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美麗新世界 · 第十一章 教育為自由

教育的根本，是為人類的自由。這個道理要暢達天下，務必先陳述自由之事實、弘揚自由之價值；務必繼續發展相關技術，以實現此價值；對於那些無論動機為何，刻意忽視自由之事實，否定自由之價值的人，則務必與其決戰。 在剛開始的幾章中，我討論了社會倫理，據此論證了組織膨脹、人口過剩必將引來邪惡，此邪惡得到社會倫理的理論支持，且會改頭換面，讓人以為它看上去還是不錯的呢。這種邪惡的價值體系，與人的體質和氣質能協調嗎？社會倫理假定，後天的教養在決定人的行為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人類生來即有的生理、心理的種種特質卻是微不足道的。這話有道理嗎？是否人類真的只不過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如果這話沒有道理，我們又如何自圓其說，證明個人與其所在的群體相比較，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呢？ 其實證據自足。所有現存證據可以歸結到一點：在個人與社會的生活中，遺傳的重要性與文化相比毫不遜色。每個個體在生物學上都是獨一無二的，與別人並不相同。因此，人人自由是極好的事情，人人寬容是極大的美德，控制個體則締造不幸。因了種種實用的、假設的理由，獨裁者們、組織官員、某些科學家卻急於簡化人類遺傳天然的多元性（這種多元性會令他們發瘋），控制社會處於一種同一性狀態之中。在行為主義發展的初始階段，J.B．華生[1]一股熱誠，悍然宣稱他能夠證明「行為模式並無遺傳性，天賦（音樂、藝術等）亦然，人們以為天賦會在家族裡遺傳，這純屬無憑無據的瞎想」。直到今天，我們還發現有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哈佛大學的B.F.斯金納教授[2]——堅信，「隨著科學發展，科學能解釋的現象其範圍越來越廣。比如人們宣稱個人所做的貢獻，如今看來幾乎等於零；人們誇誇其談的所謂創造力，在藝術、科學、道德上的成就，所自誇的自主選擇的能力，以及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態度如今在新科學的自畫像里，早已不再耀眼。」 一言以蔽之，莎士比亞的戲劇作者不是莎士比亞，不是培根，也不是牛津伯爵，它們的真正作者乃是伊麗莎白時代的英格蘭。 六十多年前，威廉·詹姆斯[3]寫過一篇文章《論偉人及其環境》，駁斥赫伯特·斯賓塞[4]對傑出個人的攻擊。後者曾宣稱，科學（該詞將一定時期內所有的X教授、Y教授、Z教授們的觀點以動人、便捷的方式人格化了）已然徹底廢除了所謂的偉人。他寫道，「偉人與其他社會現象一樣，必須歸類為社會的產物，他實在僅僅是其祖先的一個延續罷了。」偉人也許是（或者看起來是）「變革的最先發起人，……但如果真的可以解釋清楚這些變革的發生，也需要在導致變革發生的總的社會條件中去尋找原因，連偉人本身也是從這些社會條件中誕生的呢。」 這種假裝深奧的虛無言辭，幾乎不可能有實際意義。我們這位哲學家的真實意思是：只有在認識清楚每一個事物之後，我們才能透徹理解單個事物。說得好極了。不過，實際上我們永遠都不可能清楚認識每一個事物，因此，我們必須滿足於自己片面的世界觀，並用直接原因去解釋事物——其中也包括偉人的影響力。 對此，威廉·詹姆斯寫道，「假如人性可以確定的話，那么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這樣的：偉人的社會並不曾造就偉人，相反，是偉人誕生之後，這個社會才稱之為偉人的社會。社會、政治、地理，某種程度上還包括人類學，這些條件對生理力量的影響，好比維蘇威火山[5]對瓦斯火花的影響一樣，你說這影響是大是小呢？其實是生理力量塑造了偉人。斯賓塞先生莫非以為，社會諸種壓力恰好匯聚一起，時間恰好在1564年4月26日左右，恰好作用於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然後便必須在此地誕生某個莎士比亞，此位莎士比亞，必定還得智力超常？……他是不是說假如上述這位莎士比亞幼時患了嬰兒吐瀉病不幸夭折，那麼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還得有另一個母親務必得再生一個孩子，與上述這位莎士比亞一般無二，以重建社會的平衡？」 斯金納教授是一位實驗心理學家，他的論文《科學與人類行為》堅持以事實為基礎。但不幸的是，這些事實局限在小範圍之內，於是，當他冒險進行概括時，其結論的不切實際，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理論家們一樣徹底。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就像赫伯特·斯賓塞一樣，斯金納教授對詹姆斯所稱的「生理的力量」滿不在乎，他只用了不到一頁的篇幅，就把決定人類行為的基因問題一帶而過。在他的著作中，他對體質醫學的新發現不屑一顧，對體質心理學根本連提都不提，其實，依據這些（根據我的判斷，只需要依據這些即可），都可以寫一本全面的、實事求是的個人傳記了，這本傳記要與傳主存在的相關事實緊密聯繫，包括：他的身體、氣質、智力稟賦，他生活的直接環境（隨時間變化而不同），他的時代、所處地理以及生活於其中的文化。 人類行為的科學就像抽象的運動科學一樣——在研究上是必要的，但是就研究本身來說，卻完全與實際事物不相關。來比較一下蜻蜓、火箭和近破波，這三者可以說明相同的運動規律，但是其表現形式卻並不一樣，可是它們之間的區別至少與它們之間的共性一樣重要。其實，就其運動研究本身來說，這種比較幾乎什麼都不能告訴我們。 與此類似，行為研究就其本身來說，同樣什麼都不能告訴我們，比如個人的身心是如何呈現其「行為」的。但是作為身心俱全的我們來說，了解身心卻非常重要。此外，我們通過觀察和實際經歷可以知道，個體與個體之間，其身心之差別可謂天上地下，而其中一些個體，其身心之強大，可以而且確實極大地影響了社會環境。在這最後一點上，羅素與威廉·詹姆斯英雄所見略同，而且，我要說，幾乎每個人（斯賓塞行為主義的信奉者們除外）都會同意威廉·詹姆斯的意見。 按照羅素的觀點，歷史變革原因有三：經濟形勢、政治理論、重要個體。他說：「我相信，這三者缺一不可；同時，三者中單獨的一個是不能全面解釋清楚歷史變革發生的原因的。」 如此說來，假如俾斯麥和列寧幼年夭折，我們的世界將截然不同；正因為有了他們，世界才成為如今這般模樣。「歷史尚不是一門科學，只有通過歪曲和有意省略才能讓它看起來像科學。」在真實的人生中，生活究竟是如何一日復一日地過下來，人們是無法解釋清楚的。所以，只有在理論上才能說「人們宣稱個人所做的貢獻，如今看來幾乎等於零」，而在實際中，任何個人都是重要的。當這個世界上有一件事做成了，請問究竟是誰做的？是誰的眼睛和耳朵在感知事物，是誰的大腦皮層在思考，又是誰擁有積極的情感和堅強的意志去克服困難？顯然不是什麼社會環境，也不是什麼群體——因為群體並不是一個有機體，僅僅是一個盲目的、無意識的組織。 任何一個社會裡，每一件事情都是由個人來做的。這些個人當然會受到當地文化的深刻影響，古人的圖騰和道德觀加上正確的信息和錯誤的信息一起代代相傳，並通過口傳或書面文字的方式保存在個體身上。但是不管個人從社會中獲得任何東西（更準確地說應該是：不管個人從屬於某個團體的個人那裡獲得什麼東西，或從他人——無論是生者死者——編輯的符號文獻中獲取什麼東西），他使用此物的方式都是獨一無二的，包括他獨特的感受、他的生物化學的構造情況、他的體格和氣質——這是別人無法代替的。 科學解釋再豐富，解釋範圍再廣，也不能解釋清楚這些不證自明的事實。我們務必記住，斯金納教授視人為社會環境的產物，但這個世上不是只有他一人才能對人類做科學的描述。這裡便有一人，乃是羅傑·威廉士[6]教授，他對人類行為的描述，不是將其抽象化，而是視其為身心的共同作用，每個人身心的發展，部分源於與他人共存的環境，部分則源於個人獨一無二的遺傳性。在《人性之邊界》和《自由但不平等》兩書中，威廉士教授以翔實的證據，論述了人與人之間內在的差異，這種差異，華生博士認為「純屬無憑無據」；而其重要性則被斯金納教授一筆抹殺——「幾乎等於零」。 在動物中間，尤其在特定物種之中，進化程度越高，生物差異度就會變得越來越醒目。尤其是人，其生物差異度在整個自然中是最高的，人在生化、結構、氣質等方面的多樣性，高過其他任何一個物種。這是簡單事實，一眼就能看出來，但是因為我所命名的「整合的意志」的存在，世上總有人意圖把一種簡單易懂的同一性強加到萬事萬物身上（因事物的多樣性令其抓耳撓腮），如此一來，許多人便被誘導，遂忽略了這一簡單的事實。他們於是降低生物的獨特性，全神貫注於較為簡單的、更易被人理解（就目前知識水準而言）的環境因素，因為環境總會介入人類行為中。「思考與研究皆關注於環境因素，」威廉士教授寫道，「由此導致人們普遍認為嬰兒有必要按照統一模式養育。一大幫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社會人類學家，以及其他一些專家，比如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教育家、法律學者，還有社會大眾，居然一致信奉這一教條；那些將去制定教育政策和政府大政方針的人，他們的主導思維模式中也復刻了這一教條；而那些毫無獨立批判精神的人，對這一教條則無條件地接受。」 如果一種倫理系統以非常實際的態度評估各種實踐經驗的數據，那麼它便能造福人群；但事實恰恰相反，很多倫理系統在評估實踐經驗、觀察事物性質時，卻不切實際到無可救藥的程度，導致這種倫理系統自然弊大於利，遺患無窮了。 因此，直到最近，人們仍然普遍認為壞天氣、瘋牛病、陽痿可能是因為邪惡的魔法師在作祟，而且有很多事例表明確實如此。於是，抓捕、殺死魔法師變成了一種責任；此外，這種責任已然白紙黑字寫在神聖的《出埃及記》里了：「行邪術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7]以此種錯誤的觀念為基礎（在許多個世紀裡，權勢人物極端相信這些觀念），建立起來的種種倫理系統和律法系統，製造了最駭人聽聞的邪惡勾當。 在這些關於魔術的錯誤觀念流行的年代，遍地監視、死刑盛行、冤死無數，種種惡果皆自成邏輯並強制執行。能與這樣邪惡的時代匹配的，是不久前的納粹德國。納粹的倫理系統，其立論基礎是關於種族的錯誤觀念，且得到強制推行；披上合法外衣的暴行，其規模之龐大，則遠勝過去的時代。 其結果便是，幾乎沒受多少阻力，人們便大抵信奉這樣的社會倫理體系了。其實，它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因為它認定人類是一種完全社會化的物種，所有嬰兒自出生起本質即一樣，而個人乃是經由集體環境馴化出來的產品。如果這類觀點無誤，如果人類實際上真是一種完全社會化的物種，如果個人的差異性微不足道——而且通過適當的馴化可以徹底抹殺，那麼，很明顯，自由將不復存在，而國家也將公開正義地迫害那些追求自由的異端。 於是，個人好比白蟻，對白蟻窩的奉獻便是純粹的自由。問題是，人類並非純然社會化的物種，人類只是適度群居；人類社會也不是一個有機體，並不像蜂房或蟻垤一樣；人類其實是被組織起來的，所謂的組織，換一種說法就是為集體生活而臨時安排的一架架機器罷了。此外，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是如此巨大，即使有強力文化的薰陶與「熨燙」，最底層的「內容礦物」（借用W.H．謝爾登的概念）仍然保留著其內在的敏感特質——即使已經社會化；而病人與瘦弱之人的體內，也仍然保留著巨大的精力與體力；而最強的「外部礦物」將始終存留於大腦敏感部分。如此一來，人必定是內省的、過度敏感的。 在我的寓言小說《美麗新世界》中，通過基因控制和後天馴化，人的行為被塑造為適應社會需求；胎兒放在瓶子中培育；為了確保產出的胎兒具有高度同一性，社會便精選少量母親，取其卵子，採用高科技手段，使這卵子一次又一次地分裂，於是造出了一百個甚至更多的成批成批的孿生子——他們一模一樣。這樣便能製造標準化的「機器人」，在標準化的機器上勞動。為保證這些「機器人」的標準化更加完善，嬰兒生產出來之後，社會便以嬰兒馴化、睡眠教育、嗑藥等方式產生的快感，替代過去人類對自由、創造力的滿足感。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已經指出，在當今世界，巨大的客觀勢力正在導向極權政治和管制社會。雖然個體通過基因控制成為標準化的人目前仍然不大可能，但是大政府和大財團已經或即將掌握我在《美麗新世界》里描述過的那種「思想操縱法」，還有其他一些邪惡手段，我那貧乏的想像力是無法預見的。 只因尚無法對胚胎進行同一性的基因控制，於是，在人口過剩、組織膨脹的未來的世界裡，獨裁者們只能把社會和文化的同一性強加在成人與兒童身上。為達此目的，他們將全面使用（除非被阻止）「思想操縱法」，並將毫不猶豫地通過經濟脅迫和身體暴力，來強化這種非理性的勸導手段。要想避免這樣的獨裁社會，我們必須毫不耽擱，立刻開始教育我們自己和我們的下一代，以確保自由和法治。正如我前面所言，關於自由的教育，首先需注重事實和價值。這些事實，包括了個人的差異性、基因的獨一無二性；由這些事實則推衍而出相關的價值，包括自由、寬容、互愛。 可是很不幸，單單擁有正確的知識和合理的原則還不夠。樸素的真理或許會被駭人的謬誤所遮掩，而嫻熟地籲求激情則往往敗壞理性的決定。荒謬而險惡的宣傳，其後效很難消除，除非訓練人們學會分析宣傳的技巧並看透其中的詭辯術。在人從動物境界跨入文明社會的過程中，語言起了關鍵的作用；但是語言也能喚起人心中持久的、系統化的愚昧，激起那種仿若魔鬼的邪惡——這可不像是人類的行為。其實，語言本來是能激起人心中種種美德的，比如做事有條理、深謀遠慮、仁慈如天使。 語言有助於使用者關注人、事、物，即使人、物已不存在，而事情則已過去。語言定義了我們的記憶，它通過將經驗轉化為象徵符號，能使即時的渴望、厭惡、仇恨、愛意轉化為穩定的情緒和行為準則。通過某種我們完全意識不到的途徑，大腦的網狀系統能從海量的刺激因素中，選取少量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於我們來說實際意義重大。從這些無意識中選擇的經驗，我們則或多或少有意識地選擇、提煉其中一部分，從我們的詞彙庫中選擇詞語給他們貼上標籤，並將之分類，立刻放入一個形上學的、科學的、倫理的系統中，這個系統則由更高層次的抽象詞語來為其中的概念一一命名。 這一過程有兩種結果。其一，如果選擇、提煉經驗的過程能就事情的本質，以正確的觀念系統做支持，並聰明地選擇合適的標籤，使其符號性質簡單易懂，那麼，我們的行為會傾向於務實、相對正派。其二，如果選擇、提煉經驗的過程以錯誤的觀念系統做支持，並錯誤地選擇、使用標籤，其符號性質近乎無人能懂，那麼，我們的行為將傾向於一種組織化的愚蠢，而且邪惡無比，這種愚蠢、邪惡的本性，感謝上帝，連啞巴一般無知無識的動物們（確實，它們都是啞巴，不能開口說話）都未曾有過呢。 在反理性的宣傳中，自由的敵人們系統性地顛覆語言的本源，以甜言蜜語、恐嚇威脅迫使民眾如思想操縱員們所希望的一樣思考、表達情緒、行動。故此，關於自由的教育（當然還包括愛和理解力，它們是自由的必要條件，也是自由的結果）必須首先解決正確使用語言的問題。在過去的兩三代人里，哲學家們花費大量精力，致力於分析象徵符號、意義。詞語、句子我們每日在用，它們是如何關聯到我們每日生活中都要處理的人、事、物的？討論這個問題，恐怕要花費大量筆墨，且容易離題萬里。 不過，我們只需要明確如下事實就夠了，那就是：以正確的用語方式進行合理的教育所需的智識儲備已然完成，它可以告知學生辨別正確、錯誤使用符號的方法，它可以覆蓋從幼兒園到研究生的所有教育階段，而現在，我們立刻就可以啟動這種教育。其實，在過去的三四十年間的任何時候，它隨時都有可能實施，但是，卻沒有地方可以用系統的方式，教育孩子學會辨別真與假、意義與荒謬。這是為什麼？因為他們的長輩，即使生活在民主國家中，也不希望孩子們接受這樣的教育！ 關於這點，我們要提到宣傳分析學院[8]那短暫、失敗的歷史——其實它在人類發展中有重大的意義。1937年，當時納粹的宣傳最喧囂，也最有成效，於是，法林先生這位新英格蘭地區的慈善家起而創建該學院。在該學院的支持下，專家們不僅對非理性宣傳進行了分析，而且還為高中生、大學生編寫了幾本教材。但是，大戰爆發了，這次大戰的破壞力是全方位的，其對人心理的破壞，毫不亞於它對人身體的破壞。當同盟國政府都已經全力部署「心理戰」的時候，還堅持對宣傳進行分析，已然顯得有些不合時宜。1941年，該學院關閉。 但是，即使在戰爭開始之前，也已經有一些人似乎對該學院的事業深為反感。比如，某些教育家就反對說，向學生傳授如何分析宣傳材料，將使年輕人變得過分的憤世嫉俗。軍方高層也表示反對，他們擔心新兵會對軍訓教官的指令予以分析並質疑。還有牧師和廣告商們。牧師們反對的理由是，人們的信仰會被削弱，也會減少去教堂的次數；而廣告商們的理由是，對品牌的忠誠度將會降低，銷售量因此會萎縮。 這些擔憂和厭惡不是沒有道理。如此之多的普通民眾也能詳細剖析牧師們、長官們的話，似乎確實具有相當大的顛覆性。即使在當下的生活中，社會秩序也依賴於民眾不假思索即接受由各種權威或本地傳統提供的宣傳。所以，問題的關鍵又一次歸結到尋找中庸之道，也就是說，個人必須足夠敏感，願意而且能夠履行自己的社會工作，但並沒有敏感到完全拜倒於專業思想操縱員的符咒的程度。 與之相似，民眾需經足夠的教育，能分析宣傳材料，以避免對純粹的胡說八道都毫無批判地信賴；但又不可太過，以至於對傳統的宣揚者善意的宣傳（雖然不總是全然理性）也完全拒之門外。或許在盲目輕信與盲目懷疑之間永遠都無法找到一個平衡點，而且單靠分析，也無法始終保持這種平衡。看來，要解決上面那個疑問，剛才討論的方法有些消極，我們還需要用一些更積極的方法來加以補充，即：在事實的堅實基礎之上，建立一套大家普遍都能接受的價值觀。 當然，說到價值，首先就是個人自由，它源於人的差異性和基因的獨一無二性；其次還有互愛與同情，它們源於古老的事實，而且為現代心理學所再次發現，即：不管人的精神、體質的差異性有多麼大，愛就如同事物和居所一樣，對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最後還包括智識的價值，沒有智識，愛將徒然無功，自由將無處可覓。這一套價值觀將給我們提供一個標準，我們可以此來評判宣傳。任何宣傳，如果純粹胡言亂語，且淫邪苟且，則我們立刻拋棄；如果僅僅是不講理性，但與愛、自由等價值觀是相容的，且不違背智識的原則，我們則可斟酌其價值，考慮暫時接受。 ------------ [1]約翰·布羅德斯·華生（John B.Watson，1878—1958），二十世紀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廣告設計者。 [2]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B.F.Skinner，1904—1990），美國心理學家、行為主義學派代表人、作家、發明家、社會哲學家。 [3]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國哲學家與心理學家。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是他的弟弟。 [4]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國著名的哲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家，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 [5]維蘇威火山（Vesuvio），歐洲大陸唯一的活火山，位於義大利。 [6]羅傑·約翰·威廉士（Roger John Williams，1893—1988），美國生化學家，命名了維生素B，發現了維生素B5，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化學學會主席。 [7]《聖經·舊約·出埃及記》22章18節。 [8]宣傳分析學院（Institute for Propaganda Analysis，簡稱IPA），1937年由部分社會科學家、輿論領袖、歷史學家、教育家、記者等在美國成立。該機構認為，擴散的宣傳降低了公眾的獨立判斷能力，於是致力於鼓勵民眾理性思考，以建設性的方式討論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