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文集 · 陳獨秀文集 八

論國民政府之北伐 北伐的意義，是南方的革命勢力向北發展，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而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在此時北伐聲中，我們若不懂得這個意義，便會發生許多錯誤的觀念及行動。 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是各階級革命的民眾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以自求解放：全民族經濟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農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還說不上是和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武裝衝突。這種軍事行動，對於推翻軍閥確是一種重要方法，然亦僅僅是一種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無二的方法；在軍閥統治之下的民眾，若誤認北伐是推翻軍閥解放人民之唯一無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軍之到來，自己不努力進行革命工作，這便是大錯。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弔民伐罪的王師是一樣，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義。再論到北伐軍之本身，必須他真是革命的勢力向外發展，然後北伐才算是革命的軍事行動；若其中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至於因北伐增籌戰費，而搜刮及於平民，因北伐而剝奪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犧牲了革命之目的，連弔民伐罪的意義都沒有了。 現在廣州國民政府之北伐是怎樣呢？在第一點，他自然還不是直接的和帝國主義者武裝衝突。在第二點，廣東以外的各省人民，確有坐待北伐軍到來之幻想。在第三點，我們敢肯定的說，現在國民政府之北伐還不是由於革命力量澎漲而向外發展，乃是因為吳佩孚進攻湖南，國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以自衛。在第四點，國民政府之北伐戰費，應該發行軍事公債，向紳富籌募，如果因北伐而預征錢糧和抽收賭捐，向農工平民搜刮，不但當年中山先生不曾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現時唐生智在湘南，軍費並不比廣東寬裕，他只發行殷實公債，而未向農民誅求，國民政府對農民致策總不應該比唐生智不如。國民二軍之潰敗，對農民致策之失策乃是最重要的原因；近來國民政府對農民的態度，已經使農民懷疑，若再因北伐戰費而預征錢糧和抽收賭捐，若更進而剝奪廣東革命的民眾從護法政府以來所獲得的些少自由，反而給予反革命的買辦、土豪、貪官、奸商以充分的自由，則我們在野黨應該向政府嚴重勸告，必須北伐與民眾利益雙方兼顧，如此才能鞏固國民政府。 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謂革命軍事行動的北伐，現在尚未成問題；因為在國民政府內部的政治狀況上，在整個的國民政府之實力上，在國民政府所屬軍隊之戰鬥力及革命的意識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怎樣的防禦吳佩孚之南伐，防禦反赤軍勢力之擾害廣東，防禦廣東內部買辦、土豪、官僚、右派響應反赤。 帝國主義者早已定下了吳、張分途討滅南北二赤的計劃，如此英吳日張分據南北，才能和緩他們當中的衝突；現在英吳對日張在北方既不能不大大讓步，則吳佩孚南下進攻廣東，無論對國民軍作戰勝敗，都必得張作霖之援助而實行。吳佩孚一回漢口，必以全力取湖南，再由湖南進攻廣西，屆時動搖不定的小軍閥如贛鄧閩周，都必然決定態度，奉吳令一致向廣東進攻；不但如此，還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封鎖於外，陳林魏邦平舊部，勾結土匪、土豪、官僚、買辦，擾亂於內；如果竟至如此，國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當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並不是我們神經過敏，這樣危險的局勢，實已迫在目前，絲毫不容我們忽視。 所以現時國民政府的職任，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禦戰爭」，廣東民眾的口號，也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禦戰爭」，全國民眾的口號，也已經不是響應北伐而是「擁護革命根據地廣東」！ 將陷於四面圍攻的國民政府，他的領袖們，應該和衷共濟，尤其要尊重人民的自由與權利（革命軍正為此和軍閥戰爭，也就是革命軍和軍閥不同之一點）。使人民心悅誠服的和國民政府合作，以戰勝此困難，使此困難不但不能覆滅國民政府，轉而能夠鍛煉國民政府領袖及其軍隊和一切民眾的革命意志與戰鬥力，然後再匯合全國民眾革命的勢力，進而北伐，才能夠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國民革命。 我們現在為什麼爭鬥？ 民國十五年，幾乎年年有戰爭，大家厭惡戰爭，希望和平，這是當然的事。可是戰爭決不是僅僅由厭惡而可去的，和平也決不是僅僅由希望而可來的；必須經過幾次有主義有社會目的之戰爭，來去掉那無主義無社會目的之戰爭的源泉，然後戰爭可止而和平可期，否則終於混戰而已。 現在的戰爭，是不是有主義有社會目的之戰爭呢？我們可以堅決的肯定他是有主義有社會目的之戰爭。自從吳佩孚出兵討赤護憲到國民政府北伐，這八個月以來的戰爭，不但國民政府、國民軍方面有主義有社會目的，就是奉、直軍方面在客觀上也有他們的主義他們的社會目的，和以前個人的一黨一系的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確是不同。 這八個月以來的戰爭，在表面上固然也可以說是赤與反赤之戰爭，但更科學些即更實際些觀察起來，乃是中國半封建勢力與民主勢力之戰爭。不但兩方直接戰爭者其性質如此，即關係兩方之社會勢力，亦顯然分成兩大營寨如下表： 半封建派（反赤的）：　　　民主派（赤的）： 奉直軍閥　　　　　　　國民黨及國民政府 官僚　　　　　　　　　國民軍 洋行買辦　　　　　　　農民 大學教授　　　　　　　工人 地主土豪　　　　　　　學生 交通系　　　　　　　　有政治覺悟的工商業家 安福系　　　　　　　　中小商人 研究系　　　　　　　　共產黨 聯治派　　　　　　　　共產主義青年團 國家主義派　　　　　　語絲派創造派等文學家 復辟派及新社會民主黨 老民黨 各種宗教徒 這兩派的營寨旗幟都很鮮明，其爭鬥亦日趨劇烈，很少有中立之餘地；只有研究系一派人，還常常裝出中立的態度，最近他們的張君勱，於吳淞政治大學開學日演說：「目下時局，不論誰勝誰敗，吾人殊無過問之必要。」其實，他們一向站在清室、袁世凱、段祺瑞、曹吳那邊，拚命和民主派作對，吳佩孚、齊燮元之盛時，他們卻大過問而特過問，張君勱曾親身出力擁護曹憲，丁文江也做了孫家的官，他們的大將蔣方震，從去年為吳、孫奔走，一直到現在不曾停蹄。他們的機關報說：「吳之力不足自救，東南以力分又不足以剪滅當前之大敵，雖有強援焉，而不可以為吾用……若其不幸而有所挫敗……」（見九月二十日《時事新報》時論）曰「吾」曰「不幸」，這分明是站在吳、孫那邊說話。他們的機關報又說：「我並不相信，什麼國民革命，而且我更不能承認國民革命可以完成。」（見九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時論，這篇論文起首卻說：「現在國民革命正舉行之時，我們若是發國民革命沒有成功的可能的話，即不是受了帝國主義的唆使，亦是反革命者的鬼蜮。」這幾句自相矛盾的話，分明是痛罵他們自己。） 國民革命包含著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兩個意義，也就是打倒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半封建勢力這兩個意義。他們既不相信有什麼國民革命，更不能承認國民革命可以完成，那麼他們主張怎樣呢？難道他們主張向前社會革命，當然不會，當然他們是主張向後仍舊由帝國主義扶助中國的半封建勢力統治中國。因此，我們把研究系也列在半封建派之內，總不至於不符事實罷！ 現在分明是半封建和民主這兩派勢力的戰爭，所以能夠肯定他是有主義有社會目的之戰爭，而不是無主義的個人的或一黨一系的目的之戰爭。因為此次戰爭若仍舊是奉、直軍閥的勝利，不用說中國仍舊脫不了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半封建勢力之統治；勝利若歸諸國民政府、國民軍，至少我們能夠漸漸走上對外民族獨立對內建設民主政治的道路，再至少我們總可以大大的發展走上這條道路的運動。一切半封建勢力，都是中國民族走上這條道路的障礙物，這些障礙物不搬開，中國永世不會有進步，所以我們堅決的毫不游移的現在要為這個目的而爭鬥，即一切民主派為實現民主政治對於半封建勢力之爭鬥；這個爭鬥也就是此次八個月以來國民軍、國民政府對奉、直戰爭之社會目的。 這個爭鬥在中國是一定需要的，本來不成問題，雖研究系的人也不便公然否認；現在的問題是：在這個爭鬥中，有沒有向左超過民主主義的傾向和向右不及民主主義的傾向。 在前一問題，大半是不懂得共產黨革命理論與政策的人之懷疑，或是有意造謠。最近研究系的機關報（九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時論）說國民革命成功必然發生兩個問題：（一）信仰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黨，將與國民黨左派爭政權；（二）赤俄必定幫助列寧黨戰勝國民黨左派，將中國設為他的赤塔共和國來主持中國的一切事業。研究系這班人，一向是替帝國主義軍閥信口造謠來攻擊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現在眼見吳佩孚被北伐軍打敗，氣昏了，更要失神的無端狂吠了！列寧黨應該信奉列寧主義，主張徹底的民族自治，反對強大民族壓制弱小民族，本是列寧主義要素之一，中國共產黨若希圖中國歸蘇俄統治，這簡直是賣國黨，而不是什麼列寧黨了。至於國民革命成功，共產黨便要與國民黨左派爭政權，這也是不會有的事。共產黨取得政權，乃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事，在國民革命時代，不會發生這類問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他們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最懂得歷史各時代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的：他們懂得中國的歷史和經濟狀況，現在還是國民革命時代，而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時代，現在不但資產階級需要民主政治，即無產階級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資產階級需要民主政治更為迫切；因此，我們敢說：在國民革命的爭鬥中，中國共產黨是不會有向左超過民主主義的傾向的，或者有時比國民黨左派分子一時浪漫的說話還右一點也難說。我們還敢說：即國民革命成功後之建設時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眾政權，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並且還不是工農政府；在那時革命的民主的民眾政權之下，中國的資本主義當然要發展起來，也只有到那時，真正中國的資本主義才能夠自由發展。我們不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決不幻想不經過資本主義，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會一跳便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不過那時的中國資本主義，已經過國民革命的洗禮，已經是民族的民主的資本主義，他的發展影響到全民族的經濟生活，和研究系這類人所要的資本主義——「不要民族革命，不要民主革命，不經過國民革命的洗禮，只由半封建勢力下之軍閥官僚買辦，結托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道威斯式的資本主義」——相差甚大。 在後一問題，前表所列民主派的各社會成分，民主化的程度雖不齊一，而根本上都是站在民主的戰線上和半封建勢力爭鬥的。我們為穩固充實民主戰線起見，不得不向正站在民主主義旗下和軍閥血戰的國民政府與國民軍，要求他們更高度的民主主義化：第一，他們應該在思想上拋棄仁愛、愛民、保民、救民這類論調；仁愛、愛民、保民、救民，這都是封建時代聖君賢相的所謂仁政，真正民主主義者，應該走到人民中去，引導人民自己奮鬥，不應該高居人民之上、來愛他們保他們救他們！第二，他們應該在行動上拋棄封建時代軍事專政的萬惡制度，他們政權所及之地，務須使該地方政治儘可能的民主化；而且在事實上，貪官污吏是中國政治之致命傷，只有政治民主化可望救濟，軍事專政正是貪官污吏藏身之所。第三，他們政權所及之地，應該和農民合作，懲治貪官污吏、劣紳、地主、土豪，而不應放任貪官污吏及駐軍勾結劣紳、地主、土豪蹂躪農民；因為農民是國民革命中主要的廣大民眾，劣紳、地主、土豪乃是半封建勢力之真實基礎。只有他們自身這樣更高度的民主化，才能肅清民主派內部的封建餘毒，才能穩固充實民主的戰線，才能保證民主派的勝利。 研究系這班人，在表面上或不敢公然反對民主政治，實際是反對的。他們否認國民革命可以成功，否認國民會議可以召集，否認商會、農會、工會、教育會、學生會可以代表人民，一切都否認乾淨了，不看見他們於這些消極的否認之外，有什麼積極的主張。他們積極的主張，不用說就是照舊由半封建的軍閥統治中國，更好是由有兩次戰功、八省地盤的直系統治中國，最好是袁世凱復活來統治中國，好用他們來組織所謂「第一流內閣」。我們現在為打倒半封建勢力而爭鬥，為實現民主政治而爭鬥，不但要用槍炮和半封建的軍閥爭鬥，還要用筆舌和反民主主義的研究系這類政客爭鬥！ 帝國主義者對待中國人之態度 帝國主義者對待中國人之態度，歷來是把中國人當做未開化的蠻族看待，動輒開炮轟擊，以快其意，以遂其欲求，以為無論有理無理先打死他們幾個再說，他們最怕的是大炮，大炮打死了他們，我們便有了理了，他們的酋長也就屈服了。帝國主義者，對待中國人這樣的態度，簡直與對待非洲和南洋各處未開化的蠻人生番一樣，對待半開化民族都不至如此。 自鴉片戰爭到萬縣屠殺，英國這種炮艦政策，便是一切帝國主義者對待中國人之代表態度。 萬縣屠殺之起因，是由於最近英輪在川江一連任意撞沉了中國官船七隻，淹死的軍官、兵士前後共計七十七人，楊森派兵一隊向英輪交涉，反被英輪繳械，楊森遂將英輪二隻扣留。英國帝國主義者是怎樣辦法呢？他是不曾和楊森交涉，而馬上採用炮艦政策，開炮轟擊萬縣城。其結果怎樣呢？英國人自己的機關報《字林報》說：「維勤號專擊華軍之炮及沿江兵士，考克卻菲號則以大炮轟城。……第一彈即將其司令部完全擊毀，聞共發彈三十九枚，或雲五十六枚，全城起火……城中火光燭天，終夜不熄。……萬縣民兵共死五千……該城大部分已破壞。」這是何等無理由的大屠殺！ 即依據帝國主義者所視為神聖不許侵犯的不平等條約，試問何約何條，載明英國兵艦在非宣戰時亦得有任意開炮轟擊中國軍民之特權呢？英國人這樣橫暴不法的炮艦政策，不是對待蠻族生番的態度是什麼？ 路透社九月二十八日倫敦電：「保守黨洛克問在華英國兵力足以充分保護英人利益否？首相答稱，刻已在途之接應兵力，計飛機、運送艦一艘及驅逐艦九艘，連同現已在華之兵力，可視為艦隊力充足。」以此可見英國人對華炮艦政策，現在仍是有進無已。 同時，英國人在上海號召的什麼「自由保障會」，在各報上大登其啟事說：「本會專事聯合各國人民反對第三國際之學理及共產政策之宣傳，增進各國各階級之合作心，維護原有良好之教化思想言論之自由。」他們正在宣傳這些德意，萬縣大屠殺，卻好把他們這些德意證實了；考克卻菲號准對著萬縣市民所發的大炮炮彈五十六枚，才真是自由之保障哩！難道楊森及萬縣市民也和第三國際學理共產政策有什麼關係麼？ 英國帝國主義者既然始終以炮艦政策對待我們「未開化」的中國人，我們未開化的人，只有自己儘可能的力量，用「未開化」的手段回答他們，切勿希望什麼政府交涉可以解決這樣的血腥問題；因為無論北京政府或四川政府，都是在英國奴才、直隸軍閥勢力支配之下啊！ 我們現在怎樣爭鬥？ 醉夢他自己以武力統一中國的吳佩孚，已由武漢而敗退到鄭州，只落得奉張擊掌稱快和孫傳芳乘機出頭。現時在吳佩孚名義之下的部隊，雖號稱尚有十萬，然不獨戰鬥力薄弱，而且各自欲覓得地盤，不能為吳佩孚反攻武漢而戰了。其中由國民二軍由靖國軍改編的部分，還要乘機倒吳，吳佩孚的勢力是要根本消滅的了。 繼起的孫傳芳是否能以成功，全看他在鄂、贛邊界和北伐軍戰爭之勝敗和奉軍是否乘機南下奪取蘇、皖。 奉軍尤其是張宗昌軍，急欲以援吳名義擴張地盤，以安插其有功將領；然為吳佩孚、孫傳芳陽求援助陰拒其派兵南下所阻，現時只得且用全力經營直、魯及熱、察二特區，將來再觀變而動。 孫傳芳若在鄂、贛得到勝利，則奉據北方，孫占長江，國民政府僅保有南方，直系軍閥勢力倒了一個吳佩孚，又起來一個孫傳芳，中國政治將更陷入混沌局面。孫傳芳軍若在鄂、贛失敗，則直系勢力全滅（靳雲鶚在河南，四面受敵，非依奉必依國，即表面上勉強存在，亦不能自成一派獨立的軍閥勢力），奉魯軍遲早必南窺蘇、皖，這時便會形成國、奉南北對峙的局面。 如果到了國、奉南北對峙的局面，中國的政局，將由混沌而轉入活潑，或者由軍事爭鬥暫時轉入政治爭鬥；然而是否真能如陶孟和先生所希望「由戰爭到政治」呢？當然還不能。要真能由戰爭到政治，至少必待奉軍退出關外。因為軍閥勢力未消滅，在民主派統一政權代替軍閥的軍事專政以前，國內戰爭是不會停止的。 因此，我們要真能由戰爭到政治，要真能得到和平，便應該懂得現在及最近的將來要怎樣爭鬥了，怎樣為到政治到和平而爭鬥： 第一步是要消滅孫傳芳勢力； 第二步是要消滅奉張勢力。 這兩個軍閥勢力是目前中國半封建勢力之代表，消滅了他們，才能夠停止內戰，才能夠使戰爭到政治，才能夠得到和平，才能夠走上民主政治的路，才能夠使中國歷史由半封建時代進化到資本主義時代。全國革命的民眾及接近民眾的軍隊，應該一致向著這個目標前進！ 廣東、湖南、湖北這些省分的民眾，應該努力擁護國民政府的政權，努力助北伐軍擊破孫傳芳侵入湖北、江西的軍隊。東南各省民眾，應該儘可能的力量驅走孫傳芳的駐防軍，為實現地方自治政府而爭鬥，至少農民、商民不應該再以納稅出捐形式幫助孫傳芳做擴張地盤的軍餉了；知識界、言論界不應該再以中立態度助長孫傳芳的野心，更應該起來揭破奉、直軍閥以討赤來欺騙人民的假面具。尤其是東三省的民眾，應該儘可能的力量阻止奉軍南下援助吳佩孚與孫傳芳，更進而在軍事上在財政上，搖動奉系軍閥統治的基礎，一直到武裝響應國民政府和國民軍討奉戰爭。西北各省民眾，應該與國民軍合作，肅清吳佩孚在陝、甘的殘餘勢力，更進而援助國民軍向奉軍反攻。 國民政府眼前的緊急爭鬥，自然是擊退孫傳芳之進攻，非此不能保持此次北伐已得的勝利。同時，對孫傳芳戰爭一有結束，國民政府對於所統治的省分尤其是廣東，即須儘可能的力圖民主政治之建設，力助民眾的組織力和武裝戰鬥力之發展，盡力來肅清境內的半封建勢力，如貪官污吏、劣紳、地主、土豪、工賊等，如此才能充實南方民主派的實力，繼續北伐，完成民主革命的爭鬥。 國民軍欲圖向奉軍反攻，必先盡力與民眾尤其是農民合作，以鞏固其在陝、甘的政權。特別是對於西北各省回民，須有適當的政策，不損礙其政治上經濟上的生存權利，以引導他們參加全國的民主革命爭鬥，至少也要使他們不妨害此爭鬥。 現時中國的政治爭鬥，是民主主義勝利呢，還是半封建的軍閥勝利，這要看我們是怎樣爭鬥和爭鬥的努力至何程度了。現在確是中國歷史之一重大時期！ 對於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希望 在辛亥革命軍發難之日，民黨軍隊第二次占領辛亥革命發難地的武昌，同時在江西方面，也有擊敗孫傳芳之可能，不久國民政府北伐軍事或者能有一小結束。剛在此時，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廣州召集全體中央委員和各省省黨部代表的聯席會議，這會議是有重要意義的。 以前有許多人看廣東不過是一些亂黨或者是一些赤化黨在那裡胡鬧，好在遠在化外的大嶺以南，無關大局；現在卻不然了，不但吳佩孚的勢力被他打碎了，孫傳芳若從九江敗退，則福建、四川、雲南都絕了北向之路，如此則國民政府已占有半個中國，他的戰後設施，全中國人甚至於全世界人都不得不改變以前的態度加以注意了。 據我們所得的消息，此次國民黨會議的重要議程是：（一）國民政府之組織及地點；（二）召集國民會議；（三）省政府之組織，省民縣民會議，省與中央（政府）之關係；（四）省政府與省黨部之關係；（五）新的政綱。 此次國民黨會議提出這些問題來討論，已經可以證明國民黨有異常的進步。國民黨前此兩次全國大會，雖然議決了一些政治原則，此次的議程更具體化了。此次會議將如何決定這些具體問題，這是希望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反對國民黨、國民政府的人們，都急欲知道的。 我們一向是希望國民黨、國民政府的，此時期中的希望更為迫切，因為現在是全國人開始認識國民黨、國民政府的時期。 此次國民黨會議議程中，最重要的還是第（五）議題「新的政綱」，因為第一次全國大會所決定的政綱還抽象一點，其性質似乎是黨綱，現在應該根據前定的政綱，更具體的規定出來對於各方面目前的實施政策。例如，根據民族平等及經濟發展的原則，決定關稅政策和對那幾國的外交態度，對於國內戰爭及和平與夫對於其他軍隊之態度，對於財政應如何將第二次全國大會決議案中那些急需而且可能的辦法決定實施，如何完成粵漢鐵路及建築海港以發展工商業，確定教育經費及優待小學教員的具體辦法，這些都是此次新的政綱中所必須注意的。關於民眾利益之保障，尤其是此次新的政綱之生命，第二次全國大會所決定的工人運動決議案、農民運動決議案和商民運動決議案中之具體辦法各條，都應該儘量采入此新政綱；並且關於工人最低工資之利益，應該更具體的指明由政府和工會合組一委員會於一定期限內製定，關於工人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應該更具體的指明由國民政府通令所屬各省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條；關於農民政治的丙項，應改為解散壓迫農民之「軍隊及民團」，經濟的甲項，應改為嚴禁對於農民之高利貸超過若干以上；關於商民應增加二項：一是以海陸軍保護水陸商業、交通及禁止各鐵路因軍事阻礙商業運輸，一是修正商會法，使各業真正商人無限期的都能參加商會組織，而不為少數洋行買辦所把持。此次新政綱更應該珍重聲明：國民政府的基礎是建築在民眾勢力之上，而非建築在軍事勢力之上；因為這是中國由半封建的軍事專政到革命的民主政治之唯一標識。 （二）（三）兩議題，算是新的政綱問題：召集國民會議之地點與時間，這是一個事實問題；最重要的是計劃如何即刻在各地發展國民會議的民眾運動，免得將來成一空洞會議；其次便是決定國民會議之目的，應該是民眾儘量發表怎樣減輕十五年來的痛苦，怎樣改正關稅制度，怎樣解除籌還外債，以解除全民族的枷鎖；至於全國政治組織和憲法問題，還不是軍閥未完全傾覆以前第一次國民會議所急需討論的議題，所可決定的只是國民會議本身代替國會制度的問題；以省民會議代替省議會，縣民會議代替縣議會，也應該有同樣的決定。省與中央政府之關係，應該根據第一次全國大會所決定的政綱對內政策第一條，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軍政財政，都應該劃分權限，不可採用割據的聯省自治，也不可採用無限制的中央集權制。 全國人都開始重視國民黨、國民政府了，此次國民黨的中央會議應該產生一個適合目前中國初步改造所需要的政綱，而且馬上就能夠實施這一新政綱，使全國各階級的民眾都認識國民黨、國民政府究竟是什麼！ 關於國民黨問題報告 關於 K. M. T. 問題，第一要提出的是中國國民革命是不是過去了？有些外國同志頗有此見解，中國同志中亦有人以為中國國民革命已經成功或快要成功，無產階級革命快就到來了。這種見解明明不對。因為中國三分之二地方還是在直系奉系軍閥統治之下。從國際關係說，還是半殖民地；在政治上，連廣東國民政府亦不得不帶些半殖民地的妥協性；在經濟上，全國金融財政海關交通機關及大的工業（尤其是煤鐵），都還在帝國主義宰制之下；所以說中國國民革命已過去或快完了，那是不對的，只能說是才開始。假定我們見解是對的，中國還需要民族革命，可是第二個問題便是〈是〉否需要有個民族革命的黨？有些同志以為這個民族革命也可以由C. P.來做，不一定要有個民族革命的黨。說這樣話的人，表面上雖然很左，但實際上是幫助了帝國主義者與軍閥。一是因為若沒有個民族革命的黨，我們便不能直接拿住城市裡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並且不能夠完全拿住農民；二是因為C. P.的政權在現時世界政況上不能夠站得住（最近日本清浦子爵即曾經問北京民黨政委廣東是否C. P.政府）。所以現時還要有個民族革命的黨。再有一種見解是承認要有個民族革命的黨，但是否要在K. M. T.之外另造一個民族黨？本黨許多同志在過去都有此意見。現在看起來，這個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須懂得全中國社會情形，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與能力，都在一條水平線上下相差無幾，不要這個K. M. T.再造一個K. M. T.，仍舊是半斤等於八兩，並且還沒有現在的K. M. T.有很長的革命歷史。在實際經驗上，我們看見許多人有此另〈組〉新黨的企圖，但皆不能成功。如新中國黨及國家主義派，均有企圖在K. M. T.之外組織一個民族黨的野心，然一已完全失敗，一已漸漸衰落下去。所以從理論上與事實上觀察，要另組一民族革命的黨皆不可能。 現時中國社會情形，不但小資產階級的黨不容易有第二個，連大資產階級的黨亦不易發生。因買辦階級的力量還很大而民族資產階級還未完全形成，故進步的資產階級也只有走向K. M. T.來。尤其是北伐軍勝利後，資產階級更傾向K. M. T.，只有買辦階級仍舊留在研究和交通系內。我們並不是說中國民族革命只要一個民族黨，因為C. P.參加現在的民族革命是顯然的事實，我們也不是說除K. M. T.外不應有第二個民族黨，我們是說現在中國只有K. M. T.是個民族革命的黨，並且事實上很難發生第二個民族黨。 照以上的分柝〔析〕，我們可以肯定說：現時中國還是民族革命時代，在這時代要有個民族革命的黨和我們合作，K. M. T.乃是現時中國的唯一民族黨。K. M. T.的內容是怎樣呢？其左派已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在第一次大會改組時，分開左右兩派，當時之右派馮自由、馬素等，代表地主買辦軍閥，反對共產分子加入，反對K. M. T.改組，現時這部份右派已出了K. M. T.。第二次大會前後，發生了新的右派，即戴蔣等。此右派與左派均尚在形成的過程中，若資產階級加入K. M. T.，則右派將更強壯起來。惟現時他的力量，並不及老右派大，僅恃蔣的武力強握黨權與政權。此新右派確是反對老右派的，這一右派勢將日愈向前發展（中國資產階級要發展，代表他的K. M. T.右派也要發展），即或他的領袖將來不是戴或蔣。 左派代表小資產階級，現時的右派代表資產階級，已出去的右派代表買辦地主軍閥，大致我們可以這樣說，並非我們附會。在此狀況下我黨很明白的還應該留在K. M. T.中，與左派結密切聯盟，才能夠幫助左派阻止老右派思想及勢力之侵入，並阻止新右派右傾妥協。去年今年兩次擴大會的政策，現在看起來還是很對的。 自三月二十事變以來，因由左派分出戴蔣形成新右派，汪又走了，其餘左派領袖都表現十分搖動。於是粵區有些同志遂懷疑K. M. T.,懷疑K. M. T.能不能革命？K. M. T.是否站得住？我黨對K. M. T.的政策是不是對的？ 不僅廣東，北方區有些同志也有此思想。竟有人以為K. M. T.不革命了，還是要C. P.來。事實上有許多也足以使我們懷疑。三月二十日後，左派幾乎粉碎了，無論何事，左派均先問C. P.意見，C. P.不表示，便不敢做。就是此次K. M. T.中央與各省黨部聯席會議，還幾乎是C. P.包辦，C. P.不包他們便無法辦。以上是廣東情形。在上海方面，更完全是C. P.包辦，左派領袖柳亞子，我們費了多少氣力去助他，他仍不肯出來負責，一切工作皆是C. P.辦。這種現象，使得上海資產階級亦情願直接與C. P.支配的上總合作，而覺K. M. T.沒有什麼用；廣東的資產階級，也有時對C. P.比K. M. T.更為重視。在北京方面，K. M. T.工作，無論左派右派均極消沉，所有工作皆守常同志在那裡提調，幾乎K. M. T.就是李守常。在湖南方面，最近全省代表大會，C. P.分子占百分之四十餘，左傾者百分之十餘，中立者百分之二十餘，右派百分之十餘，湘區初取放任態度，一切議案，都讓左派自己起草，一是免得說我們包辦，二是藉以考察左派的能力與理論。但開會一星期後，議論紛紜，無一點成績，C. P.分子不得不出而〔面〕包辦，其結果，議決案及選舉均依照我們的意見通過。當大會初開時，我們同志很少說話，對於小問題，同志間發表的意見故有出入，右派以為C. P.也不一致，但到最後議案通過及選舉結果完全照我們的預計實現，於是各派都對C. P.的組織一面驚讚，一面發生恐怖。 戴季陶近來的意見是，K. M. T.不行了，革命還是C. P.；譚延闓及其部下說K. M. T.沒有力量，還是C. P.力量大；唐生智也有同樣的意見。 我舉出這些事實，並非是證明K. M. T.已無用而須C. P.單獨來革命；這些事實只可證明兩件事：（1）C. P.與左派聯盟是可以的；（2）左派雖不願意我們包辦，還是需要我們幫助與領導，這個責任，還是我們一時不能放棄的。我們若是放棄這個責任，甚至於退出K. M. T.，便是完全讓代表資產階級的新右派結合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左派來領導革命。 這裡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K. M. T.中究竟有沒有左派存在可以做和我們聯盟的對象？我們可以肯定說是有的。不但K. M. T.中和K. M. T.外，都有左派的極大群眾，並且左派的組織已在日益發展之途中。單看廣州的事實：（一）黃埔軍校中，自我們同志一百六十餘人退出後，左派學生在我們指導之下已經組織起來，並且發展到廣大中去，又企圖擴大到全國；他的政綱是迎汪復職，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二）民中農民部長甘乃光，已著手做廣東及全國農運，常找左派青年秘密開會，又著一小冊子，企圖造成左派的理論，說K. M. T.當以農民為基礎，其書聞已銷行至五萬部。粵區同志已注意這許多事實，已來信說：「我們相信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一定有一個左派領導這個運動。」已承認中〈央〉指示「我們不要包辦革命，要幫助左派，使左派自己起來負責任，使左派自己覺得有群眾有力量，能夠站得住。」這個原則是對的。惟粵區同志又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實際問題，即是：我們怎樣幫助左派及我們幫助怎樣的一個左派？粵區同志的答覆是要有一個左派的政綱，依據這個政綱，發展各地方群眾的左派黨部和群眾的人民聯合會，使C. P.和左派群眾間有一正確關係，以推進革命，而不在幫助幾個左派領袖。粵區同志說：「我們用不著多說領袖，因為我們對付領袖，幫助他們，沒有多大困難。」這個意見一半是不對的。我們幫助左派，不用說第一重要是要拿左派群眾充實其黨部；可是如果忽視了左派領袖問題，丟開了領袖，使領袖仍舊和群眾隔離著，也是一個錯誤。無群眾的領袖固然無用，無領袖的群眾又何能成為有組織的爭鬥？群眾的趨向固然能夠影響領袖，而領袖的趨向影響全黨也非常之大，任何階級的政黨都是這樣。K. M. T.左派領袖還很複雜與動搖，我們對付他們幫助他〈們〉還時時感覺困難，我們對付他們幫助他們的策略不適當，致促成三月二十日事變，便是很明顯的一例。現時K. M.T.左派有三個缺點：第一是左派沒有具體的政綱；第二是左派領袖無中心人物；第三是左派領袖與群眾隔離。我們要幫助左派的就是這三件事：使左派有政綱；使左派領袖有中心人物；使左派領袖有群眾。粵區同志何以這樣只注意左派群眾而忽視左派領袖？在他們的歷年報告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意見。他們以為若說K. M. T.有左派，那麼只有左派群眾，而沒有左派領袖，那左派領袖的思想與行動時常動搖，很少靠得住，實無所謂左派。粵區同志聽見汪精衛曾說：「農民若只顧階級爭鬥，我們便不要他們。」又聽見廖仲愷曾說：「廣寧事件是農會的人受了老鮑及C. P.影響。」又看見戴季陶蔣介石丁惟汾都變成了新右派，連顧孟余也說農民協會裡有土匪，連甘乃光對花縣慘案也不曾在政治會議為花縣農民說句話。這些事實使粵區同志懷疑K. M. T.真有什麼左派，他們說：「K. M. T.左派還是知道自己利益緊要些。」又說：「K. M. T.左派利用農民的力量，保護自己的地位，已經達到目的，所以自然而然要忽視農運了。」我們若因此忽視了K. M. T.左派領袖，說他們不是真正左派，這個見解非常危險。粵區同志主張「我們C. P.與左派的群眾間應當有怎樣一個正確的關係」這是對的，然不可因此遂懷疑除群眾外真沒有所謂左派領袖。新的左派領袖未產出以前，在我們和K. M. T.合作的關係上，對於現在的左派領袖是不可忽視的。粵區同志懷疑K. M. T.左派領袖，其錯誤是在對左派估價太高，幾與C. P.無甚分別。K. M. T.左派和右派及C. P.之不同，是右派摧殘農工利益，C. P.為工農的利益奮鬥；而左派則利用工農為他們自己的利益奮鬥。我們若以C. P.的觀點視K. M. T.左派，責他們也站在工農階級的利益上為工農奮鬥，則中國便不必有C. P.存在，同時K. M. T.左派也只好變成一個工農黨，無法吸收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廣大群眾；因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只能在革命聯合的需要上贊助工農而決不能站在工農階級的利益上為工農奮鬥。 我們也知道中國國民革命有相當的成功，政權若落在現在這樣的左派領袖之手，對於工人的要求如減時加資工會自由改良待遇等，他們和我們的政綱或者沒有多大衝突；至於農民政綱如武裝土地及農村政權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許，我們和左派的聯盟將來會因此分裂，因為我們不能因為維持和左派聯盟而失去農民。這時候世界的革命狀況或已有新的變化，中國的國民革命也許轉入一新時期，中國的政黨也許有新的階級分化。這個也許是較遠將來的事，在現在及最近的將來，在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困鬥中，我們和K. M. T.左派聯盟關係愈持久些，便於中國革命愈有利些。因此，我們和K. M. T.左派關係，不是降低我們的農民政綱以圖維持此聯盟，而是要確定我們的農民政綱，在主觀上尤其是在客觀上努力影響推進K. M. T.左派，使此聯盟不至〔致〕因彼此農民政綱相差太遠，而促成過早的分裂，雖然彼此在農運的立腳地不能相同。 現在我的結論是：據最近的經驗，我們現在對K. M. T.政策，和上二次擴大會議所決定的並不須有什麼改變；惟足喚起我們的注意者，乃是為中國革命運動之進展，我們須有一適合農民需要的農民政綱；我們並須拿我們的農民政綱影響K. M. T.左派，尤其要拿廣大的農民群眾充實左派的力量，推進左派，使他們的領袖也不得不採用有利於農民的政綱，以避免我們和K. M. T.左派聯盟因農民問題而分裂。 1926年11月4日　根據中央檔案原油印件刊印 對於國民軍再起的希望 「馮玉祥回國，國民軍再起。」只要不是希望吳佩孚、張作霖長久統治中國的人，都應該表同情於這件事。因為這件事至少可以使張作霖不能夠專力對付南方的北伐軍。 研究系一派人，他們雖然現在還不曾公然逢迎張作霖，他們傳統的思想，總以為中國應該永遠歸北洋派統治，由袁而段而徐而曹、吳，他們都繼續擁戴，曹、吳敗了，他們便來擁戴孫傳芳，孫傳芳若再失敗，不知他們將於北洋派中擁出誰來？或者也只得去就合張作霖。馮玉祥雖然也是北洋派中分裂出來的，可是他忽然親近了孫中山，並且親近了蘇俄，北洋派的忠臣研究系，當然要咒罵馮玉祥。 不懂得軍閥定義的人們（如國家主義派），竟把馮玉祥、蔣介石看做和張作霖、吳佩孚同樣是軍閥，象這樣故意混亂是非，真是暗中幫助了張作霖、吳佩孚。 軍閥們大喊馮玉祥倒戈是破壞道德信義；有些無聊的小新聞記者，也附和軍閥，以倒戈團團長、倒戈學校校長嘲笑馮玉祥。其實，民國倒戈之作俑者是段祺瑞等向清室倒戈和吳佩孚向段祺瑞倒戈，馮玉祥算不得是倒戈團團長或倒戈學校校長；並且這幾次倒戈只是破壞了封建社會的道德信義，在民主政治之過程上都有很大的意義。胡適之說：「馮玉祥之對曹、吳倒戈，放開眼界通觀前後二十年全部歷史，是很有價值的一件事。」此見實不同凡俗。 京津一帶商民對馮軍是怎樣感想呢？有一部分接近奉、直軍閥的商人說：馮軍是有紀律不擾害人民，只可惜要共產公妻不好。一般商民並未看見共產公妻的事實，他們只看見赤軍不曾擾民而反赤軍卻是燒殺淫擄這些事實，遂不禁發生希望赤軍再來的心理。本年七月四日上海《申報》所載北京歸客談，有一段話可以代表當時人民對於赤軍與反赤之感想，茲照錄於下：試從西直門至清華學校，吾人常往來之路，舉目四顧，只見有兵，不見一老百姓，自校入城，在西四牌樓以西，尚無開門之店鋪，其在前門一帶，則十家內至少有七家停市閉門。初時瑞蚨祥等，恃與八太爺多為鄉親，開門敷衍，數日而後，亦停市矣。凡綢緞店、金銀店、糧食店，以及出售貴重品日用品者，莫不首先停市。一日余往前門買夏布，店夥答稱對不住，鐵路不通，來貨沒有，請改日光顧。余初信之，余妻住京久，恃與熟識，明日往買，則慨然出售，詰之，則稱實不相瞞，八太爺手持軍用票，決不敢請教也。八太爺程度日高，往往另串一人入店，選貨既畢，則八太爺昂然直入，非納軍用票不可；有時串得一大家裝束之婦女入店，必以為與八太爺無關係矣，選貨既畢，而八太爺忽入，詐為護兵，口稱：太太，貨選好沒有，強納軍用票於櫃，挾此大家婦女，攜貨以去。又有一次，確是一大家婦女，選貨既畢，出現金，將交櫃，八太爺直入，謂此間無須現金，吾代汝納軍用票足矣，即取該婦手中現金，昂然遂去，如此行徑，店鋪非不欲營業，實覺少做一筆生意，少蝕一筆本錢。 軍用票有數量之限制乎？曰無有也。苟有限制，商會等機關尚可為之設法，今則無底之橐，誰肯填之？初時尚有電車、電話、電燈等公共機關可以使用，今則肯收者日少，尤可恨者，崇文門稅關，明為搭用，實則提高稅率，使等於軍用票短折之數，如軍用票對摺，則稅率提高一倍，詰以何以與天津稅單定額不同，則稱吾那裡管得。過天津，則租界以外商民之苦痛，一如北京，更強向屋戶或鋪戶，加征房捐三個月，不足更加收房租兩個月，其系自有之屋，則為之估價，令人痛恨上海何豐林之作俑於前，遂成軍閥搜括民財之慣例也。納房租房捐於官，卻不許還搭軍用票，某商人語余，簡直是要我們性命。京、津老百姓，莫不想念國民第一軍之紀律，雖在退兵時，從未強索一錢，掠取一物，以為其領袖人物如何，又當別論，若其兵士，真當起愛民不擾民數字，甚至謂如此好兵，若竟不能生活，未免無天道矣。 現在有紀律的好兵又起來了，京、津老百姓當然要歡迎：可是研究系一班人聽見馮玉祥回來，並且回來還是要反抗張、吳而革命，他們便大叫馮玉祥抗張、吳，是蘇俄亂華計劃。到底是有紀律的好兵亂華，還是反赤的奉、直軍亂華，老百姓只看事實，不會把白黨（奉直軍閥、研究系、國家主義者及章炳麟等）的宣傳看得比事實更為可靠吧！山東的農民本來不知道中國有共產黨，更還不知道共產黨是什麼；可是張宗昌反對共產黨的告示貼遍了山東全省各鄉村，農民見了竊竊私議道：張宗昌這樣深恨共產黨，想是共產黨反對張宗昌，看來這個黨或許不錯，現在研究系大聲疾呼馮玉祥抗張、吳是蘇俄亂華計劃；老百姓也許因此更覺得馮玉祥和蘇俄都不錯，因為老百姓目前切身感覺得亂華的人正是張、吳，不是別人。 奉、直兩系軍閥之為害中國，無人能夠否認；不用武力而可以打倒他們，非童昏當不至作此奇想。將用武力打倒奉、直軍閥之國民政府及國民軍，是否也和軍閥一樣呢？不獨工人、農民、學生相信他們是革命的；即一般稍稍進步的商人，現在也知道國民政府和國民軍比奉、直軍閥好，暗中盼望他們得到勝利；連研究系、國家主義者及章炳麟等白黨的肚子裡，又何嘗不曉得國民政府和國民軍好過奉、直軍閥，不過在他們的利害和感情上，不願意這樣說罷了。 現在不獨國民政府的勢力達到了長江，馮玉祥回國，國民軍再起，陝、甘、綏、晉漸漸歸入國民軍掌握，由包頭到廣州新的革命勢力和由滿洲里到福州舊的軍閥勢力，已成對抗之局，人民對此對抗之局應該有個選擇了，似乎很難中立。站在軍閥那邊的人們，稱國民政府和國民軍為亂黨為赤化黨為赤賊，只好聽他們自便；若是有人滿肚皮不願意站在軍閥那邊，同時又滿肚皮對國民政府和國民軍懷疑，試問他們有什麼別的出路？不但站在軍閥那邊的白黨若研究系、國家主義者及章炳麟等，顯然是反革命，那對軍閥與革命間取了中立態度的人，實際上減少了革命的力量，也算是幫助了軍閥。所以現在人民單是消極的不反對國民政府和國民軍還是不夠，應該起來幫助他們的軍隊進攻。因為在事實上已證明了國民政府和國民軍的確是中國推翻軍閥的尖兵。 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人民所得自由，比在奉、直軍閥統治下的人民如何，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消說得。馮軍的紀律比奉、直軍如何，不但京、津老百姓知道，即張作霖也知道，並且他自己也承認過；馮玉祥此次回國，在他固有的治軍謹嚴治己勤儉外，更鮮明了他的政治態度，確定了他的革命方針，在他的回國宣言上（宣言附錄於後），都明明白白的告訴了國人。我敢說他這個宣言是中國革命史上重要的文件之一，由這個宣言所產生結果，將來必非常之大。我還敢說：今日的馮玉祥，我們不能當做從前的馮玉祥看待了！ 我們肯定了「馮玉祥回國，國民軍再起」，在中國革命有重大的意義，我們固然應該說明這個意義，我們更應該對馮君及全體國民軍表示幾件具體的希望： 第一，國民一軍「有紀律不擾民」的榮譽，應該極力保存勿失，並須將他榮譽普及到二三五軍去，尤其是二軍更需要。 第二，一二三五各軍都要統一在馮總司令統率之下，對內整理，對外作戰，萬不可妄想各自樹立單獨行動，致分裂革命勢力，尤其不利於作戰，國民二軍在河南失敗便是前車。 第三，國民軍並不是簡單的軍事勢力，乃是一種政治勢力，他的勢力應該很深固的建設在民眾勢力之上，尤其是農民。應該由國民軍兵士的群眾中，叫出「軍人和農民合作」的口號；國民軍所到的地方，都應該幫助農民（佃農與自耕農）反抗地主過分的剝削，反抗土豪、劣紳、訟棍的魚肉，剿辦擾害農民的土匪，嚴懲貪官污吏更不待言；應該喚起農民對國民軍的同情心，由農民自動的供給國民軍以食糧，不應該以賦稅的形式強迫農民增加負擔；應該盡力幫助農民的組織、教育與武裝；應該使農民群眾成為國民軍的後備軍。同時國民軍也就是保衛農民利益的軍隊。 第四，國民軍暫時不必急於向外發展，首在要整理內部，充實其戰鬥力，使奉張不敢輕於嘗試。軍中下層的政治訓練尤其重要，不僅要使每個將領每個兵士都能夠打戰，更要使每個將領每個兵士都懂得為什麼打戰。總司令一個人決定要革命是不夠的，必須在下層的政治訓練工作上充分努力，使每個將領每個兵士都認識自己是一個革命黨，都有為民族自由而戰不得不犧牲自己的自由與生命之決心。 第五，對於蒙、回少數民族，應該尊重政治上經濟上的生存權利，以引導他們參加全國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爭鬥，至少也要使他們不妨害此爭鬥。我們不可一面反抗國外的帝國主義者，一面對國內的少數民族，自己也成了帝國主義者。 第六，儘可能的（只要不損失主權，雖借用外債亦可）完成隴海路，在商業上文化上，都非常必要。 陳獨秀和彭述之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遠東局委員和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 委員聯席會議上的發言記錄 陳獨秀同志論農民問題 我打算談四個問題，即（1）中國土地集中的過程；（2）農民運動的形式；（3）我們在農民問題上的政治綱領；（4）在開展農民運動基礎上我們和國民黨的關係。 我們發現中國的大土地占有有三種形式：（1）官僚和軍閥手中的土地；（2）各種公司手中的土地；（3）為了開發工業原料而占有的土地。最大的一組大土地占有是第一種形式。第二種比較少。我們可以在黑龍江、安徽看到。至於第三種，它的產生是與對鹽礦的占有聯繫著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鹽將被采盡，而土地則留在占有者手中，但對土地的耕作方式很簡單。在黑龍江，大土地占有是自由土地大量存在的結果。在湖南，大土地占有者手中的土地是湖泊乾涸後形成的。在廣東，這種土地是由於海面縮退而造成的，這就是所謂的沙質地。第三種土地占有是為了開發工業原料，數量比較小。從中獲得棉花。 第一和第二種大土地占有顯然不是資本主義式的。雖然它們在組織方面表面上接近於大資本主義企業，但整個生產方法絕不是資本主義式的。第三種是直接為自己的企業開發原料。所有這三種都沒有提高農業強度的因素。 土地集中在這三種占有者手裡對於中國革命的命運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它造成了農民土地的狹小。但是這種集中過程不是資本主義式的，而是封建式的。因此，在這個基礎上，農民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同民族資產階級不會產生矛盾。 第一種大土地占有形式，即土地掌握在官僚和軍閥手中，是全國的普遍現象。所有這三種大土地占有形式大約集中了中國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 農民運動在中國不同的地區有著各個不同的形式。 在中國北方，即在河南和陝西，有「紅槍會」組織，每個省大約有4到5萬個。這些組織聯合著小私有者農民或破產的農民。它們的宗旨是同各種捐稅、土匪、豪紳和貪官污吏作鬥爭。它們發動的形式是武裝暴動這種切合實際的做法。它們的主要願望是有一個良好的管理機構。 在華中，我們在湖南有40萬參加農會的農民、小私有者和佃農。在湖北有4萬這種社會成員。在四川，有10萬多，他們在土地占有者和小私有者中間，但是這個運動不是在我們的領導下進行的。在華中所有這些省，農民進行鬥爭的目的是反對各種捐稅，反對高額地租，反對民團、土匪。他們希望有一個強大的農民組織和良好的管理機構。 在南方，我們在廣東有一百多萬有組織的農民、小私有者和佃農。在這裡，鬥爭是反對各種捐稅，反對高額地租，反對民團和豪紳。 由此可見，整個農民運動的共同點是反對各種捐稅，反對豪紳，反對軍閥。由於運動的覺悟程度不同，也有某種差別。 我們的要求綱領應包括以下幾點： （1）減少地租和各種苛捐雜稅，取消非法的稅捐（特別是錢幣兌換稅）。 （2）限制借款的利息和禁止收稅。 （3）組織和武裝農民。 （4）禁止轉讓土地。 （5）將大地主、豪紳、軍閥的土地以及公有土地交給農民。土地國有化的口號農民不喜歡。農民擁護將土地劃歸他所有。 （6）剝奪豪紳的政權並將農村政權交給農民。 應當明確無誤地強調指出，這裡說的僅僅是農村政權，而不是全國政權。現在農村政權掌握在地主和豪紳手裡；應當使它掌握在農民手裡。 其次必須正確地排列我們的要求：現在提什麼，以後提什麼，以便不使人感到害怕。 在農民問題上同國民黨的關係問題是很複雜的。現在我們無論如何必須保持同國民黨左派的聯盟。應當號召農民加入國民黨隊伍，以防止左派向右轉，並給它以力量來同右派進行鬥爭。 現在就可以為將來制定三種政治組織關係形式：（1）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一起在國民黨的旗幟下領導農民；（2）改組國民黨，保留其名稱，但實際上是工農的國民黨；最後，（3）在共產黨人領導下的新黨，即工農黨。所有這三種形式要根據他們左傾的程度來安排，應當根據農民的要求來選擇。但是，從同帝國主義作鬥爭的角度來說，越是左，無產階級和農民在其鬥爭中就越是孤立。 中國革命在飛速發展，形勢變化日新月異。但是，制定未來的綱領要比制定當前的行動綱領容易得多，因為未來的綱領很可能落後於農民的要求。因此，處理問題不應搞教條主義，要根據鬥爭的發展提出我們的口號。 應當不急於選擇新的組織形式。 彼得羅夫：在確定前景和選擇三種組織形式中的某種形式時，應當考慮到，我們真的不得不進行選擇時，形勢將會跟現在有所不同。國民黨左派將掌權，將不是向左轉，而是向右轉。資產階級會向右轉，而農民向左轉。如果選擇第一種關係形式，那麼各階級在統一的國民黨內的聯盟就會被排除。 許多事情將取決於國際形勢。如果國際形勢順利，那時將選擇第三種形式，即工農黨。如果不順利，那就同城市小資產階級結盟，但務須保留左派國民黨的名稱。 如果國民革命順利發展，如果一年間全中國將被北方和南方的軍隊統一起來，而國際革命沒有跟上，那麼就應當選擇第二種關係形式，即保留國民黨的名稱，但實際上是工農國民黨。 1926年11月5至6日 十月革命與東方 我們要懂得十月革命的意義，不可忘記了當時的世界情況。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大戰中，歐洲的帝國主義者，兩方面都只以保衛祖國相號召，獨有帝國主義的美國威爾遜舉起「打倒德意志軍國主義」、「民族自決」這兩個旗幟出來號召，頗得了許多人的同情，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內的自由派和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派，都對威爾遜懷了多少幻想。這時只有無產階級的首領俄國列寧，他看破了威爾遜的虛偽與無能，他堅決的主張非發起各國國內革命不能打倒軍國主義，非推翻帝國主義不能實現民族自決。其結果威爾遜的巴黎和會，打倒了一個軍國主義的德意志，救出了英、法、意、比等許多軍國主義的國家，民族自決更成了一句廢話；列寧的十月革命，卻實實在在以無產階級的國內革命，打倒了俄皇的和克倫斯基的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政府，實現了芬蘭、波蘭及其他國內少數民族之民族自決——獨立或自治。這種歷史的事實，曾經明白的告訴了我們列寧和威爾遜之不同，列寧的見解正確而偉大和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義，都已經不是還有討論餘地的理想了。 從十月革命到現在，已經有整整的九年，在這九年中，蘇俄仍舊是繼續列寧的十月革命工作：援助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推翻全世界的軍國主義帝國主義。 歐美資本帝國主義者，知道十月革命之世界意義對於他們的危險，始而武力對付，繼而用經濟封鎖政策，這兩樣都不曾收效，現在遂改用弔膀子政策，甜言蜜語勸蘇俄「回到西方」。 「回到西方」是什麼意義呢？就是說拋棄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義，換句話說也就是停止援助東方民族革命運動，回向歐美各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妥協合作。蘇俄內部，近來有一小部分右派分子也主張回到西方，他們以為東方民族中，如中國人並不大感覺得帝國主義宰制之痛苦，反以蘇俄援助他們革命為多事，有野心，在另一方面，蘇俄卻以援助東方民族革命運動結怨於列強，為蘇俄自身利益計，應該改變以前政策，停止援助東方民族運動，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妥協，以便從這些國家中得到蘇俄經濟發展之物質的援助。蘇俄中大多數左派分子卻不贊成右派這種意見，以為是違背了列寧的十月革命之世界意義。 當真中國人都不大感覺得帝國主義宰制之痛苦嗎？蘇俄中右派分子的意見是不對的。中國的革命派不用說，就是一般商人，近來也都感覺得帝國主義宰制之痛苦。並且已經起來做反抗帝國主義之行動，如反抗棉花出口，反抗帝國主義干涉中國的紙菸捐和商標，主張關稅自主，主張修改不平等條約，主張廢止領判權，主張收回會審公堂與租界等，已成了全國商人普遍的運動，而卻未曾有一次真正商人反對蘇俄，因為在他們的經濟生活發展上，天天都感覺到帝國主義者當面的壓迫，而不曾感覺受蘇俄壓迫的事實，真正商人不同流氓政客，因此他們不能無病而呻。中國人中反對蘇俄而不反對帝國主義的人，不是占全國人口最大多數的商人、工人、農民，而是一小部分軍閥和無職業的流氓政客如下表： （一）軍閥； （二）軍閥的走狗（如交通系、安福系、研究系、聯治派、復辟派、國家主義派及民黨右派馮自由、章炳麟、徐紹楨、黃大偉等）； （三）帝國主義的走狗（如洋行買辦、耶教徒及民黨右派馬素、童理璋等）。 這三種反革命派確是不感覺帝國主義宰制之痛苦，反大叫蘇俄援助中國民族革命有野心。然而他們卻不能代表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意見。他們以為帝國主義與軍閥非中國之患，中國大患只是蘇俄所援助的國民革命；他們希望力量還弱的國民革命軍得不著國內國外任何援助，好讓帝國主義所援助的奉、直軍快快打平。他們都立腳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利益上面，他們反對蘇俄援助中國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國民革命軍，這也是當然的事。 還有一班人，他們都非立腳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利益上面，也並不反對蘇俄，而他們以為我們應該用自己的力量來革命，不一定要依賴蘇俄的援助。革命應該用自己的力量，不一定要依賴外援，這個意見並不錯，並且我們應該儘可能的這樣做，這是毫無疑義的事。不過若因有蘇俄援助可以增加我們革命發展之速度，似乎也沒有理由應該拒絕，更無理由因此而反對蘇俄。 反對蘇俄的人，硬說蘇俄援助中國革命是有他的野心，而非善意的援助。說這樣話的人，他完全不懂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義。試問蘇俄因援助中國國民革命軍曾經得到些什麼沒有？蘇俄援助中國，若是由於他的野心而不是立腳在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義上面，他盡可繼續舊俄政策，援助奉天或直系以達到他的野心，又何必援助中國的國民革命呢？國民革命的勢力得勝，能容忍任何國家的侵略野心嗎？奉張對俄大使說：「奉、俄近鄰，你們為什麼不幫助我而幫助很遠的廣東？」吳佩孚對俄領事說：「我為中俄協定很盡力，我是中國最有權力的人，你們應該來幫助我，派些顧問到國民軍那裡有什麼用？」奉、直軍閥並不是不要蘇俄幫助，正因為得不著蘇俄的幫助才反赤。蘇俄為什麼不幫助奉、直軍閥而幫助國民革命軍，這便可以充分證明蘇俄是立腳在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義上援助中國，而非由於侵略野心。 蘇俄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義，關係東方被壓迫的民族革命運動，非常重大，可是歐美的資本帝國主義者力勸蘇俄回到西方，恰好中國的反革命派也拒絕他來到東方，東方的革命派應該起來怎樣對付這個問題呢？ 革命與武力 反對「革命要有武力」，這種人不是糊塗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國家任何性質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為被革命的統治階級都有強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統治階級如果沒有武力，當然不會成功。 尤其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眾的勢力還未充分組織起來，需要軍事行動更多一點；並且很難從軍閥的武力時代馬上跳到民眾的武力時代，中間會要經過武力與民眾合作時代。這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那個願意這樣辦，這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階級高壓政策特別嚴重，革命的民眾不容易得著武裝；在另一方面，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民眾的革命運動潮流高漲到相當程度，國中軍事領袖當中，有些和當時的統治階級利害不一致的部分，在民眾革命運動的高潮中，便會走向民眾方面，與民眾合作。現在的中國就是這樣。具體說起來，南方的北伐軍和北方的國民軍，都確已走上了武力與民眾合作的道路。 可是在現時武力與民眾合作之中途，我們還未可過於樂觀，而忽視了可能的危險。危險是什麼呢？就是現時所有與民眾合作的武力，都能夠合作到底，並且還能夠進一步變成民眾的武力；或者是合作不能到底，有些仍舊要站到反民眾利益的階級（軍閥、買辦、地主、士紳）那邊去。 要免除這個危險，民眾和革命旗幟下的軍人，兩方面都要注意。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民眾運動發展之速度，遠不及軍事的發展；這種狀況若繼續下去，很容易使軍事勢力右傾，甚至於離開民眾，形成新的軍事獨裁政治，這是民眾方面所應深刻注意的事！ 在軍人方面，單是口頭上說自己是革命的，即或志願上自己的確是要革命，這樣都還是不夠，真正革命的軍人，必須有兩個條件：（一）須懂得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中，革命的軍人和反革命的軍人在實質上究竟是怎樣的不同？（二）須能夠服從民眾的和黨的制裁。 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是怎樣呢？一方是被剝削壓迫階級的民眾——工人、農民、商人等要求民主政治；一方是剝削壓迫階級的帝國主義者、軍閥、買辦、地主、士紳等，要維持封建的軍事獨裁政治；代表後一階級利益的軍事勢力當然是反革命派，革命的軍人應該站在前一階級利益上面。帝國主義者利用軍閥、買辦掌著中國城市政權，做他們剝削壓迫中國民眾的工具，複利用買辦勾結鄉村的士紳、地主掠奪中國的礦山，吸收中國的賤價原料；軍閥利用買辦（商會領袖及銀行家）在城市剝削工人、商人，利用地主、士紳在鄉村剝削農民，以供給他們的軍餉；因此，可以說軍閥、買辦、地主、士紳，同樣是帝國主義者剝削壓迫中國民眾的三個工具。革命旗幟下的軍人，若只知道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在實際行動上，不能力助工人、商人反抗大商買辦之剝削與壟斷，不能力助農民反抗地主、士紳之剝削與鄉村政權，則不但依然做了帝國主義的工具，而且保護了軍閥勢力在城市和鄉村的基礎，這樣如何算得是革命的軍人？這樣如何算得是武力與民眾合作？ 每個有兵權在手裡的人，若不能夠受民眾的或黨的任何制裁，都有變成軍閥和形成軍事獨裁政治之可能，此吳稚暉先生所以有「有軍必閥」之嘆。我們或者可以承認現時方與民眾合作的軍事勢力，即不幸也形成軍事獨裁的局面，他們的軍事獨裁比北洋軍閥的軍事獨裁總要開明一點。可是這種較開明的軍事獨裁，至多只能造成統一的中國，決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國。並且在任何軍事獨裁的局面之下，都有培養貪官污吏之必然性；這是因為軍事獨裁局面之軍事首領，不受民眾或黨的任何制裁，擁有無上威權，因此以「反對派」三字杜絕一切聞過之路，於是左右一班宵小與夫鄉黨故舊得乘機以小人之愛捧此軍事首領，只需蒙蔽此首領一人之耳目，便不妨放膽的貪贓枉法，無所忌憚，非至激成眾怒危害此首領不止。在這樣貪官污吏橫行無忌和民怨沸騰的局面之下，還說得上什麼民主，什麼革命！？然而不受民眾的或黨的制裁之軍事獨裁，其結果必至如此，這是無可避免的公例！ 我們還記得辛亥革命時，有「軍人出頭」的呼聲，並且把軍字寫作「」，許多官廳公文中都是如此，其結果怎樣呢？我們又記得國民黨在廣東驅逐陸榮廷、莫榮新的勢力後，洪兆麟在陳炯明宴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席上，乘醉伏在桌旁東倒西歪的說：「廣東是老子打來的！廣東是老子打來的！」其結果又是怎樣呢？現在我們雖然未曾聽見「湖南是老子打來的，湖北是老子打來的，江西是老子打來的」，這等怪話，卻有了「軍人革命論」這樣的不祥之聲！並且有些青年軍人時常拿武力萬能的觀念，干涉一切社會事件，雖然是善意的。這樣不祥之聲，這種武力萬能的觀念，都足以促成軍事獨裁的局面之開展。 真正有覺悟的革命軍人，如果想想軍事獨裁對於民主革命的危險，如果願意考查已否因此使革命根據地貪官污吏化，便應該放棄軍事獨裁的野心，誠意的與民眾合作，尊重民眾的意見而受其制裁；至少也要受黨的制裁，以免流為個人的軍事獨裁。每個革命黨的軍人，都不可單看自己是一個軍人，必須看自己是一個有武裝的黨人，雖統率十萬大軍的總司令也應該如此。每個革命黨的軍人，都應該尊重黨的威權在軍隊的威權之上。如果主張「以黨治國」，便不應該主張「以軍治黨」；因為以軍治黨，則以黨治國便毫無意義，不如直接老實主張「以軍治國」了。我們反對以軍治黨，並不是說軍人黨員不能過問黨事，也不是說軍人黨員不能同時主持黨事，乃是說每個軍人黨員乃至軍事首領，都應尊重黨的集體意見，服從黨的集體制裁，如果挾軍事勢力，使黨的集體意見以軍事首領的意見為從違，使黨的一切決定都要仰軍事首領的鼻息，使黨眾的意見不敢和軍事首領的意見不同，使軍事首領即黨之化身，使黨內黨外群眾都只知有軍事首領而不知有黨，則這樣的一個黨，便等於聾子的耳朵，瞎子的眼鏡〔睛〕，則所謂黨的威權，黨的決定，黨的制裁，黨的命令，都由「強姦黨意」而來，等於無物。這樣沒有黨的制裁之軍事勢力，要想免於軍事獨裁的危險，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的結論是：革命是不能沒有武力的；可是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須與民眾合作，必須受民眾的和黨的制裁，才能夠免除形成軍事獨裁走到反民眾利益那邊去的危險。 孫傳芳敗後之東南 孫傳芳敗後，東南三省最重要的現象使我們注意的，乃是上海市以至蘇、浙、皖三省的自治運動。 此種自治運動，首先發生於上海市，遠在齊盧戰爭以後，由上海市自治運動，擴大到環太湖區域。閘北自治運動和孫傳芳爭持最烈，其初發動於閘北自治公所幾個董事，漸漸擴大到環上海市所有大小城鎮的紳商團體；然而一時轟轟烈烈的自治運動，終於被孫傳芳用租界帝國主義的援助和丁文江博士大上海的欺騙政策壓服下去，上海市終於被孫傳芳統治了（丁文江不過是個工具）。孫傳芳在江西戰爭不利，上海市自治運動又重新起來，十月二十三夜的暴動，雖然被孫傳芳的鐵血政策鎮壓下去，而暴動中所喊出的「市政歸諸市民」這一口號，卻並未曾鎮壓下去，反而日漸流行高漲起來，除傅筱庵等買辦分子外，工人、學生、商人都集合在此口號之下。十一月五日九江陷落，孫傳芳潰退到南京，上海商總聯會發表宣言，主張拒絕奉魯南下，劃上海為特別市，市政歸諸市民，永不駐兵，全市工、商、學各團體群起響應；並由上海自治運動，擴大到蘇、浙、皖三省自治運動，在上海產生了一個蘇、浙、皖三省聯合會。 這個聯合會產生之初，其中有些反動的官僚分子，企圖利用這個三省聯合會，以自治的名義拒絕北伐軍及奉魯軍入境，實際上是為孫傳芳保全三省地盤，以便他們得以參加政權；嗣因會中急進分子反對，乃改變參加政治之表示為管理政治、軍事之表示；迨十七日孫傳芳北遁，張宗昌實行動員南下，三省聯合會乃表示其脫離孫傳芳拒絕魯軍南下之主張。孫傳芳、張宗昌嚴拿反對直魯聯軍南下的董康，江蘇紳士乃表示寧歡迎赤化而不歡迎綠化（因奉張、魯張均出身綠林）；張宗昌準備帶軍用票一千萬元南下，蘇、皖商民聞之失色相告。現在蘇、浙、皖三省的自治運動，已漸漸和奉、直軍閥在東南之統治權短兵相接了。 奉系軍閥之內部，奉與魯有競爭，奉之中新派（張學良、楊宇霆）與舊派（吳俊升、王永江）又有競爭，又加以日本帝國主義者力阻其向南發展，國民軍之再起，晉閻之中主，更足以使奉張的軍事計劃，對西北更急於對南方；並且對南向河南則先與吳佩孚戰，向蘇、皖則先與孫傳芳殘部戰，在軍事上在政治上都於彼不利。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所謂奉魯軍南下討赤，乃由於英帝國主義者之慫恿與張宗昌之野心（張宗昌想做直、魯、豫、蘇、皖五省聯軍總司令），奉張在實際利害關係上未必如此。在這樣情形之下，孫傳芳也許有回到南京之可能（本報付印時，孫傳芳回到南京了）。孫傳芳如果回到南京，至少必讓津浦南段於魯張以結後援，固然不能完成其保全三省地盤之初夢，然他還有二萬（孟昭月旅、馮紹閔旅、李寶章旅、王雅之團及盧香亭、彭德銓殘部）可用之兵，以之繼續對北伐軍作戰固不足，以之鎮守江蘇則有餘，浙、皖二陳戰鬥力並未損失，孫如能占住南京，彼等勢必聯孫以自保，北伐軍如不取浙、皖，則孫傳芳尚有赫然自稱蘇、浙、皖三省聯軍總司令之餘地。因此，三省自治運動，目前尚未至如何拒絕直魯聯軍，而是如何對付這個殭屍的孫總司令及其走狗丁文江、陳陶遺等。去了孫傳芳，還要拒絕奉魯軍，蘇浙皖三省聯合會若不於開會通電之外，有更大的努力更大的犧牲，此次自治運動之成敗正自難言。 然而東南三省，尤其是上海市的自治運動，無論其目前能否成功，無論其急進或是緩進，必有一個長期的爭鬥，只要有爭鬥，他的性質，他的價值，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是我們不應輕輕看過的一件事。 依我們現在的經驗，中國民主運動，有三種形式的可能：一是革命的軍事行動，由辛亥革命到此次北伐，屬於此種形式；二是資產階級的自治運動，此次上海及東南三省自治運動，即屬此種形式；三是農民推翻鄉紳政權的暴動，此種運動才開始，將來或者是中國民主運動最後的最高的形式。這三種形式不同的運動，都有一共同性質，即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或者有神經過敏的人，以為農民暴動是無產階級的共產運動，這是一個非常的錯誤。現時中國還沒有近代資本主義生產制的農業，因此佃農、地主間的土地關係，和地主對於佃農剝削方法，還是半封建制度，而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即工銀制度；農民運動的成分主要的是佃農與自耕農等小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所以現時中國農民在鄉村推翻地主鄉紳政權的自治運動，和商人在城市推翻軍閥官僚政權的自治運動，同樣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運動，同樣是資產階級推翻半封建勢力的運動，決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的共產運動，雖然城市自治運動中有工人參加，鄉村自治運動中有僱農參加。 此次上海及東南三省的自治運動，很明顯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運動，他比湘、鄂、閩、贛的軍事行動，革命性要少些，而民主性或者還要多些；因為他是由人民自己起來要求脫離軍事統治而自治，比北伐軍更有社會基礎。東南各省尤其是上海市，是中國產業和文化最發達的地方，城市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從這些地方發生，決不是偶然的事。 不過我們也不要忘記了一件事！中國的資產階級猶甚幼稚，致軍閥死命之金融權尚操在買辦官僚之手而不在資產階級之手，因此他們的民主運動，往往歸於畏怯退縮。上海的運動，因有工人群眾參加，比別處要急進一點。三省聯合會中，夾雜著許多官僚政客，這是東南自治運動的一個內傷，因為他們很容易和軍閥妥協；尤其是研究系、江蘇省教育會和張君勱、張一麐、張孝若這班直系黨羽，到了孫傳芳當真不能在東南三省存在的時候，必然也要伸出尖頭，戴上自治民主等面具，大搖大擺的走出來偷點什麼去，尤其要藉此反對國民黨。因此，東南自治運動要真能成為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不但須徹底力抗軍閥，並且須謹防內部的扒手——反民主的官僚政客、買辦教棍等直系黨羽！ 政治報告 此次會議的政治報告，主要點還是關於國民黨問題。因為自江西戰爭勝利之後，我們與國民黨的關係又發生許多新的變化，我們有重新討論之必要。國民黨問題不是很簡單的，是牽連許多別的政治問題的，所以國民黨問題，可說就是全般政治問題。國民黨問題之要點乃是一個民族革命中聯合戰線問題，也就是一個整個的民族革命問題。我們先說這個問題的歷史方面： 中國的民族革命聯合戰線，是一九二二年國際第四次大會討論東方問題時決定的策略。這個策略決定後，至一九二五年「五卅」才廣大的實際應用出來，此時民族的聯合戰線，亦即所謂「赤的聯合戰線」。五卅運動之成功，就是民族聯合戰線之成功。當時這個戰線非常擴大，自工人以至軍閥莫不加入這個戰線（當時張學良、孫傳芳等都通電響應，捐款援助），一時民眾勢力非常發展。但同時反赤的聯合戰線即英、日、張、吳的聯合戰線也隨著形成起來。他們的目標便是討滅南赤、北赤，結果反赤的聯合戰線成功，赤的聯合戰線失敗，如北方國民軍之失敗，北方的「三一八」大屠殺，南方的「三月二十」，就是反赤的聯合戰線成功，赤的聯合戰線破裂之表現。 自三月二十至七月四日為反赤運動最盛時期。自七月四日國民軍退出南口，反赤的聯合戰線開始分裂，不能繼續。奉系軍閥在北方得勢，不但奉、直發生利害衝突，英、日兩帝國主義亦因此在北方失了勢力之均衡。並且奉系內部直系內部也有衝突，如奉系新舊派之爭，直系吳、靳之爭等，這都是不可調解的利害衝突。軍閥內部帝國主義間都如此衝突，反赤聯合戰線遂完全破裂。同時赤的聯合戰線，自北伐以來又漸漸恢復以至擴大，自工農以至資產階級紳士，甚至一些小軍閥，均有聯合於此戰線之勢。如江蘇紳士說：「赤化並不可怕，只有綠化真可怕（指綠林的奉系軍而言）。」上海大商人主張聯合工商界以解決上海問題；蘇、浙、皖的紳士商人組織三省聯合會；上海的工商學各團體組織市民公會，共同反抗奉魯軍南下。但最近九江、南昌攻下之後，這個赤的聯合戰線又有發生危險的傾向。這個危險傾向的由來：一因江西戰勝後，軍事勢力有離民眾而往右走之傾向；二因工農運動之發展，使資產階級恐懼；三因帝國主義改用新的分離政策；四因我們之失策。茲分述如下： （一）帝國主義之分離政策——軍事的勝利和民眾運動的高潮，使帝國主義者不能不認識南方的革命勢力已不可以強力去消滅，惟有用軟的方法去和緩。即最頑強的英國在天津會議後，亦不得不暫時停止以前「打」的政策，代以「拉」的政策。即是帝國主義者開始對國民政府表示讓步，將來或可提出比「五卅」更多的讓步，以換取他們所需要的條件：（1）保留大部分不平等條約；（2）離開蘇俄；（3）禁止工潮等。用這些條件拉著國民政府向右走。同時帝國主義者在另一方面，復想拉著大商買辦階級為他壓服工潮的工具，公開的在漢口英文報■（原文此處為■）報上勸中國商人應與外國資本家合作對付工潮。這是赤的聯合戰線第一個危險傾向。 （二）國民黨之右傾——國民黨中的一般游移分子，自湘、鄂工農運動之突起，即因恐怖而表現右傾。尤其是在武漢工潮中，他們以為武漢、江西取得之後，行動便當和平些，不然已得的勝利恐怕就會保不住；同時又以為北伐的勝利，民眾勢力都握在C. P.手裡，如果民眾勢力太發展了，這是C.P.勢力的發展，因此更加以限制。他們這種右傾的表現，不是現在始，在十月聯席會議前就如此。聯席會議的結果，表面是左派勝利，實際議決自議決，實際掌握政權的蔣介石，執掌黨權的張靜江、丁維汾等浙江派山東派，均藐視決議案而日行其右傾政策毫無所顧忌。現在大部分政治軍事勢力握在右派手裡，在後方李濟琛日事壓迫工農運動，甚至縱容部下殺戮農民運動者，他不但主張限制工農運動，即對工農商學聯合會的運動他也反對。至於前方的蔣介石，言論雖左，實際行動仍然表示很右，最近表示「鄉村農運可做，城市工運則當停止」。右派對於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雖尚未公開的阻止，但實際上急欲緩和工農運動以取得帝國主義者承認國民政府。他們不想以革命的爭鬥取得統一中國的政權，而想由帝國主義的承認以取得統一中國的政權，這本是國民黨的傳統政策。丁維汾說：「現在北伐要緊，我們應該停止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柏烈武說：「列強有承認國民政府的意思了，我們應該停止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免生阻力。」這是赤的聯合戰線之第二個危險傾向。 （三）商人的恐慌——北伐勝利後工人組織勃起，經濟罷工遂一發而不可遏止，尤其是久受壓迫〈的〉武漢工人，這樣不但引起大商人的恐慌，尤其是一般中小商人因手工業工人店員之罷工，更是無法應付。中小商人素來受帝國主義者軍閥及大商人三層剝削，現在更加上工人店員罷工，經濟瀕於破產，因此他們自然很容易站到大商買辦那邊也反對工人，這是赤的聯合戰線第三個危險傾向。 （四）我們黨中的「左」稚病——我們同志中「左」稚的現象約有數種：（1）看不起國民黨。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傳統思想，尤以粵區同志為甚，有人曾說：「國民黨自三月二十以後，已經死了，五月十五以後，已經臭了，我們還把這臭死屍抱在懷裡做什麼？」可是北閥軍事的勝利所給北方軍閥及民眾運動勃興之影響，仍然證明國民黨還不是一個臭死屍。（2）包辦國民黨。許多好的國民黨分子說：「我們不反對C. P.赤的政策，所反對的是C. P.處處把持國民黨的工作。」這就是我們同志包辦的反響。這種包辦不一定是有意的，但包辦的結果，一方面沒有國民黨，一方面也沒有C. P.了。（3）包辦民眾運動。我們不但要包辦國民黨，並且要包辦一切民眾運動，三月二十、五月十五以前在國民黨內包辦，現在更在國民黨外包辦。包辦的結果，國民黨沒有群眾，左派的群眾和左派領袖隔離了，於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成。沒有一個有力的左派和我們合作向右派爭鬥，其結果自然只有我們單獨的領導群眾和右派的軍事政治勢力直接衝突，在形式上直是C. P.和K. M. T.衝突。在現時，這種衝突正是帝國主義者所需要的，而非民族革命的聯合戰線所需要的。（4）否認左派存在。這種完全否認左派的思想，特別粵區的同志最厲害，他們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至於左派呢，亦沒有這回事」。還有鮑同志以為真能解決農民問題，只有解〈決〉土地問題；因此他說：「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才是真正左派，現在國民黨中無左派。」這是一種新奇的邏輯！否認左派的結果，我們只有兩條出路：一是與右派合作，一是退出國民黨而領導群眾和國民黨衝突。這兩條出路都要不得，我們的出路只有留在國民黨中聯合左派和右派爭鬥。鮑同志這種錯誤見解的原因：一是所定左派的標準太高；二是忽略了中國目前爭鬥的問題。中國目前的爭鬥是要繼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和反軍閥土〔地〕主劣紳土豪的民主運動。在國民黨中誰完全贊成這兩個運動的就是左派，否則便是右派。因為國民黨的左派必須是民主主義者，若只贊成反對帝國主義而不贊成反對軍閥、地主、土豪劣紳的人，便是封建主義者，當然是右派，這種右派分子，在國民黨重要人物中還非常之多。解決土地問題，當然是對地主土豪最後的打擊。可是目前中國大多數農民群眾所爭的還是減租減息，組織自由，武裝自衛，反抗土豪劣紳，反抗苛捐雜稅這些問題，而不是根本的土地問題，他們都還未能直接了解到這個根本問題。我們在宣傳上自然可以由目前爭鬥的這些問題，引申到根本的土地問題。若是馬上拿農民群眾還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問題做爭鬥口號，便是停止爭鬥；若是拿贊否解決土地問題做國民黨左派標準，自然是沒有左派。減租減息等目前的爭鬥，在農民群眾中，比解決土地問題更是迫切的要求，贊助這些要求的國民黨左派之已經存在，比希望有一個贊助農民解決土地問題的左派出現，更合於事實。因為想像未來更左的一派而否認現在的左派，便等於專候下禮拜吃魚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維持生活看做不必要。（5）誤解黨的獨立。我們的黨之獨立，是指獨立的政治宣傳和黨的組織，而不是說在現時一切實際政治爭鬥都應該獨立行動，不與國民黨合作。有些同志這樣解釋黨之獨立，所以往往幻想組織工、農、商、學一切群眾在我們直接領導之下，包辦一切民眾運動而不必與國民黨合作。北京、湖北的同志都有這種思想，尤其是在廣東的同志，他們更加上否認左派之存在，自然會發生「我們當然站在民眾一方面與政府對抗……民眾與政府的衝突中，亦即表現出整個的C. P.與國民黨的衝突」這種錯誤觀念。這種離開國民黨的左傾錯〈誤〉，和以前不想發展黨的組織，幾乎沉沒在國民黨中的右傾錯誤，對於黨是同樣的危險。（6）應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在長沙，在武漢，我們都沒有經過國民黨把手工業工人店員和中小商人的關係弄好。尤其在武漢，有些手工業工人店員的過高要求，逼得中小商人和總商會合作反對工會。至於未能制止糾察隊對於商人之脅迫和侮辱，更是萬分不應該繼續的現象。這是赤的聯合戰線第四個危險傾向。 以上四個危險傾向匯合起來，隨地隨時都會使聯合戰線破裂。此時破裂之可能性已異常嚴重，我們急應努力進行以下各項挽救的策略： （一）防止黨外的右傾，同時反對黨內的「左」傾，以鞏固赤的聯合戰線。這種「左」右傾距離日遠，是破裂一般聯合戰線及國共兩黨關係之主要原因，帝國主義之新政策和商人之恐慌還在其次。我們固然不幻想這種「左」右傾的距離能夠相近而至於零，我們必須注意聯合戰線之鞏固的程度，乃以這種「左」右傾的距離遠近為正比例。 （二）督促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實行「武力和民眾結合」的口號，對內繼續民主的統一爭鬥，即推翻都市中封建的軍閥政權，推翻鄉村中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紳政權之爭鬥；對外繼續獨立平等的爭鬥。在過去的經驗，國民黨每次得到一點軍事勝利，便馬上向敵人妥協而右傾，而失敗，現在的右傾大部分也是為了要與敵人（帝國主義者及國內封建勢力）謀妥協。要挽救其現在的右傾，惟有繼續爭鬥，惟有督促其實行武力與民眾結合繼續向敵人爭鬥，才能挽救民眾日益向左，武力政權日益向右之危險的現狀。 （三）維持國民黨軍事首領勢力之均衡。有些同志主張國民黨的軍事勢力應該集中，這是一個幻想。國民黨的軍事勢力集中，不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國民黨的軍事勢力集中與反動局面之促進必成為正比例，軍事勢力越集中，反動越大；集中越快，反動來的也越快；集中在誰手中，誰就先反動。這乃是國民黨之黨的威權不能制裁軍事首領的必然結果，也可以說是民主主義不發達的國家的必然運命。 （四）擴大民主主義的宣傳。以前的宣傳都集中在民族主義一方面，這種簡單的宣傳運動，每會為軍事獨裁者所利用。現在為抑制軍事獨裁的局面之向前進展及向右反動，必須開始作民主政治的宣傳和運動。抽象的宣傳民主主義是不夠的，必須指出必須實現國民會議，省民會議，市民會議，鄉民會議，城鄉政權歸人民，才是民主主義的政治之具體的表現。更須切實說明凡是民主主義的政府，必須向左站在民眾方面，給民眾以充分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抗租之自由，而不能向右站在帝國主義、大商買辦、地主、土豪劣紳方面壓迫工農運動。尤須珍重說明，此時的農民運動，正是幫著民主主義的政府向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紳進攻，正是為〈民〉主主義的政府掃除其敵人，鞏固政府的基礎，而不是加害於政府。民主主義的政府不應該援助他自己的敵人（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紳），壓迫他自己的幫手（農民）。 （五）改善我們和國民黨的關係。一切群眾組織和運動，儘可能的和國民黨合作，尤其要援助左派的勢力發展，使左派領袖獲得群眾，努力在小資產階級（農民、手工業工人、店員、學生、小商人）的群眾中發展左派的國民黨組織，竭力援助左派達到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勝利。這一政策我們從今天起即須開始工作。右派早已著手活動，派人到各地集合他們的勢力，甚至於拉攏西山會議的分子、工賊及一切反動分子入黨做他們的群眾，以備第三次全國大會與左派競爭。第三次全國大會如果勝利從於右派，則國民黨的聯俄聯共政策及對工農運動的態度，必更有大的變動，這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 （六）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衛為領袖的文人派政府。軍事首領不任政府的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須在政府管理之下，以減少國民政府之軍事獨裁的性質與形式。 （七）確定我們對於中小商人的政策。我們此時對於中小商人的政策非常困難，因為各地手工業工人及店員對於廠主店東之罷工，乃是小資產階級當中的利益衝突，兩方面都是民族的聯合戰線中所需要的，我們勢不能偏袒那一方面，而又不能中立，我們只得採取下列政策：在消極方面，努力向店員工人解釋，不便向廠主店東提出他們經濟力限制以上的過高要求，更不可輕取罷工手段，尤其在日常生活品的商店（如米店，柴炭店，油鹽雜貨店等）；在積極方面，加緊聯合戰線的必要之宣傳，工人援助商人對於苛稅苛捐及市民自治的爭鬥，謀全市面的經濟枯竭和金融恐慌之救濟。只有這些方法，才多少可以和緩小資產階級間的衝突，以鞏固聯合戰線。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各國承認國民政府問題 國民政府與經紀政府赤的政府與反赤政府人民選擇那一個？ 自國民政府勢力發展到長江以後，帝國主義的各國，遂不得不改變其以前武力的高壓政策而為外交的和緩政策，以前是討論如何用武力干涉中國的革命運動，現在是討論在何時將怎樣承認南方的革命政府即國民政府，他們的輿論固然有人大聲疾呼的主張承認國民政府，即他們的外交當局也不能不把向來不置一顧的南方政府承認問題當做重要的問題來詳加考慮了。 現在已經不是閉關時代，我們並不拒絕和任何國家通商往來，代表人民權力與利益的國民政府取得政權以後，當然還需要取得國際地位；因此，我們對於各國承認國民政府這一問題，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任何國家能夠承認國民政府，我們都一律歡迎，當然沒有拒絕帝國主義的國家之承認這種蠢思想。並且，我們是革命黨，便應該爽直的說老實話：我們的敵人，雖然昨天還把刀放在我們的頸脖上，他們如果今天放下刀來，拿笑臉或苦笑的臉同我們說和，我們仍然是歡迎的，就是報以不是致中國死命的讓步都是可以的，因為我們需要得到和平發展的機會。 不過我們對於各國承認國民政府這一問題，斷然不可忘記了幾個必要的原則： （一）我們要決心由爭鬥得到各國承認，不可希望由妥協讓步得到承認。 （二）我們要懂得各國承認只是獲得政權的結果，萬不可想靠各國承認來做獲得政權的原因。 （三）我們固然希望國民政府獲得國際地位，可是我們所希望的是獲得獨立的平等的國際地位，而不是獲得和封建軍閥政府同樣的國際地位。 （四）我們要懂得人民承認國民政府比各國承認更為重要。 只有由爭鬥才能得到讓步，決不會由讓步得到讓步，我們讓步了，已經沒有爭鬥了，敵人還為什麼要讓步？各國為什麼要考慮承認仍舊是赤色的國民政府這一問題？是因為民眾反英運動普遍了南方，國民政府的力量又到了長江。他們為什麼還沒有承認的決心呢？是因為北伐軍還未到北京。這是「只有由爭鬥才能得到讓步」一個注釋。英國有好幾個報都一致主張只有承認國民政府才能夠和緩中英間的關係惡化，這是「只有由爭鬥才能得到讓步」又一注釋。若希望由妥協讓步得到各國承認，不但毀壞了國民政府的政治生命，並且在事實上是一個幻想，因為帝國主義者不相信國民政府將來能夠比張作霖更聽話。 有些革命性薄弱的黨人，還抱著謬誤的傳統思想，以為各國一承認南方的革命政府，北方的軍閥政府便自然倒了，所以不妨停止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以取得他們的承認，以取得中國的統一政權。這種不靠自己爭鬥而依賴帝國主義的力量取得政權的下流思想，在事實上固然是一個幻想，即令不是幻想，能夠由他們這樣的下流思想而成為事實，則南方革命政府所獲得的國際地位，和北方軍閥政府的國際地位還有什麼不同？曹錕以應允臨城案要求換得他的賄選政府之承認，段祺瑞以宣言「外崇國信」（即遵守不平等條約之意）換得他的執政政府之承認，革命的國民政府又何能走這條路！因為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便不能收回稅權、法權及撤退駐華海陸軍，我們決不能拿這個致我們死命的讓步，即出賣國家的讓步，去換得國民政府之承認。幸而國民政府的領袖們並未預備走這條路，國民政府遷到武漢，國民政府委員和國民黨中央委員聯席會議第一次會議即決定對外方針，以不放棄修改不平等條約的主張不損失國家獨立平等地位為和藍浦生談判的原則（大意如此，惜議決案原文不在手邊，未能具錄）；蔣總司令對外宣言及和西報記者談話，也是繼續反帝國主義的態度和堅持收回稅權、法權，將繼續革命的爭鬥，以期獲得中國之獨立的平等的國際地位。《申報》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電：「英方要人消息，……將關稅附加二點五，所有原來本稅仍交存外國銀行，繳付中央，此二點五附稅作為各省政費，俾南北兩方無偏枯，此事聞由藍浦生吐露於陳友仁之前；陳謂南方立腳點重在主權，不重利益，苟自定關稅，即收入不到二點五，亦所欣慰。藍氏以南方口號與維持條約權利之列國見解，無論如何似不能相容，故在漢未能得談判結果。現在陳友仁正與佐分別（日本外務省條約局長）談判中，預料南方決不肯拋棄關稅、法權、廢約等口號，故與日談判亦必無結果等語。」 依據以上的事實，國民政府雖然被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稱為赤色的政府，然而他的確是一個愛國政府，因為他不肯出賣國家換得各國承認。 我們再看反赤政府的對外態度是怎樣呢？東方社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電：「張作霖擬令安國軍吳外交處長向外交團表示下列各項意見：（一）組織鞏固之政府；（二）外交取漸進主義；（三）遵守（不平等）條約規定之效力……；（四）承認對外債務；（五）反對赤化；（六）禁止反帝國主義運動及罷工宣傳；（七）知赤化為全世界之公敵，請列國援助對赤之安國軍。」張作霖這種對外露骨的表示，本是自從石敬塘〔瑭〕、張邦昌、吳三桂一直到曹錕、段祺瑞這一系賣國賊賣國求援的傳統政策，與其說他是軍閥政府、安國政府或反赤政府，不如說他是「經紀政府」，他的任務是出賣國家於帝國主義者之經紀。 把兩個政府比較一下，人民選擇那一個？承認赤的國民政府呢，還是承認反赤的經紀政府？國民政府雖然是赤的，然而他不肯因為要取得各國承認而拋棄收回關稅、法權和廢約等口號而賣國；經紀政府雖然是反赤的，然而他公然請求列國援助他的安國軍，他遂不惜公然向東交民巷搖尾乞憐的包辦保護不平等條約，包辦禁止人民反帝國主義運動，這分明是賣國，絕對不是安國。人民選擇那一個政府呢？ 英、日兩帝國主義者此時對中國的政策，乃是日本人所謂「兩刀政策」，即是一面和緩南方政府，一面援助北方軍閥。他們這種兩刀政策中所包含的南北分裂意義，我們當然要反對。可是他們這種和緩南方政府的政策，已因南方政府不肯拋棄關稅、法權、廢約等口號而無結果；同時北方經紀政府高高掛起承攬包庇不平等條約和包辦禁止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老招牌，正和藍浦生所謂「維持條約權利之列國見解」的貨色相投合；如此一來，帝國主義者也許要拋棄其兩刀政策，仍舊採用一刀政策，仍舊極力援助北方的經紀政府向國民政府進攻。他們這種一刀政策也許成功，也許和以前援助柯爾恰克，援助但尼金，援助烏蘭格爾，援助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孫傳芳同樣的失敗。 國民政府若因帝國主義者援助北方的經紀政府之進攻而失敗，人民應該懂得這並不是國民政府對外政策之錯誤；人民應該感激國民政府是因為不肯學經紀政府出賣國家主權人民利益以換得各國之承認與援助而失敗。 不平等條約不廢除，關稅不能自主，法權不收回，各國駐華海陸軍不撤退，中國還成個什麼國家，一切政治的建設和經濟的發展，那裡會有一點希望？！愛國的國民政府，正因為不忍拿這些足致中國死命的讓步而失去各國之承認與援助，中國人民便應該起來承認國民政府，援助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如果失敗，全國統一在經紀政府之下，這不僅僅是什麼國民政府自身的失敗或國民黨的失敗，乃是中國全民族的失敗！在軍事上，在財政上，國民政府都正在很困難的境地，愛國的國民政府既不忍負人民，人民便不應該負國民政府呵！ 人民承認國民政府援助國民政府，並不是空口說白話，急須與以軍事的財政的援助。軍事的援助應該：（一）青年們喊出「到革命軍中去」的口號；（二）城市及鄉村人民都儘可能武裝起來，剷除一切反革命的勢力，以絕革命軍後顧之憂；（三）有組織農民、工人、商人、學生群眾發起大規模的「革命兵士慰勞捐」，募集大宗的金錢與用品，分配給革命的兵士，以助軍需而壯士氣。財政的援助應該：（一）在克服張作霖打倒經紀政府的戰爭中，我們不要拿地方利益來搖動國民政府中央的財政計劃，我們要儘可能的為供給軍事需要而犧牲（政府方面尤其是軍事當局，當然不應說這樣違反民主主義的橫話）；（二）關於賦稅之負擔，不應該拿對待軍閥政府的舊觀念對待國民政府，即是只宜積極的監察用途，反對政府濫費，反對貪官污吏之中飽，而不宜消極的根本反對增加負擔，尤其在克服反革命的戰爭中，更不能不忍痛增加負擔。只廣東一省人民已為北伐負擔了五千萬元，然而吳佩孚的兵隊若到了廣東，人民的負擔與痛苦當然和十室十空的河南一樣；張宗昌一到江蘇，便要人民負擔一千萬元的軍用票，每月由孫傳芳付他的六十萬元還在外；所以為革命戰爭而增加負擔，乃是一般人民特別是資產階級所必須忍受的痛苦。 人民如果認識國民政府和張作霖的經紀政府有所不同，即應起而承認國民政府，援助國民政府。擁兵五十餘萬的柯爾恰克，擁兵百萬的但尼金，都曾得到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者的援助，然而蘇俄政府終以獲得人民的承認與援助而戰勝，張作霖的力量還遠不及柯爾恰克與但尼金，國民政府若能努力獲得人民的承認與援助，當然可以打倒張作霖及其經紀政府，到那時，各國承認不承認，便不成什麼問題。我所以說「人民承認國民政府比各國承認更為重要」。可是國民政府要想獲得人民的承認與援助，也不是空口說白話可以辦到的，必須尊重人民的權利，必須使人民知道不是為政府或個人揮霍而增加人民負擔，然後才能夠得到人民的承認與援助。 誰殺了誰？ 英國兵在中國殺人已成了家常便飯！前年在上海殺人，在廣州殺人，去年在萬縣殺人，今年才開始又在漢口殺人，在九江殺人了！並且他們殺人，不是由於群眾的暴動與誤殺，乃是由他們國家的巡捕頭司令官故意下令開放槍炮轟殺的！即依據他們所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不平等條約，不知何約載有「即非兩國開戰時英國的軍警長官有任意下令開放槍炮轟殺中國市民的權利」這樣的條文？ 漢口的英租界「一三」事變，九江英租界「一六」事變，都分明是英國兵殺了中國人，而不是中國人殺了英國兵，英國兵在九江殺中國人的時候，英國兵艦還從旁發炮示威，這是何等橫暴的事變，然而倫敦的英國報紙竟稱讚英國水兵能夠忍耐，上海、天津的英國報紙竟大叫英國人的生命財產受了危險，英國政府竟大派其炮艦來中國示威，英國駐華參贊竟到漢口擬向國民政府要求英國人生命財產的保障，反了反了，這竟和尋常刑事冤案一樣：殺人兇犯無罪而屍主反來有罪了，真是反了！ 事實是不是這樣呢？我們不需造一句謠言，上海的《時事新報》向來是不贊助國民政府與民眾暴動的，現在只要看十一日該報的漢口通信和九江通信，便知道此次事變的真相了。茲照錄該報通信於下： 「漢口事件」之原原本本 漢口英國水兵以刺刀刺殺華人多名一案，略情已見本報，現已成中英間之軒然大波，茲再紀其詳情於下： ▲肇禍之真相　十六年一月一日二日三日，為武漢各界慶祝國民政府北遷和北伐勝利之期，黨部及中央政治學校宣傳員，為使各界明瞭慶祝意義，特組織演講隊到各重要地方演講。前日（三日）下午三時，有宣傳數人在一碼頭江漢關前面中英交界之空場演講，聽眾頗多，宣傳隊派有專人照顧，秩序井然，不料英租界當局認此為挑釁機會，急調大批武裝水兵登岸，挖掘戰壕，架機關槍十餘架，儼然向赤手空拳之聽講民眾，取作戰之形勢。聽講民眾，訓練有素，不為所動，英兵乃蜂擁上前，實行驅逐。群眾知其有意挑釁，乃向華界退卻，英兵復大隊沖入華界，將刺刀向人群中亂戳，當將海員工會會員某腹部洞穿，立時斃命，又有碼頭工會會員李大生腹被刺，大腸隨刀拖出，血流遍地，命在旦夕，市民方漢山，腰部刺入甚深，亦有性命危險，其餘商工各界聽眾被刺刀槍托殺傷打傷手足及面部者，總計在三十人以上。群眾睹此慘狀，異常憤激，無不願以赤手空拳與英水兵決一死戰，其時幸經國民政府代表徐謙、蔣作賓，漢口特別市黨部代表李國暄、宛希儼，漢口市公安局長張篤倫等趕到，向民眾宣示對付辦法，力勸民眾暫忍一時之氣，免受更大犧牲，群眾深為諒解，漸次散去，一幕慘劇，始告終局雲。 ▲公安局之報告　為呈報事，昨日下午二時，據職局警察第六署長戴維夏電話報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傳隊，在一碼頭中英交界地方演講，民眾聚集靜聽，秩序井然，乃英人無故調多數水兵登陸，密排武器示威，並干涉演講，聽講民眾，置之不理，詎英兵膽敢以刺刀殺傷數人，徒手民眾，因無力抵抗，請派警保護等語。局長比即派督察長饒仁華率領保安隊馳往救護，並由電話通知武漢衛戍司令部及前敵總指揮部，速派隊前往，協同維護。旋據第六署署長戴維夏呈報，英兵以刺刀刺傷民眾祝香山、方漢山、李大生等，並呈繳英兵馬槍一枝，上冠刺刀，血跡甚多，隨帶同王庚書及受傷人祝香山到局；詢據王庚書供稱，適才經過該地一見英兵持槍刺傷數人，經眾將槍奪下等語；復據保安隊隊長段海山偵緝隊隊長李清澄報稱，英兵又刺傷張義貴、明宿生等前來；局長並親履該地與英人交涉，撤退英兵，令勿開槍激變，並勸導民眾，靜候政府處理，幸雙方允可，局長以事關外交，即親赴南洋公司聯席會議，報告經過情形；去後，接據督察長饒仁華報稱，局長離開該地後，英兵又刺傷一人，不知姓名各等情；據此查此次英兵無故登陸，刺殺民眾，幸未釀成巨變，嗣經局長交涉妥後，復以刺刀傷人，實屬野蠻已極，除將槍刀存局待繳外，理合將英兵肇事情形，及已查明之受傷民眾姓名，繕單呈祈鑒核，懇向英領嚴重交涉，以重國權，而張公道。謹呈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陳。 ▲各界緊急會議　慘案發生之後，武漢各界民眾，悲憤異常，當晚即各分途召集緊急會議，討論對付，漢口特別市黨部為集中各方意見，更於前晚發出十萬火急通告，召集武漢農、工、商、學各團體代表，於昨午十一時在漢口總商會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於是各界代表到者極為踴躍，計有湖北省黨部，漢口特別市黨部，全省商聯會，漢口武昌總商會，漢口商民協會，全省總工會，全省農民協會，全省學聯會，全省婦女協會，漢口學聯會，漢口婦女協會等二百餘團體，代表五百餘人，十一時三十分開會，由市黨部代表李國暄主席，秦君俠記錄。茲將其議決之重要事項，條列如下：（一）向政府之具體要求，代表大會一致議決，對於此次慘案，決要求政府向英領事提出八個條件，限英領事於七十二小時以內答覆。一、立即向英領事提出嚴重抗議。二、英政府須負賠償此次同胞死傷之損失。三、英政府須立將肇禍兇手交中央政府依法懲辦。四、英政府須立即撤退駐漢英艦及英界之沙包電網等作戰物。五、英政府須向國民政府道歉。六、英租界內華人須有集會、結社、遊行、演講之絕對自由。七、英界巡捕及義勇隊須一律解除武裝。八、英租界須由中政府派軍警管理。以上八條件，如英領事在七十二小時內無圓滿答覆，則請玫府正式通知英領事，以後如再有何種不幸之事發生，應由英國政府完全負責，同時代表大會為求避免以後再有此類慘案發生，更須要求政府自動辦理下列各項：（一）立即收回英國租界。（二）立即收回海關。（三）立即取消英輪在中國之內地航行權。（四）立即撤銷英人在華領事裁判權。（五）如英領事對於國民政府所提之條件不能接受時，民眾決自動封鎖英租界，實行對英總罷工。（六）實行對英經濟絕交，由總商會通告，嚴禁買賣英貨。（七）五日下午二時在濟生三馬路，召集市民示威大會，追悼死難同胞，討論對英辦法。（八）通電全國全世界宣布慘案真相。（九）組織武漢市民對英委員會。當推定湖北省黨部，漢口特別市黨部，總工會，全省商聯會，漢口總商會，武昌總商會，省農協會，省學聯會，省婦女協會，漢商協會，漢陽商會各團聯合會，律師公會，新聞界聯合會，農工商學聯合會等十五團體代表為委員，並即推此十五團體代表，立刻將聯席會向政府所提出之條件，口頭向政府陳述，以備採納，旋即散會。 ▲當局之辦法　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自接得各方關於此次慘案之報告後，異常憤激，當於前晚發出緊急公告，宣示民眾，原文如下： 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臨時聯席會議，聞英水兵行兇之事，我同胞一人被殺，數人被傷，政府同人，不勝憤激，政府必當採取適當方法，保護人民，在二十四小時內，當可決定辦法，防止以後再有此等慘劇發生，及為人民報仇雪恥。在政府未決定辦法時，希望人民離開租界，以免危險。政府一經決定辦法，立即通知人民，於一月四日下午後七時在新市場正式宣布，特此公告。 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 昨日下午七時，國民政府代表徐謙、孫科、蔣作賓等復在新市場召集各人民團體代表開會，宣布政府對於此次慘案之態度和辦法，大致略謂，中央臨時聯席會議昨晚開會時，對於農工商學各界聯席會議所提出之八項條件，決定全部接收，且有先已由外交部分別進行者，故此次之對英交涉，政府與人民完全一致，同時昨晚會議中決定令衛戍司令部派精良軍隊入駐英界，維持秩序，保護安全，此項命令，已於昨晚實行，最後並勉勵民眾整齊步驟，維持秩序，共爭最後之勝利云云。 新市場大會散後，政府委員又召集各團體代表在南洋大樓開聯席會，徐謙主席，由外交部秘書吳之椿，中央黨部代表陳群，先後報告交涉經過及派兵駐防英界情形，大致可分二點：（一）外交部對於此案，前晚即已提出口頭抗議，限其立刻撤退水兵及義勇隊，英領旋於今晨答覆，完全照辦，並允許中國軍警入駐英界。（二）昨日政府已派軍隊三連入英界，駐英巡捕房後堆棧內，今日決再加派一連前往，營長一人，黨代表（陳群）一人，駐英捕房辦公。所有在英界之中國兵士，均受黨代表之指揮，黨代表則受外交部之指揮雲。（一月五日） 九江工人與英兵衝突記 槍傷工人一名 外艦發炮示威 國聞社九江通信云：記者本日由南昌赴九江，至九江已鐘鳴四下，街市商店，完全關閉，行人往來，如怒潮洶湧，兵士皆荷槍實彈，巡逡綦嚴。記者睹此情況，甚為驚訝，及過租界，見柵欄門已封鎖，門外軍警密布，斷絕交通，心知系與租界發生交涉。在旅館安頓行李後，特出外訪詢，得悉在一小時前，有一工人，為外人用手槍擊傷，工人群起救護，遂與外兵衝突，外艦從旁發炮示威，共發二響，因未實彈，尚未演成若何慘劇。駐潯軍警，聞風一齊出隊彈壓，商民亦大動公憤，相與罷市，以謀應付。九江軍政當局，除向外領提出抗議外，並電南昌國民軍總司令部，嚴重交涉。（一月六日） 七日九江續信云：九江工人，被外兵擊傷，茲經確實調查受傷工人，為伍宜山，已送醫院醫治，因當時情形混亂究竟此外有無死傷，尚無從明晰。 又十一日上海《商報》載國聞社漢口通信云：查一三案之受傷者之姓名籍貫傷情如下：李大生，鄂城人，年三十二歲，現充吉田洋行打包工，腹傷甚重，因腸出，已經天主堂剖診；明宿庭，住濟生堂後，腸出，入醫院，苦力；祝香山，孝感人，住三新街，頭傷；張義貴，黃岡人，住三新街，頭傷；方漢三，黃陂人，年十歲，頭傷。 此次漢口九江事變中，被英國兵殺傷的中國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明明白白的有：海員某、李大生、方漢山（即方漢三）、張義貴、明宿生（即明宿庭）、祝香山、不知姓名一人、伍宜山等八人，而英人被殺傷的是誰？究竟是誰殺了誰？究竟是誰人的生命受了危險？中國人因殺了兩個外國教師而失去膠州灣、青島，現在英國人因殺傷了八個中國市民而退還本應該退還的漢口、九江英租界，絲毫不足為奇。若是中國人在漢口、九江殺傷了八個英國人，試問英國是怎樣的態度？或者英國人要說：你們中國人是賤種，殺傷幾個不算什麼。這正是我們中國人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 我們再看英國在此次事變前後對中國的態度是怎樣。在事變前，駐北京英代辦的提案，表面上似乎是採取和緩政策，其實是一面以二五附加稅根本拒絕中國收回海關，一面以二五附加稅的百分之八十供給張、孫兩軍閥對南戰爭。我們復不能忘記在一三慘殺案一周前的「團風事件」，即是英國亞細亞商輪「福光號」在團風地方故意撞沉華輪「神電號」，淹死四百多人；此案交涉尚無結果，又故意在武漢市民慶祝國民政府遷移的盛典中，施行屠殺，這就是英國承認國民政府之表示。 「一三」慘案以後英國的態度是：（一）運動法、美、日本各帝國主義者一致對待中國；（二）大調軍艦到漢口示威（見前文摘錄《大陸報》所載消息）；（三）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布告，禁止一切含有政治性質之集會遊行講演。 帝國主義者一向把租界當做他們的領土，是不輕易放棄的，他們在租界內剝奪中國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戕害中國人的生命，一向任意行之；租界一天不收回，駐華海陸軍一天不撤退，中國人被屠殺的事是不能免的。 上海五卅慘案，不是上海人一部分的事；廣州沙基慘殺案，不是廣東人一部分的事；萬縣慘案，不是四川人一部分的事，現在的漢口、九江慘殺案，也不是漢口人九江人一部分的事；從前年「五卅」到今年「一三」，都是英國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全民族的暴行與侮辱，全中國人都應該起來對英反抗，實行對英經濟絕交，男女老幼一律不為英人服役做工，非到收回英租界，永遠撤退英國駐華海陸軍，收回海關不止！ 列寧逝世三周年紀念中之 中國革命運動 今天（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是列寧逝世之第三周年，在這第三周年紀念中，令我們回想到「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這句話。這句話是列寧所作一篇短文的題目，在現在中國革命運動的高潮中看起來，非常有意義；列寧自己也曾說：「在這題目的幾個字里卻含有苦的真理」。 列寧在這篇短文里說：「在文明的先進的歐洲，有極發展的技術，有極豐富的各方面的文化及憲法；現在卻到了一種歷史的時期，使資產階級因懼怕那漸漸增長和鞏固的無產階級，不得不擁護一切落後的死了的中世紀遺物，停滯不前進的資產階級與一切停滯不前進的勢力聯合起來，以保存那動搖不定的僱傭奴隸制度。在先進的歐洲，是擁護一切落後的東西的資產階級在那裡橫行。……也許還可以舉一個比較顯著的例來證明歐洲資產階級之腐敗，如為了財政的分割及資本家利益的關係，歐洲資產階級居然擁護亞洲的黑暗勢力。亞洲各處現在都發生了德謨克拉西運動，並且日見擴大，日見鞏固，那裡的資產階級還與人民攜手去反抗黑暗勢力。」 列寧的意思是說歐洲本來是先進的，歐洲的資產階級在以前反抗封建貴族做德謨克拉西運動的時候也是革命的，可是現在他們因為對內要壓迫無產階級之興起，對外要剝削殖民地，便不惜聯合國內外封建的黑暗勢力而反革命，而落後了；亞洲本來是落後的，可是現在他們居然能夠起來做德謨克拉西運動，而反抗封建的黑暗勢力，而革命，而先進了。 列寧這篇短文，做在去今十四年，即一九一三年五月，正是民國二年三月宋教仁被刺，四月二千五百萬鎊英金大借款成立之後，列寧此文中所稱「歐洲資產階級居然擁護亞洲的黑暗勢力」，正是指英、俄、德、法、日五個帝國主義的銀行團借款給袁世凱壓迫國民黨這件事。 列寧若到現在還活著，眼見法西斯的組織遍於歐洲各國，而且在好幾個國家取得了政權，眼見歐洲各國的人在中國收買或暗示一切反動分子做反赤運動，眼見歐洲各國政府尤其是英國力助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黑暗勢力向國民政府國民軍進攻，眼見英國兵在上海、在廣州、在萬縣、在漢口、在九江繼續不斷的屠殺中國市民；同時也眼見中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及革命的軍隊均百折不回的向黑暗勢力反抗，全國中德謨克拉西運動的高潮，比之十四年前，更是擴大而鞏固，列寧不但更要自信「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這句話是對的，而且要喊出「黑暗的歐洲與革命的中國」了。 「革命的中國！」「革命的中國！」列寧若到現在還活著，必然這樣歡呼。可是這裡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即是：在革命的中國，是否也會走到一種歷史的時期，使革命勢力中一班有落後的歐洲資產階級意識者，一方面因懼怕工農階級及其政黨的勢力漸漸增長，一方面為帝國主義和國內黑暗勢力投機分子和平空氣所誘惑，遂至回頭和國內外黑暗、反動、右傾、一切不前進的勢力聯合起來，向前進的工農群眾進攻，在赤的營壘內響應外面的反赤運動，以回復到不革命的中國，甚至造成反革命的中國？ 這一問題，我們現在還很難回答，因為兩方面都有可能。中國革命運動的前途，已經顯現出兩個不同的趨勢：（一）武力與工農群眾及革命化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結合，打倒國內外一切黑暗反動勢力，建立革命的民眾政權（當然說不上什麼無產階級專政或工農政府），力圖國民經濟生活之發展；（二）武力與反革命的大商、買辦、官僚、地主、土豪劣紳及懦弱妥協的資產階級結合，和國內外一切黑暗反動勢力調和，在政治上建立壓迫工農群眾法西斯式的軍事獨裁政權，在經濟上輸入道威斯式的資本主義。第一個趨勢將以完成革命的中國，第二個趨勢將以造成反革命的中國。依照國民政府的現狀及國民黨的黨綱政綱前進，則可實現前者；國民政府及國民黨若把右派的勢力與友誼看得比黨綱政綱及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還寶重，若把工農勢力看得比右派勢力更可慮，若不能斷然制止國民黨同志俱樂部、西山會議、上海大會一貫到底的右派思想與政策在黨內日漸得勢，這些黨內的右派勢力，會和黨外的一切黑暗反動派離散削弱南方革命勢力聯結起來，危害革命之前進，而實現後者。 馮自由、馬素、彭養光等所領導的國民黨同志俱樂部，自始即反對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這三個革命政策，安福政府稱他們為穩健派，打算牢籠他們以消滅國民黨的革命運動，幸而當時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很一致的堅決的和這班右派決裂，才保存了國民黨的政治生命，雖然中山先生逝世了。從西山會議到上海大會，這些右派在組織上雖然不和同志俱樂部是一事，在思想上卻接受了他們的反俄、反共、反工農運動三個政策。左派領袖們對於西山會議、上海大會的右派行動雖然不贊成，雖然說他們是反革命的，至少也說他們是不革命的，雖然尤其反對他們單另組織是叛黨；然而一部分人卻已漸漸接受了西山會議、上海大會的思想和政策：以為不聯俄也可以革命；以為反共反赤不是反國民黨；以為西山會議分子究竟比共派還是真國民黨，究竟是一家人，寧可聯合他們以反共；限制工農運動的呼聲也漸漸到處都聽見；因此我們可以說同志俱樂部、西山會議、上海大會這些右派分子在組織的運動上雖然失敗了，在思想和政策的運動上卻是勝利了。國民黨左派或者還未曾感覺著這樣，而國內外一切黑暗反動勢力卻已經感覺著了：帝國主義者說：「如果國民黨穩健派得勢，於我們並無什麼危險。」奉系軍閥和安福系都說：「國民黨倘能排除赤的分子，孫文主義可以容納。」又說：「與俄斷絕關係，鮑羅庭以下均須放逐，蔣介石倘能接受此警告，當與其妥協提攜，商討對內對外政策。」又說：「對黨軍只反對俄化，此外可商。」上海的買辦階級說：「國民黨雖討厭，然可作為反對共產黨之用。」國民黨領袖們將如何選擇？接受國內外黑暗反動派離散削弱南方革命勢力的提議呢，還是繼續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 我想每個忠實的國民黨黨員，都不忍忘記了中山先生臨終之言：「我死之後，我們政治的敵人定要設法軟化你們，你們如今不受軟化還要繼續革命，他們一定要殺害你們。」當時段祺瑞對電通社記者說：「予與孫先生所統率之國民黨，自應努力相為連絡，國民黨果以真正之直道而行，予無不願提攜從事，但如向共產各說之邪道而趨，則本人宿所反對也。」姚震也對東方社記者說：「孫氏既死，彼國民黨者，鑒於由來之經過，即終不免於分裂，然國民黨中之穩健派，此時有與吾人握手提攜之充分可能矣。」當時日本的報紙也說：「以段氏為中心之和平統一，成功與否，胥視其能否與占多數於國民黨之穩健派相提攜為斷。」現在，國民黨很危險的試驗時期又到了！所謂穩健派（自有中山先生革命運動以來，穩健派這個佳名，即是反對革命者之稱），即是反俄、反共、反工農運動之右傾分子，是否占多數於國民黨，是否不受敵人軟化而與之握手提攜？這不獨是國民黨的政治生命所關，並且中國革命前途是否會因此中遭頓挫！ 或者有人說，我們雖然反俄、反共、反工農運動，我們仍然要革命：我們反俄，同時也反對帝國主義；我們反共，同時也反對黑暗反動勢力；我們反工農運動，同時也反對官僚、買辦、地主、土豪、劣紳及萬惡的資本家。這本是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者的老調，我們聽慣了這一片欺人的鬼話，誰也不能相信。即令他們不是欺人的話而真是這樣想，也是一個大笑話，試問有沒有不分敵軍友軍一概用機關槍掃射這樣滑稽的革命戰術？並且在事實上，反俄即是幫助了帝國主義；反共即是幫助了黑暗反動勢力；反工農運動即是幫助了官僚、買辦、資本家、地主、土豪、劣紳。 中國社會，現在只有兩種對抗的大勢力：一方面是革命的工農群眾及革命化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一方面是反革命的軍閥、官僚、買辦、地主、土豪、劣紳。資產階級乃介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動搖不定，並且他們的力量和政治覺悟都還太弱，只能拉他們傾向革命，不能算在革命的勢力之內（即最發展的上海資產階級，一遇孫傳芳的壓迫，馬上通告各界，聲明「其向抱宗旨，除關於商業切身利害外，其他各個言論概不預聞」，並且大登其「不與聞政治」的廣告。有人詢問蔣夢麟先生：什麼是中國革命的力量？中國的資產階級為什麼不挺身參加革命爭取政權？夢麟先生說：「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還太弱，任何勢力能夠統一中國不妨害他們的發展，他們都贊成；他們自己的政治理想還是君主立憲。」夢麟先生這幾句話，描寫中國的資產階級非常深刻）。在這樣狀況之下，國民黨右派若反對工農運動，其結果勢必走到官僚、買辦、地主、劣紳那邊去；若當真對兩邊一齊反對，他自己便懸在空中，有何出路？ 負有中國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是中山先生所留給中國一個至可寶貴的遺產。中山先生臨終致蘇俄遺書說：「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我們希望每個國民黨同志，都要謹守中山先生的遺訓，繼續中山先生未竟之業，造成革命的中國，先進的中國；切勿效落後的歐洲資產階級，擁護一切落後的死了的中世紀遺物，結合一切黑暗反動勢力，使中國仍舊是不革命的中國，落後的中國！ 在今天列寧逝世第三周年紀念中，自然令我們聯想到中山先生逝世第二周年也快到了；也自然令我們回想到列寧和中山先生對於中國革命之遺言。 英國帝國主義最近對中國進攻政策 自前年「五卅」事變以來，英國帝國主義者，他們自己屢屢單獨的屠殺中國人，越屠殺越引起中國人的民族運動，他們便感覺著自己單獨的屠殺中國人還不夠，並且不便，於是極力鼓吹各國一致對華政策。不過屢次事變都是英國帝國主義者單獨屠殺中國人這些太明白的事實，不能夠引起各帝國主義對中國一致的憤怒。並且各帝國主義者不願意專為英國效勞而引起中國民族感情對他們自己的損失，於是英國帝國主義者在國際上陷於孤立地位。到了萬縣屠殺事起，英海軍的舉動過於橫暴了，帝國主義的英國內部在野黨也覺得有點難為情，並且想利用這個機會攻倒敵黨內閣，於是陷於孤立地位的英國帝國主義內最反動的保守黨內閣，復陷於孤立地位。「一三」漢口屠殺事件發生，孤立的保守黨內閣異常恐慌，乃採取很巧妙的策略：一面退讓，使國民政府為他們暫時看守租界；一面到處大聲呼號英國人的生命財產危險，在華各國人的生命財產危險，想藉此造成第二次庚子（一九○○年）聯軍對華的局面，以挽救其孤立地位。 可是，帝國主義的英國反動的保守黨政府，這種巧妙的政策，並未十分成功。因為被屠殺的只是中國人而不是英國人或其他國的人，殺人的仍舊是單獨的英國，中國人的憤怒也仍舊集中在對英，美、法、日本雖然共同遣派海軍防衛各帝國主義在華的最後根據地——上海，而一般舉動尚是慎重觀望的態度，只是各國自保其在華權利，而不肯為英國特別效勞。尤其是日本，為了二五附加稅問題，且和英國公然反目。 英國帝國主義者所極力鼓吹的各國一致對華政策仍然未能十分成功，其最近政策乃是：一面用硬的方法，大派海陸軍來中國示威，又以二五附加稅助張作霖、孫傳芳向南進攻；一面用軟的方法，誘惑國民黨中的穩健派向他軟化，以阻撓急進派的革命運動。 路透社十八日北京電很高興的說：「奉隊兵眾械利……奉軍自稱，如實行進攻，一月內可復漢口。」 上海《新聞報》十九日倫敦電：「英政府派遣海陸戰兵一千名，乘艦名徐倫特，於一星期內開往中國。」 路透社十八日倫敦電：「英公司船基芳斯號與基杜南號兩艘，泊於桑浦頓已有數月，現從事布置，以便早日運兵往中國，聞基杜南號定於本月二十六日開行，基芳斯號二十九日出發。」 路透社十八日瑪爾太電：「第一巡洋艦隊，除無畏號外，將由波益爾少將統帶駛往上海。」 路透社十八日倫敦電：「英國查桑濮萊茅及朴資茅之水兵一千人，已奉訓令準備開往遠東，大約一星期內可出發。十九日由瑪爾太出發赴華之巡視，為佛羅比攝號、德里號、丹尼號、龍號四艘，其任務亦在保護英人在長江之權利。」 路透社十九日瑪爾太電：「第一巡洋艦隊，除無畏號外，今晨開往上海，港內英艦均向歡送，艦中兵士歡呼不已。」 路透社二十日瑪爾太電：「醫院船梅恩號，二十日左右偕炮船阿菲斯號、萊台葆特號赴華，將由驅逐艦華特勤號、華爾夫林號護送。」 路透社二十日倫敦電：「英船梅根狄克號現泊於利物浦，從事布置，以便改作裝運水兵前往中國之運兵船。」 以上是英帝國主義者硬的進攻。 上海《字林報》說：「國民黨內有溫和派與極端派，是公開的事。極端派甚憾溫和派掌握政府大權。……國民黨中究將何派占勝利，關係於外人對於國民政府之態度，實在不小。」 英國某報說：「英人在漢口採行溫和政策，此事固喪失可發生恨畏之威嚴，但也在國民黨穩健分子中增進英人之聲望。」 倫敦《每日電聞報》說：「顯明之真相，為南政府已放出非其力量所能制之魔鬼，但可欣幸者，英政府現似已看透此中事矣。」 《晨郵報》說：「國民黨受莫斯科之操縱……英國在列強中最無侵略中國土地之野心，俄國現驅粵人反抗英國，實欲置中國於其勢力管轄之下。」 倫敦《泰晤士報》說：「英政府在漢口所取極和婉之態度，當可使粵政府表示其是否果真代表中國人士之思想，抑或別有他種勢力為主動。」又說：「目下仍切望中國國家主義之代表能善用其智慧，乘機表示其政才，其選擇全在彼等之手。」 路透社二十日漢口電說：「消息靈通各界既信陳友仁亦知排外風潮所釀成之局面，殊形危險，但無力與急進國民黨為抗。陳雖屢圖以外交手腕修正條約，而若輩則欲用激烈手段。」 以上是英帝國主義者軟的進攻。 我們怎樣抵禦他的進攻呢？一直到今天，我們還並未打算現在即與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武裝衝突，更不主張加害於任何外國的或個人私人機關（商店、工廠、教堂、醫院、學校等），我們所反抗的，只帝國主義對於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制度及行為與其陸海軍警察對於我們民眾或個人之暴行。但今後無論何時，無論是何國陸海軍或英國新派來之水兵，如果以槍炮屠殺吾人，代表人民利益的國民政府軍隊固不容袖手旁觀，即徒手的民眾亦不辭與之血肉相搏，以力爭吾人之生存與自由。至於帝國主義的工具張作霖、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等勢力，乃是國民革命初步所必須解決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就是完全解除張作霖、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的武裝，也就是解決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僱傭的間接武裝。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者軟的進攻，比硬的進攻更加厲害。可是國民黨中最穩健最溫和的分子如馮自由、馬素、馬君武等，早已被排除在國民黨之外，已成為安國政府中的人物，現時國民黨中即有比較穩健溫和的分子，亦不出賣祖國於帝國主義者，至少亦不忍受中山先生素所憤恨的英國帝國主義者之軟化，即令有少數分子如此，亦必不為黨員群眾所姑容。軟化國民黨中穩健溫和分子之企圖，香港政府對廣東曾屢試屢敗，我們希望國民黨的領袖們和國民黨黨員群眾，現時仍須十分警戒，庶幾使英國帝國主義者最近軟的進攻仍歸失敗！ 誰踐踏了誰？ ——斥麥克唐納爾 自漢口「一三」屠殺以來，英國帝國主義者反而大做其中國人加害於英人及各國人的生命財產之宣傳，怎奈是英國水兵殺傷中國人的事實太明顯了，美、法、日本各帝國主義的政府雖然取了共同防衛的態度，尚未完全接受英國的提議，像一九○○年一樣對中國共同宣戰；至於他們的輿論：美國的波拉，英國的孟卻斯特派，都仍舊相當的表同情於中國的民族運動，英國的自由黨，亦尚未積極的做反中國的宣傳，惟有工人階級的叛徒改良主義的第二國際首領英國工黨領袖麥克唐納爾，竟露出他的真面目，和保守黨取了一致的態度。據路透社十五日倫敦電，工黨機關報《前進報》載前相麥克唐納爾論漢口案一文，略謂： 此次外交家與水兵均能自制，得免僨事，令人極深欽佩。夫租界為前中國政府許吾人管理，我民託庇於條約所予之安全，喬寓其地，當局若悄然退出，實無理可原。吾人當結一約，談判之際，宜取保安之尋常戒備。余意往事應加清理，蓋時代已不同也。惟清理若聽暴眾為之，既無益於中國，亦無益於吾人；果爾，則衝突必難倖免，而吾人不能任咎。國民政府任令群眾聚集漢口英租界之邊界，難辭厥責、顯而易見。余固主張租界應歸中政府管理，惟群眾激昂，是否即為此故？如為此故，曷為法、日租界皆安然無事？況英人退出租界後，界內牆上所貼之標語，非表示中國國民主義，直為仇英而已。吾人其被許和平清理乎？抑此踐踏獨施於吾人？余用和平二字，竊余望廣州外交總長能善用之也云云。 世界的大工賊麥克唐納爾，他居然對屠殺中國市民的英國水兵表示極深欽佩！他居然擁護帝國主義者依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管理租界！他居然咀〔詛〕咒中國為民族自由而奮鬥的民眾為暴眾！他居然斥責國民政府任令中國民眾在中國地方集會之自由！他以為群眾激昂只是仇英，而不是為了租界問題，不然何以日、法租界都安然無事；他裝著好像不知道「一三」事件殺傷中國人的只有英國水兵而沒有日、法等國人這個事實！他和全英國資產階級的論調一樣，以為租界可歸中政府管理，但須用和平方法，這完全是欺騙手段。民國以來的外交那一時那一事不和平，而帝國主義的態度是怎樣？在巴黎和會，在華盛頓會議，在國際聯盟，北京政府代表那一次不是和平的提議與哀求，中國得到了什麼？五卅運動前，各帝國主義者，對於他們自己在華盛頓會議中關於中國關稅問題之（二）（三）兩條決定（即是：「於華盛頓會議閉幕後四個月以內，在上海組織改訂委員會，決定實行照現行進口稅率實行值百抽五，徵收附稅百分之二點五及奢侈品百分之五。」），忘記了沒有？五卅後在北京召集的關稅會議，是十分和平的，有了絲毫結果沒有？前年在上海在廣州屠殺中國人的兇手是英國人，去年在萬縣屠殺中國人的兇手也是英國人，此次「一三」漢口事變以來，也並沒有一個英國人被殺傷，而中國人被英國水兵殺傷的，前幾天我們知道有：海員某、李大生、方漢山（即方漢三）、張義貴、明宿生（明宿廷）、祝香山、不知姓名者一人、伍宣山等八人；現在我們又知道還有：夏興發、韓奇生、蕭中有、李海山、葉澤昆、許士希、朱太平等七人；並且十一日晚，又有英艦兩隻，開足馬力，並駕上駛，在武穴浪沉貨船數百隻，溺斃商民無算。這樣看來，到底是誰踐踏了誰？ 大工賊麥克唐納爾，一面口頭上說他也主張租界應歸中政府管理，可是要和平清理，即是主張被壓迫的民族不應該對壓迫者起反抗；一面卻堅決的擁護帝國主義者的條約租界等權利，為擁護這些權利，他卻很不和平的主張衝突；這分明是欺騙政策！ 這班工人階級的叛徒改良主義的第二國際首領，在歐洲一向是幫助資產階級欺騙工人；現在他們又用同樣的欺騙政策，幫助資本帝國主義者欺騙東方被壓迫的民族。改良主義者在歐洲對工人說：你們不要革命，只有用和平方法和資產階級協作，可以達到你們生活改良之目的；其結果，和緩了工人的革命運動，鞏固了資產階級的統治權，被欺騙的工人階級所得到的，不是生活改良，而只是加時減資饑寒與失業。同時，改良主義者對東方被壓迫的民族也是說：你們不要革命，只有用和平方法，和統治者協作，他們可以幫助你們得到知識、幸福與自由；其結果，和緩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運動，鞏固了資本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權，被欺騙的東方民族所得到的，不是知識、幸福與自由，而只是無產、窮困、侮辱與屠殺。 這班巧於欺騙的改良主義者，常常巧於利用各種不同的口號與理論，以達他們唯一目的——擁護反革命與反對革命。當歐戰及其他資產階級政府爭奪殖民地時，改良主義者便幫著資產階級大喊其「保衛祖國」、「為民族利益而戰」等口號，把國際主義拋在九霄雲外；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發生時，例如五卅運動時，中國人要求各國人士援助，德國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卻回答說：「我們是國際主義者，不能贊助你們的民族運動。」 欺騙工人階級的麥克唐納爾，他就是這班改良主義的第二國際領袖之一，用和平這一口號欺騙工人階級和欺騙東方民族，這本是他們出力報效資產階級同一作用之二方面。當一九二四年麥克唐納爾及其黨徒掌握英國政權之時，他們的殖民大臣湯姆斯（亦第二國際派首領之一）曾向各殖民地代表演說：「請各銷除階級戰爭，勿發階級議論。」同時，他們拒絕埃及和印度民族解放的要求，他們任令香港政府公然幫助商團背叛廣州政府，任令英公使公然訓令英領事致哀的美敦書於廣州政府，聲稱如果政府攻擊商團時，英軍艦就要炮擊廣州；他們對待工人階級和東方民族的政策，和資產階級最反動的保守黨內閣沒有兩樣。 現在，麥克唐納爾對於漢口「一三」屠殺事件的態度，仍舊和保守黨沒有兩樣，這本是改良主義的第二國際領袖之本色。因此，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黨人，都應該懂得反對階級爭鬥、主張階級調和的改良主義是什麼東西了；應該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階級爭鬥與民族爭鬥、社會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有密切關係了；應該懂得民族革命的好友是革命的第三國際而不是改良主義的第二國際了！ 革命與民眾 鄧演達君說：「此時只是軍事的勝利，尚未達到政治的勝利。」孫科君說：「從前的軍隊不能夠與民眾結合，不能夠為民眾的武力，所以會失敗。……革命的勢力就是民眾，尤其是在中國的情形看來，須要使農工及其他各界的民眾完全了解革命的意義，然後國民革命才有成功之望。」這些真是革命領袖的說話！ 怎樣才是政治的勝利？必須民眾了解革命是於他們有利的，革命的勝利就是他們的勝利，起而擁護此勝利，幫助革命黨革命軍推翻一切反革命的勢力，擁護此革命政權，這才是革命黨之政治的勝利；並不是單靠軍事的勝利，趕走敵人，占住政治機關，革命黨做了官，便算政治的勝利。 怎樣才能夠使民眾了解革命是於他們有利的呢？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決不是什麼空口宣傳主義可以收效的。民眾所認識的是事實，所感覺的是切身問題，離開他們的切身問題，離開事實的主義，不會真能使他們相信；反之不兌現支票式的宣傳，會使他們發生反感。只有由革命而給他們以切身的利益，他們才真能了解革命於他們有利益，他們才真能自動的為擁護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擁護革命，不是為革命而擁護革命，更不是為革命黨而擁護革命。 革命黨是革命的民眾之最急進的先鋒，有時自不得不指導民眾，革命的民眾也自然有受革命黨指導的必要，也自然有為革命而犧牲自身利益的必要；可是如若我們革命黨侈然自大的向民眾說：爾等民眾須受本黨的指揮，由本黨管理，爾等民眾須為我們的革命犧牲你們的利益，則民眾將不明白我們想幹什麼。拿這樣的態度對待民眾，如何能夠得到民眾！ 至於有一班人，終日坐在書齋里，永遠不肯屈尊到民眾中去而與民眾為伍，不懂得民眾的疾苦是些什麼，反而大喊「工會是流氓」、「農會裡有土匪」、「我們黨人是坐轎的農民是抬轎的」這類怪話。這樣的大人先生們如果想得到民眾，更是等於想坐火車到日本去。 就是能夠屈尊接近民眾的人們，若是用得著時便極力拉攏民眾，用不著時便說一聲再會；或者是以為對民眾的態度在朝時應和在野的不同；這種人雖然能欺騙民眾於一時，到了他們的真面目顯露於民眾之前，自然要失去民眾，並且永遠失去民眾，因為民眾只能夠被欺騙一次。 真正的革命主義者，對於實際所許可的固然不肯輕讓一步，同時對於實際所不許可的也不願意亂進一步，民眾若有時超過實際可能的幻想，領導民眾的革命黨便應該努力向民眾解釋，領導他們從幻想的迷途與危險陣地到能夠實際爭鬥的戰場，民眾所需要的是這樣知己知彼、知進知退、能爭善戰的先鋒，而不是跟著民眾後面亂跑的尾巴主義者。因此，凡是一個真正的革命黨，不分在野在朝，對民眾應該取這樣真誠的態度，並不是在野時便可以故意向左一點，任意發出些不負責任的支票以取悅民眾；一旦在朝便向右轉，另擺出一副面孔，以前發出的支票一概不兌現或者大打其折扣。所以革命黨應該始終以民眾的真實利益為前提，萬分不應該以自己在朝在野為前提，致前後易其態度，或者是一個黨分在朝在野兩樣態度，一個黨前後兩樣態度或同時兩樣態度，無非都是欺騙民眾，欺騙民眾者終於不能得到民眾。 古代帝王欲得民心尚須行點什麼仁政，況在現今民主主義時代，想得到民眾，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須屈尊到民眾中去（不可坐在書齋里罵工會是流氓、罵農民是土匪）；第二須與民眾為伍利害與共（不可疑懼民眾運動的高潮會危害他的政權）；第三須始終一致為民眾利益奮鬥（不可取在朝在野不同的態度）。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自然不得不需要現成的武力；可是現成的武力若不與民眾結合，不得到民眾的擁護，也不能夠成功一種革命的武力，並且這種離開民眾的武力，很容易走到反革命，不會成就革命，即或勉強一時獲得軍事的勝利，也終於不能保此勝利。所以，「武力與民眾結合」真是中山先生留給我們不可磨滅的革命鐵律！ 許多事實告訴我們：國民軍的軍隊實力強過北伐軍，然而前者因為是單獨的軍事行動在北方失敗了，後者因有南方廣大的民眾運動為聲援，帝國主義者至今不敢輕於直接壓迫。一九一一年（辛亥年）中國的十月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在軍事上都算是革命成功，然而俄國的革命給了工人農民的政權，給了工人農民的土地與自由，因此得了工農廣大的民眾之擁護與援助，克服了一切反革命的勢力，不但得了軍事的勝利，而且達到了政治的勝利，因此才能夠保住了革命的勝利以至於今。反之中國的辛亥革命，固然未曾想到工人農民這群下等人在革命中會有什麼作用，即當時全國上等紳商所奔走呼號的權利收回（鐵路、礦山等），革命黨人亦以苟安在「不侵犯外人權利以免多自樹敵」的理論之下忽視了，中山先生提了一提「平均地權」，右派黨人便群起堵住他的嘴，說他發瘋了；因此，以袁世凱為中心的一切反革命勢力，看清了孤軍獨戰的革命黨沒有一點民眾的後援，他們才敢於乘虛進攻，一面拿金錢官位軟化了一批又一批革命黨中所謂穩健分子所謂溫和派，一面以「和平」、「統一」等口號束縛了革命黨一切活動，以「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口號根本取消革命黨的組織，其結果革命軍隊和國民黨一概被袁世凱解散了，辛亥革命的軍事勝利成了南柯一夢！ 現在革命軍和民眾的關係是怎樣？北伐軍確是遵守中山先生「武力與民眾結合」的教訓而獲得勝利了。可是革命勝利以後，尤其是九江、南昌的軍事勝利以後，革命軍和民眾的關係漸漸有了一點危險傾向。 我們還未曾聽到革命政府有正式壓迫民眾的舉動，除了廣東；我們並且知道革命政府現在還做了些幫助民眾運動的事，尤其是在湖南、湖北。可是同時，反工農運動之聲，到處都可以聽到，尤其是在一些軍事當局中和財政當局中。在右派分子中更不用說，因為反工農運動本是他們的三大政綱之一。工農本是最受壓迫的民眾，現在雖然稍稍動了一動，並未曾翻過身來，更說不上抬起頭來，便有人大喊「工農運動太過火了」。並且有人以為現在的工人、農民是強者，資本家、地主是弱者；又說什麼工農是壓迫階級，資本家、地主是被壓迫階級。這好像外國人可以任意屠殺中國人，中國人動了外國人一根毫毛，便有人大喊野蠻；又好像滿洲皇帝屠殺過無數漢人和革命黨，革命黨人殺幾個滿洲人或者是取消幾條優待清室條件，便有人大喊暴民專制；都同樣是世上不平的事！ 有人說：工人這樣罷工，我們的兵士也要學步了，我們也要代兵士說話了；有人說：工農運動開罪於資本家、地主，我們的財政因此陷於困難；更有人說：工人這樣罷工，民眾這樣做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使我們外交陷於困難。這都是反革命的傾向！ 在廣東，民團、劣紳和縣長、駐防軍勾結起來摧殘農會屠殺農民的事，近來更加厲害（參看一八三期本報廣州通信）；在解決工商糾紛條例中，居然有了「仲裁委員會之判決絕對有效由政府強制執行」的規定，實質上即是絕對禁止罷工；甚至於農工商學聯合會也陰受阻礙，連漢案對英示威大會也被明令制止了！ 在湖北，「革命軍可敬，革命黨可殺」、「工人運動太放任了，非管理不可」這類怪話都放出來了！ 同時，在帝國主義和奉天軍閥方面，「可與國民黨中的穩健分子溫和派合作」的空氣，也放出來了！ 情形頗和辛亥革命勝利後相似，這是何等的危險傾向！ 欲援救此斷送革命之右傾的危險，欲保持革命的勝利，欲革命運動向前發展，只有繼續遵守中山先生所留下的革命鐵律：「武力與民眾結合。」 穩健之孫文主義！ 電通社廿七日東京電：「中國南北妥協之機運，漸呈濃厚之狀，雙方常有代表往來，結局或將以穩健之孫文主義，實現大同團結。」帝國主義及奉天軍閥，又要抄襲段祺瑞軟化國民黨穩健派的老調了！孫文主義是不是穩健的呢？大叫「真正孫文主義信徒團結起來！」的人們，現在必須在行動上答覆這個問題！ 「二七」紀念日敬告鐵路工友 「二七」運動，是中國工人階級開始和軍閥血戰之第一幕。四年前的今日，中國鐵路工人的赤血灑遍了沿京漢路二千餘里；血戰四年後的今日，在我們的戰士我們的領袖施洋、林祥謙等流血地——漢口，才有了公開的盛大的紀念會。這些艱難困苦在我們工人階級血戰史上，都有重大意義，我們不可忽視了！ 京漢工友同志們！我們今年的「二七」紀念會，固然是快慰的紀念，更應該是苦痛的紀念。不但紀念過去的苦痛，並且要紀念現在的苦痛。四年前的今日，沿京漢路的工友，都在流血、被捕、失業、恐怖的慘敗中，並且這種慘敗的空氣籠罩了全國各路的工友們，這種慘敗苦痛的歷史，使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三年前的今日，正是慘殺工人的罪魁曹錕、吳佩孚得意之時，鐵路工人更為他們所疾視，更受著嚴重的壓迫。二年前的今日，雖當國民軍勝利之後，在鄭州召集了全國鐵路總工會代表大會，而施林等先烈流血地——漢口，當時尚在吳、蕭統治之下，京漢全路工會尚不能有統一的組織。去年今日，正當奉、直聯合向國民軍進攻之時，亦是吳佩孚勢力復興之時，同時也是各路工人起來再和奉、直軍閥決鬥之時，奉、直軍戰勝國民軍，各路工人又回復到嚴重的壓迫之下，京漢工人被吳佩孚第二次屠殺。今年今日，又是怎樣呢？京漢南段、粵漢北段的工友固然得著一點自由，尤其是施、林等先烈流血地——漢口，已趕走吳佩孚，工會已得著組織及集會的自由，已能夠開大會紀念四年前我們的死者，固然是我們很快慰的事。可是除此以外，吳佩孚仍舊在鄭州屠殺工友，其餘各路都全部歸到奉張、魯張、蘇孫這些軍閥嚴重壓迫之下，工友們處在以前所未有的普遍的嚴重壓迫中，又加以交通系種種陰謀破壞，連秘密的工會都不易存在了。可以說鐵路工友們現在的苦痛，比過去的苦痛更加沉重了！ 鐵路工友們！你們占住了全國最重要的交通機關，各派軍閥軍事運輸的生命操在你們的手中，你們在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中有無上威力；可是，軍閥們也正因此對於你們的壓迫，一刻也不能放鬆。你們對於軍閥的戰鬥，是最有價值的戰鬥，而也是最艱苦的戰鬥。 你們的戰鬥機關——工會，是不能希望在軍閥統治之下可以公開存在的。各種形式的秘密組織，目前非常必要；因為若無任何組織，便無法集中你們的戰鬥力，便只有任軍閥踐踏，你們能忍受嗎？ 最能夠破壞你們秘密組織的，還不是軍閥，而是交通系的局長員司。沒有局長員司的告密與畫策，軍閥還不能夠知道工人的內容；沒有局長員司的勾引與護庇，工賊也不敢公然橫行；因此，交通系的局長員司始終是你們最切近的死敵！ 反革命的交通系局長員司，他們不但在反動勢力之下幫助軍閥壓迫你們；並且在革命勢力之下，即如在國民軍、國民政府之下他們也可以利用各種機會，想出各種陰謀，挑撥工人與政府間的感情衝突，無論是工人打擊了政府，或是政府打擊了工人，都是他們得意的事。 鐵路工友們！你們對於最切近的死敵——交通系的局長員司，必須和對軍閥同樣的戰鬥，因為他們是軍閥們最有力而且是最陰險狠毒的幫手。在國民政府、國民軍統治之下，你們更須要求參加鐵路管理權，不但要肅清交通系，並且要肅清敗壞路政的一切貪官污吏，這是我們鐵路工人應有的權利與義務。 全國各路的工友同志們！此時你們最切要的口號是：（一）發起秘密組織；（二）破壞軍閥的戰鬥力；（三）肅清交通系。 赤的運動與中國外交 「民眾革命潮高漲起來，便用口惠而實不至的政策來和緩一下；民眾運動一低落，口惠馬上變成假支票。」這本是一切帝國主義者對付殖民地半殖民地慣用的政策。 歐戰後，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者發了一些不平之聲，華盛頓會議遂在關稅、法權上給了中國一點小小的口惠；然而華盛頓會議剛閉幕，他們便一概忘了。到了五卅運動，帝國主義者才把華盛頓會議所允許的小小口惠想起來了，才重新把這小小的口惠來和緩中國的民氣；迨民氣被奉、直軍閥鎮壓下去，所謂關稅會議，所謂法權調查，都絲毫沒有結果。現在又來了！漢口「一三」事變以來，在全中國反英運動高潮中，英國帝國主義者又提出準備交還租界、準備交還海關、準備撤廢治外法權等口惠，以和緩中國的民氣了。我們敢說現在的民氣，若仍舊為北方討赤的軍閥和南方取締過激運動（東方社五日漢口電已有此消息，二月七日上海《時事新報》亦大書特書：「黨政府嚴禁反英。」）的穩健派共同鎮壓下去，英國準備給我們的這些口惠，又必然終於是些口惠。英國人現在大叫中國國民黨中穩健派和急進派不一致；又大叫和平的合法要求我們可以商量，若用暴力則我們不能屈服，這正是暗示穩健派出來為他們鎮壓反英的民氣。只要反英的民氣有人為他們鎮壓下去，和平的合法要求他們便易於對付了。 英外長張伯倫於一月二十九日在伯敏漢演說：「英國對華方針，自去歲關會開幕以前，即以改變當時英國惟一之願望……並已準備拋棄其特權……吾人早經感覺有修約之必要，並希望中國統一政府早日成立，俾能開始修約交涉。……中國對於修約要求之原因有三端：（一）因外人領事裁判權；（二）關稅束縛；（三）租界制度。英國對於上舉三端，均願予以變更。……但上述提議，不能使其立生效力，因中國尚在內亂之中。……吾人準備援助陳友仁及任何派之政治家，以政治家妥協之態度，解決一切懸案。」 我們現在可以回答張伯倫了：我們早已知道你們英國帝國主義者，自鴉片戰爭以來，即時刻準備拋棄特權，時刻準備修約，只可惜八十年來中國始終不曾有統一政府，年長日久，使你們的惟一願望不覺忘了，只增加了好幾次任意屠殺中國人的特權，更增加了辛丑條約，直到今日中國國民運動高漲起來，才將你們心中多年準備而又忘了的惟一願望提醒了。可是此時中國尚在內亂之中，還沒有統一政府，你們多年準備的好東西，仍然是不便拿出來；你們也知道仍然不便拿出來，所以要派海陸大軍護送到中國。你們並且知道你們準備的這些好東西會號召出來許多妥協的政治家和妥協的在野名流，一有了這些妥協的政治家與在野名流，你們準備送來的好東西，又不得不從半路上在印度洋乘原船送回倫敦，只好候梁啓超所謂「片面的革命行動」高漲時再準備送來。那時候，在野名流梁啓超所預備的「我們願意用國際慣例上正當手續和雙方最友誼最諒解的精神作平和的修改」這一桌歡迎酒席，只落得貴客不賞臉而大為掃興！ 梁啓超所謂「聰明的英國人」，當然懂得這個；可是愚蠢的梁啓超，至死也不會懂得這個，他實在不願意懂得這個。 事實先生告訴我們：英國每次口中說：準備要送中國的一些好東西，都是因為中國有了「片面的革命行動」，都不是因為有了正當的手續和友誼的精神；採用正當手續和友誼精神的和平談判而停止革命行動，反而只有使帝國主義者收回去他們口中所說準備要送我們的東西，去年北京的關稅會議就是一例。 我們並不拒絕談判，可是停止革命行動或減少革命行動，而希望友誼的和平談判得點什麼，便是上了帝國主義者的圈套，其結果必一無所得！國民政府必須懂得這個！必須懂得抑制民眾革命行動而以和平面孔取悅於外人，本是北京軍閥官僚政府的外交秘訣，我們十分不忍看見真有「黨政府嚴禁反英」！ 上海《時事新報》公弼先生歷數香港罷工封鎖、黨軍控制長江流域、排英口號幾遍域內、南方聯俄、共產主義博得若干國人之同情、打倒帝國主義最鮮明之旗幟，都是英國變更外交政策之由來；這是他懂得梁啓超所不曾懂得的。 在赤的運動起來給帝國主義以重大的打擊以前，中國的外交是怎樣？北京政府以前敢涉想廢約嗎？可是現在居然能夠宣告廢止此約了。關稅會議得著了什麼？可是現在居然獨斷的徵收二五附稅了。以前他們不是視收回租界運動為過激嗎？可是現在也居然提議收回租界了。他們以前不是把安格聯當太上老祖看待嗎？可是現在也居然下令免他的職了。這不是受了赤的運動之賜是什麼？不有赤，他們焉有今日，然而他們不思報德，仍然要勾結帝國主義來討赤，他們真是「食毛踐土沒有天良」！ 什麼是赤的運動之目標，我們敢公告全中國人全世界人：以革命行動掃蕩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之政治的經濟的統治權力，沒收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經濟的侵略機關，歸諸國有；具體的說，即是：撤退各國駐華海陸軍，取消治外法權，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自主權，取消庚子賠款及不正當的外債，取消外人之鐵路、鹽務、郵政管理權，沒收外資的銀行、礦山、鐵路、航業、工廠及外人所購土地，歸中國國有。必須這樣，才算完成了民族革命。必須這樣，我們才能夠脫離外國之政治的經濟的統治與侵略。必須這樣，我們才能夠建設獨立的經濟勢力與文化。必須這樣，我們才能夠開始和一切平等相待的國家建立互利的經濟合作。 誰不否認他是中國民族一分子，誰就應該拿出十分「赤忱」，加入這個赤的運動！ 無產階級與民族運動 國家主義者說：「共產黨……以為……帝國主義之國家有其無產階級同情於被壓迫之中國人民，可以牽制其本國政府之行動……此種思想又何殊於夢囈。……英工黨領袖、前相麥克唐納爾在工黨機關報《前進報》論漢口案一文。……共產黨人讀此言論，不知能醒其迷夢否？」 毫無世界知識的中國國家主義者，他們一點也不知道現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已經到了什麼狀況，他們更不知道麥克唐納爾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中居何地位，一見麥氏反動的言論，他們便大喊其各國無產階級同情於被壓迫之中國人民是共產黨的夢囈。果然是夢囈麼？請看下列事實。 電通社五日東京電：日本之勞動農民黨發表對華聲明書，將努力於國民政府之承認。 路透社六日倫敦電：英海軍大臣白里志曼演說：工黨在事不干己之中國內戰中，擇仇英之領袖而擁護之。 路透社六日倫敦電：英國全國工黨聯合行政會發起，在愛爾白特廳開要求對華和平之大會，到者甚眾。 世界新聞社加拿大電：加拿大勞動黨主席杜慕牟亞氏於一月二十六日聲明：關於中國問題，加拿大勞動者願與脫離被英國等榨取之中國為友，排斥英國之對華出兵，英國雖有勸誘加拿大出兵之形跡，而加拿大勞動黨極力反對出兵雲。本社六日北京電：據倫敦報告，柯克（Cook,英國礦工會書記）提議成立「勿侵犯中國會」，並開會討論援助中國問題。又奧斯露消息，工人大會在該地舉行，一致通過挪威工人與中國民族獨立鬥爭休戚相關。又英國共產黨機關報《工人生活》提議工人應為反對戰爭而奮鬥，並在各城市成立「勿侵犯中國會」。 世界新聞社墨爾邦電：澳洲海員工會駐維多利亞分會已決定通告各會員，對於凡載兵或運軍火至中國之船，一律罷工，不予駕駛。 國聞社七日漢口電：英工黨復陳友仁電，極反對英艦來華。電通社七日北京電：據倫敦電告，蘇格蘭獨立工黨機關報《前進》喚起群眾反對英國在華政策。又德國共產黨在柏林發起幾次大會，決議對英國之武力干涉中國提出嚴重抗議。路透社七日漢口電：陳友仁續接英國工黨反對英國集兵中國之來電兩通，一系倫敦全國工黨聯合行政會所發者，重行聲明其已詳於前電之態度，一系紐西倫惠靈吞工黨發來者，贊同英國工黨之地位。 電通社九日北京電：倫敦消息，上周內英倫工人舉行百數十次大會，提出「和平對待中國」之口號，蘭斯勃利（工黨重要首領之一）在倫敦工人大會上宣稱：「中國向英國無從讓步，乃當然事；反之，中國則應向英國要求補贖其歷年在華所作之罪案。」 路透社九日倫敦電：工黨修正致英皇之答詞，明日將由特萊夫良在下院提出，該修正文惋惜政府應付中國形勢之遲緩，並指陳派兵遠東之失望，謂不僅增在華各處英人之危險，且妨礙以爽直承認中國國家獨立為根據與中國人民謀取平等與永久友好的諒解之進行，請下院促成立即之變計，而召回已在途開赴中國之軍隊。 這些事實，完全可以證明共產黨所認為「帝國主義之國家有其無產階級同情於被壓迫之中國人民，可以牽制其本國政府之行動」，這件事並非夢囈；反而可以證明國家主義者認為各國工人都應愛其祖國，不能希望他們同情於中國民族運動，這才是夢囈。 國家主義者見了上述的這些事實，或者要大罵加拿大工人、澳洲工人、紐西倫工人、蘇格蘭工人、英倫工人、英國工黨，尤其是英國共產黨不愛祖國！可是他們如果也要愛祖國，便不能同情於被壓迫之中國人民了，中國國家主義者到底希望他們怎樣？ 英國若是一個被壓迫的國家像中國這樣，我們知道英國工人必不能躲在「工人無祖國」的名義之下，一任外國帝國主義宰制而不起來反抗，必不能像中國國家主義者那樣提倡容忍。正因為英國也是一個侵略別人之帝國主義的國家，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是要不分國界的打破整個的帝國主義，所以英國工人遂不能站在「愛祖國」的名義之下，幫助本國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人民。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正因要打破整個的帝國主義，所以自然而然的要同情於任何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因此形成了整個的世界革命。在此世界革命運動中，一邊是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一邊是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因此形成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及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反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可以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當然不能和本國的及世界的無產階級合作）之間相互的同情與援助；因此形成了每個國家的各種革命都是整個的世界革命運動之一部分。無論何國工人，如果他們不同情於被壓迫的民族運動，便是不願意參加打破帝國主義的世界；無論何國民族主義者，如果他們不同情於工人運動，如果他們反對階級爭鬥，便是不願意成就打破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 我這些話是對還在參加民族革命運動的人們說的，不是對國家主義者說的。中國的國家主義者，已經分明站在帝國主義和軍閥那邊，已經公然在上海法庭拿出孫傳芳密令他們在小沙渡屠殺工人的公文，他們已經是反革命者，我們用不著對反革命者談什麼革命的理論！ 張作霖宣言之解剖 張作霖最近也發表了一篇什麼宣言，這個宣言中舉出了他的政綱，如： 保持國家主權； 恢復秩序； 傳播教育； 勞資合作； 擴張交通； 改良司法； 中央地方分權； 整理財政； 裁減冗員限制軍額； 鞏固內外債。 這十件事。在這十件事以外，他還舉出了兩個總的政綱：一是發展民治，一是剿滅過激主義。 世界各國反革命者到了瀕於破滅之時，或者他的勢力不敵革命勢力之時，往往發出一些空洞而好聽的政治口號，藉以蒙蔽人心，挽救其頹勢，和帝國主義者裝出讓步的態度，欺騙殖民地以和緩其民族革命運動，是同樣的政策。現在張作霖的宣言就是這樣。 張作霖這個宣言是誰替他做的，我們不必問。這個宣言，張作霖本人曾否躺在鴉片床上略略看過，我們也可以不問。我們只知道，張作霖究竟是個什麼人和他的政治罪惡到了什麼程度，這是中國人民人人都明白的，就是帝國主義者也未嘗不清楚。 張作霖如何保持國家之主權，不但在過去他忠心服事日本可以證明，現在正當英國出兵威脅國民政府對漢口案談判之時，張作霖也幫著出兵由河南向正在力爭國家主權的國民政府進攻，這更顯然可以證明張作霖保持國家主權之熱忱。張作霖所謂恢復秩序，不用說是鎮壓革命運動。他的傳播教育，恐怕越傳播北京各國立學校越停閉的爽快。他所謂勞資合作，第一要緊是中國境內的外國各工廠各企業的中國工人不要罷工。他所謂擴張交通，想必就是指多扣火車輪船運兵。他所謂改良司法，想必就是指以軍令在北京逮捕槍斃邵飄萍、林白水、劉漢臣、高三奎，在上海逮捕謝復生、王漢良這類事。他所謂中央地方分權，不用說是預備在北京失敗了再回到奉天做關外王。他所謂整理財政，免不了要推行奉票與軍用票。他所謂裁減冗員限制軍額，不用說是裁減奉系以外人員，限制奉系以外的軍額。他所謂鞏固內外債，內債不過是外債的陪襯罷了。 還虧他厚著臉說出「發展民治」這句話！不然！張作霖不但主張發展民治，他並且在此次宣言裡說：「自民國肇始以後，國家主權已操諸國民之手！」袁世凱不曾大叫「主權在民」，於是代國民行使主權的元首所賞所罰都是民權民意，於是革命黨乃成了侵犯國家主權違反民意之叛徒。國民到今天才知道，自民國元年到民國十六年，國家主權原來都操諸國民之手；自袁世凱到張作霖，都是這樣繼續發展民治！ 張作霖此次宣言，人人都知道這是些廢話；然而其中也有兩句真心話，就是：鞏固外債和剿滅過激主義。 張作霖宣言裡說：「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黨派，而專為剿滅過激主義，舍過激黨外，皆有商量之餘地。」 張作霖這句話，未免過於恭維過激黨而令其他黨派太難堪了！照他這句話，中國只有過激黨是徹底的革命黨，只有過激黨和張作霖沒有妥協商量之餘地。事實未必如此，革命的國民黨，除少數穩健分子外，那會和張作霖妥協商量！不但國民黨，即其他一切黨派以至於不大與聞政治的商人，對於張作霖所最熱中的最高問題，都有妥協商量之餘地嗎？舍過激黨外，對張作霖的主人——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最熱中的中國南北統治和中日互惠協定這兩個問題，都有妥協商量之餘地嗎？ 在張作霖方面，也並非舍過激黨外不仇抗任何黨派，就算北馮南蔣都是過激黨，吳佩孚總不是過激黨罷，為什麼也要派重兵奪取河南，吳軍已有兩旅被奉軍繳械，為什麼吳佩孚屢次電阻奉軍入豫，也竟無商量之餘地呢？或者將來張作霖也會說吳佩孚、靳雲鶚等有過激嫌疑，伶人劉漢臣、高三奎尚以赤化被殺，何況吳佩孚、靳雲鶚！一切異己者，都不妨以過激黨頭銜加之！ 等於廢話的張作霖這篇宣言，他的宣言之目的，將絲毫不能達到。他所可恃的還是武力，若只望以政治宣傳取勝，算是錯打了主意，因為工人早已認識他，不必再要宣言。若只望拿宣言勾結某一部分人，增加他的聲勢，這也是枉然的事；因為誰和他勾結，誰就變成了反革命而失敗。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 特委會議上發言（札記） 編者按：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與中共上海區委舉行聯席會議。鑒於當時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起義的主客觀形勢，當即決定：停止暴動；由上海總工會發令復工；擴大武裝組織，準備新暴動；充實市民公會，宣傳市民政權；組織特別委員會指導工作。特別委員會簡稱特委會，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最高領導機關。委員「名單：仲、農、炎、松、尹、述、恩、璋」，下設以恩為首的軍事委員會和以尹為首的宣傳委員會（上海市檔案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136、137頁。以下凡引此書，只註明頁碼）。現將特委會各成員姓名的全稱開列如下： 仲：仲甫，陳獨秀的字。同志們私下交談時，常戲稱他為老頭子，故在特委會記錄里對他常寫作一「老」字以代表。 農：羅亦農，中共上海區委書記。上海市民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黨團書記。 炎：趙世炎，中共上海區委組織部長。 松：何松林，即汪壽華，上海總工會委員長。 述：彭述之，中共中央局委員。 尹：尹寬，中共上海區委宣傳部長。 恩：周恩來，中共中央軍委書記。 璋：王亞璋，中共上海區委委員。 特委會從1927年2月23日至3月30日，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召開過31次會議（據上海市檔案館所藏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檔案），陳獨秀出席30次，且到會必講話。特委會及時地匯總和研究上海黨務、工運、青運、工人糾察隊、國民黨黨務、北伐軍進軍情況、對敵策反以及上海社會各界動態等等，然後制定出黨的政策和方略。現僅將陳獨秀在七次特委會和一次中共上海區委會議、一次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上的講話以及他人的講話同陳獨秀的講話有著直接關係者，略加注釋，札錄於下。 特委會議記錄 ——軍事、工運、黨務等問題 （一九二七年二月廿四日晚九時） （會上當談到工人糾察隊時） 老：一、糾察隊目標組五千，先組三千。 二、自衛團能用手槍，現有三百，目標五百。 三、特別隊分兩部分…… （第149頁） （會上談到黨務工作時） 老：要儘量發展新同志，不好的淘汰掉。部委與工會方面缺少工作人才，現要重新分配。人才來源： 一、支部中之工作努力者。 二、新的工人領袖之失業者，維持他的生活，利用其能力。 （第151頁） （談到軍事問題時） 老：軍事問題，目標要集中，不要散漫。 …… 要造成工人群眾中奪取武裝的野心，工會也要有活動分子會。 （第153頁） 特委會議記錄 ——政治、軍事、總同盟罷工等問題的報告和決議 （一九二七年二月廿六日晚八時） 老：各報告中，同志原〔元〕氣稍稍恢復，各方工作非常緊張，我們要加緊做工，尤其是技術工作。 恩來說我們不要占機關，大致上是對的，因我們無甚實力，但兵工廠關係重要，仍要想法奪取。 我意北伐軍不到上海，上海無法解決。在將到時，我們要集中口號工作，群眾的奪取武裝，群眾的開代表大會，這二層是武器與政治同有意義的。至於總的市民大會，無甚關係，最要緊的是真正的群眾大會，如果有能力，則組小資產階級也可以的，可不能要做工人運動者去做。至於奪取武裝，可以無論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都奪取，惟兵工廠究竟如何奪取，應研究。 （第191頁） （當討論市民代表會議時） 老：此種市民代表會議，要各地方各區域都成立，成功一種權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築在許多小政府上面，非常有力量的。 總同盟罷工問題：要決定為奪取武裝，為開代表大會而罷工，不應回到家去，不要為罷工而罷工。罷工時間，要在松江失守以後，事先要組織廣大的交通隊，又要迅速的偵探隊，又要組宣傳隊，以便很快的行動。 （第192頁） 特委會議記錄 一、黨務、軍事、工會宣傳工作的報告 （一九二七年二月廿八日晚七時） （當談到未來政府人選問題時） 仲：北伐軍來後，最重要的問題，即為市政府問題。我們要群眾的，而他們必是領袖的。我們要選舉的，而他們要委任的。此為重要爭點，我們應趕快做代表選舉的工作。我意在名詞上要改為民選市政府，使民眾格外明了，我們要在北伐軍未來前，造成很濃厚的民選空氣，預先選好，然後與他們討論名單，結果就成為民選的政府。如果，北伐軍來後不承認這個民選代表，就第二步可以民眾提出，重民選正式政府。此運動勝敗不可必，全仗事前我們的宣傳工作做得好。 （第227頁） 特委會議記錄 ——群運、宣傳及軍事消息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日晚九時） （這次會議記錄最後的發言） 仲：為加緊準備工作起見，應規定六號（禮拜日）為準備罷工期。實際上的行動，要臨時決定。 （第265頁） 特委會議記錄 ——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指揮人員及市民會議、市政府名單 （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晚九時） （會議當討論到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具體時機問題時） 恩來：軍事消息，松江魯軍要退軍，來電要龍頭，四點半已開去二個，足證魯軍確在退走。今晨北站及蘇州河孟昭月軍隊已開南京及出海口。此外，吳淞開二次車，載來魯〈軍〉二千，預備撤回，原因是蘇州吃緊，早晨北站只一千兵，下午從吳淞來二千，此兵不知為何停止，關係我們明天動作有關係，也許今晚已開走。南市老營盤的兵、兵工廠的炮，都在往北站運。海軍，南京的都已調到吳淞，陸戰隊電報，今天才打。 各方面動作已預備好，集中力量在閘北。分五區，引翔港〈管〉靶子場東，楊樹浦管靶子路以上，閘北管五區湖州會館等，小沙渡管四區警署從麥根路來，隨時隨地奪取武裝，做破壞鐵路運動，合起來，如果明天無甚憲兵隊，就集中青雲路開會，如有兵就在火車站以北開會，使兵參加。南市只做騷擾工作。兵工廠有四機關槍連，有人活動，可響應攻龍華，否則，就逼之投降，同時去攻警察廳。如果上海明天無兵力，就在開市民大會後，自衛團等就去拆斷梵皇渡等處鐵道，使魯軍不能從松江調回。自衛團已組七百，別動隊一百八十，浦東已有接洽，有幾縣保衛團願響應。器具今天下午收到一萬三千款，明天預備去購買，炸彈也要明晨接頭。如果明天發動，只少要預備三千元，尚無著落。此外，指揮人才應分南、北市。 士炎：我提議今天討論集中市民會議及暴動問題，又明天必要開二種會。明天所有消息集中仲甫。 鐵路工作，吳淞罷工情形很好，北車站龍頭部工人已騷動起來，但未罷下，破壞工作已出發三處，大概終有幾處發生效力。 討論暴動問題： 仲：仍要帶點機會色彩，不要太早。有二標準：一、上海已無駐兵。二、北伐軍到松江後仍前進，或待至到龍華。 述：太遲緩，我意蘇州下或松江下，必要動。因為蘇州一下，他必無力顧後路。 仲：我們武力薄弱，魯軍作興索性蠻動一下。 恩：假使松江下，必可動，因畢決不致再守上海。蘇州下，也必可動，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時他的兵隊必有一部分潰散。我意要集中在明天魯軍是否集中蘇州而放棄松江與上海問題上討論。 仲：一、松江下。二、蘇州下。三、麥根路與北站兵向蘇州退。三條件有一個就決定發動。 農：指揮機關要統一。 士：負緊要責任的同志，把工作交給次要的同志，主要的同志經常聚在一塊。 農：中央要有一個馬上找得到的地點，整個行動，由特務會議指揮——指揮處白天此地，晚上在述家。人數區委負責同志及中局負責同志，定期到的時間為七點、十二點，緊急時亦、恩、松、獨。 群眾集中地：北火車站後面，罷工命令可以不改，但上總要趕發一詳細路線通告。 楊、引、小、曹、北都在閘北：南市、法界〈在〉南市體育場：浦東在浦東胡家廳：余如虹口、店員等都在閘北，店員須繞道北四川路到北車站。 指揮人：閘北：士炎、順章。南市：恩來、梅坤，如南市不重要恩來調閘北。梅坤、陸震留南市。浦東：禹夫、中華、良為。 工會與黨的人員分配： 士炎：上海工會工作，可調胡禹民或篤實。黨的工作應加入，我意一飛為做宣傳工作。 仲：胡禹民武篤實可調一人，松林仍參加主席團——松、順章、泊之、復他、篤實。 黨的方面：士炎代理書記，亦農參加政治，同時參加主席團，再加派一飛。 暫時決定如上（看這次行動勝負如何，再作最後決定了）。 市政府問題： 仲：代表人數，只少一千人，工人占一半。 工人名單由上總負責，學生由學聯負責，我們的要先選好。臨時把名單經群眾通過，學生一百人，商人二百人，自由職業者一百人，工人與學生要注意婦女與青年。 發號司（施）令，要市民公會出面，所以要特別在事前拉住市民公會。如果商人太多，工人要增加，可多預備候補的，軍人只限於軍隊。 （第281—283頁） 特委會議記錄 ——轉送市政府執委會關於復工、市府職權、委員就職等問題的決議， 討論對付白崇禧要解決工人糾察隊武裝的辦法 （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五日晚八時） 仲：中國革命如不把代表資產階級的武裝打倒，中國就不想要革命，同時只要把此武裝打倒，資產階級就可以服從革命的力量。上海現在資產階級與右派勾結黨軍也很右傾。我們如果情願拋棄上海，就很容易，如果爭鬥，就要馬上動作。 因為將來的糾紛問題，為糾察隊的武裝解除問題，如果我們不馬上動作，將來就將純全為國共爭鬥，完全失掉聯合戰線。所以我意我們現在要準備一個抵抗，如果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與之決鬥，此決鬥或許勝利，即失敗則蔣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斷絕，因此此決鬥，實比對直魯軍鬥爭還有更重要的意義。 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 ——政治局勢的變化與我們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六日上午九時） 農：現在上海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繼續奮鬥的問題。……現在中心問題就是上總的武裝糾察隊的問題，上總要有糾察隊才有說話的地位。因此，就要與右派軍事力量發生戰鬥。……　　　　　　（第391頁） 仲：一、蔣在江西贛州殺工會委員長，打市黨部，打六軍政治部，被害的都是C. P。 二、在南京下關英美打死中國1—2千人。 所以現在帝國主義與新軍閥已經進攻了，我們把這兩個問題聯合起來看，所以中央與區委已決定準備防禦戰爭。 留薛未見有效，但必須作，因薛尚〔在〕滬附近，將來仍有作用。劉是很軟弱的，我們仍要聯合兵士，緩和衝突。 宣傳方面，只宣傳江西事件，不提上海。 明天的市民大會，我們要注意把群眾分配，我們要在大會上做工作： 一、包圍白崇禧，號召反英，要蔣反英，民眾願作後持〔援〕。 二、將薛調走，上海治安有影響時，問白是否負責。閘北的群眾要到薛處挽留。 此外，我們要找商界有力的領袖，與市黨部代表去找蔣說薛在滬很相安，如薛走，出了事怎麼辦？（代表就是虞洽卿、孟心史）防禦戰爭一定要準備。 反英運動要擴大，可逼蔣對民眾的進攻減少。反英工作觀在只能： 一、作民眾的宣傳。 二、英廠罷工。 三、排貨。 最好要將反英與反蔣聯合一起，暫時對日美不管，減少敵人。 （第392頁） 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記錄 ——對付劉峙破壞、市府就職、內部組織、與蔣接洽等問題 （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八日） 亦農、刻接老先生來函： 大意：目前我們表面上要緩和反蔣反張，實際準備武裝組織，上總除力爭保持糾察隊外，要少說政治。對蔣要求我們的問題，差不多都可答應，但要他積極反英。 罷工問題，老先生第一先決條件要得民黨及老蔣同意…… （第428頁） 特委會議記錄 ——政治形勢及對策，與何應欽接洽情形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日） 仲甫：國際有電來： 一、不要用武力沖入租界。 二、注意左右派衝突。　　　　　　（第438頁） 我們目前的奮鬥 我們要懂得目前的奮鬥是什麼，必須先懂得中國目前的狀況是怎樣。 一方面中國的革命運動日漸高漲起來，工人經濟的政治的罷工普遍了各大城市；農民經濟的政治的爭鬥，由珠江流域一直達到了黃河流域（河南、直隸、山東）；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軍快要占住揚子江上下游全流域；全國思想界逐漸革命化了，至少也掛起了不反對革命的招牌。另一方面，英國帝國主義者增派一萬人以上的兵力來向中國革命運動示威，義大利、美國都是英國的幫手；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付中國革命運動，比他國更是巧妙，他在表面不與英國合作，以和緩中國人對日之歷史的惡感，而實際上則企圖在經濟上得到互惠協定以抵消關稅自主，在政治上一手拿住奉天軍閥，一手拿住國民黨的右派即他們所謂穩健分子（日本帝國主義者拉攏右派的方法有二種：一是派一班浪人在上海和西山會議派的老民黨，合辦一個《江南晚報》，鼓吹反赤；一是派佐分利等一班官僚奔走廣東、江西，勾結右傾的軍事領袖，使之離開蘇俄，排除急進分子的左派及共派，壓迫工農運動），使他們倆見面可結婚，實現南北妥協，以根本消滅中國的革命運動。直系軍閥可算是已經完全破滅，其餘殘餘部分不歸奉即歸國民政府，決不能獨立存在了；剩下的奉、魯軍，正在河南、江蘇向革命勢力作困獸之鬥。奉系軍閥也感覺得自己危險，於是他們在日本帝國主義指揮之下，一面出兵討赤，一面由楊宇霆、梁士詒、趙欣伯等放出可以和南方妥協的空氣，向國民黨右派弔膀子，企圖軟化右派，使右派幫他們討赤，以達其對南各個擊破之計。 中國目前的狀況就是這樣，就是中國漸次高漲的革命勢力，已經到了和帝國主義軍閥決死戰的時期。在這決死戰的時期中，不獨反革命分子急得張牙舞爪的亂跳，如西山會議派及其他老民黨幫著帝國主義及軍閥大喊反赤；即自稱革命而實際上不能始終忠於革命的分子，受了反革命之誘惑，也漸漸暴露他們的真面目，想和反革命妥協。並且將來革命越向前發展，反革命勢力越感覺得自身臨危，越發要拿出反對急進派的口號勾結國民黨右派以及資產階級知識階級所有的右傾分子，向革命派進攻，以自救其滅亡。 所以中國革命者目前的奮鬥，不但要反抗帝國主義，不但要殲滅軍閥，並且要嚴厲的打擊想和帝國主義及軍閥妥協的一切右傾勢力，必須打擊得他們沒有力量能夠扶起垂危的反革命勢力。 「一三」漢口事件，正因為在漢口革命的領袖和革命的民眾能夠合力堅持，帝國主義勾結妥協分子為己助之陰謀未得著實現的機會，所以得到了相當的勝利。 上海的革命運動將來又是怎樣呢？孫傳芳的勢力，可以說是完了；魯軍自徐州到上海，戰線長至一千餘里，不但上海不易制勝，並且徐州、南京、蘇州、常州，都有受攻的可能，這幾處有一處被攻破，魯軍便全體瓦解。最後和中國革命民眾作對的，還是帝國主義，尤其是英、日兩個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對付中國革命民眾，不但用武力直接壓迫，並且還要勾結國民黨的右派、資產階級、知識階級的妥協分子及一切反動的紳士，向革命民眾進攻，逼迫民眾向帝國主義屈服，這是很可能的事。 上海的運動要得到勝利，也須和漢口一樣，革命的領袖與革命的民眾，始終合力堅持，不但不可受右派的離間與恐嚇，而且還要合力打擊右派，不妥協的和帝國主義決死戰！數十萬里夫民族尚能力抗法西兩帝國主義大軍至一年之久，豈有二百餘萬上海市民反不能力抗英、日兩帝國主義之理！只有決死戰能得著勝利，妥協就是失敗。從今天起，反抗魯軍拉夫，拒絕魯軍軍用票，停納一切捐稅，總同盟罷工罷市，奪取武裝，響應國民革命的北伐軍，一直到建立民選的市政府——工商學兵等市民代表會議的政府，撤退各國海陸軍，收回租界。這便是我們目前的奮鬥！ 奮鬥勝利的保障，只有革命的領袖和革命的民眾合力堅持，而不為右傾分子的妥協政策所動搖所恐嚇！ 國民黨黨內糾紛與中國革命 革命運動中不可沒有革命黨，這是稍有常識的人所不能否認的。因為革命黨人是革命的群眾中革命意志最堅決的分子，革命黨就是這些堅決分子代表民眾利益而奮鬥的集合體；革命運動中，若沒有革命意志堅決的黨（一個或數個）站在領導地位，領導民眾，為民眾利益而奮鬥，則革命運動是不容易獲得最後勝利的。 中國國民黨在中國革命運動的地位，是人人都能夠認識的。自興中會一直到現在，三十餘年來的中國革命歷史，都是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黨為主要動力，雖然在黨的發展過程中，發生了不少的黨內糾紛，不少變節的領袖，離開了黨，違背了革命，而另圖結合與活動，而革命分子仍然在新陳代謝的現象之下，團結了整個的革命的國民黨，領導革命，發展革命。 此次所謂國民黨黨內的糾紛，也是不可否認的一件事。黨內的糾紛，在各國任何大的革命黨中都不能避免。非革命原則上的個人感情利害之糾紛，我們固然應該反對，應該極力避免；而由革命原則上發生的意見糾紛，不但不能避免，且不應避免，有時還是萬分需要。我們反對非革命原則上的黨內糾紛，同時也反對不顧革命原則的黨內和平；不顧革命原則的黨內妥協和平之斷送革命，和不顧革命原則的黨外妥協和平是一樣，我們都應該不妥協的加以反對。一個黨沒有革命行動，黨內永遠不會有什麼糾紛，革命原則上的黨內糾紛，幾乎和黨的發展有同等意義。羅拔斯比為什麼反對羅蘭夫人，多數派為什麼反對少數派，孫中山派為什麼反對黃興派與聯治派，俄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為什麼連偉大領袖杜洛斯基和季諾維埃夫也要反對？這都是因為站在革命原則上，不能夠避免黨內糾紛，不能夠顧及黨內和平，其結果黨及革命都由糾紛爭鬥而發展了。所以此時國民黨黨內糾紛，在落後分子的眼光看來，是恐怖的是悲觀的；在革命分子的眼光看來，是應有的是樂觀的，是進步的現象。 最近我們見到國民黨的一種印刷品，題名《黨務宣傳要點》，頗足表現黨內糾紛在革命原則上的意義，茲錄原文於下： 「黨的意志是大多數黨員的意志。要使黨盡其作用，第一，須使這意志隨時自由的表現出來；第二，更要擁護黨的機關，依照黨的意志，能去切實的無障礙的執行。尤其在現在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決鬥，黨內黨外危機四伏的時候，更要防止特殊勢力阻礙黨的意志的表現與執行。所有黨員，更須嚴重監督，遏抑一切黑暗的黨外或黨內的違反全黨利益的企圖，須使個人的意志與活動，完全屈伏於黨的意志與活動之下。如此，黨的權威，才能樹立起來，一切權力，才能歸黨掌握。所以鞏固黨的權威——一切權力屬於黨，是目前黨的第一個標語。表現黨的意志與執行黨的意志的最高機關，是中央執行委員會。除去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外，決不可有第二個最高指導機關。如果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外，再有第二個與中央執行委員會權力相等以至於權力衝突的機關，那便是黨的莫大的危險，所以統一黨的指導機關——擁護中央執行委員會，是現在最迫切的要求。黨的指導機關不能統一，勢必造成多頭的政治與派別的對峙，而一切反動勢力，必將乘間而起，利用黨內的矛盾，勾結操縱；同時，一部份黨員的活動，必完全受封建思想的支配。封建思想在黨員頭腦中潛滋暗長，不即加以糾正，必定演成個人獨裁，以親戚故舊同鄉同學等等的關係結黨營私的弊害。所以黨員離開了黨的正式指導機關作個人的政治活動，便可以有反革命的傾向。惟統一黨的指導機關，使黨內每個人都要絕對服從由本黨全國代表大會所委託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才是實現民主政治，掃除封建勢力的保障。複次，欲使黨的工作，進行順利，更須使為全黨所信任的領袖們，一齊出來領導。自從去年春天，直到現在，海內外各級黨部，同聲一致的要求汪精衛同志銷假復職，可是汪同志仍是沒有回來。我們不能不追問汪同志之不能銷假復職，是否因有使其不能銷假復職的障礙。如果有這種障礙存在，我們全體黨員便不能不大家起來消除這種障礙，以貫徹幾個月以來全體黨員促汪精衛同志銷假復職的要求。我們更要知道，幾個月以來，軍事雖然發展，黨務政治，反形退步，舊有的新生的問題，千端百緒，只因黨的最高機關，權威不振，所以都沒有系統的根本的解決方法。所以我們必須要求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解決一切問題，這是目前不容稍緩的。我們同時要要求中央的全體委員，根據革命的利益，充分的行使代表大會所賦與的職權，不受任何特殊勢力的拘束。我們更要求中央全體委員，對於黨內一切昏庸老朽的反動份子，以及相與勾結的官僚市儈，徹底肅清，防止他們乘機作惡危害本黨，我們要用打倒西山會議派的精神，對待一切黨內的昏庸老朽的反動份子，然後才能剷除黨外的危害本黨的官僚市儈。」 這一宣傳要點裡所說：「遏抑一切黑暗的黨外或黨內的違反全黨利益的企圖。」「實現民主政治，掃除封建勢力的保障。」「要用打倒西山會議派的精神，對待一切黨內的昏庸老朽的反動分子，然後才能剷除黨外的危害本黨的官僚市儈。」據這些說話，當然已經表現黨內的糾紛是有革命原則上意義的，決不是什麼個人間的感情利害衝突。可是這些說話還嫌不夠，至少也覺得含混了一點，未曾明顯的具體的指出目前革命原則上的要點。目前革命原則上的要點：一是黨內所謂穩健分子，亦即接受了西山會議理論的分子，有和黨外的黑暗勢力——奉天軍閥及帝國主義尤其是帝國主義的日本妥協的傾向；二是反工農運動的事實日漸增長，而一般投機分子甚至於反革命分子卻如潮湧入，在國民黨內組織他們的小團體，占據地盤，並且有計劃的向革命分子或明或暗的進攻。這兩件事，只要有一件繼續發展而不加以糾正，都足以斷送國民黨的政治生命，斷送中國的革命運動。國民黨是中國革命運動之主要動力，斷送了國民黨的政治生命，便是中國革命運動之重大的打擊。孫中山先生若避免黨內的糾紛，若以妥協的態度保全黨內的和平，而不堅決的反對黃興派，反對聯治派，反對馮自由派，左派領袖們若不堅決的反對勾結段祺瑞的同志俱樂部派和西山會議派，試問國民黨的政治生命今天是怎樣，中國的革命運動今天又是怎樣？ 所以為中國革命運動向前發展計，為國民黨的政治生命計，國民黨內革命分子站在革命原則上和右派衝突，這是必要的；我們不應該取非革命的和事老態度，責以避免黨內糾紛，在事實上幫助國民黨內反革命的勢力之繼長增高！ 孫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 紀念中之悲憤 中國偉大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逝世已經整整二個周年了，我們橫覽時局，復回憶中山先生的生平，因此我們現在的悲傷，沉痛的悲傷，比中山先生逝世的尤甚，不但是悲傷，而且是悲憤！ 在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寧逝世第三周年紀念中，已經令我們聯想到中山先生逝世之第二周年，聯想到中山先生對於中國革命之遺言與政策和中國革命之前途。 不錯，中山先生逝世後，中國革命運動有了很大的發展，最重要的如「五卅」運動和國民革命軍之北伐。可是現在去國民革命之完成，前途還甚遼遠，革命運動正需急轉直下向前發展，以完成中山先生未竟之業；而有些革命意志薄弱的穩健派，自命為不左不右的革命領袖，竟因恐懼中國革命的向前發展，而拋棄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革命政策及遺囑遺言，而停止革命。這豈不是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中最堪悲憤的一件事？！ 國民革命軍事發展及勝利之最大原因，基於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國民革命之主力——黃埔軍，是怎樣產生的呢？若沒蘇俄之援助與共派努力扶助，焉有今日！在東江南路戰爭中，在北伐戰爭中，共派軍人力戰傷亡者幾人，孫文主義學會軍人力戰傷亡者幾人，軍事當局應該知道；共派號召民眾援助國民政府援助國民革命軍之宣傳與工作，當局也應該知道。國民革命軍自從削平陳、林、劉、楊以至湘、鄂、贛、浙諸戰爭無一處不因有工農民眾之援助而獲得勝利，幾乎每個國民革命軍將領都懂得這個，並且有些軍事領袖公開的說：此次北伐全靠農民之幫助才得到勝利；即帝國主義者也懂得這個，日本《報知新聞》《論幣原外相之對華方針》，謂：「以受多數民眾之援助而論，武昌實優於北京，此際不應故意非難南方，以傷武昌政府之感情。」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日本及奉、直軍閥，他們都懂得這個，都懂得國民革命軍之所以這樣強盛，這樣勝利，乃是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的結果，因此他們（帝國主義及軍閥）要破壞中國南方革命勢力以自救其危亡，只有勾結南方的所謂穩健派，勸他們離開蘇俄，勸他們驅逐共產黨，勸他們抑制工農階級，以此為南北妥協合作的條件。好聰明的帝國主義與軍閥，他們知道南方的穩健派若接受他們的條件，實行拋棄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南方的革命勢力便離散了，他們（帝國主義及軍閥）統治中國之地位便重新鞏固了。南方的穩健派已經在事實上表示接受這樣的條件。那裡是什麼南北妥協合作，簡直是向黑暗勢力投降，這樣還算什麼革命領袖，還算什麼中山先生的信徒！ 現在不左不右的穩健派，所持反俄理由是：蘇俄是強國決不能以平等待我；並且誣衊中山先生當時聯俄不過是暫時利用。他們所持反共理由是：共產黨黨員排擠壓迫國民黨黨員。他們反工農運動理由是：工農運動太過火了，工人、農民變成壓迫資本家、地主的階級了。他們不但拿這些絕對不合事實的理由來掩飾他們違背中山先生革命政策之罪，他們當中還有人更坦白的說：中山先生的政策本來不能用。中山先生逝世才兩年，便有人暗中取消他的政策或更明白的說他的政策不能用，這怎不令人悲憤？！ 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實現國民會議，也是中山先生遺囑之要點：可是自從中山先生逝世一直到現在，雖然每逢開會必讀遺囑，而遺囑中之要點卻無人記在心中，慢說是實力奉行了，這樣的讀遺囑，和牧師誦經祈禱宗教儀式何異？以「絕對保護外人」代替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黃郛、龔德柏等再得勢，便會進一步宣傳「外崇國信」！省民會議、縣民會議、市民會議、鄉民會議同國民會議是一件事，現在居然有人以為鼓吹國民會議並主張根據中山先生的國民會議組織法成立省民會議、市民會議、縣民會議、鄉民會議，是共產黨造反，是侵犯了省黨部、縣黨部的職權，是違背了中山先生軍政時期、訓政時期的方略。他們忘記了國民會議的組織法是中山先生的主張；他們又忘記了中山先生並未曾以為國民會議侵犯中央黨部的職權；他們更忘記了中山先生軍政、訓政的主張是方法不是目的。若拘執方法為目的，則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義作何解釋？ 「我死之後，我們政治的敵人，定要設法軟化你們。你們如今不受軟化還要繼續革命，他們一定要殺害你們。」這是中山先生臨終最沉痛的最後遺言，應該每個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都不會忘記！可是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奉天軍閥想勾引穩健派使之軟化的呼聲非常之高，被勾引的人不但沒有一字聲明，日本帝國主義的通信社且稱南北兩方時有信使往還，並且具體指出李石曾是被派為與奉方接洽的代表，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奉天軍閥不正是此時革命北伐的對象嗎？倘若這班穩健分子終於被奉天軍閥軟化了，中山有知，能毋痛哭！ 全中國革命的民眾們！全國民黨忠於革命的同志們！中國的革命是終於要循著進化的歷史向前發展的，全國民眾革命的高潮，也必不會因少數人妥協軟化而中止而低落的，少數人妥協軟化，只是他們自己隨著黃興派、政學會、聯治派、西山會議派的覆轍而落伍，真正革命分子是不會跟著他們停止前進的，歷史更是不會跟著他們停止前進的。凡是革命分子，都應該堅決的繼續遵守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遺囑與遺言，撇開一切妥協軟化分子而勇猛前進。必須是這樣，才有臉面來紀念中山先生，才真是紀念中山先生，否則中山先生也未必願意人們假意紀念他！ 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 ——告兩黨同志書 國民黨、共產黨同志們！此時我們的國民革命，雖然得到了勝利，我們的敵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並且還正在那裡伺察我們的弱點，想乘機進攻，推翻我們的勝利，前〔所〕以我們的團結，是時更非常必要。中國共產黨堅決的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需要，只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錯誤，也不至於主張打倒自己的友黨，主張打倒我的〔們〕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素所反對之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使敵人稱快。無產階級獨裁制，本是各國共產黨最大限度的政綱之一，在俄國雖然實現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經濟的環境，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程，是否要一定死板的經過同樣形式的同樣階段還是一個問題，何況依中國國民黨〔革命〕發展之趨勢，現在固然不發生這樣問題，即將來也不至發生。中國所需要的是建立一個各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來對付反革命，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獨裁。兩黨合作，本有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要之點，是在兩黨大多數黨員群眾雙方以善意的態度，解決此問題，方不違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國國民黨多數同志，凡是了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於中國國民黨真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孫總理的聯共政策。現在國民革命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最後根據地——上海，警醒了國內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謠中傷離間，無所不用其極！甲則曰：共產黨將組織工人政府，將沖入租界，貽害北伐軍，將打倒國民黨。乙則曰：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這類謠言，不審自何而起。國民黨最高黨部最近全體會議之議決，已昭示全世界，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上海軍事當局，表示服從中央，即或有些意見與誤會，亦未必終不可釋解。在共產黨方面，愛護地方安寧秩序，未必敢後於他人；對於國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贊同，總工會亦已發表不單獨沖入租界之宣言；對於市政府，亦贊同各階級合作政策；事實俱在，更無造謠之餘地。國共兩黨同志們，我們強大的敵人，不但想以武力對待我們，並且想以流言離間我們，以達其「以赤制赤」之計。我們應該站在革命觀點上，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開誠商協進行，政見即不盡同，根本必須一致。兩黨同志果能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反間之言，自不獲乘機而入也。披瀝陳詞，萬希各自省察！勿至〔致〕為親者所悲，仇者所快，則中國革命幸甚！兩黨幸甚！ 汪精衛、陳獨秀 十六年四月四日 1927年4月5日《民國日報》 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 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我把中央的報告分為兩部分：政治部分和黨的部分。報告涉及的時期是兩年零三個月。因為很忙，準備得不夠，不能做詳細報告，因此，首先請大家原諒。我只談談最重要的問題。這個報告共分十一部分。 一　革命的形勢及其發展和黨的策略 中國革命在這兩年當中有很大進展。它經歷了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925年1月第四次黨代表大會到1925年5月上海事件和郭松齡倒戈；第二個時期，是從郭松齡失敗到國民軍第一軍退出南口；第三個時期，是從北伐開始到革命軍占領上海；第四個時期，是從占領上海後到蔣介石叛變。 1925年5月上海事件，使革命得到進一步發展，無產階級開始成為革命的領導者。從第四次黨代表大會起到上海事件爆發，是革命的胚胎時期。第四次黨代表大會是在曹錕失敗和馮玉祥政變反對直系的時候召開的。當時反動力量在政治上受到打擊。第四次黨代表大會以後，中國的政治形勢如下：一方面，孫中山到達北京，形成了爭取召集國民會議的運動，另一方面，上海發生了二月罷工，這就掀起了小資產階級（為召集國民會議而鬥爭）和無產階級（為自己的經濟要求而鬥爭）運動的高潮。因此，這是運動的轉折時刻。 1925年5月的上海事件有它的特點。第一，這個運動公開反對帝國主義。在此以前，雖然也發生過反帝鬥爭，但是並不具有這樣的公開性質。第二，無產階級的作用和力量已被全國人民所公認。以前，工人的反帝鬥爭只是被看作工人自己的事情。我們知道，上海事件是經過長期準備的，並不是偶然發生的。上海事件是由資本家和工人的鬥爭引起的。我們知道，上海是國際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心。所以，上海的每次罷工都不能不引起工人與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上海的運動不可能只是一個地方的運動，必然要擴大到全中國。因為，首先，正如我們所說的，在上海五卅事件以前發生過總罷工和爭取召集國民會議的運動，而這一運動受到了北方軍閥的鎮壓。人民群眾懂得，在這種情況下，無法召集國民會議，於是更加有力地開展了反對軍閥的鬥爭。因此，上海事件才能這樣廣泛地擴大到全國。五卅運動席捲了整個中國。很多階級參加了這個運動，不僅有小資產階級，不僅有資產階級，而且還有落後的官吏和高級知識分子。但是這個運動的先鋒隊是工人階級，尤其是上海、香港和廣州等地的工人。然而，為時不久，各個階級逐漸脫離聯合戰線，只剩下了一個無產階級。 此外，還應當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就是革命事件對軍隊的影響。最早是馮玉祥政變反對曹錕，儘管這也是革命事實，但從主觀上看他並不是一個革命者。五卅運動以後，國民軍的官兵有了革命認識。郭松齡反對張作霖的行動，也是由於受到了革命的影響。舊軍閥之一唐生智轉向廣州政府，並參加了北伐。然而，很難斷定他們會變成忠實的革命者或是投機派。但是革命浪潮已開始影響軍隊，這是事實。因此，軍閥的反動統一陣線已經瓦解。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困難重重，困難就在於：被壓迫民族沒有武裝，而壓迫者卻擁有大量的武裝力量。但是中國的情況卻不同，中國人擁有相當多的武裝力量，儘管大部分武器掌握在軍閥手裡，可是我們能夠奪取過來。我們能夠使軍隊具有革命意識，並把軍隊爭取到革命方面來。我們能夠直接奪取軍閥的武器，並用它來反對軍閥。 從上海五卅運動開始到郭松齡倒戈，乃是革命發展時期，即革命高漲時期。在這個時期，帝國主義者既然不能用武力鎮壓中國革命，就只好做出讓步。他們召開了關稅會議和治外法權會議。這個時期，各個階級之間存在著分歧。中國的資產階級已在威脅無產階級，並提高了自己的階級意識。上海的資產階級已經同帝國主義者和北方軍閥實行妥協，其目的是鎮壓無產階級。在國民黨內產生了我們稱之為戴季陶主義的思想和運動。戴季陶主義起初只是企圖削弱工人階級的力量，而此刻卻打算把這種力量完全消滅乾淨。在這個時期，資產階級已公然向無產階級進攻。以前，在革命高漲時期，即上海總罷工時期，在廣州成立了國民政府。馮玉祥的軍隊轉向革命方面。郭松齡倒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最後一個走狗張作霖。因此日本不能不進行公開干涉，以便壓倒郭松齡。郭松齡失敗後，革命浪潮低落下來。在革命浪潮低落時期，資產階級右派、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組成聯合戰線向革命進攻。國家主義派大力宣傳反對赤色危險。國民黨右派召集西山會議，將國民黨分裂成兩派，他們的活動至今仍在繼續進行著。 第二個時期是從郭松齡失敗到南口失陷，這是革命運動低落和反革命高漲時期。這個時期持續了七八個月之久。經過這次反赤運動，在帝國主義之間和軍閥之間均發生了分裂和衝突，日英兩國的衝突和奉直兩系軍閥的衝突就是例子。這些事實都發生在舉行北伐之前。 第三個時期是從北伐開始到占領上海。這個時期的標誌是革命運動的高漲。3月20日事件固然是反動時期的因素，但是由於資產階級企圖利用無產階級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無產階級也想與資產階級合作，依靠他們的力量，所以這兩個期望進行北伐的對立階級實行了合作。在3月20日事件以後，儘管工人階級的處境困難，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運動仍舊大大地向前發展了。這一運動發展到占領上海時，無產階級的力量已得到加強，因此資產階級不能再繼續與無產階級合作，而轉到了反革命方面。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是兩個不同的階級，以前他們之間的矛盾並不明顯，是潛伏著的，現在這些矛盾已十分明顯。 第四個時期。這個時期的事件具有特殊的性質。這些事件與過去的事件不同，因為資產階級已退出革命陣線。儘管革命隊伍的數量減少了，但革命群眾的質量卻提高了。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得到極大的鞏固。 從革命運動的發展前景來看，在不久的將來，必然要發生明顯的階級分化。應當使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大大地發展起來。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進行加強軍隊中的左派運動的工作，以便更加提高軍隊的革命情緒。我們必須完成這兩項任務，因為這會促進革命運動的發展。 黨在上述各時期的策略 在第一個時期，在五卅事件準備時期，我們舉行了經濟罷工。那時我們是孤立的，必須利用小資產階級，讓他們與工人一道參加經濟鬥爭，從而形成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這是五卅事件前的策略。這一時期的策略的第二點是召集國民會議。孫中山北上時，黨內對這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廣州的同志和一部分俄國同志認為孫中山北上是必要的，但是中央反對這一點。廣州的同志認為隨著孫中山的北上，革命運動可以擴展到廣東範圍以外。中央的意見是：孫中山留在廣東可以鞏固廣東的革命成果，從而肅清反革命勢力。這些觀點的差別是，一部分人希望發展革命運動，另一部分人主張鞏固革命運動。現在，回想起這些爭論，我們覺得，當時中央的策略並不完全是正確的。 孫中山北上，擴大了爭取召集國民會議的運動。這個成果很重要，因為如果孫中山留在廣州，他什麼事情也做不成。當時廣州的軍隊都是反革命的，任何鞏固革命力量的工作也不能進行。 爭取召集國民會議的運動，有兩個有利的因素：（一）爭取召集國民會議的運動已在全國展開；（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傳工作已擴大到全國。當時黨在策略上的錯誤，不是缺乏積極性，而是不了解孫中山北上的意義，沒有看到他北上對全國革命發展的影響，只是看到孫中山與唐生智會見的危險性。 黨在五卅運動時的策略，起初是吸收各階級參加這一運動，可是當時黨並不相信有進行全民革命的可能。事實上也是如此。資產階級左派參加這一運動，是想保全自己的利益，資產階級右派也是為了自己才極力利用這一鬥爭，但並不積極參加鬥爭。資產階級一方面受到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一方面又受到無產階級的威脅，必然脫離這一運動。小資產階級則採取中間態度。結果，只有無產階級孤軍作戰，而軍閥則有可能鎮壓無產階級。但這並不是黨的策略錯誤造成的，而是必然要發生的事情。資產階級不僅不願受我們領導，甚至不願與我們聯合。五卅運動中有許多獨特現象。全國性的五卅運動影響了軍事工作。當時黨已注意到對軍隊的領導，並決定對軍隊的先進部分進行工作。決不能把軍隊看作是一個反革命的整體，應把整個軍隊分為兩類，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軍隊的革命部分應包括在革命隊伍之內。我們的敵人說我們想用這種策略來掩蓋我們和軍閥的勾結，可是我們在當時就已經認識到，這條道路是革命的道路，這種策略是正確的必要的策略。過去，由於實行這種策略，我們已獲得很多有益的成果。這方面沒有任何錯誤。我們應當進一步加強我們在軍隊中的工作。 中等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已經自覺地行動了。戴季陶在其小冊子裡就指出了這些事實。他的小冊子不是偶然發表的，也不是代表他個人的看法。他的小冊子裡寫道，資產階級已成為自覺的階級。這本小冊子必須讀一讀。 這種理論後來就形成了。我們知道，資產階級沒有在革命戰線里呆很久。因為帝國主義力量強大，資產階級決定同帝國主義者妥協，所以，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很快就背叛了革命。我們當時已經非常堅決地反對了戴季陶的理論。早在1925年7月我們就開始了這項工作，1925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二次全會上，我們確認無產階級已經有了足夠的力量。五卅事件證實了這一點。資產階級感覺到無產階級的危險性，加入了無產階級的敵人的隊伍。戴季陶反對無產階級的小冊子，反映了資產階級隊伍中的恐慌。在全會的決議里，我們指出，一方面，我們應當反對戴季陶的理論，另一方面，應當聯合國民黨左派以反對右派。同時，還應當進行獨立的工作，一旦國民黨離開我們，我們好有所準備。決議就是根據這個精神起草的。現在當我們考察這個決議時，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有正確的成分，也有不正確的成分。發展和鞏固國民黨左派以反對右派，這點是正確的；而準備退出國民黨，這種策略則是不正確的。毫無疑義，我們沒有理由退出國民黨，我們應該留在國民黨內做工作。我本人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共產國際代表的態度不明確，只有蔡和森同志非常堅決地反對。由於這個決議，使得我們的策略很不明確。關於準備退出國民黨的問題，決議里沒有談得十分清楚。問題的這種提法，只是使我們產生思想混亂。這裡所說的是為準備而準備的問題。 關於資產階級走上妥協道路的問題，從上海五卅事件時所發生的一系列事實中可以看出來。不僅大資產階級，就連小資產階級也離開了聯合戰線。 我們在第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已注意到農民問題。農民中的多數不是地主和一般農民，而是貧農和無地的農民。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和小農的聯盟，就會發生小地主反對無產階級的危險。小資產階級甚至可能與小地主聯合起來。我們懂得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並且懂得了進行農民運動的必要性。事實證明，沒有農民，無產階級就要失去活動能力。第四次黨代表大會通過關於農民問題的決議以後，不僅在廣州，而且在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各省，我們都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尤其是在湖北省，我們的同志注意了農民工作和農民運動。湖南省的農民運動大大地發展了，有將近1000萬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了。這個策略沒有錯誤，我們必須繼續實行。現在黨內農民占18％。中國人口大部分是農民，據我看來，將來黨內農民的數量應與工人的數量相等。在不久的將來，農民在黨內應占30％左右。我們不僅應繼續實行我們對農民的政策，而且應繼續把農民吸收到黨內來。 在五卅運動中，還有一個香港罷工的問題。香港罷工（抵制），使香港受到破壞，至今尚未恢復。這次罷工具有重大的意義，在肅清反動勢力和反革命分子方面，積極支持了國民黨。罷工持續了一年多。這是一個不尋常的功績。關於這一罷工問題，黨內有兩種意見：一些人主張儘快結束罷工；另一些人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帝國主義者本身也不願意結束罷工。從原則上說本來應當儘早結束罷工，克服這些困難。幸好，我們同志的工作和國民黨左派政權的工作做得好，又有國際的經濟援助。由於這三個條件才沒有發生危險。如果沒有這三個條件，罷工再拖延下去，必然會造成非常嚴重的錯誤，我們就會失掉工人對我們的信任。現在李濟深破壞了省港罷工委員會，這個責任不在我們。 第二個時期，是從郭松齡失敗開始到南口失陷，這是反動時期。 在郭松齡倒戈時，革命似乎仍處於高漲時期。但實際上這時帝國主義已開始進行干涉。當時北京的同志想組織「首都革命」。願望倒是英勇的，然而是錯誤的。第一，當時對國內政治形勢沒有作出明確的估計。第二，他們忘記了脫離武裝力量的殖民地革命的危險性。他們沒有同國民軍合作，想獨立進行鬥爭。現在可以看到，這種行動是幼稚的，雖然這也是英勇的，但英勇得太過分了。這個危險的政策，是北方同志沒有經過黨中央的同意而擅自決定的。 現在我們對整個五卅時期的政策做一個評價 在廣州，一方面，戰勝了陳炯明，另一方面，平定了劉震寰和楊希閔的叛亂。這次革命是無產階級為了反擊封建地主而同資產階級共同完成的。這些地主不僅仇視無產階級，而且也仇視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因此，當時曾策劃暗殺汪精衛、廖仲愷、蔣介石和譚平山等人。然而，暗殺這些人的活動未能得逞，只殺了一個廖仲愷。這次暗殺陰謀是封建反動分子在他們軍事失敗之後干出來的。他們在社會上還保留了向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攻的某些力量。這一點從暗殺名單上可以看得出來。廖仲愷被害的過程，暴露了胡漢民、許崇智、熊克武與陳炯明的關係。許崇智以前曾和我們一起進攻過陳炯明，而現在卻同他勾結起來了。當時我們並不反對廣州政府懲辦這三個人，但我們的中央認為，廣州政府當時沒有公開闡明這一政治罪行，因此社會上對它認識不清楚。右派分子說，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壓迫國民黨，並把胡漢民遣送到蘇聯。對此，國民黨沒有進行政治宣傳工作，如果進行了，那至少別人就不會認為這是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陰謀，而會認為這是黨內的個人衝突。由於沒有進行政治宣傳工作，所以這件事便失掉了它的政治意義。 在反動時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廣州的3月20日事變。去年的3月20日事變是在戴季陶主義的思想基礎上發生的。蔣介石就是武裝起來的戴季陶，他的所做所為並不使人感到意外。戴季陶主義形成以後，在其基礎上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這個學會幾乎就是資產階級政黨，是為鎮壓無產階級而成立的。3月20日事變發生的原因雖然很多，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則是階級矛盾。戴季陶主義的基本目的，就是鎮壓無產階級，甚至鎮壓無產階級和國民黨左派的聯盟。在這個時期，黨的策略並不是一致的。首先，我們黨在廣東工作的同志和鮑羅廷同志的意見是，我們當時應採取進攻的策略。他們說：「向國民黨右派進攻，可以鞏固我們同左派的聯盟，我們不僅不應當容忍3月20日事變，而且應當進行一個自己的3月20日事變。」 然而，黨的意見是，當時不僅有戴季陶主義思想，不僅有蔣介石的武裝力量，而且在他們後面還有整個資產階級。我們的力量不足以鎮壓蔣介石。因此黨中央堅決主張採取退守——讓步的策略。這就是說，我們允許資產階級力量留在聯合戰線里。我的意見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力量，當時的確不能夠鎮壓蔣介石；況且蔣介石也還沒有公開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會輿論也不會同意對他進行鎮壓。因此，我認為黨中央的策略是正確的。而在廣東工作的中國工作人員和鮑羅廷卻認為，如果我們不去鎮壓國民黨右派，我們就不能鞏固同左派的聯盟，這個意見也是正確的。但在3月20日事變以前，無論是鮑羅廷還是中國同志都沒有向中央談過我們能夠鎮壓蔣介石和援助左派。 鮑羅廷同志堅持認為，共產黨員要退出黃埔軍校，甚至今後也不要在軍隊里進行工作。可他事先也沒有就此向中央提出過任何建議。 這就是說，他事先並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只是在3月20日事變以後才提出來的。鎮壓蔣介石，就可鞏固同左派的聯盟，這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在實際上是不正確的，因為我們的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都是不夠的。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這不僅是3月20日事變中的策略問題，而且是無產階級與整個資產階級聯盟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應當如何退出同資產階級的民族聯合戰線，什麼時候我們可以不要資產階級的援助而獨立地進行革命，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公開進攻資產階級等等的問題。現時，黨就面臨著所有這些問題。 國民軍第一軍在南口遭到失敗以後，廣州軍隊的北伐開始了，革命浪潮又重新高漲起來。從占領湖南省後直到占領上海期間，農民運動在某些省得到了發展。在收回漢口的英租界後，中國革命不僅席捲全國，而且還威脅到資本主義世界。 關於北伐問題 1926年2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會議決定了關於北伐的問題，但直到5月，北伐軍才開始北進。在召開北京會議時，吳佩孚已準備進攻廣州。 共產國際的一位代表來到上海，給我們作了分析中國政治形勢的報告。那時，我還不知道中央北京會議的決定，但我主張支持北伐，因為假如西北軍在南口遭到失敗，廣州政府就不能存在。可是共產國際的代表不同意我的意見，他說這是冒險行為，因為廣州政府沒有強大的軍隊和精良的裝備。 當時我曾打電報給北京，電報中說：第一，必須解決北伐問題；第二，黨中央應當留在北京。 共產國際代表去廣州考察那裡的形勢，適逢3月20日事變。我拍電報給汪精衛和蔣介石說，必須開始北伐。他們同意我的意見。共產國際代表了解了廣州的形勢以後，也認為必須支持北伐，如果軍隊不北進，內部將要發生衝突。可是為了服從莫斯科的決定，他不得不反對北伐。 共產國際代表也害怕蔣介石在北伐期間會更加厲害地剝削和鎮壓人民。如果蔣介石利用北伐鎮壓和剝削人民，那末首先遭受災難的是廣東和廣西的人民。因此，黨對北伐的策略如下： （一）支持北伐； （二）北伐應當具有防禦性質； （三）黨的策略應當是反對一切企圖利用北伐來剝削人民的人。 現在來分析一下我們的策略和我們在這個時期所犯的錯誤。 （一）儘管我們在原則上贊成北伐，但事實上我們從來沒有用實際行動積極地堅決地支持過北伐。 （二）我們把北伐看成是防禦性質的，就是說，只看成是保護廣東。我們對北伐的態度是消極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今後必須做到，如果原則上做出什麼決定，就必須付諸實現，否則，決定與實踐之間將永遠有矛盾。 對報告作以下的補充： 第一點，我談的反動時期，中心事件是3月20日事變，即從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到國民黨5月15日決議案這段時間。 第二點，關於黨的反帝策略。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鬥爭中，我們主要注意了反對英國的鬥爭。在中國，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有英、美、法、日四國，其中最有勢力的是英國和日本。但在這兩國之間也有很大的矛盾。在中國，日本在經濟上幾乎被英國所壓倒，但另一方面，日本的軍隊可以迅速地調到中國的領土上來。因此，我們的反日鬥爭就具有較溫和的性質。 二　關於資產階級的作用 資產階級的作用和無產階級的作用，在各個國家都是相同的。資產階級在鬥爭過程中隨時隨地都在叛變革命，我們在廣州可以看出這一點，從1925年的五卅運動和辛亥革命中也都可以看出來。 辛亥革命以後，革命運動繼續向前發展。江亢虎宣傳過社會主義，儘管他本人並不懂得什麼是社會主義，可是這個運動在長江流域卻把流氓無產階級和貧農等廣大群眾都吸收到自己的隊伍里來。當然，那時還沒有無產階級運動。 孫中山也宣傳過自己的社會主義，因此，很多人反對他。那時中國的資產階級已叛變革命，該階級的代表宋遁初等反對孫中山的社會主義。可以說，當時的宋遁初就是現在的戴季陶。 雖然那時資產階級還沒有明顯地叛變國民革命，但這種趨勢已經表現出來了。 中國的資產階級最初參加了五卅運動，但後來又退出聯合戰線。 現在我們來弄清什麼是買辦，什麼是民族資產階級。我們可以說，買辦和民族資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的右翼和左翼。資產階級左翼想從帝國主義者手裡收回治外法權和海關，他們不滿意軍閥破壞交通。但如果帝國主義者稍作一些讓步，這部分資產階級就會向他們妥協。資產階級不僅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甚至也不會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只要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作出某些讓步，資產階級左派就會叛變革命。因為資產階級不能領導這個革命，所以無產階級應該來領導。資產階級左派想稍微參加一下革命，稍微表示一下對軍閥和帝國主義的不滿，但所有這一切都是表面的。他們甚至還想稍微參加一下工農運動。例如，蔣介石也試圖組織工會。因此，我們對資產階級的策略是很複雜的。 雖然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但我們要吸收他們參加民族運動，不僅要吸收小資產階級，而且要吸收大資產階級。在3月20日以後，我們已知道蔣介石是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自己就說過，他可以走革命道路，或者走反革命道路。我們在3月20日以後已看出，資產階級脫離了革命。革命開始時，資產階級參加了革命，但過了一些時候，它又轉到了反革命方面。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動政變時，資產階級很高興。我們不能確切地肯定說，是否整個資產階級都脫離了革命，但有一點是 清楚的，在4月12日以後，大部分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 三　對小資產階級的態度 在俄國，城市小資產階級沒有參加純無產階級的革命，可是在中國，他們不僅參加了革命，甚至還會參與民主專政。但他們畢竟是動搖分子，不能獨立行動。他們或者受資產階級領導，或者受無產階級領導。我們總是需要與小資產階級建立聯盟，因此，必須向他們做某些讓步，讓他們接受我們的領導。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在城市裡可以看到，在鄉村里就難以看清楚。暴動時，小資產階級參加了罷工，對我們很有幫助。在城市裡，只有小資產階級是我們的同盟者。如果大資產階級把小資產階級拉到他們那方面去，無產階級就會陷於孤立。更重要的是，如果小資產階級轉向大資產階級，革命就會失敗。 在去年七月全會上，我們確定了對小資產階級的策略，但執行得不夠好。因為：第一，我們的同志沒有很好地研究這個策略；第二，我們與小資產階級的聯繫不夠密切。在這次全會上，不但確定了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策略，還決定參加馬路商界的運動。由於我們在國民黨里的工作做的不夠好，沒有很好地把小資產階級吸收到國民黨里來，因此，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不多。今後，我們要通過國民黨更好地向小資產階級做工作。 四　土地問題 現在我們專門來談談土地問題，即通常所說的農民運動。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後，農民運動的主要問題是組織問題和減租運動。這就是從第四次代表大會到去年七月全會這個時期的農民運動問題。從去年下半年起，農民運動已由廣東發展到湖南，由提出組織問題和減租運動進而到提出土地問題。目前，農民運動已經到了解決土地問題的時刻。現在農民運動中的土地革命已不是理論問題，而是活生生的事實。毫無疑問，這一運動必然隨著總的革命高潮的到來而發展起來。 農民運動的策略問題 由於提出土地問題，農村的階級矛盾加深了。這從根本上粉碎了地主的設想。提出土地問題的農民運動，早在去年就以減租減息這種和平方式出現了。去年的鬥爭旨在反對大地主，口號是「打倒劣紳」，用這個口號與地主作鬥爭。當時的鬥爭只是反對大地主的鬥爭。 湖南的鬥爭大大地向前發展了，當時已產生了平分土地的運動。這裡的農民運動不只是反對大地主，還反對土地出租者，甚至反對富裕農民。這個運動是自發地發展起來的。過去，我們黨限制了農民運動，而現在必須沒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不過對於小地主的土地是不能動手沒收的。在國民革命中，我們需要小資產階級。小地主屬於小資產階級，因此，我們必須向他們作某些讓步。 根據我們的綱領，我們應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可是目前需要與小資產階級建立聯盟，因而，儘管我覺得過去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策略太右了，但是，目前就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畢竟是太激進了。在相當時期內，或許是在很短期間內，我們必須保持中間路線，然而在最近一兩個月內，我們必須和小資產階級保持聯盟。農村的階級鬥爭正在發展，但這個鬥爭還沒有達到極端的程度，對小地主還不能進行剝奪。我們目前是進攻大地主和中等地主呢，還是擴大農民運動和發展軍事行動呢？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目前是加深農民革命呢，還是等待北伐繼續向前推進，等待農民運動擴大以後，再來加深農民革命呢？我以為後一種做法要更可靠得多，因為舊軍閥仍然存在，還有所謂新軍閥，如蔣介石。只有擴大以後再來加深，才能鞏固基礎。 五　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無產階級在最近幾年的革命運動中和政治生活中是有相當影響的。在實際鬥爭中，也在顯示它的影響。因此，對這個問題不能抱悲觀態度。廣州罷工委員會幾乎就是第二個政府。湖南的工農運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小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左派處於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上海，無產階級常常獨自行動。在北方，如果工人不行動起來，其他階級也不會行動起來。在五卅運動中，付出最大犧牲的是無產階級，各階級都在其領導之下。可以說，凡是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方，就沒有運動。因此，說無產階級根本沒有取得領導權，是不對的。不過無產階級還沒有取得政權。 第一，無產階級還沒有可以用來奪取政權的武裝力量；第二，無產階級是否有足夠的力量來領導小資產階級。如果它沒有這種力量，那就只好與資產階級一起行動。 到目前為止，只有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還沒有武裝。蔣介石的反革命行動，是從資產階級叛變開始的，這就證明資產階級脫離了革命。99％的資產階級脫離了革命，無產階級本身應當堅決爭取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來進行革命。 說到這裡，我要談談上海。上海事件，這是一個與小資產階級的相互關係問題。上海的無產階級及其政党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但還必須加強把小資產階級吸引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工作。無產階級積極地進行了鬥爭，我們的敵人承認這一點，我們也承認這一點。可是在這一鬥爭中誰更強大呢，是小資產階級還是大資產階級？從數量上看，可以說，二者大體相等，但小資產階級動搖不定，大資產階級卻十分堅決。為什麼上海的無產階級不是僅僅與小資產階級一起行動，而是吸收某些大資產階級分子呢，這個問題與國民黨有直接關係。在我看來，上海是無產階級的最大的中心，但同時又是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最大的中心。上海的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否有力量單獨行動呢，還是必須吸收某些資產階級分子？ 資產階級右派和總商會沒有參加五卅運動，可是總商會的左派分子和馬路商界聯合會參加了這個運動。鮑羅廷所持的意見是：上海不能做為革命基地，必須在其他地方建立基地並從那裡打擊帝國主義者；在上海，如果不與帝國主義者發生衝突，就得向他們妥協。在他看來，上海只能爭得改善工人階級的物質狀況和進行爭取結社和集會自由的鬥爭。他認為在上海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是不正確的，因為統治上海的不是孫傳芳或李寶章，而是帝國主義。鮑羅廷的宿命論是機械宿命論。可是畢竟不能輕視這一點。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意見似乎和鮑羅廷一致。以前，我並不認為這個意見是不對的，所以沒有提出來討論。上海事件，這不僅是過去的問題，而且也是現在和將來的問題。儘管我現在並不認為鮑羅廷的意見完全不對，但對這個問題需要認真地討論。上海的資產階級已脫離革命，蔣介石、銀行家們和大工業資產階級都脫離了革命。這裡有三點需要討論：第一，自由資產階級沒有完全脫離革命；第二，上海的失敗是否由於資產階級的參加；第三，鮑羅廷的意見或他的西北理論。 六　軍事力量和革命的社會力量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在報告裡無法做詳細統計。目前，軍事力量不是來自革命群眾，而是來自舊軍閥的隊伍。現時我們沒有群眾的軍事力量。現在我們談的是舊的軍事力量。士兵的來源，首先是誠實的農民（國民軍里農民很多），其次是城市的失業者。士兵來自不同的階級，因此，他們的戰鬥力也各不相同。大部分軍隊的將領出身於地主，因此，對他們應進行很好的改造。如果我們想使軍隊革命化，那就應減少軍隊里流氓無產階級的數量和地主分子的數量。假如說我們的軍隊發生動搖，那並不是由於軍隊里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好，而是由於階級成分龐雜。軍隊不能為工農的利益作戰。他們易於接受愛國主義等資產階級的理論。目前軍隊的動搖是他們的社會成分的反映。因此，今後我們需要大大加強用無產階級分子來補充軍隊的工作。 七　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論 這個理論是鮑羅廷的理論。他認為，中國的東南部是帝國主義的堡壘。他以太平天國運動為例論證了他的理論。 他說，太平天國運動所以遭到失敗，是因為他們想占領上海。中國革命應向西北方向發展。因為：第一，那裡帝國主義的影響比較薄弱；第二，那裡可以同蘇聯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繫。我們現在應當討論這個問題。昨天，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一位代表說，我們既不要堅持西北理論，也不要堅持東南理論，哪裡存在著國民黨政權，我們就可以留在哪裡，並在那裡加強我們的工作。這是不正確的。結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就沒有任何方針了。結果我們就似乎成了國民黨的尾巴。他認為，革命是國民黨的革命，而不是我們的革命。現在的中國革命是我們的革命。至少我們應當與國民黨共同進行工作。因此，這個意見是不正確的。 八　國民黨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在我的報告裡，應當提出幾個要點。我們必須回答什麼是國民黨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弄不清什麼是國民黨，我們就不能解釋我們所犯的許多錯誤。起初，我們加入國民黨時，很多同志說，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黨，無產階級如果加入國民黨，就會背叛工人階級；現在這些同志又說，國民黨是小資產階級的黨。事實上，國民黨是各階級的黨，黨內既有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又有地主和軍閥。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資產階級，特別是知識分子。它的理論大部分是資產階級的理論。許多國民黨員都根據資產階級的理論來解釋孫中山的三項原則。其實他們看到的只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問題的全部。實際上，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國民黨是各階級的革命聯盟。如果國民黨是純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黨，我們就不應該加入。照戴季陶的意見，我們應當在國民黨外與其合作。因為國民黨不是資產階級的黨，也不是小資產階級的黨，而是各階級的革命聯盟，所以我們應當作為這個聯盟的成員之一加入國民黨。正是根據這個理論，我們才加入了國民黨。現在我們應當提出什麼是國民黨，國民黨是不是各個階級的革命聯盟的問題。我們肯定地回答說，國民黨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儘管其中還有為數不多的資產階級。如果這部分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我們就應該將其開除出黨。既然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組成三個革命階級的聯盟，那麼，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入國民黨，這個聯盟又怎麼能夠存在呢？以前我們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黨，而現在則認為它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公有的黨。如果以蔣介石為首的資產階級呆在國民黨的隊伍里，這個聯盟就不能是很鞏固的。這個聯盟將來會不會鞏固，這要取決於以下幾點：（一）國民黨是否願意讓資產階級呆在自己的隊伍里；（二）國民黨能否取得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支持。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能夠成為國民黨的同盟者，而資產階級則不可能；（三）如果國民黨內沒有農民參加，而是由小資產階級組成，它也不可能鞏固。因為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的招牌下，剩下的只是一小群小商人，而大部分工農實際上都掌握在我們手裡——這樣的聯盟是不可能鞏固的。 九　改組軍隊問題 改組軍隊，這並不是改編軍隊，不是把大多數左派和共產黨員派到軍隊里去，讓他們在軍隊中做政治工作，而是改變軍隊的社會關係，也就是說，讓大多數工農加入軍隊。如果大多數工農加入軍隊，軍隊就會實現革命化，軍官也不會從地主階級中選擇。如果我們不這樣做，而是高喊「世界革命萬歲」和「列寧主義萬歲」等口號，只限於做政治工作，我們就不會取得任何成果。我們想要使軍隊革命化，但又不去改變它的社會成分，那就是自己欺騙自己。 十　建立革命民主政權 很多同志會驚奇地說，現在我們有了革命軍隊和國民政府，還要提出這個問題？其實，沒有什麼可驚奇的。我們現在距離革命民主政權還很遙遠。不僅是我們這樣說，如果問一問國民黨左派，他們也承認這一點。當然，我們不能說，國民政府就是軍閥政府。在國民政府的領域內必須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如果帝國主義者的干涉和軍閥的包圍有所減輕，我們就應該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爭取建立這樣的政權。在軍閥統治的領域內，我們要先進行革命，而後才能談得上革命民主政權問題。現在我們只是開始走向建立這一政權的道路。假如國民政府的情況更好一些，我們是應該加強這方面的工作的。 這就是我們的策略。這個策略能否在實際上貫徹實行，只有對國民政府的情況作出適當的估計，才能判定。國民政府最初受到總司令人員的變動的巨大影響。去年，政權由胡漢民之手轉到蔣介石手裡。剛剛不久以前，才改為實行集體管理。去年，蔣介石獨攬了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和革命軍的大權，甚至還想統治共產黨。政府整整一年就處於這樣的情況之下，只有汪精衛回國以後，政府才開始成為無產階級同國民黨左派的聯盟。這個左派政府里有共產黨員，如勞工部長和農政部長。但是我們不應當認為，這個政府就是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如果這樣認為，那是錯誤的。這個政府只是走向工農和小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的途徑。為什麼不能把現在的政府叫做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呢，因為在政權中沒有工農群眾，只有幾個工人領袖而已。我們必須利用這種機構，以便今後建立起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政府，並進而走上工農和小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的道路。民主專政將是最有威望的政權。這種政權，只有在我們的力量大到足以鎮壓反革命的時候才能產生，只有在工農群眾中也能實行內部民主的時候才會產生。這並不像幾個領袖參加政府那麼容易。 十一　財政經濟政策 目前，儘管政府是新的，但財政經濟政策仍是舊的，尤其是經濟政策執行的還是軍閥的那一套制度。現在革命時期，我們必須採用新的財政計劃和經濟政策來代替封建軍閥的制度。現在的經濟制度仍舊是以前的，要改變這種制度，不僅要看國民政府有無決心，而且這也是我們黨的任務。在我們黨領導革命的整個時期，我們沒有自己的財政計劃和經濟政策，國民黨也是如此。這就是說，我們沒有準備奪取政權。如果我們今後還這樣下去，政權就會落到反革命手裡，像辛亥革命後那樣。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我們只是幫助了國民黨，進行了群眾運動工作，並在群眾中進行了宣傳工作，而沒有把政權奪到我們手裡來。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我們應該討論這個問題，這就是說，我們要準備奪取政權。第四次代表大會已決定無產階級應當領導革命，但那時我們還不懂得軍事、財政和經濟情況，不知道如何領導。今天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就意味著我們不再是在野黨，而是真正要領導革命了。現在我們不能再袖手旁觀，只對國民黨的工作進行批評。國民政府正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擴大它的政權。這個政權既是我們的，也是國民黨的，如果它工作得不好，這就不僅是國民黨的過錯，而且也是我們的過錯。 帝國主義的干涉，現在比以前有所減輕，可是奉系軍閥、蔣介石和四川都在向我們進攻。今後，可能還會遭到各國帝國主義者的進攻。如果不能正確地解決經濟政策問題，我們就會失掉一切革命中心。我們當前的任務，不僅是發展和擴大群眾運動，而且特別是要鞏固革命中心。否則，奉系軍閥統一北方，蔣介石統一南方，革命運動將會停滯5年至10年。因此在目前，這是一個非常嚴肅而又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說，這是鞏固革命中心的問題。 關於黨內情況的報告 從第四次代表大會起到現在，我們黨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而得到了發展，黨的工作有了進展，黨員人數也有所增加。在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前，黨員只有994人，現在已增加到57967人。黨員的成分，根據3月份的統計，百分比如下：工人占53.8％；農民占18.7％；知識分子占19.1％；軍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4.2％。婦女在黨內占10％。各地黨組織的黨員人數如下：湖南13 000人，湖北13 000人，江蘇（包括上海）13 000人，廣東9 027人，北方地區3 109人，江西3 000人，陝甘388人，山東1 925人，福建168人，滿洲（包括瀋陽）380人，北滿137人，安徽233人，四川200人，以上共計57 967人。①在各地，受中央直接領導的區委共有八個：（一）湖南區委，其中包括衡陽；（二）湖北區委，其中包括襄陽；（三）江浙區委，其中包括安徽省鐵路沿線部分；（四）廣東區委，其中包括廣西、雲南、福建和南洋；（五）北方區委，這個區委包括以下幾省：吉林、山西、察哈爾、熱河和綏遠；（六）江西區委；（七）河南區委；（八）陝甘區委。有六個地委：（一）山東；（二）福建；（三）南滿；（四）北滿；（五）安徽；（六）四川。有四位通訊員，他們分別駐在莫斯科、海參崴、巴黎和日本。黨領導下的群眾團體，計有280萬工會會員。在第四次代表大會時，只有唐山和上海的少數鐵路工人和礦工受我們領導。農民協會會員有972萬人。第四次代表大會時，只有廣東的20萬有組織的農民受我們的領導。學生聯合會將近420個。在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會時，共青團領導的學生聯合會有60個。現有共青團員35 000人，而在第四次代表大會時，只有2 365人。 現在談談各個地區的政治形勢。（一）國民黨左派統轄的地區有：湖南、湖北、江西、陝西和甘肅等省。在這些地區，工農運動可以自由發展。（二）國民黨右派統轄的地區有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和四川等省。這些省份的群眾運動已被撲滅，法西斯主義占統治地位。（三）奉系統轄的地區有北方、河南和山東等地區，以及南滿和北滿。這些地方的群眾運動受到了鎮壓。我們的工作仍然在開展著，九個中央委員是不夠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難的是，甚至九個中央委員也不能經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兩三個委員，有時只有一個委員。這樣一來，中央自然而然就產生了獨裁。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傳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組織工作。出席第四次代表大會的同志批評了組織部的工作。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後，由我來主管組織部的工作。後來，組織部實際上已不存在了，因為不論是我還是其他人都沒有在組織部里工作過。不久以前，中央指派周恩來做組織部的工作，可是上海事件爆發了，周同志又轉做軍事工作，因而組織工作又停頓下來了。職工委員會委員當中，李立三同志只是被算作職工委員會委員，實際上，他並沒有參加工作。農民委員會委員毛澤東和其他委員劃分了各自的所在地，起初沒有做任何工作，而現在都聚集在武漢，開始了工作。他們已討論了土地綱領。宣傳工作雖然做得比較好，但事實上他們主要是做了出版工作。黨的中央機關報按期出版，並且翻譯了十多種書籍。軍事委員會只是做了技術工作。婦女委員會只是增加了通告的數量，但這已經相當不錯了；職工委員會和農民委員會連通告也沒有發過。總之，黨中央不很健全。我們黨目前還不是一個有完善組織的黨，而是各個共產主義者的小組。地方組織比中央好些。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我們就只有各省的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我們必須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則，我們就會面臨危險。在組織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為強有力的中央。如果情況仍像現在這樣，也就是說，黨的領導機關不能成為更強有力的機關，那下層組織的情況就會很糟糕。 如果只是由地委和區委領導一切工作，我們黨的情況就會像朝鮮的黨一樣。現在，支部所起的作用不大。在工廠和學校里，支部並不是工作的中心，而只是召集會議和組織報告。因此，支部只是傳達領導機關的意見和命令的組織，而不是工作機關。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我們必須決定：應當加強中央，並把支部變為真正進行工作的組織。在黨的工作中，我們必須提出這兩個問題。宣傳部這兩年來的工作，不能稱作宣傳工作，實際上它是做了出版工作。而我們黨的機關報《嚮導》不管怎樣是按期出版的，其份數也在逐漸增加。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會時，只有7 000份，而從北伐開始，已增加到5萬份。 《新青年》雜誌出版了五期。我們在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在這兩年當中，我們翻譯了以下16種書籍：（一）《共產主義ABC》；（二）《民族問題和共產主義》；（三）布哈林：《農民問題》；（四）波格丹諾夫：《政治經濟學簡明教程》；（五）布哈林：《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六）史達林：《論列寧和列寧主義》；（七）《共產國際綱領》；（八）布哈林：《唯物史觀》；（九）《蘇共的團結》（兩冊，已出版，尚未翻譯）；（十）《中國共產黨五年來的政治主張》；（十一）布哈林：《資本主義穩定與無產階級革命》；（十二）《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十三）《不平等條約》；（十四）《中國關稅問題》；（十五）《戴季陶主義和國民革命》；（十六）《論北伐》。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宣傳部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出版工作，而不是宣傳鼓動工作。宣傳部沒有工作計劃，不給地方發通告，也不向中央報告工作。宣傳材料出版得很少，而鼓動材料卻很多。例如，在江蘇、湖南、廣東和浙江等省，我們出版了許多鼓動小冊子，其數量由9萬冊增加到了40萬冊，可是這些出版物散發得很不好。例如，我們有10萬份號召書，人們讀到的卻不到5萬份。從數量上看，鼓動材料很多，但利用得很不好。上海有時出現這樣的情況：書放在那裡沒有人讀。材料和出版物的散發情況很不好，因此，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做得不好。黨內教育跟不上黨的發展。今後，宣傳部應做到以下幾點：（一）要使中央宣傳部更加堅強有力；（二）要使地方宣傳委員會與中央宣傳部建立密切的聯繫；（三）擴大翻譯工作；（四）改進書籍的散發工作；（五）關於黨校問題。我們黨目前需要成立黨校。對於這個問題，有兩種意見：一、中央想成立一個黨校，二、各個地區也想成立黨校。如果中央成立黨校，講師會更好一些，而如果各地成立黨校，會更方便一些。據我看，前一種意見較好。中央有個計劃，打算成立一個設立兩個部並擁有500人的黨校。總之，這項工作現在非常重要。如果我們能在武漢堅守住，我們就在這裡成立黨校。我們必須出版一種黨的日報，代表大會以後，我們就開始出版這種報紙。 現在談談中國的職工運動。雖然中央職工委員會並不強大，但某些地方對這項工作卻很注意。成績最好的是香港大罷工，其次，我們在上海、湖北和湖南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尤其是在湖南。缺點是中央職工委員會沒有統一的領導，因此，全國的職工運動就沒有統一計劃和統一要求。代表大會以後，我們應該糾正我們的錯誤。無論是在中央職工委員會裡或在工會黨團里，我們都應該有統一的領導。在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時，我們有29萬有組織的工人。到第二次大會時，有54萬人。到去年五一節第三次大會時，有120萬有組織的工人。現在各地有組織的工人人數如下：江浙有130萬人，湖北有40萬人，湖南有393 791人，廣州有52萬人，北方地區有1萬人，山東有5 000人，江西有13萬人，海員有8萬人。以上共計2838791人。 今年，有組織的工人的數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職工運動也在逐漸開展和壯大起來。這是各地黨組織加強工作的結果。現在我們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政策和工會工作計劃。這是我們代表大會的首要任務。我們的同志早在黨成立以前就做過職工運動的工作。我們的職工運動的歷史已有5年了。 農民運動 我們的同志從前就向農民進行過工作，如彭湃同志早就在廣東農民群眾中工作過。我們黨向農民進行工作已有兩年。根據現有的統計，有組織的農民的數量如下：湖南有5 204 112人，湖北有1 714 000人，江浙有23萬人，廣東有120萬人，北方地區有2萬人，江西有30萬人，河南有100萬人，陝甘有116 000人，安徽有8 300人，四川有37 000人。以上共計9 829 412人。有組織的農民的總數比工人多。今後，我們應開展農民運動，增加農民協會的會員人數。 青年運動 在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時，共青團員比黨員多，而現在黨員卻比共青團員多了。青年一代組織起來的比老一輩少。這是因為：第一，共青團中央不是很強大的；第二，我們抽調了很多共青團的工作人員做黨的工作，從而使共青團的幹部減少了。現在共青團里並不都是青年人。就是一部分少年先鋒隊隊員也已超齡了。因此，共青團應該在青年中開展工作。共青團必須青年化，少年先鋒隊也應如此。假如共青團員都是青年人，黨就不可能從他們當中抽調工作人員。但是，黨過去確實是很少注意共青團。這是黨的過錯。黨和共青團都怕對方從自己這裡抽調工作人員。 1927年4月29日（李玲譯）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 執行委員會代表聯席會議記錄 中共政治局會議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 關於與國民黨左派在同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關係的基礎上建立相互關係的問題。 陳獨秀通報同汪精衛談話的情況，汪提出以下四點： （1）1927年1月3日占領日本租界的行動，不是根據國民黨的指示採取的，而是在共產黨人宣傳鼓動的影響下進行的。 （2）何時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國民黨對此一無所知。這是共產黨人未向國民黨通報的情況下提出的。 （3）存在兩個黨組織是不合適的。如果領導權屬於國民黨左派，共產黨人跟隨他們，那就不需要共產黨。如果是另一種情況，領導權在共產黨人手裡，那就不需要國民黨。 （4）蘇聯在唆使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作鬥爭，並在這一鬥爭中作殘酷的自我犧牲，但蘇聯自己卻不積極參與這種鬥爭。 鑒於這最後一點，參加談話的徐謙要求蘇聯與國民政府結成反帝軍事同盟。為了證實上述第四點，他援引了張作霖公布的一些文件，這些文件似乎表明，蘇聯喜歡呆在幕後。汪精衛也說，他收到了江西幾位將軍的會議發來的電報，他們在電報中表示反對蔣介石，同時也反對共產黨人。汪精衛以國民政府名義給他們發了復電，表示支持他們進行反對蔣介石的鬥爭。同時汪精衛隻字未提國民黨左派對電報後一部分內容的態度。 汪精衛總結說：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誰領導群眾？群眾跟誰走？跟國民黨走還是跟共產黨人走？國際關係和軍隊狀況的惡化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共產黨人的過錯。如果國民革命因此遭到失敗，那對人民群眾來說會更糟糕。 為了改善同國民黨左派的關係，鮑提出三點意見：（1）兩黨密切合作，共同解決所有問題；（2）制定對小資產階級的總的政策，沒有這種政策，災難就不可避免；（3）制定對農民的總的政策。若這三點不能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那麼國際形勢就會變得毫無希望。 張國燾拒絕鮑提出的所謂共產黨對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政策的指責。他要求派遣工人和農民到軍隊中去，並把他們武裝起來。 維說：這裡討論的問題並不是新問題。國民黨左派會在一定的方面搖擺不定，因為現在坐而論道的時候已經過去，需要解決的問題非解決不可了。對於農民，問題可以通過局部沒收土地的辦法來解決，國民黨左派也贊成這樣做，但湖南的農民運動使他們感到害怕。對所提出的問題共產黨可以作兩種回答： （1）要求國民政府對土地運動有明確的態度，協調而不是反對這一運動，或者（2）完全支持土地運動（？）。 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態度是明確的：國民政府應當幫助小資產階級反對大資產階級，它自己也要同大資產階級作鬥爭，並且支持這種鬥爭。另一方面，我們應當幫助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為改善他們的生存條件而鬥爭，但這種鬥爭應當通過工會加以協調。國民黨內的派別問題也很重要。 陳獨秀：比如在土地問題上我們有沒有共同的方針呢？原則上說，我們同國民黨左派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似乎是一致的。但是今天有人告訴我，國民黨關於沒收大地主[土地]的決定由於河南的形勢而不會公布。 鮑羅廷認為，小資產階級處境不妙有兩個主要原因。一個原因是看不見的，這就是帝國主義者的金融封鎖和其他封鎖，另一個原因是看得見的，也是小資產階級明顯感覺到的，這就是在手工業部門做工的工人爭取自身經濟需要的鬥爭。小資產階級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在第二個原因上。試圖向小資產階級說明真實情況，但只指出第一個原因，並用它來偷換第二個原因，這是沒有用的。唯一的出路是向小資產階級作出讓步。但主要問題是，共產黨能否控制工人群眾和自己的省級組織。在遊行示威中和在其他重大事情上，共產黨沒有充分顯示出自己領導群眾運動的能力。共產黨能控制武漢無產階級和湖南農民嗎？可以商定一定的方針，但條件是共產黨能夠執行這個方針。我本人對此表示懷疑。如果共產黨自己不能做到這一點，也許它同國民黨一起能夠做到。這就是我為什麼講共同解決的原因。國民黨相信，你們能領導群眾，但實際上卻不能。出路只有一條：或者同國民黨決裂，或者一起作出決定，一起執行。 老頭子提出6條意見供討論： （1）小地主和革命軍官的土地不沒收。 （2）成立解決小資產階級與工人之間糾紛的仲裁委員會。 （3）商人有權參加各種自治機構，反革命分子除外。 （4）不禁止、不妨礙帝國主義的貿易。 （5）邀請國民黨積極參加工農組織。 （6）支持國民黨政府增加和徵收捐稅，條件是不剝奪貧困居民階層。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 ——關於政局的公開的信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鑒： 親愛的同志！ 中國革命正在經過一個危急的階段，在這階段中，革命必定遇到許多難關，並且要克服許多困難問題。目前根本的問題是怎樣實施某種限度的土地改革，以滿足已醒覺的農民群眾之正當要求，而達到革命根基深入之目的。國民黨革命的農民政策已經促起農民群眾之奮起，實施這政策的時機已經到來。因為國民黨是三民主義的革命黨，他的歷史上的職任，就是實行他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中國革命的將來，中國人民的命運，全靠貴黨在此時期之堅決的行動。 土地改革剛才開始，就促進了反動分子之反革命行動，代表不勞而獲的大地主階級之封建軍閥，已經起來實行用武力反抗農民。他們威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而欲加以破壞——如果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依然忠實於他們革命的主義，依然領導農民從事歷史上的反封建勢力之鬥爭。 軍隊中有些分子反對土地改革確是事實。不過整個的國民革命軍並非——亦不能——反對農民的解放。兵士們大都是無地或貧苦的農民，他們不會很自覺的反對農民運動。如果兵士們對土地改革表示敵意，就是他們還沒有覺悟他們仍在受軍隊中反動分子的剝削。以兵士論，革命軍在客觀上應當是一個土地革命的軍隊。大多數的下級軍官也是從中等階級招募來的，他們也是被剝削者，被壓迫者；國民革命並妨害不著他們的財產，他們必不以行動來保護豪紳大地主的政權和利益。現在把持一切政權和特殊權利的是豪紳和大地主。他們消滅之後，經濟的關係和政治的權利一定要民權化。所以土地改革，不但不妨害城鄉的中等階級，並且可以解除他們的經濟的停滯，給他們以政權。如果將這一點給他們說明白，革命軍中之下級軍官一定很忠實的贊助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實行民權的土地改革政策。再者國民革命軍的將領都是相信民主自由的革命領袖，對於土地改革定能擁護。 國民革命軍的組織如此，整個的革命軍決不能敵視土地改革。其絕大部分（兵士、下級軍官、上級首領）定能擁護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那麼，最少數的反動分子處於孤立的地位，如果他們有反革命的行動，不難一鼓蕩平之。 在選擇道路上國民黨已無絲毫猶豫的餘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動軍閥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國民黨不可站在一個分歧的路口。反動的軍閥已經公開的反叛革命（夏斗寅的叛變、長沙的政變可十足的表明這一點）。他們已經向工農運動宣戰了。他們的屠殺工農群眾，和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蔣介石、李濟琛一模一樣。他們要挾國民黨放棄土地改革政策，以賺得大地主和劣紳的愛戴。他們侮蔑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威權。長沙政變發生後，湖南省黨部即被解散，並未得國民黨中央的批准，擅自成立省黨部（及所謂救黨委員會），打毀黨校，劫奪前方購買軍米之款項，國民政府所派遣之特別委員團中途被阻不得到長沙，並且自由派軍隊到各縣屠殺農民、工人、學生，婦女。 這是明白的反革命行動。少數反動軍閥，背叛了國民黨國民政府以及高級軍事長官，而在湖南篡奪了政權。國民黨的責任到此情形之下，非常明顯，宜立即下令討滅此少數叛徒，以維繫其最高權威，還是和他們妥協？國民黨如果採取第二種辦法，國民黨的歷史，國民黨的主義，國民黨的政綱，都將推翻，將在國民黨政治的生命發生非常嚴重的影響。湖南的反革命必須討滅，迅速的行動已經十二分必要了。猶豫不決，必遺後患！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議採用以下的行動，削平湖南的反革命： 一，國民政府明令宣布長沙叛徒許克祥等所組織之委員會系反革命，並令軍隊聯合革命的民眾共同推翻之。 二，解散叛徒的委員會另委合法的省政府。 三，火速派兵討伐叛亂，與唐總指揮以派兵之權削平之。 四，取消叛徒竊據之省黨部，另由國民黨中央下令改選新省黨部行使職權。 五，國民政府明令宣布工農組織及共產黨在湖南得享完全的自由。 六，武裝農民以防禦反革命叛亂之發生。 以此行動處置反革命，不僅湖南一省工農群眾對國民黨發生堅強的信仰，全國各地的工農，定要遙瞻國民革命的旗幟，認識國民黨的黨徽，為他們自由之標誌。他們必定自己起來向國民政府之敵作戰！ 當大資產階級、封建反動勢力和他們的軍閥代表向國民革命反抗時，領導國民革命的國民黨，一定要和民權主義的群眾結成更密切的關係，促醒他們革命的覺悟，並領導著他們大膽的向反革命進攻。當反動分子以公開的反叛行動集合他們的力量時，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倘不果決的領導勞苦群眾向反革命勢力作殊死的革命戰鬥，則一切反革命勢力得有更多機會放膽集合發展其勢力向革命進攻，革命前途將陷於危險！謹致 革命的敬禮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總書記：陳獨秀 六月四日 1927年6月8日　《嚮導》周報第一九七期 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 我們現在用不著拿許多很壞的話來攻擊蔣介石，因為他自己有許多行為已經足夠說明他是革命或是反革命了。並且他的罪狀已經國民黨、國民政府逐條宣布，更不需我們來重說。 我們也許可以說，蔣介石之反動，在中國革命運動上是一大損失，因為他個人性格之有決斷肯負責任，和袁世凱一樣是中國有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這也就是我們所以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四月十二始終牽就他向他讓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之一個原因。我們一年余的忍耐牽就讓步，不但只是一場幻想，並且變成了他屠殺民眾屠殺共產黨的代價！ 在去年三月二十之前，東征陳林勝利時，蔣介石成了著名的革命人物，帝國主義者甚至於攻擊他或者恭維他是中國紅軍首領；然而那時就有一位同志批評蔣介石是一個危險人物，未必始終忠於革命。我曾問他何以見得，他說：蔣氏此時言論固然很革命，即行動也向著革命路上走；惟隱微中時時表露其個人英雄主義，表露其個人之權與力超於黨之上，離開黨的個人英雄主義，沒有黨的制裁，便會走到反革命，中外歷史上這種英雄很多，恐怕蔣介石也是一個。現在看起來，這些話可算是對於蔣介石之終身的刻骨批評！ 在討伐陳林和討伐劉楊戰爭中，蔣介石很尊信共產黨人，因為他們能苦戰奮鬥；即去年三月二十以後一直到今年三月七日他在南昌演講，還時常說共產黨是革命的，他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須合作。他時常肯定共產黨是革命的，共產黨人當然很感謝他；可惜他不是說共產黨是革命的，國民黨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須合作。他只說他也是革命的，共產黨應和他合作，共產黨聽了總覺得很奇怪。蔣介石時時刻刻表示他自己的意思，而忘記了國民黨，這是共產黨終和他發生衝突之一個很重要原因。共產黨承認國共兩黨都是革命的，所以必須合作（不但國民革命中破壞工作可以合作，即國民革命中的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也希望可以合作）。因此，共產黨立在革命工作的觀點上，對於國民黨中任何革命領袖，無論新舊都願竭誠與之合作，決不肯立在私人的感情上，幫助那一個領袖打倒那一個領袖；即使那一個領袖背叛了革命，例如陳炯明、楊希閔、蔣介石，共產黨也只是立在革命的觀點上，幫助國民黨去打倒這班反革命者，而不是什麼擁孫倒陳，擁蔣倒楊，擁汪倒蔣。蔣介石始終不明白這個道理，始終只知道他個人而不知道有黨，始終要求共產黨以助蔣拒汪為合作條件，兩次派人到上海和我們談判，以哀的美敦式的態度，要求共產黨停止迎汪復職運動，我們答以在革命進展的觀點上，在國民黨團結的觀點上，共產黨只是主張汪、蔣合作，而不是擁汪倒蔣，卻沒有理由可以違反中國革命的需要，以及國民黨黨員群眾的心理，而反對迎汪復職。這樣合理的答覆，當然使蔣介石失望，使蔣介石感覺得共產黨到底不能做他的工具象孫文主義學會那樣，於是在他的二月二十一南昌演講中，便喊出「糾正共產黨」、「制裁共產黨」等口號了。蔣介石所舉要糾正及制裁共產黨之理，是因為共產黨黨員對於國民黨黨員加以排擠壓迫，可是他在此次演講之前，兩次派人到上海和我們談判時，沒有一字提出共產黨黨員排擠壓迫國民黨黨員之事，而只說不滿意我們附和迎汪復職運動，或者在他的見解，迎汪復職就是排擠壓迫國民黨黨員。 去年三月二十事變之後，蔣介石極力聲辯不是對付共產黨，他對黃埔學生演說，痛陳領袖爭權之事，分明是指汪精衛；最近張靜江致汪精衛書，卻說：「豈知弟三月二十二日在長堤登岸，先二日介兄已向共產黨行斷然之手段……以為共產黨之陰險，或有擊而不中之虞，不告谷季（精衛別號），將失敗時介自負之，季仍可自收其殘局，各有其分義，弟亦何言，弟到之時，介兄仍欲徹底解決，斷此亡黨之毒腕，以慰總理之靈。」這樣看起來，好像蔣、張之言大相矛盾，其實一點也不矛盾，因為三月二十之變，反共排汪，本是二者並行。排汪之經過事實，精衛先生自知之，近亦向我詳言之，不但三月二十排汪必欲其去職離粵，並且自從三月二十，一直到汪回，蔣、張無時無事不與主張迎汪復職者為敵，試問這可是何種分義？蔣介石之反共，導源於戴季陶的小冊子，這不僅是表面上簡單的戴、蔣等個人思想問題，乃是整個的資產階級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之反映。關於中國革命之前途，有兩種理論與政策：一是無產階級的理論與政策，一是資產階級的理論與政策。無產階級的理論政策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小資產階級結合起來，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對內推翻封建勢力、軍閥、地主、土豪劣紳等的統治，建立革命的民主獨裁制，行向社會主義的建設，以達到全民族政治的經濟的完全解放。資產階級的理論與政策是：資產階級與買辦、官僚、地主、豪紳甚至一部分反動軍閥結合起來，建立保護資產階級及地主的軍事獨裁制，以壓迫工農運動及反共反俄，求得帝國主義的諒解及些小讓步，在資本主義的工商業的政策之下，根本停止民眾的一切革命運動，發展並穩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權。中國革命之前途，只有這兩條路，找不出第三條路，也許戴季陶、蔣介石自以為可以找出第三條路，不過事實上他們所走的分明還是第二條路，並未曾發明第三條路，所謂第三條路，只是不肯走第一條路，而又不願顯然自承走第二條路之名，其實第三條路不通行，還只有走第二條路。戴季陶以為可以一面反共派，一面反右派，其結果他和右派走上一條路；蔣介石、張靜江以為可以一面反共派、反工農運動，一面反西山會議派，其結果他們和西山會議派走上了一條路；現在又有人以為可以一面反共、反工農運動，一面反蔣，其結果也必然和蔣介石走上一條路；這都是因為他們想找第三條路，其實本來不會有第三條路，所謂第三條路，即第二條路之別名。自從戴季陶發行他的小冊子，中間經過三月二十，一直到今年四月十二，都是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意識者國民黨右派首領戴季陶、蔣介石、張靜江等，在尋找第三條路的口實之下，為實行走他們的第二條路而工作。 第二條路即資產階級的路，他們要用資產階級的理論與政策，來解決中國問題，自然要抑制工農運動不許他們強盛起來，更不用說是過火，只有時有利益於資產階級的工農運動（如為資產階級的政治示威與慶祝、追悼等），他們或者可以恩准，否則便是受了共產黨煽惑操縱，只好用四月十二的辦法。他們要用資產階級的理論與政策，來解決中國問題，自然不願意無產階級的政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特別是和他們的理論與政策不一致的時候（幫助他們對付他們的政敵之時，當然要暫時利用一下），所以戴季陶自始至終都主張共產黨黨員要退出國民黨，最近《告國民黨的同志並告全國國民》中又說：「我在總理死後很辛苦地堅持著非中國國民黨純粹獨立，則救國的責任決負不起。」誠然，他們很辛苦地屠殺了共產黨之後，很得意地向全國國民宣告中國國民黨純粹獨立，這想必就是戴季陶先生髮揮他們資產階級的「仁愛性」。如果共產黨也這樣宣告獨立，不知資產階級的學者要怎樣大聲疾呼的咒罵無產階級的布爾什維克黨之殘暴無仁愛性！戴季陶或者可以回答說：四月十二之事確如白崇禧、陳群所說只是「工人互轟」（六月三日陳群在所謂上海工會統一委員會還這樣說），隨後搜捕槍斃之共產黨，或者那是許克樣所謂「暴徒分子」，而非真共產黨，至於朱培德歡送共產黨出境，更是仁愛之至。可是吳稚暉曾大呼「殺盡共產黨」，李石曾說四月十二事變是革命，並且是最後的革命，從此再用不著革命了；誠然，共產黨殺盡了，無產階級壓服下去了，資產階級已經革了無產階級的命，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蔣介石的純粹國民黨，從此得安然和英、日帝國主義及奉天軍閥攜手統治中國，還有什麼革命！他們要用資產階級的理論與政策，來解決中國問題，聯俄政策自然不大適用；蔣介石、吳稚暉、戴季陶都一致採用西山會議的意見，聯俄原以平等待我為條件，言外之意就是蘇俄現已不以平等待我了，聯俄政策當然要拋棄。吳稚暉說：「有人說俄國已剷除不平等條約，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奧，皆已剷除不平等條約，依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止能認為最惠國，聯合則平等未完全，顯生問題，所以德、奧可認為最惠國，尚未聯合也。」戴季陶說：「俄國既然說是同情於中國的革命，援助國民政府，而兩年當中，既沒有和國民政府定過相互的平等條約，也沒有和國民政府交換過正式的代表……俄國既沒有正式承認我們的國民政府，我們就無從承認俄國對我們的革命有正確的了解和同情的援助。」蘇俄和國民黨關係，至今和中山先生在世時無殊，何以現在忽然發現了沒有正式承認和沒有定過條約交換代表，聯俄顯生問題？其實這都是鬼話。吳稚暉說：「遂使帝國主義之國及國內軍閥，謀傾本黨者，借赤化為口實，淆亂世之眾聽。」這幾句話才真是他們拋棄聯俄政策之隱衷！ 他們要用資產階級的理論與政策，來解決中國問題，自不得不將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放棄了。他們分明走的是第二條路，還厚顏說是第三條路，自以為雖然反俄、反共、反工農運動，而仍然是革命的，不知道他們的所謂革命作何解釋？ 汪精衛先生曾說：「要革命的向左邊來——」現在蔣黨的人說：「要革命的向右邊來——」這句話雖然滑稽，可是也證明了他們已認識沒有中間的第三條路！ 向右是他們自己承認的，但是不是革命的呢？ 三月二十的行動是革命的嗎？ 北伐總司令一就職，國民政府便無形取消了，這是革命的嗎？ 派李石曾向張作霖、楊宇霆謀南北妥協，這是革命的嗎？ 四月十二的行動是革命的嗎？ 收買青紅幫打毀沿江各省的黨部及工會、農會，屠殺工農群眾，這是革命的嗎？ 搜捕槍殺各軍政治工作人員，這是革命的嗎？ 正當北伐軍在河南和奉軍血戰之時，勾結于學忠、張聯升、劉湘、楊森、夏斗寅乘虛襲擊武漢國民政府，這是革命的嗎？勾結日本帝國主義，使田中的代表松井到武漢誘脅國民政府的領袖潛赴南京，這是革命的嗎？ 如果這些行為是革命的，那麼，只有資產階級的革命理論與政策是這樣。如果這樣也算是革命，難怪張勳復辟、段祺瑞召集善後會議，也自稱是革命！ 蔣介石之反動，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不是一件小小事體；因為這不只是蔣介石個人的問題，他所代表的是整個的中國資產階級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這是全國革命的民眾和革命的領袖都應該認識的。他假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實，所以一切不容於革命勢力的許多反動派如國家主義者、研究系、安福系等，一向反對國民黨，現在都跑到蔣介石旗幟之下，幫著他搖旗吶喊，向革命勢力進攻。至於一些反動的大小軍閥，自然有與蔣介石結合之可能，劉湘、楊森、于學忠、張聯升、夏斗寅、許克祥等，不用說了；蔣介石、閻錫山、楊宇霆的三角同盟，不久也會實現。 安徽的蔣黨，竟揭出「擁護新軍閥」的標語，重慶的蔣黨，竟掛出「一切反革命聯合起來」的標語，這是何等新奇的事！ 一切反動的軍閥、官僚、政客，不但要依附假革命的蔣介石之名義以保存其反革命的實力，而且還要強姦三民主義一下，這是革命運動中最可恥的危險！ 蔣介石已成了全國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國民政府的領袖在鄭州會議，已決定了討蔣政策，這是中國革命進展之一個重大時機，在革命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 我們所要敬告國民政府之領袖及軍事長官的是：應為革命而討蔣，不應為討蔣而討蔣；換句話說，即是不但討蔣介石個人，而是要討伐蔣介石所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若討蔣者在革命的理論與政策上，在對民眾態度上，一切仍蔣之舊，即令討蔣勝利，亦與革命無涉，而且不足以服蔣之心！ 六月十一日 根據政治局意見致共產國際電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上，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關於沒收反動分子、大地主和土豪劣紳土地的建議。共產國際提綱建議沒收反動分子的土地。此後中國共產黨比以往更有力地推行沒收土地的政策。土地委員會曾經一再討論這個問題。起初它提出沒收一切土地。但最後決定只沒收大地主的土地。汪精衛回國後，國民黨開始討論土地問題。國民黨土地委員會通過決議，沒收除小地主以外的一切土地。這個決議得到了國民黨中常會批准。但是由於軍方反對，決議未能公布。大多數軍官來自中小地主階級，因而反對土地革命。但是，軍隊用來作為藉口的，不是沒收土地，而是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如：軍官們家裡的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屬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罰款；禁止運糧；強迫商人攤款；農民私分糧食，吃大戶；士兵寄回家鄉的小額匯款被農民沒收和瓜分。這些過火行為迫使出身於中小地主階級的軍人與土豪劣紳結成反共反農民的聯合戰線。那些家中遭到衝擊的軍人，更是憤怒。 農民運動在湖南發展特別迅速。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個軍隊對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都抱有敵意。夏斗寅叛變和長沙事變是這種普遍敵意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國民黨，就是共產黨也必須採取讓步政策。必須糾正過火行為，節制沒收土地的行動。對土豪劣紳和土匪的聯合進攻（雖然得到小地主和一般地主的支持）應加制止，使我們有可能集中力量抗擊反動派。同時，在妥善規劃的基礎上和在充足的組織力量的支持下，作為沒收土地的準備措施的農村自治和農民武裝，就會加速建立起來。否則，將立即引起與大部分反動軍隊的衝突，與國民黨發生分裂，而我們將變成一個反對黨。國民黨中總的情緒是既要與蔣介石作鬥爭，同時也要鎮壓共產黨。在最近的將來，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在客觀上大概是不可能的。譚平山的就職演說是含糊的，那是在夏斗寅剛剛叛變後發表的。國民黨決定延緩解決土地問題，而先去擊潰夏斗寅。譚平山作為政府的一員，未能公開為一種與國民政府的意見相左的觀點辯護。你們的指示是正確而重要的，我們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設法要建立民主專政，但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用改組的辦法驅逐汪精衛尤其困難。當我們還不能實現這些任務的時候，必須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將領保持良好關係。我們必須吸引住他們的左翼領導人，並達成一個共同的政綱。如果我們同他們分裂，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將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沒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沒有廢止，也沒有禁止農民自己起來沒收土地。我們的迫切任務是要糾正「過火」行為，然後沒收土地，並揭露言過其實的反動宣傳，以中止軍官和國民黨左派間引起的恐慌，從而克服農民運動道路上的障礙。失業、無地的農民是湖南農民運動中的動力。他們不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分配一切財產，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農之間的衝突。這一點必須改變，貧農必須成為運動的中心。 1927年6月5日 湖南政變與討蔣 湖南初期的農民運動，缺少黨的指導，遂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行動（所謂幼稚行動在任何國家革命的初期高潮中都不能免），如捕人、罰款、阻禁，企圖均分土地，同時舉行宗教革命（毀廟、毀祖宗牌位）、道德革命（婦女解放）等，以引起一般社會之驚恐，土豪劣紳復捏造許多事實在軍隊中宣傳，反對土地改革及根本反對民眾運動之右傾分子更從而張皇其詞，使湖南出身的軍官咸抱不安，對湖南農民運動多少都表示不滿，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長沙五月二十一日事變，自然和湖南農民運動的幼稚行動不無關係：然而說他們只是為糾正農民運動的幼稚行動而發，則顯非事實。在長沙事變以前，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已有糾正農民運動幼稚行動的命令，他們若真是只想糾正農民的幼稚行動，由省政府、省黨部切實執行中央命令，已十分夠用，為什麼須用屠殺政策呢？他們說長沙二十一日事變是由於工農糾察隊包圍軍隊奪槍而起，這種笑話，和蔣介石在屠殺上海工人之前說工人糾察隊將圍攻龍華，是同樣的把戲。過去的屠殺已遍於湖南全省，截至今天（六月十九日）的消息，新省政府的軍事廳長仍在分派軍隊到各縣大舉清鄉，想必也是因為各縣的工農糾察隊都在那裡包圍軍隊奪槍！這是欺誰？ 我們再看二十一日事變以來，許克祥的所言所行，是否只是糾正農民運動的幼稚行動？ （一）二十二日下午省政府召集所謂各團體聯席會議時，教育廳長董維鍵、建設廳長鄧壽荃尚列席，次日即被逐出走，鄧廳長的家產且被查抄了。 （二）省黨部人員被逐一空。 （三）市商民協會代表左學謙在所謂各團體聯席會議上說：「昨晚事變，因解散工人講習所，波及商民協會，以致職員會物損失，會所亦被毀壞。」左學謙家宅亦於二十四日被封。 （四）省農民協會曾負責派員為政府採辦軍米四十萬石，而辦米之款九萬元，竟被所謂救黨委員會的軍隊搶去。 （五）許克祥在街上貼出「擁護湖南省政府」、「擁護國民政府」的標語，但是省政府的委員趕跑了，並且抄家了，國民政府的委員走到岳州竟被拒絕而回，並且許克祥竟電令岳州駐軍要逮捕槍斃國民政府的委員。 （六）五月二十四日，在長沙戒嚴司令部，成立中國國民黨救黨臨時辦公處，推定許克祥、王東原、李殿臣、周榮光、張敬兮等五人為主席；當即發出命令如下：以後拿辦暴徒分子，非經國民黨救黨臨時辦公處命令，各部隊不得擅行，此令！主席許克祥、王東原、李殿臣、周榮光、張敬兮。 （七）國民黨黨校被軍隊搗毀一空。 試問上列這些事實，和糾正農民運動的幼稚行動何涉？許克祥等不得政府或中央黨部命令，而擅自在戒嚴司令部組織什麼救黨辦公處，獨攬軍權、政權、黨權，這和蔣介石的行為何異？ 夏斗寅在湖北叛變，是受了蔣介石的指使，蔣介石已經親自向外國新聞記者直言不諱，似乎不需要別人再為他辯護。許克祥等在長沙叛變，分明是和夏斗寅相呼應，分明是蔣介石襲擊武漢國民政府之整個的計劃之一，至少也是接受了蔣介石的政綱（反武漢中央，反俄，反共，反工農），謀襲國民政府，擾亂北伐後方之整個的計劃之一，糾正農民幼稚行動，不過是一個口實。 蔣介石的外交官，對於英捕房監視上海蘇俄使館不肯向英人抗議，蔣介石且在上海大捕蘇俄同志；許克祥等亦在長沙搜查蘇俄使館。蔣介石在上海、南京、廣州搜殺共產黨人；許克祥等亦在長沙、常德等處搜殺所謂暴徒分子——即共產黨人。蔣介石一面屠殺工人，一面說仍然要保護真正工農；許克祥等也是一面屠殺工人農民，一面在街上貼出「擁護真正農工」的標語。他們和蔣介石有什麼兩樣？ 不僅許克祥等在長沙是如此，再看常德的五月二十四日事變是怎樣？在二十四日事變之前，常德的黨部及民眾團體，正在忙著開歡迎熊震旅長大會，開軍民聯歡大會，正在忙著採辦軍米；恰當此時，夏斗寅、許克祥叛變的消息傳到常德，蔣介石委任熊震為師長的密電一到，熊軍頓時翻臉，於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派兵搜索工會、農會及黨部徽章，下午到工會、農會、黨部及其他民眾團體捉人，遇見穿中山服的或有徽章的即逮捕槍斃，約在二百人以上，被捕者數百人，特別法庭所拘押之土豪劣紳一律釋放，即用彼等為搜捕革命分子之偵探；並且鳴鑼叫人報告誰是共產黨人，一時被私仇誣陷而逮捕而槍殺的人，非常之多。二十五日又挨戶檢查，見有勇敢活潑青年，即指為共產黨人而捕去槍殺之，如此又殺害了數十人。二十五以後，又從城裡殺到鄉下去，鄉下土豪劣紳所把持的關防局，遂乘機幫著熊震捉人。 此外岳州、平江、瀏陽、寶慶及湘南，都在剷除暴徒名義之下，解散民眾團體，屠殺工農及共產黨人之事，成了普遍的現象。此次屠殺之慘，我們可以舉出一例，即湘潭總工會委員長楊昭植被殺之事。楊於五月二十六日被捕，在學坪斬頭，隨將其頭拋擲數十下，再用麻繩系電杆上示眾，將楊屍倒懸於演說台上，以刀剖解，以鐵絲作鉤，取出腹內臟腑，灌火油於腹中，用火燃之，旁觀有不平者，即以赤化論。至於捕獲工農活人剝皮置沙上，旋轉呼號而死者，也不只一次。試問湖南農民對土豪劣紳曾否有這樣野蠻殘酷的行動？ 政府派周斕赴長沙以後，湖南的屠殺停止了沒有？沒有、絕對沒有。現有二事為證： （一）是六月十日長沙的《南嶽日報》載： 「昨日長沙市全市黨員，在教育會坪開歡迎周副軍長大會……周副軍長由第三分校，偕仇亦山……到會……當眾發表決議案十六條（一）公推周副軍長為湖南救黨委員會委員。 （二）請周副軍長實力參加救黨運動。……（八）請周副軍長獎勵馬日剷除暴徒的武裝同志。……」 （三）是湖南省政府軍事廳六月十四日有派兵清鄉電如下：「湘省暴徒嘯聚各縣，亟應肅清，以根本解決，分配兵力如下： 1．許克樣酌抽二十三團軍隊，以一部分赴湘潭、湘鄉、寧鄉清鄉，以一部分留省警戒。 2．周榮光督率警衛團擔任省城內外警戒，並保護省內上下厘卡，城廂各機關。 3．李仲仁團抽調一部分前醴陵、衡山清鄉，一部留省協同各軍警戒。 4．每營派兵分赴長沙縣所屬各鄉鎮清鄉。 5．熊震師向桃源方面警戒，並酌抽軍隊擔任常德、沅江、安鄉縣清鄉之責。 6．王錫籌師擔任寶慶、新化、祁陽清鄉，並擔任向武岡方面警戒之責。 7．周盤、周希武、張岳（團長）協同向鄂西警戒，並應酌抽軍隊擔任岳陽、臨湘、華容清鄉之責。 8．陳漢章旅對於湘、黔軍方面警戒，並抽軍隊擔任辰溪、淑浦、安化清鄉之責。 9．戴斗垣司令於向津、醴方面警戒外，並抽軍隊擔任石川、慈利、大庸、永定清鄉之責。 10．俞團擔任衡陽、常寧、耒陽、資興、郴縣清鄉之責。 11．王德光團對於金州方面警戒外，並酌抽軍隊擔任零陵、東安、祁陽、道縣、寧遠清鄉之責。 12.羅定（司令）擔任攸縣、茶陵、安仁、酃縣清鄉之責。 13．瀏陽、平江、湘陰三縣之事宜，另商陳嘉佑軍長酌派軍隊前往辦理。 14．湘南、湘西邊境各縣，俟由前方抽調軍隊回湘再行舉辦。 15．此次清鄉，限令到後十日內一律肅清。 政府未有明令申斥許克祥等所組織的救黨委員會是反叛行為及嚴令解散，他們當然可以請周斕加入；政府也未曾嚴令申斥二十一日事變是反革命，他們也自然可以請周副軍長獎勵。這都是順逆是非不明所致。現在軍事廳還嫌過去的屠殺不足，分派大批軍隊到各縣清鄉，肅清所謂暴徒，以圖根本解決。什麼是根本解決？不用說是「殺盡真正革命黨人——國民黨及共產黨」和「根本消滅工農運動」，以免後患！在這種政策之下，許克祥等的首功，當然是應該獎勵的。共產黨是否能夠殺盡？工農運動是否能夠根本消滅？恐怕都是疑問吧？蔣介石並不能夠辦到這兩件事，甚至更有力量的莫索里尼也未能辦到。他人更休想！ 湖南政變中所表現的事實，分明不是什麼糾正工農的幼稚行動，分明不是什麼救黨運動（豈有離開最高黨部，並且要槍決中央委員的救黨運動？），而分明是和蔣介石、夏斗寅一氣的反俄、反共、反工農、反武漢中央這四大政策的運動。 此時，武漢方面討蔣運動的空氣似乎很濃厚，倘若沒有決心解決湖南問題，剷除這些豪紳代表的小蔣介石，那麼我們恐怕南京的大蔣介石尚未剷除，武漢治下的許多小蔣介石——豪紳惡霸以及許克祥等叛徒，倒可以將國民政府推翻了！而且蔣介石可以說：你們討我，但是你們境內也和我這裡一樣，你們並不能得到東南民眾的擁護，你們所仗的，也不過是軍隊，來和我爭地盤罷了。 六月二十日 中國國民黨的危險及其出路 以蔣介石為中心的國民黨右派（從蔣介石到閻錫山，將來或至到張作霖、楊宇霆），他們現時所奔走呼號的救黨清黨運動，和國民黨改組時馮自由、劉成禹等所號召的護黨運動，是同樣的把戲。他們所號召的口實是反共產，從馮自由、劉成禹〔禺〕到楊希閔、劉震寰，從楊、劉到蔣介石、李濟琛，從蔣、李到閻錫山、許克祥，都是同樣的口吻，即將來從閻錫山、許克祥到……從……到……也必然是一脈相傳沒有兩樣。這並非是偶然的事，乃因為代表封建軍閥及代表封建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右派，他們勢不能與革命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長久合作，以致身被南赤北赤等不潔之名，而不為帝國主義者所諒解所寬宥。 張繼說：「我們國民黨若反對帝國主義，則失敗時將無地逃避。」吳稚暉說：「遂使帝國主義之國及國內軍閥謀傾本黨者，借赤化為口實，淆亂世之眾聽。」這就是國民黨新舊右派始終反共之共同心理。他們都以為國民黨之所以為帝國主義所疾視，乃因改組後加入共產分子之故，非排共無以救黨，排共與救黨、清黨、護黨，乃同實而異名。他們不懂得「為帝國主義所疾視」正是國民黨之榮譽，而不是羞辱。他們所謂護黨、清黨、救黨之目的，不是想把國民黨從不革命救護到革命，而分明是要減少國民黨的革命性，回復到改組以前的狀況。汪精衛先生過上海時，曾面問蔣介石是否要把國民黨回復到改組以前的狀況，蔣竟直認不諱。 改組以前的國民黨是怎樣？改組以來的國民黨是怎樣？有了進步沒有？這應該是人所共知，不待多說了。改組以來的國民黨，因為有了共產黨分子加入搗亂陰謀破壞，又加以蘇俄幫著「送牢飯」（蔣介石語，即令人吃不飽之意）；然而其結果，國民黨黨員在全國各省都大大的增加了，黨在民眾中名望價值也日高一日了，軍事上更有了突飛的開展，所損失的只是去掉了陳、林、楊、劉這些勢力，得罪了帝國主義或者更是美中不足！ 以蔣介石為中心的國民黨右派，他們只擔心得罪帝國主義，遂把國民黨改組以來的進步看做一文不值。他們反共救黨之真正心理，正因為恐怕身被赤名，得罪了帝國主義無以生存，只有急急排共，把國民黨回復到改組以前的狀況，以表示「守身如玉」仍是「安分良黨」，庶幾可以稍溫帝國主義之心而息其怒。試問以此救黨，把黨救到什麼去處？ 此時國民黨群右（從蔣介石到閻錫山），紛起通電排共，其口實，除將民眾對資產階級及土豪、劣紳、地主所謂過火的行動歸罪於共產黨外，不能舉出共產黨對於國民黨陰謀破壞之一二事實。其實，國民黨現時之真正危機，不是右派所謂共產黨之陰謀破壞，而反是右派之自身。國民黨某領袖說的好：「此時國民黨有蔣記、閻記之分，將來或者還有張（作霖）記……記……記，汪、譚無兵，所以沒有汪記、譚記的國民黨。」誰有兵權，誰就在他的地盤之內，以清黨、救黨名義，造成他自己御用的國民黨，使國民黨變成無數小軍黨；國民黨真正危機在此，所謂亡黨之痛或即在此，而不在共產黨分子留在國民黨之內。蔣介石到底還是一個老國民黨，有些投機混入國民黨軍隊里的新鮮漂亮人物如閻錫山輩，他們停止站在北洋軍閥那邊打擊國民黨才有幾天，有些經過共產黨人設法展轉長期的勸告才肯接近國民黨的；有些雖然勉強加入了國民黨，經過共產黨人再三勸告，才有點看中了國民黨的；這班新鮮漂亮人物，終不能新鮮漂亮到底，現在都回過頭來加入反赤運動，都伸起大姆指頭自稱是純粹國民黨員，自稱是真正三民主義信徒，在清黨救黨名義之下，大聲疾呼的排除共產黨分子留在國民黨之內。他們的面孔轉變得這樣快，他們這班大呼清黨救黨的「國民黨忠實黨員」，倘若半夜裡想起來幾天以前打擊國民黨之事，豈不要渾身流出愧汗！然而他們毫不慚愧。他們毫不慚愧之理由是：他們以前打擊國民黨，因為國民黨是革命的黨，是反對袁世凱，反對曹錕、吳佩孚的亂黨；他們現在大呼清黨救黨，正是要清除國民黨中之革命分子，不但要清除共產黨分子，並且對於純粹國民黨員之稍稍左傾分子，也要以暴徒罪名清除之，以圖根本消滅國民黨之革命性；他們以前對國民黨之態度與口號是剷除亂黨，現在的態度與口號是剷除暴徒，他們對待國民黨是始終一致的，面孔雖前後不同，內容實無變更，所以毫不慚愧。不但他們如此，即段祺瑞、張作霖都曾屢次表示可與國民黨的妥協派溫和分子攜手合作，都無非是企圖清除國民黨中的革命分子以消滅其革命性。自袁世凱以來，他們站在國民黨外邊打擊國民黨，不但於國民黨無傷，而且因於驅迫國中所有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國民黨，使國民黨的力量一天偉大似一天；他們現在跑進國民黨，清除國民黨中的革命分子，以根本消滅其革命性，使革命的國民黨變成他們新軍閥御用的工具，這才是對國民黨之真正打擊，這才是國民黨之致命傷，這才是國民黨之真正的清黨危機！ 所以欲救國民黨之危機，決不是清除黨內革命的分子，而是要清除黨內反革命及不革命的投機分子，不然將名存而實亡。國民黨在現時嚴重的危機當中，和民國二年受袁世凱打擊的無路可走相等的危機當中，以汪精衛先生為中心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及左派的武裝同志，應該有一大覺悟，下一大決心，首先自身團結起來，再和一切革命勢力團結起來，拿出中山先生組織中華革命黨的精神，來一個從左邊的清黨運動，毫不顧惜的清除黨內一切反革命及不革命的投機分子，以救出真正革命分子的國民黨正統之生命。只有清除黨內一切投機分子，只有革命的左派團結起來鞏固正統的國民黨，只有消滅全國某記某記個人御用的國民黨，國民黨才有出路；若放棄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接受蔣介石的主張，不但失了左派的立場，且不是國民黨的出路！「聯蔣反共」固然是革命的左派國民黨壽終正寢，所謂「反蔣反共」及所謂「反蔣分共」（分共即國民黨和共產黨分離之意），亦屬欺人自欺的鬼話，反共或分共，都是和蔣介石走上一條道路，尚何須反蔣？ 也許有人以為聯蔣固然是走到投降資產階級的道路，反蔣則只有走到附屬無產階級的道路，國民黨左派仍然是沒有出路。其實不然。中國的國民革命，在社會的客觀上條件上，固然不會有資產階級的革命，同時也不是無產階級單獨的革命，而必然是工農中小資產階級聯合的革命。為什麼有這樣一個偉大的各階級聯合的國民黨在中國存在了數十年以至於今日，這是在中國這樣社會的客觀條件上自然產生的，國民黨左派在現在及將來的生命仍然是依照中國社會的客觀條件而生存而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因此，中國國民黨左派的出路，不是投降資產階級，也不是投降無產階級，而只是實現工農中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 實現反帝國主義（民族）、反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民權）、反大資產階級大地主（民生）之工農中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以克服蔣介石為中心背叛革命的國民黨右派，這不但是左派國民黨眼前的出路，也就是中國國民革命眼前的出路。 七月一日 「殺盡中國共產黨！」 「共產黨破壞國民黨」，這是國民黨反共的唯一理由；汪精衛說：「國容共，共不容國，形成分共等等痛史！」然而事實上，倒是張繼說：國民黨人一致主張「黨外無黨」；並且最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發出的口號，第一個就是：「殺盡中國共產黨！」他們的宣言說：「清黨工作不能以肅清跨黨分子，做到『黨內無派』為已足；尤須將中國共產黨之勢力根本消滅，中國共產黨之組織根本推翻，做到『黨外無黨』而後已。」請問究竟是誰不容誰？誰破壞誰？ 國民黨四字經 1927 黨外無黨，帝王思想； 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以黨治國，放屁胡說； 黨化教育，專制餘毒。 三民主義，胡說道地； 五權憲法，夾七夾八。 建國大綱，官樣文章， 清黨反共，革命送終。 軍政時期，軍閥得意； 訓政時期，官僚運氣； 憲政時期，遙遙無期。 忠誠黨員，只要洋錢； 恭讀遺囑，阿彌陀佛。 我們的政治意見書 一、中國過去革命失敗的原因——國際機會主義的領導 自從列寧同志患病和逝世，在季諾維也夫史大林布哈林主持之下的共產國際及聯共領導機關，發生了機會主義的絕大危機，即是在政治上，以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保守理論代替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以蘇聯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了各國革命的階級鬥爭，以和上層領袖謀妥協結合的策略代替了推動下層革命群眾鬥爭的策略，以聯合併擁護資產階級之門雪維克的策略代替了無產階級獨立領導農民革命之布爾什維克的策略，以少數派機械的階段論代替了不斷革命論；在組織上以官僚威權的形式主義代替了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主義，因此消滅了無產階級戰士政治自覺的積極活動。在這種根本錯誤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之下，先後斷送了一九二三年的德國革命和保加利亞的革命，斷送了英國的革命工人運動，使英國的改良派在工人群眾中的統治意外鞏固，並且造成了蘇俄的大危機。在史大林布哈林機會主義的■（原文此處為■，下同）■之下，失敗最慘的，要算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之總的原因，是由於對資產階級革命性和國民黨的階級性認識之根本錯誤，有了根本錯誤的認識，遂發生了錯誤的策略，主要的就是幫助並且擁護資產階級，不使中國無產階級有它自己的真正獨立政黨領導革命到底。 中國國民黨，無論在其行動的歷史上，在其三民主義的政綱上，在其建設中國實業計劃上，在其上層領導成分上，都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而且自始即帶有不少的反動性（如希求帝國主義的幫助及不主張沒收土地及大貧小貧論）；至於其中的下層群眾含有不少的工農分子，在歐洲各國資產階級的政黨中不乏此例，決不能因此改變其黨的資產階級性；無論其如何口頭上主張世界革命，擁護工農利益，和聯合蘇俄，凡在一個革命運動高潮中，羽毛還未豐滿的資產階級往往採用一部分迎合無產階級的口號，甚至於拿出社會主義的幌子，以獵取無產階級的同情與擁護，這是資產階級的常態，是在歐洲革命運動史中所常見的。無產階級在沒有獨立的政黨時，常常受了資產階級的欺騙，常常的是簡單的替資產階級服務，無條件的為資產階級去推翻封建的統治，而馬上即被資產階級踐踏。中國的無產階級不幸也在共產國際及中共錯誤的幻想的政策領導之下，不自覺的做了中國資產階級國民黨簡單的工具，以苦力的資格替它們推翻了代表官僚買辦資本的北洋派的統治，以與帝國主義妥協。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剛一抬頭即以空前的白色恐怖摧殘它們的昨日的擁護者——無產階級。我們加入國民黨和長期留在國民黨的結果是：在無產階級群眾面前掩飾了國民黨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鬆懈了工農群眾對國民黨的戒備，提高了國民黨的政治地位，組織和強固了資產階級反對工農的統治，終致國民黨對工農不斷的大批屠殺和它的政權意外鞏固。 我們在國民黨的政策，因為希望留在國民黨內，保持長期的階級聯盟，所以不惜不斷的讓步：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的中央全會，國際代表及中共中央代表允許國民黨組織國際聯絡委員會，監督我們與第三國際的關係，凡國際所給中共的政策和命令須先交該委員會看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蔣介石政變，圍繳省港罷工委員會及蘇俄顧問和蘇俄視察團的衛隊槍械，逮捕大批共產黨黨員後，復以國民黨黨務整理議決案的形式，令共產黨及青年團將加入國民黨的黨員團員名單繳存國民黨，禁止我們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令我們同志退出軍事學校或退出共產黨；這些事實已經是資產階級公開的強迫無產階級服從它的領導與指揮，而不是什麼聯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際的政策不但不因資產階級進攻使無產階級自己更加獨立起來，反而採用了最可恥的投降政策，嚴厲的阻止中共退出國民黨，連準備退出都不許，繼續極力武裝蔣介石，國際代表還極力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幫助並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從此無產階級更進一步完全投降了資產階級，不啻自己正式宣告為資產階級的附屬品。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開始大屠殺，國際對國民黨的政策，仍然是繼續擁馮擁汪，說馮玉祥是工人出身，說汪精衛是土地革命的領袖，反對中共退出國民黨，反對組織蘇維埃。並且在蔣介石叛變以前，曾命令我們以勞資仲裁代替罷工鬥爭，命令我們避免與蔣介石的軍隊衝突；在蔣介石叛變以後，曾命令我們在土地革命中不得侵犯軍官們的土地，命令我們以黨部的力量制止工農的「過火」行動，最後，全部國民黨已公然反革命，還命令我們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直到南昌暴動，還是在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舉行的。這樣的政策，分明是使中共撕碎了自己的旗幟，服從國民黨的領導，變成了國民黨約束工農的工具；這樣的政策，分明是自始至終從頭到尾一貫的空前未有最可恥的機會主義，分明是賣階級的政策，完全不是一九〇五年布爾什維克堅決的反對資產階級妥協，獨立的領導農民，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實現工農民主專政的政策。關於階級聯盟問題，列寧常常引用巴爾夫斯的話說：「我們無論何時都不應忘記的條件是：共同奮鬥，分別走路，不混合組織，看同盟者猶如看敵人一樣。」國際既強制中共混合在國民黨組織之內，復大喊「推倒國民黨的領導是超越階段的危險」，事後卻責備中共不應損失其組織上及政治上的獨立；其實使中共加入國民黨，根本已毀壞其獨立便不能執行其獨立政策。中共要執行國際這些機會主義的政策，則步步投降資產階級，毀滅中共組織上政治上的獨立，乃必然的邏輯，難道除了這些實際問題外，還有懸在空中的獨立嗎？！ 共產國際對國民黨這樣破產的政策，是根據他們對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關係之根本錯誤的認識。他們以為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因受帝國主義的壓迫需要革命，因此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可以團結中國國內進步的各階級，形成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這種聯合戰線的方式便是國民黨，國際稱它為「各階級聯盟」或「四個階級的聯盟」。這分明是組織上的階級混合，而不是在某一時期某一運動中兩個獨立政黨行動上的聯盟，他們不懂得帝國主義對中國商品與資本侵略之深入，使中國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非依賴帝國主義不能生存，這種依賴外力而生存的幼稚的中國資產階級，必須靠更殘酷的剝削工農，才能勉強抵制住和資本技術更高的帝國主義國家工商業競爭，才能夠維持自己的生存發展，因此使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工農的衝突更為不可調和，更易於爆發階級戰爭。資產階級最初參加民族革命，乃是企圖利用能夠在它們控制條件（過去國際的政策正是對資產階級擔保這種條件）下的工農群眾聲勢，向帝國主義做買賣，好取得於它們自己階級的那幾種利益，一看到工農群眾根據其本身利益，侵犯資產階級的利益領導革命時，資產階級便馬上感覺到工農革命比帝國主義對它更是根本的危險，所以中國的資產階級很快的反對革命，乃是其階級性之必然。由此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就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只有使國內的階級鬥爭加緊，決不能因此促成階級聯合和緩階級鬥爭。國民黨是一種資產階級欺騙利用民眾的工具，用抽象的「國民革命」的口號（在我們不進行對資產階級鬥爭的狀況之下）麻醉住工農群眾意識，不組織自己的獨立的武裝，而只是無條件的為資產階級奪取江山，資產階級獨享勝利之果，而且馬上回過頭來屠殺工農群眾，這是一件白日經天的事實，誰都不能否認。 我們加入及留在國民黨的另一理由，便是要經過國民黨去爭取小資產階級的群眾而與它聯盟，這也是機會主義的模範的表現之一。無產階級之最可靠的同盟者，只是下層小資產階級群眾即城市及鄉村的貧民。固然，無產階級隨著革命發展之現實的環境，要團聚一切革命勢力，但無論如何我們的著眼是在群眾，尤其是下層勞苦群眾，而不是在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上層所領導的民主政黨。我們要團結廣大的勞苦群眾在自己方面來，首要的就是無產階級自己要有獨立的政治地位與鮮明的旗幟。有時可以甚且必須在一定的明確的行動綱領上與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建立聯盟；但這個聯盟之根本作用，是在以自己獨立的政治立場，去揭破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妥協與欺騙，以奪取廣大勞苦群眾在自己的政治影響方面來，而不在掩藏自己的政治面目，遷就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更不可在組織上與它混合起來，以「集中革命勢力」！從前第二國際即主張俄國的社會民主黨應與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合併，他們常說：不懂得在落後的俄國為什麼多數派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分而為三。列寧則堅持只能和社會革命黨有政治上的聯盟，而不能在組織上和它混合。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尚保持和勞動者同盟對封建黨及大資產階級的黨作革命的反抗；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三月以中央委員會名義致共產主義同盟的信，嚴厲的指出這一同盟者的危險性，指出他們號召一切民主派聯成一大反對黨之欺騙，極力主張無產階級要有自己的獨立政黨，他說：「即為對付共同敵人，亦不必有特殊的共同組織，對敵直接鬥爭時，兩黨利害一時一致的，自然而然有一時的結合」。過去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政策，完全拋棄了馬克思列寧的遺教，而是採取了從前第二國際的意見，特意把國民黨裝成一個獅子燈，我們都鑽在裡面去舞。像這樣混合組織的聯盟，則遇事掣肘和混亂了我們自己的政治面目，不但不能經過他們爭取其下層群眾，並且要喪失我們自己階級的群眾。 在革命高潮中，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下層群眾即城市鄉村的貧民聯合之最好的形式，便是蘇維埃，即是由工農貧民兵士的廣大群眾選舉代表組織的蘇維埃，它的任務是武裝群眾及指揮群眾的政治鬥爭奪取政權的機關。共產國際的領導，在革命高潮中，為要跟著大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上層跑，作那種無希望的同盟夢，於是根本拋棄代表城市鄉村貧民的利益，在鬥爭上服從國民黨的政綱，越此便是「過火」，在組織上把農民協會及店員小商人的組織工作通統交給國民黨，不許組織蘇維埃；他們竟至說，「中國的國民黨對現時中國革命的作用與一九〇五年的蘇維埃對俄國革命作用是一樣」，「武漢國民黨為革命運動的中心」，「武漢政府是革命的政府」，「若現在即刻建立蘇維埃，拒絕擁護武漢政府，提出二重政權的口號，推翻武漢政府，便是對蔣介石和張作霖予以直接的援助」（史大林）。「在將來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還可以利用國民黨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組織形式。」（布哈林）他們的錯誤，完全由於迷信少數派的階段論遮住了眼睛，不去觀察國民黨國民政府的內容和當時民眾革命鬥爭急激進展的環境，以至盲目的反對建立蘇維埃；他們完全不認識不但南京的國民黨已公然反革命，即武漢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也已日漸走向反革命，尤其在馬日事變後，他們和蔣介石張作霖已經沒有區別，此時國民黨資產階級（凡是剝削勞動的大小資產階級都包函在內）參加民主革命的歷史已經告終；同時從共產國際到中國國民黨一致承認「過火」的工農運動，已經打破了各階級聯盟，超過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開始由民主階段，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即革命性質已經開始轉變了。無產階級的政黨，至少在三月二十事變後即應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在北伐開始時就應該在北伐軍所到的地方組織蘇維埃，至少在四月十二事變後即應建立蘇維埃與國民黨政府對抗，由二重政權進到推翻反革命的國民政府，由無產階級專政，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一面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共產國際的領導不是這樣，而是始終拘泥民主革命的階段，始終迷信國民黨，始終想用大資產階級及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黨代替了工人與鄉村城市貧民群眾的蘇維埃。中共中央此時未能力爭退出國民黨，建立蘇維埃，推倒國民黨的領導，反而在國際代表所起草的宣言中及農民部通告中，都承認農民有「過火」行動；並且自行取消漢口總工會糾察隊的武裝，以避免和國民黨軍隊衝突；這都是莫大的錯誤。一直到國民黨全部公然反革命，革命運動已經一敗塗地，此時反而突然想起用蘇維埃的口號，作奪取政權的冒險嘗試。 一個革命的政黨，不但要善於進攻，也要善於退守，上海廣州長沙漢口的共產黨黨員及工農群眾相繼被屠殺後，沒有一點有力的反攻，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已完全走到反動營壘，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都已經結合起來，革命分明是失敗了，此時即應馬上採取退守政策以保存階級的戰鬥力，整理我們的隊伍，積聚我們的力量，做改守為攻的準備。當時黨的政策恰與此相反。聯共及國際領導者史大林布哈林此時企圖以無產階級的武裝暴動挽回其機會主義政策之絕望，以抵制反對派的非難，乃特派心腹代表到中國，以國際名義包辦「八七會議」，在此會議中，既未便根本的系統的指出改正機會主義（仍舊說留在國民黨有四大理由，仍舊主張站在國民黨左派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又加以從莫斯科帶來的事實：「中國革命浪潮還在一直高漲」，「中國已經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勢」，經過翻譯員瞿秋白周恩來李維漢等之手，造成了盲動主義。當時黨的領導者，以為只有武裝暴動才是布爾什維克的正確路線，只有自己和與自己同一意見的才是真正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如有同志對於革命高潮及中央政治路線表示有一點懷疑，對暴動有一點審慎，便要拿「機會主義的殘餘」、「觀念不正確」等罪名加以嚴重的打擊，嚴厲的命令各級黨部改組並實行新的政治路線即所謂「武裝暴動的總方針」，凡不贊成此新的路線者即不許其登記，甚至開除已登記的同志。不僅命令黨部，而且命令群眾，命令他們無條件的亂動；以至盲動的情緒和大大小小的暴動普遍了全國所有我們黨有組織的地方。從「八七會議」到「六次大會」乃是整個的暴動時期，在此時期中，黨的領導機關之唯一的工作，「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用中央絕對正確的路線，客觀上幫助國民黨把工農群眾的組織力量打得骨斷肢脫傷殘委地，至今不能立起來從事戰鬥；黨的本身更加潰散，黨的政治地位更加墜落，變成了單純的「殺人放火」之象徵。 機會主義是使中國革命失敗，盲動主義是徹底完成這個失敗，六大以後的路線是繼續鞏固這個失敗，並為下次革命準備新的失敗！ 二、黨的現狀與危機——機會主義盲動主義與官僚主義 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之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對於機會主義的批評，並未曾把中共中央在革命高潮中所執行的機會主義政策之根本錯誤（沒有及時退出國民黨，服從國民黨的領導，沒有組織蘇維埃等）指摘出來，因為這樣便要侵犯到國際對中國革命政策之本身，而只是指出中國黨三種主要的錯誤（一、缺乏獨立性與批評性，二、不能了解從一階段到另一階段的轉變，三、黨沒有成為廣群眾革命力量的中心），這不過是說中國黨執行國際的機會主義政策在技術上太不高明，所以共產國際所指示的六次大會所議決的新的政治路線：將來的中國革命仍舊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將來的政權性質應該是工農民主專政；富農還沒有消失革命性，應聯合富農而不應加緊對富農的鬥爭；他們雖然口頭上大喊反對機會主義，而這些實際政策，仍然沒有轉變到另一階段，仍然是十足的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對於盲動主義的批評，雖然口頭大喊反對盲動主義，也同樣因為要掩護國際自身的盲動主義，未便指出中國黨在革命失敗後，按照當時全國總的形勢採用暴動政策是根本錯誤，而只是指摘中國黨對暴動政策機械的應用，沒有事先組織好，玩弄暴動等等，這也不過是說中國黨執行國際暴動政策在技術上太不高明，所以六次大會政治決議案公開的說：「八七緊急會議，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定出武裝暴動的總方針……走向革命的大道。」並且更說，「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徵已經可以看見」，「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六大決議案），「我們的面前是一個大的全國革命的高潮」（國際代表的政治報告），所以第六次大會後中共中央第一個政治通告，開口便說「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最近國際更進一步訓令中國黨說中國革命復興已經成熟。這分明是國際自從「八七會議」一直到現在極力供給中國黨以盲動主義之前提。對於機會主義的錯誤不探本溯源的把整個的機會主義路線指摘出來，便不能得到過去革命失敗的教訓，因此現在黨的政治路線，仍舊沿著機會主義進行；對於盲動主義的前提即革命潮流沒有正確的估量，便不能了解目前的革命形勢，因此現在黨的工作路線，仍舊沿著盲動主義進行；政治路線工作路線，事實上日益證明破產，因此現在黨的組織路線，便不得不日益效法聯共的現行黨制厲行官僚主義，藉以鉗制黨員群眾的異議，來保持領導機關少數人的威信。這一切一切都不是中國的國貨，都是史大林布哈林所主持的國際領導機關之所賜。沒有相當時期經過馬克思主義及階級鬥爭鍛煉的中國黨，自己本沒有發明理論決定政策的能力；過去及現在錯誤的根本政策與理論，自然都來自國際。但過去黨的領導機關對於機會主義沒有一點認識與抗議，忠實的可恥的執行了國際機會主義政策，這是應該負責任的；現在黨的領導機關仍舊繼續執行國際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路線，經反對派明白指出，依然毫無覺悟，而且自覺的掩護錯誤，這簡直是罪惡了！我們對於過去革命之失敗，只簡單的承認錯誤還不夠，重要的是在深刻的了解錯誤，徹底的改正錯誤，並且堅決的參加反機會主義及盲動主義的鬥爭，對於革命才有實際意義，這才是我們正當的道路。 現在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所表現的是：國際及中共中央一致主張將來中國革命的性質仍舊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將來的政權應該是工農民主政府，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的理由是說中國資產階級並未掌握政權，中國還是封建勢力的統治，並且中國還是封建社會或半封建社會，或封建社會勢力占優勢。現在的國內戰爭還是資產階級對封建勢力的戰爭。這樣的說法，簡直是和第三黨改組派以至蔣介石都站在一條戰線，因為他們都正在大喊反封建勢力。第三黨最近發表的政治主張說：「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封建社會，而掌握國家政權的便是封建勢力，支配社會關係的，……最顯明的亦是封建階級的剝削。因此，分明的表現，中國革命還沒有通過民主革命的階段。」「反動統治勢力的政治中心便是下級的封建勢力，構成反動勢力大聯合。」「社會革命的對象是資產階級，而民主革命的對象是封建階級，中國目前的革命運動，如果不針對著封建勢力，可以說絕對收不到集中革命勢力的實效，必歸失敗。」這些話和共產國際的意見及中共六次大會的政治決議案沒有兩樣。 我們以為：說中國現在還是封建社會和封建勢力的統治，把資產階級的反動性及一切反動行為都歸到封建，這不但是說夢話，不但是對於資產階級的幻想，簡直是有意的為資產階級當辯護士！其實，在經濟上，中國封建制度之崩壞，土地權歸了自由地主與自由農民，政權歸了國家，比歐洲任何國家都早。自國際資本主義打破了中國的萬里長城，銀行工廠鐵路電線輪船電燈電話等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式，都應有盡有，已經形成了官僚買辦的資本主義。到了歐戰前後，更進入了民族的大工業資本時代，商品的生產與消費及貨幣經濟，連窮鄉僻壤都達到了，自然經濟已掃蕩殆盡。並且全國一切形式的經濟之最高統治，都在本國的一萬五千萬元以上銀行資本依賴外國的五十八萬萬元以上銀行資本的支配之下，因此資本主義的作用及其特有的矛盾形態，不但占領了城市，而且深入了鄉村，鄉村主要部分經濟都直接間接隸屬於市場，因此城市經濟絕對的支配了鄉村，因此一切封建殘餘的政治勢力都不得不力求資本主義化以自存。土地早已是一種個人私有的資本而不是封建的領地，地主已資本家化，城市及鄉村所遺留一些封建式的剝削，乃是資本主義襲用舊的剝削方法（以前美國的黑奴及現在南洋群島的豬仔，還是封建前奴隸制度）；至於城市鄉村各種落後的現象，乃是生產停滯，農村人口過剩，資本主義落後國共有的現象，也並不是封建產物；若因此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在中國不占絕對優勢地位，則只是常識的判斷，而不是科學的觀察。在政治上資產階級經過兩次革命，已經掌握政權，社會階級勢力之轉變，更是異常明顯。在民眾鬥爭發展上，已經「過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火」；並且廣州上海漢口的工人和兩湖的農民，已經有過相當的二重政權的形式，廣州暴動中且出現過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開始了社會革命的行動；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總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已經是將來第三次中國大革命的預演，在第三次革命中各階級的行動與變化，給了我們許多豐富的材料，使我們能預測第三次中國革命的遠景。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及土地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城市及鄉村的貧民取得政權，才能徹底完成，換言之，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之完成，應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國的資產階級，在城市及鄉村中都與帝國主義經濟及現在的土地關係有很密切不可分離的聯繫，它決不能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和以土地給貧農，而且當革命高潮時必然堅決的反對工農運動「過火」，無產階級沒有與他們合作的可能。其次，在城市中，為推翻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的第二日即應進行沒收中外銀行及大工廠企業，打破私有財產制。在農村中，因為土地在資本家化的地主之手，富農多兼高利貸與商業剝削者的資格，是貧農與僱農仇視的中心，是農村貧民革命的對象，當然在鄉村中更無與富農聯合戰線之可能；我們應該領導貧農，反對富農，使中農中立。當下次革命高潮初起時，我們即應動員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奮鬥，而不是為與小資產階級聯合站在私有財產基礎之上的民主專政奮鬥。民主專政現在已成了一種反動的口號，成為將來機會主義者與小資產階級政黨聯合，阻礙群眾革命運動發展的理論根據。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依據這樣的機會主義的理論根據和政治路線，已經演了過去可恥的悲慘的失敗，現在又在準備重演將來更可恥更悲慘的失敗。 現在盲動主義的政治路線和工作路線所表現的是：不承認資產階級是勝利了，不承認過去的革命是完全失敗了；在「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前提之下，強迫罷工，每個小的經濟鬥爭都要任意強迫擴大到大的政治鬥爭，不斷的命令黨員代替群眾上街示威，召集小組或支部會議時，都照例不討論政治問題，不討論日常生活鬥爭的工作方法，只簡單的傳達上級機關命令上街示威，散傳單，貼標語；無處無事不採用盲動政策，無處無事不實行「自己失敗主義」，弄得黨內黨外群眾都感覺沒有一點出路，黨的下級幹部同志都感覺著在中央路線之下無法工作；黨內工人同志都一天一天感覺著黨的政策和行動絕對不適合工人群眾目前的需要與可能，尤其是盲動的命令逼得他們一批一批的與黨無形脫離，因此各生產機關的支部已雕零不堪，黨員數量及無產階級的基礎已削弱殆盡，像漢口，長沙，廣州，這樣重要的中心都市，連黨的組織都沒有了。黨和無產階級群眾的聯繫，更等於零，鐵路，礦山，紗廠，絲廠，五金等重要產業工人都沒有群眾的組織，就有點組織也都在國民黨領導之下，海員方面也只僅僅有點線索，在這樣狀況之下，革命高潮怎麼會從天上掉下來！ 我們以為：自從機會主義的政策斷送了上次大革命，又加上盲動主義根本破壞了工農組織，減弱了工人階級之階級鬥爭的力量，形成了沒有革命局勢的現階段。我們在現階段中，應一面採取防禦戰略，反省過去失敗的教訓，溶化過去革命偉大的經驗與教訓，以鍛煉我們的黨，重新團結離散的隊伍，在日常生活的鬥爭中，恢復和工農群眾的聯繫，恢復群眾的組織，以積聚自己階級的力量；一面重新估量現階段中新的客觀局勢，即因革命失敗後，資產階級政權相當穩定和經濟相當恢復而產生出來的資產階級與其政黨軍人間之衝突，特別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資產階級軍事專政間之衝突而開始的民主立憲運動之趨勢，我們應利用這種趨勢，而力爭徹底的民主主義做我們目前過渡時代政治鬥爭形式，重新闖進政治舞台，由現在的政治鬥爭，縮短反革命的現階段，開闢新的革命環境，走向將來的第三次革命。民主要求口號，現時不但小資產階級群眾以至工人群眾還需要，即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自身，也須有相當的政治自由才能夠實現其力量發展所需要的組織上之民主集中制。因此，我們在沒有革命局勢的現階段，應力爭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即力爭由平等直接普選不記名投票產生的國民會議，並且必須與「國民會議」同時提出「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和「民族獨立」，做我們在過渡時期中四個不可分離的民主要求口號，以充實國民會議的內容，必須如此才能夠動員廣大的勞動群眾，參加公開的現實政治鬥爭，不斷的擴大鬥爭，由要求資產階級的徹底的民主主義，走到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即擁護勞動大眾——全國多數民眾權利的蘇維埃政權。我們對於國民會議的態度，是主張積極的號召及參加，力爭其徹底民主化，而不主張消極的空喊蘇維埃來抵制；因為「蘇維埃政權」必須由「武裝暴動」來產生，在目前只是教育宣傳口號，而不是行動口號。在主觀客觀條件都未成熟時，若發出「武裝暴動」和「蘇維埃政權」做行動口號，號召工人群眾馬上行動起來，為這些口號奮鬥，不僅得不著群眾的應聲，而且更加擴大黨的盲動情緒，離開群眾，削弱黨的力量。同時，我們更不是主張用國民會議來代替蘇維埃，而是要利用國民會議的鬥爭來發動廣大的下層民眾反對國民黨資產階級的軍事專政，走向「武裝暴動」和「蘇維埃政權」。 現在的中央，一面大喊中國革命復興已經成熟，大喊蘇維埃政權，大罵承認中國革命已經失敗的人，大罵提出國民會議口號的人是取消派或反動派，並且發出「變軍閥戰爭為推翻軍閥的革命戰爭」和「以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軍閥戰爭」的口號；同時一面又聲明：「現在客觀的革命形勢並未高漲起來，所以現在決不能馬上號召群眾暴動，推翻國民黨軍閥統治。」這就是說我們的黨現在沒有號召群眾行動的政治號召，只有盲動，只有繼續長期的離開政治舞台。 最近黨的政策，不但極力發揮國際對於中國現局勢盲動主義的觀察之讕言，絲毫不了解民主運動在兩個革命間過渡時期的政治鬥爭上有重大作用，而且是機會主義的軍事投機和盲動主義的不斷示威，雙管齊下，表面上說是採取失敗主義，實際上是命令同志幫助改組派做「反蔣運動」，並且在香港參加各派的反蔣會議。不領導民眾做公開的政治鬥爭，而跟隨改組派將軍們做軍事投機，這不但是離開政治舞台，而且是葬送黨的政治生命！ 官僚主義的組織路線所表現的是：以委派制度與絕對的命令主義消滅了黨內德莫克拉西；以誇大的虛偽的報告，從國際直到中國黨各級機關，上下互相欺騙，以欺騙群眾。團結無原則的系統，如周恩來所領導的黃埔系，項英所領導的全總系，擁護個人的勢力，各自庇護私人，互相排擠，任意摧殘有政治自覺的黨員；以大批開除黨員的手段來解決黨內的政治問題；置領導機關少數人的威信於全黨全階級的利益之上，以藉口「敵人進攻」，「時局緊張」，「秘密工作」，「鐵的紀律」……等，鉗制黨員對於政治問題的討論，變布爾什維克熱烈爭辯的精神為官僚的盲目服從，從支部到國際活像君主專制之下從地保到皇帝一樣，只許說一聲「是！」，否則馬上便有不測之禍，因此所有黨員都不敢說一句心中所想說的話。 現在黨的統治機關的官僚們鉗制黨員之最大的武器，要算是「鐵的紀律」；黨員也因為迷信這一武器自己束縛了自己，對於官僚們的統治，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我們以為：「鐵的紀律」自然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革命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可是列寧曾告訴我們：鐵的紀律之基礎「第一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之覺悟及其對於革命之忠誠，能自主，勇敢犧牲；第二是它在某種程度上和無產階級以至半無產階級廣大的勞苦群眾融成一片；第三是極廣大的群眾在自己的經驗中相信它的策略與戰略是正確的，沒有這些條件，一切要創造這個紀律的企圖，都必定變成廢話，矯飾，欺詐。」關於服從組織紀律的限度的問題，列寧又說過：「我們曾經屢次確定對於工人政黨的隊伍中紀律之重要與見解。行動統一，討論和批評的自由，這就是我們的定義。只有這樣的一個紀律，才配稱先進階級的民主政黨。……所以無產階級，若沒有討論和批評的自由，即不承認有任何行動的統一。所以有階級覺悟的工人永不應該忘記有非常嚴重的原則之違犯，竟至逼令我們必須與一切組織的關係決裂。」現在黨的官僚們的所謂「鐵的紀律」，恰恰和列寧的遺教相反，恰恰是群眾在自己的經驗中已經明知黨的策略與戰術是錯誤的，而他們還不顧一切的繼續執行，恰恰是不容許黨員對於他們錯誤的策略與戰術有討論和批評的自由，恰恰是官僚們用為掩護自己錯誤和維持官僚統治的工具；這樣的「鐵的紀律」，除廢話，矯飾，與欺詐而外，沒有別的意義。 我們的黨，始而在機會主義指導之下，未能使全黨黨員群眾參預到黨的政治生活及接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智識，因此黨內一般政治水平線非常之低；繼而又在盲動主義指導之下，黨的組織弄到殘破不堪；第六次大會後，更是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交互錯雜，不能進前一步。處此情形之下，黨的領導機關要想恢復黨的基礎，形成黨的紀律，必須根本改變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以民主集中制代替官僚集中制，實行討論和批評的自由，產生能夠使群眾在自己的經驗中相信是正確的策略與戰術，以接近廣大的勞動群眾；必如此，才可形成真正的行動統一，抵禦敵人的進攻。現在黨的官僚統治機關，反而利用黨內一般政治水平線之低落，黨員群眾對於黨的生活之隔閡及黨的組織之殘破實行任意操縱，欺騙與威嚇，實行以金錢維繫黨員及空洞的工會機關和僱人示威，實行制止黨內的討論和批評，以國際威信和黨的威權強迫黨員強迫群眾相信「中央政治路線是絕對正確的」，並且膽敢憑藉敵人進攻做護符以恐嚇黨。這樣的領導機關如果聽它們仍舊存在下去，我們的黨，無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必然要名存而實亡，一切有政治自覺的分子，都應當及時奮起，從黨內推翻它，才能夠將我們的黨從墜落而危亡的現狀中拯救出來！ 三、國際機會主義的根源與蘇聯危機 即從中國問題本身，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中國革命過去失敗不是關於執行上的部分的問題或偶然的錯誤，而是有一個系統的機會主義的路線，並且現在還在繼續這個路線；這個路線也不是特別在中國範圍內形成的，而是在世界範圍內由史大林布哈林所領導的整個的機會主義的國際政策之一部分。 十月革命在全世界實現了一個無產階級國家後，各國無產階級的命運從此更加真實的密切起來。蘇聯實際上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總司令部，聯共成為第三國際領導的黨。這個黨的政策之正確與否，不是僅僅關係蘇聯一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問題，而是關係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運命。同時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鬥爭之每個勝負，都影響到蘇聯無產階級專政之存在與鞏固的前途。 十月革命到現在，以列寧之病和死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奪取政權，建設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做軍事的防禦，及採用一些基本的辦法以確定經濟道路的時代。在這個時期，黨的全體都上下一致自覺的做了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也就是在這個自覺的一致中，黨的全體才有它的內部鞏固，在列寧同志正確的政策指導之下，勇猛精進的向資產階級進攻，當時資產階級的潛勢力及其意識，在無產階級專政的蘇俄不能發生什麼作用。後一時期即史大林繼列寧而執政時期的情形就不同了，它的主要的特徵，就是二元政權的勢力增漲。其客觀的原因是物質生活相當的提高，內部的軍事狀態停止，及世界革命到來的遲緩，群眾需要恢復他的疲勞，非無產階級的成份及其意識漸有抬頭的機會，於是曾經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至此反而被拋棄放在後面去了；在它之傍，甚至在它的面前，樹起別的階級成份，別的階級意識大顯其作用，在政權上占領了一大部分勢力。這些別的成份就是那些一天一天形成一個很大的官僚系統之國家機關，職工會，合作社的職員及其他自由職業者和辦事員等。這些人員們由他們的生活條件，他們的習慣及他們的思想方式，是與無產階級分離的，或一天一天與它分離。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成份及其意識甚至侵入聯共黨內，由黨的機關職員，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官僚系統，濫用國家機關鞏固他們的特權，使黨日趨腐化。到了史大林為反對托洛茨基同志所領導的反對派，遂拚命拉攏結合這些黨內及國家機關的官僚分子，做他的群眾，無論什麼人，只要他喊一聲反對托洛茨基，至少也要給他一個合作社主席的位置；因此一般投機分子，都蜂擁到史大林派反托洛茨基的旗幟之下，蜂擁到黨內及國家機關內，更加速了國家機關及黨內官僚主義化的過程。此時黨對國家機關已不能起領導及監督作用，倒轉過來，國家機關反用官僚的系統和勢力來支配黨。蘇維埃政權從它的產生和傳統上，由它的現在勢力來源上，還繼續憑藉在無產階級身上，雖然漸漸少直接的形式。但是由上述的社會成份之溝通，它一天一天墮落在資產階級利益的影響之下。無論蘇聯內部資產階級怎樣弱，它是很自覺地做世界資產階級的支派，並構成世界帝國主義的傳達機。況且資產階級內部的基礎也決不可忽視。農村經濟在市場之個人的基礎上發展，必然要從它的內部新產生許多農村中小資產階級。即已經富或正在求富的舊時貧農也和蘇維埃立法的限制牴觸，於是表現出法國革命中「本拿巴特主義」（即傾向拿破崙之主義）的傾向。以上就是說用政權二重性之社會的來源。 新經濟政策在客觀上自然是包藏這政權二重性的一些可能，因為他在恢復市場上，新創造一些條件可以使小生產者重新復活並一部分轉為中等資產階級。但這些可能性僅存在於經濟的可能中。它開展成為一個真實的力量僅在十月革命的後一期，開始於列寧同志之病和死及史大林派的小組織集中反「托洛茨基主義」之鬥爭的時候。新經濟政策之實現，是為著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對資產階級一個很大的讓步。這個讓步在當時的環境是必須的，其本身並不一定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損害。暫時的退守是為著後來的進攻。問題只在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黨是否有正確的政策能夠很快的反守為攻，繼續階級鬥爭，阻止政權二重性之發展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不陷落在這個退守中。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中，基本的生產力都屬於國家所有，國家的指導政策對於經濟是操有必勝之權。但史大林不懂得列寧的政策，不把讓步當作暫時的退守，而當作經常的路線。一直繼續讓步，繼續右傾；不特別注意發展國家工業，不發動農村階級鬥爭，而實行對富農寬容，並且造出非馬克思主義的怪理論，說蘇聯農村生產力是由兩極向中間，以圖掩蔽貧富兩極分化的事實，以便避開階級鬥爭，和平的建設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著著助長了富農的發展，助長了政權二重性。他的中心的口號是：「普遍的繁榮」，「大家富起來」，不管這個富是資本主義的富還是社會主義的富，甚至他把資本主義的富當作社會主義的富。因此非無產階級的勢力及其意識益加抬起頭來；因此，十月革命的後期特徵，不僅簡單的表現於城市和鄉村中的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之發展，並表現於無產階級的理論和政策之武裝繼續不斷的被解除。復興的中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隱藏在蘇維埃的保護色之下儘可能的前進，把他們的憑藉表現為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部分。史大林的「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保守的理論就在這個環境中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石，十月革命的基本方法，列寧主義戰術之主要的教訓，都被史大林加以嚴厲的修正，以適應黨內黨外新生的小資產階級的職員之安富尊榮及其畏難苟安避免革命震動的心理。在這種情形之下，「蘇維埃共和國的命運與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有不可分離的真實聯繫」之「不斷革命論」，自然首先激怒一切新的社會層，因為他們認定已經把他們抬到社會上高高地位的革命已經完成它的使命了。因此，以「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之保守理論為出發點的史大林派乘時得勢，對於以「不斷革命論」為出發點的托洛茨基派，不斷的加以攻擊與迫害。 很明顯的，列寧始終認十月革命只是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之起點，並不是認為俄國一個國家已具備了經濟條件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包圍中可以獨自建設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是在全世界整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之部分的突破，是全世界資產階級陣地較弱無產階級主觀力較強的部分之突破，要維持它鞏固它，主要的是在它不斷的向外發展，即是和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成為真實聯繫，在全世界總的階級戰爭形勢上決定最終勝負，這就是「不斷革命論」的觀點。自然，為鞏固推動世界革命之策源地蘇聯，必須發展其國家工業即社會主義的工業以加強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威權。但若是因此便相信「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保守理論是對的，那就等於幻想世界資本主義從此還有很長期的生命。果真是如此，則一個蘇聯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終不免為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所戰勝，十月革命一定被破壞，而只存留一些土地改革的遺蹟。 史大林派，根據其「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保守理論，對蘇聯內部政策，要關起門來建設社會主義，就不能不求助於國內富農及城市新興資產階級，因而在國家政策上不肯得罪富農加重他的賦稅，對富農一直讓步到准其出租土地及使用僱工（一九二五年）以致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富農得到突飛的發展，操縱鄉村一切經濟機關，其結果不但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並且增加資本主義發展的危險及使資產階級影響增大，同時又使蘇維埃政權在貧農中失了同情。富農和新興資產階級，居然在去年提出要求廢止對外貿易的國家獨占權，居然非難無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勢力有礙農民的發展。因富農抵制政府收買麵包，以致一九二八年秋天全國城市都發生麵包恐慌，對外輸出貿易計劃也被破壞了（一九二六一二七年度穀類輸出總價值為二〇四九七〇，一九二七一二八年度減至三四二二八），這就是富農抬頭，實行對蘇維埃政權抵抗之嚴重的表現。史大林受了事實的打擊，不得不採用表面左傾的口號，如建立集體農業，向富農強迫募債，發展經濟五年計劃，等。因此影響，在黨內亦公布「自我批評」的口號，和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右傾；同時共產國際在國際政策上亦有幾分表面左傾。但是站在官僚勢力基礎上的史大林派，因為官僚與民眾間的利益矛盾，他的左傾政策，只能說而不能行。並且史大林對付富農的政策，只是限於用盲動的非常手段，而不願在根本上取消富農之經濟上的優勢，由此更引出大的危機。所謂左傾政策，「實行」了幾個月便完全坍台。在打擊富農之後，又忽然對富農作絕大的讓步，提高麵包價格，使工人及貧農對富農須多付二萬萬以上盧布。所謂自我批評，變成一半滑稽（批評內容須先得上級機關認可），一面偵查反對派（即托洛茨基派）的把戲。所謂反對右傾，只是反對右派中和史大林有衝突而且勢力較弱的一些個人，並沒有把右派的危險即其整個的思想和政治路線，要黨員群眾公開討論；因為如果發動黨員群眾反對右派的路線，必然要走到反對左右動搖不定的中派（即史大林派）而傾向左派（即托洛茨基派亦即反對派）。（史大林這種左右動搖不定的政策，實際不過是向右的道路上一些曲線。這種向右的曲線政策應用到中國，始而主張「不應加緊對富農的鬥爭」，繼而又主張「要堅決的反對富農」。然而他反對富農，仍然因為它是半封建。那末，對於富農具有資本階級性質的那半面便不應該反對了。這真是使中國黨迷陷在亂山中找不著出路！） 現在蘇聯真實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物價日益增長，工人的實際工資日益下降，去年在七點鐘工作制的口號之下，實行工作強度加速，罷工事件及失業工人日益增加，為十月革命以後所未有的現象。鄉村中中農受富農的煽動，對蘇維埃政府之不滿日益增高，鄉村中時常發生富農有組織的對蘇維埃政府官吏及共產黨黨員青年團團員，加以白色恐怖。紅軍中的上級軍官亦多有富農子弟和受富農影響的。中派史大林的政權在此時機之左傾右傾，都是受了兩大階級（工人貧農及富農城市新有產階級）的壓迫，他只是聚集這一切矛盾，而不能解決這些矛盾，大鬥爭的爆發即在前面；若沒有從左邊來的工農群眾力量來克服富農新有產階級及官僚的反動，使十月革命復興，使無產階級專政更臻鞏固；則從右邊來的「特爾米多」（Thermidor，法國羅拔士比兒歿落的政變）終不免到來，將成立一反革命的獨裁政府，無產階級專政將宣告滅亡，蘇聯回到資產階級的統治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大林派「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即反對社會主義的理論，在蘇聯內部所造成的危機是如此。其對外政策，也為著要安寧的在蘇聯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就不能不怕得罪世界帝國主義，因而就不敢積極的援助世界革命，而一味地與帝國主義的外交家做和平運動的周旋。如在一九二五年，英國大罷工中不能予英國工人以積極的幫助；在中國革命高潮及孟買大罷工中，不敢號召英國工人起來反抗英帝國主義；在日本出兵滿洲及占領山東時，都不敢有所表示；在俄德通商條約中使德國工商業家實際上在一定範圍內可以免除對外貿易壟斷的監視決定，在一九二七年在拉丁美洲開泛美洲大會的地方召集反帝國主義同盟的大會，而延期改在現時已沒有殖民地的國家柏林開會；這些都是怕侵犯帝國主義之露骨的表現。 這種妥協傾向應用在各國革命的戰略和政策上，就是不敢堅決的發動無產階級之階級鬥爭，而企圖用外交政策及拉攏上層妥協的分子。這種政策之模範的表演，就是在英國工人運動中之英俄職工委員會及在中國革命中之國共合作。史大林派組織英俄職工委員會，企圖與英國工團總會賣階級的官僚領袖們結成反帝國主義戰爭的聯合戰線，以抵禦對蘇聯的進攻，並在柏林會議中公開宣布不干涉英國的工人運動。這種政策實行的結果就是以全部布爾什維克的威信，在英國工人中擔保那些賣階級的官僚領袖是與布爾什維克站在一起真能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承認這些賣階級的領袖是英國工人運動中唯一代表，阻止了反對這些官僚領袖的「少數運動」；使俄國無產階級不能直接——因為要經過英俄委員會——援助英國工人運動，如礦工大罷工及全國總罷工；使布爾什維克與這些賣階級的官僚領袖們一同坐視英帝國主義壓迫中國革命及印度罷工；使張伯倫既有大英帝國的政策，又有工團總會的政策以挾制布爾什維克。 這種機會主義政策要以在中國革命中所實行的結果最為悲慘！史大林派不敢徹底侵犯帝國主義及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唯一的只在消滅（？）「封建殘餘」，因而不要無產階級太露頭角，始終要求中國共產黨屈服在國民黨組織之內，不要退出國民黨而真正獨立起來，直接領導群眾，只要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及其將軍們領頭做革命；因為要讓這些將軍們領頭，就不能不抑制工人的要求以免嚇退資產階級，抑制農民的土地革命以免侵犯所謂「革命軍人」的財產；極力反對托洛茨基同志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提議，反對推倒國民黨的領導，以免侵犯資產階級專政。在美國，在日本，都改變共產黨為工農黨，在印度也有同樣的企圖；甚至在日本竟主張以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來代替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史大林派諸如此類的右傾政策，遂經過聯共中央及國際領導在各國黨中形成了一般的機會主義路線。 四、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兩個路線的鬥爭 史大林派所領導的機會主義的路線，五六年來，不僅使蘇聯內部的危機增加，並且因國際無產階級運動迭次的失敗與挫折，尤其是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使無產階級專政在世界上更加瀕於危險。一切無產階級的覺悟分子要明白這些危險，正是為著要克服這些危險，救護十月革命。史大林派之不可恕的罪惡，還不僅在他對蘇聯內部的和世界的資產階級繼續做了許多讓步和投降，更重要的是在他採用官僚壓制和欺騙等方法，阻止真正列寧主義的意見之發展，使蘇維埃及世界工人把嚴重的讓步當作成效，把退步當作進步，把內部困難之增加解作向一個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之勝利的前進，把投降中國資產階級當作中國革命之發展。 在這種情形之下，世界無產階級隊伍中自然要產生反機會主義的反對派之鬥爭，即恢復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之鬥爭。托洛茨基同志就首先擔負了領導這個鬥爭的責任。在十月革命後一期開始時（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同志即向聯共指出應該注意防止錯誤的經濟政策所達到的結果：工業發展之遲緩曾引起所謂「剪刀問題」，即是工業和農業生產品價格之間的不平衡，足以破壞工農的聯合，並且其結果會連帶農業發展之停滯；因此他在聯共第十三次大會即提出厲行工業化的主張，使有廉價的工業品與農產品交換，以鞏固和中小農民的聯合。可是象史大林這般瞎子，卻罵他是為著工業的經濟利益去犧牲一切。在十四次大會以後反對派又提出工業化之具體的政策，史大林布哈林又認為是過度（？）的工業化，而予以否認。直到十五次大會，史大林因為過去一個時期經濟的恐慌及許多困難的逼迫，才稍稍注意到工業化的問題；在十五次大會上所提出的發展經濟五年計劃，就是這種注意的具體而微的表現。可是他沒有正確的估計到工業發展之可能和沒有發展工業之決心，因此他認為「將來工業發展的速度也許必然要非常之慢」。反對派則認為工業發展的速度決不會是什麼「也許必然要非常之慢」。反對派在經濟計劃的提綱中，提出可能實現的工業速度，並且在提綱中指示出來每年工業各部門速度增加的百分率。到十六次會議時為期不過一年余，事實證明工業發展的速度，竟超過了史大林賴可夫所提出五年計劃所規定的限度。關於富農問題，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二三年及聯共十四次大會前後即主張國家應加重富農的賦稅，並發展集體的農業，以遏制富農發展的危險。史大林布哈林因此一致罵反對派不要農民，說這是托洛茨基主義的老毛病。同時他又指出黨內腐化官僚化的危險，有實現德莫克拉西化之必要。他反對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保守理論，主張無產階級國家應積極的切實的——不是用官僚方式而是用階級鬥爭——援助並發展國際的無產階級運動。對於英俄委員會，他也及時有極正確的批評。最後在中國革命問題中，他的觀察與意見，更自始至終絕對的正確（主要的是他遠在蔣介石叛變以前及蔣介石叛變以後，屢次警告聯共中央及國際依賴國民黨之危險，他主張中共必須退出國民黨真正獨立，建立蘇維埃及武裝工農，徹底的土地革命）。他不僅把中國革命過去的教訓，完全為我們指示出來，並且為我們指出現在及未來的根本政治路線（未來的革命性質及目前國民會議的口號）。假使我們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政治的指導，我們也許能領導中國革命走上勝利的道路；即使失敗也不至於政治破產及組織潰散，至少也不至於再發生盲動主義將無產階級的力量徹頭徹尾的破壞干盡。史大林派對於托洛茨基同志的真實意見，一切都拒絕公布，只是在他們的口中捏造一些所謂「托洛茨基主義」的謠言，以蒙蔽全世界無產階級。尤其是將中國無產階級付了嚴重代價的教訓，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面前用官樣文章隱藏起來，對於中國的同志特別封鎖得嚴緊，誰要接受託洛茨基的意見，便加以反革命的罪名，誰要主張研究討論托洛茨基的意見，便也有反革命的嫌疑，以便使中國黨對於他們的機會主義路線得以很順利的繼續執行。 史大林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再加上官僚主義的統治，不但不肯及時採取反對派（即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意見，不但為維持其官僚的統治不顧一切的錯到底，不但向世界無產階級隱藏真正無產階級的政策，並且在黨內組織他的走狗系統（史大林在列寧病中即在黨內進行小組織），用種種卑鄙手段使反對派的意見不能達到群眾，企圖以「托洛茨基主義」與列寧主義對抗，混亂群眾的耳目，以攻擊托洛茨基主義為名，實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最後更開除反對派同志的黨籍，濫用政府權力監禁並放逐並槍殺他們。許多與列寧共同奮鬥多年的老布爾什維克，許多十月革命的戰士都受史大林官僚統治的種種虐待。史大林派為鋤除異己，把黨的德莫克拉西剝削乾淨，一切重要問題都不許公開討論，全黨黨員非史大林之言不敢言，只有在附和史大林或被處罰這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此外別無道路可走。於是黨內的領導地位及其他一切工作，都由長於逢迎的官僚分子占領，真正代表無產階級的勇敢而有能力的先鋒分子，多被驅逐在黨外奮鬥。這樣為著對付反對派的鬥爭，史大林更將從蘇聯的社會來源和經濟基礎上所發生的官僚制度發展並鞏固起來。這種官僚制度竟在史大林派的統治之下形成一種特別黨制，並且經過第三國際普遍的發展到各國支部中，形成了史大林派的統系，把各國黨的領導機關都變成了史大林派的忠實工具。否則便不能存在。一切我們在中國黨所見到的壓制，欺騙，蒙蔽，籠絡，收買等官僚政客的方法，都是從史大林學校中學習出來的。 我們據兩年以來各方面事實的觀察，已在實際生活中直覺的感覺到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及官僚主義為害之烈，在得到托洛茨基同志所領導的反對派各種重要文件，以之和史大林派的文件作比較的研究後，我們不但更系統的根本的認識中國革命之失敗是由於史大林布哈林機會主義政策的指導，並且深切的認識現在整個的第三國際中顯然有兩個根本不同的路線：一個是史大林所領導的機會主義官僚主義路線，即現在共產國際領導機關的路線；一個是托洛茨基所領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即國際左派反對派的路線，而不僅僅是關於中國一國的問題。反對派是主張嚴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政策，反對在任何國家任何時期加以修正，史大林派受了蘇聯內部非無產階級的力量與意議〔識〕發展之反映，企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對無產階級的政策，無論在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如美國日本）在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印度），都加以修正，他們是聯共黨中的中派，實際已站在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之間，這兩派（史大林派與反對派）的鬥爭，不但不是個人間的鬥爭，並且不只是簡單的派別鬥爭，而是關於決定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命運的兩個路線之鬥爭，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中，也只有這兩派路線之徹底的鬥爭，史大林派現在尚想利用舊的機會主義一名詞來轉移全黨同志對目前這兩個路線爭論注意的視線，完全是徒勞無益的企圖。 五、我們的態度與建議 反對派的責任是在使全體黨員明了機會主義的危險，擺脫機會主義的領導，而迴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在真正民主集中的黨中，黨內政治不同的意見本可由公開討論的方法來解決，不但不會使黨分裂，並且使黨更加鞏固。反過來，官僚主義的壓制與蒙蔽，勢必使黨崩壞與分裂；反對派為擁護真正無產階級的路線，為實現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統一，不能不與機會主義的領導有組織的作堅決的鬥爭。機會主義已迭次在中國宣告其可恥的破產，中國無產階級已付了過重的代價，直至近一年來方產生反對派的鬥爭，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受第三國際長期機會主義的領導與蒙蔽，直到現在才接近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我們下列簽名的人，認為我們站在恢複列寧主義的國際，鞏固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擁護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上，都應該起來根本反對史大林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和官僚主義的組織路線，國際的蘇聯的中共的現行政策和黨制，都需要根本改變。我們相信在中國的反對派運動得到黨內多數同志同情時，史大林也會採用反對派一部分主張和口號或更換一部分領導者，以圖統馭群眾的左傾；但是我們所爭的乃是整個路線之根本改變，而不僅不是一時策略上的曲折，更不是簡單那幾個人的問題。我們認為中共受史大林派機會主義官僚主義之害最為酷烈，應當是國際各國黨中站在最前線勇敢的反對現在國際機會主義官僚主義的領導，因此，我們提出下列建議，希望全黨同志一致堅決的要求並督促中央以中共名義向國際並直接向各國兄弟黨提出；同時我們應該在國際左派反對派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為下列各項奮鬥到底： 一、召回托洛茨基同志等反對派，釋放在監獄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亞土耳其士坦等處的聯共及其他各國反對派同志，恢復其黨籍，並恢復托洛茨基同志的領導工作。 二、公布五六年來反對派對聯共及國際政策發表的各種文件，公布列寧遺囑及其他被史大林派隱藏著的列寧遺著。 三、重新審查五六年來聯共中央及國際領導機關所犯政治上的組織上的錯誤，並重新決定聯共的政策及國際政策。 四、恢復中國黨因反對中央機會主義路線而被開除的同志之黨籍，並立即公開的討論根本政治問題。 五、重新審查中國革命過去的教訓，並決定新的政治路線。 六、改組聯共及國際與各國支部的領導機關。 簽名者： 王阿榮　王永慶　王芝槐　王視民　王　暢　王紹華　王季平 王大昌　伊　寬　左　斌　史文學　江鴻生　江常師　江又容 李果夫　李　季　李　軒　李靜濤　朱崇文　朱繼熹　朱天章 何炳根　何資深　杜　謙　杜發義　杜　琳　汪澤楷　汪復興 汪復盛　林金生　余　偉　吳季嚴　吳若萍　吳琢輔　岑舜鄉 馬玉夫　馬　圖　徐竹林　段　浩　段震亞　孫平州　高語罕 梁筱山　莊季貞　陳　洪　陳碧蘭　陳獨秀　陳其昌　張　虛 張以森　張素秋　張勝秋　張阿寶　屠景山　屠維納　陸　沉 程裕和　湯　正　彭桂生　彭桂秋　彭述之　單直夫　葉祿堂 董江素　劉右山　劉靜真　劉伯莊　劉　毅　劉逢鼎　潘希真 潘伯華　蔡振德　鄭　重　鄭超麟　蔣石甫　錢又萓　薛農山 羅世藩　韓治臣　顧幸到　顧　滿 （附記）以上是我們簽名者今後的集體意見，以前個人所發表的言論，概由個人負責。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