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龍及其時代 · 第四章 火花的綻發
明代中舉是一件大事，這是進入仕途的第一步。明代初期，入仕有三條路：吏員、舉人、進士，以進士為最貴。到了後期，吏員入仕這一條路是堵塞了，主要的通途是進士，但是進士必須由舉人出身，所以中舉還是件大事。錄取舉人，便得進京投考。陳子龍、夏允彝是同鄉又是同科舉人，所以崇禎三年（1630），他們一同進京，參加進士的考試。
熹宗死了，繼承這個重任的是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檢，史家稱為思宗。思宗生於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即1611年1月，天啟七年八月即位，實際上他還不足十七歲。這個龐大帝國的重任，連帶東北的戰爭、西南的叛亂、滿朝文武百官的貪污腐化，一切都得由這位年輕人處理。
第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魏忠賢。熹宗末年的詔書，連忠賢的姓名都不提了，動輒自稱「朕與廠臣」，從大學士起沒有一個敢和忠賢對抗的人物。忠鯁的人才是有的，但是屠殺的被屠殺了，退居的被忘卻了，沒有出來做官的有不少的人才還沒有被發現，他們對於國事不是不關心，而是由於沒有掌握政權，無能為力。東林黨其實不是什麼政黨。繼之而起的是復社，確實具有政黨的雛形，但是在組織上很不健全，也沒有取得政黨的地位。因此思宗即位的時候，確實是孤立，孤立到只剩一個孤家寡人的地位。
熹宗去世的時候，魏忠賢和兵部尚書崔呈秀曾經密談，據說呈秀認為時機還沒有成熟，只是搖頭。這才傳信王入宮。宮中的太監多到數萬人，這裡當然有忠賢的心腹，有些雖然還不是心腹，但是準備隨時爭取心腹的地位。所以思宗入宮之初，自己帶了乾糧，準備萬一。這不是思宗的過慮，而是當時客觀的形勢要求。要保證對於國家做一些貢獻，首先必須保證自己的存在；唯有確實認定此路不通以後，才容許對自己做出適當的處置，這是思宗的認識。
思宗即位不久，地位逐步地安定下來，這才做出從容的布置。魏忠賢首先提出請求免去東廠太監的任務，鬥爭開始了。思宗知道這是以退為進的一著，他沒有同意。魏忠賢請求停止為自己建生祠。思宗同意了，但是指出已經建成的一概不動。忠賢的侄兒良卿官至太師，封寧國公；侄孫鵬翼官至少師，封安平伯。至是皆給鐵券。鐵券本來是封建時代君主玩弄大臣的一種工具，在賜券的時候，都是說明「與國同休」，到了必要的時候，要殺的還是照殺不誤。可是在給券的時候，都說是永遠不變，而受券的也經常認為這是一種保險的證件。
十月間巡按直隸御史賈繼春彈劾兵部尚書崔呈秀不忠不孝。這是一個嘗試，思宗親筆批「知道了」。次日兵部武選主事錢元愨上言：
……邇年以來，百辟卿士不媚天子而媚奸臣，至輿廝賤隸，夤緣扳附，立躋顯要，玷列卿行，污濫朝署，常伯有續貂之誚，爛羊興關內之謠，甚非盛世所宜有也。廠臣魏忠賢以梟獍之姿，供綴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權，群小蟻附，勢漸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遍列私人，分踞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輿珍輦寶，藏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動輒傳旨，鉗制百僚，幾如趙高之指鹿為馬；誅鋤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甫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廣開告訐，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鉗吉網。先帝念忠賢有驅使之微勞，聞譽言之日至，豈料其威權趨附之至此。使先帝而早知其橫竊，亦必有以處忠賢矣。即皇上念其勞，貸之不死，宜勒歸私第，散死士，輸蓄藏，使內庭無厝火之憂，外廷無尾大之慮。魏良卿輩既非開國之勛，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污此彝章，速令解組褫紳，長農沒世。至告訐獲賞之張體乾，鍛煉驟貴之楊寰，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長兒之田爾耕，寧國契友之白太始、龔翼明等，凡為爪牙，俱明暴其罪，或殛或放，奸黨肅清，九流澄澈……
這是對於魏忠賢的一道檄文，動員令開始了。
魏忠賢只是一個尋常的地痞惡棍，乘著熹宗的昏庸無知，自己以為大權在握，為所欲為。其實他不知道時代已經變了，要做曹操、朱溫，這是不可能的。宋元理學對於封建王朝已經鑄成了一座鋼鐵的保險柜，所以童昏如宋欽宗、度宗之流，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於動搖。明朝的皇帝，如武宗、穆宗都是昏庸到頂的人，但是也沒有人敢於動搖。甚至元人以外族入主中原，到了漢民族全部奮起、共同給予反擊的時候，還有花雲、王冕這些人在君臣大義的昏聵思想指導下，對統治者效忠。明代的建文帝和成祖的鬥爭，其實只是叔侄間的爭奪，與人民的生活沒有任何聯繫，但是鐵鉉、方孝孺這些人都為之賣命，甚至誅及九族，一些不以為悔。這一切都是宋元理學對於封建王朝的貢獻。
思宗和魏忠賢的鬥爭，經過四個月的醞釀，到十一月初完全揭露。最後以魏忠賢的安置鳳陽而結束。魏忠賢的死黨也被逐步地予以肅清。
魏忠賢的安置鳳陽，只是一句表面化的語言。相傳忠賢到了中途自盡，他臨終的話是：「皇上置我於死地，我是死了，但是最後還是由我置皇上於死地。」
忠賢最親信的死黨是兵部尚書崔呈秀，在熹宗去世的時候，忠賢本來想把皇帝的冠冕奪到手裡，但是呈秀認為即使控制了北京，四方義兵必起，時機還沒有成熟。及至忠賢失敗，呈秀回到故鄉薊州，他把姬妾聚在一處，羅列珍異酒器，開懷暢飲，每飲一杯，隨即擲毀，最後也終於自盡。
魏忠賢及其死黨正被逐一肅清的時候，思宗看到當時在對外戰爭中，最大的禍害在於用太監監軍。當然這是從前代歷史中可以得到的教訓。唐代在討伐安史之亂的時候，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安慶緒於相州，朝廷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其結果造成全面的大崩潰。因此思宗決定撤回各鎮太監。他在詔令中說：
……軍旅國之大事，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人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敢則交諉，力均則相擊，自非審口以期，何繇出令制勝？先帝於宣寧、關薊、寧遠、東江等督撫外，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侵尋滋弊。比來內外督、撫，意見參商，嫌疑萌構，彼此自命，咸稱贅員。得且相蒙，失且相卸，封疆事重，其能堪此！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朕今於各鎮守內臣概撤，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修繕，有事卻敵，俱聽經、督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以藉其口。各內官速馳驛回京，原領在官器械馬匹，如數交督、撫分給諸將以備戰守，開數具奏……
這些措施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選擇內閣成員的時候，卻有了一個特別的辦法。他召集各部大臣，和主管人事的吏科都給事中、河南道御史於乾清宮。皇帝對天拜跪以後，把資望較深的大臣姓名分別開列，逐一卷好，納入金瓶，然後再行拈出，共得四人。這時大臣們指出國事繁重，請求添補人員，結果增補二人，同時授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這就為選定內閣人員，增加了一重宗教儀式的成分，當然是行不通的。但是由一位十七歲的青年決定內閣人選，也實在沒有較好的辦法。封建社會究竟是不夠前進的社會，思宗皇帝只能這樣地選擇人才。
這一年子龍二十歲，他和當時的社會領導階層接觸了。
晚明的東林黨是沒有群眾基礎的，因此實際還夠不上稱為政黨。到天啟末年出現了復社，這才逐步地擴大群眾組織，由一個地點推向全國，在全面鋪開的時候，號稱二萬餘人，有姓名可考的二千餘人。這個團體最初是以太倉州的張溥、張采二人為首的復社，同時並起的有松江府的夏允彝、陳子龍為首的幾社。及至子龍等和兩張結交以後，更擴大了復社的聲勢。他們最初只是談論詩文，其後由詩文聯繫政治。當時的士人，在政治上要取得地位，除了一些歪門邪道以外，主要是由縣學生、府學生（那時都稱為秀才）去應考，考取了就是舉人，然後再由舉人應考，考取了就是進士。由進士出身的，有的入翰林院，有的分發各部，由主事、郎中等逐步向上；有的分發各省，由知縣逐步向上。這裡當然有些人從中央調出各省，也有些人從各省調入中央。總之一切都要從科舉出身。這就和清朝有些不同。清代的官制是由明代演變而來的。明代的內閣還有些實權，清代自雍正以後設軍機處，逐步掌握了全部政權，大學士只成為空銜。咸豐以後，有些文人參加軍事，他們不願用軍銜，由此一部分軍人由武官改為文官。及至捐官的制度出來，只要出錢，幾乎什麼官都可以做。所以清代做官，有文人、武人和捐班三條大路，明代主要只有一條路。這就成為復社的基礎。
子龍和蘇州的楊廷樞、徐汧成了朋友，他的父輩姚希孟、魏浣初、龔立本、文震孟都激賞他的詩文，交相稱譽。次年，他在太倉弇園遇到江西的艾南英，發生了一次有名的爭執。
艾南英，江西臨川人，字千子。當時江西人在八股方面有艾、陳、章、羅四大家，指的是艾南英、陳際泰、章世純、羅萬藻。明代文人主要地分成兩派：一是李（夢陽）何（大復）李（攀龍）王（世貞）主持的秦漢派；一是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茅（坤）主持的唐宋派。前一派號稱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後一派在散文中特別推崇唐宋八大家。其實這兩派都是為八股服務的，而入門的路線完全不同。子龍這時年齡還輕，受王世貞的影響也較大，因此是主張文必秦漢的。這年秋天他和南英會面了。艾南英比子龍年長得多，雖然沒有做官，但是聲名很大，江西四大家的文筆在科場中是到處聞名的。
崇禎元年的秋天，這兩位見面了。他們談到文章。
子龍說：「弇州先生指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句話是完全正確的。」
艾南英是一個有名的大近視眼，那時眼鏡雖然已經輸入中國，但是還沒有通行，他瞪著矇矓的眼梢，才看到這一位二十出頭的青年。他老氣橫秋地說：「什麼？足下說的是秦漢嗎？秦漢的文章有什麼可學的？年輕人，多想一些。不要說秦漢文不足學，就是曹、劉、李、杜的詩，有什麼可學的？」
「那麼北地、濟南兩位老前輩都不足學嗎？」子龍說。
「哈哈，又是北地，又是濟南。這兩位李先生懂得什麼？年輕人還是多想想，不要被他們引錯了路。」
這種教訓的語調正引起子龍的憤慨。
「是呀，是呀，還是千子先生說得正確。」大家說。
子龍已經不能再忍耐了。幸虧他的好友夏允彝也在場，他連忙解圍道：「論理呢，艾老先生是經驗之談，不過要說曹、劉、李、杜都不足學，是不是還可以商量一下？艾老，你看怎樣？」
允彝這一番說，雖然沒有明顯地袒護子龍，但是也給南英一個警告，要是坐在弇園裡菲薄李、何、李、王，那不是指著和尚罵禿驢嗎？
在座的都來打圓場，這一餐就此草草終局，但是事後南英和子龍還是書札往返，辯難不休。事實上這都是文人的意氣用事，文章到了明代，主要的關鍵還在八股方面，南英、子龍，誰也免不了這一道關。一切是為八股服務的，那麼這裡就用不上太多的爭執了。可是從大節看起來，在隆武帝（清代抹殺了這個年號，只稱為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發動抗清戰爭的時候，子龍固然是大節凜然，成為抗清的英烈，南英也從江西前往福州，投奔抗清的中心，終於死在福建。這說明了他們兩人的人生態度基本上還是一致的。可是並不因為基本上的一致而在議論上作一些必要的互相諒解，這是明代文人常有的風氣。
在這一年之初，思宗還抱有奪回遼、沈的雄心，當時的願望是由兩路出兵。一路由山海關、寧遠、錦州向北進軍；一路是由覺華島、蓋套進兵，以登州為後方。四月，命袁崇煥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軍務。軍事重任完全落到崇煥身上。七月，崇煥入都，先奏陳兵事。思宗在平台召見，面加慰勞，問以出兵方略。
「你看建州什麼時候可平？」
「出兵方略，臣在疏中已經奏明。臣受皇上特眷，請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崇煥說。
「好得很，」思宗說，「那時當然不吝封侯之賞。你的子孫也可以實受其福。」說到這裡，中間休息一下，思宗退出。
兵科給事中許譽卿由於本職關係，他問崇煥：「督師說的五年為期，有什麼把握？」
「皇上非常焦急，只能先行安慰一下。」崇煥說。
譽卿吃了一驚。他說：「皇上英明得很，日後按期責效，那怎麼辦？」
崇煥這才知道肯定得太早了，正在打算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他再一次見到思宗。
崇煥說：「遼東事本不易言，皇上既然以此委臣，臣安敢辭難。但是要在五年之內見效，還必須各部共同努力。」
思宗緊接著說：「哪幾部？要做些什麼？」
崇煥屈指說起：「五年之內，戶部要按期給餉，工部要按期給軍械。還有，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遣將，要事事相應，方能有濟。」
思宗同意，隨即傳旨各部，共同協作。
一切都在準備著，但是依然是徒託空言。就在這一個月，寧遠發生了一次兵變。當兵的把巡撫畢自肅抓起來，向他要四個月的兵餉。畢巡撫說早已申請了，戶部還沒有發下來。兵士不管這一些，把畢巡撫、總兵官朱梅和其他一些當官的捆起，用拳頭的用拳頭，用棍棒的用棍棒，把畢巡撫打得滿臉是血。兵備道郭廣新到了，好話說盡，總算把巡撫放出，共同設法，將各衙門的庫底搜空，共得銀二萬兩，再向各家殷實商戶暫借三萬，湊足五萬，這才解決了一場橫禍。
這裡看得清楚，事情是不簡單的。自從萬曆十年神宗親自執政以來，一路拖沓，四十多年了，直到這時，議論多而成功少。國家的艱危，人民的痛苦，不但壞人不管，有時即自詡為清流的好人也不管，所爭的都是閒氣，沒有提出任何值得切實考慮的問題。子龍這時已是復社的一員了，但是復社又解決了什麼問題呢？他們自許為直接東林，有時人家也稱他們為小東林。人數已經上千上萬，儼然是一個政黨了，但是並不代表人民，也沒有為人民說話。即如倪元璐，這是一位老東林黨了，在李自成破北京以後，自殺，大家共稱為忠臣，那時他是戶部尚書，為明王朝又做了些什麼具體工作？崇禎元年，元璐官至侍講，四月請毀《三朝要典》，他說：
……梃擊、紅丸、移宮三議，哄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假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為《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即紛囂，改亦多事，唯有毀之而已。
《三朝要典》的糾紛，直到弘光時候還沒有完全結束。宋人多議論，因以亡國，其實明人之多議論，更遠過於宋人。
明思宗和袁崇煥急於恢復遼瀋，看法是正確的，但是步驟卻沒有站穩。明代的歲入和歲出，常常是一個問題，張居正的嚴考成，施用一條鞭法，其主要目的在於求國家的收支平衡，略有盈餘，所以在他掌握政權之初，甚至如講筵賜宴，都要求節約，他是認識到這一點的。及至神宗親政，他好像有兩本賬，一本是公開的，一本是自備的。他在歲入方面多方注意，但是這本賬始終沒有公開；可是歲出方面，當然是公開的。到魏忠賢專政的時代，國家虧累的問題更嚴重了。崇禎元年，戶部右給事中黃承昊言：「今出數共五百餘萬而歲入不過二三百萬，即登其數，已少百五六十萬，況外解、積欠、黔餉三項，實際歲入僅二百萬耳，戍卒安能無脫巾，而司農安得不仰屋乎？」這不失為有識之言。戍卒脫巾之言，在寧遠已見了，其實這一年的脫巾之變，不僅在寧遠。到十一月里，白水縣王子順合東來逃兵，掠蒲城、韓城之孝童、淄川鎮。在這一年李自成、張獻忠也在陝西吹響了起義的號角。歷史記載說這裡的主力是耿如領導的勤王軍隊，在建州軍隊把他們打敗以後，他們潰散了重行集合，於是發動起義；有的記載又說是在明王朝為了節約開支，裁除驛站，於是失業的驛卒起來造反。造反是真的，但是在政治混亂之中，民不聊生，造反是無罪的。這裡就有一個造反有罪和造反無罪的課題。
政府是建立在人民擁護這個基礎之上的。倘使政府能為人民謀利益，得到人民的擁護，這個政府的存在是有理由的；倘使政府不能為人民謀利益，甚至危害了人民的利益，那麼這個政府就喪失了存在的理由，人民有理由打倒它，重行建立自己的政權。明朝本身就是在這個情況下成立的，但是經過了二百多年的腐蝕，這個政府久已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甚至轉化成為人民的敵人，那麼人民拿起刀槍來推翻它是有充分理由的。
神宗末年，一個弱小的建州衛已經蛻化為一個實力充沛的、發展中的集體，他們發展、壯大，逐步地向四圍擴展，成為一個強悍的滿洲國（崇禎九年前建州衛自稱滿洲國），他們曾自稱「後金」，當然這只是一個發展中的過程，愛新覺羅氏和完顏氏的金王朝是沒有什麼直接血統關係的。起初他們仇視漢民族，他們對於漢人第一步是殺、殺、殺，偶然不殺的就把他們作為奴隸。到了皇太極的時代，他們的野心更大了，正在利用一切手段鞏固自己，擴大自己。在皇太極最初的時候，那時是四大貝勒的聯合政權，由皇太極和兩個兄弟、一個叔伯兄弟共同執政。以後皇太極逐步地把其餘三位的地位壓低了，突出個人，成為一位最高的領導者，政權逐步走向統一。他對於漢人，無論是被擄掠的平民或是被俘獲的敵軍，一概不殺，甚至吸收到軍隊中去。西邊還有蒙古人呢，他設法聯絡可聯絡的，打擊必須打擊的。在這個情況之下，滿洲國的地盤擴大了，他的部下也就有了滿洲、蒙古和漢軍三支軍隊。當然，漢軍的地位是不高的，因為他們是被俘虜的，或是向滿洲投降的。
從另一方面看，明朝的軍事地位，也不是完全沒有發展。遼陽、瀋陽、廣寧三座大城是喪失了，但是正如古人常說的那樣：「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明朝的大軍被逼到山海關以後，本來打算把關外的地面，完全放棄，由於袁崇煥的堅持，才保留了寧遠這座孤城。可是後來又逐步由寧遠向北發展，他們重行延伸到錦州、大凌河、小凌河。在這些地方他們不僅建築了三座大城，還在大城的周圍建築了若干小城，用後代的術語，可是說是「碉堡群」。當然，那時還不可能有這樣的規模，可是他們已經發現死守孤城不是妥善的，必須在大城的周圍築起一些衛星城，保衛這些城市。假使當時的明朝能堅持這個辦法，他們可以逐步進展，切斷建州和蒙古的交通要道，把建州孤立起來。只要發動一次前進的號令，可以向瀋陽和遼陽同時進軍，徹底摧毀建州奴隸主政權。但是這裡需要的不僅是決心，而且還要有耐心。決心要大，但是耐心更要大。從歷史吸取教訓，西漢時期，趙充國的破西羌正是用的這一策略。
從萬曆十一年（1583）努爾哈赤發兵攻尼堪外蘭算起，到崇禎元年（1628）四月以袁崇煥督師薊遼為止，已經四十五年了。在這四十五年之中，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向明朝不斷進攻，明思宗和袁崇煥約定要在五年之中擊敗建州，收復全遼，這樣的迫不及待，是最犯兵家之忌的，但是既經說過，袁崇煥不得不努力貫徹。
當時關外的軍隊，在大陸上的這一支，是袁崇煥管得到的，但是在海面上的這一支掌握在毛文龍手裡。毛文龍是浙江的一位都司，在神宗支援朝鮮的時候，他參加這次戰役，失敗以後，他逗留在渤海中的皮島，逐步地壯大起來。正值朝廷混亂當中，他一邊擴充軍隊，一邊結交權貴，好在那時無論是神宗的晚年或是熹宗的年代，明朝的中央，始終是混亂的，不穩定的，所以毛文龍的軍隊就無限擴大了，他部下的將領，姓毛的姓毛，不姓毛的也得姓毛，這算是一家人了。在熹宗年代，他報所部額兵二十餘萬；以後兵科給事中王夢尹、翰林編修姜曰廣閱視，改報十萬。崇禎元年登萊道王廷試閱視，定額二萬六千，文龍大為不平。
次年六月一日，崇煥以督師的名義來島閱視，文龍來會，相與燕飲，常至夜分。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射。崇煥把帶來的軍隊布置好了，在山頭上設了軍帳，四面安置了帶來的軍隊。文龍來了，可是部下都留在外邊，進不得場內。
崇煥下山迎接文龍。他很客氣地說：「我明天就要回去，海外重任，完全拜託毛將軍，請受我一拜。」
文龍說：「不敢當。」
崇煥拜了，文龍連忙答拜。
崇煥看到文龍左右將領，連忙請教姓名。
「喔，」文龍說，「不必問了，都姓毛，是我的子孫輩。」
「難得難得，」崇煥連忙說，「大家都在海外，為國家吃辛吃苦，每月只受祿米一斛，太辛苦了。說起來也痛心，請大家受我一拜。」
督師拜下去了，毛文龍部下的將領也答拜。
袁崇煥把文龍請到後堂宴飲。他們談得很高興，慢慢地談到國家大事。崇煥問起為什麼要違背命令。文龍還在抗辯，崇煥臉聲一變，把桌子一拍，他大聲說：「綁起來。」
毛文龍的部下一看，左右全是袁崇煥的人，眾寡不敵，自己又沒帶武器，因此沒有動。
崇煥對文龍說：「本部院節制四鎮，恐天津、登萊，受腹心之患，請設東江餉部，錢糧由寧遠直達東江；又欲分旅順東西節制，設道廳稽查兵馬錢糧，俱不見允。終不然，只管混賬過去，費壞朝廷許多錢糧，要東江何用？本部院與你談了三日，只道你回頭是岸也不遲。哪知你狼子野心，總是一片欺誑到底。目中無本部院猶可，方今聖天子英武天縱，國法豈容得你？」
說罷，崇煥向西叩頭請皇命，剝下文龍衣服，數了他十二大罪，最後和大眾說：「毛文龍這十二大罪，你們說該殺不該殺？若本部院屈殺了他，你們就上來殺我。」
文龍部下相顧失色，只有叩頭哀告。
毛文龍魂魄俱喪，不能復言，只說：「文龍自知死罪，只求老爺開恩。」
崇煥說：「你不知法久了，若不殺你，這一塊土便非皇上所有。」
他向西叩頭畢，請尚方劍，令水營都司趙可教監斬，由旗牌官張國柄執尚方劍把文龍斬了，付他親人備好棺木安葬。
崇煥把東江軍隊二萬八千人，分為四協，將帶來銀十萬兩分發眾人。
次日，他備具祭禮祭奠，他對著文龍的棺木說：「昨天殺你，是朝廷的法令；今天祭你是本部院的情分。」初七日，登山試演。初九日，開船前往旅順，十一日抵寧遠大營。
袁祟煥是一位膽大手狠的大將，毛文龍的部下一些抵抗也沒有。
這一次確實是一件「毒蛇螫手、壯士斷腕」的大事。毛文龍在皮島不是沒有一些牽掣的作用，但是他一邊勾結魏忠賢的餘黨，一邊侵吞大量的軍餉，不得不殺。可是殺他以後，他的一些舊部竟向建州投降，反叛祖國，終於也使國家和崇煥都受其害，這是後話。
崇禎二年的大事就是定「逆案」。這是和《三朝要典》對立的一件重大的事件。《要典》是魏忠賢打擊東林的根據；《逆案》便是在弘光時代復社力扼阮大鋮的把柄。
事情是由明思宗發動的。正月的後期，思宗召大學士韓、錢龍錫等商量。他說起：「我想定附逆人的罪名，必先正魏忠賢、崔呈秀和客氏的首逆，這件事已經做過。其次必須確定附逆人的姓名，要有根有據。如今發下建祠、稱頌諸疏，你們可以和吏部尚書王永光、左都御史曹於汴在內閣里仔細討論一下。倘使事本為公而勢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也須諒其初心，責以後效。」
這是一件大事，韓是一位端重厚道的人物，龍錫也是一向謙和，眾所共知的。他們不願廣搜結怨，經過數天，開列四五十人的一個名單，向皇帝呈上了。
思宗一看只有疏疏落落的幾個名字，很感到失望。他吩咐再搜。大臣們搜討以後，又補上了幾十個姓名。
這一下可激動了思宗。他指出逆案中人要分出三大項：稱頌、贊導、速化。他又說：「忠賢一人在內，倘若不是外廷逢迎，何至於此。宮內也有和忠賢同惡相濟的，也應當列入。」
大臣們說：「關於內廷的事，臣等不知道。」
「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只是你們怕任怨罷了。」
第二天上朝的時候，大臣們看到一大堆黃包袱堆在那裡。
思宗指著黃包袱說：「這裡都是那時上奏的紅本，是魏忠賢謀逆的實跡。」
大臣們看到這裡沒有再推辭的。韓和錢龍錫等說：「臣等的責任只是票擬，至於按罪定案，其實不知道。」
「那麼你呢？」思宗對吏部尚書王永光說。
「臣部主管的是考成，對於法律刑名，實在生疏得很。」永光答。
思宗這才吩咐刑部尚書喬允升按律定罪，及時上奏。
二月下旬，思宗看到定案的初稿，召集閣臣和刑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等於平台。他問：「為什麼張瑞圖、曹宗道不在逆案？」
內閣大臣回答說：「因為沒有逆跡可指。」
「張瑞圖的書法，」思宗說，「一向為魏忠賢所愛。曹宗道在崔呈秀的母親死後，祭文稱『在天之靈』。什麼『在天之靈』？這就是逆跡！還有賈繼春為什麼沒有列入？」
大臣們說：「賈繼春請優待李選侍，不失為厚道，其議論亦多可取。」
「什麼可取？這是反覆。唯其反覆，所以確定是小人。」
思宗把原奏和紅本未入各官共六十九人，一併交給大臣們，由他們重行審定。最後確定除魏忠賢、客氏外，有首逆同謀六人，結交近侍十九人、結交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軍犯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十五人，結交近侍又次等百二十八人，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閒住四十四人。這一筆大賬，連帶魏忠賢、客氏在內，稱為逆案。我們必須看到在這個逆案之中的阮大鋮，後來在弘光時代又搞了一個大反覆。最後把南京的一些以東晉、南宋自比的計劃完全推翻，為清朝的控制全國創造了條件，這是清人自稱為後金的時代完全不能預見的。
是不是滿洲王朝最初準備奪取全中國呢？這不可能，因為他們僅以後金自命，金人始終沒有拿下全中國，長期停留在淮水以北。他們也曾打過長江，占領杭州，甚至前鋒直到浙東的海邊，但是他們不能向南前進了。建州的實力不及金人，即使他們以金人自比，但是在他們衝過了長城，主要的目的只是向中原掠奪，他們沒有預料到明王朝的上層統治階級竟是這樣的腐化無能，以致給他們以一個奪取全面勝利、據有全中國的機會。
這裡我們也得提一下明代在東北方面的布置。在明成祖還沒有奪取帝位以前，他只是燕王，他的北面還有寧王，封地在後來的熱河和遼寧省的西部；及至他決心要和當時的中央、在南京的建文帝作戰。他首先花言巧語地把寧王的兵權騙到手，但是他並未能掌握寧王的地盤。在蒙古族奪回自己的疆土以後，他只能放棄三衛——大寧、朵顏、福餘三衛，所以在明人築長城的時候，他們缺了東北一角，而以山海關為通向遼瀋的通道。
是不是蒙古族或建州的軍隊入關必須通過山海關或其他關口，如張家口、居庸關呢？這樣的想法就太天真了，他們可以從任何一個山坡里衝出來，拆毀邊牆，進入內地，所以那一種倚靠長城，信賴長城的想法是不現實的。他們的力量集中了，從一個隱蔽的山谷里衝出來，要想把這個缺口附近的軍隊收集，進行有效的抵抗是來不及的，主要應當把力量放在偵察方面，一有消息，立即發動大軍，給以有效的反擊。可是在整個的明代，除了少數幾位將領以外，這樣的事是辦不到的。這就給建州軍隊以一個進攻的機會。
袁崇煥正在山海關外著手布置，他和思宗說清楚，要在五年之內收復遼、沈，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工作。崇煥進一步了解到思宗急於求成的心理，工作是非常艱苦的，特別是由於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在滿洲方面發生一些重大的變化。努爾哈赤對於遼東的居民是兩手政策：他對漢人中的勞動人民是把他們作為奴隸使用，而把其中的官吏、儒生及其他知識分子，一律屠殺。對付努爾哈赤是不難的，因為沒有人願意受到屠殺或奴役，所以只要能領導要生存和自由的人民，就可以反擊建州的進攻，這個情況袁崇煥是了解的；在五年之內收復遼瀋的計劃，是根據這個情況訂立的。但是努爾哈赤死了，把建州的領導權交給四大貝勒執政。四大貝勒包括他的兒子代善、莽古爾泰、皇太極和他的侄兒阿敏，這又是一個弱點，因為權力不集中，不易於統一力量對明人作戰。現在皇太極正在逐步集中權力到自己的手裡；同時對於漢人的應付辦法也有所改變——對於奴隸們不說是奴隸而說是給他們生活，當然是沒有多大自由的；對於漢人中的聰明強幹之士，則說是要量才使用。這便更容易獲得漢人的擁護。袁崇煥以督師的身份再出山海關，首先是要了解情況。
袁崇煥是一位英雄，但是當時人和後代對他是了解不多的。英雄是任何時代都有的，但是不少被埋沒了，甚至被屠戮了。歷史上的問題，有時真是難於說清。即如袁崇煥派李喇嘛赴遼瀋弔祭之事，有人認為這是崇煥收復失地的計劃受挫，因此準備求和，其實這是一種錯覺。建州和明朝中間因為爭奪遼瀋，這裡已經沒有調和的可能，李喇嘛這一次的東行，其實是要藉此了解情況。建州是要向中原發展的，而思宗的急於收復失地，也是一望而知的。袁崇煥雖然不會急於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是他決不會一邊在思宗面前許下五年平遼的諾言，一邊又要倉促求和。即使和議可成，建州的軍隊也不可能自動地退出遼瀋。崇煥有什麼理由要輕易以自己的性命為兒戲？
果然，崇禎二年的十月，皇太極發動大軍，以蒙古的喀喇沁部為嚮導，十餘萬的大隊人馬由喜峰口拆毀長城，衝進關內。思宗命薊遼總督控扼石門，但是建州的大兵已經進入北京的四圍。督師袁崇煥聽到這個消息，立即率同祖大壽、何可綱自山海關兼程入援。思宗命崇煥盡統諸軍。這時建州兵的大營在南海子，袁崇煥的大營在沙河門外，兩方鏖戰，互有殺傷。
在這個人心惶惶的當中，思宗命孫承宗以大學士督理兵馬，控御東陲，駐兵通州；宣大、保定、河南、山西、山東等巡撫皆率兵入援，同時又命應天、鳳陽、陝西、浙江巡撫陸續發兵。形勢確實危急，但是畿輔空虛，要求這些地方的大隊人馬從千里之外匆匆遠來，實在也是迫於形勢的倉皇。為什麼形成這樣形勢呢？主要因為外邊謠傳袁崇煥已經勾結建州內犯，不能不作必要的布置。
建州兵到了北京城外，恰巧遇到明皇宮的太監二人，就把他們捕獲了，交給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榜式達海監管。鮑承先和寧完我這時是建州的兵官了。他們正在密談：
「你看為什麼我們又要退兵？」
「這是皇上的聖旨。在皇上單騎出帳的時候，看到對方兩騎人馬，和皇上談了好久。想來袁督師有密約，這次戰爭快要結束了。」
他們的話很低很沉著，可是太監們更沉著，把話都暗暗地記在心裡。第二天沒有經過審問，由他們逃走了。
太監們回到宮中，當然會把機密的信息奏知思宗。思宗得到消息，可是很沉著，沒有什麼表示。次日賜袁崇煥玉帶、彩幣，大將祖大壽也是玉帶、彩幣，其他的將領各賜彩幣。
十一月二十二日召袁崇煥及其所部大將祖大壽、滿桂、黑雲龍於平台。崇煥請求率兵入城。不許。二十四日崇煥請求和滿桂一樣，率兵暫駐外城，仍不許。二十六日崇煥攻建州兵於南海子，建州兵稍退。十二月一日召袁崇煥和祖大壽、滿桂、黑雲龍於平台。崇煥正在發兵追擊建州兵，聽到召見，立刻入宮。
在這個專制王朝統治的年代裡，無論袁崇煥平時怎樣激昂慷慨，現在也感到天威森嚴，不禁有些戰慄。
思宗問起：「上次袁崇煥沒有請旨，擅自把毛文龍殺去，現在建州韃子來了，又沒有狠狠地打一仗，只顧逗留，這是什麼意思？」
這不是一句問話，而是一句申斥，是一陣炸雷前面的暴雨。袁崇煥是經得起風浪的，他在大軍撤退時，不曾死守孤城，終於為收回錦州鞏固了前進的基礎嗎？現在建州的武士衝破邊牆，直逼北京，他不曾布置軍隊，星夜入援，遏制了兇悍的前鋒嗎？開仗雖然一時還談不上，穩住了北京外圍，便是一種勝利，但是皇上還不足二十歲，他能明白自己的赤膽忠心嗎？崇煥不敢置答。
思宗的暴怒，不但給袁崇煥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震驚，一旁的大臣都不敢置喙，唯有大學士成基命一再請求思宗慎重考慮。
什麼力量能阻止思宗的暴怒呢？他瘋狂了。明代的皇帝，除了個別的以外，不是白痴就是瘋狂，思宗的暴怒不是成基命所能阻止的。他下令把袁崇煥拿了，解除他的兵權，把他的軍隊交給滿桂和祖大壽。他們都是崇煥的部下，本來互不相安，可是由於崇煥的威懾，他們只能勉強共事，現在崇煥的兵權褫奪了，滿桂提升為武經略，大壽出宮以後，不顧一切，帶同所部拚命狂奔，從通州直趨張家灣。不久崇煥以通敵的罪名被殺了。
崇煥的被殺，當時一般的輿論是半信半疑。可是在思宗的暴怒之下，誰也不敢置議。甚至在後來談遷著《國榷》的時候，還是不能認定這裡有多大的委屈，而說出：「苟矢志勵眾，剪其零騎，俾斂寇不敢散掠，遏其鋒於通州，決一死戰，無鳴鏑都門之下，庶免於戾，而崇煥智不出此，豈刃在其頸，不覺冥蹈之耶？至謂召敵脅款，此無心胸者為之，崇煥當不其然。但敵鋒方銳，冀盟城下，如唐渭橋之事，稍逭目前，則崇煥微意有在，然亦愚矣。」
事實是不是這樣呢？在建州大軍衝破長城的時候，崇煥原不及知，待到敵人進逼北京以後，崇煥才星夜趕到。城下作戰，不是崇煥所能預料的，但是遏止敵人的進攻，逐步逼近，以崇煥的報國熱忱和他的幹練，不是沒有把握的。可是思宗卻上了一個大當，任這位盡忠報國的大將，背著通敵的罪名，死於北京城下。是誰造成了這個慘案呢？是思宗。他聽了太監傳來的消息，終於中了皇太極的暗算，壞了自己的擎天柱。這件事直到根據《清實錄》寫定《明史》，才把這個冤案搞清楚了。
袁崇煥被殺以後，明王朝的大軍也自各方趕到了，皇太極看到情勢逐漸轉變，對於自己不利，率同代善、莽古爾泰退出長城，北京形勢穩定下來，大家鬆了一口氣。可是當時的建州體制是四大貝勒共同執政。三位由長城退出後，還有二貝勒阿敏連同部下在灤州、永平、遵化一帶迂迴作戰。崇禎三年正月破永平府，鄉紳白養粹、崔及第和當地的官員都降了。白養粹本來做過布政使的，現在升為永平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崔及第授永平兵備道副使，廬龍知縣張養初授永平府知府兼知縣事，大家都升了官。可能是阿敏罷，吩咐搜括城中財帛，諸生廖師周所獻的物事不夠格，吃了一頓棍棒，還抄了家；同知楊爾俊奉命剪髮，因為辮子不合程式，索性把頭也割去了。建州兵的威力是不難想像的。
接下便是貝勒要女人。貝勒究竟是個什麼？連巡撫白大人也不很清楚。事實上貝勒的地位也經歷發展、鞏固和下降的過程。在努爾哈赤的時代，貝勒是建州的最高統治者，可是那個國還在初步形成，地方並不夠大。努爾哈赤死了以後，他的兒子，連同兄弟的兒子都是貝勒，個別的稱為貝子。在這一群人中有四大貝勒執政，白巡撫是投降二貝勒的。待到清王朝的威望不斷上升，貝勒又不是最高級的了，最高稱汗、稱皇帝。皇帝之下有親王、郡王，郡王之下才是貝勒，所以貝勒是第四級了。一般漢人不了解這個升降關係，因之稱為貝勒王、貝子王，後來曾經清朝明令禁止的。
永平府人民還在驚惶恐怖，盛傳貝勒要選王妃了。有的人還害怕，可是白大人有閱歷，有見識，究竟和一般人民不同。人民中間又傳出白大人把自己的女兒送進大營，據說是最美的。可是貝勒還要人，這就找到遷安縣的一位鄉紳兵部侍郎郭鞏。郭鞏一聽不妙，拔腳就跑。來人沒法，索性把郭夫人帶到大營，下文就不得而知了。
建州兵已經退出了一大半，可是阿敏這支人馬還盤踞在永平、灤州、遵化、樂平、昌黎這一帶。滿桂在戰爭中犧牲了，祖大壽因為袁崇煥無辜被殺，連夜出關，正在徘徊歧途之中，由於孫承宗的勸導，也參加了這一次的收復失地的戰爭。這是一次大規模的包圍戰，終於在五月二十九日由督理軍務大學士孫承宗宣布了收復四路。他在露布中說：
……盧河駝嶺，頓還孤竹清風；鹿角龜灣，復見窿山明月。夾碣石而標漢幟，挽天河以洗胡塵。萬馬驕嘶，一戰奏合圍之勢；六騾宵遁，三方成孤竹之形……
這是一次重大的勝利，皇太極的一幅勝利的藍圖，完全掃蕩了。但是重大的勝利正意味著崩潰的開始。這是明思宗和孫承宗所沒有預見的。在皇太極進逼北京時，思宗看到北京的孤立，京營大兵的不足用，曾經召集各方軍隊的勤王，這不能不算是理所當然的。勤王的軍隊來了，後方的供應不能及時到達，這就造成軍隊的大崩潰。思宗沒有看到北京的孤立，因此也就沒有考慮到如何鞏固國家，特別是北京的措施。這是誰的責任呢？在人民沒有掌握政權的時候，這個責任不能不落到思宗和他的政府身上，尤其是思宗，因為他是一位領導者，大臣們的行動都要由他指使。但是思宗還很年輕，他沒有經過鍛煉，沒有機會學習；而當時的大臣們中間，還沒有培育出高拱、張居正這樣的人才。不用說周延儒和溫體仁這些貽誤國家的人物，即使是成基命、錢龍錫，他們也不是撥亂的人才，那麼國家的前途又由誰來擔當呢！
六月間，子龍和夏允彝一同到南京去。因為這年是鄉試的年份，考試是在八月舉行的，他們早一些到南京，便可以有所準備，省得臨場忙亂。到達以後，他們在謝公墩住下，讀書之暇，他們游遍了南京各處名勝。到了這裡，朋友多了，當然也有各色各樣的娛樂。挾妓的、打牌的都有，子龍的夜晚卻大半花費在刻韻賦詩上面。
「臥子，」大家說，「為什麼不玩一下？只顧在詩文方面花功夫，有什麼用處？」
子龍回答：「你們認為時間可以等待嗎？在我讀到終軍、賈誼兩傳的時候，總感到時間不能再來。不趁現在寫一些詩文留下來，我們要等待到哪一年！曹操說過：『壯盛智慧，不可復得。』為什麼把時間錯過了？」
這一年試官是姜曰廣和陳演，詩房房官是京山鄭友玄。出榜以後，子龍以第七十五名錄取，允彝也同榜錄取。
明代中舉是一件大事，這是進入仕途的第一步。明代初期，入仕有三條路：吏員、舉人、進士，以進士為最貴。到了後期，吏員入仕這一條路是堵塞了，主要的通途是進士，但是進士必須由舉人出身，所以中舉還是件大事。錄取舉人，便得進京投考。陳子龍、夏允彝是同鄉又是同科舉人，所以崇禎三年（1630），他們一同進京，參加進士的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