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美麗新世界 · 第十二章 尚有可為否？

我們理應接受關於自由的教育。不過這一教育的現狀卻不容樂觀，但我們應該可以做得更好。然而，正如我前面論及的，自由受到多方面的威脅，包括人口統計學的、社會的、政治的、心理學的。這個社會的病根乃是由多種病因綜合造成的，如需根治，除非多方下藥。因此，要應付複雜的人類問題，我們不能僅僅只考慮一個因素，而需要綜合考慮所有相關的因素。畢竟，沒有任何東西是萬能的。自由已然遭到威脅，推廣關於自由的教育實在是十萬火急的事情，同時其他許多項事情也同樣火燒眉毛了，比如為保障自由而設置社會組織，進行人口控制，以及相關立法工作。讓我們從最後一項開始討論。 從制定《大憲章》[1]的時代起，甚至還要更早些，英國的立法者們就已經關注於如何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果一個人被不清不楚的法律關進監獄，那麼他有權根據1679年頒布的《人身保護法》，申請由上級法院發出「人身保護令」。這一保護令由高等法院的法官發到地方治安官或獄卒手上，責成他在限定時間之內，將其關押的人帶至上級法庭，以審明案情。這裡務需強調，不是把申訴信或法定代理人帶至上級法庭，而是申訴者本人，是他那活生生的肉體，他的每一塊肉每一根骨頭都曾被迫睡於木板之上，他的鼻子曾被迫去聞牢中惡臭的氣味，他的嘴巴曾被迫去吃牢中那噁心的飯食。 對自由的基本條件（免於身體遭受迫害的自由）的關注，毫無疑問是必需的，但還不是需要我們關注的全部。讓一個人離開監獄，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此人卻不一定自由——即使他身體免遭了迫害，卻仍可能成為心理上的受奴役者。他可能被強迫按照一個國家或國家內部的私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所要求的一樣去思考、感受、行動。世上可永遠不會有什麼「心靈保護令」，因為地方治安官或獄卒不可能將一個被非法拘禁的心靈送到上級法庭，而世上也沒有一個心靈被奴役（具體奴役方式見前文）的人會站到某個法庭上控訴自己遭受心靈的奴役。 心理管制的本質就在於，那些曾被迫採取某些行動的人，最終視此壓迫為自然，從此自覺做行動。「思想操縱法」的受害者不知道他是一個受害者，他其實身處一個無形的監獄，卻自以為身處自由之中。只有別人才能看出來他是不自由的。他的奴役狀態是完全客觀存在的，誰也無法抹殺——包括他自己。 我要再次強調，世上永遠不會有什麼「心靈保護令」，但至少可以有預防性的法律，宣布心理奴役的買賣為非法，這個法律將保護心靈免於遭受奴隸販子們肆無忌憚的、惡毒的宣傳，它所要模仿的就是那部保護人身的法律——它使監獄肆無忌憚的販子們無法販賣豬食、毒藥給囚犯。 例如，我以為我們可以，而且也理應立法，限制無論是文職還是軍職官員的權力，禁止他們在受其控制或被其拘禁的人身上使用睡眠教育手段。我還以為我們可以，而且也理應立法，禁止在公共場合或電視螢幕之中使用「潛意識投射」手段。我同時以為我們可以，而且也理應立法，不僅禁止政黨候選人花費超過一定限度的競選資金，而且禁止他們使用任何非理性的宣傳手段，這樣的宣傳手段把整個民主程序貶得一文不值。 這些預防性的法律或者能起些作用，但是，倘若目前正威脅著自由的那些巨大的客觀勢力仍在增強其勢力，那麼這些法律也不能長久發揮作用。不斷增長的人口、不斷發達的科技，使人口過剩、組織膨脹的壓力不斷加大，面對這兩股壓力，最好的憲法和預防性法律都顯得無能為力。憲法自然不會被廢除，這些良好的法律也依然會印在法律全書中，但是這些自由主義的文本不過是一塊遮羞布，掩蓋著已然深受奴役的本質。 如果人口過剩、組織膨脹的壓力不除，我們就會看見歷史的倒轉——曾經英格蘭轉變為一個民主政體，仍保留著君主制的外衣，但未來它將成為一個君主制國家，卻披著民主制度的外衣。隨著人口過剩、組織膨脹的壓力無情地加速擠壓這個世界；隨著「思想操縱法」花樣翻新且越來越有效，民主制度將會變色，但其老舊古怪的政治形式（選舉、議會、最高法院以及其他）卻會得到保留，而潛淵之下，其政體本質則是一種新型的非暴力的極權主義。那些傳統的漂亮名號、那些神聖的標語，依然保留，就像在美好的往日一樣。是的，民主、自由仍將是廣播、社論的極佳主題，不過，這裡的民主、自由卻完全是匹克威克式[2]的口吻。與此同時，寡頭統治者及其手下那些經過高級訓練的精英士兵、政客、思想製造者、思想操縱員們，將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靜悄悄地主宰世界。 我們來之不易的自由如今面臨這些巨大的客觀勢力的威脅，我們怎麼去抵抗？如果單純從語言的角度泛泛而談，要回答這個問題簡直輕而易舉。就說人口過剩吧，高速增長的人口對自然資源施加了越來越沉重的壓力，我們能做什麼？很顯然，我們必須儘快控制人口增長率，使其與人口死亡率持平；同時，我們必須儘快提高糧食產量；儘快創建並執行一項全球政策，以保護土地和森林；儘快發明有較高安全性、較低消耗速度的實用燃料，來替代核能；我們還要在節約使用簡單易得的礦產資源的同時，儘快開發新的、省錢的技術，對這些越來越稀缺的礦產資源進行開採——在這些資源中，最貧瘠的礦產在大海里。 可是，毋庸諱言，所有這些幾乎都是說來容易做來難。人口年增長率要降低，可是怎麼降低？我們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饑荒、瘟疫和戰爭，一個是人口控制。大多數人會選擇人口控制，可是這隨即帶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既是生理學的、藥物學的、社會學的、心理學的，甚至還是神學的。口服避孕藥尚未問世[3]，如果一旦發明，那麼又如何分發到數以億計的未來的母親（或者假如這粒藥丸是作用於男性——那些未來的父親）手上，並確保她們（他們）為了降低人口出生率而服用呢？ 而且，考慮到現行的社會風俗、文化與心理的強大慣性，又如何說服那些本該服用避孕藥卻不想服用的人呢？還有，羅馬天主教對任何其他形式的節育都極力反對又該如何？該教會只允許一種所謂的「自然避孕法」，這一避孕方法在最需控制人口出生率的工業落後地區得到試用，但卻證明幾乎毫無效果。 所有這些有關未來、避孕藥的問題，即使考慮到目前已經可用的化學的、機械的節育辦法，也幾乎無望獲得圓滿答案。 當我們從節育問題轉到增加糧食供給和保護自然資源的問題上時，我們仍然會遇到一些困難，雖然沒有節育問題那麼嚴重，但依然是不可輕視的。首先是教育問題。那些負責種植作物以供給全世界絕大部分糧食需求的農民們，他們人數龐大難以計算，要想教育他們使其改進種植技術提升產量，又得花上多少時間？假設他們果然接受了教育，又到哪裡尋找資本為他們提供機器、燃料、潤滑劑、電力、肥料、改良的種子、家畜——沒有這些東西，最好的農業教育也白費。相似的問題是，又是由誰來負責教育人類保護資源的原則和方法？ 而且，倘若一個國家人口猛增，對食物的需求暴漲，又如何去阻止這個國家裡飢餓的農民們不去開墾土地？如果可以阻止他們，那麼當肥力耗盡、傷痕累累的土地緩慢恢復生機的過程中，又是誰來負責這些農民的生計？或者，再考慮一下落後的社會吧，它們迫切要實現工業化，如果它們成功了，為了拚命趕上「先進國家」，勢必又要像早期的「先進國家」一樣（它們到現在還是如此），愚蠢、鋪張地浪費掉這個星球上的不可再生資源，那麼又由誰來阻止這些落後的社會追逐先進的腳步？ 清算的日子終會來到。當礦藏挖掘殆盡，在現有的條件下，如果技術上可行、經濟上合算，還能夠從殘餘的礦藏中再挖掘剩餘不多的珍貴的礦物，但在那貧窮的國度，又到哪裡去找科學人才和巨量的資金來完成這一工作？ 或許，最後還是會發現一個現實可行的答案，可以回答上面所有的問題，可是到底還要等多久才能發現這個答案？無論人口總量與自然資源做何等的較量，時間永遠不會站在我們這一邊。到本世紀結束，如果我們人類足夠努力，或許到那時世界市場上的糧食總量會比現在的翻一番，可是到時人口的總量也差不多翻了一番，其中幾十億的人口都將生活在半工業化的國家裡，他們將消費現在十倍左右的電力、淡水、木材和不可再生礦物質。一言以蔽之，到了那時，糧食供給狀況一如今日般捉襟見肘，而原材料的供給狀況則要比今日更糟糕。 而要解決組織膨脹問題，也並不比解決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之間的問題來得容易。如果單純從語言的角度泛泛而談，要回答這個問題同樣輕而易舉。此處有一句政治格言：權力尾隨財產而至。但如今生產資料正迅速集中至大財團和大政府之手，這已經是鐵板釘釘的事實了，所以，如果你信仰民主制度，請將你的財產分散出去吧，範圍越廣越好。 再來看看投票權的問題。原則上，這是極大的權利。但在現實中，正如近期的歷史反覆呈現給我們看的那樣，投票權本身絕不能保證公民的自由。因此，如果你想通過投票權來避免獨裁制度，請解散現代社會中僅具功能性的各類集體組織，學會自我管理，學會以自願為基礎組建小型的交流團體，使其能躲開大財團、大政府的官僚系統而獨立運作。 人口過剩和組織膨脹催生了現代化的大都市，在大都市中，想再過上由豐富多彩的人際關係構成的完滿的人性之生活，幾乎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所以，如果你想逃避個人的、社會的精神貧瘠狀態，離開大都市，讓小小的鄉村社區復活吧；或者破壞大都市機械化的組織體系，在其內部組建一個個與鄉村社區一樣的小型社區，在這些社區中，人們相聚，作為完全的個體相互交流，而不是僅僅作為專業化功能的人形化身出現。 這些問題，時至今日已然人人都能明了；其實，五十年之前，這些問題即已眉目清晰地為人所知。從西萊爾·貝洛克[4]到莫蒂默·阿德勒先生[5]，從早期的信用合作社的信徒們，到今日義大利和日本的土地改革者，善良的人們一代又一代地提倡去中心化（防止經濟巨鱷集中權力），以及廣泛地分散財產。有不少分散生產力的天才的計劃提出來，致力於重建小型的「鄉村工業」。還有杜博瑞爾[6]那周詳的計劃，試圖在一個個的大型工業組織中的不同部門裡分配一定量的自治權和主動權。 還有工團主義者[7]，他們有一份藍圖，希望在產業聯合會的幫助之下，以生產集團的聯盟為組織架構，建立一個無政府的社會。在美國，亞瑟·摩根[8]和貝克·布朗內爾[9]提出了一個理論，構想了一種新的社群生活方式，其規模維持在鄉村和小型市鎮的水平。 哈佛大學的斯金納教授在他的烏托邦小說《桃園二村》中，就人類的問題，提出了一個心理學家的看法，小說描寫了一個自給自足、自立自治的社會，其組織方式如此之科學，以至於沒有人會受到引誘去反對社會，無需藉助高壓政治，也無需宣傳，而每個人都能為其所當為，樂其所當樂，人的創造力於是被普遍激發了。在法國，二戰進行之時以及結束之後，馬塞爾·巴布[10]和他的追隨者們建立了許多自治的、無等級的生產社區，社區之內人們互助互愛，過著純然人性化的生活。同時在倫敦，佩克漢姆實驗[11]證明了通過互助的醫療幫助體系，使人人關注集體的更廣泛的利益，即使在一個大都市裡，也可以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性化的社區。 如此我們便可看到，組織膨脹的病毒已然清晰可辨，人們也開出了包羅萬象的藥方，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在針對組織膨脹的病症做一些實驗性的治療，而其結果甚是喜人。然而，不管如何倡導，也不管實驗性的舉措如何開展，這一病毒卻穩定發展，越發厲害。我們固然知道權力不可集中在少數的寡頭統治者手中，然而真實情況卻是，權力確乎集中在越來越少數的人手上。我們固然知道，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生活於一個大都市意味著成為一個匿名的、原子一樣的人，不能過純然人性化的生活，然而大城市卻在穩定地擴張，同時「城市—工業」的生活模式卻毫無改變。我們固然也知道，在一個龐大、複雜的社會之中，民主如果不是與規模適當的小型自治組織相掛鉤，將近乎毫無意義。然而，每個國家的事務，卻越來越多地為大政府或大財團的僚吏們所操控。 事情是明擺著的：在實際過程中，組織膨脹的問題解決起來與人口過剩的問題一樣困難。面對這兩個問題，我們都知道應該做什麼；但及至現在，我們卻都不能依據自身知識，有效採取應對措施。 在這一點上，我們發現自己面對一個非常讓人困惑的問題：我們果真願意利用自身知識去解決問題嗎？ 此外，設法中止，如果可能則逆轉目前朝向極權統治的趨勢，大部分民眾是否真的認為這般不辭勞苦是值得的？在美國——它是目前以至將來很長時間內世界上「城市－工業」型社會的先行者——目前的民意調查顯示，實際上十多歲的年輕人中的絕大多數，作為未來的選民，對民主制度卻毫無信心，對不合時宜的思想審查制度毫不反感，也並不相信什麼民有、民治的政府，如果可以繼續早已習慣的富裕的生活方式，他們對由少量精英統治的寡頭政府照樣很是滿意。 在全世界最強大的民主政治之下，如此之多生活富足的年輕的電視觀眾，他們居然對民治的觀念完全無動於衷，對自由思想、公民不服從權力完全視若無睹，這一事實難免令人沮喪，只是倒也不必一驚一乍。我們常說「像鳥一樣自由」，並羨慕那帶翅的生物，它們有能力在三維空間裡不受限制地飛翔。但是，天啊，我們卻忘了渡渡鳥[12]。需知，任何鳥類，如果學會了在地上挖挖啄啄，且能過上小康生活，它自然不再有動力展開它的翅膀在天空翱翔，很快，它將厭棄飛翔的特權，從此永遠生活在大地上。通過這個故事，可以看到人類的本性與鳥類有些相似。如果一日三餐有豐富的麵包定時供應，那麼，許多人將完全滿足於只靠麵包生活，或頂多再靠看馬戲調劑一下生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寓言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這樣說：「到最後，他們將拋棄自由，仍在我們的腳下，並且說：『讓我們做你們的奴隸，只是要餵飽我們。』」而當阿廖沙·卡拉馬佐夫問他的兄弟伊凡——這部小說的敘事人——宗教大法官說這話是否只是一種諷刺時，伊凡回答：「一絲一毫的諷刺都沒有！審判官只是出於他個人以及他所在的教會的善德，才摒棄眾人的自由，以此讓眾人幸福。」說得不錯，「讓眾人幸福」。 「而且，在此世界上，」大法官強調說，「對於個人或一個社會，從來是沒有比自由更遭人反對的了。」——不過，「不自由」除外。因為，當情況變糟，食物分配定額削減，那在地上定居的渡渡鳥將再一次吵吵嚷嚷，要求重新開啟翅膀。不過，當情況好轉，餵養渡渡鳥的農夫們變得更仁慈慷慨些，則這些渡渡鳥會再一次放棄它們的翅膀。如今的年輕人也是一樣，他們現在對民主政治甚少思考，長大成人卻有可能成為自由的鬥士，過去呼喊「給我電視、漢堡包，只是不要拿自由的責任來煩我」的人，在條件改變之下，或者會改而呼喊「不自由毋寧死」。如果這樣的革命爆發，其原因一部分在於甚至最強有力的領導者對權力的運轉也逐漸失去控制，一部分則在於統治者的無能，他們不能充分利用思想操縱術——科技發展已經使其完全可用，而且未來的獨裁者一定會使用。 考慮到在過去的時代，像大法官這樣的人物對思想操縱術甚少了解，而且缺少現代化的統治手段，他們卻能做得很棒。而他們的繼承者——那些知識儲備充分、思維徹底科學化的未來的獨裁者們，勢必將比前輩們做得更好。大法官責備耶穌，譴責他呼籲民眾追求自由，他告訴耶穌：「我們更正了你的工作，並且將其建基於奇蹟、神秘、權威的三位一體。」但是，奇蹟、神秘、權威還不足以保證一個獨裁政權的永續。在我的寓言小說《美麗新世界》中，獨裁者們又在這份清單上添加了科學，如此便能通過控制嬰兒的胚胎、馴化，以及控制成人、兒童的思想來推廣其權威。 而且，他們已不再僅僅談論奇蹟或用符咒暗示神秘，因他們已然可以通過藥物手段，令其臣民直接感受到奇蹟與神秘，如此便能將單純的信仰轉變為狂喜的經驗。過去的獨裁者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不能給臣民提供足夠的麵包、馬戲、奇蹟、神秘，也沒有真正有效的思想操縱術。過去的自由思想者和革命者往往都是極端虔誠的正統教育的產品，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正統的教育者過去使用現在仍在使用的手段根本就沒有用。 而在一個有著科學化思維的獨裁者治下，教育將會真正發揮功效，結果是，絕大部分男男女女長大為人之後，將熱愛他們的奴役狀態，永遠都不會念想革命。似乎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質疑，為什麼一個完全科學化統治的獨裁政權將永遠不會被推翻。 與此同時，在這世界上，仍將殘留一些自由的火種。或許，許多的年輕人看上去真的不重視自由，但是我們中的一些人仍然信仰自由，因為沒有自由，人將不成其為完滿的人，自由因此而珍貴無比。或許，目前威脅自由的勢力確實太過強大，我們不能抵抗多長時間，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們仍需盡一身之責，竭盡所能，抵抗到死。 ------------ [1]《大憲章》（拉丁文Magna Carta，英文Great Charter），1215年6月15日（一說1213年）英王約翰被迫簽署的憲法性的文件，其宗旨為保障封建貴族的政治獨立與經濟權益，不利於加強王權，這張書寫在羊皮紙卷上的文件在歷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權力，日後成為了英國君主立憲制的法律基石。 [2]匹克威克是狄更斯的作品《匹克威克外傳》中的主人公，為人寬厚憨直；但在英語中，匹克威克式（In a Pickwickian Sense）多指一種表面上侮辱而實際上是無傷大雅的玩笑表達方式。 [3]口服避孕藥在1960年發明，作者寫作此書時並不存在。 [4]西萊爾·貝洛克（Hilaire Belloc，1870—1953），英法雙國籍作家、詩人，作品輕鬆詼諧。 [5]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1902—2001），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暢銷書作家。 [6]雅客·勒邁特·杜博瑞爾（Jacques Lemaigre Dubreuil，1894—1955），法國商人、社會活動家。 [7]工團主義，又稱工聯主義，興盛於20世紀初，是一種工人的組織。其基調是要求會員發揚主動性，提倡戰鬥精神（包括怠工和搞破壞活動），通過純粹的工業組織和鬥爭來推翻資本主義國家。 [8]亞瑟·歐內斯特·摩根（Arthur Ernest Morgan，1878—1975），美國土木工程師、官員、教育家。 [9]貝克·布朗內爾（Baker Brownell，1887—1965），美國哲學家。 [10]馬塞爾·巴布（Marcel Barbu，1907—1984），法國政治家。 [11]佩克漢姆實驗（The Peckham Experiment），由英國的喬治·斯科特·威廉姆森（George Scott Williamson，1884—1953）與其妻子因尼斯·哈普·皮爾斯（Innes Hope Pearse，1889—1978）在倫敦附近的佩克漢姆所做的一系列實驗，時間為1926年至1950年，實驗內容是關注工人階級的健康問題等。 [12]渡渡鳥（Dodo），一種古代的巨鳥，僅現於模里西斯，因為不能飛翔，最後滅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