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文集 · 陳獨秀文集 七

列寧與中國 ——列寧逝世周年紀念日告中國民眾 有許多中國人及其他各國許多人，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後的二三年間，以為這個布爾什維克首領列寧，不知是什麼一個極惡窮凶的怪物。其實這完全是幻想。列寧的外表，像一個很樸素的教授，又像一個很活潑的工人；他的內心貯藏了對於全世界被壓迫者的同情熱淚，他不但同情於被壓迫的工人農民階級，指導全世界的階級爭鬥，他並且同情於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指導全世界的民族爭鬥。釋迦佛說：要普度此世界眾生於他世界；列寧說：要為此世界人類中被壓迫者脫離被壓迫地位於此世界而奮鬥。我們若要指證釋迦佛所說他世界在何處及超度了多少眾生到那裡，便未免太滑稽了；而由列寧奮鬥所解放之被壓迫的工人農民階級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已經分明在此世界中令我們看見了，如十月革命後的蘇俄工人、農民之解放及蘇聯境內小民族之解放與夫近在遠東民族革命運動之勃興。 歐洲人對於遠在亞洲東方的中國，或視為不可知的秘密國，或視為一大群未開化民族所聚居的地方，一任其傳教師、外交官、遠征的軍隊與商人明欺暗算，而漠然無動於衷。獨有同情於全世界被壓迫者的列寧，他對於遠在數萬里外的中國近代重大事變及在這些事變中所受歐洲各國的欺凌，無不注意到，無不嚴峻的批難到，他並不寬恕他本國（俄羅斯）政府欺凌中國人之罪惡。 自從義和團事件起，列寧即表示深厚的同情於中國人，攻擊他本國政府非常嚴厲，當時他曾在《火星報》上說；「俄羅斯與中國戰爭（即指義和團戰爭）已告結束，為這次戰爭調動了許多軍隊……對於那班暴動的中國人，尤其是對於那些沒有武裝的中國人，加以剿滅、彈擊，無量數的婦女兒童，都被慘殺，其苦何堪！至若農村居民商店之被蹂躪搶劫的狀況，更是不用說了。……今日歐洲資本家貪慾的利爪又伸入中國了，且現在力求滿足私慾的俄羅斯亦轉入這個漩渦之中，並已割據中國的旅順口，由俄兵保護，在滿洲公然建築鐵路；同時歐洲各國政府，相繼而起，大家都熱心來做搶劫中國的事，衝動了他們『瓜分中國』的觀念，由是將中國的土地，或占據或租借，事實上就等於歐洲各國政府（俄羅斯居其首位）已開始瓜分中國；可是他們瓜分中國不是用一種公開的形式，而是和暗中偷竊人家墳墓中的死人一樣。假若被偷的死人稍有反抗的表示，他們就如猛獸一般，燒毀其村莊，驅逐于海洋，或將赤手空拳的居民和其妻子，槍殺刀殺，毫不加以姑息……如現在報紙（指俄國報紙）又鼓吹興兵反對中國，加上中國人是『野蠻黃種』、『仇視文明』的罪名。……那班無恥的新聞記者，屈服於政府及金錢目的之前，故意無中生有，造謠惑眾，鼓勵民眾輕視中國。」 列寧對於中國的辛亥革命，也表示滿腔同情，當時他曾在《真理報》上說：「四萬萬落後的亞洲人得到自由了，對於政治生活已經有覺悟了。可以說，地球上全人口四分之一已經由沉睡轉到光明、活動、奮鬥的路上了。此事對於文明的歐洲是不發生關係的，甚至法國至今還未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歐洲這種冷淡的態度，用甚麼可以去解釋呢？原來在西方各處都受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之統治，這資產階級四分之三已經腐朽，對於任何一個野心家，只要爭得反對工人之嚴厲方法及一個盧布有五個戈比的利息，都願把自己所有的文化賣去。這個資產階級把中國只不過看成一塊肥肉，這肥肉自從被俄國親熱的擁抱一下之後，現在也許要被日本、英國、法國等撕碎了罷！」 列寧對於列強扶助袁世凱造成中國的反動政局，也曾在《真理報》上攻擊過：「歐洲資產階級居然擁護亞洲的黑暗勢力。……掠奪中國，幫助德謨克拉西之仇人，中國自由之仇人。……中國的新外債（是指袁世凱的善後大借款）是反抗中國德謨克拉西的，因為歐洲幫助袁世凱，他原來是預備實行軍事專政的一個人。歐洲為甚麼幫助他？就是因為可以分點利潤。中國借了二萬五千萬盧布的債……假使中國人民不承認這筆債呢？那時先進的歐洲就要大聲疾呼甚麼『文明』、『秩序』及『祖國』了！那時就要裝著大炮，與野心家黑暗勢力的好友袁世凱聯合去壓迫這『落後亞洲』的共和國了！」 在列寧這些說話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何等人物，可以看出他對於中國及中國民眾之同情是何等誠摯；同時，也可以看出中國本國的反動軍閥勾結外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壓迫中國民眾破壞中國德謨克拉西運動是何等嚴酷；同時，又應該看出中國民眾之好友，只有反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之無產階級，那些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都是中國反動軍閥之好友，也就是中國民眾之敵人。 現在全世界人類對壘的形式是： （甲）壓迫者——各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及反動的軍閥； （乙）被壓迫者——各壓迫國之無產階級及各被壓迫國之民眾。 被壓迫的中國民眾呵！我們若真要紀念列寧，永遠紀念列寧，只有接受列寧遺訓——聯合全世界被壓迫者，向全世界壓迫者作戰，為脫離被壓迫的地位而戰！ 我們應如何對付善後會議 我們反對善後會議，並不是因為這個名稱和預備會議不同，乃是因為他是軍閥官僚包辦的會議，沒有人民的代表出席說話——這個反對的理由是不錯的，然而僅說是反對軍閥官僚包辦的善後會議，還覺的太簡單了。我們不但反對善後會議在形式上是軍閥官僚的會議，我們必須在實質上反對段祺瑞所要的這種軍閥官僚會議所包含之危險性。 段祺瑞所要的善後會議，至少也有下列三個危險：（一）段氏趕速在國民會議之前，利用他的善後會議團結軍閥勢力，以抵抗國民；他所要的善後會議如果成功，軍閥在中央及地方的勢力必完全恢復，他們壓迫國民運動，必然日見露骨。（二）段氏要利用善後會議，結合直系等失意的軍閥，以鞏固他自己的地位，和他派軍閥——奉軍及馮、孫、胡等——對抗；此種新的結合和新的對抗，是軍閥間將來大戰爭之種子，亦即帝國主義者藉口內戰干涉中國內政之種子。（三）段氏要利用他的善後會議產生正式政府，選舉他為正式執政或總統，此種正式政府如果實現，勢必為國內戰爭之導火線，因其非新的代表民意機關所產生，又沒有舊的法律（約法）根據，純粹由軍民長官擁戴，豈非明白給別派軍閥以兵爭政的榜樣？ 段氏所要的這種善後會議，即軍閥官僚包辦的會議，人民是應該始終反對的；並且這善後會議將近實現了，要免除其危險性，人民站在會議外消極的反對還是不夠，更應該有力的向段政府要求修改善後會議條例，要求選舉代表參加此會議，在會內積極的反對，反對此會議有權議決國家根本大法，反對此會議有權選舉正式政府，反對此會議議決一切有利於軍閥的議案，尤其要揭破各派軍閥間分贓或暗鬥的黑幕。 人民參加此會議，要取下列的態度： （一）為反對段氏所要的善後會議而參加，不是為贊助段氏所要的善後會議而參加； （二）應該要求由各省人民團體集合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得派多數代表（當超過各省軍民長官代表人數以上）參加，變更段氏所要的善後會議為人民所要的善後會議，不可僅由半官僚的法團派少數代表參加，成為段氏所要的善後會議之裝飾品； （三）各省人民團體，不但應該為其參加此會議之代表準備有力的後援，並且應該嚴厲的督促其代表在此會議中確能為人民利益奮鬥，而不與軍閥官僚妥協。 全國人民呵！段氏所要的善後會議將近實現了，這會議所含的危險性誰也知道，全靠人民在此會議內會議外的奮鬥力增多一分，這會議對於國家人民的危險性才能夠減少一分，此外別無他法。 應該為人民利益奮鬥的國民黨領袖們呵！你們固然應該站在人民方面，反對段祺瑞所要的善後會議；你們也應該要求段祺瑞修改善後會議條例，許人民代表列席；你們自己有列席善後會議資格的，更應該出席。你們應該利用出席善後會議的機會發表自己的政綱，應該利用出席善後會議機會揭破帝國主義的列強及軍閥派損害中國國家生命及人民利益之事實，揭破軍閥間列強間暗鬥或分贓的黑幕。如果段祺瑞竟不許有人民的代表出席善後會議，你們更應該出席此會議，免得軍閥官僚包辦此會議；你們不應該很高潔的不參加軍閥官僚的會議，站在外面消極的反對，你們應該積極的參加此會議，在會議內反對軍閥官僚，揭破他們的黑幕。「真金不怕火來燒」，為了拯救國家的生命，為了擁護人民的利益，就跳到火坑糞坑裡都是應該的，你們若以為民黨參加軍閥官僚會議是一件羞辱的事，那麼中山北上便根本錯了。一個革命黨總應該積極的奮鬥，不應該消極的潔身自愛，潔身自愛之裡面包含著避免和軍閥派爭鬥的懦弱心理呵！ 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工人的力量 半封建半資本制度的中國，他的社會勢力，三種並存：第一是軍閥的勢力，因為他挾有全國的武裝與政權；第二是資產階級的勢力，因為他挾有全國的經濟權及組織宣傳機關；第三是工人階級的勢力，因為他是新生產力的代表者，他是富於集合力及決戰力者，他是天然的農民之同盟者。軍閥不待說是被革命的階級，資產階級中包含著「反革命」、「非革命」、「傾向革命」三種分子，只有工人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在全人類階級根性上看起來，工人階級是最富於革命性的；在中國社會現狀上看起來，中國工人備受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國內軍閥、資本家三層壓迫，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工人中雖然有少數領袖分子被官僚資本家利用，做了「工賊」，而決不至因此減少了工人階級之革命性，因為工人群眾的思想與行動終究是革命的，不是妥協的。 中國工人階級是一個不妥協的革命階級，這件事不僅是抽象的理論已經由種種事實證明了。例如民國十一年香港的罷工海員，受英國帝國主義者種種壓迫，終以不妥協的奮鬥得到勝利。又如民國十二年「二七」慘劇，分明是因京漢鐵路工人不妥協的奮鬥而失敗了。又如民國十三年廣州沙面罷工及鎮壓商團反革命，都因為是工人群眾不妥協的奮鬥和防止廣州政府妥協的政策，才得著勝利。 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是：壓迫中國人民阻礙中國人民發展的帝國主義者與軍閥，非革命是不能使他們屈服的；資產階級當中，有些是幫助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反革命者，有些是非革命的中立分子，有些是偶然傾向革命而易於妥協者；不妥協的革命者只有工人階級；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若沒有工人階級有力的參加奮鬥，決沒有得到勝利的可能。 這一不妥協的工人階級，不僅在決戰的心理上是不妥協的革命者，並且在客觀上也富有能夠革命的力量。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沿江沿海之運輸權在他們的手裡，國內軍閥的兵隊及軍用品運輸權也在他們的手裡，大的工商都市大的礦區生產機關交通機關也都在他們手裡，他們起來革命，足以使全社會震動，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必須他們起來參加才足以制敵人的死命；中國國民革命之敵人——帝國主義者、軍閥及其走狗，所以嚴厲的壓迫並造謠中傷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也就是這個緣故。 大家應該開始懂得善後 會議的價值了！ 段祺瑞拿數十萬元民脂民膏，召集一個軍閥官僚的善後會議來替他捧場面，可算是中國軍閥之最後豪舉了！這個會議只能為段祺瑞捧捧場面，更進一步，段祺瑞可以藉此結合幾個失意的小軍閥，鞏固他的地位，再進一步，他便要藉此會議為賣國機關，至於說藉此會議可以謀中國的和平統一，本來是欺人之談。大家如果不相信，現在善後會議已開幕十多天了，請看他在這十多天內經過的事實是怎樣： （一）國民黨對段執政邀請省議會議長、教育會、農會、商會會長為專門委員認為未容納孫中山之主張，發表宣言不加入善後會議。 （二）上海總商會電段執政：善後會議各省代表均應列席，非到有三分〔之〕二以上人數，不能開會。 （三）上海國民會議促成會電段執政：善後會議須有各省國民會議促成會等人民團體之代表占出席代表三分二以上，方有討論國事之權，望延期以待人民代表到京始開議。 （四）段執政據善後會議意見書通電各省：會期內各方軍事行動完全停止，如有爭執，應提善後會議解決。然而廣東、廣西同時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河南胡憨兩軍之爭，川、滇、湘、黔各軍進攻湖北的醞釀，都並未因段電而停止。 （五）西南各省代表到上海者數十人，均認善後會議無解決國是之可能擬不北上，先謀西南團結，由唐少川、章太炎從中主持一切。 （六）《民國日報》七日北京電：金佛案與無線電台案，均決提交善後會議。 在（一）、（二）、（三）項事實，可以看出輿論對於善後會議之態度。在（四）、（五）兩項事實，已表示善後會議完全破產，實更證明以善後會 議解決時局糾紛之絕對的不可能；有人以為人民代表會議的議決案沒有實施的希望，現在請問代表實力派的善後會議議決案又能夠在何處實施？在第（六）項事實看來，執政政府將要做出曹錕政府所不敢做的罪惡。 我們反對善後會議，是否神經過敏，是否有意搗亂，善後會議自身的成績會替我們說明。希望凡是非安心為段大軍閥捧場的人，只需每日留意善後會議經過的事實，便自然懂得他的價值。不但善後會議如此，即是國民會議，人民若不能努力爭得多數真正人民代表有出席權，聽段政府欽定一個限制真正人民代表的組織法，則將來的價值，也必然不比善後會議高得幾何！ 人那樣輕蔑先生，希望先生對於我以上的陳述有一個公開的答覆。先生的答覆登在京、滬任何報上我們都可以看見。 愚弄國民的國民會議條例 安福政府所擬的國民會議條例草案，我們已經拜讀過了。據這個草案，安福政府愚弄國民的心事已和盤托出，其最重要而又最顯明的有兩點：（一）以議憲限制國民會議的職權，（二）以教育、性別、宗教限制人民的選舉權及被選權。 民主國主權在民，國民會議應有權決定國家一切問題，他的權限，應該比國會更要擴大。現在的國民會議條例開口即規定「國民代表會議以議決中華民國憲法及關於憲法施行之附則為其職權」，連以前國會享有的憲法起草權都剝奪了，至如關於國家生命的政治、外交、軍政、財政問題，更一概不許過問。安福黨的意思就是說：你們國民代表只能前來恭聽政府欽定的憲法，舉手通過，通過了欽定憲法便滾蛋！這個條例將來經段祺瑞批准公布時，此點若不修改他便是對於國民謀叛！ 至於組織方面，這個條例草案之愚弄國民，也足令國民十分明白他們的心事。他們明明以「普通選舉制」欺騙國民，而該草案竟以「凡中華民國男子年滿廿五歲以上」、「於本國日用通行之文字不能解說並寫作者」、「當兵役巡警者」，限制國民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又以「僧道及其他宗教師停止被選舉權」。女子不是國民麼？工人農民是全國人的衣食父母，其數量又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他們大半不能解說並寫作本國日用通行之文字，現在一概被擯在國民以外。兵役、巡警、僧道及其他宗教師都是國民一份子，有何理由可以剝奪其選舉權或被選舉權？世界上何處有這樣以性別、教育、職業、宗教限制選舉的普通選舉制？ 此外，京兆只四人，各省區每道只三人，大學區、商業區、實業區均只一人至二人，人數已經比國會議員猶少；又加以教育的限制，又加以實業區乃包含從業人、工人、股東或合夥出資人都在內，則不啻明白規定：凡是工人都沒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照這樣選舉的結果，則誠如吳稚暉先生所說：「選區每區三人，安福系、國民黨各半，青海、蒙、藏以曹汝霖之類充數，大學區讓了國民黨研究系，商業區則有虞和德與天津、北京商會出馬，實業區則周學熙、張謇等各代表三萬人，這叫做國民會議，使二者蒙福，這叫做臭不可當，國民會議的名詞又算永遠拋入毛廁。」 軍閥派本來不會有召集真正國民會議的念頭，要想真正國民會議實現，只有國民自己努力，逼得軍閥政府非召集不可才行。 國民呵！國民會議條例就快公布了，你們還是要有一個真正的國民會議呢，還是任軍閥政府召集一個愚弄國民的國民會議？ 國民起來罷！政治上沒有兩種利害相反的勢力可以並存，軍閥派站在統治地位，那裡會有真正的國民會議出現？國民會議我們是應該要的，不過在國民會議運動中，至遲在此運動失敗時，應該有一個根本的覺悟：怎樣才能夠達到真正國民會議之目的。 被壓迫者的自由與赤化 最近法國《晨報》鼓吹英、法、日、美應聯合壓迫中國，恢復國內秩序，以免蘇聯在亞洲勢力膨脹，否則莫思科從中援助之亞洲民族自由運動將發展到中國。 前天的《大陸報》也說：「中國現在步步趨向赤俄的懷抱里去了。比如此次外人紗廠大罷工風潮，在要求增加工資以外，另具一種赤化的意味。」 這兩段議論，一方面是表示帝國主義者自供其橫暴，一方面是說明蘇聯的赤化運動是被壓迫民族之福音。 蘇聯援助亞洲之土耳其與阿富汗的民族運動，這是事實；土耳其與阿富汗民族都因此得了相當的自由，這也是事實；亞洲民族自由運動發展，大不利於英、法、日、美各帝國主義的國家，這更是事實；可是英、法、日、美帝國主義者恐怕蘇聯援助之亞洲民族自由運動將發展到中國，於他們不利，便要聯合壓迫中國，這是何等橫暴！明白的中國人呵！帝國主義者自己已經公然說出要聯合壓迫我們的民族自由運動，這不是我們的敵人是什麼？在相反的方面，援助我們的民族自由運動之蘇聯，他不是我們的朋友是什麼？因此，為了我們的民族自由，我們應該歡迎蘇聯，歡迎赤化呵！ 上海四萬紗廠工人，因為不堪日本資本家虐待而同盟罷工，此次罷工是含有階級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兩個意義。四萬工人共通的要求是： （一）不准打人； （二）照章發給工資不得延期不得無故剋扣； （三）發還儲蓄金； （四）加工資十分之一； （五）罷工期間工資照發； （六）不得無故開除工人； （七）釋放被捕工人。 不過如此而已。而《大陸報》竟說「在要求加資以外另具一種赤化的意味」，請問以上七項要求中，那一項是赤化？或者他以為自（二）至（七）都是普通的勞動條件及罷工要求，唯有第一項「不准打人」，含有民族自由運動的主義，這便是赤化。 如果民族自由運動是赤化，如果不准打人也是赤化，那麼歐美各國都早已赤化了，怎禁得我們中國人不想望赤化呢？ 帝國主義者的意思我們知道了。他們是說：你們中國人已是亡國奴，必須你們自己否認民族自由，必須你們受日本人的打一聲不響，才免得赤化嫌疑。 如此我們應該認識被壓迫者的自由與赤化了！ 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對付中國國民運動之總策略 此時中國國民對於帝國主義的列強之侵略，雖然還沒有有力的反抗，然而大多數人民甚至於一部分小軍閥，由身受列強經濟的政治的壓迫之實際經驗，已漸漸覺悟到自己民族處在被壓迫的地位，並且漸漸由覺悟而不平而發生了國民運動。帝國主義的列強對於最近的中國國民運動，表面上雖然還是輕蔑的態度，而心中實已感覺不安了。 人民對於國內軍閥，更是反對的聲浪遍於全國，軍閥們雖然以為有槍在手，人民無如我何，而對於國民運動的聲浪終覺危險，至少也要恐怕敵派軍閥利用這種聲浪不利於己；因此，軍閥對於國民的呼號，表面上雖然還是倨傲態度，而心中實已感覺不安了。 帝國主義的列強及其工具（軍閥）既已對於中國的國民運動感覺不安，他們對付的策略是怎樣呢？ 國民黨發布了國民運動的政綱，帝國主義者及直、奉、皖三派軍閥都高聲大叫「赤化」、「過激化」。 國民黨在漢口組織黨部，直系軍閥便以「過激」、「共產」名義逮捕劉芬諸人。 孫中山宣言及各省國民會議促成會都通電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東交民巷及京、津、滬、港各西文報都說是「過激」思潮。 攝政內閣取消了清室優待條件，又表示不平等條約應該修改，帝國主義者便轟傳北京「赤化」了。 中國人民歡迎蘇聯放棄在華權利，帝國主義者便宣傳中國人民傾向「赤俄」了。 廣東沙面因取締華人入境苛例而罷工，英法人說是布爾什維克運動。 上海日本紗廠中國工人受廠主虐待而罷工，西文報說是有「赤化」意味。 奉天軍事會議，因京、津輿論反對段政府，遂有人主張令駐京、津軍隊捕拿共產黨。 段祺瑞親在內閣議席上提議恢復清室優待條件和查禁過激派。 段政府的司法部因為有人反對善後會議，遂通令取締共產運動。 以上便是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軍閥）對付中國國民運動的總策略。 他們知道公然直接壓迫國民運動不是巧妙的策略；他們知道「赤化」、「過激」、「布爾什維克」、「共產」最足以嚇倒中國人；他們並且知道中國國民運動中最盡力的分子是工人和急進的知識階級，而這班人又最容易被人指為「赤化」、「過激」、「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因為他們不是財主或官僚；因此，凡是中國一個國民運動發生，帝國主義者及軍閥，便拿出「赤化」、「過激」、「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這些符咒來鎮壓住。他所要鎮壓的實際上是國民運動，而表面上卻以鎮壓「赤化」、「過激」、「布爾什維克」、「共產黨」等名義出之，這是何等巧妙的策略！他們拿這個策略來鎮壓中國國民運動，一方面可以妨礙急進分子的活動，一方面可以恐嚇和平分子使之離開急進派，使國民運動的勢力分裂。這個巧妙的策略，無知的軍閥派還未必想得出，不用說帝國主義者可以教給他們。帝國主義者為了要避開公然直接壓迫中國國民運動，不但將這個巧妙的策略教給軍閥做他們的工具，並要教給買辦階級做他們的工具。帝國主義者、軍閥及買辦階級，又要各自僱傭一班國民黨右派及工賊或冒充工會運動者做工具，拿「赤化」、「過激」、「布爾什維克」、「共產黨」等符咒，來破壞國民運動及工人運動。 真正國民運動者呵！你們要認清敵人——帝國主義者、軍閥、買辦階級、國民黨右派、工賊、冒充工會運動者——的策略，不要畏避他們符咒，中他們的奸計呀！ 悼孫中山先生！ 為國家為民族刻苦奮鬥四十年如一日的孫中山先生，一旦他逝世的噩耗傳來，全中國的民眾應如何悲痛呵！ 全中國的民眾呵！我們沒有了中山先生了！我們失了一個偉大的革命領袖，是我們極大的損失；惟正因我們有了這極大的損失，我們更應該加緊奮鬥，因為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及軍閥——必然跟著中山先生之死向民眾加緊進攻。 我們更應該知道，革命的領袖中山先生雖然死了，革命的國民黨是不會死的，我們相信偉大的集合體指導革命，比偉大的個人指導革命更有力量。我們警告帝國主義者及軍閥且勿因中山先生之死而存幸災樂禍的心理！ 我們沒有了中山先生了！我們的心情雖然萬分悲痛，我們的意志卻不絲毫沮喪，全中國的革命分子，應該因中山先生之死，加速的集合到中山先生創造的國民黨，團結成偉大的集合體，來繼續中山先生革命事業。 我們相信國民黨中所有革命分子，必然因中山先生之死更加團結一致，更加遵守中山先生之遺囑共同奮力前進，今後的國民黨必仍然為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所統一，必仍然為整個的黨，彼軍閥官僚輩所預料的「中山死國民黨必分裂」，直是妄想。 即或有一部分反革命的右派分子在中山先生死後脫離國民黨，這隻算是國民黨內淘汰了一部分反革命的黨員，決不是黨的分裂，因為這班分子的行為，久已違背了孫中山主義，久已不能算是國民黨黨員了。而且這種淘汰黨員的現象，在國民黨中不乏先例，如袁世凱時代，章炳麟、劉揆一、劉師培、孫毓筠、胡瑛、李燮和等都背黨而依附袁世凱，難道這也是國民黨分裂嗎？又如李根源等脫離國民黨而另組什麼政學會，吳景濂等脫離國民黨而另組什麼民憲黨與益友社，這些反革命的分子脫離出去後，革命的國民黨不仍然是整個的統一的嗎？他們脫離出去，不但無損於國民黨之統一，而且這班反革命的分子脫離一次，國民黨的數量質量均進步一次，在社會上的聲望便增高一次。 現在也是如此。安福黨人姚震說：「孫氏既死，彼國民黨者，鑒於由來之經過，終不免分裂，然國民黨中之穩健派，此時有與吾人握手提攜之充分可能矣。……國民黨有為之士，當孫氏在世時，因從孫氏之意思命令，不得就現政府任命之官職，若欲就官職，則為背孫氏之命，因此遂與現政府發生疏隔，今後此種障礙已除，而可進於圓滑之關係矣。」這班穩健派倘以為障礙已除，急與安福政府握手提攜進於圓滑之關係，而與革命的國民黨脫離，在官僚看來，這就是國民黨分裂，其實這正是國民黨之進化，不是分裂。 真正的國民黨全體黨員，必然仍舊遵從中山先生之意思命令，仍舊遵從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須努力」的遺言及臨終遺囑，一致團結進行。 中山先生死了，而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及政治主張，仍舊活著在他創造的國民黨中並未曾死；必須全體國民黨黨員都變成了姚震所謂穩健派，那時中國便沒有了革命的國民黨，那時中山先生才真是死了！但是全中國之大，只要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中國軍閥——不能斬盡殺絕中國的革命黨，四萬萬人中只要有一人繼續中山先生之志而奮鬥，中山先生都未曾死！ 評中山先生死後之各方面 中山先生之死，不但是中國一大事，並且是世界上一大事，各方面對其死後之態度，卻值得我們的注意與批評。 （一）帝國主義者之態度。倫敦《泰晤士報》稱為光明之失敗；巴黎各晚報，均稱美孫之愛國，惟惜其晚年傾向布爾色維克主義；日本的報紙說：「以段氏為中心之和平統一，成功與否，胥視其能否與占多數於國民黨之穩健派相提攜為斷。」中山先生主張國民會議預備會，而段祺瑞硬召集善後會議，中山先生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段祺瑞則宣言「外崇國信」，英國帝國主義者稱為光明之失敗，是表示他們快慰的心理！我們不願把布爾色維克這名詞加在中山先生身上，乃是因為孫中山主義和布爾色維克主義顯然不同，並非以為中山先生傾向布爾色維克主義便是罪惡，也不以為不傾向布爾色維克主義便減少了中山先生在歷史上的價值，而法國帝國主義者卻是因為中山先生反對帝國主義及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便說他傾向布爾色維克主義，這本是一切帝國主義者中傷中國民族運動的宣傳，他以前宣傳「黃禍」是同樣的手段。日本帝國主義者指教他的工具段祺瑞，和國民黨之穩健派提攜，統一中國，這是中山先生死後國民黨中之真正中山主義的信徒所應注意的。 （二）安福軍閥之態度。中山先生死的那天，姚震對日本東方通信社記者說：「孫氏既死，彼國民黨者，鑒於由來之經過，即終不免於分裂，然國民黨中之穩健派，此時有與吾人握手提攜之充分可能矣。現在善後會議，國民黨系中除汪兆銘等三人外，皆有列席之狀態。按國民黨有為之士，當孫氏在世之時，因從孫氏之意思命令，不得就現政府任命之官職，若欲就官職，則為背孫氏之命，因此之故，遂與現政府發生疏隔；然自今以後，余知此種障礙已除，而可進於圓滑之關係矣。惟國民黨中之抱共產主義者一派，與現政府之至大方針究不相容，故將來欲望接近，實為一至難之事。」中山先生死後的第五日，段催楊庶堪就職，姚震對楊說：「中山已死可不受拘束。」在中山先生未死前三日，段祺瑞也對電通社記者說：「予與孫先生所統率之國民黨，自應努力相為連絡，國民黨果以真正之直道而行，予無不願提攜從事，但如向共產各說之邪道而趨，則本人宿所反對也。」在他們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們想利用國民黨中之穩健派來分裂國民黨，正和他們的後台老板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一鼻孔出氣。他們所謂共產各說之邪道，大約連反對優待清室，改總統制為委員制，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都包含在內；他們所謂國民黨中之抱共產主義者一派，大約連汪精衛、李石曾、吳稚暉、徐季龍都包含在內。他們知道只有這班抱共產主義者一派不能和他們相容，共產派到應該多謝他們有知人之明，所難堪者只是他們所稱的穩健派，平日高聲反對共產派，以護黨自稱，現在揭開黑幕，當真以中山先生活在世上是他們與安福派握手提攜的障礙嗎？好了！此時障礙已除了！可不受拘束了！ （三）研究系之態度。在全世界哀悼稱美聲中，獨研究系機關新聞——《時事新報》，對中山先生加以毀謗與誣衊。他以為中山先生現在是形骸之死，精神久已死了，他說中山先生之精神，一死於孫、黃分裂，再死於孫、陳分裂。其實正得其反，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正因一再和妥協的黃興派分裂和反動的陳炯明分裂而格外顯示出來。譬如梁任公和反動的康有為分裂，算是任公的精神早已死了嗎？至於誣衊中山先生「恃墨斯哥共產宣傳費以維持生活」，這種態度，不單是《時事新報》之恥辱，簡直是全新聞界之恥辱！中山先生受過墨斯哥共產宣傳費的證據在那裡？中山先生宣傳共產的證據又在那裡？中山先生在過去是中華民國之創造者，在現在是中國民族自由運動之領袖，全世界的共產黨人稱讚他援助他，並不是因為他或希望他宣傳共產，乃是因為他努力做那象研究系一類人所不願做而為中國人所急需的民族自由爭鬥。研究系的先生們，常以受墨斯哥共產宣傳費詆毀共產黨人，今又以此誣及國民黨領袖，墨斯哥共產宣傳費真多，已遍贈中國人，惟未贈及研究系。《時事新報》又說：「革命時代有血氣有思想之孫文也，知愛國知保種之孫文也，可惜此孫文自二次革命後已死去矣。」他們現在始如此說，其實他們忘了當年《民報》與《新民叢報》之爭，他們誣毀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至何程度！ 統一與分立 關於聯省自治這個問題，我們曾討論過多次，現在文武聯治派又在那裡活動起來，茲再總述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如下。 （一）中國的政權實際上已經各省的大小軍閥分裂了，已去完全分立不遠了；因此對外的政治要求，對內的經濟要求，都急需一個民族的民主的統一國家。 （二）聯邦與分立不同，仍無妨於國家之統一，然亦非語言相同的本部所需要，至少也非今日所需要。 （三）強大軍閥所主張的武力統一，是兼併不是統一；弱小軍閥所主張的聯省自治，是割據是分立不是聯邦。 （四）我們反對吳佩孚、張作霖的武力統一與段祺瑞的陰謀統一；同時，也反對唐繼堯、趙恆惕、陳炯明等的聯省自治。 （五）統一政府若屬於有利於帝國主義的反動派，帝國主義者必贊成統一反對分立，如英、美、法、日帝國主義者自來只承認北京政府是中國統一政府，藉口尊重中國統一，阻撓廣東革命政府管理關稅、鹽政，統一政府若不利於帝國主義者，他們必陰助反動派的分立運動，如法國煽動德國萊因分立，英國援助波斯南部分立。 （六）我們反對帝國主義者所援助的統一，何〔同〕時也反對帝國主義者所教唆的分立。 （七）（……） （八）我們承認中國本部各省區目前急需有一個由民眾的革命力量造成之民族的民主的統一政府，大軍閥的統一運動和小軍閥的聯治運動，乃是整賣中國或零賣中國於帝國主義者的運動。 （九）我們不相信軍閥的統一或聯治可以停止內亂，如直皖、奉直及直與反直之戰爭，湖南援鄂，雲南攻川、攻桂之戰爭；可以停止內亂的只有由民眾的革命力量所造成之民族的民主的統一政府。 （十）我們承認廣東政府或其他傾向民主的革命政府，他們之脫離北京政府，只是妨礙軍閥的偽統一；決不是破壞國家的統一；因為他們的根本政策，是國家的不是地方的，不但不贊成各省分立的苟安政策，並且不贊成南北分立的苟且政策，他們是要依全國民眾的革命力量，造成民族的民主的統一國家。只有這樣才是真統一。反之軍閥的偽統一和聯省自治的運動，結果都要延長內亂破壞統一。 亡國的上海！ 上海公共租界外國的工部局向納稅外人年會所提議的印刷律案，又已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擱置了，反對印刷律的中國人，斷不因此案已擱置而遂停止反對的運動。第一我們要知道：工部局已數次提出此案，今年擱置了，明年必然又要提出，他們是非達目的不止的；第二我們更要知道：我們所要反對的，乃是工部局及納稅外人年會根本上都沒有訂定此律之權，不是此律好歹的問題，也不是洋涇浜章程何條何項能附此律與否的問題。 外人來到中國做買賣，照理應該受中國的法律管理，中國人到他們國里也是這樣。然而事實上竟不是這樣，這些帝國主義的國家，硬要他們國里人來到中國仍舊由他們的領事照他們的法律管理，不受中國的法律中國的官廳管理，這就是所謂領事裁判權；把這權規定在條約上，這就是所謂不平等條約。 他們來到中國，不受中國的法律中國的官廳管理還不算，現在反拿他們的領事他們的法律來管理中國人，像這樣反客為主的事，豈但不平而已麼！ 他們外國人不受中國的法律及官廳管理，還說是根據不平等條約中的領事裁判權，他們自從民國以來居然霸占上海會審公堂裁判中國人，這是根據不平等條約中何種權呢？他們現在又要自定一種印刷律來鉗制中國人言論出版的自由，這又是根據不平等條約中何種權呢？ 上海的資產階級，近來對於租界的外國政府及本國軍閥政府，都有不滿的表示；然而他們的表示未免過於軟弱無用了，因為他們只是在外人及軍閥統治之下要求改良，不想根本推翻外人及軍閥的統治權，這原是資產階級軟弱妥協的根性。中國的平民應該有進一步的運動。 上海市民反對印刷附律協會的宣言上說得好：「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我們平民應該主張：上海的中國人不受外國的工部局管理，不受會審公堂的外國領事裁判，取消租界代以民選的上海市政府，以完成「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 「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而事實上現在卻是外國人的上海，外國的工部局管理著上海的行政，外國的領事管理著上海的司法，納稅外人會議管理著上海的立法，上海公共租界，便是英、美、日本共管中國之模型。 上海分明是一個亡國的上海了，我們不應該因印刷附律案擱置而遂停止反對的運動，我們正應該把反對印刷附律運動，當做「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運動之開始！ 列寧主義與中國民族運動 列寧主義自然就是馬克思主義，然而馬克思主義到了列寧，則更明瞭確定了，周密了，也擴大了。其更明瞭確定周密擴大之點，最重要的便是資本制度與共產制度間之無產階級獨裁制及反帝國主義的國際民族運動這兩個理論。後者尤於中國目前的民族革命有關，我們應該略知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意見。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意見和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對於民族問題的意見，完全不同。 列寧的意見： （一）全世界一切有色無色人種的； （二）行動上幫助民族解放運動； （三）由被壓迫者革命而分立，而自建國家； （四）被壓迫的民族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的國際問題； （五）聯合被壓迫的民族運動和被壓迫的階級運動——推翻國際帝國主義； （六）各民族間在政治上應該是自由分立的，在經濟上應該是協作而統一的。 改良派的意見： （一）歐美白人種的； （二）口頭上的民族平等； （三）由壓迫者恩賜民族自治——在宗主國統治下的自治； （四）在帝國主義統治下之各國內的局部問題； （五）利用民族聯合或排斥異族的名義鞏固帝國主義； （六）各民族間在政治上應該是統一的，在經濟上應該是分離而競爭的。 據上表看來，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殖民地及被壓迫的國家（即半殖民地），他們的民族運動，只有依照列寧這樣偉大的周到的意見而行，才能夠徹底的解決，才能夠得著真正自由，這是一件最明白無疑的事。改良派所謂民族問題，乃是宗主國應該採用何項政策欺騙殖民地的民族，使之永久服事宗主國而不思反叛，以維持各帝國主義的宗主國永久對於殖民地政治上的統一經濟上的剝削。他們所謂民族問題和民族解放運動，本是正相反背的一件事。改良派不但不贊成殖民地的民族解放，並且公然宣傳：落後的民族，只有在宗主國統治之下，才有和平的幸福與進步。照他們的意見，各帝國主義的國家，對於殖民地政治的壓迫和經濟的剝削，都是不可少的高厚天恩。所以改良派的第二國際黨，對於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始終不表同情，而且公然承認各帝國主義的國家有統治其殖民地的權利，公然以帝國主義的國家所剝削殖民地之餘瀝，歆動國內一部分工人貴族，使之維持構成本國帝國主義勢力的大來源——剝削殖民地，使之擁護祖國之勝利，反對本國的殖民地之民族運動及工人運動，因此更進而使之擁護本國資產階級之政權，這是改良派的第二國際黨不可寬恕的最大罪惡，這就是第三國際黨指他為帝國主義的走狗之真實事證，這也就是革命派的第三國際黨和改良派的第二國際黨根本不同之一重要點。 第二國際黨所謂國際，乃以歐美白人種為限，其餘有色人種，都是天賦給他們的被統治者被剝削者資格，不在國際之列。第三國際黨所謂國際，不但絕對沒有人種的限制，其主要目的，乃是聯合全世界所有被壓迫的無產階級與所有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推翻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對於全世界之統治與剝削，躋全人類於真正平等自由之地位，這就是國際的無產階級運動，同時也是國際的民族運動；第三國際黨這個理想，這個運動，就是偉大的列寧主義之結晶。 歐戰後，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飽受了威爾遜所謂「民族自決」、「人種平等」的欺騙，中國人也在內，在華盛頓會議，太平洋被壓迫的民族又受了哈定一次欺騙，中國人也在內；我們因為這些欺騙的教訓，應該明白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第二國際黨的勢力統治下的世界，決沒有解決民族問題之可能；要民族解放成功，是必須依照第三國際黨所指示，亦即列寧主義所指示，聯合世界被壓迫的階級與被壓迫的民族，共同打破帝國主義束縛全世界被壓迫者的鎖鏈。 現在的中國民族運動，是不是以推翻帝國主義為對象呢？大部分是的，然卻有三個危險的傾向： 第一是大商買辦階級　他們現在雖未曾公然反對民族運動，然而他們始終和侵入中國的帝國主義勢力有共同的利益，他們將來即進化到工業資產階級，也是賣國的資產階級，不是民族的工業資產階級，因為他們一向在帝國主義勢力支配下發展他們的經濟力之關係，盡有在美國人「中美提攜和平進步」或日本人「大亞細亞主義」等口號之下，與帝國主義者勾結的可能；他們這種勾結帝國主義所發展的工業，將用「輸入外資」的名義賣盡國民經濟的命脈及國家主權。這是中國民族運動第一個大患。 第二是不脫封建思想的知識階級　如國民黨一部分右派分子及青年黨等；他們口中也說贊成民族運動；但是他們所謂民族運動的觀念，完全立腳在國家主義上面，他們所謂民族運動的對象，是籠統的外族，不是帝國主義者。自資本帝國主義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的經濟關係成了整個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運動也成了整個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革命，是一個推翻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之兩方面。在此世界經濟成了整個的時代，已經沒有一個封建時代閉關孤立的國家，便不能有一個封建時代閉關孤立的國家主義；在此世界革命運動成了整個的時代，也已經沒有一個孤立無援的民族，便不會有一個原始的籠統的民族排外運動。中國民族是全世界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者之一，中國民族運動也是全世界反抗資本帝國主義之一，所以此時我們的民族運動，已經不是封建時代一個閉關的單純的民族運動，而是一個國際的民族運動，而是和全世界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及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共同起來推翻資本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為若不將資本帝國主義束縛全世界被統治被剝削者的鎖鏈全部毀壞，他在世界上存在一天，任何被統治被剝削的無產階級及弱小民族都不會得著自由。因此，我們應該懂得立腳在國家主義上面而不以資本帝國主義為對象的民族運動，乃是資本主義前的民族運動，換句話說，就是封建時代閉關的民族運動。不脫封建時代思想的民族主義者，即資本主義前的民族主義者，他們不了解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形式的帝國主義和被他剝削的弱小民族之間的關係，他們不懂得現代的民族運動特性和封建時代的民族運動不同，他們認不清弱小民族之敵人是誰，更認不清弱小民族的友人是誰；因此，他們自以為是民族主義者，實際上他們竟放過了民族運動之敵人，且會和民族運動的敵人妥協，而受敵人的教唆仇視民族運動之友人，如德意志民族黨，一面和英、法、美帝國主義者妥協承認道威斯計劃，一面極力仇視反帝國主義的蘇俄，便是一個顯例。中國不脫封建時代思想的知識階級也是如此。他們當中，或極力主張民族運動（如青年黨），或自以為是民族主義者（如國民黨右派）；然而他們都不贊成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竟不看見剝削壓迫中國民族無所不至的帝國主義者，他們竟不覺得他們自己及自己的民族踐踏在帝國主義者的腳下，反而攻擊同情於中國民族運動的蘇俄是「赤色帝國主義」；且竟附和官僚的研究系，對於反帝國主義的國際民族運動者，加以「親俄」、「賣國」的罪名，實際上做了帝國主義者宣傳的工具。這是中國民族運動第二個大患。 第三是工賊　在中國的民族運動中，工人階級參加的力量，已經使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國內軍閥與大商買辦階級——感覺得有利用工賊來破壞工人階級團結力的必要。這班工賊有些是工人貴族，有些是冒充工會運動者即招牌工會之職員；他們不反對帝國主義者，他們不反對軍閥官僚，他們不反對買辦階級，他們的唯一目的是破壞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黨，分裂工人階級的團結力，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買辦階級要利用他們就正在這一點。帝國主義者用以阻礙中國民族奮起的第一個工具是軍閥、官僚，第二個工具是買辦階級，這班工賊便是第三個工具。這班工賊不但勾結軍閥、官僚及買辦階級（交通系）是公開的，他們勾結帝國主義者也是公開的，他們已和帝國主義者的走狗第二國際黨公開的發生關係。第二國際黨為什麼要和他們發生關係呢？不用說是為了要利用他們破壞中國民族運動中重要的力量——工人階級的團結力，破壞第三國際黨反帝國主義的國際民族運動在中國發展。這是中國民族運動第三個大患。 中國的民族運動，此時雖然有日漸發展的趨勢；但是上述的三種力量若同時也日漸發展起來，至少也會減少中國民族運動成功的速度，和第二國際黨的思想行動減少世界革命成功的速度一樣。因此，我們敢說：在中國民族運動的現代，我們實有了解列寧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國際民族運動——的必要。孫中山先生，他是了解這種必要的一個人，他臨終時致蘇聯遺書如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被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党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欣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孫逸仙。 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通告第三十號 ——關於加強對國民黨工作 C.P.及C.Y.兩中局茲擬定關於國民黨工作最近應努力進行之事如下： 一、中山逝世後，國民黨頗有發展的趨勢，我們的各地同志即應趁此趨勢活動起來，並決定切實方法，擴大國民黨左派的宣傳和組織，以便在該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和右派中派競爭： A.用國民黨名義，令各區分部組織講演隊，每星期出外講演，宣傳國民革命。 B.刊物及演說，均勸人加入國民黨。 C.印刷請填寫姓名地址加入國民黨的紙條子，附載當地國民黨黨部的通訊處，以便願加入者之接洽。 D.各處縣市黨部應即速正式成立，並增加地方及人數；各省正式省黨部至遲亦必在七月一號以前成立。 二、切實進行國民黨內部訓練，並使訓練大權，完全在我們同志手裡。 A.選我們的同志及民黨左傾的分子，組織宣傳委員會，每星期開會一次，由我們的同志做政治報告，並報告黨內左右派的爭執及右派的反動行為：如馮自由彭養光凌毅馬素鄧家彥等在北京組織國民黨俱樂部，投降段張；李烈鈞石青陽謝持居正等勾結聯治派唐繼堯破壞廣東政府；馬素鄧家彥周頌西到處宣傳蘇俄是紅色帝國主義；上海日本紗廠罷工時，右派以護黨同志會反對共產同盟的名義散放傳單，鼓吹勞資諒解，攻擊共產黨煽動工人罷〔工〕，上海全市黨員大會電促廣東將領反對唐繼堯，石克士等竟通電否認等。 B.區分部開會，均令致函上級黨部，派宣傳委員出席。 三、各地同志在國民黨各級黨部開會宣傳時，應注意下列數點： A.說明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只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仇敵，小資產階級分子無恐怖之必要，革命的國民黨更無反對之理由，不要上帝國主義者及軍閥的當，幫助他們反對共產黨。 B.根據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演講，攻擊國家主義是要阻止階級爭鬥，妨害下層階級勢力（革命的主力）之發展，及離間國際革命勢力之聯合，這兩層都違背中山先生革命策略。 C.攻擊國民黨最流行的「家人父子的政黨觀」——這是最妨害民黨分子認識主義和黨的紀律的。 四、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本月十號在廣州開全體會議，C.P.中央已決定意見七條，各地應即用電報或快郵向此次中委會議表示此意見中（一）、（二）、（四）等條的主張。 C.P.中央總書記 T.S.Chen C. Y.中央總書記 太雷 一九二五、五、五 中央通告第三十二號 ——援助上海日商內外棉罷工工人，發動反日運動 各區委，地委，獨立支部同志們： 上海日商內外棉紗廠工人前次罷工所爭得的條件，在工人方面十之八九已算失敗了，詎日本資本家於工潮解決後，每借端為難，不履行雙方簽定之條約，近則藉故開除參與上次工潮之工人代表，致激成第十二廠工友的罷工。到昨日（十五日）第七廠工友照常上工，日廠主不許。乃要求其發給工資，該日本廠主不但不許，竟以手槍向工人轟擊，當場擊斃工友顧正紅，王福金兩名，受重傷者四人，輕傷甚眾。現小沙渡一帶在日廠作工的工友以無端受此奇辱，死傷多人，議決從十六日起，全體罷工，以與日資本家奮鬥。各地同志對於此事，應即號召工會，農會，學生會，以及各種會社團體一致援助： 一、由各團體宣言或通電反對日本人槍殺中國工人同胞，這些宣言，通電在當地各報並直寄京滬各報發表。 二、由各種團體發啟籌募援助上海紗廠工人捐款，款項可寄鍾公龍轉交。 三、由各種團體名義發起組織宣傳隊向市民宣傳日本帝國主義者歷來欺壓中國人之事實，造成排貨行動。 四、廣州長沙等處應號召群眾向日本領館示威。 中央總書記 T.S.Chen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號 ——發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運動 各區委各地委各獨立支部同志們： 此次上海日本紗廠殺傷中國工人數十名，形勢至為嚴重，我們在擁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上，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應該號召一個反對日本的大運動。除前號通告外，為加緊此項運動計，再發此號通告，望各地同志執行下列二事： （一）各地應即邀當地C.Y.組織開一聯席會議，下全體動員令，組織遊行演講隊，臚列日本最近壓迫中國人的事實（如在上海殺傷紗廠工人，東京侮辱中國國旗，在北京武昌指揮中國軍閥摧殘中國學生國恥紀念運動，在山東在上海侵奪中國漁業，霸占旅大等），向日本帝國主義者加以總攻擊，不必以上海紗廠工人事件為限。此項演講隊並應設法令民校各區分部校友和我們合作。 （二）運動各地各公團開聯席會議發表宣言，指斥日本人歷來壓迫中國人之罪惡，並可電請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國開設工廠之權利，至少其已經自行停閉之上海紗廠永遠不再開工。 中央總書記 T.S.Chen 一九二五、五、十九 「反唐」與國民革命 商團事件以來，廣州將要發生第二次有價值的革命戰爭，乃是意中之事。 這戰爭便是反唐戰爭。反唐戰爭何以算得是革命戰爭而且是有價值的革命戰爭？這是因為反唐戰爭表面上雖不過反對唐繼堯，而實質上乃是破滅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陰謀，並且是破滅國民黨右派勾結唐繼堯破壞革命政府的陰謀。 日本帝國主義者雖然力助他的傀儡張作霖與段祺瑞占住了中國的中央政治機關，然而北方有個國民軍，南方有個國民黨的廣東政府，他必須去了這兩個障礙物，才能達到支配全中國的目的。日本對付國民軍的政策，自然不外居中調停段、張間衝突，使之合力向國民軍節節進攻；他對付廣東政府的政策，卻不是幫助陳炯明、林虎——因陳、林是直系——而是利用唐繼堯及國民黨右派向廣東政府進攻。 雲南地瘠民貧，唐繼堯擁有多兵不能向川、黔發展，忽得日本意外之後援，自然不惜拋棄其聯治假面，遣兵進窺桂、粵。 國民黨右派已和左派有不能兩立之勢，他們一面北依段、張，摧殘左派分子在北方之活動，一面南聯唐繼堯，以圖覆滅左派在南方的根據地——廣東革命政府。 楊希閔、劉震寰（都是國民黨右派軍人）在香港和唐繼堯代表、段政府代表及其他國民黨右派重要分子共謀傾覆廣東革命政府，已經是公開的事實。他們的目的如果進行，一方面是國民黨右派完全取得左派在南方的根據地，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手挾住段、張，一手挾住唐繼堯，來支配中國，來由日本統一中國南北。 帝國主義者對於半殖民地，本立在間接的統治地位，所以必須採用當地一種勢力（軍閥或地主買辦階級）做工具。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採用的工具，北方便是段、張，南方便是唐繼堯，國民黨右派又是這兩個工具的工具。所以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反唐和反段、張有同樣的重要，都是擺在全中國革命分子面前的緊要工作。所以我們應該把廣東將要發生的反唐戰爭——反對唐繼堯及其羽黨楊希閔、劉震寰的戰爭，當作革命戰爭，無論成敗，都是商團事件後第二次有價值的戰爭。因為商團事件是鎮壓買辦地主階級勾結英國帝國主義的反革命，反唐戰爭是鎮壓軍閥勾結日本帝國主義的反革命。 唐繼堯電粵港商會，以反共產為號召，這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英、美、日本帝國主義者，軍閥段祺瑞、張作霖、陳炯明等，買辦階級陳廉伯等，國民黨右派馮自由、馬素等，都異口同聲的反共產、反赤化。所以「凡是反共產反赤化的人必然勾結帝國主義者與軍閥」，已經成了一個公式。 《熱血日報》發刊詞與六篇社論 編者按：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室藏有《熱血日報》合訂本的影印件，原件據說為楊之華所收藏。在合訂本封面上有幾行毛筆字，全文為「此中圈出之文，可以總題作『○○熱血日報社論』（後附『小言』二則作為補白可也）——每篇悉仍原題下以小號字註明年月日」。合訂本後附目錄，末頁有「註：凡目錄前標的『○』者為瞿秋白同志著作」。在多篇社論中之所以要標出某篇為瞿秋白所作，其目的是編輯《瞿秋白文集》，後因政局變幻，未成。本報首篇《發刊詞》及收入本書的六篇社論之前均未標有「○」者，可見這些作品非出自秋白之手。據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的鄭超麟老先生的鑑別，認為這些是陳獨秀的作品。（《史實與回憶——鄭超麟文選》第二卷第137頁） 《熱血日報》發刊詞 洋奴，冷血，這是一般輿論所加於上海人的徽號了！可是現在全上海市民的熱血，已被外人的槍彈燒得沸騰到頂點了；尤其是大馬路上學生工人同胞的熱血，已經把洋奴冷血之恥辱洗滌得乾乾淨淨。民族自由的爭鬥是一個普遍的長期的爭鬥，不但上海市民的熱血要持續的沸騰著，並且空間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熱血，引起全國人的熱血；時間上要用現在人的熱血，引起繼起者的熱血。創造世界文化的是熱的血和冷的鐵，現世界強者占有冷的鐵，而我們弱者只有熱的血；然而我們心中果然有熱的血，不愁將來手中沒有冷的鐵，熱的血一旦得著冷的鐵，便是強者之末運。本報特揭此旨，敢告國人！ 1925年6月4日《熱血日報》第1號 洋奴乎國民乎 上海幾乎成了洋奴世界，因為吃外國飯的人太多。現在因為外國人屠殺了幾十個中國人，大部分熱血未冷的中國人，都起來反抗此次屠殺，為國民爭一口氣。現時住在上海的中國人，凡是起來反抗外國人屠殺中國人的，才不愧為國民；仍舊幫助外國人的，固然是實質的洋奴，不幫助外國人也不幫助本國人起來反抗的，也是間接的洋奴，我們不做國民，便是洋奴，中間絕無餘地。 現在中國的政府尚未與外國宣戰，還可以立在為人民向外國外交官抗議地位，再軟弱十二分便立在調解地位：至於人民團體，如商會教育會學生會工會等，都應絕對立在國民地位，即是和屠殺中國人的外國工部局立在反抗地位，萬分不應調人自居。調人是第三者地位，立在國民與工部局之間，凡有國民資格的，斷然不能以調人自居。聽說法國商會擬出任調人，那是可以的：因為法國商會不是中國國民組織的。中國商會若出來做調人，那便是笑話，因為中國商會中人都未曾入外國籍，如何能離開國民地位來做第三者的調人呢？ 可是本埠西文報上，竟有總商會出來調解的宣傳，這簡直是有意侮辱商界的領袖。商界的領袖也是國民一分子，並不是吃外國飯洋奴，如何可立在調人地位！ 現在國民愛國的高潮，已衝動了全中國，在萬目所視萬手所指之下，誰也不能捏造事實，誰也不能遮掩事實，商界領袖，將來是否離開國民地位自有事實來告訴我們，現在不必胡亂猜疑！至多我們只能拿這種傳言看做商界領袖的試金石。 1925年6月5日《熱血日報》第2號 上海市民要注意的事 「團結」、「堅持」受了工部局多年不平待遇的上海市民，現在第一次起來反抗，反抗的犧牲非常之大。在這樣大的犧牲之下，如果只辦到懲凶賠償了事，那便太不值得。 我們固然要懲凶賠償，但僅僅懲凶賠償，而於市民的生命與自由沒有保障，種種不平的待遇不能廢除，將來的壓制與怨憤，必要釀成不斷的懲凶與賠償這些不幸的現象。因此，我們的要求，除懲凶賠償之外，收回會審公堂，集會結社出版罷工的自由，撤退租界外國軍警，外人不能在中國擅定法律（如印刷律等），徵收稅捐（如碼頭捐等），不禁止中國人入公園，都是必要的。 我們若得不著這些要求，而中途妥協，草草了結，不但對不起大馬路的犧牲者，而且我們自身也後患堪虞。因為外人已經認識了上海市民反抗的威力，事了之後，必然要設法加緊鉗制，使中國人不能再起反抗。 我們要想得著這些要求，必須用「堅持」與「團結」這兩個武器，二者缺一決非僥倖所可得著。「團結」尤為重要，因為不團結便不能堅持。堅持的反面是「速了」，團結的反面是「分裂」，所以「速了」與「分裂」這兩個口號，都是奸人暗中破壞我們此次運動之武器，我們要防備！ 團結之道有二：一是現在的團結；二是將來的團結。現在的團結，是商界不能與商界分裂，學界不能與學界分裂，工界不能與工界分裂。並且商學工三界團結一致，不相分裂。必如此，才能使工部局無法向市民團體各個擊破，才能使工部局讓步。 將來的團結，是參加此次罷市罷課罷工罷業的團體，舊有組織的如商會學生會海員工會紗廠工會店員聯合會等，都須切實擴大起來；新組織的如電車工會碼頭工會電話工會洋務職工會電燈工會自來水工會華捕聯合會等，都須團結一個永久的組織。 外人欺負中國人，就是因為中國人雖多而無團結，好像一堆散沙，任他們作弄。只有我們有了永久的堅固的團體，才能免得他們作弄，才能得著此次流血的勝利。勝利後所得的要求條件，也只有我們有永久的堅固的團體才能保障實行，至少也能夠抵禦他們不履行條件而且反攻。 1925年6月6日《熱血日報》第3號 我們要認清風潮的性質 此次風潮的性質，是政治的不是法律的。詳言之，即此次風潮乃是全幕中國民族自由運動中之一幕，不僅僅是幾個巡捕殺死幾個市民這樣法律上刑事的問題。上海及其他各處中國人，受列強的剝削與凌辱為日已久，不平之聲，年來日益增高與普遍，現在一旦爆發，大馬路巡捕殺人不過是一個導火線，決不是根本原因。 此次風潮根本原因，乃是中國民族對於英美日本高壓政策之反抗。 若僅僅是巡捕殺了幾個人的刑事問題，自然可訴諸法律解決，用全上海罷市罷課罷工來解決一個巡捕殺人的刑事問題，那真是用殺牛的刀來殺雞了。可是事實上不僅是巡捕殺人，並且是英國工部局縱令英國巡捕槍殺中國學生，並且是肇事後英美日本各國領事又復命令海陸軍登岸，幫同外國商團巡捕，連日慘殺中國市民，占領中國學校，這分明是英美日本政府當局公開的摧殘中國人民的政治問題，決不是民族間私相仇殺的刑事問題。若說是刑事問題，應該是國際間的刑事問題，不是私人間的刑事問題，負這刑事責任的是英美日本政府當局，決不只是殺人的巡捕。 我們若認清了此次風潮的性質，便不能承認僅以懲凶賠款了事，因為懲凶賠款只是懲罰犯罪的個人，不能解決民族間的政治問題。 1925年6月7日《熱血日報》第4期 警告總商會 在此次事變之始，總商會站在調人的地位，頗■起市民的懷疑（原文此處為■）。自從特組委員會以來，從調人地位進步到國民地位，市民對總商會之疑念頓消；總商會會員中竟有稱此次特組委員會為總商會之和平革命，市民對於總商會更懷了莫大的希望，以為市民所不滿於工商學聯合會所提的十三條件，現在可經革命的總商會加以修正及增加，令市民滿意了。孰知事實適與之相反。總商會所提條件，竟將工商學聯合會所提條件中之六、十二、十三等條（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自由，取消領事裁判權，永遠撤退駐滬之英日海陸軍）完全刪去，則比工商學聯合會所提條件更大讓步而特讓步。工商學聯合會所提條件尚在未遭外人否拒之前，已為總商會所否拒，此次總商會之和平革命，誠為上海市民之大不幸，還是以前調人的態度，有利於上海市民。 外交當局接到工商學聯合會所提條件，以為過高，不願提出，而又不便公然拒絕；正在進退兩難之時，適逢總商會發生和平革命，將工商學聯合會所提條件大加修改，此舉誠大便於外交當局，亦且有利於外人，總商會和平革命之動機究竟是什麼，也應該遠嫌明疑才對。 此外我們要有一事不得不警告總商會者，總商會以前自居於調人地位，現在搖身一變即自居於主體地位，前冷後熱，熱而至於包辦，漠視一切，吾人誠不能無疑。總商會在上海誠為有力團體，然亦只是一個有力團體，此次運動乃工商學各界市民一致行動，總商會斷不能抹殺工學界，更不能抹殺商聯會，而妄自尊大，竟以唯一主體自居。 前年的民治委員會，總商會乃以包辦而孤立遭失敗，前車可鑑，和平革命的總商會其三思之！ 1925年6月16日《熱血日報》第13期 賀上海交涉破裂 上海交涉破裂了，可賀可賀：官商勾結，犧牲多數平民利益去換少數巨商參政的買賣做不成了，可賀者一；蔡廷干手中一副好牌已經揭開不能再騙人民了，可賀者二；總商會應該覺悟須與全國各階級人民合作才有勝利的希望，犧牲平民利益單獨向外人讓步討好只自取辱了，可賀者三；六國委員對我取一致態度，我們應該覺悟，我們放過人家，人家並不肯放過我們了，可賀者四；連懲凶賠償謝罪都不辦到，「速了」的心理我們可以打斷了，可賀者五；蔡鄭會的公告尚且聲稱「此案之重大為自有租界以來所未有，租界當局當負其完全責任，更無推諉之餘地」，我們人民萬不至再說「當歸罪於老閘捕房及捕頭愛活生」這樣的下流話了，可賀者六；我們可以徹底覺悟，靠政府交涉得到勝利是不可能的了，可賀者七；六國委員不但不承認工部局的殺人罪，更要華界官吏負責，我們應該覺悟在中國欺壓中國人的外國人，並非只是租界工部局了，可賀者八；蔡延干尚說：「吾人提出之十三條件實系將重要問題讓步」，這可證明總商會修改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條件之罪了，可賀者九；局部的交涉。 既然破裂，形勢急轉直下，我們得著改變地方的枝葉的要求，而為全國的根本的要求之機會了，可賀者十。 全國的根本的要求，是廢除自通商以來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取消外人在中國一切不法的特權；具體說起來，就是： （一）取消領事裁判權； （二）撤退外人駐華的海陸軍及巡捕； （三）收回租界及租借地； （四）廢除協定關稅制並收回海關管理權； （五）禁止外國軍艦自由駛入中國領海； （六）取消外國商輪在內河的航行權； （七）禁止外國人在中國境內設立工廠； （八）禁止外國一切貨幣在中國境內直接使用。 那一個不承認我們的要求，我們便全國一致反對他，繼續斷絕商業的工業的交通的關係，尚有進而以武力強迫我們恢復這些關係的，我們進而訴諸武力自衛，亦所不惜！ 1925年6月21日《熱血日報》第18期 開市以後怎樣？ 上海總商會、工商學聯合會、及納稅華人會已經宣布上海今天開市了。開市的宣言裡說：「但同時仍本初衷為伸張公理而努力，抵制英日貨物與停業工人之援助」。——這是上海市民對於開市後繼續鬥爭的辦法。 可是，我們應當說，這宣言裡有兩個缺點： 第一，抵制英日貨物及援助停業工人的辦法沒有指明出來。抵制仇貨的運動——經濟絕交的方法，並不是什麼新發明；我們至少可以說，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這十年的經驗怎樣呢？五四運動的時候，曾經於轟轟烈烈的排貨運動，可是我們沒有得到絲毫結果。這因為什麼？因為學生群眾的愛國運動，雖然能激起大多數商民的同情和熱心，然而竟有小數大商人，本來是以販賣仇貨為業的，他們貪圖私利，用種種方法偷運冒牌，破壞這一運動。這次必定要有切實的監督辦法，真正實行抵貨，方才可以免蹈覆轍。 第二，至於工人停業（罷工），卻是這次運動中的新方法，全中國對英對日的大罷工，這是規模極大的運動。這是中國工人比較前十年的一個極大的進步。然而罷工的方法要得到勝利，必定應當有持久的力量。譬如大前年海員大罷工及廣州沙面華員的罷工，便是兩個先例。海員及沙面華員的罷工勝利，都是因為他們能組成工會而且得著國民黨的努力贊助，使他們能夠堅持。如今單論上海一埠，罷工的也有二十萬人，要切實援助罷工工人，第一必須鞏固工會的組織，第二須有統一的籌款機關。最要緊的，尤其是要使學生會及工會得以參與這樣機關，隨後工會方面才能有一定的籌款計劃。假使沒有這種辦法，工人群眾絕無一種自信的決心，不幸而發生參差不齊的現象，這一運動便一定要完全失敗。 如今要補這兩種缺點，一定要總商會、工商學聯合會等團體，趕緊組織兩種機關之一，監督抵制英日貨運動的一關，定出一嚴厲的制裁辦法，懲罰一切漢奸；二、維護罷工工人的委員會，統一收款機關。這些辦法應當趕緊公布出來，否則開市的宣言裡雖說「免除非必要之犧牲，即所以蓄養長期折衝之實力」。實際恐怕退兵一步，全局瓦解。 除此之外，我們還要注意一層——開市宣言裡，沒有明白的號召全國對外的大罷工。這似乎不關重要。其實不然的，因為上海方面開市，很容易被全國看做民眾運動「退兵」，假使我們在說明「長期折衝」之後，不指明擴大罷工運動於全國，恐怕各地認上海的宣言是空談而沒有實行的決心。不僅如此，我們應當更進一步。上海是運動的發展地，各團體應當趕快再聯合起來，共同發起全國有實力的民眾團體代表大會。我們上面所說，監督排貨運動及援助罷工工人的工作，都是全國的。我■（原文此處為■，下同）這■全國大會的目的，便在於組成全國統一的行動機關。而且我們各地的民眾要求，應當匯合起來，成一統一的主張，以便對外交涉。 以上所說的，都是上海開市後刻不容緩的事。我們希望為上海運動中心的各團體，極端的注意。 1925年6月26日《熱血日報》第23期 上海大屠殺與中國民族自由運動 前年臨城事件，土匪擄去念〔廿〕幾個外國商人，外國人對中國政府鬧得天翻地覆，懲凶、賠款、罷免地方長官以謝罪外，還要要求直接管理中國鐵路；現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大馬路行兇，五月三十日，六月一日、二日、三日，連日槍殺中國學生、工人、商人及其他市民數十名，傷者數百，中國人將向外國政府要求什麼呢？ 被土匪擄去的外國商人即令是無罪的，而要求工作的工人，遊行演講的學生，過路觀看的行人，都是沒有武裝的市民，有何罪狀應該槍斃呢？ 即令上海是英美領土，行政官廳公然下命令，向無罪狀無武裝的市民開槍轟擊，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是犯罪行為；況且租界畢竟還是中國領土，外人來此通商，根據何項條約，有何權利，可以任意開槍殺傷中國市民？大約英、美、日本等帝國主義者的意思是說：中國人是上帝賜給英、美、法、日等國剝削與踐踏的，如有不受剝削與踐踏者，便違背了神意，便是過激黨，便犯了罪，便應該槍斃。或者他們以為此次大馬路的屠殺，也和在歐洲屠殺猶太人在美洲屠殺黑人一樣，即令在人類的法律觀點上說不過去，而在道德上是合神意的；因為除了神意以外，他們找不出可以任意屠殺中國人的理由。 可是不懂得這樣扶強抑弱的神意的中國人，我們親眼看見同胞的熱血染遍了大英大馬路，我們已經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英、美、日本帝國主義者！ 此次上海大馬路的屠殺所給與我們的教訓是： （一）一切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的剝削與踐踏是一致的，英國固然是始終壓迫中國的死敵，而附和日本人的什麼大亞細亞主義，鼓吹什麼美國是中國人之好友等等，都是中國民族運動中之奸細。 （二）一切帝國主義者所加於我們的剝削踐踏，都一一活現於商人、學生、工人及一般市民的眼前，決不是什麼過激派所捏造的海外奇談；商人、學生、工人一切市民大群眾實因為受不了帝國主義的剝削與踐踏：把持海關，在中國遍設工廠，不許禁止棉花出口，不許中國增收紙菸捐，封禁全國學生總會，以軍火給軍閥戰爭，動轍〔輒〕拘捕懲罰中國新聞記者，越界築路，提出印刷律，增加碼頭捐，槍殺請求工作的工人，拘捕愛國演講的學生，槍殺手無寸鐵的中國學生、工人及其他市民，一步加緊一步，逼著中國人不得不起來反抗，決不是由於什麼過激派的煽動。此次上海學生與商人之奮起，都明明白白是自動的參加民族運動，若說是由於過激派之煽動，那便未免過於誣衊學生、商人，並且過於恭維過激派了。 （三）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人之剝削踐踏，和德、俄、奧等非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和平通商，這些事實已證明「反對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自由運動」，是同一意義的兩個名詞。此次大屠殺更使我們的確認清了英、美、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中國的敵人。 （四）各帝國主義的國家，因歐戰損失過巨，須長期的加緊剝削弱小民族以彌補，中國即是他們所要剝削者重要部分之一，他們向中國剝削日益加緊，他們恐怕中國人民覺悟反抗的心理亦日益加甚；年來中國民族自由運動勃興，帝國主義者張皇失指〔措〕，一面利用中國軍閥政府抑制人民，一面以「過激」、「赤化」等名詞恐嚇中國人民，使中國人民不敢團結起來反抗他們，不敢做自由運動。可是他們這種恐嚇手段，在此次大屠殺中，完全失了效力；因為不管過激不過激，赤化不赤化，帝國主義者槍殺了數十無罪的中國人是真的。我們今後永遠不要上帝國主義的當，被「過激」、「赤化」等名詞嚇散了中國民族自由運動。我們應有決心：如果使我們能達到民族自由之目的，便過激赤化也無妨；如果不能使我們脫離被剝削被踐踏的境遇，什麼文化秩序、博愛親善、和平人道，都是廢話！ （五）在此次屠殺中的我們認清了中國的工人與學生，是民族運動中最勇敢的戰士，我們並可以知道各國的工人、學生必能對此次中國民族被外國強盜——帝國主義者屠殺表示同情。因此，我們的運動，是應該立腳在中國民族自由的意義上，反抗剝削踐踏我們的外國帝國主義者；不應該立腳反動的國家主義上，籠統的排斥一切外國及外國人。 我們在此次屠殺中，受了極大的痛苦，而痛苦中所得的教訓，很可以使我們的民族自由運動，向正確的路線上發展。 上海是一切帝國主義者勢力集中地，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即民族自由運動，亦應以上海為中心；不過同時我們也知道民族自由運動是一個全國運動，全國的學生、工人、商人，都應該同時起來向一切帝國主義者進攻，使這個運動的中心——上海的學生、工人、商人更堅決的前進，尤其要監察大商階級中途和帝國主義者妥協！ 我們最終目的，自然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目前在此次運動中最低限度的要求應該是： （一）懲辦兇手賠償損失； （二）撤換駐上海英、美、日本領事； （三）取消各國領事裁判權； （四）收回全國租界； （五）撤退駐在中國境內的外國陸海軍，禁止外國陸海軍在中國境內自由登岸。 我們要知道：民族自由運動是一個長期的爭鬥，我們須有普遍的持續力，不可得了一部分勝利便停止前進，即此次完全失敗亦不可因此沮喪！ 日本紗廠工潮中之觀察 凡是一個較大的工潮，在社會上在歷史上都有重大的意義，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人和廠主爭鬥問題，至於中國工人和日本廠主間的爭鬥，其意義尤其複雜。 此次上海及青島日本的紗廠和中國工人的衝突，我們不應該把他看成一個很簡單的勞資爭鬥，我們應該推求這次爭鬥之經濟的政治的背景，明白了這些背景，才懂得此次工潮意義之複雜與重大。 此次工潮之經濟的背景是日本紗業向中國紗業及中國工人進攻。世界紗業狀況本在衰落時期，比英、美資本幼稚的日本照情理不能進展；然而日本資本家，一面正因紗業狀況不佳，極力要維持資本的利益，渡過這衰落時期；一面卻又想此時期擴大他的企業，獨占中國之紗業；因此遂不得不向在他們紗廠的中國工人加倍榨取（如增進工作能率，改用女工、養成工等）與壓迫（如打罵、罰金等），以達其保守而且進攻兩個目的。日本人慾平安無事的施行其榨取與壓迫，工人不至反抗，則首先須破壞工人的團體——工會。中國工人受不了這樣的加倍榨取與壓迫，上海、青島的工潮遂因此連續而起。 政治的背景，在全部局勢說起來，整個的國際帝國主義，正在向整個的中國民族運動進攻，壓迫中國工人是他們整個的進攻之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因為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們的進攻也最嚴厲。這種最重要，中國人現在還不大認識，外國帝國主義者是認識的；所以日本某報曾說：「曾被吳佩孚解散之工會，均漸次復活，而其運動之急進，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故英、美、法、日等國，對於此種現象，多懷恐怖之念，咸認此風一盛，則各國在華工業，將受絕大影響。」單就日本說起來，直系倒後，日本挾有段、張這兩個鷹犬的勢力支配中國政治，制服中國人民，因此日本對於中國民族運動之進攻，比其他帝國主義的國家更加緊出力，中國人對於他的種種加緊進攻，自然也特別感覺，上海、青島的工潮遂因此連續而起。 各方面對於此次工潮的態度是怎樣呢？英美帝國主義者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雖然有衝突，而壓迫中國民族運動他們是一致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幫著日本工廠拘捕中國工人，拘捕同情於工人的學生，槍殺同情於工人的學生與市民，他們來到中國通商，他們居然在中國的地方——上海，有在法律以外任意槍殺中國人的特權。排日在此次上海慘殺中，我們應該認識一切帝國主義者壓迫中國民族是一致的，從前單獨仇視日本，是錯誤的。 親日賣國的安福政府，他當然有替日本鎮壓中國人排日運動的義務，上海警察署曾對工人說：「我們都是中國人，本不應摧殘同胞，但怎奈日本領事壓迫及長官命令何！……」山東張宗昌所統的奉軍，更是聽日本人命令，解散了紗廠工會，殺傷了工人數十名，驅逐工人領袖數十名出境，還囚送工人領袖六人到濟南要槍斃。在此次青島慘殺中，我們應該認識國內軍閥的確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張作霖的軍隊即是替日本屠殺青島工人的劊子手！ 全國的報紙，除青島《公民報》外，不曾替被殺的工人說半句話。顧正紅被殺時，上海各報館聽了工部局的命令，連許多事實都不敢登載。即至現在大馬路兩次慘殺，上海各報仍是沒有一點熱烈的批評，連國民黨的機關報——《民國日報》也是這樣，回想臨城劫車時，全國報紙那樣如喪考妣的號叫責罵，真令人認識中國新聞界的人格了！ 只有可尊敬的學生，為了工人，為了同學，前仆後起的以熱血和帝國主義者奮鬥；因此我們應該認識，在中國民族運動中，那些社會成分是最急進的最勇敢的先鋒。 此次爭鬥的性質和我們應取的方法 五月卅日上海大馬路之屠殺，曲在英捕橫暴而不由於學生、市民之暴動，已由本月十一日會審公堂第三次研訊被捕者所宣布的判詞完全證明了。 此次屠殺之最近直接原因，乃由於上海的學生、市民對於日本紗廠槍殺中國工人而抗議，為租界英捕所屠殺。 同時，日本派遣軍艦在青島強迫中國軍警，使其屠殺中國工人八名，傷者十餘。 上海、青島同時的大屠殺，激起全中國各階級各黨派的國民公憤，罷工、罷市、罷課、集會示威，遍於全國。在這全國國民公憤中雖然有和平急進之分，而憤恨外人戮辱同胞，並且憶起歷來的不平待遇，卻已成了全國共同的心理，雖軍閥、銀行家亦為此心理所征服。 蘇俄政府及人民對於此次屠殺事件及中國國民奮起，極表同情。代表全世界革命工人的第三國際已起來號召全世界工人援助中國工人及中國民族運動。英國的工人及自由主義的學者已起來向他們的本國政府抗議此次上海屠殺事件。 英、日、法、美、意的海軍在上海登岸駐紮，占領學校，搜查行人。英、日、法、美、意的公使團始終堅持上海西捕開槍殺人是應該的。 漢口英領事召各國海軍登陸，英國義勇隊槍殺中國工人、市民八人，傷四十餘。 段政府下令各省保護外僑。蕭耀南、趙恆惕均令軍警嚴阻學生遊行演講，並宣布戒嚴，以「就地正法」、「格殺勿論」威嚇市民。 依據上列各項事實，便可看出此次爭鬥的性質和我們應取的方法了。 英捕英兵在上海、漢口殺人，不過是此次爭鬥中所表現出來的一種凶暴現象，此種現象之真正根由乃由一切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民族醒。 覺與反抗之示威。因此我們應該明白：此次爭鬥若僅以懲凶賠償了事是錯誤的；因為殺人之罪不僅在英兵與英捕，而在帝國主義的國家之高壓政策，如工部局歷來橫暴及此次海陸軍警示威，都是國家行為而非私人行為。第二應該明白：此次爭鬥若主張縮小戰線對英、日或專對英國是錯誤的；因為罪魁禍首雖然是帝國主義之王的英國，而派兵遣艦向中國人示威，並堅稱上海西捕開槍無罪，日、美、法、意也和英國一樣，尤其日本在上海、青島直接或間接殺了中國工人是此次爭鬥之起因。第三應該明白：此次爭鬥若主張法律解決是錯誤的；因為法律只能制裁私人的犯罪行為而不能制裁國家的橫暴與民族間的衝突。第四應該明白：此次爭鬥若看做一個地方的問題，上海人只管上海，青島人只管青島，漢口人只管漢口，妄想住在各個租界的中國人得著一點市民權利便可永弭未來的衝突，這也是錯誤的；因為一切帝國主義者是根據一切不平等條約向中國全民族加以剝削與凌辱，即此次屠殺也不但上海，青島、漢口都同時流血，這種根本問題，不但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並且不是一個國家問題，是要喚起國際的同情才能夠解決的。第五應該明白：此次爭鬥若依靠現政府交涉解決是錯誤的；因為歷來的賣國政府對外懸案山積，從未能得著相當的解決，現在對於各處同時並起的大屠殺案，並不向外人嚴重交涉，專知保護外人，反以嚴刑峻法壓抑本國人民的愛國運動，他們向來只是代表外國向本國人民交涉，不曾代表人民向外國交涉，現在上海的外交當局蔡、曾、許那一個不是這樣的態度？！ 我們若是明白了這些錯誤，便應該懂得此次爭鬥的性質，乃是全中國人民為民族的生存與自由反抗一切帝國主義之爭鬥，決不是那一個地方那一部分人對某一事件某一國家之爭鬥；換言之，此次爭鬥應該是整個的不是局部的。爭鬥的方法，不可依賴法律，亦不可依賴現政府，只有依賴國民自己的團結力。 因此，我們主張：中國國民應該運用自己的團結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國工商學兵代表大會，議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嚴責政府宣布執行。倘政府不肯執行此議決，立起國內戰爭，建設一個國民革命政府。新政府第一個宣告，即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第二個宣告，即是那一國承認廢約的宣告，並派代表來華商訂相互平等的新約，便許那一國通商，否則請他們將一切商品運到別國去販賣。 我們這個提議，是立腳在全民族的生存與自由之意義上面，不是立腳在某一階級某一黨派的利益上面，希望全國人民不存成見，予以公正的考慮與討論！ 我們如何應付此次運動的新局面 上海交涉破裂是我們的失敗麼？當然不是的。反之，上海交涉〔不〕破裂，或竟至帝國主義者對於總商會十三條要求一一允許了，國人以為目的已達，停止一切運動，那才真是我們的失敗。 主張上海開市是總商會的罪惡麼？也不是的。民族自由是要經過長期的爭鬥，決非罷市可以達到目的；總商會的罪惡不在主張開市，而在始而離開民眾團結（不加入工商學聯合會），繼而背叛民眾利益（刪改工商學聯合會所提條件），完全表現出在民族爭鬥中妥協的大資產階級之階級性。 上海交涉移京是局部的變化，大資產階級及其附庸（高等華人）之妥協更是當然的事，這都不是我們的失敗，只有工人、學生、中小商人不能繼續團結前進才是我們的失敗。 上海的工商學聯合會尚繼續工作，六月廿五、卅兩日，全國都還有盛大的示威行動，香港、沙面運動之進行比上海更加猛烈，這些事實都可以證明工人、學生、中小商人都並未隨著大資產階級妥協，使我們失望。 在敵人方面，法、美帝國主義者雖取和緩態度，而英、日仍然聯合向我進攻，尤其是英國還在廣州繼續屠殺。英、日帝國主義者直接屠殺我們還不稱心，更尋得一個有力的工具！大膽無恥的胡匪張作霖替他們做屠殺中國人的劊子手！張作霖的軍隊在奉天在天津在山東在上海到處壓迫民眾愛國運動，滙豐大借款喧傳於倫敦，張學良在上海與英總領事之密談，這些事實都是說明英、日帝國主義者需要張作霖替他們在此次風潮中做什麼及張作霖已經替他們做了些什麼。自從段祺瑞提議修改不平等條約，更使英國感覺著利用他以前不願利用的張作霖之必要；同時張作霖的政敵馮玉祥卻明白的表示站在愛國的民眾方面，張作霖更要倒行逆施了。這乃是此次反帝運動最近發展的新局面。 我們民眾對於此新局面如何應付呢？ 第一，要擴大工商學兵農聯合會或雪恥會遍於全國，成為群眾的行動機關，執行各地排貨、罷工、廢約、反抗媚外的軍閥奸商及教徒等反帝的實際運動。 第二，急須在北京或上海組織全國工農學商兵聯合大會，以為指導全國運動的中央機關。 第三，急須武裝學生、工人、商人、農民，到處組織農民自衛團，以抵抗軍閥之壓迫。 第四，擴張反對帝國主義的國民軍於全中國，以撲滅張作霖、蕭耀南等媚外殘民的軍閥勢力。 第五，堅持繼續排貨及罷工運動，非達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不已。 廣州戰爭之意義 此次廣州討平楊劉之戰爭，社會上有三種誤解：第一個誤解說是共產黨反對非共產黨之戰爭；第二個誤解說是胡漢民和楊希閔爭奪地盤之戰爭；第三個誤解說是粵軍排斥客軍之戰爭。由此三個誤解遂發生一個共同的錯誤見解，即是：五卅慘變起廣州政府即應停止內爭一致對外。 在廣州的共產黨人誠然反對楊劉，並且努力援助國民黨政府討平楊劉；但他們反對楊劉並非因為楊劉不是共產黨或不相信共產主義，乃是因為楊劉勾結香港政府及反革命的唐繼堯、陳廉伯、馬素等背叛國民黨政府。廣州政府完全是國民黨政府，不但不是共產黨政府，並且不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聯立政府——共產黨只以在野黨的資格，在某種事件上號召民眾援助國民黨政府，或在某種事件上號召民眾監督國民黨政府，並未曾直接負政治上的責任。大家明白了這種事實，便不會有第一個誤解。 據我們所知道的，開戰之前幾天，胡漢民、汪精衛都還沒有討伐楊劉的決心，堅決主戰的是譚延闓與廖仲愷，因此我們便可以明白第二個誤解也非事實了。 至於第三個誤解之非事實，更屬明顯；因為參加討伐楊劉的，不但有譚延闓所統率的湘軍和蔣介石所統率的教導團，並且還有朱培德所統率的滇軍，這絕對說不上是什麼排斥客軍的話。 根據以上的事實，我們應該知道此次廣州討平楊劉之戰：一不是什麼共產黨反對非共產黨，二不是什麼胡楊爭地盤，三不是什麼粵軍排斥客軍，乃是國民黨政府討伐通敵的叛將——楊希閔、劉震寰等。 唐繼堯借重日本勢力，謀攫兩廣，楊劉均為唐軍內應，這是楊劉之罪一；在香港勾結帝國主義的英國及其走狗陳廉伯、馬素，謀倒廣州國民黨政府，這是楊劉之罪二；楊劉有這二罪——國民黨政府乃加以討伐。因此，此次討伐戰爭之意義，可以說：一方面是直接驅除反革命的軍閥盤據廣東，一方面是間接反抗帝國主義的英、日勢力侵入廣東。 國民黨政府若從一致對外的瞽說，不用兵對內討平楊劉，則現在廣州市民仍在楊劉的反動勢力壓迫之下，日受香港政府命令鉗制人民愛國運動；不獨香港工人無廣州後援不能罷工，而且槍殺廣州遊行示威的市民，並不須英人親自動手楊劉的軍隊即可效勞。此次廣州政府所沒收英國幫助楊劉的大批槍彈，即是楊劉將以阻止廣州市民愛國運動的利器。並且若楊劉叛軍得了勝利，迎來滇唐占據廣州，即是英日勢力占據了廣州，則南方的愛國運動不是根本消滅，便是大受屠殺，那能夠像現在讓香港沙面罷工工人及愛國學生在廣州存在與活動，更那有什麼青年軍人參加運動的事？楊劉軍事勢力了結，國民黨政府才能夠支配廣州，廣州才能夠變成了與上海同樣是中國反帝國主義的兩個重鎮。所以廣州討平楊劉之對內戰爭，在此次五卅運動上即反抗英日帝國主義的壓迫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所以拿一致對外的理由來非難廣州政府討伐楊劉，簡直是胡說！ 不錯，當外人壓迫我們之時，在理論上，我們一致對外是必要的，是應該的；這時不去對外，反以武力對內擴張自己的勢力與地盤，當然是萬分混賬；但事實上「一致對外」乃是一個幻想，聽你「一致對外」這口號叫得如何高如何響，盡有人不但不願一致對外，並且要勾結外人一致對內，如楊希閔、張作霖之所為；我們若是對於這類人主張停止內爭一致對外，便是有意或無意放過在內的敵人。在內的敵人和在外的敵人倒是一致的，在此次爭鬥中，我們若不能否認有在內的敵人，什麼「停止內爭一致對外」便是帝國主義奸細的宣傳。 此次運動中之帝國主義與軍閥 英國是帝國主義之王，此次中國五卅事變起，美、法、日本帝國主義者，都想乘機挾制英國一下，且因此買弄中國人心。法國在東歐在小亞細亞，和英國的利益簡直不能並立，所以首先不和在上海的英國人一致行動，並且對中國民族運動表示相當的同情；自英國保守黨執政，道威斯計劃受了打擊，英美間遂現了裂痕，加之在華商業競爭，美國一部分輿論表示對華和緩態度，並主張有條件的取消領事裁判權；即至五卅事變造因之日本，亦以單獨調解的聲浪恫嚇英國——五卅事變後一個月，英國都在此孤立的狀態中。 外交手腕最敏捷的英國帝國主義者，一面捏造「報告未到」、「華人排外」、「列強一致」等話搪塞國會之質問，一面力與法、美、日本談判，以英、日續盟威嚇美國，乃成英、美、日三國聯合對華之新局面。英、法利害衝突過甚，不易調協：無條件的與英國一致，固法人所不願；為拉攏法國一致對華，而在東歐或小亞細亞向法人讓步，也非英人所樂為。這就是華盛頓會議所產生的四國協同對華政策現在不易實現的緣故。 英、美、日三國聯合對華之局成，在政府外交上或增加多少困難，而在國民運動上卻有很好的影響，因為「單獨對英」及「美國人是中國好友」這兩個口號，都可以使中國國民運動自相分裂。現在英、美、日本聯合在一起，懦弱的資產階級撇開日、美之心理雖然仍舊存在著，而事實上日、美卻不許他們撇開，所謂「單獨對英」明明白白成了一種幻想的單相思。在這樣情勢之下，至少也可以使中國國民運動之分裂不至過分的發展。 此時英國的政策是：（一）聯合日、美一致對華以免孤立；（二）主張司法調查，延宕時間，以待中國國民疲憊，再圖有利的結果；（三）勾結中國反動的軍閥，撲滅中國國民運動；（四）以關稅會議誘惑中國軍閥政府，準備在此會議，由要求清理外債進而共管財政，向中國進攻。日本仍舊採用他的傳統政策，即是追隨英國，取一致行動，獲得在華和英國不甚衝突的利益。美國雖不全然贊成英國的政策，然而為維持一切帝國主義在華之威嚴及實施門戶洞開致策，他是終須與列強取一致行動的。 這時的國內軍閥又是怎樣呢？奉張是現在第一有力的軍閥，也就是第一反動的軍閥；他的對內政策是急須打破國民軍，以免妨礙他的勢力在中部自由發展，他的對外政策是公然壓迫在他的勢力下（從奉天到上海）的國民運動，結歡英、日以取得援助。國民軍和奉張更在相反的地位，他們在張家口在河南都同情於國民運動；惟其因反奉而聯絡直系若一過相當程度，不但立刻失去社會地位，並將失去政治地位。直系尚有舉足輕重之力，無論其聯奉或聯國民軍都以直系重興為目的，此時他們聯奉之計劃已歸失敗，同時，張宗昌與杭州間，開封與武昌間，已有不斷的聯絡。直系和奉張本是反動相等的軍閥，只因他們在政治上失了優勢，壓迫國民運動還不敢象奉軍那樣橫行無忌。段派雖無實力，然占在中央政府地位，其舉動在政治上亦頗有意義；他的反動性也不減於奉、直，此時因與奉張利害衝突，其實力又不足制奉遂不得不別開生面，向國民運動及國民軍表示敷衍態度。 依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國民運動中眼前的死敵，在外的是英、日帝國主義者，在內的是奉天軍閥，他們又正勾結一氣。此外如美國的經濟侵略及和平愚弄和直系重興這兩個危險，國民運動中若採用過當的利用策略，都會為了眼前爭鬥遺下未來的禍根！ 軍閥及資產階級在上海 民眾運動中之影響 駐在上海小沙渡的奉軍兵士對工人說：「大帥派咱們南來時，說是到上海打洋人，早知道是叫咱們打本國人，咱們真不應該來。」這幾句話把奉天軍閥對於上海民眾運動的態度形容盡致了。張作霖父子為什麼要騙兵士說是到上海打洋人？這是不但派兵到上海占地盤和壟斷私運鴉片報效不便說出，在民氣激昂之初期，也不便明說來替外國人壓服本國人，所以只得順口說是到上海打洋人！ 奉軍進駐上海到底打了洋人沒有？不用說是沒有。其實上海市民並不曾主張他們來打洋人，不過張學良、邢士廉對英、日人那樣親密恭順，對本國人這樣的壓迫凌辱，相形之下，未免難堪。說他們對本國人壓迫凌辱，奉軍未必承認，他們還口口聲聲說保護愛國運動，不過為地方治安計須制止越軌行動罷了。可是邢士廉一到上海便宣布戒嚴，愛國的民眾集會一概禁止，連提倡國貨的遊行都不許；工商學聯合會派人上街演講，馬上便遭封閉；海員工會及洋務工會也同時因懲治破壞罷工者而遭封閉；接著電車工會也遭壓迫；小沙渡是罷工最初發動地，奉軍特別駐軍該處監視，連少數工人集會都不許；禁止學生會檢查英、日貨——這就是奉軍在上海保護愛國運動的事實。京戲《逍遙津》中曹操拔劍威嚇獻帝，殺死伏後及二皇子，猶口口聲聲自稱「忠良」、「忠心保國」，奉軍保護愛國運動，又何以異是？ 奉軍這樣的保護愛國運動，連他們的兵士也看穿了，所以說「叫咱們打本國人」。 奉軍這樣舉動，和上海資產階級的態度也有關係。上海是奉軍初到之客地，和直隸、山東是他們已占據的地盤不同，所以他們在上海的舉動，至少也要顧及上流社會的意見。 上海的資產階級，還不像漢口、天津的商會那樣反動向軍閥告密，也還沒有勾結所謂工團聯合會的那班工賊來破壞工人團體；可是他們那妥協猶豫的態度，已足夠使帝國主義者及軍閥乘虛而入了。自始總商會對於罷市即甚猶豫，罷市後，又不肯和民眾集中的團體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合作，隨後又在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所提十七條件外，別自提出十三條，這些舉動便使帝國主義者及軍閥看出上海的民眾勢力發現顯然的分裂。開市時，總商會也取了獨斷的態度，和工商學聯合會不能一致；開市後，總商會是並沒有履行「抵制英日貨物」及「援助停業工人」的宣言。當總商會提出十三條件時，加入總商會的四十九個工商業團體登報聲明一致擁護總商會所提條件，意在抑制工商學聯合會之急進的主張，可是總商會的十三條件也未得結果，這四十九個工商業團體並不出來擁護，卻想壓迫工人總復工，好讓大老闆們照舊安穩發財。商聯會雖然比總商會高明一點，而自從奉軍戒嚴以後，對於急進的工學界，現出恐怖而鄙惡的態度，甚至於動輒要退出工商學聯合委員會，這便使帝國主義者及軍閥看出上海民眾勢力有了第二次分裂。民眾勢力有了這兩次分裂，敵人焉有不乘機加緊進攻的道理？ 上海商界富厚，為全國之冠，而他們對於罷工工人救濟費，只經收外埠捐款，而本埠總商會及商總聯會自己卻都一毛不拔，並且不努力設法去募捐，只忙著求日廠單獨解決，以減少救濟費，這種苟且不負責任的態度，已足夠使帝國主義者看輕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像是一種滑稽劇了。 五卅事變初起之時，帝國主義者著實吃了一驚，假使民眾勢力不分裂，全上海工、商、學界一致團結努力前進，假使軍閥不摧殘愛國運動，民眾有集會、演講、遊行示威之自由，則影響到全國運動之發展和北京交涉之進行，必和今天沉滯的狀況不同，這是我們應該認識的呵！ 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 （一） 上海工人兩個半月的罷工運動，香港、沙面兩個月的總同盟罷工，其他如南京、青島、河南、北京各局部的罷工，在此次反對英、日帝國主義運動中，已表示極偉大的力量。經過這一時期，對於以後的發展途徑，我們應當有個明確的答案，以為民眾爭鬥之指針；並應該有詳密的策略，以決定如何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如何反抗國內軍閥政治上經濟上的破壞及壓迫，而力爭解放中國之革命的道路。 （二） 對於這些問題要有正確的答案，便必須：（一）能正確的應用無產階級兩月以來聯合城市勞動者及小商人而爭鬥的經驗；（二）能正確的明瞭敵人方面——帝國主義者及軍閥——的內部衝突而利用之。 自從上海工人總罷工以來，學生、手工業者、小商人，甚至於大資產階級都起來奮鬥，始則在上海，隨後更在其他各地形成了民族運動的聯合戰線，大致以改造租界制度，取消領事裁判權，收回會審公堂，撤退各國駐華海陸軍，改良工人待遇，懲治兇手，賠償死傷損失為共同的政綱。上海之外，首先有力的響應的便是沙面和香港宣布總同盟罷工，接著後援會、雪恥會等組織遍於全中國南北各地。這兩個月全國民眾運動奮起的結果，我們已經看見工人階級所得的勝利——群眾的工會組織，不但在上海是如此，其他各埠，尤其是沿鐵路一帶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中國的工人階級第一次得著這樣偉大的政治上組織上的訓練，增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極重大的動力。因此，除了一部分大資產階級和寄生的小資產階級如工頭、工賊等之外，全國一般民眾，都對於上海、香港的罷工運動表示同情，並予以物質的援助。 （三） 中國工人階級能夠得著這種勝利，是因為自己勇敢的反帝國主義爭鬥，並且和其他被壓迫的民眾聯合。 工人階級在反帝國主義的爭鬥中，不但要擁護自己的利益，並且對於小資產階級及農民，都要明瞭他們的利益，考察他們情形，竭力引導他們到反帝國主義的爭鬥里去，隨著工人階級前進，不使他們中途退卻，這爭鬥才能繼續下去。 工人罷工運動所得的勝利還不止此，他在現時中國的情狀里，一天一天的集中反帝國主義的戰線，並且使政府及軍人中還沒有象張作霖那樣完全站到帝國主義那邊去的，也不得不自相聯合起來，應付帝國主義之壓迫。同時，工人群眾力爭民族自由運動，更使張作霖的奉系軍閥，暴露他們那反對國民而做帝國主義走狗的真面目：如邢士廉之於上海，張宗昌之于山東，李景林之於天津。 （四） 英、日帝國主義者竭力設法撲滅上海、香港的罷工，他們知道這兩處罷工停止是全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一大打擊。他們也知道中國排貨運動是他們的大損失，所以竭力運用下列政策，使中國民族運動根本搖動。一、他們以炮艦威嚇廣州——香港沙面罷工的策源地；二、傳播謠言，使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隔離；三、勾結奉系軍閥，壓迫上海、青島、天津的罷工運動和上海禁止學生檢查英、日貨，這是他們最毒的政策。美國帝國主義者要想利用反英、日的運動，而發展他在中國的利益，可是因為怕中國民眾過於開展，他的政策客觀上仍舊是幫助英、日，形式上維持帝國主義者在華聯合戰線。惟我們也應當知道英、日與美國內部的衝突是必然存在的，我們可以利用美國對華政策，使他對於中國解放之形式上的問題比其他帝國主義者容易讓步。 （五） 上海、香港罷工都已在兩個月以上，以中國地域之遼闊，交通之阻隔，政治之分裂，中部、北部各省的工人沒有能及時響應，漢口、青島、天津的罷工，都被軍閥高壓政策所破壞。這種情形，一方面表現這些省分的工人和一般民眾主觀上的憤激不平，還在一天一天的增長，一方面表現這些省分的罷工運動，在客觀上一時不能為有力的發展。北部、中部的罷工既然一時不能發展，上海、香港的罷工，便有孤立難以久持的危險，特別是上海罷工群眾受政治上經濟上雙層壓迫，比香港罷工群眾所遭的環境尤壞。 在上海有一部分先進工人，他們看見落後的罷工工人，因政治上經濟上的壓迫，開始恐慌，想以武裝暴動來救此危機，這種意見是不對的。武裝暴動，乃是群眾奮起之最高潮，並且應該是有全盤計劃的莊嚴工作，不應該在群眾恐慌之時，拿武裝暴動當做一種浪漫的「拚命」辦法，想藉此泄憤，或拿他來代替現時困難的爭鬥。現在是群眾的政治宣傳及組織工作時期，是準備武裝反抗時期，還不是直接武裝暴動的時期。 （六） 根據以上的事實，我們便可以答覆今後的發展途徑是怎樣及今後繼續反帝國主義爭鬥的策略是怎樣。 為防禦上海、香港罷工孤立的危險起見，為保存工人階級的組織及已得的勝利起見，應改變上海、香港罷工的政策，以經濟要求及地方性質的政治要求為最低條件；至於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應該提議委託南北政府合組織一委員會來解決。工人群眾應該糾合全國的力量，努力督促這委員會，不准他對外讓步，使他不能不擁護民眾的要求。 上海、香港的罷工，從全國性質的民族爭鬥，變成經濟的爭鬥和地方的性質的民族爭鬥之後，工人階級的奮鬥卻進了一個新的途徑：不但對外爭鬥，而且對內爭鬥；不但和資本帝國主義爭鬥，而且和反動的軍閥爭鬥；不但為民族爭鬥，而且為民權爭鬥。本來反帝國主義爭鬥的過程，不能和力爭民權自由的爭鬥分開；民族的建立正在反帝國主義爭鬥的過程中（如五卅事變初起對上海官廳及北京政府對人民之讓步）；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沒有平民的革命政權，不但不能得著勝利（如段政府之交涉成績），並且連爭鬥的力量都不容易集中（如奉系軍閥摧殘天津、山東、上海的民族運動）。為擴大上海、香港罷工運動的新途徑，增加總爭鬥中的民權運動的成分，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權之實現，工人並聯合一般平民起來反對摧殘民族運動的奉天軍閥是必要的，甚至於聯合同情於民族運動的軍人反抗奉天軍閥都是可以的。因為此時國內軍閥中，第一個公然做英、日帝國主義者走狗的，第一個以武力破壞民族運動的，第一個蹂躪人民集會、結社、出版、言論自由權的，就是奉天軍閥。打倒奉天軍閥乃是去掉國內反帝國主義爭鬥之最大障礙，乃是我們繼續反帝國主義爭鬥所必取的途徑。 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其他階級的群眾，如果還存著用和平方法可以達到修改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心想，我們也不反對他們去嘗試一下，嘗試失敗了，他們才會走上革命的道路。 所以今後我們的總口號應該是「武裝平民」、「打倒奉天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建立平民的革命統一政府」。 中央通告第五十三號 ——介紹新黨員之變通辦法，各團體中黨團的組織與任務 各級同學們： 本校第四次大會所修正之章程第二條新生入學時，須有正式入學半年以上之同學二人介紹，當此本校極鬚髮展之際，此條規定頗不便適用；茲擬暫行變通辦法：新生入學時介紹二人中只須有一人是正式同學，且不限於入學半年以上者。惟新生入學時必須經過入學儀式，並立即編入某一支部。各地候補同學，凡在此次運動中能活動且誠實無過者，宜儘量縮短候補期，改為正式同學。 又關於校團組織厘定如下： 一、校團之重要作用，繫於各種社會團體機關而有本校同學參與之代表大會中臨時組織之，以主張本校之政策。全國代表大會中之校團由中央指揮，向中央負責，省或地方代表大會中者由區或地委指揮，向區或地委負責。 二、工農學及其他聯合團體（如工聯、學聯之類）總機關負責職員中有本校同學者，亦得組織某機關之校團：全國總機關之校團由中央指揮，向中央負責。省或地方機關中者由區或地委指揮，向區或地委負責。其各個團體機關（如一工會、一學校之類）則不必常設校團，有特別會議發生時由支部書記召集該機關全體任職同學臨時組織校團以應付之。 三、校團討論該大會或該機關中本校應採行之重要策略，報告中央，區或地委，並接受與設法執行中央，區或地委對該大會或機關所議決本校應採行之策略。 四、上級機關之校團，於某事項須對同性質下級機關之校團或支部有所命令時，須先得中央，區或地委之同意。下級機關之校團或支部有事須呈請同性質上級機關之校團時，同樣須得區或地委之同意。 五、校團書記由中央，區或地委指定之，或由參與該大會本校同學及該機關中本校同學推定而經中央，區或地委之允許。校團人數多時，則可指定數人組織幹事會。 六、一切校團均應照第四次大會組織議決案第七條會同少校同學合組之。 七、校團與支部之區別如下：支部為本校基礎組織，在一固定機關內負發展本校及指導該機關內之本校政治工作兩重職位；校團則在各種臨時會議或各種聯合機關內其中並不能組織支部者負指揮本校同學一致行動之責任。 中央總書記 一九二五、八、三十一 《嚮導》三年來革命政策之概觀 本報自民國十一年九月創刊以來，到現在剛剛三個周年。這三年中，中國政治經過了不少的變動，本報的革命政策之主張如何應付這些政治的變動，現在需要一個有系統的歷史的敘述，以貢讀者。 本報創刊正當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一方面反動的奉天軍閥雖然失敗了，另一方面直系軍閥有代興之勢，尤其是曹黨陰謀奪政，黎元洪的政府又昏庸無力支持；因此，我們在本報未刊行以前，在發表的對於時局主張中，即已喊出「繼續民主革命」、「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這三個口號，所以本報刊行之始，一切政治主張都根據在這三個口號之上：發刊宣言上，（一）指出須推倒為國內和平與統一障礙的軍閥之理由，（二）指出須反抗為中國自由與獨立障礙的國際帝國主義之理由；進行的方法是援助民主革命的國民黨繼續民主革命；更具體些是主張集合各階級覺悟的大群眾，組織國民軍，以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解除國內外的一切壓迫，建設民主的全國統一政府。同時根據這個革命的政策之理論，反對當時一切非革命的理論，如「法統說」、「制憲說」、「武力統一說」、「聯省自治說」、「整理財政澄清選舉說」等。在此時我們總的政治口號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的。第一，「民主革命」這一口號，乃在我們未刊行本報前提出的，這口號一方面是繼續著辛亥革命的觀念而來，一方面是因為國內軍閥無論皖、奉或直，無一不是武力專政的魔王，讓他們統治中國，民主政治是絲毫沒有希望的；隨後，我們以為真的民主政治固然是我們所需要，然而民主革命這個口號，未免偏於純資產階級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地位，決沒有歐洲十八世紀資產階級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報第二期《造國論》上，便改用「國民革命」來代替「民主革命」這個口號，這一個口號，不但近來經國民黨採用，成了全國普遍的口號，並且實際上適合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階級聯合革命的需要。第二，「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這兩個口號，是我們分析並歸納中國一切亂源而定出的，始終是我們一切政策之骨幹；然而最初喊出這兩個口號的時候，我們的聲勢非常之孤，研究系的報上，笑我們扛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兩塊招牌，尤其「打倒帝國主義」這一個口號，民眾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說是海外奇談；但後來革命的工人和學生首先採用了，國民黨中一部分革命派也採用了，到現在，一部分進步的教授和商人也採用了，甚至於國民黨中的反動派和一班工賊，他們向民眾攻擊共產黨，有時不得不自稱他們也反對帝國主義，因為他們恐怕若不如此說，民眾會馬上看出他們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本報所號召的「打倒帝國主義」這一口號已經深入民眾了。 從第一次直奉戰爭到次年（民國十二年）「二七」京漢屠殺事件，這半年間，直系軍閥的反動日甚一日，在北京中央政府，在各省直系軍人及其附屬品——政客之橫暴，惹起各地進步分子，不斷的反抗，至「二七」京漢屠殺案發生，直系軍閥之反動已達最高度，正式與民眾宣戰。此時本報的主張是：統一國民運動的勢力，打倒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這在統一的國民運動中，（一）須排斥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以絕軍閥後援；（二）武裝平民；（三）須主張民主統一，反對北洋正統的武力統一；（四）須集合各團體，在國民革命中心地方，開一國民代表大會，以議定一切戰略；（五）須各派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要有一個普遍全國的國民黨；（六）須認定勞動階級是國民運動中的重要部分，知識階級、工商階級都應竭力贊助工人階級的組織及運動，與之為平等的結合。在這一反對直系軍閥時期，本報為鼓動積極的民族革命運動，遂不得不反對當時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和孫中山的直、奉、皖、西南四派提攜和平統一之主張。 從「二七」屠殺到去年（民國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戰爭，這一年半間，是直系軍閥全盛時代，中間經過黎元洪出走和曹錕賄選兩次變故，中央政局現出向所未有的腐敗與紊亂，各帝國主義者乘此局面，自臨城案起，四方八面的向中國進攻；同時，中俄協定適在此時期成立，蘇俄自動的放棄了種種特權，相形之下，愈加使中國民眾看出帝國主義者對華政策之殘暴無理，此為現在「五卅」運動的重大動因之一。黎元洪出走離「二七」屠殺只四個月，工人階級尚未能恢復集中其勢力，出來向直系軍閥作戰，擁黎的政學會，想聯合安福、交通等系成為反曹同盟，他們公同的政策是運動國會議員南下，然而他們各自的目的不同，政學會想國會南下擁黎，安福、交通意在擁段再出，同床異夢，他們的反曹同盟計劃自然有始無終。當時上海總商會也表示反對直系，尤其是反對曹錕，其所組織的民治委員會，因與民眾隔離及內部衝突，隨即無形消滅。此時我們反對那已經投降直系軍閥背叛國民的國會議員們，有南下解決國事的權能，更不信政學、安福等政蠹擁黎擁段能得民眾的同情。我們乃向國民黨提議，要他在上海號召全國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的國民會議，來取決國事。我們知道國民會議這個運動即令一時不能實現，亦須繼續不斷的宣傳，於武裝暴動外，給民眾一個撇開軍閥、官僚、議員、政客，自己出來解決國事的一條和平道路，實際上是集中民眾勢力行向革命的道路。黎元洪出走後四個月，曹錕於雙十節賄選登台，登台後立即承認臨城案全部要求，以為各國公使覲見的交換條件，帝國主義者知道曹錕的賄選為中國輿論所不容，非假外力不能自存，於是乘機敲詐，無所不至。此時民眾深惡曹錕與曹錕損害於民眾利益的，還不在賄選之道德的法律的問題，乃是媚外賣國的實際問題。此時本報的主張，於「打倒國賊曹錕」之外，還要同時努力做： 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承認蘇俄； 反軍閥政府的國民聯合——擴大國民黨。 其結果，乃發生國民黨改組及反帝國主義同盟、廢約同盟、反基督教同盟等組織和宣傳運動。這兩件事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開始之顯著的表現，惹引了帝國主義者十分注意。適於此時，因廣州政府向稅務司索取關餘事，帝國主義者大派軍船到廣州示威，廣州的工人階級及革命學生異常憤激，主張收回海關，而各地資產階級因關余和內債基金有關，反同情於把持中國海關的帝國主義者。本報當時即向資產階級指出帝國主義者，根據不平等條約，侵犯中國主權的五件具體事實：（一）把持海關；（二）領事裁判；（三）駐紮海陸軍；（四）外幣直接使用；（五）強迫租借領土。五項之中，尤以把持海關收稅權，能夠制中國工業發展的死命，中國的資產階級應該加入工人、學生的收回海關運動。 去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直軍失敗，中國政治上發生了一大變化，即是：（一）民權民族運動之勃興（國民會議促成會的組織幾遍全國，每個促成會都有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的要求）；（二）工人階級之再起；（三）傾向國民革命的國民軍之發現。直軍失敗，不過是這些變化之導火線，不是真正原因，其原因已潛伏在直系全盛之時，即是：（一）列強進攻和中俄協定，給民眾以劇烈的刺激；（二）膠濟路罷工勝利，全國鐵路總工會秘密組織，上海電車工人要求成立工會，湘潭錳礦運工罷工，在直系全盛之後半期，在國民黨改組之後，在民族運動剛要開始之時，中國工人階級已漸漸恢復其反攻的力量；（三）國民黨改組和反帝、廢約、收回教育權之宣傳，引起北方一部分軍閥之民族的感情。這些原因，適逢直系失敗，一派強大軍閥勢力統一而高壓的局面一破，社會上各種潛伏的意志，遂乘時表現出來，而形成各種運動。本報應付此次政變的策略是：一方面告訴民眾，不可妄想此次戰爭中，依賴任何一派勝利的軍閥可以解救中國；一方面指明各省督軍的和平會議有使軍閥勢力分而複合之危險。——只有召集全國人民團體的國民會議，才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道路。同時，國民黨也主張由北京政府召集九種團體的國民會議。可是安福的段政府，並不但段政府，任何軍閥政府，沒有真正的人民武裝，那會讓真正國民的會議出現！民族運動和工人運動都起來了，民眾的意志既然不能由國民會議的形式表現出來，遂鬱積半年，一發而為「五卅」運動之怒潮。 我們這一次號召國民會議所得的效果，和黎元洪出走時大不相同，全國各地的國民會議促成會，都有群眾的組織和要求的內容，在各種要求中，大半都首列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民族運動，已經有開始的基礎了。然而盲目的帝國主義者仍舊幾乎日日向中國進攻（見本報《外患日誌》）。尤其是在上海：自工部局私刑打傷樂志華案起，接連著美國輪船船主槍殺中國水手十六人；領事團要求推廣上海租界；工部局自由越界築路；工部局提議增加碼頭捐取締印刷律及交易所註冊；工部局派武裝巡捕，為英商越界拆毀宜樂里房屋，驅逐房客，擊傷二人，並拘捕房客聯合會代表；領事團硬派智利駐滬領事有裁判權；美國人在華界組織三K黨；工部局副捕頭踢死工人葉乾章；哈爾濱路捕房西捕無故擊傷某店伙；西人無故毆傷天壽里黃姓傭婦張月英；工部局搜查上海大學，逮捕《民國日報》記者，焚毀書籍；工部局因登載日本紗廠工人泣告書，控告《民國日報》、《商報》、《中華新報》，處以罰金之罪；日本紗廠無故槍殺工人顧正洪——積這些怨憤，「五卅」事變因此遂在上海發生。在這個運動的開始，有一部分英、美留學生，有意的或無意的說：大馬路血案是西捕殺了人的法律問題，不必牽扯到對外的政治問題，本報乃大聲疾呼，告訴民眾，此次反抗屠殺案，乃是中國民族自由運動，決不是什麼個人間的法律問題；並向民眾解釋屠殺案所給與我們的教訓：（一）不分英、美與日、法，一切帝國主義者踐踏中國人是一致的；（二）帝國主義者踐踏中國人是事實，不是共產黨人捏造的；（三）認清了帝國主義的英、美、法、日等國，和非帝國主義的俄、德、奧等國之不同；（四）懂得了我們的民族自由運動不可被「過激」、「赤化」這些頭銜嚇退；認清了只有工人、學生是此次運動中的勇士，各國的工人、學生都對於中國人表示同情，因此，我們的運動應該反抗踐踏中國民眾的帝國主義者，不是拿國家主義來排斥一切外國及外國人。本報當即主張：在上海召集全國工商學兵代表大會，議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嚴責政府宣布；倘政府不肯執行此議決，立起國內戰爭，建設國民革命政府。隨後全國民族運動的怒潮，因資產階級之妥協和奉系軍閥之高壓，大受打擊而陷於停頓狀態；本報鑒於現狀，遂主張改變此種民族爭鬥的新途徑是：（一）改變上海、香港罷工政策，以經濟要求及地方性質的政治要求為最低條件；（二）委託南北政府合組一外交委員會，來解決全國性質的對外根本問題；（三）開始國內戰爭，合全國的力量，打倒英、日帝國主義的走狗——奉天軍閥。 我們相信今後中國民族運動之更大的發展，須在打倒奉天軍閥及中國工農階級的組織得到更大的發展自由之後。 我們對於關稅問題的意見 現在的中國關稅問題，已經不是一簡單問題；不但在中國民族之經濟的解放是第一重要關鍵，中國人民應該力爭關稅自主，帝國主義者間及軍閥間，都會因此次中國關稅問題，惹起極大衝突。 英國帝國主義者，對付五卅怒潮的政策，一眼看定中國軍閥政府只要有錢便肯賣國，故五卅運動一開始，他便提議和五卅事件毫不相關的關稅會議，以餌中國軍閥政府，使之抑制中國人民的民族運動，他這政策現在果然收效了。關稅會議如果真能平息五卅怒潮，關稅會議如果只能有二五加稅的結果，則英國所得已多，所損失的進口加稅，以他的精製品，比日本的粗製品所損失的猶少。 然而帝國主義的日本，為什麼也贊成關稅會議呢？日本有大宗粗製的日用品輸入中國，因增加進口固小有損失，但是他能在關稅會議攫取中國總稅務司的地位，則所得甚大，保證西原借款的利益，猶在其次。對華貿易額，日本已駕英國而上，居於第一位，在法律上已有取得中國總稅務司之口實；在政治上又有安福政府的暗助，他看出奉張會竟至袒英，遂乘國民黨與國民軍有單獨對英的主張，設法接近他們，利用他們，尤其要利用馮軍，以威嚇奉張，因此或者能遂其野心。不過總稅務司一致用日本人，便是支配中國財政的特權從英國手裡，轉移到日本手裡，這件事英國帝國主義者又何能忍？ 美國帝國主義者，又何以贊成關稅會議呢？美國對華貿易額本不甚巨，受中國進口加稅的影響尚小，卻正可因緣關稅會議，發揮其華盛頓會議之最得意的主張——門戶洞開，機會均等。關於總稅務司問題，美國必助英而抗日。 法國帝國主義者，對華貿易更不及美國，所以也贊成中國關稅會議，藉此保證其金佛郎案所得利益。英、法兩個帝國主義者衝突甚烈，關於中國總稅務司問題，法國會左袒日本。 以上是帝國主義者之間在中國關稅會議中的利害衝突。 在國內軍閥方面，無恥的奉張，對於各地五卅運動，始終是用高壓政策，把參加五卅運動的主要團體看做眼中釘，時刻想拔去而後快心；可是到了由五卅運動所喚醒帝國主義者久已忘了的關稅會議，他卻當仁不讓，想壟斷未來的二五加稅，使梁士詒組閣，做他的外府。安福政府，對於日本想攫取中國總稅務司，固然是一樁好買賣，就是二五加稅，他們不到山窮水盡，也未必肯睜著眼讓奉張拿去，段、張間也許為此問題，由暗鬥而至明爭。恐怕民眾運動拆散了他們二五加稅的好夢而取高壓政策，這是段、張同樣的心事。以前段政府因為藉外交以固位的政策，對於民眾運動，取敷衍態度，現在不但修改不平等條約已拋到九霄雲外，而且深恐愛國人民堅持關稅自主，觸怒了外人，破壞他快到手的財喜——二五加稅，因此拿出本來面目，公然禁止罷工，干涉集會結社，查禁共產黨，封閉報館，封閉上海的一切工會並拿辦其領袖，以取悅於外人了！攫得二五加稅者非張即段，當然於馮無與，所以馮主張關稅自主，不主張在現制之下要求加稅；可是他近來頗接近日本，將來關於總稅務司問題，他是否能夠貫徹關稅自主的主張而不袒，還是一個疑問。 以上是軍閥們對於關稅會議的利害衝突。 我們中國人民，尤其是五卅以來參加民族運動的民眾，對於此次關稅會議，應取如何態度呢？會議是定要開的了，我們不必根本反對這個會議，我們要在這個會議廢止現行的協定關稅制，中國的海關，應歸中國國家自主，我們反對繼續現行制度，在現制度之下要求加稅。在現制之下要求加稅，即使不以廢厘為條件，進口加二點五，每年不過二千萬元左右，而加至一二點五，也不過七千萬元左右，以歲收二千萬元或七千萬元，出賣國家主權及國民經濟發展之命脈，軍閥政府固優為之，人民決不甘如此！ 我們所謂關稅自主，具體說起來，乃指稅則自主與管理自主二事。稅則能自主，然後進口稅何項應加重（如奢侈品），何項應減少（如機器及教育用品），出口稅何項免稅（如絲、茶及工業製品），何項應重稅或竟至禁止出口（如穀物及棉花等工業原料），才能夠照實際需要，隨時自由增減，以保護本國工商業之發展，這就叫做保護關稅政策。管理能自主，然後稅務司不論任用本國人或外國人，一切用人行政支配稅款，才能由中國自由處置。現在中國的海關，稅則不自主，無論進口或出口，都須得外人同意，不但不能自由加稅，並自由減稅或免稅也不能；管理不自主，全國稅務司等高級職員千餘人中，竟至無一華人，總稅務司則須任用對華貿易最優越國之人，大權外移，馴至中國政府不能夠支配稅務司，稅務司倒可以支配中國政府；不但海關稅收不存中國銀行，並且拒絕中國鈔票。這樣不自主的海關，在名義上雖然是中國海關，實際上，簡直是外國帝國主義者管理中國財政，保護外國工商業和阻礙中國工商業發展的總機關。 因此，海關自主與否，的確是中國民族之經濟的解放第一重要關鍵，倘舍此不圖，只想在不自主的現行關稅制之下增加關稅，則保護關稅政策不行，國民經濟便無自由發展之望，即所加之稅，無論加至若干，也是用整理外債及政費名義，歸到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國內軍閥手中，於中國國民毫無利益可言；不但無利益，而且進口稅一加，物價因之高漲，常言道「羊毛出在羊身上」，所增稅額，仍要輾轉歸消費者中國國民擔負。五卅以來，中國國民流了多量熱血，倘若連一部分經濟解放的關稅自主都不得著，結果反要國民拿出血汗來增加帝國主義者軍閥的收入，如此，五卅運動，不算是中國民族自由運動，成了為帝國主義者及軍閥增加收入的運動了，試問我們怎能甘心！ 現在關稅會議快開了，凡是中國人，都應該奮起力爭關稅自主，反對在現行關稅制度之下要求加稅，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等一切人民團體，都應該立即表示一致的態度：對於在此次關稅會議不承認中國關稅自主的國家，加以罷工排貨的長期抵制；對於只圖加稅不力爭關稅自主的中國政府，立即請他下野。 中國如果真有愛國的軍人，他能拿起槍來討伐賣國軍閥，則這種戰爭，才不是軍閥間的地盤戰爭，才比什麼直皖戰爭、直奉戰爭、國（國民軍）奉戰爭都有價值，因為他是愛國與賣國之戰爭，不是為了一派軍閥的個人私利。 我們也要忠告全國商會，你們須要堅持現在的態度，並須聯合全國各階級的民眾，力爭關稅自主到底，不可因為容你們在內債方面分得點贓便中途妥協；更不可持單獨對英的謬論，附和安福政府為日本人爭得總稅務司地位！ 我們說要廢除領事裁判權，帝國主義說要調查司法；我們說要關稅自主，帝國主義者又說要調查什麼？除不平等條約外，帝國主義者直無絲毫理由可以拒絕中國關稅自主的要求。若以擔保外債及庚子賠款為詞，也是無理取鬧，即令我們不否認外債及庚子賠款，關稅自主仍與外債及賠款之擔保無傷，因為用做擔保的只是海關收入，並不是海關主權——稅則制定權及管理權。 裁撤厘金，固然是全國人民急迫的要求，但絕對不可拿做關稅自主及加稅的條件；因為關稅應該自主，厘稅本來自主，裁厘應該是自動的，關稅自主及加稅應該無條件的。 我們所要求的關稅自主，不但是無條件的，尤其應該馬上實行，不加限期，有條件有限期的關稅自主，便是帝國主義者一個騙局。在限期未到以前，他們當然不須實行，不妨僅以口惠和緩中國人民的空氣，即將來限期到時，他們又可藉口中國未曾履行某項條件，擱置前議，華盛頓會議關於中國關稅會議之執行延宕至今，便是一個榜樣，這也是關稅自主運動中，我們應該注意的一要點！ 今年雙十節中之廣州政府 現在的廣州政府是繼續辛亥以來的革命政府，現在的北京政府是繼續前清以來的軍閥官僚政府（即袁世凱亦稱北京是一大臭蟲窟）。這種歷史的事實，是無人能夠否認的。北京政府及其所統轄的各省雖然掛著一塊民國招牌，實際上，一切制度、人物、思想、習慣，仍然是光宣時代的故物，一切民國成立的基本條件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仍然絲毫沒有，連雙十國慶的集會遊行都被禁止，這是什麼民國？這還有什麼雙十紀念之可言？ 反之，革命的廣州政府究竟是怎樣呢？我們批評廣州政府，應該把他分為兩個時期：在討伐楊、劉以前為一時期，討伐楊、劉以後為一時期。在前一時期，廣州政府建設在西南小軍閥及買辦階級的勢力之上，因此苛稅雜捐、拉夫開賭，鬧得一塌糊塗，實在不成個民國的形象；然而政府領袖們確是有革命意志的，他們眼見政府不能實行黨義確是痛心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在廣州政府之下是有相當自由的，所以我們自始即不能不承認廣州政府比起北京政府來確是繼續辛亥以來的革命政府。在後一時期，即討伐楊、劉後的廣州政府，乃建設在革命的民眾與革命的軍隊之上，更完完全全的是一個革命的政府了。這革命政府中可敬的領袖們，一秉中山先生不妥協的革命精神，對內毅然決然的廢除苛稅雜捐、拉夫開賭這些秕政，毅然決然的謀軍政財政之統一，更毅然決然的驅逐那些寄生於秕政阻撓軍財統一的軍事領袖，而毫不顧忌；對外則領導革命的民眾，不計成敗利鈍的與香港政府作戰，成了此次五卅運動中為民族利益最後力斗之孤軍。如何擁護此為革命而力斗的孤軍，使他不至為英國帝國主義者及國內一切反革命的勢力所破滅，這是今年雙十紀念運動中全國革命的民眾所應第一注意的事，因為雙十節所紀念的是革命的勢力之勝利，不是反革命的勢力之勝利。 廣州政府現稱國民政府，我們可以承認他確能名副其實，他此時雖然未曾統一全國，而他的工作，都實實在在在那裡代表中國民族的利益和英國帝國主義奮鬥，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反動的軍閥奮鬥；這班國民政府的領袖，即是國民黨的領袖，他們這種英勇奮鬥，才真能把中山先生生平不妥協的革命主義完全表現出來了。只有這班英勇奮鬥的領袖們才真是中山主義的信徒；若口稱是中山主義的信徒，實際上還徘徊依違於革命派與反革命派之間，那便是中山主義的叛徒；中山主義的信徒與叛徒，只有在實際的革命爭鬥中才能夠分別出來，別的著書立說都是欺人之談。 民國六七年，京滬間的官僚甚至於國民黨黨員，對於中山先生有一個很流行的批評道：「孫中山是一個有革命癖的人，無論到何時他總要革命，恐怕他的兒子孫科做了總統，他還是要革命咧。」他們以為這幾句話是譏誚孫中山的，殊不知這幾句話卻真能將中山先生可尊敬的全人格表現出來了。中山先生是世界上最忠實於革命事業的一個人，只要贊成他革命，雖巨惡如徐樹錚、梁士詒，他也肯與之周旋，若不忠於革命，雖多年共患難的同志如黃興、陳炯明，他也不惜與之決裂，若孫科為總統而不忠於民國，他當然起來革命。中山先生一生唯革命是志，從來不以愛憎親疏易其志，在怕革命的東方民族中，他的確是傑出的人物，在國內一切主義不同的革命派都欽佩中山先生，也就在這一點。現在廣州政府的領袖們，只計是非不顧利害的英勇奮鬥，無論成敗，中山有知，必定是含笑稱賞的。十二年四月間，余正在大元帥府和中山先生談話時，有人匆匆來報，大元帥府會計主任，為劉鎮寰索餉不遂拘去，中山先生大怒，立召蔣介石參謀長，即謂須嚴懲此等不法軍人，寧可失敗而離開廣東，也不可不和他們一斗，言時聲色俱厲，其實當時所謂孫大元帥蔣參謀長都是赤手空拳，此事終於隱忍過去。現在蔣介石先生手創了有力的黨軍，用這包打軍閥絕不擾民的黨軍，不顧成敗利鈍的肅清了那些拉夫開賭、苛稅苛捐、各霸一方歷年擾害廣東人民的滇、桂、粵各派小軍閥，以圖廣東軍政財政之統一，這不但為國為黨建了驚人的勳勞，並且為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從心的怨氣。中山先生及他手創的中國國民黨，倘若沒有這幾個月國民政府一面肅清內部惡勢力，一面反抗外部惡勢力的堅決舉動，幾乎使人民懷疑到什麼三民主義什麼革命事業都不過是欺騙人民的鬼話了！ 現在和廣州國民政府為敵的內外惡勢力是些什麼呢？國內惡勢力出頭來破壞國民政府的，為主的自然是陳炯明、林虎、洪兆麟、葉舉、魏邦平、鄧本殷這班括廣東地皮還沒有括夠的小軍閥。這班小軍閥的勢力，曾為革命的黨軍所擊破，為什麼現在又能結合起來向國民政府進攻？一是因為許崇智妥協姑息政策所留下的禍根；二是因為他們新近得了英國帝國主義者、北洋軍閥、香港買辦階級各方面的援助。香港政府公開的送三百萬子彈到汕頭；港商資助陳炯明百多萬現金，內中有一部分也是英人拿出來的；段政府幫助陳軍三十萬元，又派遣海籌、永績兩艦助戰；福建派張毅的軍隊到潮州助戰也是公開的；江西和湖南也正在準備援助陳軍向粵進攻。陳炯明等除了得到上述各方面的實力幫助以外，還有國民黨中反動派的聲援：謝持、石青陽等勾結熊克武，密謀在廣州響應陳軍；北京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公開的和陳炯明、楊希閔合作，該俱樂部所揮霍的就是段祺瑞所給楊希閔的招待費三萬元，他們更打算廣東外交代表團到京時，開會歡迎林森、鄒魯等代表，勸其通電聯陳反蔣；廖案一大批罪犯，更是奔走上海、香港間密謀勾結廣州殘餘的反動軍隊，候在黨軍出征東江時，起來叛變。陳炯明等小軍閥、香港買辦階級及國民黨中的反動派，他們攻擊國民政府之共同口號就是「反共產」，和以前唐繼堯勾結楊、劉在廣州謀叛的口號一樣；其實廣州國民政府里，可以說沒有一個共產黨黨員，更未曾並且未打算採行一點共產政策（反動派軍隊所銜恨的國民政府政策，如軍政財政統一及廢除苛稅雜捐禁止拉夫賭博等，難道都是共產政策嗎？）。他們所謂共產，便是指革命，「反共產便是反革命」，這就是他們的邏輯，他們的罪狀，真是不打自供了。國民黨中又有一班新的右派分子，口頭上自稱是中山主義的信徒，實際上對於真能為中山主義在廣州奮鬥的左派，不但心憎腹誹，並且公然致函蔣介石阻其急進，又請張靜江函勸蔣介石離開廣東；他們這種舉動，實際上也算幫了陳炯明的忙，雖然他們在口頭上不贊成陳炯明與反動派。 國外的惡勢力，不用說主要的就是英國帝國主義者，抑制中國民族運動與抑制代表中國民族運動的國民黨，以期長久保持他們的在華特權，這本是一切帝國主義者的對華政策，尤其是英國的香港政府對於廣東的政策。廣東迫近香港，恰好近幾年來廣東的政權又落在代表中國民族運動的國民黨人手中，真所謂「冤家狹路分外眼明」，因此香港政府不斷的利用陳炯明，利用商團，利用楊、劉，陰謀破壞廣州政府。可是他的陰謀都著著失敗了，尤其是楊、劉失敗後，英人失了一切破壞國民黨政府的工具，同時香港沙面大罷工的工人得以廣州為根據地，又以國民黨政府的援助得以堅持，使香港英人眼見每天損失四百萬元，而不能使用在上海利用奉軍壓迫罷工的方法，英人正在無可如何，適逢粵軍中的反動派領袖，反抗國民政府廢除苛稅雜捐，禁止拉夫開賭，統一軍政，統一財政等政策，香港英人遂乘機利用之以成刺廖案；幸而國民政府有肅清內奸的決心，不姑息的逮捕諸反動領袖，解散諸反動軍隊，是時香港英人老羞成怒，遂至鼓吹直接以武力攻取廣東，美其名曰為中國謀統一，究因國際形勢不容英人能夠這樣橫行，其計又不得逞，於是決心再以實力援助陳炯明、魏邦平、鄧本殷等，以成現在東南兩路夾攻廣州國民政府的局面；全國的反動派——北洋軍閥，香港大商買辦階級，陳炯明、林虎、魏邦平等小軍閥，國民黨的反動派，遂在此局面之下，形成了中國反革命的大聯合，一齊拿著「反共產」、「反蘇俄」的旗幟，向廣州國民政府進攻，為英國帝國主義效勞！據本月八日路透社香港電說：「港督今日在立法議會提出預算時演說，謂渠信廣東有智識之人，必不能再容外方及他省營利之徒施行暴政，大約本年底來年初可望恢復秩序。……今在本地募債，未必成功，而此時請助於倫敦市場，據所接英國消息觀之，亦屬不利，蓋投資者以為香港狀況不佳，非有極優之條件，必多遲疑也。故非俟過激黨破壞香港之企圖已遭失敗，不宜募債云云。」在這小小一段演說中，我們可以看出幾點：（一）他所謂過激派（英人眼中的過激派，一切愛國運動者都包含在內，國民黨的左派領袖如汪精衛、蔣介石等，更不用說了）破壞香港之企圖，所加於香港英人經濟的打擊，實在萬分明顯，所以他不得不運用陰謀，利用中國一切反革命的勢力，推倒廣東革命的勢力；（二）他明白供認他曾經教唆廣東有智識之人（當然是陳炯明）排斥外省人，排斥客軍；（三）他已經很有把握的計算他所利用各方面的勢力，在本年底來年初可以占領廣州；（四）香港的經濟狀況，已無法得到倫敦的救助，只有俟反共產反蘇俄的廣東有智識之人占領廣州，使過激黨破壞香港之企圖遭了失敗，才有救星；（五）革命派及反革命派在廣東之成敗，關係香港英國帝國主義者之利害，是非常明顯的了。 這樣在內外之惡勢力四面八方的進攻之下，廣州國民政府也會失敗，如果失敗了，失敗的不只是廣州國民政府，實在是全中國民族運動中最重要的一命脈。成功的是誰？不用說是陳炯明及國民黨的反動派，尤其是香港英國帝國主義者。這就是全中國革命的民眾在今年雙十紀念中所以不應忽視這一件大事的原故，更不可把這件大事看做廣東的局部問題！ 又有人以為廣州國民政府聯俄拒英，不免以狼易虎，失了民族運動的意義。像這種錯誤的觀念，實是中國民族運動一大危機。第一我們應該明白：所謂民族運動，其意義是要求民族的自由與獨立，不受他民族之政治的壓迫與經濟的剝削，決不是一民族的閉關主義，並且在這一民族運動中，要得到他民族同情的援助，才格外容易成功。第二我們應該明白：此時世界上各民族能夠以實力援中國民族運動的，還只有蘇俄，若印度、若土耳其、若朝鮮、若加哇等被壓迫的民族及歐、美、日本的無產階級，還只有精神的援助。第三我們應該明白：在理論上，援助被壓迫的民族，是蘇俄立國之信條，他若不以實力援助中國民族運動，便是言行不符；在事實上，蘇俄也剛從西歐經濟的剝削中解放出來，現時也還在國際帝國主義的四面進攻中，他正需要和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如印度、加哇等）及被壓迫的國家（如中國、德國、土耳其等）結成聯合戰線，抵抗帝國主義之進攻，他援助中國，即是援助他自己，不但中國的民族運動不應避諱蘇俄的援助，並且到了民族革命成功，還應該更進一步和蘇俄締結同盟，共同防禦帝國主義之進攻。第四我們應該明白：在實際事例上，蘇俄實行其立國信條，援助了土耳其的民族運動，援助了波斯的民族運動，援助了阿富汗的民族運動，都是無條件的同情援助，他對於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不曾有過壓迫和剝削的事實發生；即對於中國的中俄協定，蘇俄自動的放棄了那帝國主義者經過五卅大流血還不肯放棄的許多權利，他所得的是什麼？蘇俄實是援助了廣州國民政府，而都是無條件的，也絲毫沒有什麼壓迫或剝削的事實發生過，若說聘用蘇俄軍官改造海陸軍便是授權於外人，那便是把蘇俄看做帝國主義的國家一樣，不能夠接受他軍事的援助了。「赤色帝國主義」這一名詞，是歐洲帝國主義者造出來離間一切被壓迫的民族與國家和蘇俄聯結的方法，現在中國有些反革命分子，也跟著學舌，真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帝國主義者好比是些強盜，蘇俄好比是和我們守望相助的鄰人，若把鄰人也看做強盜，拒絕他們的援助，這正是強盜們暗中稱快的事。像陳炯明等及國民黨的反動派，更是要豎起大旗來幫強盜攻打鄰人，所以他們竟會把「聯俄」算做廣州國民政府的一樁罪狀。 反奉運動與法統問題 我們為什麼反奉？這是因為奉系已成為國內最有勢力的軍閥，他對內可以造成一派軍閥勢力統一中國的局面，使軍閥政治格外演進，他對外可以成為帝國主義者最有力的最信託的工具，使民族運動格外遇著摧殘；所以我們反奉之目的是在對外的到民族的自由，對內的到政治的自由，這本來非常簡單而明瞭。 一個簡單明瞭的反奉問題，現在卻含著一些複雜性質，這是因為反奉運動中潛伏了直系復興的危險。 不用說，直系是一派反動的軍閥，他不但以前是反動的，現在仍舊是反動的，他的反動性並不減於奉系，然而他現在支配政局的力量卻非奉系可比，他在反奉運動中的力量，比起民眾及國民黨國民軍來，他只是百分之幾。在這全國反奉運動中，雖只百分之幾的力量，我們自然也應該一律歡迎，若在反奉運動中攻反奉之直，客觀上便是助奉了。同時我們也要明白告訴直系，人民雖不念舊，而現在只是為對外的到民族的自由對內的到政治的自由而反奉，決不能為曹吳復仇直系復興而反奉。所以章太炎還知道說：「吳佩孚出山討奉，目的須純在國家，方可得國民同情，若涉報復或爭地盤，則不可預知。」 為曹吳復仇直系復興而舉兵反奉，當然是直系真實的心理，由這種心理而表現出來的政策，就是所謂維持法統。在吳佩孚、孫傳芳通電中雖然未曾涉及法統問題，章太炎致岳維峻電中雖然明言此時不議及此問題，而事實上直系終須用法統這個假面，做他們復仇復興之工具。他們所謂法統有二解：軍人派所謂法統是指曹錕的憲法，政客派所謂法統是指民國約法。維持前一個法統，便是所謂護憲，也便是擁護曹錕；民眾對於賄選的余怒猶未全息，直系若拿出護憲擁曹的旗幟，直是為奉方宣傳，直是自殺政策，直系中稍稍有點頭腦的人當不出此。維持後一個法統，便是擁護約法，即是討段；段祺瑞、章士釗詭稱革命破壞約法，自然是可笑的很；但是約法本身的好歹且不論，此時民眾迫切的要求是：關稅自主、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對外的民族自由，和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等對內的政治自由，決不是什麼一紙空文的約法可以使民眾滿足的。況且緣約法法統而發生的問題，便是恢復舊國會，這種千夫所指的舊國會，即令沒有選舉吳佩孚為大總統的預定計劃，即令除去賄選分子，也不能得國民之信任了。現在救濟這個法律之窮的出路，惟有倒奉後，在事實上占據北京政府者，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解決一切國家根本問題。所謂國家根本問題，正是現在民眾迫切要求的對外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對內保障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因為這才是中華民國真實存在之基礎，寫在紙上的憲法還在其次。 什麼法統問題，決非民眾的迫切需要，不過是直系拿來做面具，來遮掩他們為曹、吳復仇直系復興而舉兵反奉的隱衷罷了。 所以為反奉而戰，雖直系我們也可以不因既往而阻撓他們現在的行動；他們若終於為法統而戰（實際上是為直系正統而戰），民眾反奉勝利之後，繼以反直，這也是意中的事。 十月革命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 受了帝國主義侵略八十餘年的中國，為什麼歐戰後漸漸才有了有意識的民族運動？這是因為：（一）在客觀上，一方面中國的工業乘歐洲大戰機會一時有了相當的發展；一方面大戰後帝國主義者因彌補戰中的損失，加緊向中國等經濟落後的民族剝削進攻，促起了反抗。（二）在主觀上，蘇俄十月革命觸動了中國青年學生及工人革命的情緒，並且立下了全世界各被壓迫的國家及各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國主義之大本營。 蘇俄十月革命之內容是：（一）城市工人打倒資產階級而得了自由；（二）鄉村農民打倒地主階級而得了自由；（三）俄國境內的小民族打倒俄皇及資產階級的統治而得了自由；（四）全俄人民脫離西歐帝國主義的羈絆而得了自由。前二者是階級運動，後二者是民族運動，合起來便是整個的世界革命之開端。這兩種革命運動，在蘇俄同時並行，不但沒有妨害，而且正因為工農階級奮起得了政權，對外拒絕與帝國主義的協約國合作，對內取消前俄帝國主義的政策，即強迫民族同化於大俄羅斯的政策，因此民族運動才得到徹底的解決，否則若照當時資產階級的克倫斯基政府政策，至今全俄人民仍舊屈服在帝國主義的協約國羈絆之下，俄國境內諸小民族仍舊屈服在資本主義的大俄羅斯政府威權之下，這是毫無疑義的。 工農解放民族解放這種雙管齊下的蘇俄十月革命，他自身的成功並影響到世界革命，後者更勝過前者。蓋自十月革命後，多年不能解決的俄國境內諸小民族問題，得到了徹底的解決，蘇俄更進而援助近東、遠東諸弱小民族與被壓迫的國家（如中國、土耳其、波斯、埃及、阿富汗等），建立了全世界被壓迫者共同反抗壓迫者——國際帝國主義之大本營；這些事實已足證明蘇俄十月革命，在民族解放運動上比在工農解放運動上更為成功。 按道理講起來，現在全世界凡是被壓迫的階級以及被壓迫的民族和國家，都應該聯合起來在這世界革命的大本營援助之下，共同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大家才有出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當然沒有例外，也應該順著這個世界革命的大潮進行；可是還有許多不了解世界大勢的人們，竟不是這樣想法。在一班深受了英美帝國主義教育毒的博士們，不但不承認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中國根本大患，並且不承認世界上真有什麼帝國主義，仿佛是共產黨人捏造的名詞；因此，中國也自然沒有民族解放運動之必要。這班人我們不必去論他。又有一班人很明白中國有民族解放運動之必要，並且明白非打倒帝國主義中國民族無由解放；可是他們以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只好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不必聯絡蘇俄，因為聯俄有三個危險：（一）是聯俄中國便要實行共產了；（二）是聯俄中國便要被俄國侵略甚至於被俄國占領了；（三）是聯俄則帝國主義者更要嚴厲的對付中國了。他們因為懷疑聯俄有這三個危險，遂至甘心退出全世界被壓迫者反抗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使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處於獨立地位，這正是帝國主義者之所願，而是中國之不幸呵！他們所懷疑的三個危險，現在略為解釋如下。 第一，蘇俄許多主要人物固然是共產主義者，蘇俄實際政治固然也有若干小小部分採行了共產主義的政策；然而決沒有不問青紅皂白，隨意推行於任何國家的道理，因為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宗教，決不能不待其國內自然發生而可以從外國宣傳出來的。至於蘇俄援助各弱小民族及被壓迫的國家，這和共產運動更完全是沒有連帶關係的兩件事。蘇俄所援助的波斯與阿富汗，都還是專制君主的國家，難道也是共產運動嗎？蘇俄又曾援助蒙古，難道遊牧的外蒙也能實行共產制度嗎？蘇俄確實援助廣州政府，然而除了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陳炯明等造謠以外，廣東可曾採行一點共產制度呢？ 第二，舊俄羅斯本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蘇俄若要侵略中國，自然是繼續舊俄政策，和其他帝國主義者作同樣的行動，取同樣的態度，他為什麼對土耳其對波斯對阿富汗對中國，都放棄了舊俄所得一切特權，使一切帝國主義者異常恐怖呢？蘇俄如果也是一個帝國主義者，便自然要站在帝國主義者那一邊，決沒有站在被壓迫的民族這一邊做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運動的道理。所謂赤色帝國主義這一名詞，乃帝國主義者捏造出來離間被壓迫民族和蘇俄的結合，如果蘇俄真是赤色帝國主義，我們便不必怕赤化了，帝國主義者也不必恐怖我們赤化了。在經濟上說起來，蘇俄方在刻意消滅資本主義，那裡還有成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可能，因為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發展之最高形式；在政治上說起來，聯合被壓迫民族共同打倒帝國主義乃蘇俄立國之方針，「對被壓迫的民族只予不取」，乃列寧之遺訓，他們對土耳其對波斯對阿富汗等，都不曾違背此遺訓，豈有單要侵略中國之理。 第三，中國自來不曾聯俄，帝國主義者對付我們不算不嚴厲了，反之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正因其民族運動得著蘇俄援助而發展，帝國主義者遂有所顧忌而讓步；即以中國近事而論，帝國主義者雖然大叫五卅運動是赤化，然而他們正因為中國有了赤化的五卅運動，終不得不於關稅會議有相當的讓步，尤其是他們對於聯俄赤化的廣東，五個月以上的總同盟罷工，幾乎使香港變為荒島，廣東政府竟不許經過香港軍商船進口，日船違令進口，政府軍槍殺日本船員二名，日領只得一面向政府道歉，一面請求撫恤死者每人二千元，英、日帝國主義者竟未能以一槍一彈害廣東。這是因為：（一）帝國主義者間的衝突甚烈，已沒有向我們聯合進攻之可能；（二）一切被壓迫的民族與國家之民族革命，都有乘機奮起之勢，帝國主義者已沒有以武力消滅此革命大潮之可能；（三）各帝國主義的國家內，隨時都有階級革命爆發之可能，帝國主義者若以武力壓迫蘇俄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必為工人階級所反對，尤其是運輸工人足以制其軍事運輸之死命。並此諸因，我們可以看出帝國主義者嚴厲的以武力對付中國政策已不適用，他們今後的政策乃是：（一）以金錢軍器收買中國軍閥，替他們破壞中國民族運動；（二）教唆中國的反革命派，大喊其赤色帝國主義和反共產，以破壞中、俄聯合；（三）以小恩小惠收買中國商人及英、美博士們，使他們協同軍閥官僚阻撓工人、農民、學生運動之發展。我們敵人不但在國外並且在國內，他們都根本不要中國有民族解放運動，並不是因為聯俄，帝國主義者才要嚴厲對付中國。 我們若明白上述三個聯俄的危險都非事實，同時便自然明白全世界被壓迫者反抗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之必要；並且同時便自然明白所謂「反蘇俄」是破壞國外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之口號，所謂「反共產」是破壞國內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之口號。因為國外反帝國主義最烈的便是蘇俄，國內反帝國主義最烈的便是共產黨。 中國民族運動中之資產階級 資本主義已發展到最後階段，臨了末運，所以現在全世界之資產階級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而反動了。幼稚的中國資產階級，在原則上，他被壓迫在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兩重勢力之下，應該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實際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動的資產階級之一部分，他所有應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階級的反動性消滅下去。 五卅運動起時，我們絕不死守成見，我們頗幻想在此次全國民族運動奮起大潮中，中國資產階級或不能不相當的與一切革命的民眾合作了。可是在事實上，中國資產階級對於此次民族運動的態度，使我們的幻想終於是一個幻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不革命」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國民族運動中證實了。 在全國的工人、學生流血奮鬥正熱烈中，而全國商人竟一致反對排貨，天津、漢口、青島的商會竟反對工人、學生之愛國運動，向軍閥告密。上海資產階級的九家大報，竟絲毫不肯表示反對帝國主義，尤其是《時報》竟為工部局刪改上海市民大會的電報，新、申兩報竟為工部局登載「誠言」。資產階級的學者名流，即所謂高等華人梁啓超、丁文江等，竟宣言要「友誼的磋商」與「雙方諒解」，竟公然說：此次慘劇發生的責任究竟誰屬，現猶不能斷定，中外當局應先從事調查，真相明白然後始可言解決，現在之罷工、罷市、罷課的緊張局面，首先應設法使之和緩（宣言大意如此）。 上海是帝國主義者在華勢力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國資產階級最發達的地方，五卅事變恰恰發生在上海；因此，上海資產階級對於此事變之態度，可以說是代表全中國資產階級之態度。他的態度可分為四個時期略略述之：（甲）罷市之初為第一時期；（乙）從罷市到開市為第二時期；（丙）從開市到總工會被封為第三時期；（丁）從總工會被封到現在為第四時期。 五卅運動一開始，上海資產階級即帶反動傾向，其表現之事實是：一、經學生、工人群眾脅迫而哀求，總商會始肯宣布罷市；二、當時一般群眾的呼聲是反對外國人慘殺同胞，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等，而商會在全市商店門窗所揭罷市要求，只是取消碼頭捐；三、罷市後總工會、學生會提議組織工商學聯合委員會，以為全市運動指揮總機關，各馬路商聯總會贊成加入合作，而總商會則堅不肯加入；四、自六月一日罷市起至十日五卅委員會成立止，這十天當中，總商會都站在調人地位。在此時期中，上海資產階級之妥協性及鄙棄民眾的心理，已充分表現出來了。 在這時期中，資產階級所表現的最反動事實，即是不顧民眾的要求單獨向帝國主義者提出條件問題。因為商聯總會之牽制，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所提出的十七條件，已為民眾所不滿，而總商會則更蔑視民眾的意見，迎合軍閥政府委員的意旨，別自單獨提出十三條，這十三條中，竟將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的「永遠撤退駐滬之英日海陸軍」及「取消領事裁判權」這十二、十三兩條完全撤銷了，第六條優待工人當中，他們把「工人有組織工會罷工之自由」這一句也去掉了。他們這樣的妥協，頗受了帝國主義者的嘉獎，當時《大陸報》說：「總商會的人是老成持重的，他們都是上海的大商家、大銀行家，有體面負責任的人，他們是決不急進的。」他們的十三條並未為六國委員團所容納，上海談判決裂，總商會不但不堅決的作更進一步的示威反抗，反而並不和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協商而單獨議決開市。 開市之宣言，本來說還要抵制英、日貨物及援助停業工人，然而實際事實上是怎樣呢？開市後，所謂抵制英、日貨，不但是一句空話，而且因為學生會嚴厲的檢查英、日貨，和總商會及商聯總會起了不斷的糾紛與衝突，尤其是總商會以檢查五卅以前存貨之名為推銷英、日貨方便法門，和學生衝突甚烈。所謂援助停業工人，總商會和商聯總會始終只是經收全國各處捐款，他們自己原來是一毛不拔的，開市後他們一致鼓吹單獨對英，尤其是總商會更是勾串奉軍戒嚴司令及交涉員壓迫總工會令日廠罷工工人幾等於無條件的上工；日廠上了工，工部局停止供給各廠電力，總商會不努力抵抗工部局，而又勾串軍閥官僚壓迫總工會令工部局電氣處工人上工；總商會又主張碼頭工人上工兩星期，專為中國商人運出存儲英、日堆棧的貨物，議定在此項存貨物價三千餘萬元中提捐百分之一，約三十餘萬元，作為五萬餘碼頭工人一個月的救濟費，此辦法由總商會議定，此業務由總商會管理，其結果三千餘萬元的貨物如期運盡，而繳納的捐款只有三萬餘元，總商會簡直不負責任，碼頭工人因此遂即不能繼續罷工了。大部分罷工工人既已上工，總商會遂進而勾串奉軍戒嚴司令部封閉總工會。總工會既已被封，所有英廠罷工工人，遂被迫而陸續上工了；至此，資產階級所謂抵制英、日貨，所謂援助停業工人，所謂單獨對英，都成了公然的騙局！在此第三時期中，資產階級已經是不掩飾的反動起來了。 奉軍司令部的人說：封閉總工會是事前得了總商會同意的。虞和德對工人代表會的人說：你們代表會就是總工會的變相，斷然不能存在，你們若能承認李征五去主持，我們可以幫助你們公開的存在。霍守華對人說：總工會不應該和總商會衝突，老實說，總工會被封的時候，總商會若肯出來說幾句話，司令部是不能不顧忌的。照上述之種種說話，英、日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感激上海總商會的盛意了！總商會不但要和總工會過不去，近來並且指揮他的武裝隊（保衛團）和他的爪牙（警察廳長江政卿）幫同軍閥摧殘所有的工會及工人學校，查禁學生或工人的集會。在此第四期中，資產階級的反動更有一個特點，就是中小商人的商聯總會，以前和總商會是對抗的，比總商會是急進的，現在事事依附總商會，不敢自作主張了。他們跟著總商會反對學生、工人，跟著總商會不參加一切民眾運動，稟承總商會的意旨，公然宣告沒有恢復工商學聯合委員會之必要。最可笑的是：學生會邀請商聯總會共同發起各團體代表大會，主張關稅自主，他們竟會說出「關稅已經自主不須開會」的夢話來！ 中國資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的態度既是如此，那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要靠那些階級的力量才能成功呢？在民族運動中，是否應該反對階級爭鬥呢？這些問題，我們希望戴季陶主義者及國家主義者有一個忠實的解答。 什麼是國民黨左右派？ 我們要明白國民黨中的左右派是什麼，這不但是國民黨之重要問題，並且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重要問題。我們若是把國民黨看做整個的而無左右派的分別，便無由判定國民黨是革命的不是革命的了；我們若是懂得國民黨中有左右派之區別，左派是革命的，右派不是革命的，然後擁護國民黨的人才不至受人指摘，非難國民黨的人才不至一概抹殺。 有些人不相信國民黨有什麼左右派之分別，可是在事實上，國民黨左右派之分化，及歷來右派另自形成組織，都非常明顯。最初是孫、黃分裂，右派由歐事研究會變為政學會；其次便是孫、陳分裂，右派變為聯治派；再其次便是去年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後，右派變為國民黨同志俱樂部；最近從中山先生死後到現在，又漸漸形成戴季陶一派；每逢分化一次，黨內之階級的背景都更明顯一次，在思想上左、右派的旗幟都更鮮明一次。戴季陶派，或者可以說是國民黨右派在思想上最後完成了；同時，左派的思想亦因之明了而正確了。 有人以為共產黨是國民黨左派，這是非常之大的錯誤。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的行動上，固然站在左派的政策上面；然而共產黨是共產黨，國民黨是國民黨，國民黨自有他自己的左派，如何能以共產黨做國民黨的左派呢？國民黨左派的思想與政策，無論如何左傾如何急進，終究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就現有的事實而論，國民黨左派的領袖，如汪精衛、蔣介石、胡漢民、譚延闓、程潛、于右任、徐謙、吳稚暉、李石曾、顧孟余、丁惟汾、王勵齋等一班人，沒有一個是共產黨黨員。 國民黨的左右派之分別究竟是些什麼呢？在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前後，可以說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政治的是左派，不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政治的是右派；信仰三民主義的是左派，不信仰三民主義的是右派；現在的左右派，都不是這樣簡單的分別了。以前不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不信仰三民主義的右派，已公然反革命，而實際上脫離了國民黨了；現在新的右派，雖然口頭上也說主張反帝國主義與軍閥，並且高高的掛起信仰三民主義的招牌以自重，可是實際上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理想與策略，他們如何實行三民主義之方法，都完全與左派不同。 在理想上：左派之反對帝國主義，乃根本反對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這一制度之本身為壓迫全世界弱小民族及勞動平民擾亂人類和平的怪物，右派之反對帝國主義，並不是根本反對帝國主義這一制度，乃只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族，同時他們並企圖中國民族也發展到帝國主義；左派之反對軍閥，其目的是在去掉軍閥政治，代以民主政治，右派之反對軍閥，其目的是在去掉軍閥政治，代以仁愛的保育政治，即古代所謂仁政現代所謂賢人政治。在策略上：左派懂得要實現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國民革命，國外有聯合蘇俄國內有聯合工農階級及共產黨之必要；右派則反對聯俄，反對共產黨，反對工農階級之階級利益的爭鬥而失其同情，所以右派雖然口裡也說要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口裡也說要國民革命，然而實際上只能口裡說說，而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國民革命之實際工作，一步也不能動手去做。他們口中所說的「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所說的「國民革命」，都和不能兌現的支票一般。他們的專門工作只是反對蘇俄，反對共產黨，反對階級爭鬥這三件大事，除此只有吃飯睡覺，至多只能閒暇無事時做幾句孫文主義三民主義的頌聖文。他們雖然掛著革命黨的招牌，可是不曾為革命流一滴血，不曾為革命坐一次牢監，並且不曾為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舉行過一次示威運動散過一次傳單；他們不但自己不去做這些革命工作，並且還極力向廣東、上海、北京正在革命戰線上拚命的左派加以不斷的攻擊，袖著手不革命的，還算是右派的好分子。 右派所謂「真正三民主義」，所謂「三民主義的信徒」，也只是一塊騙人的招牌，他們並不曾想過如何才能夠實行三民主義。他們極力排斥國外最反對帝國主義的蘇俄，極力排斥國內最反對帝國主義的共產黨，極力排斥反帝國主義最有力的工人、農民之階級爭鬥，試問他們還有什麼方法實行民族主義？他們輕視占全國人口最大多數的工人、農民之階級的利益，試問他們所要實行的是什麼一種民權主義？他們反對階級爭鬥，試問在資產階級爭鬥之下，有何方法可得保證農工平民之民權？倘若不讓工農階級由階級爭鬥而形成他們的勢力，足以挾制資產階級，使他們不得不承認節制資本與大產業國有，足以挾制地主階級，使他們不得不承認平均地權，試問國民革命政府另有何種力量可以實行民生主義？不實行的三民主義，豈不是騙人的招牌？左派知道三民主義不是一個宗教，單單信仰主義是不夠的，單單信仰主義，只是一個主義者，一個信徒，不是革命家；左派知道單單宣傳三民主義，而不能指陳其實行政策，也便是胡適之所譏誚的「名詞運動」；左派為了要實行三民主義，便不得不採用「聯俄」、「與共產黨合作」、「不反對階級爭鬥」這些實際需要的政策。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國民黨中現在的左右派之分別，已經不是在口頭上主張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與否或信仰三民主義與否之問題，乃是在實際行動的政策上是否真能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是否真能實行三民主義之問題。 左派是實行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派。 右派是口頭主張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口頭信仰三民主義，而不想實行的非革命派。 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必須贊助國民黨的左派而反對其右派。 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 一個黨內分左、右派，往往是不可免的事。但是左、右乃比較之詞，並不是絕對的，所以一個黨里如果有了更左的一派，則以前的左派會比較的成了右派；或者右派脫離出了，以前的左派中右傾分子，也會形成新的右派。 中國國民黨早已有過左右派分化及分裂的歷史，我們已常常說過。自去年正月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後，黨內階級的分化，隨著中國社會運動之階級分化，日漸明顯；中山先生死後，黨內代表官僚買辦階級的右派，正式另立組織：北京的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及上海的辛亥同志俱樂部。前者投降段政府，謀在北方發展勢力；後者結合唐繼堯、趙恆惕、陳炯明等，謀在西南發展勢力；這兩個俱樂部對於段政府之態度雖不一致，而反對共產派反對國民黨左派，並且勾結帝國主義的英國破壞廣州國民政府，則是一致的。這班代表官僚買辦階級的右派，已公然反動，他們雖然還以國民黨自居，並且以純正的國民黨自居，可是我們只能當他們是社會上的一種反動派，不能當他們是國民黨右派了，因為一個黨中的左右派，雖然有政策的左右傾及行動緩急之不同，而根本目的必然相同，譬如國民黨，即令是右派，其根本目的亦不能離開國民革命，國民黨以前的右派既然勾結帝國主義與軍閥來破壞國民政府，已明明不但離開而是背叛了國民革命，已經事實上脫離了國民黨，還算得什麼國民黨右派呢？右派畢竟還是以國民革命為目的之國民黨啊！ 這班代表官僚買辦階級的右派已經脫離了國民黨，那國民黨中有沒有新的右派呢？有的。自五卅運動的高潮，表現出無產階級是國民革命中最偉大的社會勢力，同時也就加速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形成的過程。這種現象直接的反映到國民黨和小資產階級，他們便竭力的想確定他們自己的政治思想，並且要想在組織上鞏固起來。在具體事實所表現的就是：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的上海各馬路商聯會極力和反動的總商會結合起來，反對工人及學生，又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國民黨黨員，勾結以前的右派即反動派，假借三民主義的招牌，提出階級妥協的口號，來反對階級爭鬥，反對共產黨，並反對國民黨左派，甚至於反對國民政府。一個黨，總不免有比較右傾的一部分，只要他不右傾而至於反動，還算是右派而非反動派，我們對於這種右派，並不必特別反對；可是現在國民革命的新右派，一開始即帶有反動的傾向，這都凡是忠於中國革命的人都不得不向他們加以不客氣的警告。這一新右派在理論上並且在組織上（孫文主義學會）形成起來，一天比一天明顯；他們雖然竭力自別於代表官僚買辦的反動派即以前的右派，其實他們當中仍然包含著不少以前的右派分子，並且在事實上他們既然反對階級爭鬥，反對蘇俄，反對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左派，並且反對國民政府，客觀上便實實在在的幫助了反革命和帝國主義者（如謝持、居正、周頌西、孫鏡亞等）。 季陶先生對我說：他們並不反對階級爭鬥，只是在國民黨的立場不便鼓吹階級爭鬥；然而事實上近幾天的《民國日報》上反對階級爭鬥之論調都非常之高。 他們暫為顧全中山先生遺囑計，尚未公然反對蘇俄，然而他們在取消共產派黨籍宣言上，說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是「藉以維持蘇俄」；又說「掃除任何屬性的帝國主義」，所謂任何屬性，不用說所謂「赤色帝國主義」也包含在內。 他們反對共產黨更不用說了。他們說共產黨只要民族主義，對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都唾棄而且加以攻擊；其實共產黨不但努力民權運動（集會、結社、出版、言論自由之要求），並且他的民生運動（工農解放）比任何黨派的政綱都徹底。他們說共產黨是反對國民革命的反革命；其實不幸此時各處國民革命的工作幾乎是共產派在包辦。他們說共產黨借國民黨機關宣傳共產黨的主義；其實共產黨有他自己的各種機關報各種印刷品，宣傳他們的主義與政策，從來不曾借國民黨機關宣傳共產主義，而且在事實上又何能夠在國民黨機關宣傳共產主義？中山先生、季陶先生都曾經說過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而共產黨人都不曾作此驚人之談！他們口裡雖說不信口雌黃地誣衊共產黨，其實他們公然著書通電（例如最近廣東孫文主義學會的通電及孫鏡亞告國民黨同志書等），捏造共產黨陰謀破壞國民黨的種種無稽之談，誣衊得共產黨人簡直陰賊險狠不成人境；最近為廣大問題，不但說共產黨早已開除的陳公博是共產黨人，並且硬指顧夢漁先生也是共產黨人，藉以證明共產黨奪取廣大的陰謀。他們口中雖說承認共產黨和他們是政見略有不同的黨（孫鏡亞都說是「貌為同舟，實類敵國」呵！），可以聯合起來，共同作戰；其實在北京在上海在廣州，無論民族運動民權運動民生運動，他們都表示不和共產黨合作，並且他們自己也不獨作；他們雖然宣言反段，然而在上海的反段市民大會，他們竟不肯參加，在北京的反段國民大會，他們雖然參加了，而他們的首領鄒魯，都硬逼鹿鍾麟下令壓迫國民大會，說這次國民大會是赤化運動。 自討伐楊、劉以來，左派領袖汪精衛、蔣介石等在國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們也應該說功多於過；然而右派對於他們的攻擊，竟無所不用其極，不惜羅致許多罪名，假造許多謠言，仿佛汪精衛等真是罪大惡極之徒（見他們致各級黨部電，十二月八日上海《民國日報》論文，孫鏡亞致汪精衛書等）。他們不但這樣攻擊汪精衛，並且在西山開會議決開除汪精衛黨籍，不許他任國民政府職務；他們這樣的舉動，簡直是有意動搖國民政府，為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梁鴻楷、魏邦平、張國楨、熊克武等復仇。鄒魯等在西山開會，表面上雖然是反對共產派，實際上另有破壞國民政府的陰謀，季陶先生未曾出席西山會議，正因為發見了他們這種反革命的陰謀。 他們說共產黨慣以反革命反動等罪名加諸異己者，可是按照上述的事實，他們應自問和馮自由、鄧家彥、馬素相去幾何？即客氣一百二十分，也不能不說是反動的傾向罷！ 他們這反動傾向的根本，是不識中國的國民革命乃整個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他們口中雖然不贊成國家主義，其實他們的根本思想和國家主義者一樣，同是誤認中國國民革命乃整個一國家的孤獨運動，不認識雖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國外也有友軍，國內盡有敵人；因此，他們遂至對外反對蘇俄，對內反對階級爭鬥反對主張階級爭鬥的共產黨；因為左派聯合蘇俄■（原文此處為■，下同）■■■■■■■■■■■■■■■■■■左派；因為國民政府中最主要的分子是左派，他們逐漸反對國民政府；他們的反對傾向就是這樣相因而至的。 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固然應該和國民黨左派結親密的聯盟，無論在黨內或黨外；即右派，亦應與之在每個行動上聯合作戰；至於反動派，則在於聯合戰線外了，因為他們已經背叛了國民革命，站在敵人那邊了。此時新右派之反動傾向，也非常嚴重，這傾向若繼續發展下去，便和以前的右派即反動派畢竟是一家眷屬，則所謂「新右派」這一名詞便應該取消了。 反赤運動與中國民族運動 （一）赤是什麼？（二）各國反赤的是誰？（三）中國反赤的是誰？（四）他們在中國所反的赤是什麼？（五）反赤運動因何在中國民族運動高潮中發生？（六）反赤運動影響到中國民族運動是怎樣？ 在中國民族運動的高潮中，突起所謂反赤運動，其意義與影響如何，凡是關心中國民族運動的人，都應該加意研究這一問題。 這問題劈頭所要研究的就是什麼是赤。此時所謂赤化、所謂反赤這些名詞，在社會上很流行，幾乎演劇上廣告上都要用做材料以惹人注意；可是究竟什麼是赤，大半還不甚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不過無意識的隨聲附和，或有意識的拿做攻擊敵人之武器罷了。赤之名起於蘇俄十月革命，以赤色為旗幟，創立赤衛軍以保障俄羅斯無產階級及農民對於資產階級、地主及西歐帝國主義爭鬥之勝利，赤之內容如此，其後世人稱十月革命為赤色革命稱蘇俄為赤俄以此。 其次，我們要知道的，各國中主張反赤的是那種人。各國中主張反赤的，只有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與政黨這班少數人，不但工農大群眾是表同情於赤俄的，即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如英國的蕭伯訥、羅素等，他們的根本思想雖不是赤的（他們若在中國，孫傳芳當然要覺得赤得應該殺頭，羅素屢屢發同情於中國民族運動的言論，指斥英國，中國的國家主義派也當然要加上他一個新式賣國賊的頭銜），然而絕對不主張反赤，並且有時感覺得帝國主義的國家之過分橫暴，寧表同情於赤俄。 再其次，我們便須檢查中國主張反赤的是那種人。此時中國主張反赤的有兩種人：一是軍閥中之反動派，如奉系之張作霖、李景林、張宗昌，直系之吳佩孚、孫傳芳，粵系之陳炯明、魏邦平等；一是知識者及政客中之反動派，如國家主義派、研究系、安福派、中和黨及老民黨分子章太炎、馮自由、馬素等。張作霖和日本之關係，是人人所知道的；在五卅運動中，從奉天到上海，奉系軍閥整個的替英、日帝國主義者撲滅中國的愛國運動，這也是人人所知道的；李景林、張宗昌在直隸、山東當官鬍子，吳佩孚討賊通電中很罵得痛切；吳佩孚至今還要擁護曹錕的憲法，他此次聯奉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手作合，英國助他一萬五千枝快槍，如果不被孫傳芳中途奪去，馬上便會到手，最近還派代表到日本勾結俄國白黨土匪謝米諾夫，招集俄白黨五萬人南下攻打國民軍；受上海領事團面諭暗殺劉華的孫傳芳，他的反動程度也不讓吳佩孚；陳炯明、魏邦平受香港政府的庇護幫助而擾亂廣東，乃是很明顯的事實；國家主義派的首領自稱師承墨索里利，他們《醒獅》報和帝國主義者最近在上海所辦的《獨立報》，有明顯的關係，把他們列在反動派當不冤枉；研究系中為許多人頭腦並不甚反動，然而他們的行動，從前清到現在，卻都站在反動派方面，最近仍然力助吳佩孚，他們的大將馬不停蹄奔走奉天、杭州、南京、長沙、衡州，為吳佩孚效力；親日賣國的安福派，不用我們再說了；還在秘密醞釀中的中和黨，他的創始者是尤烈（致公堂即三合會的首領）和徐紹楨父子，孫傳芳攻南京時，他們曾想召集一些失職軍人與幫匪組織中華救國軍，做奉軍襲取上海之內應，嗣即隨著張宗昌戰敗而失敗了，這個黨，和老民黨的反動派陳炯明派及什麼反赤大聯盟，幾乎是一個東西，若再加上國家主義派，有產生一個貌似的中國法西斯特黨之可能，這個黨的反動性，較之研究系、安福派，還要後來居上；章太炎始終是個反革命的東西，辛亥革命時，指斥孫、黃為小丑，首先通電主張統治中國非袁項城不可的就是他；馮自由以南京臨時政府的稽勛局長投降袁世凱當偵探，因此曾在上海會審公堂控告吳稚暉先生；馬素曾為楊希閔、劉震寰乞援於香港致府攻打廣東，近又上書吳佩孚請討馮玉祥。原來中國主張反赤的就是這班先生們，並且這班先生們的背後，大半都有帝國主義者發蹤指使，所以穩健的資產階級及國民黨右派大部分還未加入他們這個運動。 再其次，我們便要研究他們所反的赤是些什麼人是些什麼事。他們所反的赤如下： 蘇俄； 中國共產黨； 國民黨及廣東國民政府； 馮玉祥及國民軍； 郭松齡； 賈內閣； 上海總商會會長虞和德。 我們把這些分子列在一個表上，可謂不倫不類極滑稽之至了，然而他們都一概被指為赤化，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這些分子當中實有一共同點，即他們或是有反帝國主義之決心，或是他們現時的舉動在客觀上是於帝國主義者不利的，所以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一概加以赤化之名。 赤俄的內政，似乎用不著別國人反對，中國人反對赤俄，當然是反對赤俄對於中國之關係：一、在中俄外交關係上說起來，各帝國主義的國家，在中國把持海關，駐紮海陸軍，據有租界及租借地，施行領事裁判權，在這些問題上，我們有沒有反對赤俄之必要？蒙古問題中俄協定已明白規定了，我們自己無暇把中蒙的關係弄好，難道承認赤俄有將蒙古交給中國之權利嗎？中東路誠然還在中俄共管的狀態中，誠然我們不應該主張永遠用這樣辦法，可是現在要責赤俄把中東路管理權完全歸還中國，我們有何方法可以保證該路不至由張作霖轉入日本或其他帝國主義者之手？二、在赤俄援助中國革命運動的關係上說起來，赤俄援助中國革命，誠然是事實；但現在所援助的決不是社會革命而是民族革命。一年前法國《晨報》即極力鼓吹「英、法、日、美應聯合壓迫中國，恢復國內秩序，以免赤俄在亞洲勢力膨漲，否則莫斯科從中援助之亞洲民族自由運動將發展到中國」。這便是赤俄援助中國革命之正確的說明。 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一支部，向來不曾和蘇俄發生過直接關係，他和蘇俄的共產黨同屬於共產國際，他們根本的政治理想固然是同的，但是因為政治的經濟的環境之不同，而革命之步驟便也不同，所以中國共產黨目前的政綱與行動，乃是要完成中國民族革命的要求，即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國內軍閥——到底。 中國國民黨，在過去的歷史上，在現在的政綱上，都是一個民族革命的黨，這是人人所知道的。國民黨的右派不用說了，即他的左派，在理想上在行動上，都只是一個民族革命者，實無所謂赤。左派執政的廣東國民政府，他所努力而有點成績的只是兩件事：一是對外援助民眾抵抗帝國主義的香港政府之壓迫，一是對內解散了許多不法軍隊，統一了全廣東的軍政財政，免除了一些苛捐雜稅，禁止了賭，給了人民一點生命、財產、集會、結社之自由，這都是赤化嗎？ 說馮玉祥及國民軍赤化了，那更是冤枉。馮玉祥所統率的國民軍第一軍，的確是很有紀律的軍隊，全中國現有的軍隊，算是馮玉祥及蔣介石所統率的軍隊最有紀律不擾害人民，若說這兩種軍隊是赤化軍，我們敢代表全國人民歡迎這赤化軍，並哀求全國軍隊都變成這樣的赤化軍。馮玉祥根本的政治理想，只是封建時代的舊套「勤儉愛民」四個大字，他治軍甚嚴，對於部下任何級軍官，決不容許他們違反他這個政治理想；他並且要把他的理想推行到全國，無論何派，凡是違反或超過他這個政治理想的，他都很難與之合作，與其說他主張赤化，不如說他主張馮玉祥化。然而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為什麼加馮玉祥以赤化之名呢？正是因為他和反馮玉祥化而做帝國主義走狗的張作霖、吳佩孚作對，及他多少接受了孫中山反帝國主義的主張這兩個緣故。 郭松齡倒戈時的通電，不過主張實行民治，優待勞工，整頓金融，興辦礦山，便利交通這幾件事，並且還主張嚴防激黨，照道理實在說不上什麼赤化；然而張作霖、楊宇霆及奉天商會竟異口同聲指責郭松齡赤化了。可是郭軍倒戈攻奉，幾乎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失去有力的工具，這便是郭松齡應得之罪。 說賈內閣是赤化內閣，那更是可憐了。賈內閣開罪於帝國主義者的，只是通過討吳令這一件事；賈閣閣員有赤化嫌疑的，只是王正廷、易培基二人，王氏本是一個耶教徒而兼新官僚，只因為他經手成立了中俄協定的草案，又主張不平等條約應該修改，便犯了滔天大罪——赤化。易氏不過是一個比較進步的教育家，只因為他反對親日賣國的段祺瑞，也犯了赤化的罪。 至於說虞和德也赤化了，那益發滑稽之至。上海的工賊曾散發傳單說虞和德是共產黨黨員，現在穆藕初也指責虞和德赤化了；可是虞氏雖未赤氏，他卻主張關稅自主，又主張設立海關公庫，並且膽敢批評上海紗廠待遇工人不好，開罪安格聯、穆藕初一班人，也算是咎由自取。 綜觀以上事實，我們可以看出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在中國所反的赤，其人除蘇俄及共產黨外，實無所謂赤，其事除實際參加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或有參加民族運動的嫌疑外，亦無所謂赤。不過帝國主義的走狗可以說聯合被壓迫民族以反對帝國主義，本是赤俄的外交政策，因此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即是赤化運動。如果是這樣，赤化運動就是民族運動，反赤運動也就是反民族運動了。 再其次，我們應該知道反赤運動因何在中國民族運動高潮中發生。我們既然認識反赤運動就是反民族運動，我們便已經知道為什麼反赤運動是當然隨著中國民族運動高潮而發生的了。據上面所述法國《晨報》的說話，帝國主義在一年前已經決定了以反赤運動撲滅中國民族運動的計劃。五卅運動起，帝國主義者知道中國的民族運動已經不是單純的炮艦政策所可撲滅的了，勢必動用宣傳力量；可是宣傳的方法又不便直接反對中國民族運動，於是乃用反赤口號來破壞中國民族運動，從倫敦到上海，從北京使團到各地的東西各報，一致宣傳五卅運動是赤俄煽動的，是中國赤黨主持的；可是他們東西文的宣傳品，不能使中國民眾普遍的了解，於是他們乃雇用一些中國人，在上海印發《誠言》報，每期數十萬份，廣布於市民，一面為帝國主義的工部局辯護，一面攻擊赤俄與中國共產黨；可是那時中國民族運動潮猶在高漲中，並且民眾都知道《誠言》報是帝國主義的工部局直接發出的，不但不發生效力，而且代印《誠言》的商務印書館和轉載《誠言》的新、申兩報，都受了民眾的懲罰，於是帝國主義改變其對中國民族運動的政策，一面以退讓的態度欺騙中國的資產階級使之妥協，一面向各方面收買中國人，使他們自己出來做反赤宣傳。帝國主義者這兩個政策，給中國民族運動很大的打擊，其效力竟在炮艦政策以上。五卅運動因為資產階級妥協及反赤宣傳這兩個打擊，運動的高潮遂漸漸低落下去；帝國主義者遂乘此高潮低落的時候，轉向中國民族運動開始反攻。其反攻的策略，現在已經可以看出來的計有四個步驟：第一步是嗾使他們的走狗奉、直兩系軍閥，以反赤的口號封閉全國的愛國機關，禁止全國的愛國運動；第二是嗾使他們的走狗擴大反赤宣傳之範圍，由攻擊蘇俄及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擴大到攻擊國民軍馮玉祥、郭松齡以至賈內閣、虞會長等，凡稍有一點參加民族運動嫌疑的人，都加以赤化之名；第三步是帝國主義者親自公開的向中國進攻，在北方以武力援助張作霖、李景林、張宗昌、吳佩孚、靳雲鶚，向有赤化嫌疑的郭松齡及馮玉祥等國民軍進攻，在南方則命令英籍稅務司藉故封鎖廣東海口，在上海則逮捕五卅運動中的工人首領劉華交孫傳芳槍殺了，並且在租界內禁止中國商民使用「五卅」這個名詞；第四步是由反赤的宣傳，更進一步到反赤的組織，將由這些組織，來根本肅清所謂赤化勢力即一切參加中國民族運動的勢力。他們這項組織，計有兩種，一是國際的，一是中國的。國際的組織，據三月十三日的《時事新報》譯載上海《字林西報》說：「本埠各國人士，組織一護憲會，以抵制過激主義，十二日下午五點四十五分，在夏令配克影戲院開第一次英語大會，演說者有霍華德、瓊斯裴德等，同時並在日本人俱樂部開日語大會，在法國總會開法語大會。按護憲會系一國際團體，其總部設於上海，於中國各大都會均設分會，四月間將在上海開全中國大會，香港、廣州、汕頭、天津、漢口等處，均將派代表出席，其目的在使公眾咸知過激主義之危險，計加入此會者已有十五國，上海總委員會之組織，系每國各推代表二人，內分十股雲。」各國帝國主義者若說過激主義於他們自身有危險，那誠然是事實；他們若說恐怕過激於中國人有危險，忙著出來做反赤的組織宣傳活動，那便未免愛護中國人太過了，我們哀求他們少欺壓點中國就算是深仁厚澤了，到不必這樣過分的愛護中國人！各國帝國主義者特於三月十二日開第一次護憲大會，和他們所指為赤化的孫中山先生周年紀念會對峙，這也是他們很有意義的示威運動。中國的組織，就是所謂反赤大聯盟；這個大聯盟的總機關在上海法租界銘德里一號，他的領袖，據我們所知道的就是章太炎、尤烈、徐紹楨、魏邦平、馮自由、居正這班人，除魏邦平外都是所謂老民黨，他們的目標就是反對蘇俄、中國共產黨、南方的國民政府、北方的馮玉祥及國民軍。此外還有一個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成立在反赤大聯盟之前，在中國可算是反赤團體之前輩；他們所反對的目標，完全和反赤大聯盟一樣，他們以為危害中國國家的只有蘇俄、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及國民軍，而不是帝國主義者及張、吳等反動軍閥，自五卅運動以來，他們對於每次反英、反日、反奉、反吳的民眾運動，一概不肯參加，只孤獨的在他們的機關報《醒獅》上，大聲疾呼的向反帝國主義的蘇俄、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國民軍進攻，為帝國主義者出了不少的氣。好了，他們現在卻不孤獨了，他們有了姊妹團體反赤大聯盟了，他們的《醒獅報》，和帝國主義者最近在上海所辦的《中國報》及《獨立報》，也算是姊妹報。 他們這些反赤的組織和宣傳經費是從何處來的呢？二月廿日的上海《字林西報》倫敦通信告訴我們說：「已由英倫國家銀行匯英金六十萬鎊到上海滙豐銀行，作為反對中國民族運動及蘇俄宣傳之費用。」在中國民族運動的高潮中，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享特殊而且不法的權利已有開始動搖的徵象，如果真能由此區區英金六十萬鎊，撲滅了最不利於帝國主義的所謂赤化運動即中國民族運動，使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之利益與威權，得以重新鞏固起來，豈不是本小而利大麼！？ 最後，我們應該研究反赤運動影響到中國民族運動是怎樣了。現時中國的政治爭鬥，已經分成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和反民族運動的反赤運動兩大聯合戰線的營壘了，孰勝孰敗，乃是中國盛衰存亡緊急關頭！反赤運動實際上就是反民族運動，然而他們表面上不但不說反對民族運動，並且還要說赤化足以亡國，反赤正是救國。可是他們所反的赤，依據他們反赤之對象，當然不是指赤俄的社會革命運動，並且事實上中國也還沒有這個運動，正不必無的放矢；他們所指的赤，只是指民族運動中反帝國主義這一口號，因為聯合一切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是赤俄喊出來的。五卅運動初起時，上海總商會的領袖對上海總工會的代表說：「外間已經喧傳你們赤化了，你們的宣傳品上萬不可再說什麼打倒帝國主義呀！」國家主義派也向來不主張打倒帝國主義，因為這是赤黨的口號。僅此兩件事已經可以充分說明：在中國所謂赤化乃指反帝國主義運動，所謂反赤就是反對這個運動。反帝國主義運動是赤不是赤，我們不須研究，所須研究的乃是反帝國主義在中國民族自由運動中有何意義。在經濟上，在政治上，中國都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外受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受帝國主義工具——國內軍閥的擾亂，不打倒帝國主義，試問中國民族如何能夠得著自由？現在國民黨右派中有人說：「我們民族主義者所謂打倒帝國主義，乃指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勢力而言，至於打倒全世界的帝國主義，乃是赤黨世界革命的主張，和我們是不同的。」這種見解非常糊塗。在理論上，現代立國於世界，政治上經濟上都沒有離開國際關係閉關自守之可能；在事實上，俄羅斯與土耳其，都已經打倒了帝國主義在他們國內的勢力，然而各帝國主義的國家仍然包圍著俄羅斯與土耳其，想乘機奪去他們的自由；所以被壓迫的民族，非到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完全傾覆，是不可停止反帝國主義運動而高枕無憂的。因此，我們應該認識：如果反帝國主義運動是赤化，這種赤化，在民族自由運動上是最有意義的；如此，反赤運動不是破壞民族運動是什麼？如此，究竟是赤化運動足以亡國呢，還是反赤運動足以亡國？這都是理論問題，再就事實上說起來：究竟是反赤的軍閥政客可以救中國呢，還是他們所指為赤化的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國民軍可以救中國？現在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的奉、直軍閥結成了聯合戰線想來宰制中國，他們若能得到勝利，中國的民族自由運動將是怎樣？我們環顧國外，能實力援助中國民族運動的，除赤俄外還有誰？我們環顧國內，能實力為民族自由奮鬥而反抗帝國主義者及奉、直軍閥這一聯合戰線的，除了被指為赤化的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國民軍之外還有誰？若依反赤運動撲滅了共產黨、國民黨、國民軍的勢力，勝利的不是帝國主義者及奉、直軍閥又是誰？他們的勝利，不是中國民族運動的失敗又是什麼？ 因此，我們可以得著一個結論：中國反赤運動和中國民族運動之消長，是要成反比例的，這是關心中國民族運動者所不可忽視的一重要問題。 國民黨右派之過去現在及將來 中國歷史所需要的國民黨，乃是適合於世界革命大潮中中國民族革命要求之整個的革命黨，不但非革命的普通政黨不合這個需要，即革命的國民黨中夾雜一派游移的右傾分子，亦是中國革命進行之極大的障礙。 中國國民黨之前身——中國革命同盟會，他的政綱，他的行動，都是一個革命的組織；辛亥革命後改稱國民黨時，遂喪失其革命性，其唯一原因，乃是當時的資產階級開始厭棄革命，遂反映到國民黨中，發生了背叛革命的右派，他們的聲勢非常之大，幾乎使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左派失掉領袖的地位。這時國民黨的總理，名義上雖然是孫中山，實際上乃是右派領袖宋教仁；中山先生看見這班右派，在組織上已附和官僚派「革命軍起革命黨銷」的口號，在政綱上已拋棄三民主義的要求，便發憤不過問黨務，幾乎不把國民黨當作他自己的黨。袁世凱得勢，革命完全失散，中山先生乃決心排除那些右派，另組中華革命黨；及袁氏死，廣州南方政府再成立，復稱中國國民黨。從中華革命黨到中國國民黨，這期間的全黨黨員，在形式上都服從中山先生而聽其指揮。其後因歐戰中中國工業發展及俄國革命的影響，中國民族運動潮流不但高漲起來，而且新加入了工業無產階級的生力軍，使中國民族運動增加了新的意義：不但反對國內軍閥，而且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而且反對為帝國主義作走狗的奸商買辦階級，向帝國主義妥協的資產階級，主張要貫徹民族解放的完全目的，革命到底。這一民族運動的新趨勢遂反映到國民黨中，使國民黨分為徹底革命和背叛革命之左右兩派。這次右派聲勢之大，較過去宋教仁所領導的右派有過之無不及，其與左派之衝突決裂也更劇烈，其所表現之階級的背景也更明顯。此次右派分子中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不是一致的，所以右派也不是整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大會（一九二四年正月）前後，馮自由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及奸商買辦階級利益的；第二次全國大會（一九二六年正月）前後，戴季陶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前一個右派，他們不但口頭上不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而且事實上勾結香港政府及段祺瑞，援助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魏邦平，以反對共產黨為名，攻打廣州國民政府，又請求吳佩孚出兵討伐赤化的國民軍，又糾合所有的反動分子組織反赤大聯合，目的在借用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力量，撲滅他們的仇敵——全中國各種革命的勢力；這班人已成為中國民族運動中之反革命派，不應稱為國民黨右派，因為國民黨無論左派右派，都不能公然背叛革命的三民主義。後一個右派，即新右派，他們不但要反對軍閥，並且要反對帝國主義，可是他們以為左派聯俄聯共政策和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衝突，而要加以修正，這是他們和左派不同的地方；不過他們對於聯俄聯共政策只要求加以修正，並不主張根本上反俄反共，這是他們和反革命派不同的地方；他們這種中間的態度，有時是革命的，有時在客觀上是幫助了反革命，有意的或無意的背叛了革命。他們這種態度與思想，如果在一切實際行動上果然堅守得住，也還有一半令人可敬；可是在事實上，這一新右派只算是少數人一種理想，還未能形成獨立的一派，因為他們大部分人在組織上在行動上，並未能堅守他們的態度與思想和前一個右派即反革命派分開，雖然他們的領袖屢次表示不贊成左派同時也不贊成反革命派。現在我們可以略舉新右派和反革命派未能分開的幾件事實：第一，在組織上，他們的領袖季陶、孫科、伍朝樞雖然加入了廣州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山東、江西、廣州、徐州的右派黨員及北京的一部分右派雖然和左派在一個組織；而西山會議及由此會議產生的上海中央總部，以至現在他們所召集的第二次大會，都是和反革命派合作的，在重慶、安慶、蕪湖、南京、上海等市及江蘇、浙江兩省，他們都聯合反革命派，另立和左派分離的組織。在行動上，這一新右派之發端，誰也知道是利用戴季陶的理論來號召的，照常情應該奉戴季陶為指導者，然而一開幕他們即勾結反革命派毒打戴季陶，捆綁戴季陶，幽囚戴季陶，使之狼狽南歸，不敢出席西山會議，並至今不願參加他們的工作，只這一件事，已經充分說明戴季陶等少數人所理想的新右派並未形成事實，大部分還是反革命派因利乘便在當中冒名作祟，所以現在這一新右派的領袖，不但戴季陶睡在湖州潛園嘆氣，即葉楚傖、邵元仲也不得不取了消極態度；有全國組織的孫文主義學會，也是他們由戴季陶理論的暗示而發生，實際上他們並不研究孫文主義，各地的孫文主義學會，都被反革命派占據了當做反對蘇俄、反對共產黨、反對左派之工具；居正參加上海的反赤大聯合，覃振派人聯絡趙恆惕謀倒長沙的左派黨部，南京及武漢的右派黨員們，都在中山先生周年紀念會狂呼打共產黨，並指令警察捕拿共產黨，象這些行動，更是出乎右派領袖們屢次所宣布的態度與思想之外，完全是反革命。 因此，我們所以敢說現在所謂新右派，還非常模糊幼稚，還未能離開反革命派而獨立自成一派。將來或者竟能自成一派，或者一部分變成左派一部分老實回到反革命派，此時雖不可知，而和反革命派混合的現狀，大概是不能持久的。如果他們自成一派，而且很有力量，無論和左派在同一個組織與否，都是中國民族革命之障礙；因為他們所代表的大資產階級，以革命始以妥協終是他的階級性，不獨中國如此，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資產階級都是如此。中國民族革命所需要的國民黨，以富有這個階級性的成分越少越好。 什麼是帝國主義？什麼是軍閥？ 在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國內軍閥的民族運動中，究竟什麼是帝國主義什麼是軍閥，我們必須有明了正確的解釋，方能認清我們的真正敵人，不至為敵所欺。譬如捕賊，必須首先要認清誰是賊，方不至為賊人也喊捉賊之呼聲所欺，誤認助我捉賊的鄰人也是賊，甚至於懷疑到自家人，真正的賊反乘此逃脫了。 誤解帝國主義而最可笑的，莫如以為帝國主義的國家就是有帝王的國家。其實現在帝國主義的國家若英吉利若日本，固然是都有帝王，若法蘭西若美國，則都是所謂民主國家。其次則以為帝國主義的國家就是侵略別國的強大國家。這個見解也不完全正確，因為現時帝國主義的國家若荷蘭，若比利時，並不強大。侵略別國固然是帝國主義的特性，可是古代羅馬及西漢時代的中國，雖然都是侵略別國的國家，然而這種開疆闢土之封建的帝國主義，和現代資本帝國主義不同。又有人以為帝國主義乃由國家主義擴大而成，可稱之為「大國家主義」。這個見解，在帝國主義發展之形式上是對的，卻未能明瞭正確的指出帝國主義的性質。 現代所謂帝國主義乃指資本帝國主義，其存在須有下列二個特性：（一）凡是帝國主義的國家，無論大小強弱，必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二）凡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其國內資本主義必然發展到財政資本主義向國外掠奪壓迫殖民地及半殖民地。 依據帝國主義這兩個特性，我們便可以判斷蘇俄究竟是不是帝國主義的國家了。國際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為抵制蘇俄聯合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這一政策，遂效賊人也大喊捉賊的故智，造出「赤色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以圖離間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蘇俄間的聯合。其實「赤色帝國主義」這一名詞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蘇俄之所以赤，乃因為十月革命是工農階級推翻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革命，一切資本帝國主義者正因此而仇視他；如果他現在也變成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那還何赤之有？如果他仍舊是赤的，那便絕對不是帝國主義的國家，而正是帝國主義之仇敵了。 一般人對於軍閥解釋之錯誤，更是普遍的。錯誤之主要原因，是軍人和軍閥不分，把一切擔任軍職的軍人都當做軍閥；因此，遂說張作霖、吳佩孚是軍閥，馮玉祥、蔣介石也是軍閥。我們反對的是軍閥不是任何軍人，尤其不應該反對敵視軍閥的軍人。我們反對軍閥，同時又反對敵視軍閥的軍人，並且反對一切軍人，連拿起武器反對軍閥的自己也在內，如果是這樣，非做到赤手空拳來反對軍閥無辦法，這豈不是一場笑話！因此，我們要打倒軍閥，首先要認識軍閥是什麼，不可把一切軍人都當做軍閥，一律反對。軍閥的特性有二：（一）凡軍閥必然勾結外國帝國主義者，這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已占住了中國最重要的財政機關交通機關，中國的軍閥必盡力勾結帝國主義者，保護其在中國利益，始能得其援助，始能使其擁護軍閥的政權，並且軍閥不能獨在國內找出儘量擴充軍備之餉械的供給，也不得不仰求於帝國主義者，同時帝國主義者侵略半殖民地，亦不得不利用舊統治階級做工具；（二）凡軍閥必然摧殘民眾的自由，這是因為軍閥的利益和民眾的利益衝突（最重要的如苛捐雜稅），非摧殘民眾的自由，便不能維持其統治權，同時帝國主義者的利益和被壓迫國內民眾的利益衝突（最重要的如把持海關、工業品競爭、利用賤價勞動等），軍閥非摧殘民眾自由，不能得帝國主義者的歡心。這兩個軍閥的特性，乃是半殖民地舊統治階級的特性，不但現在的軍閥如此，清室若存在至今，也必然是如此。王恆君在《軍閥問題之研究》一文中（見三月三日的上海《商報》），把軍閥的性質看做與周代諸侯、唐代藩鎮相同，這是非常錯誤，這是因為他不懂得現代半殖民地舊統治階級的特性和古代封建諸侯的特性不同之故。他因為不懂得現代半殖民地舊統治階級的特性，遂至以據土、練兵、自由行動這三件事為軍閥的特性，凡行此三者都是軍閥，因此遂產出蔣介石、孫中山都是軍閥這種荒謬的結論。一切民主主義革命者社會主義革命者，無一不須據土、練兵、自由行動，若以此三者為軍閥特性，則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革命者無一不是軍閥，我們不解王君何以竟有此種妙想！ 又如蔣介石辭去一切軍職之虞電，也是不懂得半殖民地軍閥的特性是什麼，遂至請求開除一切軍職以免步軍閥之後塵，這和一般見解軍人和軍閥不分是同樣的錯誤。國民黨及國民政府，自然絕不可有軍閥，但不可無擔任軍職之軍人，蔣君的責任，是不在自己變成軍閥並努力使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沒有軍閥發生，自己個人消極的辭去軍職，這是不對的。若以身任軍職便是軍閥，若以此生不受軍職便不是軍閥；那麼，此時國民黨中有許多身任軍職的人，國民政府中更有許多人擔任軍職，則國民黨豈不是一個軍閥黨，國民政府豈不是一個軍閥政府？若國民黨中軍人黨員，國民政府中擔任軍職的軍人，都效法蔣君因不甘為軍閥而辭去軍職，並守此生不復受軍職之信誓，試問廣東將變成何種局面，國民黨又將有何人擔任革命的軍事工作？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中，軍事行動的工作是要居很重要地位。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國內軍閥，都是武裝的，民眾沒有武裝，如何能夠得著革命的勝利？革命的民眾除武裝自己以外，所有國內的軍事勢力，凡是不曾勾結帝國主義及摧殘民眾自由的部分，都應該計算在民族革命的力量之內，並且要將民眾的力量影響他們，使他們實際參加革命運動，而不可籠統的看做軍閥加以破壞。凡是這種軍事勢力和軍閥的軍事勢力衝突之時，民眾應該起來積極的援助前者，破壞後者，斷不可把他們的戰爭當做軍閥間自己的衝突，而袖著手站在旁觀地位。這種軍事政策在我們半殖民地革命運動中，非常重要，是每個實際政治家，每個真正革命者，都不應該忽視的。 我們半殖民地的中國人，對於認清為害於半殖民地之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特性是什麼，當然是必要的。認清了他們的特性，然後再聯合國外非帝國主義的國家與國內非軍閥的軍事勢力，向帝國主義者及軍閥作戰，這才是我們民族自由運動之唯一的出路。若不認清他們的特性，誤以為凡外國都是帝國主義者，凡軍人都是軍閥，遂至說蘇俄和英、美、法、日同是帝國主義者，蔣介石、馮玉祥（依據軍閥的兩個特性，不但蔣介石絕對不是軍閥，即馮玉祥目前也還不能說是軍閥）和張作霖、吳佩孚同是軍閥，一概加以反對，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若照這樣不分是非皂白的糊塗亂打一陣，其結果只有打著自己，而打不倒敵人，這正是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所樂意的事，我們這種錯誤觀念一天不改正，中國革命是一天沒有希望的呵！ 國民軍與北方政局 國民軍（專指馮玉祥所統率的國民一軍，下同）關係北方政局之重大，這是人人所感覺得到的。國民軍在軍事上之成敗及其政治主張之良否，關係北方政局甚至於關係全中國政治之隆污都很重大，這也應該是懂得實際政治的人所不能否認的。 中國最固定的軍閥只有奉、直、皖三系，其他都還未完全形成軍閥。國民軍乃是由直系軍閥中蛻化出來的一部分較進步較接近民眾的軍事勢力，而在今日以前也還未曾形成軍閥。何以稱他是較進步的軍事勢力？這是因為國民軍比奉、直、皖及其他北方任何軍隊都有訓練，有紀律，不擾害人民；無論李景林如何宣傳國民軍共產赤化，而天津市民都親身感受得奉軍或國民軍孰為可怕。何以稱他是較接近民眾的軍事勢力？這是因為國民軍無論在張家口，在北京，在天津，都相當的尊重人民之自由，和奉、直、皖等軍閥對待人民之態度顯然不同。何以說國民軍未曾形成軍閥？這是因為他不像奉、直、皖各系軍閥和英、日帝國主義結了深固的關係，也不象他們那樣壓迫民眾運動。 在奉、直、皖三系軍閥循環統治的中國，帝國主義利用這班軍閥做工具，無忌憚的剝削中國民眾，壓迫中國民眾，現今在軍閥中居然蛻化出一部分較進步較接近民眾而不接近帝國主義的軍事勢力，使軍閥勢力之自身顯露出最後崩潰的徵兆，使帝國主義者發生恐怖的心理，國民軍這種在客觀上的破壞作用，在中國政治進化史上是很有意義的。可是這種較接近民眾的軍事勢力，也只能認他是較接近民眾的軍事勢力，而不能認為民眾的軍事勢力。這種較接近民眾的軍事勢力，不但在實力上還很幼稚，在政治觀念上更是幼稚模糊而且動搖，若沒有民眾的鞭策與援助迫之左傾，時時都有向右和帝國主義及軍閥妥協甚至退回老家之可能。 反奉戰爭之初起，國民軍即感覺自己一派之實力不足以敵奉、直二派，廣州國民政府之勢力尚未即能達到北方，於是遂採取了向右聯段政策，置北京市民驅逐段祺瑞建設人民政府之要求而不顧；及郭松齡敗亡，■（原文此處為■）日奉吳聯合成，四方反赤聲起，差不多是全世界反動勢力聯合向國民軍進攻，國民軍更感孤危，遂致馮玉祥下野，更向右一步，採取了聯吳政策，改造賈內閣，容納吳派顏惠慶、盧信等入閣；及至天津撤兵，奉、直軍仍向北京進攻，逼得國民軍一直向右，採取了逐段釋曹迎吳的政策（此次國民軍逐段，雖然在客觀上是民眾所贊成的；而在國民軍的主觀上，是為曹、吳的要求而逐段，不是為民眾的要求而逐段，所以他此次逐段是右傾政策不是左傾）。釋曹已經不妥，何況更公然布告大稱其「總統曹公」！幸而吳佩孚拒絕與國民軍合作，國民軍不得不退出北京，否則他如果更進一步擁護賄選的總統復位，擁護賄選的議員復職，那末，不但不是接近民眾的，而且是背叛民眾的，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從此壽終正寢了！因為全國民眾對於賄選的總統與賄選的議員，始終是深惡痛絕的。 國民軍孤立無援的受國外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軍閥之聯合進攻，他退出天津，又退出北京，這都不算失敗；他因為避免失敗，採取日益右傾的政策，喪失民眾的同情，這才真是失敗！ 國民軍退回了南口以北，其經濟上雖然很難支持，在實力上仍大部分保存著，他若不再向右完全投降吳佩孚，在北方仍舊是帝國主義及軍閥之未來的隱患。在北京方面，段祺瑞毫無實力，當然不能在「軍黨政治」時代保持政權，此時爭奪北京中央政權的只是奉、直兩黨。奉黨在北京已占絕對優勢，這不但表現奉、直兩黨的勢力失了均衡，同時就是在他們背後英、日兩帝國主義的勢力失了均衡，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奉黨這種破壞均勢的得意舉動，便是■（原文此處為■，下同）來第四次奉、直衝突之種子；可是在國民軍未完全消滅或未與奉、直某一方切實合作以前，帝國主義者是要努力使奉、直兩黨在北京暫時合作的。日本雖然使其工具在北京占優勢，而亦不敢完全排除直黨，英國雖未能使其工具拿到北京，他也有方法使奉黨不得不和直黨暫時合作，所以國民軍一退出北京，上海《字林報》北京電即說：「有數國公使均以為張、吳若非如舊結合，俾產生新政府，能履行義務訂立約章，則不與承認。」 張、吳結合之新政府所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法統問題。法統有兩個： 一是憲法，一是約法。吳佩孚若堅持擁護憲法，不得不因而擁護制憲的賄選國會和布憲的賄選總統，則必為其第二次失敗之張本。■護約法嗎？在法律的根據上，已無法解決由約法相因而至的國會問題。若認賄選議員為無罪，則有何理由廢棄他們所議決公布的憲法？若認賄選議員為有罪，則大多數除名，國會如何能開會？若召集新國會，則除躬自違法外，試問由何人依據何法解散舊國會？現時全國民眾所要的是能代表各階級各職業各人民團體的國民會議，而不是代表軍閥官僚的國會；在事實上，也只有召集國民會議一法，才可救國會問題的法律之窮。可是國民會議之實現，只有廣州國民政府或國民軍得了勝利才有可能，也才有意義。國民軍如果將來能夠恢復在北方的勢力，他對於此問題，是向左站在民眾方面，寧可與軍閥決裂，而不能不堅持自己獨立的政策，主張國民會議呢；還是仍舊向右站在附屬軍閥的地位，主張護法？這是全國民眾將來對於國民軍之最後試題。 國民黨右派大會 一個黨內發生左右傾的爭論或派別，這本是各國政黨中恆有之事，用不著大驚小怪。中國國民黨本早已有了左右傾的事實，而許多老黨員抵死不肯承認，以為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不過是中國共產黨故意造出這個名詞以圖離間國民黨的，至少也是由於共產黨之神經過敏；及至現在右派公然有了和左派不同的理論不同的組織，仍然要說：「他們（指共產黨）一方面儘量的宣傳左右派別，使國民黨分子自相歧視（此之所謂左右是以和共產派的主張同異而區別）。」只許自己做，不許別人說，真是一件怪事！ 至於左右派之分別究竟是什麼，右派之內容究竟是怎樣，我們都曾經討論過，或者他們以為這都是我們的推論或誤會，不足為據；現在右派的上海大會，已將他們的理論具體的負責任的在大會宣言上公表出來，我們把他們的宣言和國民黨第一次大會所通過的孫總理提出之宣言，對照一讀，便能夠明白：所謂左右派，真是我們「以和共產派的主張同異而區別」，還是他們（右派）的主張，和孫總理生前親身領導的國民黨所決定的主張實有不同。明白了這些，便知道國民黨中實有左右派的事實存在，並不是由於共產黨故意造謠或神經過敏；而且可以知道年來國民黨內的糾紛，不儘是因為右派排斥共產派，而實有左右派因主張不同而衝突的事實存在。 孫總理所決定的聯合蘇俄及容納共產分子這兩大革命政策，從國民黨第一次全國大會到第二次全國大會，都未曾變更或加以修正。右派的西山會議，即以變更聯俄聯共這兩大政策為目的；由西山會議而產生的此次上海大會，也是同樣的目的。此次大會宣言上關於聯俄之主張，表面上雖然說：「吾人於此，絕不貿然將蘇俄列於其他帝國主義之林，一反聯俄政策。」同時，實際上歷數蘇俄對中國侵占領土，把持中東路，侵略外蒙，指勒庚子賠款等罪，和張作霖及其他反革命派對於蘇俄之宣傳論調，完全一致，事實如果是這樣，其結論安得不「一反聯俄政策」？且在事實上，他們的重要分子如孫鏡亞、何世楨，竟在反赤大聯合之化身所謂國民外交協會擔任文書主任、宣傳主任之職，如此而還非一反聯俄政策，什麼才是一反聯俄政策？他們根本不了解蘇俄，遂因而不瞭解以蘇俄共產黨為一重要成分的第三國際。第三國際是各國共產主義的黨派結合，即戴季陶所謂橫斷國際；國際聯盟是各資本主義的國家結合，即戴季陶所謂縱斷國際；他兩個的性質真所謂風馬牛不相及，和第三國際對抗的是第二國際不是國際聯盟。然而右派的宣言上，竟說：「國際聯盟與第三國際，此世人所視為兩不相下之對抗壁壘。在吾人視之，則確有程度之相差，吾人若代表弱小民族視此兩個國際，則便無所短長，蓋皆基於戰勝民族之組織也。」他們稱第三國際與國際聯盟為兩不相下之對抗壁壘，大概是不曾看清季陶的文章。他們視此兩個國際無所短長，都是戰勝民族之組織，這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曾知道第三國際是一個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組織，而不是一個民族的組織，更不是一個什麼戰勝民族之組織，戰勝民族中之英、法、美、日、意、比等國的共產黨固然在第三國際，戰敗民族中之奧、匈、土等國的共產黨也在第三國際，被壓迫民族中之印度、埃及、爪哇、朝鮮、中國的共產黨也在第三國際；他們更不曾知道第三國際是遵守列寧「扶助被壓迫階級」、「扶助被壓迫民族」這兩大革命遺教而奮鬥的，在另一方面，國際聯盟完全是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所把持的壓迫弱小民族之總機關。在事實上，第三國際所號召的「不侵犯中國（Hands off China）」，在歐洲各國尤其是在蘇俄已成了很廣大的群眾運動，在另一方面，中國曆年來在外交上對於國際聯盟的呼籲，得著過什麼應聲？他們（國民黨右派）不知道這些有所短長的事實，因此不能瞭解孫總理聯俄聯共的政策之真實意義，因以在實際上取了反俄反共的態度，他們口頭上說絕不一反聯俄政策，不過藉此掩飾他們顯然違反孫總理的政策之痕跡罷了。他們對於共產黨之態度也是這樣。此次宣言上，一面說：「吾人當認為友軍兩不相迕」，「或有分則相求之可能」；一面：中國共產黨「中飽五卅慘案捐款至四十七萬之多」，「甚至起反動於本黨之政治策源地」（按此句殆指三月二十日廣州事變）。他們所指責的這兩件事如果是事實，則中國共產黨的罪惡，更加於研究系、政學會、安福部之上，人人得而誅之，國民黨為什麼還當認為友軍，還有什麼和他相求？民國元二年間，國民、進步兩黨，在報上相互造謠攻擊，已經不是正當的態度，況且在一個黨正式負責的宣言上，任意造謠誣衊他所自認的友軍，這是何等太不自重！至於廣州事變，其中心問題之中山艦調動陰謀，現已水落石出，究竟是誰起反動於國民黨之政治策源地——廣州？他們的宣言上，又說共產黨「廣設濟難會為獵資及宣傳其主義之工具」。按「濟難會」本是不分黨派的社會團體，其經費出入照例是公開的，任何黨派都不應據為宣傳其主義之機關；照右派宣言上那樣說法，是不是公開的向帝國主義者及軍閥告密，破壞這一個救濟政治犧牲者的社會團體？ 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所解釋之三民主義的內容，可以說是國民黨的根本政綱；並且這宣言是孫總理向大會提出的，當然不能說是汪精衛所偽造，更不能說是共產黨的主張，所以當時右派的首領馮自由，不但反對共產派，並且反對孫總理。可是此次右派大會宣言的內容，顯然和第一次大會宣言相牴觸，其要點如下： （一）在民族主義方面，第一次大會宣言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吾人慾證實民族主義，實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第二方面……辛亥以後……中國之政府乃為專制餘孽之軍閥所盤據，中國舊日之帝國主義，死灰不免復燃，於是國內諸民族，因以有杌隉不安之象，遂使少數民族，視國民黨之主張亦非誠意。……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而此次右派的大會宣言則說：「而民族間之生存競爭，至今猶為不可避免之事實，由生存競爭而形成的兩個壁壘：其一為戰勝民族，其一為被征服民族；……是以本黨之民族主義，主張融合此人類四分之一人口以與戰勝民族抗。」他們（右派）把人類分為戰勝民族與戰敗民族兩個壁壘，而不把他分為帝國主義者與被壓迫者兩個壁壘，又指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是主張與戰勝民族抗，而不說是與帝國主義抗，這和第一次大會宣言所解釋的民族主義之第一方面顯然不同。土耳其對於協約國是戰敗者，對於希臘是戰勝者，他究竟是戰敗民族呢，還是戰勝民族？右派的民族主義若不是反對帝國主義而是反對戰勝民族，若丟開主義而以戰勝戰敗定反對或同情之標準，則反對英、法、日、美，同時也要反對蘇俄，或者也要反對土耳其，甚至中華民國若對帝國主義者戰勝了，也應在反對之列；更進而應用到國內問題，固應反對戰勝的奉、直軍閥而同情於戰敗的國民軍，同時也應反對戰勝的國民政府而同情於戰敗的陳、林、劉、楊了。我們希望中華民國永遠不變為帝國主義者則可，若希望中華民國永遠不變為戰勝民族則似乎不可。丟開主義，不問是非，專與戰勝民族抗，我們真不懂得國民黨右派這種特別的民族主義是什麼一種邏輯？我們固甚希望蒙古將來能為中華民國聯邦之一，然亦必須軍閥政府推翻全國的國民政府成立，始有資格始有餘暇和蒙古民族商談此一問題；而此次右派宣言上，竟將「叛國」、「僭竊」等徽號加諸蒙古政府，視蒙古民族的獨立宣言與憲法如無物，這是明明違反了國民黨第一次大會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自決權之宣言。 （二）在民權主義方面，第一次大會宣言說：「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民國之民權……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群言之，則凡真心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國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而此次右派宣言極力號召全民政治，雖然與第一次大會宣言所解釋的民權主義相違。 （三）在民生主義方面，第一次大會宣言說：「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的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而此次右派大會宣言，竟輕輕的將這兩個口號去掉了，「平均地權」是中國國民黨最初期同盟會時代的黨綱，宋教仁改同盟會為國民黨時，新黨綱上，輕輕的把「注重民生」代替了「民生主義與平均地權」；不幸的平均地權這一口號，現在又第二次被右派拋棄了！第一次大會宣言說：「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為自己而奮鬥也。而此次右派大會宣言忽說：「今不患農人之無知，而患地主之不悟，地主若覺悟……則農人之困苦當立即減輕以至於無所困苦，俾農人於團結組織之中，不致發生階級鬥爭之慘禍。」又說：「直接使工人得較善生活者僱主，而間接使工人得較善生活者社會，蓋此種擔負，實社會消費者所共任，此社會上大多數之經濟利益所以常相調和也。」兩相對照起來，前者是主張為農夫、工人之解放反對特殊階級而奮鬥，實質上是不反對階級鬥爭；後者則是希望地主覺悟以免除農人之困苦，希望僱主施恩使工人得較美生活，實質上是主張階級調和，是反對階級鬥爭，且明言「階級鬥爭之說，至易破壞國民革命，吾人為統一國民革命陣線之故，勢必截斷其主張」（季陶先生聞此言否？）。 國民黨右派，不但有了和左派分離的組織，現在又有了和左派不同的政治主張（這個不同，是右派大會宣言的主張和孫總理所領導的左派主張不同，而不是和共產黨主張不同）。有了這些不能否認的事實，所謂國民黨左右派，大概不是共產黨造謠離間或神經過敏了罷！如果右派能夠仍舊接受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而取消他們的此次大會宣言；如果能夠取消他們自己的各級黨部，而回到廣州中央黨部統轄之下；我們就甘心承認造謠離間或神經過敏之罪。 可是事實上我們已不能奢望右派向左回到廣州中央，只得竭誠奉勸他們不要再向右跑到反革命派那邊！因為右派中有些較右的分子，已經和反革命派章太炎、黃大偉、鄧家彥、徐紹楨、童理璋等所組織的什麼國民外交協會合作；這個國民外交協會，和陳炯明派章太炎、黃大偉、馬育航等所主持英政府及張作霖所資助之反赤大聯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團體。蒙他們不棄認我們為友軍，現在敢以友軍資格，希望他們和我們在相同的口號「反抗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工作上合作；並敢以友軍資格，奉勸他們勿跑到反革命派那邊，寧可使我們受神經過敏之咎，不可使我們不幸而言中！ 第二次和第三次勞動大會之間的中國勞動運動 中國之有勞動運動，其歷史還很短，中國的工業猶未發展，工人的數量在全國人口比例上還很小；可是中國勞動運動的特色，一開始便是政治的和革命的，這是因為中國自身是半殖民地，他的幼稚工業沒有別的殖民地供他剝削，以養成勞工貴族，以造成改良運動。並且中國的產業大部分在外國帝國主義或國內軍閥管轄之下（如輪船、鐵路、紗廠、香菸廠、礦山等），所以中國勞動運動之對象，大部分便是帝國主義與軍閥政府，同時統治中國的帝國主義與軍閥政府，就是中國民族革命的對象，因此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政府，就成了民族運動和勞動運動之共同的政綱，而且這兩個運動也只有共同力求實現這政綱，才有出路。 第一次和第二次勞動大會之間的中國勞動運動，其主要的是反對軍閥之「二七運動」；第二次和第三次勞動大會之間的主要運動，是反對帝國主義之「五卅運動」。這兩個運動雖然都失敗了，但後者卻有偉大的成績與影響。 在五卅運動前，已經有了國民黨改組，國民軍發生，鐵路總工會成立，膠濟路罷工，上海及青島紗廠罷工，這些事實；第二次勞動大會開會時，已到了中國民族運動和勞動運動爆發的焦點，大會一閉幕，震驚世界的五卅運動便發生了。 五卅運動固然是各階級聯合的民族鬥爭，然而實際上和帝國主義直接抗爭的，乃是上海、香港、漢口、九江、南京、青島、天津、焦作等處的罷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過是工人階級之聲援罷了。真能使帝國主義在華權利發生根本動搖的，也只有這些罷工。 五卅運動雖然因為英、日帝國主義利用奉軍的高壓而失敗了，然而他在民族運動上在勞動運動上的成績與影響，我們是不能忽略的。 香港的大罷工，在香港及廣州的工會統一運動上收了很大效果，此次罷工固然有賴於國民政府之勝利始克實現，同時這次罷工也鞏固了國民政府，使國民政府在對外抵抗香港政府勢力上，在對內鎮壓反動勢力上，都得著有力的援助。 上海的大罷工，喚醒了全國的民族覺悟，尤其在上海本地，資產階級至今猶繼續他們和平的民族平等運動，如關稅自主，設立關稅公庫，收回會審公堂，工部局增加華董，公園開放，修改洋涇浜章程等。在工人階級自身的力量上，五卅以前只有很少數散漫組織或空招牌的工會；五卅以後雖然未能繼續維持當時二十萬罷工工人大群眾的組織，而全上海三十六萬餘產業工人中，已經有約四分之一的工人有了群眾的組織，最重要的是紗廠工會（五萬餘人）、印刷工會（五千餘人）、海員工會（二千餘人）、碼頭工會（二千餘人），都在他們的總機關上海總工會領導之下，公開的或半公開的進行工作。五卅政治罷工失敗，又接之以經濟罷工，當時幾乎全上海無一工廠沒有經濟的罷工，即五卅運動中未舉行政治罷工的，此時也舉行了經濟罷工。即在最近數月，此次經濟罷工猶未停止，略如下表（自一月一日起至四月一日止）： 產　　業　　　次　數　　　參加人數　　　罷工期時間 紗　　廠　　　一　四　　　一二八○○　　五五七二五○ 郵　　務　　　　　　　　　六○○　　　　（未罷成） 金銀業　　　　　一　　　　四○○　　　　二四○○○ 商務印書館　　　一　　　　四○○　　　　四○○ 麻　　袋　　　　一　　　　一五○○　　　四五○○ 襪　　廠　　　　一　　　　七○○ 共　　計　　　一　八　　　一六四○○　　五八六一五○ 「有了組織便要罷工」，這是上海工人的特性，這因為上海的物價不斷的增高，而工資不增，便等於不斷的減少工資；尤其是碼頭工人，他們的工資並且比去年平均減少了一半以上，這困苦不堪的五萬苦力，是眼前上海勞動運動一個最緊急的問題。 除了香港、上海，從青島到濟南沿膠濟路一帶，也是一個中國革命的工人區域。這裡的十餘萬紗廠、路礦、市政工人，在五卅前後可悲可敬的爭鬥與流血，比任何地方都劇烈；無論經過若何慘的失敗，都沒有反動的變相發生。他們現在雖在張宗昌鐵蹄蹂躪之下，猶念念不忘階級的組織與政治的爭鬥；他們的組織，他們的理想，雖然還很幼稚，而他們的本質，我們敢說是全中國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 沿京奉路即唐山與天津，是北方唯一的工業區，在國民軍失敗之前，天津已有五萬紗廠及城市工人組織起來，並有了他們的公開的天津總工會；唐山除原有路工外，六萬礦工亦已開始組織。國民軍退後，天津、唐山都入了奉軍的範圍，工會絕對不能公開，在發展上受了很大的打擊。 北京本是一個沒有煙囪的地方，然而五卅運動後，也居然有了數千工人組織起來的北京總工會，並且熱烈的參加政治爭鬥，在群眾的示威運動中，幾乎代替了「五四」以來的學生地位。現在奉軍入京，他不免也要受點挫折。 北方的鐵路工人運動，本居全國工人運動中首要地位；可是「二七」的傷痕猶未全愈，十餘萬路工，有組織的尚不及三分之一，現在京奉、膠濟二路及津浦路之大部分，又都在奉軍高壓之下，京漢路工又與舊敵吳佩孚重逢，眼前在組織上在行動上，都有很嚴重的障礙。 漢口本是中國工業中心之一，在「二七」前，工會運動本甚發達，其後因「二七」以來的政治壓迫，農民因災失業、勞力過剩及工賊活動這三個原因，所以在五卅運動中，漢口工人未能和上海、香港工人攜手並進；即五卅後，工會運動仍然沒有若何發展。 湖南的礦工運動雖然有兩處新的發展，而兩處舊的組織——水口山與安源卻都破壞了（安源雖在江西省境內，而在工人運動的歷史關係上，則屬於湖南）；一萬多人的安源礦工組織，為日本帝國主義者假手於中國公司所破壞，並且公司為日本資本壓迫而瀕於破產，在山工作的工人已減少一半以上。長沙的城市工人，大部分都有了組織，且能夠參加地方的政治爭鬥。 依過去一年的經驗，尤其是五卅運動中的經驗，我們對於中國的勞動運動，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 （一）我們固然不能誇大的說中國工人已是現時中國革命之唯一的勢力，而卻不能不承認他是一種重要的可靠的力量。 （二）中國的勞動運動之勝敗，和中國民族運動之勝敗，是在相互影響之下進行的。 （三）在民族運動得到相當勝利的地方，不但工會，即革命的組織亦能相當的存在；反之在反動的軍閥勢力之下，任何工人的組織都不能存在，雖改良派的工會亦不能發生。 （四）崩潰中的中國軍閥勢力，斷難長期鞏固其統一政權，民族運動和勞動運動這兩種勢力結合起來，隨時隨地都有衝破軍閥勢力之可能。 （五）中國工人不但要擴大及鞏固自己階級的聯合戰線，且急需工農聯合之成立，並且要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甚至大資產階級成立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聯合戰線，如此才能夠得工人階級在政治爭鬥上和經濟爭鬥上的初步勝利。 最近政局之觀察 國民軍退出北京後，唯一重要的政象就是奉、吳發生暗潮。此暗潮之特點，就是護法、護憲之爭執及助長此爭執之關係奉、吳兩方實際利害的內閣問題。奉張知道護憲必復顏閣必復舊國會，顏屬吳派，舊國會大部分賄選議員都不啻是曹、吳家之養卒，這些都於奉不利，他又知道曹憲與賄選國會大不理於眾口，樂得在此方面與吳一爭。吳亦知道他在北方之軍事實力遠不及奉張，非從政治上進攻，非藉護憲以恢復顏閣與舊國會，無由分得北京若干政權，因為北京的精華——京師警察廳及崇文門稅關，都已落於奉派之手。內閣問題，此時尚非閣員分配之爭，而是內閣總理屬於直派或奉派之爭，此爭仍將取決於護法或護憲。若護憲，當然要恢復直派之顏閣，奉張所爭則在財、交兩部；若護法，則奉張及其背後之主人——日本帝國主義者，必不甘心放棄政府領袖地位之權利，此時直吳及其背後之主人——英國帝國主義者，為顧維鈞所預定之外交坐位，亦決不至為他人所奪。 在北方軍事上，直吳遠遜於奉張，然直吳多政客奔走人材，即在民間的政治空氣上，奉張更不及直吳，且國民軍尚近在京北，隨時有聯直之可能，此亦迫得奉張不得不對直吳讓步之隱情。因此，直、奉軍閥及其背後英、日帝國主義者實際利害之衝突始終不能免，然以政治的環境，又不利於即時決裂，於是他們不得不別謀暫時彌縫之一策，以和緩其急沖。 其策為何，即繼續軍事行動，分討南北二赤，使奉、吳勢力得分途發展，不至兩力匯集於北方，隨時皆可發生衝突。此策見之實行者，就是直魯聯軍向南口進發及吳佩孚進攻湖南。吳之進攻湖南，不用說其目的地乃是廣州，此策實行將來的效果又是怎樣呢？ 奉、吳若真能分向南北發展，雖不能完全免除他們在北方之衝突，當能和緩其目前衝突之危機。奉軍若得閻錫山之助，國民軍又不能於最短時間消滅閻軍，則誠難以一軍敵熱河、南口、大同三面之進攻；國民軍消滅，奉張對直吳態度當更強硬，同時若直吳向南亦得相當發展，則奉、直關係，自必重入危機。吳佩孚向南圖粵，在地利上當然沒有一直由湖南進兵廣州之可能，勢必由湖南、江西、福建及廣東內部（陳炯明、魏邦平之餘孽）四面包圍，再加以香港方面之封鎖及示威，才能收效。不過唐生智若不降吳，湖南方面即能牽制吳佩孚一大部分兵力；江西方面，方本仁雖然尚未表示反吳，而其遺留在江西之舊部如唐、蔣、二楊，實不易為吳佩孚驅為攻湘攻粵之用；閩周本只能自保，非至吳軍進入廣東，彼未必肯出兵；孫傳芳時慮吳佩孚勾結蘇、皖、浙各軍將領向之倒戈，其自身地位且日在危險狀態中，更不會為吳攻粵；袁、楊都意在據川，那能為吳遠征；河南之紅槍會及豫軍已開始豫人治豫運動，且為吳佩孚之後患；以這樣的環境，只要廣州國民政府對於內外各方面的政策應付得宜，則吳佩孚向南發展之希望本是很少。吳佩孚若不能向南發展，勢必至一面忍氣聯奉以自固，一面勾結夏超、陳儀、陳調元、王普等推倒孫傳芳，收蘇、浙、皖三省於自己勢力之下，以統一長江，以備與奉張一戰。廣州國民政府在此期間若有充分準備，甚至國民軍尚能在北方保存若干實力，奉、直戰爭再開時，中國政局又必有一次新的大變動。 我們要認清敵與友 在中國國家的利益上觀察中俄協定，無論何人都不能否認是於中國有利的。英、美、法、日等國，不但不肯允許我們收回租界，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在租界增加幾個華董都很不容易實現，要和納稅外人有平等參政權，那就更難了；可是依中俄協定蘇俄把所有的租界租借地都放棄了。英、美、法、日等國，不但不肯放棄領事裁判權，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至今不能收回比領判權更不法的會審公堂；可是依中俄協定，蘇俄已經把領事裁判權放棄了。英、美、法、日等國，把持中國的海關，以協定稅制制我工商業之死命，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經過五卅慘案和全國商會關稅自主之要求，其結果關稅會議，仍舊是在協定製下增加二五，自主不過是一句空話；可是依中俄協定，蘇俄已放棄協定關稅制而改用相互平等的原則了。英、美、法、日等國，根據一切不平等條約欺壓中國，尤其是根據辛丑條約，駐兵京、津、沽等處，東交民巷簡直是國中之國；可是依中俄協定，蘇俄已放棄以前一切不平等條約，並已實行退出辛丑條約國，不在中國境內駐兵，連保衛北京大使館的兵都沒有。 蘇俄並不像德、奧是歐戰中之戰敗國，他對中國放棄了各帝國主義不肯放棄的租界領判權、協定關稅、京津沽等處駐兵這些侵犯中國國權壓服中國之工具，除了他以平等的友誼對待中國外，試問還有什麼別的理由？ 各帝國主義者看見蘇俄悍然退出辛丑條約國，對中國放棄了這些權利，使他們相形見絀，還恐怕因此引起中國人對他們發生怨憤；如此，他們恨蘇俄，攻擊蘇俄，本是情理之常。若中國人也因此恨蘇俄，攻擊蘇俄，那便出乎情理之外了！難道我們中國人真是日本人嘉納治五郎所譏誚的「只服強權不服公理的民族」嗎？ 杜洛斯基曾在五卅被害之工人與學生追悼大會上說：「中國的房子屬於中國人，要進去須先敲門，主人有權利放朋友進去而驅逐他所認為敵人的出來。」 日本帝國主義者幫助張作霖打敗了郭松齡，又幫他奪取了大沽口與天津，英國帝國主義者幫助吳佩孚打敗了河南；於是吳佩孚、張作霖遂帶了英日的勢力到了北京，於是張作霖、吳佩孚遂出來要求蘇俄撤回辦理中俄協定之加大使。這便是張作霖、吳佩孚放進他們的朋友英、日帝國主義者，驅逐他們的敵人蘇俄。他們認英、日為朋友，所以要親英派的顏惠慶、顧維鈞出來組織政府擔任外交；他們認蘇俄為敵人，所以連辦理中俄協定的王正廷都算是赤化黨，而加以排斥。這原來是中國軍閥的意見，他們這種意見，當然不能夠代表中國的主人——大多數民眾——之意見。大多數民眾之意見，也是認保有租界領判權、協定關稅、京津沽滬漢駐兵及一切不平等條約的英、日帝國主義者為朋友而要放他們進來，也是認放棄這些權利的蘇俄為敵人而要驅逐他出去嗎？當然不是這樣，不但張作霖、吳佩孚不能代表中國大多數民眾之意見，即一般反赤的政客、流氓也不能代表中國大多數民眾之意見。中國大多數民眾之意見，固然有一部分人對於赤化不無懷疑，而對於帝國主義者保有租界、租借地（如旅順、大連、威海衛等）、領判權、協定關稅、京津沽滬漢駐兵及一切不平等條約，卻是一致憤恨；對於蘇俄放棄這些權利的中俄協定，斷不至因為赤化之故而加以拒絕。此時中國民眾尤其是上海民眾所奔走運動的，是租界華董、收回會審公堂、反對越界築路捕人、關稅自主、設立關稅公庫、修改洋涇浜章程這些問題；這些問題運動之對象，都是反赤的英、美、法、日等國，而不是赤俄，因為中國民眾所要收回的這些權利，赤俄都已經根本放棄了。中國民眾正在向反赤的帝國主義者要求收回這些權利；同時，張作霖、吳佩孚便主張驅逐辦理中俄協定放棄這些權利的赤俄大使；不但中國的軍閥的意見和民眾不同，並且是針鋒相對。 不過中國民眾現時的態度還是不夠，因為民眾對於張作霖、吳佩孚的反俄政策若不加以糾正，足以破壞中俄協定，足以使各國的民眾懷疑中國人對於外國放棄在華權利是歡迎還是反對，足以使別國不敢效法蘇俄退出辛丑條約的關係，以為一退出辛丑條約，不能駐兵北京保衛使館，便要受中國人的侮辱。 中國的主人即大多數民眾，應該更進一步明白表示其意見和軍閥不同，應該簡單明了的告訴一切外國人：凡是來敲我們門的，無論強弱赤白，只要聲明放棄租界、租借地、領判權、協定關稅、京津沽滬漢等處駐兵及一切不平等條約，概認為朋友請進來，否則一概認為敵人請出去。如此才能夠一洗「只服強權不服公理的民族」之恥辱！我們不從頭腦中把這個恥辱洗淨，別的一切國恥是不會洗去的啊！ 南方形勢與國民黨 吳佩孚不能以武力在北方奪取完全政權，遂轉而向南方發展。他向南發展之步驟，第一步是以實力援助湖南所有的反唐軍隊，驅逐唐生智出湖南，把湖南放在他的勢力支配之下；第二步便是聯合湘、鄂、川、滇、黔、豫、贛、閩八省軍隊圍攻兩廣。他的目的是否可以完全達到呢？ 他的第一步目的已經達到一半，恐怕終久只能一半，因為唐生智的軍隊並未受損失，何況還有兩廣的援助，並且郴永地勢易守而難攻，吳佩孚欲得全湖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第二步辦法正在開始進行，他叫袁祖銘把四川讓給楊森，一面楊森得到四川便可出兵攻粵，一面袁祖銘回黔聯唐，便可聯合滇、黔軍隊攻粵，他這種如意算盤，至少一半是幻想；河南方面，只有寇英傑原有的三旅現已擴充為三師可以作戰，但須留守河南，其餘收編的豫毅等軍都毫無戰鬥力，並且豫軍尚有勾結紅槍會反吳的趨勢；江西方面，方本仁舊部和鄂軍對抗的暗潮，還未完全消滅；福建因與孫傳芳的關係，能否出兵攻粵，也尚成問題；此時吳佩孚真可用作攻粵的，只有湖北全省軍隊及河南、湖南、江西一部分軍隊，雲南唐繼堯也有乘機攻粵之可能，其中最熱心作戰的，要算馬濟之對廣西，陳林舊部謝文炳、劉志陸之對廣東。不過吳佩孚以八省兵力攻取兩廣的計劃雖然有點幻想，而指揮湖北、湖南、河南、江西這四省兵力並且利用唐繼堯向粵圍攻，這是可能的，因此南方的形勢，此時十分嚴重！ 國民政府所在的兩廣，不但是南方的革命根據地，而且是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根據地，全國的革命民眾應該出其全力，擁護這根據地。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適於此時在廣州召集全體會議，在此次會議之重大的職任，即是為國民政府決定各種方略，以抗此次吳佩孚之進攻。因為此次吳佩孚向粵進攻，是有大的計劃，我們不可過於輕敵。他此次進攻之勝敗，是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生死關頭，所以在此次國民黨之中央全體委員會議中，這是唯一的重要問題。解決這個問題之方略，不但是要兩廣迅速出兵援湘，並且對鄰省若江西若福建，都要有適當的策略，並且對北方的國民軍，河南、湖北、四川以及山東、江蘇間的軍事政治變化，都應充分注意，尤其要果決迅速的肅清廣東內部反動的右派勢力，使他們不至乘廣東出兵後發生陰謀。因為由三月二十日事變，我們不能不承認廣東內部尚有反動的右派勢力之存在。 反動的右派，在廣東因環境的關係，貌為擁護國民政府，貌為和北京、上海的右派不合作；實際上，他們不但反對共產派，並且在軍隊中禁止閱看汪精衛、蔣介石的演說詞，他們在黨軍始終要團結自己一致的勢力。 反動的右派現在在上海及其他各處宣傳說：此次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會議，共同的是要重新討論聯俄聯共政策的問題。我們敢說這完全是謠言。修正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政策，是右派自西山會議到上海大會一貫的主張，廣州中央的中央委員最大多數是革命左傾的分子，那會和西山會議以來被國民政府命令稱為「叛徒」的右派走到一條路上去？ 況且，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正在和吳佩孚勢力進攻決鬥之生死關頭，惟有加緊結合全國革命的勢力，以當大敵，凡是一個中山主義的革命黨員，豈有反而對中山先生聯俄聯共的革命政策懷疑而要重新討論之理！ 憲法與賄選 反對賄選案，始終是全國普遍的輿論。中國社會的公是公非只有這一點了，我們萬分不應該連這一點都要把他毀去，毀去這個，比毀去任何法律，損失都大！ 輿論反對賄選，當然對於一買一賣的賄選總統和賄選國會議員，同樣反對。輿論既然反對賄選的國會議員，他們是豬仔，怎能夠承認豬仔們有代表人民制定憲法之權。 輿論現在反對護憲，其理由很簡單明白，就是：根本反對賄選，根本反對賄選的豬仔議員所制定的憲法；並不是因為憲法的內容好或不好，也不單是因為憲法為曹錕所宣布說他是曹憲，更不是為張作霖或黎元洪而反對護憲，至於不是受了赤黨的煽動，那更不用說了。 輿論反對護憲，固然是因為賄選之故；直系護憲，也正是想使賄選議員所制定的憲法有效，依憲法賄選的總統也有效，賄選的總統雖辭職，賄選總統任命的顏閣仍然有效，如此則賄選一案遂無形宣告無罪了。直系這種想頭，直是本末倒置，他們若無充足理由宣告沒有賄選這件事或認賄選為無罪，則無論如何依法定程序而選舉的總統，無論如何依法定程序而制定的憲法，都是國民所不能承認的呵！最近吳佩孚致電張作霖申述護憲的五個理由，便是根本不懂得這個道理。 該電所舉第一個理由是憲法根據約法而產生，故護約即當護憲。他忘記了當時憲法產生情形，除了根據約法而外，還有賄選一段事實；他更忘記了制定約法者是革命政府的臨時參議院，制定憲法者是賄選議員的憲法會議。 他第二個理由是說：「憲法經憲法會議依法定程序自行制定，自行宣布，議錄事實俱在，眾目昭彰……大總統並無宣布憲法之權，強謂憲法為曹憲，與事實不合，於法理尤謬。」不錯，十三年憲法是經憲法會議依法定程序自行制定的，可惜這班憲法會議議員所犯賄選的罪，也是「事實俱在眾目昭彰」！從前袁世凱想做皇帝不成，仍想保全總統地位，遂宣傳說：謀復帝制的是袁世凱個人，不是袁總統，不可並為一談；現在直系想保全他們的賄選總統不成，仍想保全他們的賄選議員所制定之憲法，遂宣傳說：賄選是賄選，憲法是憲法，不可並為一談，殊不知袁世凱總統即當時謀叛民國的袁世凱，他如何能夠繼續為民國之元首；制定憲法的國會議員即當時賄選總統的國會議員，他們如何能夠代表人民制定國家根本大法！ 該電所舉第三個理由是說：「約法上只有臨時大總統，而憲法上之大總統選舉法，系民國二年十月四日所宣布，袁世凱由約法上臨時總統被選為正式大總統，適用此法，黎、馮、曹選出，亦均由此法，實無約憲之分。」他忘記了袁、黎、馮、曹雖同是依據二年之大總統選舉法所選出，而卻有賄選與非賄選之分；他又忘記了二年之總統選舉法和十三年全部憲法之制定者，亦有賄選議員與非賄選議員之分。 該電所舉第四個理由是說：「黎、曹去位系政治問題，非法律問題，皆不復位，故不違法，現只宜恢復段氏所毀之法，確係為法而非為人。」一般輿論固然反對段氏，並且有一部分人反對段氏毀法，不過反對段氏毀法的人，除直系及其賄選議員外，大都是指約法而不是指憲法，因為憲法乃賄憲議員所制定，段氏毀之，輿論不但不反對，並且稱快。現在直系要恢復段氏所毀之憲法，為人固丑，為法又何嘗不醜！ 他所舉第五個理由是說：「大總統已缺位，自應依據民國二年十月四日宣布大總統選舉法之第五條，即今憲法之第七十六條，以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務。」第一、我們不能承認民國十三年之賄選憲法和民國二年之大總統選舉法有何等效力；第二、我們不能因為賄選憲法一部分含有民國二年之大總統選舉法，遂承認其全部有效；第三、我們不能承認賄選總統有效，無論他是依據賄選憲法或二年之大總統選舉法所產生的，同時也不能承認賄選總統所任命的國務總理攝政資格，無論是依據賄選憲法之第七十六，或是依據二年大總統選舉法之第五條。 總之：直系軍人及政客，若不顧忌輿論而惟武力是逞，那就罷了；若向人民高談法律，人民便堅決的回答道：我們根本主張賄選的國會議員所制憲所舉總統及賄選總統所任命之國務總理，一切無效！至於憲法會議及大總統選舉會之出席法定人數足不足，還是第二問。 英國大罷工與東方民族運動 前世紀之末本世紀之初，世界資本制度已發達到最高形式——統一世界之財政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因此，全世界的經濟成了整個的，全世界政治也隨之成了整個的；因此，全世界的統治者壓迫者——資本帝國主義——成了整個的，全世界被統治者被壓迫者——工農階級及弱小民族——對於統治者壓迫者之反抗，也成了整個的；因此，全世界的解放運動也應該是整個的，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和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工農解放運動，都是整個的世界解放運動之一部分而有相互的密切影響，決不是國家主義者所想像各國關起門來獨力革命可以得到成功的。國家主義者關門革命的方法，犯了時代錯誤的毛病，他們忘記了現在已經是二十世紀之第念〔廿〕六年，已經由國際資本帝國主義造成的革命對象是整個的世界革命時代，而已經不是十八世紀各國各自對於本國統治階級革命的時代了。 這還是理論一方面，事實上的證據又是怎樣呢？去年的五卅運動，在國家主義者看來，這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似乎和歐美及日本的解放運動無關了；然而事實先生告訴我們：歐、美、日本各國的工人及其政黨，都對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五卅運動，曾予以精神上的物質上的援助。五卅運動所反抗的對象，為首的是英、日兩國，而英、日兩國的工人竟援助中國人的五卅運動，在國家主義者的理論，未免要責備英、日兩國工人太不愛國了。 現在英國的大罷工，在國家主義者看來，這是英國的階級解放運動，似乎也和中國無關，更和中國知識階級無關；然而中國的國民黨及學生會都奮起援助。上海學聯會致英國工黨電說：「貴國此次總罷工，予資本主義以莫大打擊，本會謹以十二萬分之誠意，表示無限同情。敝國今日正處於各資本帝國主義鐵蹄踐踏之下，而尤以貴國所加於我者為劇，苦痛之餘，切盼貴國各工友一致奮起，到底不懈，與吾東方弱小民族共同攜手，而人類真正和平亦得早以實現。」此電中「苦痛之餘」四字，是表示被壓迫的中國學生之淚已和被壓迫的英國工人之淚匯合在一處了！ 全國學生總會通告全國學生說：「英國工潮奮發，全世界工人均起而予以同情及實力援助；吾等被壓迫國家之中國人，亦未便漠視，因為各帝國主義國家內之工人運動，影響於東方民族運動者甚大，尤其是英國工人，例如去年五卅運動，各國對中國民族表示同情的，只有工黨；其後英國擬以武力侵犯廣東，也因為運輸工人反對而止。今後英國運輸工人若不為英政府任對華出兵之運輸工作，英人將永無輸送軍隊欺壓中國之可能，吾等為自己的民族生存計，勢不得不起而努力，與此時英國罷工的礦工及一切運輸工人以聲援。」遠離英國數萬里之中國學生，若沒有自己民族要求之衝動，若不認識東方民族解放運動和西方工人運動之共同的敵人是資本帝國主義，他們為什麼要援助英國的罷工工人！ 國民黨右派的理論，一向只主張聯合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未曾主張聯合世界被壓迫的工人階級；然而現在對英國工黨領袖邁朗氏也說：「如外國之被壓迫階級如英國工黨，善意的幫助中國，自當樂受。」這句話的意義，是事實逼迫著他們不能不認識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是世界的而不是國家的了。 國家主義者或者又要說：照國家主義的理論與策略，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即中國對外國之獨立運動，應該是國家的，應該由中國人自己獨力來干，用不著聯合什麼世界弱小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把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迫階級聯成反帝國主義之整個的世界革命，這乃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的理論與策略，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應該是國家主義的運動，用不著赤化的理論與策略。 不錯，把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看做整個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誠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的理論與策略，並且目前在中國之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運動，也只是這一理論與策略的運動，不但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根本上決不是什麼劫富濟貧的均富主義，並且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都不曾幻想中國馬上就能夠實行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製度。不過我們要睜開眼睛看看全世界的實際狀況和中國的實際狀況，我們若真心要做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是應該採用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與策略，聯合全世界被壓迫階級與被壓迫民族來共同革命呢？還是應該採用國家主義的理論與策略，關起門來獨力革命？ 若採用國家主義的理論與策略，去年各國工人援助中國的五卅運動，今年中國工人、學生援助英國的大罷工，都是多事了！ 直奉衝突之迫近與各方應取的態度 自吳佩孚通電護法討赤到國民軍退出北京，這四個月間是英日、吳張合作支配北方向中國民眾進攻時期。自國民軍退出吳、張勢力進了北京，因為互爭政權，吳、張間及其背後之英、日間便發生了衝突，這種衝突日益發展，到現在已由暗鬥而進於明爭。他們的暗鬥明爭，表面上雖然是護憲與反護憲，實際上乃是內閣與總統之爭。 依據憲法恢復顏閣，已為張作霖所不悅；此次閣員分配，除奉派一個半員外內鄭陸張，幾乎是清一色的直系內閣，此為奉張所不能容忍，因此有電京反對顏氏攝政之說；張學良、張宗昌遂於十二日相繼出京，石老娘胡同辦公處完全結束。內閣問題即或能以易人及重新分配而消弭爭端，恢復國會選舉總統之爭即代之而起。賄選國會議員，直系占大多數，事前直方對於總統選舉問題若無對奉屈服之協定，奉方豈甘心屈服於直方承認國會之恢復？張作霖即礙於前此協定而不便公然反對顏閣與國會，其消極抵制亦足使顏閣及國會均不能實際存在，如此醞釀日久，又加安福派之活動，英日、張吳的聯合戰線終必破裂。 此聯合戰線破裂時，民眾對之應取何態度呢？民眾對英日、吳張，始終是一致反對，同時也注意他們的聯合戰線之破裂，是有利於民眾的一個事實；民眾因不必援助何方，即對於擁護賄選國會之直吳，比對奉張更加反對，對於盤據中國腹地為害中國更是國家的而非地方的之英、吳，比對日、張更加反對。 國民政府及國民軍，對於吳、張衝突，將取何種行動呢？不用說國民政府對吳、張兩派軍閥是一致反對的；又是其北伐的軍事行動，一開始便與直吳觸接，不倒吳莫由討張，況且眼前進攻湖南同時又正在準備援助馬濟進攻廣西的，是直吳不是奉張：「先討吳後討張」，這是國民政府不易的軍略。國民軍若聯直攻奉，則所得的除熱河外將一無所有，所失的是為直吳利用，助其恢復全國唾棄的賄選國會，斷送國民軍的政治生命，因此國民軍也只有和國民政府取一致的態度，采同樣的軍略，才能得民眾的同情，才能由山西一直向南發展和國民政府北伐討吳的軍事勢力相連接。 以上只是國民政府及國民軍反軍閥戰爭的目前一部分軍事工作，這一部分工作如果成功，其意義就是為中國革命的軍事勢力立下一個比現在穩固的基礎，可是全國的民眾，尤其是受奉系軍閥蹂躪最甚的直隸、山東、奉天民眾，應同時奮起反抗當地的軍閥，引導所有傾向革命的軍事勢力，使此次戰爭成為普遍全國的反軍閥戰爭，一直到摧毀一切軍閥的政權，建立革命的人民政府。 孫傳芳最近的主張 孫傳芳平日的態度，仿佛是注重實行，不屑多說空話，即是不肯發表主張；可是最近他卻也發表主張了，且正式的發表主張了，他所發表的主張值得我們注意的有三件：（一）是江日兩通電；（二）是五日在總商會關於淞滬商埠市政之演說；（三）是六日在交涉署招待外賓之演說。 江日兩個通電，一是主張顏惠慶攝閣，一是聲明保境息民政策。孫氏向來表示護法而不護憲法，現在江電說：「依曹公通電恢復十三年十月之顏惠慶攝政內閣」，則分明是擁護憲法了。孫氏主張何以有此變化？不用說是反對奉天和迎合吳佩孚兩個動機湊合而成的。因為反對奉天，遂不惜犧牲自己的主張而附和吳佩孚，如此——他還是從前不發表主張的態度好。孫氏向抱江、浙、皖、贛、閩五省門羅主義，現在保境息民的江電又說：「竊願劃境以自安；數月以來，迭電聲明：人不犯我，我絕不犯人，皆本息事寧人之旨，為保境息民之故……如貪婪竊發，抉我藩籬，隨我農桑，擾我商賈，亦惟有率我五省之師旅以遏制之而已。」這電為何方面而發，對山東奉軍，對吳佩孚，對廣州國民政府，或兼對上述各方面，我們都不必深究這些；我們所要質問孫傳芳的是：唐生智並未曾犯江西，而江西竟出兵攻湖南，這是否劃境自安，是否息事寧人，是否保境安民？或者有人特別原諒孫傳芳，以為他在名義上雖是五省聯軍總司令，而事實上無權過問江西之事；如果是這樣，將來國民政府北伐軍開到江西的時候，則孫氏便應該免開尊口，說什麼「率我五省之師旅以遏制之」這一派的官話了！又孫氏在總商會演說也說：「前日廣東代表至鄙人處接洽，鄙人告以南征北伐均屬無益，鄙人敢擔保五省以內，決不願舉兵南侵。」可是事實上江西確已舉兵幫助吳佩孚南征了，孫氏的擔保怎麼樣？並且孫氏又能夠擔保，福建不受吳佩孚命令舉兵攻粵嗎？在實際上孫氏既然不能支配五省，便不應輕於開口，說什麼擔保五省以內怎樣怎樣像煞有介事的話。如此，他還是從前不發表主張的態度好。 孫傳芳對於上海市政的主張，我們可以在他的演說中指出幾個要點。他說：「現在上海設一個機關，把地方的行政集中在一處。」又說：「為大上海做一個牢固的根基，當局的人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實力，換而言之，按現在的情形，非官廳先來試辦不可。」又說：「對於地方人士的首領，我們不能不徵求他們的意見，不能不使他們知道商埠督辦公署的內容，所以設一個參議會，代表各區的人民。」又說：「暫時以淞滬警察廳所管轄的區域，加上浦東淞滬警察廳第三區第一分區與第四分區中間原屬上海縣管轄的地方，為淞滬商埠的區域。」又說：「模範市的市民，是要預備將來做一等國的國民的，不是容易當的，是要出錢買來的。單就南市閘北兩處講，一百萬塊錢一年，是萬不能夠用的。……所以商埠督辦公署成立以後，原來有市政的地方，舊稅要積極的整頓，舊稅以外，還要籌辦捐稅，原來沒有市政的地方，得照閘北、南市的辦法，一律納稅。」這就是他對於上海市政之具體的主張，其餘若築路衛生，改良市政，收回租界的預備，以至所謂「真正的自治邦」、「理想的大上海」，我們只好看做菩薩廟的簽，靈驗與否，不須留意。在這些具體主張中，我們可以看出的幾個要點是：（一）淞滬商埠的區域，是北至吳淞，南至龍華，東包浦東，西畫滬西，除了中間的租界，都在他管轄之下；（二）交涉署道尹署警廳雖仍屬省行政而非商埠公署之直轄機關，但同時兩署廳的長官都兼任商埠公署處長，事實上已將所有地方的行政權都集中在離埠公署，已漸漸形成一個半獨立的上海市政府了；（三）在這半獨立的上海政府之下，據他說：閘北、浦東、吳淞、滬西四區的市政，暫時官辦民督，南市一區則民辦官督，總而言之，都「非官廳先來試辦不可」；（四）所謂參議會，只是地方人士首領對於商埠公署顧問的機關；（五）就是要整頓舊稅，籌辦新稅。 就這幾個要點看來，如果他真心歡迎人民批評，我們便不妨批評一下。我們現在的批評，並不是故意拿高調來反對孫傳芳或丁文江，乃是批評他的主張是否如他所說：「實際上是參酌目前的政局，上海的情形，比較的最可實行的一種辦法。」第一，他把大上海的根基，不建築在市民的權力上面，而建築在當局者政治上的實力上面，主張非官辦不可；殊不知參酌目前的政局，所謂政治上的實力，能保三五年甚至三五個月不發生變動嗎？市民的權力，現在固然還很弱，而他的壽命卻比官廳政治上的實力長得多；想拿這種短命的實力來為大上海做一個牢固的根基，這根基實在太不牢固了！第二，公共租界工部局之歲入，其主要稅收，在一九二三年已超過五百萬兩（內計：地稅一五○五○○○兩，市政捐三一四二○○○兩，碼頭捐四二七○○○兩）；上海市閘北、南市、吳淞、浦東、滬西五區，比公共租界，地面至少要大四倍，人口至少要多一倍半，而歲入只有其十分之一；其所以如此，乃因為上海租界是外國資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輸出原料輸入製品之最大市場，亦即他們掠奪四萬萬中國人之中心樞紐。所以上海租界有如此物力，直接上雖是租界居民所負擔，其實間接上乃是帝國主義者掠去全中國四萬萬人血汗之餘瀝所造成；這種掠奪者與被掠奪者的關係若不改變，照現在上海的情形，而想在租界以外的上海市，誅求和租界同樣的稅收，辦理和租界同樣的市政，並由此法而收回租界，這豈非和封神榜、西遊記是同等的幻想！第三，即讓一萬步，承認他是比較的最可實行的一種辦法；可是他一面要整頓舊稅籌備新稅，一面只主張非官辦不可，而不肯賞給納稅人一點參政權，這種最可實行的辦法，將來實行起來，不無小小困難罷！最近紙菸捐的風潮，就是一例。在這半獨立的上海市政府之下，不說普選的市民議會了，就是現有之少數紳士的市議會，他也似乎不屑齒及，他所要的參議會，只有地方人士首領能夠參加；閘北、南市、吳淞、浦東、滬西納稅出捐的人，小商人工人占最大多數，那地方人士首領是些什麼人，又能夠代表什麼人的意見呢？我們並不否認市民納稅義務，可是，「不得參政權不納稅」，不能說這是赤化過激的口號罷！並且現在租界上的外國政府連納稅華人的參政權都不肯承認；同時，本國的上海市政府也是這樣對待市民，大約中外官廳的貴人們，都一致覺得中國人是「只應納稅不能參政」的賤民！ 孫氏在交涉署招待外賓所說的話，有一部分是我們所懂得的，有一部分是我們所不能夠懂得的。他說：「我更可以老實的對諸君說，我們中國人（他忘記了劉華也是中國人！）自然不能忘記租界是中國的領土。」他說：「推廣租界，始終不能得到中國人的同意，我並且敢說，將來永遠不會得到中國人的同意。」他說：「外國人保護是要保護的，但是一切的市稅，到今不曾擔任分文，這種情形，是公道的嗎？是可以長久的嗎？」這些說話，我們都懂得。我們所不懂得的，是他說：「凡有條約上外國人的權利，我們在條約沒有廢除以前，當然要尊重的。」這便是段祺瑞「外崇國信」的主張！他說：「以友誼的態度來交涉，希望在最短期時間以內，想法子把多年的懸案，逐一來解決了。諸君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我們設商埠督辦公署，不但不是來反對外國人的，而且是要儘量的同外國人合作。……商埠督辦公署成立了以後，也要盡力來想法子，用坦白的手段，友誼的態度，來同諸君切實的磋商。」孫氏大概忘了中國官廳以友誼的（或者還是奴誼的）態度對外交涉，已經八十餘年，並非梁啓超、丁文江等在五卅運動中之新發明；並且外國人都早已知道以友誼的態度儘量的與外人合作來對付中國人民，本是中國官之特長，似乎不用孫氏再向外國人鄭重聲明了。況且外人也一向是以友誼的態度與中國合作，例如他們替我們掌管海關、鹽稅，替我們駐兵京、津、沽、滬、漢，替我們司法裁判，尤其是上海的會審公堂，是中外官廳模範的友誼合作！他說：「近許多年來，租界裡面的人口，逐日的增加，於是外國人方面有擴充租界的提議，由外國人方面看起來，這種要求，原可以說有相當的理由的。……公共租界的當局，卻用越界築路的辦法，來解決人滿為患的問題了。」他竟這樣承認外人擴充租界和越界築路是為了解決人滿問題，而不是帝國主義者侵略的野心，這和戴季陶承認帝國主義是「人口的增加，使各國人民感覺土地缺乏，為安置增加的人口，便非擴張領土不可」的見地，是一樣了。關於此問題之複雜的理論，此地不必多說，現在且舉出幾個事實問題，答覆他們的見地：近代帝國主義的法蘭西，人口日漸減少，俄皇治下之西伯利亞一向地曠人稀，為什麼他們也要擴充領土？上海法租界居民並不多，法新租界是因何理由擴充的？公共租界居民之密並無過於香港；靜安寺路、戈登路、愛文義路中外居民住宅尚多系平房，並不像倫敦、紐約有無數層樓大廈，況且華界近年已有不少外人的住宅與工廠，當真有越界築路和擴充租界以解決人滿問題之必要嗎？他們在上海把持會審公堂，難道也是因為解決人滿為患的問題嗎？總之：你們若說帝國主義的勢力太強大，無論他們如何不說道理，此時我們都反抗不了，這話到算老實爽快；若強詞曲說的附和他們，從沒有道理之中說出道理來，這就大可不必！ 孫中山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 是不是國家主義？ 有許多人，尤其是國家主義派，說中山先生是一個國家主義者，他的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就是國家主義。不錯，中山先生的一生是愛他的祖國——中國，為他的祖國——中國奮鬥的，他是極力勸中國同胞要恢復民族主義來救國的，他是極力指責現在提倡世界大同主義未免過早的；然而因此便說中山先生是一個國家主義者，那就未免對於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理論之研究過於淺薄了。 孫中山先生是不是一個國家主義者，他的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是不是立腳在國家主義上面，這一問題，關於中國民族運動，尤其是關於國民黨的政治宣傳，有重大的影響；這也就是國民黨中及國民運動中左右派之根本爭點，應該有一個明白確定的解答。 要解答這一問題，第一須分析歷史上各時代民族運動的特性，第二須檢查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理論屬於那一時代的特性。 因各時代的經濟關係日漸複雜，民族運動在歷史上乃有三個時代不同的特性：（一）宗法社會時代之封建貴族的民族運動；（二）軍國社會時代之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三）帝國主義時代之殖民地的民族運動。 宗法社會時代的民族運動，即是資本主義國家主義前的民族運動；這時代的民族運動之特性，富於血統及宗教的色彩，實際上乃是由於民族的封建貴族爭奪疆土，因為宗法社會的經濟生活完全是農業的，如日耳曼人對於蒙古民族西侵之反抗，中國漢人對於契丹、女真、蒙古、滿洲之反抗，回民對於十字軍之戰爭，回、準等族對於漢人之爭鬥，皆屬此類。 軍國社會時代的民族運動，即是資本主義前半期的民族運動；這時代的民族運動之特性，乃是十八世紀新興的資產階級運動，此期運動已漸漸脫離前時代血統及宗教的色彩，而立腳在國家主義上面，因為這時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已不限於農業，已需要商業的發展更進的工業的發展，已非宗法社會制度血統宗教等所能支配，並且在經濟的需要上，已有了血統不同或宗教不同之民族所合成的國家；這些民族中的資產階級，正需要一個軍國制度的國家機關，即超越民族血統及宗教信仰之上的國家權力，以供其資本主義發展之用。這種國家主義的民族運動，亦即民族的國家主義運動，由日耳曼、義大利漸漸蔓延到全歐洲，民族運動漸漸成了國家主義的工具；由日耳曼、義大利之成功，漸漸由自衛的國家主義變成侵略的國家主義——資本帝國主義。這些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即國家主義者，對外則利用「民族統一」的口號，擴張本國的領土與主權（如俄國之大斯拉夫主義，德國之大日耳曼主義，日本之大亞細亞主義等），對內則利用「民族同化」的口號，征服境內的少數民族（如俄國之大俄羅斯主義，土耳其之大土耳其主義，中國之大中華主義，外蒙之大蒙古主義等），複利用「民族生存」及「保衛祖國」等口號，欺騙國內的無產階級為資產階級的國家犧牲。在這時代，不但民族運動是國家主義之工具，並且國家主義也就是資產階級之工具。 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運動，即是現代資本主義末期的民族運動；這時代的民族運動之特性，乃是二十世紀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被壓迫國家之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聯合反抗他們的壓迫者——資本帝國主義，不象前時代的民族運動是單純的資產階級運動。因為資本帝國主義有國際性，反抗他們之民族運動也不得不含有國際性，和前時代民族運動之對象及作戰策略遂至不同，這也是此時代民族運動和前時代民族運動特性不同之一。若埃及之獨立運動，若土耳其之國民革命，若印度之不合作運動及農民暴動，若加哇工農之反抗荷蘭，若菲律賓之獨立要求，若摩洛哥及敘利亞之反抗法國，若里夫民族之反抗西班牙與法蘭西，若波斯、亞喇伯及阿富汗之反英運動，若高麗、安南之獨立運動，若中國之國民革命運動，這些運動是緊接著蘇俄十月革命興盛起來的，都有無產階級的力量參加運動，使這些運動漸漸減少了前時代純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色彩，而增加了新的色彩——反資本帝國主義之世界革命的色彩。國家主義派說這些運動都是國家主義的運動，這顯然犯了時代錯誤的毛病；這是因為他們不曾懂得此時代的民族運動之特性和前時代完全不同。前時代的民族運動是：純資產階級的，沒有國際性的，造成資本帝國主義的；此時代的民族運動是：各階級聯合的，含有國際性的，反資本帝國主義的。 我們既已看清了歷史上民族運動之三時代各有不同的特性，更進而檢查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理論是屬於那一時代的特性，便知道他是不是一個國家主義者了。 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族主義講演》上說：但民族和國家是有一定界限的，我們要把他來分別清楚，有甚麼方法呢？最適當的方法，是民族和國家根本上是用甚麼力造成的。簡單的分別，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所以一個團體，由於王道自然力結合而成的是民族，由於霸道人為力結合而成的便是國家，這便是國家和民族的分別。 但自俄國新變動發生之後，就我個人觀察已往的大勢，逆[預]料將來的潮流，國際間大戰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種戰爭，不是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同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者和橫暴者的戰爭，是公理和強權的戰爭。 將來的趨勢，一定是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或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強權。……今日德國是歐洲受壓迫的國家，亞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強暴的壓制，受種種痛苦，他們同病相憐，將來一定聯合起來，去抵抗強暴的國家，那些被壓迫的國家聯合、一定去和那些強暴的國家拚命一戰。 現在歐洲列強正用帝國主義和經濟力量來壓迫中國。……弄到中國各地都變成了列強的殖民地。……故此後世界人類，要分為兩方面去決鬥：一方面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方面是二萬萬五千萬人。第二方面的人數雖然很少，但是他們占了世界上頂強盛的地位，他們的政治力和經濟力都很大，總是用這兩種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但是天不從人願，忽然生出了斯拉夫民族的一萬萬五千萬人，去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世界列強所以詆毀列寧的原因，是因為他說世界多數的民族十二萬萬五千萬人，為少數的民族二萬萬五千萬人所壓迫。列寧不但說出這種話，並且還提倡被壓迫的民族去自決，為世界上被壓迫的人打不平。列強之所以攻擊列寧，是要消滅人類的先知先覺，為他們自己求安全；但是現在人類都覺悟了，知道列強所造的謠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們欺騙，這就是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進步到光明地位的情況。「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末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甚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 在以上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理論之幾個要點：第一，他把民族和國家分得很清楚，他又一向是贊成王道而反對霸道的；因此，我們應該知道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根本不同。第二，他觀察未來的國際戰爭，是十二萬萬五千萬被壓迫者聯合起來對二萬萬五千萬橫暴者的戰爭，是超越種族和國家之多數弱小民族反對少數民族帝國主義的戰爭；中山先生這種代表「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顯是國際的，決不是國家的。第三，他明白中國是帝國主義之殖民地，他並且力說這殖民地之我們不但要反抗帝國主義以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自己不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否則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中山先生這種民族主義的理論，明明是屬於現代殖民地國際民族運動之特性；而不是屬於十八世紀歐洲資產階級國家主義的民族運動之特性。我們明白了這些要點，便不能誣中山先生是一個國家主義者，也不能說他的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就是國家主義。 國家主義，是十八世紀歐洲純資產階級民族運動之產物，是資本帝國主義之前身及其工具，若在現代殖民地反資本帝國主義的國際民族運動時代提倡國家主義，不〔僅〕有時代的錯誤，並且有藥不對症使病加劇的危險。第一，我們要懂得國家是什麼。清朝皇帝常說：「我國家二百年深仁厚澤」，如此清室就是國家；袁世凱曾印布一個小冊子叫做「國賊孫黃」，如此反對袁世凱就是反對國家；段祺瑞、吳佩孚都自以為「北洋正統武力統一」是救國政策，如此北洋派就是國家；最近奉軍亦稱反奉的民眾有害於國家，如此奉天軍閥就是國家；法王路易十四說：「朕即國家」；歐洲各國的資產階級打破那些朕的國家，取得了那些國家的統治權，便造成了那些資產階級的國家。這都是他們的僭竊嗎？不是的。國家這一個抽象名詞，本來就是一切統治階級的所有物，誰取得統治權，誰便有權拿國家這一名義做統治全國人民之工具；國家權就是統治權，國家的利益就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如此，則所謂國家主義也就是「統治階級主義」。第二，我們要懂得國家主義是什麼？歐洲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他們推翻封建階級奪得統治權後，都已變成反動的勢力，所謂國家主義，正是這班反動勢力（尤其是法西斯派）用做對外擴張資產階級的統治權，對內壓迫平民或欺騙平民為資產階級犧牲之工具，即資本帝國主義之工具。第三，我們要懂得國家主義若應用在殖民地是怎樣？殖民地不會有強大的資產階級，便不會有純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運動，他的民族運動必須有無產階級參加合作才會成功；殖民地民族運動之對象不僅是近鄰某一民族；因此，若應用純資產階級性的非國際性的國家主義在殖民地做民族運動，則對內失去無產階級參加的力量，對外失去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階級聯合作戰的力量。 中國是一個被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所壓迫的國家，我們決不向帝國主義者講什麼世界大同主義，我們自然急於要救中國愛中國，然而我們不是什麼國家主義者。無產階級本來無祖國，然而他們在救祖國的實際工作上，比任何階級都出力：在普法戰爭之巴黎圍城中，法國的資產階級已經投降了，只有無產階級尚力奮其最後決死戰；俄國二月革命後，資產階級的政策是要仍舊和協約國妥協的，只有無產階級急起沒收了歐美各帝國主義在俄權利，使俄國脫離了外國的羈絆而完全獨立；德國的資產階級一致接受英、美、法帝國主義者奴隸德國之道威斯計劃，只有德國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始終反對；這些法國、俄國、德國為祖國奮鬥的無產階級，都不曾向帝國主義者講什麼世界大同主義，然而他們決不是什麼國家主義者。孫中山先生一生愛他的祖國，一生為他的祖國奮鬥，然而他也決不是一個國家主義者。 純資產階級性的非國際性的國家主義，是前時代歐洲純資產階級民族運動的口號，這一口號，已屬過去的而且是反動的了；在現代各階級聯合的含有國際性的殖民地民族運動中，他已經是分散此運動在內外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之障礙物，凡是一個忠於民族革命運動的人，都應該起來埋葬這一過去的反動的障礙物——國家主義！ 打破「民族的巴士的獄」 法國赫里歐氏有言：「目下一般專務私利之投機者，已造成一種資本的巴士的獄，朘削法國政治界之心臟，而政府與之狼狽為奸，報界亦復同一腐敗，一般報紙尚自稱崇信共和主義，但實則已為資本家之奴隸。」 現在我倒可以說：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已在中國造成一種「民族的巴士的獄」，朘削中國人之心臟，而中國軍閥與之狼狽為奸，教育界、商界中所謂高等華人亦復同一腐敗，一般高等華人尚自以為崇信民族主義，但實則已為帝國主義者之奴隸。 五卅運動，就是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之開幕，就是要打破八十年來這「民族的巴士的獄」。 從前代表法王威權的巴士的獄，摧折了無數革命志士無罪平民，「打破巴士的獄」為法國革命之開幕，至今傳為美談，垂為紀念。現在資本帝國主義在西方造成之無形的資本巴士的獄，朘削了無數平民膏血，並牢籠了報界學者一輩精神的奴隸，為之歌功頌德；在東方造成之無形的民族巴士的獄，朘削了全中國人的無量膏血，並禁錮了高等華人的民族精神不能發展或不敢發展。 我們現在如果真心紀念五卅運動，便應該繼續此一運動，而完成其工作——徹底打破這民族的巴士的獄，把中國民族從這獄中解放出來！ 我們要打破此獄，不用說首先要毀滅此獄之牆壁——資本侵略制度，驅除為資本帝國主義者看守此獄之獄卒——軍閥官僚；一般鼓吹反赤的失意政客及所謂老民黨，也在獄卒的夥伴助手之列。尤其重要的是打破獄中人之精神上的鐐鎖，使之願意犧牲一切，死裡逃生的打出此獄。 最不幸的是獄中人尤其是獄中的所謂高等華人，因精神上的長期鐐鎖，已麻木其感覺性，自以為身在獄外；並且習於獄中生活，已與獄吏（帝國主義者）、獄卒（軍閥官僚）取了友誼的合作態度，反指斥主張打破此獄之人是搗亂，是唱高調，是多事，是惹禍，是破壞和平秩序，是別有用心，是過激赤化。取這樣態度的高等華人，乃是打破此民族的巴士的獄之重要阻礙物。 在此次上海各界籌備五卅紀念的聯席會議席上，教育界代表有人主張學生不加入此次運動，更不主張各界共同發表宣言，這分明是表示民族解放運動對於他們沒有什麼需要。商界某首領忽然說到什麼「軍閥幫助帝國主義而共產黨也幫助赤色帝國主義的蘇俄」這類話，似乎這兩方面都應該反對，可惜他們一向只勇於反對共產黨與赤俄，而怯於反對軍閥與帝國主義者。他們甚至於因為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的威嚇，怕犯了紀念五卅運動的嫌疑，主張把五卅烈士墓奠基禮改在二十九日舉行。更可惜他們竟忘記了扣用火車妨害商業者，是軍閥而不是共產黨；以苛稅雜捐強用軍用票等形式沒收商民財產者，也是反赤的軍閥而不是赤的共產黨；把持中國海關抑制中國工商業發展者，是帝國主義而不是赤俄；他們向之哀求交還會審公堂及租界增加華董而不得者，也是帝國主義而不是赤俄；他們更忘記了應該全中國人永世慘痛不忘的五卅事件，在日本紗廠，在南京路上，在寧波會館前，流中國人血的，也是帝國主義者而不是赤俄！國民黨右派及國家主義者也主張中國民族獨立，可是他們都以為中國民族獨立運動，只應以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干，不應接受外力即赤俄的援助，甚至於馬素拿外國帝國主義的錢辦的《獨立報》也這樣說；他們尤其反對赤俄以軍械接濟國民政府及國民軍。大概他們覺得中國人所受帝國主義及軍閥的踐踏並不甚厲害，盡可從容以自力解放，不需急急求助於鄰人；他們更或以為只有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應該有武裝，該死的中國人民，理應赤手空拳的讓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恣意屠殺，不但民眾不應該尋求武裝來反抗，即接近民眾的國民政府及國民軍，也應該由帝國主義者及軍閥來剷除、赤俄不應該接濟軍械使他們存在，以為帝國主義者及軍閥之患。國民黨右派口中雖說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同時卻用反對赤俄與共產黨以相消；並且大登其廣告直指什麼什麼人是共產黨員，公開的向帝國主義者軍閥告密。報界寧開罪於民眾，而不開罪於帝國主義與軍閥，封鎖民眾運動的消息，乃是常事。 這班人的思想主張，其阻礙民族的巴士的獄之打破，也不在所謂高等華人之下，也因為帝國主義者給他們以精神上的鐐鎖、禁錮了他們的自由思想，使他們不甚感覺獄中痛苦，不急於求解放，不需要鄰人之助，甚至於不認識鄰人與仇敵。 所以我們如果要紀念五卅運動，如果要繼續五卅運動，必須打破帝國主義者所加於我們精神上的鐐鎖，一致起來打破八十年來這「民族的巴士的獄」，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才算完成了五卅運動的工作！如此，則將來中國的「五卅運動」，方能和法國的「打破巴士的獄」成為同樣光榮而嚴肅的紀念——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之勝利的紀念！ 世界革命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 國民黨右派及國家主義者，都以為中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應該由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做，不應該接受外力即蘇俄的援助；他們的理論仿佛是一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中若夾雜了外力，便失了獨立性，所謂獨立便名不稱實了。 他們這種形式的邏輯，這種關門革命的方法，表面上好像是他們的民族主義更高調些，他們的獨立運動更徹底些；可是實際上，若是用他們這樣獨立的方法，想達到獨立之目的，真算是緣木求魚！他們不是民族主義而是閉關主義，他們不是獨立運動而是孤立運動。照他們的方法，關起門來做中國一民族的獨立運動，拒絕全世界的同情援助，使中國一民族完全站在孤立無助的地位，此誠為我們的敵人——國際帝國主義之所喜，而陷中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於更孤危更險阻的困境中。 法國《巴黎晨報》曾說：「英、法、日、美應聯合壓迫中國，恢復國內秩序，以免赤俄在亞洲勢力澎漲，否則莫斯科從中援助之亞洲民族自由運動將發展到中國。」可見帝國主義者壓迫中國的計劃有國際的聯合，而中國的國民黨右派及國家主義者，卻反對中國民族運動有國際的援助；又可見帝國主義者早已慮到外力援助中國民族自由運動對於他們的危險，而中國的國民黨右派及國家主義者，卻正是專門拚命反對中國民族運動接受莫斯科的援助。這真巧極了，帝國主義者應該如何感謝他們（國民黨右派及國家主義者）！ 他們以為接受外力援助有損獨立精神，他們忘記了美國獨立戰爭中接受了不少的法國援助；他們更忘記了現代國際帝國主義所造成之整個的世界革命狀況，和前代各國各自革命狀況更大不相同。 現代資本制度已發達到最高形式——統一世界之財政資本主義，即國際帝國主義；因此，全世界的經濟成了整個的，全世界政治也直接間接在這整個的經濟影響支配之下成了整個的；因此，全世界的統治者壓迫者（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成了整個的，全世界被統治者被壓迫者（工農階級及弱小民族）對於統治者壓迫者之反抗，也匯合起來成了整個的世界革命。各處弱小民族及被壓迫國家的解放運動和各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工農階級解放運動，都是這整個的世界革命運動之一部分，而有相互的密切關係；因為現在已經是二十世紀之第二十六年，已經是對於資本主義造成的革命對象——統治全世界的國際帝國主義革命時代，而不是十八世紀各國各自對於本國統治階級革命的時代了。 在此整個的世界革命時代，任何國家的革命運動，任何屬性的革命運動——階級的或民族的，都不是國民黨右派及國家主義者所想像之一國家一民族關起門來獨立革命可以得到成功的。 這還是理論一方面，現在再說事實。俄國十月革命總算是最成功的了，然而革命的軍事終了後仍然要對小資產階級讓步，仍然要受帝國主義不斷的威嚇。英國屢欲用兵力壓迫蘇俄，都因為英國工人反對及各殖民地革命運動之興起而作罷；最近洛迦諾會議中進攻蘇俄之密謀方定，而英國大罷工突起，勢不得不暫時停頓。土耳其民族革命之成功，不用說是因為有蘇俄很大的援助。土耳其的民族革命總算成功了，基瑪爾居然趾高氣揚的殺戮共產黨了，並且想離開蘇俄了；殊不知英法兩帝國主義還未倒，他們仍舊向土耳其夾攻，尤其是最近英國搶奪莫塞爾，於是基瑪爾再回向蘇俄。中國及波斯在俄皇時代所失各種權利，若不是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如何能夠收回？去年中國五卅運動初起，英、法、德、美各國的資產階級的政黨及其政府，一致宣傳中國五卅運動是義和團一類的排外運動，嗣因英、法、德、美、俄、日本的工人及其政黨紛起援助，才不便這樣宣傳。中國的五卅運動，因為有各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工人同情援助，使各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提出他們久已忘記了的關稅會議來敷衍中國人；並且英國帝國主義者因為恐怕中國五卅運動引起印度人的覺悟，也拿出一點小小讓步和緩印度資產階級的感情。現今瀰漫全世界之民族獨立運動，如歐洲之墨西托尼亞、皮沙拉比亞、布哥維那、西里西亞、克洛西亞等，如亞洲之波斯、阿拉伯、敘利亞、土耳其、阿富汗、爪哇、中國、印度、高麗等，如非洲之摩洛哥、埃及、阿爾及利亞等，莫不有蘇俄之後援。最近摩洛哥中悲壯震動全球的里夫民族之失敗，《巴黎晨報》說：「阿白杜爾克林之降，可使俄、德不復抱法國必敗於摩洛哥之夢想，法國雖死一百七十萬人，然終能一再表示其自衛之能力，阿白杜爾克林固可依恃法國之恩慈，但寬恕非忘卻前事之解，阿氏與布爾希維克及日耳曼之接洽，法人不能忘也。」小小的里夫民族，為數不及一百萬，軍隊只六萬五千，前曾擊破西班牙十萬大兵，繼又和法國苦戰一年有餘，今雖不幸失敗，其所加於法國之損失如此之大，此固由於摩洛哥人勇敢善戰，而俄、德、法各國共產黨人援助之力亦不小，《巴黎晨報》只說法國不能忘阿氏與俄、德之接洽，卻不肯說出阿氏更與他自己國中「不愛國」的法國共產黨接洽也。 依據這些事實，現代整個的世界革命運動中各部分相互關係之密切，已非常明顯。 現在，我們再研究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途和世界革命之關係是怎樣。 中國是英、美、法、日、意、比等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掠奪的市場，而不是那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所以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第一個對象是國際帝國主義，而不僅僅是那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第二個對象是國內軍閥，因為他們是帝國主義者用做掠奪中國利益壓制中國民眾之工具。所以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必須是由集中民眾的組織，民眾取得武裝，解除軍閥的武裝，一直到和帝國主義者武裝衝突之勝利，才能夠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 中國現有的直、奉兩系軍閥，只要有一系存在，都是民眾的大敵，都是束縛民族解放運動之萬鈞鎖鏈；國內軍閥比起英、美、法、日任何一個帝國主義的力量來，卻只是九牛之一毛，何況國際帝國主義的力量，那更是大莫與京。所以，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不但高等華人之友誼的磋商和資產階級之和平要求，等於痴人說夢；即令有困苦的革命爭鬥，這種爭鬥，若不得到蘇俄及全世界無產階級有力的援助，使這爭鬥能成為長期的一直到和各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匯合起來，完成整個的世界革命，也是不會完全成功的。 那麼，或者有人以為反正中國的民族解放，非到世界革命實現不會成功，待到世界革命實現了，國際帝國主義覆滅了，中國問題也自然解決了，現在中國民族便無須努力做這不必要的革命爭鬥。這種見解非常之錯。 不但在主觀上，世界革命是世界各民族中革命民眾之共同義務，任何革命民眾，都不能取這種機會主義的可恥態度；並且在客觀上，被壓迫國家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運動，和各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二者匯合起來，才能根本推翻國際帝國主義，才能成就整個的世界革命，譬如一車之兩輪，缺一不可。我們若坐待世界革命機會之到來，而自己不努力於反帝國主義的民族爭鬥，使帝國主義者得集其全力以鎮壓其本國內的無產階級革命，則我們所坐待之機會，或至永遠不會到來。所以，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固然不應如國家主義者所主張，關起門來獨立革命；也不應如機會主義者主張我們自己不必努力，只坐待世界革命之到來。在實際的歷史現象上，全世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高潮，也是和各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高潮，在相互影響中平流並進。中國是國際帝國主義所共同征服的國家，自然不能幻想馬上就會有和帝國主義者武裝衝突的勝利之可能；但我們在這世界革命高潮中之可能的責任，是不斷的努力，不斷的爭鬥，不斷的搖動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不斷的和帝國主義者爭奪中國現有的武裝——尚未為帝國主義者所有的武裝如馮玉祥、唐生智等軍隊，甚至於已為帝國主義者所有的武裝如直、奉兩系軍隊——不斷的擴張民眾的武裝，如民團、商團、紅槍會、農民自衛團、工人自衛團、工人糾察隊、學生軍等；經過這樣的長期努力與爭鬥，才能夠解除軍閥的武裝，才有聯合別的被壓迫國家如蘇俄等和帝國主義者武裝衝突之可能。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搖動一分，他們國內的無產階級革命潮即高漲一分；中國民眾的武裝及接近民眾的武裝擴張一分，軍閥的勢力即削弱一分，亦即中國民眾和帝國主義武裝衝突之期接近一分；如此長期爭鬥之結果，再和各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匯合起來，才能夠根本推翻統治全世界的國際帝國主義，才能夠實現世界革命，才能夠使中國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 在政治上，中國是國際帝國主義共同征服的國家，在經濟上，中國是國際帝國主義共同掠奪的市場，不根本推翻統治全世界的國際帝國主義，中國民族不會有完全解放之可能；因此，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之背景及其必然的途徑，可稱為一切民族解放和世界革命關係之模範的說明。 國民黨右派及國家主義者關門革命的方法，固然不合實際；有些國民黨左派，自以為贊成世界革命表示特別急進，其實這並不算什麼特別急進。中國民族革命，只是整個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贊成世界革命的人無有不贊成中國民族革命，盡力中國民族革命的人也應該盡力世界革命；盡力世界革命即是盡力中國民族革命，這兩件事是很難分開的，因為這兩個革命的對象只是一個：統治全世界的國際帝國主義。 中國的民族革命者，不但要盡力世界革命，並且要努力研究世界革命的現狀及其趨勢；換句話說，就是：不但要懂得本國的真實狀況即其歷史發展到了甚麼階段，並且要懂得世界的真實狀況即其歷史發展到了甚麼階段，更要懂得本國和所處的世界之革命的關係是什麼一種形勢。懂得了這些，然後所定革命的策略及行動，才適合實際，才不至於落後或空想。 現在已經不是閉關時代了，世界各部分的革命運動，因為相互影響之關係日漸密切，已成為整個的不能分開了，凡是一個民族革命者，頭腦中若沒有一個世界革命形勢之具體的圖畫，並且時常檢查這圖畫中有無錯誤而加以改正，則口中雖說贊成世界革命，實際上仍舊是關門革命。 一九二六·五·三○ 對於上海五卅紀念運動之感想 五卅周年紀念運動的意義，一面是紀念去年今日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民眾之大屠殺，一面是紀念去年今日中國民眾對於帝國主義者大屠殺及其歷來侵略高壓政策之反抗運動。他們的大屠殺，我們固然應該紀念以志不忘；我們的反抗運動，我們更應該紀念！尤其應該有紀念運動，應該以五卅運動的精神，以五卅運動的方法，繼續此偉大的反抗運動，一直達到五卅運動之目的，這才算完成了五卅紀念的意義。換句話說，就是：我們不但要紀念敵人的屠殺，並且要紀念我們的反抗；不但要紀念我們的反抗，並且要繼續我們的反抗；不但要有五卅紀念，並且要有五卅紀念運動。若只是有紀念而無運動，即紀念十年乃至百年千年，我們的紀念儘管紀念，他們的屠殺、侵略、高壓仍〔舊〕是屠殺、侵略、高壓，這樣滑稽的紀念，只是增加五卅運動中已死者的悲傷與未死者的恥辱！ 今年五卅紀念中，是不是有運動？畢竟有了一點運動。全國的運動是怎樣，現在還未能詳細知道，且說一說上海的五卅紀念運動。 上海是五卅運動發難地，若只有紀念而無運動，那更是可恥了，幸而還有了一點小小運動，勉強可以遮羞！五月二十九日之五卅烈士公墓奠基禮，參加的有工、學、商一千餘團體，代表有五千餘人，散會後整隊遊行，沿街高呼口號，分發傳單。卅日工、學、商一致罷工、罷課、罷市。上午參加市民紀念大會的，有一千餘團體，計五六萬人，為近數月來未有之盛會，散會後亦分隊遊行，沿路高呼口號，分發傳單。下午參加大馬路一帶演講隊的工人、學生約三千餘人，商店夥友們多自動的出來參加，一時群眾占領了大馬路，阻止電車開行，毀壞了好些電車。這一點為上海市民遮羞的小小運動，總算照我們預期的做到了。 在這一小小運動中，我們的感想是：（一）一班大學教授及商會領袖們，他們向帝國主義者所哀求的，一點也沒有賞臉，因此在五卅周年紀念若一點不表示，則未免難堪，而一有表示，又恐怕上過激派的大當，一見工、學界要參加五卅紀念運動，他們便異常驚慌，恍如大禍臨頭，所以硬要把烈士公墓奠基禮改在二十九日舉行。其實，我們固然不肯完全採用尾巴主義，跟著和平的民眾後面跑，同時我們也不肯一意孤行，嚇破了大教授和大老闆們貴重的膽，未免罪過，我們在事前的計劃，曾如吳稚暉先生所言斟酌盡善，絲毫不肯冒昧；至於一切無意義的破壞，更理不應有，所謂到處放火，自然是偵探造謠。現在廿九、卅的運動，業已如商總聯會會長鄔志豪所言「平安度過」，在一般和平的新聞記者與商界領袖們，如慶更生，大出意外，固然要大大稱讚此次運動「有精神又有秩序」，而在一班熱烈的民族主義者，或者卻要罵「過激派太不過激！」（二）大學教授和商界領袖，都主張不參加群眾示威運動，教職員、學生只在各校內開會紀念，做「靜默」、茹素、敲哀鍾這類把戲，商界則只商總聯會全體議董在寧波會館開追悼會，各店夥友在店「默思」，不准出門；他們採取了這樣分離群眾的辦法，這樣滑稽的消極紀念——「靜默」與「默思」，因此市民大會中學生比工人少，商人比學生更少，使有超過十萬群眾可能的市民紀念大會，變成了五六萬人的大會。（三）商界領袖們，忘記了去年今日發令屠殺我們同胞的仇人是誰，竟仰面向工部局請領執照，以便佩帶起來，向群眾勸導！（四）學生固然不能都聽從教授的主張，即商人群眾也很熱烈的出來參加群眾的示威及演講，並不一概聽從他們領袖的命令，閉門默思。（五）國民黨右派竟不參加公共體育場之群眾的市民紀念大會，而和一些招牌工會及反動派，另在斜橋徽寧會館開追悼會，孫文主義學會竟和新社會民主黨、反赤聯合會，混在一起！（六）總商會不但不參加運動，並且他們的領袖，竟在此時親到五卅運動所反對的主要仇敵日本去參觀，大開其宴會，大講其親善！（七）一向只敢反對蘇俄的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素以「外抗強權」自命，在此次全上海市民對強權表示反抗運動中，他們到那裡去了？ 我為什麼要細說這些感想，因為要指出各階級民眾的弱點，希望大家痛改以前的觀念與態度，無論過激派、和平派都是自家人，不是仇敵，我們的仇敵乃是帝國主義者與軍閥，我們要認清仇敵與自家人，為反對仇敵，自家人應該合作，萬萬不可與仇敵合作來反對自家人；更希望大家今後一致起來鞏固我們民族運動的聯合戰線，繼續五卅運動的精神和方法一致向帝國主義持久作戰，以期達到五卅運動之目的，我們中國人才有生路！ 六月一日 紅槍會與中國的農民暴動 中國是一個大的農業國，我們或者可以說農民暴動是中國歷史之骨幹。遠者如陳涉輩掇耕而嘆，如赤眉、黃巾、黃巢等役，如闖獻之亂，都是官逼農變；近者如洪楊、義和團及紅槍會這三件事，更是很明顯的農民暴動。 無論士大夫怎樣詛咒農民暴動，而由陳涉一直到紅槍會這二千年一貫的農民暴動歷史，是無人能夠否認的。 任何民族中封建社會時代的農民，他們的思想都不免有頑舊迷信的色彩；他們的行動往往遍於破壞而不免於野蠻，這本是落後的農民原始暴動之本色。士大夫固然有理由詛咒他們的思想與行動，然而沒有理由詛咒他們對於統治階級之反抗暴動。因為中國最大部分生產者是農民，同時卻是被統治被壓迫的階級；壓迫農民的不但是統治階級（從前的朝廷現在的軍閥）及其官吏，士大夫表面上好像是站在統治階級與農民之間，而實際上是接近城市政權，附屬於統治階級，也要壓迫農民的；所以分利的統治階級之暴政一到了某種程度，生產的被統治階級即起而反抗暴動，即農民對於政府官吏及士大夫之反抗暴動。這本是中國歷史的慣例。 現在的紅槍會運動，就是這歷史的慣例之一。有廣大農民群眾的紅槍會，已普遍了河南、山東全省和直隸之南部、安徽、江蘇、江西之北部，黑槍會、黃槍會、白槍會都是他的姊妹團體。河南、山東的軍閥，把他們當做土匪，整千整萬一連幾數十個村莊的屠殺，然而他們實是武裝自衛的農民，而不是土匪。他們的大多數不但不是土匪，而且仇視土匪，因此土匪時常勾引官兵來屠殺他們。 紅槍會的政綱是：反抗軍閥，反抗貪官污吏，反抗苛稅雜捐，反抗土匪。他們的思想頑舊迷信，和前代農民一樣，他們的反抗暴動之性質，也和前代農民一樣。他們當中也許雜有少數土匪，而大部分是農民，且許多是小有土地的農民。他們的首領也有腐化為軍閥利用之可能，而群眾是要反抗軍閥苛稅到底的。 《新聞報》五月二十五日開封通信說：「豫東杞縣、通許一帶之紅槍會，自經李鴻翥用大炮轟擊後，村莊被焚者已百里內無人煙，人民死者數以萬計。……通許知事至鄉間，合集紳民勸導，紳民質問知事曰，『不教我們信紅槍會極易，只要先教地方不見土匪，不再派苛稅，不再派惡軍隊騷擾，完糧納稅一律收用紙洋。』知事語塞，狼狽而遁；會眾中之婦孺爭以瓦礫追擊知事之轎。知事回報後，寇（英傑）知不可以理喻，遂電李速剿，而大禍作矣。」 人民要求地方不見土匪、不派苛稅、軍隊不騷擾、官廳收用自己所發行的紙幣，便是不可以理喻，便應該用大炮轟擊，便應該焚殺得百里內無人煙，我們要問詛咒農民暴動的士大夫，這是什麼理由？ 士大夫或者以為農民暴動擴大起來，會造成洪楊時代恐怖的局面。他們這個遠慮是有理由的。洪楊時代農民革命的一段歷史，被士大夫宣傳得十分恐怖；可是實際上究竟怎樣呢？此事且不暇博征，姑舉最近一點材料，作為參考。 本月六日上海美國僑民團到松江瞻拜華爾將軍之墓（美人華爾於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率長勝軍助清軍與洪楊軍戰死於松江），福開森演說中有言：是時居華之美名士前同文館總教授丁韙良博士，曾再上書於美檢事長庫興，力言承認南京革軍政府之必要。英牧師楊格非、莫維廉、艾約瑟等，皆以革軍功成，將為中國莫大之利；楊格非於一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書中有云：「彼較之皇黨，實有數百年之進步。」……駐滬英麥領事，於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上英首相報告書中，亦謂革軍領區內，「人民皆安居樂業」，而皇黨轄境，則「賊盜橫行」。……當時革軍所宣傳之宗旨，一八六○年九月十一日大陸記錄中記其簡要如下： （一）治理中國者應為中國人，非滿人； （二）專制政府之閉關政策，應即廢除，俾中國亦為國際中之一份子； （三）應採用外國之美術品及製造品； （四）應與外國定友善之國交，中國物產亦應與外國交易，以辟富源； （五）採用外國工商業上之新發明。 依據這些材料，洪楊之太平軍，未必像當時傾向皇黨的士大夫所宣傳的那樣令人恐怖。況且現在離洪楊時代又有六十餘年，中國農民已不無多少之進步，現在比那時又有了革命的政黨與軍隊，倘與農民力量結合起來，當然可以減少前代農民暴動中頑舊迷信、野蠻破壞的成分。 總之，在北洋軍閥統治蹂躪下之北方十餘省農民，想他們不反抗和暴動，這是客觀上不可能的事；任其自然暴動好呢，還是引導他們在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旗幟之下好，這是中國目前一個緊要問題。士大夫盲目詛咒農民暴動，是一件無效的事。 奉直對峙的混沌政局 民國十五年之政治史，只是皖、奉、直三個軍閥黨循環勝敗起伏之歷史。現在皖黨倒了，或者是永遠倒了，即令再起，也不過是奉黨的附庸，決不能夠恢復從前一個獨立的軍閥黨之勢力了。此時乃是奉、直兩軍閥黨對峙的局面，前者的靠山是日本，後者的奧援是英國。 奉黨首領張作霖，雖然承日本意旨想控制北京政局；然而內因舊派吳俊升之迫令聯吳，外因國民黨尚存在，遂不得不與吳佩孚表示合作。直黨首領吳佩孚，雖然想依據奉、直宿約，獨攬關內政權，恢復十三年奉、直戰前局面，再進而以武力統一中國；然而內因靳雲鶚、田維勤、孫傳芳之新結合，外因國民軍尚存在，又加以英國之勸告，也不得不暫時求助於奉張。在這種利害衝突，實際不能合作而又不能不表示合作的狀態中，亦即不能合作又不能決裂的狀態中，遂形成了奉、直對峙的混沌政局。 護憲問題，顏閣問題，總統問題，閣員分配問題，直隸地盤問題，將來二五關稅及大借款分配問題，不但現在的天津代表會議沒有解決，即將來任何會議，都不能解決，只有奉、直再戰才能夠解決。然而奉、直兩方都有內外種種牽制，一時卻沒有因無法解決而再戰之可能！因此，奉、直對峙的混沌政局，或有相當時期的繼續，以至於相持日久，一方面因內部的或外部的變化而自潰，他方面得著進一步發展的機會，形成一個較明瞭的新局面。 在現時對峙的混沌政局中，兩方雖有種種利害不同的衝突，而都有兩個共得目的：一是消滅國民軍，一是獲得二五關稅及大借款以救濟財政的恐慌。後者較前者尤為急迫，然二五關稅及大借款，都必須內閣成立才有辦法，而內閣問題，又必須護憲問題與閣員分配問題有了解決才能成立，因此這一目的，一時還不易達到。消滅國民軍更非易事，國民一軍，至少還有八萬乃至十萬戰鬥力極強的軍隊，有持久堅守之可能；奉軍利在國、直互斗，而自己不願多犧牲實力，吳俊升雖願犧牲而無多實力，吳佩孚更願犧牲而實力也有限，靳田軍和孫傳芳之新結合雖失敗，一變而積極的為吳犧牲，當然是個問題，李景林、王懷慶收編之二三萬國民二軍，時時都有反戈之可能，張宗昌當然要自保山東，不暇他求，魏益三至今還徘徊觀望於國民一軍與吳佩孚之間，閻錫山兵雖多而無戰鬥力，在這樣狀態之下，吳佩孚將用何種力量可以消滅國民軍？ 再由相反的方面觀察，在北直隸一隅之地，聚集這多餉源無著的飢軍，人人都須自尋出路，時時都可發生異動；在河南全部，充滿了紅槍會及豫軍獨立的運動；在湖南，粵桂軍北伐日有發展；這三方面有一顯著的成功，即令國民軍不衝出，都足陷吳佩孚於更困難的境遇，倘四方面同時發展，吳佩孚只有退走天津。 吳佩孚失敗了，現時奉、直對峙的混沌政局，才能解決，否則他自身決不能解決，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期望的由奉張控制北京政局是不可能的，因為奉張一時不便和直吳開戰；至於英國帝國主義者所期望的由奉、直兩黨組織聯立政府，使軍閥政權得到一個穩定而鞏固時期，以便做他們宰制中國更有力的工具，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吳、張實際不能合作。 吳佩孚如果失敗了，恐怕也和段祺瑞一樣是最後的失敗；此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必然力助奉張，或更用段，以與國民軍及國民政府對抗，英國或與日本合作，或另尋出路。此時國民軍及國民政府對奉黨軍閥及帝國主義之爭鬥，必更加複雜而劇烈，或至另外形成一種爭鬥形式，都不可知。所可知者，一方面，此時民眾運動必然得著較大發展的機會，另一方面，中國軍閥黨又淘汰了一個，只剩下一個奉張，這是一定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於中國人民有利的，所以人民應該努力促成此種變化。 可是現時一般商人及新聞記者，還未看見這種變化之可能性及其有利於人民，反而希望吳、張誠意合作，好形成一個苟安的局面。可惜他們至今還不懂得軍閥間永遠沒有誠意合作之可能，希望軍閥間的和平，完全是夢想，即現時奉、直對峙的混沌政局，已經是非常之苟安的苟安局面，而且不能持久，再進一步的苟安更是不可能的。可惜他們更不懂得軍閥間果然誠意合作，則軍閥政權較今日更為集中鞏固，他們壓迫剝削人民也較今日更加規模擴大，他們借款賣國助帝國主義者宰制中國人民也必然較今日更加肆無忌憚。只有軍閥間因自相衝突而崩潰，或由人民及接近人民的軍隊之努力使軍閥崩潰，人民才有生路；只有軍閥崩潰，在接近人民的軍事勢力統治之下，強用軍票，官綁票，毀壞交通，妨害商業，勒派公債，賣國借款，苛稅，擾民等等，象此時反赤軍所加於商民的苦痛，才能夠免除，號為南北二赤的國民政府、國民軍統治下的現狀就是一個榜樣。無論在反赤軍閥對峙的混沌政局之下或反赤軍閥誠意合作的政局之下，商民這些苦痛，都是必然不可免的事；所以商民希望軍閥誠意合作鞏固他們的政權；便等於希望埋葬自己的墳墓更加挖深，希望殺自己的刀更加磨快！ 革命的上海 人口超過二百萬的上海，為全國工商業之中心，革命運動之客觀的條件，他在全中國各大都市中是第一具足的了。所缺乏的是主觀上的革命思想與意志。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與意志之故，第一原因是由於帝國主義之資本勢力，已經使上海市民「洋奴化」了數十年，尤其是上層階級，如買辦、洋貨商、工部局海關職員、基督教青年會，以至於英美留學生出身之大學教授及教會大學之學生等：他們的民族觀念，差不多被外國金錢勢力毀滅完了；即至下層平民，都免不了崇拜洋人勢力和買辦地位的心理，不過他們比上層階級的人們和外人較少直接利害關係，因此他們的原始排外觀念，有時還能夠在外人過分的欺壓中表現出來。上海純粹是個商場，從前除教會的奴隸教育外，很少本國的學校自己的文化（所謂自己的文化，是指中國人自己建立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美術、文學的教育而言，不是指什麼東方文化與國粹），這乃是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之第二原因。 歐戰中，中國工商業得了一點發展的機會，於是上海在買辦和洋貨商以外，新生了一些紗業家、絲業家、航業家及國貨商，和外國資本有了一些小小衝突；同時，德國、俄國的革命，使全中國人的心理起了一個大變化，上海市民自然也非例外，一時革新的潮流瀰漫了全中國，革新的青年集中了上海，更集中到文化運動與平民運動。因此，上海市民，在客觀上在主觀上，都生了劇烈的變化，因此，自「五四」運動到「五卅」運動，上海市民遂由洋奴化，漸漸行向革命化了。 現時上海市民之革命化的現象是怎樣呢？二十多萬產業工人不但站起來要求生活改善和階級的組織（工會），並且大規模的參加政治爭鬥。有很大數量的手工業工人和商業職工，也漸漸起來做經濟的罷工，組織職工會，加入國民黨，且不滿意於國民黨中的右派，他們參加五卅周年紀念運動，其熱烈並不在產業工人和學生之下。學生大部分是革命的，雖然有少數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從中消極的怠工或積極的搗亂，終以學生群眾傾向革命，他們尚無法破壞學生的戰鬥總機關——上海學生聯合會。中小商人因外國帝國主義、本國的苛稅雜捐及大商企業這三種壓迫，也漸漸傾向革命：如不滿意於總商會的妥協態度，反對北京軍閥政府犧牲關會與五卅案交涉借款賣國，反對北京軍閥政府以煙捐向英美煙公司抵借巨款，反對捲菸稅，反對軍閥破壞閘北自治，反對宅地稅，反對省政府停止土布免稅，反對閔庫增設菸酒令卡，反對省政府增加米捐，反對房捐帶徵保衛團經費等，都充滿了怨憤不平的呼聲。至於反對中外官廳護庇煙土，反對增加房租，要求抑平米價，更成了一般平民普遍的運動。最近浦東塘橋鄉，竟因巡警徵收門牌費，惹起了數千人的暴動。 以上各階級的民眾，即是上海市最大多數的民眾，都已經脫離洋奴化，而有了政治的覺悟了。 大商階級是怎樣呢？他們的大部分還留在買辦階級的領域，代表他們的是上海總商會。上海總商會和代表上海教育界貴族的江蘇省教育會，是上海市兩個反動勢力的總機關。大商階級中，近來雖然有了少數反對派傾向，如虞和德、霍守華等，然而他們當中的不同，只是多數派乃純粹買辦階級性，無條件的和帝國主義及軍閥合作，少數派稍帶一點民族資產階級色彩，須有條件的和帝國主義及軍閥合作。他們對於工人運動也有不同的態度，多數派絕對仇視工人運動，少數派想拿一點改良政策利用工人，以愛國名義為他們對帝國主義要求利益而犧牲，並且主張工人不必有自己的組織。此次總商會選舉，多數派得了完全勝利，他們今後和帝國主義者比虞和德時代更要親密的合作。 大商階級，在上海民眾中雖是少數，而實力卻頗雄厚，可以做帝國主義及軍閥有力的工具，因為他們掌握著財政金融機關和輿論機關，並且有武裝隊（保衛團）。因此，在上海市民的民族運動中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即是：或者由革命的工人階級領導此運動，一直行向革命，以至完成全中國的民族解放；或者由妥協的大商階級勢力影響一切民眾，漸漸回復到從前「洋奴化」的上海。 凡是一個革命家，固然不應因抱悲觀而至於看不清革命的環境，然亦不應過於樂觀而至忽視革命環境中每個危險，更不應由樂觀而至於誇大自欺，陷於超過實際可能之推測。大商階級之妥協，有意的或無意的背叛民眾出賣民族利益，這是革命的上海之最大暗礁，在民族運動之長期爭鬥中，此暗礁時時都會發生危險。 上海是全中國工商業之中心，亦即一切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之中心，同時更是中國中部長江流域精華所萃聚，亦即英國帝國主義者勢力範圍之根據地；從前太平革命勢力一達上海，英國即舉全力與之決死斗，今後中國對於帝國主義的爭鬥，在上海也須比任何地方有更長期的爭鬥。帝國主義在上海的失敗，乃是他們在中國之最後失敗；中國民族在上海的勝利，也是我們對帝國主義之最後勝利。在這困難的長期爭鬥中，妥協的大商階級勢力有更多更大發展之機會，可是我們也並非幻想能夠馬上一舉而獲得最後勝利，不妨得寸思尺的逐漸獲得勝利，逐漸革命化，逐漸搖動帝國主義者在華勢力之基礎；惟必力避大商階級之危險的暗礁，即「中外合作」之幻想，方不至由現在革命的上海，行向從前洋奴化的上海！ 孫傳芳、丁文江要的是「大上海」，我們要的是「革命的上海」，因為洋奴化的上海越大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