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龍及其時代 · 第二章 時代的惡化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明朝的勃興正證明了中國的強大生命力，但是到神宗後期，他已經是暮氣沉沉了，接下來是一個駑弱無能、自行斫喪的光宗和一字不識、不知國事的熹宗，明朝的結束是指日可數了。
楊鎬四路大軍的失敗，是明王朝和建州王朝勝敗的關鍵。我們對於當時的情況，做出具體了解以後，不能說神宗對於國家大事沒有一定的了解，因而完全掉以輕心的。無論他在萬曆十年以後對於張居正曾經進行過怎樣的污衊和迫害，他從十歲到二十歲的十年時間，受過居正的教育；上面有慈聖李太后的督察，下面有太監馮保的監護，他對於國家的前途不可能沒有足夠的認識；而且國家一經失敗，皇帝一族，無論親王、郡王甚至遠房的什麼將軍、中尉、郡馬、儀賓這一大套的人物都要受到殺戮和貶竄的處分，這一切他都應當明了，而且他也明了。萬曆四十七年的搏鬥，是生和死的搏鬥，是他的骨肉血親和崛起的部族的搏鬥，這一點神宗是應當清楚的，也是必然清楚的。
那麼為什麼會失敗呢？
當時的將軍們，無論他們是怎樣勇敢善戰，他們究竟是粗獷的斗將，不是智勇的將軍。杜松是一位身經百戰的大將，但是他的大功都是在西南區域和落後的少數民族血戰得來的。這只能助長他的驕傲之氣，並不足以增加他的戰略。「現在老了，還不知道鐵甲的分量。」這句雄赳赳的語言對於一位把總、守備，不失為富於膽略的語言；對於大將，那就是不可為訓了。國家的大將，十萬軍隊的司令，赤膊上陣，這是哪一路的兵法？劉的頭腦是清楚一些了，他還記得和杜松是以號炮為約，但是在奸細們的一番詭譎之辭以後，他把這個密約忘了，只顧得搶頭功，卻沒有防備敵人的詭詐。劉又敗死了。
還有兩路呢。一路是三十六歲的馬林，沒有經過大戰。他的部下聽到杜松敗死的消息，全軍譁變，馬林也在亂軍中喪了性命。三位大將都死了，經略楊鎬只剩得李如松這一名部下。如松是成桂的兒子，雖然是紈絝出身，且喜保全了性命，沒有給四路大軍造成全軍覆沒的噩耗。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大失敗呢？明朝中期以後，出軍的時候，經常是以文人統帥大軍。文人是從八股出身的，破承轉合，儘管做得怎樣的文從字順、抑揚頓挫，其實與作戰的驅馳進退毫不相關。當然，即使是從八股中求人才，也不一定沒有將才，因為人才決不甘心於老死岩壑，以起承轉合求人才，必然也有豪傑之士，不可一世的人才，即以起承轉合應之。待到戰事旁午，他仍然可以他那縱橫捭闔的方法破敵立功，成為一時的名將。但是同時還有一個掣手拖拉的方法使他無法成功，坐視國家的喪敗而不救，這就是所謂「紅旗報捷」。在一位大將出征的時候，照例有大群的文官跟著，他們既不用打仗，也談不到參謀。他們有的是紅旗。憑著這一面紅旗到處督戰。應當開戰的他們督戰，勝利了，他們派著飛馬到北京去報功，稱為紅旗大捷。失敗了，他們憑著這一面紅旗調動比較得力的軍隊掩護他們逃跑。當然，那時他還可以向皇上奏明，把一切罪過推給別人。向上，他們可以推給經略；向下，他們可以推給戰將。他們是無罪的，而且還可以有功，因為在找到替罪羊的時候，不但替了他們的罪，而且也保證他們的幹練。
可憐的是經略，因為最後的罪責都會落到他們頭上。有了功也許可以加一條什麼頭銜，賞賜若干永不兌現的大明寶鈔；可是失敗了呢，那時一切的罪名都會擱到他們的頭上，最後只有把頸子裡冒出的熱血償還這些不一定應當由他償還的血債。為什麼會落到他們償付呢？主要還是由於他們會做幾篇八股文章，平時再說一些憂國憂民的話頭，最後就由他們償還這筆血債。歷史是這樣寫了，不過國中還是有人的。楊鎬以後有熊廷弼，熊廷弼以後有盧象昇，盧象昇以後有史可法、黃道周，黃道周以後有陳子龍。為了國家，甘心獻出自己的頭顱，中國是有人的。有了人固然是不免失敗，但是有了人中國也可以復興。中國是幾萬萬人的大國，儘管有的人會失敗、會殺頭，但是中國的復興，由衰落而強大，終於對世界做出應有的貢獻，是必然的，沒有疑問的。
楊鎬的失敗，引起了建州的一系列的勝利，以後他們奪撫順、奪開原，再進而奪遼陽，奪瀋陽，截斷明朝和朝鮮的通道，甚至強迫朝鮮在萬分不願的情況下為他們供應糧草馬匹，反對一向友好的明王朝。僅僅經過了不到二十年的時間，終於奪獲了整個中原，把他們的奴隸社會帶進關內，以後再逐步地和漢人的封建社會結合起來，成為半奴隸半封建的社會。
萬曆四十七年（1619）的四路大敗，是明王朝向滿洲王朝轉變的關鍵。從這一年以後，滿洲王朝向東西南北四個方面擴張，明朝的統治權逐步地退到遼河以西，朝鮮因為和明朝的聯絡截斷，不得不向清王朝靠攏。神宗這位統治了四十八年的萬曆皇帝也終於衰老了。那時他只有五十八歲，可是從定陵發掘所得的遺骸看來，他已經衰老，脊椎已經傴僂了。做皇帝確實很辛苦，他要擔負國家的大事，同時也要擔負國家的小事，對外的和平戰爭，對內的油鹽柴米。宮殿以內，他有一大群的后妃嬪嬙；宮殿以外，他有更大的一群文武百官。一切都要由他負責。在順利的時候，他固然可以一呼百諾，歌舞昇平；在失敗的時候，那就是君臣相顧，不知所歸。干皇帝這一行，實在是三百六十行里最辛苦的一行。但是到了萬曆四十八年這一年，神宗皇帝終於不幹了。由一位三十九歲的太子出來當上皇帝，歷史上稱為光宗皇帝。
這位皇帝是一位宮女的孩子，雖然是長子，但是一直到十三歲還是個文盲，以後不知道究竟認識幾個字，充其量不會超過半文盲。媽媽久已去世了，還得伺候父親和那個對他不順心的鄭娘娘。在有人奉命將他打死，不幸被獲的時候，他還要替這個人解釋，替他辯護，終於不了了之。千辛萬苦，活到三十九歲真不容易。現在父皇死了，要他出來當皇帝，這份工作就很不簡單。在舞台上，要當皇帝，還要經過師父的傳授，老闆的棍棒，才能夠一腔一板，稱孤道寡，那時鬍子一抹，裝腔作勢，在大臣們三呼「萬歲」以後，喊一聲「諸卿平身」。可是光宗皇帝連這一些準備也沒有。做皇帝是怎麼個做法，這位三十九歲的半文盲，真不知如何是好。
但是有辦法。媽媽雖然沒有了，鄭娘娘也差不多是個媽媽了，平時她不總是在父親左右伺候的嗎？總懂得一些干皇帝的手法。只要鄭娘娘肯指教，想來多少總有辦法。
這位鄭娘娘是同神宗皇帝對天立誓，要把自己的兒子常洵立為太子的，可是那些朝臣百官不答應，他們抱定立嫡立長的老規矩，嫡子雖然沒有出世，長子是有的，為什麼不立為太子？他們從小就會使用筆尖的，加上南紙店現成的紙張，一而再、千而萬地要求立太子。神宗皇帝總還沒有忘卻割臂瀝血的盟誓吧，怎能把常洵拋開呢？何況這小子長得十分好，雪白粉嫩，坐在朝廷上也還像個樣子，不像常洛那樣面黃肌瘦戰戰兢兢的寒酸相。但是官兒們的筆尖是凶的，有的甚至傳出謠言，說是鄭妃是怎樣調唆，鄭家又是怎樣的暗算，甚至是要買人闖進皇宮，打死小爺了。話越說越凶，神宗皇帝再要裝聾作啞、半死半糊塗也裝不成了。最後他下定決心，常洛立為太子，常洵封為福王，可是首先必須御賜皇莊，待湊足四百萬畝的皇莊以後，常洵才能出宮，到河南做他的王爺。
是四百萬畝啊！河南這地方本來不錯，離北京不遠，雖然皇子一經出封，沒有隨時入朝的祖例，可是離北京很近，這就是好處。河南已經封過好幾位王爺：周王、唐王、伊王等一共五六位，都不是不要皇莊的，現在再來一個福王，而且聲勢更大，是皇上的寵妃的皇子，皇莊的田畝，差一點也不行，到哪裡擠出這四百萬畝呢？難道百姓也不要，由大家放手去搶？沒有百姓，有了皇莊誰來耕種呢？河南省的大官小官都是給皇帝辦事的，萬一連百姓也擠完了，這些官兒要他們做什麼用？難道由他們戴著烏紗帽去替皇子皇孫這些王爺們耕田嗎？總算神宗皇帝還通一點人情，沒有等到湊滿四萬頃之數，竟讓福王去河南了。
神宗皇帝死了，按從前的說法，是賓天了，那是說到上帝面前當客人了，福王也早去河南，太子常洛是可以當皇帝了。這一位半文盲的老好人能做什麼呢？照例說他要呼天搶地，跪在大行皇帝——初去世的皇帝稱為大行皇帝——的神座面前守夜，最多只能席藁枕塊。席藁是躺在草荐上，枕塊是把泥巴當作枕頭。他還要好幾天不吃飯，只喝一口稀湯。這都是說給那些耍筆尖的文人聽的，究竟是不是這樣真干，我沒有趕上那個禮教昌明的盛世，沒有看見過。估計起來，這位太子常洛，後來稱為光宗，因為他是半文盲，大約是不會做的，也不懂得要這樣做的。
半文盲雖然是半文盲，人總還是一個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慾，老子死了，七情六慾並沒有死，所以在神宗皇帝上天到上帝面前做客的時候，光宗首先去鄭娘娘面前請教。鄭娘娘是懂得禮數的，特別是皇宮裡那一套做得說不得的禮數。她自己是衰老了，可是她的左右卻有不少的美女。她立即向新皇帝進貢三十位美貌佳人。
可憐的光宗皇帝，從他出生那天起，一直到父親去世那天為止，他從來沒有看到過一次好臉色。神宗皇帝在他的眼裡簡直是一尊天神，老是金光滿面，端端正正，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愛憐的溫旨，更談不上撫摩和提攜。現在好了，天神是歸天了，光宗也是皇帝了，又是一朝天子。眼前的三十位美女哪一位不是粉妝玉琢，冰肌雪膚，平時看也不敢偷看一看，現在——光宗皇帝說——都是我的了。他顧不上席藁枕塊，只要摸一摸，已經夠他銷魂的了，何況是三十位。半文盲說給自己聽：「這些美人兒都是我的了。」
神宗皇帝由他自己躺在那靈柩里吧，免不了的是這一位和那一位皇娘的痛哭，這一位和那一位大臣的碰頭，可是光宗皇帝卻耽在那三十位天仙般的懷抱里，一日十二時，他真要劈成二十四時來過。是三十位天仙呢，他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位更甜蜜、更親愛些，只覺得都是好，都是絕世的佳人，想不到自己活到三十九歲，還沒有看過這樣甜蜜的女子。女人是天生的，專門為苦惱的人們來消磨時日的。父皇在位的時候，自己輪不上，現在父皇去世了，鄭貴妃又送來，那怎能怪我呢？一切的席藁枕塊、水漿不沾的禮節，翰林院的官兒們總會寫上的，自己且同這三十位美人們廝混。
可憐的光宗皇帝，他實在沒有做什麼了不起的壞事。經過三十九年的折磨，自從出胎的日期起，人家就沒有把他當過小主兒看，只算是都人們帶的一筆私賬，十三歲還沒有識字，以後即使再學，也學不了幾個方塊塊，現在算是皇帝了，那怎麼辦？除了這一點男歡女愛、不學而能的本領以外，他要學也來不及了。
於是一邊由大學士方從哲一再提出什麼什麼的主張，一邊由光宗皇帝吩咐秉筆太監照批，一切都還有一個模樣。禮部侍郎孫如游請立太子，老皇帝死了才不過幾天，新皇帝即位也不久，立太子不免太早了一點，秉筆太監說等到孝服滿了再說，光宗皇帝點點頭。
御史張潑請開言路。本來神宗皇帝到了晚年，什麼話都聽不進，一切都給它一個不聞不問，御史們都有怨言。現在要開言路，眼見得是非開不可了，就開吧，好在聽不聽還是由皇上做主，那就開吧。
可是那三十位美人的消息不知道為什麼官兒們都知道了。御史郭如楚不便直接提出人數，他說：「起居必慎，嗜欲必嗇，斧斤必遠，則無耗損之漸。」文章寫得很婉轉，光宗皇帝不一定明白。秉筆太監由於是經過翰林先生教學過的，他們也不便明說，只說：「道理也說不清楚，不要答覆吧。」這位郭如楚御史落得的答覆是「不報」二字。
由於神宗去世不久，一時來不及為新皇帝立太子，只能稱為皇長子，十六歲了。大學士方從哲請求為皇長子指定師傅。光宗皇帝宣諭：「且慢，皇長子才十六歲，小得很，身體也不好，今年且讓過，到明年再看吧。」所以這位十六歲的文盲且讓他盲下去。不久他還得當皇帝，好在皇帝儘管做，盲不盲沒關係。
光宗皇帝高興了二十天，到二十一天上，他竟不能上朝了。在這一段之中，努爾哈赤是一刻也不放鬆的。明朝皇帝高興的是三十位美人朝夕侍側，建州首領高興的是向明朝進攻。撫順、鐵嶺久已在他的掌握之內了，他的大軍正在進逼瀋陽，要是瀋陽失守，東北的大局就再沒有恢復的餘地了。所幸這時還有熊廷弼這一位視死如歸的經略撐持著。他督率著諸將策應，打了兩天的硬仗，努爾哈赤的大軍退卻了。
八月三十日召見大學士方從哲，還有其他幾位大臣和英國公張惟賢。明代是以武功立國的，所以遇到朝廷大事，武臣的領班照例是要參加的。這一天是光宗皇帝即位以後的第三十天。他指著那位不識字的皇長子，要從哲等好好輔導皇長子為堯舜之君。堯舜之君誰也沒有看見過，究竟是什麼樣，誰也沒有一個底。據我的看法，堯大約是位昏聵不堪的酋長，不然，他怎樣容忍那窮凶極惡的四凶，等待舜王爺來掃除？舜大約是位技巧熟練的師傅，所以能蓋倉廩，掘井道，得空還能玩弄樂器，可也不是主張一夫一妻的，把堯王爺的兩位姑娘都騙到手。他的弟弟看不過，就想包過去。待到舜王爺百歲而後死在蒼梧，這堯王爺的姑娘至少總該七八十了吧，還是翠羽明璫一直趕到湖南去，把兩人的珠淚灑在湘江邊的竹竿上，至今還傳著那發人深思的湘妃竹。大約古書的大半都帶點兒神話味，不能相信，不必相信。
光宗皇帝說過輔導皇長子的問題，接下就談到壽宮。壽宮就是皇帝墳墓的別稱，方從哲說是已經安排好了。光宗皇帝說：「不是說的神宗皇帝的壽宮，是說我自己的墳墓。」方從哲和幾位大臣說：「皇上萬歲萬萬歲，這事是一時談不到的。」
光宗皇帝問鴻臚官：「我的藥呢？」
方從哲說：「還是不要輕進的好。」
在方從哲退出時，鴻臚寺臣李可灼的藥進上了，光宗很高興，連說：「進藥進藥。」
方從哲是首輔，責任更大，和其餘的幾位御醫談談。又一位大學士劉一燝說：「在我們鄉間，兩位鄉親都用過。一位立即痊癒了。看起來是有些道理。」
孫如游是另一位大官，他說：「不一定吧，還是慎重些好。」
這幾位大臣在暖閣里一長一短地談論，光宗皇帝喊嬤嬤進來，要她趕快調藥，七手八腳，藥調好了，光宗皇帝舉起藥杯，一飲而盡，高興地喊道：「忠臣忠臣。」
李可灼正跪在門外等待頒賞。大臣們也放心了，正在一腳高一腳低地走出宮門。過了一歇，只聽得皇上很高興，傳呼御餐。情況一切好轉，大臣們高高興興地回家了。下午四五時後，可灼也出宮了，大臣問起情況，可灼說：「皇上怕藥力不夠，還要再吃一些。」
大臣們都不主張再進。
可是光宗皇帝還在催，因此重新把紅丸用水調好，再進。光宗皇帝欣然地再進，頭一晃，光宗皇帝不再是皇帝，成為先帝了。從光宗皇帝即位之初到他臨終這一天，整整一個月。努爾哈赤這個建州的首領還在瀋陽的四圍打轉，準備一個奪取遼東的打算，而這個地大物博的明朝皇帝，則在三十位妃嬪的圍繞之中葬送了自己的性命。是不是光宗竟是一位荒唐透頂的皇帝呢，其實不是如此。
中國古代荒唐透頂的皇帝，豈止光宗一個？不幸的是他在一月之中，竟把自己的一條性命白白地送去。
光宗既死，當然是由他那個文盲兒子由校即位，歷史上稱為熹宗。熹宗即位時，年十六歲，對於國家大事什麼都不清楚，他了解的是木工手藝，要是由他好好發展，可能成為一個極靈巧的木工藝人，不幸的是他當了皇帝。這樣不幸的皇帝，中國古代何止一個？李煜是第一流的文學家，趙佶是第一流的藝術家，然而不幸都當上了皇帝，皇帝這個任務，又不容許辭職，只有昏天黑地地當下去，最後落得個身敗名裂，真是最大的不幸。
十六歲的孩子當上了皇帝，一位大臣也不認識。認識的只有光宗身邊得寵的李選侍，算是阿姨吧。群臣們進了宮，特別是兵科都給事中楊漣，熹宗不認識，只看到他大捧的鬍子，鬍子伯伯的精力最足，聲音也最洪亮。大家把這位十六歲的孩子擁上轎，一直抬上文華殿。皇帝上朝了，大臣、小臣們叩頭再叩頭，這算是維護法統。同時有人奏稱李可灼進紅丸，以致光宗皇帝崩駕。第一件是剝奪了他的月俸，以後再慢慢地治罪。
北京城裡正在演出一幕一幕的文戲，關外的努爾哈赤卻在攻打瀋陽，也在演出一幕一幕的武戲。明朝雖然已經逐步地衰弱了，但是山海關以外遼寧這一帶還是有著第一流的人才，應付著滿洲的進攻。第一個是熊廷弼，他是進士出身，但是文武全才，是一位鎮守邊關的大將。他的缺點是認定自己是一位忠心耿耿、能謀善戰的大將，其餘的人他都瞧不上眼，有時甚至對他們加以謾罵。至於他的生命，他久已以身許國，活也可以，殺也不妨，什麼都不放在他的眼裡。這個當然是明代的風氣。他初到遼寧的時候，命僉事韓原善去瀋陽，韓原善不敢去。他再命閻鳴泰，閻鳴泰到了虎皮驛，痛哭一場，回來了。再派誰呢？熊廷弼自己去，從虎皮驛直抵瀋陽，大雪飄飄，再從瀋陽直赴撫順。總兵官賀世賢說不能再去了。廷弼說：「怕什麼？冰雪滿地，敵人不會料到我會來的。」這時他大吹大擂地一直向前數百里，誰也沒有看到，他祭奠了陣亡的部下，相度將士，召集流移、整頓甲仗，分置兵馬，整個的遼寧全區，重新回到了明王朝。
熹宗即位，第二年改號天啟。天啟元年，命袁應泰為遼東經略，從才氣論他不及廷弼；從忠鯁論，他和廷弼一樣。受任的那天，他殺白馬祭天，自稱決心與遼寧共存亡。他上疏言：「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罪無赦。」熹宗優詔褒答，賜尚方寶劍，應泰隨即殺去貪將何光先，汰去貪將李光陽以下十六人，建議用兵十八萬，大將十人，對付努爾哈赤。
應泰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大員，但是將略非其所長。蒙古大飢，向應泰索食，應泰認為如果不加救濟，蒙古軍隊勢必拆入建州，對明王朝更不利。這一下瀋陽、遼陽的蒙古難民更多了，他們的行為也不用檢點，因為蒙古民族和漢民族的習慣不一樣，一邊是習為當然，一邊是認為事出不經，矛盾更多，解決也更困難了。應泰正在自鳴得意，準備用蒙古兵抵抗建州。天啟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建州出兵進攻瀋陽。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奮力一戰，大敗而還，次日降人內應，二將戰死。總兵官陳策、董仲揆赴援，也同時敗死。應泰撤退各路兵馬，退守遼陽。十九日建州兵進攻遼陽，應泰身率總兵官出城接戰，大軍再敗，諸將多死。這一晚袁應泰宿在營中。第二天建州兵來了，應泰入城，力督諸總兵守城。戰事不利，建州兵由小西門入。袁應泰看清楚這一次的事情結束了，他和巡按御史張銓說：「你沒有守城的責任，趕快去吧。責任是我的。我只有一死。」袁應泰死了，建州兵破了瀋陽以後，又破遼陽，關外的兩座重城都失守了。
但是北京城裡好像沒有這件事似的，他們依然是在爭執。爭執的是什麼？光宗皇帝最後的寵妃是李選侍，應當怎樣安排？是不是可以給她一個皇太后的名號？她連皇后都不是，怎麼能當上皇太后呢？選侍有一個女兒，是皇八妹，一時又說皇八妹投井了，那還了得！是誰逼死的？總算還好，沒有出人命案子。但是李選侍還住在乾清宮，現在光宗皇帝久已算是在天之靈了，要李選侍幹什麼。於是就要移宮，李選侍一去，熹宗皇帝人住乾清宮，總算是名正言順。在這次移宮之中，太監們搬搬挪挪，又算發了一筆小財。本來明末的太監，最盛的時候號稱十萬人。明故宮我是沒有機會看到過，清故宮是看到的，就把太監們一字兒排開，也排不下十萬人。後來才知道明朝亡國以後，房子剩下的不過十分之一。既然還有十分之九，那就多安排若干人也不是難事。
說起太監，本來也是慘無人道的事，為什麼好端端一個人，要把他的生男育女之道切斷呢？何況多半是他的父母動手的！事實上一家生活沒有出路，只有這樣才能保全他的生命，至於他的後代，好在還沒有影子，不出世也省了許多麻煩。
從古代起，君主們都相信太監是好得多。寺人孟子，寺人披不都是見於古書嗎？他們既然沒有家室，當然不會貪圖私利；既然沒有子女，當然不會謀及子孫。其實這些想法都是天真得過分了。不為子孫謀利益，他不會為自己謀享受嗎？不為子孫立基業，他沒有侄兒嗎？侄兒做了皇帝，他不是同樣是太上皇嗎？豈但是子侄，就是內侄，一樣可以推戴。周世宗繼位以後，誰說郭威不是周太祖呢？所以做皇帝的總要為子孫謀萬代之計，雖是枉費心機，但是還得做下去。
北京城裡正在爭權奪利的時候，努爾哈赤一心一意在想奪取中原。這時建州衛的勢力久已超出瀋陽、遼陽這兩座最大的城市了。他們的野心是向西發展。目的地是廣寧，後世稱為北鎮。建州的軍隊據有瀋陽、遼陽、廣寧這三座大城，形勢已成鼎足，是不可動搖的了。特別是廣寧，因為這裡西通蒙古，建州、蒙古的軍隊合而為一，更可以舉足輕重，明朝的軍隊要向東開拔，不能不仔細考慮。
在破遼陽的時候，明王朝的御史張銓被擒。明代的御史，官雖不大，身份卻是高的。張銓說：「我受朝廷深恩厚祿，戰而被擒，唯有一死而已。倘若投降苟活，必為後世所唾罵。你們雖然給我一條生路，在我只有一死。」張銓是不肯投降的，當這句話傳到努爾哈赤的時候，努爾哈赤說：「他若知天命來歸，當然是要從優款待。現在既然是戰而被擒，擒後又不願生。以一個願死的人，我們再去養他，不如由他去死。」張銓是被殺了，明朝的御史願死不願降，這件事對於明朝的臣民，是一種鼓勵。
關東的形勢失敗了，明朝改取守勢，山海關成為重鎮。天啟元年（1621）五月敕召熊廷弼。上諭說：「朕唯爾經略遼東，一戰威懾夷酋，力保危城。後以播煽流言，科道官風聞糾論，斥下部議，聽令回籍，朕尋悔之。適遼陽陷落，隳爾前功，爾當念皇祖環召之恩。今朕沖年，遘茲外患，勉為朕出，籌畫安攘，其即日叱御前來，庶見君臣始終大義。」熊廷弼是來了，但是現在的熊廷弼，已經不是當日的熊廷弼。當日力保瀋陽、遼陽，北援撫順，踏雪耀兵，是一位叱吒一世的大將。現在只能駐紮山海關，掛上一個經略遼東事務的虛銜，山海關以外的形勢，雖然還不能說為努爾哈赤所占有，已經成為緩衝地帶，建州的軍隊可以唾手可得了。不過熊廷弼是一條硬漢子，他的氣勢赫赫猶在。「氣吞萬里如虎」，熊廷弼依然是熊廷弼。遼東巡撫王化貞不能不算是忠臣，但是他究竟是一位書生，他的策略，首先是聯絡海島上的毛文龍。毛文龍，掛著參將的頭銜，一邊聯絡朝鮮，一邊盤踞海島，做他的生意買賣，同時結交得勢的將領，保舉升官，一直做到副總兵。官也升了，生意也做了，和朝鮮是聯絡有素，和建州則偶然交鋒，在大東灣、渤海灣一帶，成為一個小小的獨立王國，打仗是偶然的，壟斷北方水陸交通的形勢則是必然的。
北京城裡，主要的政務又是一樣，無論東方的情勢如何緊急，這位十六歲的文盲皇帝第一件是認為保姆客氏保護出力，賜香火田二千畝。太監魏忠賢侍衛有功，交工部敘錄。同時在四川、貴州的邊界上，朝廷正和土司開戰，這一仗主要依靠四川的朱燮元調遣有方，大功告成，但是國力的虛耗是必不可免的，竟沒有考慮到以全力應付山海關以外事關存亡的大戰。
關外的情況是兩位大將。熊廷弼是經略，駐山海關，但是兵事的大權都在巡撫王化貞手裡。王化貞應當也算是一位得力的將帥，他主張開戰，但是他的把握是不大的。當時的御史江秉謙有一番持平之論。他在奏章中說：
經撫不和，幸有明旨會議。議者曰：化貞欲戰，廷弼欲守。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進戰也。化貞銳意進戰，豈戰勝而可無事守也？萬一不勝而又將何以守也？大學士葉向高言，經撫會議，漢史趙充國平西羌，雖主屯田，而辛武賢亦竟以力戰取勝，今廷弼能為充國，且留化貞以為武賢，亦何不可？唯是廷弼之於化貞，作用既殊，而欲化貞受其節制，則舉朝之人皆以為難行，同官皆爭之，豈臣一人所敢獨任？
對付努爾哈赤的兩位大將不能合作，情形已經很明白了。平心而論，王化貞是一位肯乾的大臣，但是將略非其所長；熊廷弼是一位才具優長的主帥，但是氣量不免褊隘。以這兩位負責的大員，同時應付邊境，實在是用人不當，但是當時明王朝的亡國形勢已具，歷史的潮流，是不能逆轉的了。豈但是熹宗，上而不問國事的神宗、糊塗駑弱的光宗，下而喜怒無常的思宗，哪一個不是亡國之君？明朝的三十年苟延殘喘，不能不算是萬幸的了。
天啟二年（1622），努爾哈赤的軍隊逼近廣寧，駐紮清河堡，但還沒有出動。王化貞的軍隊也出動，直駐沙嶺，兩軍又成了相持的形勢。這時候謠言來了，說是建州軍隊已經進到城邊，投降的免罪，怕死的都扎了香亭去迎接了。總兵、監軍阻擋也阻擋不了。化貞正關著衙門呢，由總兵江朝棟扶著他出走了。行不多時，熊廷弼聽到建州的消息，正在驟馬趕來。不料才到前屯，就遇到王化貞。化貞看到廷弼，只有痛哭流涕。廷弼對於事情的原委是早已料到的，有什麼可說的呢？
本來廷弼以經略的頭銜出山海關的時候，化貞唯恐他以經略的身份，奪取自己的兵權，表面上做出把軍權讓給廷弼的形式。廷弼推回說：「我的責任是扼守山海關，管不到廣寧，廣寧也用不到諉過於我。」經過一段時間，化貞有了一些布置，自稱一舉可以蕩平建州。廷弼自請免職，一任化貞以專責成。到了現在，廣寧失守了，化貞正領著一部分可靠的部隊，決心退守關內。兩位大將在大凌河見了面。化貞大哭。廷弼冷笑道：「王巡撫準備六萬大軍，一舉蕩平建州，現在怎樣了？」化貞羞顏滿面，他說：「不談了。現在唯有收拾軍隊據守寧遠和前屯。」廷弼說：「太遲了，來不及了。現在唯有護送難民入關，把關外的糧草全部燒卻以免建州的利用。」化貞出了寧遠，建州兵隨即出現，一部分的叛軍歡迎建州兵入境。努爾哈赤聽說王巡撫走了，急命大軍去追。這裡正看出熊廷弼的將略，一路的糧草已經燒光，追也無從去追。從此廣寧和山海關又成了相持之勢。
瀋陽、遼陽相繼失守以後，現在又奉送一個廣寧，山海關外，幾於全部失守了。在努爾哈赤初起的時候，建州只是遼寧東北長白山下的一個部落，現在已經肯定地成為明朝的一個敵對力量了。當然這兩方的國力是無可比擬的，但是一個是初升的朝陽，一個是殘餘的夕照，雖然從形勢上是無可比擬，但是初升的不斷地升起，殘餘的終久只有沒落。
熹宗初年，明朝和建州的爭端是遼陽、瀋陽、廣寧這三個據點，明朝掌握著這三個據點，建州是沒有崛起的希望的。可是這三個據點一旦喪失，明朝無形地就給了建州一個強大的根基。當時的形勢，是明朝和朝鮮維持堅強的友好關係。和蒙古的關係，遠遠不如朝鮮。在明朝強大的時候，散漫的蒙古各部族和明朝是友好的，可是一旦明朝控制的力量不足，蒙古族是隨時可以倒向建州而與明朝為敵的，從山海關直到陝西三邊，他們不斷地向明朝進攻，造成明朝的北顧之憂。
在遼陽和瀋陽尚在明朝掌握之中的時候，楊鎬曾經發動四路大軍向建州進攻，朝鮮也派遣姜弘立元帥率兵一萬三千人，接受劉的指揮。及至四路大軍敗了，姜弘立向建州投降，明朝和朝鮮的聯繫斷了，建州也遷都瀋陽，從此明王朝和建州王朝對立的形勢形成了，所仗的是義寧一線。在明朝保持廣寧的時候，蒙古族在西，雖然仍是不斷地要挾和騷擾，總算還站在明朝的一邊，可是廣寧一失，他們和建州接上了。本來明朝久已進入封建社會，建州和蒙古都還在奴隸社會，血是比水更濃的，一經衝破廣寧這一線，他們的互相聯繫是切不斷的，從此以後，明朝除了東北之憂以外，更添上了一個北顧之憂，而且這個北顧之憂更不限于山海關一片石這一帶，而是漫長漫長、沒完沒了的一大片地面。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明朝的勃興正證明了中國的強大生命力，但是到神宗後期，他已經是暮氣沉沉了，接下來是一個駑弱無能、自行斫喪的光宗和一字不識、不知國事的熹宗，明朝的結束是指日可數了。但是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是一個不能滅亡的國家，無論國家怎樣危急，總有人站出來，無論怎樣生死攸關，總有不怕死的英雄準備一腔熱血為國家澆灌獨立之花。熊廷弼不曾冒了生命危險從雪深沒膝的當中，巡視邊徼，為遼寧保障嗎？現在又出來一個孫承宗。
天啟二年（1622）努爾哈赤進略廣寧，接下來就是廣寧的失敗，王象乾為兵部尚書，王在晉為遼東經略。象乾一向是做薊遼總督的，老了，也沒有多大才具，但是因為他一向是在薊州的，所以和邊外的蒙古關係較好。他的計劃是要用一百二十萬兩白銀收買蒙古，對付建州，只要一天不出大的事故，他就可以安然無事，告老而去。這些人正代表中華民族消極的一面。是人類的渣滓，每個民族都有的。在這個民族向下的時候，一切渣滓都泛濫上來，初看好像是一個渣滓的世界；但是到了這個民族向上的時候，渣滓會沉下去，只見到一派興隆的氣象，這個民族的光榮是不可抹殺的。
即使在這沉渣泛濫的時候，光榮偉大不怕死的人還是不少的，是要挺身而出的。頭顱不過是七斤半的一個骷髏，殺去了也無損於人的光榮。在廣寧挫敗之餘，負責的大臣既然以苟且偷安為得策，以放棄全遼為大略，以收買蒙古為壯猷，當時的孫承宗就提出他的主張。承宗也是從八股出身的，不過明朝的八股還准許作者有自己的見地，所以明代有不少的骨鯁之士能從八股出身；清朝從開國起，八股就以清真雅正為正宗，所以沒有人能提出自己的見解，朝考、會考更講究個黑大方圓，一切都以書法的死搬硬套為宗，所以明王朝還有人才，清王朝則以造就奴才為主，這是明、清兩個朝代的區別。
明王朝的兵部尚書、薊遼總督是一意以苟延歲月為事了。恰巧孫承宗以東閣大學士入直，主持兵事。他的奏章是值得全錄的。他上的《敬陳目前切要疏》說：
年來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為備邊而日增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其一種因循誕謾之象，徒相與咨嗟而不能返。故以一隅勤天下，遂至斂天下之兵於邊，而既壞一隅，兼壞天下。臣以為今天下急務在收拾人心，而欲收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其綱紀大要在皇上敕後臣工，共奉祖宗之法度，而先選精敏有為之材。昔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世或非之，而不知治固有時。方今百吏因循，庶政叢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凡寬博近迂，文藻近弱，遲暮近衰，急為量移。務得精敏有干局者，布列兵馬錢糧之司，撫道俱極一時之選，大破常格、勿拘資敘，又不得借破例以徇情分。郡邑之長，務擇廉干，蓋郡邑尚可搜括儲偫，而廉乃不私，干乃有用，遂可積餉養兵，以應徵求，以辦城守。凡地皆然，而畿內為急。至於武吏，不拘曾在戰陣，曾為大將，亦不拘文武，兵部調諸將有才望者遍核之，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鉞，俾開府專辟置，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朝。或朝有推授，仍聽其自擇意氣相合者，即以其人若所辟置之人。分募精兵，多不過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令自為簡汰而用之，如所自募。縱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議，供軍實，不得制其師。蓋兵之道，精不可以事窺，粗不可以理解，而文吏泥拗，好用小見解，沾沾將吏之上，能令將吏羈縶而不得展。以文統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更屬極敝之法。故臣謂今天下當重武吏之權，而重武之權亦唯是去文吏之擾。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如向者劉、杜松，近者羅一貴之勇烈，假令得專制之權，何至於敗？惜也。大將既得其人，便當以遼事付之，小勝小衄皆勿問，要於守關無闌入，俟兵力之厚為恢復。城堡有所復，即以畀其人，略法黔國。使其人之精力全用於遼，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以幹家之智干國，必無遺力，而朝廷特資兵餉，明賞罰，以防跋扈之漸，如周、宋之初可法也。國家京營兵十萬，日添文添武以為兵害，而不少添其餉。營兵上等之餉不當募兵下等之餉，何能為練？當如募兵之法，列餉為三等，而以遞升遞降之法簡拔清汰。環城為營，每城建三營，營可八千有奇。建營之法，即以陣法為之，令什什伍伍，在營如陣，在陣如營，升其伉健者為親軍，而老弱拊營，姑任之為老家，如宋初升籍之法，不變常，不動眾，而陰奪其勢，不憂其徒眾而易嘩也。其大要在先簡營將，無以文吏操之，而清其拜座主之費。尤在總協大臣，挈持綱領，勿循格套，以提掇營將之精神，則京兵可強，募兵可省，而外兵屯聚之禍可銷也。永平為陵京重鎮，為山海後勁，不可再設巡撫，卻不可不設總兵，與山海、薊鎮為鐺腳之勢，為皇上護此雄關。盧龍、薊門諸州縣宜略仿各邊之法，城各設守將一員，添兵防戍，築壘於必爭之地，使鎮戍連接，墩營相望，關西州縣處處設兵，雖為各城防守，其實於東則若以山海之兵分布於各城，以為老營；於西則若以京師之兵分布於各城，以為突騎。每城擇健令及佐貳，團結義民，安插流傭，兵即於本州縣招募，器甲糧餉給以本地錢糧。近畿三百里內，發數萬金，儲米豆為備，備而不用，可平糶以振民而官饒其息。一片石而西，戚繼光故壘在焉，可按其蹤而加修葺。畿南涿、易以及通州，當清理額兵，兼募新兵。撫臣張鳳翔議招兵五萬，臣謂有一兵當得一兵之實用，無哆口幾千幾萬，不得一兵之用也。天津、北平若京東，皆可屯田，以屯撥遼人，以渠限胡馬，以租給軍餉，此三便也。臣之所言，非有迂遠難行，然唯法乃定，唯斷乃成。臣非欲棄老成、獎新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尚名法也。天下因循誕謾，姑務偷安，大廈之不支而苦守門戶，要領之不問而牢護麵皮。臣誠不忍見皇上之法凌夷蠱壞而不可收拾，遂敢冒天下之私忌以修朝廷之公法。自古法之利國家者大，而奉法之害，其中於身者亦大。若言必遜皇上之心，動必諧眾人之意，老成長慮，卻顧身名，不為皇上主持，今天下豈少此人，而皇上亦何取於臣哉。
錢謙益《初學集》作於明代，其是非得失亦多當於人心，他和孫承宗的關係，是師生的關係，因此對於承宗的認識以及議論都是翔實可靠，其可取者在此。
明代在政治措制上的大錯在於成祖的定都北平，其後稱為北京。他的本意是唯恐南京的民心還是傾向失敗的建文帝，因此在沒有得到建文確耗以前，一邊虛張聲勢，以為建文自焚，一邊則派出各項親信，包括三寶太監在內，漫山遍海地搜訪，及至毫無蹤跡以後，他還是死守北京。當然，當時的北京還不是全無依據，特別是在俺答和三娘子安心做北京的屏藩以後。但是東邊呢？東邊的策略是把女真遺民分為三百八十四衛，使他們互相牽掣。這樣北京的東北是稍許安定了。但是在建州衛的努爾哈赤崛起以後，自號滿洲，朝鮮切斷了，北邊的蒙古隨時可以跟著努爾哈赤的大旗向南侵略，瀋陽、遼陽、廣寧，一經喪失，東邊的鐵騎可以一夜直叩山海關。到了這個時候，全國的寶庫，安在大門的門檻上，戰事一勝，固然可以安然無恙，戰事一敗，全國的心臟便立即暴露，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布局。
明王朝的布置怎樣呢？是在山海關外布置下若干的兵營。有兵就要吃糧，有馬就得吃草吃豆。糧餉草豆的來路，全仗山海關外的一線。這條線一斷，建州的士兵就可以叩關而入，離北京城不過二三百里。那怎麼辦呢？明王朝的官制和清王朝不同。清王朝到了後期，督撫有一定的定額，河北（清代稱為直隸）有總督一人，山東、山西各有巡撫一人，這是定額，輕易不會變的。明代是按照需要，隨時隨地都可以設總督或巡撫。總督的軍權有時節制三省或兩省，有時僅總督三、兩個大城，一切都有臨時的布置。巡撫便更多了，有時一城會有兩個巡撫，名為操持軍政大權，其實只管了半個縣城，在營兵不聽指揮的時候，連這半個縣城也管不上。
廣寧失守以後，全遼的形勢變了，「戎馬不如歸馬逸」，鞭子一搖，排山倒海的敗兵，便直奔山海關。王在晉這時正以兵部尚書的崇銜，代熊廷弼經略遼東，欲用蒙古以制廣寧。北京的兵部尚書王象乾說：「不行，得了廣寧，也守不住，那時皇上震怒，罪罰更大，不如退守山海關。」這就定下了放棄遼東，再放棄遼西的毒計。好在百姓總歸是百姓，大明也好，建州也好，種田的只要納糧，當奴才不過多根繩索，關兩位王尚書什麼事！他們的大計定了，請在山海關外再築一重關，鋪工四千餘丈，用費一百二十萬，至於營房、僚佐的宿所一切尚不在內。官大的好說話，僚佐袁崇煥、沈綮、孫元化都據理力爭。可是總督是不聽的，一切都上奏了，只等那一百二十萬。
首輔葉向高是擬旨的，他還算有擔當。他說：「這件事憑筆墨是說不清楚的，且讓我去看一看。」孫承宗已經入閣了，他說：「事情多得很，首輔且慢一步，容我先去看看。」在他們同心之下，孫承宗立即出發。
六月二十六日孫承宗到山海關，他看到王在晉，就問起：「新城成立以後，是不是就以舊城的四萬兵來守關？」
這一問很出乎王在晉的意料，用舊兵守新城，那築城的一百二十萬是幹什麼的？
王在晉說：「當然要另外設兵。」
孫承宗說：「照王尚書說，那是要用八萬兵守這個八里地面了。山海關的北面有一片石，還有更遠的所在，是不是也要守？是用守兵來作戰，還是再用戰兵來助守？王尚書是怎樣考慮的？八里之內已有舊城，又築新城，舊城城址的坑坑窪窪，是為我們自己設的，還是為敵人設的？新城如若可守，那要舊城幹什麼？如不可守，那時新兵四萬，在舊城之下倒戈，王尚書是不是讓他們進城，或是由敵人處理？倒要請教。」
王在晉說：「關外本來設有三條道，他們可以隨時入關。」
孫承宗「嘻嘻」一笑說：「這是說敵人來了，我們可以隨時逃回，那麼關外再築一重關，有什麼意義？」
王在晉說：「不是這樣說的。我們是在山上另建三寨以待逃兵。」
孫承宗說：「兵還沒有潰，我們先築好寨子等候，是不是替他們準備一條退路？那不是教他們潰走？要築新城是什麼用意？這是一層。還有一層，人心一潰，那不是再走上全遼崩潰的道路？」
王在晉說：「在八里之內，南邊是山，北邊是海，中間掘溝二十里，胡馬是不能過來的。」
中間掘溝是中山王徐達的遺策，這一頂大帽子，王在晉拿在手裡，是准有把握了。
孫承宗一些也不讓步，他說：「中山王在這裡經營的時候，左邊是山，右邊是海，沙少泥多，所以定下山海關這天下第一關的形勢。現在形勢變了，是不是要劃砂鑿石，火燒水激？那怎樣辦得通呢？成祖的時候，放棄了三衛，獨守遼東，是因為大寧以南，有薊門的天險；可是成祖獨守遼東，正是因為沒有遼東，遼西就無可守之險。當今大計，只有設法恢復，倘使不作恢復大計，切切然盡撤藩籬，到那時敵人一直打進了堂奧，我們還有什麼可守之險呢？」
孫承宗這一席話，在座的都無言可答，在晉屢次向他們示意，但是孫承宗這一番憂國憂民深入肌理的言論，憑什麼來駁回呢？
在討論防守時，閻鳴泰主張守覺華島，這是海中的島嶼，對於敵人，起了牽製作用的。袁崇煥主張守寧遠（現代稱為興城縣），這是從廣寧入關的要道。去遼陽、瀋陽已經很遠，但是要想出關收復二城，不能不取道寧遠；要想保守山海關，更不能不先守寧遠。袁崇煥的用意在此。王在晉的主張是用銀五十六萬兩安撫蒙古，牽掣建州。這是不是一個方法呢？承宗認為這是一種浪費。他指出：「且此五十六萬者，以今歲進兵而一用之乎？將歲仍為額乎？歲百二萬已不能繼，而又終不能去兵，二百萬之餉更繁，而百二萬之額歲益，天下其堪之乎？且此之款也與宣雲異。宣雲之款即作惡之虜，既款則惡息，而調發之費省。今作款一虜，作惡又一虜，藉此之款以息彼之惡，即款者不能，而款之者何可必。望皇上敕經、督二臣力修內備，勿倚此為實著而忽臣之所疑也。」在這一條里，承宗的議論更細緻更清楚。在高拱、張居正等應付俺答的時候，他們是不能不有所費的，但是他們所收到的結果是俺答的歸順。現在王象乾、王在晉的主張是收買西邊的蒙古而應付東邊的建州。應付了俺答而俺答屈服，是高拱、張居正大功的告成，實效在人。應付了蒙古而建州繼續進攻，是歲費二百餘萬而國家依然不得安枕，當時的明王朝能出幾個二百萬而百姓尚能啼飢號寒，安坐待斃？所以王象乾、王在晉的主張是一種坐以待斃的主張，這是孫承宗所不能容忍的。
至於在努爾哈赤壓迫下，蜂擁入關的遼民，這正和東北淪陷以後我們面對的東北同胞一樣。孫承宗在奏議中說：「有關內之遼人，玉田、豐潤之間，擁犢車，載婦女，朝東暮西，而呼號子道路者是也。法當籍所聚遼人，分注其衛所，量州縣大小，分撥鄉堡，無令流移不定而事久變生也。有關上之遼人，環關城之外，而片席為窩者是也，法當籍其拳勇，盡募為兵，置之中前、前屯、漸及寧遠；更擇其有家口者為屯牧。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此大計也。又有關外十三站之遼人，義民十餘萬，因山為寨以待救者是也，法當如袁崇煥議，駐兵寧遠、覺華，迎護以歸，強者為兵，弱者屯牧，此復遼之資也。當事者恐其召兵，苦其歸而無計安插，輾轉躊躇，聽其自為生死，亂賊既不能誅而忠義又不能援，十萬之眾，盡化為東西虜，何可緩也！」
這一著說得最沉痛而且也說得最切實。建州初起，只有甲十餘副，其後遂以逐鹿中原，駐防十八行省。哪裡來的這些建州官兵？說清楚了，其中正有無數的漢人，他們求為關內的義民而不可得，求為出關的義兵也不可得；在死亡的威脅下，他們不得不走化漢為滿的一條雖可恥而唯一可以保全性命的道路，當時和以後的漢軍八旗，其實正是走的這一條路。他們是漢軍棒子，是二鬼子，到了清中葉以後，他們甚至抹去了漢姓，只稱某名、某名，和滿人一樣。
明王朝對於遼東的存亡，不能說是完全不重視的。有了巡撫，其上又有經略，更上則有督師孫承宗，官是愈來愈多，愈多愈大，但是關只是一座山海關。經過孫承宗一整頓，山海關的問題算是暫時解決了，但是從山海關到北京城，雖然不到半省，但是官多如毛，有總督、有巡撫，這是大官；有監軍道、有監軍御史，這是中官；有知府、有知縣，這是不太小的官，還是各式各樣的官，都是官。又有各式各樣的太監，這是皇帝家的奴隸，但是他們是很大的官，除了孫承宗的威望，他們不敢藐視以外，其餘誰不要讓他們三分？總督都不一定在他們眼裡，何況其餘。官多了，就得有擁前伺後的兵卒，作威作福的差役，從老百姓看來也都是官。這一切的官打建州沒有多大用處，欺負老百姓則是威靈顯赫的。這一些都造成山海關以內的一片大混亂。
明朝自神宗以後，經過光宗、熹宗，積累了三朝的荒唐昏亂，國家已經具備了亡國的形勢，但是明朝不是沒有能夠擔當國家大事的人才。所苦的是有而不用，用而不專，專而不信，於是把一切因素集中，終於鑄成亡國的大亂，而且不鑄成大亂，決不甘心，這是讀史者所同具的浩嘆。即如天啟三年（1623）孫承宗進駐山海關的時候，《行狀》就說：
二月二十六日公朝諸將吏而問之曰：「公等數言按視寧遠，何以屢更？」眾曰：「請戒期。」公曰：「以明日往何如？」眾皆愕。次日即出關。
趙率教以空糧（缺額之糧）買馬置牛，燒土種秫，屯練修舉，其容有墨。公大喜，以所乘輿輿之。召東廠校事者語之，令以上聞。
自前屯一日馳至中台，城中僅苫屋兩楹，一破幾及木燈檠，突兀叢骨中。
質明抵寧遠，登首山，眺海，遂跨瓏山，南望覺華山。三山連踞，若與首山相招邀，而灰山連瓏，若與首山相為內護。南則大海從東來，以覺華灣環寧遠，情地內向，重山疊海，天造之以拱衛中華，誠必爭必據之地也。登其城喟然而嘆曰：「好家居，為纖兒撞破，安得不致恨於焚城撤守者乎！」
由廬山橫跨西南，車殆馬煩，躑躅沙磧荒草間，夜三鼓，仍抵中台，乃還治所。
這只是記的孫承宗至寧遠，遠望覺華島的一段旅程，其實在全遼只當八分之一而不足，其他諸地皆正淪入建州，再一遷延，建州即將一蹴山海關，直抵永平，明朝境內直屬之兩京十三省皆在建州眼底，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威脅。
但是北京內部已經存有戒心了。他們戒懼的不是建州的兵威而是孫承宗的權勢。孫承宗自信是仗鉞老臣，出關禦侮，他上奏熹宗：
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邊人竊見皇上不遣主兵大臣而獨遣治兵內臣，又不遣一人而四十餘人，私相擬議。一謂皇上特重遠人，勞親近以慰勞疆場；一謂上或不信遠人，遣親近以體察情形。主兵之臣所以抗顏軍中令行禁止者，唯仰恃皇上信任寵臨，而體察之說一開，主兵者搖搖不敢自信。何以號令文武將吏而使之必信？聞諸內臣從北邊來，令將吏罷邊務而逢迎，亡馬釋戈甲而供應。臣欲諸將吏昂首而當貴人，則懼媒慢天使，無以仰對皇上慰勞之聖心；欲其俯首而事貴人，則向來扶養飛揚用壯之氣，稍稍見於眉睫，一旦銷鑠於內外交結之儀文，又無以仰副皇上鼓舞之至意。兵不可玩，使不可常，典或以美而成駭，例或以暫而為久，天下不明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是皆足以害政。臣願皇上嚴於兵事，毖飭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遽以此行為嘗，無遽以觀兵為威福。
當時孫承宗的威名極盛，守邊至重，魏忠賢一時無可如何，便分遣諸閹人監督關內外，必待逐孫而後止。到這個時候，雖然遼東的大部分已經完全喪失，寧遠、覺華所據亦僅僅一角，可據以為恢復遼東的前哨，而終不可當遼東的堡壘；但是目不識丁的皇上，事不關心的魏忠賢，久已置遼東於度外。明朝和建州對等的形勢已經在逐步完成中。
但是孫承宗是不能忘卻遼瀋的。他的策略是一邊保守寧遠、覺華，一邊恢復金、蓋、旅順。由金、蓋、旅順北向則可以進窺遼陽、瀋陽，而明王朝的東邊才能獲得必要的保障。這一條路線是明太祖北征遼瀋的路線，也是清朝滅亡前夕李鴻章經營旅順、大連的遺策。江山猶在，地形未變，一切研讀歷史者都能窺見其中的大概。
孫承宗的計劃最主要的一條是權不得兩操，機不容並省。這是一切成功的要點，但是到了明代末年，一切都是為了官吏的安排。當然官吏之上還有魏忠賢。官愈多則忠賢之權愈大，利源愈開。所以一切措施不是為了抵抗建州的入侵，而是為了填滿權力的欲壑。
在這裡我們必須敘述一下山東登、萊的形勢。我們經常的計算是從遼寧鐵路計算的，從北京到瀋陽一夕可達，但是在沒有鐵路以前不是這樣的。從北京到通州，然後從遵化出山海關，再從寧遠、錦州直至義寧、瀋陽、遼陽，這是一條旱道，要走半年才能到達。假如每人每日食粗糧兩斤，計算一百八十日要食三百六十斤，那麼在他出征的時候，除了一切器械衣被之外還須運糧三百六十斤，這是任何人力所不能勝任的。因此山東、遼寧之間的交通線，主要是依靠水路，不是陸路。當然古人對於成山港的風暴是有戒心的，古來所謂成山角的天險，以及膠萊運河的疏鑿，魯西「滴水歸公，不許溉田」那些昏謬絕倫的規定，都是和當時的形勢有關的。但是從遠古時代的規划算起，營州的形勢經常是和登萊連在一處而很少是和冀州相連的，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條規律。因此到了孫承宗經營關東的當時，他注目的完全在這裡。他一邊控扼山海關，一步不肯退卻，他有袁崇煥為他死守寧遠，然後再向錦州一步一步地進窺。同時我們又必須認清遼東灣這一個天然的有利形勢。建州的兵力控扼了瀋陽、遼陽這兩個要地——廣寧是滿蒙出入之地，並不是天然保險的，因此已經放棄——可是這兩個要地都在遼東灣的控制之下，東窺可取遼陽，北進可取瀋陽，並不是什麼金湯之固。待這兩地一下，建州人只有退回鐵嶺以東的老巢，明朝和朝鮮的聯繫重新打通，便建成一個不敗之地。以孫承宗的指揮之周，明朝全勝之勢，搗敗建州是有十分把握的。
但是明朝已經腐爛到不堪收拾了。上面是一個不識一丁的小青年，他的親信是一個野心不斷擴大的太監魏忠賢，內閣大學士是若干八股名家，他們正在互相鬥爭以博取魏忠賢的青眼。當然還有若干的大小官吏，他們也是從考八股出身的。這其中有不畏強御、不懼生死的名臣如楊漣以及和他們一起的黃尊素、左光斗、高攀龍、顧憲成、鄒維斗等人，他們是一些把四書五經讀通的人，但是卻不是政黨，沒有人民的維護而是仗著一肚皮的孔孟之道來與權勢搏鬥的。他們對於國家的形勢，不一定很清楚，但是卻裝著滿腹的「內中國而外夷狄」的見解。他們不一定要開邊啟釁，但是也不願意奴顏婢膝，屈服稱臣，成為萬世唾罵的貳臣。這是一大群，但不是一個政黨，沒有黨魁，沒有黨綱，沒有能力提出一條能為人民所接受，因此也受到人民擁護的根本大計。
假如孫承宗要為國家做一番工作，出一番力量，他就必須團結這一股無法團結的人物而與隻手遮天的魏忠賢和他的那一批時時準備擁護魏忠賢稱王稱帝的無恥之徒來一次既有外患又有內憂的鬥爭。這是一個當時的孔孟之徒所辦不到的。
假如在天啟最初的三四年作一個總結的話，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新起的建州奴隸主野心家，正在對著國勢百倍的王朝進行作戰，一切形勢都有利於這個龐大的王朝，但是這個王朝正在以日長夜大的趨勢腐爛下去。待到這個腐爛形勢已經接近完成的時候，當然有人在這個新起的野心家面前拜倒，高呼萬歲。歷史正在以這樣的姿勢玩弄這億萬的人民。
孫承宗準備以全力逐步逐步地徹底消滅這些東北野心家的時候，明朝的北京城裡也在急速地準備一個改朝換代的大陰謀。不改朝換代是不行的，因為接連三位皇帝，一位是橫徵暴斂，堆積滿院的金銀財寶；一位是朝歌暮舞，在三十日之內，結束自己的生命；最後這一位更妙了，學得一手的好手藝的少年巧匠，雕刻鑽鑿，無所不精，但是一字不識，什麼都交給九千歲魏忠賢。皇帝本來是輪流坐的，不一定包給鳳陽朱家。天下正大著呢，如今建州這一批人要來，那就看他們的本領吧！
天啟四年（1624），孫承宗提出他的方略，除了水軍以外，他有他的車營圖說，內為車營，外有前鋒後勍；合為騎步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人。內步兵四萬一千八百五十六人，俱足；騎兵五萬一千人，現少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九人，議催各鎮兵，可得萬人。其馬宜六萬三千六百一十三匹，今少六千五百八十九匹，擬於京營量選三千五百，太僕寺量兌三千一百。其各營所需細大之數，約七十餘萬，乞發帑金二十四萬。
當然，在軍隊要求發放帑金之時，皇上照例要扣除一些，這是慣例，一切且待戰事決定以後計較，但是孫承宗自信以內閣大臣，出關督師，他必須做出成績來，為國家爭回一些地方，保障東北的邊疆。承宗的規劃是發動水師，到三岔河，約水將金冠、姚與賢等即日渡柳河，在二溝會合。可是問題的焦點出現了。督輔出師，必須會同兵部尚書，兵部尚書高第與孫承宗不合作，總兵馬世龍奉高第的命令，停止出兵。這一下出現了矛盾，督師要出兵，尚書不要出兵。姚與賢接到的是尚書的命令，不出師。部將金啟宗接到的是督師的命令，出師；可是他手下只有七條漁船，經營三天，陸軍渡過了八百騎，都在水邊的低洼地里，進退不得。敵人從蘆葦間進逼。八百騎的騎兵成為他們的活靶子。李承先中箭先死，魯之甲、錢應科溺死，水師喪失殆盡。只有陸軍自上流直衝船城，船城人殺建州固山貝子一人，甲士數十人，俘獲生口五百而歸。這一次的出兵，以水陸會師為名，以水軍不戰告終，俘獲建州兵五百。在這一次戰役挫敗以後，孫承宗的督師大學士罷免了，總兵馬世龍罷免了。調兵部尚書高第經略遼東。
高第有高第的一套方略。在他到山海關以後，第一道命令是撤退錦右、寧前之兵四百里，把關東完全交給建州。明朝的地方大得很，捐棄四百里不足為患。但是這不是當時的形勢。明代自成祖以後，是以北京為首都的。首都之東是薊縣，薊縣之東便是遼東，所以明人常以薊遼總督為重鎮，張居正重視戚繼光、李成梁，不是沒有他的道理的。遼東一失，薊鎮孤立，北京首都便毫無障蔽了，這是小學生應有的常識，誰知道兵部尚書，儘管他的地位相當於現代的國防部長兼參謀總長，是不管的，國家還有什麼希望？
但是寧前四百里並沒有放棄，這一次的得力在於寧前道袁崇煥。袁崇煥也是八股出身的，他初任縣官，在考場中出題開考時，正遇到一位曾在關外當過兵的老兵，他們談到邊關的故事，談到九邊的形勢，談到和建州、韃靼打仗的故事。
這時袁崇煥高興極了，他忘記了他的職任是在本縣預試時應當擔負監臨閱卷的事，只顧同這位老兵談下去。他備了酒肴，越談越高興，談到怎樣地用刀用槍，怎樣地著了胖襖抵禦槍彈的故事。他聽到韃子不一定要從關口殺進來，他們會拆邊牆。
「邊牆不是用條石整整地砌上嗎？怎麼個拆法？」袁知縣問。
「大老爺，你還不清楚？石頭牆不是沒有縫隙的，只要一處鬆動，向旁邊一挪，還愁搬不開嗎？想想看，從前人築牆也不是處處都好，一處鬆動，鑼聲一敲，韃子衝上來。人都是父母生的，能當得起幾刀一搠？自然要跑啦。邊牆拆去一段，他們衝上來，那就要比比看誰的腿長，誰的腿短了。」
袁知縣越聽越要聽，越聽越要問，索性喊著酒肴和老兵對酌起來。他拱拱手道：「老大哥，你真是經山歷險，動刀動槍，為國家立過大功。可惜卻落到這個知縣衙門裡，委屈了，委屈了。」
他們這一談，從傍晚談到天亮。考生們的卷子最初是三本、兩本交上來，以後是一大疊，幾十本，幾百本。福建人最重視考試，認為這是一條入仕的門路，考上了便做官，做了官一邊用不到再受差役衙吏的氣，左鄰右舍還要給個面子，說不定三次兩次到知縣老爺那裡說個情，也有個二三十兩銀子的盤纏。
交卷的人等急了，只有挪動腳步回到下處；差役的人等急了，卻想如何交差。袁大老爺是來監考和看卷子的，要是和這個爛腿缺胳膊的老兵談個沒完沒了，那麼到什麼時候才能看卷子呢？
官究竟是官，是老爺，差役們敢說話嗎？弄不好翻了臉，打一頓屁股，那時去和誰說理？可巧也有精靈鬼，他們想法子搬泥神，和師爺們使一下好臉色，請師爺們和袁大老爺談一下。師爺們也曉得看卷子的事情是無法擱下的，不能有一搭沒一搭聽憑大老爺講《山海經》，說什么九邊形勢。
內中一位壯壯膽，向袁大老爺請了示：「袁公，你看是不是喊一點早飯，趁涼把這幾本卷子過一過目吧？」
這才提醒了袁崇煥，談了一夜，太陽已經照到西牆，卷子總還是卷子，難為這些子曰行的老童生百里迢迢地進縣，不看也不成話。他說：「啊，老哥哥們，話是不錯的，可是和這一位九邊老夥計一談，把時間都忘去了。再細看，也來不及，何況我和這位老夥計話還沒說完呢？這樣吧，談還是由我們談。至於卷子，你們幾位誰高興誰看。說起來，童生們都有祖宗保佑，縣考的當中，順眼的就多取兩個，不順眼的少取兩個也不妨。真真委屈的充其量不過三年以後重考一次，那時總有一位大老爺逐字逐句細批密點，像我袁崇煥這樣信口開河的人是不多的。」
經過這一番吩咐，幕僚們本來熟悉袁大老爺的脾氣，他們就去細批細點起來，連排名次、掛縣榜這一類的事，他們都直接地用袁崇煥的名義幹了。
袁崇煥還是和這位老兵細談、咀嚼、回味，直到他自己對於九邊形勢有一個大略的認識才肯罷手。所以天啟五年（1625）高第經略遼東的時候，當他提出主張，要把山海關以東四百里地面全部放棄的時候，袁崇煥毅然地站出來力爭。他慷慨地說出：「經略的主張是以山海關為主，關以外全部放棄。在經略當然有經略的籌劃。可是崇煥是寧前道副使，這四百里是崇煥管轄的地面，沒有這四百里，就沒有袁崇煥，這四百里崇煥是守定了，生於斯，死於斯，寧可進前一尺，不可退後一寸。還要請經略大人好生考慮一番。」
就是這樣，為明朝保存了關外這一條走廊的起點，為以後洪承疇、祖大壽等人出關進擊建州的起點。
明朝末年是一個百孔千瘡的時代。經過神宗、光宗、熹宗這三位寶貝皇帝的雕琢，明朝要想再偷存下去，已經是無可挽回的事了。到了思宗，這是一個要想做好而不知道怎樣做好的人，他知道太監是國家的大害，他有決心把這個大害去掉，但是大害是去掉了，他不理解這個毒菌已經布滿全身，去掉太監不難，但是用什麼人來代替太監，他卻想不到一個辦法，所以到末年還得起用太監。他知道文官幾乎無人不貪，他去掉了一些文官，但是他不知道用哪些文官來代替他們。他知道武官貪生怕死，殘害百姓，他也想去掉一些，但是他不知道用哪些武官來代替他們。他知道有些文官是可殺的，因為殺了以後，他的部下不會造反；但是有些武官儘管無惡不作，竟是不可殺的，因為殺了以後，他的部下就要造反，事情反而不可收拾。他尊重文官，有時請坐，稱為「先生」，請他們賜教，但是他們一面說不敢當，實在也毫無辦法。當時不是沒有人望，如錢謙益、瞿式耜之流，但是他們在家也是壟斷鄉里，無惡不作。瞿式耜還好，總算到了桂林，支撐西南半壁。錢謙益就糟了，他早年輦金入京，希圖拜相，到了晚年，頂著禮部尚書的頭銜，迎接建州奴隸主入南京，還要假託以修明史為名，投身滿洲。明朝的統治完了，無論思宗的苦心焦慮，隆武的發憤圖強，永曆的百折不回，這個朝代是完了。而這個朝代的人民，最初是過的可殺可死的生活，以後是過的差別待遇的日子。最後只有相顧而起，從死亡中掙紮起來。他們要打破奴隸主加於他們身上的鎖鏈，還要為比建州奴隸主更兇狠的奴隸主所加於這批奴隸主和奴隸身上的鎖鏈而奮鬥，艱苦是艱苦的，然而他們畢竟站起來了。他們是自己的主人，也能打倒不把他們當作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