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美麗新世界 · 第五章 獨裁體制中的宣傳

二戰結束之後，在對希特勒的軍備部長阿爾伯特·斯佩爾[1]進行審判時，他發表了一通很長的演講，以非凡的敏銳性自我剖析了納粹獨裁的統治術。「希特勒的獨裁，在一點上區別於歷史上所有的獨裁者。他的政權，是現代科技大發展背景下的第一個獨裁政權，他也充分利用了各種技術手段以達到控制國家的目的。他利用的技術工具，比如廣播、擴音器，剝奪了八千萬民眾的獨立思想，於是，讓這八千萬人臣服於一個人的意志，也就變得可能……早期的獨裁者們需要高素質的屬下——即使是權力的最末端，這些屬下也需要獨立思考、行動，但在現代科技大發展背景之下，極權政治系統已無需此輩。多虧了現代化的通訊手段，如今可以將較低的領導階層機械化，如此便出現了一種新興人類：命令的盲從者。」 而在我的寓言小說《美麗新世界》中，科技發展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希特勒時代的水平，因此之故，命令的盲從者與納粹時代的同輩相比，也就更加謹小慎微，也就更加順從於發布命令的精英。此外，他們出生時基因就經過標準化處理，成長時又經過馴化教育，服從成為其使命，政府因此可以期望他們坐臥行止如機器一般始終可控。在下一章中，我們將看到，「較低的領導階層」的馴化工作已經在開展，俄國人並不僅僅依賴發達科技的間接作用力，他們還直接對其低層領導者「生理—心理」的有機體進行馴化，使其身體、思想慣於服從一個無情的、極其高效的（世人一致認為）馴化體系。 斯佩爾還說：「許多人常被噩夢纏住，他們生怕某天國家將會完全通過技術手段來治理。這場噩夢在希特勒的極權體制下幾乎實現。」幾乎實現，但最終還是沒有真正實現，因為納粹沒有足夠的時間——也可能是他們沒有足夠的才智和必要的知識——對其低層領導階級進行洗腦和馴化，這或許是他們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 在希特勒之後，未來的獨裁者們可以支配的武器庫里高科技工具已經極大地擴充。除了廣播、擴音器、電影攝像機、輪轉印刷機，當代的宣傳者們還可利用電視機來為其主子服務，傳播主子的形象和聲音，同時還能通過磁帶記錄下這形象與聲音。感謝科技進步，老大哥[2]如今幾乎就像上帝一樣無所不在了。 其實，未來的獨裁者並不僅僅是藉助先進技術伸長了他的魔爪。在希特勒之後的時代，應用心理學和神經病學領域取得了發展，這兩個領域正是宣傳家、思想灌輸專家、洗腦專家特殊的工作範圍。過去，這些投身於改變人類思想的專家們都是經驗主義者，不斷試錯之後，他們總結出一套技術和程序，可以有效開展工作，雖然他們並不能精準地知道為什麼它們是有效的。到了今天，思想控制的藝術逐漸成為了一門科學。這門科學領域的從業者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也知道為什麼這麼幹是有效的。他們的工作受理論和假設指導，但這些理論和假設卻牢牢建立在大量實驗數據的基礎之上。正因了這些新的洞察力和新的技術手段，「幾乎就要在希特勒極權體制中實現」的噩夢很可能馬上就要徹底實現。 但在討論這些新的洞察力和新的技術手段之前，我們先看一看在納粹德國幾乎就要實現的那場噩夢。那麼，希特勒和戈培爾[3]使用了什麼樣的手段，「剝奪了八千萬民眾的獨立思想，讓這八千萬人臣服於一個人的意志」？而這些大獲成功的恐怖手段，其依據的又是何種有關人性的理論呢？回答這些問題，其實大可引用希特勒自己的話。這些話是何等精闢，又是何等的引人矚目啊！ 當他寫作一些大而無當的東西，比如「種族與歷史」、「天意所在」時，其文章實在不忍卒讀。但是當他寫作有關「德國大眾」，以及他如何統治、指引他們的主題時，他的文風改變了，胡言亂語和誇誇其談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理智、強硬、冷嘲熱諷和明澈。在他潛心寫作的「哲學著作」中，希特勒或者如在雲裡霧裡夢裡，或者將別人的半調子言論拿來反覆炒冷飯。但是，在論及民眾、宣傳時，他是根據自己的第一手經驗來寫作的。為希特勒寫傳者中屬阿倫·布洛克[4]最為本色當行，他說，「希特勒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煽動家。」 有人會加上一句說「僅僅是一個煽動家罷了」，他們可沒有領會在大眾政治時代，政治權力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希特勒本人就說過：「成為一個領袖，意味著能夠動員民眾。」希特勒的首要目的是動員民眾；民眾受其蠱惑，其道德觀和對傳統的忠誠便被他連根拔起；於是，大多數人被催眠，只知道同意；最終，希特勒便可在民眾身上施加其自創的一套新的獨裁體制。赫爾曼·勞施寧[5]在1939年寫道，「希特勒對天主教的耶穌會[6]具有深深的敬意，倒不是說他多麼欣賞基督教義，而是贊成其精心設計、嚴格控制的一套『機械系統』，欣賞其等級森嚴的體系、極其聰明的伎倆、對人性的熟知，並欽佩它們在控制信眾時能機智地利用人性的弱點。」 去除基督精神的教會主義、修道士一般的苛刻紀律，不是為了獻身於上帝，也不是為了達到自我救贖，而是為了獻身於國家，獻身於由煽動家轉為獨裁者的那個人，匍匐於他那偉大的榮耀與權力之下。這就是系統性的群眾動員所要達到的目標。 我們且來看看，希特勒是如何定位他所要動員的群眾，以及他是如何進行動員的。第一個原則，是關於價值判斷的：民眾其實輕如鴻毛，他們無法進行抽象的思考，越出他們直接經驗範圍的任何事務他們都絕不感興趣，他們的行為並不取決於知識或理性，而是取決於情感和無意識衝動。正是這些本能衝動和情感，「是他們形成肯定或否定態度的真正根源」。因此，要想做一個成功的宣傳家，務必要學會如何控制民眾的本能和情感。 「在此地球上，曾製造翻天覆地革命的驅動之力，從來都不是超越民眾之上的科學教育，而總是鼓舞民眾的獻身精神，經常還會是一種歇斯底里症——它能刺激民眾邁向行動。任誰想要主宰民眾，首先必須掌握打開民眾心靈之門的鑰匙……」用弗洛伊德學派的術語來說，就是掌握民眾的「無意識」世界。 希特勒就發出了強烈的籲求，他籲求的對象，是那些下層中產階級人士，此輩在1923年的通貨膨脹中飽受摧殘，1929年及其後數年的經濟衰退給了他們又一次毀滅性的打擊，希特勒口中的「民眾」，就是這些困惑的、受挫的、長期焦慮的千百萬人。為了使他們更加群體化、同質化，希特勒將他們組織起來，於是，成千上萬的人湧入廣場、大廳，在那裡，個體的身份消失，甚至基本的人性都不再存在，終於，個人融入了群眾。 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通過兩種方式與社會直接發生聯繫。其一，作為家族、行業、宗教等團體的一員；其二，作為群眾的一分子。團體是能夠表現出道德與才智的，就像組成團體的個人一樣；但是群眾卻是烏合之輩，他們組織混亂、漫無目的，除了明智行動和務實思考外，他們倒是無所不能呢。 融入群眾之中，人們就會失去理智的力量，也會失去道德抉擇的能力，他們習慣於被人教唆，終至失去判斷力和自主意志。他們變得極其易怒，喪失個人的理智以及集體的責任感，突然爆發的狂怒、激情和恐懼極易感染他們。一言以蔽之，身處群眾中的一個人，其舉止好比吞食了大量強力麻醉藥一般，他就是我所謂的「群體毒藥」的受害者。像酒精一樣，「群體毒藥」是一種能使人活潑、性格外傾的藥劑。被「群體毒藥」麻醉的個人逃避自己的責任、才智、道德，變得發狂，如禽獸一般。 在希特勒的執政生涯中，他長期都是一個煽動者，他研究了「群體毒藥」的藥效，學會了根據個人所需加以利用。他發現，演講者可以喚醒「潛藏的力量」，並激勵聽眾行動——這比那些作家寫作的效果彰明多了。閱讀乃是一種私密的行為，於是，作家只能針對單個的人說話，這些個體獨自坐著讀書，心思明澈；演講者則針對眾人說話，這匯聚的群眾已然中了「群體毒藥」，他們任演講者擺布，如果演講者清楚自己的目標，他可以對群眾為所欲為。 作為一個演講者，希特勒自然極其清楚自己的目標所在。他自己說，他能「牽引龐大的群眾，隨意自如，當他需要一個準確的詞語，他的聽眾那鮮活的情感就會把這個詞表露出來；反過來，這個詞被他說出，便直接打動了聽眾的心靈」。奧托·斯特拉瑟[7]這樣評價希特勒：「他是一個擴音器，將一整個國家最隱秘的欲望、最見不得人的本能、最痛苦的折磨和國民的反叛性全部昭告天下。」 在麥迪遜大道[8]著手「動機研究」之前二十年，希特勒已經系統地鑽研了德意志民眾那隱秘的恐懼、希望、渴望、焦慮和挫折感。廣告業的行家裡手通過操縱「潛藏的力量」而引誘我們購買商品，比如牙膏、某種牌子的香菸，或選擇某個黨派候選人。同樣，希特勒也是籲求那「潛藏的力量」（還有其他一些手段風險太高，麥迪遜大道不敢涉足），引誘德意志民眾選出了他們的元首、一種瘋狂的哲學，以及一場世界大戰。 與民眾不同，知識分子的趣味在於理性和事實。因此，宣傳或者能對大多數人起很好的作用，但碰到這些喜歡較真兒的人，就不大行得通。在民眾之中，「本能地位至高無上，於本能中產生信仰……當健壯的升斗之民們出於本能聯合在一處，便形成群眾的共同體。」（不用說，這是在一個領袖的掌控之下。）「知識分子就不同，他們四處亂竄，就像養雞場裡的雞一樣，指望他們是創造不了歷史的，他們也不能成為群眾共同體的一分子。」 知識分子要求提供證據，看到邏輯矛盾和謬論，他們就一驚一乍。他們視過分的簡單化為思想的原罪，又鄙夷口號、武斷之論、泛泛之談，不過這些可都是宣傳家們的慣用伎倆。希特勒寫道：「一切有效的宣傳，必須是針對少數必要的情況而發表，且務必用一些陳舊的公式。」這些陳舊的公式必須不停重複，因為「只要不停重複，終將成功在眾人腦海中牢固刻下某些觀念」。 哲學教會我們，對那些看起來不證自明的事物要持懷疑的態度。與之相反，宣傳則要求我們接受這些不證自明的事物——本來我們理應對其表示懷疑。煽動家的目標即是在他的領導之下，建構社會凝聚力。但是，正如羅素所言，「教條的體系其實並無經驗支撐，比如經院哲學和法西斯主義，但它們卻能在信徒中建構龐大的社會凝聚力。」 因此，善能蠱惑人心的宣傳家們必須保持始終如一的教條，他所有的陳述都是無條件正確的。在他的觀念里，世界非黑即白，黑則如魔鬼臨世，白則如天神下凡。用希特勒的話來說，宣傳家需要採取「一種系統化的一邊倒態度，來應對所有的問題」。他任何時候都絕不能承認自己也有可能犯錯，或者承認別持觀點的人有可能部分正確。至於對手們，根本無需與之辯論，而是直接攻擊，蓋住其聲音，倘若他們太過麻煩，則直接將之清除。道德上帶些潔癖的知識分子知道有這種事，只怕會目瞪口呆。可是群眾總是確信「主動的攻擊者永遠正確」。如此便是希特勒關於群眾之人性的觀點了，格調或許不高，不過，它是否錯誤呢？ 由果子可以知樹。而關於人性的一種理論，倘能啟發極其有效的統治手段，那麼它至少還是有點真理的因子吧。在一個小團體內，個人與個人之間若能自由交流，則能激發美德與才智，可也會激發罪孽和愚蠢。但是當煽動家刺激著他的受害者走向行動時，他所籲求的乃是沒心沒肺，所倚賴的則是道德上的低能。沒心沒肺和道德低能，並非是作為個人的男男女女的特徵，而是作為群眾之一員的男男女女的特徵，這兩者本不存在於人的屬性中，而是「群體毒藥」發作的症狀。 在全世界所有高級宗教中，拯救與教化都是針對個人的。天國其實存於個人之精神，而非存在於群眾的集體性的喪智狀態之中。兩三人並處，則耶穌承諾現身。若成千上萬人皆中了「群體毒藥」，互相皆迷狂，耶穌焉能顯靈？在納粹統治之下，龐大的人群被迫花費巨量時間，組成密集的行列，前進前進，從此處到彼處，然後再從彼處到此處。「命令全體民眾不停行進，似乎只是無謂地浪費時間和精力，只是許久之後，」赫爾曼·勞施寧又說，「才發現原來此種活動含義微妙，其理論基礎是精準的調節手段與目的的關係。需知，行進活動轉移了人們的思想，最終殺死思想。它終結了個人的存在感。它好比不可或缺的魔棒，在其指揮之下，群眾便逐漸適應一種機械的、准儀式性的活動，直到它成為人們的第二天性。」 就其觀點和選擇執行他那恐怖事業的程度而言，希特勒對人性的判斷完全正確。但是，對於像我們這樣——視男男女女為個人，而不是群眾或嚴酷集體中的成員——的人來說，希特勒似乎大錯特錯。 在人口過剩、組織膨脹的趨勢不斷加速的時代，在大眾傳媒宣傳手段越發高妙的今日，我們如何來維護人性的正直，並重申個人的價值？這個問題仍然值得我們追問，也許我們還有機會獲得有用的答案。倘若再過一代人，想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就已經太遲了。在未來社會那令人窒息的集體氛圍中，甚至連追問這個問題或許都不再可能。 ------------ [1]阿爾伯特·斯佩爾（Albert Speer，1905—1981），德國建築師，在納粹德國時期成為裝備部長以及帝國經濟領導人，是後來的紐倫堡審判中的主要戰犯，因其承擔了自己的道德責任，被稱為「道歉的納粹」而免於死刑。但關於他在猶太人大屠殺中的真實作用，至今存疑。 [2]老大哥，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獨裁者。 [3]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1897—1945），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被稱為「宣傳的天才」，以鐵腕捍衛希特勒政權和維持第三帝國的體制。希特勒自殺後，戈培爾毒殺自己的六個孩子後自殺。 [4]阿倫·布洛克（Alan Bullock，1914—2004），英國知名歷史學家，著有《希特勒：一個獨裁政權的研究》（Hitler:A Study in Tyranny）一書。 [5]赫爾曼·勞施寧（Hermann Rauschning，1887—1982），德國人，曾短期加入納粹，後立刻脫離，並逃離德國，從此開始公開批評納粹政權。 [6]耶穌會（The Society of Jesus，簡寫S.J.），天主教的主要修會之一。 [7]奧托·斯特拉瑟（Otto Strasser，1897—1974），德國政客、納粹黨員。因反對希特勒的戰略觀點，1930年被逐出納粹黨。 [8]麥迪遜大道位於美國紐約市曼哈頓區，自20世紀初開始成為廣告業中心，常常被用作廣告業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