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美麗新世界 · 第四章 民主社會裡的宣傳術

傑斐遜曾如此寫道：「歐洲人深信，若無獨立於個人意志之外的權威力量管束人的身體與道德，則方方面面的組織中的人們將不會受秩序與正義的束縛。……而我們（新興的美利堅民主的創建者）則堅信，人是理性的動物，有天賦的權利與內在的正義感，良好的政府需告知民眾可自行選擇人生，同時以民眾的意志為準忠於職守，如此方能為民眾揚善避惡。」 在弗洛伊德的信奉者們看來，這等言語固然動人，卻未免天真古怪。但情況沒有十八世紀的樂觀主義者們想的那般美妙，因為人類早沒那麼多理性，也沒有那麼多內在的正義感了。另一方面，情況也不是二十世紀的悲觀主義者們試圖說服我們的那樣令人絕望，人類道德並沒有到徹底善惡不分的地步，也並非非理性到無可救藥。儘管弗洛伊德發現了本我和無意識對人巨大的影響，儘管地方性的神經官能症較為流行，儘管人群中低智商的比例越來越高，但絕大部分男男女女或許仍然足夠正派、明智，我們可以相信他們能自主選擇自己的命運之路。 民主制度能潤滑公共秩序、個人自由和創造性之間的矛盾，並使一個國家暫時的掌權者永遠效忠於民眾——歸根到底，權力還是民眾的。在西歐和美國，大體上來看，這一制度運行良好。這一事實足夠證明，十八世紀的樂觀主義者們並非全錯。如果給民眾一個公平的機會，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他們可以管理得更好，雖然也許不會有機器般的高效率——「獨立於個人意志之外的權威力量」才會像機器一般高效呢。 我強調一遍，是「給民眾一個公平的機會」，公平是先決條件。原本在一個獨裁者統治之下做順民，忽然一變，政治民主了，個人自由了，純然是一個陌生的政治氛圍。這種轉變，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不是「公平的機會」，也難以立刻實踐民主制度。同樣，在動盪的經濟環境下，也沒有人能有「公平的機會」民主地管理自身事務。 自由之花盛開於社會繁榮的土壤之中。社會衰退，自由亦消減。只因當社會衰退時，政府才會覺得有必要頻繁而徹底地插手民眾的事務。 正如前文所論，人口過剩與組織膨脹這兩種情形將會奪去社會「公平的機會」，使民主制度不能順暢運轉。由此可見，總有某些歷史的、經濟的、人口統計學的、科技的因素，使傑斐遜所言的理性的動物——他們具有天賦不可讓與的權利，並具有內在的正義感——即使在一個民主化的社會裡也無法行使其理性，伸張其權利，展現其正義行動。 我們這些生活在西方社會的人應感到極其幸運，我們得到了「公平的機會」，可以最大化地實現自我管理。但不幸的是，因近來形勢有變，看上去，這無限寶貴的「公平的機會」正一點一點被蠶食，從我們手邊被奪去。 當然，這還不是全部。個人自由與民主制度的敵人還不僅僅是這兩種盲目而冷酷的勢力。還有其他一些不那麼抽象的力量是追逐權力之輩樂於利用的。這些人的目標是部分或全部地控制其同胞。五十年前，我還是一個小男孩，當時形勢看上去是完全不言而喻的，就是說，舊時的壞日子終於過去，折磨、屠殺、奴役、異端迫害，凡此種種，都化為陳年往事。對於當時那些頭戴高禮帽、乘坐火車旅行、每日早晨都要沐浴的人們來說，那種種舊日的恐懼完全不可能再現，他們心想，我們畢竟生活在二十世紀了呀。可是，數年過後，就是這些每日早晨沐浴、戴著高禮帽去教堂的人們，就是他們，雙手卻沾滿鮮血，其暴行規模之大，即使無知的非洲人也不曾夢見過。 照近年情況來看，指望這類現象不會再次發生，怕是痴人說夢。它可能發生，而且毋庸置疑，一定會發生。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有理由相信，《一九八四》描述的那種懲罰性的統治術不會發生，真正發生的，會是《美麗新世界》描述的那種強化意識形態的統治術。 有兩種意識形態宣傳辦法。一種是理性的宣傳，無論對宣傳者本身，還是對被宣傳者，這種宣傳都符合他們合理的利益訴求，且有利於實際的運作；另一種是非理性的宣傳，完全不顧任何人的切身利益，且是命令式的，它籲求的乃是激情。 人們的所作所為必有其動機，其動機比合理的利益訴求可能更高尚；但是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內，在集體行動的所有有效動機中，合理的利益訴求可能排在首要位置。如果政治家及其幕僚的一言一行都是為了提升他們個人或整個國家的長遠利益，這個世界將變成人間天堂；因為實際上，此輩經常背離自身利益採取行動，目的僅僅是為了滿足他們最微不足道的激情，結果，世界化為人間地獄。 理性宣傳有利於實際運作，符合合理的利益訴求，它所依賴的證據是充分可信的，因而也是最好的，若以此做出符合邏輯的論斷，便能籲求大眾的理性。僅憑衝動發出命令式的宣傳，不顧切身利益，其提交的證據必定是弄虛作假、斷章取義、漏洞百出的，因此其避免做邏輯的論斷，而是靠不停重複某些套話，或通過譴責本國內外的替罪羊，或狡猾地將最低級的衝動披上最高尚的理想外衣來加以掩飾。如此一來，他們便可借著上帝的名義蹂躪世人，而明明最是尖酸刻薄的權力政治卻戴上了一副宗教教義或愛國責任之類的面具。 約翰·杜威[1]曾有言道：「普通人人性深處信仰的復甦，通常而言將產生巨大的潛在能量，特別當其與理性、真理相呼應時將產生巨大的力量，於是，我們收穫了對抗極權政治的堅固堡壘。相比較而言，物質上的巨大滿足，或者對特別的法律條文以及政治形式盲目崇拜，卻不能有同樣的效果。」呼應理性與真理的能力人人皆有。不幸的是，響應非理性與謬論的傾向也同樣存在每個人身上，特別是當謬誤居然可以喚起令人愉悅的情感時，或者籲求非理性的時候，我們生命深處那原始的、獸性的部分，居然與之一拍即合。 在某些領域，人們已經在始終如一地響應理性與真理。博學的作者們寫論文時，可不會籲求同行的這些科學家、技術專家們的激情，而是傾儘其所有的知識，就某個特定的實際情況陳述事實，他們以理性來解釋他們的所見所聞，他們為支撐自身觀點而拋出的論斷，同樣要籲求別人的理性判斷。在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這一現象實在是稀鬆平常。 不過一旦牽涉到政治、宗教和倫理的領域，情況就困難多了。首先，相關的事實經常是令人捉摸不定的；其次，這些事實的意義，必然要依賴於特定的觀念系統來解釋。對於追求真理的理性者來說，這些還不是他們面對的唯一難題。需知，在公共場合或私人生活中，人們常常沒有時間來搜集相關證據，或權衡證據的輕重。於是，我們被迫採取行動，不但所依賴的證據不足，而且所憑據的邏輯也不是那麼站得住腳跟。 我們不吝以最高的善意讚美自己，但其實我們並不是總能完全誠實，或者真的始終如一都是一個理性的人。我們力所能及的只是在條件允許之時，儘量保持誠實、理性的態度，並響應別人提出的那些有限的真理和不那麼完美的推理——人家這麼做其實倒是在體諒我們呢。 傑斐遜有言在先：「假使一個國家期望民眾既自由卻又無知無識，這豈非南轅北轍？……無知無識的民眾，是不可能安享一生的。只有當出版界自由的時候，當每個人都能閱讀的時候，一切才能有安全的保障。」在大西洋的另一邊，還有一人狂熱地信仰理性，他同時也在思考這一問題，甚至所用的語言都與傑斐遜差不多，此人即約翰·密爾[2]。下面我引用他評論其父——功利主義哲學家詹姆斯·密爾[3]——時的一段話：「他是如此徹底地依賴理性對人思想的影響，以至一旦民眾都能親近理性，他就覺得似乎一切都能成就；似乎所有民眾都能閱讀；似乎無論言說或寫作，所有的思想都允許傳播給民眾；似乎一旦擁有了投票權，民眾將自行任命一個立法機構，將他們所認同的意見立刻付諸實施。」「一切皆能有安全的保障」，「一切都能成就」！此處，我們又一次聽到了十八世紀樂觀主義者們那熟悉的聲調。 傑斐遜確實是一個實幹家，同時也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他以自身慘痛的經歷體悟到，自由出版的權利會受到何等的凌辱。他宣稱，「現如今，報紙上的字母一個都不能相信。」即使如此，他依然堅持（我們能怎麼辦，只能支持他呀），「在真理的範圍之內，新聞機構實屬高貴，是科學與公民自由的益友。」 一言以蔽之，大眾傳媒非好非壞，它僅僅是一股勢力，就像別的勢力一樣，既能發揮積極影響，也能製造消極後果。從好的方面來說，新聞界、廣播界、電影界對民主的繼續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從壞的方面來說，在獨裁者的武器庫中，它們又是最生猛的一種。 在大眾傳媒領域，就像在其他實業領域裡一樣，技術的進步傷害了小人物們，卻扶持了大人物們。近至五十年前，每一個民主國家都炫耀其數量眾多的小雜誌和地方報紙，地方上成千上萬個編輯發表著成千上萬種獨立的見解，在任一地方，任一個人可以獲得任何印刷的東西。但是到了今日，法律上報刊是自由出版的，但是小型的報紙已然銷聲匿跡。紙漿、印刷機器和新聞稿的成本如此昂貴，小人物們是負擔不起的。 關於宣傳，早期支持掃盲和出版自由的人們僅僅想到了兩個可能性：宣傳或者是正確的，或者是錯誤的。他們沒有預見到後來實際發生的情況，尤其在盛行資本主義民主的西方國家，居然發展出體量龐大的大眾傳媒行業，基本上它並不關心對錯，而是關心些虛構的、幾乎完全不著邊際的東西。簡而言之，前輩們未能周全考慮到人對消遣的愛好乃是無窮無盡的。 在過去，絕大部分人一輩子都沒有機會徹徹底底地滿足這一愛好。他們或許渴望消遣，可是哪有地方提供消遣？聖誕節不過一年一度；盛宴則是「莊重而稀罕」；沒有幾個讀者，也沒幾本書可讀；最近的「街區電影院」可不就是堂區教堂嘛，裡面倒是頻繁表演，可惜難免陳腔濫調。 我們還可以把視野放得更遙遠些，那就必須回到鼎盛時期的羅馬帝國。當時的民眾享受著免費的、頻繁的、豐富多彩的消遣活動，他們的心情可是相當愉悅。當時的消遣包括：詩劇、擊劍、背誦維吉爾的詩、搏命的拳擊、音樂會、閱兵、行刑示眾，等等。但是，即使羅馬也比不上今天的報紙、雜誌、廣播、電視、電影所提供的晝夜不停的消遣那麼誘人。在《美麗新世界》中，這些永不停歇的消遣之物是極度誘人的，包括了感官電影、「咬兮炮兮」吟誦會、「離心球」等，它們作為政策的工具被普遍使用，以避免民眾過多關注社會、政治的現實境況。 宗教的世界與娛樂的世界自然有所區別，卻也存在共通之處：兩者都明顯「不是真實的世界」。它們其實都是一種消遣，使民眾分神，倘若人們不斷地樂在其中，那麼按馬克思所說，這兩者就會變成「毒害民眾的鴉片」，也就威脅到自由的存在。 只有那些高度警惕之人，才能確保他們的自由；也只有那些持續而明智地選擇生活在當下的人，才有望通過民主程序有效地管理自己。在一個社會裡，如果大部分民眾耗費了大量時間，卻並沒有生活於當下，生活於此時此刻，生活於規劃妥當的未來；而是生活於他處，流連於運動、肥皂劇、神學、玄妙的幻想組成的不疼不癢的世界，那麼他們很難抵抗那些試圖操縱和控制社會的人對他們的侵犯。 今天的獨裁者在他們的宣傳中多半倚賴重複、壓制、合理化等手段。重複是反覆說一些套話，獨裁者們希望人們視這些套話為真理；壓制是貶抑某些事實，獨裁者們希望它們被人遺忘；合理化是指通過喚醒民眾激情，賦予激情以合理性，來達到維護黨派或國家利益的目的。既然藝術化的、科學的操縱術其奧秘越來越被暴露，未來的獨裁者們必然將學會把這些操縱手段與永不停歇的消遣活動結合在一起。而在當下的西方世界，這些消遣活動之龐大，好比不溫不火的大海，威脅著要將理性的宣傳溺死，而理性的宣傳，對保證個人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存續實在是至關重要的。 ------------ [1]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國極富聲望的實用主義哲學家。「五四」運動前後他曾來中國講學，促進了實用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 [2]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國著名哲學家和經濟學家，19世紀影響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邊沁後功利主義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3]詹姆斯·密爾（James Mill，1773—1836），英國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理論家、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