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龍及其時代 · 第五章 從進士到推官
子龍看到時局的艱危和人民的疾苦。這樣的認識把他提高到一般文人以上，但是這還不能保證他能超出自古以來憂國憂民的志士。真正使他有所提高，有所拔出的，應當從他和黃道周的認識開始。
崇禎四年的春天，子龍到北京應進士考試了。他考的依然是《詩經》。這一次主考官是周延儒、何如寵。《詩經》卷子分詩一房、詩二房。考試完畢，各房分卷閱讀。延儒看到這一年卷子多，唯恐房官看得不夠仔細，臨時由闈中上書，請求准予稍緩時日，由各房交換考卷，審慎閱讀。這是為了慎重起見，沒有不會批准的。得到上諭以後，各房正在交換之中，文安之、倪元璐這兩位房官看到子龍的試卷，很高興，他們同向主考官推薦。延儒也特別欣賞。
延儒看著手中的試卷，很滿意，他一再地欣賞，可是他下不了決心。因為卷子被本房房官塗抹得太多，他沉吟著。那時內閣大學士中，延儒是一位有名的才子。二十年前，他考中會試第一名，經過殿試，還是第一名，他是封建社會裡人人羨慕的狀元宰相。可是內閣里還有他的對手溫體仁。這兩位來自宜興與烏程，雖然分隸南京、浙江，其實可以說是鄰縣，但是體系不同，感情也不一致。延儒聰明，也比較寬厚，可是在操守方面，不免有些放手；體仁刻核，對人也挑剔，操守倒是好的；因此兩人在思想和作風方面有很大的距離。延儒欣賞子龍的試卷，可是不能沒有顧忌，特別由於他的外甥吳昌時也是復社中人，和子龍有一定的關係。現在對著手中的試卷，他很欣賞作者的才華，但是不能不考慮卷面上被房官塗抹的筆跡。怎麼辦呢？放棄吧，這實在太可惜；錄取吧，萬一有人給皇上揭出，說是主考官和應試舉人都來自南京，甚至還會提出什麼關係的問題，難保皇上不會相信，那時聖旨一下，要懊悔就來不及了。周延儒是愛才，可是他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前途，犯不著為了一位後進，冒著不可估計的危險。最後他還是把這一份試卷擱下了。
子龍對於自己的試卷很得意，沒想到竟被擱下來。這一次夏允彝在試場也失敗了。他們結伴回到松江。子龍年齡還輕，倒也沒有什麼，回到家以後，依然過他的書生生活。不過現在和以前有些不同。雖然他沒有掙到一名進士，但是到過北京，對於當時的國事有一些切實的認識。他埋頭寫作，成了數萬言的極論時政的文章。那時松江的老名士陳繼儒，號眉公，是他一向推崇的。一次他和繼儒談起準備上書的事情。繼儒閱歷多了，只和他說「在下位不獲乎上，不應當多去過問國家大事」的道理。子龍只好作罷了。
這一年他寫了許多文章：《東郊賦》《江南父老難中原子弟》《中州災異對》《擬漢有司核張京兆對》《求自試表》等。從這些文章里我們看到子龍已經不是一名普通的文人，而逐步走向具有才識的志士。他說：
……昔夏後氏之敷土也，維我揚州，厥田下下。三代之時，國貧而僻，自比蠻夷，不與中國之盟會。夫中國有井川溝遂之制，綱紀乎郊原，樂業贍足，厚利洋溢，故其詩曰：「於疆於理，南東其畝。」又曰：「彼有不獲稚，此有不斂。」言川原沃，精歲多遺也。當此之時，曷嘗重江以南哉！我吳人披荊斬穢以有茲土也，鑿渠制枯，高堤澹災，植佳水禾，巧立團器，芬芳糞土，湛樂勞苦。自春徂冬，日臣其力，以發土之華而成上腴。方此之勤，手足龜坼，面目黎黔，長老困於前而婦子疲於後，故歲鮮凶荒之患，民有生聚之業也。夫用力之多若此而成功之艱若彼，豈以自康其身哉？貢賦繁重，十鍾析五，金者連絡，挽漕者邪許，殫竭奉主，無有逸志。且夫人之為欲也，豈不願身安逸樂而心蔑困苦哉？人情，己之所為孰不欲以自養，然而不可者，盡力以過天道，抑私以急公上也。今夫西北、耕人也，中原之地非僻瘠也，河濟非小水也，放棄溝洫，四野曠曠。不耕不耔，俟我天覆。方其為力也，優遊安舒，坐望盈室，不亦康乎？及臻厥災，流離渙如，惰逸存於前而罄傾著於後也。今國家困急，大農不饒，天下蕪其田而寇盜日滋，下不足以資身而上無以佐縣官之急，非忠臣之志也。且民之力田也，豈特廣收豐盈，因相腐敗，積倉囷，規貨財以資飽食云爾哉，必將輸家委邊，削己益上，為天下先，所謂賢者宜死節，有財者輸助也，然猶未有通顯之賞，為吏所恃。今吾子於國家無毫毛之分，己惰失食而阻兵不恭，不已甚乎？然非獨為盜之罪也，田疇之制不修而艱苦之事不習，計慮淺小而俗不重農也，微乎斯之為勤而飾說浮慕，又安往而可哉！
於是北方之民投戈塞語，惝乎若解而謝曰：「乃今而知我土之不惡也。天子一旦修農事，我且以吳人師而從事焉，勿怠。」
從這篇文章里，我們看到子龍這一次進京考試，雖然沒有成功，但是他的認識已經大大地提高，對於當前的問題有了深刻的理解，對於解決的辦法，也提出切實的意見。
揚州當然指《禹貢》的揚州。這是長江的下游，略當明代的南直隸地區，現代江蘇、安徽和上海二省一市。西北在這裡指西方和北方，因為他提到濟水流域，不過他側重陝西山西，特別是陝西，在甘肅沒有分省的明代，陝西包括陝、甘二省和寧夏，是《禹貢》的雍州。時代變了，地利也隨著變了。《禹貢》里的雍州，是「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揚州是「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禹貢》不知道是哪一年寫定的，一般的認識大約是在春秋、戰國之間。在那個時代，西北的植被還沒有經過破壞，所以西北一直是富庶的。西晉以後，西北方面先後建立了三秦、五涼和夏、仇池十個政權，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這是辦不到的。唐代的秦川地區更是以富饒著名，柳宗元《聞黃鸝》詩說起：
……
目極千里無山河，麥芒際天搖音波。
王畿優本少賦稅，務閒酒熟饒經過。
……
從唐代後期起，這裡遭到破壞，生產力向下，到明代末年，又經過了幾度的破壞，生產力迅速下降，待得人民到了無法生活的邊緣，這便成為動亂的溫床，是一些也不奇怪的。可奇怪的倒是明朝的建立，主要由於赤貧的朱元璋發動大規模的人民革命，終於推翻元朝的統治；不幸他的後代竟是不斷地脫離人民，終於成為反動地主的頭頭，領導了反動的地主階級剝削人民、危害人民，最後竟是逼迫貧苦人民，用民間的武器，來推翻明朝的統治。這實在是一幕悲劇，是明朝統治者苦心經營的大悲劇。歷史是無情的，我們必須從無情的歷史演變中汲取深刻的教訓。
陳子龍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呢？他提出北方之民「投戈塞語」，「以吳人師而從事焉」。但是這是「與虎謀皮」，一切還得等待「天子修農事」。可是這時的明朝不是修農事而是「修武事」。這樣就必然要在極端困苦的人民的身上再行剝削。崇禎前期御史郝晉提出：
……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至九百萬。剿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
「停罷」是一句空話。明思宗在加派遼餉、剿餉、練餉的時候曾經說起：「且苦吾民一年」，只是空話，以後直至北京改朝換代，始終沒有停過。人民到了求生無路，求死不能的時候，就只剩農民起義這一條出路了。
崇禎三年，把建州擊退以後，這時正同從高樓投石一樣，剝削、混亂、戰爭、死亡，只有加速進行，沒有一次極大的變革，是不可能起其他變化的。從萬曆、天啟到崇禎初年，明朝面對著一個敵人，這是建州；可是崇禎三年以後，它要面對兩個敵人，建州和起義的人民。建州是反明的，建州的領導者不僅依靠自己的建州部族，還依靠支援建州的蒙古人民和接受建州編制的漢族散兵游勇。這時的建州領導者動輒自稱「滿、漢、蒙古」，其主要的目標是反明。至於人民起義的隊伍呢，他們是在山西和陝西一帶，包括現代的山西、陝西、甘肅、寧夏三省一區。明末的起義是和中國歷代人民起義一樣的，最初是各地蜂起，以後逐漸形成集團，也產生了人民起義的領導結構。在崇禎三四年這段時候，還沒有產生主要的領導結構，因此在戰爭中，一遇有組織的鎮壓力量，經常遭到擊潰的命運。最初鎮壓人民起義的人物有陳奇瑜、孫傳庭、盧象昇，最後還有洪承疇。他們是由科舉出身的，但是儘管他們受到八股文的折磨，他們還是才力橫發，為朝廷做出了一定的成就，可是結局都不夠理想，有的死在刑場，有的死在戰場，有的自殺，有的甚至投敵。歷史是無情的，和人民為敵，究竟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
子龍家在松江，上面有祖母高安人。母韓宜人在子龍五歲的時候去世，所以子龍早年是由祖母撫養的。繼母唐宜人多病，家庭的一切都由祖母主持。崇禎元年的冬天，子龍娶張孺人，家務都由她接過來，辛苦是辛苦的，可是陳家的家境本來寬裕，因此家庭之間還是和諧的。在這個情況之下，子龍可以把自己的精力更集中到詩、文方面。他和同郡夏允彝、周立勛、宋存標、宋徵璧等人，共同選古文辭，當時稱為《壬申文選》。王法《春藻堂宴集序》曾說：「我郡之有古文辭也，自崇禎壬申昉也。……上溯三百，下迄六朝，靡不揚扢，至壬申而集成，天下所稱《畿社壬申文選》是也。」除了選文以外，他和李雯唱和的時間特別多。子龍自己說：「文史之暇，流連聲酒，多與舒章（即李雯）唱和，今《陳李唱和集》是也。」
崇禎四年，子龍在會試失敗以後，回到松江，現在眼看不久又要舉行會試了，所以他索性提前，在崇禎六年九月里再次進京，同行的是宋徵璧。這時大學士周延儒在六月間已經罷免了，當權的是溫體仁，這是《明史·奸臣傳》所稱「外曲謹而內猛鷙，機深刺骨」的人物。吳甡、許譽卿、文湛持這些人都在北京，和子龍也有來往，他們對於時局都是一肚皮的牢騷，可是沒有辦法。
崇禎七年的會試，給子龍又一次打擊，他失敗了。乘著出京的騾車，他再回到松江。兩次的打擊，即使是氣度軒昂的陳子龍也會感到太嚴重了。怎麼辦？他杜門謝客，把自己深深地埋進故紙堆中。他把人生的艱辛，世路的坎坷，都埋藏到他寫的一些古樂府里去了。在他集中還保留了不少的篇幅。這些作品給人的印象是擬古有跡，這是明代李夢陽、李攀龍等共同的疵病。儘管當時博得同輩的讚賞，可是後人會有不同看法的。
科舉是摧殘人民意氣的制度，明代如此，清代亦復如此。無數人的精神才智，都被這科舉摧殘了。但是意志堅強的人是終究不會壓垮的。到了崇禎八年，子龍又重行振作起來。這一年李雯有一篇會課序，描繪了他們這一群文士的生活：
今年春，闇公、臥子讀書南園，余與勒卣、文孫輩或間日一至，或連日羈留，樂其修竹長林、荒池廢榭，登高岡以望平曠，後見城堞，前見丘壟，春風發榮，芳草亂動，雖僻居陋壤，無憑臨弔古之思，而覽草木之變化，感良辰之飆馳，慨然而不樂矣。兼以春多霖雨，此鄉有惡鳥，雉尾而赤背，聲若瓮中出者，繞籬大鳴，鳴又輒雨，臥子思彎弓射之，竟不可得。又有啄木鳥，巢古藤中，數十為伍，月出夜飛，肅肅有聲。獺白日捕魚塘中，盱睚而徐行，見人了無怖色。臥子顧而言曰：「此固昔賢笑歌遊樂之場也。此事曠絕既數十年，而後惡鳥、啄木、獺之群，相與聚族而居之，飛走飲食其中又數十年，而此蟲鳥者又何知。若夫志動日月，氣厲風雲者，固不堪都都坐對此耳。」予笑而言曰：「今流人之亂也，大江以北，大河以南，有介而登者乎？」曰：「有。」「有負而走者乎？」曰：「有。」「僵而胔者乎？」曰：「是不可勝數也。」「則我徒之聚於荒郊，優遊詩書，是不可謂非天子之福，南人之幸。且我等今日六七布衣書生，偶得偃仰而追隨也，使他日或在朝廷，或在方國，或在蠻瘴，或在鄉里，千里相思，十年不見，則又安知南國之啄木、惡鳥、獺之群不又為賞心樂事，不可復遇者耶？」臥子以為然，曰：「是不可以無所志。」文孫曰：「即我南園之中，我數人之所習為制科業者，集而廣之，是亦可以志一時相聚之盛矣。雖然，今天下徒以我等為飲酒賦詩，擴落而無所羈，方與古之放言之士鄙章句，廢畦町，岸然為躍冶者以自異於世，而不知其侷促淹困，相守一方，是區區者蓋亦有所不免也。」
從這篇會課序，我們看到子龍和當時松江的一般文士們對於時局已有切實的認識。介而登的是戰士，負而走的是難民，僵而胔的是死者。黃河以南、長江以北，到處是由他們密集著，可是大江以南，蘇松一帶還是安然無事；但是他們不能不預感到將來的江南也可能成為戰場，成為丘墟，成為啄木、惡鳥、獺群居之地，這就是說，成為戰禍蔓延的場所。
由於西北天災的蔓延，特別是陝西方面接連四年的大荒，廣大的人民群眾，已經到了無法生存的邊緣，因此爆發了大批的農民暴動，這是很自然的。每一個人都有爭取生存的權利，在他們無法生存下去的時候，當然他們有造反的權利。開明的統治者，在他理解到他的統治權完全建築在人民擁戴的基礎上，他就應當理解到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起見，他必須首先保障人民生存的權利。必須知道沒有人民，就沒有統治者。特別是明代，因為明代的統治者本來是從人民當中產生的。但是經過二百六十多年的腐蝕，到了思宗時期，他已不再理解他自己只是人民當中的一員。他的唯一的對策就是調遣軍隊對人民進行無情的鎮壓，甚至在無法鎮壓農民暴動的時候，他的軍隊竟可以殺良冒功。在農民暴動初起的時候，崇禎四年九月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離農民軍二十五里不敢出戰，待到當地的統治者勉強他去的時候，打一仗回來，報功五十個人頭，一經檢查，一半是女人和孩子。中部縣唐河堡的一戰，報功百二十個人頭，檢查的結果，三十五顆是當地的村民。這樣的情況，必然會迫使大批的農民跟著起義的軍隊，追求自己的生存和解放。
當然，朝廷還是掌握著大量軍隊的，他們雖然不是什麼紀律森嚴的隊伍，但是他們究竟是有組織、有給養的軍事機構。政權在統治者的手裡，憑著政權他們可以糾集一部分軍隊，對於起義的農民進行殘酷的鎮壓，特別在農民起義的最初幾年裡，因為他們還沒有經驗，沒有掌握政權，因此也就必然地比較渙散——這一切都造成農民起義軍的劣勢。
從崇禎初年起，在起義以後的幾年裡，農民的隊伍分散活動，正因為他們是從陝西各地自發而起的，因此必然以分散的形式而出現，向東、向西、向南各個地區活動。到崇禎七八年間，他們才結集起來，終於成為幾萬人以上的隊伍，活動在陝西西安以南的山區。
明朝中央方面正在考慮把西北地區的軍隊統一指揮。一般人都主張由洪承疇來領導，可是又不能不考慮建州軍隊的進犯。建州的軍事行動，久已不限于山海關以東的區域了，皇太極是一個策略家，他奪獲了建州的領導全權以後，和蒙古的領導者取得聯繫，早已把河北、山西的沿邊放在他的勢力範圍以內，不但張家口受到他的威脅，大同、宣化也是他的侵略目標，眼光更遠遠到達西北三邊——陝西、固原、甘肅。因此不得不騰出洪承疇來作為三邊總督，應付建州軍隊向西北的侵略。那麼應當用誰呢？最後經過統一認識，由延綏巡撫陳奇瑜統一指揮，他的職銜是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這一項任務是專門對付農民起義軍隊的。
奇瑜看到起義軍隊正由四川、甘肅、湖廣各地向陝南集合，這一點正和他的戰略思想完全符合。他把自己的軍隊布置在陝南的周圍：一支軍隊扼守略陽、沔縣，阻擊起義軍的西行，一支軍隊扼守褒城，阻擊起義軍隊的北進，一支軍隊扼守洋縣，阻擊起義軍的東行；同時又派盧象昇、練國事等人各守要害，以防起義軍的分散。
起義軍的領導者張獻忠、李自成看到陳奇瑜的各方布置，這就調動全部人馬向興安縣（現代的安康縣）的車箱峽集中。儘管獻忠、自成是陝西人，可是他們出生在陝西的北邊，對於陝南的形勢不夠熟悉。大隊開入了車箱峽，才發現這是一條峽道，四面山岩壁立，中間是一條窄道，綿亘四十里。起義大軍一經入峽，東西峽口立即截斷。進來是進來了，要想退出就完全沒有辦法。山上的地主武裝，只管把石塊扔下，有時還投下了集束火炬。糧食沒有了，草束也沒有了，農民軍有些是餓死了，馬也倒下了。天上的雨和山澗的水奔騰直下。在這個情況下，起義的軍隊眼見是沒有辦法了。
馬匹不斷地倒下去，死傷的人數也不斷地增加。要打擊敵人是不可能的，自己的部隊卻在這二十日中受到不斷的打擊。看看是沒有辦法了，自成和顧君恩商量要找出路。
「出路是有一條的，不知道闖將是不是走這條路。」君恩說。
自成沉吟了一下，他說：「是怎樣一條出路呢？」
「那就是向陳總督投降。」
「那我是寧死不降的。」自成毅然決然地說。
君恩看到自成的決心很堅定，又說：「誰說是真投降來？如今我們已經面臨絕境。地主老財們在嶄岩絕壁上，我們只能眼看著他們拉強弓、放硬箭，更無還手之力。弟兄們死了，馬匹倒了，再過十天，什麼也沒有了。不如趁此設法渡過難關，待到出峽以後，我們還是我們。各敲各的鑼鼓，各唱各的戲，那時陳奇瑜管得了我們哪一件！」
為了爭取擺脫車箱峽的困境，這就定下了假投降的策略。他們連夜收拾金珠寶貝，這是完全必要的。沒有這一項先行的準備，憑什麼去和陳奇瑜說話呢？不但陳奇瑜那裡要準備，他的左右和部下將領都得好好地餵一喂，把嘴巴堵住就沒有意外的破壞。
陳奇瑜是精明的。儘管他是從科舉出身，做過幾十年的八股文，但是他不是鄉村裡的塾師，只知道「詩云子曰」，不了解他的時代的。事實上這樣的人在明代並不普遍，只是到了清代以後，經過統治者多種形式的壓迫，才培養出這類特別的人才。明代固然也做八股，但是除了八股以外，讀書人也懂得彎弓躍馬，行軍用兵。所以把陳奇瑜看成是一個糊塗蟲是不對的，他憑什麼和農民起義軍作戰呢？
但是在這一次和李自成打交道時，他卻失敗了。主要的原因是他急於結束這次內戰。當然，他的部下和幕僚官接受了金珠寶貝以後，會把起義軍求和的意圖過分強調了一些，這樣就把虛情假意說成真情實意。金珠寶貝是會說話的，他們把起義軍的沮喪誇大了，說他們只是被裹脅的勞苦大眾，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園，當然會想到解甲歸田。可不是嗎？陝北的貧苦大眾因為四年大旱，顆粒無收，這才想起這一條死裡求生的道路。誰不知道「十畝三間熱炕頭」呢？現在接連二十天的大雨，正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所以他們才決定放下武器，歸還鄉里，那就全看總督是不是可以網開一面了。
陳奇瑜手上掌握著決定性勝利的策略，但是他不能大意。他要求清點人數，這個不難。一共三萬六千多人。其次是在每一支軍隊里，只要是五百人以上的，他要安排一位安撫官，一共安排了五十幾位安撫官。在這一切安排就緒以後，車箱峽的通路打開了。李自成、張獻忠和各營各寨的起義軍將士安安穩穩地出了峽谷。陳總督正在高高興興地看著自己的大功告成。
事實上，這不能不算是大功。從崇禎二年起義算起，到現在已經是第六年了，起義的勞苦大眾，就這時現存的和在戰爭中死亡的，饑寒勞累而死的，少說也不在十萬以內，現在全部安定了。皇上也可以騰出手來對付自稱滿洲國其實只是反叛的建州衛的軍事行動。奇瑜想到這裡，不由得感覺到完成了一項重大的使命，為朝廷樹立了不朽的功勳。
但是他高興得稍許早了一些。李自成、張獻忠和他們的部下抱著一肚皮的委屈，一路還得爭取安撫官的好感。不容易啊，安撫官是奉著總督的指示給這些亡命之徒打交道的，他們的氣焰在不知不覺中提高了三尺。什麼闖王，什麼八大王！客氣一點算是頭頭，不客氣的時候，還不是大大小小的反叛。因此在安撫官和起義軍的將領中間存在著一定的界線。
馬在長嘶，人喘著大氣，待到出了車箱峽，再過去十來里，一聲令下，起義軍的將領和部隊把臉一抹，他們把這批安撫官一個個地拖出來，問他們還要不要再來作威作福。「咔嚓」一刀，每個安撫官都結束了生命中的最後一程。
這一出招安的把戲結束了。起義的西北貧苦農民隨著李自成、張獻忠的大纛又一次縱橫中原。崇禎八年正月，馬守應、羅汝才、賀一龍、賀錦、許可變、李萬慶、馬進忠、惠登相、橫天王、九條龍、順天王和高迎祥、張獻忠十三家七十二營決定分兵進攻。高迎祥、張獻忠和李自成的任務是向東推進。他們一直打到鳳陽，把明朝的祖墓都燒毀了。
李雯的這篇《會課序》，說起流人之亂在大江以北，大河以南，基本上是正確的。實際上起義的軍隊，在山西也做出一定的成績，不過李雯沒有提起。
還有一件更重大的事件，是山東登萊一帶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的叛變。他們是毛文龍的舊部，文龍在世的時候，他們是毛永詩、毛永喜、毛有傑，正如毛文龍所說的是文龍的子孫。待到文龍被殺以後，他們恢復了原來的姓名，可是他們的心靈被毛文龍染污了，他們不但埋怨袁崇煥，同樣地也埋怨明代的朝廷。崇禎五年，有德、仲明在登州造反了，一炮打死了山東巡撫徐從治，一刀殺死了登萊巡撫謝璉。有德自號為都元帥，仲明為總兵官。崇禎六年，他們向建州統治者投降。六月間，他們到達瀋陽，皇太極出德勝門十里迎接，這一次接待的禮節是非常隆重的。當時的滿洲國的大臣們都主張行跪拜禮，跪拜禮是下對上的敬禮。皇太極主張行抱見禮，抱見禮是平等的敬禮。最後，折中了一下，先由有德、仲明行跪拜禮，禮畢，二人進前一步，叩頭以後，再行抱見禮。這就是說孔有德和耿仲明都是皇太極最親信、最崇高的部下了。孔有德依然稱為元帥，保持了一定的尊嚴。其實他們都被皇太極的糖衣炮彈擊中了，從此死心塌地地為建州賣命，直到他們最後的一日。不久以後，尚可喜也來了，同樣成為建州的幫凶。
建州的努爾哈赤是一位開創的武士，他以十三副兵甲起家，最後創建了建州的基礎，但是他不是政治家，不懂得怎樣安定這一個草創中的事業。皇太極應當說是政治家、陰謀家，憑他的卓越才能，第一步是把努爾哈赤留下來那四大貝勒執政的制度推翻，建立了以自己為中心的獨裁制度，這是安定國家的第一步。他知道建州地狹人稀，努爾哈赤的那一套屠殺漢人的政策，不但激起漢人的反抗精神，同時也削弱了建州的人力資源。他又發明了豢養的政策，削弱漢人的抵抗，同時也擴大了人力的資源，為應付明朝找到了合理的對策。什麼叫「養」？這只是奴役的代稱。是不是他手下的那些懂得漢文的文士們從《孟子》里什麼「西伯善養人」里學來的，我們不很清楚，但是《論語》也說過：「至於犬馬，皆能有養」，「養」不一定是什麼尊重的意思。皇太極還想出另一條辦法，漢人投敵的大官，即使他在家裡有妻有妾，可是在他投奔建州以後，可以把左右親貴的女兒嫁給他，這是他的一條美人計，在歷史裡也留下了可信的記載。
和金世宗一樣，皇太極還有他的兩手政策，他一面要漢人、蒙古人為他賣命，同時又要為建州人民保存自己的特色，用坦率的語言說，就是要他們永遠成為高出一切的特等民族。天聰八年（1634）他的一道命令說起：
朕聞國家承天創業，未有棄其國語反習他國之語者；棄國語而效他國，其國亦未有長久者也。蒙古之臣子自棄蒙古之語，名號俱學喇嘛，卒致國運衰微。今我國官兵，俱因漢文從其舊號。夫知其善而不能從，知其非而不能省，俱未為得也。朕雖未成大業，亦不聽命他國。凡我國官名及城邑名，俱新譯以滿語，勿仍襲總兵、副將、參將、游擊、備御等舊名……
當然，他的意圖並沒有什麼不可理解，但是他忘記了在一種文明和另一種文明接觸以後，無論他的意圖怎樣，要想用文明程度較低的文化去壓倒文明程度較高的文化，其結果是沒有不失敗的。無論皇太極的意圖怎樣，經過將近三百年的演變，歷史已經做出了結論。
建州和明朝的關係，始終處在不即不離的地位。明朝的皇帝認為建州只是明朝的一個屬國，這裡的地面是明朝的建州衛，建州的領導人在服從明朝統率的時候只是龍虎將軍這個官制以外的一種官號。及至努爾哈赤興兵以後，明朝認為這是造反，楊鎬四路出兵的時候，實際上是一種鎮壓，結果只是一場大敗，以後失瀋陽，失遼陽，甚至失廣寧，失錦州，明朝只剩得山海關以東的一道關東走廊，這已經是非常艱危了，但是朝廷中還有一些恬不知恥的官吏，甚至認為成祖時候失去大寧三衛，不失其為強大；現在即使退守山海關，對於堂堂的大國，算不了什麼損失。思宗更是全憑虛驕之氣，還認為面對的只是建州衛的屬夷，是不能和天朝抗衡的。在國家已經瀕臨危亡的前夕，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態度。皇太極就用一種毒辣的語言，把這股虛驕之氣更加煽動起來。他給思宗的信中說：
滿洲國皇帝致書於明國皇帝：昨見皇帝書雲，「滿洲原系屬國」。此不唯皇帝言之，即予亦未嘗以為非也。止因遼東之官，欺陵不堪，屢次抒情往告，又蔽之不通。我思此種情形，仇怨已深，唯動干戈，可冀來詢其由。孰意皇帝乃惑於各官欺誑，十數年竟無一言問及，以致戰爭不已。若皇帝早遣一信使來，詳詢事因，予豈樂尋干戈耶？爾國臣僚一味欺罔，每當我兵入境，自戮剃髮漢人，虛報斬級千百。我國若果傷折百千兵，勢豈能常振耶？以皇帝之聰明一忖度之，而欺罔自見矣。斬級之真假，與我願和之誠偽，問黑雲龍，自得其情，但黑雲龍唯恐結怨於文武大臣，是以不肯盡告於皇帝也。
滿洲國的前身是建州衛，那只是關東三百八十四個衛所之中的一個衛。是不是完完全全屬於明朝呢？從明人的立場看，是屬於明朝的；可是從建州衛的立場看，在他們力量不足的時候，他們承認是明朝的一部分，可是力量強大以後，他們同樣地也不妨稱王稱帝。現在是充實自己，對外擴大的時候了，自稱滿洲原系屬國，其實只是要把思宗那份虛驕之氣，加以煽惑，讓他更驕妄，更急躁，待他虛火上升到頂，那時只要輕輕一腳，就可以把他踢翻。同時皇太極還要結好蒙古，向西擴張，他的兵力已經到達河套，自東徂西，隨時可以拆毀邊牆，長驅直入，明朝慢慢地陷入無力抵抗的困境。可是他還自稱「滿洲原系屬國」，以此來煽動思宗的虛火。這些恭順的語言，實際上是殺人不見血的刀子。
不僅如此，皇太極還寫信給總督張忠衡：
昨到大同，獲曹總兵遣人塘報軍情，見滿紙皆是虛誑。予素謂明國大邦，自有忠臣義士，實心為國，何期一旦至此。前此得宣府張總兵塘報，其虛誑亦然。由此以觀，明國之衰已極矣。朕入境幾兩月，蹂躪禾稼，攻克城池，曾無一人出而對壘，敢發一矢者。今朕尚在爾地，可令曹、張二總兵，集各路兵會戰，爾等高坐城樓以觀。若爾出兵一萬，朕以千人應之；出兵一千，朕止以百人應之。如敢直前應戰，猶可自掩其罪；不然，徒以虛言誑君，亦可恥之甚。爾皇帝不知，以為既能取勝，速宜進戰。爾等又畏懼逃遁，縮頸城中。如此則生民塗炭，何日休息耶！爾等皆代皇帝撫字億兆者，自宜乘朕願和，凡有軍情，據實出奏，力贊和好；乃欺君誤國，貽害民生，寧不畏生受顯戮，死遭冥禍哉。朕欲決戰之言，非自矜誇，止因爾等虛誑已極，故欲一決勝負耳。爾等若以予言為是，速約戰期，朕當勒兵以俟。
這裡就完全是嬉笑怒罵了，但是明朝的守將們是不敢應戰的。真應當感謝明代中葉北方的將軍們，他們辛辛苦苦，留下了北方這道牆，保障了後人的衣食飯碗。可惋惜的是他們只築一道磚石牆，沒有留下鐵牆。倘使那樣，敵人就不能拆毀邊牆了。
崇禎九年，眼看不久就要舉行會試了。無論子龍怎樣高視一切，但是他總不能不去應試，因為唯有通過考試，才能找到為國家出力的機會。這次出行，同行的有彭賓、鄭元勛。彭賓是他的老友了，鄭元勛是揚州人，下文還會談到。大家都是復社的人，因此一路不會寂寞。到了邵伯，盛冬嚴寒，路也快斷了，總算靠著王永吉的幫助，他派了私有的馬匹，進行支援，崇禎九年除夕，他們到達費縣。新年初五日，上泰山看日出，到北京那一天，正是元宵，正月十五日。可能夏允彝早已入京了。他們一同會試，這次他們都通過了。會試以後，還得進行殿試。子龍是三甲十七名，允彝是三甲一百十八名。他們是進士了，可是由於只是三甲，因此不能算是翰林，眼看只能分發各部，還得從主事、員外郎這條路一級一級地爬上去，再不然，就得到外省當一位知縣官或是知府衙門的屬員。子龍這一房房官是黃道周，是當時的一位敢於直言的官員，曾經因此受到不止一次的貶斥，最後在隆武帝的時候出任首輔，終於死在建州官吏的手中。子龍對於道周是非常愛戴的，直到臨死的時候，沒有忘記這一位恩師。
科舉時代，一位新進對於主考官或是本房官的愛戴，有時竟是終身不忘。這種感情，在我們今天是不能理解的。我們今天對於統考的閱卷教師不但沒有什麼感情，實際上連姓名也不知道，更談不上有什麼感情。這很簡單，也是很能理解的。因為我們不把統考閱卷教師的姓名通知考生，而且考生的成績，有目共睹，也並不憑藉閱卷教師的好惡。可是科舉時代是完全不同的。在考試中，錄取的名額，有時只占應考者的十分之一，甚至不足十分之一，這裡就有一個去取的關鍵。一位考生的黜陟，主要憑藉考官的識別，這就不能不使考生對於試官產生一種感激的心情，何況考官在學術上的成就和德業上的資望，更能樹立一種驚心的威信呢。子龍在沒有接觸到道周以前，只是江南的才子，一待接觸以後，他對自己的要求提高了，他不僅在詩文方面要求提高自己，而且無形之中更期望自己成為一位不屈不撓，以國事為己任的人才。當然，子龍並沒有完成自己提出的使命，我們不妨問一下，從歷史的長河看，有幾位能完成這個使命呢？我們有責任提高對於自己的要求，而對於歷史人物必須更多地了解他的時代。
事實上，一切都在發展變化之中，不僅在明代，在任何時代都是這樣的。有的是在向好的方面轉化，有的也在向壞的方面轉化。當然有的是顯見向壞的方向轉化而其實是向好的方面；有的是顯然向好的方面轉化而其實是向壞的方面。在當時可能還不覺得，但是正在不斷地轉化。這一切都需要我們不斷地觀察、認識，和在文字中敘述和提出。
思宗是身見宦官之禍的，所以即位之初，隨即召回派出京外的宦官，他指出要把政權、軍權交給負責的官吏。這是好事。但是即位以後，不到四五年的時間，他看到文武大臣，很少能把自己的責任切實負擔起來，甚至賄賂公行，貽害國家。賄賂公行不是沒有起因的，首先是待遇的微薄。物質刺激對於人類有一定的市場，儘管有人是經得起考驗的，但是這只是個別的，從大多數人看問題，物質刺激還有它的意義。此外，我們也得看到明政權的統治已經二百六十多年了。在中國歷史里，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時代，一切因襲的不良因素都因時代的漫長而增加了消極作用，終於為甲申之變埋下了必然的種子。
崇禎四年九月，思宗又來一次變革。這一次是大踏步向右轉。他看到廷臣各立門戶，兵敗餉絀，不能贊一策，乃思復用宦官，這就決定派王應朝監視關、寧（山海關和寧遠），又遣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監視軍馬。他派遣張彝憲鉤校戶、工二部出入，特別為他建立衙署，稱為戶工總理。不僅如此，他因為群臣有結黨營私、弄權納賄的行為，更加強了偵察、揭發的行動，因此在不知不覺中，建立了特務的機構，皇帝自己也就成為特務的頭頭。這樣的行動，一直演變到北京的陷落。
思宗對於內閣大臣，一向是重視的，對於他們都稱為「先生」。先生是應當重視的，但是時代正在激變，內閣大臣掌握著大權，因此為廣大官員所矚目，無形地成為糖衣炮彈的活靶子。首相周延儒是狀元宰相，拉攏溫體仁入閣，倚體仁為心腹，可是體仁也正在伺候他的罪狀，準備取而代之。崇禎六年刑科給事中陳贊化劾大學士周延儒，大旨說：「前中書舍人吳之瑞條議鹽政，奸商徐一清賄之瑞三千金，延儒萬金，遊客李元功亦五千金。元功系書役，結納延儒，納賂招權。臣鄉湖廣副使張鳳翼前於崇禎四年夏述延儒語：『去輔李標，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上遂改留。余有回天之力，看來今上是羲皇上人。』此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
這一來狠狠地觸動了思宗。「什麼是羲皇上人？」思宗責問延儒，延儒也不敢說。這就造成崇禎六年延儒解除首輔職務的張本；同樣地也激成了溫體仁和復社中人的對立，因為延儒通過他的外甥吳昌時是和復社有淵源的。
「羲皇上人」語出於陶淵明的自稱，可是周延儒用以直指思宗，當然賦予了另一種意義。用現代的語言講，就是「老天真」。我們考慮到思宗的行動，可以理解這個名詞的確切。正因為思宗是「老天真」，因此他表現得一邊是憂國憂民，可是他又是急躁、簡單，不考慮到自己語言、行動的後果，終於結束了明代的統治。儘管他自稱「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其實當時大小群臣，其中有賢有不肖，不儘是亡國之臣；而思宗的操切，確實是亡國之君。
從另外一邊看，我們也會見到陳子龍在他早年只是一位才子。才子總有他那放蕩不羈的一面。《華亭縣誌》記載他的軼事：
陳臥子負海內重名，柳如是欲委身焉，從盛澤至松，屢以刺謁，自稱女弟。陳嚴正不易近，因轉屬於虞山錢蒙叟。
這樣的敘述把子龍寫成一位當時的柳下惠，其實不是，也不必諱。因為青年時代的陳子龍只是一位才子，才子當然有才子的行徑。在他集中留下兩首律詩：
秋夕沈雨偕燕友讓木集楊姬館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餘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飲也（二首）
一夜淒風到綺疏，孤燈灩灩帳還虛。
冷蛩啼雨停聲後，寒蕊浮香見影初。
有藥未能仙弄玉，無情何得病相如。
人間愁緒知多少，偏入秋來遣示余。
兩處傷心一種憐，滿城風雨妒嬋娟。
已驚妖夢疑鸚鵡，莫遣離魂近杜鵑。
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淚玉田田。
無愁情盡陳王賦，曾到西陵泣翠鈿。
楊姬就是柳如是，所謂「從盛澤至松」，其實是她的行蹤，所謂館中，實際上是妓院，子龍和她的往來是密切的，攜友群集，正見到子龍和如是關係之深。這裡很可能因為子龍雖是官宦世家，其實家境不夠寬綽，最後如是竟委身於錢謙益。當然這種情況在那個時代只是一件尋常的事情，無庸諱，也不必諱。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行為標準，這是我們應當知道的。
自從子龍中了進士，接受黃道周的薰陶和認識時代的艱危以後，他變了，成為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人物。人和一般的動物不同，就在於他能接受環境給他的啟示。子龍在應試進士的當中，幾次經過江南到北京的交通要道，他看到民生的疾苦。
小車行
小車班班黃塵晚，夫為推，妻為挽。出門茫然何所之，青青者榆療我飢，願得樂土共哺糜。風吹黃蒿，望見垣堵，中有主人當飼汝。叩門無人室無釜，躑躅空巷淚如雨。
這不是江南的才子詩，而是漢樂府留下的沉痛傷心的呼號。子龍看到時局的艱危和人民的疾苦。這樣的認識把他提高到一般文人以上，但是這還不能保證他能超出自古以來憂國憂民的志士。真正使他有所提高，有所拔出的，應當從他和黃道周的認識開始。
明代在學識和事功方面卓有成就的人，雖然很多被人家遺忘了，但是卓有成就的人是不亞於任何一個時代的。17世紀前期，這些人物之中，特別突出的是二周，劉宗周和黃道周。在子龍的一生中，他和宗周的接觸比較略少，可是在這次會試以後，他和道周的師生關係突出了。這不一定是由於考試，因為上面還有主考和兩位副主考，他們的社會地位比道周高得多，但是在子龍的記載里很少提到他們，所以他和道周的契合，主要是由於精神上的感召。當時的子龍在江南一帶已經是有名的才子，要是道周在道義方面沒有具體的成就是不可能使他折服的。
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啟二年進士，為經筵展書官。經筵的次數，本來是不多的，熹宗的時候，儘管名義上有這樣的一件事，其實皇帝御座之前，照例垂下帷幕，皇帝並不一定在場，可是經筵侍立的官吏們照例分列兩旁，恭陪御座。展書官更苦了，按照舊例，他得跪在殿上，向前挪動，然後再把書籍展開。這是故事。可是道周感到這樣太委屈了。他侍立在那裡，待到展書的時候，從容步進，完成展書的任務。那位有名的「廠臣」魏忠賢瞪著兩眼，可是道周依然從容地退立，一些也不感到不安。不久以後，他因為母親去世，回籍丁憂。崇禎二年起用，官至右中允。崇禎五年，因病請求回籍養病，臨行上疏，他說：
……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寧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為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搢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唯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圍，而謂浚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眾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淳大之時矣。
這裡所說的「凌城」，指大渡河、小凌河築城之事，所說的「島眾」，指皮島毛文龍餘部的安插，在崇禎初年是兩件眾說紛紜的大事。思宗不願看到的是他的「葛藤終年」「株連四起」兩句，因此責令道周明白回奏。道周再一次上疏：
……邇來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為陛下邊疆，乃為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為陛下科場，乃為讎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為；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搢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即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
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鰍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者必嗜利之臣，以棰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為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為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
道周這一道奏摺，矛頭所向是當時的內閣大臣周延儒、溫體仁。他認為他們「目營心計，無一實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這樣的批評，實在是最恰當的。在這兩人之中，又有一些區別。周延儒的用心比較寬厚，但是貪污狼藉，無可諱言；體仁的為人，操守上沒有問題，但是對人則打擊報復，無所不至。因為他們同樣不是為的國家前途，憑著這一點共同之處，所以最初可以合作；而由於他們的主張不能一致，所以最後必然要分道揚鑣，這是他們的人生態度所決定的。
他們都是內閣大臣，都擔任過首輔，但是都沒有把國家的重任完全擔負起來。這件事能責怪他們嗎？不能，因為這是明朝的政治制度所決定的。明太祖開國，是有左、右丞相的，其後殺的殺了，逼死的逼死了，他沒有丞相，自稱把行政大權分給六部，其實用人行政的大權，不是六部掌握得了的，一切都在皇帝自己的手裡，他是自己的首相。這樣的作風，由成祖繼承著。那時已經出現了學士和大學士，他們的職責，主要是為皇帝撰擬詔旨，是皇帝的秘書，沒有實權。後來的皇帝不一定都能切實地擔負起掌握政權的工作，因此在不知不覺中，政權就旁落到首輔大學士手裡。是不是大學士確實能掌握大權呢？也不一定。大學士只能擬旨，在這道擬定的上諭呈上以後，是否恰當，還得由皇上批紅。當然，皇帝不一定都親自批示，於是政權就落到太監手裡。這種情況到熹宗時特別嚴重。如今是思宗了，他是一位切實負責的皇帝，可他還很年輕，又受到他的階級意識的限制，他負責不了。在他下面的內閣大臣，誰也負責不了。「羲皇上人」確實是一位羲皇上人，在他手下的大臣固然不肯負責，要負也負不了。周延儒只知弄權納賄，溫體仁只知結黨營私，至於國家大事當然由皇帝自己負責了。
崇禎十年，道周進右諭德，掌司經局。他上疏力辭，自稱有七不如。所謂七不如者是：
品行高峻，卓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潤；犯言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尚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圜土累系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鄤。
這時道周的聲望，已經很高。明代的大學士，本來是皇帝秘書廳的秘書，所以東宮的官員，例如侍讀、侍講、中允、詹事之流，都可以通過會推進入大學士的行列。道周雖然沒有入相，已經具有入相的資望。所以在體仁乞休、張至發為首輔的時候，他們極力阻撓道周，不讓他成為東宮講官。這件事引起項煜、楊廷麟的不平。至發說：「鄭鄤杖母，見於皇上的明旨，道周自稱不如鄭鄤，那怎樣可以輔導東宮呢？」
「鄭鄤杖母」，是崇禎十年轟動北京的事件。鄭鄤，武進人，父鄭振先是相信扶乩的，因此家中供有乩仙。扶乩的時候，有時轉、轉、轉，沙盤裡發現字跡，這當然是乩仙的指示了。在今天我們是不會相信的，但是明代、清代，直至抗戰後期還是有人相信的。明代嚴嵩當國的時候，專權納賄，禍國殃民，倘使搏擊嚴嵩的官員，沒有乩盤的支援，是不會輕易取得勝利的。這位鄭振先也就假借乩盤，在家中主持一切，掌握乩盤的就是鄭鄤。一次，鄭振先和他的老妻吵架，這時鄭鄤掌著乩盤。一陣響動，沙、沙、沙，乩盤裡沙粒在那裡飛轉，以後發現了字跡，要給振先的老妻一頓杖責。無可奈何，這位老太太只有受杖了。杖不一定是鄭鄤執行的，但是操縱乩盤的是鄭鄤，所以「鄭鄤杖母」成為崇禎十年特大的新聞。
黃道周自稱是「不如鄭鄤」。鄭鄤已經是「國人皆曰可殺」，那麼不如鄭鄤又當是怎樣呢？可是道周還在那裡自稱「不如鄭鄤」。重申一句，他說是「文章不如鄭鄤」。
這一宗案件沒有結束，崇禎十一年又發生了用兵部尚書楊嗣昌為大學士的事件。這次廷推的當中，楊嗣昌和黃道周都預名，這是說他們都是初當選了，可是在思宗做出決定的時候，嗣昌為大學士，道周落選。那時嗣昌的母親初死，嗣昌尚在服中。道周上疏：
……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宣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捶心飲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並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聞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為子者可不父，為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櫱，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張網溢地之談，款市樂天之說，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里。陛下孝治天下，搢紳家庭小小勃豀，猶以法治之，而冒喪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為不可也。
道周這一道奏疏，持論是和當時的倫理要求完全符合；但是由道周上疏，是非常不合策略的。因為道周和嗣昌同時被推，用了嗣昌不用道周，這一道奏疏必然引起思宗的猜疑，認為是由於沒有進用，因此對於嗣昌肆行攻擊。當然這不是道周的本意，但是道周有責任慎重思考，以免引起思宗的猜疑。
七月五日思宗召集內閣及各部大臣於平台，道周也參與了。思宗和大臣們談了一些事務以後，停了一下，問道周道：「凡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慾。你連上三疏都在廷對不用之時，果無所為嗎？」
道周說：「臣三疏都為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為。」
「那為什麼不早說？」思宗說。
「先時猶可不說，至簡用後不說，更無可說之日。」道周說。
「清固然是美德，」思宗說，「但不可傲物遂非。唯有伯夷才可以稱為聖之清，至於小廉曲謹，那只是廉，不是清。」
這個時候，思宗和道周，進行不止一次的辯駁。道周更激動了，他說：「唯有孝悌之人才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悌者既然沒有根本，更談不上枝葉。」
一切議論都落到兵部尚書楊嗣昌身上。嗣昌身丁母憂，不但不解職奔喪，反而進用為大學士，因此成為當時朝廷公論的目標。這一次他也與會，實在按捺不住了。
「臣不生於空桑，豈不知有父母，」他說，「但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的關係是超越父子關係的。何況在東周列國的時代，可以去此適彼。現在是一統的時代，君臣的關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但是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在君臣、父子之間，實在也無法偏重。臣已經四次上疏，力辭大學士之命；原希望群臣之中，有劉定之、羅倫這一輩，為臣代請，使臣得遂奔喪守制之請。可是一到京師，只聽到黃道周人品學問，為一代宗師，沒有想到他竟自稱不如鄭鄤。」
「是啊，」思宗說，「我正要問。」他再一次和道周說：「古人心無所為，今則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為一教，今則直附於聖經賢說中，關係世道人心更大。還有你說不如鄭鄤，這是什麼意思？」
道周說：「匡章見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說的是文章不如鄭鄤。」
在這中間，思宗和道周辯論的地方更多、更煩碎。平台接見，幾乎成了他們二人交鋒的陣地。
思宗非常慍怒，暴風雨就要來了，但是由於道周是一位深負眾望的名臣，他還是控制著，最後說出：「少正卯當時也是聞人，可是由於他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辨，順非而澤，記丑而博，不免聖人之誅。現在這樣的人正有。」
道周看到這是對於自己的威脅，但是他毅然地說：「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沒有一毫的私念。」
這樣的頂撞，激起了思宗的憤怒，但是他還是極力地克制自己。過了一陣，他說：「出去候旨。」
「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道周說。
道周毅然地退出，等待思宗的譴責。
這是一場暴風雨，道周準備接受皇帝的處分，可是思宗也知道他是一名不怕死的侍臣。經過鄭重考慮，最後決定把他連貶六級，降為江西按察司照磨。思宗在史家的評論中，是以操切著名的，但是他對於黃道周的處理，不能稱為操切。
道周已經獲得連降六級的處分，但是他總覺得鄭鄤的處分太嚴重了，也還想為他申辯。這個主張他提出來和陳子龍商量。
子龍對於鄭鄤理解得更深刻。他知道鄭鄤的文章雖好，可是人品很差，一般人對他也不諒解。當日和他的交往本來是一件錯誤，目前只有把他拋棄以免造成更大的損失。經過這一場申說，道周也就不再追問了。
獄中的鄭鄤對於子龍這一番的議論是知道的。原來他把一線希望寄托在道周的申救方面。他知道這個希望是渺茫的，但是希望究竟是希望，可是由於子龍的進言，道周撒手不問了。希望的破滅，完全出於子龍的對策。鄭鄤由絕望轉變為憤恨，再由憤恨轉變為仇視。他下定決心，要把子龍拖下水。他的陰險的策略正好證明了子龍認識的正確。
明末的北京是一個特務橫行的城市。總機關是東廠，東廠的偵騎布滿在這個城市裡，最後都歸結到當時的皇帝。皇帝是一位多面性的領導者，他處理國家大事，同時他也掌握當時的特務。這是思宗中期以後人所共知的現實。鄭鄤知道這個現實，因此他就決定沿著這條線索進行對於子龍的陷害。他的主要策略是自己既然要死，他決不讓陳子龍獨活。他有的是文采，因此他寫成文章，特別提到平生交遊之中，唯有子龍是一位能救人急難的義士，對於任何陷入困境的人才，無不急予營救。即如他鄭鄤這樣一個身犯不測之罪的人，子龍也是竭力相助。寫了文章還不算，他把這一篇得意之作，刻了板，在北京市區廣泛流傳。當然鄭鄤自己也並不望生還，他所希望的是子龍也會以殉葬的資格和他同歸於盡。事實上，這篇文章要是落到思宗手裡，子龍的前途是可以預料的。
北京偵緝的機構是東廠，可是還有逮捕的機構錦衣衛。所幸錦衣衛的負責人吳夢明和子龍是朋友，他看到了這個文件，立即吩咐部下把全部材料急予銷毀，子龍才算幸免於難。至於鄭鄤，他還得在監獄裡蹲著，直到崇禎十二年八月由思宗下令在北京磔成一百多塊。據說當時的藥鋪工作人員都在那裡伺候著，準備收取鄭鄤的殘骸作為藥物。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子龍在殿試中，只考得一個三等。三等的人才，照例是分配各部或各省的。子龍先到刑部實習三個月，重行分配，指定到廣東惠州擔任審判工作。離開北京，到達瀛洲以後，他得到繼母唐宜人的訃聞，立即請假回家治喪。
回到松江以後，子龍和朋友們把南園這一座達官貴人的別墅轉變成一座出版的機構。他和他的朋友宋徵璧、徐孚遠、李雯等一道工作，首先出版了一部五百卷的《皇明經世文編》。從這部書的目錄，我們看到三十一歲的青年，要完成這樣一部著作，要花費多大的精力。
子龍在序中自言：
明興二百七十年，海內治平，駕周漂漢，賢才輩生，勛在竹帛，而遺文緒論，未有統匯，散於江海。蓋有三患焉，一曰朝無良史，二曰國無世家，三曰士無實學。
夫金匱之藏，非遠臣所知，然有大纂修，莫不載在方策。永樂中命閣臣士奇等輯《名臣奏議》，蓋前代綦備矣。昭代之文至今闕焉。章奏貯諸省中以待纂集，幸無蠹敗，率割裂其義，不足觀。又古者大臣沒，或求其遺書，副在太史，今無有也。漢之武、宣，及隋、唐之盛，遣使四出，懸金購書，今無有也。欲不散佚，安可得哉。故曰朝無良史。
六季以前無論矣，唐宋以科舉取士，而世家鼎族相望於朝，家集宗功，藏之祖廟。今者貴仕多寒酸，公卿鮮賢胤，至有給簡策於爨婢，易緗素於市兒者，即欲搜討文獻，微矣。故曰國無世家。
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擷華而捨實，夫抱殘守缺，則訓詁之文，充株不厭。尋聲設色，則雕繪之作，永日以思。至於時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苟能訪求其書者蓋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絀，故曰士無實學。
積此三患，故成書也難。
夫孔子觀於周，蕭相收於秦，大率皆天下要書，足以資世用者。嘉謨令典，通今者之龜鑑，謀國者之兵衛也。失今不採集，更數十年，亡散益甚，後死者之責，其曷諉焉。予自幼讀書，不好章句，喜論當世之故，時從父老談名公偉人之跡，至於忘寢。及長而北之燕趙之郊，游京師，凡諸司之所長，軒之所及，見其人未嘗不問，讀其書未嘗不藏，雖苦蹇陋，多所忘，然布諸載籍者概可見。廬居之暇，因相簡輯。徐子、宋子皆海內英俊，予所稟則以幸厥成者也。雖掛漏缺失，不敢當託言之義，使權家尚其謀，儒家守其典，史家廣其事，或有取焉爾。
或曰：昔漢東平王求太史公書，而大臣以為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地形阨塞在焉，不宜賜諸侯王。今此書多議兵食，論形勢，國之大計，何以示人？余曰，不然。祖宗立國，規模宏遠，先朝大臣，學術醇正，非有縱橫奇詭之論也。夫王業之深淺，觀於人才之盛衰，我明既代有翊運輔世之臣，而主上傍求俊乂，用人如江湖，則是編也，豈唯益智，其以教忠哉。
這是一部五百〇四卷、一萬多頁的大書，搜集明代五百家的作品。全書範圍包括兵餉、馬政、邊防、邊情、火器、貢市、番舶、災荒、農事、治河、水利、海運、漕運、財政、鹽法、刑法、錢法、鈔法、稅法、役法、科舉等各個方面。這裡很清楚地看到，子龍已經不是一位尋常的文士，他那些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議論早已不再提及了。他的期望只是如何能為那個動亂的時代服務。那麼，他早年推崇前後七子的主張是不是事實呢？是事實，但是現在他變了。在他三十歲的時候，他更了解他的時代，因此他不再是一位普通的文士，而是認識時代，決心為時代出力的志士了。什麼秦漢派、唐宋派的理論，多半是文學史家的囈語，他們只理解分類歸檔，並沒有理解那個時代的呼聲。
次年是崇禎十二年己卯，子龍仍在松江南園，進行讀書編輯的工作。《皇明經世文編》是一部浩繁的著作，那時雖然活字排印的辦法已經發明了好幾個世紀了，但是出版事業依然是用板刻，《經世文編》總共一萬多頁，單就儲藏木版計算，要多到一座房子，可是子龍認定人民的生活主要還得依靠農業，這就使他想起了徐光啟。
徐光啟是明末的第一位思想家，在介紹西方學術思想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通天文、歷算、火器、兵械、鹽策、水利、農政，崇禎五年入相，那時正是周延儒、溫體仁當權的時候，可是光啟已經老了，不能有所建白，次年十月，年六十九歲卒。《皇明經世文編》錄存《徐文定公集》六卷，是全書中特別受重視的著作。他的《農政全書》，當時沒有定稿。子龍看到這部著作的重要性，他說：「故相徐文定公負經世之學，首欲明農，裒古今田裡溝洫之制，黍稷桑麻之宜，下至於蔬果漁牧之利，以荒政終焉。有草稿數十卷藏於家，未成書也。予從其孫得之，慨然以富國化民之本在是，遂刪其繁蕪，補其闕略，粲然備矣。」從這些言論里，我們看得很清楚，子龍的目光，主要在於怎樣對國家做出一定的貢獻。當然，他為階級意識所限制，實際上還是落眼於為這個時期的統治階級服務。他所重視的是怎樣安定人民的生活，從而維持這個國家的機構，他不可能理解這個王朝已經面臨了崩潰的局勢。
早在崇禎十一年，建州的侵略者已經闖入了青山口，這一次的來勢很猛，建州的兵士和蒙古的兵士一齊來了，經過三日的急行軍到達密雲。薊遼總督吳阿衡是負責這一帶防務的，可是由於他早一天正在監視太監酆希詔那裡祝壽，沒有準備，醉夢糊塗地和敵人作戰，在戰爭中犧牲了。侵略者的大軍，繼續不斷地南下。
北京又一次準備防禦戰了。宣大總督盧象昇，率領總兵楊國柱、虎大威的軍隊進入易縣，自己直進北京陛見。
思宗召集文武大臣到武英殿商討對策。
「你的方略是怎樣的？」思宗問。
「皇上命臣象昇督師，」象昇說，「臣象昇的主張是和敵人作戰。」
當時北京城裡已經透出消息，皇上是不主張開戰的。事實也是這樣。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軍的大部分在黃河以南縱橫掃蕩，朝廷的軍隊正在抵擋他們。現在建州的大隊人馬又衝破長城，撲向北京了。事實上，這裡存在著一個安內攘外問題。是先安內，還是先攘外？三百年以後的問題，在思宗的頭腦里正在提出。明代統治者和起義的農民軍，是沒有調和餘地的，可是他們雙方和建州統治者同樣也沒有調和的餘地。起義軍和建州是不可能有任何聯繫的，但是在作戰方面，意外地起了遙遙相應的作用。朝廷軍隊調到河南、陝西，鎮壓起義軍的時候，建州即乘虛而入，同樣地在朝廷軍隊調到河北抵抗建州侵略軍的時候，農民起義軍也大力發展。擺在思宗面前的正是這個問題。內閣大學士同時負責兵部工作的楊嗣昌正在隱隱地考慮是不是可以先行安內而後攘外，這就是說和建州統治者先來一個妥協，以全力對付農民起義的軍隊。他的這個主張也正在對思宗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在武英殿開始討論的時候，盧象昇直接提出對建州作戰，這就使得思宗很震動，只是支吾著說：「朝廷從來沒有談到招撫的計劃，這只是外邊的謠傳。」
象昇繼續著說下去：「敵人進攻的策略，必須著著防備。他們可以直趨昌平，驚動祖宗的陵寢，搖惑人心，這是可慮的第一點。他們也可以直撲北京，動搖國家的根本，這是第二點。即使不能直趨京都，也可猛撲畿南，分攻各府，斷我糧道，這是第三點。我軍集中抵抗，作戰只能限於一點，勢必不能兼顧；分兵四應，那時兵力既經分散，勝利沒有把握。兵少則不備，食少則生亂，這些都不能不有所準備。」
思宗聽到象昇的陳述，覺得很滿意，吩咐他和管理兵部的楊嗣昌討論。
在象昇和嗣昌討論的中間，象昇一力主戰，嗣昌無從置議，只有吩咐他切勿浪戰。象昇和他道別以後，自己驟馬回到昌平。
象昇部下三萬人扼守昌平，這時建州部隊不斷地南下，要進行阻擊，已經很困難了。象昇下令部下諸將，各選精兵，在十月十五夜兵分四路，直襲敵營。這是一次決死的戰爭，約定刀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違令者斬。
軍令由總督下了。但是總督之外還有總監，這時高起潛正以內監的身份，在前敵監軍，他的地位實際在總督之上。起潛給象昇去信說：「只聽到裴度以雪夜破蔡州，沒有聽說月夜出兵。還有，既然說是襲擊，這隻要用部分軍隊，沒有調遣大軍進行襲擊的道理。」
象昇的主張，由起潛給以全面的駁回。一次又一次的阻撓，象昇竟無法進行作戰，最後只能仍請嗣昌決定。象昇提出分兵的方案。這就決定以山海關、寧遠的軍隊，由高起潛指揮，山西、宣化、大同的軍隊由象昇指揮。象昇在名義上是總督全部兵馬，實際上不足兩萬人。
楊嗣昌正在暗中摸索一條和建州媾和的道路。事情是由瞎子遼東人周元忠暗中進行的。元忠能算命，能卜卦，在建州部隊中有一些熟識的人物，嗣昌正利用這條不易為人注意的線索，進行摸底的任務，事情由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進行，但在當時的北京，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
楊嗣昌來到象昇大營。象昇提起他的表字，和他說：「文弱，城下之盟，春秋恥之，這句話，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北京城中，口舌如鋒，稍有不慎，袁崇煥之禍，是不會倖免的。」
這一說，嗣昌臉都漲紅了，他說：「你這一講，簡直是要我吃尚方寶劍了。」
「不，」象昇說，「我既不奔喪，又不能作戰，吃尚方寶劍的是我，不是你。」
這一次會議是沒有結果的。建州大軍不斷南下。象昇由涿州進據保定，命令諸將分道出師。嗣昌認為象昇破壞了他向建州求和的計劃，提出革去了象昇的兵部尚書虛銜，改為侍郎。不僅如此，他又藉口雲中、山西的邊防緊急，由王朴把山西兵調出，象昇的兩萬軍隊，經過又一度的削弱，只能再向河北的南三府：大名、廣平、順德靠攏。這是象昇早年擔任過地方官的所在，他的人緣極好。當地的父老到大營和他說起：「天下洶洶已經十年，總督出兵，萬死不顧一生，可是奸臣在內，孤忠見嫉，不如退兵廣平、順德，號召義兵，一呼而起，十萬可得。比孤軍作戰，要好得多了。」
人民愛戴的熱忱，更激動了象昇，他的熱淚從眼睛裡流出，他說：「父老們的熱情，我是非常感激的。自從我出兵以來，大小數十百戰，從來沒有敗陣。可是現在手下的軍隊，經過一再分兵，只剩得五千人，事由中制，食盡力窮，我的死日就在旦夕之間，更不需要再累父老兄弟了。」人民只有把自己帶來的糧食留下，沒有糧食的留下了一升紅棗。他們說：「紅棗煮了，同樣也能充飢。」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象昇的軍隊到達鉅鹿賈莊。高起潛的關寧兵在雞澤，相距不足五十里。象昇遣參贊楊廷麟乞援，起潛不應。象昇至蒿水橋，遇建州兵。象昇居中，虎大威將左，楊國柱將右。第二天的早晨，戰爭開始，直至下午。象昇這一仗，呼聲動天，炮盡矢窮，象昇身中三刀四箭，他終於倒下了。大威、國柱突圍出走。
這一場的血戰是崇禎年間畿南的一次大仗。在這裡我們看到象昇的孤忠、楊嗣昌的首鼠兩端和高起潛的擁兵不戰。盧象昇是死了，他的死是死於敵人，同樣地也是死於舉棋不定的思宗、心懷兩端的楊嗣昌和擁兵自衛的高起潛。但是從我們今天的認識看，盧象昇所考慮的主要還是與其以引兵撤退的罪名，受到斬首的處分，不如一戰而死，流芳千古。我們以唐代的封常清和盧象昇相比，總覺得封常清是不可多得的。
象昇的敗沒，在北京城內引起極大的震動，同樣地也影響松江城南的陳子龍。他那首《吊盧司馬》是崇禎十二年的作品：
司馬磊落姿，少小尚奇節。勁翮思風雲，潛心訪英傑。天性能挽強，奔騰駭超忽。初鎮大河北，千里靜車轍。秦盜走荊襄，南征氣勇決。倚劍開煙塵，彎弓殪饕餮。每率百死士，當陣自排抉。跳蕩賊壘穿，弗使鋒刃缺。遊魂阻蒙茸，逆徒誡馳突。天子顧北門，五原新秉鉞。雄風振雲沙，憤氣視遼碣。三年漢月高，兩載胡塵歇。欃槍纏薊丘，公又在繯經。強起護諸軍，赫赫專九伐。豈無推轂儀，恐有當肘掣。令多不易遵，將驕誰能罰。倉卒重圍間，矢盡弦亦絕。當免文吏議，難為世人說。吁嗟鉅鹿下，千秋轉嗚咽。生平有十驥（自註：上所賜及公自購馬共十，名千里雪、五明驥、玉頂赤、桃花驄、豹花驄、紫騮、銀青、燕色駒、赭白、菊花青。公有《十驥詠》），安忍事胡羯。尚思戰場利，誰留春草齙？部曲既飄零，參佐半摧折。惆悵李蔡封，隱忍劉琨沒。蕭條烈士希，成敗安可設。
從這首詩里，我們看到明朝末年兩面作戰的艱苦，同樣地也看到盧象昇在戰爭中受到的牽掣。「豈無推轂儀，恐有當肘掣」，這就把象昇左支右絀的情況，婉轉透出。這是從杜甫《八哀》詩脫胎的。
崇禎十二年正月，建州兵破濟南，執德王，把在濟南的許多郡王殺了。事前山東巡撫顏繼祖奉命移德州，可是巡按和布政使、大小官吏，除個別以外，全部被殺。思宗下決心和建州作戰，調洪承疇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孫傳庭仍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山東、河北軍務。在建州和農民軍雙方壓迫下，由於盧象昇敗沒，明王朝下定決心把重點移向對建州的作戰，把對農民軍的戰爭移到第二位。八月，洪承疇出山海關，至中前所，舉吳三桂訓練軍隊。十一月，以吳三桂為遼東總兵官，團練寧遠軍馬。戰爭的空氣又緊張起來。建州的部署是準備進攻錦州。崇禎十三年三月，洪承疇調祖大壽、吳三桂、劉肇基控扼錦州。兩方的軍隊圍繞著錦州布置起來。
對於張獻忠的作戰，這時在左良玉的進攻下，也獲得一次勝利，這就是所謂的瑪瑙山之捷。獻忠精銳俱盡，只剩得一千多人，直走興山、歸州山中，以後再進入興安、房縣一帶，正是深山老林，朝廷的軍隊，不敢深入，獻忠就在這裡重行集合起來。
在北京城裡，圍繞著黃道周的問題，又發生了一次騷動。道周降到江西布政司都事。這本是安置閒散人員的一種虛銜，因此道周竟沒有到任，問題本來不大。可是江西巡撫解學龍把道周著實表揚了一番，向思宗提名推薦。這正是在創疤上撒鹽，給思宗以非常強烈的刺激。上諭下來了：「道周黨邪亂政，學龍抗藐，著除名廷杖，下刑部獄。」這是崇禎十三年四月的事。八月間，他們解到北京。戶部主事葉廷秀請求寬道周獄，忤旨，廷杖一百，除名。思宗的作風，一直都是雷厲風行的。
這一年道周被逮道過淮南時，子龍母喪已除，正準備進京呈請起復，聽到道周被逮的消息，到達北京寓所以後，他立即請求當局，為國家惜此人才，可是到處碰釘子。大家皺著眉頭，認為朝廷意圖，無法猜測，冒昧進言，可能反而對於道周不利。
子龍也知道大官們閱歷多了，維護著頭上的一頂烏紗帽，未必願意多話，正如唐代詩人韓愈在《石鼓歌》里所說的「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那怎麼辦呢？他想起思宗最近在新科進士之中提拔一些人做了翰林、御史。他想這些人是皇上信任得過的，認為他們沒有偏黨，只要他們提出意見，道周一定可以從寬處分的。他和他們講了，可是他們只是笑笑，沒有做出什麼具體的答覆。
黃道周的得罪，主要由於他反對楊嗣昌的起復。這是在遭父母喪之後，奉旨不奔喪守制的一種特例。楊嗣昌起復了，論他不當起復的人得到處分，在當時的社會裡，都認為這是很不正常的。道周這次提到北京後，子龍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可是於事無補，那他只有上疏，請求准予終養。他提出母喪雖然已除，但是祖母還在，現在父親、母親都去世了，只有請求准予回籍，奉養祖母。當然，這是疏中的語言，他的本意是諷刺楊嗣昌的不能奔喪守制。這道奏疏上去以後，通政司的負責人說：既要奉養，那就不用進京；既經進京，也就談不到奉養。通政司是負責把這些奏疏上呈皇上的，既然他們拒絕上呈，子龍只有就選了。這一次的分配是浙江省紹興府的推官，這是說到那裡去當司法官了。浙江距松江不遠，在分配的時候，多少還有一些照顧的意思。
子龍南歸了，在他到達邵伯驛的時候，遇到道周。他們正在談論京中的情況，可是京中的校尉正在催促上道，子龍無法，只有向道周道別。後來他有《寄獻石齋先生五首》，其中一首，敘述這次的會見。
烈風蕭條吹百羽，朱鳳葳蕤適南土。羅畢如雲不見天，秦人高歌楚人舞。出門不向妻子辭，八尺銀璫五色組。虎鬚校尉紅錦裘，峨舸大艑下江州。蛟龍娟娟碧沙靜，日月冥冥青楓秋。赭衣墨幘安魚服，予亦相逢淮水曲。京華時事不足論，慘澹相看日彌促。鐮刀誰留門外蘭，庖廚肯恕山中鹿。可憐舉世學浮沉，燭龍回照杳難尋。蒼茫不解時人意，慰藉還憑明主心。我有短札置懷袖，安能一矢千黃金。平生風義慚師友，陳蔡相從但鼓琴。（自註：庚辰秋師被逮至淮南，予遇之。）
子龍匆匆間回到松江，遇到張溥。他們談到道周這一次進京，很可能受到廷杖。
子龍說：「石齋先生本來很清瘦，道途跋涉，再受到一次處分，情況真是不堪設想。」
「是這樣的，」張溥說，「可是還有辦法可想。大不了我破家輸資，總還能為石齋留下一條性命。」
張溥怎樣為道周處分這件事的，沒有留下記載來。我們只知道孫承澤曾和錦衣衛指揮駱養性談起。養性說：「執行廷杖的時候，總是有辦法的。要是黃先生在廷杖中死了，我算什麼人呢！」廷杖也和當時一般的笞刑一樣，在執行當中，有一定的竅門。有些人打得皮開肉綻，其實並沒有損傷內部組織，經過一定的調養以後，受杖的依然可以恢復原狀；有些人即使表皮上看不到傷痕，可是損傷肌理，影響內臟，甚至可以當場殞命。這一切都和執行者的內心活動有一定的關係。
這五首詩中的另外一首又說：
閶闔門開翡翠城，鳳凰十二相和鳴。碧血一灑玉階裂，驚雷急電何時平。門生往往自引匿，故吏不復來通名。賈彪奔走何側促，曹鸞上書翻桎梏（自註：謂葉、塗諸公也）。鉤連幾作甘陵部，相將同入黃門獄。緋衣獄吏行生風，黃封小匣排當中。更番榜掠不知數，但稱汝罪如山崇。小臣萬死不足惜，聖德如天輝簡策。帶血晨興寫《孝經》，和枷夜臥編《周易》。爰書一旦出風塵，薄譴由來湘水濱。萬里同聲頌明主，海內相看似古人。（自註：辛巳師自詔獄得論戍）
道周下獄時，不僅連累了江西巡撫解學龍，一同下獄，同時也連累了其他申救的官員。最後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塗仲吉提請申救，他們也一同下獄了。注中所言葉、塗諸公者指此。刑部尚書李覺斯擬定兩人罪狀，發煙瘴地區充軍。思宗認為處分太輕，把覺斯的官也罷免了，由新任刑部尚書劉澤深判罪。澤深提出的處分意見，依然是發煙瘴地區充軍。
思宗很愕然地問道：「為什麼？」
澤深說：「學龍和道周的罪名，到煙瘴地區充軍，足夠了。再重一些便得處死。可是本朝從來沒有因為建言處死的前例。道周沒有封疆、貪酷的大罪，而有建言被殺的美名。從道周說這不是壞事，可是從皇上說，不是寬大的盛德。皇上所不願的是百官的結黨營私，可是道周的所作所為，只是托諸空言，即有一二知交，先後已經罷斥，沒有什麼需要從重處分的。皇上對於道周，並沒有任何大恨，萬一聖意轉圜，恐怕悔之無及了。」
經過這一番討論，最後決定由道周永戍廣西。當他在獄中的時候，他每天在那裡誦讀《周易》，抄寫《孝經》，一切都很正常，正如詩中所說的。
是什麼使得思宗這樣地深恨道周呢？主要還是由於道周和楊嗣昌的對立。嗣昌在那裡考慮如何解決朝廷和建州、農民軍的三角鬥爭的問題，他的後台是思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