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龍及其時代 · 第六章 紹興府推官
從崇禎十三年（1640）秋後到十七年（1644）之初，這不足四年的時間裡，子龍在紹興推官任內。關於這段時間，子龍留下了比較詳細的記載。
從崇禎十三年（1640）秋後到十七年（1644）之初，這不足四年的時間裡，子龍在紹興推官任內。關於這段時間，子龍留下了比較詳細的記載，同時他的晚輩王沄也留下一篇《越遊記》，因此我們對於這時期內他的生活，可以了解得更多一些。
子龍的官職是紹興府推官。紹興府治在現在的紹興市，推官是司法官，是紹興府專管審判、檢察的官，可是因為職務的關係，他還得經常到杭州去。杭州是浙江的省會，除了一般官吏以外，還有專管鹽務的內監崔磷。地方官吏到杭州的都得到他那裡晉見，事實上他的地位是在巡撫或是巡按御史之上的。思宗時代內監的地位，經過幾次的升降。思宗接位的時候，由於他了解到太監魏忠賢的作威作福，曾經把駐在京外的內監全部撤除，這是深得人心的，但是不久以後，他感到京城內外的大小官吏不盡可靠，不能把京外的內監全部撤除，在他的思想意識中，不斷躍出這樣的呼聲：官吏都得為自己的子孫考慮，為了要掙下一份可觀的遺產，貪贓枉法，在所難免，可是內監們是用不到為子孫考慮的，因此不可能貪贓枉法，而且隨時可以調京考察，這就成為比較可靠的客觀條件。思宗一朝，內監的地位，經過幾次的大起大落，但是還是以重用的時期為多。由於內監們對於皇帝可以經常見面，直接進言，因此他們在當時的內外行政機構中，樹立了一種堅定的威信。當然，這只是一種錯誤的判斷，不一定可以信賴，可是形象一經完成，必然會在大小官員中產生作用。
在杭州城內，崔璘竟成為州縣官膜拜的對象。晉見的時候，他們都得獻禮、下跪，有的甚至轉而請求崔磷的推薦。那時的詞彙，稱內監為內相，就是說他們在宮中的地位是當時的丞相。這也不完全違反事實，魏忠賢當權的時候，魏藻德不曾仰承他的鼻息嗎？那是說，內監的地位，有時竟會遠遠超過當時的大學士。
可是儘管子龍經常因公到杭州，他從不去謁見崔磷。有人和他說：「還是去一下好，我們真為你擔心！」
子龍只說：「要是去給內監屈膝，那倒不如回家好，多少還有一些活路。」他始終沒有去，崔璘不久也離開了杭州。
推官只是一名佐貳官，隨時可以由長官另行派遣的。不久諸暨縣的知縣官出缺了，布政司指名要子龍去署理。諸暨縣在山區，接連遭到五年的水災，因此人民的生活困難，打家劫舍的事也就層出不窮。子龍知道當地的土豪，有許多犯了罪，正蹲在監獄裡。他把他們找出來，提醒他們自己所犯的贓罪，要他們檢舉盜賊，立功贖罪。在這裡他舉行保甲法，要求人民連環互保；實行連坐法，在捕獲真盜以後，即行依法處理，地方逐步安定下來。
那時諸暨地方，流行著捏造罪名，進行誣陷的風氣，待到官府代為申理，受害的已經家破人亡，無可挽回了。
在子龍到任的初期，一次鄉間人擊鼓鳴冤。他痛哭流涕地說起兒子被鄰居殺了。
殺人是一件重大案件，子龍當然要立刻處理。他問是哪一天謀殺的。
「是昨天。」
「怎樣殺死的？」
「用鐵錐打碎腦袋的。」鄉間人說。
「你家裡離縣城多遠？」
「四十里。」
子龍立即吩咐備馬，前往驗屍，奇怪的是苦主再三提出，道路艱險，不敢勞駕，這就益發引起子龍的懷疑。可是他堅持要去。衙役們打著燈籠火把，子龍跨馬，連夜前進，果然是一具男屍，他是苦主的兒子，但是因癆瘵病死的，已經好幾天了。經過審訊，這才理解到兩方本來是冤家，恰好這家的孩子死了，因此把殺人的罪名嫁禍給對方，那時重則監禁，可以趁此報復；輕則和解，也可以得到賠償。不料子龍連夜趕到現場，做出適當的處理。
諸暨是有銀礦的，礦場就有好幾十處。萬曆年間，曾有內監到此開山，後來封閉了。礦場的周圍，便成為遊民麇集的所在，這時已經聚集到數千人。子龍為了預防變亂，一邊對於頭頭進行法辦，一邊卻對群眾進行疏散。正在推進的當中，一位武官手持巡撫熊奮渭的指令，大意說是饑民無所得食，只能由他們進行淘沙，一邊解決衣食的問題，一邊也可為國庫增加一定的收入。他最後指明「事或可行，仰該縣條陳利害，即日上報」。子龍仔細一看，指令是確實的，關防也符合，可是事件還不盡可信，因此一邊吩咐屬員熱忱款待，一邊具文上報，探詢是否屬實。及至巡撫衙門正式公文下達，這才知道指令是捏造的，什麼「救濟饑民，增加收入」也是虛偽的。這才把那位冒官詐騙的犯人，依法處理。
崇禎十四年的正月，子龍到杭州賀節，回諸暨的時候，正值大雪封途，山路皆斷。子龍馳車直前，一路看到饑民千百為群，肩上背著米袋，手執長刀。
子龍停下車，問道：「你們準備怎樣？」
百姓認識是陳知縣，可是他們並不害怕，只說：「糧食沒有了，店鋪也不開市，只有到大戶家裡分糧。」
子龍對他們進行勸解。他和他們說這樣做是犯法的，可是生活正在威脅著他們。死亡就在眼前的時候，人民是不考慮犯法不犯法的問題的。在這個情況之下，子龍趕快到諸暨縣，一邊把為首的亂民處分，一邊下令把四郊的義倉全部打開，按照米價七折出售。
那時還是17世紀的前期，子龍和人民的認識水平，都受到時代的限制。土地是私有的，土地上產生的糧食也是私有的。減價出糶是按照什麼價格呢？按照生產成本減折吧，那時對於糧食的生產成本還沒有估計的依據；按照當時的出售價格減折吧，那麼在奸商哄抬價格以後，即使按照七折出賣，還是於囤積糧食的地主有利。從我們今日的認識看，無論子龍有怎樣的好心腸，他還是站在地主立場上考慮問題。作為地主，他必然也擁護地主的利益。處分亂民，固然意味著血腥鎮壓；七折出售，依然維護著地主的固定利益。當然，這是從今天的認識考慮問題，子龍的認識不可能超越他的時代。要拿我們此時此地的認識衡量子龍的言行，那很可能走上時代錯誤的道路。
子龍初到諸暨的時候，他估計到豐收以後，必然會出現災荒。他和當地人民討論，認為藏在公家容易發生損失，不如藏在民間。最後確定由地主們量力儲備，待到糧價暴漲以後，減價出賣。萬一遇到天幸，沒有缺糧的現象，那時由地主們自行出售，縣官不加限制。經過這次的商談，各鄉儲備的糧食，總共一萬多石。崇禎十四年的正月，子龍親自到地主家商量，其結果是有些富戶把糧價壓低十分之三，開倉出售；有些捐出糧食十分之三，開設粥廠，進行施粥，這些都由縣內的舉人、秀才們出面主持。子龍又提出幾千兩的公款由商人到外縣購糧出售，所得利益，一半給予商人，一半舉辦人民的公益。
諸暨的情況安定下來，但是災荒正向諸暨的鄰縣發展。浙江省的長官因此把諸暨的經驗，再向鄰縣推廣，子龍也就由諸暨調向四圍，主持救災的工作。子龍這就著了草鞋，手持竹杖，踏遍浙東的各縣。人民由於生活的艱苦，由災情的蔓延轉變成為病情的蔓延，子龍創辦病坊，由名醫對人民進行治療，這就是現代的公立醫院。人民生活艱苦，因此孩子們更苦了，子龍創辦了育嬰堂，待孩子們成長以後，由其父母或他人領回撫養。據子龍的估計，在這一年的災荒中，用米七萬五千石，活人十餘萬；病坊施藥一萬餘劑，救活一千餘人；育嬰堂救活棄嬰三百餘名。
子龍的本職工作是紹興府推官。這是現代司法官的工作，現代分為審判和檢察，處理民事和刑事審訊的工作，舊時代是不分的。既然是官，當然就有官的身份，經常是威靈顯赫，輿從森嚴，老百姓看到，都感到毛骨悚然。子龍是官，但是他還沒有忘去自己是從人民中出身的。可能他還記得江南的一位老名士歸有光做官時的態度吧。有光在處理訴訟案件的時候，有時竟把原告、被告喊到面前，和顏悅色地和他們敘述家常。他是崑山人，在長興做官，這兩地都屬於吳語區域，在方言上本來沒有太大的區別，可是由於他反覆嘮叨，因此他的絮語出了名，成為一時的話柄。子龍也曾經敘述自己的經過：
……越李歷數人，大約欲以風裁見，不無稍自倨重。輿從多光麗，掾史輿台因以耀小民，見者恆惴惴。予性既坦易，少威儀，不立章程，小民可以不時見，訟獄以數言決，每以善言解諭之，使各悔過以去。苟非大過，鞭撲之聲，竟月不聞也。又不輕拘攝，虎冠者眈眈無所事，終日假寐，或荷鋤去耳。出則禁呵殿，前導不過五人。時游山澤，與諸生高論清言，人不知為官長也。唯奸吏、刁奴之戕民者，逆子、傲弟、妒婦之敗倫捍化者，雖豪戶大家，必破柱求之，窮治乃已；朔望集嗇夫、三老，講聖諭六言，則令其人跪聽，必宗黨鄰里保其改過始釋。吳越鄰壤，饔飧之需半給於家，官廚蕭然，門多鳥雀，民頗信之，故時行度外事，開隙權勢，卒不能奪眾論也。
在紹興推官任內，子龍雖然署理過諸暨縣知縣，不過這是偶然的，他的大部分時間，還是在紹興度過。舊時代的官衙，一般都是比較寬大的，除了審案的大堂以外，有書房（清代稱為籤押房），有內宅。行政官還有幕友（清代稱為師爺）辦公和自己寄宿的住房。推官只是知府的屬官，可是同樣也有內宅和書房。崇禎十六年，子龍的學生王沄曾經到過紹興，在子龍衙內住過數月，留下一篇《越遊記》，因此我們對於子龍當時的生活，可以了解一些。
紹興知府的公署在城內臥龍山之下，推官的衙門在其西，稱為宛委齋。子龍到任以後，在齋前建立清音堂，堂額是黃道周用八分書題的。抱柱是一副對聯，上聯「愛物若騶虞」，下聯「指佞如屈軼」，也是道周寫的。清音堂一排五間，子龍住在上首，王沄到了，在下首住下。滿屋都是書籍，由於推官的公事不多，因此子龍清早起身，很快就把公事處理完畢，這就回到清音堂，開卷讀書，依然是書生本色。在他讀到高興的時候，他就把王沄喊過來，兩人共讀。有時需要檢書的時候，他經常吩咐王沄去檢。子龍說是某書某卷，很少有錯誤的。
子龍有時也要著作詩文，他經常是端坐凝神，一些聲音也沒有。間或徘徊一下，隨即下筆疾書。那時他就得高喊一聲，王沄隨即過來，他們同時朗誦，總得把這一篇作品仔細玩味一下。有時子龍對王沄說：
「來呀，這一次你代我擬一篇。」
王沄當然不敢輕易接受，可是子龍還得讓他下筆。在詩文定稿以後，他對王沄著實稱道一下。
這時，紹興府的一位劉宗周罷官家居，他是當時的大臣，和黃道周齊名的。崇禎十四年建州的軍隊對於明朝發動又一次的進攻，思宗臨朝而嘆，當時宗周任左都御史，他提出幾項主張：一、表揚死守畿南的總督盧象昇；二、追戮誤國的大臣楊嗣昌；三、逮捕不服調遣的悍將左良玉。其次他請思宗要做幾件事：一、防守山海關以備反攻；二、防守潞州以備李自成的偷渡；三、防守通州、天津、臨清、德州以備南下。特別是最後一條，因為當時從長遠利益考慮問題的人，認為北方已經成為國外、國內雙重進攻的目標，附近的山東、山西、河南隨時受到威懾，京城既然無形地成為孤島，不如向南京撤退，以江南、閩浙、湖廣等比較完善的區域，作為後方，形成負隅之勢，可以隨時出擊，保證中央的安全。
宗周毅然地說：「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造成今日的敗局。不追求禍根，改弦易轍，要以一切苟且的政策，補救現今的缺漏，不是長治久安之道。」
思宗的臉色變了，可還是忍耐著。他問道：「以往的無從追悔了，現在要考慮善後之道。」
「善後之道，」宗周繼續說，「要請求皇上開誠布公，以好惡公諸天下，以人才問諸國人，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
「目下烽火直逼北京，國家敗壞已極，那應當怎樣辦？」
宗周說：「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總督和巡撫，擇督、撫必先擇吏、兵二部尚書侍郎。宋人說過：『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這兩句話在今天還有深刻的意義。一般的言論，只論才望，不問操守，可是沒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便捷，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論事功則不足，於成敗沒有什麼作用。」
思宗又說：「事變之中，先才後守。」
「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所以從濟變言，更應當先守後才。」
「大將別有才局，不是僅憑操守可以成功的。」思宗說。
宗周接下又說：「他不具論，即如范志完從遼東總督進為督師，擔負著對建州作戰的重任，可是操守不謹，大帥偏將，無不以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看來，還是操守為主。」
說到這裡，思宗的顏色轉得平和了，只是說：「知道了。」
宗周因為給事中姜埰、行人熊開元以建言下錦衣衛獄，他提出「二臣以建言獲罪。本朝沒有言官下獄的，有之自二人始。皇上度量卓越，狂妄如臣宗周，贛直如臣黃道周，蒙皇上之恩，不加貶斥；可是二人不幸，不蒙法外之恩」。
思宗說：「道周有學有守，非二人可比。」
「是的，二臣誠不及道周，但是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當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
宗周的言論，直接觸犯了思宗。思宗怒聲道：「法司、錦衣衛，同樣是刑官，何公何私？還有，對於一二言官，加以處分，何至遽傷國體。有如貪贓枉法，欺君罔上，都可以不問嗎？」
「錦衣衛都是膏粱子弟，」宗周說，「聽內監們指使，懂得什麼禮義？皇上對於貪贓枉法，欺君罔上，同樣也應當交給法司處分的。」
思宗蓄怒已久，現在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大聲說：「劉宗周這樣偏執，怎麼當得起左都御史之職？著即革職拿辦。」
皇上的震怒是無法挽回的，可是宗周的聲望，在當時是眾心所歸，怎麼辦呢？內閣大臣在思宗面前再三解救，最後給予革職為民的處分。
崇禎十六年，宗周回到山陰，進行講學。明代是一個講學盛行的時代。所謂講學，都是講的立身處世之道，和我們這個時代所說的講學是不一樣的。劉宗周回到山陰故鄉，由於鄉里故舊的進見，他和他們講了些做人的道理，以後在大戢山立證人書院。稱為戢山書院。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六十二有《戢山學案》，這裡錄取宗周語錄一條：
古人濟大事，全靠腳跟定，只是不從身家名位起念，便是。凡可奪處皆是此等作祟也。誠極則精，精極則變，一切作用皆從此出。誠中之識見是大識見，誠中之擔當是大擔當。故君子非有才之難而誠之難。
這實在是有見之言。明代末年，黃道周、劉宗周確實已經做到有膽有識、憂國如家的地步。他們為了國家的前途，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是道學家的兩面光輝的旗幟。子龍受教於黃道周；到了山陰，又從宗周講學的當中，親受教益，這就必然把他的思想意識極大地推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