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文集 · 陳獨秀文集 六
湖南廢省憲運動
以前趙恆惕做省憲運動時，引得一般迷信聯省自治的先生們興高采烈；現在趙恆惕仰承洛陽王意旨，暗地裡做廢省憲運動，不知道迷信聯治的先生們感想如何？除章炳麟電湖南省議會外，不知道聯治社一班人還有何動作？
湖南省議會為何敢違抗趙恆惕的意旨，反對廢止或修改省憲？不用說有多數軍官在他們的背後。湖南省憲不是今天才有的，葉德輝為何現在才明目張胆的反對省憲？不用說有趙恆惕、葛應龍在他的背後。
趙恆惕若明白的主張廢省憲，馬上便要失去湖南軍界大部分勢力；若明白的主張護省憲，馬上便要受北軍的壓迫；他在進退兩難之際，便異想天開，一面召集軍事會議來疏通軍人，一面製造廢省憲的輿論來壓迫軍人，好達他藉口軍民人等公意來廢省憲的目的。他所想製造的輿論，分新舊兩派：舊的即葉德輝等；新的乃是一些做社會運動的青年，所以列寧追悼會趙恆惕也出來贊成。舊的方面他已經達到目的，新的方面恐怕不易利用罷。
趙恆惕何以想到利用青年？他以為青年們向來反對聯省自治，此時他卻用得著了。他不知道青年們的政治理想是國民革命，對於軍閥的聯省自治固然反對，對於軍閥的統一也同樣的不贊成；所以決不會在趙恆惕仰承洛陽王意旨的情況之下反對省憲。恐怕趙恆惕枉費心機！
評中俄協定草案
中俄交涉自有了協定草案，其內容之利害得失已明白的擺在我們的眼前，在理已不容我們憑空說話了。《字林西報》說，此協定是中國片面的利益，俄國只得著空洞的承認；俄國白黨，不以蘇俄以權利付還中國為然，且因此在京、津、滬、漢、哈大肆活動；獨中國人中頗有以此次協定為不利於中國者，其是非得失，決非抽象的爭論所可解決，仍惟有就協定草案十五條之內容一一討論之。
草案第一條是說：協定簽字後恢復國交。第二條是說：協定簽字後開正式會議。第三條是說：正式會議於簽字後一月內成立，六個月內商定。第四條是說：在正式會議中，將中國與舊俄所訂一切條約作廢，別以平等公平之原則與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年俄政府宣言精神為本，締結條約協定。其實我國對俄交涉協定，只此一條已足，大本既定，別的都是枝葉問題，都可據此原則而解決；若能得自此條之協定於英、美、法、日等列強，則中國便為完全獨立國家已無外侮之可言了。現在的實際情形怎樣？第五條是說：俄認外蒙為中國領土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俟撤兵條件（期限及彼此安全辦法）商定，俄兵盡數撤退？彼既承認外蒙為中國之領土及中國在外蒙之主權又承認撤兵，則中俄間多年懸案之蒙古問題實已根本解決了；即吾人多方疑俄，以彼所於吾國之利益（如取消領事裁判權等）為毫無價值，獨於蒙古問題彼未明言取消俄蒙新約，實為後患堪虞；我以為蘇俄果如此其狡，在外交的步驟與策略上，我更當簽定此協定，看其將來除戰爭外有何法否認此協定，而不承認蒙古為中國之領土，而不承認中國蒙古之主權，而不盡數撤兵。今此機已失，北政府破壞協定，即在此點其誤國之罪已不淺了。第六條是說：兩政府相互不做反對秩序宣傳。第七條是說：於正式會議測定國界。第八條是說：將平等的原則議定航行問題。第九條是說：歸還中東路主權，並由中國贖回該路。第十條是說：俄國拋棄在中國一切租界租地貿易圈及兵營等特權。第十一條是說：俄國拋棄庚子賠款以充中國教育費。第十二條是說：俄國取消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第十三條是說：將以平等相互主義協定兩國關稅稅則。第十四條是說：賠償問題在正式會議解決。第十五條說：協定自簽字日起有效。自十條至十五條，完全是蘇俄所於中國之利益，我們若想向列強取得此等利益，不知道要用多少氣力，現在都可向俄國取得了，並且正可援俄例向列強要求，可惜此協定被北政府輕輕地破壞了。列強不但不肯拋棄租界，而且正在設法擴大租界；不但不肯拋棄兵營，而且正在極力增加駐華艦隊；不但不肯拋棄賠款，而且須付生金金幣；不但不肯取消治外法權及領判權，而且正在努力擴張此等權；不但不肯和我訂立平等的關稅稅則，而且對於他們恩許的二五加稅會議還是故意留難；列強所給我們的這些痛苦，拿來比較比較此次中俄協定，其是非事失，十分明白了。我的朋友章行嚴說：「此次中俄協定，即中國兵打倒莫斯科所得也不過如此。」
上海租界三大問題
上海租界近來發生三大問題：（一）是公使團要求推廣上海租界，以為交還會審公堂的條件；（二）是工部局在本屆納稅西人會提議取締印刷品之附律；（三）是工部局在納稅西人會提議增加碼頭捐。
會審公堂初只為華洋間相互訴訟而設，按洋涇浜條約，權限範圍，本有明白的規定，自辛亥革命時，領事團藉口民國政府尚未得各國承認，攘為己有，遂至完全華人訴訟，也須聽領事裁判，視租界為他們的屬地，違背約章，侵犯主權又在普通所謂領事裁判權以上；上海領事團所享此種非分之權，本應據約取消，因何理由須以推廣租界為交換條件？而且公共租界永不推放，也載在條約；他們向中國索取庚子賠款，不許中國自由增加關稅，不許中國禁止棉花出口，都是口口聲聲責備我們須遵守條約，何以他們對於上海會審公堂之權限及推放公共租界，便不說遵守條約呢？可見帝國主義者責弱小民族遵守條約，也和軍閥政府責人民遵守約法及其他法律一樣，凡是與他們有利的，他們便抬出來壓人，與他們不利的，他們便悍然不顧了。
租界不是英美的屬地，住租界內之華人仍應受中國法律之支配，也載在中國與各國所訂的條約；所以一八九九年推放租界時，上海道曾以告示一紙附於致葡總領事兼領袖領事之公函中，曉諭公眾，該告示中明說：「所有租界內關係華人之一切章程，如未經當地中國官廳認可，不得發生效力。」（此公函曾載一八九九年工部局報告冊第二六二頁）工部局自己也知道，外人來中國通商，沒有代中國政府及國會來制定法律之權；所以他們將要提出的印刷附律，擬附在洋涇浜章程三十五條，名曰第三十五條甲。我們以為不但三十五條原文，乃取締馬車疾馳，與印刷毫無關聯；而且此項洋涇浜章程，從來未經中國政府批准過，根本上不成為法律，今所謂印刷「附」律，試問「附」在何種法律上面？因此，我們可以說：此次印刷附律，即使通過於納稅西人會，並竟得上海領團、北京使團之核准，也只對於西人營印刷業者有效，中國人沒有服從之義務；因為上海租界還未割讓給外國做他們的屬地，他們絕對沒有自定法律來責中國人服從的權利。工部局對中國印刷業四團體代表說：「如華人對於工部局行政有不滿者，盡可移居租界外。」四代表應回道：「上海是中國的領地，中國人當然有居住的權利；如外人對於中國人反對印刷附律之舉動不滿意，盡可移居中國外，不來中國經商」。
碼頭捐原定照貨價抽捐千分之一，現在要改為照關稅抽百分之三（照關稅現制，當貨價千分之一點五）。當此工商業不振之時，照舊額加捐一半，以後還須隨著關稅增加，固然是商民負擔太重；根本問題還是：在中國領土之內，在中國主權之下，外人可任意收捐並加捐，而中國官廳收點紙菸捐，他們反出頭抗議，這是何等喧賓奪主的世界！
上海市民對此三問題的反對運動，甚為熱烈，加入運動的有二十五個商業團體，我們的同胞已漸漸的醒覺了！
我們忠告上海市民的是：「此次三問題，都還是枝葉問題；根本問題是要取消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無論英、法、日、俄、美、德等何國人，要想在中國經商，必須以服從中國法律，遵守中國稅則，不侵犯中國國家司法與收稅的主權為條件。」
太戈爾與東方文化
太戈爾一到中國，開口便說：「余此次來華……大旨在提倡東洋思想亞細亞固有文化之復活……亞洲一部份青年，有抹煞亞洲古來之文明，而追隨於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實大誤。……泰西文化單趨於物質，而於心靈一方缺陷殊多，此觀於西洋文化在歐戰而破產一事，已甚明顯；彼輩自誇為文化淵藪，而日以相殺反目為事……導人類於此殘破之局面，而非賦與人類平和永遠之光明者，反之東洋文明則最為健全。」（見四月十四日《申報》太戈爾與中國新聞社記者談話）
在這一段談話中，中國新聞社記者倘無誤記，我們可以認識太戈爾不是張之洞、梁啓超一流中西文化調和論者，乃是一個極端排斥西方文化，極端崇拜東方文化的人。我們並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資產階級文化已達到人類文化之頂點，所以現在不必為西方文化辯護，也不必比較的討論相殺殘破的西方文化和生焚寡婦（如印度）、殉節閹宦（如中國）的東方文化孰為健全；現在所要討論的是：太戈爾所要提倡復活的東洋思想、亞洲文化，其具體的內容究竟是些什麼；這些思想文化復活後，社會上將發生什麼影響，進步或退步。
（一）尊君抑民，尊男抑女，人人都承認這是東洋固有的思想文化，並且現在還流行著支配社會，尤其是在中國，有無數軍閥官僚和聖人之徒做他的擁護者，他並沒有死，用不著太戈爾來提倡令他復活。若再加以提倡，只有把皇帝再抬出來，把放足的女子再勒令裹起來，不但禁止男女同學，並須禁止男女同桌吃飯，禁止男女同乘一輛火車或電車。
（二）知足常樂，能忍自安，這也是東洋獨特的思想。在太戈爾的意中，以為正因東洋有這種高妙的思想，所以勝過西洋不知足而競爭，不能忍而不安的社會。殊不知東方民族正因富於退讓不爭知足能忍的和平思想——奴隸的和平思想，所以印度、馬來人還過的是一手拭糞一手啖飯的生活，中國人生活在兵匪交迫中，而知足常樂；所以全亞洲民族久受英、美、荷、法之壓制而能忍自安。
（三）輕物質而重心靈，太戈爾也以為是東洋文化的特色。其實中國此時物質文明的程度簡直等於零，反之努力提倡心靈思想文化的人，頭等名角如唐煥章、江神童，二等名角如梁漱溟、張君勱，其餘若同善社社員，靈學會會員已普遍全國；太戈爾若再要加緊提倡，只有廢去很少的輪船鐵路，大家仍舊乘坐獨木舟與一輪車；只有廢去幾處小規模的機器印刷所，改用木板或竹簡。
太戈爾所要提倡復活的東方特有之文化，倘只是抽象的空論，而不能在此外具體的指出幾樣確為現社會進步所需要，請不必多放莠言亂我思想界！太戈爾！謝謝你罷，中國老少人妖已經多的不得了呵！
導淮問題與政治
導淮和江蘇、安徽兩省民生問題關係極大，我們應該舉起雙手來贊成，這是不須討論的；所要討論的乃是經費問題。
經費約需二千萬元左右，所謂中央致府或地方政府，都不願擔負，遂仍舊提出借款的妙計。
借款導淮之流弊，不但像十三日北京《晨報》所言（向美國借款三千萬元，蘇齊、張謇及北政府各私得一千萬元），十分要不得；即果借美款實行導淮，將置沿淮三省之地於美國勢力支配之下，那更是加倍的二十分要不得。華洋義賑會裡美國的偵探，想支配導淮事業已經十多年了。他們想壟斷導淮的工程，想支配長淮的運輸，想利用隴海鐵路，想開闢海州商埠，果如此一帆風順，海州將為第二上海，而中國蘇、皖、豫三省腹地遂入大美國的勢力範圍，這件事並不是他們的空想，實在有此可能。
所以現在導淮當以不借用美款為第一條件，至於是否蘇齊任導淮督辦，還不是什麼要害問題，因為導淮督辦由財閥或巨紳擔任和由軍閥擔任，都是半斤等於八兩。
不借美款，又用何款呢？我們主張應以江皖兩省每年糟糧撥為償還本息，向國內銀行團借款；不及十年，即可攤還清楚。南糟本是東南數省人民不公平的特別負擔，撥歸導淮經費並以後開發沿淮事業之用，本是情理之常。若說此項辦法必至牽動全省財政預算，牽動全省軍費，兩省軍閥政府如何能贊成，這便歸到根本上政治改造問題，不單是導淮問題。因此可以證明若不根本改造政治，別的事怎樣能夠著手進行？江蘇的紳士們未嘗不想在地方做點事，但總想避免觸接到政治改造問題，無論他們如何努力，將來的成績都可想見。
國民黨左右派之真意義
凡是一個大黨，內中總難免含有若干派別，簡單的分左右兩派，複雜的還分左右極左極右及中央五派，這是主義及政策實施時自然的結果。中國國民黨之改造方在萌芽，此時不但不應各懷意見，且實際的政治運動未認真活動以前，也斷然沒真的左右派之意見發生，即有意見，也不過是私的感情衝突，決不是公的左右派政見之不同。但將來國民黨在政治上實際運動豐富時，左右派政見不同，也是不能免的事。他們不同之點，所爭者自然屬於具體的政策；此等政策，此時我們還不能夠預知，惟那時採用政策之主張所以不同，必然由於兩方之出發點有一些不同的根本觀念，此不同的觀念，乃是左右派之真意義，這是我們可以預知的。
將來國民黨左右派之不同的觀念，即不同的出發點究竟是什麼？我們可以說：採用革命方法的是左派，採用妥協方法的是右派；兩方的觀念不同出發點不同，兩方所採用的方法與具體政策，便自然不同了。左派的觀念與出發點，是忠誠的要貫徹國民主義，對於任何列強與軍閥，終以群眾的反抗為目的，而不肯出於根本的妥協；右派的觀念與出發點，是急於黨的勝利，甚至於是急於自己個人地位的成功，主張在與列強或軍閥妥協之下，靠少數人的武力與權謀，獲得若干政權。
這是將來國民黨左右派之真意義，照這個意義，左派乃是真的國民黨，真的國民主義者；右派乃是拋棄了國民主義，實際上可以說不算是國民黨了。
怎樣才是國民黨的左派或右派，本應該是如此解釋；有人以為國民黨中相信社會主義的是左派，不相信社會主義的是右派，這個觀念是完全錯誤。例如高一涵君前曾表示國民黨若採用社會主義，他才肯加入；又如國民黨某君曾在廣州支部演說國民黨應采社會主義，否則便是官僚黨；他們這些錯誤的見解，乃忘記了國民黨不是社會黨，忘記了國民黨的使命和社會黨的使命不同。社會黨的使命是為階級的革命而奮鬥，國民黨的使命是各階級合作為國民的革命而奮鬥。國民黨固然也可以採用若干社會主義的政策，而他的使命究竟與社會黨不同，所以決不能拿相信社會主義與否為國民黨左右派的標準。而且社會黨的右派（即反對革命的改良派），在世界革命的工作中，其價值遠不及國民黨的左派，尤其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
因此，相信社會主義的人也肯加入國民黨；但他們加入國民黨，是為國民革命而加入的，不是妄想赤化國民黨利用國民黨來做社會主義的運動而加入的；因為真懂得社會主義的人，應該很明白國民黨的分子及使命和社會黨的分子及使命根本不同，不是可以隨便瞎來的。社會主義者在國民黨中，理論上固然應該屬於左派，但事實上將來是否左派，還是個問題。因為所謂國民黨的左派，他的真意義乃是「始終採用革命方法，忠誠的徹［做］國民主義，不肯妥協。」並不單是唱些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高調，便算是左派。口唱什麼共產主義什麼社會主義，或什麼無政府主義，而實際上不去做革命的工作，這種分子在國民黨中是右派不是左派；因為負有國民革命的國民黨，他的左右派，應該以革命分子非革命分子為標準，不應該以相信社會主義與否為標準。
我們希望國民黨對於社會主義者之加入，及一切社會主義者之加入國民黨，都有一個明了正確的認識；同時，我們又希望自命為國民黨左派的人們，對於國民黨左右派之真意義及左派之使命，也要有一個明了正確的認識！
評太戈爾在杭州、上海的演說
太戈爾在杭州及上海兩次演說雖極簡略，卻已表示他的根本觀念。茲綜合其演詞，我們可以看出他的二個錯誤的根本觀念。
第一個錯誤是誤解科學及物質文明本身的價值。他在杭州說：「現在覺著交通便利，民族很容易接近，這果然是科學的功勞，什麼火車啊，輪船啊，但是科學只能使物質方面增加便利，總不能給我們心靈上有許多便利和愉快，反覺著促進人類互相殘殺的危機。」他在上海說：「中國因物質文明而被創，猶之魔鬼展其破壞之舌，盡吞我生命之涎，欲不哀痛，又烏乎可。以言文化與物質，則如穀粒比鑽石，谷雖不如鑽價之巨，而其真價值乃遠過之。……惟吾人既生人世，不能完全脫離社會，物質文明，亦未嘗無所用；余之所言，蓋因物質文明在人生歷程中所處地位，顛倒乖亂，遂造成無限之惱悶。……且中國文化被物質所迫，瀕於危險之境，不得不據實以告，深望於人人心中，引起反抗的精神，以維護東方固有之文化。」太戈爾也知道科學可以使交通便利，他也知道既生人世不脫離社會；他更應該知道除交通以外，吾人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物質文明之賜，只有科學能夠增加物質文明。現代無限之惱悶，其最大原因有二：（一）是弱小民族物質文明不發達，遂造成民族間的侵略；（二）是少數人壟斷物質文明的恩惠，遂造成階級間的掠奪。這些侵略掠奪之無限惱悶，都非科學與物質文明本身的罪惡，而且只有全世界普遍的發展科學與物質文明及全社會普遍的享受物質文明才能救濟，這乃真正是科學與物質文明在人生歷程中所處地位。若是我們自己僥倖有了物質文明的享樂，便忘了世界上還有無數被壓迫的民族被壓迫的階級得不著物質的生活而困苦而惱悶，只管由著自己興趣，高談什麼精神文化，什麼心靈愉快，什麼討論思想，把這些生活奢侈品當做生活必需品的穀粒，反把世界上無數勞苦平民所急需的物質當做可有可無的奢侈品——鑽石，像這樣顛倒乖亂，簡直是個糊塗蟲，還配談什麼「愛」！若並普勸天下無衣無食無住的苦惱平民也都以進求心靈愉快為重，以物質生活的奮鬥為輕，這種人不但是「何不食肉糜」的昏君，而且和牧師們勸工人「向上帝求心靈的安慰勝過向廠主做物質的爭求」是同樣混賬，這種人還配說什麼「帶了赤裸裸的一顆良心」！
中國誠然因物質文明而被創，但太戈爾要知道，創中國的不是中國自己發生的物質文明，乃是歐美帝國主義者帶來的物質文明，這正是中國自己的物質文明不發達的結果。魔鬼是驅使物質文明的帝國主義者，不是物質文明本身。中國文化誠然被物質所迫瀕於危險之境，但太戈爾要知道，中國文化到底是些什麼，說起來實在令人可笑而且可怕。這種可笑可怕的文化倘不被物質所迫，皇帝仍在坐龍廷，龍廷里還幽閉著許多宮妃與閹宦；男子仍在埋頭讀八股，女子仍舊裹著足關在繡房裡；印刷店仍用雕板或木質活字，不會有現在商務印書館的圖書館歡迎太戈爾；太戈爾坐小車由杭州到北京，至少要走一個月，太戈爾在路上犯了法，知縣大老爺或許賞他數百小板一面大枷。像這樣的文化，不但沒有維護的必要，還應設法令他速死。一顆炸彈可以殺人，也可以開山通路；一條鐵道可以運兵打戰，也可以運糧拯飢，所以科學及物質文明本身並無罪惡。太戈爾覺著科學及物質文明足以促進人類互相殘殺的危機，他不知道人類個人間的爭奪殘殺，是由於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社會不能擔保各個人物質的生存，各個人遂不得不各自爭存並庇及子孫；階級間的爭奪殘殺，是由於特殊階級壟斷物質的精神的生存之權利，被壓迫的階級不得不起而抗爭；民族間的爭奪殘殺，是由於特殊階級不但在國內掠奪勞動平民，並須在國外侵略物質文明不發達的弱小民族，才能夠維護其壟斷私有之權。這三種爭奪殘殺之根原，共總都由於社會經濟制度之不良，換句話說，就是由於財產制度乃個人私有而非社會公有，完全不是科學及物質文明本身的罪惡。我們敢說，科學及物質文明，在財產私有的社會，固可用為爭奪殘殺的工具；在財產公有的社會，便是利用厚生的源泉。所以太戈爾覺著科學及物質文明足以促進人類互相殘殺的危機，乃由於不明白社會制度之效用並誤解科學及物質文明本身的價值。
第二個錯誤是引導東方民族解放運動向錯誤的道路。太戈爾在杭州說：「人類要用愛來調和……這些大師是代表相互的愛顯現出來的，為人類友愛的模範，並不像歐美人帶了槍炮等等而來，是拿了他們文化的精華來供給中國的。……前面所說兩個印度大師到中國來，只要帶了赤裸裸的一顆良心，現在我來，也如這兩位大師的精神一樣，因為中印兩民族間，自有一種不可分離的愛。……現世可怕都是人類自殺的情形，所以大聲疾呼，想要回復人類精神上的樂土。」對於太戈爾這些話，我敢說：「先生之心誠苦，先生之術則疏矣。」人類社會三種爭奪殘殺的根源，上面已經說過；現在再單講民族間的爭奪殘殺，乃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其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發展到必須輸入原料輸出剩餘生產品才能夠維護其階級特權之時，自然形成侵略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發展之自然結果，也就是民族間爭奪殘殺之唯一原動力。歐美人帶槍炮來中國，並不是歐美人特別沒有良心，乃是他們資本制度發達的緣故；古代印度人只帶文化來中國，並不是他們特別有良心，乃是那時印度沒有資本制度的緣故。現在的印度人也並非特別沒有良心，可是因為受了英人支配，也會帶鴉片來中國，並幫著英人帶槍炮來中國。「愛」，自然是人類福音，但在資本帝國主義未推倒以前，我們不知道太戈爾有何方法可以實現他「用愛來調和人類」這個志願。沒有方法的一個空空的志願，本是無用的廢物；孔夫子的仁義叫了幾千年，基督的愛也叫了幾千年，何以現在仍是「人類自殺的情形」？此時太戈爾又來叫「愛」，我要問問你這「愛」之叫聲，能夠感動歐美資產階級使他們實行人類相愛，使他們自己取消資本帝國主義，不去掠奪勞動階級不去侵略弱小民族嗎？我看等於向老虎說：「你不要吃人罷。」你若是大聲疾呼，對被人壓迫的階級被壓迫的民族說：我們任他們掠奪任他們侵略，我們不必反抗不必殘殺他們，還要愛他們，讓他們占據這物質上的樂土，我們只要回復精神上的樂土便得了；這便等於向被老虎吃的人說：「你讓他吃罷，你還要愛他，你只要靈魂到天堂便得了。」如此，老虎固然要重謝太戈爾先生，可是苦了被老虎吃的人！這就是太戈爾先生要帶來中國赤裸裸的一顆良心嗎？
太戈爾這兩個錯誤的觀念，都是社會改造之思想上重大問題，並不是站在一個純粹詩人的地位上談詩說藝；我批評他乃根據他在杭州、上海兩次演說，並不是事前臆度。這兩點都應該附告《文學》周刊記者「澄」君。
喪權辱國之無線電密約
美國和日本兩年來在中國獨占無線電台之爭，也就是美國和日本在中國軍事上商業上重要的交通機關之爭；最狠毒的是他（美國）要占中國重要的交通機關至二十年之久，而建設這機關的經費及其損失還要中國負擔，其實中國的軍事和商業眼前並不需此。中國無力負擔，便要向他負借款的義務；民國十年所訂此項借款密約及續約，據日來上海各報所傳，說是：電台開辦以後，有利益即與中國均分，但中國所得之一半須存美國銀行，充作償還借款之用；倘開辦後並無利益，或有虧折，此項借款本利必須於十年還清。電台以外所有交通部一切財源，全數作為償還之擔保。
利益是美國的，損失是中國的，這才真是喪權辱國的外交，反對中俄協定主張派兵收蒙的愛國諸公何以不出來說話？
投降條件下之中國教育權
去年上海三育大學的美國人說：「既入教會讀書，應當斷絕國家關係，愛國二字斷無存在之餘地。」今年廣州聖三一學校的英國人又說：「這是英國人的學校，有英領事在廣州，斷不能徇你們的請，任從你們中國人的自由。」英美人這樣反覆聲明他們在中國辦教育的宗旨，昏瞶的中國人總應該醒覺了罷！
中國人果然有點醒覺了，效法清華留美之陰謀侵略的日本對華文化事業，朱經農君懷疑於先，北京學界戒嚴於後，同時奉天教育界且有收回教育權之實際運動，雖至腐舊《申報》記者亦表同情於收回教育權之主張（見四月二十六日《申報》），他並說：「外電並謂國際間尚受投降條件之支配（即外人教育權）者，現惟有中國一國，此吾國向所未聞之意義也。」不過我們在《以後一切對華侵略皆將以教育的形式出之））（見本周報二十二期）、《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各種方式》）（見《前鋒》月刊第一期）、《中國教育問題》（見《前鋒》第二期）等論文中，都大聲疾呼的說過，可惜《申報》記者心史君都未曾注意。
《申報》記者心史君並詳論最近土耳其收回教育權及奉天收回教育權兩件事，這兩件事實是我們收回教育權運動之實例，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歐戰以前，列強在土耳其設立的學校，中小學、女學和大學都有，最多的是法國，其次是德國、美國，不用說，這些學校之目的和在中國的教會學校一樣，都是養成奴隸人才，為他們的帝國主義之前驅；大戰發生後，土耳其政府否認了以前與各國所定條約，於是法國在土耳其的學校都關門了，美國的和德國的仍舊開著；一九一八年協約戰勝後，德國在土耳其的學校，也都破壞了，惟有美國的學校，一直到洛桑會議，尚為土耳其所應許。可是現在土耳其人已明白美國人對他們的教育侵略，和法、德並非兩樣，所以在收回司法權和關稅權之後，最近更收回教育權，凡外人在土耳其所設學校，一律勒令停閉，即美國新在君士坦丁設立之醫學校及以六萬鎊經費開辦之女子專門學校，亦在勒令停閉之列；這就是所謂「不受投降條件中最末之一權利」。土耳其人這種獨立不羈的氣概，實在令有奶便是娘的中國教育家愧死！外人替他辦教育便謳歌外人，軍閥捐錢給他辦教育便謳歌軍閥，「有奶便是娘」，還論什麼條件！
中國所受列強教育的侵略狀況是怎樣呢？全國大點的城鎮幾乎無處沒有教會學校。除無數小學普及窮鄉僻壤不計外，即在城市之中等以上的學校，據中華教育改進社報告：全國一三七五校中，外人設立者占一六二校；男女學生二六九一○八人中，外人所設學校之學生占二八五三四人。他們在中國所設大學，幾乎無一省沒有；他們勢力最盛的是南京、上海、廣州三處，最可恥的是廣州、南京，教會學校以外，即中國自設的大學及高師中，也有許多留美學生或教徒為大美國及教會宣傳德意，這是中國教育界第一傷心之事。至於外人直接設立的學校，不服中國政府管理權，以耶教經典代替中國的倫理道德功課，更不用說了，所以外電說：「國際間尚受投降條件之支配者現惟有中國一國。」試問謳歌教會學校清華學校及歡迎日本對華文化事業諸君，對此外電所云作何感想？
日本人宣傳的本領及工具遠不及美國人，所以中國人反對日本的潮流，比反對美國不知要大過幾千萬倍。日本人現時雖然知道，然而他的手段仍是異常笨拙，他方在模仿美國清華式的運動，馬上即被中國人看出破綻，尤其是被謳歌清華學校的歐美留學生看出破綻；同時，他在奉天方面的教育侵略也過於肆無忌憚，引起世界上最麻木的中國人也起來反抗了。
日本在奉天教育侵略的方法，是在南滿、安奉兩路線各站，迭次添設公學堂（即小學）、添設師範學堂，招收中國學生，推行日本風的學校，以造就日本化的中國人。去年奉天省教育會開常會時，教育廳長謝蔭昌曾提一案，凡無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得在奉省政權所及之地域，對於奉省人民施行師範教育及小學教育。此案通過後，即由廳派調查員調查兩路各站之前二項教育，報告結果，一體認為應予收回。日本聽得此消息，遂向交涉署、教育廳質問，謝廳長則主張由中國計費償還，收回自辦，日本人仍不服，最近奉天政府決定召集省教育會臨時會解決此案。
日本外務省派員質問謝教育廳長時，問他是反對日本辦學堂或是反對辦學之人，謝答道：
兩者都不贊成，對於用人，日人決聘不到好的中國教師，中國人稍有智識血性者，多不肯為日本用，故公學堂之中國教員，多半為中國不用的腐舊老童生。各公學堂實在辦得不好，女纏足，男留辮，學生但知有清國、日本，不知有中華民國；其餘功課均無足觀。辦法更令人不滿意，學生聽講時，巡警監視，不准教員講中國人之愛國話。
在這一段話中，我們總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奉天之教育的侵略，是何等肆無忌憚！但我們同時應該知道英美教會在中國各省所辦的學校，何嘗不和日本人在奉天辦的公學堂是同樣宗旨，「三育」和「聖三一」便是標本，決不可像英美留學生一面懷疑日本對華文化事業，一面卻謳歌英美對華文化事業！
我們希望奉天人，收回教育權更進一步勿以小學師範為限；我們更盼望全國教育界，不但對於日本在華文化事業應該懷疑，對於英美在華教育侵略也應該反對；就是對於教員中美國化的留美學生及教徒也應該廓清。勿讓收回教育權不受投降條件之支配的土耳其人專美於前！
上海租界工部局能在華界行使職權嗎？
奸商賣國賊鄭伯昭，為圖上海閘北宜樂里房屋加租翻造，被眾房客所反對，遂藉洋勢，假託英商泰利公司領換道契，於五月一日由泰利洋行大班白蘭特，在工部局領取執照，帶領印度巡捕二十五人，馬隊一排，西探十二人，荷槍實彈，督率小工五十餘人，到宜樂里，將該里沿馬路一帶商店，實行動手拆屋。時在早晨七點鐘，住在該里各房客均由夢中驚醒，一般婦女小孩搬運什物，如遭大難，哭聲震天。當拆屋時，一部分工人湧入各商店內，拆除樓板地板，一部分工人上屋抽瓦，一時磚瓦亂飛，有房客趙子祥及某姓小孩均擊傷頭部。該里房客聯合會及閘北國土維持會均召集緊急會議，以圖對付；閘北各公團也都憤慨，開會討論設法援助。
我們若問：工部何故派人到宜樂里拆屋，他們必說為保護泰利洋行產業。
我們若問：外人開的泰利洋行何以能在中國內地置產，他們必說泰利洋行在宜樂里置有房產，曾得中國官廳准許；因執有道契的緣故，外人在鄰近租界之內地（如閘北、浦東等處）置有產業者很多。
如此，我們便要問：閘北宜樂里房捐門牌向歸中國工巡局辦理，明明不在租界之內，即泰利洋行翻造該里房屋亦曾向中國工巡局請領執照，此次泰利洋行何不仍在工巡局控告，或請英領向中國交涉署交涉，而控之租界工部局；工部局又遵何條約有何權力能派武裝巡捕到完全華界拆毀房屋？他們敢說「租界工部局照條約能在中國任何內地行使職權」嗎？
我們敢告維護國土反對推放租界的全上海市民，此次工部局拆毀宜樂里房屋，決不是單純的宜樂里房客被壓迫問題，乃是工部局越界行使職權侵犯中國國土國權問題呵！
歡迎廣州上海兩學生會
中國愛國的青年學生，自「五四」、「六三」後，幾乎一蹶不振，各地學生會大半有名無實；尤其是學生之重鎮上海、廣州學生會，連名也沒有了！
好了，現在否極泰來，不但北京、武昌學生會漸漸活動起來，而且廣州學生會及全國中最有力的上海學生會，都已恢復他們的組織了！
三月九日復活的廣州學生聯合會，在改組宣言裡，已顯現他們徹底覺悟。我們更忠告全廣州的學生，今後將地方觀念、宗教觀念蕩滌淨盡，堅固的團結整個廣州學生會，永遠勿從安那其的謬見，自由退出而分裂而自殺！
「六三」運動的青年英雄——上海學生，亦於「五四」紀念日，將可敬的學生聯合會重整旗鼓，出席者三十餘校代表，會中職員都已選出了。我們更忠告全上海學生：（一）今後之活動應全體動員，各個都能盡職，勿但責難少數領袖；（二）應視全國學生為一體，勿存南北之見；（三）勿以宗教之故分裂上海學生團體。
我們更有忠告於上海、廣州學生會的是：全國學生總會是學生界必需的組織，是學生界作戰的重要工具，是敵人——列強與軍閥——所疾視的，是學生界所應擁護的。學生總會應發見以前的錯誤，努力與上海學生群眾攜手合作；上海學生亦應捐棄細故而謀全國學生的大團結！
愛國的青年們！我們應該只看見敵人們——列強與軍閥——壓迫我們侮辱我們是何等兇猛，我們不應該單看見弟兄們的小過，大家親密的團結起來吧！
工界厄運重重
自「二七」後，全國工界（只有廣州除外）都在軍閥及中外資本家猛烈的進攻之中，最近流血的慘痛又將復現了！
第一件事就是本月十三日漢口工人楊德甫、周天元、黃惠、蕭晉德、許白豪、吳玉山、錢生財、羅海丞、黃子章等被捕，目下尚在稽查處審訊中；他們大半是京漢失業工人，落在正面的敵人直系軍閥手裡，自然是有凶無吉！
第二件事就是湘潭錳礦運工罷工，公司向官廳請兵彈壓，前由湘潭縣署派兵拘去工人仇六生；近又請長沙縣署派荷槍兵士十餘人到炭塘子取消工會，強制工人上工，工人向之理論，兵士即放槍示威，並拘去工人及旁觀者四人，公司且有賄請縣知事槍斃此四人之說。此礦運工工資，向來按照斤兩計算，裕甡錳礦礦公司在官廳立案，以二十四兩為一斤，已經出乎情理之外，乃該公司復違反成案，竟私以三十六兩為一斤，工人等終日拚命搬運猶不得一飽，迫不得已乃為要求減秤而罷工，要求不著還要被捕流血，世間竟有此不平之事！
第三件事是開灤煤礦礦井，前曾壓斃工人五十餘名，事後只挖出屍身十七具，所有被難家屬境況極其慘窘，乃礦局撫恤只給有親無屍者二百二十元，有親有屍者一百十元，此數隻等於購買一騾馬之價，雖工人家屬備極哀求亦無效。
我們的生活必需品，那一樣不是工人血汗所賜，而軍閥資本家竟這樣毒殺虐待工人，一般社會倘竟不為工人表示同情，那真是工人無負於社會，而社會有負於工人了！大家還要明白：中國社會若始終是這樣冷酷，必不單是工人階級之不幸！
漢口之黨獄
直系軍閥吳佩孚之走狗蕭耀南，近又在漢口逮捕多人，外間傳為壓迫工人過激運動，其實是破壞國民黨運動；因為楊德甫等九人雖是工人，也都是國民黨黨員，並且是漢口黨部之重要職員，同時被捕的律師國民黨黨員劉芬（即劉伯垂）和工會向無關係，況且自「二七」以來，漢口工會運動異常沉寂，那裡還有什麼過激運動。
國民黨是創中華民國的政黨，中華民國的招牌一天未下，國民黨當然在任何中華民國領土內有公開的活動之權利。創造中華民國的黨不能在中華民國公開，已經是奇了；不但不能公開，還要因為是國民黨而被捕，豈非奇之又奇？
最近改組後的國民黨和黨魁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族獨立奮鬥的精神與決心，已漸漸得著全國民眾的同情。賣國媚外的直系軍閥見了眼紅，遂一面在香港、北京製造傳播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一面在漢口大捕其國民黨黨部人員；他們這樣倒行逆施，愛國的民眾應該對他們更加一層深的憎惡，因為得罪國民黨人其罪小，摧殘為中華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國民黨其罪大。摧殘為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國民黨，實際上便是幫著外人壓迫中華民族。
世界的反動政象之轉機
一年以來世界的反動政治之表現，最顯著的便是義大利之穆孛〔索〕里尼內閣、法蘭西之普恩賚內閣及日本之清浦內閣。但就近日新選舉之結果看來，這種反動的政象已略有轉機了。
義大利之選舉，國民黨從一百零六席降至三十九席，社會民主黨從一百二十二席降至四十八席，獨有共產黨從十三席增至十七席。其結果穆索里尼一年余「清一色的義大利議會」之努力完全失敗。
法蘭西之選舉，左翼諸黨共得二百九十六席，內計急進社會黨一二七人，社會黨一○一人，共和黨三九人，共產黨二九人；右翼諸黨即政府黨共得二百七十四席，內計穩健共和黨一三七人，左共和黨九二人，獨立急進黨三四人，保守黨一一人。政府黨既失敗，普恩賚勢必出於辭職。
日本選舉之結果，憲政會得一五三席，政友會得一○一席，革新俱樂部得二八席，以上反對政府之三黨共得二八二席；政友本黨即政府黨只得一一○席，此外商業同志會一二席，中立派五七席，政府黨在國會所占議席勉強只及三分之一，清浦內閣已無留戀之餘地。
此中更可注意的，屬於第三國際之共產黨，不但在法國獲得勝利，而且在備受義大利政府壓迫摧殘之下，尚能夠得工人之擁護增加議席。
楊德甫等冤殺與國民黨
據近日上海各報電傳，五月十三日在漢口被捕之國民黨黨員工人楊德甫、周天元、羅海澄、黃志章、許白昊五人及律師劉芬，確於五月二十六日由漢口解赴洛陽，二十七晨，由吳佩孚親自審問數語，即將楊等五個工人綁出槍斃，惟劉芬因湖北省議會電保，尚在押候訊。
他們被捕被殺的罪名，據《申報》五月二十九日漢口通信說：「軍署系先得滬探密電，謂楊受粵孫密令，糾集黨徒回鄂，圖結工人起事，故軍署飾令稽查處逮捕，而工黨之獄遂起。」又據蕭耀南所給湖北教育廳密令說：「案准府軍事處據滬探稱，此間過激黨稟承孫文，聯絡蘇俄，實行共產主義，派遣黨徒，分往內地。」
原來楊德甫等是奉孫中山的命令回湖北實行共產主義而被殺，世界奇案冤案，莫奇過於此冤過於此了！
第一，孫中山並未在他政權所及之地鼓吹共產主義，何以能夠派人到湖北實行共產主義？第二，楊等五人加入了國民黨和在漢口黨部擔任職員，這都是事實；然周、羅、黃、許四人並未到過廣東見過中山，楊德甫去年雖見過中山，新近個人由上海回漢口，那裡有什麼受密令糾集黨徒之事；而且中山先生即有密令圖鄂，怎會給關係很淺的黨員楊德甫！第三，爽直的工人們，他們加入了國民黨，向人直言不諱，楊德甫素好大言，又不擇交，聲稱受命來鄂，因此召禍，這都是意中的事；然而說他是過激黨回鄂想行共產主義，則未免太冤了，因為楊德甫、周天元在上海在湖北都曾極力反對過激黨反對共產主義。
極力反對過激黨反對共產主義的人，竟以過激共產運動之罪名而被殺，世界上奇案冤案豈有過於此者！
可是軍閥官僚們所視為過激之內容和我們大兩樣，例如馬聯甲所謂教育已經過激，平民教育更是過激，則全國教育界都是過激黨，何況工人楊德甫！更何況革命老祖孫中山！
軍閥官僚們眼中心中的孫中山國民黨，始終抱定三民主義努力革命，實在「過」於「激」烈，實在是北洋舊勢力唯一的敵人；國民黨改組後，他們更忍無可忍，所以一面增加兵力壓迫川、湘、閩、粵，一面在北京、漢口大捕黨人。
營私無法亂國殘民的軍閥官僚們，他們這種行為本不足責，我們所希望的是有良心有判斷力的國民，能在這些具體的事實上分出是非向背，然後國事才有可為。
中俄協定簽字後之蒙古問題
停頓日久之中俄協定，忽於五月三十一日正式簽字，其中有無特因，我們不必推敲，我們所要討論的是今後蒙古問題。
在中俄國交上論起來，俄國撤退駐蒙兵，承認蒙古是中國之領土，都是應該的；但在數年來努力建設的外蒙自治政府而論，便有問題了。第一不幸是中國猶在極橫暴不法的軍閥統治之下，決不會有絲毫尊重蒙民自治的觀念，他們如果實行派兵收蒙，所派的兵無論是直方或是奉方，都一定要重演參戰軍焚殺淫掠故事，可憐素受中國軍隊凌虐的庫倫市民，才平安了數年，現在又要重逢浩劫，這是何等不幸！第二不幸是蒙古民族中還有與平民對抗的舊勢力王公喇嘛等特權階級存在，這些守舊的特權階級，本來憤恨新得政權的平民新黨，本來天天在那裡做中國軍閥扶助他們復辟的夢，現在他們的夢卻真有實現的希望，這件事不但是蒙古現代政治進化史上一大關鍵，並且是蒙古現代文化史上一大關鍵。
在中俄協定簽字之後，蒙古民族中新起的平民階級，如何能夠繼續支持他們數年來新的政治新的文化之建設，而不為王公喇嘛等和中國軍閥相勾結的舊勢力所傾覆，中國及俄國有理想的平民，對於這件事似乎都不能對岸觀火！
外人對於商標之無理要求
據本月二日《申報》北京電：荷使新照會，對商標要求，（一）商標公報應用英文；（二）商標局應聘外人為顧問；（三）反對第十條更換代理人之規定；（四）反對六個月期限。農商部決採納前兩條，駁覆後兩條。
此消息若確，北京的農商部真是昏聵極了！他所駁覆的後兩條，第三條不過防杜流弊，第四條更無關重要，到是第一二條關係重大，他反而採納了。商標公報用英文，不但於一般華商不便，而且中國還不是英國的屬地，為什麼政府所刊發的公報定要用英文？無論公私何種機關，若自動的聘用外人辦事，本是很尋常的事，若以外交的拘束必須聘用外人，便於國家用人行政的主權有礙。在此互市時代，無論何項行政機關，絕對沒有關係外人事務的很少；因有外人事務的關係，便須聘用外人，中國還成何國家！
海關必須聘用外人，稅務處、鹽務署、稽核所都必須聘用外人，鐵路也必須聘用外人，司法方面更加有會審公堂和使領裁判，現在商標局又須聘用外人，從此擴充起來，將來因有外人設立的學校之故，教育部也須聘用外人，外交部更是不用說，再擴充到海陸軍部及各省軍民長官署，那時候中國更加體面了！
廈門大學學生也有今日
陳嘉庚出資興學，一時頗博得社會稱讚，其實他完全是個市儈，不知教育為何物，不但把學生當奴隸，連職教員也都是他的雇用人，精衛、杜威先生都曾說這校將來必糟；後來他又雇了一位孔教國學大家（其實是一個識字不多的華僑）林文慶當校長（陳嘉庚向來自稱校主），自然更大糟而特糟。
雖然如此糟，而學生從無動靜，我們時常嘆惜這些青年真真麻醉死了；豈知不然，今日竟能醒覺起來，驅逐校長林文慶。
起事之遠因，不用說是這位校長林大孔教徒鬧的笑話太多，其近因，乃五月廿六日林文慶挾嫌辭退未滿約期之主任數人，學生抗爭無效，風潮遂起。三十日全體學生罷課，電新加坡陳嘉庚撤換校長，三十一日在教育會招待各界，宣布林文慶罪狀。林文慶請求軍警捕拿學生，學生推代表向海軍及警廳說明罷課原因，請勿干涉。林計不售，又於本月一日使建築部主任陳延廷、教員林幽率土木工人及流氓四百餘人，圍打學生，學生會主席羅士清，糾察主任林作楨，預科代表雷榮模，均受重傷，海軍到場彈壓始止。地檢廳將毆傷學生之陳延廷、林幽拘收縣監，各界多主調停，惟陳嘉庚覆電仍信任林校長，則實無調停之餘地，將來該校能否掃除林毒，能否有改善希望，全視學生們能否奮鬥到底。
林文慶不但盲目的擁護舊思想，而且在南洋餡媚外人壓制同胞，這種人當校長，不單是廈大學生的不幸，實是中國教育界的恥辱！
德國對華賠款問題
此時中外喧傳的德發債票問題，其實不單是德發債票問題，我們應注意到全部德國對華賠款問題。
德國對華賠款，原來是二萬三千三百萬元，中國允以戰前所欠德國債票作抵一部分。計中國所欠德債，計五厘借款，四厘半借款，津浦借款及續借款，湖廣路借款，善後借款，六項共計二千八百五十四萬鎊，略與對華賠款相等。惟此項債票，已於歐戰前後多半轉入他國商民之手，曾由中國宣布作廢，可抵賠款者，面額只有一千零三十九萬八千七百九十五鎊，其餘德國應另付中國的現款，當在一萬萬元以上；再除去扣付戰前所欠德商借款及戰時沒收德產，亦不過五千七百萬元，其餘五千萬元何以竟無著落？
至於收回抵作賠款之一千餘萬鎊債票，除去用作償還戰時德僑在華損失四五千萬元，淨餘債票面額約尚有四五千萬元；此理應銷毀之四五千萬元債票，為什麼必須折成一千五百萬元交德華銀行經理？將來這二三千萬元的損失歸何人擔負？
北京政府對於這一切都不顧，一心只顧德發債票案速簽定好提用前存倫敦擬付德債之款。此案並不交所謂國會通過，已於本月六日在德使館秘密換文；換文之後，北京軍閥們便可取回倫敦存款九百萬元，全數用作軍費。
對德戰爭中，中國人民尤其是赴法的華工，受了不少損失，所得賠款名為二萬萬元以上的巨額，東折西扣，一無所有，實際上只收回倫敦存款九百萬元，供給軍閥揮霍，北京軍閥官僚們營私誤國的黑幕重重，即此德國賠款一端，已令國民不能容忍。
無政府工團主義與黑暗勢力
由無政府主義到工團主義，在理論上，或者有人說是退了一步，然在實際進行上，實在是進了一步。所以有些革命的工團主義者，在反抗黑暗勢力之聯合戰線上，應該是我們最親近的好友；在日常生活的經濟爭鬥之聯合戰線上，更是我們最得力的同盟軍；因為工團主義者了解階級利益調和之不可能，不似偽馬克思主義的改良派採納勞資妥協政策。
惟工團主義尤其是無政府工團主義之根本理論，我們非是不肯贊成，真是不忍贊成。他們的根本理論有二：只做經濟爭鬥，反對一切政治行動及政治組織；工人團體獨立自治，反對一切政黨。
我們以為人類社會尤其是今日經濟組織複雜的社會，想把經濟、政治兩下絕對的分開，已經不容易，每個經濟爭鬥劇烈起來，都會變成政治爭鬥；因為工人們經濟爭鬥的對方，資產階級及資本帝國主義者，他們所以要占有政權，正為擁護有利於他們的生產、交換、分配等經濟制度，不服此等制度的人便是叛徒，便要受他們政權所表現的法律之制裁。工人應該是社會之支配者，如何放棄政治不問；如何不要政權管理政治；如何將社會上最重要的機關——政治組織讓給資產階級永遠專有，使他們永遠支配社會支配經濟制度，工人階級永遠在他們政權支配之下只做經濟爭鬥！
既然要問政治管理政治，便不能不要政黨，這更是很明白的事。況且同一工人階級里的各分子，他們的階級意識及革命之決心不能一致，這便是不能拿整個獨立自治的工人團體來代替工人政黨之唯一的理由。
以上是理論，以下再就事實說。
大戰後，歐洲資產階級瀕於破產，一時全歐洲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俄國工人都捲入革命的漩渦，各資本主義的國家即支配各國的資產階級都戰慄危懼，他們自救的方法是：（一）用武力、宣傳、封鎖等破壞俄羅斯工人革命事業；（二）組織欺騙工人的國際勞工局，吹出幾個改良政策來和緩工人階級的革命風潮；（三）造謠誣衊革命的工人政黨——國際共產黨，說他們利用工人支配工人，使工人階級離開革命的指導者；（四）在各種工會中實行分裂政策，排斥革命分子尤其是共產派的工人，使工人大的團結分裂為幾派。這四個方法同時並行，一九一七年以來的工人革命怒潮居然遏住了；各資本帝國主義的黑暗勢力，遂因此得以保持並且復興起來。這次黑暗勢力之保持與復興，以背叛階級的第二國際及亞姆斯德丹之黃色職工國際為最有力的工具。他們幫著各資本帝國主義的政府去實行上述四個方法；去幫著宣傳勞農俄羅斯的罪惡；去出力謳歌國際勞工局；去造謠誣衊共產國際，更是他們最得意的技能；去實行驅逐共產派分裂工會，乃是亞姆斯德丹派公開的政策。這班背叛階級的改良派如此這般的做資本帝國主義的走狗還不足怪，最奇怪的是無政府派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也於是時大鼓吹其「反對一切政治」，「反對一切政黨」，「反對一切國家與政府」，「反對共產黨在工會中活動」；大鼓吹其什麼「獨立主義」，就是主張純粹的職工聯合會向共產黨宣告獨立，換句話說，就是工會和共產黨不發生關係。照他們的主張，總括起來，是要使工人運動和政治運動脫離關係，是要使工會和政黨脫離關係。他們雖說是反對改良派，而實際上這種行動，卻是和改良派取了同樣的步調；因此，實際上也和改良派一樣幫助資本帝國主義的各國遏住了工人革命的怒潮，讓黑暗勢力得以安然保持與復興。工人脫離了政治運動並且脫離了革命的政黨，又在高呼獨立自治之下，在高呼不要支配不要首領之下，分裂又分裂，自己消滅自己集中的戰鬥力，那裡還有什麼革命之可能。無政府派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在歐洲引導工人向這樣錯誤的道路上走，實在是資本帝國主義各國所快意的事，而是我們所痛心的事！
再講到中國，小農及手工業的社會，本來對於政治及政黨不甚關心，這是中國進步遲緩的現象，決不可說是好現象，軍閥政治正是根據這個現象而發生而續價存在的。主張「不問政治」、「不要政黨」，此時一定很受人歡迎；然而這種主張越受歡迎，越是中國人的災難。無政府派在中國鼓吹不問政治不要政黨，也和太戈爾在中國反對科學反對物質文明一樣，都是拿催眠藥給磕睡蟲吃。
況且軍閥政府最不願人民干政，尤其不許工人干政，更不許工人和政黨發生關係。最近蕭耀南通令漢口各工廠，勒令工人具結永不加入政黨。無政府工團主義者若在工人中宣傳；「不問政治」、「不要政黨」，到正合軍閥的口胃，因為他們怕的是工人要問政治加入政黨。軍閥們不但不要工人干政和加入政黨，並且設法截斷工人階級和知識者的關係，例如：今年日本政府允許工人「五一」遊行，但以非工人的社會黨不加入為條件；中國的軍閥官僚們屢次向鐵路工人勸戒「勿為學生政黨利用」。這是什麼意義呢？原來知識這件東西，是人類社會進化之發酵母，被壓迫的工人階級，因為失去了經濟的權利，便也失去了知識的權利；所以無論何國勞動運動之初期，都少不了知識者之奔走鼓吹和扶助，我們敢說這是沒有例外的。軍閥們有意或無意窺破這個關鍵，所以極力破壞工人和知識者之間的關係；他們不但在工人中宣傳「勿為人利用」的口號，並且在每次工潮中特別注意和嚴懲參加運動的知識者，例如：上海因郵差罷工而監禁李啟漢，長沙因紗廠工潮而殺黃龐，漢口因鐵路罷工而槍斃施洋，這便是他們知道而且實行消滅工人革命之發酵母。
無政府工團主義者，若鼓吹工人不問政治不要政黨，並且鼓吹工人團體獨立自治，工人的事由工人自己干，反對一切知識者參加扶助；這簡直和軍閥是一樣聲口，這簡直是阻止工人參加革命運動，這簡直是幫著軍閥宣傳，這簡直是無形中延長黑暗勢力的生命。
在工人心理幼稚的中國，不但對於政治組織（政黨）和政治爭鬥不敢出頭做，有許多便是對於經濟組織（工會）和經濟爭鬥還有點怕。在這種情況之下，指導勞動運動的人，不事急進，不作高論，暫時專力工會運動和日常生活的經濟爭鬥，以養成由經濟爭鬥到政治爭鬥的力量，這樣的方法，我們是不能反對的；若從根本上主張工人永遠不問政治不要政黨，說好點，這種主張是幼稚的左傾；說壞點，便是避去革命的行動，免得和現政治衝突。
中國工人所受軍閥政治的苦痛，別的且不說，黃龐的血，「二七」京漢工人的血還未乾，洛陽工人血又在我們眼面前流著，我們怎忍心不去革命，怎忍心不去和現政治衝突！
有人說工人即得政權也不能解決勞動問題，並引俄國勞農革命為證。我們固然不能造謠瞎說俄國勞動者已經一步登天了，而且因全社會生產力向來幼稚之故，俄國工人物質的生活當然不及英美的工人貴族（一部分技術工），比起其餘任何國工人卻只好不壞；至於實行八時制及其他教育、遊藝等精神上的愉快與夫政治上的自由，也可以說是一步登天；若依據資本帝國主義的英日路透、東方等通信社反俄的宣傳，便真相信俄國工人還在失業困苦之中，那便是太無常識了。
以一個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不肯相信勞農革命的俄羅斯，而卻肯相信資本帝國主義的通信社，這是萬分不應該的事呵！
我們以極誠懇的情緒來勸全世界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同志們，你們的言論行動都應該加意考慮，萬勿只顧攻擊我們客觀上正幫助了黑暗勢力而自己還不覺察！你們口頭上攻擊我們，說我們革命不徹底，你們應該要比我們更徹底些更高明些，然而事實上你們在歐洲取了和改良派同樣的步調，在中國更老實和一向反對革命的研究系合作起來，你們果何以自解？
上海絲廠女工大罷工
自本月十五日起至今日止，上海各絲廠女工罷工已有十天了，罷工的絲廠已由兩家擴大到十四家了，罷工的人數已增加到一萬多了；在近來，不但是上海勞動界一大事件，並且是全中國勞動界一大事件。
此次罷工的原因是：因為廠主一面公同議決每日工資至多四角二分，比去年減少三分；一面還要增加做工時間。工人方面以為既要增加時間，就不說加薪，至少也要恢復去年四角五分的工資；廠主方面堅執不允，遂至醞釀罷工風潮。其初十二日，天寶路天昌絲廠工人即有發動之意，經廠主報告警署，派隊彈壓乃已。至十五日，胡家木橋雲成絲廠工人首先罷工，經警捕勸諭無效，狄思威路同豐永絲廠工人亦繼起。十六日加入罷工者，又有梧州路之裕經、統益、元豐、長源、福華，七浦路之永泰及天寶路之天昌等七個絲廠的工人。隨後加入者又有分水廟之物華廠，斐倫路之瑞綸廠等數家工人。警區在同豐永廠附近捕去女工九人，後釋放七人。為首之曾胡氏及黃陸氏尚押在警廳；而罷工風潮不但不因此靜止，尚有日見擴大之勢。
現在女工們的口號是：工資不恢復到四角五分不上工，工作時間不恢復到十點鐘不上工，不釋放被捕的姊妹不上工，不恢復我們的工會不上工。
我們平心討論此次罷工女工之要求，是否正當：第一，在工資方面說，上海各絲廠女工工資最底額每日一角，最高額每日四角，其餘二角、三角、三角半不等；向例新繭上市時，每日工資多的加到四角五分，少的也有一角五分，此外每星期每人賞工半個，每月賞工四個，現在都一律取消了。廠主減薪的理由，是說去年絲價每百斤售銀一千七八百兩，所以工資加到四角半；今年絲價每百斤只有九百兩，所以只定四角二分。這個理由實在似是而非。絲繭總公所開會時，王撝卿君說：「現在新繭三擔才烘乾繭一擔，干繭七擔才制絲一擔，成本需千元。」成本一千元，賣價九百兩，還是賺錢。所以《新聞報》記者羲農君說得好：「絲市不振，固系實情，生活增高，亦為事實，欲求兩全，殊無善法；惟工人方面關於生活問題，絲廠方面僅屬於利益之厚薄。」第二，在工作時間方面說，廠主們要想更多賺錢，只有設法和外絲競爭市場，若要窮苦的女工多做點工，拿他們的血汗，來彌補你們的損失，漫說喪良心而且也有限呵！況且照部頒工廠通則及省長通令，每日工作不得過九小時；而上海各絲廠都是自晨五時起，到晚六時止；其間除去午膳一小時，實際做工也還有十二小時，現在又要延長時間到晚七時止；上海物價日見其高，女工們所得工資已經不夠生活，憑空又要延長做工時間，他們怎能不聚眾反抗！
因此，我們承認此次女工罷工所要求的都很正當；我們希望一般社會，尤其是主張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的國民黨，對於這些窮苦無告女工們，公開的出來加以援助。
國民黨與勞動運動
在半殖民地之國民革命中，勞動運動有最重大的意義，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對此最重大的意義，實有了解的必要。可是現在尤其是將來實際動作時，都會竟不了解而陷於錯誤的觀念，因此我們必得詳細解釋一下。
第一，就國民黨的主義上講：此時任何政黨黨綱，都論列到社會的經濟政策，可是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前造端時即注意到民生問題，這是受了德、法兩國勞動運動的影響，而後進的中國國民黨遂有此特色——和民族、民權並列的民生主義。什麼是民生主義？簡單說，就是如何解決勞動平「民生」計問題，不是說解決全民生計問題；因為全民中富有的部分，當然不勞國民黨錦上添花為他們來主張民生主義，國民黨的民生主義，乃為著勞動平民雪中送炭，這是毫無疑義的。至於如何解決勞動平民的生計，國民政府之經濟政策及農工立法，尚在將來，眼前急需的經濟組織（工會、農會）及日常生活之改善，乃解決勞動平民生計之最小限度，國民黨對於此類最小限度的勞動運動若不實行援助，則民生主義的理論及保護農工利益之黨綱條文，便都是不兌現的支票。各種主義的黨派，對於勞動運動之性質與內容及勞資間的關係，雖不同途，而於最小限度之經濟組織及日常生活改善，則殊無二致。若並此最小限度而否認之，則已無勞動運動之可言，這是軍閥階級的主張，提倡民生主義的國民黨當然不能如此。若恐怕參加此等最小限度之實際運動有赤化的嫌疑，這便和軍閥官僚們把一切工會運動及罷工都當做社會主義或過激運動是同樣的無常識了！
第二，就國民黨的組織分子上講：有人以為國民黨是各階級合作的黨，若出力援助勞動階級，豈不違背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失了合作的同情？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不錯，國民黨是各階級合作的黨。然正為他是合作的黨，便不能只代表那一階級的利益，國民黨應該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同時也應該代表勞動階級的利益，必如此，才有各階級合作之可能。國民黨若恐怕援助勞動階級，違背資產階級的利益，失了資產階級之同情；但是不援助勞動階級，不怕違背勞動階級的利益，失了勞動階級之同情嗎？國民黨若只看見資產階級的利益，若只珍重資產階級之同情，那便是一個單純代表資產階級的黨，不是什麼各階級合作的黨了。要他合作，卻不顧及他的利益，現代的勞動階級未必還是這樣可以愚弄的罷！國民黨既是各階級合作的黨，擁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應該的；但是擁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有擁護之道，就是應該站在民族及民權主義上擁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不應該站在「反民生主義」上擁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詳言之即是：破壞中國資產階級利益的，第一是外人制我工商業死命的協定關稅和外人在中國設廠製造，第二是軍閥官僚之戰爭及厘金等苛稅阻礙工商業。因此，國民黨為資產階級利益而奮鬥，惟有厲行民族主義反抗掠奪中國經濟的帝國主義者，和厲行民權主義反抗紊亂中國政治及財政的官僚軍閥；若不努力於此等奮鬥，轉向窮苦的勞動平民，要他們多做點工少拿點錢，以彌補資產階級被外人及軍閥官僚所掠奪的利益，此種「殺窮人起家」的辦法，不但不合天理人情，而且在此半殖民地狀況的中國，即盡殺窮人也不能起家，因為勞動平民無論如何犧牲，比起資產階級所受外人之掠奪及軍閥之損害，不過九牛之一毛。因此，我敢說：國民黨若怕違背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不肯參加勞動運動，簡直沒有理由；何況他是各階級合作的黨，不是單純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黨，更不是和紳士們相依為命的陳炯明。我曾在《國民黨與資產階級》一文中，說明國民黨的革命是於中國資產階級有利益的，勸資產階級應該贊助國民黨，因此有班朋友們指責我，說我輕蔑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黨；其實我在那篇文中並未如此說，因為我始終希望中國國民黨是各階級合作的黨，此時他的組織分子上也實際是各階級合作的黨。這班朋友們不願意人輕蔑國民黨說他是資產階級的黨，這是很對的；可是若同時恐怕違背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不肯參加勞動運動，倒現出資產階級政黨的面目來，這卻不對了。我們現在所用「各階級合作」這個名詞，應該要知道這名詞有兩個重要的解釋：（一）是各階級合作，不是各階級合併，因為階級是不能合併的；（二）是國民革命之政治的合作，不是勞資妥協之經濟的合作，因勞資兩階級在經濟上沒有能夠合作之共同點。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黨，若不將這兩個合作之意義解釋清楚，在實際工作上必發生無窮的糾紛與困難。
第三，就國民黨革命的戰鬥力上講：我們固然不能武斷資產階級永遠是不革命的，然而我們的確知道他們的革命熱總是間歇的；越向上層的資產階級越富於妥協性；越向下層的勞動階級，越富於革命性；這些情形在各國都沒有例外，在埃及、印度、爪哇、飛律賓等國民革命運動中，勞資兩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更是眼前的明證。中國又何獨不然！由工人農民群眾，而商聯會與學生會，而總商會與教育會，這三層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是怎樣，我們應該知道。總商會所代表的，又應該分資本家和財閥兩派，中國此時財閥的力量更大過資本家，若新舊交通系，若京、滬銀行業者，若香港、廣州的富商，都屬於財閥派；他們是依賴外國帝國主義者和本國軍閥官僚而存在而發展的，他們不但不是革命派，而且是反革命派。革命的國民黨，固然是各階級合作的黨，然而也應該看清財閥、資本家、小有產者（學生、小商、小農、小工業家等）、工人農民這四個階級當中，那個階級能夠供給他更多的革命戰鬥力。國民黨若是看輕了工人農民；若是恐怕參加勞動運動得罪了財閥和資本家；若是覺得財閥和資本家不但比起勞動者是紳士，而且比小有產者更有力量；若是相信財閥和資本家能幫助國民黨成功，一味交歡他們，因此便不敢和勞動階級接近；如此，國民黨的革命戰鬥力必然要衰弱下去，革命的色彩也必然要淡薄下去。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黨，不用說，他的黨綱，他的行動，都應該努力於中國資產階級之解放對內對外的戰鬥；但同時，萬不可忘了更有革命戰鬥力的是更向下層的階級，尤其是最下層的勞動階級，更萬不可犧牲這最有革命戰鬥力的階級來維持資產階級之利益；因為若沒有這最有革命戰鬥力的階級起來奮鬥，中國資產階級之解放運動，中國之國民之解放運動，是不能成功的。因此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總觀察上，在估量國民革命運動全戰鬥力上，都知道勞動運動有最重大的意義，不應該為任何次重大的意義而犧牲他。
智利領判權與中國主權
帝國主義的列強蔑視中國的主權，要算最近硬派智利駐滬領事有裁判權是最露骨的表示了。
據六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匯報》說：「本埠智利領事是否有權過問本國人民之訴訟事件，北京來訊，外交團未與臂助云云。茲據上海消息，領事團已議定，將有關智利國人民之事交由智利領事署辦理，不以中政府所稱該國無治外法權為意。」又二十四日《文匯報》說：「本埠領事團議定智利國應享治外法權，聞已通知會審公堂。」
領事裁判權本是列強加於弱小民族最大的侮辱，此時我國民正在要取消他；況且列強所視為神聖的華府會議也曾議決取消；況且德國、俄國都已先後實行取消；況且中智條約並未許他有領判權；而上海領事團居然硬出頭代替中國政府允許智利國應享此權，這是何等露骨的否認中國猶有主權！
中國政府所應許交還的俄使館，北京使團硬不許交還；中國政府未應許的智利領判權，上海領團硬要他享有此權；照此下去，中國的外交，到底還是中國政府作主，還是外國使領團作主呢？
外交部給江蘇特派交涉員的訓令說得好：「查中智條約，既無領事裁判權之規定，此次智利派駐上海領事，本部發給證書時，亦經鄭重聲明：且此事系中智兩國問題，第三者更無代為決定之權利。」
向來不說理的北京公使團尚知理曲不與臂助，而上海領事團公然一意孤行，簡直是目中無人！向來媚外的北京外交部尚知據理力爭，而愛國的上海市民何以沒有嚴重的表示？
內國銀行又供給軍閥一百萬元
上海《申報》六月廿八日北京電：「外交界消息，內國銀行日內可望墊百萬，由德款上扣除，此百萬為粵事用。」這一個很簡短的電報，可以說明中國財閥在政治上的關係。
我們第一要知道財閥和資本家之不同點。資本家是運用資本力圖貨幣與商品之輾轉相生；其結果社會之生產力因以增加。財閥是勾結外國與軍閥，或為賣國的媒介而分潤，或為政治的投資而獲利；其結果賣盡本國生產的需用品（如原料、礦山、鐵路等），吸收國內生產的資本供給軍閥用在不生產而且是妨害生產事業的地盤戰爭。
因此，我們屢次指明財閥和資本家不是一物，屢次指明財閥是資產階級發展的仇敵，是附屬外國及軍閥的反革命派，若新舊交通系京滬銀行業者及香港、廣州商人皆是。
我們若把這班財閥當做資產階級，那便完全不了解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是什麼。國民革命黨若把這班財閥當朋友，那便完全不知道國民革命之對象是什麼。
這班財閥們如何結托香港政府，如何以商團擁護商人罷市向革命政府抗稅，如何反對廣東政府取用關余，現在又供給曹政府一百萬元，大家應該明白他們和列強及軍閥是有何等固結不解的關係。
法西斯黨與中國
義大利法西斯黨窮凶不法，世界上那一國不知道！中國北洋軍閥窮凶不法的苦，人民已經受夠了，不圖混賬的美國人用盡方法，又要把窮凶不法的法西斯黨介紹到中國來；他們去年在《大陸》報上大鼓吹其義大利法西斯黨有代表在上海，勸中國商人去請教；現在又有一個私販軍火的美國人什麼凱南中尉，竟將美國的法西斯黨引到中國來了。日前上海破獲的三K黨機關，雖沒有法西斯的名稱，實際上他們在美國利用憎惡黑人底群眾心理，做出種種窮凶不法的事，和義大利法西斯是同派的惡徒。
他們別高興，他們同派的法西斯在義大利就快失敗了。自眾院議員社會黨麥台悌氏被法西斯黨謀害以來，全歐洲輿論都很激昂，各國社會黨在日內瓦召集大會，直斥法西斯黨是兇犯是強盜。牽涉此案而被捕的法西斯黨重要人物甚多，地位僅次於穆索里尼的領袖羅錫氏，亦因被控自向警局投案。參院議長狄士尼在院痛詆殺人自利之目的，首相穆索里尼亦表示異常憤懣與惶恐。據六月廿七日羅馬電：意國全境本日一律停工十分鐘以紀念麥台悌氏，各公共事業亦皆停頓二分鐘。又廿八日羅馬電：在野黨考慮議員麥台梯氏被害案後，今日開會通過不信任現政府之決議案，要求另立迅速廢除法西斯黨軍隊及嚴厲取締各種不法行為之政府。
日暮途窮的法西斯黨，他的窮凶不法，已暴露於全世界；美國對我們經濟的文化的侵略，我們已領教夠了，現在他們覺得教會學校青年會、華洋義賑會、紅十字會等工具還不夠用，又要把窮凶不法的美國法西斯黨即三K黨引到中國來（六月二十五日淞滬警廳破獲的三K黨機關，明明是美國人主持的），試問他們對中國人到底有什麼特別的深仇大恨？
美國侵略中國之又一形式
——三K黨
窮凶不法的三K黨，就是美國的法西斯黨；但是他標明純美國主義，不獨肆行慘殺黑人，即非美國土生的白人，亦在排斥之列；照常情此黨之發展，只限於美國以內，斷沒有走到美國以外，提倡純美國主義，排斥一切非美國人的道理。
可是近來上海竟發見了什麼中國三K黨，純美國主義的三K黨上，忽然加上中國二字，奇一；什麼中國三K黨，標榜的是狹義愛國主義，而黨名卻用外國文字，黨務則由外國人主持，奇二。
六月二十五日淞滬警廳在橫浜路破獲他們的機關，拿著的七個黨員當中，有兩個是美國籍，他們指著室中所掛美國國旗對警察說：「我們是美國公民。」警察進屋時，他們正在和一個美國人名叫凱南（Kearny）的談話；同時，附近的美國人立即通知美國領事。事後，凱南公然自己具名投函《字林西報》說：「余為該黨之顧問……三K黨……認目下一部分華人及一部分外人所宣傳之排外說為錯誤，於中國有害，故該黨對於此說，力辟其謬。……該黨一切黨員均負有阻止排外宣傳之義務。」
依據上列事實，當然可以明白所謂中國三K黨完全是美國人的陰謀；《字林西報》說得好：「其目的究竟是為美國呢，還是為中國，非有若干中國人出而為該黨發言，此疑問終難解釋。」我們並可以明白這黨是一個為害中國尤其有害於上海治安的團體，因為三K黨在美國多窮凶不法的行為和他們在上海的顧問是一個私販軍火的人物。
美國三K黨本是極端排外的，而據凱南說中國三K黨乃是一個阻止中國人排外的機關，這豈不矛盾得很？所謂中國三K黨也曾標榜狹義愛國主義，然而以抱狹義愛國主義的人，入外國籍，受外人支配，託庇在外國國旗勢力之下求生活；這不算，還要幫助外人阻止中國人排外，這豈不更矛盾得很？
其實並不矛盾，因為他名為中國三K黨，仍舊是美國三K黨，仍舊是排外，他們在中國也是外人，所以阻止中國人排外；誠然是狹義愛國主義，惟所愛的是美國不是中國，並且還要中國人也愛美國；這是美國對中國總的經濟侵略之下在教育侵略新聞侵略外之另一形式。
孫寶琦去職與金佛郎案
孫寶琦在辛亥革命時，始而偽獨立，繼而取消獨立，其為患得患失的鄙夫已可想見。明知曹錕竊政為正義所不容，又明知曹錕左右多僉任必不能容他人久據內閣，而竟不惜附逆以過短命總理的癮，孫寶琦之為人更可想見。
孫寶琦之為人固糟，然尚有兩件事還不算糟到極點：一是他在私的行為上尚不至象顧維鈞和李彥青結拜弟兄；一是他在公的政策上尚不肯附和王克敏承認金佛郎案。
半年的孫閣，自上台到下台，都始終事事與王克敏相持，最重要的是金佛郎案。他二人半年來明爭暗鬥之結果，卒以曹袒王而孫去職，王之得意可想，王之政策將要如意實行也可想。
王克敏對於金佛郎案之政策，厄於孫閣不能實行，這是全國皆知的事；今孫去而繼任者無論為顧維鈞為顏惠慶或王毓芝，都必能和王克敏合力同心謀曹家的利益。承認金佛郎案，自然國家的損失，即於曹政府也未必有多大利益，關稅會議未必因承認此案而能實現；然而曹政府，尤其是王克敏個人，終想盡力設法承認此案，以便在外人方面財政上有所活動。
在這一點，國人對於孫去王勝的局面，應該有相當的注意。
外人私運軍火與中國治安
義大利人幾乎是公開的在天津發賣軍械，最近馬聯甲又在那裡購去大批手槍子彈等；上海方面，法國郵船安乾爾號私帶軍火案才判決，本月四日又發現了美國船拖兒開脫號密運大批軍火來滬，已經海關查出大木箱六十二隻，內藏手槍來復槍一百九十九支，旋輪手槍四百○一支，機關槍八尊，子彈十三萬五千粒；同時，日輪白山丸船員亦在虹口馬路上被巡捕搜出手槍五支，子彈三百五十粒。
帝國主義的列強，動輒以華府會議鎮壓我們，現在他們對於所議決的禁止軍火來華案怎麼樣？
他們一面輸入多量機器製造品，摧毀了中國的農業手工業，使多數農民工人失業而流為兵匪；他們又一面輸入多量軍火，使中國的兵匪得著武器更加橫行。中國兵匪的勢力，完全是列強制造出來的，於是他們又可以藉口兵匪擾害外人，向中國政府訛索敲詐，這都是英、美、法、日、意各大強國各文明國對待我們中國的行為。
他們在中國製造了兵匪，還要責備中國政府不能維持治安，還要向中國政府敲索賠償；可是土匪們已經光顧到列強支配的租界，近來上海租界幾乎每天都有搶案發生，不知列強對於租界治安將責備何人維持，其損失將向何人要求賠償？
若是美國人果然能在上海組織一個強有力的三K黨，一面召集中國土匪，一面密運美國軍器，那時上海租界上的治安，還要比現在好看十倍哩！
給維經斯基的信
親愛的維經斯基同志：
您從北京寫來的信和從莫斯科發來的電報收悉。鑒於急需給北京、哈爾濱、天津和漢口派遣工作人員，所以我們同意召回的同志務必儘快返回中國，特別是張太雷。我們也在期待教授返回。
8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將在廣州舉行會議。根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廣州分部的聲明，這次會議將討論和決定所謂的共產黨問題。據說，孫中山雖不會馬上拋棄我們，但根本無意制止反動派對我們的攻擊。為了明確「如何在國民黨中做工作」，我們給各區委各地委和各獨立組發出以下通告。您的意見如何？我們急切地期待著您的建議。
至於國民黨目前的狀況，我們在那裡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說那裡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志。孫中山和另外幾個領導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即便戴季陶也不過是左翼理論家），所以現在支持國民黨，就只會是支持國民黨右派，因為他們掌握著黨的所有機構。在他們的對內政策中表現出反工人傾向，而在對外政策中表現出反蘇傾向。如果以後還以這種精神（援助反動派）給以支持，那麼這就會對遠東的革命產生很大影響。這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嚴重問題。您需要緊急給鮑羅廷同志發一份電報，請他提供實際情況報告。我們期待你們將根據他的報告制訂共產國際的新政策。我們認為，對國民黨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們應該有選擇地採取行動。
這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反對派。
陳獨秀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三日）
收回教育權
教育改進社今年在南京年會中所通過的各議案，算是收回教育權案有點歷史的價值。
無數在外國教會學校誘惑錮蔽之下的中國青年，受了土耳其封閉美國人所辦學校的刺激，「收回教育權」的呼聲，首由廣州學生喊將出來，不期而應者幾遍全中國，教育改進社的右派分子，竟為全國青年的呼聲所迫，容納了左派分子之主張，通過了此案。將來實行至何程度，現在雖不可知，而最小限度（一）總可以使外人感覺中國人心猶未死盡，無形的文化侵略究竟不象有形的軍事侵略、經濟侵略那樣便當；（二）總可以使在外人勢力之下麻醉久了的青年明白教育權應該收回，是中國教育界所公認，並不是什麼過激派的主張。
然而恐怕也只有這兩個最小限度的效果，因為他們的議決案中，並沒有明白堅決的辦法；他們的辦法是：（一）凡外人借學校實行侵略，經調查確實，應由政府勒令停辦；（二）施行甲、乙兩種註冊；（三）於相當時期接收外人所設學校。
這種明白實行侵略的事實，尚待調查，豈不是笑話！註冊是取締不是收回。相當時期，是不是無期？
他們堂堂的收回教育權案何以這樣二百五？這緣故很容易明白。（一）是因為教育改進社完全在研究系操縱之下，他們如何能贊成這樣急進的主張！初提此案時，研究名人范源濂猶極力稱讚教會學校之成績，經陳啟天等紛起駁斥，才將會場空氣轉換過來。（二）是因為教育改進社社員中，有許多耶教徒或教會學校出身，他們都加入討論，議決案怎能不二百五？
我們認真討論起來，與其主張「收回教育權」，不如主張「破壞外人在華教育權」；因為在國民革命成功以前，目下二百五的中國政府和中國教育界，都不會有收回的決心；至於破壞的責任，便不須依賴政府與教育界，只要在教會學校受奴隸教育的二十萬男女青年有這樣的覺悟與決心。
上海防盜問題
上海近來無論華界租界，幾乎沒有一天沒有搶案發生，這自然是上海市民的大害，各路商界聯合會群起討論防盜方法，自然也是應該的。
他們防盜的方法是怎樣呢？南京、福建兩商聯會提出辦法六條：
（一）嚴查私販軍火及私藏軍器；
（二）增加站崗及巡邏巡捕並改良交替換班方法；
（三）裝置盜警特別電話；
（四）加嚴檢查旅館；
（五）取締界內遊民；
（六）設備盜警武裝汽車。
百老匯路商聯會的意見是：
（一）禁止誨盜誨淫影片；
（二）各捕房門首裝置報告信箱；
（三）規定一律營業時間。
山東路商聯會主張：
（一）清查戶口；
（二）檢查旅館；
（三）救濟失業遊民。
其他各路商聯會所提出之辦法，大致都和上列各辦法大同小異。
工部局及各西報恢復笞刑的辦法，固然可笑；即各商聯會所提出的，也都不是根本辦法。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上海何以多盜的原因。到是工部局總巡強森君的話還有一半對，他說：「研究盜匪所以猖獗之故，其原因有二：（一）為上海附近退伍兵士眾多，群以上海為生財之地，工部局無法阻其入境；（一）為槍械來源不絕，且多數為外國輪船私運……有盜有械，因之盜案迭生，誠為遺憾。」
何以說他的話只有一半對呢？因為他所說的第二個原因，有械是由外國私運，這是對的；他所說第一個原因，有盜是由於上海附近退伍兵士眾多，這是不對的。其實有械固然是外國之賜，有盜也完全是外國之賜。他們把持中國的海關，不許增加進口稅，使中國本國工業不能發達，於是他們輸入多量廉價製品，毀壞了中國的農業手工工業的經濟，驅逐無數農民、工人失業而流為兵匪，這就是中國兵多匪多之唯一原因，豈非是外國之賜？內地已為兵匪搜刮殆盡，而由失業加入兵匪者還日在增多，那有不光顧到租界的道理！
外國帝國主義者，為中國製造了兵匪，又為兵匪運來了槍械，「有匪有械，因之盜案迭生」，帝國主義者「誠為遺憾」！
各商聯會所提辦法，無一見及盜因，多僅屬治標之策，必無濟於事。盜匪並不怕槍斃，何況笞刑！盜匪增加自有經濟的原因，豈是誨淫誨盜的影片所能誨成？何謂遊民？如何取締？告密信箱更有挾嫌指誣之弊。盜匪多自外來，不限於上海的失業遊民，將怎樣普遍的救濟？
所以根本弭盜之策，只有止住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本國的實業得以發展，失業遊民得以減少，然後才有治標的防盜政策之可言。
不然，群盜滿國，上海豈能獨免？
中央通告第十五號
——對國民黨右派的鬥爭
各區委各地委各獨立組組長諸同志：
我們在國民黨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極困難，各地同志應有不斷的注意與努力！
自吾黨擴大執行會後，國民黨大部分黨員對我們或明或暗的攻擊排擠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們急進分子，以和緩列強及軍閥對於國民黨的壓迫。此時國民黨只極少數領袖如孫中山、廖仲愷等尚未有和我們分離之決心，然亦決不願開罪於右派分子，已擬定於秋間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以解決對我們的關係。我們為圖革命的勢力聯合計，決不願分離的言論與事實出於我方，須盡我們的力量忍耐與之合作。然為國民黨革命的使命計，對於非革命的右傾政策，都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我們應作之事如左：
（一）應由我們所指導的各團體或國民黨黨部，對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表示不滿於右派的意見。右派重要的錯誤是：
（A）不願反對帝國主義的列強；
（B）反對中俄協定，並根本反對蘇俄，說是國民黨之敵；
（C）壓迫兵工廠工人組織工會，阻止聖三一學生退學；
（D）縱容江門佛山商團摧殘工人農人；
（E）排斥共產派。
（二）我們同志應在國民黨各級黨部開會時提出左右派政見不同之討論。
（三）今後凡非表示左傾的分子，我們不應介紹他入國民黨。
（四）須努力獲得或維持「指揮工人農民學生市民各團體的實權」在我們手裡，以鞏固我們在國民黨左翼之力量，盡力排除右派勢力侵入這些團體。
（五）各地急宜組織「國民對外協會」，一方面是建築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之中堅，一方面是形成國民黨左翼或未來的新國民黨之結合。此項組織，必須個人加入，加入時，必填寫入會願書，萬不可團體加入；加入分子目前不必急求數量之增多，而應注意質量之明確，當以不滿意國民黨右派主張為重要標準。此會為社會運動一種獨立團體，不可與國民黨團體混合，尤不可受國民黨支配；惟在國民黨不能公開地方，完全由我們造成國民黨黨部，可用此協會名義，對外公開；但此協會內萬不能容留右傾觀念的分子在內。
各區委各地委各獨立組組長接到此通告，應按照當地情形切實討論並執行，並將討論及執行情形詳細報告中央局。此項通告對外嚴守秘密。
委員長 T. S. Chen
秘 書 T. T. Mao
一九二四、七、二十一
反帝國主義運動聯盟
在空氣惡濁沉悶的北京，居然有了一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聯盟，雖然這個運動之分子當中可惜夾雜了一些議員，總比什麼頭髮運動、馬蜂運動有點意義。
但我們必得警告他們的是：他們宣言第三點說：「我們這個大聯盟，除卻反帝國主義的工作外，其他任何事務，概不與聞。」所謂任何事務，「反對曹錕政府」是否也包含在內？他們應該明白軍閥和帝國主義者必然相互勾結，他倆是不能分家的，若主張只反對帝國主義不反對軍閥，和主張只反對軍閥不反對帝國主義，乃是同樣的錯誤。
而且，在北京只反對帝國主義者而不反對軍閥政府，在特定事件上，軍閥政府尤其是他的外交當局有時還要利用一下；猶之在上海租界只反對軍閥而不反對帝國主義者，在特定事件上，帝國主義者有時也要利用一下。
這一層，我們希望加入聯盟的諸君十分注意，勿令任何好名義一到中國人手裡都會變相，尤其是在官僚窟的北京！
美國侵略與蒙古獨立
據上海《字林西報》庫倫通信說：蒙古政府對於耶穌教徒已下令驅逐出境，所宣布驅逐之理由：（一）瑞典教士到蒙，未得蒙古政府之許可；（二）該教士未得允許，即進行建築學校，宣傳教旨，並分布小冊子於蒙古軍士及人民，堅稱蒙古政府系無上帝；（三）瑞典教士與在華之美國青年會及張家口美領事沙克平民接近，沙氏為煽動革命反對現政府之著名人物；（四）在庫倫傳教之教士，皆受賴森氏之保護，賴森氏系中政府蒙藏院之顧問；（五）該教士等之建築物，雖為農業及傳教基礎，但理想上有使教士等系軍事偵探之嫌，且耶教徒馮玉祥有預備征蒙之訊，蓋不能不疑及該教士。
在這一段新聞中，可以看出美國在遠東全部侵略形勢一個縮影：
第一，我們看出後來而更急進的在中國之美國帝國主義，毫不掩飾的向中國三路進攻，第一路是以哈爾濱為中心的北滿；第二路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四川；第三路便是以張庫線為中心的蒙古。美國想壟斷張庫汽車路，他們的領事和商人時常逞強恃勢威嚇張家口的官商。由張家口擴充他們的勢力到庫倫，也是張家口美領事一手辦理——煽動蒙民反對不利於美國的現政府。
第二，我們可以看出美國侵略中國，到處都以耶教徒、青年會為先鋒；對蒙古也是這樣，而且有一個教徒馮玉祥做他們更有力的工具。教徒馮玉祥、王正廷等，久有攘奪熱、察、綏三區及庫倫為他們地盤的野心，他們不但恃有軍隊，且恃有美國經濟的後援；近來北京政府主張收蒙，在直系的地盤野心之外，還有馮玉祥的特別野心。
第三，我們看出帝國主義的美國要和軍閥而兼教徒的馮玉祥勾結起來，併吞張、庫，這是蒙古平民和中國平民共同的災害，應共同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美國耶教徒及北洋軍閥。目前的扼要運動，還是反抗北洋軍閥派兵收蒙；因為此時庫倫雖有美商，而大批的商人和領事、教士，必須得著北京軍閥政府收蒙的機會，才能如潮的湧入蒙古。在這一點，以前我們還不便自由說話，因為有一班短視的人們，一見我們主張蒙古獨立，便疑心到是為蘇俄保藩；現在俄國對蒙的關係已由中俄協定說清楚，我們便可以無所顧忌的大呼：尊重蒙古民族的獨立自治，反對北京政府派兵收蒙。在蒙古獨立軍反抗北京收蒙軍時，我們便應該盡力予以精神上物質上的援助，這才是我們正正堂堂的民族主義，不是以一民族壓迫他民族的勾當。
新銀團與中國
銀團為中國之隱患和使團為中國之顯患，是帝國主義的列強侵略中國一個政策之兩方面，前者是經濟方面，後者是政治方面，這兩方面有時也會有私的衝突，而根本上我們沒有方法說他是兩件東西。
銀團內部也隨著列強自身政治經濟之變化而變化，由英、美、俄、德、法、日六國銀團，而英、俄、德、法、日五國銀團，而英、美、法、日四國銀團，這個大戰後改組的四國新銀團，實權上只是英美的銀行團。
去年八月新銀團在巴黎集會，英、法、美、日代表都到會，發表宣言，宣言中有重要二點：（一）本團願以國際合作代替國際競爭，深合華會公約；（二）本團苟為中國承募國債，必須該款用於適當用途，且可到期歸還，因欲達此目的，自須有若干之監督辦法。第一點，明明和華會對中國由瓜分政策到共管政策由單獨侵略到共同侵略，是一鼻孔出氣；第二點，明明說到共管之實際。
現在，新銀團又正在倫敦開會。此次開會乃由英國提議，提議的主旨有二：（一）因該銀團到明年十月已滿五年期限，意欲討論可否繼續下去；（二）因從前新銀團內部規約過於束縛，意欲改訂規約，以便各國自由投資。其結果，據路透電：議決合同滿期當再延長五年，是英國提議的第一個問題業已解決，第二個問題如何解決尚未宣布。惟聞英美銀團的意見，擬變政治投資而為鐵路投資；同時中國大軍閥吳佩孚也主張急設到庫倫、新疆兩條鐵路；此事如果實現，一方面列強益擴張其縱橫支配中國之權力，一方面中國軍閥不但挪用路款，而且增加其構亂殺人的速度。
在中國現狀之下，列強對華鐵路投資即是間接的政治投資，這是列強和軍閥勾結為患中之一大計劃。
帝國主義者援助軍閥之又一證據
對華禁輸軍械之約，本是由美國提出於華府會議，而經列強議決的，現在他們因為要援助北洋軍閥，不惜自毀前約，將大批軍械運到中國。
義大利售大批軍械於曹錕之後，接著就是首倡禁械的美國售大批軍械於吳佩孚，此事雖經美使館否認，而事實昭彰，怎容他抵賴。
發見並扣留此大批軍械的乃是天津海關。此項運械並有陸軍部所發一二四九號護照，護照時日是民國十三年四月二十日，蓋有大總統印及陸軍部印，填發護照之負責人，除陸軍總長陸錦外，復有吳佩孚之署名蓋章，照上所載軍械數目：步槍一萬枝，小槍一千五百枝，機關槍二百五十枝，步槍子彈一千萬粒，小槍子彈二十萬粒。海關所以扣留的原因，以實數只有步槍五千八百枝，子彈五百六十四萬，小槍二百五十枝，子彈二十萬，和護照所載不符，故不放行，現在運存關棧，經運之美國人次洛耳夫，已電告洛陽，並得復謂即派員來津交涉。
同時，日本亞爾太丸由德國漢堡運軍火三百五十箱至天津，此項軍火有北京政府護照，也是吳佩孚所購。
同時，我們又應該知道未來內閣顏惠慶向來的政策，是以整頓財政名義，借新債五萬萬整理舊債，且曾得新銀團之同意，即以新銀團和財政整理會為一買一賣的包辦機關。在此五萬萬大借款內，吳佩孚可分得一萬六千萬元為統一費，因此他對顏閣甚表同情。
野心勃勃的吳佩孚，既得到大批軍械，又得著大宗借款，有款有械，自然要向西南、東南、東北、西北四方八面橫挑戰禍；因此，我們應該明白：帝國主義者援助軍閥是中國禍亂之源泉。
帝國主義者為什麼要援助軍閥？這是他們對待殖民地半殖民地慣用的政策：扶植舊勢力，抑制新勢力，俾永遠在他們支配之下。況且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正在猛烈的進行，他們如何不加緊援助北洋軍閥！
因此，我們更應該明白：歷來軍閥（自袁世凱至吳佩孚）都是依靠帝國主義者的援助而生存而恣意為惡，革命黨若只反對軍閥而不反對帝國主義者，乃是一個極大的錯誤觀念。
沙面罷工與民族主義者
日本取締中國留學生，美國、南洋取締華工，已經是人類不平的事了；然而這些取締都還是在他們國境內行之，現在他們卻更來到中國國境內取締中國人，這是一件何等喧賓奪主的事！
沙面新警律為中國人所最不能受的是：從八月一日起，沙面華仆出入，概須攜帶執照，照上須粘主人照片，每晚九時後，華人非攜帶執照，不能入境兩次。凡歐美人、日本人、印度人、安南人等，均可自由出入，獨取締中國人在中國國境內行路的自由，這明明是加於全中國民族不可忍受的侮辱！
沙面全體華工罷工抵制，這種為全民族受辱而消極的和平的運動，沒有人能夠加以絲毫非難的。現在因為沙面英領事堅持不肯讓步，罷工風潮將擴大到香港，且有抵制港幣之說。外國貨幣在中國境內直接使用，本來也是一件怪事，因此抵制不用，也是很正當的。
像這些事，都是廣東革命政府應該出頭做的，現在卻讓民眾搶先做了！
現在外人方面對於此事的言論，大有責備廣東政府在暗中鼓動的意思。這種荒謬的言論，固然是外人太輕視中國人的人格，也是廣東政府自己態度不對所招惹的。像這種為民族爭人格爭自由的運動，凡是中國人都應該鼓動，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國民革命的廣東政府更應該為此事堂堂正正的出頭率領民眾為民族的人格與自由權利而戰鬥，豈止應該鼓動。不料廣東政府竟站在調人地位，而且聲明和此次運動無關；此種聲明，不啻說廣東政府不是為民族主義運動而設的，所以才惹起外人的猜疑與責難。
「為民族的人格與自由權利而戰鬥」，革命的國民黨是為此而組織，革命的廣東政府是為此而設立，凡屬此類運動，每個民族主義者都應該站在民眾前面，不應該跟在民眾後面，更萬分不應該站在中立調人地位。若恐怕因此觸怒列強，那便萬事干休！
再論外人私運軍火與中國治安
義大利售給曹錕的軍械價值五百五十萬元，現在美國售給吳佩孚的軍械價值三百二十八萬元，日輪又由漢堡運到天津軍火三百五十大箱，此外齊燮元、馬聯甲都在天津購得若干意械，這都是帝國主義者供給北洋軍閥殺戮中國人民的。
七月廿四日上海《字林西報》說：「昨日法國郵船盎高爾號進口後，未及半小時，關員即在船中抄出自動手槍五十枝，子彈五千粒，近來法郵各輪屢有違禁物品查出，此次已屬第六次，前如肯博特號、布爾介號、安德來朋號、安博司號、安乾爾號等五輪，相繼被關員查獲軍火。」此外上海租界發見日人私藏軍火的事，幾乎每星期都有。這都是帝國主義者供給盜匪殺戮中國人民的。
帝國主義者口口聲聲責備中國不能自保治安，不能保護在華外人生命財產之安全，他們卻忘記了這是他們自己以商業侵略逼得中國人窮無資了和以軍火供給軍閥盜匪之結果。
我們敢說：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侵略不停止，中國決無治安之可言，尤其於治安有直接影響的是私運軍火。
他們供給軍閥盜匪無數軍火殺了無數中國人，他們向來不以為異；可是有一班盜匪竟拿這軍火來光顧租界，殺人殺到洋大人身邊，住在租界的任何人都難免波及，因此洋大人才恐慌起來，《中法新匯報》說：「不幸吾滬秘密販運軍火者，繼續不斷，外洋來船時有大宗殺人器具運入，雖關員屢有所獲，而破案者殆不及十分之一。吾人苟欲杜絕此項不名譽之營業，必須於販運之人不問國籍之誰何，盡人處以死刑，夾帶之船舶，在若干數目以上，不問其主人之為華人為外人，概予沒收，以後犯法者庶知所畏懼而不敢為。……匪徒之行劫殺人者，治以死刑，而於彼私運軍火以導其為惡者，反釋而弗治，吾人自問良心，寧得謂之平允？」工部局總巡強森氏報告董事會說：「埠內違法販運軍火之徒日多，所販數目又不在少，皆有證據可引，外人營此犯禁事業若是其眾者，全因處罰太輕所致，毫無疑慮，如某領事公堂最大罰則不過監禁三月，又如某領事公堂最大罰則謹能監禁二十九天，日前更有一私售軍火與華人案，破獲之後，因其為本國人故，即行釋放，處罰之輕若此，無怪乎外人貪利犯禁者之眾也。外人私販軍火之罰則，非至確可收禁阻之效，恐匪風未必能戢，而街中流彈橫飛，危及行人之事，亦未必遂能中止。」
他們只看見盜匪得了軍火，在租界中流彈橫飛，危及行人事；他們不看見軍閥們得了大批軍火，在全國中流彈橫飛，危及人民之事。他們只主張處罰在上海販運軍火之外人，他們並未想到如何處罰在天津販運大批軍火之外人，及其政府。如此，「自問良心，寧得謂之平允？」
《字林西報》說：「不幸目下有關係之各當道，並無一致行動之徵象，而捕房所處地位，尤因各領事態度之大異，辦理極為棘手，是故目前於防杜軍火，直可謂之毫無辦法；長此不改，竊恐私運之風永不能稍戢……」像這樣「私運之風永不能稍戢」，像這樣「毫無辦法」，外國領事老爺們只有把租界之司法權、行政權交還中國人自己治理罷！
日本在華侵略之新計劃
南滿鐵路會社，不但為日本開發滿蒙之總機關，亦即其侵略中國之重鎮。加藤內閣成立，首先更換南滿鐵路總裁，以圖擴張南滿鐵路會社之營業範圍，使日本在滿洲之經濟儘量發展，然後再向北滿及內外蒙與美國商業競爭。新任南滿鐵路總裁安廣伴一郎氏，對於開發滿蒙，素抱急進主義，赴任後，即擬定營業發展之新計劃；並以上海為中國商業中心，又與日本、滿洲均關係密切，亦特別派出多員調查，以為實行新計劃之準備。聞所定新計劃重要的是：
（一）推廣撫順（即千金寨）煤礦之產量，由現在每年最多額五百五十萬噸，將來增至七百五十萬噸。
（二）收並大連輪船會社，並以一百八十萬元新造五千噸以上之快輪數隻，專供大連、上海間之直航，以利運輸。
（三）調查撫順煤在上海方面之銷路，擬以後每年在上海出售撫順煤五十萬噸至一百萬噸。
（四）修改上海滿鐵會社之碼頭，增設上海倉庫，並在吳淞新築碼頭及倉庫。
（五）將滿鐵窯業試驗場所制玻璃商品，運供上海市場。
（六）將由上海運轉大連之棉線、棉布、藥料、毛織物、麻袋、麵粉等，設法直接輸入滿洲。
（七）利用上海之標金交易，均衡滿洲之銀價，藉以操縱滿蒙金融。
照日本這個發展滿鐵會社營業範圍之新計劃，至少可以說明他們對於廢除廿一條按俄舊約交還已過租借期之旅大及南滿鐵路，做夢也未曾想及。
加哇的民族運動
歐戰後，民族革命運動瀰漫了東方，最成功的是埃及與土耳其，其次是蒙古、印度、阿富汗與飛律賓，最無用的是安南、朝鮮、波斯與中國。此外還有一個民族運動最徹底並且很有力量而大家不大注意的是荷屬加哇。他的運動歷史甚長（參看《前鋒》月刊第三期），茲錄《申報》通信一段，也可見其最近運動之一班：華人張木本、許春園、陳金順、侯永茂，及土人So kindar Soegiri等所組織之種族互助會，其目的在改進華人及土人經濟勢力之失敗，與法律上之不平等，已於七月一日上午九時在三寶壠回教堂開會，到會者約二千餘人，土人居多，華人約二百左右，警察廳長各番官Tohar Patih及警察多人，來會監視，各報記者亦蒞止，由Soek ndar主席，對來賓致謝詞，並宣布開會宗旨，次華人侯永茂、印度《星》報記者Soengago、土人Darsono相繼演說，華人林萬魏等討論請政府修改法律，後主席宣布議決案，及要求取消法律第一百五十六條，至十一時散會。
警察廳對於該會甚為注意，先期曾傳問發起該會之華人張木本及陳金順等，關於該會之情形。及開會時，土人Darsono演說，痛詆政府，為番官禁止。其他諸人所演說，均甚重要，茲特詳錄如下，主席宣布開會宗旨略謂：此會之目的，在打破人類不平等之待遇，並謂本會董事華人某君，今日本擬出席，因有要事離埠，故不能到會，但曾函告本會聲明，對於今日此會，華人應與土人聯絡云云。華人侯永茂演說：「吾華人南來，為時最早，不辭勞苦，慘澹經營，此地商埠，始有今日之興盛，華人之功不小，乃政府種種待遇，頗不平等，與日人比較，判若霄壤。譬如日人犯法，歸高等法庭辦理，而華人與土人，則歸地方檢察廳，是明證也。故今日此會，華人與土人，宜同心協力，以打破此不平等之待遇，吾甚希望華人與土人為種族之互助，努力猛進，冀達目的，並打破資本帝國主義，更望華人方面，能成立一黨云云。」印度《星》報記者演說：「由今日起華人與土人實行聯絡，應以此日為大紀念日，永紀不忘，嗣後求二種族人之權利。至於地方當局，對待華人與土人不平等之處，如法律第一百五十六條，在荷屬印度，凡有人煽動及造作謠言及侮辱等，科以四年之監禁，觀法律所定如此，而當局所辦理，常較此尤重，在當局自身，已先觸犯法律矣。以前所成立之會，大多無能力破除此種不平等之待遇，如恩德會頗難使人滿意，因其所提出之要求條件，極其細微，不關重要，歐洲戰爭之起，其原因為擴充商業，而飲彈以終者均為工人，所有特別階級均無恙，倘東西各國工人，能聯絡一氣，則大戰可以不發生。現時華人之在此土者，其經濟勢力，愈趨愈下，已有反商為工之勢，故目下之要圖，為能與土人聯絡，打破此不平等之待遇，而合謀經濟上之發展耳。」Darsono演說：「法律上之不平等，吾以過去之事實證明之，如華人與土人被監禁，在獄中日常之飯食，尚不及富家飼狗用之食料，此系本人於一千九百十八年因荷人共產黨事，所親……」言至此，番官Tohar Patin禁止拉氏演說，拉氏謂此系事實，吾所親嘗此滋味者。番官謂所言含有抵制荷人之意味，不許再說。此時會場秩序稍亂，旋即恢復，拉氏再繼續演說：「共產黨對於歐人，非完全不滿意者，歐人之為共產黨而犧牲者，為數甚多，所不滿意者，僅一部分之人而已。一千九百十九年龜突土人與華人之衝突，僅經濟上細微之嫌怨耳。」華人張木本演講：「今日此會，華人與土人實有聯絡之必要，此次三寶壠某某二社團之同種自殺，吾人所極不滿意者也。」土人Marco演說：「一千四百十四年華人發顯（譯音），為南來爪哇之第一人，其所抱宗旨，均與土人無忤。及一千五百年荷人Houtman抵巴達維亞，於是向土王請給地一方，時至今日，全爪哇均為荷人掌握，主人翁之土人，與最先來之華人，反居於後。故今日之會，華人與土人應一致聯絡者也。」
歐戰十周年紀念之感想
犧牲無數勞動平民之帝國主義的國際大戰爭，此時已屆十周年，戰敗國戰勝國都忙著開會紀念，大概都沒有絲毫悔禍的意思，並且都還有準備第二次大戰的決心。
在這帝國主義的國際戰爭中，交戰國的資產階級因供給軍需品，中立國的資產階級因供給生活品都發了大財，被犧牲的只有各交戰國的勞動平民及被蹂躪的弱小民族。這種狀況在過去大戰爭中已經明白指示我們看過，在未來的大戰爭恐怕更要加甚；因此，我們不得不努力反對國內軍閥主義及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他們都是國際大戰之源泉。
有人以為帝國主義的國際大戰爭雖然造了許多罪惡，而其結果卻倒了俄德兩個專制皇帝，於人類社會進化未必無意義，若世界大戰再來一次，或者又可以消滅幾個強者；其實，這乃是機會主義者的謬見，這種謬見和希望軍閥間相互戰爭而自己自然消滅是同樣的妄想。我們要傾覆帝政，我們要傾覆特權階級之統治，都應該實行橫的國內階級戰爭，不應贊成縱的國際戰爭；因為國際戰爭，乃是資本特權階級利用勞動平民對別國資本特權階級的戰爭，換句話說乃是各資本帝國主義的特權階級各以愛國主義（資本帝國主義者假借愛國主義，欺騙勞動平民來擁護自國的帝國主義，這種愛國主義是我們應該反對的；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以愛國主義號召全民族來反抗國際帝國主義，這種愛國主義是我們不應該反對的）。關於民族主義也是這樣，資產階級所謂民族主義，即帝國主義之工具；在無產階級的觀點上，民族主義乃是弱小民族起來反抗帝國主義者的意義，我們對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之態度是如此。欺騙自國的勞動平民，盲目的拿著機關槍向別國的勞動平民放；其結果，無論戰勝國戰敗國，都只有勞動平民同樣的傷亡、失業無法救濟，即戰勝國的資本特權階級即小受傷痕也不難恢復，並且還是拿勞動平民的血來恢復。至於國內戰爭，乃是勞動平民對資本特權階級的戰爭，乃是勞動平民有目的的拿著機關槍向特權階級放，其結果，至少也不是勞動平民單獨的損失。
帝政及特權階級都只有國內戰爭可以傾覆他，俄、德也是如此；決不是國際戰爭可以傾覆他，英、法、意、比就是如此。國際戰爭，只有國際的勞動平民白受無報酬無目的的大犧牲，為勝利國的資本特權階級增加利益，此外別無意義。在此時代，我們不願反對一切戰爭，我們只主張以國內戰爭代替國際戰爭。而且至凶極殘的國際大戰爭，只有各資本帝國主義國內的勞農革命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者的獨立戰爭之勝利才可以止住，此外決非空言及其他方法可以止住，這第二次帝國主義的國際大戰爭之必然的到來。
大戰中，不但各交戰國的勞動平民大受屠殺，全世界的弱小民族也幾乎都無辜而被蹂躪；鄰近歐洲的不用說了，即僻在遠東的中國亦大受其影響。在這歐戰十周年的紀念中，我們中國紀念的是：
日本迫我的二十一條件；
因參戰而增加的外債：日金一萬四千萬元，美金五百五十萬元；
參戰華工死傷數千人；
因參戰而起政潮，解散國會，復辟，南北分裂，督軍割據。
不幸第二次大戰若在遠東發生，則中國所受的蹂躪更將百千萬倍於此。我們求免之道：只有聯合全世界反帝國主義的勢力並自己努力排除國際帝國主義，使他們不至因為爭奪中國這塊商場而戰，戰時受彼蹂躪，戰後受彼勝利者之獨斷的處分。
美國人又以軍火供給北洋軍閥
一月前上海海關曾在美國夾板船塔爾布脫號Talbot搜出機關槍八枝，子彈及手槍共計七十二箱，船主鮑勒生Boressen並與私運有關係。由美國運到天津供給吳佩孚的軍火價值三百廿八萬元，也是近來的事。
最近又發見美國人私運大批軍火在廈門起岸的事。據本月十二日上海《泰晤士報》說：「美國海軍當局得有報告，謂近有大批軍火在廈門上岸，現在一中國軍官處，計機關槍一千枝，大批子彈及手槍若干。……美海軍當局對於是否將設法取回在廈門登陸之軍火一節，不肯發表意見。」
運軍火往廈門，和運軍火到天津同樣是幫助北洋軍閥攻打南方革命軍，這是美國既定的政策，此外美國海軍當局還有什麼意見發表？此種政策，在曹錕賄選美公使首先歡迎時可以看出，在海關事件列強派軍艦到廣州示威時美國格外熱心可以看出，凡中國人尤其是南方革命黨人，現在總應該認識美國是不是我們的「好友」了罷！
北洋軍閥尤其是吳佩孚，既得了美國的大批軍火，若再以鐵路借款及庚子賠款築路的名義攫得大宗軍餉，那麼，他為統一而戰爭而屠殺的大慘禍就在目前。人民方面應該起來下全力阻止這殘民亂國的軍閥向帝國主義者取得一錢一彈；因為帝國主義者給軍閥的每個錢每個彈，都是用來殺戮人民的！
反革命的廣東商團軍
帝國主義者、軍閥、紳士、奸商，他們本來是氣味相投的一串貨色，在廣東商人中尤其容易看得出，陳炯明便是這一串貨色的串子。陳炯明自稱須與紳士相依為命，他如何將中山先生外交政策向香港政府告密，香港政府又如何幫助陳炯明在香港、汕頭間的交通及陳派以香港為攻擊廣州的策源地；省港商人尤其是二陳（陳廉伯、陳席儒）向來如何傾向北政府，如何擁護陳炯明，如何罷市反抗革命政府，這都是很明顯的事實；這很容易看出香港政府、北方政府、陳炯明、省港商人是一串的貨色。
據《民國日報》十一日廣州電：粵海關查獲由外輪私運入口槍枝一萬杆，子彈三百萬發。據《申報》十一日香港電：商團向外商南利洋行購槍彈……政府派員查驗，共七九步槍四千八百五十枝，彈二百十五萬發，駁殼槍四千三百三十一支，彈二百零六萬發，手槍六百六十支，彈十六萬五千發，價值百餘萬。據《新聞報》十三日香港電：商團總部會議，聞決定不交還該械，即全城罷市；旋派出團軍二千餘赴帥府請願。據《新聞報》十四日香港電：花縣商團於十三日武裝抵省者七百餘名……三水、佛山及南鶴十四埠等商團，均備武裝來省。據《民國日報》十四日廣州電：陳廉伯假商團名義私運軍火，現已發現證據多件。十五日電：陳廉伯已全家逃往香港。商團軍都已有武裝，現在又購大批軍火做什麼？廣州商人屢稱困苦罷市抗捐，現在何來巨款大買軍火？動輒以罷市反抗革命政府，是不是革命之敵？商團本以御盜，現在紛紛武裝到省是御誰？
我們於廣東政府對待商團的優柔政策，老早就表示警告，現在這種反革命的商團軍勢力日見澎漲，竟至抗違政府命令，自設聯防總部，竟至私運大批軍火，我們敢說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不在東江而在廣州！我們以為革命政府軍事計劃：第一步是解散商團軍，第二步是討伐陳炯明，第三步才說得上北伐。革命政府若不能解散商團軍，一旦東江或北江軍事失利，第二次以槍彈「請孫下野」的便是商團軍！
日本對華經濟侵略之最近表現
中國實業家不贊助國民革命運動，真是自滅的蠢物！
中國人何以這樣一年窮似一年？總原因是：每年進口貨價超過出口貨價約在四萬萬元左右，即去年最少亦尚超過近三萬萬元。如此巨額的外溢年復一年，中國安得不窮！
今年怎麼樣？即以日本而言，其地震以後，需要巨量之輸入品，因此，本年上半年入超竟達六萬萬元之巨額；照常情論，當此日本入超巨大之千載難逢的機會，今年中國對日貿易至少可望出入平均，乃事實竟大謬不然！自新年起至七月底，中國對日輸出值日金九○五七四○○○元，由日輸入則值日金二○○三○一○○○元，出入相抵，入超已達一萬萬元以上，以此推之，今年中國對外貿易之損失，即日本一國亦有二萬萬元。
日本在災後入超激增的時候，何以獨能對於中國竟至如此巨大的出超？因日本災後積極獎勵國內生產，擴張國外貿易，尤注意於中國及南洋，不惜由國庫支出一萬二千萬元，補助商人擴充此方面商業之用，此為增加輸出的政策，他方又利用關稅政策減少輸入，即增加奢侈品新稅率是也，所謂奢侈品竟多至十七類六百四十七種，即日常需用之陶器及麻織品（中國夏布即屬此類，每年輸入日本、朝鮮值五六百萬元）亦列入，稅率增至百分之百，而且對英、法等十餘國准展期三月，獨於中國則限期實行，什麼奢侈品新稅率，簡直就是禁止中國貨輸入日本、朝鮮罷了！
不用說，此新稅率實行後，中國對日貿易之入超，更將有可驚的增加。
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除輸入貨物以外，更有輸入資本的毒計：東三省投資每年在日金二萬萬元以上，黃豆之輸出，紡織業、礦業、森林，無一不為日商所壟斷；上海紗廠，日商居三分之一以上，最近明治製糖會社，以日金三千七百四十五萬元，在上海設立明華糖廠，並強求中國免稅，以與香港糖競爭（中國所用只香港糖、日本糖二種），而獨占中國糖市。日本在美國被排以後，勢必移用其資力來中國經營，從此日本在中國之製造業將日見擴張，其直接掠奪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與原料，為害比輸入貨物更甚。
因此，我們應該覺悟：對待日本如此激進的侵略，決不是消極的排貨所能抵禦，排貨手段，已由本年對日貿易入超的數目字證明破產，我們不應再依賴此手段了，我們宜採用積極的革命手段：改協定關稅制為國定關稅制及禁止外人在中國設立製造廠。除此，中國人別無生路。
中國實業家不贊助國民革命運動，真是自滅的蠢物！
關稅協定之外賣國政府又與外商協定紙菸稅
北京政府的菸酒事務署，近應英美煙公司之請求，電召各省派員到京，協議增加紙菸百分之五地方營業稅，以撤消各省現辦之紙菸特稅為交換條件。
吾國國民生計，吾國工商業，已受海關協定稅制壓迫得不堪了；現在北京的賣國政府，因為急於籌款養兵殺人，因為急於和地方政府爭收入，遂不惜將紙菸之地方營業稅也要和外人協定；此例一開，各項地方營業稅皆可援例協定，從此中國全部收稅主權將完全喪失！
紙菸是一種不衛生的奢侈品，各國對於紙菸稅都極嚴重，日本竟至值百抽二百。現在中國各省紙菸特稅也不過值百抽二十，若與外人協定值百加五，連原有二五捐只有七五，不但目前減少收入，而且將來永不能自由增加，這是何等損失！
再進一步說，即外人應允照日本值百抽二百，吾人亦不能承認，因為徵收地方營業稅吾國有自由規定之主權，絕對不應與外人協定也。
前清承認關稅協定，猶可說是初通商不明白外情，鑄此大錯，現在協定稅制之害誰不知道，北政府豈不是有意賣國？
即此一端，軍閥政府之賣國及帝國主義者之侵略，都明明白白擺在我們眼前。
江浙戰爭
我們不是非戰論者，當然不絕對的反對一切戰爭，只注意這戰爭對於大多數平民有何意義。譬如資本帝國主義的國際戰爭，在各國資本階級間相互爭雄上固然有意義，而對於各交戰國大多數平民，除單純的犧牲外別無意義。國內軍閥間的戰爭，在他們爭奪領土上固然有意義，而對於兩方領土內大多數平民，也是除單純的犧牲外別無意義。惟有大多數平民對於軍閥或資本特權階級的國內戰爭，則對於大多數平民，無論是如何犧牲，都絕對有意義。
有人以為國際帝國主義的國家或可由相互戰爭而傾覆，中國軍閥間也或可由相互戰爭而滅亡，這是一個痴人說夢。帝國主義者或軍閥間的戰爭，其結果仍有一個勝利的方面支配著世界，例如：歐戰後仍是帝國主義的英、美、法、日、意的世界，直皖、奉直戰爭後，仍是直系軍閥的江山，他們那會因互戰而全倒。要他們全倒，只有大多數平民起來對他們的革命戰爭，俄羅斯就是一個榜樣。
正在醞釀的江浙戰爭，早遲總難免發作，在浙方雖然豎起反直的旗幟，而至少須與廣東革命政府協同動作，才有多少意義，不然仍是一個純粹的軍閥間地盤戰爭。
此次戰爭如果起來，我們將取何態度呢？第一，我們應該努力使此次戰爭變為革命戰爭，不叫他成為兩方地盤戰爭；第二，我們應該努力在此次戰爭中增加平民的力量與利益。不但幫忙一方面做留聲機器（如南京商會）是下流，就是消極的哀求和平也不是辦法。
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
義和團，在中國現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減於辛亥革命，然而一般人不但忽略了他的重要，並且對他懷著兩個錯誤的觀念：
第一個錯誤的觀念：憎惡義和團是野蠻的排外。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排外；他們不看見義和團排外所以發生之原因——鴉片戰爭以來全中國所受外國軍隊、外交官、教士之欺壓的血腥與怨氣！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殺死德公使及日本書記官；他們不看見英人將廣東總督葉名琛捉到印度害死，並裝入玻璃器內遊行示眾！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損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財產；他們不看見帝國主義軍事的商業的侵略損害了中國人無數生命財產！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殺人放火的凶暴；他們不看見帝國主義者強賣鴉片煙、焚毀圓明園、強占膠州灣等更大的凶暴！他們自誇文明有遵守條約及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信義；他們忘了所有條約都是帝國主義者控制中國人之奴券（最明顯的是關稅協定及領事裁判權），所有在華外人（軍警、外交官、商人、教士）都是屠戮中國人之劊子手，所有在華外人財產都是中國人血汗之結晶！他們指責義和團號召扶清滅洋及依託神權是頑舊迷信；他們忘記了今日的中國仍舊是宗法道德、封建政治及神權這三樣東方的精神文化支配著！義和團誠然不免頑舊迷信而且野蠻；然而全世界（中國當然也在其內）都還在頑舊迷信野蠻的狀態中，何能獨責義和團，更何能獨責含有民族反抗運動意義的義和團！與其憎惡當年排外的義和團之野蠻，我們寧憎惡現在媚外的軍閥、官僚、奸商、大學教授、新聞記者之文明！
第二個錯誤觀念：以為義和團事件是少數人之罪惡，列強不應因少數人之故懲罰全中國人民以巨額負擔。他們不曾統觀列強侵略中國，是對於全民族的，不是對於少數人的；劇烈的列強侵略，激起了劇烈的義和團反抗，這種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決不是出於少數人之偶然的舉動。即或義和團當中及縱容義和團之貴族夾有思想上政治上爭執的動機或其他更卑劣的動機，而群眾之附和義和團，則由於外力尤其是教會壓迫的反應，可以說毫無疑義。義和團事件，無論是功是罪，都是全民族之責任，不當推在義和團少數人身上。全民族都在外人壓迫之下，若真只有少數人義和團不甘屈服，那更是全民族無上的恥辱了！若因為參加義和團運動者為全民中之少數，則參加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者，也是全民中之少數，我們決不能只據實際參加者之數量，便否認其質量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文明的紳士學者們，說義和團事件是少數人之罪惡，說列強不應該懲罰到義和團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強跪著說：我們是文明人，我們不曾反抗汝們懲罰少數的義和團，不應該皂白不分連累到我們大多數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這樣，還幸虧有野蠻的義和團少數人，保全了中國民族史上一部分榮譽！
義和團的野蠻，義和團的頑舊與迷信，義和團時的恐怖空氣，我都親身經驗過，我讀八十年來中國的外交史、商業史，我終於不能否認義和團事件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悲壯的序幕。
中央通告第十七號
——關於反對江浙軍閥戰爭問題
此次江浙戰爭，顯然是軍閥爭奪地盤與國際帝國主義操縱中國政治之一種表現；無論對於參加戰爭之任何方，若有人為偏袒之言動，都是犧牲人民利益來助宰制勢力張目。我們對於此次戰爭的適當努力，只有是暴露其實在性質及關係於國民之前，借之使人民了解在雙重宰制之下中國和平之無望，每一次軍閥的戰亂的結果，只有加增人民的痛苦及奴服的地位；人民對任何軍閥戰爭不能存絲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國的惟有是國民革命。我們要藉此次戰爭為現實的材料，更努力的來宣傳國民革命，號召民眾組織國民革命的實力！為此中局已決定發布一對時局宣言，表示本黨對於此次戰爭的態度！此項文件，現已在印刷之中，不日即可寄發各地。本黨各級組織在接到此通告之後，應立即下令所有黨員開始活動，萬勿因循放棄此次宣傳絕好機會！至活動態度，應一律依本通告及宣言所指示；此外若任何級機關或個人有獨立的言動者，一律以破壞本黨紀律論。
委員長 T. S. Chen
秘 書 T. T. Mao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我們的回答
我們因為有促進中國國民黨的必要，而以個人的資格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似乎於國民黨革命的傾向只有進無退，然而正因此惹起了黨中一部分黨員之誤會，攻擊；他們不但是口裡攻擊，還用白紙黑字寫出，我們遂不得不簡單回答幾句，以免社會上有人在誤會上又加以誤會。我們在此處僅僅是答覆他們的攻擊，至於他們自己的言行，是否真算一個革命的國民黨黨員，他們黨中是否有更反動的反革命的言行，則不在此文討論範圍以內，所以不必提及。
我們在答覆之先，須指出他們的根本錯誤：根據國民黨的宣言或章程之某條某項指責國民黨任何黨員，開除國民黨任何黨員，這都是正當應有之事；乃並不依據國民黨的宣言或章程之某條某項，具體的指責國民黨黨員某某個人，而竟抽象的籠統攻擊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黨員，並且因此攻擊到在國民黨之外的共產黨，這是他們的根本錯誤。以一個革命的黨要取消別個革命的黨，已經是不應該，何況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一個支部！中國國民黨，若認真因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了國民黨之故，便要取消中國共產黨；並且中國共產黨若也因此自己承認取消，這豈非中國人在世界革命史上要鬧出特別新奇的笑話！若主張不肯脫離共產黨的人便不許加入國民黨，則雖另再召集一次國民黨全國大會，取消前次大會准許共產黨黨員跨黨的決議便得，何苦以有用的光陰與經費，發行許多印刷品，不是攻擊帝國主義與軍閥而是攻擊我們！
以上是提出他們對待我們的根本錯誤，以下是分別回答他們的攻擊。
一切道路傳說、報紙記載及個人的談話與書信且不涉及，現在只取《護黨特刊》、《民權旬刊》、《共產黨破壞國民黨證據之一部》這三種印刷品為他們負責的言論。
他們共同的唯一口號是「共產黨破壞國民黨」，他們所謂破壞國民黨的證據、鐵證，都是指社會主義青年團七號團刊所載《中國共產黨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共產黨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及《青年團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在這些決議案中，充滿了「我們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擴充國民革命的國民黨」、「使全中國革命份子集中於國民黨」、「擴大且改進國民黨的組織」、「在國民黨各種工作中我們同志應努力工作」、「使其（指國民黨）變成一個有組織能行動的黨」、「我們要使國民黨真成為國民主義的黨」這類文句，如果是一個懂得中國文的人，能說這些議決案是破壞國民黨的鐵證嗎？
《共產黨破壞國民黨證據之一部分》的導言上說：「國民黨主張凡贊成革命的都應一律歡迎入黨；共產派則極力介紹農人、工人與中等學生以成就他們的勢力。」共產派一向不和軍閥、官僚、政客、商人接近，所以只能介紹農人、工人、學生到國民黨，既是介紹到國民黨，試問成就了那個的勢力？必須介紹軍閥、官僚、政客、商人到國民黨才是成就國民黨的勢力嗎？他們已否忘記了國民黨宣言上「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這句話？他又說：「國民黨的民生主義是主張平均地權、限制資本的；共產派則主張勞資鬥爭，惟恐國民黨對勞工運動有調和的傾向。」勞資鬥爭是社會進化上一種不可免的革命現象，主張勞資調和是一種和緩革命的政策，無人能夠相信不革命的調和政策可以平均地權，可以限制資本，世界上那有這樣好說話的大地主與資本家？他又說：「國民黨主張以武力打倒國內軍閥，然後再運用政權以實現三民主義；共產派則處處宣傳，叫已覺悟革命的份子往田間去。」國民黨固然應該以武力打倒國內軍閥，然試問這武力要建築在什麼基礎上面？若建築在已有的軍隊上面，退一百步說，即令能用他取得政權，也斷然沒有能夠運用政權實行三民主義的希望，試看現在的廣州政府實際上能管理軍政財政嗎？廣州一切政治有一件能根據國民黨的主義或政策嗎？若要建築在「國民革命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的原則上面，「往田間去」這個口號，當然不違背國民黨的大會宣言。他又說：「國民黨主張中華民族自求解放；共產派則主張民族自決，首先就鼓動蒙古人脫離中國。」民族主義有二種：一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主張自求解放，同時卻不主張解放隸屬自己的民族，這可稱做矛盾的民族主義；一是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主張一切民族皆有自決權，主張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壓制，同時也主張解放隸屬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壓制他，這可稱做平等的民族主義。蒙古人願意脫離中國與否，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自決權，用不著鼓動，我們也並不曾鼓動這個，我們只反對一班人否認蒙古民族的自決權，硬說蒙古是中國的藩屬，主張軍閥政府出兵收蒙，因此我們主張蒙古人根據民族自決權，有獨立反抗的權利。國民黨大會宣言上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華民族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又說：「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據此宣言，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卻實不是單單自求解放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並且鄭重承認國內各民族自決權，做那導言的人，如果真是一個國民黨的忠實黨員，確有細心把國民黨大會宣言再讀一遍的必要。若是自己連黨的大會宣言還不能了解、記得、奉行，那裡還有什麼護黨的資格？
那導言最終又說：「總括他的意義，可以看出以下四個要點：（1）一面說贊助國民黨革命成功，一面又令國民黨的自身岌岌不可終日；（2）其中措辭，未免有些污辱純粹國民黨黨員的人格；（3）他們集合許多人們，成立一個共產黨，但對於政黨道德未免太不講究；（4）他們破壞國民黨的步驟，第一多拉無產階級入黨，以建築他們將來的基礎，第二在國民黨原有的黨員中，吸收所謂階級覺悟的份子，成立一個國民黨的左派，第三即或革命成功，純粹國民黨員已無能為力了。」
關於第一點，所謂令國民黨的自身岌岌不可終日，不知所指何事？若是指反對帝國主義使國民黨傷了列強的感情，以後不能安住租界不能亡命外國，則我們實在不好意思回答，且亦不必回答，因為國民黨大會宣言上早已回答了，國民黨孫總理最近又代我們回答道：「中國欲免為印度、埃及之續，必國民合力剷除為革命成功大障礙之帝國主義。」若是指我們反對和任何軍閥妥協是破壞國民黨的左軍；我們不相信任何派軍閥真能為國民革命的左軍，退一百步說，即全說是左軍，也只是一時軍事的聯合，決不是主義上政見上的妥協。若說反對和任何軍閥妥協，即是全國民黨的自身岌岌不可終日，那麼朱執信便是第一個會使國民黨岌岌不可終日的人。
關於第二點，我們更不知其何所指。
關於第三點，是他們明白反對共產國際的支部在中國存在，此層前面已經說過。
關於第四點，第一步驟所謂多拉無產階級入黨，若指拉入共產黨，此事和國民黨無關；若指拉入國民黨是破壞國民黨，此事我們可以認錯，並且在此處可以切實聲明以後不拉無產階級入國民黨，免得有破壞國民黨的嫌疑。然而這一來，國民黨成了什麼階級的黨？所謂第二步驟，我們簡直不能理解，在國民黨內成立一個左派，直算是進步，不是破壞，既然不過是國民黨的左派，為什麼必須吸收有階級覺悟的份子才能成立？若指吸收有階級覺悟的份子入共產黨，這乃階級分化政黨分化之必然的社會現象，非人力所能攔阻；而且淺薄些說，為什麼只許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而不許國民黨黨員加入共產黨呢？此時疾視共產黨的，應該只有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資本家，國民黨還不必如此。第三步驟所謂革命成功，自是指國民革命；既然是純粹國民黨員，他們唯一的工作與目的，自然正是國民革命成功，此外，還有何事是他們應該為力的呢？
《民權旬刊》及《護黨特刊》中，其漫罵及和上項導言之意見相同者，茲不論及，所論及的只是他們特殊的意見。
《旬刊》上說：「吾間聞共產黨員之宣言矣，『國民黨者共產黨之過程也』。」國民黨是何種性質，共產黨是何種性質，我們不相信真有這種無知的共產黨員說出「國民黨是共產黨之過程」這樣昏話！他說：「吾又嘗見共產黨之行動矣，有所宣傳必以共產為言論，有所進作，無必以共產為張本。」共產黨的宣傳進作，自應不離共產，這都是共產黨的事，與他黨無涉。他又比論國民黨和共產黨主義主張上有三種不同之點，其比論的錯誤此處不必論，不同之點並不只此三種此處也不必論，因為國民黨和共產黨主義主張之不同，此何待論；此處所討論非兩黨主義主張不同問題，乃是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曾否破壞國民黨的問題。更進一步說，此次大家所紛紛爭論的，還絲毫不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主義主張不同的衝突，僅僅是因為國民黨內左右派的主張不同而衝突，此義不明，決不能了解此次爭論的真相。
《護黨特刊》第一號上，主張「真正的革命黨，在同一時代同一國家裡面，只有一個，並沒有兩個的」。又主張什麼主義單一，什麼組織單一，不然便麻煩極了。在這些議論里，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未曾研究過各國革命前後的歷史，無論是俄是法，當時革命的何止一黨；各國的革命黨，恆有左、右、中央政見不同，本黨和青年組織各別，即國民黨主張三民主義，又何嘗單一；若怕麻煩，那便是舊式會黨簡單的頭腦，二十世紀進步的革命黨決不是這樣。他們說：「在一個黨里，怎麼好談兩種的主義！」我們說：誠然，在國民黨里，當然只能談三民主義。他們說：「我們只信服孫總理的三民主義……其他主義，我們不必去做。」我們說：誠然，誠然，我們只希望國民黨員不但信服而且實行三民主義，其他主義，國民黨黨員當然沒有必須去做的理由。他們說：「他們要談他們的主義，不妨在黨外去談。」我們說：誠然，誠然，誠然，只要不是瘋癲，決不會有人在甲黨內談乙黨的主義。他們說：「沒有大元帥的命令，怎麼好停止軍事行動，何況是阻止他。」我們說：國民黨應否集全力於軍事行動，乃黨中重要的政策問題；若要「以黨治國」，不是要「以大元帥個人治國」，則大元帥的命令便應隨黨的政策而決定，黨的政策不應隨大元帥的命令而決定。他們說：「我們在軍事上政治上……為什麼緣故不要妥協。」我們說：民國元年和袁世凱妥協的結果如何？他們說：「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觀念，確想把本黨逐漸變為屬於中國共產黨。」我們說：不能把中國國民黨屬於中國共產黨，也和不能把中國共產黨屬於中國國民黨是一樣。他們說：「蘇俄常常運動帝國主義者通商或承認，也曾向中國宣布白黨的罪惡，並要請中國驅逐舊俄的使領，拿這種種舉動比較總理的吊電或對外宣言，誰是誰非？」我們說：國家的通商外交行動，和依賴外力解決國內問題絕對不同。蘇俄只要求中國不承認駐中國的舊俄使領，取締中國境內的白黨，而未嘗請求中國干涉在俄國境內的事；蘇俄只於革命成功舊黨勢力滅亡之後，向一切外國辦理國家的外交及通商，而未嘗在革命沒有成功以前，想借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傾覆舊俄政府。試問中國革命政府統一中國時，不和外國通商嗎？不要外國承認嗎？仍要各國承認前政府的使領嗎？宣布舊政府的罪惡，宣布帝國主義者援助舊政府之罪惡，都是應該的，至於希望帝國主義者否認舊政府而表同情於我們的革命政府，那便萬分不應該了，因為國內的事應由自力解決之，無論是非善惡，都不能容帝國主義者左右於其間！況在半殖民地之國民革命的意義上，國外的帝國主義者，比國內軍閥政府是我們更大的仇敵。他們說：「本黨聯絡段芝泉、張雨亭和盧子嘉們，與容納他們的精神毫沒有一致。」我們以為這幾句話是再侮辱國民黨不過的了，我們不願回答，我們要求國民黨中所有革命分子加以評判！他們說：「本黨的民生主義，是要消弭階級鬥爭的；在勞動運動上，老實不客氣的說，主張改良。他們別有懷抱，眼睜睜望著勞動者過非人的生活，大喊奮鬥！奮鬥！我們實在不忍！」我們說：既然要談民生主義，當然以大會宣言中所解釋的民生主義為重要標準。宣言明說：「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鬥也。」而他們竟指斥主張勞動者奮鬥是別有懷抱，不知道他們這句話是反對我們還是反對國民黨宣言？階級鬥爭是歷史上不幸的事實，也是歷史上必然的事實，共產主義之最終目的，正是要消弭階級；但是，若在資產階級未滅以前，主張消弭階級鬥爭，便是主張勞動者不要向資產階級鬥爭的意思；主張勞動者不要向資產階級鬥爭，便是主張勞動者安心受資產階級壓制，過那非人的生活而不必起來奮鬥的意思。「改良勞動者的生活」這句話，我們當然不反對；但是如何才能夠達到改良之目的，乃是一個問題，由階級鬥爭的革命方法，或是由勞資調和的改良方法？我們以為勞資兩方面的利益絕對衝突，只有一方面退讓，而無調和的可能。希望大地主或是資本家一旦大發善心，犧牲他們自己的利益，對勞動者讓步，這等於希望北洋軍閥一旦覺悟了將政權交給民黨。民黨不革命，如何能得著政權！勞動者不奮鬥，如何能改良非人的生活？我們以為只有勞動者自己起來奮鬥，才能夠改良非人的生活；他們不主張勞動者奮鬥，卻明說：在勞動運動上，老實不客氣的說，主張改良；試問這樣的主張改良，是不是一句口惠而實不至的空話？眼睜睜望著勞動者過非人的生活，而反對勞動者起來奮鬥，這未免太忍了吧！他們說：「本黨主張與蘇俄聯絡……因為他們憑空造謠，中間才停頓了一會。……他們矯稱接了密令，拿本黨的名義做了一次蘇俄的留聲機。」我們說：為什麼要聯絡蘇俄，自然建立在反帝國主義革命的同情上面，既然言此，為蘇俄說幾句公道話，也是中國革命黨正正堂堂的應有態度，用不著以做留聲機自貶。至於什麼「中間才停頓了一會」，什麼「矯稱接了密令」這些怪話，希望他們以後不可這樣憑空造謠！他們說：「他們（指青年團）對於擴大且改進國民黨的組織，為什麼不受本黨的指揮，而受共產黨的指揮呢？」我們說：青年團是共產黨所組織的青年團體，不是國民黨所組織的，這個決議案又是在青年團議決的，不是在國民黨議決的，自應說受共產黨指揮，如何能說受國民黨指揮呢！這類團體組織系統及管轄權限，他們也應該弄清楚！他們說：「這『不必要的衝突』的話，便含有必要的衝突的意思在話外。」我們說：誠然，若有人主張不反對帝國主義，主張和軍閥妥協，主張不為農夫工人利益奮鬥，以及其他主張有背宣言的反革命言論行動，我們都應該與之衝突，這正是國民革命進行上、國民党進步上必要的衝突。
他們攻擊我們的總口號雖然是所謂「共產黨破壞國民黨」，而歸納他們所舉的證據，明眼人當知道實際爭點完全和他所呼號的口號不符，乃是因為他們的主張和我們的主張不同：
我們的主張：
（1）為農夫工人奮鬥而擁護其利益；
（2）建設革命力量於農民工人等一切民眾不集全力於軍事行動；
（3）尊重蒙古民族自決權；
（4）反對國際帝國主義與反對國內軍閥比〔並〕重；
（5）不與任何軍閥妥協；
（6）反帝國主義的蘇俄是中國好友。
他們的主張：
（1）反對為工人農民爭利益的奮鬥；
（2）集全力於軍事行動；
（3）反對蒙古民族自決；
（4）反對北政府，同時可以對帝國主義妥協；
（5）與一派軍閥妥協；
（6）和北政府訂立中俄協定的蘇俄是國民黨仇敵。
以上實際的爭點，沒有一件是共產黨的共產主義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之爭，更不是共產黨與國民黨之爭；實在是國民黨內左派與右派之爭，也就是國民黨內革命派與不革命派之爭。左派代表的是民眾利益，右派代表的是私人官僚利益。
他們解決相爭的辦法是：加入國民黨的共產派退出共產黨或退出國民黨，後者更是他們的本懷。
他們為什麼希望他們退出，這很容易明白，現在世界上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和黃色工會，莫不極力排除革命的共產派，恐怕共產派攪亂他們妥協和平的好夢。我們明白普告天下：凡是一個真革命黨都不會想到取消別個革命黨；凡是一個真革命黨人，都沒有自己退出一個革命黨的權利；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各階級革命份子集合起來進行國民革命的團體，這團體應該是各份子所公有，誰也不配叫誰退出，除非是反革命非革命份子或違背黨綱的人！
此外我們還有一件事，應該附帶著聲明一下，即是他們借所謂京漢路總工會代理委員長張德惠的話來攻擊我們。京漢路不幸被曹、吳摧殘以來，不但總工會的職員入獄的入獄，走散的走散，即各站分會的組織都早不存在了，張德惠竟自稱代理總工會委員長，不知他們何所依據？張德惠是長辛店一個工人，他攻擊我們，乃是他侵吞京漢恤金數五百元受我們責問的反響；他攻擊我們之點，前後都有事實證明，我們在此不必空言與辯。我們要說的是：現在各國資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社會民主黨，造謠誣衊各國的共產黨無所不至，中國的軍閥官僚也正在用這個方法離間工人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我們希望中國國民黨不要這樣！
告在教會學校讀書的中國學生
中國青年急需有良好的教育，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此時中國人自立學校的發達不能儘量容納急於求學的青年，遂使許多青年誤投教會學校，這也是不可免的事實。因此我們可以說：青年因急於求學而入教會學校，這是無可責難的；可是一入教會學校，不但得不著良好的教育，而且變成一個崇拜外國及外國人、蔑視本國及本國人的新式奴才，那便是有教育更坏於無教育了！
我們要研究科學，自然必須懂得外國人，不但目前如此，而且在國際語之文字未統一以前永遠是如此。教會學校雖稱注重外國語科文字，然而他們教外國語之文字之目的與方法，大半是養成通譯人才，能為他們做爪牙喉舌，教者學者都不把外國語言文字，當作研究科學的工具，所以注重發音與說話而不重文法與讀書。他們教授科學大半用外國文，因此科學進步極慢，名義上雖是科學功課，實際上還是學習外國文，他們對於本國文，概是僱傭一班陳腐不通的老秀才，當作可有可無的功課教授。因此，一班會說洋里洋氣薰人的教會學生，不但忘了本國，並且連外國的學術文化也絲毫不懂，男學生之最高目的是外國碩士博士、本國的官吏、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外商的洋行買辦公司職員、外力侵入軍閥奸商賣國之居間人；女學生之最高目的是留學生中碩士博士的官太太。這種教育的結果，只是養成一班附屬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的奴才，決不是中國青年所需要的良好教育。我有一位老朋友曾說：「我的子女寧使他們一字不識，也不願送到約翰大學中要塾教成洋奴。」我想他這話一定不錯，我更覺得這班洋奴已有許多站在中國社會重要地位，公然為帝國主義者辯護，他們是系縛中國人做外人長期奴隸的繩索，他們是中國民族解放在內的障礙。這種民族精神在內的自腐，比外面什麼軍事侵略、經濟侵略都還要利害。
可憐許多懵懂的青年，只因急於求學，誤投教會學校，他們夢也想不到「急於求學」這樣好的動機，竟會損壞他們底民族的精神，斷送他們國家的生命！
我們以為中國人進教會的中小學自然更萬分要不得，即中國自立的大學專門雖然很幼稚，也未必比教會學校還不如，大家盡可改條路走。
倘或有種不得意的原因，不得不仍留在教會學校讀書的，覺悟萬千，便應該努力進行左列各事。
（一）公開的或秘密的組織反帝國主義反基督教的團體；
（二）在校內進行教育和宗教分離的運動；
（三）阻止同學間在校內校外用外國語談話；
（四）要求學校延聘有進步思想的人物教授國文；
（五）在同學中鼓吹學外國文重在研究科學不重在說話，尤應自動的研究外國文明史；
（六）參加各本地學生會，破除學生會中教會學校非教會學校的界限；
（七）反對學校中對於教員及學生是教徒非教徒的不平待遇；
（八）其已入教的學生，也勿忘了仍舊是中國人，勿以宗教之故遂甘做外人奴隸！
在外國教會學校讀書的中國青年們！別的帝國主義對中國之侵陵，或者你們還不甚感覺（這句話或者很侮辱你們），教會學校的重重罪惡是擺在你們眼前，你們身受的比我們聽說的更為密切，你們還不是外國的碩士博士，你們的環境還能使你們的思想發生變動。然而同時我們卻要警告你們！去了崇拜外人的途徑，千萬不可去提倡國粹與東方文化等另一歧路！
西南團結與國民革命
「西南自主」乃中國過去內戰史上一名詞，此名詞，乃民國六七年間，由西南數省新興的小軍閥以「暫時自主」的名義，脫離北方大軍閥之管轄而產生。先後加入此運動者為兩廣巡閱使陸榮廷，廣東督軍陳炳焜，廣西督軍譚浩明，雲南督軍唐繼堯，湖南督軍譚延闓，四川督軍熊克武，貴州督軍劉顯世，和西南數省人民都無關係。隨後由「西南自主」一變而為「聯省自治」的口號，主其事者為陳炯明、唐繼堯、趙恆惕這幾個軍閥，及附屬他們的政客，和人民也沒有關係；陳炯明且公然解釋他主張聯省自治是在以小軍閥推倒大軍閥。
自「西南自主」到「聯省自治」，其性質其內容，都純粹是南北軍閥間衝突的問題，絲毫不是人民與軍閥間衝突的問題象「五四」運動與「二七」事件。這種南北軍閥間的衝突，和北方軍閥自身的衝突（如直皖、直奉戰爭）南方軍閥自身的衝突（如川滇黔戰爭、粵桂戰爭）等軍閥間的混戰，加於人民之災害，對於國家之戕賊，都是一樣；其結果不能產生新的希望，也是一樣。
孫中山先生想把艱難的革命事業粘附在利用南北軍閥衝突的機會上面，然而民國七年一月炮擊觀音山，被陸榮廷派逼迫而離粵，這是利用政策第一次失敗；民國十二年八月被陳炯明軍隊逼迫而離粵，這是利用政策第二次失敗；最近被滇軍逼迫而屈服於反革命的商團，這是利用政策第三次失敗；陸榮廷、陳炯明、范石生、廖行超等這班軍閥，他們本來不要革命，他們和北方軍閥之衝突，純是為了自己的利害關係，都可在相當的條件之下而投降的，孫中山定要拉他們上革命的路，他們如何不倒戈相向！
我們看透了所謂西南團結其力量乃建立在西南將領上面，這便是新興的南方軍閥之團結，他們頂爭氣也不過與北方軍閥爭奪地盤到底，和力量建立在人民團結上的國民革命——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及一切軍閥——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因此，我們於去年北京政變時，曾指斥「西南團結」是和南方軍閥有關係的政客們投機運動，不是革命的方法；我並且面告中山先生「西南團結」不是革命的方法，因為西南將領不但沒有一個能走革命的路，而且多是反革命的人物。中山先生回答我的話是：「我的西南運動是自下而上，是要去掉那班將領。」
現在又來了！自但懋辛、石青陽奔走滇黔以後，「西南團結」的呼聲，充滿了國民黨的機關報。據九月二十三日《民國日報》的廣州通信，所謂西南大團結之大人物如下：
（一）陳炯明
（二）唐繼堯
（三）熊克武、劉成勛、楊森
（四）劉顯世、唐繼虞
（五）沈鴻英、林俊庭
我們看了這張人名表，好像看了「四傑村」、「八蜡廟」一類的戲報，中山先生能運用這班腳色的勢力來做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的國民革命嗎？這樣西南團結至多只能再鬧出一個像民國七年五月七總裁軍政府的局面。在這個局面之下，中山先生若能事事俯首聽命於他們的主張像此次對待商團一樣，或者能得著主席、總裁的榮位；若主張民權主義討伐一切軍閥到底，他們便要發生重大的變化，至於什麼離奇古怪的打倒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什麼離奇古怪的擁護工人農民利益的民生主義，中山先生早晨要實行，他們晚上便請他下野。
我們實不願看見一個革命的領袖為投機的軍人政客所玩弄！
我們大聲疾呼：中國國民黨若不放棄國民革命的口號，便不應再走「西南團結」這條舊路！
中共中央、青年團中央關於
民校工作合作辦法
C.P.與S.Y.關於民校工作之合作，尚未切實規定，茲經C.P.中央和S.Y.中央決定下列辦法，望各地方切實遵照執行：
（一）各地民校工作，S.Y.地方應直接受C.P.地委或區委之指導；其無C.P.地方者，由S.Y.中央依據C.P.中央通告指導之。
（二）各地C.P.和S.Y.在民校工作之同志應合組黨團，黨團工作由C.P.地委或區委直接指揮之，但黨團開會時，S.Y.地委或區委須派一人出席。
（三）我們在民校工作之重要點，為宣傳左派政治主張（以《嚮導》之所指示為準），造成左派地位，對右派之反動行為及言論，務必不懈的加以攻擊，此種工作不限於本地有無右派分子，即使本地民校工作完全在我們之手而無一右派分子，亦應同樣的積極的進行此種工作，因為必如此才能造成真正左派。
（四）左右派的分化要在行動與爭辯中才能看出，左派的地位也要在行動中才能造成與鞏固，所以在民校的每一集會（如區分部地方大會等）中，我們務必提出些實際的政治問題（如《嚮導》八十一期後之各種實際問題），充分的做左派的政治宣傳。
（五）要有左派傾向的分子，才介紹入民校，要有階級覺悟的分子才介紹入C.P.或S.Y.；民校中之左傾分子，除忠實的工人外，不宜勉強拉入C.P.或S.Y.。
（六）我們在民校的地位為左派，胡漢民等為中派，孫科以至葉楚傖等為右派。我們對於中派的態度，亦應照《嚮導》之所指示而批評之。
（七）務極力推銷《嚮導》於民校中的左派分子及中立分子。
C.中 T.S.Chen
S.中 Freeman Yuin（代）
1924年9月
國民黨的一個根本問題
國民黨在國民革命的策略上，目前應否停止軍事行動及放棄廣州政府，乃是一個重要的根本問題，我希望每個忠實的國民黨黨員，對於這個根本問題，都有就理論上事實上仔細研究並發表意見的必要，慎勿固執「主張停止軍事行動放棄廣州政府便是破壞國民黨」的偏見，硬閉起眼睛不理！
反對停止軍事行動放棄廣州政府的人，他們所持最有力的理論是：革命黨須有軍事行動，也須有根據地，更便於一切革命的運動及宣傳。這種理論，僅僅是一些抽象的原則和形式的邏輯，至於國民黨本身狀況及其在中國所遭遇的事實，完全不是這樣。
第一，現在已不是揭竿斬木時代，畫符念咒又恐怕不濟事，除了乞求帝國主義者的援助，我們有何方法能得著和軍閥對抗的武器？姑且不說全軍閥階級的軍事力量，即以直系而論，想用廣州政府現有的軍力打倒他，不待軍事專家，即稍有常識的人也不應作此奇想。
第二，廣州政府現有的軍隊內容又是怎樣？完全是以利結合的僱傭軍隊，我敢說沒有一連一排是可靠的革命軍隊，並且也還沒有相當數量質量的革命黨人能在這些軍隊中宣傳活動，能左右這些軍隊的群眾；建立在這些軍隊力量上的軍事行動，只能攻取若干北方或其他軍閥力量所不到的地方，向平民擄掠搜刮，連陳炯明、趙恆惕也不曾打倒，而說可以用他們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打倒北洋軍閥，這是欺三歲孩子的話。
在這種情形之下，國民黨此時絕對沒有做革命的軍事行動之可能，現在的所謂軍事行動（北伐包含在內）若不停止，和反動的滇軍妥協，和反動的西南將領妥協，和反動的段系、奉張妥協，都成了必需的政策。孫中山先生未嘗不知道因滇軍勾結商團而妥協是國民黨的恥辱，然而因為要做軍事行動，便不得不容忍這班反動的軍隊；孫中山先生未嘗不知道反動的西南將領不可與之革命，然而因為要增加國民黨軍事行動的實力，便不得不和他們聯和；孫中山先生未嘗不知道段系、奉張都是革命黨所應討伐的軍閥，然而因為要增加國民黨軍事行動的聲勢，便不得不稱他們為友軍；這些恥辱的行動，這些錯誤的政策，都是軍事行動所必然產生的，因為此時的國民黨除了採用這些政策，本來沒有北伐或其他軍事行動之可能。然而採用這些政策來做軍事行動，不但這些軍事行動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因為滇軍、西南將領、段系、奉張自身便都是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的工具。這樣的軍事行動，且可使國民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革命宣傳完全無效。
應否放棄廣州政府，和應否停止軍事行動，是兩件事不可分開的一個問題，因為要保持政府所在的一塊領土，便不能停止軍事行動。
在理論上，應該先有了強大的革命黨，然後才能有革命軍隊；有了革命軍隊，然後才能有革命政府。而實際上廣州革命政府並不是照著這個理論成立的，支持這個政府的既沒有革命的軍隊，又沒有強大的革命黨；因此，在名義上在極少數政府首領的願望上，是一個革命政府，實際上，這革命政府完全建立在反革命的軍隊、反革命的官僚及反革命的商人階級之力量上面，這反革命的軍隊、官僚與商人，不但是支持政府的力量，並且是國民黨右派的反動勢力之大本營。因此，政府中極少數首領僅僅是有革命的願望，並沒有實權能支配所屬的軍力、財政用在革命的意義上；並沒有實權能制止革命政府所萬不應做萬不忍做的事：開賭，拉夫；並沒有實權能制止軍隊、警察、商團壓迫工人農民；並沒有實權能制止軍隊、官吏和帝國主義者的爪牙商團勾結妥協；這些都是廣州政府在客觀上不可避免的事實。
在這種情形之下，國民黨若仍要保持廣州政府，對內，不但上述各種可痛的狀況必然繼續下去，而且反革命的軍人官僚和反革命的商人之混合政府也必然要實現；對外，永遠不能拋棄和西南將領及北方一部分軍閥妥協的政策。如此，國民黨的實際行動，將使國民黨的革命運動及宣傳在全國民眾中喪失信用，不生效力。而且因為要保持革命政府所在的一塊領土，國民黨的力量與注意，事實上必然集中到關於保持這塊領土的一切應付，沒有餘力可以計及全國的革命運動及宣傳，即在領土內，亦以軍警官吏之橫暴，取消了黨的宣傳效力。本以為有一根據地更便於一切革命的運動及宣傳，而結果實得其反。
總而言之：在原則上，我們不但沒有理由可以反對一個革命黨做軍事行動及建設革命政府，並且極熱忱的希望中國國民黨早日進展到能做革命的軍事行動能建設革命政府之一日。但在實際情形上，我們一方面觀察得國民黨的內容，還沒有進展到軍事行動及建設革命政府的時期，勉強假用種種反革命的力量來做革命的軍事行動及建設革命政府，實在是此路不通！一方面我們觀察得國際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力量及國內軍閥的力量，要想占據一隅之地，養數萬軍隊，來打倒他們，那更是此路不通！
現在有一條雖較遠而可通的路給我們走，就是只有全國工人、農民、兵士之聯合的大暴動，才可以破壞全軍閥階級的軍事勢力；才可以驚醒帝國主義者條約神聖的迷夢，使他們不得不放棄在華不法的權利；才可以擊碎商人紳士勾結帝國主義者及軍閥的奸謀；才可以實現革命的軍事行動，才可以轟起全國革命的高潮及熱忱，掃蕩舊污，建設新國。
因此，我們希望國民黨毅然決然改走這條新路；毅然決然拋棄以前的舊政策：建立政府，軍事行動，北伐，西南團結，等等；毅然決然斷絕一部分有名無實的政權之留戀，回到革命同盟會的時代；毅然決然下全黨動員令「到民間去」，在一切民眾中做廣大的政治宣傳，組織工人、農民、兵士的大民眾，不斷的為這些大民眾之自身利益而奮鬥，使這些大民眾都認識國民黨的確是為民眾利益而革命的黨，的確和軍閥派及其他官僚的政黨不同；如此，中國國民黨才有軍事行動及建設革命政府的真實力量。
這樣本是國民黨在國民革命的策略上一大變動，反動的右派，在他們自身的利害上當然要反對這種變動；即畏難苟安的中派分子，亦未必有贊成這變動之勇氣與決心，然而這個變動確是中國革命運動所需要的，革命的領袖們若是看清了這個需要的事實，便應該拿出革命的責任心克服他們那游移不定的意志！
如果大家的頭腦，都被軍閥戰爭及局部政情之瑣屑應付的具體問題占領了，沒有考慮全國革命所需要的事實之餘地，誠然是國民黨的不幸；然而我們相信終有大家回過頭來考慮這個事實之一日，如此，我們只好改日再談。
辛亥革命與國民黨
我始終承認中國國民黨（此處所稱中國國民黨，乃包括自同盟會一直到現在中山先生所指導的黨）在辛亥革命是失敗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辮子和掛上一塊民國空招牌外，別無所謂成功。何以如此，根本上自然有當時社會的經濟原因；而專就革命黨人努力及其政策上說，我們不能不承認有三個重大的錯誤，也是失敗之原因。
第一是誤用了不能貫徹革命宗旨的口號。當時革命之唯一的口號是「排滿」，這種感情的煽動，自然也是革命運動之重要工具；然而不拿住民眾真實的物質要求，專以煽動感情為唯一工具——感情是一件浮動不能固定的東西，把革命運動建立在這浮動不能固定的條件上面，那有不失敗之理！當時民眾真實的物質要求，是對外收回權利（礦山、鐵路等），是對內反對中央官有企業（浙路、川路等），革命黨人忽略了這種適合國民革命之真實的物質要求，而專事感情的排滿運動，當時的黨人，信仰三民主義而加入同盟會的幾等於零，囿於滿清虐政之直覺，以為清倒則萬事自好而加入革命的黨人居最大多數，因此清室一退位，革命黨便失了革命運動的機能，不但首先叛黨之章炳麟、劉師培公然宣言只知排滿不知共和，大部分革命黨人都減少了革命的熱忱，即革命的領袖們也真無法解釋一般民眾「反對清室退位後繼續戰爭」的謬誤心理，因為當時只有排滿的呼聲占領了全社會。而且在這單調的呼聲中，竟將民眾真實的物質要求，即反抗外國侵略的呼聲掩住了，使帝國主義者安然以巨款援助袁世凱解散革命的勢力。當時黨人的理論，未嘗不是由推倒滿清而革新自強，由革新自強而挽回權利；然而這種轉彎的想像，不如直接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能夠號召民眾，當時直接鼓動民眾革命情緒的只是推倒滿清，所以「滿清倒而革命運動即應停止」，在當時民眾心理上，竟成了一個合理的邏輯，後來袁世凱死，護國運動便應中止；徐世昌逃，孫中山便應下野，都是同樣的邏輯。這個邏輯誠然合理，確是不錯，只是錯在「排滿」、「討袁」、「討徐」、「護國」、「護法」一直到現在的「討曹」、「討吳」、「反直」、「北伐」等不能貫徹革命宗旨的口號；有了這等口號，自然結果到那樣合理的邏輯。可是中國革命運動，正是被這合理的邏輯葬送了，也就是被那些不能貫徹革命宗旨的口號葬送了！
第二是專力軍事行動，輕視民眾宣傳及黨的訓練。革命自然應有軍事行動，然而在沒有相當的民眾宣傳及黨的訓練以前，即貿然做軍事行動，且專力於軍事行動，即令軍事上占得勝利，也斷然沒有成就革命事業的可能。沒有民眾的宣傳，則軍隊的力量，和民眾的力量不生關係，並不能得著民眾的了解及軍事上、建設上的援助；沒有黨的訓練，當然無法由黨的主義、黨的政策來支配戰時的軍事行動及戰後的政治建設不違背革命的意義。國民黨的軍事行動自始即失之過早，辛亥革命也因此而早熟而失敗了；至於民眾宣傳方面：僅僅只有一小部分排滿的鼓動，兵事起後，連這一小部分的鼓動都停止了，唯一的機關報——《民報》，竟未曾在民黨占領的地方繼續出版過一次；黨人自辦的宣傳革命的《民立報》，兵事起後，撰述權竟委諸反同盟會的章士釗之手；軍事行動普遍了南方十二省、北方二省，竟無一個正式的宣傳機關（《民權報》是天仇個人的關係）。因為官廳禁止出版麼？當然不是。因為黨中無力供給出版經費麼？當然不是。只是因為黨中只看見軍事行動在革命上有價值，辦報不過是無聊文人混飯吃的把戲，一萬張報內也尋不出一兵一彈來，有何用處？從前在《民報》上《民立報》上做宣傳工作的黨員，兵事起後，都去做了大官，做了偉人，那還肯低頭小就來充當什麼新聞記者！只專力軍事行動不做民眾宣傳這一點，不但是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並且是國民黨至今還沒有社會的基礎之原因。
即於黨的訓練方面：當時的右派（首領是黃興、宋教仁、章炳麟等）附和官僚派「革命軍興革命黨清」之說，固屬荒謬；而左派首領孫中山、胡漢民、陳其美等又何嘗想起召集一個全國黨的會議。兵事起後，站在政府方面，開過多少軍事、財政會議；而未曾站在黨的方面，開過一次會議，決定黨的政治主張，來教育黨員，訓練黨員，團結黨員，使之一致行動。既然沒有了黨的政治主張與紀律訓練，黨員的個人行動及背黨行為自然要層出不窮：第一個背叛者便是章炳麟，公然通電毀謗黨魁，力主政府北遷，推舉袁世凱，非袁無人能統治中國；第二個背叛者便是南京臨時參議院中多數黨員，不遵黨魁命令，議決政府北遷；第三個背叛者便是劉揆一，為了想做袁世凱政府的工商總長，宣布脫黨；自此以後，相繼叛黨者，若孫毓筠，若胡瑛等，不計其數，幾乎可以說是同盟會之袁黨化。革命黨這種失敗，比較軍事上政治上任何失敗都重大，而且可恥。然而當時黨中並不曾把這種可恥的失敗看得象軍事上政治上失敗那樣要緊。只專力軍事行動而不注意黨的訓練，不但是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即現在的國民黨仍然不曾拋棄這種舊觀念。
第三是左派首領過於和右派妥協了。國民黨自始就有左右派的痕跡，其原因乃由於地方的經濟組織影響到兩派政策之不同：左派首領孫中山等，生長在廣東海岸外國新式產業發達的地方，所以產生了三民主義革命的理想；右派首領黃興等，生長在湖南內地農業社會裡，所以抱定了簡單的排滿理想。這兩派革命的宣傳，自始也就不同：廣東派的朱執信、胡漢民、汪精衛等，在《民報》上便有一些關於民權、民生的理論；而湖南派的陳天華、楊篤生等，卻只有激烈的很流行的排滿小冊子——《猛回頭》、《新湖南》。自從清室退位，右派的理想已實現，遂漸漸表示妥協的傾向：第一步妥協是黃興在南京政府即開始與舊官僚及大紳士合作；第二步妥協是包圍孫中山，讓權袁世凱並政府北遷；第三步妥協是孫、黃到北京和袁世凱籌商國是，協定什麼內政大綱八條（一、立國取統一制度；二、主持是非美惡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軍人才；四、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五、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於農、林、工、商；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權主義；七、迅速整理財政；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為承認之根本）；第四步妥協是解散同盟會與幾個非革命的政團合組國民黨；第五步妥協是向袁世凱要求組織袁派閣員都臨時加入國民黨的國民黨內閣。經過這些妥協，不但革命運動停止了，連一個革命的黨也消滅了！這些妥協的責任，大部分固應歸之右派，而左派諸領袖，為什麼也儘量容納右派的主張，與之合作也是一個問題。直到民國二年，國民黨完全失敗，孫中山才公然指責黨員不服從他的主張，才斷然和黃興派分裂，另組中華革命黨，繼續革命運動。
在這繼續革命運動中，所採用的政策，是否因襲舊的政策——採用不能貫徹革命宗旨的口號，專力軍事行動、輕視民眾宣傳及黨的訓練等——仍然是一個問題；左派自身是否也有妥協的錯誤——鄭重宣言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履行條約義務等——這又是一個問題。
辛亥革命失敗了，繼續辛亥的革命運動仍然是失敗了，我們對於這些過去失敗的回顧，是十分痛楚的回顧！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痛楚的回顧？「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這是右派的行動嗎，還是反革命？
一個黨的左右派分化，不但是應有的現象，而且或者是進步的現象。不過近來國民黨中所謂右派的反動行為，說他是右派實在還是太恭維了，實在只是反革命的帝國主義及軍閥之走狗；因為如果是國民黨的右派，不過是比左派和平些，大體上仍要抱定國民主義，更不能違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更萬萬不能做帝國主義及軍閥的走狗。依照國民黨大會的宣言，對於一切帝國主義及軍閥的走狗，不使享有民權，何況認為黨員！
現在這班所謂右派的反革命的行為是怎樣？在此次上海國民大會的暴行上，更是充分的暴露出來了。
據上海大學學生通電說：「當我們同學洪野鶴、何秉彝、王秋心、王環心、劉一清、黃仁，在會場之下為贊成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演說而鼓掌之時，台上主席喻育之（國民黨黨員）便喝令禁止，加以『擾亂會場』之罪名，台下大隊流氓，聞聲響應，一呼百諾，蜂擁而前，向洪、何、王、劉、王、黃諸同學施以慘酷之打擊，同時，並以『這是齊燮元的奸細』之口號誣害我洪、何、王諸同學。……當時恰有全國學生聯合會總代表郭君壽華登台演說：『我們應當推翻一切軍閥一切帝國主義……』話猶未了，該會會計童理璋（國民黨黨員）即上前將郭君攔阻，扯下演台……不意童理璋、喻育之輩，狼毒豺狠，猛將黃仁、郭伯和、郭壽華三君一推，竟自高逾七尺之台，跌至台下硬石上面，一時愴痛之聲，慘不忍聞。黃仁君跌傷腰部，嘔吐交作，一時昏迷不省人事（次日已死於醫院）；郭君伯和跌傷頭、胸、足三部，血流不止，多時不能行動；郭君壽華挨打之後，又復加以跌傷肩背等處，時台下流氓，又加以毆打。」
安福部雇流氓包圍國會，吳景濂雇流氓打學生的方法，現在掛名革命黨籍的人，也居然效法起來，而且被打死打傷的都是些同黨的黨員，這情形是何等嚴重！
他們在盧、何勢力之下，誣愛國學生為齊燮元的奸細；同樣，在吳佩孚、齊燮元等勢力之下的走狗，又何嘗不可以盧永祥、何豐林的奸細誣愛國學生而加以殘殺；這種為一派軍閥捧場作倀的卑劣手段，不意掛名革命黨籍的人也公然行之，這情形又何等嚴重！
前此上海執行部坐視右派數十暴徒毆打邵力子而不與以懲罰，紀律廢弛，識者早已憂之。我們固然不應該因幾個黨中下流分子的行動，歸罪全黨；我們現在只十分注意黨中負責任的最高黨部，對於此次殺傷十幾個青年學生的巨案如何處置；並同時注意各級黨部的公正黨員，對於黨中幾個反動分子取如何態度，然後才可以判斷黨的價值。
北京政變與中國人民
此次北京政變，顯然是英美帝國主義者拋棄了一個舊工具——吳佩孚，另換上一個新工具——馮玉祥，這個新工具比舊工具更柔順服從一點，更得中國的所謂「輿論」贊助一點，近來英美人士極口稱讚這位基督將軍的軍隊如何優良，青年政治家基督教徒王正廷等如何為馮玉祥奔走聯絡，這都是新工具登場的廣告。
這次英美更換新工具，乃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勢力均衡（英美不能完全打倒日本在華勢力，日本對英美亦然）和中國軍閥勢力均衡（直不能完全平奉，奉亦不能完全平直）之故；他們的陰謀，乃是實現一個由列強共同操縱的各派軍閥首領之和平會議（即政變中所傳天津會議），並由此會議產生一個由列強共同支配的各派軍閥（或加入一二財閥？）首領合作之委員制的政府。
我們百口斷定這種結局，不但決不能解決中國的糾紛，而且必然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結合起來更加緊他們對於中國人民之枷鎖；隨後他們當中又必然互相爭鬥起來，加中國人民以空前的屠殺與踐踏。
被壓迫的中國人民呵！自鴉片戰爭到臨城案件，中國的經濟權政治權都漸漸落在帝國主義的列強手裡，我們如何能妄想任何軍閥的政治行動不受列強的操縱？我們如何妄想他們給我們吃的任何東西不是毒藥而是滋養品？
在二重壓迫剝削之下的中國人民呵！我們不掃蕩一切帝國主義者及一切軍閥，決無實現和平安定的局面之可能。袁世凱死了，我們希望段祺瑞出來可以彌縫一個和平安定的局面，結果可是失望了；段祺瑞、徐世昌都倒了，我們又希望吳佩孚出來可以彌縫一個和平安定的局面，可是結果又失望了；現在曹、吳又倒了，我們若仍希望基督將軍出來或段祺瑞再出可以彌縫一個和平安定的局面，結果仍然是要失望！而且不但失望，譬如毒瘡，不施以劇烈的外科手術，彌縫一次，潰爛必更甚一次。
我們與其年年坐著失望，任他潰爛，不如奮起以自力創造和平安定的局面；我們所要的和平安定的局面，決不是什麼「排滿」、「討袁」、「討徐」、「討段」、「反直」、「討曹吳」、「討馮玉祥」可以得著，只有掃蕩一切帝國主義與軍閥可以得著！
肅清內部
中國國民黨，在黨內，在廣東境內，都急需積極的採用肅清內部政策。
民國二年中山先生組織中華革命黨，決心和妥協的黃興派分裂，此次國民黨於無形中淘汰了一部分反動分子，他們隨後形成了一個政學會。民國十年中山先生和買辦唐紹儀決裂，此次國民黨又於無形中淘汰了一部分反動分子，他們隨後形成了一個民國十一年的益友社。雖然經過這兩次無形淘汰，而並未曾經過一次正式的洗黨，因此留在黨中的反動分子仍不等數，他們的反動性，由全國大會宣言發表後，黨中革命的空氣日益濃厚起來，逼得他們反革命的言論行動也日益鮮明起來；其事實略見國民黨全體執行委員會提出，常務委員會通過之整頓紀律案如下：
《民國日報》記者說中國人並不願侵犯外國已得之權利並拒絕登載廢約運動的通電；順德縣長兼國民黨分部長周之貞，以擅立農會罪名拘捕農民領袖；廣寧縣長兼國民黨分部長李某，煽動土豪所組織的民團摧殘農民協會；兵工廠長兼廣州市黨部工人部長馬超俊，不懲辦凶毆工人的護廠隊長，反而破壞工人組織俱樂部；粵漢鐵路局長許崇灝壓制要求發給欠薪之工人；公安局長兼廣州市黨部委員吳鐵城，派警察禁止聖心學校學生反抗帝國主義之罷課，左袒槍擊酒業工會之商團，力助工頭壓迫人力車夫；市長兼市黨部組織部長孫科，命警備隊惡打請願免捐之轎夫並不准轎夫入黨；代理省長兼市黨部監察委員陳樹人，竟執行法國領事命令，派員查辦聖心罷課學生，並在洋教師前大聲呼喝立拿勸阻教員上課者；中央監察委員張繼，曾公然說反對帝國主義為本黨之錯誤。
此外若統率商團軍反抗政府的陳廉伯、陳恭受；若為上海南洋菸草公司出頭摧殘工人的李援、鄺公耀；若利用流氓殺傷十餘學生的童理璋、喻育之等；若在沙面罷工事件中，在商團反叛事件中，許多力謀和帝國主義者及商團合作的軍人政客；他們不但掛名是中國國民黨黨員，並且自稱是熱心護黨的黨員。
其實這班黨員留在黨內，終必直接或間接斷送黨的生命；倘真欲護黨，只有肅清內部之一法。
說到廣東境內的政治軍事問題，目前也非注全力於肅清內部不可。反革命的商團雖然打退了，而廣州政府所受反革命勢力宰制的危機並未曾稍減：第一是心腹之患的范、廖等軍；第二是各縣紳士大地主所統率的鄉民團；第三是久據東江的陳、洪、林、葉各軍；廣東境內這三種反革命的勢力，隨時都可以單獨的或結合起來向北勾引直系，向南勾引英國帝國主義者，最客氣也是「請孫下野」。因此，我們總以為國民黨目前重要的工作，不是侈言北伐，而是肅清黨內的反動分子和境內的反動勢力。自己內部一蹋又糊塗，還北伐個什麼？
中央通告第二十一號
——加強黨務工作，對孫中山參加北方和會的態度
各地委、區委、小組負責同志們：
黨內組織為黨的中心工作，一切對內對外發展，均與之有密切關係，前次擴大會議決議及中局迭次文告，均已再三說過。近來黨的工作一天一天繁重，但是內部組織卻末〔未〕有顯著的進步，有的地方許久沒有報告，有的雖寄報告，不是漫無系統，便是失之簡略，不能看出工作的進步，這樣散漫的精神如果繼續下去，影響是很壞的。茲特再行通告各負責同志，自後務於此點特別矯正，至少要做到下列各事：
（一）小組及地方會應照例舉行，不得間斷；
（二）開會時應常常提出具體的政治問題討論，依本黨機關報之主張，以教育各個同志；
（三）負責黨部或組長，應規劃工作，分配各個同志擔負訓練各同志使成為真能行動的黨員；
（四）每次接到中局文告後，應即提出會議討論，並盡力執行，執行時有無障礙及其結果，均應隨時報告中央；
（五）委員會或組長，至少一星期應向中央作報告一次報告一星期內所做工作；
（六）報告不宜過於簡略，要很有條理的述明各項工作之全部。
委員長 T.S.Chen
秘 書 C.T.Mao
一九二四、十一、一
這個通告發出後，中局政策略有變更，現在我們對於孫中山參加於北方和會並不根本反對，然我們當警告中山在和會中本著國民黨的黨綱政綱及北伐宣言說話揭破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在和會中勾結宰制中國的陰謀。
六日附及
俄羅斯十月革命與中國最大多數人民
自俄羅斯十月革命一直到現在，在中國也和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一樣，有許多人把他看做洪水猛獸。他們為什麼有這樣的誤解呢？一般的總原因，是觀察力薄弱的人們誤信了各帝國主義者的通信社、新聞紙之造謠誣衊及反革命的白黨（舊俄之貴族、大地主、軍人、官僚、社會革命黨、少數黨、無政府黨等）之奔走呼號；其次乃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加舊俄皇室以重創，此事大傷了宗法社會裡人們的感情；再其次則是新俄憲法，剝奪了以資本生息者及私人商販之參政權。在第一個原因，本來毫不足怪，因為新俄一面自己放棄了舊俄的帝國主義，一面拒絕其他帝國主義的勢力之侵入，帝國主義者自然要造謠誣衊他，可是我們被帝國主義者欺壓得不成話說的中國人，也竟然誤信帝國主義者的謠言來攻擊反帝國主義的新俄，未免認不清敵與友了。舊俄貴族失了特權，大地主失了土地，軍人、官僚失了權位，社會革命黨、少數黨、無政府黨失了和資產階級苟合的可能，他們奔走呼號也是應有的事，可是特權階級以外的中國最大多數人民，卻沒有同情於他們的必要。在第二個原因，象張勳、辜鴻銘、康有為這等復辟保皇的人們，自然應該太息痛恨俄之布爾什維克黨人悖倫滅理，而稍有進步思想的人，卻應該承認俄人取法於法人處置路易者處置尼哥拉士，斷絕後患，善於中國人之處置清室。只有第三個原因，自有史以來是俄羅斯十月革命之特色，這個特色自然為任何國家的資產階級所不喜；然而在資產階級幼稚的中國，大一點的資本家與地主在國民中真是少數又少數，小資產階級若手工工業家、小商人、自耕農，都被英、美、日、法等資本帝國主義之工商業擠得瀕於破產，生活艱難，也應該行向革命才是生路。
再由積極方面，說到十月革命的俄羅斯之真情實況，因革命而得救的，第一是占國民十分之八的農民得著了土地，其次是工人得著了政治上教育上的優越權利，再其次是科學者、技術家得著了最優的待遇，就是小工業家、小商人亦因受國家企業之僱傭，免了被大資本企業壓迫的憂危，吃虧的只有貴族、大地主、大資本家等最少數的人；因此我們可以說：俄羅斯十月革命是真有利於最大多數人民——農民、工人、小工商業家——的革命。俄羅斯十月革命，更有一個重要的主義是：在國內保障全俄人民經濟生活脫離外國帝國主義的宰割而獨立，在世界給一切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之一個有力的暗示。
中國的貴族、大地主、大資本家，比俄羅斯更是少數，其餘最大多數的人民——農民、工人、小工商業家——所受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欺壓，比十月革命前俄羅斯人民所受的更是厲害多少倍；因此，我們以為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民，應該接受俄羅斯十月革命的精神，而不應該誤信謠言把他看做洪水猛獸！即令他對於帝國主義者、貴族、大地主、大資本家是洪水猛獸，而俄羅斯最大多數人民卻已由他而得救了！
國民黨的政治態度
國民黨的分子本來複雜，遇了現在這樣複雜的政局，各派分子對於政治的態度，自然不會一致。茲假設其不同點而略評其得失。
此時中國的一切政治局面，都是各帝國主義者及各派軍閥暗鬥明爭循環起伏的局面，只有革命的大民眾之長期的暴動，打破此循環仍舊的局面，別開一新局面，是唯一出路。放棄政權與軍事行動，從民眾中去，宣傳民眾，組織民眾，訓練民眾，領導民眾，對於一切帝國主義一切軍閥，不放過每個爭鬥；這是國民黨的政治態度所應取之上策，因為中國只有此策可救。
或以為此策迂緩而難行，就現有的政權與軍事勢力，對各派帝國主義與軍閥，採用一時攻守緩急不同的策略，或利用軍閥中的反抗派推倒最反動的軍閥，以進展革命的勢力，或參加軍閥會議，發表己黨的政治主張，暴露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陰謀於全國民眾；此種行動，雖不能根本打破一切帝國主義與軍閥循環起伏的舊局面，而卻是革命的行動，可以算是中策。
若是絕口不提反對帝國主義，絕口不提打倒一切軍閥，對於與己黨有關係的軍閥戰勝他派軍閥，便視為革命之勝利，以為他們的勝利可以解決中國政治問題而無須革命，不惜犧牲己黨的黨綱政綱逢迎軍閥，慫恿己黨黨魁無條件的與軍閥合作，與帝國主義妥協，以冀在政權上分得若干餘瀝；這種下流的政治態度，不待言不能救中國，並要葬送國民黨的生命！
在廣東之政治態度也是如此，毅然拋棄政權，從民間去，乃是上策，因為右派與軍閥利用政權壓迫工人、農民，剝削小商人，不拋棄政權，民間大不歡迎；或以事實上無法即時拋棄政權，則即利用此政權，肅清境內種種反動勢力若商團、鄉團、善堂不法的軍隊等，停止種種弊政若開賭、雜捐、拉夫等，這也不失為中策；至於日與各種反動勢力妥協牽就，以保此背革命而行的政權，實是下策！
國民黨將來在歷史上的榮譽至何程度，當以其政治態度採用此三策至何程度而定。
國民會議及其預備會議
我們為什麼贊成國民會議？第一，因為這個會議無論將來成功或失敗，眼前便給我們以民眾的政治活動之機會；第二，將來成功固佳，即失敗也能夠給一部分人以革命需要的教訓。
我們為什麼並且贊成國民黨所主張的預備會議？這是因為國民會議比較的形式嚴重些，決非三數月甚至半年所能正式開會，在此半年中，帝國主義與軍閥相互勾結暗鬥明攻所加於中國之損失與危機，無法遏制；所以我們不但贊成國民黨所主張的預備會議，並且看清此會議單是議政機關還不夠，應該同時是執政機關，主張即以此人民團體選出的預備會議執行臨時政府之職權，以期中國政權即由攝政內閣奉還於人民。今不幸段祺瑞懷抱「北洋正統」的舊觀念，竟不待預備會議之召集，硬以軍人擁戴，入京自為執政，自己頒布臨時政府制，以延軍閥政府將墜之生命。國民黨領袖們及全國各階級的民眾，即令能容忍段祺瑞這種專斷的事實，亦應嚴厲的督責他馬上召集預備會議，馬上將攝政內閣給他的政權奉還人民——由人民團體選出的預備會議。
毫無法律根據的臨時執政政府延長一日，即為中國加增災難一日。
在外交上說起來，往事且不提，軍閥政治的根性是必然要喪權誤國的，何況段祺瑞在戰爭中所受外力的援助及最近對外的表示，他的執政政府延長期中，所謂戰爭中損害賠償，所謂金佛案，所謂無線電台合同，所謂保障外人已得權利，甚至於所謂參戰借款轉期案，都會為了執政之承認和東交民巷公平交易。
在內政上說起來，如果是革命的苛迭達，吾人自然沒有理由繩之以法，至於反動的苛迭達，每釀成政治上極大的擾亂，吾人應許拘泥成法（指民國臨時約法）等猶彼善於此。段氏對外態度之妥協，對內破壞攝政內閣差強人意之設施——修改優待條件及監視清帝，壓迫反曹之國民軍，恢復安福系、交通系之政權，沒有一件事能夠表示絲毫革命態度，所謂「徹底改革」，所謂「更始為宜」，只是毀法以便私圖之飾詞。這種非革命的毀法，不但無與〔益〕於政治的革新，且足以使反對派假護法（指民國約法）以爭政之機會，造成將來的亂源。
欲救此對外對內之危機，只有一途：速開國民會議之預備會議，現在的臨時執政奉還政權於人民，即以此由人民團體選出的預備會議執行臨時國民政府的職權，國民會議由他召集，他的主席團就是此臨時政府處理各部行政的首長。
孫段合作與國民黨之運命
「真金不怕火來燒」，所以孫中山先生此次入京雖然是一個「險途」，在革命黨的態度上自不應避免不去，至於他是否真金，此次一燒便能明白。
無論孫中山先生還沒有什麼實在的力量，然而在中國政局上，卻常常使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感覺不安，拒絕他呢，還是拉攏他？
此次中山由廣東而上海而日本而天津，到處都有民眾的歡迎。在這些歡迎聲中，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國民眾革命的情緒正在發展；他方面因此更使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日本）及軍閥（段祺瑞、張作霖）由驚恐而各逞其拒絕或拉攏之技能。英美帝國主義者自然是到處拒絕他，而日本及段祺瑞為支配全中國計，是想拒絕與拉攏互用，使中山在投降式的條件之下和他們合作，我們所謂「險途」即此。
民眾為什麼歡迎中山先生，不用說是因為他屢次宣言主張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而奮鬥；段祺瑞、張作霖為什麼拉攏孫中山，只要不是痴子，便不會說他們拉攏孫中山和民眾歡迎孫中山是一樣的意思。這兩種意思都明白地擺在中山先生眼前，還是接受民眾歡迎的意思，還是接受軍閥拉攏的意思，這是中山先生脫離或陷入此「險途」之唯一標識。
換句話說，在民眾方面，正在帝國主義利害意見不一致及軍閥分裂動搖的時機中，力圖發展他們自己的力量，並且在中央在地方都要求一個德謨克拉西的政治；在軍閥（段祺瑞）方面，正在借日本帝國主義的援助恢復其勢力，並且想邀英、美、法各帝國主義之同情集中其勢力，復興其軍人狄克推多的政治。前者是終得勝利之坦途，後者是殘燈復明之迷夢。這兩條道路都明白地擺在中山先生眼前，若走前一條路，便應始終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而奮鬥，即退讓一萬步，亦不應因帝國主義者及軍閥之壓迫或拉攏，而放棄其最近宣言中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召集國民會議兩個最重要的主張，這乃是國民黨與國民合作；若走後一條路，便是中山拋棄其主張，自食其宣言，實現所謂「孫段合作」。
或以為在孫段合作的情形之下，也可以實現中山的主張。這種想頭未免太滑稽了！段祺瑞以前的政治罪惡，如親日賣國，濫借外債以蓄私黨，妄開兵禍以除異己等，都姑且不論，請看他現在的行為：
一、以安福派壟斷政權如李思浩為財政總長，龔心湛為內務總長，吳炳湘為北京警察總監，姚震為法制院院長，姚國楨為菸酒督辦，曾毓雋為稅務督辦，丁士源為公債局總裁，王揖唐為安徽省長。
二、任安徽姜案正凶刑事通緝未取消之倪道烺（督軍團首領倪嗣沖之侄）為鳳陽關監督。
三、反對攝政內閣修改清室優待條件，縱清廢帝出逃外國使館。
四、起用全國公認的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為參政。
五、宣言「外崇國信」，即是明白答覆列強保障外人既得權利之要求，亦即是反對廢除不平等條約。
上列諸事已充分說明段祺瑞縱庇群小賣國亂政的行為，絲毫未改。他正在拿「外崇國信」這份厚禮乞憐一切帝國主義者之援助，以恢復並鞏固其安福群盜之舊日江山，他將要受一切帝國主義者之指使，壓迫各階級民族解放的運動，並且已經阻止孫中山在京津之演說及歡迎，他對於修改清室優待條件尚且罵李石曾少年胡鬧，他對於廢除洋大人之不平等條約更說是亂黨過激的主張，希望他修改不平等條約，只有修改廿一條為廿二條，希望他召集國民會議，除非是軍閥官僚的國民會議來選舉他為正式執政。
軍閥們犧牲民族的利益，以結帝國主義的歡心，以保其權位，這本是常態；國民黨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奮鬥計，揭破軍閥和帝國主義者勾結的陰謀與罪惡，這也是常態；軍閥失其常態，便不是軍閥，國民黨失其常態，亦不成其為國民黨。國民黨與國民合作是坦途，國民黨與軍閥合作是陷阱，中山先生將何去何從呢？「不怕火燒才是真金！」
國民會議促成會與中國政局
年來中國政局之變動，都是由於帝國主義者與軍閥的動力，不是由於人民的動力，民主政治決非沒有人民的動力而可以實現的。
英、美帝國主義者之工具——曹、吳等直系軍閥倒後，中國人民得了表現其力量的機會，並且已經有了開始表現其力量的事實，例如各省由人民團體發起的國民會議促成會。最近上海促成會成立大會之宣言，已看清中國政局有兩個可能的傾向：一是人民取得政權，實現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利益及國家統一與獨立；一是軍閥恢復其勢力，武力專政，繼續賣國亂政，引起戰禍。他們這種見解是很對的。
我們並且要告訴全國民眾：此時政界之領袖代表第一個傾向的是孫中山，他背後是各省要求民主政治的民眾，他們的目的是：
（一）廢除不平等條約，脫離外國勢力之宰制；
（二）保障人民的自由與利益，脫離軍閥政治之蹂躪。代表第二傾向的是段祺瑞，他背後是帝國主義的列強，他們的目的是：
（一）保護外人條約之權利與特權；
（二）承認金佛郎案；
（三）承認無線電台合同；
（四）由外力援助軍閥統治中國人民，排除中國革命勢力，使中國永遠在帝國主義者及軍閥宰制之下。
這兩個傾向是很明顯的了！上海國民會議促成會呵！各省國民會議促成會呵！全國要求國民會議與民主政治的民眾呵！其速速集中你們的力量，決死反抗第二個傾向，為第一個傾向奮鬥！
帝國主義者與軍閥間的新勾結已就成熟，倘不由人民的動力破此新勾結，則今後的中國仍是帝國主義者與軍閥世界，所謂人民利益及國家統一與獨立，都沒有絲毫希望呵！
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
現代中國國民運動，起源遠在中日戰爭以後，當時所謂士大夫（即智識階級與官僚），受戰敗之刺激，由反對李鴻章議和誤國運動，一變而為維新自強運動，這個運動的中心人物，就是翁同龢、文廷式、張謇、康有為、梁啓超等。當時政治思想分為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領是在北京的大學士翁同龢；一是實力派，首領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鴻章。隸屬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崇拜舊的中國文物制度的；隸屬李派的是些辦鐵道、輪船、電報、海軍等洋務人才，是主張採用西洋軍事、交通制度的；在當時前一派屬於守舊，後一派屬於維新，兩派在思想上，在政權上，中日戰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戰後維新自強運動起，兩派思想互變，李派屬於守舊，翁派屬於維新，而暗鬥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時論同情，李遂失政權而入居北京。康有為入北京上書變法救亡並設保國會，而翁派勢力大張，翁、康互相利用，結托清帝，遂造成戊戌變法的局面。
「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這四件事，都是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開始表現他的社會的勢力以前，小資產階級之重要的國民運動，而也只有這四件事配說是國民運動，因為在這四個運動中，都有廣大民眾參加，不像什麼西南「護國」、「護法」都是南北軍人間的互斗，不但沒有民眾參加，而且沒有絲毫民族對外的意義。
「戊戌變法」運動，所謂變法，不過是一種方法，其目的乃是由變法而自強而禦侮而救亡，其動機乃由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而起。這次運動的優點有二：（一）當時所謂變法維新，較前此老維新派李鴻章等採用西洋的軍事、交通制度，更進一步主張採用西洋的行政、教育制度，因此李鴻章等退為當時之守舊派。（二）當時之變法維新運動，不但在政治思想上生了大變化，即學術思想上也生了大變化；所謂思想上的變化雖然不出孔教範圍，而因為西洋學術思想之輸入，遂使孔教教義起了新的分化：一是康有為、梁啓超等之改革派，一是張之洞、葉德輝等之護教派。張之洞著《勸學篇》，葉德輝著《翼教叢編》，均以明倫衛道之正統自居，斥康、梁為異端邪說；這種辯論，使遠在此前漢學派今古文之爭擴大到政治上學術思想上普遍的衝突。
這次變法運動的弱點亦有二：（一）變法維新的內容，只主張在現政治之下謀行政及教育制度的改革，並未想到政治的根本改革及其準備，因此，遂引起後來立憲派與革命派之爭；（二）變法維新的方略，未曾在社會上堅築改革派民眾組織的基礎，專思以清帝的威權行之，當時的改革派不但沒有抓住社會勢力，並沒有看清包圍清帝之親貴——統治階級對他們作戰的力量，因此他們遂至為袁世凱所賣，一敗塗地，幾乎全軍覆沒。他們的妥協性，使他們忽略了民眾的組織，使他們忽略了革命的準備，這是在國民運動中第一次給我們的教訓！
戊戌政變後，清廷的反動，日甚一日，同時，外國帝國主義之政治的經濟的侵略，也日甚一日。全國，尤其是北方窮苦的農民及手工業者之生活困難與失業增加和帝國主義經濟的侵略（外貨輸入）成為正比例；同時，清廷一方面對內厲行反動政策，一方面圖結外人之歡心和緩其責難，保護外人及教堂之嚴令，紛如雪片的頒布到各縣各鎮鄉；因此，遂逼成「義和團」事件。
「義和團」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經濟上的原因——農民對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動政局趨於極端之結果。
思想簡單的北方農民及失業的遊民無產階級，憑了英法聯軍入京火燒圓明園，中日戰爭割地賠款，洋貨充斥物價飛漲，教堂教徒勢力薰天，政府因仿辦洋學堂、洋船、洋槍炮等增加租稅——這些多年的直覺，遂由白蓮教的反清復明運動，一變而為義和團的扶清滅洋運動。恰當此時清廷反動的政局日趨極端，無論如何媚外，終不免外人藉口要挾的責難，至外國容納亡命的改革派，尤為清廷憤恨，及義和團運動起于山東，延及直隸、東三省，端、莊、毓賢、剛毅輩遂思利用之以剷除外人干涉，以償其儘量反動之大欲。
義和團之蔑視條約，排斥外力外貨及基督教，義和團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國主義者之走狗，都無可非難；義和團之信託神力，義和團之排斥一切科學與西洋文化，自然是他的缺點，然這些本來是一般落後的農業社會之缺點，我們不能拿這些特別非難義和團。義和團真正缺點是：（一）只是衝動的暴動之一群，而沒有相當的組織，致一敗而遂瓦解；（二）與反動派合作而為其利用，致失社會上進步分子的同情。這是在國民運動中第二次給我們的教訓！
義和團運動之失敗，在國民運動上遺下兩個極大的影響：一是因此暴露了清廷之罪惡與昏庸，戊戌以來社會上所謂維新黨，分化為立憲與革命二派，這是好的影響；一是因此一般富於妥協性的知識階級，附和二毛子三毛子的宣傳，以排外為野蠻為恥辱，損壞了民族革命即反抗外國帝國主義之精神，這是惡的影響。這個惡影響為害於國民運動至大，遠及於辛亥革命一直到現在。
自義和團事件至辛亥革命十二年中，立憲與革命之辯論，紛起於僑居日本及上海之知識階級；同時，內地之商業資產階級及知識階級的「權利收回」運動亦轟然特起，最著者，若對俄之東三省主權收回運動；若對美之粵漢鐵路收回運動；若對英之山西、河南煤礦收回運動，安徽銅官山礦廢約運動，滬杭甬路拒絕借款運動，蘇、直、魯、津鐵路廢約運動；若對法之滇礦收回運動，拒絕滬、紹航權運動；若對比之收回京漢路管理權運動；吉林、河南、四川都組織了保路會，成了大的群眾運動。這些運動，遍於全國，明明是對於帝國主義者依辛丑條約向中國經濟進攻之反抗。當時的革命黨，應看清廷乃是當時革命運動之唯一動力。
當時立憲與革命兩派之爭，前者是希望清廷的憲政來改造中國，後者是主張以革命的勢力來改造中國，立憲論實在是當時一部分妥協的知識階級之愚妄，然而革命的結果，也未達到改造中國之目的，這並不是革命主張之錯誤，乃革命方法之錯誤。辛亥革命方法錯誤之點正多，最重要的有二：（一）單調的排滿，雖然因此煽動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於成功；同時並未抓住社會上客觀的革命勢力，即當時商民之經濟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國帝國主義收回權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為商民所了解，革命運動遂不得不隨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國的產業未能隨革命成功而發展；因此，封建餘孽得勾結帝國主義者撲滅革命勢力，而帝國主義之長驅直入，革命後反比前清更甚。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敗。（二）單調的軍事行動，這種軍事行動之基礎，不但不曾建築在民眾的力量上面，即參加革命的軍隊，也只是被少數黨人權利的煽動，並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傳與鼓勵；因此，軍人以爭奪權利而互斗的內戰，血污了十三年民國史。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敗，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惡。
專做軍事行動而忽略了民眾的政治宣傳；專排滿清而放鬆了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但放鬆了，而且滿口尊重外人的條約權利，力避排外的惡名，軍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國革命而大伸，清末權利收回運動，無形消滅，借外債，送權利，成為民國史之特徵；同時軍人以兵亂政，亦為前清所未有，至如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勾結為患的局面，亦可以說是辛亥革命方法錯誤所遺下的惡影響。這是在國民運動中第三次給我們的教訓！
以武力排滿的辛亥革命，失了國民革命的真面目。國民革命的目的物——外國帝國主義者與國內軍閥——因而虐焰愈熾，在此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的中國青年，受了歐戰後世界革命的潮流，遂發生「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重要的事實是：北京學生團三千餘人，反對巴黎和約簽字，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為外交的示威，火燒曹汝霖住宅，痛毆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學生講演團被捕者千餘人，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要求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並釋放被捕學生，同時，南京、杭州、武漢、天津、九江、山東、安徽、廈門、廣州的學生及搬運苦工先後繼起，一致聲討賣國賊及排斥日貨；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罷免曹、陸、章，上海始開市、開工、開課。
此次運動的優點是：（一）純粹的市民反抗外國帝國主義之壓迫及以直接行動的手段懲罰帝國主義者之走狗——賣國賊；（二）隨之而起的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加上對舊思想以重大的打擊。
此次運動的弱點是：（一）民族運動的對象，只是當時感覺最甚的勾結國內軍閥段祺瑞之帝國主義的日本，而忽略了國際帝國主義者對華侵略之全部情態，並且還有一部分領袖有求助於更險毒的敵人美國帝國主義者之傾向；此傾向，發展到華盛頓會議時，更惡化了全社會。（二）群眾中無有力的組織與領袖將此運動繼續擴大深入到社會各階級中被壓迫的群眾，在歐戰後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壓迫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大爆發的機會；當時在南方的國民黨均囚在「以武力和北方爭地盤」的舊政策內，或更周旋於分贓的南北和平會議，並未看清中國革命之真關建——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也未看清中國革命之新方向及新勢力，他們對於學生運動取了旁觀態度，甚至有一二領袖還加以懷疑或非難；在北方的青年領袖們根本上沒有革命性，不但臨事脫逃，並且公然提出迴避革命的口號「讀書求學不問政治」。因此，在革命時機有革命傾向的「五四」運動，變成了秀才造反，中國懦弱的智識階級，在此次運動中可謂原形畢露！這是在國民運動中第四次給我們的教訓！
以上四個國民運動，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包含在內）獨唱的舞台，也就是屢次失敗之根本原因。
可是最後的「五四」運動乃是在歐戰後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國城市工業開始發展中（民國八年西曆一九一九年）發生的；因此，「五四」運動雖然未能達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運動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實際運動，開始了中國革命之新的方向。這新方向便是社會中最有革命要求的無產階級參加革命，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
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之無產階級，無論在階級爭鬥或民族爭鬥，他的力量雖然還幼稚，而在「只有失敗而無妥協」這一點看來，這一個「革命階級」的根性已充分表現出來。因此，這新方向的運動不過才開始進行，即已做出幾個使帝國主義者驚心動魄的運動：自海員罷工至鎮壓商團反革命（民國十一年一月十二日一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香港中華海員聯合會，因要求加薪不遂，全體罷工，前後加入罷工之海員二萬餘人，全市搬運工人、煤炭苦力、公私傭工等同情罷工者數萬人，罷工凡五十四日（一月十二日一三月五日），以達到加薪要求而解決。
在此次罷工中，我們可以看出同情援助者由全香港工人以至中國北方的鐵路工人之階級的覺悟；我們可以看出香港公私所雇華人全體罷工時之民族的覺悟；我們可以看出英國帝國主義者運輸停止之恐慌及運輸工人之威力；我們可以看出英政府保護英資本家（船公司）嚴厲的壓迫罷工之一致（香港政府封禁海員工會，勒令各行船館繳銷牌照，以武力禁止海員及一切人民自由出境；上海英官則代船公司招工，並拘捕同情於香港罷工之工人數名）。
由海員罷工勝利起，至京漢路工「二七」慘劇止，這一年中，是中國工人階級進攻時期。由香港、廣東而上海而長沙而萍鄉而武漢，沿京漢、津浦、京奉路而抵山海關，罷工與工會運動，轟動全國，使軍閥、官僚、資本家側目而視。
工會運動中，比較有力的是鐵路工人，京漢、京綏、正太、粵漢、津浦、京奉各路都有了組織，京漢尤比較的完備，而軍閥官僚對之也尤為嫉視。
當中國工會運動最高潮中（民國十一年，西曆一九二二年），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已鎮住了世界革命的怒潮，重複向世界工人階級及遠東被壓迫的民族進攻了；同時，新興的直系軍閥正抱了武力統一的野心，恰好和新興的工人階級統一全國鐵路工會的運動相牴觸，冤家狹路，分外眼明，復加以漢口帝國主義者之教唆，沿京漢路各埠商人對於罷工工人之非難，民國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漢路工之慘劇乃起。
「二七」慘劇給我們的教訓是：使我們認識外國帝國主義者和中國的軍閥官僚商人，他們同立在一條反革命的聯合戰線。
「二七」失敗後，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資本家同時向工人階級進攻，各省（廣東、湖南除外）工會或解散或改為秘密的小組，全國工潮一時遂低落下去。
廣東雖無多產業工人，而一般勞動群眾因為處在五六年來政治上反抗北方的南方政府統治之下，得到普通的集會結社之自由，較之有強固組織的資產階級壓迫下之大都市產業工人，反能發揮其革命性；因此，在全中國工潮低落之時，廣東勞動群眾不但能固守陣地，最近還能向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進攻——沙面罷工及鎮壓商團反革命都得到了勝利。
沙面英、法租界新定入界苛例，實際上只是取締華人，這本是對於中國全民族的恥辱；然而罷工抗議者只是被雇的工人與警察，商人毫無表示，而國民黨右派黨員，反有和英捕房勾結欺騙工人妥協者，幸而廣州市工人群起援助併力持不妥協態度，香港海員亦表示同情，英、法帝國主義者終至讓步。
廣東商團鄉團，久有和工人、農民對抗的形勢及衝突，最近各縣商鄉團且聯合在廣州商團團長陳廉伯（英國滙豐銀行買辦）指揮之下，陰謀推翻孫中山政府。他們曾勾結國民黨右派軍人以罷市要挾政府發還了私運的槍彈；他們自己說後面有英人援助；他們自己說奉了曹、吳的命令；他們居然以武力攔阻國慶日遊行慶祝的市民，殺傷了工人、學生數十人；罷了市不算，還號召各屬商鄉團集中廣州，對政府及工人取攻勢；工團軍、農民自衛軍聯合各校學生及陸軍學生組織工、農、兵、學革命大同盟和商團對抗；孫中山因民眾之奮起，遂毅然排棄國民黨右派妥協政策，以武力擊散商團軍，沒收其槍械。
此次商團反革命之鎮壓，時間雖只一日夜，地域雖只廣州一隅，其實比民國十三年任何大的戰爭都有意義；因為他是中國的工人、農民、國民黨左派的學生軍人，對於外國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富商（商團）、鄉紳大地主（鄉團）、國民黨右派的軍人政客之戰爭，他是中國現在及將來革命與反革命爭鬥之縮影。
二十餘年來國民運動給我們的總教訓是：社會各階級中，只有人類最後一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天然對敵者；不但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他是主力軍，即在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之國民革命，也須他做一個督戰者，督促一切帶有妥協性的友軍——農民、手工業者、革命的知識階級、遊民無產者（兵與會匪）及小商人，不妥協的向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內的軍閥、官僚、富商、劣紳、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識階級進攻，才能夠達到國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國民會議聲中之民選省長
民選官吏，在理論上是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在事實上亦為中國時勢之急要。他省且勿論，眼前最急需民選省長的：若江蘇、若浙江、若安徽、若江西、若湖北、若直隸皆是。
江蘇省長現為賣省附齊的韓國鈞，彼縱無恥戀位，亦必為蘇人所不容；浙江省長現為賣省迎孫的夏超，浙江人如不自動的去孫與夏，將無以拒盧永祥南下之師；安徽省長現為安福首領王揖唐，安徽若容其久任省長，將使安徽人重複統治在公益維持會之下；江西現尚無省長；湖北之蕭戕省媚吳，舉國共仰，此賊不去，鄂人之恥；直隸已成曹國，曹今倒，萬無再聽曹之爪牙揚以德真除省長之理；中國政局倘不能即時進入較清明的政局或最反動混亂局面，上列各省省長都必然不能久居其位，他們雖然能指使一班走狗擁戴，若東南大學教授之擁韓，若湖北招牌公團之擁蕭，決與大多數民意無涉。
惟省政府地位變動後，繼任之爭奪必然要起糾紛，欲解決此糾紛惟有省長民選，並且民選機關，應不由現有的省議會，而由各市各縣的人民團體，自動的組織和國民會議同性質的省民會議。
我們固然知道各省現有的小軍閥又盤據省政府的官僚。他們都會以權力、金錢製造省民會議或壓迫省民會議以取得政權；然而各省的革命份子及愛省的民眾，決不可因此便放棄其地方的政治爭鬥，目前只有此爭鬥是北方的政治爭鬥之發足點。
我們要求民選省長，須認清性質只是民選省長，萬不可牽扯到什麼「聯省自治」，或什麼「某省人治某省」這些昏亂方法。「聯省自治」是一班小軍閥鞏固其現有地位的口號，和民主政治的民選官吏權、地方自治權都風馬牛不相及。「某省人治某省」，也和省民的權利無關，那省人沒有軍閥官僚，請看蘇人治蘇的韓國鈞、鄂人治鄂的蕭耀南、湘人治湘的趙恆惕就是榜樣。
我們要將民主政治實現於地方政府，我們要得著民選官吏權，只有號召省民會議實現民選省長是正確的發足點。
國民會議與商人貴族
資本帝國主義在他們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本地商人中造成一種買辦階級，不但為他們輸入製造品輸出原料，並且為他們和本地政府間買賣鐵路、礦山等利權之中間人。這些買辦階級本是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工具，他們為了他們主人（帝國主義者）的利益，不惜破壞本國的國民運動，賣掉自己的國家。他們靠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發了財，有了貨棧，有了大的百貨公司，有了銀行，甚至於有了礦山、輪船、鐵道公司，在本地商人中儼然是商人貴族。
被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占領的中國，商業畸形的發展，因此中國的買辦階級，比國內任何商業、工業資產階級的勢力都大，除了帝國主義者，他便是中國經濟之王，豈但是商人貴族！
此時多數中國國民都要求有一個真正人民的國民會議，來擁護中國人民的利益；而外國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政府都想製造一個官僚政客的國民會議，來愚弄中國人民。商人階級對於國民會議的態度是怎樣呢？中等商家、小商人和商人貴族（即買辦階級），他們的經濟基礎不同，他們的階級意識也就兩樣：中小商人和工人、農民、學生同樣的受帝國主義及軍閥之剝削壓迫；因此遂同情於工、農、學生對於國民會議之要求而參加其運動；商人、貴族寄生於兩種方法之上，一是輔助外國資本主義之侵入，一是勾結軍閥政府以重利盤剝國家；因此他們決不協同工農階級為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而參加國民會議，他們反是為了和帝國主義及軍閥謀更進一步的勾結而參加國民會議。他們只電求段祺瑞許他們自己加入國民會議，而不肯協同民眾做要求民眾所需要的國民會議之運動；他們只協同教育界、貴族和英探何東爵士合作，而不願加入國民會議促成會，和小商人及工人、農民、學生等下層階級群眾合作；這就是說明他們不是為了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民眾利益而參加國民會議，乃是為了勾結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商人貴族之特殊利益而參加國民會議。商人貴族之特殊利益，便是帝國主義者和商人貴族共同的利益——輸入外資發展實業。外資勢力下之實業發展，即資本帝國主義的勢力在中國之發展，中國的實業即國民經濟之命脈——鐵路、礦山、輕重工業等——將隨外資勢力之發展盡入外國帝國主義者掌握之中，而中國民族永遠是他們經濟的奴隸。真正有助於中國自己的實業發展，收回海關改協定關稅為國定關稅是必要的；然而買辦銀行等商人貴族卻不贊成收回海關，因為他們相信只有海關在外人手中，內債本息的擔保才靠的住，存在他們手裡的債票才不至跌價。
總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商人貴族本是因為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之侵入而發生而繁榮的，外國帝國主義的利益即是他們的利益，他們寧可犧牲國家主權與國民利益，而決不肯侵犯外國帝國主義者的特權與利益，他們為了外國帝國主義的利益和他們自己的利益是可以和軍閥妥協的，他們所不願與妥協的，只有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民眾。因此，在將來的國民會議中，這班商人貴族是站在帝國主義者與軍閥的利益方面，還是站在國民的利益方面，我們由他們的階級性即他們的經濟基礎上可以推知的。
中共中央、青年團中央通告
——開展促成國民會議運動的方針
同志們：
此次國民會議及其促成會這個運動，不但是國民運動一大時機，並且是我們的黨建築社會的基礎之一大時機，因此黨及S.Y.均應全體動員努力工作。此工作中應注意之點如左：
（一）國民會議促成會這個名稱無論如何各地必須一致，促進會後援會等名稱，務設法改正。
（二）一個地方只能有一個促成會，如廣東有兩個促成會，湖南促成會之外又有後援會，都絕對的必須合併。若因鄙視商界或國民黨右派不肯忍耐和他們對於此項運動之合作，便是很大的錯誤。至於大商階級所號召的什麼和平統一促成會等組織，民眾不但不應加入，且須極力加以攻擊。
（三）促成會當以勞動群眾及小商人中等商人為重要成分，必須竭力邀請他們加入，萬萬不可使促成會僅僅是個C.與S.變相的團體。
（四）在促成會工作的C.及S.同志須合組一黨團，直接受C.地委指揮。
（五）促成會對內對外的宣傳，根本應該說人民自身要有一個真正人民的國民會議及其預備會議，不可在任何地方，任何時機都宣傳國民會議是孫中山所主張的，使民眾過於倚賴中山而輕視了自己。
（六）各地促成會及其所包含之團體，應立即分別通電指摘段祺瑞最近的反動政策，並宣告所有善後會議的議決案，人民均認為無效。
（七）向他處促成會鼓吹由上海促成會召集「全國國民會議促成會聯合會」的必要；但實行時期須候C.中局審定。
（八）我們此時不但要集合已有的社會各團體於促成會，並且須乘
此時機努力使與我們有關係的團體（工會農會學生會婦女團體）內容充實起來，的確有些群眾，不是空招牌的團體，並應乘機組織新團體，如教職員聯合會公私機關職員聯合會，店員聯合會等。
（九）各地促成會也應該注意地方爭鬥，鼓吹省長及縣長民選。
C.P. T.S.Chen
中央局
S.Y. Y.N.Lin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我們對於造謠中傷者之答辯
大家意見不同，甚至於利害不同，據理爭辯或據事攻擊都是可以的，造謠中傷是不可以的。但是世界上往往有一種人為了一種政治的作用或自覺的不自覺的由於階級的利害關係，急於要攻擊他們的敵人，而一時又尋不著敵人錯處，於是遂不得不出於造謠中傷之一法。
現在有一班人對於我們大肆其造謠中傷的手段，也是出於上述的心理。攻擊我們底人們，若能指出我們實在的錯誤，我們是應該感謝的；或者是指出疑似的錯誤，我們也應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答覆他們。可是他們現在所攻擊我們的純粹是造謠中傷，而且出乎情理之外的造謠中傷，令我們不得不對於他們造謠中傷之原因與心理加以解釋。
他們的謠言有重要兩點：
（一）說我們得了俄羅斯的巨款。這個謠言遠在二三年前，造謠言的人，本是旅滬湖南勞工會分子王光輝、諶小岑輩和幾個所謂無政府派，王、諶二君雖然不承認曾造此謠言，而無政府派的宋仙卻有一封致鄭州工人的信可以作證。我前年在上海被法捕房逮捕時，華探楊某曾於年前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槓，就是因為聽了他們的謠言，窮人無錢被敲，我當時只得挺身就捕。同時，他們並在《四民日報》（復辟黨和無政府黨合辦的報）上，大造其謠言，說我假借工人名義向俄羅斯騙錢。最近又有國民黨右派分子馬素，在上海南方大學演說，也公然攻擊我們，大意是說我們為了俄國的金錢才相信主義。我們現在的答辯是：第一，我們是第三國際的支部，向來未和蘇俄發生直接關係；第二，第三國際本部自己的用費全靠五六十國的支部供給，斷不能夠有巨款津貼到很小的中國支部；第三，無論是蘇俄或是第三國際，主持的人不但不是瞎子、聾子、痴子，其綜竅名實，並非糊塗的官僚之類，而且常有代表在中國，中國黨人決沒有事前借名騙錢，事後脫卸責任的可能；第四，我們在國內國外所代募的京漢工人撫恤款均交由救濟委員會支配，比由該會付原捐款人以收條，所有收支詳數，該會不久必有一個負責的報告；第五，我們若不是為自己的信仰所驅使，若是為金錢所驅使，在中國現在的社會，可以弄錢的道路很多，並不須十分不要臉的去騙，舍此不圖，而卻要假借全世界資本主義社會所壓迫所厭惡的主義去騙素稱紀律嚴肅的第三國際或蘇俄的錢，未免南轅北轍了；第六，或謂蘇俄為外交上的鼓吹收買我們，大家須知道蘇俄若取以金錢幫助外交的政策，只需賄買外交當局及大的新聞已足，收買我們無權無位的黨人有何用處，並且蘇俄對華外交，是遵守列寧「對被壓迫的民族只與不取」的政策，他們拿種種權利與特權挾一個空洞的承認，實用不著我們為了幫助鼓吹（……）
（二）說我們勾結吳佩孚陷害工人。從前章炳麟說黃花崗之役，是黃興勾結張鳴岐，受了數十萬賄金，送革命黨人至廣東，以便一網打盡。天下事無獨有偶，現在又有人自由造謠說曹、吳慘殺京漢工人，在漢口逮捕工人，都是中國共產黨陷害的。我們的答辯是：第一，試問我們為什麼要陷害工人？第二，京漢慘殺案中我們的施洋同志也在其內，漢口被捕人中我們的劉芬、許白豪同志也在其內，而且株連到北京同志張國燾數人，豈有我們自己陷害自己之理？第三，我們反對吳佩孚，遠在直奉戰爭後，到了京漢工人「二七」慘劇及漢口黨案發生，我們攻擊曹錕、吳佩孚，比中國任何人都厲害，別的不說，單在本報上就可以隨便尋出這類材料，試問有沒有這樣勾結吳佩孚的可能？第四，現在保定獄中的京漢工人都出來了，請問當日罷工情形，是由於工人因開會受壓迫而動了公憤，或是由於我們煽動陷害？若說我們幫助工人組織工會和援助罷工的工人是陷害工人，我們便沒有答辯的必要了。
這兩個謠言若是真的，我們便應該槍斃，豈但是區區名譽問題！因為他們所造謠言這樣不近情理，我們向來以為沒有和他們辯論的必要；可是現在有些國民黨右派分子及上海一兩家反動派的日報，利用這些出乎情理之外的謠言，來做帝國主義者在華報紙攻擊我們底應聲蟲，因此我們不得不答辯一下。
各資本帝國主義者，無論歐洲、美洲或在亞洲，本來都是利用許多工具，造出許多謠言，中傷他們的敵人——共產主義者。他們在中國的政策當然也是這樣；不過在中國，他們不但要造謠中傷共產主義者，並且還要造謠攻擊國民主義者，因為國民主義者在中國有了勢力，也是他們的不利，國內一班反動分子，遂於有意或無意中做了他們的工具。造謠中傷我們底人們，即或自己不肯承認是有意做帝國主義者之工具，然而在事實上，他們已經無意的做了帝國主義者之工具了，因為他們造謠攻擊我們，帝國主義者是要舉起雙手贊成的。
並且造謠中傷我們的人們，還有幾種特別心理：（一）他們以為攻擊共產黨，必能博得帝國主義者、軍閥及資本家各方面的同情，於他們在社會上活動大有利益；至少也可以免得過激嫌疑遇著壓迫，他們在天津歡迎孫中山時散傳單攻擊我們，雖然一時疑被外國巡捕誤會捉去，隨即訊明他們是反對共產黨的人而釋放了，這便是一個證明。（二）他們以為騙錢在中國社會是最足以動人猜疑的事，陷害工人是工人階級所痛恨的事，這兩種謠言一傳布，我們在工人中在一般民眾中便不能活動了。（三）他們以為我們伏在各種黑暗勢力壓迫之下，任他們如何自由造謠中傷我們，我們也不能夠象他們時常公開的拿延請大律師向資本帝國主義的法庭控告來威嚇攻擊他們底人。
至於他們所以要造謠中傷我們之各別原因，我們也要指明出來。馬素這等人，全身都裝滿了大美國的空氣，一回到中國來，眼見孫中山及國民黨居然冒了赤化嫌疑反對帝國主義，主張廢止不平等條約，他自然要氣得發昏，自然要借著中傷我們的謠言來罵著出出怨氣。反革命的無政府派，他們無論在歐美或中國，都是幫著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等反對共產主義者，造謠中傷共產主義者即是公開的向黑暗勢力告密，張德惠造謠攻擊我們，是因為他侵吞京漢工人撫恤費數百元受我們責問之反響。郭寄生、王光輝是要歡迎官僚的國際勞工局代表亨利老爺的，他們造謠中傷我們，更是他們的義務。
最近看見郭寄生、王光輝在上海報上登給我們的啟事，沒有資本家給我們錢登告白打官司，現在我們只好順便這裡答覆幾句：他們啟事中所指何事，我們不大明白，實在無從答覆；惟他們勸我們洗心，我們以為我們若自問沒有和殺害黃龐的趙恆惕、賓步程妥協及為南洋菸草公司利用這等對不起工人階級的事實，便心安理得，另外用不著洗心！
中央通告第二十四號
——對北洋軍閥召開善後會議的對策
同志們：
現在軍閥的善後會議條例已經公布，我們對付的態度應由各地國民會議促成會進行及準備左列各事：
（一）通電說明無人民代表參加的善後會議之危險。
1.此善後會議是段祺瑞藉此勾結各省失勢的小軍閥結合己派的新勢力和他派軍閥對抗，此種新結合必釀成和他派軍閥間的新戰爭，給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之又一機會。
2.段祺瑞悍然不顧民意召集善後會議，乃希圖在國民會議之前鞏固其勢力以對付國民，並以對付孫中山。
3.藉此會議為他賣國的工具，如承認金弗〔佛〕郎案，繼續參戰借款，辦理滄石借款……
（二）反對善後會議有議決國家根本大法及外交軍事財政問題之權利，並不能議決國民會議組織法。
（三）繼續要求人民的預備會議，如段祺瑞不許或善後會議悍然決定上列諸問題時，即準備有力的抗議，如一定時間的（一日或二日）罷市罷工罷課及罷稅的運動並示威運動。
（四）國民黨代表及名流如果出席善後會議時，即電請他們主張另行召集人民代表的預備會議。
（五）函商各地促成會速在北京開全國會議，並請北京促成會擔任籌備。各地和促成會同性質的組織即令是大資產階級號召的，也應邀其參加。
又，列寧周年紀念日（本月二十一日）各地應在可能範圍以內號召地方各團體開一紀念會。
委〈員〉長T.S.Chen
C.C.P中央局 秘 書Leo Dschan-Lung
一九二五、一、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