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龍及其時代 · 第三章 明朝走向崩潰的第一步

天啟六年（1626），子龍的文學天才終於為夏允彝等所發現，他們的推崇和陳所聞的讚賞都給了子龍一定的自信。這一年他在府縣考試中都有所表現，補博士弟子。用通俗語言說，他是秀才了。 天啟二年（1622），陳所聞因為治喪回到松江，按照當時的禮制，在喪服二十七月之內，應當在家守孝，這是朝廷的制度。違反了這條禮制的人常常要受到當時的譴責。張居正受到劉台的彈劾，最主要的是這一條。這樣的規定，有它有利的一面，國家大權不至於長期集中於個人，以致造成專權跋扈、作威作福的形勢。從另外一面看，就是不能繼續維持一貫的政治形勢，以致發生畸輕畸重、忽左忽右的局面。唐代的李德裕，倘使得到一個長期執政的機會，唐王朝的崩潰，必然可以推到更後若干年。 從另外一面看，從最高當局看，可能這是比較好的制度，因為政治上的波動，經常對於政治會發生一種推動的作用。在正常情況下，這是對於國家的一件好事，當然，我們也不能把正常的情況認為是經常的情況。 陳所聞回到松江，名義上是治喪守禮，其實主要的還是教子。子龍這一年已經十五歲了。在現代社會裡，十五歲的孩子，對於國家大事必然是有所認識的。但是在那時這就完全不同了。就以子龍自己所編的《年譜》為例吧。八歲時就開始學做對子。這是完全必要的。因為考試的第一步是考秀才，一篇八股文主要是靠作對子撐起來的。還要作詩，那時的詩，號稱五言八韻，就是五個字的詩句要做十六句，押八個韻腳，其中除首尾二聯不須對偶外，其餘十二句全要按照平仄聲逐句配對，所以入學不久，就要學作對聯。 陳子龍十二歲那一年是萬曆四十七年，按照當時的情況，那一年正是明朝和建州奴隸主決戰的一年。楊鎬的四路大敗，正表現著封建主的沒落，社會體制很可能來一個大倒退。但是這個十二歲的孩子正在那裡讀《周禮》《儀禮》《禮記》，這是他的經學。同年他還要讀《史記》《漢書》，這是他的史學。更特殊的是在這一年他父親從北京回來，替他定下一門親事，這是子龍日後的妻子。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這時只是17世紀的20年代的前一年。 陳所聞因為父喪回到松江，他對於子龍的督課更加緊了。天啟三年（1623）子龍到青浦縣應試。為什麼到青浦？當然這是由於陳家的田產在青浦，所以在青浦應考。青浦縣縣知事徐未孩很賞識他的作品，決定把他安排在第一名，可是因為所聞久已出仕了，為了避嫌，這才放在第二。從青浦縣送到松江府，松江府知府張石林氣魄大一些，把子龍放在第一。事情就算定了嗎？不然，上邊還有專管考試的學政，這位是孫六吉。從六吉看來，子龍的文章是有才氣的，但是才氣不是八股文需要的。八股文講究的是代聖立言。什麼是代聖立言？就是要按照孔子、孟子的語氣說話。孔子、孟子說話的時候，有什麼才氣嗎？講才氣那就不成為聖賢了。其實這也是一偏之見。原壤不遵守禮節，孔子以杖叩其脛。王朝暮見，孟子不與之言。即使真算是聖賢了，他們也有發脾氣的時候，或者見面不交一言，或者簡直用拐棍敲對方的小腿。聖賢也是人，是人就不免有個發生氣惱的時候。可是宋、元、明、清以來，尤其在八股文盛行的時候，他們的聖賢定型了，成為一種沒有意氣、沒有感情而只會說大道理的人物。不說大道理就不成為八股。這是八股對於中國文壇犯下的最大的罪過。孫六吉既然是以學政入場，當然陳子龍是沒有入選的希望了。 青年人總會有幻想的，這些幻想可能和他後來的事業有關，但是更多的是和他的事業無關。既然是幻想，便不能憑著一定的條條，認定這裡有什麼理由。在子龍十六歲的時候，他忽然想要做神仙。做神仙也不壞，朝游東海，夕游閬圃，有時可以看到滄海變為桑田，桑田又變為滄海。事實上，這種想法也不能說是完全想入非非。從現在我們的認識看，喜馬拉雅山雖然很高，其實千萬年以前，這裡只是大海，因為地殼的變化，南方的大陸從大海中漂浮，向北靠攏。最初是近一些，更近一些，以後靠攏了，更要相擠，一擠勢必至於有一部分是擠高了，越擠必然越高，所以喜馬拉雅山每年總要高一些，更高一些。這是遠的。就以近代而論，江蘇南通縣的狼山諸峰在五代時候，南唐和吳越作戰，兩國的兵船可以在長江之中，環著狼山作戰，現在狼山已經到了長江北岸，江中的沙灘也在二三十里之外了。稍遠一點說，現在的泰興、靖江諸縣，在兩千年以前只是一片大海，所以枚乘《七發》里說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可是從現在看，就完全不同了。甚至在20世紀初期，我過江到上海求學的時候，那時輪船停泊的所在，本來就在江邊，現在這一大片土地，又都沉入江中了。所以滄海桑田，說起來固然可怪，其實這是事實，一無可怪。所苦的是人生比較短促，好多變遷的事，我們因為沒有親身體驗，因此覺得是不盡可信而已。 當然，在天啟三年的時候，陳子龍有許多思想，從他父親看來，甚至認為是發狂。這確實是發狂，因為無情的現實正在醞釀之中，大風暴就要出現了。一個金錢狂的皇帝死了，來一個色情狂；色情狂的皇帝死了，再來一個文盲。敵人正在山海關外不遠的地方，朝廷之中又來了十萬太監。在這個情況之下，是沒有人能把國家安定下來的。何況連這個要把國家安定下來的思想也沒有。壞人遍地皆是，好人也不能安定。到這個時候，不能使人不想起張居正，在居正當國之初，上邊是一位十歲的皇帝，他的年齡還小，提不出什麼主張，但是五六年以後，他便是成年了，而且酒色財氣，一應俱全，不是輕易可以對付的。所好上邊還有一個慈聖皇太后呢，這是從人民中產生的，懂得民間疾苦，雖然有時不免要修橋建廟，只要好好應付，道理不是說不通的。但是張居正輕易見不到太后一面，一切全仗司禮太監馮保。所以張居正不得不以全力應付馮保。這在當時便有兩種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為這是權宜之計，不如此便不能打通李太后，也就無法應付逐年成長的神宗。有的人則認為這是串通宮闈，是大臣們不應當做的。後面這一說，道理完全正確，但是在這個道理指導下面，便無從辦事，一種泄泄沓沓、苟且應付的辦法久已成風，沒有居正的考成法，用不到1644年多爾袞破北京城，明代早已瓦解了。 現在回到17世紀20年代，當時的熹宗皇帝是一個文盲，但是他比神宗好應付得多了，因為他沒有一定的主張，沒有一定的嗜好，只要不妨害他的木工生活，他可以把一切交給魏公公——這一位後世唾罵的魏忠賢。是不是有一個什麼皇太后？沒有。上面有一個李選侍，是光宗的遺妃，做不得什麼主，也用不到為她去修橋建廟。因此在熹宗的時候，只要能應付魏忠賢，要做到萬曆前十年那樣的政績，是完全可能的。那麼問題就在於如何應付魏忠賢。 要應付魏忠賢，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因為到了最後的一個階段，他已經被稱為九千歲，比皇帝的萬歲爺只差了十分之一。而且為他建生祠的地方幾乎遍於全國，同一個大城裡竟會建上三座、四座。不為他建祠的長官，有時還得免職家居，甚至還要冒抄家的危險。這就是說魏忠賢的凶焰要超過馮保十倍、百倍，那就不是一個，甚至不是十個張居正應付得了的。可是事實也不一定如此。 一切的災禍，初起的時候，和到了成災的時候是完全不同的。大火的漫延可以把數百里內的深山老林一起化為枯木斷槎，但是初起的時候只是星星之火，能把這個星星之火撲滅了，一切可以保證安全無事。即使火勢已經出現，只要我們應付得法，同樣也可以不成問題。《漢書·李陵傳》不曾說過嗎？陵「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顏師古註：「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這實在是在一個荒原中自救的辦法。所以對付災禍不是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和它硬頂，於是硬擊硬撞，終於兩敗俱盡，人完了，國家也完了。這是張居正所不為，卻是熹宗的時候楊漣等所走的道路。 熹宗即位以後，魏忠賢的地位正在逐步上升，但是在最初的時候，他還不能沒有顧忌。大學士葉向高、韓輔政，趙南星、高攀龍等居大位，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等在言路，忠賢之勢，尚未得逞。熹宗三年（1623）忠賢引魏廣微為大學士，從此他的爪牙進入政治中心，魏忠賢的毒螫遂一發不可收拾。 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數年以前是以楊漣為首，擁戴熹宗入居乾清宮，讓李選侍退出，當時熹宗稱他為鬍子大臣的。現在還是這一位鬍子大臣疏劾魏忠賢的大罪。在這二十四條之中，我們可以錄取幾條。 ……旨意多出傳奉，公然三五成群，勒逼喧褻，政事之堂幾成鬧市，大罪一。交通孫杰，論去閣臣劉一燥、冢臣周嘉謨，急於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引疾，一則嗾言官劾去。顧於護黨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大罪三。王紀為司寇，執法如山；鍾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鏡。忠賢一則使人喧辱之去，一則與沈構陷之削籍，顧於側媚善侮者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大罪四。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力阻孫慎行、盛以弘，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同奸輔沈創立內操，安知無大盜刺客寄名家丁？儻或伺隙，可為寒心，大罪二十二。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簇擁，蟒玉追隨，警蹕傳呼，歸則駕四馬，羽幢青蓋，夾擁環遮，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大罪二十三。忠賢今春走馬御前，皇上射其馬，貸以不死，進有傲色，退有怨言，大罪二十四…… 在這個情形之下，黨禍的形勢已經完成。一邊是魏忠賢和他的黨羽，一邊是在朝的忠正。這樣兩黨的對立，壁壘森嚴，但是和漢、唐的形勢有所不同。漢、唐的黨禍，一邊是大臣，一邊是宦官，這個對立是清楚的，可是明朝卻完全不同了。一邊是守正的大小臣工，一邊是宦官和宦官手下的文武親信。這種形勢一經成立，再加上一個文盲的皇帝，除了與宦官接觸以外，更無與群臣接觸的機會，並且也沒有與群臣接觸的語言。不要說沒有一個張居正，即使有十個張居正，也無救於朝廷的危亡。明朝的亡國，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敵國，也有內擾；有民憤，也有士憤。危亡的形勢，日積月累，終於鑄成鐵的結果：明朝的覆滅。 覆滅的形勢是鑄定了，是不是由於敵國的強大？不見得。建州奴隸主既不強，也不大，而且內部也不團結。是不是由於人民力量的壯大，其實也不見得。明末的陝西，包括現代的寧夏、甘肅在內，人民的生活已經被逼到死亡的邊緣，倘使他們還有一線的生路，他們會去自覓生路的。正因為他們的生路已斷，由於種種的原因：戰爭的綿延，敗潰的混亂，自然界的威脅，出路的截斷，他們這才採取了萬死一生的計劃，終於起來造反。待到造反已經成為唯一的生路以後，當然就鑄成了四個顛撲不破的大字——造反有理。所謂造反有理者其實就是求生有理。在統治者逼得人民求生無路的時候，這四個字必然出現在天空，照亮了整個的國家。 建州既然並不強大，那麼明朝為什麼遭到覆亡之災呢？那就更證明了孟子所說的「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這句顛撲不破的道理。也證明了《春秋·公羊傳》記「梁亡」，「魚爛而亡也」這一事實。 熹宗當然不是治理國家的材料，他自己也知道，這應當說是他的優點，因為中國自古的帝王，認清楚自己不是治理國家的材料的人並不多，所以實際上說，他還是有一些自知之明的。不幸的他自知不是治國的材料，卻把這個工作交給魏忠賢，魏忠賢再交給一些更不如魏忠賢的人物，這就造成「魚爛而亡」的必然形勢。 當時的敵國外患是建州，儘管建州自知遠遠不如明朝強大，同時也承認明朝是他們的宗主國，但是努爾哈赤和他的部下已經躍躍欲試，準備隨時取而代之，所差的是這個機會還沒有送上來。不過他們是懂得策略的，在機會未到之前，他們決不搶先一步，以免遭到失敗；在機會一到之後，他們立刻撲上去，決不放鬆一個可趁的機會。從這裡我們又可以認識到一個真理，即使是在所謂文化落後的國家裡，他們對於如何保衛自己、擴大影響這一套本領，決不讓於任何先進的國家。本來爭取生存是一切生物天賦的本能，任何一個集體都不能自詡有它的特長。 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在當時確實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大事。經過這一次的彈劾，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聯翩響應，整個的朝廷轟動了。當時明朝本來有兩個都城，成祖以後，北京是首都，南京是陪都。這不是說南京不重要了，而是說南京更高超了，一切端居養望，或是資歷已高的大臣，都在南京，他們的言論和主張，有時比北京還更重要，更能符合人民的要求。七月間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元聲等合言：「忠賢惡貫既滿，必不可容；楊漣疏詞逼真，必不可棄。此豈盡仇於忠賢而比呢於楊漣哉？凡以公聽並觀，見忠賢假心小勞，恣其大逆。邇來朝政參差，國勢搶攘，物力凋耗，豈無召致而然，乞將忠賢罪狀，即賜處分。」這是代表南京方面的言論，當然是不會見聽的。 明代後期，大學士的地位，實際已處於國家最高權力機構。這時的首輔大學士葉向高，看到魏忠賢以內侍的位置與朝廷大臣對立，決非國家之福。他提出「皇上誠念魏忠賢，當求所以保全之，莫若聽其所請，且歸私第，遠勢避賢，以安中外之心，中外之心安則忠賢亦安」。葉向高的地位不容過於偏激，但在大臣與忠賢的矛盾已經到了不可解決的時候，主張由忠賢暫時且歸私第以安中外之心，不失為合情合理的主張，對於自己的地位，已經盡了責任，保全了身份。這一個主張是合適的，但是大權不在熹宗而在忠賢，忠賢絕沒有退歸私第的決心，因此向高的主張也就不起作用。不久以後，工部員外郎萬燝因為得罪了魏忠賢，熹宗吩咐把他拖到午門外面，賜予廷杖一百。 廷杖是明朝的一項發明，是以往任何朝代沒有的。朱元璋起自民間，又承蒙古王朝統治的末期，因此唐、宋時代比較文明的傳統沒有流傳下來，野蠻行為到這時反而變本加厲。自古以來，本來有五刑，這裡已經有許多野蠻的成分了。到朱元璋手裡，第一是滾釘板。板是一塊長長的木板，板上插上幾十個數寸長的鐵釘，凡是真正受到委屈的人，必須赤身露體，在釘板上滾一道。滾過了准予申冤。釘板是無情的，無論有冤無冤，在上面一經滾過，必然會把他刺得血流遍體，常常是板未滾完，人已身亡，更談不到申冤訴屈了。 第二便是廷杖，凡是對於皇帝的言論，有所譏評，或是不能使皇帝滿意的，當時即用特旨賜予廷杖。關於這個制度，清人姜宸英《刑法志》曾說： 刑法有創之自明而為前代所未有者，廷杖與東西廠鎮撫司獄是已。是二者殺人最慘而不麗於法。舉朝野之命，一聽於武夫宦豎之手，可嘆也。故事：凡杖者以繩縛兩腕，囚服逮系午門外，每入一門，門扇輒合。至杖所，列校百人，衣襞衣，執木棍林立。司禮監宣駕帖訖，坐午門西墀下左，錦衣衛使坐右。其下緋而趨左者數十人。須臾，縛囚定，左右厲聲喝。喝「閣棍」則一人持棍出，閣於囚股上，喝「打」則行杖，杖之一則喝令「著實打」。或伺上意不測，曰：「用心打」，則囚無生理矣。五杖而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環列者群和之。喊聲動地，聞者股慄。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畢，舉布擲諸地，幾絕者十恆八九。 這真是一種極端野蠻的刑法，但是在明代是經常使用的。人類固然有不斷走向文明的傾向，但是同樣地也會朝相反的方向進行，文明和野蠻，正在不斷地交替著。所幸的是向文明的傾向畢竟比向野蠻的傾向強一些，這樣地逐步推演，人類社會也就逐步好轉。 萬燝是葉向高的同列之臣，向高雖然出力救護，萬燝終於死在杖下。不久向高的同鄉御史林汝翥也因為廷劾魏忠賢，受到賜予廷杖的處分。向高繼續向皇上請求開恩。還好，林汝翥的消息靈通，他逃了，一逃逃到遵化巡撫那裡，這一次的廷杖被他躲開了。熹宗皇帝也許顧不了許多，把這事情忘了，可是太監們沒有忘。有人說林汝翥是葉向高的同鄉，十之八九是逃到葉相府去了。這一來大家把相府圍住，叫喊連天，不過汝翥既然不在那裡，叫喊也沒有用。 但是究竟是有用的。葉向高是首輔，現在搞得太監封門，成群結隊地喊捉拿，這個首輔的位置還有什麼意義？自己年齡也大了，相府的工作也實在太重，他切切實實向熹宗請求告老還鄉，皇帝也照例予以慰留。從此一而再，再而三，直至天啟四年（1624）七月為止。葉向高離開北京，從此以後，北京的政局更加混亂。大學士中雖然還是有一些正派的人物，但是實權逐步地為魏廣微所掌握。廣微一邊是內閣大學士，一邊卻又是魏忠賢的親信。魏忠賢更是為所欲為，和以前不一樣了。 當時的明朝正在熱烈地爭辯兩個問題。一是建州奴隸主不斷向關內進窺，二是魏忠賢的逐步掌握政權。天啟五年（1625）以後魏忠賢和魏廣微這才定下了一石二鳥的毒計。 關外的失敗，主要由於經撫的不和。經略熊廷弼自視甚高，儘管他的才具和忠貞，足以勝任而有餘，但是氣焰之高，實在也難與共事。王化貞是一位肯擔當國事的大臣，但不是邊疆之才。這兩位負責的當局，事實上難於共同負責。遼東的失敗，其根本原因在此。廣寧失守以後，王化貞收拾殘局，和熊廷弼入關，這才有孫承宗巡視關門的委任。但是當時的眾矢之的，一直集中在熊廷弼。 北京城內的爭執，一切圍繞著魏忠賢的地位。一邊有不計成敗，直接攻擊忠賢的楊漣，和他的若干共鳴的士大夫；一邊也有不以魏忠賢閹黨為恥的魏廣微和大批冒進的官僚集團。 這兩種矛盾糾纏著，最後魏忠賢和他的黨羽定下了一石二鳥的毒計。這是說他們認定凡是進攻魏忠賢的都是收到了熊廷弼的賄賂。凡是收到賄賂的一律送入東廠，由國家追贓，贓額的大小一律由東廠估計，凡是不能繳足贓額的，一律要經過刑訊，這是說贓額永久沒有滿足的日期，刑訊也就永久沒有停止的日期，最後以受刑不勝而死。至於熊廷弼，他是以布置邊防冒著大風雪而開始，以兵權被奪而失敗，以引頸受戮、傳首九邊而告終，至於失陷遼地的王化貞則因為他是謙遜緩和，雖然失陷邊疆，只得一個永久革職的處分。在王化貞，這是僥倖，不一定由於他和魏忠賢有什麼私人關係。在熊廷弼，這是由於他的氣概高岸，不以生死繫念而致死。至於因廷參魏忠賢的楊漣以下諸人，根本與遼東的失陷無關，他們的死，完全是死於魏忠賢的仇視，而以受贓致死，則更是加以無辜的陷害，這裡正看到明朝的加緊迫近崩潰了。 楊漣最初擁護熹宗入乾清宮，那時熹宗還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呢！他並不認識楊漣，只記得有這麼一個鬍子大臣。熹宗對楊漣當然有一些好感，但是慢慢地變了，以後認為他在移宮這一個大案中，不但沒有功，而且有離間宮廷之罪，對於一個文盲的孩子，這樣的顛倒是非，也許原在意料之中，可是這是一位皇帝，這種言論，真不成其為言論了。楊漣在廠獄中臨死之前，留下了一百八十字的血書，血書是被燒了，所幸同獄的一位商人曾經看到，也還記得書中的字句： 漣今死杖下矣。痴心報主，愚直仇人，不為張儉逃亡，亦不為楊震飲藥，欲以性命歸之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訊問之餘，枉坐贓私，殺人獻媚，五日一比，家傾路遠，交絕窮途，身非鐵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義一生，死於詔獄，難言不得其所。唯我身受顧命，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可以見先帝，對二祖十宗與天下萬世矣。 楊漣死後，還得到他的原籍德安追贓，贓本來是架空的，追又從哪裡追起，但是追還得追。當地的地方官只得就地募捐，把這件贓案結束。 一個月以後，前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因為追贓的事，在廠衛監獄中死了。光斗也是魏忠賢要殺的一個目標。清代文人方苞有一篇《左忠毅公逸事》，把他憂國憂民的心事記下，是一篇極不易得的文字，他提到左光斗的學生史可法探望左光斗的情形： ……及左公下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獄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為除不潔者引入獄，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此！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 從這一篇文字里，很可以看到當時確實有不少以身許國的人才，為魏忠賢所陷，終於不得其死。在這一群人斬盡殺絕以後，明朝也就隨之而盡。從我們今天看來，明朝只是一個落後的地主階級王朝，明朝的存在與否，與人民政權沒有必然的聯繫。但是明朝一經結束，來一個建州的奴隸主王朝，其實是走向落後的一面，及至這個奴隸主政權和漢族的地主政權聯合執政，其間的若干年，整個的政治走向反動。可是奴隸主與地主，仍然不能完全等同起來，奴隸主在某些方面，始終沒有擺脫奴隸主的思想意識，直到清王朝的覆沒。在我們重溫歷史故事的時候，實在不能不為之痛心。 在逮捕周順昌的時候，還曾激起一次江南的民憤。本來明代的地主階級必然保存某些地主意識。特別是長江以南地主階級和人民中間存在著一定的階級仇恨，也是無可諱言的，但是在魏忠賢的爪牙逮捕周順昌的時候，激起了江南人民的義憤。這件事發生在天啟五年魏忠賢的爪牙東廠緹騎逮捕周順昌時。順昌，吳縣人，官至文選司員外郎，這時正在家居。在周順昌被逮時，蘇州的老百姓憤怒了，激起極大的騷動，後來張溥曾記錄下來：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時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 ——《五人墓碑記》 魏忠賢這個太監，當熹宗在位的七年中，竟成為一個赫赫有名的權威。地位一直封為上公，明代自太祖以後，異姓不得封王，最多只能封到公，封上公就是封王。他的侄兒封公封侯的便多了。對他的嵩呼，稱為九千歲，甚至九千九百歲，只要再進一步就是萬歲了。國子監生陸萬齡甚至提出「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應當給魏忠賢建祠國子監，與孔子並尊。魏忠賢由於這些人的推崇，他的地位，直到與孔子並尊，與熹宗比肩。在群臣上奏的時候，他們有的甚至不敢提到他的姓名，把他和熹宗並列起來，稱為「皇上與上公」。總之，在這段時期里，只要他再進一步，不難稱為皇帝。 但是明朝還是有一些人才的。由於孫承宗的扼守山海關，袁崇煥的死保寧遠，他們又把前線推向錦州。這時錦州成為明朝和建州、蒙古三方力量爭奪的場所。蒙古的實力差一些，可是建州正在準備奪取山海關，孫承宗、袁崇煥則在準備收復瀋陽和遼陽，這裡正看到明朝還是有生氣的，沒有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可笑的是在關外的鬥爭中，經過每一次的戰爭，不但作戰的人員受到褒獎，而魏忠賢和他的侄兒等也都因此受到重賞，甚而加官晉爵，這實在是一件令人無從索解，啼笑俱非的事件。 天啟時代，出現了一部官書，稱為《三朝要典》，這是明朝解體時的一部重要文獻。所謂三朝，指神宗、光宗、熹宗。第一件是梃擊案，實際上是在光宗為太子時的一件奇案，一名鄉農因為出賣柴火，闖進東宮太子所在的宮殿，倘使就事論事，加以輕微的處分，逐令出宮，可以了事。但是當時的群臣認為這是鄭貴妃的策劃，意在謀害太子，以便樹立自己的兒子福王，其結果是議論紛紛，總算神宗是一個昏而不庸的君主，他立即召見群臣，由太子自己把原委說清，但是這個案子始終引起不少的猜疑。第二件是紅丸案，太子即位以後，由於無知，恰巧鄭貴妃給他三十名宮女，他縱慾無度，由御醫李可灼進以紅丸，在第一粒藥丸下去以後，他自覺精神大振，高呼「忠臣、忠臣」，隨命再進一丸，這一次的結果是隨即身死。當時，有人認為李可灼是弒君，甚至首輔方從哲也免不了責任。議論紛紛，久而不定。第三件是移宮案。光宗逝世以後，李選侍尚在乾清宮，一時未及搬出，事情本來不難解決。可是以楊漣為首的一些名臣堅請立即移宮，以致造出選侍自盡未遂、皇八妹墜井等意想不到的謠言。這三個案子本來可以從容處理，但是當時的朝廷充滿了虛驕之氣，不但小人如此，連所謂君子的也在所不免。 天啟六年（1626）在熹宗的名義下，發表了《三朝要典》。上諭說： 皇祖早定元良，式端國本，父慈子孝，本無間然，而奸人王之宷、翟鳳翀、何士晉、魏光緒、魏大中、張鵬雲等乃借梃擊以要首功。我皇考因哀得疾，純孝彌彰。奸人孫慎行、張問達、薛文周、張慎言、周希令、沈惟炳乃借紅丸以快私意。迨朕纘緒，正統相傳，奸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揚、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勛而希非望之福，將憑几之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之宮眷視若寇讎。臣子之分謂何？敬忠之義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禮有加。凡三案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有位，嘉言罔伏，朝政肅清，特允部院科道之請，命史臣編輯成書，仿《明倫大典》故事，擇庚午開館，名《三朝要典》。 這部《三朝要典》，在明朝崩潰的時候，曾經起過重要的作用，關於這件事，以後還有發展。 是不是這部書完全錯誤呢？不一定，特別是關於前面的兩個案子。可是關於移宮一案，完全歸罪於楊漣、左光斗、高攀龍等，是最不得人心的，因為當時要求移宮的是熹宗本人。這一次案子，雖然不免操之過急，但是楊漣等一批人是當時公認的正人，徒以不甘心為魏忠賢的爪牙，遂至目為奸人，甚至以移宮一案作為他們的罪狀，這就必然要使《三朝要典》成為明朝崩潰前夕的重要文件。 大崩潰已在目前了，但是在崩潰的前夕，還有一場鬧劇，這就是所謂「建祠」。 魏忠賢本來是一個無賴，由於他本人生活上的困頓和明朝內監的泛濫，他被收入宮內，作為一名平凡的太監。熹宗皇帝雖然在光宗之後接位了，可他還是一個無知的青年，凡事都離不開他幼年時的保姆客氏。客氏是寡婦，她不免要和內監接近，是兩名姓魏的，一名是魏朝，一名便是忠賢。魏忠賢除去魏朝之後，他的地位上升，和客氏幾乎是夫婦了，從此他的頭銜便不斷地更換。由於他掌管東廠，稱為廠臣；由於他進封勳爵，稱為上公。此後群臣上奏，固然不敢徑稱忠賢之名，內閣為熹宗撰定詔書，必稱「朕與廠臣」。監生陸萬齡甚至請以忠賢配孔子，以忠賢父配啟聖公。 這一出鬧劇的最後一場是為忠賢建生祠，天啟六年（1626），浙江巡撫潘汝禎為忠賢建祠西湖，六月上奏，賜名「普德」。自此而後，宣府、大同、虎丘、密雲、昌平、通州、房山、寧前、五台山、盧溝橋、延綏、登州、河間、天津、開封、淮安、濟寧、武昌、均州、固原、河東，處處都為他建生祠，有時同地建立三祠、四祠，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剝民財，侵公帑，伐森林，毀民房，無所不為。在開封建祠的時候，甚至拆毀民居二千餘家，監生陸萬齡至謂「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與先聖並尊」。在山海關以東，明朝和建州奴隸主正在作生死存亡的鬥爭；在山海關以西，舉國上下則在作瘋狂地努力為魏忠賢建生祠。全國人民處在民族大災難的前夕，統治階級則在表現垂死前的瘋狂。 在高攀龍等和魏忠賢鬥爭中，由於攀龍曾在東林書院講學，因此稱攀龍等為東林黨。其實這個東林還沒有構成政黨的條件，即是在這裡講學的人，思想上也沒有什麼政黨的觀念。東林黨的名稱，應當說是名詞上的一種不確切的稱呼。但是不久以後，復社出現了，開始具有政黨的意義，而入社的人士號稱上萬，普及到當時的全國領域。復社的活動中，甚至具有政治的意義，周延儒的第二次入閣，事實上出於復社的活動，不過因為延儒的聲名狼藉，其後復社中人也儘量地隱諱其事。 在天啟之初，陳子龍只是一個孩子，雖然他後來把生命獻給國家，但是少年時期，孩子究竟只是一個孩子，他的生活和整個的政治活動是沒有什麼聯繫的。天啟三年（1623），他有時還要談些神仙之道，陳所聞把這作為癲狂，極力禁止。所聞的教導，當然是要他由八股出身，在當時這是一條通向仕途的大道。子龍也曾作過《春思賦》《蟹賦》，科舉時代稱為古學，要是在這方面有些成就，也會得到一般人士的欣賞的。 天啟四年（1624），陳所聞的健康情況開始好轉，但是魏忠賢的毒焰正在煽動。陳所聞在閱讀邸報中看到當時的正人君子受到排斥，每每咨嗟嘆息。子龍和他的朋友們也在不斷地關心國事。 到了天啟五年（1625），逮捕周順昌的事件發生了，這是一個信號，人民發動起來了，他們同情正直的士大夫，反對魏忠賢的爪牙，甚至不惜犧牲，終於以顏佩韋等五人的生命照耀了這一次的鬥爭。這是一個號角，全國都響應了。子龍也在這次運動中有所表現，他甚至縛草為人，寫上了魏忠賢的姓名，發動了青年朋友，對草靶人射箭。這當然是一種幼稚的行動，但是對於一位十七八歲的青年，你無從要求他提出什麼積極活動的。 在這一年，他和夏允彝、周立勛、顧開顏、宋存標、宋徵璧、朱灝、周鍾等結為朋友。當然這些人都是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在日後建州奴隸主入侵以後，必然會分化。有些人因為要保全地主階級的生活和立場，很自然地會向入侵的建州人靠攏，甚至屈服。但是也必然有些人為了保存民族氣節，不向入侵的建州人屈服，終於殺身成仁，維護了民族的尊嚴。 天啟六年（1626），子龍的文學天才終於為夏允彝等所發現，他們的推崇和陳所聞的讚賞都給了子龍一定的自信。這一年他在府縣考試中都有所表現，補博士弟子。用通俗語言說，他是秀才了。 在這一年的秋天，陳所聞死了。在他臨死的時候，一再囑咐子龍要好好孝順祖母。這件事對於子龍的最後一段生活起了決定的作用。在南京失守，杭州、紹興相繼陷落以後，他始終隱忍著。在奴隸主的建州兵士蹂躪東南的時候，他沒有走上前線，直到祖母逝世以後，他才不恤以一生之存沒，爭取民族的自由。天啟六年，他結識了東南兩位老名士陳繼儒、董其昌，同時也和嘉定侯峒曾，嘉興錢旃、錢棻結交。陳子龍年十九歲，在舊社會，他已經成熟了。 天啟七年（1627）八月，熹宗皇帝死了。從神宗到熹宗，明朝的統治，除去張居正當國的十年不計，神宗三十八年，光宗一月，熹宗七年，經過四十五年的琢削，政治和國勢正在逐步地走向崩潰，但是還沒有崩潰；建州奴隸主政權從最初的十幾副兵甲擴展到遼陽、瀋陽，正在和明政權爭奪錦州一帶的統治，但是還沒有成功，也還沒有擴展到整個中原的野心。明王朝西北部的人民生活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但是還沒有決心發動革命。文盲無知的二十三歲皇帝死了，一切的重任落到一位十六歲的繼承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