。七月初旬，第一號工竣。臣命名曰「恬吉輪船」，意取四海波恬，廠務安吉也。其汽爐、船殼兩項，均系廠中自造，機器則購買舊者，修整參用…… 該局向在上海虹口，暫租洋廠，中外錯處，諸多不便。且機器日增，廠地狹窄不能安置。六年夏間，乃於上海城南興建新廠…… 另立學館，以習翻譯。蓋翻譯一事，系製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文義捍格不通，故雖曰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制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員於翻譯甚為究心，先後訂請英國偉烈亞力、美國傅蘭雅、瑪高溫三名，專擇有裨製造之書，詳細翻出…… 曾國藩對外政策的思路，是以自己儒家道德的持守為基礎的。同其他具有道德使命感的領袖人物一樣，曾國藩對自己的道德準則的效力堅信不疑。這種堅信帶給他決心和勇氣，但對於不信這一套的外國人而言，就顯得有些天真和道學了。1867年，總理衙門行文各省督撫，徵詢他們對洋人修約（《天津條約》）之議的意見—太平天國平定後，朝廷發現這種徵詢方式頗有實效。曾國藩在回覆中明確強調，處理對外關係時也要用儒家倫理，這是不言而喻的。在他之後的時代，極少有政治家懷有如此純粹而深刻的信念。 選文14　曾國藩對修約的思考（1867年）⑩ 臣愚以為與外國交際最重信義，尤貴果決。我所不可行者宜與之始終堅執，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達大度，片言立定。斷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猶豫之象，啟彼狡辯之端。 大抵洋人之在泰西，數百年互相吞併，無非奪彼國商民之利，然後此國可以得志。其來中國也，廣設埔頭，販運百貨，亦欲逞彼腹削之詭謀，隘我商民之生計。軍興以來，中國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五口通商，長江通商，生計日蹙。小民困苦無告，迫於倒懸。今若聽洋人行鹽，則場商運販之生路窮矣。聽洋人設棧，則行店囤積之生路窮矣。聽小輪船入內河，則大小舟航水手舵工之生路窮矣。聽其創辦電線鐵路，則車驢任輦旅店腳夫之生路窮矣。就彼所要求各事言之，惟挖煤一事，借外國開挖之器，興中國永遠之利，似尚可以試辦……其餘如輪船鐵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則以外國而占內地之利。自華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強而占奪貧民之利，皆不可行…… 總就小民生計與之理論，自有顛撲不破之道。如果洋人爭辯不休，盡可告以即使京師勉強應允，臣等在外亦必以全力爭回。即使臣工勉強應允，而中國億萬小民窮極思變，與彼為仇，亦斷非中國官員所能禁止。中國之王大臣為中國百姓請命，不患無辭置辯。其至因此而致決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動，並非爭虛議而開釁，上可以對天地列聖，下可以對薄海蒼生，中無所懼，後無可悔也…… 遣使一節，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來亦屬常事，論者或恐使臣之辱命，或憚費用之浩繁，此皆過慮之詞。似應令中外大臣留心物色可使絕國人員，儲以待用。不論官階，不定年限，有人則遣，無人則不遣…… 至開拓傳教一事，查天主教之始專以財利人，近日外國教士貧窮者多，彼之利有所不給，則其說亦將不信。自秦漢以後，周孔之道稍晦而佛教漸興。佛教興於印度，今日之印度則多從回教而反疏佛教。天主教興於泰西，而今日之泰西則另立耶穌教而又改天主教。可見異端之教時廢時興，惟周孔之道萬古不磨。若使中國修政齊俗，禮教昌明，雖百計開拓，亦終鮮尊信之者…… 此數端者，其害稍輕，不得不與力爭，並可有求立應。獨至鐵路輪船行鹽開棧等事，害我百姓生計，則當竭力相爭。不設抵制之詞，不用嚴峻之語，但以婉言求之，誠意動之，終始不可移易，使彼知恤民以保邦，乃千古帝王之常經，亦我朝列聖之家法。在今日中國多事，洋人方張，我不能因曲徇和議，而不顧內地生民之困。即異日中國全盛，洋人衰弱，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別無耀兵海外之心。彼雖倔強詭譎，當亦知真理不可奪，眾怒不可犯。或者至誠所感，易就範圍。區區愚見，是否有當，謹獻芻蕘，以備採擇。 曾國藩將儒家倫理與西洋軍備相結合的做法開啟了此後數十年的風氣，但用於近代國際政治後成效不彰。1871年曾國藩去世前不久，還主張給予日本和西方同樣的貿易特權。他的態度非常樂觀： 練兵以圖自強，而初無揚威域外之志；收稅略從彼俗，而亦無籠取大利之心。果其百度修明，西洋東洋，一體優待，用威用德，隨時制宜。使外國知聖朝馭遠，一秉大公，則萬國皆亮其誠，何獨日本永遠相安哉。⑪ ①《曾文正公手書日記》（第十三冊），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未標頁碼。 ②《曾文正公手書日記》（第三十冊），同治七年閏四月十二、十三日，未標頁碼。 ③《曾文正公手書日記》（第三十八冊），同治十年三月十九日，未標頁碼。 ④《曾文正公書札》卷九，第43頁；又見《曾國藩全集（修訂版）》（第25冊），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第169頁。 ⑤《曾文正公書札》卷十，第5—6頁；又見《曾國藩全集（修訂版）》（第25冊），第231頁。 ⑥《曾文正公書札》卷十，第18—19頁；又見《曾國藩全集（修訂版）》（第25冊），第400頁。 ⑦《曾文正公書札》卷十，第24頁；又見《曾國藩全集（修訂版）》（第25冊），第479頁。 ⑧《曾文正公書札》卷十，第30頁；又見《曾國藩全集（修訂版）》（第25冊），第550—551頁。 ⑨原題《曾國藩奏新造輪船竣工並上海機器局籌辦情形折》，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一，第27—30頁；又見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第337—339頁。 ⑩原題《曾國藩奏議覆修約事宜折》，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四，第1—4頁；又見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中卷），第29—33頁。 ⑪《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八十，第11頁；又見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中卷），第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