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龍及其時代 · 第十一章 在朝五十日
子龍的兵科給事中發表以後，崇禎十七年六月到任，八月乞假回籍，先後在朝五十日，他的職務雖重，但是他在任的時間並不長。他的官只是一位七品官，但是他始終以天下安危自任，並沒有因為官小而緘默不言，這是他的特長，也見到他的許身為國。
崇禎十七年正月，子龍接到調往北京供職的部令。在封建社會裡，這是每個官吏樂於從命的喜訊，可是經過在浙江的交代和在松江的盤桓，待到他準備出發的時候，北方的消息，一路地透露過來。當然在三月里，他可能還不知道北京的陷落，但是北方的大局一時不能安定，他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四月十三日，北京城破的消息到達南京，這是霹靂一般的消息。全城震動，特別是南京城裡的領導階層。
自從15世紀的初年起，明帝國的都城已經移到北京，但是南京還留著一些領導階層的機構。內閣的本意只是皇帝的秘書廳，皇帝既然不在南京，因此沒有內閣大學士，但是最高的行政機構和監察機構，南京是有的。縱然他們不用做具體工作，但是南京依然有六部、有都察院。在這些衙門裡有各部尚書，有都御史。
南京領導機構得到北京陷落的消息以後，大眾會集在戶部尚書高弘圖的官邸，考慮到國家的領導人物。按照當時公認的順序，在思宗已死、太子未能南來的情況下，必然要考慮到繼任的人選。思宗殉國的凶問一經證實，必然推定繼承的順序。思宗七子，這時還有三人，太子慈烺、定王慈炯、永王慈炤，可是他們都沒有南來。上面熹宗三子，都死了。再上光宗七子，除熹宗、思宗外，也都早夭了。光宗以上是神宗，神宗八子：長子光宗、次子福王常洵，以下還有瑞王、惠王、桂王。福王死了，他的兄弟邠王、永思王也死了。因此按照當時的繼承順序，思宗自殺以後，在慈烺等無從南來的時期中，應當由常洵的長子嗣福王由崧繼承。
是不是由福王由崧主持朝政呢？
按當時的繼承順序講，應當如此。但是一大串的問題在那裡。
在光宗立為太子之前，就有一個和福王常洵對立的過程。光宗是長子，福王是次子，可是福王的母親鄭貴妃是一位得寵的貴妃。無論常洵是否有奪嫡的動機，但是朝中不時傳出鄭貴妃有奪嫡的陰謀，因此神宗中期以後，不時發生奪嫡和反奪嫡的風波，直到福王出封洛陽以後才告一段落。明代後期環繞《三朝要典》，發生了無數的波濤，朝中大小臣工，也分出明顯的兩派。因此在思宗身後，太子未能南來的一個階段，由福王由崧主持國家大政，勢必在南京這個新成立的政治中心，出現一個濁浪滔天的波濤，甚至連南京也沉沒了。
四月二十日，北京的消息到了，南方的兩位總兵高傑、劉澤清去信淮揚巡撫路振飛。振飛的答覆很清楚，他說：「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在既有福王，有勸某去南京扶立者，此時某一動則淮揚不守，天下大勢去矣。此功自讓與開國元勛居之，必待南都議立。不然，吾奉王入朝而彼不納，必且互爭。是不待於闖賊之至而自相殘敗事矣。」
什麼是議賢？這是推舉一位較好的繼承人，因為看法不一，勢必互爭，這是禍亂的根源。什麼是議親？這是推舉一位合法的繼承人，合法的只有一個，可以做出定論。可是問題的癥結不在這裡。正因為合法的繼承人只有一個，而這個合法的繼承人，恰恰是三朝以來政治風波的中心，大亂的風口正在這裡，其結果必然造成明代的大崩潰，出現西晉、北宋從來不曾有過的慘局。
所謂合法的繼承人，這是封建王朝，甚至近代君主國家共同遵守的法規。當然在這個法規尚未形成以前不一定要按照這個法規辦事。殷商王朝實行「兄終弟及」制，這是根據殷商的記錄可知的。周人未到鎬京以前是由幼子繼承的，這也是可以推定的。可是一般都由長子繼承，甚至明知其人不堪繼承，也得由他據有大位。為什麼？正如路振飛所說的，因為「議賢則亂，議親則一」。
是不是在這個基礎上作過調整？有的，這是清朝的康熙帝。他立過長子胤礽為太子，因為他不上進，把他廢了；不久以後由於內心的舐犢之愛，康熙帝把他重行立起來。不幸胤礽依然不肯上進，這才建立了豫立遺囑，臨終照辦的制度。其後皇四子胤禎就是按這個制度的規定繼承大位的。但是這個制度不是沒有缺點，因為一則皇帝對於自己的兒子，未必能真正理解，二則這份遺囑難免有經過篡改的可能，康熙帝的遺囑是不是經過篡改的，至今還是一件疑案。
封建王朝的繼承問題，畢竟是不能得到一個解決辦法的，特別在思宗的身後。
思宗死了，太子和定王、永王的不能南來是事實。光宗、熹宗諸子的早絕也是事實。繼承人勢必上推到神宗的後代。神宗諸子，次子福王已死，嗣福王由崧尚在，這時避難正到淮安，途中遇到嗣潞王常淓。常淓是一位好好先生，經常是念佛經的，所以稱為「潞佛子」。他們同時乘船南下。
南京的兵部尚書史可法這時帶兵三千出屯浦口，這是一支軍隊，鳳陽也有一支軍隊，是鳳陽總督馬士英的。在常淓、由崧南下時，南京的大臣們商議繼承的問題。原禮部侍郎錢謙益極力主張擁立常淓，認為福王是「妖書」「梃擊」「移宮」三案的對立面，嗣福王主持大政，勢必推翻三案，整個朝政，勢必出現動盪的局面，甚至引起絕大的風波，於國家不利，因此反對嗣福王的援立。這個主張得到兵部侍郎呂大器、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的同意，他們和史可法商量，可法也表示同情，可是東南一帶還有一個實力派。這個派別在當時已經逐漸地形成，這是以馬士英為首的派別。這個派別內部有嚴重的矛盾，但是表面上取得一致，在軍事力量上雖然不能抵抗李自成、張獻忠或是清人的軍隊，但是威懾南京或是史可法是綽綽有餘的。加以他們正在淮揚鳳泗一帶，隨時可以跨江南渡，南京的大臣們對他們不能不感到戒心。士英去信可法，認為按倫序論，按親賢論，沒有比福王更適合的；他帶了大隊人馬從鳳陽、合肥擁戴由崧直至江上。到了這時，史可法承認了福王繼承的合法性，其他諸大臣也承認了。由崧到南京後，由於太子慈烺下落不明，自稱監國，不久以後即位，次年改年號為弘光元年，這就是弘光帝，清人的記載仍稱福王。
弘光帝的出現是明朝不能復振的一個重要原因，不但不能復振，連偏安也談不上。當時的議論，主要還是站在法統的方面。其實國家在危難的當中，主要的關鍵不在法統。後漢垮了，昭烈帝劉備在成都繼承漢統，劉備不是合法的繼承人。西晉垮了，元帝司馬睿在建業繼承晉統，司馬睿也不是合法的繼承人。國家在危難的當中，不能沒有一個得力的領導人，由崧不是這樣的人才，何況由於他的繼承，不容他不在三案之後來一個大翻案，國家已經到了大崩潰的邊緣，再來一個大翻案，這就鑄定了不可避免的大災難。
是不是除了由崧以外沒有其他的候選人呢？潞王常淓是一個。可是當時把他否定了，因為他是穆宗的後人，比較疏遠一些，這是確實的。
嗣福王由崧是神宗次子福王常洵的世子，可是神宗的兒子惠王常潤、桂王常瀛當時還在。當然按照封建社會的倫序講，由於他們的合法性比由崧差一些，因此推定由崧。但是一經由崧繼承，必定要出現三案的大翻案，那麼常潤、常瀛為什麼不可以繼承？當時的議論是認為由於湖南的兵亂，他們已經相繼退入廣西，一時來不及召回，所以只能推戴由崧。國家的大事，人民的前途，難道不能因此多多考慮一下。從這些方面看，馬士英固然沒有把國家的前途在考慮問題時放在最適當的地位；即是史可法、呂大器、張慎言、姜曰廣也沒有好好考慮。從封建時代的道德觀念講，他們是不能不負有責任的。
南京諸臣迎立嗣福王由崧，五月謁孝陵，稱為監國，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為吏部尚書，以史可法、高鴻圖、馬士英、姜曰廣、王鐸等為大學士。當然，當時的考慮是把不同主張的人兼收並蓄，而以比較正派的人作為主體，在當時的情況下，不能不認為是比較合適的安排。同月，吏部尚書張慎言奏補科道；兵部都給事中左懋第、兵部左右給事中辜朝薦、李永茂，給事中陳子龍。當時六部之中附有六科，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稱為科長，給事中稱為科員。科員在後代，是一個無足重輕的公務人員，可是在明代只有六部才有科，六科是六部的監察機構，關於主管部的重要事務，科員可以發言，關於國家大事，同樣可以發言。科長科員，只是職務的不同，沒有上下級的關係，因此科員可以獨抒己見，直達國家最高領導。明代都察院的御史，分十三道，除一般性建言外，各有一定的職掌。給事中分科，御史分道，總稱為科道官，明代的科道官，官位不高，但是地位卻很高，對於國家大事有充分的發言權。
陳子龍的一生，大約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從青年到三十歲，他是名士，他關心的主要是詩文，他的作品，和當時的一般名士比較，沒有多大的不同，摹古的氣息甚至比同時人更突出。從三十歲到現在，由於他接觸到黃道周，他認清了對於國家的責任和國步的艱難，他不再是一般的名士了，他是志士，確實以國事為己任。待到這一年出任兵科給事中以後，他是戰士，他看到國家的艱難，決心把自己的一切獻給國家，最後終於在三萬六千頃的太湖邊上，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們可以從子龍的一生中，學到做人的道理。
甲申五月，子龍奉兵科給事中之命，隨即到任。六月間上《募練水師疏》，七月初上《中興大本疏》，再陳《自強之策疏》。五月十五日福王由監國稱皇帝，改次年年號為弘光元年。弘光帝的即位，偏安在江南，號令所及，不過東南一隅，假如上下齊心，要恢復中原，未必可以實現，但是要同南宋一樣，偏安東南，以待日後趁機進窺中原，爭取統一，不是不可能的事。《自強之策疏》應當說是子龍的一篇精心結構的作品。他說：
臣聞立國之勢，有內重，有外重，有內外俱重，有內外俱輕。
內重者，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其平居之時，下尺一之書，萬里之外俯首而奉之。而其弊也，匹夫崛起，橫行天下而無以制，此秦、隋之季是也。外重者強藩悍將，其平時跋扈之形，僭擬之跡，有尾大不掉之擾，而夷狄盜賊之患，或又借其力以掃除，如唐季之藩鎮是也。內外俱重者，內則有腹心爪牙，將天子之親軍，期門佽飛之士，布列於郊畿；外則有磐石之宗，千里之牧，屯重兵於郡國，如漢初之制，內有南、北軍，而外有諸侯牧伯。唐初之制，節鎮之師守在要害，而關中之府兵以五百所，內外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傾，此最為善法也。內外俱輕者，京師之兵非不多也，而皆未經戰陣之士，邊鄙之卒非不雄也，勢分權輕，將帥數易，非有素所拊循之士，數萬人圪然成一鎮也，相統以度數，相維以文貌，及至事起，而望其手足之捍頭目，難矣。此宋世之所以不竟也。
我二祖列宗之有天下也，列侯大將，時統禁軍以征伐，衛所之軍，星羅棋布於周天之下，庶幾內外俱重矣，而承平日欠，時移勢變，文武太分，文法太拘，統御煩而權不一，虛文勝而實事寡，是以強虜大盜，徜徉而莫與之抗。以都城之險，禁軍之多，而不能固守三日者，由於內外並輕之故也。今當乾坤板蕩之餘，保有東南，漸圖恢復，國勢之弱，兵力之單，以視中朝全盛之時，不啻數倍，若不亟圖自治之方，先為根本之計，無論恢復之期不可必，且何以立國？此臣所以日夜彷徨，寢食俱廢者也。
自治之方奈何？曰，立重鎮以為外藩，練舟師以為扼要，增禁旅以示居重而已。
夫六朝建國於金陵，所以能抗衡北敵者以強藩大鎮，多在兩淮，而襄漢之間，必有重臣以據上游之勢也。宋氏之南也亦然，又能屯重兵於川蜀以規關陝，則其局益為宏遠。今日之國勢不幸類此，則古人之成法安可不講求乎？以兩淮而言之，目前四鎮之立，事出權宜，人皆虞其強而難制，臣獨憂其弱而未足以為恃也。必當於東路則命一大臣開閫於淮陰而分別將以守徐泗；西路則命一大臣開閫於壽春而分別將以守濠宿，各配以馬步六萬，三大將統之。在淮陰者責以渡河接應東撫，招徠山東之豪傑，收青徐之疆土。在壽春者責以聯絡河南土寨，掠地汝潁。如是則皖城、合肥、維揚，皆成內鎮矣。
以楚中言之，淪陷諸郡，漸次恢復，今當乘李賊失利於北，群盜離心之時，速整兵力以收承襄，蓋安陸為陵寢重地，而襄陽尤必爭之處也。李綱有云：由湖湘以達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紆遠難通；若得襄樊，如行弓弦之上，地理省半。況乎北瞰中原，西通川陝，下蔽吳越，如弈者置子於局心，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今左鎮之兵雖眾，然以之恢復或能，而恃之長守則不足。蓋新復郡縣，地方遼闊，兵分力弱，雖眾亦寡。倘敵人以數萬之眾來爭，能保其必守乎？且兵民相忌，為日已久，宜有長者扶義而西。似當命一大臣沈勇而有度者經略荊襄。先撥滇黔鎮筸之兵二萬人以為之本，俟至地方招徠土著，共足六萬人之數，安撫百姓，且耕且戰，然後襄陽可守也。襄陽可守，則責以恢復唐鄧諸州，以與我汝潁之師遙為接應，而後中原可圖也。於是左鎮之兵，令其分守支郡而歸重於鄂渚，平時則相為應援，出師則繼續而進。武昌既為金陵之上游，而襄陽又為武昌之上游，相維相制，各有微意，古人有行之者矣。賊既以關中為巢穴，則四川其所必爭之地，數月以來，音問俱絕。令荊州可復，峽路漸通，宜命一大臣熟於西南之事者，宣諭其地，因而經略之，先掃內盜，即移屯閬中、陽平之間，協力趙鎮，便可由階文以通隴右，由子午以撼長安。異日東西並舉，可以成率然乏勢矣。
其糧餉所資，兩淮近在郊畿，左師全屯鄂渚，皆當取給於度支。荊襄一鎮，則應取資於湖湘諸郡。若以殘破之後，民力未贍，則令江右、廣東暫為協助。四川一鎮即計本省之財，酌解部之餘數以給之，如唐之韋皋、李德裕，宋之吳氏兄弟，雄踞西川，富強遂甲於天下。至於招徠流移，勸誘商賈，展築險要，開設屯牧，苟可以興利除害，足食強兵者，聽其一切便宜以行，補葺增繕，自立家計。其最要者，則參佐將吏，須令辟召，以盡天下奇才異能之士，試之有效，則即薦之於朝，任以庶職，與甲乙之科等，不限其所至。如此則人才競奮，不以曳裾諸侯之門為愧矣。唐人起幕府而至公卿將相者代不乏人，故士之有一材一藝者，莫不畢效其能。何今之拘拘也？四鎮者立，謀帥得人，則東南之藩籬壯矣。
夫東南之大險在長江，而自昔之論，必曰守江不如守淮。蓋以兩淮無備，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苟其有備，賊即越淮而南，我前有天塹，後有重兵，彼豈能不狼顧邪！然如魏佛貍、完顏亮之盛也，兩淮非無重鎮，而飲馬江干，遂起投鞭之志；且恐我之將士，先為南渡之計，則內地擾亂矣。使無舟師，何以遏之哉？……臣臆計之，自漢口而下，至於海壖，不下三千里，今當分最沖、次沖地，而應用船隻之數，先將現在之兵額，統為會計，專官察核，其船之堅緻，卒之精練者留之，不足則募之於沿海。其人出入澥渤，輕風濤，狎蛟龍，若移之守江，猶平陸耳，以閩人為最，浙、直之人次之。至於戰艦之制，則大小俱不可少，無大船則無以為沖犁營壁之用，無小船則無以取便捷奮擊之功。以大舟取勝者，虞允文以海鰍等船破金亮是也；以小舟取勝者，我高皇帝彭蠡之役是也。二者須相輔而用，如鹿角、輕車之副武剛焉。大船當取之福、建、溫、台等處，督造收買，其價頗省。小船則自杭、嘉以北至於廟灣，所在有之。要使沿江上下，氣脈相通，往來如織，無事分信會哨，有事互相應援。至於北岸通船，如瓜、儀、巢湖等口，尤當厚集兵力，以防不虞。尚有當慮者，從來北兵南犯，由上流者多，由橫渡者少，即我據有荊、襄，而江漢上游，亦所應毖。使漢口、鄂州之間，有舟師三千人，橫江而守，前歲張賊豈能飛渡耶？衡湘之木，可造戰艦，長沙、岳陽之人，習水者多，似應責之楚撫，專成一軍，以備緩急者也。前督輔分布五萬之數，止計潯陽以下，上流之備亟當增置，水軍既多，沿江有恃，則我門戶之計立矣。
然臣猶必以增設禁軍，居重御輕之說進者，蓋深見乎御將之難，而利器之不可以假人也。古人主之御將也，高爵厚祿，開誠以結其心，長駕遠馭，握奇以操其柄，故外可收克敵之功，而內可消跋扈之患。韓淮陰以漢高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正謂此耳。雖然，使人主之側無精兵健士，足以彈壓諸將，則雖措置之方，予奪之柄，亦未易施也。方今締造之初，事同草昧，苟非師武，何以示威？昔魏武之虎士、唐太宗之飛騎，皆極天下之選，而唐之中葉也，有置神武、神策等軍；宋之南也立御營司，如李晟領神策行營，而楊存中之在宿衛者四十年，乃知非腹心忠勇之將，不以統也……今陛下駐蹕舊京，侍衛單弱，不可不慮。如臣愚策，當精選畿內及江浙各郡之良家子弟技勇超眾者以充之，使之歲時肄習，而不惜重貲以募天下奇才劍客之流，優其祿賜以補將校，多則十萬人，少則六萬人，時時更番戍淮以習戰鬥，必使此一軍者，其精銳勇烈又迥出諸鎮之上，然後國勢始尊，國威始壯，於以操縱布置，臂指相使，收恢復之功不難矣。
夫天下之勢，非外重不足以克敵，非內重必無以制強將。如臣之三策者立，財是去曩者內外俱輕之弊，收異日內外俱重之功，是在陛下斷而行之耳。然世之難臣者或曰：「如子言，增兵數萬，國何以支？」是不然。今天下所急，孰有過於兵者哉？東南財賦之地尚在也。陛下方弘大布之風，追菲飲之志，凡上之服御宮室，以至禮樂文章之事，苟非關天下之安危存亡者，皆當姑置之而專以治兵為事，則事力尚可辦也。伏祈聖斷施行，為此具奏。
在子龍傳下來的作品裡，這是一篇最有價值的文字，是可以和賈誼的《治安策》、諸葛亮的《隆中對》相比的文字。賈誼提出許多卓越的主張，但是在具體問題上還有不夠精密的所在。諸葛亮的主張很具體了，但是他勸導劉備的主要是奪荊州、襲益州，這就必然要造成更大的混亂，破壞國家的安定和統一，是對於國家不利的。陳子龍的建議是如何收拾已經破壞的局面，進一步爭取國家的統一，這不能不認為是他認識的正確。在當時主持國家大政者的認識僅僅限於江淮一隅的時候，他看到荊、襄，看到川、陝，看到建立水師必須利用福、建、浙、直的人力，這都證明他的眼光超越了當時的當局，確確實實是一個有抱負有主張的第一流人才，但是他的地位只是一位從七品的科員，可算是起碼官。管他呢，既然是兵科給事中，他有責任提出他的主張，因此他把他的認識和看法全部提出來。
是不是他的認識還有不足之處呢？當然有。北京的覆滅，由於李自成的起義，這是革命，是一個階級打倒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但是1644年4月以後據有北京的不是起義的農民而是關外的建州衛。這時自稱為大清的統治者。他們正在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階段。從山海關進入北京以後，他們的目標是掠奪土地和奴役人民，但是他們的口號是支援明朝和討伐叛逆。因此當時出現了一個三角戰爭的局面。清政權的敵人是李自成，同時也威脅南京的政權。南京政權的敵人是不共戴天的李自成，但是更大的威脅卻來自入關的清政權。李自成的主要敵人是入關的清政權而不是南京新立的政府。問題在於如何解決這個三角戰爭的局面。解決得好可以維持一個暫時安定的局面，解決得不好，人民必然陷入一個更痛苦的境地。是不是有一個解決得好的可能呢？沒有。清政權進入北京以後，它的欲望更大了，每一次勝利只能煽動更進一步的欲望，不吞併明王朝不能滿足它的欲望，甚至吞併了明王朝也還不能滿足。李自成呢，他的退出北京只是暫時的退出，待到他回到西安，得到更多的人民的支持，他必然要率師東出，統一全國。南京的南明政權呢？它不能忘卻北京的光榮，只要力量充沛，它依然要恢復故土。在這三個政權之中，清政權正在逐步地強大起來；李自成受到了挫折，但是從人民中來的政權，經過挫折，進一步靠攏人民，常常獲得更大的支援，因此挫折的結果，不是削弱而是不斷地壯大。只有南京政權，由於內部的紛爭和腐化，正在逐步走向沒落的道路。
子龍看到當時的形勢，他認為四鎮之立，人皆虞其強而難制，自己獨憂其弱而未足以為恃，這裡正見到他的卓越的見解。四鎮的成立，在崇禎十七年五月，福王監國的時候。當時史可法和內閣諸人議定在現在江蘇、安徽兩省長江以北的地區設立四鎮，由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分統；得功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良佐駐臨淮北，經理陳、杞一路；高傑駐泗州，經理開、歸一路；澤清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這是所謂四鎮。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這樣的布置，在歷史上是有前例的。宋高宗南渡，在江北分鎮；金人渡河，在河北分鎮，其結果都失敗了。明人分鎮，同樣地走上了一個尾大不掉的覆轍，其後高傑為許定國所殺，黃得功自殺，二劉降清被殺，都沒有得到好結果。在四鎮分立的時候，對於左良玉大軍沒有做出妥善的安排，事實上左良玉也沒有完全聽命於南京的新政權。至於西南邊徼，從當時的南京政權看來，也久已鞭長莫及。因此我們讀到子龍《自強之策疏》的時候，更感到這確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品，但是子龍只是一位從七品的科員，他的見解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三百多年來依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沒有重視是當時的認識不足，但是子龍沒有因此動搖自己的信心。七月里他再上《直陳禍亂之源疏》。這裡他指出思宗時代禍亂之源六端。他歷數幾點：
一曰輔臣容悅之患；
二曰諸司貪冒之患；
三曰門戶紛角之患；
四曰士節卑污之患；
五曰號令數更之患；
六曰法令太拘之患。
這是對於崇禎一朝的總結，特別在最後一條，他的議論更痛切、更精練。他說：
夫王者之道，執簡而馭繁，持綱而舉目，任人而已。任得其人，則雖授之以柄，分之以權而無患也。苟非其人，則每事曲防，徒生猜阻，無益事寄。先皇帝太阿在握，綜核庶政，而一時大臣，多齷齪庸才，不識治體，好行苛細，每事拘牽。先皇帝欲破格用人，而草莽之士，卒不聞匯升；先皇帝欲會計節用，而出納之際，卒未聞通變。以致銓宰之地，不得於支條之外，擅進一人；方面之臣，不得於章簿之餘，專用銖兩。鉤稽愈精，事實愈疏，操柄愈一，國勢愈輕。大約在上者勸功之意少而程過之意多，以致在下者任事之心衰而避禍之心勝，互相規委，束手坐視，貽禍至今。至於兵凶戰危，決計俄頃之間，尤難秉算廟堂之上，而進退機宜，多從中制，將帥承督撫，督撫諮中樞，中樞仰政府，政府取上裁。往返之際，通經時日，機會之來，豈能久待。陸贄所云：「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眾」，正謂此也。試觀數年以來，如賈莊失律，松山喪師，中州屢敗，何嘗非寡謀之臣，輕躁之士，不審時事，惟務欲速，圖僥倖之功，蹈孤注之禍哉！至其後也，勢成瓦解，下不奉令，桀驁之將不能指麾，棄地之臣不能究詰。何則？其始欲其無所不伸，而後必至於皆屈也。臣願陛下執威福之大綱以尊朝廷，略文法之細條以便展布，以誠信待大臣，因其忠邪以為黜陟，而無事過防；以雄略御諸將，視其功罪以行賞罰，而不為姑息。自當百工成理，師貞永吉矣。……
子龍總結思宗失敗和北京陷落的主要原因是正確的，但是對於思宗時期的總結不一定適用於弘光時期。賈莊失律、松山喪師、中州屢敗，歷數了盧象昇、洪承疇、陳奇瑜、孫傳庭諸人的失敗，主要原因由於「圖僥倖之功，蹈孤注之禍」，這個責任，在於思宗的操切，這是事實，但是弘光時期，完全不是這樣。弘光時期，中央政權所能指揮的地區不是兩京十三行省的大國而只是東南一隅；所能指揮的不是全國的大軍，而是區區四鎮和一些雜牌軍隊，抵禦外侮則不足，威脅中央則有餘。思宗時期，中央支出除了全國正常收入以外，還可取給予內帑，弘光時期完全不一樣了，歲入取給於東南一隅，除了擔負四鎮的給養以外，所余不足供給朝廷的支出。在這種情況之下，怎樣能安定東南，應付清政權南下的威脅和各方的需要，便成為極大的問題。
在現代江蘇、安徽兩省淮河以南長江以北的地區，如何安排四鎮，是南京政權的課題。有四鎮不能沒有一個指揮四鎮的機構，這個機構的首長稱為督師。兵部尚書史可法和鳳陽總督馬士英都是當時可推的人選。現在二人都入閣了，從名義論，資望更高了。馬士英提出自己在外多年，需要休息，因此推薦史可法。史可法無從推辭，他說：「居者守，行者御，不敢辭難。」這就決定由可法出鎮揚州。
事實上，經過崇禎年代的不斷戰爭，已經出現了重武輕文的形勢。這是歷史的必然結果。唐末、五代都是這樣的。誰能指揮朱溫、李克用呢？即以崇禎時代的盧象昇、洪承疇、孫傳庭這三人言之，他們是文人，但是他們能夠身臨前敵，甚至和敵人進行白刃戰，可是在他們指揮作戰之中，部下盡有不能指揮的情況。他們如此，何況馬士英、史可法？馬士英在鳳陽總督任內，對於部下，都是靠拉攏、靠聯絡，才能維持一個左支右絀的局面，談不到有什麼建樹。
從這四鎮來說：他們的實力，比之吳三桂、左良玉，差得太遠了。憑這四支兵馬，最多只能保持淮、揚、鳳、泗一個僵持的局面，他們之間還有矛盾，談不上併力作戰。他們的目標集中在揚州，因為在這個區域內，揚州是一個富庶之區，但是他們並沒有固守揚州的積極作戰的勇氣，因此經常提出要把家屬寄頓在江南。這樣的軍隊是沒有前途的，這就是說，儘管他們在作戰中沒有任何把握，有的甚至在敵人面前沒有作戰的意志，但是他們的需索，他們的跋扈，對於南京的政權構成極大的威脅。
就他們四人分別來說：黃得功、高傑還不愧為血性男子，但都不是大將的材料，他們對於國家雖沒有做出較大的貢獻，但是還不至於喪心病狂，倒戈投敵；二劉就更差了，劉良佐人品猥瑣，劉澤清兇狠殘賊；因此在清人南下的時候，他們匆匆地向敵投降，為虎作倀，最後都為清人所殺，這是後話。
從四鎮和馬士英、史可法的關係論，馬士英和他們有聯繫，史可法沒有；從馬士英、史可法的才具論，馬士英有應變之才，史可法沒有；督師江北的責任應當由馬士英擔負，但是士英知道這不是一個輕易擔負得了的任務，因此把督師的重任推給可法，可法只有慨然承擔了。
揚州是這個地區唯一的富庶的地方，劉澤清在淮上，他已經滿意了；劉良佐比較庸駑，不敢進行爭奪，高傑和黃得功是強有力的對手。由誰來占領這個地方呢？高傑的手長，決心也大，一下就奪獲揚州的近郊，正在迫近城頭。城門早已鎖上了。高傑發兵進攻，揚州的一位進士鄭超宗出面和高傑磋商，事後他回到城內，城內人哄傳超宗出賣家鄉，因此不問青紅皂白，一頓拳棒，把超宗活活打死。這位鄭超宗正是陳子龍的同年進士，從這裡我們看到高傑的入城給予當地人民多大的恐慌。
但是高傑畢竟進駐揚州了。督師大學士史可法也來了，高傑把他安排在一座福緣庵里，左右侍從都是高傑的部下，督師所發的章奏，必須經過高傑的檢查。事實上史可法已經不是督師，而是高傑的幕僚長，史可法一切不與計較，這才稍得一些展布的餘地，但是當時的悍將，不僅是高傑，還有黃得功。得功也要獲得揚州。怎麼辦呢？史可法把他安排在儀真，這是揚州府的屬縣，距揚州不過數十里。兩人中間經過一些火併的鬥爭，還是可法出來調停。
可法在揚州，幕府中倚重的是任民育、何剛。任民育擢揚州府知府，其後城破的時候，端坐堂上，為清兵所殺。何剛，上海人，崇禎之初，見海內大亂，慨然有濟世之志，結交天下豪傑。他的朋友有許都、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在北京陷落的前夕，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他和子龍、允彝聯絡，募兵二千人，準備自海道直達天津。現在升任兵部員外郎，以所部交給可法。馬士英看到這是可法的羽翼，連忙把何剛升任貴州遵義府知府。何剛和可法說起，可法哭了，他說：「愨人，你去了，我還依靠誰呢？」何剛也哭了，決定留在揚州，和可法共同作戰。
六月間子龍的那篇《募練水師疏》，就是為何剛作的，他說：
……臣伏思君父之仇不可不報，中原之地不可不復，然必須綢繆戶牖，保固江淮，以為中興之根本。守江之策，莫急水師，海舟之議，更不容緩。臣等共推職方司主事何剛，忠勇性成，清介絕俗，令之專司募練，而佐之以原任山陰縣知縣錢世貴，舉人徐孚遠、李愫，廩生張密，已經收買沙船三十五隻，皆堅緻可用。所募沿海材官水卒，共一千餘名，內多慣戰之士。其製造器甲、修船、練藥等項，則中書舍人董庭、都司李時舉、生員唐侯等分頭經理，一月之內可以就緒。其所用錢糧部札，所有動支正供之議，而該府苦心設處，原有北運水腳及義米等項可以扣算。夫千人之在長江，如雙鳧乘雁，不足為輕重，然使江南諸郡各為門戶之計，共結長鬣之徒，則萬人亦不難致，臣等亦聊盡精衛之心，倡怒蛙之氣而已。但此舉事從私創，未奉明綸，恐任事者之權輕則應募之情緩，伏乞聖明敕下該部專任何剛訓練督率，前來江干以資防守，則剛益奮迅，可以彈壓鼓舞，而聞風慕義以圖報稱者，源源而至矣。
這時期清政權發動了一次新的攻勢。清人入關，本來是乘人之危，奪取了北京，進行圈地、掠人和鼓勵投充的政策，其實是一邊掠奪明朝的土地，一邊把關外奴隸社會的制度強植到中原的封建社會，來一個歷史的大倒退。但是他們還要進行欺騙。這時他們宣布：
予聞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災恤患者鄰邦之義。唯爾大明太祖高皇帝斥逐胡元，剪我仇國，永世宥民，代有哲王。迄乎末造，吏偷民窮，群盜滿野，然大行崇禎皇帝秉恭儉之心，弘仁孝之行，德高世替，唯日不寧。蠢茲逆賊李自成者，狗盜之雄，鴟張獸視，忘累世之深恩，逞滔天之大惡，喋血京師，逼殞皇后，焚燒宮寢，流毒搢紳，以金銀為營窟，視百姓如草菅，皇天震怒，日月無光。我大清皇帝，義切同仇，恩深吊伐，六師方整，蟻聚忽奔，斬馘虜遺，川盈谷量，遊魂西遁，指日擒遺。
予用息馬燕京，撫茲黎庶，為爾大行皇帝縞素三日，喪祭盡哀，欽諡曰懷宗端皇帝，陵曰思陵。梓宮聿新，寢園增固，凡諸后妃，各以禮葬，諸陵松柏勿樵。唯爾率土臣民所欲致情於大行皇帝者，我大清無不曲體斯誠，有崇靡闕。宗藩之失職流離者，為爾存恤；士庶之忠節死難者，為爾表揚。輕刑薄賦，用賢使能，苟濟生民，唯力是視。深痛爾明朝嫡胤無遺，勢孤難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清萬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實為救中國之計。咨爾河北、河南、江淮諸勛舊大臣、節鉞將吏，及布衣豪傑之懷忠慕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庸主眷，或自矢從王，皆懷故國之悲，孰無雪恥之願，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揚。其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恩，以惇睦鄰之誼。其有諒力不敢，北面歸誠者，當各剿勍旅，佐我西征，或削平所屬余賊，用以自效，無不開懷延納，樂共功名。來歸之土，蠲復二年，與民休息，凡諸恩典，俟後詔頒行。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愚弱，實肆跋扈之邪謀；或陽附本朝，陰行草竊之奸宄，斯皆民之蟊賊，國之寇讎，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師南討，等彼鯨鯢，必無遺種。於戲，順逆易判，勉忠臣義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養，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這是一篇充滿了欺騙、威脅的作品。在發布的時候，由於清政權的勢力，還沒有十分穩定，因此一面聲明既占北京，不再退出，同時也承認南京政權的存在，認為「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強盜邏輯的執行和江左實力的存在，其中沒有矛盾。我們必須承認機巧變詐的清政權，在17世紀40年代，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這篇作品是當時北京政府的中書舍人華亭李雯的手筆。李雯字舒章，是陳子龍的舊交，他們早年是共同唱和的朋友，作品稱為《陳李唱和草》，至今猶見子龍集中。由於時代的演變，他們分手了，子龍在以自己的生命爭取南明政權的存在，李雯已經以個人的才華博得奴隸主貴族的賞識。《離騷》的作者說：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何昔日之芳革兮，今直為此蕭艾也？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子龍緬想當年的友好，現在已經化為敵人的鷹犬，在讀到「等彼鯨鯢，必無遺種」的時候，內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弘光帝的南京政府，這時還是有一些通達政體的大臣，他們議決用左懋第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這是一個官銜，其實是擔負著和清政權的聯繫工作。他的副使是馬紹愉、陳洪範。紹愉對於關外有一些經驗，洪範和清政權有某些程度的聯繫，這是當時所共知的，後來洪範成為漢奸，這時還沒有暴露。
是不是能和據有北京的清政權通和呢？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立場的問題，關於這一點，子龍是有堅定的認識的，因此在左懋第的任務明確以後，他立即上《通敵實出權宜疏》。他說：
……自東敵逆節，兵孥不解，幾三十年，中國虛耗，實為禍本。但以運逢百六，寓宅東南，國家事力，難支兩敵，而東敵會師殺賊，為我報仇，雖蓄謀難測，而執詞甚正，因之通好，稍紓目前，以便併力於西，此亦謀國之苦心也。使臣左懋第慷慨沈毅，有不辱之色；陳洪範諳練遼事，多識陷將，可備機宜；馬紹愉曾使敵庭，持節而往，當收魏絳之功矣。以臣愚計，是行也，所授詞於使臣者，第雲，彼以好來，我故以金帛報謝其酋長，犒勞其士卒，以見中朝之有禮。許之互市，以中其所必須，使其馬首不亟南面已。若夫地界、歲幣等事，或因遘機會，有利國家，是在大夫出疆之義耳，似不宜求好之太急也。
自古交鄰之道，媾出於彼，則重在我；媾出於我，則重在彼；自然之勢也。撫賞之典，本朝不廢，但犬羊無饜，自我先發，適啟戎心。祖宗之地，誠尺寸不可與人，然從來開疆闢土，必當以兵力取之，未聞求而可得者也。求而得之，如金人何嘗不以河南、陝西歸宋，而宋卒不能守，其無益可見矣。蓋我之所要求者愈急，則彼之所挾持者愈重，恐於國體有傷而物力亦有所難支，是在行人慎擇之可也。
若夫約敵敢滅賊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如唐人用回紇之師，事誠有之，然必中國自有信臣精卒，如李、郭之將，朔方、隴右之兵而後可。若專恃他人之力，如宋人借金以滅金遼，借元以滅金，則益其疾耳。昨見天語申飭，詰戎是務，仰見廟謨。更祈密飭諸將奮同仇之氣，大整師徒，俟冬春之間，敵騎牽制於三晉，我則移淮泗之師以向殽谷，出全楚之甲以入武關，令川漢之將聯絡莊浪、甘、寧之義旅，或攻其脅，或拊其背，使敢當其一面而我當其三面，不特逆賊可以一舉盪滅，而大功不全出於敵，則中國之威靈震而和好可久矣。鎮臣劉良佐與臣言，願勵兵秣馬，與敵馳角，必使其畏我而後可和，臣甚壯之。但使國之虎臣各懷此志，何至貽聖明宵旰之憂哉。
至於先朝通好顛末，紹愉娓娓言之，陛下因惜舊樞陳新甲之被戮，而為之議恤。臣竊有進焉。蓋先朝通款，不由廷議，唯一二大臣與先帝密謀之，紹愉往返敵廷，使其情事如昨所稱述，先帝何憚而中止哉？微聞敵酋慢書有必不可從者，故先帝毅然罷之也。新甲之誅，雖以泄露機密，然其人本楊嗣昌之私昵，貪鄙諂媚，絕無遠略，其掌邦政也，大以賄聞，且因司官張若麒欲亟升京堂，巧借催戰為功，而松山八萬之精銳，盡於一旦。且其在任之日，失事最多，即雒陽之陷，皇考升遐，陛下播遷，問誰秉樞，乃致斯禍，廷臣論劾，不止一人。故先帝震怒，立付西市，則是新甲之誅，乃因於喪師，非因於通款也。若遽加優恤，追論言者，是為獎覆國之徒，絀忠正之論，墮戰士之氣矣，望陛下詳審焉。若紹愉者屢使絕域，勞亦難泯，但今日事體，與先朝不同，臣願紹愉騁隨、陸之辯，勵蘇、藺之節，歷階決事，應變無窮，不必更泥往轍，使敵謂秦無人耳。
懋第的出使是一件大事，這是南京政權和清政權之間的一場折中的契機。弘光朝的君臣上下，連同陳子龍在內，都對此寄以重望。但是在未達北京之前，這已經註定是必然要失敗的。懋第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的任務出使，這是清政權最忌的名義。清政權入關襲取北京以後，對於河北，久已視為臥榻之旁，至於關東，更是視同他們的老家，不容許別人的染指，那還要經理什麼、聯絡什麼？這就註定了這一次使命的必然失敗。懋第臨行之前，奏稱：
臣銜經理河北，聯絡關東。夫河北則山東、北直也，關東則遼東矣。遼東久屬建虜，北直今全陷，山東雖殺偽官，多賊，聞膠州被圍，賊至十餘萬。經理實有封疆之責，而往議金繒歲幣之事。名實相乖，此銜之當議也。馬紹愉昔往款虜辱國，御史陸清源糾之。其通虜臣誠不知，但聞其所許，金十萬、銀百二十萬，逢人頌虜，臣誠不便與之同行也。
懋第這一次的北行是註定要失敗的。他和馬紹愉、陳洪範同行，攜同銀十餘萬兩、金萬兩，緞絹萬匹，八月初出發，臨行的時候，他再一次上奏：
臣此行生死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仇恥為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恤？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劃江而安。
這裡還得指出扼河而守的黃河，和南宋初年的黃河不同。宋時黃河在山東無棣縣入渤海，後來就不同了，黃河奪淮河故道，由江蘇濱海縣入海。所以南宋人言扼河而守，山東還在境內；明末人言扼河而守，已經退到淮河以南，地區縮小了許多。不過懋第的主張還是明確的。
懋第北去，十月初一到張家灣，同行者本有三千人，至是清政權吩咐只許帶百人同行。懋第入京以後，清政權吩咐住在鴻臚寺。鴻臚寺是當時接待外夷朝覲、諸蕃入貢的場所，懋第當然是不滿意的，但是也只得住下了。他請求祭告諸陵、改葬思宗，但是沒有得到清政權的同意，只能在住所進行祭奠。懋第是為了通和北上的，但是清政權已經鞏固了，沒有接待懋第，隨即命陳洪範南歸，懋第和馬紹愉留下。陳洪範在南歸的當中，向清政權申稱願意率兵歸順，並招徠南中諸將。
這個時期清政權對於自己的鞏固性已經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因此對於南京政權進行威脅，十月間下令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文武官員軍民人等：
爾南方諸臣，當明朝崇禎皇帝遭流賊之難，陵闕焚毀，國破家亡，不遣一兵，不發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也；及我兵進討，流賊西奔，爾南方尚未知京師確信，又無遺詔，擅立福王，其罪二也；流賊為爾大仇，不思征討，而諸將各自擁眾，擾害良民，自生反側以啟兵端，其罪三也；唯此三罪，天下所共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師，問罪征討。凡各處文武官員；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順者，論功大小，各升一級；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為俘。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軍前，當釋其前罪，與明朝諸王，一體優待。其福王親信諸臣，早知改過歸誠，亦論功次大小，仍與祿養。檄到之處，民人無得驚惶，農商照常安業，特茲曉諭，成使聞知。
清政權是機警的，在它知道自己的地位已經逐步鞏固，同時也知道南京方面的力量由於黨派紛歧，文武傾軋而走向逐步瓦解的地位，它便準備發動攻勢，奪取統一。這一切都有跡象可尋，南方有識者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子龍在這時期有詩一篇，可以玩味。
易水歌
趙北燕南之古道，水流湯湯沙浩浩。送君迢遙西入秦，天風蕭條吹白草。車騎衣冠滿路旁，《驪駒》一唱心茫茫。手持玉觴不能飲，羽聲颯沓飛清霜。白虹照天光未滅，七尺屏風袖將絕。督亢圖中不殺人，咸陽殿上空流血。可憐六合歸一家，美人鐘鼓如雲霞。慶卿成塵漸離死，異日還逢博浪沙。
這是一首歌詠荊軻入秦的詩歌。是悲歌慷慨，但不是憑弔嗟傷。慶卿可殺，漸離可死，但是博浪沙中的一擊是始終不能滅絕的。子龍有沉痛，有悲哀，但是沒有絕望，即使三年以後，奮身自沉的一霎那，他也始終沒有絕望。精衛填海，萇弘化碧，唯有意志最堅強的，才是最後的勝利者。
南京政權的成立，從福王監國之初，就種下了紛爭的籽粒。福王由崧不一定是一個最不成材的統治者，但是由於他的父親福王常洵在神宗後期和太子常洛是一個爭皇位的人物，以致引起朝廷中的軒然大波，後來發生梃擊、紅丸、移宮三大案。凡是參與三案的人物，或是涉及三案嫌疑的人物都在崇禎初期歸入《三朝要典》，分別定罪或禁錮。是不是這部《要典》都經過核實呢？其實不一定。子龍的摯友夏允彝，在南都覆亡以後，作《倖存錄》，曾經指出：
……其不妥者，如楊維垣首參（崔）呈秀，不宜入也，以其力扼韓、文震孟之出，遂處以謫戍；虞廷陛曾參孫居相者，於趙南星原無彈章，竟以糾南星誤處之。呂純如雖有頌璫之疏，疏至，熹廟已賓天，霍維華取其疏稿削去之矣，竟據邸報以入之。此何等而草草羅入，至被處者屢思翻案，持局者日費提防，糾纏不已。迄南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墟矣。此則當局者之咎矣。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思宗初期，《三朝要典》的定案，其實是十分草率的。在這十七年之中，進用的固然不盡公忠，貶斥的也未必皆是僉壬。思宗的時代過去了，南京政權成立之初，政令所及，不過東南一隅，但是朝野紛爭、喧囂，甚至為思宗時代所不及。史可法的督師、馬士英的入閣，當時人都以為用違其才。其實即使馬士英出而獨當一面，充其量也只能調和諸將，望他能擊楫渡江，收復失地，事實也是辦不到的。馬士英既經入閣了，在他推舉人才的時候，他的推舉阮大鋮原是勢所必至。夏允彝之子完淳作《續倖存錄》時就說：
阮圓海之意，十七年閒居草野，只欲一官，其自署門曰：「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當事或以貴撫、或以豫撫任之，其願大足矣。圓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璫亦無實指，持論太苛，釀成奇禍，不可謂非君子之過。阮之啊璫，原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為楊、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賢，同為通內，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為阿璫，烏能免其反擊乎？
阮圓海就是阮大鋮，是當時的一名才士，後代因為他曾作《燕子箋》，認為他是才子，而因為《桃花扇》的流行，又認為他是奸臣。我們須知明代後期，由於崑劇的盛行，編劇、導演的人才，是相當普遍的，《燕子箋》是一部有名的劇本，但是當時流行的也不只此一部。至於《桃花扇》盛傳以後，阮大鋮的聲名狼藉，確實事出有因，但是平心論之，侯朝宗入清以後，未免投敵，較之大鋮，相去不遠。獨有馬士英在南京、杭州相繼潰敗以後，仍在錢塘江南岸繼續作戰，功雖不成，終以一死自贖，其論定是值得商榷的。
在阮大鋮起用的時候，劉宗周也起為左都御史。宗周對於三案的立場是堅定的，因此一經入朝，隨即疏劾馬士英。他說：
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宮銜世蔭，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群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引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以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疏，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弈棋，洶洶為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啟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勛臣為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里。自古未有閹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師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為弘光第一美政。
宗周的議論不能不算是有見識，但是宗周的主張，不但不能見諸實行而且更激起矛盾的暴發，為弘光一朝的覆沒，起了促進的作用。
在這樣一個僻處東南、艱危疊見的時代里，大臣們的高談闊論，無補時艱，實在是可以令人擔心的。七月間子龍上了《恢復有機疏》。他說：
方今殷憂之會，天步艱難，大仇未殄，不共戴履。臣伏處田間，自謂當此之時，陛下必日坐便殿，與宰執之臣，親決庶政，三事大夫，莫不夙夜，百僚奉職，朝令夕行，而且下哀痛之詔，興縞素之師，呼蒼兕以濟江，秉白旄而問罪，庶足以泄神人之憤，慰普天之望也。自入國門，將再旬矣，唯遣北使，得一聆天語，不識密勿之臣，英謀宏議，日進幾何，但見官署寂寥，人情泄沓，交鞍擊轂，宛然泰階之風，好爵高班，無異昇平之日，從無有嘆神州之陸沈，念中原之榛莽者，豈金陵佳麗之區，六朝風流之地，可供清談坐嘯耶？臣恐王敦、祖約、蘇峻之徒不絕於世，面王導、陶侃、溫嶠之亞未見其人，又無論西苻秦而北石趙也。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臣誠不知所終矣。
昨行中元上陵之禮，臣等瞻拜之餘，徘徊陵闕，北望依依，不知十二陵之碧瓦金鋪，寓駒石馬，尚能無恙與否，而先帝先後之梓宮何在，此時之遺民故老，有提一盂麥，操一豚蹄而憑弔者乎？不覺悲慟伏地，詩人所謂「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者也。興念及此，陛下當勵勾踐臥薪之懷，堅齊侯不飲之志，而群工庶尹，皆當砥礪鋒鍔，奮發志意，克詰戎兵，修我戈戟，弋大風於殽函，射天狼於薊北，然後掃地以答穹蒼，清宮而迎大駕，乃為正也。日來上游傳報，謂賊徒西遁，承襄可復，而督輔疏稱山東、河北，義旗雲起，咸拭目以望王師。事會之來，間不客發，而朝廷晏然置之度外，何以收三齊技擊之雄，慰燕趙悲歌之士乎？臣恐此屬知朝廷之不足恃，不折而歸敵，則豪傑皆有自王之心矣。
昨聞朝廷欲設總督於荊常以通楚、蜀，而督輔議復濟寧河臣，及大名開鎮。此等皆急務也，而苦於乏才，應之每緩，事機倏忽，誰能待之。蓋國家之興廢，每視人才之盛衰，況當撥亂之時，必有非常之人，任重負遠之器，而後可辦此大事。宋之南也，事業最不足道，然如李綱之通大略、見兵勢，趙鼎之剛決敢斷，卒勝虜偽，張浚之志存滅賊，百折不回，其人皆未易及也，而當時所以勸人主者，大都出於精明英武，不可為苟且偏安之局，故用雖不竟，規模亦有可觀。今茲濟濟，賢哲充庭，以臣觀之，凡厥政機，大約安靜調停之意多，而振作有為之意少。新朝初建，事同創業，而侵官越職，威柄倒持，紀綱法度，隳壞已極。其始也，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近於優柔而寡斷，弛緩而不張。蓋先朝以猛而致敗，自當濟之以寬，然寬猛皆一偏之術，俱未免於有弊，唯大中至正，不剛不柔而後可也。方今寓宅江表，國步凌夷，五大在邊，二敵窺伺，必得上下輯睦，宮府一體，開誠布公，進賢遠佞，窮日夜之力為之，猶以為晚也，今乃似一切因循遵養而已，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臣甚為之寒心也。
臣願陛下思念社稷之重，時時延見群臣，訪求人才，講論治道，明諭宰執，擔荷大計，告誡百工，痛洗積習，不率從者糾之以法。冢臣已至，應將楚、蜀、山東、河北節鎮之官，速行推補。治兵之臣並日訓練，治賦之臣通局會算，戰守之策，預行布置。今當節應清商，蓐收司令，鷙鳥將擊，利用講武。陛下建龍旃、乘戎輅、先幸京營，行大閱之札，弭節江滸，大集舟師，聚水犀之甲，觀橫海之軍；分命輔臣，一至蕪湖，一至京口，以視險要，固根本，使天下曉然知陛下決意用兵，奮揚武節，無論忠臣義士，皆願荷戈以從，即江北四鎮，鄂渚全軍，孰敢不為天子先驅者。然後下詔親征，六飛北伐，歸重淮漬，令一軍由歸亳以入汝洛、攻潼關，一軍由襄鄧以叩武關，出褒漢。巴蜀之甲，燕晉之師，則用之為奇兵，為聲援，逆賊授首，可以計日而待矣。若悠忽萎靡，玩日愒月，粉飾歲月，偷安旦夕，臣恐東南之勢危若累卵，此《曹風》之所以賦《蜉蝣》也，可不戒歟？惟願陛下與二三大臣交警，以倡率天下而已。
臣實見事實可為，而國勢甚弱，國是未定，不敢雷同以頌新政，自附於周昌之諤諤，唯陛下採擇焉。
這是子龍的《恢復有機疏》，但是在這篇文章里，我們看不到機在何處。弘光帝是一位平凡昏庸的人才，這原是可以想見的，因為在封建王朝，統治者不僅怕起義的人民、卓犖的大臣，更怕雄傑的諸王、颯爽的弟兄；他孜孜矻矻，只要培養唯唯諾諾、昏庸無能的人物，這樣他才可以心安理得地享他的威福。弘光帝的平凡昏庸，本來沒有什麼稀奇。現在要他擔負這「事同創業」的重任，他沒有受過這樣的教育，也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那麼這個「恢復有機」，機在哪裡呢？弘光帝面臨的敵人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他憑什麼去應付得寸進尺、磨牙吮爪的建州，又憑什麼應付攻下北京、逼死思宗的義軍呢？一個敵人還應付不了，現在是兩個！從另外一點看，從神宗以來，國家的支出，除了經常的歲入以外，還有內帑、有礦稅、有關榷，這是具體的情況。思宗末年，羅掘俱窮了，但是故宮裡面還有埋在地下的銀兩。可是到了南京，那可什麼都沒有，所有的幸虧還有江南的漕糧，但是把一切都搜淨了，除了供給四鎮的正常糧餉以外，剩餘不到三分之一，那么子龍所說的歸亳、襄鄧、巴蜀、燕晉之師的裝備給養出在哪裡？所說「恢復有機」的機又在哪裡？這裡看到子龍對於當時的具體情況，儘管他是看到一些，但是客觀的形勢，不能容他把看到的完全說出來。
這一年八月，南京小朝廷里，發生了一次大鬧朝堂的活劇。後來子龍曾經和夏完淳談起。完淳是當時的一位天才，父親夏允彝，是子龍的多年摯友，自己又是子龍的學生，因此子龍對他把詳情都談到。
南京的朝廷里，大學士高弘圖、張慎言、徐石麒、姜曰廣和左都御史劉宗周都是名臣。馬士英由鳳陽總督改兵部尚書，入閣以後，汲引阮大鋮為兵部侍郎。大鋮有才，由於是逆案中的人物，因此在聲譽上較差，這就造成當時大臣們和馬、阮的對立。特別是姜曰廣，更加是疾惡如仇，情緒非常緊張。八月間，在一次朝會裡，曰廣面對弘光帝提出辭職。
曰廣說：「微臣觸怒權奸，自分萬死，聖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去後，皇上還當以國事為重。」
弘光帝說：「先生說得是。」
「權奸」是誰呢？弘光帝明白，但是不便說出來。可是這就大大地觸怒了馬士英。士英明白這是指的自己。
馬士英俯服下去，他說：「姜曰廣，你說我是權奸，可你是一位老賊。」他在皇帝面前叩頭，慨然地說：「臣從滿朝異議之中，擁戴皇上，可是現在我老了，願以犬馬餘生，仍回貴陽原籍，以避賢路。」
姜曰廣看到士英在那裡撒潑，顧不得激動，大聲呵斥道：「馬士英，你說擁戴，擁戴是可以居功的嗎？」
「你說什麼？在商討戴立的時候，你姜曰廣不是提出要擁戴潞王的嗎？」士英把曰廣的老底都揭穿了。
弘光帝看到兩位大學士在那裡糾纏，感到不成體統，只是說：「潞王是我的叔叔，為人賢明，原也可立。二位先生在這裡的言論，千萬不要在外間再提，免至有傷國家的體統。」
君臣們討論一些國事，弘光帝唯恐搞出更多的麻煩，因此傳令退朝。
皇帝回宮以後，大臣們也退出。姜曰廣這位江西人，本來容易發火，馬士英落到「權奸」的稱呼，當然更不甘心，他們一邊出來，一邊還是「老賊」「奸臣」的對罵，這是當時的一幕活劇。
馬士英和阮大鋮之間的聯繫，子龍在自撰《年譜》中也有記載。他說：
貴陽，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其人儻倜不羈，久歷封疆，於門戶之學，非素所深研也。當困厄時，與懷寧為狎邪之交，相歡如父子，浸潤其言，且曰：「苟富貴，無相忘。」及貴陽柄用，而懷寧挾其權智以御之，且責前盟。見攻之者多，則曰：「彼黨人者，不殺我兩人不止。」又造作蜚語，以為主上之立，非諸君子意，故力攻擁戴定策之人，以孤人主之勢。蓋懷寧挾貴陽以為援，而貴陽挾主上以自解。
予因正告貴陽曰：「懷寧之奸，天下莫不聞，而公之功，亦天下所共推也。公於人無毫髮之隙，奈何代人犯天下之怒乎？且公之冒不韙而保任者，以生平之言不可負也。公以素交而薦之，眾以公義而持之。使公既信友，又不害法，則眾之益公者大矣，而公何怒為？今國家有累卵之危，束手坐視，而爭此一人，異日責有所歸矣。」
貴陽曰：「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懷寧一人才不可廢耳。」
予曰：「公既不能負懷寧而獨用之，則懷寧又何辭以拒同科之數百人而獨登仕乎。一小人用，眾小人進，必然之勢。一逾短垣，雖公亦無如之何矣！且公為宰輔，苟能真心以求天下之才，何患無人！如懷寧者何足數哉！」
予又進曰：「公之擁戴主上，以贊中興，巍巍之功，有識共瞻。然公每以定策自居，則竊以為不可也。夫人臣而以定策自居，必上見嫌於人主，而下取謗于海內。公曆覽史冊，以此自全者幾人哉？」
貴陽曰：「我非敢然也。人方欲殺我，不得不持此乞命於主上耳。」
予應之曰：「主上以親以賢，億兆樂推，誰有異議？凡此皆奸人造作流言，以傷君相之心，惑天下之志，公奈何墮其術？且主上撫有區宇，乃曰翼戴者止數人，而貳心者遍朝野，何示天下以不廣乎？公若能遠讒去佞，唯賢是與，勞謙不伐，秉心無競，而士大夫尚有以微文及公者，某不信也。」
時貴陽以予為新建門下士，而諸君子多素交，稍信之。
數日後新建師語予曰：「日來貴陽在閣，氣甚和，亦絕口不言定策事，君讜言之力也。」
貴陽家廝隸臧獲大都受奸人指，為刺意氣，且置人螢幕間，察客語云何，予言無慮不盡漏，群小怨益深矣。
這裡所說的「貴陽」指馬士英，「懷寧」指阮大鋮，「新建」指姜曰廣。馬士英和子龍的父親所聞同年進士，因此子龍說是「同籍」。明代人對於同年的關係看得特別重，從這裡我們可以見到馬士英和陳子龍所說的都是推心置腹的。從另外一面看，馬士英和阮大鋮的關係，並不是很深，但是正由於當時人把他們推攏，因此他們更接近了，以致後人統稱他們為馬阮，其實兩人的立場並不完全一致，這從他們日後的結局可以看得更清楚。
子龍的兵科給事中發表以後，崇禎十七年六月到任，八月乞假回籍，先後在朝五十日，他的職務雖重，但是他在任的時間並不長。他的官只是一位七品官，但是他始終以天下安危自任，並沒有因為官小而緘默不言，這是他的特長，也見到他的許身為國。他所說的是不是能做到，他是顧不得的，因為他是言官，進言是他的責任，但是在他進言的時候，確曾考慮到能否實現，至於事情的本當實現、可以實現，而負國家重任的君主和大臣，卻沒有認真貫徹，堅決實行，這個責任便不在子龍身上了。七月上旬，他上《敵情叵測疏》，指出河淮當守。他說：
議者孰不曰守淮守河，然淮自濠梁以上，秋冬之際淺而難守，南唐有成事也。河自徐邳以上則歸德汴洛之境，荒遠近寇，未易言也。今我所恃以為江北之障蔽者四鎮之兵耳。劉澤清扼守淮陰，劉良佐開鎮濠壽，差為得策矣。揚州本屬內地，無藉兵守，高傑之來，以安頓家眷耳，今秋氣漸爽，聞其久懷進取之圖，自當速往徐邳本信，以控黃河上流。黃得功素稱忠勇，豈肯坐論真州，亦當移屯符離宿州之間，以便東西策應，其應用糧餉，當先行會計，陸續措發，移兵之期，斷不可過此月也……
數月以來，料理江防，兵非不多，將非不勇，但患統制未一，分信未明，船隻鮮少耳。今黃蜚雖未受事，而上有鄭鴻逵之師，下有黃斌卿之師，以南將南兵守江，計頗得矣，但當畫分信地，凡諸零星兵船皆附麗之，而令其益廣招募，除操江定額二萬人外，鄭、黃二帥，須各統一萬二千人，船五百號，以一兵部郎監其軍，而後聲勢始壯。今斌卿尚在候領冊印，似當即日給發，令其克日受事者也。至於連日傳報，北來官兵難民絡繹南歸，此固當亟為撫納，但宜擇淮北各州縣以安插之，仍為之接濟可也。若皆令渡淮，主客未能相安，措置之方無容輕率耳。
南京政權建立四鎮，主要目的在於扼守江淮之間。四鎮成立以後，對於南京，所起的保衛作用是不大的。劉澤清的實力較差，據守淮安，時不時還要對南京政權進行威脅和侮弄。劉良佐的兵力更差，他駐紮在臨淮，對於南京，也不是唯命是從的。高傑和黃得功兵力最強，高傑的信地在泗州，黃得功的信地在廬州，但是一個盤踞揚州，一個盤踞儀真。兩支強大的軍隊所考慮的不是怎樣去擊敗敵人，而是怎樣固守或是奪取這座繁榮的揚州城。高傑首先奪獲了這座城市，黃得功的目標就是奪取它。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前途，他們是不管的。督師的大學士史可法，由於他的忠誠，是從福緣庵出來了，但是他並沒有獲得指揮的全權。國家的成敗是可以想見了。
南京政權是當時的中央，但是這個中央始終糾纏在人事糾紛的當中。大臣們的鬥爭是沒完沒了的。一切的努力消磨在相互牽掣、相互牴觸中。他們不是不知道當前的形勢，清政權的野心正在不斷地擴大，李自成回到關中整頓兵馬以後也在積極東進。連同南京方面計算，這三個政權的實力，必然要在畿南、河南和黃淮以北的地區發生一次決戰。但是南京的大臣們考慮的還有一個勢力再分配的問題，國家的命運正在齕齧著這位兵科給事中的心頭。七月下旬，子龍曾上《布置楚、豫疏》，那時他就說起：
臣聞中原者天下之腹心也，楚、豫者天下之領項也。欲定天下，必規劃中原，欲保東南，必經理楚、蜀，臣前疏已言其概。
今敵據幽燕，逆寇喪敗之餘，未能悉甲與爭易水之上也。避堅擊罅，其勢非出潼關以躪豫，則由襄鄧以窺楚。豫中雖有土寨義兵，受我位號，然大要皆群盜耳。楚中亦有團兵保聚，而勢危力弱，非有重兵鼓舞聯絡，何資捍禦？且近傳撤承襄之賊以入關，安知非卑飛斂翼，欲出我不意，狡焉啟疆耶？布置之道誠不可遲矣。
昨見原任巡撫楊鶚請貴州仍設五省總督，駐公安、松滋之間，而偏沅仍設巡撫。奉旨：「著部科會議。」又同官羅萬象請撤無用之楚撫一疏，奉旨：「黔督已更巡撫，偏撫即改川湖雲貴總督，駐紮荊常。」大約與鶚議相近，特鶚議仍留偏撫，而廟算則增一黔撫耳。以臣愚見，年來楚疆破壞，皆始於建置無常，分割無定，以致節制不明，彼此推諉。今總計楚、豫之境，當設二督三撫。
夫荊、常之間，大江之門戶，楚、蜀之咽喉，陸抗所云：「當傾國以爭西陵」者是也。黔中既設撫，則總督可專辦楚事，而且可以取財賦予湖南，取兵馬於滇、黔、巴、蜀及五溪蠻夷君長，其策至當也。本宜開鎮荊州，若以荒廢不可居，則駐節公安，徐圖展葺移屯。此外則當設一楚豫總督於襄陽，為規復中原之漸。襄陽未復，即命督臣鼓勵左帥一軍，率惠登相、毛顯文之徒，暫駐德安，以圖恢剿，而徐招土著以為長守之計，其銜應稱總督楚、豫，巡撫承、德、襄陽等處，以示責成而承撫可裁也。此二督者立，則形勢得抗要矣。豫中設一撫，令其建牙於汝寧、歸德之間，以規汴、洛，此易知也。唯楚中設撫，分信宜明，鄖陽一鎮，山深地瘠，僅能自守，襄雖設督，不可廢也。楚撫駐紮武昌，則洞庭以南諸郡，皆當屬之，而江北之漢陽、蘄、黃，舊本一道，況扼守漢口，必賴舟師，自應歸楚撫統轄，不宜專顧江南也。總之，環楚之界，鄖撫本兼制秦、豫，今就楚而言，則鄖陽一府，其信地也。武、漢、黃、長、寶、漢、永七府，則楚撫之信地也。承天、德安、襄陽，則楚豫總督之信地也。荊州、岳州、常德、辰州，則五省總督之信地也。如此則疆土各有專責，而犄角應援，皆可布置矣。夫裁一偏撫而改設一五省總督，裁一承撫而改設一楚豫總督，官不增而提挈較便，至善之計也。若夫川中，跨有梁、益，北則李賊狡窺，南則獻賊蟄伏，中復有搖黃腹心之疾，非一人所能兼顧，必須仿唐世東西川兩節度之制，分置二人者也。至於楚中，用團兵以守地方，即以土人為之官長，其事誠便。除聽撫按隨才器使外，凡三楚紳士，流寓於吳越之間者何限，宜逐一訪確，但不能為罷吏借題耳。若有才可用，及相應得官者，即補楚中監司守令，既有位號民社，則還鄉差易。在彼得遂其返閭井守丘壠之樂，而國家可藉以保障，勝於異國之人，視荊郢如絕域，遷延歲月而不赴者多矣。
子龍對於楚、豫的布置，是有他的認識的。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在編定《皇明經世文編》的時候，在思想基礎方面，已經下了很大的功夫，因此他在六年以後，能提出具體的方案。一切的成就都必須在早年做出充實的準備，到必要的時候，才能提供卓越的布置。
這年秋天，由於劉宗周的起用問題，南京中樞又發生了一次爭執。宗周在思宗時代，是有名的大臣，官至左都御史。在明代監察權特別吃重的時代，這是一個非常緊要的位置，因此《明史》把六部尚書和左都御史同列入《七卿表》。可是宗周也正因為忠言讜論，遭到思宗的罷斥。弘光帝在南京即位後，起宗周仍為左都御史。可是宗周一到南京，認為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上疏陳時政，他在結尾中說：
當賊入晉流秦，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閫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遣一介，間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撫合謀共奮，事或可為。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概用新恩。誅閹定案，前後詔書鶻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
宗周的議論是正確的，但是宗周的對立面是當時南京中樞的大臣和閫外的大將。這樣勢必把當時已經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起來，對於南京政權的前途是不利的。夏允彝之子完淳在《續倖存錄》中曾說：
馬本有意為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當其出劉入阮之時，賦詩曰：「蘇蕙才名天下絕，陽台歌舞世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妒，也應快殺竇連波。」蓋以若蘭喻劉，陽台喻阮也。尚見為臣之體。
允彝、完淳父子的氣節，在明末是少有的，持論有獨到之處，對於馬士英的為人也有一定的認識。由於他們死在阮大鋮之前，因此對於大鋮的晚年認識不足，把劉宗周和阮大鋮相提並論，顯然是不當的。
宗周上疏以後，弘光帝隨即宣付史館，這是一種鼓勵。宗周再疏，直指馬士英之偏私誤國與高傑等之驕悍失律，而且是指名道姓，不稍寬假。疏文在前文中已詳述，茲不具引。
劉宗周的議論是正確的，但是效果卻不好。這裡有一個動機和效果的問題。政治是現實的，我們必須從效果來衡量政治的措施。四鎮未立以前，必須考慮建立四鎮以後必然要產生的問題。從當時的現實看，建立四鎮，不但不能起抗拒清軍南下的作用，而且養癰成患，對於朝廷的安全，甚至構成一定的威脅。因此事前就不應當考慮四鎮的建立，在當日的情況下，不建立四鎮，四鎮也無從提出必須建立的要求。但是一經建立以後，提出廢除，必須提出廢除四鎮的理由，這是當日南京政權必須首先考慮的。孔子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宗周提出這樣的主張，對於國家的安定是不利的。從另一方面說：馬士英是有一定才能的，但他是不是一位大將之才，還是值得考慮的。從以前的成就看，他在鳳陽總督任內，只能做到交歡諸將，沒有樹立赫赫之功；從以後的事業看，他在西興江上，也只是旅進旅退，雖然克保晚節，也沒有什麼成就。那麼劉宗周的議論，也於事何補。上疏以後，不久宗周離開南京。
九月，起用黃道周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宗周、道周，都是當時的名臣，但是對於當時的政局，都無法起到積極的作用。
崇禎時代，劉宗周、黃道周都沒有得到重視。現在他們來了，但是依然沒有得到重視。宗周甚至受到武臣的怨恨，時時有被刺的危險。八月間，子龍上《論召對內降疏》。他說：
陛下龍飛以來，求賢若渴，搜岩剔穴，耆碩盡登……然幾微之間，端倪之際，臣在諫職，敢不直言。
其一在憲臣劉宗周之宣召也。夫宗周之清貞，海內盡知。陛下起之田間，詔旨溫切，幾於軒訪崆峒，堯拜姑射，喜起之風，千載罕見。今入國門數日矣，寄居蕭寺，不得一望天顏，於前者面詢之諭，何寂寥也。在陛下淵衷，以方諭大臣和衷共濟，恐憲臣戇直，奏對之際，復生異同。然臣以陛下疑畏君子之機，自此生矣。夫老成之意，無非愛君。言而當，固宜虛受；即未當也，亦宜優容。君臣之間，何嫌何忌，而為此躊躇也。且天下賢者莫不視憲臣之用舍以為進退。若未至，待若神明；既至，不承權輿，臣恐君子有攜手同歸之志，黃道周之流，皆躑躅而不前矣。陛下誰與共治天下哉？任賢而不能信，仲尼以為害霸；善賢而不能用，郭公至於失國。臣願陛下詳思之，立召憲臣，訪以治道，速使任職以肅紀綱，天下幸甚。
其一為張有譽之特用也。夫計臣之清端敏練，百僚所服，司計之選，在廷無出其右者。陛下知人善任使如此，雖漢高何以過，臣復何憂。但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古之制也。以堯之大聖，猶諮詢岳牧，蓋雖聰明跨絕群下，而必以謀於眾，捨己從人，為常經大法耳。故內降之事，歷世所爭，無論斜封墨敕，濫及邪穢，即用而當，宰相必應繳駁，諫官必應論奏，而賢者亦必不樂就之。昔諸葛亮有官府一體之論，唐人有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敕之嘆，政令所關，誠宜兢兢也……臣等不爭，則幸門日開，臣等爭之，則已有前例。即陛下太阿在握，必無他移，萬舉萬當，而立國之始，當示聖子神孫以萬世之法，安可自違成憲，致生厲端，臣願陛下堅持之，收回成命，仍令冢臣會推點用。在有譽雖以特達為榮，而尤以僉謀為貴，亦所以安賢臣之心也。
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關於劉宗周的進退，上面已經說過了。其次是關於人事的問題。南京政權的能否存在，決定於人才的進退。從具體情況講，南京政權的存在，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北京有清政權，西北有李自成，他們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是他們對於南京政權的存在，都不能容忍，這是一致的。所以南京政權如能克服內部的矛盾，步調一致，奮發圖強，就有存在的理由，不然的話，只有走向滅亡。
但是，南京政權的內部矛盾是無法克服的。
劉宗周去了。南京政權起用黃道周為吏部左侍郎。道周看到不是自己出來的時機。馬士英托人和他說：「幼平（道周字）不出山，是不是準備和史道鄰（可法字）共同擁立潞王？」這樣，道周只有來了，但是只能提出如何進取中原的策略，實際上還是托之空言。道周的官銜提升了，是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明代的禮部尚書只是晉升大學士的階梯，但是在朝政日非的當中，即使掛上了大學士的空銜。也是沒用的。不久道周也辭職了。
問題落到陳子龍的身上。景仰的劉宗周去了，師承的黃道周也去了，座師姜曰廣九月間又去了。他們和馬士英的矛盾，已經發展到不能並存的地步，先後都去了。可是馬士英是陳子龍的年伯，子龍和馬士英不是沒有來往的。這一切都使他感覺到很為難。
當然，從現代人看來，國家是高於一切的。只要於國家有利，什麼都不應當顧惜。但是子龍所處的境地，確是非常困難。一位七品官的小科員，對於國家的前途能起多大的作用呢？他知道他應當豁出自己的一切，為國家前途盡個人的力量；可是自己即使豁出去了，對於國家沒有絲毫的補益，那麼這樣豁出去，又是為了什麼？！
這樣的痛苦是火上的煎熬，是心頭的毒螫。「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南京的蒼茫景色，竟容不下這位江東才子。子龍上《請假葬親疏》，他說：
臣海壖豎壖，單門薄祚，少而孤露，痛深鮮民。臣祖臣父母之沒，遠者二三十年，近者數年，既以貧窶，又兼羈宦，四喪未舉，荏苒歲月，嘗思輿台皂隸之家，馬醫夏畦之鬼，鹹得一抔之土，而臣祖父世受國恩，經時暴露，臣之不孝，中夜自傷。今春量移，便道里門，始得一不食之地，營窀穸之事。日月有時矣，又蒙聖恩，起補原職，本擬克葬之後，乃始趨朝，恐違「不俟駕」之誼，且國家多故，急欲一覲天顏，故星馳就列，愧無寸補。昨得家報，知擇日於九月之杪。臣終鮮兄弟，旁絕期功，止一祖母在家，侵尋老病，非臣自歸，不能襄事。且江南之俗，拘忌時日，雖小道不言，而頗見徵驗，若失其期，便有違礙，倘復遷延，則臣永為聖世之罪人矣……
子龍《請假葬親疏》上去以後，八月十一日奉旨：「陳子龍准給假三個月，即來供職，不得遲延。」事實上他九月末方回松江，他在《年譜》中說：
予私念時事必不可為，而祖、父俱在淺土，甚懼，請急歸營窀穸之事。蒙恩允放。予在言路，不過五十日，章無慮三十餘上，多觸時之言，時人見嫉如仇。及予歸而政益異，木瓜盈路，小人成群，海內無智愚，皆知顛覆不遠矣。十一月舉一子、妾沈氏出也。十二月始克葬祖考、皇考、兩先妣於青浦之富林東阡，遂徙家焉。
今本《陳臥子兵垣奏議》存三十四篇，存目四篇，共三十八篇，與《年譜》所稱「三十餘篇」合。《募練水師疏》六月奉旨，《經筵宜重疏》八月二十二日奉旨，是年七月大建，自六月末至八月二十二日，前後不止五十日，所謂「在言路不過五十日」，舉其成數而言，實不止五十日。子龍生於華亭，至此遷青浦縣富林，又稱廣富林，因此稱華亭人，又稱青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