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龍及其時代 · 第八章 甲申的前夕

子龍在紹興推官任內，先後不足四年，在這短短不足四年的期間，北京方面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但是子龍並不清楚。從我們現代看，這是不應有，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17世紀之初，這是現實的生活。 子龍在紹興推官任內，先後不足四年，在這短短不足四年的期間，北京方面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但是子龍並不清楚。從我們現代看，這是不應有，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17世紀之初，這是現實的生活。時代正在迅速地轉變，現在認為應當知道的，有許多在舊時代只認為是不可能。就以20世紀初八國聯軍進攻北京這件事來說吧，這是何等重大的事件？但是那時候在江浙一帶，有多少人能具體了解呢？明代末年的國家大事，人民不了解，州縣官不了解，那麼無論陳子龍怎樣地關心國事，願意為國家獻出他的一切，但是對於當前國事的演變，他怎樣能理解呢？可是無論他能否理解，國事的演變，對他必然要起重大的影響，在生活方面，在思想意識方面，在文學創作方面，都留下不可磨滅的業績。為了要對他有更進一步的理解，我們不能不提供一些必要的敘述。 明思宗是一個想為國家做一些貢獻的君主，但是他竟無法完成他對自己提出的任務。他看不到公忠體國的大臣，看不到獨當一面的大將。即使有了，由於他的焦躁和獨斷，也不理解怎樣去使用他們，這樣他就在這三五年內把這個朝代送上無可挽回的命運。 崇禎十三年，明代的統治者面臨著兩面的威脅。山海關以外是建州的軍隊，這是外患。河南、陝西是農民軍的軍隊，這是內亂。這兩種形勢都在發展。建州的軍隊不僅威脅山海關以外，而且蔓延到宣化、大同，隨時都有進入關內的可能，但是一直到這個時候，他們還沒有併吞中原的野心，也沒有併吞中原的可能。他們衝破了長城，集中兵力威脅北京，以後再向南擄掠，向南到畿南，到山東濟南、臨清、德州這一帶，待到飽掠以後，仍由長城口回去。這種情況，實際上和漢初的匈奴，唐初的突厥一樣，他們還沒有想到奪取北京，作為中原的主人。從另外一方面講，當時的農民軍，最初只是由於自然災害的流行，和貪官污吏的壓迫，這才鋌而走險，最初是由山西、陝西一帶的貧苦農民自發組織的，到了崇禎十二三年以後，他們已經演變成為有組織的農民軍。當然，在這些不同組織的當中，也經過了不同形式的分化和演變。有些被當時的政府吸收了，成為國家的軍隊，而留在農民隊伍當中的則出現了兩個強大的領袖，這就和元末的朱元璋、陳友諒一樣。 明朝統治者的困難，就在於既要應付匈奴、突厥，又要應付當時的「朱元璋」「陳友諒」。 崇禎十三年的冬天，決定由洪承疇統率八總兵東征。本來的計劃是調兵十五萬。這個數字是不小了。承疇奏稱「行間兵數，多多益善，敢曰不善？但兵行糧從，所費浩大，必先算糧芻，足支一年，然後會兵，各鎮庶無飢餓」。最後決定發兵十萬，馬四萬，騾一萬。連騾、馬計算，也可稱為十五萬。 這是對付外患的。對付農民軍，早些時候由楊嗣昌負責。嗣昌以內閣大學士的名義南下，他本來看到安內和攘外不能同時並行，因此主張安內必先和外，但是這個政策不能公開提出，所以儘管他由陳新甲背地進行，但在表面上還是主張攘外。盧象昇就吃了這個虧，因此他在畿南對外作戰中，嗣昌把他的兵力拆散，軍隊削弱了，象昇還得應付向南推進的建州軍士，終於葬送了自己的性命。象昇戰死了，建州的軍隊也在飽掠以後逐步北撤。 在建州北撤以後，嗣昌的任務是和張獻忠的部下作戰。嗣昌並不是一無所長，由於他得到思宗的支持，他提出十面埋伏的作戰方略，終於把獻忠的部隊逼向四川。獻忠在瑪瑙山吃過一次敗仗，把精銳都喪失了，但是他在川、鄂邊界上，收拾散亡，重新打開局面。到崇禎十二年，嗣昌、獻忠二人就在四川境內展開了戰鬥。獻忠的作戰是向自己負責的，打了勝仗就前進；打了敗仗，不妨收拾殘餘，重新鬥爭。可是嗣昌是要對思宗負責的：打了勝仗固然好，打了敗仗就得拿性命償還這一筆血債。在他和獻忠作戰中，把獻忠逼入四川，這應當算是一份成績，可是把張獻忠逼入四川，在他這裡固然舒了一口氣，在四川便感到切膚之痛。這還不會激怒思宗。可是獻忠在出川途中，殺了襄王朱翊銘，這便成為失陷藩王的罪名。這件事獻忠也很清楚，所以在他俘獲翊銘的時候，給翊銘酒宴，他說：「你沒有罪，可是我得借你的頭顱給楊嗣昌一個失陷藩王的死罪。」翊銘喝了酒，獻出了自己的頭顱。嗣昌追蹤獻忠，進入四川，打一些勝仗，可是獻忠的軍隊並沒有垮，現在又出川進入湖北、江西，嗣昌卻背上了一個失陷藩王的罪名。這時候，他又聽到洛陽的陷落，福王被殺。崇禎十四年三月一日嗣昌死。《明史》卷二百五十二說他不食死，《國榷》卷九十七說他自經。總之他是自殺了。 明朝的兩面受敵，是一個無可挽回的命運，但是即在這最後的關頭，還得和死亡鬥爭。承疇的出師，正是在四川緊急時。承疇至松山，建州的大軍也自義州大舉反攻。兵部尚書陳新甲主張兵出擊。承疇估計自己的軍隊，雖然號稱八鎮，只有白廣恩、馬科、吳三桂三鎮軍隊敢於進攻，其餘的五鎮只能配合作戰，因此不主張分兵。特別提出可守而後可戰的主張，略謂： ……久恃松、杏以資轉運，且錦守頗堅，未易撼動。若敵得逾今秋，不但敵窮，即朝鮮亦窮矣。此可守而後可戰之策也。今本兵議戰，安敢遷延，但恐轉輸為艱，鞭長莫及，國體攸關；不若稍待，使彼自困之為得也。 這一個主張，是得到思宗同意的。但是兵部尚書陳新甲還是主戰。特別是職方郎中（職方司是兵部主持作戰計劃的，郎中是司的長官）張若麒躁率喜事，見小勝即謂圍可立解。新甲立即通知承疇，他說： ……近接三協之報，雲敵又欲入寇，果爾則內外交困，勢莫可支。台臺出關，用師年余，費餉數十萬，而錦圍未解，內地又困。斯時台臺不進山海，則三協虛單；若往遼西則寶山空返，何以謝聖明而副中朝文武諸人之望乎？主憂臣辱，台臺諒亦清夜有所不安者。 承疇同時又奉密敕，敦促剋期進兵。這時新甲推薦馬紹愉為兵部職方主事，出關贊襄。承疇是大帥，但是在若麒、紹愉兩人的敦促之下，這就完全打破了持久戰的策略。七月二十八日承疇進兵，二十九日抵松山。他看到建州部隊駐紮在乳峰山之東，下令部下駐紮乳峰山之西，和建州對峙著。乳峰山距錦州五六里，俯視錦州，如在幾席，炮火相應。這裡還有東、西石門，承疇進兵以分敵勢，使其腹背受攻。承疇又立車營，外邊再加一道木城，建州部隊更受到威脅。在這次戰爭的前夕，自建州營逃出的俘虜，曾經說起，建州部隊因為糧食緊張，騎兵每天還吃到兩頓，步兵只能吃到一頓，正因為緊張，因此聲言進犯三協，故意誇大進兵的局勢。承疇原想再堅持一段時間，可是兵部陳新甲聽從張若麒、馬紹愉的主張，仍在不斷地催促進兵。 現在的問題是切斷供應的問題。從錦州到松山，中間隔了乳峰。建州的策略是切斷明人的餉道。敵人在松山進行包圍戰，這就必然要影響明兵的士氣。 承疇召集部下進行會議，和他們討論撤回寧遠就餉的策略。他說：「敵人正在調動新舊兵力，對於我軍交替進攻。我軍既然出兵，也利在速戰。各人應當率領所部，並力一戰，本人亦當身臨前敵，勝敗在此一舉。」 明軍諸將主張撤回寧遠就餉，意見不很一致。 晚間，張若麒給承疇捎來一信，提出：「我兵再勝，今日再鼓，亦不為難，但松山之糧不足三日，且敵不但困錦，又復困松山。各帥既有回寧遠再戰之議，似屬可允。」 若麒在前方所起的作用，是什麼呢？不當進戰的時候，他在促進；應當固守的時候，他又促退。承疇在作戰中度過了不少的年月，現在確實感到為難，只有再一次和部下會議。 洪部的幾位總兵，各人提出自己的意見。有的主張當晚開仗，有的主張明日開仗，有的主張先行退兵，以備日後再戰。 承疇看到不同的意見全部攤出來，他激昂慷慨地說：「諸位都曾提出要報效國家，今天就是報效的一天。即使糧盡被圍，也應當和部下說起：戰亦死，不戰亦死。只有努力作戰，才有僥倖萬一的希望。我已經決定孤注一擲，希望諸位好好努力。」 會議散了，承疇正在送到會的幾位總兵出帳，總兵王朴趕上一步，帶領部下先逃。這一下大眾都潰退了，馬兵步兵，你踩著我，我踩著你，弓、甲等武器，扔得滿地。遠遠看到火光，認為那裡就是敵人，他們走不向前，只有向後退，可是退下的時候，恰恰為建州兵隊所乘，於是來了一個大崩潰。 這一晚曹變蛟、王廷臣突入松山，遼東巡撫邱民仰發誓要和承疇同守。當晚承疇決定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守城，三分之二的兵力突圍。第二天突圍的兵力衝出去了，到了尖山石灰窯被建州部隊阻擊。明兵奮力死斗，建州兵暫時退卻；可是不久就進行了大包圍，明兵決計退回松山，可是路截斷了，要回也回不成，只能向海邊靠攏。一陣大潮來了，大部分的殘部被濁浪吞噬了，只剩餘了二百餘人。白廣恩回松山了。張若麒、馬紹愉搞到一條漁船，逃回寧遠，這兩位負責作戰計劃的正在計劃著怎樣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洪承疇。承疇呢，他和白廣恩計議，如何走小凌河，進襲建州老營。這個計劃又失敗了，承疇和部下只能死守松山待援。 洪承疇是有作戰經驗的，他知道怎樣組織進攻，怎樣組織守城，現在他在松山死守，準備在增援的軍隊到達以後，重新反攻。但是從秋後待到冬天，崇禎十四年過去了，他還得等待，直到崇禎十五年二月，松山終於陷落，他的部下副將夏成德把他縛了獻給建州。巡撫邱民仰、總兵曹變蛟都被執不屈，終於被殺。總兵祖大壽守錦州年余，三月城亦陷。松山、錦州陷落以後，建州向杏山進兵，杏山亦陷。 松山、杏山、錦州的陷落是明朝和建州的最後一次決戰。在這次戰爭以前，建州的力量雖在不斷地壯大，但是明朝還能組織幾次強大的力量予以有力的回擊。洪承疇的進攻，應當說是明思宗在起義軍隊不斷進攻，中原廣大地區已經拖得筋疲力盡的時候，做出的最後一次努力。洪承疇即使在投降建州以後受到全國人民的唾罵，但是他在出兵的時候，確實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才。思宗一邊重用洪承疇，給他以反攻建州的重任，可也聽信陳新甲冒昧進攻的主張，以至縱容張若麒、馬紹愉的盲目督戰，終於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洪承疇後來的屈膝求生，固然是無可解釋的罪行，但是對於這最後一次的重大的失敗，責任主要還在思宗。 在洪承疇死守松山時，周延儒在崇禎十四年九月進京，奉命仍直文淵閣。延儒的復出，據杜登春《社事本末》，完全出於復社首領張溥的密謀。在溫體仁罷免以後，楊嗣昌、薛國觀相繼主持國政，復社中人鬆了一口氣，但是還不能放心，最後由張溥和錢謙益、項煜等人共同策劃，派干仆王成貽帶了七封書信直向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投遞。文選司是專管人事工作的，郎中是主要負責人員。當時的制度，是人事調動，主要必須通過文選司，因此吳昌時的地位特別重要。為什麼要帶去七封信呢？這七封信很可能是同樣的字句，分別藏在各式各樣的衣服行李當中。帶去的時候，都扯碎了，這樣即使在進京的當中遇到搜檢，也不會發生意外。到京以後，再把碎片掏出來，重行裝裱，這在當時稱為蓑衣裱。吳昌時看到蓑衣裱的來信，當然也看到一份重重的厚禮，這是《社事本末》沒有提到，我們可以從周延儒、吳昌時、錢謙益的為人推測的。崇禎十四年二月去信到京，四月召用周延儒，九月入朝，仍直文淵閣。不幸的是張溥就在四月逝世，因此對於這次密謀的結果，他是無從知道了。 從這段記載里，我們看到復社和東林不完全一樣，東林只是一些比較保守的士大夫講學的機構，並不具備政黨的條件。復社是一個有組織、有領導的政治組織，人品很不一樣，他們的力量，可以從彎彎曲曲的線索直達最高的領導階層，對於政治起極大的作用。其次，復社的領導的人物，無論他們怎樣打扮自己，有些簡直不堪設想，後代把復社看成是一個純潔的組織，就脫離了現實。最後，我們也可以看到，思宗的後期，盲目地發展錦衣衛等這一類的特務組織，正和他的曾祖父世宗一樣，當時的中央成為雙重性的領導。世宗在前朝是皇帝；在後朝是道士的領袖，最後受到道士們的愚弄。思宗在前朝是皇帝，在後朝是特務組織的領導，最後受到特務們的愚弄，終於亡國自殺，把自己的生命償還了這一生的血債。不幸的是當時千千萬萬的人民，包括陳子龍在內，都成為這一種畸形發展的犧牲品。 崇禎十五年元旦，無論松山前線是怎樣的浴血抗戰，北京城裡的文武大臣照例舉行慶賀大典，文武大臣都在殿前肅立稱賀，思宗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上殿。他們東向肅立，思宗從御座下來對他們一恭到地。皇帝說：「自古聖帝明王，尊師重道，諸位都是我的老師，請受我一揖。自今而後，如何調和燮理，奠安國家都要倚靠諸位老師。」當時的思宗，確確實實希望他們能夠做出一番事業。 當前最吃緊的事業，還是松山前線。洪承疇和他的部下死守戰線已經好幾個月了，他們正在日夜盼望內地的支援。是不是還有支援的能力呢？到前線去的十萬大軍，是在中原戰火連天的當中，擠出來的一點最後的力量。當然建州也是把所有的兵力投到戰線。可是現在建州是取的攻勢，而洪承疇在幾次失敗以後，前線的兵力垮了，只能組織最後的力量，拚命死守。怎麼辦呢？寧前道副使石鳳台聽說建州有意講和，就派人去聯繫，回來的報告，說是建州首領皇太極也是願意講和。石鳳台得到這個消息，立即向北京報告。思宗認為他沒有得到朝廷指示，擅自派人接洽，立即把鳳台監禁起來。 但是當前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思宗和這三位大學士討論一下。 周延儒是狀元宰相，正和宋末的文天祥一樣，但是人品全然不同。天祥寫得一手的好文章，平時經常自稱狀元宰相，不無一些矜張，但是他把國家的一切艱苦工作，雙肩挑起，從來沒有喊過一聲辛苦，最後在北京的刑場，用自己的頭顱，給後人以做人的最好榜樣。周延儒不同了。他的作品我沒有讀過，想來既是狀元，文章一定會作的，可是他愛的是金銀財寶，後來他也帶過兵，可沒有打仗，只把建州入侵的部隊連同他們擄獲的勝利果實，一路送出長城，最後的結果是建州部隊在長城邊寫上四個大字「不勞遠送」，而思宗卻賞他一根繩索，由他自盡。狀元宰相和狀元宰相是不一樣的，正如常人和常人也是不一樣的。 賀逢聖是一位忠厚老實的長者，他沒有什麼主張提得出，正和周延儒沒有提出一樣。但是也有不同之處，周延儒是不敢提，賀逢聖是不知道怎樣提。 謝陞在石鳳台下獄的時候，就和同僚說起松山前線的事，他認為我們的力量消耗已盡，鳳台的主張暫時鬆一口氣是對的。內閣的共同主張是松山前線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間不可。 在這一天思宗問起他們的主張，他們共同主張用間。 思宗說：「松山被圍，已經半年，一些消息也不通，還談什麼用間？可和則和，不妨便宜行事。你們看怎麼樣？」 謝陞的答覆很簡練，他說：「彼果許款，款亦可恃。」款就是和的別稱。 求和的策略既經決定，由思宗吩咐兵部尚書陳新甲秘密行事。新甲推薦兵部贊畫主事馬紹愉可遣，思宗立即升紹愉為職方郎中，賜二品服，赴建州前線，探求講和的線索。一切都在秘密進行中。 前線還是很緊張，洪承疇在苦鬥中支撐，朝廷可能忘卻他們，但是朝廷已經到了無力支援的境地。承疇唯有苦撐。 延儒並沒有忘卻他的主要任務。無論復社和黃道周的關係怎樣，但是復社為了收拾人望，必然要支持黃道周，他們策劃周延儒的起用，主要目的是這樣。延儒上台以後，就為道周說話，道周在獄中的生活，開始得到改善。 八月的中旬，思宗和延儒談到南宋的情況，慨嘆了一聲，說起：「現在怎樣能有岳飛這樣的將才！」 「是啊，」延儒說，「岳飛確實是一位名將，但是史冊敘述岳飛的為人，說他如何打敗女真，可能也有一些誇大。即如黃道周的為人，日後史冊記載，也難免說這樣的人才，沒有得到重用，天下都感到可惜。」 思宗沒有作聲，時間在靜默中度過了。 待到思宗回宮以後，立即傳旨，釋放黃道周，仍以東宮少詹事錄用。 陳新甲通過馬紹愉，正在秘密進行議和的工作。這是一件非常艱苦的任務。在松山、錦州節節失敗以後，建州是戰勝者，明朝是戰敗者，因此明朝受到建州的侮慢是必然的，條件也提得很苛刻。雙方商定陸地以寧遠東雙樹堡為界，海上以長山島為界。每年建州輸人參五千兩、貂皮五千張；明朝給以黃金一萬兩、白銀十萬兩。當然這只是初步的計劃，仍待雙方最高當局的批准。 這一切都由新甲暗中進行，但是消息已經透露出去了。御史們正在商量提出反對議和的主張，有人和謝陞說起。謝陞說：「皇上有意主和，諸位不必多說了。」這是一個霹靂，於是御史們就對他提彈劾。經不起言官的攻擊，謝陞罷免了，但是問題還沒有澄清。 兵部尚書陳新甲是奉了密詔進行和議的，他不時有密奏直達思宗，思宗也不止一次給他手詔，中間往來已經數十次。思宗吩咐要絕對保密，新甲當然也是遵命照辦。 一天，馬紹愉來信，密報交涉情況，新甲看過以後，因為有事，把密報放在案上，恰巧那時邸報（當時北京的報紙，由官方支持）的記者到了，陳家的僕人認為這只是塘報（當時的地方公報）的消息，沒有什麼不可以發表的，把馬紹愉的來件交給他。不久以後，馬紹愉的來往信札全部公布，北京城內都震動了。給事中方士亮首先提出彈劾。思宗看到這一道奏疏，憤恨極了，立即責令新甲自陳。偏偏新甲認為這是奉過上諭的事，不但不自己引罪，反而自稱有功。思宗更激動了。七月中馬嘉植再行提出彈劾。思宗立即把陳新甲監禁起來。這一次陳新甲慌了，上疏認罪，請求寬恕，思宗仍然不許。新甲在驚慌中，到處進行賄賂，請求斡旋。有兩名親近的言官為他請求刑部侍郎徐石麒進行緩頰，石麒不允。有人請大學士周延儒、陳演講話，他們都在思宗方面進言了。 他們提出國法的規定，敵軍不包圍北京，不殺兵部尚書。 思宗說：「其他姑且不論，在陳新甲兵部尚書任內，宗藩先後被敵人戮辱者七人，那不比包圍北京的情況更嚴重？」 新甲的進行和談，是奉了思宗之命行事的，這條密旨不能提出，最後只能以他的頸血，來清洗他的罪過。 就在這一年的十一月建州再行進兵。他們丟開山海關，仍由牆子嶺、界嶺、青山，一直向南面猛撲過來。進入長城以內，他們陷落遷安、三河，進犯平谷，受到一些挫折以後，再行分兵，一支直趨通州，一支由柳樹澗直趨天津。北京情況吃緊了，立即戒嚴，下令勛臣分守九門，同時號召各省軍隊開向北京，當時稱為「勤王」。建州兵向真定、河間、香河進兵。不久以後，再分向臨清、霸州、長蘆、文安、景州、東昌、莘縣、館陶、高唐。十二月進陷兗州，執魯王以派，以派自經。建州兵再進入蒙陰、泗水、滕縣，圍贛榆，陷嶧縣。十六年再攻滑縣，趨東昌，攻德州，陷順德。到四月間折回，經寶坻，至琉璃河。這一次建州兵在北京、山東，南到現在的江蘇境內，兜了一個圈子，他們把可以擄掠的擄掠了，可以破壞的破壞了。最後才做出退回東北的計劃。 周延儒對於建州飽掠欲歸的情況是了解的，四月初他自請督師抵抗敵人。襄城伯李國楨這一位勛臣也是了解的，他請求選取勛舊子弟率同精銳兵士出擊。這是報國的舉動，是應當鼓勵的。思宗一概批准。皇帝還在武英殿賜宴大學士周延儒。狀元、宰相，現在又是督師，一切的光榮都給周延儒占有了。 五月，周延儒報稱打了一個勝仗，殺死敵人一百有餘，雖然不是太多，但確實是一個勝仗。把敵人打垮了，還不算是勝仗嗎？事實上，當時的邊牆到處被建州兵拆毀了，子女玉帛，可以帶走的都被建州兵帶走了。沿邊的出入大道，日日夜夜正被這種不同尋常的運輸物資占有著。 就在這個月裡，周延儒因為追逐敵軍有功，賜金幣。延儒奏稱中夜自順義直抵密雲，促各督撫追逐敵寇，現在完全肅清。思宗吩咐內閣特擬溫旨，加以慰勉。不久以後延儒入見，升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蔭一子中書舍人。光榮到了極頂。可是接下就是言官提出延儒蒙蔽欺君。思宗還為延儒留下一條出路，詔書說：「首輔周延儒朕所敬禮，不謂蒙蔽推諉，朕不忍，爾等從公實奏。」四天以後思宗勒令周延儒致仕。有旨：「周延儒佐理多年，朕不能盡其謀猷，體諒志向，皆朕之過，仍賜贐馳驛。」延儒臨去的時候，還推薦蔣德璟、吳甡可任內閣大臣。這一切都是五月里的事。六月里兵科給事中郝絅劾吏部文選郎中吳昌時，禮部祠祭郎中周仲璉。他在疏中舉出： ……二人竊權附勢，納賄行私，為周延儒乾子。內閣票擬，事關機密，事事先知。初推選部，昌時語人曰：「允矣，三日當下。」及引疾待旨，語人曰：「已准回籍調理。」昌時何豫知如此？總之，延儒多欲則不剛，有用而無體，智足以掩過而忠不足以謀國，思竊附於君子而不決去乎小人，見忠直雖援護而實遠之，見邪佞雖褻慢而實昵之，是以辜負知遇，耽誤封疆，則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也。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周延儒賜死。 在周延儒賜死以前的兩個月，崇禎朝的又一員大將孫傳庭死於潼關。傳庭代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崇禎八年官至陝西巡撫，十一年十月，建州兵入關，北京戒嚴，召孫傳庭、洪承疇入衛，以傳庭代盧象昇為總督。當時兵部尚書楊嗣昌的主張，是把陝西來京的軍隊全部留下守薊州和山海關。 楊嗣昌的主張是不是對的呢？很難得一個結論，因為當時的朝廷處於兩面作戰的地位，既要防起義的人民，又要防入侵的建州。顧了這一頭便顧不得那一頭。究竟顧哪一頭呢？當然盡急的一頭先顧。楊嗣昌主管兵部，他只能這樣做。但是傳庭是陝西總督，他不能不考慮陝西的問題。 傳庭說：「陝西的大軍一經出關，是留不得的，留了以後，陝西沒有軍隊，實際是為了李自成撤兵，對於薊東沒有好處。可是留在薊東，其勢不是譁變就是逃亡，不為我用，勢必反為敵人所用。這是大局安危所關，不能不考慮的。」這一番主張，嗣昌聽不得，傳庭嘆了一口氣，耳朵也聾了。 崇禎十二年，思宗命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南軍務。傳庭上疏請求陛見。嗣昌大驚，認為傳庭陛見的時候，勢必揭穿自己的陰謀，立即上疏，指出孫傳庭的耳聾只是託病，不是真聾。思宗發怒了，命巡撫楊一儁當面驗看。一儁說傳庭的聾是真的，不是假的。思宗激怒極了，這就把傳庭和一儁同時監禁起來。 在這個國事危急的當中，監獄倒是比較安靜的，傳庭就在這裡休養了三年。好在當時的大臣，下獄的不僅是三兩個，傳庭也樂得安閒，倒真的把耳聾的問題解決了。崇禎十四年，李自成的大軍破南陽，殺唐王，再陷許州，攻開封。周王恭枵、巡撫高名衡守開封。崇禎十五年正月，思宗釋傳庭，命為兵部侍郎，督京軍救開封。各方的軍隊都來了，開封解圍。這時陝西總督汪喬年被殺，思宗派傳庭為陝西總督。傳庭認為總兵賀人龍遇敵先潰，連喪總督汪喬年、傅宗龍二人，因此在這年五月初一日召人龍議事，隨即把人龍殺了。經過這一次的決策，傳庭的威名大震，他募集新軍，準備大戰。可是李自成已經再一次把開封包圍了。思宗命傳庭東征。傳庭上奏，軍隊沒有經過訓練，沒有作戰的經驗和把握，可是思宗調哪一支軍隊救開封呢？他只有敦促傳庭進兵，傳庭也只有帶兵出關。沒有訓練的軍隊憑什麼打仗呢？思宗顧不得，只是不斷地敦促。傳庭也顧不得，上邊有不顧一切的皇帝，他只要傳庭帶兵支援開封；下邊有不少的陝西在京的京官，他們只要把大兵調出潼關，減輕陝西的負擔。傳庭呢，他在北京獄中的三年生活，使他不再願意重行回味。他不顧一切地去了，臨行的時候，傳庭對著張夫人，頓足嘆了一口氣，他說：「這一仗未必就能打勝，可是大丈夫哪能再行入獄，和獄吏見面呢？夫人，你自己斟酌吧！」 「用不著擔心，」夫人說，「大丈夫只要考慮國家的大事，用不著擔心家中的事故，這一切不用放在心上。」 八月，傳庭的大軍出了潼關，旌旗兵甲一連數十里。打開汝州，破寶豐，直搗唐縣。再進陝縣。這時大雨傾盆，泥濘深達數尺，糧車日夜催促，行不足三十里，遠遠落在軍隊的後面。人馬都餓乏了。抬頭一看，迎面就是陝縣。 軍士們看得清楚，打破陝縣就是糧食。他們很快地把陝縣打下了，可是城裡沒有糧食，好在有的是馬和騾子。他們把這些都吃光。雨還是嘩嘩地下著，七天七夜沒有停。糧食吃光了，馬和騾子作為軍糧也吃光了，雨下得再沒有停。九月十七日，汝州兵變的消息傳來了。孫傳庭看看糧草已斷，沒辦法，下令撤回迎接糧食。陳永福督後隊，後隊亂了。李自成的軍隊從後面打過來，孫總督下令開仗，這一下打得硬，把起義的軍隊打破了三陣，可是對方的馬隊拚命地衝過來，孫傳庭的陣腳站不住了。這整整的一天一夜，官兵在前面跑，起義的軍隊在後面追，一共跑了三四百里。兵器、輜重，一切可以拋棄的東西都拋棄了，滿山滿谷，都是敗兵和給養、武器和車輛。 這一次的大敗是鑄定了。四萬的士兵，全部傷亡。李自成趕過了潼關、華陰，最後追到渭南。十月初六日，兩軍接觸了。孫傳庭和監軍副使喬遷高看到勝利的陰影已經很渺茫了，屈服當然是談不到，他們帶同自己的隨從，大喊一聲，沖入包圍的隊伍，他們戰死了。孫傳庭是當時統治階級的一員，但是他的死是一個英雄的死，是面向死亡而不甘屈服的死。 當時有名的詩人、陳子龍的朋友、復社成員吳偉業有一篇《雁門尚書行》，寫到孫傳庭的一生，他在篇首就說： 雁門尚書受專征，登壇顧盼三軍驚。 身長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吒風雲生。 家居絕塞愛死士，一日費盡千黃金。 讀書致身取將相，關西鼠子方縱橫。 …… 以下敘述到北京使者的督戰： …… 忽傳使者上都來，夜半星馳馬流汗。 覆轍寧堪似往年，催軍還用松山箭！ 尚書得詔初沈吟，蹶起橫刀忽長嘆： 「我今不死非英雄，古來得失誰由算？」 …… 什麼是松山箭？洪承疇進軍關東時，由於張若麒、馬紹愉的督戰，最後落得松山失敗的，就是這一支傳令箭。偉業這首長詩，沉痛悲歌，到將近結束時，忽然掉筆一轉，寫出孫傳庭的悲痛： …… 回首潼關廢壘高，知公於此葬蓬蒿。 沙沉白骨魂應在，雨洗金瘡恨未銷。 …… 這是一首動人心弦的哀歌，雖然偉業的晚節是有問題的，但是這首詩確是好詩，把孫傳庭的心事和當時的具體情況都提出了。松山箭一句更指出急於求成以致造成不可彌補的失敗，思宗的心思正和張若麒、馬紹愉一樣。失敗和亡國的責任，究竟落在誰的身上，不是一清二楚嗎？ 子龍在明末軍事節節失敗以後，有一篇《文將、武將》的作品，大旨以為臨陣陷堅固然需要武將，但是運籌帷幄，主要還得倚靠文將。文將這個名詞，是比較少用的，但是確實有它的重要意義。明代末年的武將，真正擔負得起方面重任的，非常少有，因此方面之才，不得不倚重文人。清康熙帝曾經說起，思宗之後，常用文人擔負方面大員，他們只會作幾篇八股文章，怎樣擔負得起戰爭的重任？這當然說得很具體，但是也不盡然。思宗以後，所用的方面大員，如汪喬年、蔡懋德，甚至如熊文燦、陳奇瑜之流，他們固然有負國家的委任，但是八股文的作家，不是沒有人才的。這裡我們必須理解以八股培養人才和以八股求人才是兩種不同的概念。以八股培養人才，這是錯誤的，因為八股不能培養人才，因此在這個概念之下，正和緣木求魚一樣。以八股求人才，這就完全不同了，因為人才的培養是多種途徑的，求人才只是一種片面的追求，因此，求得的可能完全不是人才，也可能同時是會做八股的人才。明代有名的大臣，如于謙、王守仁、高拱、張居正，哪一個不是由八股出身？即以諳練軍事、有才有守的重臣而論，如項忠、楊博、譚綸、朱燮元又哪一個不是由八股出身？我們應當知道八股不是培養人才的方法，但是熟諳八股的人士之中，同樣也會有折衝禦侮的人才。子龍所說的文將，乍看是有些意外，實際是確有所見的。 從思宗這個時代看，我們見得確實可以稱為大將之才的能夠舉出四人：孫承宗、盧象昇、洪承疇、孫傳庭，其他如負氣傲物的熊廷弼、操切從事的袁崇煥，尚不在內。 孫承宗確實是一位大將之才，在建州崛起之初，他即以內閣大臣之重任，出關督師，擊退外侮。及至建州拆毀邊牆，大舉入侵，永平、遵化全部淪陷以後，他奉命收復失地，終於手提冀東全區，歸還建置。他不辭勞苦，不居功，崇禎四年十一月解職家居，及至十一年建州大舉內犯，他率同全家，死守高陽，終於自殺。在崇禎年代，這是一位功高德劭的完人。 其次是盧象昇，奉命率兵抵抗建州部隊的入侵。在楊嗣昌、高起潛的陰謀下，他的部隊被一再削弱了，最後只能以區區數千的軍隊，和新起的建州大軍作戰。當然，他可以率部退入廣順的區域，結合當地的廣大人民共同作戰，但是當時的思宗是不會由他相機做出有利國家的行動的，因此他只能面對死亡的威懾，作孤注一擲的決死戰。死亡就在眼前，他躍馬橫槍向命運挑戰，終於贏得了光榮的死亡。 最可哀痛的是洪承疇，他是當年的一位能臣，在松山作戰失敗以後，投降建州，以後隨同大軍入關，平定江南、湖廣以至滇黔。最後正如《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七所說的：「桂王既入緬甸，不欲窮追，以是罷兵柄。」他在《清史列傳》本來是在《貳臣傳》的，《清史稿》取消了「貳臣」的名義，這是「寬大」。是不是將來還有其他的看法呢？我不知道，也沒有為他辯白的道理。但是在他和李自成作戰的時候，他的能力是不可否認的；及至調到關東作戰，他主張持重，不急於求戰，也決不主張放棄，他的策略是不可否定的。松山戰役的失敗，負直接責任的是職方郎中張若麒，承疇沒有把若麒的冒進策略加以否定，他也是有責任的，但是若麒的紅旗督戰秉承中朝的意圖，讀史者都可看到，所以失敗的主要責任，不在承疇。無論他後來的生活歷程如何，在崇禎時代，他不能不算是一位大將。我們在讀到江淹《恨賦》這幾句：「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裂帛系書，誓還漢恩。」不能不為李陵感到委屈，但是對於承疇，由於他後來的平定江南、湖廣以及滇黔，那是另當別論了。 對於孫傳庭，我們不可能不承認他是一位大將，可惜的有兩件：第一，他是一位封建時代的將軍，他知道如何效忠於當時的統治者，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對方只是一群受到官僚地主階級的壓迫，鋌而走險的人民，對於人民作戰，無疑是錯誤的；第二，在出關作戰的時候，明知道這是一群沒有受過必要訓練的隊伍，但是他沒有進行抗拒，由於經受不了在朝的陝西籍官吏的起鬨和思宗的督責，面臨著失敗的必然到來，而倉促應戰，終於一敗塗地。「回首潼關廢壘高，知公於此葬蓬蒿」，詩人的哀歌，正傳達了千古的辛酸。 思宗的時代確實是有大將之才的，然而都被思宗一手葬送了。一年以後，思宗最後留下的兩句：「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倘使我們認清當時的時代，我們對於上一句不能不慎重考慮，對於下半句，也無法做出全部的肯定。 經歷了崇禎十六年的年底，我們可以看到思宗已經到了無路可走的時候，他有國內的和國外的敵人。這兩種敵人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們也沒有考慮到如何調和，可是無意之中卻得到最密切的配合。建州的侵略來了，思宗集中兵力應付建州，李自成、張獻忠就得到擴大的機會；李、張的形勢緊張了，思宗集中兵力應付李、張，建州便有時間穩定獲得的新區，作為下次作戰的基地。是不是可以對於一個方面爭取妥協，以便集中兵力打擊另一方呢？思宗是這樣想過，楊嗣昌、陳新甲，乃至謝陞、袁崇煥都這樣想過，但是走不通，因為建州的統治者經過一次有利的戰役，他的要求便提高一次，蘇洵《六國論》說過：「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這一點大家都明白，思宗也明白。崇禎十六年底這個情況大家都明白，但是誰也不願意提出。那麼是不是可以和李自成、張獻忠取得一個協商的辦法呢？當然談不到，思宗對於建州，固然談不上什麼君臣之義，因為建州本來只是一個邊外的部落，明人一向把這個作為朝貢國來看。「朝貢」只是一種阿Q式的官話。當然，建州的首領曾經作為龍虎將軍，由明朝頒賜，但是那也算不得數，因為他們來了，稱為將軍，去了還是做他的貝勒，並不受朝廷的節制。所以對於建州，若是取和解的形勢，思宗還可以咽得下，可是對於李自成、張獻忠，那就完全兩樣了，他認為這些人只是叛逆，是不可調和的。怎麼辦呢？從崇禎十六年的冬天，周延儒死了以後，思宗對於當前的形勢不能不明白了。在他頭腦里不斷地搖晃著這個大大的問號。 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思宗命令五府六部大臣分別條陳戰守事宜，自己在文華殿守候著。這一次是在召見之後，給大眾一個從容考慮的機會。過了一段時候，條陳收齊了，主要是兩條：第一條是南遷，第二條是由東宮太子先到南京。 思宗看到這兩個條陳，沒有一條談到怎樣保衛北京的策略，實在令人憤怒，但是到這時期，再要保衛北京，沒有足夠的兵力，也實在談不上。憤怒的結果是頹喪。二十八日的會議，最後化作紙上的空談。 南遷是不是一條策略呢？當然是，因為北方已經殘破了。冀東、畿南都是久經建州的破壞，生產和人民的精神受到各種各樣的摧殘，實在無力擔負再一次的戰役，更談不上經受建州和李自成的輪流進攻。但是要南遷也得考慮南遷的策略。從北京到南京，從現代的交通情況看，鐵道交通不足二十小時，飛機不過三小時，可是從當時的具體條件看，私人來往動輒需要一兩個月，更談不到大量的官書文物、武器裝備，沒有半年的時間是辦不到的。當時能有這段必要的時間嗎？戰事的發動是必然的，但也是不能預定日期的，因為戰爭的主動權不在思宗手裡。南遷是一件大事，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物資準備和實力準備是辦不通的。當時有準備的時間沒有？還有畿南和魯西都經過建州入侵軍隊的大規模破壞，當時有沒有經濟條件，作出恰如其分的供應？有沒有武裝力量，防禦旅程中可能遇到的突然襲擊？思宗也不可能不考慮到南方人民對於成祖以下這一支的思想感情。太祖去世以後，因為太子早死，由太孫建文帝襲位，可是太祖的另一個兒子朱棣把建文帝搞掉了，自己做皇帝，成為後來的成祖。南方人民對於成祖這一個系統是沒有感情的。事態已經過去了二百餘年，但是感情不一定就扭得轉，這是思宗要考慮的。還有，整個明代對於江南的人民，特別蘇、松這一帶進行過殘暴的壓榨。這一點，明代的最高統治者都明白，所以規定江南人民不得擔任戶部長官，唯恐他們了解中央政權怎樣對於江南人民的壓榨。除此以外，還有一條，思宗控制朝野官吏，有他的錦衣衛和內監，這是他的特務機構。這個機構使得人人自危，可是思宗正在充分地運用，沒有感覺到有任何的不便。現在要是搬遷，這個機構是不是可以保存下來？這些問題正在思宗頭腦中打轉。群臣提出南遷激怒了思宗，他也感覺到北京的不安，可是怎樣處理南遷的問題，他無法解決。朝廷大臣，有哪個能為他考慮這些問題，安排一個妥善的策略呢？思宗的憤怒轉變為憂慮，他只在文華殿里沉吟。 還有那個太子慈烺監撫南京的問題呢，在大臣們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都以為思宗既然一時不能離開北京，那麼由太子先往南京作為一個策略，完全符合古代「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的要求，而且先到南京，立下基礎，可以支援北京的父親，不能不算是一個兩全的策略。但是這只是一句空話，太子才十六歲，他懂得些什麼？固然，崇禎即位的時候，不過十七歲，比現在的太子只大一歲，可是思宗是在熹宗那個患難的時代長大的，患難是人生的一位最優秀的教師，因為它能夠鍛煉人，所以古人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思宗的時代雖說不上是怎樣安樂的，可是思宗把國家的一切艱難留給自己，他從沒有把這些問題去壓迫一個成長中的孩子。現在要把國家的二把手的地位交給一個名為十六歲的孩子，這事能行嗎？思宗正在咀嚼這個問題，我們不需要下什麼結論。 關於太子的品德究竟怎樣，我們沒有可靠的材料，因此不能做出結論。北京淪陷以後，南京出現了皇太子，這個是真是假，我們沒有可靠資料，不能確定；可是北京也出現了一位皇太子。可能一位是真的，也可能都是假的。崇禎十六年禮部尚書林欲楫上《東宮端本箴》。箴是古代文學的一種文體，《文心雕龍·銘箴》篇說：「箴全御過，故文資確切。」這是一種告誡的文體。林欲楫警告太子慈烺「勿荒於逸」「勿惑眾咻」「勿謂未壯」「勿謂具陳」，我們不能據此認為太子有什麼缺點，但是也不妨認為太子還需要積極的培養，因此可以斷言由他到南京去，奠定明朝的南部，支持明朝的北部，一時還談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