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美麗新世界 · 第十章 睡眠教學法

1957年的晚秋，美國加州圖萊里縣一個叫「林地露營」的刑法機構里，進行了一次有趣的實驗。一群犯人自願像豚鼠一樣參加心理測試，在他們枕頭下面，放置了微型揚聲器，這些揚聲器全部與典獄長辦公室的一台留聲機連線。在整個夜晚，一個鼓舞人心的聲音不停地低聲重複著一段簡短的《道德生活的原則》，如果犯人夜裡起來，他可能會聽到這低語的聲音，頌揚著基本美德，或咕噥著呼喚個人的良知，「我全心已然滿是對世人的愛與同情，上帝，請佑助我吧」。 看完有關這個「林地露營」的報道，我轉而想到《美麗新世界》的第二章。在此章節里，西歐孵化與馴化中心的主管向一群新人介紹國家倫理教育系統的工作，時間是福特紀元的第七個世紀，這套教育系統名為「睡眠教育法」。主管對他的聽眾們說道，最初睡眠教育的嘗試誤入歧途，所以並不成功。最初，教育者們試圖對睡覺中的學生進行智識訓練，可是，智力活動與睡眠是不相容的。睡眠教育法只有在用於道德訓練時才真正成功，也就是說，在人的心理阻力最低的時候，通過語言暗示，對其行為模式進行馴化。 「非語言的條件反射既粗率，也失之於籠統，無法傳授較為複雜的行為——這些行為乃是國家所需要的。所以，需要的是語言，不過是不講理性的語言。」這種語言，要想被理解，倒也不需要進行分析，只需在睡眠中一股腦兒地灌輸到大腦中去即可。這就是真正的睡眠教育法，「乃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道德、社交力量」。在「美麗新世界」里，低級種姓中沒有任何人起來挑事，為什麼？因為從他們能說話、能理解別人的話時開始，每一個低級種姓的兒童一夜復一夜，在其睏倦睡眠之時，都要接受永不歇止、不停重複的暗示。這些暗示好比：「液封蠟，一滴滴流下來，黏附、鑲飾於這受體，並與之融合在一起，最終一整塊岩石都能變成猩紅色混沌的一團。最終，幼崽們的腦子儘是這些告誡，所有告誡整合一起，也就變成崽子們的思想。還不僅僅是崽子們的思想呢，成年人的思想也是一般無二，甚至是終其一生。判斷、欲望、決定，這些所謂的思想，其實都是由這些告誡組成。而所有這些告誡，全全部部都來自我們，來自國家。……」 到目前為止，據我所知，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進行的睡眠暗示能比圖萊里縣的實驗更令人敬畏，圖萊里縣的睡眠暗示針對的是違法者，其本質是無懈可擊的。我倒是想，如果不僅僅是「林地露營」里的傢伙們享受這等福氣，而是我們所有人都能在睡夢中滿心充溢對世人的愛與同情，倒是妙極人寰呢。不，我們不是反對那鼓舞人心的私語所傳遞的信息，我們反對的是政府機構公然採用睡眠教育法。在民主社會裡，官員們受民眾委託行使權力，他們難道可以隨意自行裁定，來使用睡眠教育法這樣的工具嗎？在此處提到的實例中，官員們也只是在自願者身上進行了睡眠教育實驗，而且意圖良好。可是，無人可以保證，在別的情況下，意圖就能是良好的，或者馴化會在自願的基礎上進行。任何允許官員們嘗試邪念的法律或社會制度，必定是邪惡的。任何保護官員不因自身利益而濫用職權（甚至只是在極短的時間之內）的法律或社會制度——在這樣的社會裡，教會組織亦有存在價值——是良善的。睡眠教育法，倘若果真有效，在任何一個有權向被奴役的受眾強加暗示的人手中都會成為威力極其強大的工具。而一個民主社會相信如下道理，即權力經常會被濫用，所以官員們受民眾委託所據有的權力，只能是有限的，而且其行使權力的時效也有限制。在這樣的社會裡，官員們可依法推行睡眠教育法，當然，前提是說睡眠教育法果然具有強大的威力。但是，它果然是一個威力強大的工具嗎？或者，它會像我想像的那樣，按福特紀元第七個世紀的模式來應用？且讓我們看看如下的證據吧。 在1955年7月刊的《心理學公報》上，查爾斯·W．西蒙和威廉·H．埃蒙斯就睡眠教育法領域十項最重要的研究進行了分析和評估，所有這些研究都與記憶相關。睡眠教育能否幫助學生提升死記硬背的能力？趁熟睡時低聲對著耳朵說出的材料，到了第二天早晨醒來時還能記得多少？對此，西蒙和埃蒙斯如此回答：「我們對睡眠教學法的十項研究進行了評估，其中許多項研究被商業公司、流行雜誌、新聞報道不加批判地作為證據使用，以支持睡眠教學的可行性。對這些研究的實驗設計、數據、方法論和睡覺的定義標準，我們分別進行了嚴格的剖析，結果發現，或多或少，這些研究都存在不足之處。可見這些研究並不能準確無誤地證明睡眠教學果真可行。不過，有些學習經驗是在一種特殊的清醒狀態獲得的，而參加實驗的人事後卻不記得當時他們是否清醒。從學習時間的效率上來說，這一發現可能具有重大的應用價值，只是，這卻不能被定義為睡眠學習……因為對睡眠缺乏精準的定義，問題顯得更加混亂了。」 雖然如此，某些事實仍不變。例如，美軍在二戰期間（甚至在一戰期間就曾做過實驗）向士兵培訓摩爾斯電碼和外語，除了白天的學習之外，還以睡眠教學來補充，很顯然，這一做法收到了奇效。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和美國以外的好幾家公司售出了大量的「枕頭揚聲器」、「定時留聲機」以及磁帶錄音機，以方便日程密集的演員記台詞，方便政客、牧師記演講（他們希望給聽眾一個錯覺，讓大家以為他們的雄辯乃是順其自然的），或方便學生準備考試，最後也是價值最大的，是它們幫助不計其數的對自己現狀不滿的人們接受暗示，或自我暗示，直至煥然新生，與舊我告別。 自我暗示可以很容易就記錄在磁帶上，一遍又一遍地去聽，不管白天還是睡眠。外界的暗示可以通過購買相應的磁帶得到，這些磁帶記錄了相當多領域的有價值信息。比如，市場上就有關於舒緩壓力、深度放鬆訓練的磁帶，以及促進自信的磁帶（多是銷售員需要），還有的磁帶有助於提升一個人的魅力，使其個性更富吸引力。其中最暢銷的，是關於兩性和諧和減肥的磁帶（如「我不喜歡巧克力，對土豆不感興趣，對鬆餅完全無動於衷」）。還有些磁帶是關於促進健康的，甚至是關於如何賺大錢的。令人稱奇的是，有些購買磁帶的顧客感激涕零地回信，自動作證，證明有一些人在聽了有關如何賺大錢的睡眠暗示之後，居然真的發財了；許多肥胖的女士居然真的瘦身了；還有一些夫婦，本來瀕臨離婚的邊緣，卻重新找回性和諧，從此白頭偕老了。 關於這點，西奧多·X．巴伯[1]在1956年十月版的《臨床與實驗催眠學報》發表了論文《睡眠與催眠》予以論述，極富啟發性。他指出，淺層睡眠和深度睡眠有著重要的區別，在深度睡眠之中，腦電圖儀未能記錄下α腦波，而在淺層睡眠之中，α腦波卻現身了，由此可見，淺層睡眠更靠近清醒狀態或催眠狀態（在這兩種狀態中，α腦波都出現）。一聲巨響，能把一個處於深度睡眠之中的人驚醒；如果聲響稍微降低些，卻並不能驚醒這個深度睡眠中的人，只是，α腦波居然出現了，這表明，深度睡眠轉變為了淺層睡眠。 處於深度睡眠中的人，不能接受暗示。但是處於淺層睡眠中的人，若給予其暗示，他們會接受——巴伯先生髮現，在催眠狀態之下，其接受暗示的方式是一模一樣的。 許多早期研究催眠術的人都做了類似的實驗。米恩·布拉姆韋爾[2]在其1903年出版的經典著作《催眠術的歷史、實踐與理論》中記錄道：「許多權威宣稱能夠將自然睡眠轉變為催眠狀態。據維特斯特朗[3]說，將一個人尤其是小孩置於睡眠狀態，實在是小菜一碟。……維特斯特朗以為，這種誘使催眠的方法應用價值很大，他自稱成功地完成了多次。」布拉姆韋爾還說其他一些熟練的催眠師（其中包括了一些傑出的權威如伯恩海姆、莫爾、佛瑞爾）也曾達到同樣效果。 今天，任何一個實驗員都不會說「將自然睡眠轉變為催眠狀態」，他會說，淺層睡眠（與不出現α腦波的深層睡眠相反）是這樣一種狀態，處於這種狀態的人會樂意接受暗示，這與被催眠的人一模一樣。舉個例子，當一個人處於淺層睡眠時，告訴他一會兒之後會起床，會感覺非常口渴，然後他真的就起床了，而且喉嚨真的非常干，急切要喝水。淺層睡眠時，人的大腦皮層固然不很活躍，不能做積極思考，但是它還是足夠清醒，能夠接受暗示，並將暗示傳遞到自主神經系統的。 我們已經知道，著名的瑞典醫師和實驗家維特斯特朗，對睡眠兒童的催眠處理上可謂得心應手。今日他的手法仍然被一些兒科醫生們沿襲，他們告訴年輕的母親們睡眠教育的藝術，教育她們在嬰兒處於淺層睡眠時，可以給孩子一些有用的暗示。通過這種睡眠教育法，可以糾正孩子們尿床、啃指甲的惡習，可以引導孩子們做手術時減少恐懼，而當孩子們的生命狀況堪憂時，則能給予孩子們信心和安慰。我自己就曾親眼看到，通過臨床上的睡眠教育法，孩子們取得了一些顯著的成績。而成人們，若採用此法，也應能取得相應的成績。 對於未來的獨裁者來說，睡眠教學發展至此，此中價值，不言而喻。在合適的條件之下，睡眠教學法確有效果，看起來和催眠的效果一樣。在催眠狀態中，能讓一個人做的大部分事情、能對一個人做的大部分事情，也同樣可以在淺層睡眠狀態中實現。語言暗示可以從處於催眠狀態中的大腦皮層傳遞到中腦、腦幹，以及自主神經系統。如果這些暗示精心設計、不斷重複，那麼睡眠者的身體機能就能夠改善或能接受外界干預，新的情感模式將建立起來，舊的情感模式被修正，催眠後的人可以接受命令，而口號、公式、觸發詞則深深刻入記憶深處。孩子比成人更能接受睡眠教學法，未來的獨裁者自然會充分利用這一情況。幼兒園的孩子們午覺之時，將會接受睡眠暗示。大小孩——尤其是幹部的孩子們，他們要成長為領袖、管理者、教師——則進入寄宿學校，在此，除了白天接受良好的教育，晚上還以睡眠教育作為補充。至於成人，則會特別關注病號。正如巴甫洛夫多年之前驗證的那樣，意志堅定、冥頑不靈的狗，動了手術之後或者忍受著病痛之苦的時候，它們就能徹底接受暗示了。我們的獨裁者因此將確保每個醫院病房布置好聲音設備。一次闌尾手術、一次分娩、肺炎或肝炎的一次發作，都將成為病人們接受忠誠、唯一真理的精讀課程的良機，也將成為溫習意識形態原理的理由。其他被奴役的聽眾則聚集在監獄、勞改營、軍營、海船、夜間的火車飛機上，或者在巴士總站、火車站陰鬱的候車室里。即使睡眠暗示對這些人所起的效果還不到10%，但仍然是一個驕人的成績，而對一個獨裁者來說，這等好事是千載難逢的。 且暫不討論淺層睡眠、催眠的神奇效果了，我們來看看清醒狀態的人——或至少自認為處於清醒狀態（實際上，佛教徒們堅稱，絕大部分人始終處於半睡半醒之間，好似夢遊者一般度過一生，唯有聽從別人的暗示。只有悟道，才是真正的清醒。「佛陀」這個詞本身的含義，就是「覺醒」）——他們對暗示的敏感性又是怎樣的。 從遺傳學的角度來看，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在許多方面，人人皆相互不同。在統計定額中，個體差異的幅度之大，已然令人驚嘆，而我們千萬不要忘了，所謂的統計定額，只在保險統計中有些用處，大抵是不能使用於真實人生的。真實人生中，沒有一個人是所謂的「標準人」，只有一個個單獨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人皆自有其與生俱來的精神、身體的特質，卻無一不刻意（或被迫）扭曲自己的生物差異性，以融入某個文化模型的同一性中去。 對暗示的敏感性，是這些特質之一，同樣人人大不相同。自然，環境因素會影響一個人接受暗示的敏感性，不過，恐怕這一特質的區別也有個體體質差異的原因。對暗示極度反抗，這種案例甚是罕見，幸虧如此，否則如果每個人都像別人一樣不接受暗示，社會生活就不存在了。社會之所以能以一種理性的方式高效運轉，就是因為雖然程度不同，但大部分人都對暗示敏感。但是，對暗示極度敏感的現象，一樣甚是罕見。這也是社會之幸，否則如果大部分人對外界暗示極度敏感，那麼任何選區裡的大部分選民將不可能做出自由、理性的選擇，民主制度亦將不存。 幾年之前，在麻省總醫院裡，一群研究者就安慰劑（安慰劑從藥理學上說，是毫無療效的，但是病人們卻相信它們有效）的止痛效果進行了一場極其成功的實驗。在這個實驗中，參加實驗的患者為162人，他們都剛從手術室出來，身體非常疼痛。一旦有病人要止痛藥，研究者們就給他們注射嗎啡或蒸餾水。所有的病人都接受了嗎啡、蒸餾水的注射，其中，約三成的患者根本不能從安慰劑中獲得緩解疼痛的效果，另外14％的患者每次注射蒸餾水之後都覺得病痛緩解了，剩下的55％的患者，有時能從安慰劑中獲得緩解疼痛的效果，有時則不能。 到底是什麼把暗示感應者與暗示不感應者區別開來呢？嚴肅的研究和測試證明，年齡、性別不是重要的因素。男人、女人，老者和少者一樣頻繁地對安慰劑產生反應。標準的智商測試顯示，智力水平似乎也不是重要因素，因為這兩組人（暗示感應者與暗示不感應者）的平均智商差不多。 說一千道一萬，區別只在氣質上，在於他們對自己、他人的感受，在這一點上，這兩組人顯著不同。暗示感應者與不感應者相比較的話，前者更願意合作、較少批判性、不太懷疑，他們不會給護士製造麻煩，對於自己在醫院接受的治療，他們簡單概括為「棒極了」。雖然感應者對他人比不感應者要友善得多，但感應者對自己卻通常過於焦慮，在壓力之下，焦慮感會以各種身心失調的症狀表現出來，比如消化不良、腹瀉、頭痛。無論是不是因為焦慮，大部分感應者在表達情緒時都比不感應者更加無拘無束，也更加健談，他們也更易信仰宗教，對教堂的事務更有熱心，在潛意識層面上，他們也更加關注性事。 如果將這些患者對安慰劑的反應數據與催眠專家們在其專業著作中的預測做一比較，會是很有趣的事情。催眠專家們說，大約五分之一的人口可以很容易就被催眠；另外的五分之一根本就不能被催眠，或者，只有當藥物作用或疲憊降低了其心理牴觸水平的情況下，他們才可能被催眠；剩下的五分之三人口比第一類人催眠起來略微困難些，但又比第二類人催眠起來容易得多。一位製造睡眠磁帶的商人告訴我，他的客戶中大約有20％的人是熱情的，他們會在較短的時間裡就能得出極佳的效果，並反饋給他。但另一方面，卻也有8％的少數人，總是要求他退錢。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顧客，他們不能很快取得成效，但其暗示感受性也是足夠的，只要他們堅持去聽合適的睡眠暗示材料，最終他們會收到想要的效果，比如自信、兩性和諧、減肥或賺錢更多。 民主、自由的理想遭遇了人性易受暗示的殘酷現實。五分之一的選民幾乎只需一眨眼之間就能被催眠，七分之一的選民只要注射蒸餾水就能緩解他們的病痛，四分之一[4]的選民對睡眠教學法能迅速產生熱情的反應。這些人算是非常願意合作的少數人，此外還要加上那些反應啟動較慢的多數人，其暗示感受性雖然較低，但是任何熟知業務且願意花費時間和辛勞的人，都能將其暗示感受性有效提升。 個人自由能與個人高度的暗示感受性兼容嗎？當內部專業的思想操縱員經過科學培訓能熟練開發個體或群眾的暗示感受性時，民主制度能存續嗎？暗示感受性的存在有利於個人及民主社會，但在何種程度上，過高的感受性天賦能通過教育被中和嗎？商人、牧師、政客（無論在朝在野）對暗示感受性的過度開發，究竟達到何等程度，需要法律來控制？頭兩個問題，在前面的章節里已經或明確或含蓄地討論過了，在下面的章節中，我將討論預防、糾偏的問題。 ------------ [1]西奧多·X．巴伯（Theodore X.Barber，1927—2005），研究後催眠行為的心理學家。 [2]米恩·布拉姆韋爾（Milne Bramwell，1852—1925），英國醫生和催眠專家。 [3]奧托·格奧爾格·維特斯特朗（Otto Georg Wetterstrand，1845—1907），瑞典內科醫生和精神治療醫師。 [4]原文為四分之一，但根據上下文理解，應為五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