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龍及其時代 · 第十二章 南京的陷落
明朝末年，由於農民軍的崛起和清政權的權術，終於失去了北京和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倘使當時南京政權的領導者能夠統一意志，堅決抗拒南下的清軍，還是可以成功的，但是當時的中樞，正在作無窮無盡的內部鬥爭。
南京政權的人事，在這年秋後經過一些新的安排，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麒走了，史可法久已出外了，劉宗周走了，黃道周也準備走了，連帶陳子龍也走了，但是政局並沒有出現安定的局面。東南一隅，要應付北下的清政權和西來的大順政權實在是不可能的。財政方面，軍事方面，內政方面，處處呈現了一派左支右絀的情況，最幹練的政治家，在這個情況下，都會感到不易應付，何況馬士英這樣的人物，他理解的只是如何拉攏，如何搪塞，並沒有公忠體國的精神、大開大闔的氣魄，這就必然會把當時的政局引導到一個無法挽回的局面。
最困難的是財政方面。九月間御史沈宸荃上言：
皇上御極以來，寇敵之情形又日變，臣工之泄沓則猶昔，使非皇上痛心憤志，切齒於君親之大恨，深圖於社稷之遠猷，早期晏罷，嘗膽臥薪，與當事臣鄰，刻刻經度，麥飯不得灑于山陵，何以錦衣玉食；臣庶半淪於腥穢，何以秘殿深宮？況屢挫之餘，余志未定，獻據荊襄，胡趨東省，戰則未可遽言，守則宜居重江陵，扼險夷陵，為第一重藩籬。更不獲已，則仿宋之南渡，自襄樊蘄黃，楚宿山陽為第二重門戶，庶乎南都稍可以安枕矣。郡縣各練鄉勇，宜以實餉，而餉又難言之。歲入六百餘萬，淮徐四鎮及督師至二百四十萬。楚一藩、四鎮、二督、二撫；江一督、二撫、二鎮。京營、浦口、京口各鎮歲餉，又豈下於淮徐哉？即神運鬼輸，亦未能足。高皇帝得金陵，康茂才充營田使，今屯政宜酌舉也。以利之所入，減餉之所出，若東豫撫按，亦多請餉，唯與諸臣參酌。其服御儀文，可止、可減、可緩，則以上之節儉倡也。
問題是提出了，但是解決的辦法，卻提得很不具體。同時工科給事中李清也說：
今秦、晉屬順，燕、代屬清，兗、豫已為甌脫，閩、粵解京無幾，徽、寧力殫於安慶、蕪湖二撫，常鎮用竭於京口二鎮，養兵上供者僅蘇松、江浙。且昔以天下供天下而猶且不足，今以一隅供天下而獨有餘乎？營建儀器，事事增出，其何支也？
財政的竭蹶如此，經濟的崩潰，是可以想見的。地區縮小了，但是官吏並沒有減少，軍隊並沒有縮編。不僅如此，由於清政權和大順政權的威脅，軍隊更在擴編，人民已經無法再挑起這樣的重擔。財政的措施，甚至對於和尚、妓女都得每人捐出白銀二兩，實在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
史可法以督師大學士的身份出鎮揚州，對於國家的興亡，確實感到自己的重任，但是四鎮也實在不易駕馭。高傑是一名干將，可是黃得功也是干將，他們為了奪取揚州，準備隨時進行火併，怎樣進行調護，就費了史可法大部的精力。督師大學士的責任，僅僅在於調護將士中間的矛盾嗎？可法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不能不這樣做，實際上也只能做得這一點，那還怎樣能完成抵禦李自成的東進和收復北方的土地呢？可法不是不知道，但是他竟無法完成自己的任務。
八月間，清政權的攝政王多爾袞就曾去信史可法，他說到清軍——
……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後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勛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踞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
這裡有掩飾，有捏造，有虛誑，有威脅。多爾袞雖然不會自己動筆，但是捉刀代筆的人確實把他那樣的憊懶形態完全描繪出來。
可法在覆書里，說及——
……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風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後以小人遘釁，致啟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誅戮，此殿下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若乘我國運中微，一旦視同割據，轉欲移師東下，而以前導命元兇，義利兼收，恩仇倏忽，獎亂賊而長寇讎，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復仇之心，亦甚違殿下仗義扶危之初志矣……
可法對於多爾袞並沒有低首屈服，可是也並沒有報以惡聲，這裡當然有個實力的問題。在這個三角鬥爭中，南京政權是一個最弱者，不但兵力不夠，經濟力不夠，而且內部的矛盾正在不斷地激化，時時有爆發內戰的可能，這就迫使可法無法做出有力的反擊。
十一月，可法看到左懋第北行的失敗以後，對弘光帝疏稱：
痛自三月以來至於今日，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大仇數月，一兵未加。近見虜示，公然以逆加我，辱我使臣，蹂我近地，是和議固斷斷難成也。一旦寇為虜並，必合力南侵；即寇勢尚強，虜必轉與寇合。宗社之安危決於此日，先帝以千古未有之變，恭皇帝亦千古未有之仇。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朝廷之上，顧可以漠置之耶？以臣仰觀聖德，俯察人情，似有初而鮮終，改德而見怨。虜強而我弱，虜眾而吾寡，虜假行仁義而吾漸失人心，竊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之未可保也。不急之工役，可已之煩費，一切報罷；朝夕之宴飲，左右之獻諛，一切謝絕。即事關大禮，萬不容廢，亦從儉約。蓋寇一日不滅，虜一日不歸，即有宮室，豈能宴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切舉動，皆一時人心向背之所關，敵國窺伺之所系也。必皇上念念刻刻憤先帝之大仇，振舉朝之精神，庶人心可救而天心可回耳。
史可法給多爾袞的覆書，《清實錄》以為「語多不屈」，近代有人認為是刻意求和。其實都不一定符合可法的原意。可法對於李自成始終認為是不可調和的，但是對於清政權，也沒有絲毫的幻想。他希望的是在取得清政權的默認下，徹底打垮李自成的農民軍，待得自己的兵力充實以後，再和清政權作戰，奪回北方。當然，這是幻想。清政權是野心勃勃的，決不會坐待南京政權的壯大，而按照南京政府的實力，也談不上兩面作戰。
其後可法看到馬紹愉、陳洪範因和議不成，出京南下，他看清時局的艱難，再行具奏說：
北使已旋，和議無成，向全力禦寇而不足，今復分以御虜矣。唐宋門戶之禍，與國終始，意氣相激，化成恩仇。有心之士，□□□□，而無識之人，轉以為快。孰有甚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修睚眥之微，真不知類矣。此臣之所以痛心而望於廟堂也。先帝待諸鎮何等深厚？今日之計，和不成唯有戰，戰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也？閫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思痛憤，無然泄沓。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恢復？今之人情，大可見矣。
從可法的立場看，南京政權和李自成是沒有調和的餘地。從可法的思想認識，我們看到這一點。從另外一點看，南京政權和清政權也沒有調和的餘地。南京政權的實力始終不能統一起來。從當時的建置看，川、滇、黔、粵，依然在南京政權直轄之下，但是太遠了。古人說過：「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京政權的鞭影固然沒有達到那些地方，其實即如湘、鄂、贛、閩，南京政權的馬鞭，也還不能達到。勢力所及只有現今的蘇、浙、皖、滬三省一市。即在此區區的東南地區，還有四鎮，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勢力。
清政權在鞏固了北京之後繼續南下了。吳三桂的降清可能只是被時勢逼成的。在李自成的部隊逼近山海關的時候，由於政治立場和階級立場的關係，他不可能和李自成接近；同時由於兵力的懸殊，他也不敢貿然和李自成決戰，這就促成了他向關外的乞援，這是唐人借兵回紇的老路，吳三桂從這一條路走下去，在他當時很可能沒有看到這一步是走錯了。
在多爾袞的支持下，吳三桂勝利了，李自成退到北京，沒有做出必要的抵抗，隨即向山西、陝西撤退。當然，從今天看，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項羽破咸陽、燒毀秦宮室，心懷思欲東歸，他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其實這只是一句解嘲之詞。他看到關中人民的敵對情緒和劉邦負嵎的形勢，他不得不回到楚地，爭取根據地群眾的有力支援。
李自成回關中了，吳三桂當然要奪取北京。可是他的實力正在和李自成斷後部隊作戰，一時拉不動，同時又有山海關外土地，原有一半給吳三桂、一半仍給土著人民的定議。一邊有了大棒，一邊又有胡蘿蔔。吳三桂只有奉清政權之命繼續追趕李自成，更沒有逗留北京的餘地。他繼續西進，更沒有和南京政權接觸的機會。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到清代開國之初，在作戰計劃方面，是有自己的見解的。
南京政權是不甘心退到黃河以南的。黃河在皖北奪取淮水河道以後，從河漕到江邊，只剩得現在皖中和蘇中地區，這是當時的南京政權所不能滿足的。四鎮初立，劉澤清經理山東一路，高傑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經理陳一路，黃得功經理光固一路。當時雖然沒有遠大的眼光，但是還不至於準備以黃河為界。這是自然形勢和歷史形勢所造成的。不幸的是四鎮的人才不但不是明初的徐達、常遇春、藍玉、馮勝，甚至也不是南宋的張俊、劉光世、韓世忠、岳飛。這是弘光帝失敗的一個因素，當然這還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因素是南方階級形勢的大波動。明代的出現，雖然是由於被壓迫被奴役的人民造反，但是在領導造反的獲得政權以後，他們對於人民只是加強壓迫、加強奴役、加強統治。明代中期以後，革命的呼聲已經非常高亢，劉六、劉七的怒吼並不遜於芝麻李、劉福通。沒有清政權的入關，李自成已經一舉摧毀了北京的統治勢力。可是清政權入關了。北京附近的圈地入旗、掠民為奴以及權豪勢要召集無賴，號稱投靠家丁，禍害人民的形勢，無形之中，又把南方人民和地主豪紳糅合在一起，成為聯合戰線，反對壓迫人民的反動勢力。
崇禎十七年十月間，清政權發兵駐臨清，傳檄濟寧，號稱四十萬大軍即日南下，要求各郡縣準備糧草。十一月，淮揚巡撫上報，清騎兵已到沭陽、贛榆，任命遼人趙福星為贛榆道，屯兵五千。十二月，清騎兵進入河南。同月，南京政權命總督王永吉防河，劉澤清、高傑聯絡總督張縉彥、巡撫王燮分戍河北，黃得功、劉良佐就近增援邳州、宿遷。在這個情況下，清政權和南京政權相持著。
就在十月間李自成遣兵出潼關，分為八大營，三營趨歸德，三營趨裕州，二營據郟縣。
這就是說在山東、淮北這一帶，清兵和明兵相持著；在河南，清兵、明兵和李自成的軍隊三方面相持著。清兵取的攻勢，李自成也進窺河南，明兵處在扼守的階段，在戰略上沒有採取主動出擊的形勢，由於實力方面的薄弱，不得不採取這樣的策略。
弘光元年正月，清兵進攻潼關，經過一次戰爭，奪取這一座要寨。李自成準備向後撤退，可是從山西來的清兵已經越過黃河，截斷了通往陝北的大道，自成率同精銳和清兵決戰。自成大敗，這才放棄西安，從商雒走武岡，入襄陽，退出了爭奪中原的三角會戰。
在中原會戰中，高傑的表現是最好的一位。高傑是李自成的部下，其後背叛李自成，投降洪承疇。承疇出關，高傑從孫傳庭作戰。傳庭敗後，高傑北走延安，崇禎十六年十一月渡河，進入山西，升為總兵。崇禎十七年南京政權成立後封興平伯，駐揚州。在揚州這一階段，他的聲名很不好。史可法以大學士的名義進駐揚州，高傑不受節制，把可法軟禁起來。同時復和爭奪揚州的黃得功作戰。兩鎮的軍隊不和清人爭奪，也不和李自成爭奪，而是自相殘殺，這是高傑最惡劣的表現。
但是奇蹟出現了。高傑早年的表現只是一生的第一個段落，在這個段落中，從起義到叛變，從叛變到割據、兇殺、掠奪，在高傑只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故，但是他胸中還有一粒火花，這粒火花是他的不畏強橫、不受羈勒、敢作敢為、豪放恣肆的個性表現。從這種個性出發，他可以造反，可以叛變，可以掠奪，也就可以放手前進，終於奪取自我犧牲的最高榮譽。高傑的一生處處表現為極端矛盾，但是矛盾之中有他終始完整的一貫性，這是歷史中罕見的人物。
在這時候，史可法是一位勝利者。在高傑初到揚州的時候，可法是被軟禁在福緣庵，他的一切章奏都得經過高傑的同意。這是什麼督師呢？只是高傑的一位幕僚，但是可法的忠懇無私，終於感動了高傑。最後他們共同商定恢復的方略。由高傑出兵進窺歸德、開封，同時傍窺南陽、洛陽，兼顧襄陽、荊州以為根本。這是一個大膽的設計，然而不是高傑一鎮的兵力應付得了的。他們共同商定由劉澤清、黃得功兩鎮的兵力作為後援部隊。可是劉澤清是出名的凶滑，黃得功和高傑有私怨，都不願出兵支持高傑，可法只能調劉良佐出兵徐州，作為高傑的後盾。
高傑的意志很堅定，雖然感到一些不安，他在出師時奏稱：「得功與臣猶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
十二月二十三日高傑發徐州，二十五日至歸德，這是總兵許定國的防地。弘光元年正月初九，定國約高傑十三日於睢州會面。兩位高級將領的會面，使高傑很高興。定國自動提出把睢州防地讓給高傑，這樣當然使高傑更高興了。定國約高傑在城中大宴。高傑高興極了，把大兵駐紮在城外，帶同少數人馬進城。同時赴宴的還有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
其傑見到高傑後，他說：「好得很，睢州城外很開闊，我們還是約同許總兵在城外暢敘一下，好不好？」
高傑很坦然地說：「為什麼？許總兵既然約我們進城，城內還不是一樣？」
他們聯鑣進城了。高傑只帶得少數人馬一齊同去。
許定國很謙虛，也很慷慨，他派了得力的部下陪同高傑來人歡宴，一面卻約同興平伯和巡撫、巡按兩位大人到衙門暢飲。
這次歡會真是一件大事，大家開懷暢飲。定國本來約定讓出睢州，高傑問到移交的日期，同時也提出要安排定國的兒子在自己軍隊中工作。這一切都使定國感到很愕然。睢州是說清要讓出的，可是不能這樣的催促；至於兒子的工作，到高傑的部下，那不是作為人質嗎？他有一些反感，可是究竟是老行伍了，一切都不露聲色。
真是一場歡宴。高傑醉了，他的部下在大廳上也大醉了。深夜以後，道了安置；高傑的護兵，每一位都由一名歌妓陪著安置。高傑更是喝醉了，當然由絕色的婦女陪同高臥。
夜更深了。一陣風聲，殺高傑的勇士破門而入。高傑大醉，當然有絕色的婦女陪同，可是哪能制止高傑呢？高傑隨身的武器是一枝鐵棒，號稱四十斤，雖然實際只有十八斤，可是把這樣沉重的武器運用如飛，也確實是一項過人的武藝。不管多麼重，在高傑驚醒以後，伸手使用的時候，鐵棒已經被破門的勇士們收起了。無可奈何，一個踮步，高傑早已奪得鐵槍，一陣破口大罵。
無論你是怎樣掏出心肝，一意地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奮勇作戰，準備出賣祖國的許定國是不考慮的。他手下的勇士們也是不考慮的。動刀的動刀，動槍的動槍，高傑下定決心，痛改以前的罪過，為民族為國家貢獻一切，他終於在許定國指揮的一群暴徒面前，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高傑不死就能改變時代的命運呢？不見得，因為清政權席捲北京、山東，跨過黃河，席捲淮揚的形勢已經形成，南京政權正在急速地腐化、內訌，無法摶成一股抵抗的力量，成敗的大勢已經形成，不是一個高傑制止得了的，何況高傑的部下正有不少的投降分子，也和後來黃得功的部下一樣，至於劉澤清、劉良佐他們自己還保不住，更何況他們的所部。南京政權的崩潰是指日可待的，高傑一死，正加速了這個崩潰的過程。
高傑死了，史可法的任務是如何安排這一支兵馬。他理解到不及時安排，高傑的部下便無法收拾，從睢州到泗州，從淮安到盱眙，從揚州到瓜洲，勢必成為一盤散沙，不可收拾。弘光元年正月發表了以衛胤文為南京兵部右侍郎，總督高傑諸鎮兵餉，經略開封、歸德。這一道命令當然因為胤文是高傑的同鄉，可以接管高傑的兵馬。可是高傑部下正在蠢蠢欲動，不是一位文官約束得了的。南京得到消息，在半個月之內，又是一道命令，高傑所部仍聽其妻邵氏、子元爵接管，這樣的安排，高傑所部是沒有問題了。可是高傑以外，還有其他三鎮。劉澤清的反應最快，他聽到消息，唾了一口濃痰，他說：「這是《水滸》故事，朝廷也能這樣處理嗎？」事實上，《水滸》里並沒有這樣的故事，劉澤清只是說這是草寇的故事，不應當出之於朝廷。
高傑存在的時候，據有揚州，這是當時最富庶的地方，黃得功就看不慣，所以要發兵奪取揚州。虧得史可法出來安排，由高傑保有揚州，得功駐紮儀真，也是揚州的邊緣地帶。現在高傑死了。東平侯劉澤清、靖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良佐聯名上奏，他們說：「高傑狡黠，從無寸功，頓沐榮封，驕橫殺掠。今上天默除大患，而閣臣史可法欲其子承襲，以李本深提督，灰天下英雄之心，莫此為甚。此本深諸賊勒閣臣密奏，倘誤聽其言，臣等不能與相安矣。」這是對於南京政權的一次威脅，幸虧史可法設法彌補，沒有及時爆發。可是從這一點，可以看到南京政權建立四鎮是一個大失著。在國事搶攘中，四鎮沒有起對外作戰的作用，平時虛糜國家歲入的大半，戰時則崩潰的崩潰，降敵的降敵，只能在歷史的長河裡，留下一個深刻的教訓。
清政權正在準備南下，南京政府中的糾紛也在積極發展。陳子龍在上年九月里已經請假回籍營葬，現在再度申請，他提出祖母高安人年老多病，只有子龍一孫，正如李密陳情表所說的「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二月十三日，詔許終養。從此以後，子龍一直留在青浦。子龍自稱「時群小愈張，諸君子多被彈射。予為此輩深忌而未有以中。私念大母年益高，多病，再出必重禍以為親憂。陳情侍養，得遂宿志焉，而齕者尚不休」。
在這個時期，南京出現了兩件奇案。
第一是婦人童氏，她自稱是弘光帝的繼配，請求入宮。
第二是北京來的王之明，自稱是崇禎的太子。
這兩件事轟動了南京城，弘光帝對於童氏當然不能承認，對於王之明的事，他感到這不是個人所能否定的事，而且南京全城震動，只能把他暫時羈留。但是群情激動，問題搞得愈來愈嚴重了。這兩件事不但百姓要管，大小文臣要管，甚至武臣也要管了。第一個提出來的是廣昌伯劉良佐。他奏稱：「王之明及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
弘光帝有什麼辦法泥？他的答覆是：
童氏妖婦冒朕結髮，朕初為郡王，有何東、西二宮？據供系熙陵王宮人，尚未悉真偽。王之明，駙馬王昺之侄孫，避難南來，與高夢箕家人穆虎沿途狎昵，冒認東宮，妄圖不軌，正在嚴究。朕與先帝素無嫌怨，不得已從群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毒害其血胤？但先帝遺體，不可以異姓頑童溷亂，朕宮闈風化所關，法司即示情節以息群疑。
這些是三百多年以前的事了，經過這麼長的時期，問題應當得到澄清，可是在當時是轟動南京的大事。不但南京，北面的淮、揚，西面的武漢，一齊轟動起來，大官要哄，小官要哄，動刀動槍的要哄，百姓也要哄，終於造成了亡國的大禍，從弘光帝起，王之明，以及童氏、大官、小官、百姓一齊都遭到屠殺或奴役。當然，中國會從灰燼中重行起來，不是削弱而是壯大了，團結了更多的民族，為國家的前途共同奮鬥、共同前進，和傳說中的長命鳥一樣，中國是在烈火中誕生而壯大，但是三百多年以前，人民是在那亂鬨鬨的日子裡掙扎過來的。《大雅·桑柔》中說：「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回想到當年的慘痛，我們是止不住熱淚盈眶的。
高傑一死，許定國報了當日高傑起兵曾經殺戮定國全家的私仇。他唯一的出路只有向敵人投降。清政權的大兵陸續南下，劉良佐報到南京，南京隨即下令黃得功移兵廬州，共同拒敵。許定國打前陣，清兵破歸德，東向直趨徐州。徐州是高傑部下李成棟的防地，好在當時的運河交通方便，成棟的軍隊沿著運河南下。南京的指令是由史可法扼守徐州、泗州，黃得功、劉良佐扼守廬州。這一次軍事行動，主要當然是為了防備清兵的南下。但是形勢已經由出擊改為防守，由主動改為被動。
但是問題不在這裡，主要的問題來自武昌。
自從弘光帝的南京政權建立以來，明代的力量已經不能遠及北方。軍事、政治、經濟，這一切只得顧及東南一隅，是不是還能過問武漢、贛、湘一帶，已經成了問題。駐防武漢的兵力，完全集中在左良玉一個人手裡。左良玉究竟有多少兵，誰也不清楚，只說是兵部有姓名的是二萬，連同沒有姓名的號稱二十萬。二十萬大軍，據說是由良玉指揮，是不是他能完全指揮，誰也說不清楚。至於良玉的為人，同樣也是個謎。孔尚任《桃花扇》的《餘韻》說「全開鎖鑰淮、揚、泗，難整乾坤左、史、黃」。這是說南京政權的崩潰，即使有了史可法、黃得功、左良玉這三位名臣也無法支持。可是這一首也說「跋扈將軍噪武昌」，那是說左良玉只是一位跋扈將軍。那麼左良玉究竟是一位愛國將軍還是跋扈將軍呢？為什麼在兩三行之間，出現這樣一個大矛盾？事實上兩個命題都沒有錯。
左良玉只是三百餘年前的一位人物，他的軍隊是龐大的，也是複雜的。有一些他指揮得了，也有一些他指揮不了。封建時代的軍隊只能是這樣的。因此他在作戰之中，有時打了勝仗，有時也打了敗仗，甚至在勝仗的過程中，由於他的指揮無方或約束不能得力，由勝仗而轉為敗仗。弘光初期，他在湖廣一帶，由於李自成的大軍南下，他的所部壓縮在武漢的附近，戰鬥力也不強，南京政權對他並沒有忽視，可是也不能輕易調動，他成為在山的虎豹。可是左良玉對於南京政權並沒有採取蔑視的態度。
但是南京政權也正在不斷地轉變，由張慎言、高弘圖、姜曰廣、史可法等聯合的內閣轉變為馬士英執政的內閣。馬士英由鳳陽總督入閣，無形之中必然要側重淮泗而疏忽武漢。這樣的情況，在高拱、張居正當權的時代已經有了一些陰影，因此兵部大權必然要由宣大、薊遼兩個系統輪流執政，防止欹重欹輕形勢的出現，可是在這短短一年之中，這種形勢的出現，必然要使左良玉感到不快，這是當時的大局。
左良玉已經感到南京的偏袒，同時又出現了旁人的挑撥。這就使得良玉感到南京政權對於武漢的忽視。四鎮的兵力以高傑為最強，而高傑的軍隊又遠遠不及良玉所部的精銳。良玉感到不快，是可以想見的。南京政權的後期，馬士英當國，由於他對阮大鋮的偏聽偏信，無形之中也就和以侯朝宗為首的東林子弟對立了。
弘光元年的春天，童妃和王之明兩案出現以後，顯然地把肯定兩案和否定兩案的人對立起來。無論清軍的南下已經迫在眉睫，但是南方的內部，仍在不斷地爭執。弘光元年三月間，良玉上疏，大略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舉朝但知逢君，不惜大體。前李自成叛亂，尚錫王封，不遽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為仇？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輾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陛下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
不但左良玉發出這樣的議論，兩湖總督何騰蛟，九江總督袁繼咸同樣地也提出抗議。不過他們究竟是文人，總還認識大體，不願在這個時候再來同室操戈，給清政權一個可乘之機。可是左良玉經不起左右的攛掇，終於興起大軍，順流而下。
左良玉的大軍出發的時候，約何騰蛟同時起義，騰蛟投江，表示堅決不從，順流淌下數十里以後，方始獲救。軍隊到了九江，九江總督袁繼咸責以大義，良玉約定不進城，不東下，可是他的部下已經自由行動。
九江城內大火起了。有人說：「九江城破了。」
良玉正在追問，左右說：「這是袁總督的部下自己放的火。」
「胡說，」良玉說，「這是我的部下放的。」
良玉一邊捶胸，一邊說：「我真對不起袁總督。」
在出兵的時候，良玉已經病了。現在看到兵船散漫，部隊全無紀律，竟然做出這種不法的行為，他不斷地扑打自己，殷紅的血塊吐得遍地。
良玉召集部下，做出了最後的告誡。他說：「我不能報效朝廷，諸軍又不用我法度，以致有此。自念二十年來，辛辛苦苦，同心同德，建成此軍。我死之後，大家出死力保衛國家，這是上策。據守一地，這是中策。若散走各地，不僅對不起國家，而且也給全軍帶來恥辱，我死不瞑目。」
經過這樣一陣告誡，部下諸將看到良玉喘息僅存的樣子，大家都失聲痛哭。
按照當時武人的慣例，大將們吩咐宰牛宰羊，對天立誓。「咔嚓」一聲，後軍總兵惠登相把佩劍橫在膝蓋上，他說：「自今以後，有不服從副元帥左夢庚命令的，一概軍法從事。」
良玉一陣咯血，昏迷過去，不久死了，大軍由兒子副元帥左夢庚率領，揚帆東下，所過之處，焚掠一空。惠登相看到軍隊的紀律無法維持，只得率領直屬的隊伍不辭而別。夢庚領導下的大軍經過湖口、建德、彭澤、安慶，到一處焚掠一處，在沿江一帶造成恐怖。
在這段艱苦的日子裡，南京政權面對的敵人不僅是北方來的清人部隊，而且還有由武漢東下的左夢庚大軍。阮大鋮已經由兵部添注右侍郎晉升為兵部尚書，對於當前的作戰計劃，負擔著主要的責任。他的認識是清人部隊來了還可以談判條件，可是左部來了以後，只有死路一條。整個民族的命運寄托在南京政權的策略，而南京政權的策略是赤條條的投降主義。這是人民的悲哀。天啊，你要人民走哪一條路啊！
南京政權所倚仗的兵力是史可法的大軍，在史可法這面督師大臣的大纛下有四鎮和其他一些雜牌軍隊。四鎮是可法指揮得了的嗎？高傑是最桀驁不馴的，經過一年來的思想工作，可算是奉命出征，以國家為前提了，可是高傑已死，他的血不灑在敵人的陣前而流在叛徒的刀下。高傑一死，史可法想把他的部下安排在遺孀和孤子之下，但是將領中間已經出現了各據山頭、勾結敵人、獨力發展的趨向。但是可法還得爭取他們為民族生存而奮鬥。
史可法部署諸將，應付南下的清軍。南京的命令下達，以原任翰林院編修衛胤文總督淮揚軍務。這位總督和督師的職權是怎樣劃分的？部下都在紛紛猜測，衛總督就任的那一天，部下將領沒有一個到場的，衛胤文也很掃興。這邊可法也接受了部下的主張，準備進駐泗州，應付南下的清兵。布置正在就緒，南京的密詔到了，可法開讀完畢，和幕僚應喜臣說：「皇上的密詔已到，左良玉部下，已經東下，要我趕往南京。上次你說：今年夏至以後，大局可能出現動亂。倘使如此，那……那怎麼辦呢？」可法和喜臣都十分悲痛。
可法帶著隨從，從長江上溯，直至草鞋峽，已經到了南京的郊外，燕子磯的對面。這時黃得功的軍隊，接到南京的命令，進駐荻港。恰好左夢庚的兵船東下，經過一場激烈的戰爭，左夢庚和他的部下，連同激昂慷慨的黃澍——那位曾經面斥馬士英的直臣，一齊撤回九江，全部奔向清軍。他們去投降了，回憶從前那場忠勇奮發的情況，好比一場噩夢。
左良玉的舊部完全解決了，史可法奉命仍回揚州坐鎮。可法的直屬部下剛到高郵的時候，早晨得到督師的令箭：「左軍順流而下，邳宿道即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中午，再得令箭：「北兵南來，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晚飯時刻，第三支令箭又來了：「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一天之中，接連發出三次令箭，應喜臣接到以後，在幕僚中議論開了。他說：「看來督師的心已經亂了，豈有千里之程，如許之餉，可以一天三調的道理？到處都是警報，揚州城內必有內變，我等只有堅守揚州，相機而進。」
史可法撤回揚州，他的計劃是死守揚州，一邊飛調各地的軍隊向揚州靠攏。這一著完全是正確的。揚州以東，是長江下游的水網地區，是江北的糧倉，據守這裡，可以待機爭取外援，建立死守的堅強堡壘，宋末的李庭芝、姜才就在揚、泰地區，即使在臨安已經屈服以後，還堅持了一年左右。因此史可法這一著是正確的，至於是否能貫徹這個主張，那就看他是不是能得到左右有力的支持。
揚州府任民育是一位堅強的漢子，陪同史可法守這座江上的堅城。還有一位何剛，上海人，這是陳子龍的好友，共同籌劃創建水師的，這時已經選授遵義府知府，可以坦然地奉命到一個安全的地區，可是他不去，決心死守這座江上的孤城。城陷以後，何剛以弓弦自行絞死，任民育著了紅袍玉帶，坐在知府大堂上靜待敵人的處死。
史可法調各路軍隊共守揚州，總兵劉肇基請求乘清兵初到，陣腳未整，出城一戰，史可法說：「不行，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弊。」可是沒有等到劉肇基出兵，清兵已經從泗州把紅衣大炮運來。在炮聲轟隆之下，揚州城破了，劉肇基和他的所部四百人全部巷戰而死。
可是也有臨陣投敵的。甘肅鎮總兵李棲鳳、監軍道高岐鳳以所部四千人至，他們準備偕同史可法一道投降清軍。史可法正色地和他們說：「揚州是我效死的所在，你們要幹什麼？倘使你們決心投敵，爭取富貴，那就自便吧。」
這兩位總兵和監軍道看到史可法決定不降，只有由他自在，他們一徑去了。那夜二鼓以後他們開城出去，臨去的時候，還帶同四川來的將領胡尚友、韓尚良一同投敵。
高傑部下的將士這時正在高郵，他們一心只顧把全軍的老小寄頓江南，不斷地由大船向鎮江輸送。鎮守鎮江的鄭鴻逵看到在水氣蒙蒙中，有兵船向江南前進，認為是清兵渡江，趕忙開炮。船隻打翻不少，彈藥損失也重，少年的將軍正在不斷地大吹大擂地慶祝江上的大勝，其實打死的都是自家的軍屬，這更加速地促使李成棟向清軍投降。
四月二十四日，清軍破揚州，史可法拔劍自刎，死於亂軍之中，後人將他的衣冠葬於梅花嶺。
明朝末年，由於農民軍的崛起和清政權的權術，終於失去了北京和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倘使當時南京政權的領導者能夠統一意志，堅決抗拒南下的清軍，還是可以成功的，但是當時的中樞，正在作無窮無盡的內部鬥爭，阮大鋮固然為眾論所共討，馬士英也由於和阮大鋮攜手，為清議所不容。史可法不是沒有抵抗清軍的意志，但不是應變之才，遂使國家大業，隳於一旦。揚州失陷之後，南京更無法繼續抵抗，從此以後，進入改朝換代的時期，隆武、永曆，在福建、肇慶稱帝，他們抗敵的決心更大，但是他們的事業更艱苦，恢復的希望更渺茫了。
南京政權建立之初，當時把抗戰的希望寄託給史可法和四鎮。武昌左良玉的大軍是一支重兵，可是到得弘光元年五月，左良玉的軍隊投敵去了。史可法、高傑死了，劉澤清、劉良佐的軍隊也投敵了，剩得黃得功的軍隊，這時已經調到荻港、蕪湖。長江下游的江北地區，全部暴露在敵人面前。在江北已失、兵力分散的情況下，南京城已經失去它的重要性，城周一百二十里，憑當時城中的一些殘餘的兵力，無法分布，因此也就無可據守，這是當時的具體現實。
弘光帝和馬士英估計了當時的形勢，決定退守杭州。這是退卻，但還是繼續抵抗。歷史上也是有前例的。宋人失去建康以後，第一步是退守錢塘，運用軍事和非軍事的策略，在屈服和抵抗的夾弄中摸索前進，終於維持了一百五十年的政權，是一個具體的前例。當然，歷史會重演的，但是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的重演。北宗末年的徽、欽二宗是昏憒，但是他們的昏憒究竟比明代末年的暴戾有所不同；北宋末年統治階層中有一些人結黨營私，但是比明代末年的賄賂公行、寡廉鮮恥有所不同。因此宋人南渡以後還能維持一百五十年，而明人南渡以後只能是潰敗相繼，這都是當時的具體情況所決定的。
弘光帝和馬士英決定退到杭州，約定五月十三日二鼓以後，弘光帝出通濟門，赴太平，輾轉至板子磯，入靖國公黃得功營，次日由馬士英奉皇太后自溧陽走廣德，至杭州會齊。
據談遷《國榷》，馬士英至杭州，皇太后居李總兵宅，士英居王氏園。吏科給事中熊汝霖見士英，問他：「為什麼來杭州？」士英說是「護駕」。汝霖又說：「既然護駕，當隨皇上，不當護聖母。」士英無以應。
在倉皇出奔中，熊汝霖的詰責是有理由的，士英的無從答覆，也是可能的。可是我們讀史的時候，應當照顧到全面的情況。在金人向臨安進逼的時候，宋高宗倉皇出奔，準備由紹興出海，同時卻由隆祐皇太后出江西，有辛棄疾《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可證。為什麼高宗要和隆祐太后分道而行？因為在金人大軍南下時，高宗不能自保，留得隆祐太后，便可以在一旦遭遇不幸的時候，由太后冊立新帝，重新負起領導抗敵的責任，這正是高宗思慮周到的所在。辛棄疾詞上半闋「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說中原的陷落；下半闋首二句說「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說南宋政權的建立，末二句「江晚更愁余，山深聞鷓鴣」，言創業的艱苦，守成的不易。士英奉太后的赴杭，不是沒有用意的，但是在汝霖的嚴詞詰問之下，他憑什麼說明他的理由呢？
夏允彝作《倖存錄》，對於明末的情況，見聞既確、持論平允，是明末很有價值的筆記，可是這裡他說：
如士英者，本無意於誤社稷而社稷為墟，本無意於斂賄賂而賂門大啟，本無心於剪清流而清流盡逐。及其遁也，既不守城，又不衛上，第云：「奉皇太后以行。」所至縱兵大掠，卒未嘗與虜一戰，謂非天下罪人，安可得哉？
允彝的言論，是持平的，但是他沒有估計到在左夢庚叛變，揚州陷落以後，周圍百二十里的南京城已經不是喪亂之餘守得的。他在南京陷落以後，不久自殺，也沒有看到馬士英在杭州灣以南，繼續和清兵作戰，最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天下罪人」的結論，是不是太重了一點？
弘光帝到黃得功的大營，據談遷《國榷》說：
先是上奔太平，誠意侯劉孔昭閉城不納，乃奔板子磯，入靖國公黃得功行營，得功方距左兵，聞之遽歸，泣曰：「陛下固守京城，臣力易效，奈何輕出，進退失據。臣非負陛下，如力之未任何？」
從這段記載里，我們看到弘光帝放棄南京，並沒有事先的計劃。黃得功即使出自行伍，但從軍數十年，當大將也多年，對於作戰，也是漫無計劃。左夢庚和他的部隊已經降清，這時也不是和黃得功對壘的時候。談遷對於當時的情況是茫然的。比較可靠的是顧炎武《聖安本紀》的記載。他說：
上將幸杭州，命大典、國安以所部兵先發，都督杜弘域扈從，得功率兵斷後，未行。癸卯，良佐率清兵犯駕，左柱國太師靖國公死之，其將田雄等奉上如營。丙午，上至南京。九月甲寅，上北行。
癸卯，五月二十二日；丙午，二十五日；甲寅，九月初六日。
從這些記載里，我們看到弘光帝出南京，不是漫無計劃的，朱大典、方國安都是帶兵的重臣。由於戰事的迫切，道途的艱險，他和馬士英決定分道出行，士英奉皇太后由溧陽、廣德直趨杭州，這個任務按計劃完成。弘光帝由太平、板子磯至蕪湖黃得功行營。他們做出了向杭州撤退的計劃，由黃得功斷後，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他們沒有估計到劉良佐已經投敵，負有追趕弘光帝的責任。得功在荻港和左良玉部作戰中，手臂負傷，這時身披葛衫，用綢子勒著臂肘，橫刀督陣，部下八總兵都在奮勇作戰中，良佐躍馬前來，大呼招降。廣昌伯竟是清兵的降將，實在出於得功的意料之外，他大喊一聲：「你、你竟投降了。」也在這個時候，一支暗箭射中了他的咽喉偏左的地方。得功拔箭一看，正是中軍田雄的箭。南京淪陷了，國家的重鎮投降了，自己的直屬部下也投降了，最後還給自己喉頭一支暗箭。得功的憤怒爆發了，國家的前途還有什麼希望？他把田雄的箭對準自己的喉管猛戳一下。黃得功以身殉國，他的妻也自殺，弘光帝由田雄向清兵獻出。南京的明政權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