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文集 · 陳獨秀文集 九
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
「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政策，在有革命局勢時和沒有革命局勢時，是不相同的。這乃是馬克思主義的淺近真理。」（列寧）
中國過去的革命是否已經過去，將來的革命是否尚未到來，現在的階段是否還在兩個革命間之過渡時期，換句話說，現在是否已有革命局勢，這是決定現在政治鬥爭的策略與口號之先決問題。
中國的革命局勢，不僅單就本國情形來看，它和國際的革命局勢也有密切的關係。共產國際能夠依據整個的國際局勢，對於中國革命給予以正確的政策之指導，更有絕大的影響。十月革命後，自西歐各國革命失敗，世界革命潮流移到東方，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如有正確的政策指導中國黨，中國革命如果成功，必然影響到歐洲革命高潮之再起。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是世界革命之整個的時期，中國革命失敗，這一時期乃告了結束，從此世界革命形成了退潮時期。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一九二八年）所謂世界革命已進入第三時期，這不過是史大林、布哈林這班國際領導者說幾句空洞好聽沒有證據的話，以安慰群眾，以遮掩他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之機會主義政策失敗的羞顏。瞿秋白說：「世界革命進入第三時期即非事實，亦不妨寫在決議案上。」好乖巧的孩子，真能仰體上峰的意旨！現在他們竟弄假成真，居然信口胡吹「歐美和東方革命新高潮的興起」，說中國革命復興已經成熟了。他們把歷史上自有工廠即有經濟鬥爭的罷工，都算是革命高潮；又把自己盲動命令所造成的柏林五一示威和卸甲丟盔的各國八一示威，也算是革命高潮；甚至把反動勢力進攻蘇聯，法西斯特派及工會官僚進攻赤色工會和工會中的革命派，大批的開除革命工人出會，各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到處都轉到反革命的營壘去，到處都發動反共產運動，也都算在革命高潮之內，這真是無聊之極！革命高潮，必須依靠革命的無產階級力量在階級對比上加強，在階級的鬥爭之進展上，能夠適時的向走近崩潰的統治階級蜂起進攻，才能形成。單是被壓迫階級之困苦，統治階級之壓迫和資本及一切反動勢力之進攻這些客觀條件，不一定時時都會促成工人群眾的革命高潮。現時歐洲工人群眾雖然有往左的傾向，而目前尚未左傾到脫離社會民主黨的圈套，尚未左傾到共產黨方面來。在共產國際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領導之下的各國共產黨，這幾年來在數量上，在政治地位上，大部分是削弱而非加強；同時，改良派的社會民主黨和勞動黨其勢力反日見增長。國際帝國主義間，尤其是英美間和美日間的利益矛盾雖然日益加緊，而目前尚在利用改良派之暫時的彌縫，以和緩戰爭之爆發，以便各自勾心鬥角的力爭武裝和外交之制勝。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上層在革命中的作用，已經告終，革命的使命正在由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上層轉移到無產階級的期間；在這一期間，因為各殖民地無產階級的黨不健全和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上層之背叛，革命運動不免還要經過許多困難與頓挫。此外，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即是世界革命的大本營——蘇聯及共產國際的領導機關，犯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錯誤，沒有正確的政策能夠腳踏實地的推動世界革命的主力軍——下層群眾勢力向前發展，只有向上的讓步妥協和向下的不適時機的盲動；並且蘇聯本身也有了右傾和保守政策所產生的危機，影響到世界革命運動進展之遲緩。因此，國際一般形勢，只是在革命新高潮之醞釀時期，並不是什麼「世界革命高潮之前夜」。所以國際右派的取消傾向固然是錯誤的，而盲動主義的史大林派大喊「革命復興」、「新的革命浪潮」、「第三時期」，也是錯誤的。
單就中國講，自從共產國際及中央以機會主義的政策斷送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無產階級及農民群眾組織都潰散了，黨與工農群眾斷了聯繫，黨本身也幾乎解體；緊接著革命失敗群眾潰散之後，又加上共產國際的盲動政策，自從八七會議一直到現在，經過兩年多盲動主義的摧殘，不但工農群眾的組織沒有恢復，即各地散漫的一些經濟鬥爭萌芽，都被黨的盲動政策剷除乾淨；階級力量之對比及階級鬥爭之進展，既然是這樣的狀況，那裡會有革命高潮從天上掉下來！因此，資產階級的軍閥在戰勝無產階級及農民之後，雖然經過其內部不斷的戰爭，仍然能夠從容的鞏固了他們的軍事專政的政權，厲行對革命勢力之白色恐怖，形成了中國革命低落之整個時期的現階段，即反革命的階段。這一現階段是過去革命中及革命失敗後一切事變一切錯誤政策所積累之結果，同時也就是走到將來新的革命高潮所必然經過之道路。我們若不認識現階段，則過去的失敗不能給我們一點教訓與經驗，並且眼前復迷陷在亂山中，找不著怎樣由現在的政治鬥爭開步前進走向將來新的革命之出路。
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共產國際領導機關，一點也不認識中國革命由三次失敗（上海、武漢和廣州），所形成的現階段是什麼，並且他們實不願意認識它是什麼。這就是因為國際領導者史大林、布哈林為了要掩飾他們自己過去引導中國革命三次失敗的機會主義政策之破產，為了避免證實托洛斯基同志對中國革命政策和事前預料之正確，乃始終諱言中國革命失敗，始終說中國直接革命形勢依然存在，乃由極右的機會主義一跳跳到極左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冒險政策。那時在莫斯科如有人敢說一聲「中國革命失敗」，馬上被斥為「取消派」、「托洛斯基主義」，直到國際第九次執委擴大會（一九二八年三月），他們自己也覺得中國革命失敗的形勢已再遮掩不住了，才把盲動政策的錯誤推到中國黨身上，說中國黨犯了盲動主義。可是把革命已經失敗誤信為直接革命形勢依然存在的中國黨，那時已經撞得頭青臉腫，已經把工農群眾的組織徹底肅清，把黨的幹部及一般積極分子摧殘殆盡了！即在第九次擴大會，國際領導者仍然是說：「中國目前的情形是一種革命潮流在兩個浪潮中間，……現在正在新波浪開始的前面，在新高潮的足下。」到了在國際直接指導之下的中國黨第六次大會（一九二八年八月），國際領導者一面口頭上大喊反對盲動主義，一面又大喊，「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徵已經可以看見，我們面前是一個大的全國革命的高潮」、「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一省或幾省革命高潮與蘇維埃政權的前途是可能的」，並且還說：「武裝暴動在有幾種例外的情形之下是可以乾的。」同時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對於中國問題的根本見地，仍然和第九次擴大會一樣，胡思亂想的在什麼一個潮流兩個浪潮中間亂滾，根本不認識現在是沒有一點浪潮革命低落的整個時期，所以它仍然和第九次擴大會一樣，雖然嘴裡大喊反對盲動主義，手裡所做的自然只有盲動，除非是不動；所以雖然承認把「武裝暴動」變為宣傳口號，雖然說：「只有到新的革命高潮成熟時候，這個口號才重新變為直接行動的口號。」而未能前進一步指示中國黨在革命高潮未成熟以前現時的政治鬥爭中，用什麼做行動口號，而且反對中國黨用國民會議的口號。一直到現在，他們自己還沒有向中國黨指示出來任何政治口號。這自然是因為他們始終認為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即在前面，即在足下，「武裝暴動」的口號已在喉中呼之欲出，用不著別的政治口號；否則便是認為現時不必做什麼政治鬥爭，不必有什麼行動，一總等到新的革命高潮成熟時再武裝暴動。此外，他們對於中國革命失敗後新階段中的認識與策略，沒有一點別的高明見解。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第六次大會反對中國黨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和其第七次執委擴大會（一九二六年）反對中國黨提出蘇維埃的口號，同樣是不認識新的客觀局勢，同樣是把中國黨送到絕路上去。他們對於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無論在過去或將來的革命高潮中，都看做金科玉律，一步也不敢越過它的範圍，獨有在沒有革命高潮的現在，反而把提出民主主義的口號當做機會主義，這是什麼理由，不但別人不懂得，恐怕他們自己也不懂得。最近國際第十次執委會（一九二九年七月）以來，他們索性決定中國新的革命浪潮已經成熟（附註一）；那末，「武裝暴動」當然要重新變為直接行動的口號了，所以江蘇省代表大會已經發出「地方暴動」的口號。將來弄糟了，當然仍舊是歸咎到中國黨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和不久以前對於富農問題歸咎到中國黨犯了機會主義是一樣。像這樣的國際領導機關，那裡還有一點資格配領導世界革命！
統觀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失敗後現階段之認識與策略，中間雖然經過一些曲線，而始終一貫的精神是：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並未完全失敗，一直到現在還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對於現階段的策略，始終是直接進攻，始終是武裝暴動與蘇維埃政權，民主的要求口號與運動一點也用不著。這分明是把馬克思的「不斷革命論」變成了「革命高潮不斷論」。這種不斷論表現得最充分的就是中共第六次大會的政治決議案所謂「中國革命現在的階段」是承認中國仍舊在革命的階段，是把中國現在的反革命階段和將來的革命階段混亂在一起。由這樣現在和將來不分的混亂思想，遂產生混亂的「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政綱」，就是所謂「中國革命之十大要求」，把目前日常鬥爭的口號，過渡時代的要求和將來奪取政權的政綱，都混合在一起，就是把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混合在一起。
如果我們不學無政府主義者，兩眼只看著最後的目標而放棄目前的現實的政治鬥爭，對於現階段，我們必須有深刻的認識，必須認識一九二七年中國第二次大革命已經過去了，是完全失敗了，各國革命史已告訴我們，大革命失敗之後，必然經過一個反動時期，中國也沒有例外，無產階級在這反動時期的現階段中，應一面採取防禦戰略，培養自己的能力，徹底反省過去失敗的教訓，溶化過去革命偉大的經驗與教訓，以鍛煉自己，重新團結離散的隊伍，在日常生活的鬥爭中積聚階級的力量，以築下將來新的進攻時自己階級力量的堅固基礎；一面重新估量現階段中新的客觀局勢，採用現局勢所需要所可能的策略與口號，重新闖進政治舞台，由現在的政治鬥爭，開闢新的革命環境，從反動時期的現階段，走到新的革命階段。
中國從辛亥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五年一二七年第二次革命，中間相距至十餘年之久；從第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到將來的第三次革命；其間距離之長短，是要靠國內的階級鬥爭進展之形勢及國際形勢來決定，此時還沒有人能夠預見。但其間必須經過一個過渡時期的現階段，這已經是一件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我們的責任，不是在否認這一過渡時期的現階段，而是在怎樣發展工人階級的戰鬥力，加速這一過渡時期之縮短，怎樣努力參加現階段的政治鬥爭，減少從反革命階段到革命階段的障礙與困難。現階段尤其目前的局勢之特徵是：
一、自機會主義的政策斷送了革命，盲動主義的政策剷除了革命的勢力，領導革命的無產階級猶未回復其創傷與勇氣能夠立起來和統治階級作最後的決死戰。在目前所有的鬥爭中，都只是對資本進攻的防禦戰，根本沒有武裝暴動的進攻之可能，連即時實行準備武裝暴動也談不上；尤其是缺少一個有團結力有戰鬥力有正確政策的共產黨。此時雖然各地勞動者和店員有些對於資本進攻的防禦鬥爭，即令各地再有些農民饑民兵士散漫的騷動，而沒有整個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力量有計劃的有準備的為之領導，也決不能形成革命的群眾運動高潮，很容易為統治階級各個鎮壓下去。
二、資產階級在擊敗無產階級屠殺工農民眾之後，不能不容忍在國民黨訓政之下各系軍人的軍事專政，以鎮壓工農革命之激進，以保持他們在革命中所獲得的利益。國民黨各系軍人代表各地方資產階級的特殊利益互相衝突，發生了蔣桂，蔣張，蔣馮，蔣唐等資產階級內部爭奪政權的公開戰爭。這些戰爭的結果，都不是資產階級的政權走向崩潰，而是走向逐步的統一與相當的穩定（附註二），雖然其前途尚有不少的困難或意外的阻礙；其主要的有力的原因，是中國資產階級特別是東南的銀行工業資產階級即中國資產階級的中心勢力和帝國主義特別是需要向中國輸入資本的美國急於在中國擴大市場的德國，各應他們的需要，都一致企圖援助中國代表整個的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之統一與穩定。
三、通常資產階級政治上的統一與穩定，乃是其經濟復興之可能的前提。現時中國經濟復興的程度雖然還是很遲緩，而前去兩年的對外貿易額則已逐年遞增，即以上海一口而論，去年一月至十一月對美國輸出總額比前年增加美金一二九一五六六三元，其中增加最多的是紡織品及其原料，共值三千五百七十餘萬金元，比前年增加一千三百餘萬金元。這種未能脫離殖民地地位之低度的經濟復興，不但不至消滅革命，並且因此重新團聚離散的工人隊伍於生產機關，增加工人階級的自信力，擴大工人組織及擴大共產黨影響的條件。其最終結果，將至重新引起一切未解決的問題之緊張和加緊階級衝突（軍人和資產階級民主政黨之間的衝突，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跟著不可免的新的經濟恐慌一到來，將成為革命的推動力。
四、國內外一切矛盾仍然存在，在帝國主義勢力宰制之下的中國資產階級，它的政治和經濟都不會發展到能夠解決中國目前所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即民主革命的任務（如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民族獨立，土地革命等），革命的巨潮仍舊潛伏的存在著。
五、國民黨資產階級軍事專政所產生的苛捐雜稅，戰禍，災荒，物價騰貴，使一切下層民眾尤其是工人對於加時減薪、貧農對於耕地缺乏與高利貸，一致感受暴政和貧困之嚴重的壓迫，一致對於現狀不滿，急於尋找政治的出路。被欺騙而投降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特別是知識分子，因身受國民黨政府暴政苛稅之苦，又開始左傾，開始厭惡剝奪政治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的軍事專政，要求民主政制即立憲政治。甚至於資產階級本身，也漸漸感覺到軍事專政對於他們資本主義之發展有所阻礙，漸漸需要適合他們利益比現時較民主的政制。
依據這些特徵，自然是沒有革命高潮的局勢，並且革命高潮也不會有馬上到來之可能；然而在兩個革命間之整個的過渡時期中，目前的局勢已經有新的變化。這一變化，並不是表現革命高潮成熟，而是表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和各階級反對現時軍事專政的鬥爭之開始。這一運動這一鬥爭做得愈有力，則現在的過渡時期愈縮短，由反革命階段轉變到革命階段的速度愈加速。目前既然是沒有革命高潮的局勢，無產階級既然不能即時武裝暴動，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為縮短過渡時期，為加速到革命階段的速度，為要求自己的利益，為力爭自己解放鬥爭的條件——政治自由，她對於已經開始的民主運動所應取的態度，便不應消極的或用激烈而無行動的空洞口號來抵制，而應積極的號召廣大的下層民眾參加這一運動，領導這一鬥爭，使之徹底的民主化，使之向前發展，走向革命高潮，然後這一運動這一鬥爭才不至停止在目前的階段上。
當然，民主主義不是超階級的，一般所稱為民主主義的，實際上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這一民主主義本來是資產階級從前用做反抗封建貴族以及欺騙勞動階級之工具，到了社會階級關係一轉變，即封建勢力已潰滅勞動階級走進了政治舞台，統治的資產階級馬上認識這一工具的鋒芒要戳傷到自己身上，急急的設法收藏起來，重新在廢物儲藏室中拿出他們從前所拋棄的反民主主義的宗教，禮教，舊道德等等來代替。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及在它還未達到奪取政權的時候，應該不客氣的借用資產階級這一有鋒芒的工具（民主主義），來對付資產階級，來廓清無產階級走進政治舞台的障礙，來成熟自己階級解放鬥爭的條件。在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未實現以前，單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宣傳力量，不會使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以至一大部分工人群眾能夠認識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之偉大與真實，當他們需要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時期還未終了之時，當他們還睡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懷抱之時，我們不能離開他們，此時也必須採用民主主義的口號，發展民主主義的運動，吸引他們到我們的周圍，這也是無產階級運動中一個歷史的任務，決不是機會主義。但群眾向統治階級要求的民主主義，是其實際而非空名，我們必須防禦資產階級空洞名詞的虛偽與欺騙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之妥協，因此我們必須力爭由平等直接普選不記名投票產生的國民會議，並且必須與「國民會議」同時提出「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和「民族獨立」，做我們在過渡時期中四個不可分離的民主要求口號，以充實國民會議的內容，以充實在過渡時期中整個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內容。必須是如此，才能夠引進廣大的勞苦群眾參加這一民主運動，擴大這一民主運動，要求徹底的民主主義，以改變其形態與程度；資產階級的民主之終點，接著便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之起點，即是擁護占全人口絕對過半數的勞動大眾獲得權利與自由的蘇維埃政權之起點（附註三）。
對於國民會議這一口號，我們黨中現有三種態度：一是現在中央的態度，他們說：「國民會議，在過去一切歷史的經驗上證明，只能夠產生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其實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已經由我們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造成了，已經不待國民會議來產生了，現在正要利用民主的國民會議來和資產階級軍事專政對抗。列寧所指導的十月革命，在已經武裝暴動奪得政權的蘇維埃第二次大會，憲法會議還是議事日程中三個問題之一，這一歷史的經驗證明了什麼，他們說我們：「提出『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來代替『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與『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兩個口號。」然而他們又曾聲明：「現在客觀的革命形勢並未高漲起來，所以現在決不能馬上號召群眾暴動，推翻國民黨軍閥統治。」（既然沒有群眾暴動，當然不能夠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府）這就是說，我們的黨現在實際上並沒有號召群眾的政治口號，只有盲動，只有採用遊民無產階級的投機，冒險，陰謀，暗殺等政策，只有長期的離開現實的政治鬥爭。一是有幾個自稱左派的同志態度，他們說：「中國將來的政治發展，是否有議會制度之可能，我們認為他有或然的可能，而且無產階級並當力爭這樣的發展。」「我們對工人階級宣傳國民會議口號，應當告訴他們國民會議之實現，是比現在赤裸裸的軍事獨裁有進步的意義，我們應該參加此種進步的鬥爭，我們所主張的是普選平等直接不記名投票產生的國民會議，解決國家重要問題，如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力爭中國之獨立，同時我們認為此種國民會議也許是很難實現的，所以我們也要向著武裝工農和無產階級專政進行準備。」「國民會議的口號是引導千百萬勞動群眾重新參加政治生活的口號，這種鬥爭之進行，將加速中國議會制度之實現，假如中國能實現議會制度，這使我們在更高的一階段進行奪取政權」，又批評我們「提出了國民會議的口號沒有將他與中國將來的議會制度發生聯繫，這是沒有前途」（見劉仁靜同志起草的告同志書）。這分明是在主觀的策略上不重在為民主運動而鬥爭之動的意義，而是拜物教似的把任何形式的國民會議都認為進步，並且很單純的只是把資產階級任何形式的議會這一靜的制度看做無產階級革命戰略之根本目的，即是我們號召無產階級參加國民會議的鬥爭，只是為了實現國民會議實現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這一前途，別的都還要待在更高的一階段進行，這和以前主張先完成國民革命然後才幹社會革命現在主張先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議會制度也是國民革命即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之內容中所應有的事），然後才幹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同樣的機械，是同樣的沒有自己的前途。這種極右傾的態度，和現在中央極左傾的態度，恰恰是相反的兩個極端。向左的極端是夢想革命，向右的極端是拋棄革命，都不是推進革命，這兩個極端政策所能得到的結果是一樣：鞏固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我們以為觀察這一問題之要點，是國民會議在客觀的作用上將是怎樣，在無產階級主觀的策略上應該怎樣。
現在各階級需要國民會議是一致的，而各個所需要的國民會議之內容，則極不一致；因此，將來國民會議之實現，在客觀上能夠發生的作用是怎樣，這是要看無產階級能夠領導下層的廣大民眾參加這一運動至怎樣程度而定，此時還沒有人能夠預見，此時所能夠預見的有幾點：（一）最近即有實現召集段祺瑞善後會議式的以至孫中山國民會議預備會式的國民會議之可能；（二）將來的政治發展，有由國民會議而實現三民主義的憲法，而實現俄國沙皇時代的或土耳其式的議會制度之可能，並且若革命高潮到來得遲緩，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會經過一個歷史時期；（三）我們有利用這些政治發展的機會特別是在選舉運動中，有獲得接近廣大的民眾，向民眾宣傳我們的目前要求（如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民族獨立，政治自由等），恢復工農群眾普遍的組織，領導廣大的下層民眾重新參加政治生活和公開的政治鬥爭，在會議中提出我們的要求特別是土地政綱，以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增進工人階級的政治社會地位，和得到相當的政治自由等有利於工人階級自己解放鬥爭的條件之可能；（四）從善後會議式的國民會議一直到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同樣不能夠解決中國目前所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如對內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提高工人階級生活狀況，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歸農民，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民族獨立等等。中國目前所需解決的根本問題，只有革命高潮到來時，由無產階級領導城鄉廣大的下層勞苦饑寒民眾，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才能夠解決。
因此，我們在主觀的策略上，一方面應該糾正向左的錯誤，即是對於要求召集國民會議運動和參加國民會議運動，以至將來資產階級的議會選舉運動，都應該堅決的積極的領導下層民眾（不與任何大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進行遷就妥協的政治聯盟而且要和他們對抗，鬥爭，爭取農民），極力要求參加，極力要求其民主化，即力爭平等直接普選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並且以我們的目前要求充實其內容，絲毫不可猶豫，始終不能取消極態度和抵制政策，因為在這些運動中，工人階級有獲得力爭自己解放鬥爭的條件之可能。「武裝暴動」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是我們的前途，是將來革命高潮中的行動口號，在目前只是教育宣傳口號。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不是怎樣實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而是怎樣才能夠動員群眾開始政治鬥爭。在主觀客觀條件都未成熟時，若發出「武裝暴動」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做政治鬥爭的口號，號召工人群眾馬上行動起來，為這些口號奮鬥，不僅得不著群眾的應聲等於放空炮，而且更加擴大黨的盲動情緒，離開群眾，削弱自己的力量。至於「要求召集國民會議」這一口號，其客觀條件不用說已經成熟了，我們即應重新瞭解新的客觀狀況，決定我們的策略，即是利用這一客觀條件已經成熟的口號，發展兩個革命間過渡時期的政治鬥爭。這不是我們在主觀上開倒車，而是因為在客觀上無產階級的黨已被革命失敗推向後退，退到以前的發足點，現在的政治鬥爭，幾乎要從頭做起，所不同的（可以說實際上是大大的不同）只是根據過去的苦經驗，必須根本改變其方式而已。列寧在一九一九年曾說：「在工人階級奪取整個政權的鬥爭還未成為當面問題以前，我們必須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形式。」在一九二〇年他又說：「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前幾個星期，甚至在這個勝利之後，參加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議會這件事，不僅不妨害革命的無產階級，而且幫助無產階級，使之能夠向落後群眾證明這種議會為什麼應該解散，為什麼要促進解散這種議會，為什麼要促進資產階級議會制度之政治破產。」因此，我們在反革命勢力高潮時代，若不懂得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在此時也是推進歷史一個動力，不去做力爭國民會議民主化的鬥爭，只向左發出毫無行動的激烈口號來抵制國民會議，這乃是夢想革命而不是推進革命，乃是把發出行動口號領導群眾行動的政黨變成宣傳研究在紙上寫出些宣傳口號的小團體，或離開群眾組織的政治鬥爭，只是少數人陰謀暴動恐怖的巴枯寧派。瞿秋白反對國民會議這一口號的理由是說：「我們由中國革命可以看出，當殖民地的革命達到決定勝負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明白擺在我們面前：即或者是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專政，或者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他這幾句話裡面包含不少的錯誤，可是表面上似乎很漂亮，可惜說遲了一點，或是說早了一點，即是他忘記了過去的革命決定勝負時機已經過去，將來的還未到來，在沒有革命局勢的現階段，民主運動不管能夠達到若何程度，都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這是因為無產階級的組織尤其是它的政黨，為力量發展所需要的組織上民主制之實現，政治自由是一個必要的條件。有些同志以為我們過去也曾做過國民會議運動，不曾得著什麼。其實，過去的國民會議運動並未達到真正廣大的群眾運動；然而已經建下五卅運動的基礎，假若沒有國民會議促成會的運動，未必能夠形成那樣規模的五卅運動。有些同志以為我們參加國民黨政府所召集的國民會議，便是承認它的存在，並且承認他們當中的各派軍閥官僚得以利用國民會議做爭權奪利的合法工具。我們要懂得國民黨政府之存在是一個事實，不是否認便可了事，而是要造成某種力量怎樣去動搖推翻它的存在；他們可以利用國民會議做爭奪權利的合法工具，我們也可以利用國民會議，以力爭民主政製做反對軍閥官僚等一切反動勢力的合法工具。列寧說過：「社會民主工黨之承認資產階級制度……並不是承認它的監獄警察私產賣淫，而是為廣大的自由鬥爭來反對這些制度。」（《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有些同志以為參加國民會議會使我們的黨發生右傾的危險。自然我們並不否認因此使黨有發生右傾危險之可能，但決不能拿這個來做消極抵制的理由。列寧說過：「沒有並不能夠有一種鬥爭形式一種政治狀況不能引起危險的。如果沒有革命的階級的本能，如果沒有立足在科學上的整個人生觀，那末，參加罷工也是危險的（因為可以變成經濟主義派），參加議會鬥爭也是危險的（因為可以變成議會的蠢才），贊助鄉村自由派的德謨克拉西也是危險的（因為可以變成鄉村運動計劃）。」（同上）現在的中央，拿改組派，中華革命黨，新中國國民革命黨，中國青年黨，以至段祺瑞閻錫山馮玉祥蔣介石都贊成召集國民會議，說我們也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便是他們的政治盟友，其實，我們所要的國民會議和他們所要的國民會議，其作用與內容都大不相同。列寧在一九〇五年曾主張召集全民代表大會，在一九一七年又曾向臨時政府要求召集國民立憲會議，難道他也是沙皇及克倫斯基的政治盟友嗎？有許多同志也正因為各種反動派都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我們最革命的共產黨，實在不好意思把這一口號從口中喊出來。這正和以前少數派譏笑列寧「把『臨時革命政府』和『萬歲』聯在一起，是污瀆了自己的口」，是同樣的糊塗。況且我們的黨在第六次大會前後沒有向民眾提出「要求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做革命失敗後有重大作用之一種政治鬥爭形式，這已經是大錯；現在對於這一口號這一運動，若仍舊是取消極的抵制態度，若不趕快積極的向下層的廣大民眾宣傳，鼓起下層的廣大民眾熱烈的要求參加，要求平等直接普選不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則將來的國民會議真會是反動派及各上層階級的上層分子包辦的國民會議了事，那便是莫大的罪過！
同時在另一方面，也要糾正向右的錯誤，即是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國民會議和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進行中，我們絲毫也不應該向工人群眾和從前歌頌國民黨一樣歌頌資產階級的政治發展與進步（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之發展更是進步），助長他們對於國民會議與議會制度及憲法的本身之幻想；因為它們本身都不能解決中國目前所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我們應該在要求召集國民會議的鼓動中即告訴工農群眾：這個會議即使召集成功，國家權力如果仍操在國民黨軍閥之手，這個會議將沒有一點執行的力量；我們應該在這個會議集會中，向工農群眾極力暴露各上層階級黨派的政治破產及其政策是如何背叛了大多數民眾的利益，以證明並使群眾自己認識只有工農武裝暴動和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才能夠擁護大多數民眾的利益；而不能告訴工農群眾：「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力爭中國之獨立，此種國民會議也許是很難實現的，所以我們也要向著武裝工農和無產階級專政進行準備。」這樣很明顯的是要助長工農群眾的幻想，以為國民會議也許不難實現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和力爭中國之獨立，所以不必一定向著武裝工農和無產階級專政進行。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主張召集全民代表大會，其根本目的是在以民眾暴動推翻沙皇政權，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而不在議會制度；只有少數派幻想「革命對沙皇制度徹底勝利之可能……或由某種代表機關的發起，在革命民眾直接威逼之下，決定組織全民立憲大會來達到」（見華譯《兩個策略》第二二頁）。列寧告訴他們：「政權一日在沙皇之手任何代表的任何決議都好，都會與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時歷史上有名的佛蘭克府國會的決議一樣，只是成為一紙可憐的具文。」（同上二三頁）列寧一九一七年也曾向臨時政府要求召集國民立憲會議，其根本目的也是在完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生命，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而不在議會制度；只有少數派死守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階段，歌頌資產階級的政治發展與進步。這還是革命高潮時代的事，在革命低落的一九〇七年，少數派主張參加第三國會，多數派中的多數人即所謂召還主義者抵制主義者則主張抵制那破碎的冒牌的國會，獨有列寧一人力排眾議，極力主張參加；他隨後並且承認前兩次抵制國會選舉的口號都是錯誤的。列寧主張參加國會，和少數派主張參加是不是同樣的政策呢？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少數派是迷信歌頌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之本身，以至在他們影響之下的工人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都落到和平的幻想中去了；而列寧的政策是在革命低落時期利用議會制度，利用參加選舉運動和國會議壇來幫助革命。他雖然極力主張參加國會，因此和召還主義者有過劇烈的鬥爭；而他的根本政策，仍然要革命民眾的注意力不集中於國會，而集中於階級鬥爭，集中於準備暴力推翻專制政權。
所以，向左的消極抵制國民會議和否認議會制度，而不知道積極的利用民主運動和議會制度，空喊「武裝暴動」和「蘇維埃政權」，而不知道怎樣發動群眾走向「建立蘇維埃」、「武裝暴動」和「蘇維埃政權」，這便是夢想革命，而不是推進革命，這固然是蠢才；同時，極右的人們抓住議會制度，向工人群眾歌頌國民會議與議會制度之進步，而且幻想國民會議也許不難解決國家重要問題，這便是根本拋棄革命，也不是推進革命，這真是機會主義取消主義。托洛斯基同志有言：「瞿秋白又說：中國的機會主義者正要拿國民會議口號來代替蘇維埃口號。這是可能的，多半可能的，甚至必然的。機會主義者將要首先抓住議會制度的方法，抓住一般類似於議會制度或接近於議會制度的事物，——這是有世界工人運動尤其是俄國工人運動的整個經驗可以證明的。少數派抓住議會制度的行動而拋棄革命的行動。」這幾句話正是給一些極右而自稱左派人們之當頭一棒！
我們的結論是：我們對於國民會議，決不取消極抵制政策，而是積極的號召參加，力爭其民主化，我們認為力爭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制，是從反革命時代走向革命時代這中間過渡階段有重大作用之一種政治鬥爭形式，這種政治鬥爭一擴大緊張起來，合成直接革命之先導；同時我們也不能對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制有所幻想，更不能助長工人群眾的幻想，我們應該儘量利用民主政制來促進民主政制之死亡，而不應該歌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制。我們是要利用民主口號與運動來輔助我們奪取政權的根本目的。民主政制不是我們的根本目的。我們不主張用蘇維埃口號來抵制國民會議口號，同時也不主張用國民會議口號來代替蘇維埃口號，而是要利用國民會議的口號與鬥爭來引導群眾走向蘇維埃口號。我們不反對參加國民黨政府所召集的國民會議；同時也不能對於任何形式的國民會議都認為進步。我們必須大聲疾呼的攻擊軍閥官僚們操縱包辦國民會議，必須盡情揭破他們的欺騙與假冒。我們必須調動全國千百萬下層民眾在民主運動過程中，力爭國民會議之徹底民主化和力爭下層民眾的要求，以反抗國民黨資產階級的軍事專政，揭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假面具，並且打破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幻想，取得廣大的下層民眾，走向革命高潮，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這就是我們前途，這就是我們對於國民會議的態度，也就是我們對於一般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態度。這也就是我們黨在沒有革命局勢的現階段之政治鬥爭的正確策略。
（附註一）他們所謂中國新的革命浪潮已經成熟，大概是指改組派倒蔣運動之不斷的高漲起來。聽說最近國際又有訓令給中國黨，對於反蔣運動分析說蔣是代表豪紳買辦階級，改組派是代表資產階級。國際為什麼把反蔣運動中這樣的階級分析訓令中國黨，大概他們又要復活和「中國土地革命領袖」汪精衛所領導之在野的資產階級聯盟，來推翻代表豪紳買辦的統治階級，來實現他們所夢想的工農資產階級民主政權吧！可惜不替史大林爭氣的改組派，國際訓令方到中國，他們已經倒台了，大概中國新的革命浪潮之成熟，又要成問題了吧！
（附註二）這裡所謂相當的穩定，是就其內部狀況而言；若就全國階級鬥爭的狀況說起來，在無產階級之階級的鬥爭沒有劇烈到動搖資產階級的統治以前，它始終是穩定的。
（附註三）列寧曾論民主主義說：「『普遍的民主主義』無論在如何資本主義文明國都不存在，所存在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比較中世紀，不用說是高度發展的制度；但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不可避免的要求要從根本改變。」「民主主義之形態，在幾千年的經過中，自從古代發生萌芽，其後每次由一階級交代到另一階級時，都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改變，在古代希臘共和國，在中世紀的諸都市，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民主主義都有不同的形態和不同的程度。」「在俄國的蘇維埃權力，其意義乃是真正的實現勞動階級即占全人口絕對過半數的人們有獲得民主主義的權利與自由之可能。」「馬克思主義者應以爭取國家權力為目的。這一目的不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即平等與自由是決不會實現的。實際上向這一目的引導者，便是蘇維埃權力亦即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
（以上均為原注）
關於所謂「紅軍」問題
昂格斯曾在《德國農民戰爭》序文中說：
遊民無產階級——由各階級脫離出來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乃是所有同盟中之最劣者。此輩絕對易於被人收買，且極是累人的厭物。法國工人縱然在每次革命中每家榜其門曰：「處盜匪以死刑！」而且曾殺過一大批，這並不是由於熱中保護私有財產，而是因為法國工人很正確的懂得：應該首先和此輩土匪分別開來。每個工人領袖，他若要利用遊民無產階級為衛軍，且企圖在他們當中找著自己的支柱，只此便證明他是出賣工人運動的叛徒。
世界幾十國的共產黨，一向都是遵守昂格斯的遺訓，不敢採用利用遊民無產階級的政策，列寧在世時所領導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中，法國黨因為有接近此種秘密會黨的傾向，曾受了嚴重的批評，現在中國工人運動的叛徒……正在利用此種遊民無產階級為衛軍為支柱，簡直把它當作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的主要力量，企圖擴大憑藉在遊民無產階級（土匪與潰兵）基礎之上的所謂「紅軍」來領導農民做游擊戰爭來「影響到大城市。」他們公然的說：
軍閥崩潰的基點——兵變，他顯示了在殖民地軍閥制度統治的國家中，兵士具有更大的革命作用，他不但在軍閥制度下養成了的生活，而且在軍閥制度下鍛煉了一副鋼錘鐵鑄的獲有驚人技術的好身手，這副好身手就成為毀滅軍閥制度的主要武器。（無產階級想必只算得是次要的武器了！）這（指兵變）是軍閥制度急劇崩潰的明證，這是革命高潮的象徵。
紅軍是推動革命高潮到來的主要條件之一，……而且促進革命局勢的開展。
至於全國廣大無比的災民，半農半匪的武裝以及土匪、神兵、紅槍會、大刀會等農民群眾組織，……是必然會走上游擊戰爭的道路而生長成為紅軍的。我們更相信在中國或者是全世界尚沒有而且永遠不會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障礙著這一偉大的且有強有力的社會基礎的紅軍力量之發展的前途。（以上見第七十二期《紅旗》）
在江蘇已有無數次刀匪群眾的武裝，而仍有人懷疑到在南京政府直接管理之下，游擊戰爭是否可能。（見第七十六期《紅旗》）
「兵變是毀滅軍閥的主要武器」，「災民、土匪、神兵、紅槍會、大刀會、刀匪，是生長成為紅軍的社會基礎」。憑藉這種社會基礎的「紅軍」來推動革命高潮，這就是叛徒們的革命策略，也就是他們自己對於現在所謂「紅軍」的內容之分析。他們更公然很得意的說：
據十二月三十一日《申報》載：「如皋境內土匪與共產黨結合，聚眾三千餘人，抗納捐稅，民間自衛槍彈，悉被繳劫、勢焰甚張，……」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統治的大本營附近，又發生了流氓、土匪、地痞……的武裝行動，反對派真要氣死了！（見第六十七期《紅旗》）
統治階級罵我們是共匪和匪共並稱，都不足為異；所可異者一個先進階級的政黨，竟以與土匪結合自豪向列寧主義者的反對派誇耀，我們多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被叛徒們使之墮落至如此地步，我們反對派安得不「真要氣死！」
不錯，中國的土匪運動是有它的社會基礎，而且有廣大的社會基礎，因長期的生產力發展之停滯，造成了大量的過剩人口，流為遊民盜賊，形成定期的戰爭，這本是中國歷史上主要的現象，自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侵入中國，破壞了中國的農業和手工業經濟，更加增多了中國的遊民，尤其是在農村中。這種無業游民之來源，最多的是農民，其次是手工業工人，官僚後裔、小地主、小商人墮落其中者亦不少，此即昂格斯「所謂由各階級脫離出來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他們的出路是：移植國外，進工廠做工，當苦力，當兵，這只是一部分，充其量不過一千萬乃至兩千萬人，其大部分便是當土匪。其中最有組織力的，如北方的紅槍會、大刀會、小刀會等，中部的紅幫、青幫等，南方的三合會等，他們不但盤踞農村，在城市中也有很大的勢力。此外，各種名目的零星股匪，布滿了全中國的鄉村鎮市，這當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並且是非至社會生產力有高度發展而不能解決的問題。這樣巨大數量的遊民無產階級，在中國歷史上每當統治階級內部有了紛爭動搖時，他們便要大規模的騷動一次，從赤眉、黃巾到白狼、老洋人，都是這種把戲；這還是失敗的部分，成功的帝王當中有許多都是憑藉這種勢力。但在城市發達和武器戰術進步尤其是城市產業無產階級出現的現代，遊民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作用，遂和前代大大的不同了。它們是由各階級脫離出來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是絕對易於被人收買的厭物，他們反覆無常，只要有利可圖，無論革命反革命他們都可以鑽進去鬼混，所以即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黨，雖然能夠拿金錢官位利用他們，也不能專憑藉他們的力量得到成功，孫中山的同盟會以多數資產階級的革命青年加入新軍，才能夠推倒滿清；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利用工農勢力，才能夠得到北伐的成功，這便是明顯的例證。在無產階級已經登過大革命舞台的今天，我們無產階級的黨，還拾取孫中山的老政策，企圖結合土匪，憑藉土匪勢力來擴大「紅軍」區域，來建立「蘇維埃」政權。「只此便證明他們是工人運動的叛徒！」有些政治意識淺薄的黨員，受了叛徒們胡吹亂喊的宣傳，竟以為現時紅軍區域擴大是事實，我們也許能夠得到勝利，中央的政策也許是對的，這班人是被「紅軍」、「蘇維埃」一些金字招牌所眩惑，並未仔細想想現有的所謂「紅軍」、所謂「蘇維埃」其內容究竟是怎樣。我們應該知道：所謂「紅軍」的區域之擴大固然是事實，土匪猖獗遍盪了全中國更是事實，而且並不是新的事實，它們之擴大與猖獗，本來就有它們的社會基礎，再加上農業日益荒廢，金價米價日漸高漲及統治階級內部紛爭動搖的近因，叛徒們甘心把共產黨變為土匪黨。除現有的所謂「紅軍」的區域外，將來還有擴大之可能，例如閩匪何金標支配了閩東幾十縣也可以於現有的八軍外，生長成為「紅軍」第九軍；湖匪郭老大等，以太湖為根據地，洗劫遍了江浙兩省沿湖數十縣的鄉鎮，已組織天下第一軍、第二軍，這也可以生長成為「紅軍」第十軍；此外還有更龐大的大刀會、小刀會和神兵，紅槍會本來就有什麼「紅軍」的組織，所謂「紅軍」區域憑藉著這種社會基礎擴大起來，自然是前程遠大。土匪及所謂「紅軍」之騷擾擴大，自然也增加資產階級統治之困難；然因此便想憑藉他們為革命的主要武器，當做革命高潮的主要條件，這是絕對的錯誤。因為這種由各階級脫離出來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這班絕對易於被人收買的厭物，在他們有利的條件之下，今天戴起紅帽子便是袁文才與王佐，明天換上白帽子便是樊鍾秀與孫殿英。倘憑藉這種勢力可以生長成為真正紅軍，可以建立真正工農蘇維埃政權，那末，真如史大林派所說：「全國危機和革命浪潮有中國式的特點。」而馬克思、昂格斯、列寧的革命理論在中國能否應用竟成了問題！
軍隊，尤其是中國的僱傭軍隊，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所構成，他們不但離開了生產，並且因為一種特殊生活形成了一種特殊意識，所謂官兵即是合法的土匪，即便是最好的軍隊，也必須具備如下兩個條件，在革命鬥爭中才有作用：（一）必須城市工人鬥爭已進展到成立蘇維埃，尤其在工人群眾已經起來武裝暴動中，兵士走到群眾方面來，才更有作用；（二）並且必須是統治階級所直接依賴的軍隊才是對於它們致命的打擊。現在是怎樣？第一個條件，誰也知道還沒有；第二個條件也沒有。第七十二期《紅旗》所列舉的三十六處兵變，沒有一處是統治階級所直接依賴的軍隊，並且大部分還是它們所正要排除的。這種兵變，不能算是軍閥急劇崩潰的明證。兵士也是遊民無產階級之一種，這本是中國之整個的社會問題。兵變的現象，雖然不象土匪是一時不能解決的問題，但在統治階級內部未能統一安定和財政穩固以前，當然是不能免的現象。若以為憑藉這種勢力能夠代替城市產業無產階級的力量，來建立紅軍與蘇維埃政權，除了叛徒們所謂，「有中國式的特點」外，不能有其他的解釋。
不錯，我們還知道所謂「紅軍」中多少也有些武裝農民，並且有些還是參加過上次革命的積極分子；可是他們在數量上比起土匪潰兵的成分來，簡直是喧賓奪主，並且經過了長期的游擊戰爭，這部分武裝的農民已經離開生產，和土匪潰兵過同樣的流寇生活，其勢必至一天天遊民無產階級化。游擊戰爭式的戰術，用之某城市武裝暴動時，好過死守堡壘，列寧曾稱之為「新的巷戰戰術」；若在農村中長期的作游擊戰爭便是中國的老把戲：「流寇而已」，這種流寇的游擊戰爭所得之惡結果是：（1）使原有的武裝農民離開生產，過和土匪同樣的生活而墮落腐化；（2）使農村所有的革命分子及我們積極的黨員都不得不集中到軍事組織和軍事投機方面，如結納土匪潰兵等。民眾運動的組織與領導，必然要落在無足輕重的分子手中；（3）農民的組織與鬥爭連所謂「蘇維埃」也在內，都隨著游擊戰爭的武裝勢力而生滅，使農民群眾只有依賴一種武裝的特殊勢力即所謂「紅軍」為長城，而不相信自己的組織力量能夠鬥爭；（4）游擊戰爭所經過的地方，強有力的農民只有跟著「紅軍」走，留下的孺弱分子經過白色的鎮壓與報復，這地方的組織與鬥爭必然要推遲若干年都沒有希望。這樣的游擊戰爭，真是斷送革命之最有效的方法。
赤衛軍是城市工人武裝暴動時的群眾組織，紅軍是工人取得政權後的軍事組織，現在全國各大城市工人都還在反革命勢力統治之下被壓迫著動掙不得，我們的黨不把力量集中在這方面，刻苦工作，而因利乘便的在離開政治中心的鄉村中，糾合一些土匪散兵以及失業農民，冒稱紅軍。想用這樣的紅軍來「產生」革命，而忘記了真正紅軍乃是革命產生的。蘇維埃是工農群眾鬥爭高潮中所湧現出來的公開組織，現在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現在上海租界秘密召集，只此已充分說明其性質與作用，先進國許多制度，一到中國便有名無實，現對所謂「紅軍」及所謂「蘇維埃」也是這樣，這才真是「中國式的特點」呵！
中國革命之再起，主要的是靠城市工人階級的鬥爭來決定，單是統治的資產階級內部紛爭動搖是不夠的。遊民無產階級固然不是工人革命之衛軍與支柱，即農民雖然在農業國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然它們從來不能有獨立作用及獨力的成功。尤其在資本主義關係統治的社會，只有兩個階級（有產與無產）的力量決定一切。在經濟生活上，農村已走出了自足經濟時代而隸屬於城市，離開了城市，便根本不能自存；農村的多數武裝隊及政權，更無法日久維持其獨立的存在。沒有城市工人革命運動的高潮來領導，農民暴動是沒有出路的，而且會走到反對工人階級，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權，徹底的土地革命是不會實現的，沒收一切土地不但資產階級的議會政治辦不到，即農民暴動也辦不到，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俄國的十月革命，徹底解決了土地問題，其餘的農民暴動，都只是為富農即鄉村資產階級開闢了道路。列寧說：「分析目前革命中的階級對比，是革命政黨主要任務。」目前中國城市工人鬥爭中所表現的階級力量對比是怎樣呢？叛徒們說：
現在全國的罷工潮流不是在洶湧的向前發展麼？不是日益脫離國民黨黃色工會的影響，而走向堅決的革命鬥爭麼？上海、天津、青島、唐山、哈爾濱、武漢、廣州，到處暴發巨大的罷工，這正是中國革命浪潮復興的主要象徵。（見第七十一期《紅旗》）
如果真是這樣，革命高潮即在面前，我們便應該集中全力準備城市工人的武裝暴動，為什麼反而跑到鄉村里組織土匪潰兵和失業農民的「紅軍」呢？其實我們的黨在城市中還很軟弱，統治的資產階級還正在加緊向工人進攻：加時，減薪，開除工人，掉通班，嚴定廠規，具保結，不斷的雇流氓巡捕毒打工人（如最近上海的永安、新怡和、申新第七廠），以至不斷的槍殺工人（如最近上海的安迪生電泡廠、祥昌棉織廠、三星棉織廠），而工人的鬥爭還未曾由防禦走到進攻，由經濟罷工轉到政治罷工；主要的是因為工人階級自從遭遇了上次革命之嚴厲的失敗，至今尚未恢復其組織，不但工人還沒有自己的工會，即國民黨黃色工會也沒有群眾。兩年以來，對於資本進攻不斷的經濟罷工，大半因為是無組織的鬥爭而失敗。史大林派的盲動政策（每個小的鬥爭，都要任意強迫擴大到大的政治罷工），更是加速其失敗，加重其失敗；因此工人群眾往往自動的鬥爭起來而不願意接近共產黨。在金價米價日漸高漲的現在，工人經濟鬥爭早遲必然要普遍的起來；然對此方興的鬥爭，若加以過分的估量，以為即此已是革命復興，而採用盲動政策來領導，會剷除此方興的鬥爭之萌芽，而延遲革命高潮之到來。叛徒們自己也並不真是相信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復興已經可以領導農村的暴動，他們自己也說：
革命的主觀力量還不充實，尤其是黨的組織力量還不健全。（《中央通告》第六十八號）
就是史大林派的國際也說：
赤色工會的大多數（其實那裡有半個赤色工會！）還不是群眾的組織，國民黨黃色工會的影響還是很大，國民黨改組派在（北方）黃色工會裡尤其有影響，共產黨在國民黨黃色工會裡的工作，還沒有認真的實行，共產黨還沒有能夠在生產里，把主要的革命工人幹部，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任務，共產黨當然是更加沒有解決。（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國際政治秘書處致中共中央信）
城市中既然還沒有群眾的組織，黨的組織力量也不健全，更未能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並未能團結主要的革命工人幹部在黨的周圍，在這樣狀況之下，怎樣會有工人革命高潮來領導農村暴動？怎樣會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說有共產黨的領導嗎？離了工人群眾的組織，共產黨還有什麼？說有全國總工會領導？全總之下有幾個工會呢？差不多全總就是羅章龍，羅章龍就是全總。說有共產黨員在「紅軍」中做領導工作嗎？這不僅如幾粒鹽放在水缸中不能使水變成鹹味，並且日久因生活方式及環境關係，也跟著遊民無產階級化流寇化了。叛徒們現在還掛著共產黨的招牌，口頭上不得不說說「無產階級的領導」、「游擊戰爭只有獲得城市工人的領導——才是唯一的勝利的前途」和「最主要的革命高潮之象徵，還是工人運動的復興」這類話做假面具，而實際上他們另有一個根本理論和這些門面話完全相反。國際政治秘書處致中共中央的信說：
中國的……革命浪潮另外有一個特殊的特點就是農民戰爭……回民暴動、紅槍會等類的暴動，……要堅決的反對黨內對於農民鬥爭以及游擊戰爭估量不足的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里的工作。
因此中央第六十八號通告說：
固然，全中國革命高潮將要到來之最主要的象徵，還是大城市工人鬥爭的復興；但繼續兩〔年〕來的農民土地鬥爭與紅軍的發展，的確反證了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的統治決無穩定可能，而且因軍閥戰爭之繼續必然日趨崩潰，蘇維埃區域與紅軍的擴大，的確要成為決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動力之一，……目前農村蘇維埃與紅軍之發展是處在極苦的鬥爭時期，……我們要使這一鬥爭，不僅單發展在許多南方鄉村，並要影響到大城市。
又這個通告開始便說：
自從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遭了失敗，無產階級受了莫大的損傷，但在南方的農民土地革命卻並未因之死滅，反而因中國黨脫離了機會主義的領導（？），堅決的領導農民作艱苦深入的反地主豪紳的鬥爭，於是從湘鄂贛三省的秋收暴動蔓延發展成為整個南方的游擊戰爭，……紅軍的發展，自朱毛第四軍至最近鄂東因大冶兵變而成立的第八軍，總共已集中的武力不下五萬人，散布在兩廣、閩、贛、湘、鄂、豫諸省。……這一偉大的革命事實之存在和發展，便連反動統治的報紙都不能予以否認。
第七十二期《紅旗》上又說：
取消主義者費盡了氣力的大聲叫喊著：現時中國尚沒有革命，中國也就不會有紅軍。不錯，紅軍是革命產生的，紅軍是蘇維埃政權下的軍事組織形式，可是取消主義者根本不懂得中國現時有的是日在深入與擴大的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的發展上再加上統治階級矛盾的劇烈，和中國經濟的地理的條件，遂建立了布滿南中國的蘇維埃。在這些蘇維埃中，廣大農民的游擊隊伍，各地地方暴動的工農武裝（？）以及全國普遍發展的兵變，都在圍繞著土地革命的深入與擴大上逐漸轉變而為紅軍，這就是取消主義者所不願了解而且不能了解的事實。
叛徒的理論很明顯的是：中國大革命失敗了，無產階級雖然受了莫大的損傷，然而農民仍能夠繼續擔負中國革命的任務，現在更加上變兵、土匪、神兵、回民、紅槍會、大刀會等所組成的「紅軍」日漸發展，就是黨的組織力量還不健全，就是城市工人還沒有群眾的組織，也可以由這班「紅軍」領導農民游擊戰爭，來影響大城市，決定新的革命高潮，完成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這就是所謂「中國式的特點」，而為反對派所不能了解的。這種由「中國式的特點」所推演出的理論，不但屈服於農民的原始情緒，而且很明顯的是「以鄉村領導城市」、「以遊民無產階級領導工人」的政策，誠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對派所萬分不能了解的。
他們這種理論，是有始終一貫的思想，決不是偶然的。中國的革命有為馬克思、昂格斯、列寧所未見到的中國民族的特點，所以中國的資產階級特別能夠領導革命；所以中國的共產黨可以加入國民黨的組織；所以中國的國民黨可以代替蘇維埃；以至現在所以鬥爭能夠憑藉土匪、散兵、失業農民所組織成的「紅軍」，來代替城市工人階級的力量來決定革命高潮。所以從前對工人群眾宣傳歡迎擁護國民黨北伐軍，現在又對工人群眾宣傳歡迎擁護「紅軍」，始終不是教育無產階級把解放自己階級以至解放全民族的使命擔在自己雙肩上，而是教育無產階級歡迎擁護自身以外的一種特殊武裝勢力來解放自己。叛徒們這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非無產階級的政策，將給工人群眾和黨員群眾以很壞的教育，我們反對派若不及時在工人群眾和黨員群眾面前從原則上公開的指摘出來，簡直是罪惡！
不錯從前國民黨北伐軍之發展和現在遊民無產階級（土匪與潰兵）的「紅軍」之發展，都是客觀的事實；可是我們正因為沉溺在客觀事實里而離開了無產階級之階級立場的根本原則，這就是機會主義發生的源泉，機會主義和烏托邦主義不同，它不是毫無理由的空想，它有很明顯的客觀事實之根據，而且這些客觀事實之根據，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不應該忽視的。倘然沒有很明顯的客觀事實之誘惑可以資為口實，則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又何至發生機會主義的右派呢？西歐大革命後各國資本主義之和平發展，這是很明顯的客觀事實，根據這些客觀事實為口實而曲解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西歐機會主義發生的客觀原因；在東方殖民地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時期中，在客觀事實上，自然免不了許多這一民族在歷史上在經濟上所形成的特殊現象，這裡的無產階級政黨在運用策略時當然要十分注意這些現象，但若是根據這些特殊客觀事實的需要做出發點，而離開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階級立場，必然要走到機會主義。誰不懂得這個，誰便終身不能脫離機會主義的窠臼。
我們再退一步從客觀事實上來考察現在所謂「紅軍」的內容是怎樣：
（一）鄂豫皖交界之第一軍，為原有鄂東北黃安、麻城之三十一師，豫東南商城、光山、羅山之三十二師和皖西六安尚在擬編中之一師所組成，第三十一師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動後所成立，有槍五六百枝，兵數一千左右，其中農民成分較多。第三十二師為當地農民團、土匪、富農合編而成，有槍三四百枝，師長及參謀長等重要分子，多是土劣出身；商城縣委和該師長勾結一致，曾謀殺黨代表，他們用「保境安民」的口號，拒絕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員；最近中央派黃埔學生某前往接替該師工作，但某以該地糾紛未解決，不願去冒險嘗試，六安附近有二百多土匪（大刀會）一部分民團和少數暴動後失業的農民，合計三四百人，多無槍枝。
（二）湘鄂交界賀龍的第二軍，系一色土匪即所謂賀大哥的舊部，人數根本不能確定，這個「紅軍」向來就沒有一點黨及農民組織的關係。
（三）贛西吉安一帶之第三軍，除當地一小部分失業農民及醴陵萍鄉逃去的農民外，便都是井岡山的積匪和江西警察大隊，吉安的靖衛隊聯防隊及金漢鼎部的變兵，合計二三四團和一二兩大隊約三千人，槍枝與人數相差不遠。
（四）朱毛的第四軍（略）。
（五）湘鄂贛邊之第五軍，主要是彭德懷部之變兵和王佐、袁文才等之土匪，農民幾乎是沒有，彭德懷罵王佐等是土匪，王佐等罵彭德懷是軍閥，現在彭已火併了王佐等的「紅軍」，逃散後王佐等的「紅軍」已樹起反共產反彭德懷的旗幟。
（六）鄂西宜昌、沙市一帶之第六軍，也是些土匪和新一師的一部份變兵組成的，人數及槍枝不詳，據《紅旗》上說：「這個部隊（指新一師）我們可以領導的有槍四千，」又說：「惜旗幟並不能十分鮮明，」又說：「他們還未堅決的擴大游擊」。
（七）廣西西邊之第七軍，主要的是俞作柏的舊部，俞軍中本有兩個大隊長是同志，俞軍被粵軍打敗後，這兩隊之一部份遂退至百色恩隆掛起紅旗，不久即為李宗仁的軍隊所敗，退走到龍州，隨又被桂軍第八師及安南法軍夾攻而潰走上山，此「紅軍」在龍州時，竟有「專殺廣東佬」的口號。
（八）鄂東南之第八軍，除一小部分失業農民外，多屬潰兵改編而成，最主要的是獨立十五旅，《紅旗》盛稱十五旅兵變是模範兵變；而據第八軍政治部主任報告：初加入的十五旅兵士多數動搖，要求每人月餉二十元。據湖北來人說：第八軍及第五軍所到的湖北地方，都不侵犯地主及富農的土地財產，並竭力保護商業，對土劣只勒捐而不殺害。以圖經濟的生存。
其餘另星的紅軍如：贛東橫峰、弋陽一帶，方誌敏、邵式平所收編的當地土匪及景德鎮附近的潰兵，陽明山之周文所部土匪，四川曠部的變兵，現在都算是「紅軍」了。此外，《紅旗》上所大聲呼喊的「紅色閩西」，倒還未曾編成第幾軍，據最近從那邊來的一個工人同志說：自朱毛的「紅軍」侵入後又有省城的政變，閩西各縣的駐軍調走一空，因此農運和「紅軍」得著自由發展的機會；可是「紅軍」大半是土匪，有小部分是潰兵，農運領導者多半是富農及中農，他們的問題得到相當的解決，對於「紅軍」及「蘇維埃」都很冷淡，更不願參加「紅軍」，而「紅軍」及「蘇維埃」卻竭力保護商人，並出示禁止工人要求增加工資（這不但代表商人的利益，農民也會有這樣的要求）。
綜計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紅軍」的成分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與潰兵），它們的現象，已走上內鬨、火併，與農村資產階級妥協的道路，這都是客觀事實，這些客觀事實說明了什麼？是說明了所謂決定革命高潮的「紅軍」，這一偉大革命事實之存在和發展，「的確」有它的「中國式的特點」，其實就是非民眾直接的武裝勢力之共同點。
無論從理論上看，從事實上看，這種遊民無產階級的「紅軍」之發展，都沒有決定革命高潮的可能，此時不但黨內並且黨外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分子，因為對統治階級憤激，遂對於所謂「紅軍」發生幻想。可是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政治欲望，終於不能越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疇，因此，他們的憤激與幻想，雖然有時也利於我們，但我們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若追隨他們的意識，而不將先鋒隊及整個的無產階級從小資產階級的意識中解放出來，而不根據自己階級的意識估計自己階級的力量來決定政策，便是無產階級的叛徒。
沒有城市工人革命領導的所謂「紅軍」，其前途不外是：（一）統治階級的內部戰爭一時停止「紅軍」便要被擊潰，或為所收買，（二）因自己內閧而潰散，（三）逐步與農村資產階級（商人與富農）妥協，變成他們的「白軍」或為他們的經濟手段所壓迫而潰散，此外不能有別的前途。
我們在這裡可以預言：將來所謂「紅軍」的運動失敗了（所謂失敗並不一定是馬上完全消滅，因為中國的土匪問題是一時不能解決的），史大林派的國際，必然又要歸罪於中國黨，說他們未能遵守國際的訓令，「特別注意工人的罷工鬥爭」、「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和「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等等。其實他們教導中國黨以「全國危機和革命浪潮有中國式的特點」和「堅決的反對黨內對於農民鬥爭以及游擊戰爭估量不足的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里的工作」，則遊民無產階級意識和農民小資產階級意識本來濃厚，慣於軍事投機的中國黨，受了國際指導機關這〔樣〕的暗示，自然更加遊民無產階級化、農民小資產階級化，自然更加集中全力於農村游擊戰爭，自然無法同時「多份的」注意到城市工人群眾組織與鬥爭的工作了。這正是史大林派不可恕的罪惡，也就是他們對於中國革命領導之最後破產！
我們的結論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與潰兵）是一時不能解決的問題，絕對不能做我們的衛軍與支柱；缺乏土地的貧農，在中外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幾重榨取壓迫之下，勢必起而鬥爭，我們當然應該和他們有很好的聯絡，並領導他們的鬥爭，但僅僅是這個還不是革命的出路；主要的是要加緊城市工人的組織與鬥爭，必須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峰起（即普遍的政治罷工），才能夠得到城市及農村蘇維埃及赤衛軍的組織，才有轉變現有的所謂「紅軍」的武裝為民眾之直接的武裝勢力一部分可能。
四月十三日
十月革命與「不斷革命論」
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時代之序幕的俄羅斯十月革命，乃是我們的二大首領列寧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攜著手第一次實踐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斷革命」的道路遺教。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三月為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局起草的致德國支部一封信上說：
當民主主義的小有產者願意使革命急速完結，至多只要實現上列的要求時，我們的利益和任務就在不斷革命，使一切大小的資產階級都被逐於統治地位之外，使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使無產者的聯合不獨在一國向前進步，並且還在全世界的所有主要的國家中向前進步，因此使這些國家內無產者的競爭消滅，至少使各種生產力集中於無產階級者的手中……你們的戰聲必須是：不斷革命。
馬克思和恩格斯這一「不斷革命」的遺教，有深廣兩種意義：深的方面就是不停頓在每個階段，而不斷的行向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廣的方面就是不停頓在每個國家，而不斷的行向世界革命。必須合深廣兩方面，才是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的整個意義。列寧和托洛茨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發出「不斷革命論」的戰聲後六十七年，當俄羅斯二月革命資產階級一取得政權，他們即力排嘉美涅夫、季諾維埃夫等拘泥完成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的成見，而堅決的進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同時他們把俄國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只看做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序幕，始終認為它的成敗是與世界無產階級鬥爭勝負相連的，勝利的第二日，他們即利用蘇俄無產階級勝利之精神與物質，促進世界各國的革命組織與鬥爭，我們可以說，十月革命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創造了兩件財產，一個是俄羅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一個是共產國際。列寧和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十月革命，是怎樣忠誠的表現了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的整個意義！這本是一件白日經天的事實，誰都不能否認。
季諾維埃夫、史大林、布哈林，這班不肖門徒，在十月革命後第五六年，在列寧同志的病中，即秘密結合小組織，企圖在反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名義之下，背叛了馬克思的遺教。列寧同志死後，這班不肖門徒更是大放厥詞了。他們反對托洛茨基同志，其中心問題是反對他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確實抓住了中心問題，然而正因此他們背叛了馬克思遺教的罪惡，更加明顯，更加嚴重。
季諾維埃夫、史大林、布哈林，這班不肖門徒，他們由討論蘇聯內部問題上，造出「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來反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即所謂「托洛茨基主義」；他們對中國革命問題，認為依據中國的經濟，還沒有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因此，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奪取政權的可能，這樣的觀點，也是由「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出發的。他們關於中國革命的階段論，不但過去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應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為限，即將來的革命也仍舊必須經過工農民主專政的階段，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才能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階段；他們拿這樣機械的階段來反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和從前他們在十月革命前甚至在十月革命後幾個月反對列寧的「不斷革命論」，完全沒有兩樣。現在完全是舊詞重彈。他們這樣的「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和「階段論」，無論在廣的方面在深的方面，都很明顯的背叛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斷革命」的遺教。他們企圖用宣傳的力量，把「不斷革命論」說成所謂「托洛茨基主義」，只可惜他們沒有力量燒盡世界上所有留存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文件，特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這封信。
史大林派妄稱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和馬克思的不斷革命論之不同點，是在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跳過了民主主義的小有產者政權的階段，這完全是曲解，是抹煞事實。當一八五〇年春天，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那封信時，德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還未得著政權，還正在企圖革命，所以馬克思那樣說：一九一七年俄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社會革命黨）和一九二七年中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國民黨左派），都已經得著了政權，不但都已經願意使革命急速完結，而且都已經公開的反對革命了，這能說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跳過了不應跳過的階段嗎？若說他跳過了完成民主任務的階段，那末正因為列寧和托洛茨基巧妙地跳過了它，才取得這樣偉大的勝利，才能夠徹底完成了俄國民主革命的任務，正因為史大林、布哈林不敢跳過，使中國革命慘遭失敗，完成了中國反革命。
當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已經失敗，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機已經由反對「不斷革命」的觀點而放過了，此時龍迷那茲和瞿秋白忽然大叫「不斷革命」，然而他們所叫喊的「不斷革命」仍然沒有走出所謂民權革命的範圍，仍然沒有放棄反對「不斷革命」的觀點，他們的所謂「不斷革命論」，只是他們的「直接革命形勢不斷論」，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盲動主義，正是這個「直接革命形勢不斷論」所產生的。史大林和布哈林反對龍迷那茲和瞿秋白的「不斷革命論」，而卻承認了他們的「直接革命形勢不斷論」，這便是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十足雙全的表現。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為擁護十月革命，首先必須擁護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一脈相傳的「不斷革命論」，因為它是十月革命的靈魂；同時必須打碎史大林、布哈林、季諾維埃夫的「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和「階段論」，因為這是傷害十月革命的魔鬼。
國際路線與中國黨
最近黨的統治機關內，瞿秋白在大嚷「反對李立三路線」、「執行國際路線」的口號之下，打倒了李立三；永久派又在大嚷「肅清李立三路線」、「執行國際路線」口號之下，打倒了瞿秋白以及瞿秋白所領導的三中全會；他們內部並爭的污糟及其鬥爭使黨所蒙的損失，現在且不必討論，我們所需追問的是：這樣王麻子汪麻子旺麻子鬧不清楚的國際路線，究竟有什麼深奧難測的秘密？
史大林派的國際領導中國革命之向右的機會主義路線失敗之後，一變而為向左的機會主義即盲動主義冒險政策的路線。自從在第六次世界大會否決了過渡時期的民主口號，它一向就是指導中國黨，「世界革命的第三時期」，「我們的面前是二個大的全國革命的高潮」，「現時暴動路線是應當存留的」，「準備武裝暴動」（一九二八年八月國際代表在中國黨六大的政治報告），「一省或幾省革命高潮與蘇維埃政權的前途是可能的」（六大政治議決案），「目前是大戰後的第三時期……將要達到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新的革命浪潮之發展，將要達到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大革命」，「工人革命運動新的浪潮已正式成熟」（一九二九年七月共產國際第十次全執委會議的政治決議案），「我們在第三時期中，已經看到新的革命復興之發展」，「因此，我們必須找出一個革命的口號……就是群眾政治罷工」（莫洛托夫在第十次全會的演說），「中國的革命浪潮另外有一個特殊的特點，就是農民戰爭……回民暴動，紅槍會等類的暴動……要堅決的反對黨內對農民鬥爭以及游擊戰爭估量不足的傾向，要多份的注意士兵運動的工作」（一九二九年十月國際政治秘書處致中共中央的信）。史大林派的國際這一盲動冒險路線之錯誤，我們左派反對派老早就不止一次指出過，他們因此誣衊我們為取消派（例如陳紹禹認為批評「黨在政治上非常危險……是過於注意準備武裝暴動以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工作，而忽略了甚至放棄了經常的宣傳，煽動和組織工作未注意發動和領導群眾的日常鬥爭」，是取消派的見解——見《紅旗》第五十六期）。在紅軍問題上，我曾經說過：我們在這裡可以予言：將來所謂「紅軍」的運動失敗了，史大林派的國際必然要歸罪於中國黨，說他們未能遵守國際訓令，「特別注意工人的罷工鬥爭」，「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和「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等等。其實他們教導中國黨以「全國危機和革命浪潮有中國式的特點」和「要堅決的反對黨內對農民鬥爭以及游擊戰爭估量不足的傾向，要多份的注意士兵里的工作」，則遊民無產階級意識和農民小資產階級意識本來濃厚，慣於軍事投機的中國黨，受了國際指導機關這樣暗示，自然更加遊民無產階級化，農民小資產階級化，自然更加集中全力於農村游擊戰爭，自然無法同時「多份的」注意到城市工人群眾組織與鬥爭的工作了。這正是史大林派不可恕的罪惡，也就是他們對於中國革命領導之最後破產！
一直到中國黨執行國際這樣的盲動冒險路線不斷的失敗和多數的損失之後，一直到中國黨中央政治局在本年六月十一日所議決進攻長沙（當占領長沙時，莫斯科《真理報》上，大呼中國農民戰爭勝利是給予托洛斯基主義以打擊），會師武漢的企圖失敗以後，它才感覺得到在這一路線所必然產生的實際政策行不通，才不得不開始轉變。然而轉變以前過去盲動冒險政策所招致失敗和損失的責任是應該誰負呢？它便輕輕把這個責任推在中國黨身上，說這和國際路線有原則上不同互相對立的「李立三路線」之錯誤；這分明是企圖把中國黨員群眾二、三年來感覺盲動主義冒險政策行不通的積忿，從現在的怒目集中到反對所謂「李立三路線」，犧牲李立三及其追隨作眾矢之的，好讓國際偷過難關。現時黨內鬧得轟轟烈烈的「反對李立三路線運動」，其意義只是如此；這一簡單明了的運動，鬧得像現在這樣混亂不清，其原因亦正在此。
國際指出所謂「李立三路線」的整個系統，是說：李立三同志並不是從對於客觀狀態的分析出發的，並不是從對於鬥爭力量對比的分析出發的——這樣的分析，對於每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是必要的責任。因此，他所做〔犯〕的錯誤並不是個別的錯誤：他造出了許多錯誤觀點的整個系統，定下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針。這個方針，脫離了具體的事實，脫離了群眾，自然不能不在自己的發展之中引導到盲動主義冒險主義的策略……從這裡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針，就發生了一種理論，說中國已經有全國範圍的成熟的革命形勢，並且這樣的革命形勢在全世界範圍之內也已經成熟了。……
這分明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時期這一公式在中國實際應用，愚蠢的李立三那裡會有他自己的路線！此外國際又指出李立三的政治路線之危險和害處：第一，他沒有估計到國內各地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這一特點；第二，他忽視了農民運動高漲超過工人運動這一個事實；第三，他曾提議在武漢暴動；第四，他不去建立鞏固的蘇維埃政府堅強的蘇維埃政權，不去組織團結革命的根據地，不去聯合蘇維埃區域以鞏固已得的勝利；第五，他不明白真正工農紅軍，其指揮的幹部必須是工人，和須有強固的黨之骨幹，現在還沒有；第六，他看輕了工人階級的日常鬥爭……而在四月里號召四次綜〔總〕同盟政治罷工，五月里號召五次總同盟政治罷工……赤色工會也專去準備暴動。
在沒有「全國範圍的成熟革命形勢」之現在，想建立鞏固的蘇維埃政府堅強的蘇維埃政權，想鞏固某些區域已得的勝利，這裡史大林派的國際已明明白白說出它自己想入非非的幻想，還指責什麼「李立三路線」！一年以來，各國史大林派的機關報充滿了「中國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消息，何以直到今天才發覺真正工農紅軍現還沒有，中國蘇維埃政府只在傳單里只在紙上？革命形勢一成熟必然是全國的，我們不能懂得革命形勢怎樣會僅只在一個地方成熟；同時，我們也不懂得為什麼必須國內各地革命運動都有了平衡的發展，才算是全國範圍的革命形勢之成熟。只要有當時的主要階級領導革命運動，在一個或幾個有支配全國政治經濟作用的大都市爆發起來，能夠影響各地革命運動向全國範圍發展，例如法國大革命中的巴黎暴動，一九一一年中國的武昌暴動和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彼得堡及莫斯科暴動，這就是全國革命形勢之成熟，也必須這樣才是全國革命形勢之成熟，並非必須機械的計算革命運動在全國各省各縣各鄉村都平衡的發展起來，才算是「全國範圍的成熟的革命形勢」。李立三企圖把幾個農村區域的暴動，誇大為「全國範圍的成熟的革命形勢」，這企圖失敗了。史大林派的國際，便企圖在國內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這一「特點」之下，誇張「革命運動可以在好些省份好些區域得到勝利，並且已經勝利」，以創造其「一個地方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新學說。這兩個方面錯誤的形勢雖然不同，而有一共同點，即是：忽略了無產階級領導和都市的中心作用。無法在武漢暴動，便縮在農村中，依靠非無產階級的力量，來建立並鞏固割據式的蘇維埃政權，這到底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史大林主義？國際既然指導中國黨以中國革命的特點是農民戰爭、回民暴動、紅槍會等類的暴動，中國黨自然會走到看輕工人階級日常鬥爭的道路；國際既然發出「政治罷工」和「準備武裝暴動」、「準備組織暴動」的口號，何以中國黨一執行，就變成了必須徹底肅清的李立三路線？
國際所指出的「李立三路線」許許多多錯誤，和羅邁在上海活動分子會上所指出「李立三路線」更多的錯誤，我們左派反對派都早已一一指摘過。可是在今日以前，黨的統治機關，把這些顯然毫無疑義的錯誤，都肯定為「絕對正確」，不許黨員有絲毫異議，兩年以來，有許多同志是因為反對或懷疑這些錯誤而停止工作，甚至於被開除出黨，更甚至被誣為「取消派」、「反動」、「反革命」、「新工賊」。有許多「李立三路線」的忠實信徒（羅邁就是其中之一），現在也起來大叫「怎樣肅清立三路線」？這班落井下石以固權位的鄙夫，所以還能留在黨內，不是因為他反對立三路線，而是因為他懂得「站在國際路線上反對立三路線」這一奧竅。
其實大家必須要明白，李立三許許多多盲動誇大的錯誤，都是在國際的盲動冒險路線之下所必然產生和發展出來的。「李立三路線」及其實際政策行不通，正是史大林派國際路線之破產！
國際在指責所謂「李立三路線」以後，它告訴我們它自己現在的路線仍舊是「武裝暴動的方針是定下來的了」，「中國共產黨執行這個路線，不是退卻，恰好相反，正是進攻，任務並沒有降低，恰好相反，正是最具體現實的革命的決定勝負的任務。應當用布爾什維克的堅持性和徹底性，列寧主義的頑強性，去準備組織暴動」。
國際如果不是在教育中國黨的列寧黨的特性及其總的根本任務，我們不知道它從什麼客觀狀態的分析出發，從什麼鬥爭力量對比的分析出發，指示中國黨現在已經是革命的決定勝負的任務之時期，就要去準備組織暴動！這沒有現實性的政治路線，和所謂「李立三路線」同樣是用「左傾」的空談遮蓋著消極。這一路線，只有軍閥戰爭再起時再用做軍事投機和盲動的根據。否則只有消極不動，因為它沒有現實的政治鬥爭之內容，只是些激烈的名詞而已。
現在它的現實政策是：（一）立刻團結鍛煉出真正的紅軍，即使是初只有四萬五千到五百〔萬〕人；（二）立刻建立堅強而有工作能力的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府應當建立在革命的根據地而依據著紅軍；（三）非蘇維埃區域之中開展經濟政治的群眾鬥爭……動員群眾去為著日常要求而罷工；（四）在非蘇維埃區發展游擊戰爭……十倍加強在軍隊里的工作。在這些實際政策中，我們可以看出，除了縮小紅軍與蘇維埃區域，沒有一點新的政策，沒有政治鬥爭的口號，只為著日常要求而罷工。
國際現在的路線和所謂「李立三路線」，並沒有什麼原則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線也根本沒有兩樣，現在所謂「轉變」，只是在實際政策上拉住中國黨在執行它的盲動冒險的路線時，把範圍縮小些，或者完全執行不通時暫時和緩些，和緩時只「為著日常要求而罷工」，並沒有指出一個根本不同的新的政治路線之轉變；這是由於它根本上仍然不認識反革命的現階段，不認識有指示給中國黨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口號之必要，即將來再有進步的轉變，也不過是在他整個的機會主義路線之中，以前從右轉變到左，將來又從左轉變到右，這種鐘擺式的轉變而已。以盲動反對盲動的現在路線，將來會更進一步碰著牆壁。史大林派的國際路線，當然只有向右轉變，即現在的路線已經是在照例的「左傾」空談的遮蓋之下偷偷的向右移動：沒有政治鬥爭的口號，只「為著日常要求而罷工」。將來公開的向右轉變有兩個方向：一是跟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後面，參加所謂「反封建勢力的民主運動」；一是既沒有「蘇維埃」和「紅軍」的運動，又反對做國民會議的鬥爭，只「為著日常要求而罷工」，自然只有走到經濟主義。
所以黨決不會在僅只反對所謂「李立三路線」和反對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調和主義的運動之下，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站在盲動的國際路線上反對盲動的立三路線，這種滑稽運動，固然只有使黨比立三時代更加混亂無出路，並且僅只反對盲動主義，而不反對史大林派的國際始終左右搖擺於盲動主義與機會主義之鐘擺式的路線，也仍然不能夠挽救黨於危亡！
獨秀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撰
一九三一年二月一日 《無產者》第十期
對於統一運動的意見
在國民黨以分區工會法消滅工人階級組織與罷工的今天，在國民黨包辦國民會議以欺騙群眾的今天，在群眾得不著我們黨一點領導與幫助的今天，在正式的黨陷於空前混亂停止工作的今天，我們反對派各派小組織還未能迅速的統一起來，集中全部力量來對付擺在面前的鬥爭，這已經是罪惡了！我們若不痛改前非，若仍舊要搜索枯腸，發明一些在其狹獈意識中似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條件，來阻礙統一，這是罪惡之罪惡！
國際局及托同志以前迭次對我們勸告且不說，現在單看托同志最近的來信，他十分懇切的說：「親愛的同志，你們的組織和報紙，今天就確定的合併起來吧！不要太延緩了統一的準備工作，因為不然你們就會不知不覺的去製造一些人為的分歧意見」，「不應該太過於長久的回顧昨天，不應該止步不前，應該走去迎接明天」，「三派奧國反對派進行『統一』有一年半之久，各派■（原文此處為■，下同）■的發明一些條件，務使統一失敗而後已，這種罪過的玩意兒，不過反映那充滿著正式共產黨腐敗傾向之奧國反對派的一段悲慘狀態，奧國反對派每一派在一年中都充分的表現他們寧可放棄國際反對派的思想和原則，而絕不願放棄各自小團體的自尊心」。這些說話是如何沉痛，我們聽了若仍舊毫不動心，便是莊周之所謂「心死」！
他又說：「與奧國反對派相反，中國反對派不是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發生起來的，而是從那被機會主義領導機關所葬送的偉大革命經驗基礎上發生起來的，偉大的歷史使命，使中國反對派負起特殊職任。這裡，我們大家希望中國反對派肅清了小團體的精神，並全身站立起來，去進行它所應負的任務」。這幾句話更使我們慚愧無地！
有些同志，在表面上並不反對國際局及托同志的意見，甚至於公開的承認托同志來信主張「從今天起即應合併成一個組織」是很正確的，可是接著就提出一些統一的條件，仿佛是不曾看過托同志這次來信中許多解釋和駁斥一樣。在現時幼稚的環境中，各個小組織或者是各個小組織中某些分子，很難說能夠免掉錯誤，甚至很壞的傾向，即以「無產者社」而論，若有人願意搜索它的壞傾向，特別是個人自由的壞傾向，連團體帶個人，足夠寫成一本小冊子。這些壞傾向，不用說應該糾正，並應該嚴厲的糾正。但是糾正的方法，一般都應該首先從政治上下手，從組織上下手，已經落後了一著。況且正在力謀統一運動中，我們為整個的反對派運動負責，就應該從大處著眼，從政治出發來快刀斬亂麻的解決過去及現在的糾紛，才是正當辦法；若不此之圖，並且相反的各派相互搜索一些口實，相互以糾正他派的或他派中某些分子的壞傾向為統一的條件，並且各自號召其組織內的同志為這一條件而鬥爭；這樣只有製造無窮的糾紛，只有加深派別的成見，只有使還未統一的現有各派更加分裂（現在已有這樣的象徵），採用這樣方法堅持這樣意見的人們，即令他們口中不反對統一，即令他們口中不反對國際的意見，實際上是百分之百的站在統一和國際意見的反面。
或者有人這樣想：國際不懂得中國的情形，像現在這樣的統一，實在要不得，如此則應該一面向國際力爭，一面還是積極的執行國際的意見，我們國際主義者，只應該取這樣的態度。
或者有人這樣想：向國際力爭也未必有效，所以現在不必說空話，只要能團結一部分群眾在我們的背後，那時向國際說話便兩樣了，國際也不得不承認我們了。如此則完全是李立三對史達林派國際的態度，是以市儈自居，並以市儈看待國際局，左派反對派行伍中如果真有這樣思想的人，那便是莫大的污點！
我個人是徹頭徹尾贊成國際意見的，我應該把我自己相信合乎真理的告訴所有的同志，並且為真理奮鬥，我的義務如此而已。我從來不願把真理摔在一邊，企圖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團結同志做自己個人的群眾；這是張國燾和瞿秋白在舊黨里所做過的大買賣，而是我所深惡痛絕的，我毫不顧慮我的意見會在「無產者社」中是最少數，少數未必即與真理絕緣，即使是人們所預祝的什麼「光杆」和「孤家寡人」於我個人是毫無所損，更無所慚愧！
1931年2月 《無產者》第十一期
中國將來的革命發展前途
因為協委第一次綱領草案有「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這句話，引起了劉仁靜同志的駁論，接著第三期「十月之路」和二十三期「我們的話」對仁靜同志的駁論都加以反駁，像這樣熱烈的政治爭辯，無論它本身是幼稚或是深刻，都算是我們隊伍中最好的現象，雖然爭辯的態度中還有些非科學的方法。無論如何，我們的進步只有由堂堂正正的政治爭辯得來，不能由作政治的相互詆毀得來，至於從組織上弄陰謀詭計小把戲，更是自殺！
我以為這回爭論自始就不該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這樣的題目。因為這一問題在我們左派反對派中已不應該討論，並且事實上在大家爭辯的文件中，都未曾否認中國將來第三次革命是社會主義性質這一定論，只要大家不用枝節之詞或是用整個革命的性質把問題弄混亂了，我以為爭點很明顯的是在「引起將來革命的因素是什麼」，「是否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質」，「是否在最初階段還會經過民主時期」，「在什麼時候踏上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這類問題。所以我現在只提出「中國將來的革命發展前途」這樣的題目來討論，並且我認為在托洛斯基同志的文件中，已有相當的解答了這類問題。
一、「沒有完成或者沒有完結自己的民主革命的國家，有它自己的極重要的特點……在殖民地國家因土地問題之尖銳和民族壓迫之不可忍受，幼稚的和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之上，可以比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早些獲得政權」。（不斷革命論）
二、「革命民主運動達到一種階段，那時蔣介石已經不能拿住軍事機關在其手裡，而共產黨人也不能夠奪取政權，革命發展的這種過渡階段，是完全能夠實現的。這個時代，將產生一種中國式的兩重政權，新的『臨時政府』，國民黨和第三黨聯盟等等。這種政制，將是非常動搖的，這種政制不過是到無產階級專政去之一個小小的階段，但是這種階段是可能的」。（最近給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
三、「第三次中國革命第一階段中是否得以別樣更縮短的形式重演過去的『全民戰線』，這是有可能的；然而這一時期，將只是使中國共產黨提出其『四月大綱』子民眾的面前，就是說提出奪取政權的綱領與策略」。（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批評）
四、「第三次革命（雖然中國經濟比俄國落後些）連像俄國十月革命後半年的『民主』時期也不會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一九一八年七月），而將於開始時就要堅決的動搖而且推動城市及農村中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同上）
在托洛斯基同志對中國革命發展前途這些遠景的觀察這些歷史的假定中，我們可以得著幾點結論：一、在沒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中國，民主任務仍然是能夠引起將來第三次革命之因素，這一革命因素，不但不能用做第三次革命性質仍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由，並且反而正因為有這一因素，無產階級在落後國家所以能夠比在先進國家早些獲得政權。二、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既然可以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上獲得政權，便不能否認在將來革命高潮之最初階段中會有很短的民主時期和兩重政權之可能。我們不能因為反對史大林派「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需要一整個時代」的見解，便否認整個的無產階級革命發展中任何小的過渡階段。三、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革命高潮之最初階段中，即應提出其奪取政權的綱領與策略。在革命暴動之勝利即無產階級取得政權開始，即應和完成民主任務同時踏上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連像俄國十月革命後半年的「民主」時期也不會有。
這也就是我對於中國將來革命發展前途的估計和意見。
因此，我以為像有幾個同志所說「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這樣的客觀估計，是未必和將來的事變進程相符合的。同時，像仁靜同志所說「無產階級專政和國民會議所要解決的是一個任務，即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在落後國家，國民會議與無產階級專政的關係是外殼與內實之關係……真的國民會議，必與無產階級專政之實現同時，而成為後者被去掉之外殼」。（《明天》第三期）我以為這樣的說法也是不對的。托洛斯基同志在論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就說過：「社會民主黨的直接任務，將是完成民主革命，但取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不能自限於民主政綱，他將不得不跑上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自傳）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就是社會主義性，國民會議無論「算」到如何的程度，也不能超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二者之間有階級性的根本分歧，如何能說只是外殼與內實之關係！
仁靜同志在另一文章中，曾引用托洛斯基同志的話：「落後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任務，在我們時代直接的引到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乃將社會主義的任務置之於議事日程」。這樣說法，便完全沒有毛病了。
中國的革命「是以民主要求開始，而以社會主義終結。」仁靜同志這一總的結論我以為是對的；張霆同志也認為「這乃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然而張霆同志接著又說：「我們同劉仁靜的爭論，都不是這一問題，而是在這中間——自民主要求開始至社會主義終結——是否要經過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歷史時期的問題。」劉仁靜回答我們：還要經過。又如王文元同志說：仁靜主張「先單獨解決民主任務，然後開闢社會主義的道路」。可是在我所見過仁靜同志的文章中並沒有這些話，如果根據仁靜同志「無產階級專政和國民會議所要解決的是一個任務，即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公式」這類說話，和他始終把補助的暫時的引導至革命道路的民主口號，當作我們的前途或目的，批評他有因反對輕視民主鬥爭而走到另一極端的錯誤，這卻不是完全沒有理由。
張霆同志雖至今尚堅持「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然同時卻又說：「我們肯定的說，第三次革命一開始，無產階級即應採取奪取政權的路線。」王文元同志最近也說：「所以我說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要採取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勞他同志也說：「究竟第三次中國革命『一開始』時，我們應不應該即堅決的進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呢？如果是應該的，那麼革命的『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他又說：「如果我們一方面擁護這條路線，同時又反對革命『一開始』時是這條路線，這是非常滑稽與不合理的。」同志們！我們要注意：客觀上天然的一開始「就是」和主觀上黨的路線一開始「即應」「就要」，是不能混為一談的。我們討論問題時，必須把客觀的估計和主觀的主張分別開來，才免得論點的混亂，更不可把別人的客觀估計指為主觀的主張。如果是從主觀上說即從黨的路線說，在今天即應肯定的說：「我們的戰略之總路線是在奪取政權。」如果單就主觀說即是單就黨的路線說，至少我們的黨是從去年六月十一日已堅決的採取了奪取政權的路線，並且在此以前早已有了所謂「蘇維埃政權」與「紅軍」，這是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已經開始一年多了呢？在我們的主觀上，在我們的戰略之總的路線上，當然不反對奪取政權，當然不反對蘇維埃政權與紅軍，然而我們左派反對派和史大林派的爭點到底在什麼地方呢？
不但張霆同志認為「中國第三次革命以民主要求引起……這乃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王文元同志他不但說「新的革命運動雖然是一定的民主口號引起」，並且說「多半還要在這種口號之下奪取政權」；勞他同志也說，「我們絲毫也不忽視中國革命是以『民主要求』為開始」。我不懂得怎麼同時又都會堅持「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這類的客觀估計呢？
最奇怪張霆同志說：「我們即或■（原文此處為■）然的與資產階級聯合成立克倫斯基政府。」王文元同志也說：「到底在將來中國革命事變的發展中是否會有中國式的克倫斯基政府發生？我們的回答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誰也不能說在第三次革命中決不會有。」勞他同志也說：「在將來中國革命中要『在蘇維埃基礎之上會產生一個俄國式的克倫斯基政府』，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麥克唐納爾式的政府……它的存在只能是：一個很短時期……就是向著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一個小的階段。」無論是中國式的克倫斯基政府也好，麥克唐納爾式的政府也好，總不能說它有一絲一毫社會主義的氣味。只要不能絕對否認它會在將來中國革命中發生的或然性和可能性，即令是一個很短時期，是一個小的階段，我們便不能肯定的說：「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十月即社會主義革命。」
張霆同志和王文元同志，在綱領草案的討論中，都曾堅持要寫下這樣的一句：「真正的國民會議只有經過武裝暴動來召集。」到了舉行武裝暴動，則革命之發展已經不是最初階段，而是最高階段了。國民會議無論「真正」到如何程度，也說不上什麼社會主義，這樣又怎樣地會說「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呢？
反對派肯定的說，「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不是等於否認整個第三次中國革命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呢？我以為不是的。決定革命性質的，不是引起革命開始的因素，也不在革命發展之最初階段是怎樣，也並不僅僅由於革命黨所採取的路線，而是實際鬥爭的發展達到那一階級的政權。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政權問題，中國第三次革命將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仰還是民主專政的勝利，這是決定第三次革命性質的唯一關鍵。
「資產階級的革命一開始，無產階級就把奪取政權的問題放在自己的肩上。」這是不斷革命的路線。倘然有人說，「社會主義革命一開始，無產階級就把奪取政權的問題放在自己肩上」，這不但無所謂「不斷」，而且也太滑稽了！
倘然有人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本身，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所以奪取政權的革命暴動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這自然是百分之百的真理！
中國將往何處去？
大半個中國特別是長江流域的大水災，為現在活著的中國人所未曾經見；而國民黨政府之籌劃賑款，對於富有階級沒有一點斷然處置，並且對於立法院所通過的八千萬元公債，表面上勉強替■（原文此處為■，下同），而事實上另出花樣，即是以五千萬元向美國購麥，一面買美國帝國主義的歡心，一面宋子文又從中做一大批買賣。蔣介石力爭賑款要歸財政部保管，更明顯的是為了便於派用到軍費，實際用到災民身上的不知有幾文？！
對於萬寶山及朝鮮慘案，只有國民黨政府官樣文章的抗議和資產階級滑稽的排貨，反帝國主義的民眾運動被國民黨軍閥槍尖壓■■得抬頭不起；至使日本帝國主義肆無忌憚的得寸思尺，藉口中村事件要出兵滿洲（見九月十二日上海《新聞報》北平電），又吉林日領事公然重提二十一條件的問題（見同日《■■■》哈爾濱通信）！
天災外患，如此緊急，國民黨一概不理，他們的南京政府和廣東政府，還是要調動海陸空大軍到湖南開戰，使湖南人民未死於水災的仍要死於炮火。
天災外患，如此緊急，國民黨一概不理，他們仍然繼續在江西屠殺農民，據他們自己的■■，今天殺了■萬，明天又殺了八千；匪屍橫山，流血成河，遺屍■七八千具，傷者不知其數。（見九月十二日《新聞報》■■■）
賑災之■如此困難，而國民黨政府卻有巨款向美國大購飛機、炸彈及槍炮，運往江西、湖南，去殘殺農民和兵士！
這樣的國民黨資產階級政權，引導中國將往何處去？
近見上海《申報》載有一篇未署作者姓名的論文：《中國經濟學社當前之巨責》，這位國民黨黨員或准國民黨黨員的作者，他在第一段中分析世界資本主義現狀及其前途的結論是：「資本主義殆即將於第二次大戰中決定其命運，而新世界或亦即於是時蛻化而產生」，而在第六段中分析中國經濟前途即中國將往何處去的結論是「遵循其舊軌（指資本主義）適足以回歸於沒落之陷阱……又絕不容依附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之系統，孫中山先生於此曾昭示吾人以光明之大道，對內以土地革命剷除封建殘餘，使中國經濟得大踏步向前發展，對外則以民族革命打破國際資本主義之束縛，使中國經濟得以自主自立，而其歸趨則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之民生主義經濟之前途。」
這一篇話，我曾經親耳聽見另一人說過，即前一段是戴季陶前半生說的，後一段是他後半生說的。
我現在簡單的答覆這位作者和其他抱同一見解的人們：
一、第三國際的叛徒們所謂社會主義及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都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之初步，必須沒收一切私有財產歸之社會公有。
二、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只是企圖向列強爭得對中國資產階級讓步，所以他不是「以民族革命打破國際資本主義之束縛，使中國經濟得以自主自立」，而是歡迎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共同發展中國的實業。他的民權主義，是鄙薄人民程度不夠，必須俯首承受國民黨的訓政，才夠資格；所以吳稚暉公然譏誚人民是「阿斗」，他的民生主義，並不是主張土地革命，而是主張要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並且說：「對■（原文此處為■，下同）外資本制度，只能逐漸改變，不能夠馬上推翻。」
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根本是反動的，並不是如鄧演達等所說，蔣介石違背了三民主義。
四、中國要對內實現土地革命剷除封建殘餘，對外實現民族革命，打破國際資本主義之束縛，只有由無產階級領導城鄉，一切勞動貧民來擔負這個責任，三民主義即資本主義的國民黨已經站在封建殘餘和國際資本主義之反革命的營壘中了。
五、中國無產階級革命，要剷除封建殘餘和打破帝國主義束縛，同時也要推翻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自然是社會主義的勝利，同時也是民主主義的勝利。
在三民主義即社會主義這種離奇的見解之外，有一種普遍流行的見解，以為中國經濟落後，還談不上什麼社會主義的革命，例如，《新社會》雜誌記者譏笑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革命點金術（■■■出版的《新社會》雜誌第二期，他們的論調和《中國經濟學》■■■■■■的作者很相像，我還疑心他們是同一集團的分子）；又另一極端的見解，以為中國經濟已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例如「中國經濟研究」著者任曙同志。二者根本錯誤的共同點，都是從純經濟觀出發，而不是從政治鬥爭出發；都是從一個國家社會主義出發，而不是從整個的世界革命出發；都是從革命階段論出發，而不是從不斷革命論出發。
像現在三民主義即資本主義的國民黨政權，不但說他歸趨社會主義的經濟前途是錯誤的，批評它沒有社會主義的前途，也是滑稽，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它也沒有，有的只是軍事獨裁和訓政。根據孫中山反動的五權憲法，恢復了帝制時代的御史（監察院）與科舉（最近考試院竟舉行主考入闈金榜題名，開科取士的大典），如通令各學校一律懸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再以「匡正人心挽救頹風」；如此等等國民黨秉承其先總理遺教「仁愛」、「和平」，屠殺了無數革命工農與青年志士，在不斷的內戰中犧牲了無數兵士與平民，如果他們當中的內戰不停止，連他們的資本主義之發展也是極有限制的，他們將引導中國往何處去？民氣銷沉，青年頹廢，封建殘餘的舊勢力舊思想舊道德及一切反科學的迷信，仍舊籠罩著全中國，國際帝國主義加緊束縛與壓迫，大多數人民加緊貧窮化，這已經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黨統治之下的中國一幅明顯的畫圖！
在歷史的先例中，革命失敗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倘不能發展其經濟鞏固其政權，如一八四八年的英國和德國，則一直線的反動會像一八四八年的法國，不獨革命的工人站不住，不獨溫和的民主黨亦站不住，最後連最反動的秩序黨也站不住，中國的秩序黨——國民黨的政權，將被推翻於革命的民眾，或將被推翻於代表北方地主資產階級的舊北洋派，現在還沒有明顯的徵象可以斷定，無論將來是這樣或那樣，以民主主義的狂飆運動掃蕩南北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這一革命旗幟，乃是此時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該明白確定的。
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各黨派，無論是北方的張閻馮或是南方的蔣介石胡漢民改組派第三黨，他們口裡說的或者有多少不同，而在實際行動上，他們同樣是軍閥或軍閥的秘書，同樣是反民主主義的，同樣是害怕民主主義的。推動中國歷史前進之民主主義運動的任務，已落在無產階級身上了，中國無產階級愈能努力於民主主義的狂飆運動，它跑上權力地位將愈有保證，民主主義運動前進一步，中國資產階級政權將動搖一步，決不是如史大林派所說民主主義運動是鞏固資產階級政權的。
資產階級政府和農民的衝突，資產階級內部衝突如現在已開始的湖南戰爭和傳說中的北方大變動以及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滿洲，這些事變都很明顯的是給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以發展民主主義運動最適宜的機會，也很明顯的只是發展這一運動的機會。從前史大林派白睜眼而放過了許許多多的機會，是再愚蠢沒有的，現在不容我們再放過了！
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運動，不像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只是玩弄空洞好聽的名詞，而有它的實際內容：取消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與權利，打破它對中國之束縛與壓迫；實行土地革命，即沒收地主的土地歸貧農；實行八小時工作制；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完全自由；停止軍閥戰爭，驅逐軍事獨裁者；召集直接平等普選不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建立代表大多數人民的政權。
我們要請問史大林主義者：在國際帝國主義日益加緊束縛壓迫和軍事獨裁的國民黨資產階級政權拚命屠殺農民壓迫工人取消人民一切自由不斷戰爭的中國，無論還沒有城市蘇維埃的現在已有蘇維埃的將來，我們不提出這樣具體的民主口號以號召集合民眾的政治鬥爭，而應該提出什麼呢？蘇維埃不在這樣一類的具體的民主口號之下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難道在沒收一切私有財產的口號之下奪取政權嗎？假使蔣介石的政府為南方的改組派或北方的軍閥所打倒，他們都會拿出「民主政治」、「立憲政府」這類■（原文此處為■，下同）■來欺騙民眾，這時候我們不提出這樣具體的民主口號來揭開他們的假面，而應該提出什麼呢？
我們又要請問一班對資本主義懷疑而又留戀於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知識分子：三民主義■引導中國將往何處去？我們共產主義者引導中國將往何處去？我們是不是「革命的點金術」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三日
抗日救國與赤化
國民黨政府對於日本暴行之「不抵抗」和「力持鎮靜」的政策，已為國人所厭聞了。然而一班國民黨官僚和官僚御用的所謂大報（如上海申新時事報等），還時時徒其餘竅中放出一種對「不抵抗」和「力持鎮靜」巧為辯護的論調，即是說：日本蓄有挑釁陰謀，我方若不退讓，則正為彼之詭詐所動，致墮彀中。不錯，世界第一等聰明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前次對於濟南事變的挑釁，這是第一次未墮彀中；對於萬寶山和朝鮮慘案的挑釁，又第二次未墮入其彀中；此次對於滿洲事變，乃第三次未墮其彀中；將來日本在上海在南京挑釁，當然仍不至墮入其彀中；中國的領土與利權終有限制，日本的陰謀挑釁永無止期，我方永遠退讓，當然永遠不至墮入其彀中；日本正歡迎中國這樣永遠不墮其彀中！
有些自以為善於取巧的高等華人，當然會讚美這種永遠不墮其彀中的亡國政策，我們很呆的人，認為只有由廣大的革命民眾力量，絕不退讓的立刻應戰，持久的應戰，終獲得革命的勝利，否則反革命的國民黨政府退讓又退讓，終要退讓到日本帝國主義正式割取蒙滿及其他地方，引起帝國主義在中國戰爭，瓜分全中國；此外，沒有第三種前途。
中國評論記者認為：「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是博得中國人民歡心的最好方法，並且吸引中國到共產主義的方面；布爾扎維克化的中國，即布爾扎維克化的歐洲甚至美國的先驅。」這乃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寧肯對日本退讓而不願反帝國主義的民眾運動抬頭之真正心理；由此心理出發，才會有力持鎮靜的政策和不墮日本挑釁之彀中的妙想。
顏惠慶對美國人說：「中國目前唯有兩條路可走，一、遵守國際公理，以素和平之精神與奮鬥；二、迫不得已，則與共產主義的國家合作；前者非友邦各國予以正義的有力的幫助，恐難得最後的勝利，後者殊非中國人所樂為。」他也認為沒有第三條路可走，這是對的，但是他所說的第一條路不是「此路不通」的路，便是引導「瓜分中國的路」，最後之勝利當然不會屬於中國；他所說的第二條路，自然非中國資產階級所樂為（他們主要是！只放出一點這樣的空氣，想嚇帝國主義，得點幫助或讓步，顏惠慶的說話，便是這種心理），中國人民是否樂為，自有事實答覆顏惠慶。
過去的事實：中國的革命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共產主義的國家——蘇聯援助之下，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運動中，迫得帝國主義不得不增加上海租界的華董，不得不應允召集關稅會議和修改稅則，香港幾乎變成了荒島，無條件的收回了漢口和九江租界，這一點小小赤化的成績，是每個中國人民都還記得的。在這一小小赤化的時期，中國只有所得，雖然很少，卻毫無所失。或者只有北洋軍閥失去了政權，資本家和地主失去若干歷史的威權。所以，我們敢斷言，赤化是全中國最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者樂為的，所以不樂為者只有少數的軍閥、資本家和地主而已。
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正代表這班軍閥、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而反對赤化，自從他屠殺赤化的工農和共產黨壓平革命以後，摧毀了一切民眾組織，只剩下為國民黨做留聲機器的空洞機關；它口口聲聲罵人民是阿斗，罵赤化是得罪了一切帝國主義，罵赤黨是危害民族之生存；它妄以代表民族利益爭得民族自由與平等的黨自欺欺人。實際上的效果是怎樣呢？在它統治中國四五年中，它的專制腐敗戰亂搜括（十餘萬萬公債，一旦跌至全部停頓無法維持時，將牽動全國金融陷於空前而不可挽救的恐慌）等一蹋泥糊塗的現象且不說，單就所謂民族利益與自由平等而論，帝國主義對中國民族之空前的壓迫，如濟南慘案，萬寶山和朝鮮慘案，以至此次東省的慘案，連珠而至，自稱代表民族利益的國民黨政府，每一次不是詭稱「已有辦法」，而無一次不是拱手退讓，還要力戒人民「鎮靜」、「忍辱」，還要用武力制止民眾運動，視為「軌外行動」。
經過這些次鮮血的代價，按理總可以喚醒每個中國人，都能夠自己認識實際危害中國民族生存的究竟是赤化還是反赤了。然而事實上，還只有工農勞苦人民是願意赤化而不願意亡國的，一切高等華人是寧願亡國而不願赤化的，此外還有一班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分子，一面還不願意亡國，一面又害怕赤化，想找出第三條路，即是既不亡國又不赤化的中間道路。
其實，中間道路是不會有的，至多只能在某種特殊環境短期一現的。蔣介石也曾聲稱一面反赤，一面反帝國主義，實際是投降了帝國主義。汪精衛的武漢政府，也曾聲稱一面反共，一面討蔣，結果仍是投降了蔣介石。號稱反共反蔣的第三黨，自譚平山脫離鄧演達被捕而無形解散了。即將來還會有這一類的組織出現，亦不過是一時結社的遊戲，革命運動一發展，其中左傾分子只有走向共產黨，右傾的則歸到國民黨，很難久持其中間態度。
不但在落後的中國一班尋找中間道路的英雄，只能得到這樣的結果，即英國麥克唐納爾的所謂「工黨政府」，現已屈服於保守黨了，擁有德國廣大勞動群眾的社會民主黨，亦已不能維持其中間地位，眼見它就要投降於准法西斯的白魯寧狄克推多。
全世界已經只有兩大營壘：一面是赤化的蘇聯，各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革命民眾；一面是反赤的帝國主義，各國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此外所謂中間勢力或者不存在，或者等於不存在。
單就此次抗日救國運動這一具體問題而論，也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國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眾結合起來，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蘇聯及各國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眾援助之下，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持久殊死戰，以期獲得最後勝利；一是服從反赤化的國民黨政府之統一指揮，對日本帝國主義退讓，或求救於其他帝國主義，使中國不亡於日本即瓜分於列強；此外沒有第三條道路。
在這裡有個問題我們必須答覆，即是有人要問：主張赤化的人們，要在中國赤化些什麼？要把中國怎樣的赤化？那末，我們必須明白告訴你們以赤化的政綱：
㊀ 驅逐帝國主義駐在中國的海陸軍，宣布一切不平等條約無效，無條件的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所有特權與利益，取消一切外債，以完成中國民族自由，國家獨立與統一——反對國民黨政府在和平談判的掩蓋之下，實行其對帝國主義投降。
㊁ 實行八小時作工制，改良工人生活與待遇——反對國民黨政府及其黨部干涉工會內部一切事務，反對國民黨資產階級利用「勞資一致共赴國難」和「增加生產」等口實，加緊榨取工人的血汗。
㊂ 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給沒有土地的或土地不足的農民，取消高利欠債——反對國民黨政府剿殺爭取土地的農民武裝隊（紅軍）。
㊃ 改良兵士待遇，發清欠餉，軍餉公開，兵士有選舉官長之權——反對國民黨軍閥對兵士用體罰，反對國民黨軍閥剋扣軍餉，反對國民黨軍閥犧牲兵士爭奪地盤，反對國民黨軍閥用命令強迫兵士屠殺工人農民。
㊄ 一切工農勞動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抗租等完全自由，不加依據任何法律的限制——反對國民黨政府的緊急治罪法，工會法，出版法，民眾團體組織條例等。
㊅ 召集平等直接普選不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建立代表最大多數民眾的革命政權——反對軍事獨裁的訓政的國民黨政權。
㊆ 恢復甦聯邦交，並與之締結反帝國主義同盟——反對國民黨政府勾結帝國主義。（以下有一行字辨認不清——編者注）
㊇ 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都有完全的自治自決權——反對國民黨政府壓迫回民及內蒙並企圖征服外蒙。
這一個赤化政綱，定與反赤化的國民黨政綱相對立的，請問你們願意接受那一個？我們相信中國大多數人民是能夠接受赤化政綱的，顏惠慶所謂「非中國人民所願為」，只是代表中國的軍閥、資產階級和地主說話。
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香港
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路
用外交政策牽制某方面敵人，使有利於自己之鬥爭，有時固宜行之；然自己若沒有鬥爭之決心與實力，專依賴外交來以敵制敵，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衛，仰仗一面敵人之保護以拒絕另一方面敵人的危險政策，菲律賓之賴依美國，朝鮮之依賴日本，便是弱小民族苦的經驗。
前清不自奮鬥，妄用所謂「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於一八九五年依賴俄德法三國之干涉，歸還遼東，次年又遣李鴻章使俄，秘密贈送東清鐵路敷設權於帝俄，締結喀西尼條約以抗日，這便是三十六年以來中國自己提出滿洲以供國際帝國主義競爭踐踏之開幕。一九〇三年帝俄占領奉天，前清不知利用民憤自己奮鬥，乃轉而依賴日本主張公理公道，出來打抱不平，主張公理公道的日本果然出兵「為中國打抱不平」了，一九〇四年日俄開戰，中國竟公然宣告中立，只暗中幫助日本的忙，其結果日本繼承了帝俄在滿洲一切權利有增無減，這便是二十七年以來中國自己斷送滿洲於日本帝國主義之開幕。其後，美國於一九〇九年以來提議「滿鐵」中立，日俄於一九一〇年成立《滿洲協定》，日本於一九一五年利誘威迫袁世凱政府簽定基於二十一條要求的《中日條約》，日俄於一九一六年訂立《秘密協約》（此密約由十月革命後蘇俄新政府宣告帝政時代帶侵略性質的條約一概無效，才公布於世），以至一九一七年《日美共同宣言》（即日本所稱《藍（辛）石（井）協定》）發表，中國的滿洲以至全部中國，已成為國際帝國主義的競爭場與踐踏場，亦即所謂東方的巴爾幹。日美共同宣言，乃由於日本為抵制美國兩次和帝俄所訂立的《滿洲協定》和《日俄密約》，都被新俄宣布無效，不得不直接與美國協商，以日本承認「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和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相交換，這是兩個帝國主義強盜共同宣言之全部內容。當時日本一方面大慶外交成功，一方面以承認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為美中不足，特別在南滿。中國北洋派的北京政府雖然曾通牒日美及其他關係各國，不承認此宣言；而一班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尤其是留美學生，竟信奉「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為救國的金科玉律。一九二七年以來，資產階級的新政權，如蔣介石張學良輩，害怕以民眾的革命勢力對付帝國主義，仍襲用前清「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即迎合美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野心，依賴美國帝國主義勢力，來抵制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侵略。因此，日本帝國主義遂亦急乘美國和英國遭遇空前的經濟危機無暇和它競爭以及中國政府消滅了民眾運動的機會，由萬寶山和朝鮮慘案的嘗試，進到突然出兵占領滿洲，以便進行其新二十一條的談判。
以上就是此次滿洲事變的一切遠因和近因。
一直到現在還自誇「革命政府革命外交」（蔣介石答上海請願大學生）的國民黨政府對付此次滿洲事變的政策是怎樣呢？
中執委會通電：一、剷除赤匪；二、努力救災與禦侮；三、黨員大團結；四、全國下半旗一天誌哀。
蔣介石報告：守嚴整之紀律服從統一之指揮，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此時務須勸告民眾，嚴守秩序，服從政府，尊重紀律，勿作軌外行動。
張學良飭其部下：堅忍一時聽候交涉。避免與日軍衝突，以維中日邦交。決持鎮靜態度無論日方如何壓迫，始終取不抵抗主義，並對日僑予以安全保障。
張學良語北平記者：仍望國人冷靜忍耐，勿生枝節。
張學良決定：對日取不抵抗主義，向世界宣布，以求公論。
邵力子語記者：中國取無抵抗態度，愈足暴露日人橫暴，國際間定有公評。
王正廷語記者：致電國聯，請主公道，以維國際信義。靜候國聯公平處決。
王正廷報告：致電日內瓦本國代表，想國聯方面，當能依照盟約，處理此事。
張繼語記者：須取甘地不合作主義，毋須喊口號，貼標語。
韓復榘電：請為鎮靜應付。
北平各要人：力持鎮靜，因日違國際公法，我取不抵抗主義，世界必有公判。
杭州黨政當局：主張暫持鎮靜。
蔣作賓電外部：對日軍在東北行動，仍持鎮靜態度。
褚民誼語記者：此種舉動（指通電各國良心公平裁判）實較其他有力，因世界上公理尚存，決不能任強權霸道：電粵方及中央重複團結，開救國會議。
戴傳賢報告：似此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獸行，絕不能使其存留於世界，我們現在沒有什麼話可說，唯勸告大家努力做人。
張繼演說：過去呼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之口號……得罪了全世界，今後必擁護一個政府……實行讀書，造才救國。
李石曾演說：對日強盜行為，非一朝一夕所能克服，必須以經濟建設抗敵，瀋陽事件吾人可證實須和平奮鬥，不要感情用事。
國府通電各軍：堅忍沉毅，力持鎮靜，取穩健團結之精神，務須避免軌外行動……保護日僑，並切實勸諭人民，務守秩序，聽政府為正當之解決。
何健通電：消弭內爭，力御外侮。
何成濬：主張力持鎮靜，聽候中央交涉。
漢口官場：勸人民力持鎮靜，以待公理解決。
滬市執委告同志：指導民眾使不致有越軌盲動的流弊。
中執委告全國學生：學生能一心一德服從指揮以為全國國民倡，則國事必有可救。外交僅應公開軍事自有機密。
吳鐵城誡平黨部：勿喚起民眾對日僑有軌外行動。
李石曾張繼電粵：維持中樞即所以應付國難。
行政院電北平市府：保護日僑，並防反動分子乘機作軌外煽動。
北平軍警對學生：禁止學生結隊遊行，校內期會由便警參加，學生演講以三五人為限。
青島市府電外部：力持鎮靜，切實保護外僑，嚴防反動煽惑，並與日領館接洽，雙方開誠，共同防範。
以上這些「革命政府的革命的外交政策」，可歸納為下列幾點：一、對於日本任何壓迫，都力持鎮靜態度，逆來順受，始終取不抵抗主義，避免與日軍衝突，而且還要切實保護日僑，以維中日邦交；二、一切人民須一心一德的維護，國民黨政府的「革命外交政策」，聽它統一之指揮，嚴守它力持鎮靜的紀律與秩序，勿感情用事，勿為越軌行動，靜候國民黨政府正當解決，否則以反動分子乘機煽動治罪；三、國民黨政府的正當解決是：靜候國際聯盟公平處決和發起凱洛非戰公約的美國出來干涉。照國民黨政府這樣的「革命外交政策」來應付此次事變，自然只有順著這樣的方式進行。
人民靜候政府正當解決——政府靜候國聯公平處決——國聯認日本行動為滿意——日本更將滿意的自由行動。
照常情說，凡是中國人都不能滿意於這一公式；獨有跑到南京向蔣介石請願的上海大學生，對於蔣介石的訓話，表示滿意，這真是出乎常情以外的事；這班大學生在口頭上似乎也很熱心於抗日救國的運動，然而費了很大的氣力跑到南京，什麼表示也沒有，只跟著南京的學生喊了一陣「擁護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萬歲」，這類口號，人民耳朵里已聽得爛熟了，如果它能反日救國，滿洲事變已不至發生了，並且這些口號，張學良、曹汝霖、王正廷都會喊，不必青年學生；並且這些口號，在上海也可喊，不必曠時費事的跑到南京去喊，這真是出乎常情以外的事！上海學生群眾，對於這樣出乎常情以外的事，如不即時加以糾正，這便是學生運動重新低落之起點，同時便是國民黨政府重新制止學生運動之起點。
本來民眾運動中能以堅持較久的只有工人階級，所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極力制止工界組織抗日救國會。
報界工會說得對：「四五年來，反帝國主義運動低落到地平線底下，而帝國主義的壓迫侵略，不但不曾減少，反而與日俱增。」這便是此次日本帝國主義敢於橫行無忌之一個重要原因，然而國民黨政府，一直到現在國難臨頭，對於民眾忍無可忍才一開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還想乘間伺隙，用違反革命紀律或擾亂秩序等罪名，加以制止，所以如果有人一面擁護反帝國主義的民眾運動，一面又擁護國民黨政府，則不啻直接向帝國主義自縛其手足！
在僅可能的對帝國主義逆來順受僅可能的制止民眾運動的國民黨統治之下，此次滿洲事變發展前途和關係中國民族命運如何，大致是可以預見的。
日本帝國主義此次突然出兵占據滿洲，並不是冒昧從事的，它看清了列強此時不暇和它競爭，和一九一五年世界大戰中一樣；它看清了中國國民黨資產階級政府決不敢和它抵抗，也和一九一五年袁世凱政府一樣；它看清了中國現在是反革命勢力的統治，也和一九一五年一樣；反帝國主義的民眾運動已為國民黨政府長期的普遍的壓下去了，再經過萬寶山案和朝鮮慘案之探試，更看清了國民黨干涉與領導之下的所謂「民眾運動」只是些官樣文章，沒有一絲一毫革命的氣味，所以它才敢四顧無人的自由行動起來。它此次出兵的手段，即所謂「外交保障占領」；其目的是在獲得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更兇惡更確定的中日條約，至少在南滿與東蒙，這便是年來他們所喊叫的「根本解決滿蒙懸案」，換句話說，就是要獲得和日韓合併五年前《日韓協定》相等的中日協定，以決定滿韓合併的命運，並且，日本解散韓國軍隊，是由統監伊藤博文到韓後才實行的；現在日本更急進一步，滿洲還沒有日本的統監，而已在非戰爭狀態的平時，驅逐解散了所有的奉軍，毀壞了奉天兵工廠，奪去了：
大炮八十餘尊
其他炮六百門
飛機二百六架
步槍十二萬支
機關槍五千挺
此外還運走了張作霖所遺留的八萬金條（值現洋二萬五千萬元），姑無論芳澤撤兵的聲明是否可信，姑無論是否滑稽的撤退若干軍隊至滿鐵附屬地；而最近滿洲所發生的事實卻明白告訴我：日本帝國主義指派一班賣國奴宣布滿洲獨立，這是已經以吞併韓國的故技公然施之於滿洲了！然而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某一要人竟得意忘形的發表談話：「芳澤已鄭重為日政府聲明，立將現在東省之日本軍隊撤退至南滿鐵道附屬地，此事足證軍閥已受極大懲創……日軍占據東省之一幕凶劇，由此將告一段落，日本軍閥苦心經營之計劃，竟於一星期內歸於失敗」（九月二十八日《新聞報》），又另一國府要人對中外記者說：「距今十二日前，日本開始破壞遠東和平，暴力侵占東省，當時日本國內軍閥趾高氣揚，目空一切，以為多年迷夢，吞併計劃可實行，乃不旋踵間，已不得不在國聯行政院宣告失敗」（十二月二日《新聞報》），原來是日本帝國主義失敗了！像這樣昏瞶無恥的官僚，真值得學生青年大喊「擁護」與「萬歲」嗎？
日本不完全退出占領地，不恢復事變前原狀，國民黨政府拒絕和它談判嗎？這是鬼都不能相信的，國民黨政府只要有代表國民簽字的資格，它能夠拒絕新二十一條的要求到底嗎？（承認滿蒙獨立包涵在內），就是他們自己也不能相信，經過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迫與利誘，始而將要把全部至少是一部分嚴守外交秘密，因為「民氣囂張，一經宣布，輿論沸騰，措施益難」（曹汝霖語）；繼而又會欺騙國民說：「政府兢兢業業，既不敢意存挑撥；以速危機，又不敢輕言讓步，自喪國權」（袁世凱派曹汝霖在參政院報告語），同時自然要求救於主張公道的國聯與美國出來打抱不平，結果，恐怕還是要照濟案的先例，坦然向國民宣布「不得已忍辱負重」，那時誰要反對，誰便是共產黨，「如有違反革命紀律，或擾亂秩序者，政府當本其職守以制止之」！
或者有人以為我們這一類預測，未免侮辱國民黨太甚；其實，國民黨求救於國聯與美國，固然不侮辱它自己，而侮辱中國民族則更甚了！因此且陷中國民族於最悲慘的命運！
英帝國主義因金鎊奇跌，至不得不採用非常手段，取消金本位制；美國帝國主義國庫歲虧十萬萬金元，最近又有十六家銀行倒閉：他們自身無法挽救的經濟恐慌，使他們很難即時和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爭衡，至於希望他們為中國打抱不平，便是等於希望國際帝國主義者自動的拋棄帝國主義，這是何等滑稽的幻想！為爭奪市場和重新分配殖民地半殖民地，卻是帝國主義挽救其國內經濟恐慌之盲行的出路；中國的滿洲問題，倘不能自己由民眾的力量得到革命的解決，而依賴別的帝國主義力量來解決，則過去的「以夷制夷」政策既然重演，過去的失敗歷史也必然重演：不是門戶開放和特殊利益相爭持的美日戰爭，甚至擴大到世界戰爭，在中國做戰場；便是列強陽為應援中國，陰實坐視日本新二十一條要求之進行與成立，向中國要同等的特權與利益，中國淪為列強分轄的殖民地：無論是那一種結果，中國國民黨和一班高等華人妄想求救於國聯或美國，其罪惡豈只是侮辱中國民族而已！
在此次反日救國的運動中，只有「排貨」和「對日宣戰」這兩個主張，不但是多數民眾的意志，而且比較的正當；然不加以明了正確的註解和有效的方法便會歸於空泛無結果，甚至走入歧途。
先說排貨。第一，我們要懂得：只有站在政治鬥爭的利益上，以非常手段與決心行之才有意義，才有效果，即是說排貨者自身必須準備極大的犧牲，長期忍受極難堪的痛苦，以期獲得被排者政治的讓步；若站在經濟觀點上，計及某種原料之損失，某種日用品之缺乏和某種工業之破壞等……則處在現今盛行分工與交換密切相關之整個的經濟世界，所能排之貨，只限於某國某幾種商品，這乃是國際間工業競爭之經常方法，所加於被排者之打擊至極有限，如此而被以排貨或經濟絕交之名，實屬空口呼號而無實際意義的滑稽把戲。自來排貨之無效與不能持久，其弊實在於此，即是計較經濟上的利害得失。第二，我們要懂得，排貨是商人絕對的損失，希望商人自動的排貨和商人自己檢查，這也是再滑稽沒有的事。所以只有由工人和學生組織大規模的檢查隊，然後排貨運動才能收實效。
再說對日宣戰，希望國民黨政府對日宣戰，也等於希望商人自己檢查日貨。第一，殖民地或落後國家對帝國主義宣戰，和尋常兩國間的戰爭不同，這是一種革命戰爭，是需要革命的民眾武裝參加的，是不能抑制民眾運動抬起頭來的。而國民黨政府寧甘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不願受革命民眾威脅；第二，若沒有廣大武裝民眾持久的殊死戰，單靠國民黨政府一點脆弱的軍隊，不足當日本帝國主義軍隊之一擊，國民黨喪失了軍隊即喪失了政權，它寧肯犧牲民族命運而不肯犧牲政權。要對日宣戰，要實現民族革命戰爭，要獲得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勝利，只有中國第三次革命復興，以革命的民眾政權（這一政權，將經過全國抗日救國會而實現或經過國民會議或蘇維埃而實現，是由其組織的內容與鬥爭來決定的）代替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領導全國的革命民眾和兵士，抱著美國十三州獨立和法國俄國大革命始終不屈不撓的精神，再加以全世界無產階級特別是日本無產階級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特別是朝鮮民族的幫助與聲援，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持久戰，同時以長期的排貨，給日本資產階級以致命的打擊，即今日帝國主義在軍事不曾失敗，其國內經濟的政治的危機，也會迫著它不得不向中國革命的民眾讓步。這便是我們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道。
此外並沒有別的路，在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服從它力持鎮靜逆來順受的統一指揮，跟著它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和求救於其他帝國主義，決不是中國民族應該走的道路。
十月二日
被壓迫國的無產階級
應不應領導愛國運動
在此次反日運動中，我們內部由討論抗日救國的口號，進而討論到我們在宣傳鼓動中可否使用「救國」、「愛國」這類名詞。我以為名詞是次要的問題，根本問題是我們在戰略上應不應參加並領導愛國運動，這必須切實的討論，必須明確的決定，否則含糊兩可的概念，會把同志們送到迷宮中去。對於這一問題的討論，我有以下的意見：
（一）一切政策與口號，若不擇空間和時間一概採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邏輯的觀點上，對辯證的馬克思主義加以譏諷。例如馬克思、恩格爾斯和列寧，對於民族主義的運動，都曾表示過贊助或反對兩種不同的態度，這已經是馬克思主義的A、 B、 C；即布哈林後來也承認共產主義運動內不應排除民族主義運動，承認他當初對此問題反對列寧的錯誤。馬克思、恩格爾斯和列寧都認為殖民地或被壓迫國的民族主義運動，是革命的，是有利於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我們應該相信，世界革命乃是先進國的社會革命和落後國的民族革命之合流。
（二）托洛斯基同志，在他所寫的中國反對派的任務中，給我們以民主民族的口號：「召集國民會議」「保證中國的國家獨立」等，正是由上述的觀點出發。如果我們否認這一出發點（被壓迫國的民主民族運動是革命的），則國際左派反對派所給我們的綱領和口號，便根本成了問題；因為如果在先進國提出民主民族的口號如國民會議和國家獨立等，不但是無的放矢，而且是反動的；如果我們幻想帝國主義會自動的停止對中國壓迫，或者幻想中國資產階級會自動的採用民主政制和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則民主民族的口號對於無產階級便沒有一點革命的意義。
（三）以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關係，史大林和布哈林所得出的結論是：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因帝國主義的壓迫要革命些；托洛斯基同志所得出的結論是：殖民地國家，因民族壓迫之不可忍受，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之上，可以比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早些獲得政權。這兩個結論的分歧點，當然是在估量那一階級真能夠擔負民族解放的任務。我們反對派當然不能同意史大林和布哈林的估量。中國兩次革命對於資本主義基本利益都未有相當的滿足，所以中國資產階級，不但過去曾向左盤旋，現在也是向左盤旋（如反日排貨），即將來還有不少的盤旋。但資產階級，比有些共產主義者更知道，假如要真正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必然要提高革命的群眾，這首先便是對於它本身的危險；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中國資產階級已經不能擔負民族解放的任務。因此，領導中國的民族運動以至完成民族解放，已經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任務，不能看做是別個階級的任務，更不應對之加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嘲笑，這樣高貴的嘲笑之結果，沒有別的，只有把自己任務和民族領袖的地位拱手讓諸別的階級。
（四）我們號召領導群眾鬥爭，除在日常環境中找出些特別活潑的口號外，必須有一個總的政治口號即政治旗幟，能夠召集比較寬廣的群眾參加全國性的鬥爭，走上革命道路。這樣的政治旗幟，這樣的政治口號，在落後國幼稚的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只能採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於社會主義的。如果人們不能肯定的說要用社會主義的旗幟，同時又不屑於用民主民族主義的旗幟，那末，用什麼旗幟呢？這必然陷於沒有任何旗幟的混斗。史大林派正是這樣。史大林派不是沒有單個的具體的民主民族口號，不是沒有指出推翻帝國主義及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所謂「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階段」，他們更特別重視；然而他們卻沒有膽量明白的決定一個民主口號，做總的政治口號，做一切政治鬥爭的旗幟，以至於在實際戰略中，拿蘇維埃的口號來抵制國民會議運動，好反對世界大戰反對進攻蘇聯來抵制抗日救國的口號。仿佛民主民族主義的口號，只應該寫在紙上，說在口頭，到了民主民族主義的實際運動起來時，便要從左邊向它放幾支冷箭。為什麼會有這樣顛倒錯亂的事，根本是沒有真實了解民主民族主義運動在被壓迫國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五）在此次反日運動中，有些反對派的同志，也發出鄙棄「民族主義」、「愛國運動」和「抗日救國」、「對日宣戰」等口號的論調。發出這樣論調的人們，若不是簡單的因為不滿意那些名詞，而是根本上有他們極左傾的立場，是因為有「工人無祖國」，「我們不應愛資產階級的國救資產階級的國」，「籠統的反日和對日宣戰，救國，愛國，都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不是我們階級的立場」。這一大堆理論在他們的頭腦中作怪。即便他們還未曾這樣痛快的完全傾倒出來，而他們當中確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這樣意念。如果這樣的立場這樣的意念用在此次反日運動的戰略上是完全正確的，那麼我們的綱領，我們的民主要求口號，便根本成了問題，這是值得我們嚴重討論的。
我們要知道馬克思主義永遠不是教條，無論如何正確的理論，倘不能正確的用當其時其地，都會變成不完全正確，甚至於完全不正確。「工人無祖國」，是從消極方面指出一般的事實，即是說還沒有一個「國家機關」是擁護工人利益的，並不是說在任何條件之下工人都應該不要祖國；所以更須從積極方面（特別是被壓迫國家）號召工人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它正在出賣的國家，以創造工人的祖國，在這樣意義之下的救國愛國，正和資產階級的賣國是對立的；難道被壓迫國家的工人階級不應該領導這一反外國帝國主義並且反本國資產階級的救國愛國運動嗎？難道它應該和資產階級一樣不要祖國嗎？反日，對日宣戰，和通常稱日本是帝國主義的國家一樣，都不包含日本全體人民在內，即中國資產階級的報紙，亦不曾把反日和對日宣戰解釋為對日本全體人民，所謂帝國主義進攻蘇聯，也只是說它進攻蘇聯政府即無產階級政權，並不包含蘇聯全體人民，至少也不包含蘇聯中資產階級的成分在內。這些只是咬文嚼字的問題，實在值不得討論。不錯，「救國」「愛國」「民族主義」，其本質原來是資產階級的；可是這些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也和其他民主任務一樣，要由無產階級來完成了。
在民族運動中，怎樣才是我們階級的立場，這更需要有正確的了解——馬克思主義的了解而不是形式邏輯的了解，我以為應該是這樣：帝國主義的國家如日本，這裡的工人階級，如果在壓迫中國的反革命戰爭中，採用「救國」、「愛國」的口號，則是直接幫助了他們自己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間接幫助了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直接打擊了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間接打擊了全世界的工人革命運動；並且更加緊了他們自己的資產階級對他們剝削壓迫，這便是離開了階級的立場。如果中國工人階級在努力救國愛國的民族革命鬥爭中，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不啻打擊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特別是給在印度的英國帝國主義以威嚇；不但生長了中國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力量與氣焰，並且給了日本和朝鮮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機會；這完全合乎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沒有離開階級的立場。或者有人駁問：中國工人階級努力於救國愛國運動，雖然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豈不也是幫助了本國的資產階級嗎？我可以引用托洛斯基同志的話來答覆：「民主的或民族的解放革命運動，可以給資產階級以擴大或加深其剝削的機會；而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獨立的行動，則有恐嚇資產階級並消滅其任何剝削之可能。」（《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一一頁）。我以為必須這樣提出具體的事例加以分析，然後對於所謂階級的立場，才不至陷於空洞的籠統的形式邏輯的了解。
我真不懂得，我們在此次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中，必須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國和對日宣戰的口號放幾支冷箭，才算是無產階級的立場。如果人們效史大森〔林〕派罵我們採用國民會議口號是民主主義者的口吻，來罵我們採用抗日救國口號是民族主義者；那末，只有讓這班社會主義者坐在亭子間裡，靜候中國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之上取得了政權，再請他們出來到社會主義者的元老院中去。
（六）又有些同志，一般的抽象的說來，並不根本反對民主民族的口號，可是對於某些具體的名詞如「救國」、「愛國」，甚至於「民族主義」，也要放點冷箭，以為這些名詞都含有毒素，這在根本觀點上至少是接近於極左傾的立場，否則便是沒有立場。我以為一切民主民族的口號，都多少含有點毒素，不但「民族主義」，即「民主主義」也含有毒素，例如形式的民主主義，我們不能因此便一般的反對民主主義，對於民族主義也是如此。這主要的問題不在某些口號本身是否含有毒素，而是看用在什麼環境，發生什麼作用，例如「救國」、「愛國」口號若用之於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和平」的口號若用之於現在的中國，都同樣的大有毒而特有毒。國民黨黨部和南京官僚甚至蔣介石，都還說說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解放；汪精衛和孫科，更是大喊民主政治；我們決不能因此便避諱這些名詞。史大林派慣於拿改組派，中華革命黨，新中國國民革命黨，中國青年黨，以至段祺瑞、閻錫山、馮玉祥、蔣介石，都贊成召集國民會議，說我們也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便是他們的政治盟友，我們也不能因此便避諱這一口號。同樣，也不能以「抗日救國」「愛國」「對日宣戰」流行於一般資產階級特別是「中國國家主義派」（即中國青年黨）的口中，作為我們應該避諱這些名詞或口號的理由。要令這一班虛偽的甚至反動的「愛國者」破產，只有在我們以具體要求領導廣大群眾發展劇烈的救國愛國鬥爭時才能夠辦到，決不是向救國愛國這類名詞放幾支冷箭可以辦到的。
我們固然應該在綱領中規定總的政治口號，以為一切政治鬥爭的旗幟；然而僅僅這個還不夠領導整個革命鬥爭的發展，必須在總的旗幟之下，從日常環境中隨時得出特別活潑有生氣的口號，才能夠在實際鬥爭中領導群眾。如果我們雖然採用了總的民主口號（國民會議），而對於日常環境中發生的特別的民主民族口號（抗日救國）加以排斥，並且這類特別的民主民族的口號隨時都會發生，若隨時加以排斥，則總的民主口號便變成了一個偶像！
（七）當然，在進步的工人中，對於「救國」、「愛國」這類名詞，我們應有原則上的戰略上的正確解釋，即：不是無條件的採用，也不是無條件的否拒。這是在工人中的教育問題，而不是在一般群眾中的鼓動問題。
當中國資產階級利用愛國口號來對付蘇聯時，我們便宣告它是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是賣國而不是愛國，當它用這類口號對付蒙古時，我們便宣告它已經是帝國主義式的壓迫弱小民族，而不是自衛的愛國救國；這時自衛的愛國救國口號，應該是蒙古民族的，這裡沒有一點矛盾，如果有人認為有矛盾，我們本來不能夠強求形式邏輯的矛盾和辯證法的矛盾一致的。
（八）最後，我還有個意見。我以為民主主義固然包含了民族主義在內，而後者在中國更特別重要，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沒有傳統的民主主義運動；在現代民族主義運動之尖銳化更遠過於民主主義運動，主要的如五四、五卅運動和現在抗日救國運動，都是全國性的運動。這一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即愛國運動，不但吸引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並且吸引工人；「抱中國人的義氣」，「反對外國人」，這是在五卅運動中從廣大的工人群眾里自然發生的兩個普遍而有力的口號，當時確有在這樣愛國口號之下湧現工人蘇維埃的可能，如果黨有革命的政策；並且帶工人蘇維埃性質而且比廣州暴動中的蘇維埃更有群眾的省港罷工委員會，便是在民族主義運動中產生的；這些歷史的經驗與教訓，我們不應該忽視。過去我們的錯誤，根本是在以階段論代替了不斷革命論，也就是把民主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分為兩個階段的任務，兩個階段的革命，所以認為「現在是他們（指國民黨）的時代，我們的時代在將來」。（鮑羅庭到中國和我第一次見面，就宣布這樣的根本方針，並且說這是莫斯科的意見。）這本是一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傳統的根本觀點，我們現在若不粉碎這一觀點，根本便不是左派反對派；忽視舊的教訓，必然鑄定新的錯誤。在中國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條件之下，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即愛國運動，將來還不斷的發生，一直到中國民族從一切帝國主義的束縛壓迫之下完全解放出來。在解放鬥爭中，尤其是在國際帝國主義環攻中國無產階級新政權的鬥爭中，「愛國」或「保衛祖國」更是號召廣大群眾的唯一口號。「愛國」和「民族解放」，只是同一實質而新舊不同的兩個名詞；舊的名詞（愛國）更富於歷史性，更容易在群眾中流行，並且已經在群眾中普遍的深入的流行著。我們對於正在群眾中流行的愛國運動，應該積極的去參加領導呢還是應該消極的向它放冷箭？這是必須明白決定的問題，尤其是一般到群眾中去工作的同志立待決定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積極的領導中國的愛國運動，應該用我們的綱領領導愛國運動而充實其內容，一直到奪取政權。我們對於愛國運動，不獨不應該向它放冷箭，並且不應該只是尾巴式的參加，而應該是領導；因為完成中國民族解放，已經是中國無產階級自己的任務，並且它在完成這一任務的鬥爭基礎之上，可以比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早些獲得政權。
《熱潮》發刊詞
二十世紀是兩種熱潮的世紀，一種是廣大的勞苦饑寒奴隸向一班寄生蟲算賬的熱潮，一種是幾十種被壓迫民族向帝國主義算賬的熱潮，這兩種熱潮，雖是時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騰，其結局將無物能與之抵抗，特別是兩種熱潮之合流，終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
此次日本帝國主義無忌憚的強占了遼吉黑三省，並在中國各地示威行兇或炮擊，英美法各帝國主義在巴黎會議上，無忌憚的犧牲中國見好於日本，正是他們乘著熱潮還在伏流中一逞其凶焰；然而他們的凶焰，有時固然會使熱潮低伏下去，有時也會使它高漲起來，今日正是中國民族的熱潮和帝國主義的凶焰，開始決鬥時期，在這一次決鬥中，將是他們的凶焰熏涸我們的熱潮，還是我們的熱潮淹滅他們凶焰，這就要看我們的努力了！
我們三四萬萬有歷史而且有文化歷史革命歷史的中國人，能說沒有力量嗎？除開少數賣國的軍閥、官僚、奸商和豪紳等寄生蟲；還有多數愛國的民眾，只有近視的寄生蟲們，只看見槍炮軍艦飛機的力量，而不看見民眾熱潮的力量，並且他們就根本害怕，仇視這一力量，因此他們寧肯受帝國主義凶焰的薰灼——實已薰灼到他們的眉毛。
我們相信，民眾熱潮具有大炮飛機以上的力量；被壓迫民族能夠而且也只有拿這一力量來淹滅帝國主義的凶焰，淹滅它一切的敵人。
抗日救國的民眾們，只有你們自己奮起的熱潮是你們的根本武器，沒有它，一切都是幻想！
本刊之發行，便是要為熱潮做一小小紀錄，也要供給熱潮一點小小動力，或者為內外凶焰所毀滅，或者浮在熱潮中向前發展，這就是它的命運！
論對日宣戰與排貨
「對日宣戰！」「對日宣戰！」這是全中國最普遍的呼聲，也是對待日本帝國主義無忌憚的侵犯中國時所應有的呼聲，而且應該是最後的呼聲，如果連這一呼聲都沒有，則只表示全中國各階級人民都是■（原文此處為■）羊似的不抵抗主義的亡國奴而已，並不表示什麼高尚理想，如果有人拿什麼「大同主義」，什麼「打破國界」，什麼「不要祖國」，什麼「不愛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國家」，什麼「反對愛國」，什麼「反對狹義的愛國和虛偽的民族主義」等等高尚的理想，來根本反對對日宣戰，則只表示他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從耶穌、托爾斯泰到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一樣。
可有人認為「對日宣戰」是國民黨中央提出的口號，是一切反革命派別所擁護的，國民黨中央膽敢提出過這樣的口號嗎？恐迫〔怕〕只有相反的事實吧！這隻表示造謠者對於國民黨中央的幻想罷了！「對日宣戰」這一口號，現在廣大的群眾中流行著，難道群眾都反革命了嗎？那麼，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你們的革命口號又是什麼呢，你們主張「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武裝驅逐日本帝國主義，這不是對日宣戰是什麼？難道他像某軍校心理測驗中「戰而不宣」的滑稽口號一樣嗎？
我們不能根本反對對日宣戰這一口號。反對對日宣戰，即是變相的不抵抗主義，或者說是高尚理想的不抵抗主義，實際是反動的，我們只能告訴群眾，對日宣戰必須靠民眾自己的武裝力量，如黑龍江二萬農民棄鋤投軍；黑東雙陽等十餘鎮組民團抗日軍；哈爾濱護路軍二十六旅三營十連的兵士，憤日軍攻黑，長言不發令救護，廿四晚擊斃連排長，由司務長率領，投馬占山，駐富拉爾基的二十二旅一連，也取同樣行動；這就是眼前已有的實例，若向政府請願對日宣戰，也和希望國聯和美國主張公道是同樣的幻想：因為政府諸公無論是中央的或是地方的，都始終不會捨棄對日不抵抗政策，他們都害怕開戰損失了實力，不能保持地盤——搜刮民脂民膏的地盤。
對於排貨運動，我們也是不應該根本反對的，根本反對排貨的人，只有敵探和姦商，他們不能算是中國人！
我們只能告訴群眾，（一）單是消極的經濟絕交是不能制勝的，主要的是積極的努力於政治鬥爭；（二）經濟絕交要想收到實效。我們自己必須準備極大的犧牲，像工廠主和商人們那樣計數經濟上的利害得失，不肯犧牲，排貨必然是一句空話；（三）因此，排貨必須有學生和工人組織，大規模的檢查隊，嚴厲的充分嚴厲的檢查，才能收效，希望商人排貨，希望一般人自動的不用日貨，這種辦法等於沒有辦法，現在的排貨運動，自然也得到了相當效果，然而影響還不算很大，並且排貨前途已有不少的悲觀現象；這正是政治鬥爭不進展，資本家計較經濟上的得失利害和姦商反抗的力量遠超過檢查員的力量這三個原因。
有人認為排貨要準備犧牲，即是「為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要中國的工農必須準備極大的犧牲」，這一句話包含了幾方面的錯誤，在此次抵制日貨運動中能夠排除資產階級的犧牲嗎？上海的商人，正因為計算他們二三千萬元的損失而主張啟封日貨。中國工農是不像資產階級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是準備犧牲的，不但犧牲經濟（即排貨中一部分生活必需品之昂貴），而且還準備犧牲生命，因為在被壓的中國，抗日救國是中國工農民眾自己的任務，不能推諉到別人身上，不能看做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誰不肯犧牲，就請離開民族革命的戰線，去做一個不抵抗主義的高尚理想家。
時局已到了轉彎點
時局一般都到了轉彎點，不向前進即向後退，不能夠停留在現狀之下了。
先看帝國主義方面。一方面，日本對於調查團決議案力持修改兩點：一是不許調查團報告九月三十日理事會決議猶未實行；二是日本對於匪賊及不逞分子活動應有實行軍事行動之完全自由。又對於中立區事要求與中國直接交涉，拒絕國聯干與。並且表示這是日本最後的意見，而絕無讓步餘地。同時，又聲稱如果中國不將錦州之兵撤去，如果拒絕中立區之設立，則是中國不履行其約，日本政府即無法阻止日軍進攻。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為民眾所迫，對於中立區與錦州撤兵又有反悔之表示。國聯怎麼辦？壓迫日本嗎？巴黎回聲報說得最痛快：「日本為抵抗蘇俄之健將，法國以此原因，並為鎮壓殖民地之革命計，宜袒助日本。」實則具此心理者，並不只是法國，英美亦同因此心理而一致不肯得罪日本，現在他們只有更進一步一致壓迫中國接受日本要求之一途，即所謂「承認日本地位」和「予日本以滿意」，不能再在現狀之下含糊敷衍下去了。
再看南京政府方面。反對設中立區，反對錦州撤兵，反對在日本撤兵前開始交涉，反對日軍有在中國剿匪的權利，並且反對調查委員團之來華，這是從一般民眾一直到江蘇國難救濟會這班老腐敗一致的意見。並且這些意見，已經日漸堅決化和普遍化，尤其是到了北大學生來在南京示威的今天，已經不像以前用空頭支票可以搪塞過去的了，已經走到施肇基顧維鈞不得不辭職的狹巷中了。政府如果不願公開的露骨的撕下欺騙人民的假面，只有退出國聯和對日開戰；如果繼續任國聯接受日本的要求，其勢必須對人民取高壓手段。站在人民方面，或站在帝國主義方面，它立須選擇一個，再不能在現狀之下含糊敷衍下去了。我們不能幻想政府有絲毫選擇前者之可能，拘捕大批北大示威的學生，明令禁學生集隊請願，已經是政府選擇它的道路之表示。
或是服從政府安心當亡國奴，或是起來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血汗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人民方面也立須選擇一個。在此時局一般都走到轉彎點的當口，不向前進即向後退，決不能夠含糊敷衍的停留在現狀之下了！
「一二一七」與「三一八」
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中國的愛國青年在北京所流的血猶未乾，現在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愛國青年又在南京大流血，前後五六年間，就流了愛國青年兩次血！奴性已深感覺早已麻木的上流紳士所統治之國家社會，有多少奴性尚未深感覺尚未完全麻木之愛國青年的血，經得起這樣流法！
在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之下，青年學生因感亡國之痛，不避忌諱的奮起向政府呼籲出兵抗日，這種「越軌行動」即不識時務的行動，我們早知會有第二次「三一八」血案發生，然而想不到這個血案不發生於軍事獨裁者尚未下野之前，尚未發生於蔣介石辭職後的第三天，而發生在汪精衛一流號稱反對獨裁政治主張「民主政治」的陳銘樞代理行政院院長之第三天，也就是發生在汪精衛派歡呼「接觸到民主政治的曙光」（《民眾》三日刊第十六期第七頁）的時期。所以此次血案之負政治上的責任者，固然是整個的國民黨政府；而負實際執行上的責任者，不能推之於已辭職的蔣介石（事實上當然還是蔣介石從中作祟而且大大的作祟），不能推之於昏聵無權的林代主席，而應由新政權之中堅分子及過渡者代理行政院院長陳銘樞負法律上的責任。
在此次血案發生的前二日，所謂「民主政治」的新政權之主腦人物汪精衛，已開始痛罵愛國青年是「少數不良分子，欲假借對外問題以危害黨國，譬諸敗群之馬，自無許其有存在之餘地」。如果青年因愛祖國而危害黨國，汪精衛便不許其存在；不許其存在，自然便是屠殺！所以此次血案，便算是汪精衛所謂「民主政治」史之光榮的第一頁！
蔣介石在下野期間，自然要用所謂「民主政治」家替他做兩件事：一是替他屠殺愛國民眾，一是替他簽訂賣國條約。這兩件事也可以說是一件，即前者是為後者清除障礙物。所謂「民主政治」家，已在開始替他做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將來自然也要替他做。並且，在「不危害黨國」的原則之下，他們兩方都願意做這兩件事。
「三一八」血案，因為是愛國學生反對安福政府對於日本艦隊封鎖大沽和外交團要求馮軍離開天津之不抵抗而起；此次「一二一七」血案，是因為，愛國學生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日本占據東北三省和炮擊天津之不抵抗而起；同是血案，而後者之起因，其嚴重遠過於前者。
「三一八」血案，是安福政府在北京學生面前暴露其獰猙面目；「一二一七」血案，是國民黨政府在全國學生面前暴露其獰猙面目；同是血案，而後者之影響，其普遍遠過於前者。
「一二一七」血案死傷之數，亦遠過於「三一八」。只有政府所謂「暴徒從中利用」、「反動分子主動」、「藉端暴動」的宣傳，則先後一揆；政府對學生的勝利，也後先媲美。
政府雖然勝利，而「三一八」失敗學生的血，曾在中國史上寫了「宣告安福政府死刑」八個大字！
十二月二十日
「一二一七」與改組派及國家主義派
在此次學生反日運動中，除一般學生因國事危岌而左傾外，改組派和國家主義派也都起了相當的作用，這是一個事實。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並不否認政黨有在群眾鬥爭中起作用的必要；問題是在某一黨派在群眾中所起的作用，是真正為了政治進化而鬥爭，或是單純的為了它的政治地位而鬥爭；是在政治鬥爭中起了正的作用，或者是負的作用。
要認識汪精衛所領導的改組派和國家主義派在學生運動中所起的作用是怎樣，首先便要查考他們的政策是怎樣。
改組派的政策，在對外問題是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很明顯的，抵抗與交涉是難以並行不悖的，他們的真意當然是交涉而不抵抗，所謂「一面抵抗」不過是門面話。汪精衛說：「現在有些人，他們說，現在觀察國民黨的政府，如果和日本宣戰，打敗了後，國民黨一定要滅亡；否則如果國民黨與日本講和，則可以加國民黨以賣國之罪，也是要滅亡的。在國難當前的時候，誰也不應拿外交來對付內政，」照他的說法，他當然不願意因宣戰而致國民黨滅亡，只有希望國人不以外交來對付內政即是不加國民黨以賣國之罪，使它能夠與日本講和，以免「危害黨國」；所以他們的覃振，更爽快坦白的說：「現在對日，不應言宣戰，當速改宣戰而言備戰。」改組派這樣的對外政策，和蔣介石政府的對外政策有什麼不同呢？他們的對內政策，是標榜「推倒個人獨裁」和「建立民主政治」兩塊招牌。可是在實質上，他們所謂「推倒個人獨裁」，即是以他們一部分人的獨裁來代替蔣介石個人的獨裁；所謂「民主政治」，乃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甚至國民黨內部各派軍閥官僚的民主，而不是政府對於人民的民主，也就是汪精衛所說「以均權求共治」，其對待人民之反民主的黨治與訓政，仍然和蔣介石政府的主張一樣，照舊不動，如果有人想動它一動，便是反動，便是危害黨國，便「不許其有存在之餘地」，汪精衛所謂「均權共治」之具體方案，即是組設各地方的政治分會和軍委會，據伍朝樞最近的表示：「（一）關於設立政治分會事，為應時勢需要（陳濟棠、張學良的需要吧！）起見，在某區域組設分會亦無不可；（二）既有組設軍事國防委員會之主張，亦為應付時勢計，將來或在東北西南各成立分會。」這樣的「均權共治」，不但和李石曾的「分治合作」是一個東西，並且是陳炯明的「聯省自治論」之復活，這樣，只有使中國的財政與經濟更加分裂與削弱，更加離國家統一愈遠。
汪精衛所領導的改組派，其對外對內政策，並不比蔣介石政府高明，他們要趕走蔣介石，顯然不是為了政治進化而鬥爭，而是為了他們的政治地位，所以蔣介石下野的消息一到上海，他們即在上海學生中鼓吹「蔣已下野，學生已無赴京之必要」；所以在蔣介石宣布下野數小時以內，汪精衛即宣布「少數不良分子欲假借對外問題以危害黨國，譬諸敗群之馬，自無許其有存在之餘地」；所以在蔣介石宣布下野三日之內，陳銘樞即用刺刀來對付學生，造成「一二一七」血案，即改組派中較左的「民眾三日刊」派，也認為「一二一七」血案是學生的「錯誤和過失」，他們對待學生運動，達到驅蔣目的之後，便看做榨過的檸檬了！學生群眾必須及時認識，改組派之於學生運動，現在只能起負的作用，除非在某些地方某些權利和蔣派還有爭奪時，尚需要利用一下學生運動。
國家主義派，更無所謂對外對內政策，他們曾在《民聲周報》上向國民黨表示：「為當前的國民黨打算，在這種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國事公諸國人，亦是減輕責任，使人民共赴國難的一個辦法」，「我們希望馬上有個集中全國人才，代表全國各派政見的國防政府產生」，「我們在內政上的一切政治主張，政治成見，都願意犧牲。」很明顯的，他們唯一目的就是哀求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容他們到所謂「國防政府」里嘗一點官味。如果國民黨需要減輕賣國的責任，只要國民黨帶他們玩，他們願意犧牲一切政治主張，為國民黨分謗。所以毆打陳蔡事件的「一二一七」血案一發生，他們認為學生運動不但超過了他們的目的，而且根本違反他們的目的，得罪了國民黨；馬上國家主義派所領導的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會，一面致電慰問蔡元培，一面致電赴京示威學生，宣告「北平學生對外交部搗毀文件，又赴中央黨部毆擊蔡陳兩先生，本會……對於此類不辨是非利害之舉動，認為不當」。國家主義派所組織的上海市教育界救國會，也發出勸告學生複課書說：「目前形勢漸見發展，錦州中立，天津共管，直接交涉等問題，暫時或不至實現，而蔣介石氏亦知國是難巨，來日大難，而急流勇退，通電辭職矣。我青年學子，處此時機，當決然躍出漩渦，歸潔其身體，約束其思想，潛修其德業……國民恬靜（恬靜與鎮靜有別乎？）精神乃可以集中……諸君今日宜勒馬峻坂，返動為靜（又來一個『靜』！）……」這就是國家主義派對於「一二一七」血案的宣言！
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之暴行，正在有加無已；國民黨政府無論是蔣介石真下野，或是他馬上就會復辟，他們的「不抵抗」、「極端避免與日本衝突」的「常軌」，他們自己是不會「逾越」的，全中國民眾能夠「恬靜」的跟著他們當亡國奴嗎？「一二一七」血案，只是民眾反日運動暫時的挫敗。歷史是不會長久開倒車的，改組派和國家主義派之開倒車，並不能阻止愛國學生之再起而且更加猛進，只是他們自己在全國學生群眾面前宣告破產！
經過了「一二一七」血案，學生運動，當然要自覺的轉換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時間、精力和熱忱於工人、農民和兵士方面來，只有這一新方向之轉換，才能使反日運動進到更高的階段。國家主義派所謂「反動為靜」和「躍出漩渦」，這樣的轉換方向，只有埋葬學生運動，埋葬反日運動！
十二月二十三日
談談「越軌行動」
在目前階段的反日反國民黨運動，聲勢似乎是很浩大，而在行動上還是學生孤軍獨戰，大多數民眾雖有奮起之可能，實際還並沒有起來；即學生運動雖已開始左傾，而到處仍不免表現出懦弱與妥協。國民黨及一班准國民黨的上層社會分子對於這一小小左傾運動，卻已一致大喊「越軌行動」了！究竟已經有了「越軌行動」沒有呢？應該不應該有「越軌行動」呢？我們認為必須討論一下。
一切不平等條約，在被壓迫民族看來，是束縛它的鎖鏈，在帝國主義看來，是它的合法權利，被壓迫民族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已經是「越軌行動」了，若采革命的手段，宣布一切不平等條約無效，那更是大「越軌」而特「越軌」，這便是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叛逆的行動。中國民族要求的國家獨立與自由發展其國民經濟，首先必須取「越軌行動」，以脫去此鎖鏈。五卅運動一起來，梁啓超和胡適，首倡以「友誼的談判」、「合法的外交手段」修改條約（後有二十四個字模糊，無法辨認——編者）了三四年。其結果是日本用武力占據滿洲來厲行不平等條約，一切帝國主義都站在擁護不平等條約的利益上左袒日本，這是證明不平等條約決不是談判與外交手段可以取消的，只有訴諸「越軌行動」！
日本帝國主義用武力來厲行不平等條約，占據了東北三省，炮擊了天津，現時還正在向錦州進兵，向天津、北平增兵，這分明是敵兵深入國境，國家危急存亡的問題，本應用所有的武裝力量，救祖國於危亡。乃國民黨政府視為外交問題，用交涉來解決。雖然暫時拒絕和日本直接交涉，而視間接交涉即所謂「請求國聯主張公道」和「靜候國聯公平處決」為不二法門，直到國聯第三次行政會閉幕之後，它一切不公道的主張和不公平的處決已成為公開之秘密，國民黨政府已經到了無可「請求」無可「靜候」之時，其一貫的「不抵抗」、「逆來順受」、「極端避免與日本衝突」的「鎮靜」政策，仍然絲毫不變，視違反其「鎮靜」政策者為「反動分子」，為「越軌行動」。其實，只有「越軌行動」即以武裝抵抗，才有死裡求生救祖國於危亡之可能；非「越軌行動」的交涉，只有斷送東北三省，更進而斷送全中國！
國民黨政府對外政策，只知有黨不知有國；其對內政策，只知有黨不知有民；其已自絕於國民，自最激烈的共產黨到最和平的江蘇耆老團，一致認為事實；即彼黨所稱為國母的宋慶齡亦宣言「中國國民黨早喪失其革命集團之地位」，「黨不能救國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顧惜」；即彼黨青年亦自認「假黨治之名，行專制之實，致令國民黨為人所不齒」（二十七日上海日報）。然而汪精衛蒸電仍舊主張「組織政府之權屬於中國國民黨」，民眾代表只可「為人民與政府間意志構〔溝〕通之機關」；陳銘樞則主張學生只能「在軌道內向政府貢獻意見」；最客氣的鄒魯，也只主張「國民救國會議」「得選代表參加中央政治」；國民黨政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誰要「假借對外問題以危害黨國」，便是「不良分子」，便「不許其有存在之餘地」。所以，學生群眾一侵犯國民黨黨部，一喊出「打倒國民黨賣國政府」，國民黨便指為「越軌行動」，加以刺刀的制裁。站在國民黨的立場而言，「打倒國民黨政府」，自然是「越軌行動」；然站在愛國民眾反日救國的立場而言，這一「越軌行動」乃是必要的。國民黨認為黨權應高於一切，黨的利益亦高於一切，舉凡國家危亡人民戮辱，概不足以使其黨內權位之爭減輕毫末，汪胡只知反蔣不知反日，蔣只知反汪胡馮閻不知反日，汪胡與馮閻亦只知互反而不知反日，蔣介石一面宣布下野，一面指揮「督軍團」跳梁於長江流域，錦州平津之警報置之不理，一中全會一提及用武力收回失地，即來了吳稚暉、商震、劉峙等一片反對聲，而黨內兵爭卻又已箭在弦上。在這樣的政權之下，「國民救國會議」除充它的裝飾品外，還能夠做什麼？國家政權即宣戰議和調兵籌餉的大權操諸這班人手裡，屠殺民眾的快槍刺刀及一切殺人捕人的命令與機關都握在這班人手裡，怎能夠容有認真的反日救國運動發生？如果有人認為在反日救國運動中，在「國民救國會議」運動中，一侵犯到國民黨政權問題便是「越軌行動」；那麼，只接受陳銘樞的訓令「在軌道內向政府貢獻意見」，名為政府的反對派，實是國民黨資產階級的尾巴；或者接受鄒魯的意見，為了「參加中央政治」去坐在國家主義派所提議的「國防政府」中與國民黨共同賣國；此外還有什麼「非越軌」的道路呢？
蔡元培在國府紀念周說：「學生愛國最所歡迎，但因愛國運動而犧牲學業則損失重大，其害幾與喪失領土相等，歐戰時德國財政非常竭蹶，然並不停辦學校，因為學生是國家的命脈……當青年時便犧牲很多光陰與事業，真是可憐可惜。」在國民黨內部連年戰爭中，不知道破壞了若干教育經費，犧牲了若干學生的光陰與學業，蔡元培何以獨對於愛國運動中的犧牲發出了可憐可惜的嘆聲？為愛國運動而犧牲到青年的光陰與學業，這種「越軌行動」，當然是可憐可惜，不過這一「越軌行動」也是必需的。一班老成人和老成持重的中年人，對於國難（政府賣國也包含在內）都袖手旁觀，青年學生若不挺身出頭干一下「越軌行動」，國民黨政府賣國自然賣的更順利些（例如：錦州撤兵，中立區，天津共管諸問題），其如祖國危亡何！猶太，印度不少大學問家，何救於他們的衰亡！青年學生在「越軌行動」中雖然犧牲不少的光陰與學業，而獲得活的經驗與磨練，未必不勝過讀死書，這更是新舊翰林如蔡元培輩所不能懂得的。
因封存日貨和沒收奸商的日貨而發生了侵犯私有財產和干犯法律的問題，因此有人想出一面查貨一面受法律處罰以兩全的妙計，可謂滑稽之至，在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看來，沒收奸商的日貨以至封存日貨，自然都算是侵犯了財產私有權，都算是「越軌行動」；但欲貫徹排貨目的，這一「越軌行動」，自然也是必需的了。所以反日而欲避免「越軌行動」，簡直是寸步難行！如果真要對日戰爭，一切沒收日商財產，沒收奸商親日派的財產，沒收賣國官僚的財產，以充軍費，更需要大幹其「越軌行動」！
我再老實告訴大家吧！「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人類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軌行動」。可以說，沒有「越軌行動」，便沒有人類進化。自從我們的始祖，直立起來，以前兩足為兩手而勞動，一直到近代以大批機器停止了無數萬萬手工業農業勞動之呼吸，都是大大的「越軌行動」，英國法國一班「越軌行動」的不良分子，都曾把皇帝送上了斷頭台，中國的不良分子也曾推翻了清朝大皇帝，這也算得是「越軌行動」。不良分子汪精衛，也曾企圖親擲炸彈狙擊清朝攝政王，這不也是「越軌行動」嗎？我們應該高聲大喊「越軌行動神聖」！
或者有人以為「越軌行動」固然產生過不少的文明，也帶了許多罪惡。這是懦夫的聲音！蓮花是經污泥里生長出來的，文明也是從罪惡之火焰里生長出來的呵！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國民眾應該怎樣救國即自救
占據滿洲是日本帝國主義致命必死之爭，英法美各帝國主義，各以其利害關係，都只能為見好於日本而犧牲中國，這總算得是鐵一般的事實了吧！
這種鐵一般的事實，不但把國民黨政府及一般高等華人向國聯及美國主持公道的乞憐，打得頭昏腦暈！就是有些人稱為滿洲問題會引起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衝突特別是日美衝突這一死板公式，也被這種鐵一般的事實打得粉碎。
一般的說來，帝國主義之自身就是由於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衝突而發生的，它一發生更增加了矛盾衝突的高度與速度，他們之間的矛盾衝突，只有隨他們自身之消滅而消滅。可是帝國主義並不是今天才產生，他們之間的矛盾衝突若沿著一直線而進行，他們早已自行消滅了。世界變動不會這樣簡單，所以一九一四年的大戰曾經醞釀了多少年才實現；第二次大戰的可能性是存在著的，一般的說來，也是日益走近了的，好比人之自出生便日益走近了死亡的日期。若是毫無理由的對於隨時隨地任何事變之發生，都拿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衝突所醞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日美衝突所醞釀的日美戰爭這類前途當做現實，萬應藥一般的應用，這種革命的爛〔濫〕調，這種死板的公式，將不止一次被鐵一般的事實打得粉碎。
所以在最近時期，我們還不會看見各帝國主義因滿洲問題以至中國問題，由他們之間的矛盾衝突至於戰爭，而只會看見他們共同的並各〔個〕別的隨日本之後塵，加緊侵略奴役中國！
日本帝國主義，認為它占領錦州後，滿洲問題即入建設時期。日本在滿洲的勝利，即一切帝國主義無形瓜分中國之序幕，亦即中國殖民地化之序幕！
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對於這樣的局勢，將取如何的態度呢？
有許多痴人，曾伸長頸項盼望國民黨寧粵統一以後，會有辦法來共赴國難；現在已經統一了，新政府已經正式成立了，有了什麼辦法呢？
首先看他們的一中全會宣言有什麼辦法沒有？宣言中的辦法是：（一）召集國難會議與國民救國會議，為的是要「人民與本黨之步驟一致」；（二）「努力肅清赤匪」，壓迫工農參加生產，認為「腹心之患甚於外敵」；（三）「應用外資」實現「總理實業計劃」！這就是所謂「國難期中救亡必要之圖」！此外什麼辦法也沒有。在一中全會上，蔣派的文武代表一致反對主戰，全會默無一言。張學良撤兵，錦州失守，南京政府一概裝作不聞不見。
真正國民黨政權，已不在南京，而在蔣介石派的九省聯防，胡漢民派的西南五省聯盟及北方的馮閻聯合這一鼎足三分的勢力，這也就是他們屢次所宣布的「精誠團結」；國民黨所有的軍人，對外都一致反對主戰，這就是他們的一中全會宣言所大喊的「人民與本黨之步驟一致」和「一致對外」；然而對內他們卻準備重新屠殺與火併，這就是他們的宣言所大喊的「腹心之患甚於外敵」。
他們準備對內的屠殺與火併，即或因財政的困難而暫時延緩，至於對外，他們當中的任何派別任何個人，都不會走出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他們在野時，也會說點較左的話，罵罵張學良，並且還主張開戰：一旦在朝，馬上向右轉，至多只說上「備戰」（如馮玉祥便是一例），因為備戰與否沒有人看得見，永遠是可以空言欺騙的。
他們既不主戰，又不能再拖延下去，當然只有交涉，或者是直接交涉或者乞憐於調查團間接交涉，或者是雙方並進。總之，同樣是城下之盟！
不抵抗而交涉的結果，等於是戰敗的結果，我們是可以預見的。和東北派接近的胡適自始就主張犧牲東北，這並不是他個人的意見。陳友仁也自始就認為滿洲問題對日本須有經濟上的讓步。胡適在北平主張組織「對日讓步研究委員會」，所謂讓步，大概也和陳友仁的意見無甚出入。犬養內閣也說「不要滿洲只要條約」。這可見中國政府及一切高等華人，已和日本帝國主義心心相印了！
由中國承認袁政府二十一條的中日條約，承認段政府和蔣政府一切密約，承認熙洽、張景惠，■式毅（原文此處為■），所允許的一切讓與契約，解決三百餘件懸案，由中國把實際的滿洲送給日本，由日本把空名的滿洲交還中國，這便是犬養毅所謂「不要滿洲只要條約」。陳友仁還準備把整個的滿洲的經濟即實際的滿洲讓給日本，在政治上再承認滿洲不駐兵，所換得的條件便是日本將軍隊撤退至滿鐵區域和由中國政府得任命雙方同意的東三省長官，如此而已。日本帝國主義所要的是實際的滿洲，一時撤兵不撤兵無關重要，實際的滿洲一到手，撤兵與不撤兵都隨時依著它的需要而自由行動；撤兵至滿鐵區域，更是滑稽的事。雙方同意的長官，自然非親日派莫屬，中國政府的任命，不過是一個空名，到這時，無恥的陳友仁，無恥的國民黨，會拿已經辦到「日本撤兵」和「收回失地」來欺騙人民，來強制人民停止一切反日運動，高談中日親善！其實，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辦到所謂「日本撤兵」，所謂「收回失地」，實質上是等於割讓了滿洲！
日本帝國主義從國民黨手中取得實際的滿洲之後，其影響於整個的中國者，不只是喪失了一部分領土與主權，不只是喪失了一部分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所需的重要原料（如煤鐵木材大豆等），不只是喪失了一部分商品的市場不只是喪失了一部分移民的出路，更重要的危險是英美法等帝國主義，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之後，或遲或早的，用公開的或秘密的各種軟硬形式，經過國民黨政府這一「買辦頭」之手，取得類似日本在滿洲的權益，使中國日益殖民地化，使中國民眾日益供他們的奴役。中國由現在半殖民地地位（什麼「次殖民地」，真是胡說亂說）降為殖民地，便是亡國！那時即仍有各派國民黨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便等於是現時印度的各王公。
安心做印度王公的各派國民黨，不但現時在全國範圍內（上海，廣州，湘潭，太原，南京）屠殺反日民眾，即亡國後，他們這班小朝廷兒皇帝的黨國要人，仍然是各帝國主義壓制中國民眾的工具，和印度各王公反對印度民眾對英國的革命運動一樣。
將來受亡國痛苦的，不是國民黨要人和一般上層的紳商學者名流，而是下層的勞苦民眾，他們是不會默然讓賣國的國民黨，安然的由出賣東三省以至出賣全中國的，他們是要不斷的為愛護他們自己的國家為愛護他們自己的生存而起來奮鬥的。只有他們的奮鬥才能夠決定中國的運命，也就是決定他們自己的運命。
民眾奮鬥的方式，應該是繼續現時的反日反國民黨運動，不斷的加深與擴大，在反日反國民黨的高潮中湧現出一個和賣國的國民黨政府對抗的國民會議，這一革命的國民會議，是不能而且也不會由國民黨政府召集的，它應該是全國反日民眾代表自動集合的總機關，同時也是組織和領導全國民眾反日鬥爭的總機關；它不應該是一一四八年德國高談法律和專做決議案的法工聞克佛國民會議，它也不應該是現時印度半革命半妥協的國民大會，它應該是一七九三年法國雅谷賓黨人領導的國民會議，是組織武裝組織國家，以徹底反抗帝國主義，徹底肅清帝國主義的一切走狗總機關。它的國內擁護者，將是成千萬成萬萬的工人貧農及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民眾。它的國外同盟者，將有整個蘇聯和廣大的印度革命民眾。即這一同盟已據有東半球一半以上的土地與人民，已足與帝國主義周旋了，此外還有全世界工人和被壓迫民族的聲援，我們並不是孤立呵！
除了這樣，我們還有什麼救國即自救之道呢？
全中國的民眾們！奔赴革命，或是準備當亡國奴，此外還有什麼道路呢？
〔一九三二年〕一月六日
由反日到反國民黨
學生運動走出了「只問外交不問內政」的迷魂陣，由反日運動走到反國民黨，這本是運動發展之極自然的邏輯。
調動國家所養的百餘萬軍隊之權在國民黨政府手裡，正式徵收賦稅以供軍餉之權也在國民黨政府手裡，管理全國兵工廠之權也在國民黨政府手裡，代表國家宣戰講和之權也在國民黨政府手裡，其他一切高居人民之上的權力機關：警察，法院，監獄，也都在國民黨政府手裡；如果真要實行反日而不是說空話，必然要利用這些物質的力量才行，決不是貼貼標語和打打通電可以濟事的。
自九一八日軍侵入國境以來，國民黨政府不用它手裡的一個軍隊去抵抗日軍，而用之鎮壓反日民眾，屠殺愛國學生和「剿赤」；不用它手裡的賦稅收入儲為對日戰爭的軍餉和接濟反日的軍隊（如馬占山的軍隊），而用做開他們黨的大會，豢養鷹犬（如在上海漢口等處，除地方偵緝機關外，由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直接遍設窮治敵黨的偵探機關和豢養敵黨叛徒的機關如「蘇俄評論社」和「光明之路社」等等），以及個人的肥私與濫費（例如蔣介石購自用飛機一架花了二十八萬元）；不用它手裡的軍器武裝民眾（對上海等處的學生義勇軍不發一槍一彈），而用做擴充個人私有的軍隊（例如擴充蔣系的憲兵以牽制陳銘樞的軍隊）；不用它手裡代表國家的權力對日絕交宣戰，而用以向國聯乞憐和準備向日本訂城下之盟；不用它手裡的警察，法院，監獄，以懲辦親日賣國的官僚奸商和逃將，而用以逮捕審判拘禁愛國學生，日貨檢查員以及革命的工人與青年。
以上這些事實有如白日經天，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見，叫真心要反日救國的人民，如何能夠「只問外交不問內政」，如何能夠只做反日運動而不反對國民黨政府！
不但由反日運動走到反國民黨政府是客觀的必然，無論人們願意
不願意這樣做；並且，反國民黨運動之發展必然和反日運動之發展成為正比例。民眾反國民黨運動發展之前途，亦將與國民黨鎮壓反日運動互為因果，因為國民黨愈看透了反日運動與反國民黨運動之連環性，它愈要鎮壓反日運動，它愈鎮壓，民眾愈要反對它。
或者有人認為這兩個運動開始時雖然有它的連環性，未必長久都會連環的繼續發展下去；因為國民黨既然看清了這兩個運動的連環性，它便會自解其連環，即停止鎮壓反日運動，代以努力領導反日運動，則反國民黨運動和反日運動，還會並行的存在嗎？
這僅是形式的假定，而不是實際。國民黨不能自解這兩個運動之連環性，是受了歷史的社會的經濟的條件之限制。
今天已是二十世紀之三十年代了，國際帝國主義已壟斷了全世界的筵席，到來得太晚了的中國資產階級，已經不能夠有德意志和日本資產階級那樣的幸運，由它在推翻舊的封建統治鬥爭中，組織成它自己的武力和政權來統一國家而使之對外獨立自主，得以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由發展國民經濟。中國資產階級這樣的鴻運，最可能是太平戰爭時代，其次便是李鴻章時代，最後而已經難能是經過中日戰爭後的戊戌維新時代，其後更經過辛丑條約，它已經沒有這樣的運命了。辛丑條約是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築成了堅固的堡壘；非衝破這一堡壘，所謂「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與統一」，「國民經濟自由發展」，都是不可能的事。這一堡壘，不是某一個獨立的國家對於某一個獨立的國家之關係，簡直是國際帝國主義對於公共殖民地之關係，同時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對於宗主國之關係；所以中國民族衝破這一堡壘的鬥爭，已化為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工農民眾推翻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之一部分，即世界社會革命鬥爭之一部分，不能夠像前世紀德意志，義大利和日本的民族解放鬥爭那樣簡單。德意志、義大利和日本的民族解放鬥爭是採取了這樣的公式：反抗一二強鄰＋摧毀國內封建制度＝民族解放。中國的民族解放鬥爭要想得到勝利，必須採取下面的公式：反抗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在資本家地主壓迫下工人的農民的階級鬥爭＝民族解放。為什麼？乃因為前後的中國資產階級，它為歷史的等條件所限制，不能組成強大的力量，它根本沒有反抗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意志與能力——它自身的階級利益連繫於帝國主義而反於工農，成了代帝國主義壓制摧殘工農民眾這一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偉大力量之工具，這便是代表中國資產階級與地主利益的國民黨所以只有鎮壓反日運動而不能領導反日運動之根本原因，也就是它不能自解反日運動和反國民黨運動的連環性之根本原因。
孫中山所領導的一九一一年革命，在推翻清帝統治這一點，當然是革命的，然而整個的此次革命中，沒有一點反帝國主義運動和工農民眾解放運動，這兩大民族解放革命的主要特點，在當時的革命綱領中竟沒有一字提及，這就是那次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中之反革命性，也正是那次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
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之最初階段，國民黨為了騙取蘇聯的幫助好打擊它的政敵——北洋派，以取得中央政府的地位，不得不打出反帝國主義和扶助工農的旗幟。北伐軍在勝利的半途，國民黨即露出其本來面目，轉過槍頭來屠殺工農民眾，向帝國主義投降。它妄自以為已經不需要工農民眾的力量，不需要蘇聯的幫助，它自己已經有力量可以組織軍隊與政權；它妄自以為拿它的反赤軍隊反赤政權的資格向帝國主義納降，必能獲得若干賜予。其實，在流產式的革命中，它並未能組織成有力的軍隊與統一的政權，它一離開工農民眾，一離開革命，立刻變成一個軟弱無能的東西，它以和各派軍閥官僚妥協代替了革命的統一，以向帝國主義哀求談判代替了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其結果，它所遭遇的不是統一而是軍閥戰爭，不是帝國主義的讓步而是濟南慘案，萬寶山慘案，朝鮮華僑慘案，以至最近東北三省之占領，熱河之進攻，天津青島福建之擾害和老西開之占領。國民黨政府對於帝國主義這些不斷的暴行，照例是「不抵抗」，它所最得意的政績，是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廣州屠殺工人，在長沙屠殺農民，以至幾年以來，繼續在粵、桂、閩、湘、鄂、贛、豫、皖等省屠殺爭取土地的農民，一直到最近的滔天大水災都阻止不了它征剿農民軍，空前的日本暴行都阻止不了它在上海廣州湘潭太原南京屠殺反日的市民與學生。
國民黨為什麼這樣無恥的投降帝國主義，同時又這樣瘋狂的屠殺民眾呢？這兩件事也有其必然的連環性：一切統治者，一切上層階級特別是他們的領袖們，第一天不相信民眾，第二天就要離開民眾，第三天就要害怕民眾，第四天就會仇視民眾以至屠殺民眾；它既然離開了民眾，便不得不投降帝國主義，否則在空中一無所恃而不能生存了！投降了帝國主義，便不得不屠殺民眾，帝國主義不允許它有中立之餘地。即最歡喜找中間道路而終於不曾找著過的汪精衛，最近也承認國民黨只有因宣戰而滅亡或因講和而賣國之兩途，既窮於中間道路之發明，所以只有不宣戰而賣國了。像這班寧可賣國以救黨的人們，不用說是「民族之叛逆」；就是一班號稱參加「抗日救國」運動的中等華人，奔走呼號「寧粵統一」、「汪蔣胡團結」，也算是「准叛逆」！這班「准叛逆」所奔走呼號的，不是救中國，而是救賣國的國民黨！
這班「准叛逆」，即不痴心妄想國民黨政府對日宣戰，至少也痴心妄想它不在承認所謂五項基本原則之下和日本直接交涉。其實，這完全是「痴人說夢」！日本所謂五項基本原則，國民黨政府早已實行過了，或是在行動上答覆過了，外交形式上的承認不承認有多大關係呢？
第一項，日本確保中國領土完整。南京政府曾請求日本濟南撤兵延緩以抵制馮玉祥；湖南湖北省政府曾請求日本炮艦轟擊長沙和黃石港的「赤匪」，這不是早已承認了日本有保障中國領土之義務嗎？
第二項，取締排日排貨及排日教育。「鎮靜」和「切實保護日僑」，國民黨政府早已三令五申；最近天津及福州，都已明令禁止反日運動；上海，廣州和湘潭，都槍殺過反日民眾；上海法院懲罰過日貨檢查員；教育家竭力提倡「救國不忘讀書」，「埋頭讀書即是救國」，「科學是救國要圖」這些理論，甚至由學校通知學生家屬「如來校讀書，不准再作愛國運動」（一月十五日《申報》本埠增刊）。這不是根本剷除了排日教育嗎？
第三項，確保在中國日人居住營業旅行之自由。國民黨政府既然三令五申「切實保護日僑」，這些所謂在中國的日人之自由，都已經不成問題，並且事實上，在上海的日本人且有聚眾示威之自由；在青島的日本人且有聚眾焚毀國民黨黨部和報館及放槍示威之自由，事後，國民黨的市政府還向日本人道歉；在福州的日本人且有當學生開會時撕毀標語開槍示威之權，同時因日人水戶夫婦二人被殺（自殺或暗殺尚不可知），國民黨的省政府對於日人各項要求：（一）將肇事學生送交日領署懲辦，（二）公開謝罪，（三）取締全省反日運動，（四）撤銷反日會及一切反日機關，（五）將全市反日標語全部洗刷，（六）賠償撫恤，已如何解決，諉為「外交秘密未便發表」。而懸賞萬元購緝兇手，撫恤水戶夫婦四萬元，封禁東方新潮兩報和禁止反日運動，則是公開的事實。這不是確保日人之自由是什麼？
第四項，確認所得權利，履行條約。廢除不平等條約，本來是共黨的主張，國民黨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來，不止一次宣布遵守條約，它只主張由合法的外交程序請求修改，並不主張根本廢除；即最近否認所謂一九○五年的中日密約十六條，也只是否認該密約之存在，而不是宣布廢除，那麼一旦日本政府證明其存在（如電通社十五日東京電日外務省所發表），國民黨政府怎麼辦呢？不用說是確認日本所得權利了。
第五項，保證南滿鐵路之安固。國民黨政府並沒有膽量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則一九○五年的十六條和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都繼續有效，這不是充分保證了南滿鐵路之安固嗎？
所以，除了一班「准叛逆」以外，革命的民眾都早已認識國民黨政府根本是賣國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國。即令它一時還不肯在外交形式上承認日本的五項基本原則，也只是一時遮掩這個事實，並不能改變這個事實。
所以，我再重複說一句，由反日運動走到反國民黨，這本是運動發展之極自然的邏輯。
一月十七日
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
我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用了列寧《兩個策略》第一章的標題，當時他所指的「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是什麼呢，就是他在第一章開端所說的一段如下：
「我們目前所處的革命時期有一個問題就是召集國民大會的問題。這問題應怎樣解決，意見極不一致，現在正形成三種政治傾向，即：
「（一）沙皇政府承認有召集國民大會之必要，但極不願意這個大會成為一個全民的立憲大會，若按報紙所載關於「蒲力根委員會」的消息，似乎沙皇政府所同意的會議，是在選舉的時候不准宣傳自由，選舉的資格必須以財產之多寡，教育程度之高低，或以狹隘的階級制為標準。
「（二）革命的無產階級既受社會民主派的指揮，則要求全部政權交國民立憲大會；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僅要達到普通選舉權亦不僅要達到宣傳之完全自由，而且要從速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臨時革命的政府。
「（三）自由資產階級，拿『立憲民主黨』的首領作工具以表示自己的願望，不要推翻沙皇政府，不主張臨時政府的口號，至於怎樣保證選舉完全自由正確，怎樣保證代表大會使之成為真正全民的代表大會，使之成為真正立憲的代表大會，這些問題的實際辦法，是自由資產階級所不主張的。實際上，自由資產階級是現在『解放派』唯一的社會力量，它只想使沙皇與革命民眾間之政權問題，儘可能的和平解決；同時，這種和平解決的結果，要使資產階級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多，而革命的民眾（無產階級與農民）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少。」
列寧在分析這三種政治傾向之後，就表示多數派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是：
「現在不同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已是一新時期，即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開始發展的時期，我們處這樣時期的俄國，自然不能『仍舊貫』，『食古不化』了。
「已經開始的俄國革命，已造成一新局，這新局面就是絕大多數的民眾表示絕對不能與沙皇政府相容……民眾若已經表示與現政府不能相容，且覺悟到有建設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則以推翻現政府為目的的黨就應當想想，拿什麼政府來代替舊政府。
「要建立一『真能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僅只叫這代表大會為立憲大會還不夠，亦必使這大會有權與力來『立憲』，決議案因覺悟到這點，故不盡限於『立憲大會』之形式上的口號而且加以實際的條件，使這個大會真能執行自己的責任。這種條件的指示，使口頭上的立憲大會，能成事實上的立憲大會是必要的；因為自由資產階級（如君主立憲黨）總是有意的曲解『全民立憲大會』的口號，使這口號成為口頭的空話。
「『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對於推翻沙皇政府的問題，總是不顯明的提出來；在這時候，我們應當把這問題看作是目前第一個重要的問題」。
同時，他批評少數派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是：
「孟雪維克派和新火星派的臨時大會，犯了與自由派和解放派常犯的錯誤。解放派常在口頭上說些關於『立憲』大會的話，同時無廉恥的閉住眼睛，不看見力與權是把持在沙皇的手裡，忘卻了要『立憲』便要有實力來立的問題。……臨時大會忘卻了，政權一日在沙皇之手，任何代表的任何決議都好，都會與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時歷史上有名的佛蘭克府國會的『決議』一樣，只是成為一種可憐的具文……馬克思在其《新萊茵報》中曾用極激烈的諷辭怒罵佛蘭克府的自由主義的『解放派』，說他們只在口頭上說了些好聽的話語，採取了民主主義的各種『決議』，『規定了』各種自由，但在事實上卻把政權放在國王的手裡，自己沒有組織武裝實力以與受國王統治的軍隊力量戰鬥。佛蘭克府的解放派還在唱空調時，國王已得了空間的時間，鞏固了自己的軍事力量，反革命乃得憑藉實際力量把民主派及其一切好看的『決議』打得粉碎。
「臨時大會派向我們提議，把今後的革命好好的分成階段：（一）沙皇召集代表機關；（二）這個代表機關在民眾威迫之下，『決定』組織立憲大會；（三）……關於第三階段，孟雪維克派還未能商量定妥。
「關於臨時革命政府和共和政體的問題，從未在決議案中找得機會說一說。
「把代表機關的『決議』叫作『革命對沙皇制度之徹底勝利』。
「臨時大會在策略上所提的口號，與『立憲民主政黨』即要求君主政體的資產階級政黨所提出的口號相符合……你們實際上就變為解放派的尾巴了。」
我徵引這許多話，並不是說當時俄國的歷史條件和目前的中國完全相同，也不是說我們現在可以採用當時俄國多數派所提的同樣口號：臨時革命政府與共和政體；因為中國已經過了兩次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是說目前的中國和當時的俄國局勢有某些類似的重要點即列寧所謂「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開始發展」，今天中國的多數派，在今天的國民會議鬥爭中，對於統治階級，應該採取當時俄國多數派同樣的態度。
一九○四一○五年的日俄戰爭，已動搖了沙皇統治的威信，並且因為戰敗後市場之縮小，財政之紊亂和人民購買力之降低，若不迅速清除發展資本主義的障礙，俄國大工業已不能繼續生存，沙皇的專制政府若不加以資本主義的輔助，也已經不能支持下去。所以，政府以前極力反對召集的那相信限制沙皇威權對於地主資本家是不利的鄉紳會議，也不得不於一九○四年十一月召集了；以前有人一開口提起憲法便算是政治犯，在十二月的政府官報上，還禁止在公眾大會上提起憲法的問題，一九○五年正月九日（有名的「流血星期日」）沙皇用屠殺請願工人的手段，打碎了它在群眾中特別是在工人群眾中最後的信仰。從此正月、二月、三月，這三個月中，工人的罷工運動和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知識界各種自由職業團體的活動，風起雲湧的擾亂了沙皇專制制度的秩序，沙皇政府眼見不能同時敵對兩種勢力（工人與資產階級），於是羈麋資產階級以專力對付工人之召集國民會議的政策，遂在俄國史上破天荒的應運而生了；同時資產階級的政黨把憲法問題提到議事日程，已經不算是「放肆」而算是「穩健」了；並且在激進的群眾中還喊出了「打倒沙皇專制政府」和「共和國」的口號。
列寧的《兩個策略》是作於一九○五年七月，他認為那時是「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開始發展的時期」；認為「大多數的民眾表示絕對不能與沙皇政府相容」；主張「要推翻沙皇政府」；主張「要求全部政權交國民立憲大會」；大概不能算是犯了「史大林派」的盲動主義吧！
現在中國是怎樣的局勢呢？
國民黨政府在工人群眾中的信仰，早已在一九二七年上海的「四一二」屠殺中打破了；在農民中的信仰，早已在長沙馬日事變及其後這幾年粵湘鄂贛等省的「剿赤」戰爭中以至去年大水災中打破了；剩下來的學生群眾，亦在最近南京的「一二一七」血案中，對國民黨政府的信仰更是掃除得乾乾淨淨。國民黨內部的連年戰爭，不但與民眾的利益絕對不能相容，並妨礙了資產階級的經濟發展，同時就是更加掘潰了它自己的政權統一之基礎；因此，所謂「黨治」、「訓政」、「黨外無黨」、「黨內無派」，這些國民黨的信條，不獨各階級的人民不相信，即他們自己也喪失了自信心。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國民黨政府雖然不曾戰敗，它的不戰而屈服於日本，在人民面前所喪失的威信，比俄皇政府被日打敗還厲害幾倍。它在寧粵統一後反而陷首都於無政府狀態的今天，就是國民黨要人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現已至非常危險時期，汪胡蔣如不來京，一切對內對外問題均無法應付。」（居正）「中央政府成立已十數日，迄今無聲無臭，無以對國民……看現在情形，似乎已成革命（？）的退潮，漸至水盡山窮……聽其沉頓下去，即將無聲無息的完了。」（陳銘樞）「國事危急至此，實為本黨能否負起救國責任最後一次之試驗，科入京兩旬，以中樞空虛，秉承無自，外交內政諸大計均無從進行，前次以全黨團結救國宣示國人者，今竟無以答國人矣。」（孫科）「尤不忍見先君，艱難締造之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竟日就於破碎支離不可收拾之險象。」（孫科）
全國學生的反日運動已走到反國民〔黨〕運動，自南京的中央黨部以至上海的市黨部，北平的市黨部，山西的省黨部，陝西的省黨部，浙江的省黨部，汕頭的市黨部，江陰的縣黨部，都被學生群眾搗亂了，致陳公博主張要把黨部秘密起來。在北平示威團中，在追悼「一二一七」被殺學生遊行示威中，都喊出「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有些激進青年的報紙（例如《上海日報》）已提出「民眾政權」和「革命民眾組織自己的政府」等口號。
上海各大報，除國民黨的《民國日報》和《時事新報》外，一向是等於半官報的新、申、時三報，也不完全站在政府方面；至於無數的小日報和旬刊周刊，無不一致公開的攻擊國民黨之只顧關內爭奪權位而不向外抵抗日本，國民黨所奉為「國母」的宋慶齡，更是公開的發表宣言，直認國民黨寧粵兩方，皆依賴軍閥，謅媚帝國主義，背叛民眾，同為革命之罪人；並且直認「黨不能救國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顧惜」，國民黨主張它一黨專政，對政治卻無辦法，特別是對日問題；它如果自認無辦法，便應該將政權還歸人民；這已經是普遍的聲音。
國民黨的統治確是難以支持下去了；中間分子的勢力雖然還未傾向無產階級的政黨，而對於國民黨的依賴確已大大的動搖了。目前所缺欠的正是工人鬥爭的進展，但是我們當然不能附和史大林派閉著眼睛說些不能欺人只是自欺的大話，說中國工人鬥爭已經如何如何的高漲；然而據各國革命史的先例來判斷，也不能否定在全國民族民主運動繼續發展中，工人鬥爭會在最近期內緩慢的或突然的高漲起來。我們應該承認，中國的民族民主運動，正在開始而不是終結，並且距終結還很遠，即令中途有暫時的頓挫，如俄國一九○五年夏天一樣；因為國內國外的條件，除了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奮起而復歸於決定的慘敗，國民黨資產階級決不能得到重新穩定的機會。
我們還應該承認，南方農民爭取土地和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在國民黨的內部戰爭中，特別是在最後一次蔣閻馮戰爭中，大規模的發展起來，已經不僅是過去大革命之餘波，我們固然不能附和史大林派不待和城市工人鬥爭之匯合，拿孤立的農民武裝隊（紅軍）作攻打大城市（如武漢）的冒險企圖；同時，也不能否認南方的武裝農民已經是威脅國民黨政府而為它所不能消滅的勢力，並且還未繼續削弱它的軍事勢力，如最近孫連仲二萬餘軍隊之歸附「紅軍」，在北方開始發展的反日義勇軍將又會形成包含多量農民的一種新軍隊。這些都是一九○五年的俄國所沒有的，都會幫助中國工人革命得到比俄國一九○五年較有利的環境。
我們也應該承認，我們的黨，固然還是很弱，而比之一九○五年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各有其長所與短所：中國黨過去在群眾中是有威權的，而其歷年錯誤的政策則為群眾所失望，俄國的黨則恰正相反；至於分裂的缺點則彼此相同，在政治水平上，中國黨自較俄國的黨為低，而在農民和軍事勢力方面則較強。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很有理由可以說，我們目前所處的時期已是一新時期，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已開始發展的時期，這一■（原文此處為■）時期就是大多數民眾表示不能與國民黨政府相容。民眾若已經表示與現政府不能相容，且覺悟到有建設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則以推翻現政府為目的的黨就應當想想拿什麼政府來代替現政府，而不應當企圖使國民黨與革命民眾間之政權問題僅可能的和平解決。因此我們左派反對派應當覺悟到不僅限於「國民會議」之形式的口號，不僅予以民主任務（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民族獨立等）的內容，而要加以實際的條件，使這個會議真能執行它自己的責任，即真能解決民主任務而不是一句空話。這種實際條件即要求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這才是我們的「全權的國民會議」這一口號之真實意義。
國民黨政府（無論是某幾派合作或蔣介石復辟）所能召集的國民會議，為要維持它的一黨專政，必然儘可能的限制選舉資格和宣傳自由。
派別資產階級的政團（例如正在開始形成的「憲政促進會」他的領袖是孫洪伊、張耀曾、褚輔成、羅家衡等四國會人物）他們並不要求推翻國民黨政府，也不要求真正全體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由宣傳完全自由和選舉完全自由而產生，他們只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他們希求恢復從前的國會，政權還是國民黨的，他們只希望國民黨覺悟，容許他們以人民代表名義參加政權而已。此外如第三黨他們也贊成普遍選舉和宣傳自由，但他們未曾實際計及，如果政權仍在國民黨手裡，即令在他們所認為國民黨最左派的手裡，將怎樣保證選舉和宣傳之完全自由，怎樣保證國民會議能以成為真正民眾的代表大會並有全權解決民主任務。在國民黨政權之下召集的國民會議，只有資產階級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多，而革命的民眾（工人與貧農）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少或一無所得。
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對於國民會議的意見，則不僅要達到普遍選舉，不僅要達到宣傳之完全自由，而且要從速推翻國民黨政府，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實現「革命的民眾政權」。
「革命的民眾政權」是什麼？史大林派當然認為應該是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我們則認為應該是領導貧農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革命發展到一定程度，我們便向群眾解釋：只有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才真正是「革命的民眾政權」。
在這個問題上，有些同志認為革命的民眾政權不能表現政權的階級性，應該徑稱「無產階級專政」。同時，他們又認為目前還未到發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口號的時期；因此遂認為目前在宣傳鼓動上不應該涉及政權問題；又因為目前沒有代替國民黨政權的適當口號，遂認為不應該喊出「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
「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政權問題」，可是為免得對於這一問題的概念之混亂，無出路，我以為須認明這個問題之提出應分別三種場合：（一）規定在黨的綱領上，（二）群眾中的宣傳鼓動，（三）由黨實際組織武裝暴動奪取政權。（一）是不成問題，（二）目前當然不是時期，（三）則當然是必要的。特別是在目前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開始發展的新時期，我們若是「仍舊貫」、「食古不化」，在群眾中對國民會議的口號不加以革命的解釋；不領導群眾為自己所要的國民會議而鬥爭；不以推翻國民黨政府奪取政權的路線指導群眾；不告訴群眾：政權握在國民黨之手，任何國民會議都不能解決民主任務；則我們左派反對派所提出的「國民會議」口號，將真如列寧所罵「與立憲民主黨所提的口號相符合，實際上就變為解放派的尾巴了」！
並且，目前的實際政治生活已使群眾自發的喊出「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我們還是像一九二七年一樣，跟在群眾後面制止他們「過火」呢，還是學國民黨要人的口吻責備他們「行動越軌」！？
或者有人認為俄國的一九○五年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不能和現在的中國相提並論。列寧在一九○五年主張「全部政權交國民立憲大會」，為的是實現共和政體，我們的第三次革命，應該走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道路，應該主張「全部政權交蘇維埃」，說這樣話的人，會有好幾種意見：一種是認為列寧估量一九○五年的革命只有資產階級政權的前途，這當然沒有了解列寧並不曾簡單的認為只有資產階級政權的前途。他曾提出「工農專政」的口號充實共和政體，他又曾解釋「工農專致」「有其過去與將來兩方面的」；至於托洛斯基和列寧意見之不同，則不必要在這裡纏夾著討論。
又一種是認為只有在資產階級革命，實現資產階級統治的共和政體的條件之下，才能主張「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那麼在革命運動已開始發展國民黨政權已開始動搖的今天，以至更發展更動搖的明天，同時中心城市的蘇維埃還沒有，組織暴動奪取政權實現第三次革命的條件還未成熟，我們以推翻現政府為目的的黨，是否應該而且可以在群眾中宣傳鼓動推翻國民黨政府呢？如何答覆群眾提出推翻國民黨政權後拿什麼代替的問題呢？如果群眾問我們，在國民黨政權之下召集的國民會議可以解決民主任務，還是在民眾政權之下召集的國民會議可以解決民主任務，我們又如何回答呢？如果回答說：解決民主任務是將來第三次革命全部政權歸到蘇維埃時的事，現在的國民會議運動，只是在資產階級政權之下做做要求憲法自由的和平運動。這樣的國民會議，至多只能做些向政府要求解決民主任務的決議案，而沒有權與力能夠執行自己的決議。像這樣的對於托同志所云「革命民主要求」和「解決國家最要問題」的國民會議口號，加非革命的解釋，正是把我們自己總的政治口號降低到自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水平線■（原文此處為■，下同）■■革命運動已開始發展中的急進的群眾向後退，而不是用自己總的政治口號把一般群眾提高到革命的水平線。如此，則黨內黨外許多革命分子指摘我們反對派的國民會議口號是落後的，便不能算是全無理由了。
或者又有一種意思，就是說，我們已經不是要求實現共和政體，而是要求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與其創造一個爭取政權的國民會議，不如創造一個爭取政權的蘇維埃；更直率些說，就是我們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共產黨，不需要什麼「國民會議」的口號，至少在革命鬥爭已開始發展的現在便不需要它了。這一意見表面上似乎是正確的，而實際上並不完全正確。我們認為蘇維埃和國民會議並不是兩個絕對不能相容的東西，我們應該為創造我們的國民會議而鬥爭，當然還應該為創造我們的蘇維埃而鬥爭，只有在兩個鬥爭過程中，看那一個真是我們的，我們才發出全部政權交那一個的口號，實現我們的「十月」。可是創造蘇維埃——工業中心城市和政治中心城市的蘇維埃，尚需一個時期，國民會議運動卻迫在眼前了。並且即在將來的發展上，國民會議運動更富有全國性的作用之實際可能，如果我們機械的把蘇維埃和國民會議對立起來，把後者加以非革命的解釋，認定它只能實現資產階級統治的共和政體，那就是認為托同志所云：「在這（全權的國民會議）口號之下，共產黨前鋒隊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圍團結起工人，被壓迫的城市平民以及幾萬萬貧農等廣大群眾，以為反對國內外壓迫者的暴動。」「無產階級在民主口號之下（土地、國民會議及其他）團結貧農於自己周圍並拿聯合的進攻推翻了資產階級的軍事專政，那麼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時候，就必須召集國民會議」，「蘇維埃政制將受國民會議正式通過」，這些前途都是不會有的了。
此外還有一種意見，就是認為在現有的蘇區以外，固然可以採用國民會議的口號，蘇區內則用不著，因為那裡已經有蘇維埃政權。這也不很正確，即令農村中已經有了蘇維埃政權，而畢竟只是農村蘇維埃政權，而不是統治城市階級的政權，尤其不是全國性的，沒有城市階級（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之領導，農民的游擊隊不能擔負大規模的集中的戰術行動，以建立全國性的政府，現在顯然還沒有工業和政治中心城市的蘇維埃可以號召全國，如何能拿現時的農村蘇維埃來代替國民會議之全國性的作用。並且據托同志的估計，即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府實現之後，召集國民會議還是必須的。現時農民運動中雖然掛上了蘇維埃的招牌，而在農民意識中模糊的蘇維埃口號，和我們所要創造的蘇維埃還並不是一個東西，他們所真能了解的東西，蘇維埃遠不及國民會議，尤其是蘇區以外農民，現有的蘇區是不應該劃疆自足的。為什麼不可以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以擴大現在散漫性地方性省份性的鬥爭而成為全國規模的鬥爭呢？或者有人以為蘇區內如果採用國民會議的口號，將給富農及商人活動的機會，如果農村工人、僱農及貧民把權力拿在自己手裡，是不必過於害怕富農和商人能有多大活動的；否則像現在的蘇區中，富農和商人還不是有很多危險性的活動嗎？
最後，還有兩點必須說明一下。我所反對的對於「國民會議」口號，加以非革命的解釋，乃是專指我們所要創造的「國民會議」即我們總的政治口號而言，當然不是指國民黨資產階級所召集的任何「國民會議」（許多人攻擊我們左派反對派提出「國民會議」口號，特別是在革命運動開始發展的今天；他們的誤解，都是由於資產階級所召集的「國民會議」為標準，甚至以去年五月蔣介石所召集的「國民會議」為標準，這一層大家必須要弄清楚。托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曾說過：「組織國民會議，不經過蔣介石而經過工農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這才是莊重的正確方法。」如果我們所提出的總的政治口號，我們自己對它加以非革命的解釋，即是以資產階級所能召集的「國民會議」為標準，而不敢侵犯資產階級的政權，則我們便是資產階級的左派反對派，而不是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了，這還怪別人攻擊嗎？）；同時也不能據此作為在沒有革命運動時期拒絕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民會議」之理由，因為只有在群眾正在奔赴革命走近武裝暴動時，拒絕參加行將崩潰的統治階級所召集的「國民會議」（如俄國多數派拒絕參加第一次國會），才是正確的政策。
總之，參加統治階級的國民會議和革命階級所創造自己所要的「國民會議」，是兩個問題而不是一個問題。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
討 論 欄
——原則問題的爭辯向黨內公開
我們當中關於原則上和策略上的討論以至爭辯，不但應該向黨內公開，並且應該公諸黨外的無產階級群眾以至一般的革命群眾，讓他們能夠真實的了解和正確的選擇，因此我們決定今後把討論重要問題的文件，不在《校內生活》上發表，在本刊上特辟一欄以容納之。史大林派往往摭拾我們當中一些不同意見而加以誇大，視為破壞左派反對派的一種機會。其實左派反對派絲毫也不怕這樣的破壞，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說明了史大林派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列寧同志在世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自始至終黨內都有不同意見，每次重要的不同意見之爭辯，都是向群眾公開的，從來不曾隱諱過，黨員及群眾的政治鬥爭，就是這樣提高了，黨也就是這樣強大了。到了史大林的領導才發明了嚴守秘密、封鎖加懲罰的制度代替了公開的爭辯。這樣的制度只能造成加特力教式謨罕■（原文此處為■，下同）■式個人專制的派別，而不能造成群眾的布爾什維克黨。這正是我們左派反對派和史大林派爭辯的問題之一，也就是他們不敢容留我們在黨內的原因之一。
我們要怎樣的民主政治？
汪精衛曾於去年十一月七日對上海各大學代表說：「我們一定要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實現。」現在，今年四月二日《申報》記者也主張「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實現」，在過去現在以至將來，他們能否實行「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實現」，這是另一問題，而在怎樣實現民主政治的方法這一點上，我們完全贊成他們的主張：「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實現。」現在所必須討論的是「要怎樣的民主政治」這一問題。
汪精衛所要的民主政治，即是他所解釋的「以均權求共治」。究竟誰與誰「均」，誰與誰「共」，汪精衛已在事實上答覆了這一問題。廣東的陳濟棠不與他「均」，不與他「共」，使他奮然跑到南京去與蔣介石「均」，求與蔣介石「共」，蔣介石恢復了事實上海陸空軍總司令的地位，汪精衛也榮任了行政院院長。蔣派仍舊盤據了中央政府的陸財兩部，汪派也分得了實鐵兩部，湖北、安徽兩個省政府的主席仍舊屬於蔣派，汪派也分得了幾個省委，這雖然算不得是「三一三十一，逢三進一」，而比之在陳濟棠所統治的廣東，汪派已經是揚眉吐氣了。他們所準備召集的什麼「國民代表會」，盡人皆知只是國民黨政府的諮議機關。這樣的民主政治，不但不是我們所要的民主政治，誰也知道即和歐美資產階級現行的民主政治還相去很遠。歐美號稱民主政治的國家，畢竟形式上總有一個普選的人民代表機關，畢竟表面上總有相當的集會結社（政黨包括在內）出版言論信仰之自由，他畢竟比中世紀的政制有了高度發展。
同時，代表各上層階級的其他政治集團，如國民黨內胡漢民、孫科派，如國民黨外的國家主義派，安福系、舊直系，以江浙地方黨為中堅的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派，他們眼見蔣汪兩派這樣的均權共治而輪不到他們自己，於是也提出「民主政治」的口號，求與蔣汪「均」，求與蔣汪「共」。胡孫之對付蔣汪，主要方法是訴諸軍事陰謀（如東南自衛軍之類），其他各派則訴諸國難會議的爭持，胡漢民對於黨治訓政制度還沒有明確的表示，他為了拉攏各派，已表示「各黨（保皇黨及共產黨除外）並存」的意見，此外他並沒有比蔣汪更「民主」的主張。包括上述國家主義派之上海，北方及廣東三方面的國難會議會員，有他們共同的要求：（一）結束黨治，制定民主主義憲法，實行憲政；（二）不分黨派，組織國難政府；（三）在國難會議前宣布「各黨並存」（他們有時聲明是「與黨並存」，當然革命的政治是除外的），他們現時可總稱為「國難會議派」。此派的民主政治，是希圖恢復以前的國會制度（汪精衛譏為「欲返民國十二年以前有名無實之憲政」），建立國難政府，他們與國民黨均權共治，得到比顧維鈞、羅文干較體面的地位；他們不敢也不願提出普選的會議和任何黨派之政治上的自由。這樣的民主政治，即和歐美資產階級國家現行的民主政治也還相去很遠。
民主政治之本義是說國家的政治由大多數人民管理，不但乾脆的少數人均權共治不是民主政治，即在歐美資產階級國家，雖然表面上有了相當的集會結社出版言論信仰之自由，雖然形式上有了普選的人民代表的議會，雖然比之中世紀的政制有了高度發展，也仍然是不徹底的虛偽的民主政治。為資本主義狹窄框子所限制的民主政治，實際上只能是利於富有階級少數人的民主政治。
《申報》記者（我們並不能認為他真是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意見）說：「我們所要求的民主政治，不是『均權』的民主，不是『黨』的民主，也不是現在西歐的『偽』民主，因為那些根本都是虛偽的，是欺騙大多數人民的一種更巧妙的說謊。我們所要求的是『真』的民主政治，是以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民主政治。」他又說：「我們認為大多數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社會的主人，主人應該有處理自己的事情的絕對權力。假如政治而為少數人獨裁，處於主人地位的大多數人民反不能過問政治，甚至生存的自由都為彼輩所操持，人民不得不走上『以血去求民主政府之產出』的路上去。」
離開了實際的政治組織和由那些人來掌握國家的權力這樣一針見血的問題，什麼「以大多數人民為基礎」，什麼「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類話都空洞而無實際意義。從孫中山到蔣介石都自認國民黨的政權是以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都承認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只以這個基礎，這個主人是阿斗，國民黨不得不盡訓政的義務；即袁世凱也承認主權在民，只以人民程度不夠，他不得不盡行使政權的義務。大多數人民是些什麼人，怎樣他們才能夠有處理自己的事情的絕對權力，何以西歐各國是「偽」民主，怎樣才是「真」的民主政治，對於這些問題，這位記者都陳義含糊，沒有一點明白的說明，或者是有意含糊？（這樣的含糊還不免觸動了汪精衛的盛怒，電責史量才。）
由大多數人民管理國政是民主政治之本義，而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一切國家權利機關，都掌握在代表極少數人資產階級的政府手裡，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工農勞苦人民，選舉若干代表到議會裡，有多少直接管理國權的作用？
選舉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占全國人口最少數的資產階級，它有廣大金錢做選舉運動費，如宣傳費，廣告費，甚至賄買投票，它有優越地位如企業主或明或暗的強迫被雇者之投票，它還有它的政府用官權監督干涉選舉，如此則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能有多少選舉自由？
集會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除了資產階級的政府藉故干涉外，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有多少閒裕時間能夠像有閒階級自由集會？又有多少公私建築供他們自由集會？
出版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最好的印刷機器，巨量的紙和油墨，都在資本家手中，偉大設備的日報和雜誌也在資本家手中，即令它不直接用法律干涉言論，它廣有金錢可用經濟壓迫操縱著作家，雇御用的學者做它的喉舌，所謂出版自由，乃資本家收買新聞紙和製造所謂輿論之自由，對於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只是寫在憲法上的一句好聽的空話而已。
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被榨取被統治於少數榨取階級的社會中，在被榨取者起來推翻榨取者之統治解除資本的桎梏以前，任何民主政治的國家，即歐洲和美洲最進步的共和國，所謂大多數人民的自由，所謂民主政治，都不過是遮掩資產階級少數人專政之一種民主主義的形式，以別於赤裸裸的軍事專政而已。西歐各國「偽」民主之真相即在於此。
落後的中國資產階級，在城市，它的運命完全握〔在〕外國帝國主義的掌中：幼稚的工業雖然因企圖對外競爭有時向左盤旋，而其渴望外資，終於決定了它向左盤旋的程度；至於還有巨大勢力的商業和高利貸資本，更不得不仰鼻息於數十萬萬元在華外國銀行資本和託命於外貨輸入原料輸出，民族鬥爭無論是排貨或戰爭，對於他們簡直都是致命的打擊。在鄉村，中國已無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封建地主階級，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已無直接衝突（如土地買賣和僱傭勞工之自由），而有共同利害（如城市資本家土地化：購買土地，抵押土地；私有財產權之擁護等）。所以，中國的資產階級自始即不需要拿民主旗幟，激起大多數人民來幫助它向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地主階級鬥爭，它並不敢輕於採用西歐各國的「偽」民主即民主政治的形式統治中國，因為它恐怕弄假成真，恐怕因此激起被它榨取被它統治和它站在敵對地位的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侵犯到它的利益，它終於要依賴軍人勢力，用槍尖鎮壓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以維持它及它的國內外同盟者（帝國主義及地主）對於中國大多數人民之榨取與統治。所以，資產階級的在野派，尤其是手中沒有多少槍桿的派別，往往拚命冒險提出空洞的民主政治口號，做他們向在朝派要求均權共治的武器（如過去的汪精衛、李烈鈞等和現在的國難會議派）一旦在朝，連他們的民主政治都石沉大海了。
中國的資產階級因為太落後了，不但害怕「真」的民主政治，並且害怕像歐美各國的「偽」民主即形式的民主。它害怕民主主義，不減於害怕社會主義，或者更甚些，因為前者比後者更現實些。
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學生，第三黨，他們的利益不像大資產階級牢系在帝國主義腳下，他們有傾向歐美的「偽」民主即民主政治形式之可能。他們在幫助大資產階級打敗了無產階級（一九二七年）之後，受了大資產階級的欺騙，未得到任何利益，而且深受著軍事專政的壓迫，於是又開始左傾，感覺到民主政治的形式是有利於他們向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要求之旗幟，企圖組成反對現政府之各種各樣的政治集團，以向大資產階級爭取他們的利益。現時，他們雖然還未能組成獨立的政治集團（第三黨還自稱是「國民黨革命行動委員會」），而已在醞釀和開始萌芽。他們會提出普選的「議會制度」之要求，他們當中（如第三黨）已有普選的國民會議口號；他們的「偽」民主，較之大資產階級各派的「均權共治」，固然進了一步，可是他們替大資產階級欺騙民眾的面貌也進了一步，他們為了欺騙民眾，不但會提出形式的民主口號，有時還會高喊幾聲社會主義。一到民眾鬥爭激烈化的時候，這般中間地位的分子（嚴格說，本是資產階級之一部分），其中最下層在經濟上瀕於破產者，固然一部分在政治上有可能走向無產方面，而其上層或仍舊拋棄其「偽」民主，乾脆的投降於大資產階級的軍事專政，而擁抱著大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在過去一九二七年革命中就是這樣）；或者用他們的名義拿出「偽」民主的面具，來欺騙群眾，替大資產階級維持垂死的運命（如一九一七年俄國克倫斯基政府和一九一八年德國愛爾白政府）。
忠實於所謂「適合大多數人民之利益之民主政治」運動者，只有工人貧農一切勞苦大眾。他們自身即是全國人民之大多數，他為實現徹底的民主政治而鬥爭，即是為他們自身的解放而鬥爭。《申報》記者提出「建立適合大多數人民之利益之民主政治」的主張（四月十二日《申報》時評），而未說及由什麼人來建立這樣的民主政治，若認為榨取階級的少數人可以建立適合被榨取者（工人貧農一切勞苦人民）大多數人民之利益的民主政治，這不是欺騙便是幻想。
在國內外惡勢力雙重壓迫之下的工人貧農一切勞苦大眾，他們對於實現民主政治的要求，比任何人都迫切。他們毫不猶豫的要努力於實現民主政治形式（直接普選的國民會議或國民立憲大會）的鬥爭，而且要為充實其內容而鬥爭，即是實現選舉和宣傳之實際自由，以及排除國內外一切惡勢力相結托的壓迫與榨取，主要的是推翻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海關、銀行、工廠、礦山、交通機關、商業機關等經濟命脈之控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徹底解決土地問題，以開闢整個的中國經濟自由發展的道路，以挽救大多數人民破產，失業，飢餓，自殺和墮落的悲慘運命。這就是我們所要的民主政治——「真」的民主政治。
「真」的民主政治和「偽」的民主政治之區別乃在：前者是利於被榨取者大多數人的民主政治，後者是利於榨取者極少數人的民主政治。前者比後者，顯然有新的高度發展；而和中國資產階級各派「均權政治」的民主，更無共同之點。
「真」的民主政治，決不是和平方法可以實現的，只有工人貧農一切勞苦大眾以血來推翻整個的榨取階級，實現立法權力和執行權力合一化的蘇維埃政制，才能夠表現出來。這樣的民主政治，是民主主義在歷史上發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階段，也是一切政制在歷史上發展到今天的最高最後形式。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共產主義者，本是最忠誠最徹底的民主主義者。如果有人拿歐美現行的「偽」民主即形式的民主做標準，來根本鄙棄民主主義和民主政治，這是沒有理由的。「德謨克拉西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的解放爭鬥中是有極偉大意義的，但是德謨克拉西卻決不是一個不可超越的界限，它只是從封建到資本主義，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進化過程中的階段之一。」（列寧《國家與革命》漢譯文一六六頁）
論國民會議口號
民主主義制度，遠在氏族社會即發生了，其精義即大眾管理大眾的事，那時國家制度還未發生，酋長和軍事首領的權力都很有限，一切決定於「民會」（希臘的agora，羅馬的Comitiacuriata）。所以後來資產階級，無論在歐洲或亞洲，都一致或多或少或久或暫的拿民主主義做他們反對君主或貴族專制的旗幟。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曾宣布：「民主主義的形態，在幾千年的經過中，自古代發生萌芽，其後每次由一階級交代到另一階級，都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改變。」「在古代希臘共和國，在中世紀的諸都市，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民主主義都有不同的形態和不同的程度。」「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比較中世紀，不用說是高度發展的制度，但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不可避免的要求從根本改變。」我們可以在這些說話中得到兩個結論：一是民主主義的思想，由古代社會傳到階級社會，它也和別的事物一樣，要受階級的影響，而不能成為超階級的怪物；一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在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面前，它是狹小的，而比之中世紀制度，則是高度發展的，是進步的。所以，列寧有理由可以說：「民主主義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的解放鬥爭中是有極偉大意義的。」「在工人階級奪取整個政權的鬥爭還未成為當面問題以前，我們必須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形式。」「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前幾個星期，甚至在這個勝利之後，參加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議會這件事，不僅不妨害革命的無產階級，而且幫助無產階級了。」所以托洛茨基有理由可以說：「在一定的時期，民主主義口號不僅是幻想和欺騙，而且是歷史的動力。」所以，我們也有理由可以說：我們反對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只有當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的統治之下，拾起來他們已經破產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的）來非難無產階級專政，來企圖恢復資產階級政權的時候（正如列寧寫《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那本小冊子的時候）；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之下，特別是在反革命反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軍事專政的統治之下，如果有人反對或鄙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如于右任）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這不是反對資產階級而是幫助資產階級更兇橫的更揭開假面的迫害無產階級。
國民會議或國民立憲會議，是形式的民主主義即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之政治的表現。在反革命反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國民黨取得了政權而資產階級民主任務並未完成的中國，這裡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任務，今後只有由無產階級來完成了。中國無產階級為了這一目的，提出最徹底民主主義的國民會議做總的政治口號，在實現這一口號的鬥爭中，動搖、推翻資產階級，由無產階級專政政權，來徹底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這應該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之整個的戰略。
這一戰略，在無政府黨人當然不能贊成，他們根本對於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制之態度，和馬克思主義者已爭論了半世紀以上。如今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是半巴枯寧主義者）的史大林派，也居然非難這一戰略，他們把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政權，當做是永遠不可分離的一個東西，於是他們一般的罵提出國民會議（即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議會）口號的人都是擁護資產階級擁護國民黨政權的人；其實，恰恰相反，反革命的國民黨資產階級的軍閥政府，即對於他們自己階級的民主主義也害怕得了不得，無產階級對於民主的國民會議鬥爭愈徹底愈堅決，小資產階級的群眾愈團結於無產階級的周圍，資產階級專政愈加動搖。他們認為直接普選不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實際上只能夠是地主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的裝飾」，愈走到東方愈卑賤的資產階級，並且還有地主，都竟能夠拿「直接普選不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做他們專政的「裝飾」嗎？史大林派現在對於中國的地主和資產階級還有這樣的幻想，這和他們從前幻想國民黨可以領導中國的國民革命，幻想汪精衛可以做土地革命的領袖，其荒謬的程度相差幾許呢？他們認為並且說是「列寧認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即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的口號，不是國民會議」；他們完全忘記了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後所寫的十九條《立憲會議提綱》之第一條，開口第一句便是「立憲會議召集的要求，列入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政綱中，是完全應當的，因為在資產階級共和國內的立憲會議是民主主義的最高形式」。他們又反對我們「單獨」的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其實我們自始就是「國民立憲會議」，「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和「保證中國的國家獨立」這四個革命民主要求的口號同時提出的；並且是以後三個口號充實國民會議的內容。他們理屈詞窮了，於是異想天開的引用列寧在解散立憲會議後駁斥一切馬克思主義的叛徒（特別是考茨基）擁護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擁護資產階級的立憲會議以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的說話，來反對現在的中國在反革命反民主的國民黨資產階級軍事專政之下提出民主的國民會議的口號，這完全「文不對題」，並且混亂了階級的立場！
「企圖以這個口號（按即指『國民會議』口號——作者）來組織一切地主資產階級的分子，來反對中國的蘇維埃政權與蘇維埃運動。」粗暴而不忠實的半巴枯寧主義的史大林派對於我們這樣無端的毀罵，是不值識者一笑的，如果有人說，「國民會議」自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口號，它是否為革命的口號，要看它對於資產階級政權的態度是怎樣；這就是說，如果認為採用「國民會議」的口號，只是反對軍事獨裁和力爭在現政權之下的議會制度與和平發展，這便是自由派改良主義的企圖；如果認為採用「國民會議」的口號，不僅是反對軍事獨裁，不僅是為議會制度鬥爭，並且力爭武裝暴動根本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前途，這才是無產階級革命主義的策略，我以為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史大林主義者以及一切反對國民會議口號的人們，也只有在這樣觀察分析的方法之下評定我們的策略是否正確，才是妥當的。
托洛斯基同志告訴我們：「國際第六次大會否決過渡的革命民主口號，陷中國共產黨於無口號的狀態，因此使它不能在反革命時代進行動員群眾的工作。」「共產黨能夠而且應該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無記名的選舉權為基礎之全權的立憲會議口號，在這個口號的鼓動過程中，共產黨自然要向群眾解釋，說這個立憲會議不一定能夠召集成功，如果召集成功了，倘若物質的權力仍在國民黨軍閥手裡時候，這個立憲會議仍是沒有力量的。由此，我們又有重新提出武裝工農口號之可能。」「『國民會議』（或『立憲會議』）口號，是與『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和『中國民族完全獨立』等口號有密切關係的。在這些口號里，就反映出中國革命發展中之民主主義的階段。在國際政治上，共產黨將要求聯合蘇聯。正確的結合這些口號，各個口號之恰合時機的提出，共產黨就能夠從地底下走出來，結合群眾，爭取群眾的信仰並以此促進建立蘇維埃和直接奪取政權鬥爭之時代，迅速的到來。」「至少要使無產階級的最先進分子了解，走向國民會議的道路，只有經過反對軍事獨裁的暴動和由民眾來奪取政權的手段，才有可能。」「在這個口號（『全權的國民會議』）之下，共產黨先鋒隊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圍團結起工人，被壓迫城市平民以及幾萬萬貧農等廣大群眾，以為反對國內外壓迫者之暴動。」這還不明顯嗎？除非無政府主義者和半無政府主義者信口雌黃，托洛斯基同志的這些指示，對於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議會即國民會議這一口號之運用，和自由派的改良主義豈非根本不同嗎？
採用同一「國民會議」口號而政治路線根本不同，這也並不自今日始，以前列寧在已有革命高潮的一九○五年，和少數派甚至自由資產階級都採用「國民立憲會議」的口號，而政治路線則根本不同：前者是主張的民眾武裝暴動，推翻沙皇政府，建立革命政府，來實現這一口號；後者則希圖在沙皇政權之下，實現立憲大會，在沒有革命高潮的一九○七年，列寧和少數派都主張要利用那個「六月三日的議會制度」；但少數派的政治路線是抓住議會的行動而拋棄革命的行動，列寧則是利用議會行動來幫助革命的任務。所以，我們左派反對派對於國民會議這一口號，不但向極左和無政府主義者半無政府者有鬥爭；同時，向右和少數派改良主義者也有鬥爭。
在我們左派反對派的內部，當然沒有無政府主義者和半無政府主義者根本反對國民會議口號，因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所謂「公開的改良主義者」，現在也已經沒有了；而所謂「形式的革命者」即承認由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必須用革命的暴力」者，則恐怕還非常之多，只在意識上有明了與模糊之分。托洛斯基認為：「這兩種意見都是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於全世界人民和各國，看為社會發展中的兩個階段；不僅是完全分開的，而且相隔得很遠。」這即是說，「形式的革命者」和「公開的改良主義者」，在根本上同樣是階段論的錯誤。在這樣階段論的觀點上，自然把民主主義看成是和社會主義不能同時並存的東西；自然把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看成永遠是和資產階級的政權不可分離的東西；也自然把國民會議的口號看成是用不著革命暴力的，而只是在兩個革命過渡時期，在資產階級政權之下，做做和平的合法運動即爭取部分的民主主義要求如出版集會等自由，如此而已。這種形式的革命者（如民傑、小陳、勞他等同志），無論他們對於未來的階段有「武裝暴動」、「無產階級專政」、「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等等革命的口號（正因如此他們和公開的改良主義者不同），而對於兩個革命間現階段過渡的革命民主口號「國民會議」，其認識卻與改良主義者沒有兩樣，也就如托同志預料史大林主義者的話「跟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政黨之尾巴後面，將民主口號加以非革命的和妥協的解釋」。所以他們和史大林主義者同聲相應的反對「召集國民會議，實現民眾政權」（仁靜）、「經過國民會議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獨秀）這一類說法。這是把托洛斯基同志所指示：「落後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任務（國民會議，當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之一——獨秀），在我們的時代直接的引到無產階級專政。」這一中國革命之不斷性，完全截斷了！或者他們誤會我們認為「無產階級的政權可以由民主的國民會議選舉來實現」，這便是天大的笑話！如果真有這種誤會，也只是由於他們「用不著經過革命的暴力來實現國民會議」這一和平觀點出發的。「經過要求實現徹底民主主義的國民會議而舉行的武裝暴動，來實現無產階級的政權，同時也實現了徹底民主主義的國民會議。」這就是我們的觀點。和平的實現無產階級的政權，不但經過國民會議不可能，即經過蘇維埃，經過工農民主專政也都不可能。
左派反對派對為什麼在這一問題上和史大林主義者走上了一條道路？這是同樣犯了階段論的錯誤之故，他們有了階段論的成見，所以不能了解「經過國民會議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真實意義，而認為只有「衝破」、「毀滅」國民會議（民傑同志）或「趕走」國民會議（勞他同志）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托洛斯基同志說：「我們的黨領導無產階級走到專政，只是因為黨以最大的毅力，要求徹底的和無條件的實現民主主義的口號和要求。」「照一切資產階級革命，尤其民族解放革命經驗所證明，全體人民代表政制之思想，乃是最簡單的最基本的最能夠號召真正廣大群眾的思想。占統治勢力的資產階級愈加抑制『全體人民的』要求，則無產階級先鋒隊就愈加團結於我們旗幟之下，而人民群眾也愈加團結於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周圍，同時戰勝資產階級國家之真正勝利的政治條件也就愈加成熟了。」在托同志這些指示中，對於民主主義的政制，只有要求實現，而不是「衝破」、「毀滅」和「趕走」。且以十月革命的經驗，並不是「衝破」、「毀滅」、「趕走」了立憲會議才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才召集立憲會議，托同志在預測中國革命前途中也是說：「如果無產階級在民主口號之下（土地、國民會議及其他）……取得政權的時候，就必須召集國民會議……即蘇維埃政制接受國民會議正式通過。」也不曾有「衝破」、「毀滅」、「趕走」國民會議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說法，如果說，「衝破」、「毀滅」和「趕走」是對於具體的資產階級政府所召集的御用的國民會議或是指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後議會制度的最終運命而言，則在我們此時所爭辯的革命策略上沒有一點重要的意義。
此外，如赤聲同志說：「爭取中國民族完全獨立與土地革命，是要在第三次革命中求得徹底解決的。國民會議的口號，在目前應取的策略是，使共產黨能夠從地底下走出來，結合群眾……」晴光同志反對他這樣的說法，而自己卻也搖擺在「解決中國根本問題的國民會議」和「一切中國根本問題是不能在國民會議中解決的」。這兩種說法之間。這些說法，也是由階段論出發而更加混亂。其實，「國民會議」、「民族獨立」、「土地革命」都同樣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任務之一，不是其中何者現在能夠解決，何者要到第三次革命才得解決，也不是任何國民會議都不能夠解決「民族獨立」、「土地革命」等問題，而是反革命反民主主義的國民黨資產階級政權，不能夠召集解決「民族獨立」和「土地革命」這些民主任務的國民會議。
劉仁靜同志，因為反對階段論者對國民會議口號加以非革命的解釋，而又走到另一種錯誤，即是他所謂「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之通俗公式」和「我們所要求的國民會議與蘇維埃政權是一個東西」，如果認為這只是由於說法不同，其真實意義即等於他自己所說：「真正的國民會議必與無產階級專政之實現同時。」或竟如他自己的解釋：「我從前說過的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公式，本是我所重的只是無產階級用國民會議口號奪取政權運動的意義。」如此則我們之間似乎不必有所爭論了。但問題不是如此簡單，根本的爭點，還是仁靜同志根據國民會議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最初期所要解決的同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遂不承認二者之間有階級性的分歧，難道二者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嗎？由無產階級的動力及其和各階級的關係之變化所形成的政權之階級性，是不能拿其最初期所要解決的直接任務來混淆的。這本是極淺近的道理。我不相信仁靜同志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看成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難道二者都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嗎？如果我們把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政權，當做是永遠不可分離的一個東西，因此認為任何國民會議既然都沒有超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圍，則無產階級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的鬥爭，只能實現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權：這當然是階段論的錯誤見解。然而也決不應該因為是在無產階級政權之下召集的國民會議，遂否認其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性，這樣的否認同樣是由「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政權不可分離」這一觀點出發的。在反革命反民主主義的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的中國，這裡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任務，雖然國民會議，又如民族獨立和土地革命等，都帶有濃厚的反資產階級反軍事獨裁的性質，但這只可以作為一種理由，來假定將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之民主階段能夠很快的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如果有人因此便認為這些任務都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這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見解。不贊成「第三次中國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種說法的仁靜同志，他當然又會把「國民會議」、「民族獨立」和「土地革命」這些明明白白的民主任務，看做是社會主義的任務。仁靜同志大概會有第三種說法，即二者都只是「禿頭的」民主主義，而沒有階級性的分歧。仁靜同志雖然沒有這樣明白的說法，在我的認識中，他確是常常討厭在民主主義上加用「資產階級的」這個形容詞，好像他還有「民主主義不是資產階級的」（大意如此）這種說法，他最近又發明了他所了解的民主口號之內容，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而是農民的民主主義，其實，中國資產階級不是民主主義的是一件事，歷史上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制度之存在又是一件事，所有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上所謂「民主制度」、「民主任務」、「民主口號」無一不是指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我們不能想像：在階級社會裡會有超階級的民主主義；我們也不能想像：在現代社會，除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還會有其他民主主義。仁靜同志千方百計的否認、避諱國民會議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口號，在這一點上，他和史大林派及小陳同志等，根本都同樣有「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政權不可分離」的觀點，雖然發表出來的形式各有不同，有時還正相反對。
我們為什麼要力持二者之間有階級的分歧呢？這並不是名詞或單純的組織形式問題之爭，而是因為二者各有不同的內容，即是：國民會議即使在無產階級政權之下召集的國民會議，它也不能排除對小資產階級群眾特別是農民的妥協（不如此便沒有召集國民會議之必要了），它並未能公然剝奪榨取階級參加的權利（普選制），即未能完全走出榨取者的民主主義範圍；它只能解決民主任務（是因為在無產階級政權之下）。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權，是被榨取者大眾的民主主義，它比之榨取階級的民主主義，在形態上有更高的發展，在性質上有根本的改變；它和農民的關係，開始確定一種新的形式，即中農除外，連貧農亦須「歸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鐵的紀律範圍之內的工農聯合；它不僅能夠解決民主任務，而且還能夠保證最健全地轉到社會主義去的唯一形式」（列寧）。如果國民會議和蘇維埃政權是一個東西，而沒有在階級意義上的和歷史意義上的任何差別；那末托洛斯基同志只不過在這兩個異名同實的口號當中，挑選一個較灰色的告訴我們；這就是革命過渡的革命民主口號！這也未免太過兒戲了吧？
或者會有人說，我們無產階級的黨採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口號，豈不是企圖和資產階級妥協嗎？我們回答說，否，中國資產階級是害怕民主主義的，我們採用資產階級的民主口號，不是和資產階級妥協，而是對小資產階級群眾特別是農民的妥協，據托洛斯基同志的意見：「關於形式的民主主義之政治的問題，在我們看來，不僅是對於小資產階級群眾關係的問題，而且是對於尚未達到革命的階級意識之工人群眾關係的問題。」這幾句話是對的，不但農民，即大部分工人，亦不能預先見到無產階級蘇維埃的民主主義之偉大，他們所見到的是對於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之幻想。（所謂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即是他們對於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有高度幻想的表現，並不是在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以外，特別還有什麼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或農民的民主主義。）特別是農民，不有對於這個幻想之活的鬥爭經驗來證明，他們是不會先天的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
此外還有什麼理由，我們必須否認避諱國民會議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口號呢？難道採用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口號，便不能進行反資產階級的民主鬥爭嗎？難道在歷史上（特別是法蘭西革命史）民眾不曾為了實現民主要求口號而舉行過反資產階級政權的武裝暴動嗎？不但「國民會議」，即「民族獨立」、「沒收土地」和「八小時工作制」這些口號，也沒有一個超過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圍，難道我們也要一一加以否認、避諱嗎？
以前曾有些人避諱「民主主義」這個名詞，恐怕沾染了機會主義，而以「德謨克拉西」代之，又有人避諱「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想代以禿頭的「民主任務」；這都是掩耳盜鈴！我們不要繼續做這樣無意識的事吧！應該牢牢記住托同志指示給我們的話：「在民主口號之下進行強有力的鼓動。如果我們在這方面站在主動者的地位，那麼史大林官僚派將落伍退後，而布爾塞維克列寧派將於短時期中變成巨大的政治力量。」
我們對於普選的全權的國民會議等民主口號，從來不曾站在主動者的地位進行強有力的鼓動，怠工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由於我們各個人或多或少的受了史大林官僚派宣傳和辱罵的影響，不自覺的在思想上跟在它後面鄙薄國民會議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口號這一心理上的暗礁。仁靜同志不嚴正的駁斥史大林主義者抄襲巴枯寧派在第一國際時代鄙薄而且誣衊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口號之反馬克思主義的老調，反而自己很靦腆的急忙否認避諱國民會議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口號，這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他仿佛以為必須把國民會議口號當做與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是沒有分別的一個東西，我們方可採用，如果我們採用資產階級的民主口號，便是丟了左派反對派的臉！
對民主口號這樣鄙薄而怠工（和對於愛國運動鄙薄而怠工一樣）的狀況，還能任它繼續下去嗎？我們必須有個堅決的迅速的改變！
九月一日
誰能救中國？怎樣救中國？
在國際帝國主義榨取束縛之下的中國經濟，大工業之發展，趕不上農業及手工業破壞之速度，並且資本主義的大工業發展之本身也帶有破壞農業及手工業的作用，這樣的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之剪刀式的發展，便是農業國的中國農村破產及其影響到一般經濟不安之根本原因。年來世界經濟恐慌，空前大水災，日本帝國主義武裝蹂躪中國南北經濟中心的區域，這三件事先後並發，更使整個的中國國民經濟陷於空前大破產：不但農村並且城市，不但小城市並且大城市，最大城市如漢口，甚至全國經濟中心的上海，都有朝不保夕之勢；不但工人與貧農，即中等農民和城市中小商人，中小學教員，各機關小職員，這些占全國絕對最大多數的人民，都在破產、失業、借債、飢餓中度日。
誰都知道，不但是恢復並且要提高國民經濟，中國才有救；因為只是經濟恢復，或一時的部分的活躍，根本還並不能救中國。但誰來提高中國經濟和怎樣提高國民經濟以救中國，乃是問題的中心所在。
由外國帝國主義來提高中國的經濟嗎？不用說這是使中國更直接的殖民地化，是救中國的反面。並且，由帝國主義勢力來發展中國經濟，其結果不是提高了中國國民經濟，而是肥了外國的財政資本家和中國的少數買辦及半買辦的企業家，大多數人民仍舊陷於顛連困苦和飢餓，印度和朝鮮便是榜樣。帝國主義間相互爭奪戰爭更要變中國為廢墟。
由中國人自己來提高中國之經濟以復興中國嗎？「在資本主義關係統治著的社會，兩個力量決定一切。」即是：或由資產階級的革命來復興中國（俄羅斯的道路）。更具體些說，或由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或由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來擔負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政黨是代表階級的意識與力量之最高表現，中國現時只有這兩大政黨，即將來也只會有這兩大政黨，別的黨派在政治上只能立在附屬地位，並且有終於要融解於這兩大政黨之中，其中間作用與地位，只能是最短時期的，甚至只是名義上的。
代表資產階級地主的國民黨能否復興中國呢？我們可以斷然的回答一個「否」字。
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有三個根本的必要條件：（一）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海關，銀行，工廠，礦山，交通機關，商業機關等的經濟命脈之榨制；因為這是中國經濟自由發展的道路上唯一的最大障礙物。（二）必須無條件的從不生產的地主手中，沒收所有土地，交給生產勞動的農民；因為在生產技術落後的小農國家，如果大部分耕地所有權獨占在不經營農業而出租土地的地主手中，他們用非資本主義的形態，榨取土地產物之大部分，就是說，他們不只是榨取了嚴格意義的地租即超過普通利潤及工資以外的剩餘，並且榨取了農民由勞動所應得的工資之一部分；其結果，農民把大地部分再生產所必需的費用（甚至農民一部分生活費也包含在內），都在非資本主義的租佃制度之下犧牲乾淨，這不但阻塞了農業經濟發展的道路，而且因之農民貧困，農業衰退，土地荒蕪，農村破產，都是相因必至的現象。（三）必須實現合於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使大多數人民都有自由，在生活的火焰中自動的創造經濟，創造政治，方能根本肅清聞名世界的Mandarin（中國官僚）這一臭蟲窩。
這三件事是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中國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條件，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為什麼不為它的利益而辦到這三件事呢？這是因為它的利益根本是與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地主利益相聯的，它自身則是軍閥官僚的集團，它不但不願也決不能辦到這三件事，所以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任務只有無產階級來完成，這不僅僅是理論的推斷，而已是眾人目睹的事實。國民黨政府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及它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是怎樣，當它宣布對俄絕交時，美報《密勒評論》曾有這樣的描寫：中國之封閉俄領署及要求俄員離境，此種姿勢顯然表示中國領袖今日之目光向於何方，誠如郭泰祺氏上星期在美國大學同學會席上所說，中國已決定於其將來發展中國追隨「盎格魯撤避之途徑」，此其意味即彼願與美英為友而接受彼等之贊助是也。中國已利用蘇俄之贊助而成其革命之主要部分即克服長江流域及傳播國民黨主義於全國是；但今以俄共黨欲包攪中國之革命，中國之民族性及保守性遂大顯其本能，而與俄人決裂，中國乃相信西方列強尤其英美已準備與中國討論條約問題，假使列強於此，能急起應和，勿再齗齗於法律理由，稽延時日，則西方制度在中國之前途當頗為光明。但此種新局面必須以絕對平等給予中國為基礎，質言之，必須修改條約，使中國滿意，而放棄外人在中國領土即租借地之管理權是已，此乃中國拋棄共產主義應得之代價，若列強而果賢明者，應速承認之，勉力與國民黨之中國結好，與之合作而造成一新中國。
但國民黨政府之「目光向於何方」是充分表示了，而所得的代價，不是「修改條約」和「放棄外人在中國領土」，卻是擴大不平等條約，擴大外人在中國的領土，擴大租界和租界管理權。在眼前的中日戰爭中，國民黨的政府不但不曾援助向日本帝國主義長期抵抗的黑龍江、吉林軍隊及義勇軍，不但不曾援助抗日的十九路軍，而且密令「上海北平及全國各業之中國當局，解散一切反日抵貨團體。並禁止檢查日物。」（路透社五月六日北平電）並且造出「反日即是賣國」的妙論（最近蔣介石在南京軍校論說）。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槍炮和飛機炸彈，不是用以抵抗侵占中國土地在中國殺人放火的帝國主義軍隊，而是用以屠殺中國農民的。它對於農民為飢餓而爭取土地的要求，始終只以「派兵剿赤」答覆之，它始終不曾考慮一下，在農民國而有了廣泛的農民暴動，這決不是簡單的什麼赤化問題；在民主共和國而有要求土地的農民暴動，這不是擁護舊制度的農民暴動可比。至於國民黨的軍閥之橫徵暴斂和官僚之黑暗貪污，比之前清北洋時代更是肆無忌憚；這班飛蝗橫行全國的國民黨軍閥官僚，不但以搜括行賄晏安淫靡，腐爛中國，而且公然獎勵鴉片，以毒殺中國。
以這樣的國民黨來擔負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大任務，就是他們當中稍有知覺的青年黨員也不敢自信了。如果有人以「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非難國民黨，這是一種大過奢侈的說法；其實〔國〕民黨的罪惡，還不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反而正是它是投降帝國主義，鎮壓農民的土地鬥爭和軍閥官僚之橫行，破壞了提高中國經濟的三個條件，阻塞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孫科、陳公博輩所謂發展國家資本主義，所謂四年計劃，都等於伍廷芳之說鬼。在國際一般物價還正在向下低落的今天，在中國資產階級政權也沒有像一九二八一三○年相當統一與穩定的今天，連中國資產階級企圖利用外資以實現暫時的經濟活躍，目前也還沒有可能。
最近胡漢民發表關於國民黨的問題之談話，他認為：近頃「外交之喪權辱國，政治現象之日趨惡劣，國亡無日」，不能「歸咎於黨治」，「蓋五年以來，所厲行不改且有加無已者，實為民國以來相承一貫的所謂軍閥之治，而未嘗有所謂黨治」。試問國民黨據政五年，還仍舊是軍閥之治，它竟能容忍所謂「以軍權而於一切之故，形成以軍馭政，以政握黨之現象」。這樣吃飯睡覺不問事的黨，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已等於零，還有存在的價值嗎？胡漢民並且公然承認以下的事變：「自十七年後，各省北洋武力雖被打破，而人民仍被武力所統治則如故，二十年來所造成軍閥政治之環境仍如故，即自袁世凱以來相承一貫之所謂軍閥統治，亦遂繼續如故。」黨員「沉醉於『有槍斯有權』之謬說，甘心為軍人之附屬品」。「人民自由權利橫被摧殘。」「我人只見借黨營私之個人，而不見有獻身革命之同志，所謂黨員者或一切取給於黨，以黨的寄生，或倚黨而作惡行奸，於黨為蟊賊狡黠之魁，正樂得此輩供其指使。」這樣無惡不作的黨，人民尚能容它存在嗎？胡漢民為了一時快意，痛快淋漓的攻擊蔣介石而不自覺的把整個的國民黨之罪惡供認出來了。五年以來，在國民黨黨治之下所勵行的一切摧殘人民自由權利的法令，那一件不是胡漢民一派的立法院所制定？他有什麼理由什麼臉面可以反對蔣介石的「軍閥之治」？
又如宋慶齡罵倒了國民黨中無論那一派，這當然等於罵倒了整個的國民黨，她並且宣稱不懷疑國民黨已經給全國人民所唾棄，所蔑視，所憎惡，然而她同時卻又說：「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從來沒有在那一天實行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能夠救中國嗎？孫中山以國際資本開發中國實業的計劃，顯然是主張由外國帝國主義來復興中國經濟；因為一直到現在，還只有帝國主義國家的國際而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孫中山在世所領導的黨，不只一次宣布他們的革命政府將遵守一切國際條約，決不侵犯列強在華權益；不只一次希求由列強承認他們的政府來打擊北洋派；他並且公然替帝國主義威嚇中國民族，說：「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中美絕交，在一個月之後，美國便可以亡中國。」「法國也和英國一樣，最多不過兩個月，便可以亡中國。」（民族主義第五講），這就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就是今天的國民黨政府向國際帝國主義投降，向日本帝國主義不抵抗之理論的根據。「四萬萬人都是像阿斗」，「這些阿斗當然應該歡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要為他們指導引他們上軌道。」「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民權主義第五講），把人民看做「是很庸愚的」阿斗，把國民黨看做是「萬能」的諸葛亮，把管理政事的「治權」交給先知先覺的國民黨，把名義上的「政權」奉諸不知不覺的人民，把人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看成「放蕩不羈」和「一盤散沙」而加以掊擊，這就是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就是今天的國民黨政府以軍閥官僚的權威壓倒民權摧殘人民自由權利之理論的根據。「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到益，地主不致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孫中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訓詞）宣布階級和平，用不著階級鬥爭，反對所謂「大貧」的工農，向所謂「小貧」的地主資本家鬥爭，教成千萬成萬萬飢餓垂死的農民，等候著國民黨政府和地主慢慢商量；等候著國民黨政府規定地價幾十年後把漲高的地價歸公的辦法，來平均地權（民生主義第二講）；這就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也就是今天的國民黨政府鎮壓農民土地鬥爭之理論的根據。
這樣的三民主義，誰要說廣州政府，武漢政府，南京政府，不曾實行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誰就不曾認真研究過三民主義的內容究竟是什麼。
這樣的三民主義，這樣的國民黨，能夠提高國民經濟以救中國嗎？
代表資產階級及地主利益的國民黨既不能夠提高經濟以復興中國；別派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黨派，其能力當更在國民黨之下，那麼，提高經濟以救中國的責任，只有放在代表無產階級及貧農利益的共產黨雙肩之上了。
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是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地主、軍閥官僚，立在絕對相反的地位，它是在最近十餘年來反軍閥反帝國主義反資產階級反地主之不斷的流血鬥爭中生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之排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和沒收地主的土地給農民，已經不是僅僅寫在政綱上的白紙黑字，已經在它所領導的農村蘇維埃區域見諸實行；雖然還沒有統一中國的蘇維埃政權來解決整個的帝國主義及土地問題。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蘇維埃政制，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有了俄國的經驗，他不但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保障，同時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義政制；任何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權所不能召集的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只有它能夠召集。蘇維埃不僅是整個的無產階級聯合機關，而且是一種廣大而富於伸縮性的組織形式，一切覺醒起來，反資產階級反地主的城鄉被榨取的勞苦民眾，都能夠參加進去。蘇維埃政權不是由少數人在上面統治民眾，而是由民眾從下創設起來的政權，除了遊手好閒靠榨取他人血汗以生活的社會寄生蟲，都有參加這一政權的公民權利，它廢除了立法權和執行權無益而有害的分立，它撤去了人民和政府間的障壁，它引進了廣大民眾直接參加國家的政治及經濟之管理，它廢除了以官吏為職業的特權階層，它掃清了國會及地方議會等豬圈，它實現了直接選舉一切公務人員和隨時撤換的徹底民權。
在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之下，有充分的保證，能夠實現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三個根本條件：推翻帝國主義之控制，解放農民和肅清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擔負得起復興中國的大責任；所以蘇聯五年計劃之初步的成功，已在事實上表示社會主義的經濟方法之優點與偉大力量非資本主義所可企及。
我們這樣的主張，並非根據黨派的成見，而是根據理論與經驗，而且還要訴諸被榨取的大眾之政治好惡，必須由大眾在實際的政治鬥爭中，特別是在民主的國民會議要求的鬥爭中，認識我們的主張之優點與需要，蜂起擁護我們的主張，這才談得自下而上創設大多數民眾直接參加的蘇維埃政權。真正蘇維埃政權，是大多數民眾的政權，必須由大多數民眾自己創造起來，決不能由少數人創成交給民眾，少數人用民眾的名義宣布的蘇維埃政權，是經不起困苦艱難的鬥爭之試驗的。
現時代表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國民黨政權，它不但不能擔負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大責，它還正在極力為帝國主義服務，為帝國主義剿滅能夠復興中國的共產黨。日軍從吳淞撤退時，日本軍官舉杯向中國接管人員演說：「自此以後，願中日兩國共同合作，以撲滅共產黨。」不幾日，十九路軍果然被調到福建「剿共」去了！這不但表示這一件事中日政府早有了秘密協定，並且是國民黨政府向一切帝國主義表示其「目光向於何方」。
為帝國主義服務，為帝國主義屠殺工農民眾屠殺共產黨的國民黨政權存在一天，它的政績，只有破壞國民經濟，擴大延長人民的飢餓，而不能提高經濟。
中國的民眾必須選擇自己的道路，或株守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之下，走向破產，飢餓，滅亡的死巷，或與無產階級的共產黨革命合作，走向復興中國的大道！別的道路是沒有的了！
我們的道路上也有兩個困難，這是不應該對民眾掩蔽的。第一個困難而且是很大的困難，便是國際帝國主義向中國徹底反帝國主義的新政權之圍攻。但我們只應以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的力量以及全國廣大的勞苦民眾的力量，最後還要結合全世界革命的力量，以克服此困難，而不應企圖避免此困難。因為這一困難的鬥爭，幾乎是中國革命之全內容，也就是提高中國國民經濟之根本的根本條件。國民黨資產階級，正因為企圖避免此困難，而屠殺革命的工農和共產黨，而對蘇聯絕交，而投降帝國主義，而背叛革命，而斷送了復興中國的機會。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領導者史大林派的錯誤政策足以延遲革命甚至絞殺革命，也和別國共產黨中央史大林派一樣，他們在中國所做的錯誤擺在眼前的如：用命令主義和玩弄政治總罷工，在客觀上是不斷的破壞了城市工人運動復興的萌芽；過份的估量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企圖以農民來代替工人的領導，並且連黨自身也有農民意識化的危險；把發動民眾引導民眾到革命道路之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鬥爭，看做是改良派的合法主義議會主義而加以鄙棄；黨的這些錯誤政策，當然也是我們的道路上一個困難。但共產黨是全無產階級自己的先鋒隊，並且是全民族的領袖，革命的民眾不應該因為黨的領導者之錯誤而根本反對它，而是應該積極糾正黨的領導機關之錯誤，甚至於改造黨，以除我們道路上的困難，這正是我們左派反對派的立場。
《一個新聞記者的雜評》跋
在二十二期《紅旗》周報上，張聞天做的《慶祝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妙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公開宣稱它是工農民主的專政，……它剝奪一切剝削者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領導者是中國無產階級與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它所要走的道路，是蘇聯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後所要走的道路。」我讀了這一段妙文，十分感覺得史大林派的先生們的頭腦實在與眾不同！在他們所謂「蘇維埃臨時政府」統治下的選舉制和領導權的階級性，其實質究竟是怎樣，在這裡不必討論；我們必須要問：既然剝奪了一切剝削者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既然是一個階級——無產階級與一個黨——共產黨的領導，所走的是十月革命道路，這和無產階級專政有什麼區別呢？如果這樣只能算是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的工農民主專政；那末，要怎樣才算是無產階級專政呢？難道十月革命所走的道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嗎？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現在讀到托同志這篇文章，才知道張聞天這樣與眾不同的頭腦，並不是他自己的，乃是從他們的老師——馬奴易斯基那裡取來的，馬奴易斯基這一「布里丹驢子式的理論」（托同志在今年一月給我們信中批評馬氏的話。此信曾登在《無產者》第十期，信中所云對馬氏論文之批評一文，即是這篇「狼狽的潰退」），我以為不完全如托同志所說：「狼狽的潰退」和「為了拋棄民主專政的反動公式之面子」。如果他們真是在革命戰略之總路線上決定了政權的階級性，只是為了面子問題，還要保存「工農專政」這一名稱，則已大大的減少了問題爭論之重要性。革命之中心問題是政權問題，政權的階級性如果決定了，什麼是民主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的爭論，只是玄學的學院的爭論，至於民主任務可以直接引到無產階級專政，在無產階級專政之初期，還會有民主主義階段，我們馬克思主義的左派反對派不是巴枯寧主義者，對於這些問題當然不挾有絲毫懷疑的態度。列寧曾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年七月蘇維埃政權時期，更進一層的實現工農專政了。」托洛斯基同志也說：「工農專政在理論上是統一的，在實際階級鬥爭的過程中，則是分成數部分，民主專政的空殼，只附托在當時蘇維埃暫時的擁護克倫斯基與柴來特里的身上；而土地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果實之獲得，只在工人階級勝利以後，這個民主專政辨證的分化，共產國際的領導者沒有懂得。」
史大林派現在不但辭句上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公開宣稱它是工農民主的專政」，在事實上也是如此；並且，有些地方的蘇維埃還是富農的領導，有些蘇維埃區域共產黨還不是公開的組織。在將來，如果他們發見了還有在革命高潮中向左盤旋■（原文此處為■，下同）■■資產階級統治■■■小資產階級甚至一部分資產階級的黨派，他們還試試民主專政這一法寶，而放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適當的時機，這就是他們不肯決然地拋棄「工農民主專政」這一口號之真正原因。這一口號之真正危險亦即在此，我們和他們的爭點亦即在此，面子和名稱還不是重要問題。
我在這段文章寫好之■，又看見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第二十三期《紅旗》周報上，載有一篇《中國共產黨為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告全國工農勞苦民眾》，在這一文內說：「這一大會將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根本法……她將根本摧毀地主階級的私有制度，沒收地主階級豪紳軍閥的土地歸中農貧農僱農與紅軍兵士……她將廢除地主國民黨軍閥一切……」全文內沒有半個字提到資產階級；富農的土地當然也絲毫不能侵犯。現在國民黨政權是地主政權；這些自然都是為「反地主」的資產階級在將來的新政權留了一席地；這就是他們所以始終不肯拋棄「工農民主專政」這一口號之原因。
獨秀〔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辯 訴 狀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來，反抗帝制，反抗北洋軍閥，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於今三十餘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運動，專在知識分子方面；後半期，乃轉向工農勞苦人民方面。蓋以大戰後，世界革命大勢及國內狀況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轉變也。
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落後的中國，外困於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內困於軍閥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決非懦弱的妥協的上層剝削階級全軀保妻子之徒，能實行以血購自由的大業。並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踐踏的下層民眾之奮起，甚於畏憎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業。只有最受壓追最革命的工農勞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官僚的無產階級勢力，聯合一氣，以革命怒潮，對外排除帝國主義的宰制，對內掃蕩軍閥官僚的壓迫；然後中國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與統一，發展經濟，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農勞苦人民一般的鬥爭，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鬥爭，勢已合流並進，而不可分離。此即予於「五四」運動以後開始組織中國共產黨之原因也。
共產黨之終極目的，自然是實現無剝削無階級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會。即是：一切生產工具收歸社會公有，由社會公共機關，依民眾之需要計生產消費之均衡，實行有計劃的生產與分配，使社會的物質生產力較今日財產私有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有高度發展，使社會物質力量日漸達到足夠各取所需的程度。所以共產主義，在經濟學上是一種比資本主義更高度發展的生產制，猶之資本主義較高於封建生產制也。此決非世俗所認為簡單的各個窮人奪取各個富人財產之意義。此種生產制，決非我等之空想。經濟落後的俄國，已有初步嘗試；而獲得初步成功。全世界所有資本主義生產制的國家無不陷於經濟恐慌的深淵，獨蘇聯日即繁榮。此新的生產制之明效大驗，眾人之所周知也。
中國推翻帝制的革命，先於蘇聯者七年。今日二者之榮枯，幾不可比擬，其故可深長思矣。或謂共產主義不適宜於中國，是妄言也。此一終極目的，固非旦夕所能完成，亦非「和平」所能實現。為實現此目的而清除道路，中國共產黨目前的任務：
一曰：反抗帝國主義以完成中國獨立。蓋以中國的海關、礦山、工廠、金融、交通等經濟命脈，都是直接間接宰制於帝國主義之手，非採取革命行動，擊碎此等宰制吾人之鐐鎖，中國民族工業將無發展之可能。列強的海陸空軍威嚇著全國大都市，日本更以武力強占了中國領土五分之一，此而不加抵抗，或空言欺騙，均與賣國同科，尚何「民族主義」之足雲。
一曰：反抗軍閥官僚，以實現國家統一。蓋以軍閥官僚自由發動他們的內部戰爭以破壞經濟，自由增加苛捐雜稅和發行公債以飽私囊，自由制定法律以剝奪人民的自由權利，自由任用私人以黜抑人材、毀壞政治效率，甚至自由勒種鴉片、販賣鴉片以毒害人民。軍閥官僚政治不徹底肅清，所謂國家統一，所謂民力伸張，一切都無從談起。國家不統一，民力不伸張，國外帝國主義之宰制不推翻，國內的軍閥官僚之毒害不掃除，即所謂獨立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亦屬夢囈。中國終於是半殖民地，終於落後而已。
一曰：改善工農生活。蓋以近代產業工人及其所領導的農民，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主要力量。資本家地主及其政府，在物質上精神上抑壓工農，即不啻為帝國主義挫折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鋒刃。在農業的中國，農民之衰落幾等於民族之危亡。倘不沒收地主的土地，歸諸貧農，農民終歲勤勞只以供地主之剝削，則不獨無以挽回農業之就衰及農村之破產，而且農民購買力日弱，直接影響到城市工商業。即令能由城市輸資設立農村借貸機關，亦不過向農民增加一種剝削機關而已。
一曰：實現徹底的民主的國民立憲會議。蓋以賢人政治及保育政策，已不適於近代國家，更不能存在於民主共和國。北洋軍閥既廢，代之者只應是人民的〔權力〕，若仍尚賢人與保育，則誰是賢人，堪任師權力保，伊何標準，北洋軍閥亦得而屍之。況當外患空前的今日，人民無組織，即無能力，無政治自由，即無責任心，亦不應課以責任。若不立即實現全國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完全自由，實現普選的全權的國民立憲會議，以制裁賣國殘民的軍閥官僚，一切政權歸諸人民，集合全國人民的力量以解決全國危急問題，其何以立國於今日！
凡此為中國民族利益，為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勞苦人民的利益而奮鬥之大綱，予以前和現在都願意公告全中國，以徵求全國大多數人民之贊否。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剝削被壓迫人民的政黨，它的成功，是要靠多數人民之擁護，而不尚少數的英雄主義，更非陰謀分子的集團。予前之所行所為，即此物此志，現在及將來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此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見全國人民輾轉悲號於外國帝國主義及本國專制者兩重槍尖之下，而不為之挺身奮鬥也。
今者國民黨政府因予始終盡瘁於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並令其檢察官向法院控予「危害民國」及「叛國」之罪，予不但絕對不能承認，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與予所思所行者相反。國者何？土地、人民、主權之總和也，此近代資產階級國法學者之通論，非所謂「共產邪說」也，故所謂亡國者，恆指外族入據其土地、人民、主權而言，本國某一黨派推翻某一黨派的政權而代之，不得謂之「亡國」。「叛國」者何？平時外患罪，戰時外患罪，泄漏秘密罪，此等叛國罪狀，刑法上均有具體說明，斷不容以抽象名辭漫然影射者也。若認為政府與國家無分，掌握政權者即國家，則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國家」之說，即不必為近代國法學者所擯棄矣。若認為在野黨反抗不忠於國家或侵害人民自由權利的政府黨，而主張推翻其政權，即屬「叛國」，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無一非曾經「叛國」，即國民黨亦曾「叛國」矣。袁世凱曾稱孫、黃為「國賊」，豈篤論乎？！民國者何？民主共和國之謂也，亦即別於君主專制國之稱。歐洲各國推翻專制者，流血以爭民主，其內容無他，即力爭憲法上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之自由權利，及實行不參政不納稅之信條已耳。此不但民主共和國如此，即在民主政治的君主國亦如此，「危害民國」者何？共和政府剝奪人民之自由，剝奪人民之參政權，乃由共和到帝制之先聲，羅馬歷史，十九世紀法蘭西及中華民國初年的歷史均遺同樣之教訓於吾人。即或不然，人民無權利無自由，大小無冠之王，到處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等官吏，則在議親議貴之列，是以共和其名而專制其實矣。倘實失而存其名，則軍閥之魁，民眾之敵，亦得以「三造共和」自詡，妄人亦或以「共和元勛」稱之，其實毀壞民權，罪即類於復辟，以其危害民主共和國之實質也。若認為力爭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等自由權利，力爭實現徹底民主的國民立憲會議以裁判軍閥官僚是「危害民國」，則不知所謂民國者，應作何解釋？
國民黨竭全國人力膏脂以養兵，擁全國軍隊以搜括人民殺戮異己，對日本侵占國土，始終無誠意抵抗，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毀人民組織，鉗制人民口舌，使之「鎮靜」，使之「沉著應付」，即使之馴羊般在國民黨指揮之下，向帝國主義屈服，寧至全國淪亡，亦不容人有異詞，家有異說，而予則主張由人民自己擴大組織與武裝，對帝國主義進行民族解放戰爭，以解決東北問題，以完成國家獨立，試問誰為「叛國」！
國民黨政府，以黨部代替議會，以訓政代理民權，以特別法（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出版法）代替刑法，以軍法逮捕審判槍殺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權利，高居人民之上，視自己為諸葛亮與伊尹，斥人民為阿斗與太甲，日本帝國主義，方挾「以力服人」之政策對付吾國，同時國民黨已挾同樣之態度以壓吾民，最近竟公然以「背叛黨國」之罪槍決新聞記者聞矣。而予則力爭表示民主共和國實質的人民自由權力，力爭實現普選全權的國民立憲會議，力爭民主擴大到它的歷史最高階段；予現在及將來都無篡奪民國為「黨國」之企圖。試問誰為「危害民國」？故予曰政府之所控者恰恰與予所思所行相反也。
若認為一為共產黨人即屬犯罪行為，則歐美民主國家若法若英若瑞士等幾無此事，各國共產黨人莫不有集會、出版、參加選舉之自由權利，與一般人民無異，若認為人民反對政府或政府中某一個人，即為有罪，則只遠在二千年前周厲王有監謗之巫，秦始皇有巷議之禁，偶語之刑，漢武帝更有腹誹之罰，彼時固無所謂言論自由也。而廿世紀之民主共和國，似乎不應有此怪現象。若認為宣傳共產主義，即「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即為「危害民國」（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此直是歐洲中世紀宗教法庭迫害異教徒與科學家的把戲，彼時固無公認之信仰與自由也。而今日之民國絕不容有此，民國而若容有此，則不啻為日本帝國主義證明其「中國非近代國家」之說之非誣。
總之，予生平言論行動，無不光明磊落，無不可以公告國人，予固無罪，罪在擁護中國民族利益，擁護大多數勞苦人民之故而開罪於國民黨已耳。昔之「法利賽」不仇視羅馬，而仇視為猶太人之自由奮鬥的「熱狂黨」，今之國民黨所仇視者，非帝國主義，非軍閥官僚，乃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官僚、始終努力於最徹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產黨人。日本帝國主義方奪取山海關，急攻熱河，而國民黨之軍隊，卻向江西集中，其對待共產黨人也，殺之囚之，猶以為未足，更師袁世凱之故智，威迫利誘，使之自首告密，此並不〔能〕消滅真正共產主義者，只以破滅廉恥導國人耳。彼等此時有權在手，迫害異己之事，固優為之，予唯有為民族為民眾忍受一切犧牲，以待天下後世之評判。若於強權之外，復假所謂法律以入人罪，誣予以「叛國」及「危害民國」；則予一分鐘呼吸未停，亦必高聲抗議：法院若不完全聽命於特殊勢力，若尚思對內對外維持若干司法獨立之顏面，即應毫不猶疑的宣告予之無罪，並判令政府賠償予在拘押期內之經濟上的健康上的損失！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陳獨秀
上 訴 狀
五月二十七日奉讀貴院判決書，所據理由頗露布予等政治主張，使之有目共睹，其是非當否，正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無待廢辭眾應瞭然矣。惟是，貴院亦自宣稱：「該反對派尚無實行暴動之準備。」僅據予等政治主張而判謂「危害民國及叛國毫無疑義」，而判以徒刑十三年、褫奪公權十五年；似此顯有疑意之判決，關係予等罪狀之事小，侵害思想、言論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實現之事大，故不得不將不服判決之理由為貴院縷晰陳之。政府即國家，與夫行使中央統治權者即統治權、即國家之說，貴院亦知其乖謬過於顯明，不便公然採用，乃苦心文飾，易以國民黨國民政府為建設中華民國之領導機關之義；其詞雖與前說異形，而含意所趨仍在與前說同質，其不能據此構成予等叛國之罪，亦復無殊法王路易十四自稱「朕即國家」，其意亦以身致法國富強之巨任豐功自許，反之者即目為叛國。清朝以為中國開闢疆土自誇，中國士大夫亦以「我國家深仁厚澤」頌之，反之者即罪以叛逆；「保中國不保大清」，即愛新覺羅氏窮治康、梁之唯一罪狀。自古帝王無論創業繼統，悉如梨洲所譏「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此輩專制獨夫，其家天下之謬見固已無足申論。獨是國民黨革命，正為顛覆帝制，標榜建立民國而起，帝政仆而仍繼前軌，棄「天下為公」之說，以民國為一黨一人之私產，目反之者為叛國，豈其以萬世一系之天賦特權自居乎！此於建設民國之約言豈不顯然背叛乎！視建設中華民國者之自身即為國家，猶之視建築房屋之匠人即為建築物，謂反對建設民國者之自身即為根本推翻民國，亦猶之主張更易匠人即等於毀壞建築。世間滑稽之論，寧有過於此者乎！再衡以建設中華民國之現狀，無冠之王遍於宇內，田賦附加增逾正額十倍以至數十倍，新稅名目多至難以悉數，貪夫盈廷，餓殍載道，農夫輟耕于田畝，工賈咨嗟於市廛，鴉片官營已為公開之秘密，士流動色相戒莫談國事，青年出言偶激輒遭駢戮，民國景象固應如是乎？此即判詞所謂「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乎？六年以來內戰大小十餘次，破壞鐵路車輛七千有餘，增加內債十餘萬萬。最近更由政府借入美國農產品價值二萬萬元，既以加速農村之破產，又陰增人民對於未來內戰軍費之負擔，此即判詞所謂「於訓政時期以內指導人民為革命建設之進行」乎？前年不戰而斷送東北三省，今年不戰放棄熱河及平、津以東，南渡之局已重見於今日，崖山之迫亦難免於方來。政府復縱百萬虎狼於民間，所謂抗日捐，所謂救國公債，所謂防空捐、飛機捐，成為強征暴斂之最新名詞，人民之愛國心漸為迫於暴政苛征之慘痛心情所排而去。瞻念前途令人不寒而慄。此即判詞所謂「從事於建設中華民國之領導機關」之所應從事者乎？以予等反對如此建設中華民國之領導機關，而謂為「乘日本之侵略，妄詆政府不抵抗」，而誣為「將中華民國之建設從根本上推翻」，而判以「危害民國及叛國」之罪，「莫須有」三字其何以服天下後世。「圖謀變更國體」，亦為貴院判詞指責予等危害民國及叛國之一要點。夫所謂國體其大要有三：曰君主，曰貫族，曰民主共和。由民主共和而改為帝制，或前王復辟，如袁世凱與張勳之所為，固為變更國體；由帝制而民主共和如國民黨之所為，雖視前者順逆不同，而變更國體則一也。民主共和已達改制之極則，過此便無國家改制之可言。世界政論已無於民主共和之外別標新制，即根本已無變更國體之要求者，只在採用若何方法或和平進化或革命鬥爭，以達到鞏固共和發展民主為歧點耳。是以十月革命後之新俄，國體仍屬社會主義蘇俄聯邦共和國也。蘇維埃並非新奇怪物，只「工農兵會議」之翻譯名詞而已，其不獨與民主共和無忤，且因而鞏固之發展之。先於蘇維埃俄國而共和之中國，恢復帝制者二次，至今仍徒有共和民主之名。後於蘇維埃俄國而共和之德國，年來帝制復活運動已公然行之國中，魏馬憲法不絕如縷。獨蘇俄共和國日臻鞏固，此非世界共見共聞之事乎。以言民主，其一即由大多數人民管理政治，亦即由大多數人民代表政制行使國家統治權，此乃君主一人統治及貴族少數人統治之對稱也。是以自英人邊沁著作以迄最近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和平申請書，悉以所謂「為大多數人民謀最大幸福」一語相標榜；但以何階級人民占全國大多數，資產階級政論家自來避而不言，以自君主貴族衰亡以來，財產權以至統治權悉操諸極少數人資產階級之手，彼單所標榜之民主政治，雖與君主或貴族專制有別，而仍不越統治者資產階級之狹小範圍，所謂大多數人民幸福等諸空頭支票。惟自占人民大多數之工人、貧農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始獲睹真正大多數人民統治之實現；在此政權統治之下，大多數人民幸福始庶幾可得可期，亦惟有經過此政權，始有達到全民福利之途徑。蓋以任何優良之社會制度，只能使人人為生產者（工人或農民），不能使人人為剝削者（資本家或地主），蘇維埃政權正為消滅剝削制度之工具，人剝削人之制度消滅，始有全民福利之可言。即以歐美資產階級所標榜之民主國家而論，所謂民主，雖實際只限於狹小範圍，而其統治者亦不敢公然躬自撕毀其民主之假面，不得不以普選議會之名，掩飾其專政。是以自組織共產黨，宣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蘇維埃政制為違背民主共和，為危害國家，為叛國者，在歐美標榜民主之國家實屬罕聞之事；即在君主立憲之英國，不獨二百餘年來無人目所謂「王之反對黨」為叛逆，即今之共產黨亦不被認為犯罪集團，其公布政綱、競爭選舉、列席國會與法、德諸國無異。兩月前獨立工黨集會時，黨魁其高呼打倒現政府，高呼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亦不曾以圖謀變更國體，危害民主政治及叛國被控於法庭。統治英國之資產階級何以如此寬容，以不便自毀其民主之假面。故「特克諾克拉西」運動方轟行於美國，近復延及法蘭西，其公然拮〔抨〕擊資本主義及私產制度，主張根本取消之，主張組織技術家蘇維埃，以實現技術家之統治，主張以「能力證券」代替金銀貨幣，其論旨、其方策雖為左方之共產主義者及右方之資本主義者所夾擊，然不聞美、法政府曾以推翻現行制度、圖謀變更國體、危害共和民國及叛國罪之，美、法之統治者何以如此寬容，亦以不便自毀其民主之假面。故獨至東方民國之統治者僅此民主假面亦不惜躬自毀也，即此一點，已充分說明危害民國者乃所謂建設民國之領導機關之自身而非他人也。歐人有言曰：「民主政治不適用於野蠻民族」，吾人深吟此語寧不痛心！此予等所以主張繼續革命，實現蘇維埃政權，以完成第一次、第二次革命所未完成之民主任務所由來也。貴院判詞謂予等主張蘇維埃政制為變更國體，為危害民國，實屬無稽。蓋以蘇維埃政制並與民主共和無忤，在民國而圖謀變更國體僅只恢復帝制之一途，由北京政府而國民政府，由國民政府而蘇維埃政府，均民主政治發展之必然趨勢，根本與國體問題不相牽涉也。北京政府由北洋各派相繼行使中華民國中央統治權者十餘年，吾人能謂十六年北伐戰爭為變更國體，為危害民國乎？複次，貴院判詞又以「中華民國為民主國家，其主權寄於全民，故凡屬中華民國國民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區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在蘇維埃國家，則主權僅寄於工農階級，除此特殊階級以外之人，皆無參政權。兩種制度「顯然為兩種國體」為言，予等於此則益有說焉。吾人第一須知民主之定義，即為由大多數人民管理即統治國家，無所謂全民主治之說，所謂「全民主治」或「全民統治」及「全民政治」者，皆不合邏輯之言，近代統治國家之資產階級用以欺騙人民者也。最新之工農蘇維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後最高階級，亦僅只達到以大多數人民統治國家已耳。過此以往，必待剝削制度消滅，因之階級消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界限消滅，夫然後乃有真正全民平等之一境。謂階級存在而全民得以平等者，非有意欺世亦自為童稚。剝削階級因有被剝削而存在，統治者乃對於被統治而言，既無被統治者則全民政治所統治者何人？所以剝削制度及統治、被統治階級既已消滅，全民平等之社會既已出現，則所謂國家統治權及一切政制悉成為歷史上過去名詞矣。故曰「全民主治（全民統治）（全民政治）」皆不合邏輯之誑言也。吾人第二須知主張蘇維埃政制之共產黨人，固不屑以全民統治之妄語欺世欺人，而並世英、美、法、德等號為民主之國家，其實際無一非資產階級專政，所謂民主更無不限於其階級之狹小範圍，占人民大多數之工農勞苦貧民，胥隸屬於被統治者之地位。至於在數十萬國民黨員統治下之中華民國四萬萬人民，益復被諡為阿斗，更明明無參政之權，茲忽為之曰全民，未免過於揶揄；判詞謂為「全民主治」不知置國民政府現行之「黨治」及「訓政」制度於何地？謂予等圖謀變更「全民主治之中華民國國體」，更屬無的而放矢矣。夫「主權」及「統治權」，乃英、法、德文「權威倫特」一語之異議，後一譯名視前者較有實際意義。所謂「主權在民」，所謂「主權屬於人民全體」，所謂「主權寄於全民」，其空洞無實權，以視清代加頭品頂戴、賞穿黃馬褂尤過之，以故雖袁世凱以至曹錕，亦並不惜承認「主權在民」之說，蓋以主權而不行使，僅只在之、屬之、寄之之虛名，實際統治者固不惜慷慨奉送也。倘責以應由大多數人民行使統治權，則必聞而大駭矣。「由中國國民黨代表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大會閉會時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此非赫然載在國民政府所須頒布之約法者乎？即宋財長最近在美國人面前之飾詞，亦僅雲「中國政府之後盾築在強固之中產階級」，奈何貴院判詞竟以所謂「主權寄於全民」與「全民政治」為之遮飾耶！吾輩無欺之共產黨人，固嘗提出由無產階級、貧農專政之蘇維埃政制之主張，以訴諸人民公意，此一政制特為對待剝削階級少數人，以專政以實現被剝削者大多數人民行使統治權之真正民主國家者也。持試此以與現行政制兩兩相較，孰為合於民主制度，孰為危害民國，尚希貴院平心靜氣一思之。貴院判詞當有最後之一盾，即現行法律是也。茲姑退一步而在法言法，按之現行刑法，關於平時外患罪、戰時外患罪、泄露秘密罪，均有具體說明：關於內亂罪，乃以「意圖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僭竊土地或紊亂國憲而著手實行者」為條件，予等固未有此判詞亦未援侵此條文。再退一步而言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此法第六條第二款所謂「叛國之宣傳」，何謂叛國並無定義，稽之此法全文亦無反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即為危害民國及叛國之明文規定。貴院判詞所援用者何為「按諸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二條第二款之立法精神」，貴院僅知揣摸該法之「立法精神」，而忘卻民主國家所應尊重之思想、言論自由精神，而且於法律明文之外揣摸「精神」，此種神秘方法，在法言法者固應如是乎？依上所述，予等認為貴院判詞於理於法兩具無當，此即所以不服判決要求上訴之理由也。
陳獨秀 六月十五日
1933年8月13日 《法治周報》第一卷第三十三期
再抗辯書
為提出抗辯事，頃奉讀高等法院檢察官六月二十二日上訴答辯書，對於予等六月十五日上訴書所陳各種重大事實與理由，一概抹然，置之不理，並未根據法理法文及民主政制之原則，逐點駁答，只仍舊重複前此起訴書及判決書中若干說法，並以「核閱上訴理由書意旨，牽引他國之政制，圖卸罪責，其理由自不成立」及「上訴意旨強為曲解，殊難認為有理由」等簡單空洞而武斷之詞句了之。此絕不成其為答辯也，予等尚不欲遽以「不以法不以理只以權力」之說，輕篦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故提出再抗辯書如左文。
檢察官答辯書之主要點有二，一曰：「核閱上訴理由書，謂英美法諸國對於共產黨行動未認為危害國家，何以中國獨異云云，殊不知一國有一國之政制，未可強為比擬。」按中國固有政制，君主專制行之數千年，辛亥革命，改建民主共和，其為取法法美政制，應無辯爭之餘地，並世各國政制，固非一端，辛亥改革，自系擇善而從，予等主張，亦復如是，上訴書徵引英美法諸國政象，並非盲效某一國家，乃以明民主政制之通則，倘並此而亦目為「強為比擬」充其義必至認為「民主政制不適用於野蠻民族」。袁世凱以至古德諾籌安會諸人正以「中國有特別國情」、「人民程度不夠」之說，毀壞民主共和，為此說者正為危害民國之罪魁，甚望今人勿復拾此牙穢矣，即不以擇用別國善良政制之見地而言，孟子古之聖賢也，曾謂「民為貴，社稷為重，君為輕」，黃黎洲中國之名儒也，亦曾譏君主政制「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有君也」。此豈可謂為出於旁行典籍或強為比擬別國政制也耶。一曰：「即以打倒三民主義，顛覆國民黨、國民政府為目的，即為危害中華民國。」按行使國家統治權之政府或人物、與所統治之國家、三者界義各別，正不必旁征歐美學說。上舉孟子梨洲之言，即已顯示三者之非一物，倘強認三者為一物，謂國民黨國民政府即國家試問在未有三民主義之國民黨以前在未有國民政府以前，中國乃一未有國家組織之部落社會乎，或謂前此已有國家，國民黨顛覆滿清政府及北洋政府，亦為叛國乎，此固皆常識所不許也，故即現行之約法及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亦不敢悍然有國民黨國民政府即國家以及顛覆國民黨國民政府即為叛國或危害中華民國之規定，今高等法院檢察官竟公然作此警人之解釋，在近代國法學界、在中國司法界，皆屬空前之壯舉，奈陷國民黨國民政府如梨洲之所譏何。
上舉二點，關係於中國民主政制之進退存亡者，至鉅且急，不得不向貴院再貢一言，貴院如認為「牽引」認為「曲解」，亦應依據法理政制，詳示以曲解之所以及不應牽引之正當理由，斯折獄之道也。
陳獨秀
〔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
幾個爭論的問題
我們過去和現在爭論的一些問題，如果具有現實性，我們必須有個真實的解決；否則一切工作，特別是內部教育和對外的政治宣傳，因為兩方面相反的意見相互掣肘而一步也不能進行。我特地寫出這篇短文，以貢獻一點幫助解決這些問題的意見。
（一）民主運動問題
經濟落後國家，無產階級能比資本主義先進國的無產階級早些得到政權，即是說，它能在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鬥爭的基礎上得到政權，這本是「不斷革命」的主要概念之一。這一「不斷革命」的戰略，在十月革命前，乃是布爾什維克和門什維克的爭論之中心；兩方面在各種事變各項問題上不同的策略，都由於這一不同的中心戰略而分歧。門什維克階段論的戰略，即是認為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只好由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無產階級只有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取得政權。這樣劃斷兩個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革命論，已經由「十月」打得粉碎了。我們還很有理由可以根據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推論在法國大革命中，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鬥爭中，如果當時有相當力量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會首先在法國民主革命中出現了。我們也可以因此假定，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中，如果中國黨採用了「不斷革命」的戰略，誰也不能夠武斷說無產階級絕對不能取得政權。不但是理論上，而且在好幾次歷史大事變的證驗上，已經破產的階段論，我們現在還在討論它，真是不幸得很！如果我們不是資產階級的阿諛者，便應堅信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任務決不是卑怯的中國資產階級所能完成的了。例如：脫離帝國主義的羈絆，全國政權之統一，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召集真正由人民選舉的國民會議，由人民選舉和罷免各級官吏等等，沒有那一樣是社會主義的，沒有那一樣是中國資產階級所願做所能做的：只有由無產階級的英勇鬥爭之勝利，取得政權，才能完成這些任務。這便是「不斷革命」的戰略應用於經濟落後國之具體說明。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如果不走「不斷革命」這條生路，如果不把民主運動當做自己的事業去拚命，如果不認為民主鬥爭之勝利和無產階級政權鬥爭之勝利有相互不可分離的密切因果，而認為只有在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成熟時代才談得上奪取政權，那麼，真要如布哈林所說須等到數十年整個時代以後了！我敢說，對於民主主義鬥爭估價過低，會成為無產階級之致命傷。對於民主主義鬥爭估價過低者，有二種人，一是巴枯寧主義者，他們根本鄙棄它；二是門什維克主義者，他們把民主主義限制在資產階級統治下的改良運動。門什維克主義，在中國黨內有深的根蒂，並且帶到左派反對派中來了；至少在許多人的下意識中還未能肅清。因此他們仍舊用門什維克的見解，把國際左派反對派給我們的革命民主口號右化，即是：國際左派反對派告訴我們，革命民主主義不僅用在反革命時期打擊軍事獨裁，並且還可用在革命時期舉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而我們的階段論者卻認為民主主義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只能用在反革命時期，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做做改良運動，到了民眾運動高漲起來，便用不著它；無產階級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口號蘇維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這樣還不是門什維克的階段論，怎樣才是階段論呢？這樣還不算是將民主口號右化了，怎樣才算是右化呢？他們由於將民主口號右化出發正會走到感覺它不中用，想根本放棄它，會在長篇的政治論文中取消它的地位，竟以別的沒有一點革命意義的口號代替它，或者僅僅為了敷衍國際左派反對派的面子，或者為了搪塞同志間的責難。在左派反對派的理論，史大林主義的理論以及其他的理論之雜貨堆上，也不痛不癢的安上民主運動和國民會議幾個孤單詞句，作為各種雜貨之一，這更是對於左派反對派的民主口號之刻薄的諷刺。因此，我必須堅決的說：我們如果不是披著左派反對派大衣的門什維克主義者，我們對於關聯中國無產階級運命的民主運動民主口號，必須有深切的認識，必須認識它已經由資產階級打擊封建勢力的武器變成無產階級打擊資產階級的武器；必須認識它不僅是在反動時期向資產階級進攻的武器，並且是在革命高潮中推翻資產階級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武器；必須認識它不僅是某一時期的策略，而是中國革命的骨幹，中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
（二）「民眾政權」口號問題
「民眾政權」本來只是在民眾運動高漲而還未達到能夠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樣的中間鬥爭環境中一個臨時的鼓動口號；它根本不能和黨綱上無產階級專政或工農專政這樣表現政權階級性的問題相提並論。前年反日反國民黨運動高潮時，此口號一提出，即受到瘋狂的反對。由杜畏之傳染到彭述之。述之因反對這一口號，走到根本反對在宣傳鼓動上涉及政權問題。他主張只提出國民會議，不說政權。我問他，既然喊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群眾如果問國民黨打倒後，誰接受政權，我們如何答覆呢？他說此時根本就不應該喊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可是此時許多學生群眾已經在南京喊出這一口號，可惜述之無力制止他們的「過火」！述之走得這樣遠，恰好證明當時實有提出這一類的口號之必要。史大林派起初也很尖刻的笑罵這一口號，可是在群眾中碰壁後也採用了這一口號。我們如反對這一類的口號，現在無問題，將來一定碰壁。有人說，民眾政權即資產階級的政權。說這樣話的人，未免太過阿諛資產階級了！大家都知道，即在法國大革命中，歷史上最革命的資產階級，也是反對民眾政權的。真正民眾政權，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才會出現。他們又自相矛盾的說，民眾政權不表示階級性。我以為正因為不明顯的表現階級性，它才不是和無產階級專政及工農民主專政鼎足而三的東西。他們又問民眾是什麼？我可以反問：蘇聯人民委員會的「人民」是什麼？托同志所謂「布爾塞維克主義」在一九一七年的進程中，是一真正的俄國國民的「黨」。之「國民」又是什麼？正確的答覆，只有如托同志自己所說：「我們所了解的國民，不是有特權的頭目，而是大多數的人民，即是說，工人與農民。」（見《俄國革命與五年計劃》之二九頁）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論馬克思眼中的民眾，也作了同樣的解釋：民眾即工人與農民。聽說最近臨時大會以「人民建立自己的政府」代替「民眾政權」的口號，從前反對「民眾政權」口號的人們也同意了。其實這兩個口號的內容是一樣的；反而是我覺得此時不需要這一類的口號，因為這一類的臨時鼓動口號，不宜於把它用做比較有永久性政綱性的宣傳口號，一切策略，一切口號，都有它的時間性，都會因易時而變質，由正確而變為不正確甚至錯誤。
（三）國民會議問題
對於國民會議之錯誤的見解，不用說是從對於民主主義的謬見演繹而來的。施存統近來頗傾向史大林派，因為他認為左派反對派的國民會議太和平了。我們且慢點責罵施存統誣衊左派反對派的民主口號，有許多自命為左派反對派的人們，其誣衊我們的民主口號，也不亞於施存統，或者還要厲害些。國民會議只能是資產階級統治形式，國民會議只能是兩個革命間反動時期的口號，國民會議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國民會議運動不應涉及政權問題，不應喊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綜合起這些意見看來，能夠說施存統誣衊左派反對派的民主口號，比這樣更惡毒嗎！？托同志曾告訴我們：國民會議須由民眾暴動來實現；中國的黨能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舉行武裝暴動取得政權；由共產黨人占多數的國民會議通過蘇維埃政制等等。在披著左派反對派大衣的門什維克人們眼中看來，托同志這些指示未免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吧，因為托同志這些指示，和他們門什維克的頭腦中所想像之國民會議和平運動的景象太相違背了。同志們，讓我們不要取學者態度，專門研究研究國民會議在學理上的定義，在歷史上是那一階級的性質和能不能解決那些問題；讓我們取革命戰士的態度，努力為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國民會議奮鬥，為逼迫它解決我們所要求解決的問題而奮鬥，以至激起大眾走上武裝暴動的道路。這便是左派反對派的頭腦中所想像之國民會議運動的景象。有人曾批評我故意把國民會議口號革命化了，是的，不錯；但這不是我的罪過，只怪中國無產階級不安分不聽和平的門什維克學者們勸告，而要走上「不斷革命」的「迷途」。說不定將來又要勞駕披著左派反對派大衣的門什維克先生們，在國民會議鬥爭高漲中，再玩一次制止「過火」的把戲！
（四）經濟復興問題
資本主義發達自然是社會的進步。俄國無產階級，與其說吃了資本主義發達的苦，不如說吃了資本主義太不發達的苦（這句話用在中國更適當），在這一觀點上，列寧和斯徒盧威是一致的。然而列寧的革命政策，便不因此而和他一致了。我們現在且不說資本主義比較不甚發達的國家，是全資本主義世界最薄弱之一環，正容易爆發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為還有其他必要條件。我們可以承認，任何幼稚的資本主義國家，只要那裡有了無產階級運動，只要那裡有了無產階級之有力的同盟者，那裡便有無產階級革命之可能。如果認為必須資本主義發達到和先進國相接近的程度，那裡的無產階級才能擔負革命的任務，那麼「無產階級革命」這一名詞，必須從經濟落後國家的字典中永遠除去。所以，如果有人把中國經濟復興問題和現存的無產階級能否擔負革命任務的問題牽連在一起，我必須要問：所謂革命任務，是指社會主義的革命任務，還是民主任務？如系前者，便是門什維克傳統的思想；倘系後者，便是把中國無產階級的評價拉退到中國還沒有左派反對派，還沒有共產黨以前了。梁乾喬正因為對於中國無產階級失望，對於農民也失望，這才走回到他們的老營寨去。這是一個危險的思想！如果所謂經濟復興問題，是簡單的說，主張在落後的中國經濟範疇以內，我們應該把手放在經濟狀況上升或下降這一社會的動脈上，來決定我們政治的及罷工的策略之進攻或退守，這是完全正確的，這是共產主義的A. B. C。我們已不需要這一原則的討論。我們所要討論的，是現實的經濟狀況之升降或其徵兆。史大林派固執其經濟危機有利於革命發展這一不完全的理論，即謬論，到處誇大經濟衰退的現象，到處隱蔽經濟上升的事實，以求符合於他們的盲目政策之前提，這當然是含有罪過成分的錯誤。倘因為反對這一錯誤，而走向另一極端，即是將鬥爭策略依靠在虛構的還沒有徵兆的經濟上升之前提上面，形成等待主義，這便是反對錯誤者多走了幾步，自己也陷入錯誤。有些人預測的中國經濟復興，經過了整個的一年，一般的國民經濟之崩壞，反而日見加大其深度與廣度。現時統治者的歡迎外資（統制經濟也包含在內）運動，雖然是使中國更加陷於殖民地化的運動，在經濟上可算是得以稍稍活躍的徵兆；但是這種徵兆畢竟還很脆弱，因為國內各種紛擾，使南京政府的統治還沒有能恢復到它在一九二八一二九年那樣穩定的地位。即令因外資的關係使經濟稍稍活躍，有利於工人運動之進展，而也決不能將這種可憐的經濟「復興」說成一樁了不得的大事，即是它有推動不能擔負革命任務的無產階級，進步到能夠擔負這一任務這樣動力的大事。這樣程度的經濟復興，將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偉大事業，誰敢在中國能民主革命完成之前作此幻想呢？在這樣的經濟復興以前，除了所謂不能擔負革命任務的無產階級，又有那一階級能完成民主革命昵？這樣循環推論的結果，非使人們陷入絕望的深淵不止，這樣危險的思想，在無產階級革命的隊伍中，非即時停止不可！
（五）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問題
無產階級的蘇聯之孤立，只有靠推動世界革命來救濟。「國際條約和國內憲法同樣是自身無力的白紙黑字。」史大林派的不侵犯條約，大部分是靠著帝國主義之國際的國內的矛盾衝突和蘇聯停止世界革命企圖以求得帝國主義諒解作保障的。如果世界革命來得太遲緩，或史大林派的統治被左邊來的力量所削弱以至代替它來得太遲緩，則世界資本和俄國內部的特爾米多勢力相呼應，史大林派的左右跳躍政策，重複著又加強這一呼應，帝國主義並不一定要採用武裝進攻政策，也可以使無產階級的蘇聯不能長久在資本主義世界裡巍然獨存。至於武裝進攻蘇聯，帝國主義者過去已經有過苦的經驗，現在的情形更不同了。帝國主義者不是瘋子，它們武裝進攻蘇聯，必須依據它們的可能與必要，不會作冒險的嘗試。現時帝國主義有武裝進攻蘇聯的可能嗎？現在的蘇聯已經不是以前的蘇聯了；在帝國主義紳士們的眼中，它已經是一個不易欺侮的潑皮。各帝國主義自己之間的矛盾衝突，已窮於彌縫應付，又加以各國內部的牽制，它們那裡有武裝進攻蘇聯之可能。有必要嗎？也沒有！它們迫切的武裝進攻蘇聯，是因為受到蘇聯推動世界革命之威脅。在史大林派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及由這一理論所產生之無條件的和平政策統治下之蘇聯，帝國主義並不甚感覺著有這一威脅了。單看下面二件事，已可見這一威脅的程度。蘇聯的美國顧問Thomas Campbell，在他的著作中說：「史大林君……將我的手握在他的雙手中（對我說）……在托洛斯基當權時曾有過普及共產主義到全世界的企圖。他說這是他與托洛斯基決裂的最初原因。」（見《俄國革命與五年計劃》一五一頁）歐洲進攻蘇聯之組織者——法蘭西統治階級代表赫里歐，游俄後大肆宣揚其欽佩史大林之「六原則」。如果我們認為上述的情形一時不會改變，便應該認為帝國主義武裝進攻蘇聯的聯合戰線已經解體，並且不是什麼暫時的事。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在它未能和法國、奧國、波蘭的關係弄好以前，亦未必敢於冒險。所以托同志說：「蘇聯的危機在國內不在國外。」如果我們認為這句話是正確的，則與其說史大林派的不侵犯條約政策是掩蔽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煙幕彈，不如說史大林派誇張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機，是掩蔽國內危機的煙幕彈！
十月八日，一九三三年
中國的一日
朋友囑我為《中國的一日》寫點感想，在這天，我沒有什麼感想，且就本地風光，即就《中國的一日》這個題目，說幾句話吧。
《中國的一日》似乎是模仿《世界的一日》而作的。在階級的社會裡，一個國際主義者的頭腦中所謂世界，只有兩個橫斷的世界，沒有整個的世界；在這兩個橫斷的世界之鬥爭中，若有人企圖把所謂整個的世界這一抽象觀念，來掩蓋兩個橫斷的世界之存在，而和緩其鬥爭，這是反動的觀點，若有人把整個的世界縱斷成不相依賴的無數世界，幻想在縱斷的各別世界中，完成人類的理想，而不把國際間兩個橫斷的世界之鬥爭看成各別的縱斷世界中鬥爭勝利之鎖鑰，這也是反動的觀點。在一個國家中，也是這樣，也只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橫斷的社會之存在，抽象的整個國家是不存在的。這兩個或兩個以上橫斷的社會，利害不同，取捨各異，如果有人相信這利害根本不同的橫斷世界及橫斷社會，可以合作，可以一致，這不是痴子，便是騙子。痴子猶可恕也，騙子不可恕矣！
整個的國家，永遠是不存在的；整個的世界，只有在階級消滅以後才會出現。凡是讀《中國的一日》以至讀《世界的一日》的人們，應該很客觀的想想這個問題，不要做痴子，而受騙子的騙！
老子考略
一 老子與道家
道家本黃帝之言，道家之名非古也，初見於《史記》，《史記·陳丞相世家》：「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前此戰國諸子概稱為「黃帝之言」，當時所謂「黃帝之言」、「神農之言」，與儒、墨並行於世，故司馬遷日：「《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荀子·解蔽篇》曾稱引「道經」，而他書則稱「黃帝書」或「黃帝言」，黃帝軒轅氏，當非一代帝王稱號（遠古無帝王），或亦非專謂一人，可假定其為諸夏有力之一族（因有阪泉涿鹿戰爭之傳說）。據《大戴記·帝縏》，黃帝產青陽及昌意，昌意產顓頊，顓頊產老童，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產子六人，六人即《國語·鄭語》己、董、彭、禿、妘、曹、斟、■（原文此處為■，下同），祝融八姓之祖，《史記·楚世家》稱重黎、吳回相繼居大正，為祝融，是祝融乃世襲名號，非一人之稱，黃、熊、融三字皆取於火，蓋是族以發明用火著稱於世，故或言黃帝，或言有熊，或言祝融。《淮南子》、賈逵注《左傳》、許慎注《說文》、高誘注《淮南子》，均謂祝融死為火神，祀於灶，祝融為黃帝之後，亦兩漢諸儒無異辭，■、楚諸王率以熊名，亦可證有熊祝融同一族系，此族入中國或最早，自阪泉戰勝，追逐先住民族之苗黎，漸至燕齊以南，析為八姓，與夏商之先王同時，其後八姓除楚外，多為商周所滅，其子孫當更由徐淮（八姓之彭已居彭城，即徐淮境）南徒吳越，留燕齊者與殷之遺民混合，西阻荊楚，與興周聲教遂不相通，然楚及吳越之文化，並不遜於北方，儒書率鄙夷之，實乃偏見。史稱重黎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即後世陰陽家及數術方技諸家之所祖（重黎之術或與南方原住民族有關，《大荒南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曰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注云：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大荒西曰：有人反臂，名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按常羲、常儀、羲和，皆即重黎，八姓據地南達江淮，曰東南海，曰天虞——天虞即天吳，由地名或族名轉化為人名，為水神名——曰生十日，皆可證南北文化之交流，羲和之傳說，或即吳地故事，經過祝融八姓，傳至北方中國，猶後世以盤古為諸夏之初祖也），此皆道家者流，道家稱黃帝，並不比儒家稱堯舜更為無稽。周人崛起西土，祝融八姓則廣布於東土濱海之地，其環境，其生活，其文化，其思想，自難強同；自姬周統一以至春秋之世，中國學術思想，惟儒道二派，余皆後起，老聃、楊朱、鄒衍、秦越人、陽慶、淳于意、蜎淵、黔婁皆燕、齊、楚地之人，秦、漢間方士，亦多出於燕、齊海上，其操術與西土周儒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異趣，以六藝與道家之天文、地理、曆象、醫藥較，其優劣亦難言也。自學術言，道固無遜於儒，以政治制度言，道術已不適用於經濟發展之秦、漢社會，以此道家學術雖廣行於民間（儒家且竊取道家之言為己有，如《周易·繫辭》，如《洪範》、《五行傳》），而政治則不得不屈折在儒法二家之下（漢時法家言兵家言多羼入老聃書，即以此故）。自漢以來，貌為尊儒，實際所用者乃法家言，然儒有尊君之義，近於法家，以取寵於歷世民賊，道家未能與之爭衡（世之諛媚權貴不識人間有羞恥事者，緇流之外，即為儒者，黃冠多隱逸，其人品之高下，非偶然也），故文獻日益散佚，先秦諸子所稱引之「黃帝書」及「道經」，今已不可考，即《漢書·藝文志》所錄《黃帝四經》四篇，《雜黃帝》五十八篇，《黃帝君臣》十篇（班志於後二書均謂為六國時所作，而於黃帝四經則否。隋志亦謂：「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沖虛而已，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是《黃帝四經》隋時猶存也），亦久已散亡，今所存者，惟先秦及兩漢諸子百家所稱述者而已，其言義理最完備者，則為《周易·繫辭》及《老子》。漢初稱黃帝之言為黃老，或黃老言，或稱黃帝老子之術，司馬談著《六家要旨》，班固著《藝文志》，始以道家與陰陽、儒、墨、名、法並稱，魏晉以後，又稱老莊，罕言黃帝矣，其後更以老子為道家之初祖。其實莊周並非道家（《莊子·天下篇》所舉五家——惠施別篇，不計在內——《荀子·解蔽篇》所舉六家，《天論篇》所舉四家，《呂覽·不二篇》所舉十家，皆未老莊並列，以莊子與黃老同列道家者，始於劉歆班固），莊子雖喜稱引黃老，而其根本思想「一生死齊彭殤」，實與道家背道而馳也。老聃在春秋戰國間，與秦越人楊朱、鄒衍，皆道家鉅子（陰陽，五行，醫方，歷數，皆黃帝之言，司馬談分道家與陰陽家為二，劉歆、班固從之，更置數術與方技於道家之外，是不知黃帝之術者也。《史記》自敘稱父談：「習道論於黃子」，《漢書·司馬遷傳》師古注謂黃子為儒林傳之黃生，按《史記·儒林傳》，與轅固生爭論之黃生，顯然為法家，非道家，太史公父子於自身講習之師承尚不明，述古學流別，自不了了也。漢之儒者，於各經師說之不同者，門戶甚嚴，然以陰陽卦氣說易，以五行說尚書春秋，則又大開其門戶，不明古學流別，不獨太史公父子然也），而非道家初祖，老子以前，已有「道經」與「黃帝書」行世，老聃不過祖述黃帝之言者之一人而已。《莊子·天下篇》曰：「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老子與道家關係也如此。
二 老子略歷
神仙家所傳老子之神話固全然無稽，即《史記·老子傳》，亦全不可信，即如開始一段中所云：「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據三注合刻本）此所記各事，無一足以徵信。《莊子》、《列子》均載楊朱至沛見老聃，以老子為楚苦縣人，乃由於以老萊子與老子相混而致誤。先秦諸子稱引老聃或老子之言，其詞或義，多見於今本《老子》（例如：《莊子·天下篇》引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今本《老子》第二十八章作「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淮南子·道應訓》引「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溪。」為老子語，又如《韓非子·內儲說》下：「權勢不可以借人……其說在老聃之言失直也。」《喻老》篇：「勢重者人君之淵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莊子》「天運」、「庚桑楚」、「則陽」、「寓言」諸篇，均於一事之中老聃與老子並用，明明以老聃、老子為一人。《史記》以前未有稱老子為李耳者；老聃或即姓老，《韓非子》《戰國策》以前，只見有老姓，不見有李姓，《風俗通義》：「老氏，顓頊子老童之後。」至於老子字伯陽，則更非《史記》原文所有，乃後人據《列仙傳》而增改者（《史記》索隱曰：「許慎雲，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可見索隱本《史記》但云名耳字聃，並無字伯陽之文。王念孫《讀書雜誌》按《經典釋文》序錄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史記》雲字聃。《文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字聃；游天台賦注，及《後漢書·桓帝紀》注，並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則陸及二李所見本，並與小司馬本同。……又按《文選》反招隱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然則字伯陽，乃《列仙傳》文，非《史記》文也）。《史記》又稱老子為隱君子，依老子之思想，此說頗可信；果爾，則東土之隱君子，何至不遠千里西適周而為守藏史乎？史官世業，又豈容遠方流寓之人為之，且周文史官又如何棄文武周公之道而祖述黃帝也。所謂周守藏史，乃由於以老聃與周太史儋相混而致誤。不但《論語》未稱及老子（《論語·述而》篇何晏集解引「苞氏曰：老彭，殷賢大夫也。」皇侃亦以老彭為彭祖。鄭玄以老為老聃，不足信；如果老是老聃，則應雲彭老，不應稱周人於殷人之上。或謂彭聃聲通，老彭即老聃，更非是。彭聃二字，聲類絕遠，即聲通亦不能以此決定重要史事；依聲通假，亦如辨偽，固為解釋古書之良法，然濫用之而流為謬妄者亦多矣），即《墨子》亦無之，《孟子》只言楊朱而未言老聃，可知老子並不與孔子同時。《論語》「以德報怨」「無為而治」等語，或原為古語，或出於「道經」或「黃帝書」，不能據此以為老子在孔子以前之證；猶之《金人銘》亦頗類老子語意，然《荀子》（見《太平御覽》）、《說苑》及《太公金匱》（見《意林》）均以為黃帝之言，或即《漢志》所載黃帝六銘之一。至如王肅所輯《孔子家語》後復幾經改竄，其中所載子路之言，更不足據。孔子問禮於老子之說，乃由於孔子見老萊子之傳說演變而成。《史記》以老萊子為楚人，與孔子同時，著書十五篇；《漢書·藝文志》有《老萊子》十六篇，亦注云：楚人，與孔子同時。《大載禮·衛將軍文子篇》，記孔子稱老萊子之行曰：「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莊子·外物》篇老萊子教孔子之言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由此觀之，孔子見老萊子即不必為信史，尚不失為一種近乎情理之傳說。再就諸家言孔子見老子之事一觀之：（一）《史記·老子傳》，老子謂孔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大戴禮》則以「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為曾子之言。《莊子》則以「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為老聃教陽子居之言。又《史記·老子傳》，老子謂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此與《莊子·外物》篇老萊子教孔子之言相同，僅「躬矜」易為「驕氣」，「容知」易為「態色」而已。（二）《史記·孔子世家》所言孔子年十七，……偕敬叔適周見老子之事，其時間之違誤，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即已致疑，清梁玉繩崔述更詳證其誤。（三）《莊子》言孔子見老子之事最多，《天地》篇稱孔子問老聃以辯者離堅白若縣寓之言；《天道》篇競稱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聃，又與老子談仁義及兼愛；此皆墨翟孟軻以後之事。《天運》篇謂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按《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實五十一），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明年定公十年，孔子為魯司寇，此二年中皆無南見老聃之事；此篇又載孔子謂老聃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又載「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又載老聃謂子貢曰：「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亦墨翟孟軻之事。（四）《禮記》乃雜采諸子而成，本不能謂為信史，其中《曾子問》尤來歷不明（《大戴禮·曾子立事》等十篇，可視為漢志《曾子》十八篇之數，《小戴禮·曾子問》體裁與大戴十篇不同，不能視為十八篇之一）。《春秋經》明載：哀公二年二月季孫斯……帥帥伐邾；冬十月葬衛靈公；哀公三年秋七月季孫斯卒。而《曾子問》竟載：孔子告曾子曰，「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其所稱述不足信如此。此篇所載孔子自謂「吾聞諸老聃」者四事，無一非守禮（不僅是知禮）老儒之行；倘或欲以此證明老子與孔子同時，其須承認周末有兩老聃，一為與孔子講禮之老聃，一為著書反禮之老聃（如汪中即以孔子所問禮者為周守藏史老聃；著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之老聃乃太史儋）。禮若作宗教民俗解，殷禮周禮自無根本差異，而儒家之所謂禮者，非盡為實有之宗教民俗，更非所謂「不爭」、「柔道」、「拘謹」之義，乃儒家雜采殷周之宗教民俗而增損之，其微言大義，在別尊卑，教忠孝，以挽封建之頹勢，此儒所謂「禮」之特殊意義，乃為儒道二家不可逾越之萬丈鴻溝；不明此義者，不知儒亦不知道也。如謂老聃立反禮之教，而躬行又唯禮是崇，此曲學阿世之徒，以自身滑頭改容之行為，厚誣古人也。近有妄人謂老子《道德經》之思想，乃在老聃五十歲以後即與孔子講禮以後，思想改變之結果；此類無稽之談，與老子亦儒家及老子化胡說同屬妄誕。
《史記》又謂：老子，或是老萊子（有人謂老子傳中言及老萊子，是附傳，正義誤認為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此說非是，附傳不應有或曰二字），或是周太史儋（《史記·老子傳》自「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至「世莫知其然否」一段，或非原文所有，而為魏晉間神仙家所增——《列仙傳》已引「史記雲二百餘年」——原文首尾已確定老子之籍貫姓名及子孫系譜，而中間忽置以莫知然否之疑詞，太史公不應糊塗至此。況《仲尼弟子列傳》，明以老子老萊子為二人，周秦兩本紀均載太史儋入秦之事，而無一涉及老子，衡以老子傳首「字伯陽」為後人所增改，傳尾又有人據自敘妄增，「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十字，此段由後人妄增，亦非不可能也）。按《莊子》明分老子老萊子為二人，《史記》在《仲尼弟子列傳》亦為二人，今本《老子》多載先秦諸子所引老聃之言而無一語屬於老萊子《大戴禮》載孔子所稱老萊子之行，亦不能證明與老子為一人。聃儋耽（《呂覽》「不二」篇、「重言」篇均作老耽）三字音義相同，太史儋入秦在周烈王二年（西曆紀元前三七四年），下至西漢文景之世，不過二百年，假解固得為其七八代子孫，太史儋即老聃，固不失為有力之見解（畢沅汪中同以老子為太史儋，然畢氏以孔子問禮之老子與著道德書之老子為一人；汪氏則以為彼此意見乖違，年代又遠隔，不能為一人，乃分為「孔子所問禮者聃……而著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儋也」。按畢說固失，汪說亦未為得）；然而先秦諸子所稱引老子之言見於今本《老子》書中者。概稱之為老聃、老耽或老子，未有稱老儋或太史儋者；且老聃與太史儋意見亦甚乖違：一指斥前識為愚之人，如何入秦予言周秦複合而霸王出；一隱居之道家，又如何同時而為遊說諸侯之縱橫家；周之太史，更不至同時成為痛斥周禮之叛徒。
《史記·老子傳》中較為可信之事，僅末一段所記老子子孫之譜系：
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印太傅，因家於齊焉。（按此譜系注字，日本河上本《老子》葛洪序作瑤，宮字神仙傳作言，假字葛洪序及神仙傳並作瑕，正義本亦作瑕，日本武內義雄謂宮為崇之訛，崇即《戰國策》魏將段干崇，而齋藤拙堂則以宗為段干崇。）
膠西王印死於漢景帝三年，司馬談生於文景之世，與假解為同時人，見聞較確。以三十年為一代計算，由漢景帝三年（西曆紀元前一五四年）上推二百四十年，為周安王八年（西曆紀元前三九四年），在孔子死（西曆紀元前四七九年）後八十五年，老子果於此時生，則其時代應與孟子相前後，孟子見梁惠王，在惠王三十五年，即周顯王三十三年（西曆紀元前三三六年），在孔子死後一百四十三年，惠王稱孟子為叟，此時孟子若在六十歲左右，其出生亦在孔子死後八十年頃。倘以魏將段干崇為老子之子宗，則已在戰國末期，去秦始皇不遠矣。《史記·魏世家》載魏將段乾子請予秦南陽以和，《戰國策》載魏不勝秦，使段干崇割地而和，事在魏安釐王四年，秦昭王三十四年，即周赧王四十二年（西曆紀元前二七三年），去始皇元年只二十七年，此時在孔子死後二○六年，在孟子見魏惠王后六十三年，則老子乃遠在孟子之後。然《史記·莊子傳》稱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又載楚威王使使迎莊周，許以為相；《莊子》記與惠子之問答有八，《呂覽》記匡章與惠子之問答有二；據《莊子·齊物論》及《徐無鬼》，則惠子死后庄子猶存；據《莊子·徐無鬼》「儒墨楊秉四」之說，則莊子猶得見少年公孫龍子之成名；由此可見莊子與孟子同時而年較幼。《莊子》各篇均無與老子會見之事，內篇《養生主》又明記老聃之死，則老子顯然在莊子之前（近有人謂老在莊後，承襲莊子思想而發展之者；果爾則莊書明記「老聃死秦失吊之」以後，乃又有一老聃出世，承襲莊子而發展之乎？此謬見實不值一駁），決不能後於孟子，《戰國策》顏斶對齊宣王已引老子語。因此，以宗之孫宮當魏將段干崇為妥。總之：《史記》既言老子之子為魏將，《文子·精神篇》亦引《老子》「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之言，以燕魏與秦楚並稱，應在戰國之世；又《韓非子·內儲說》上，有齊王問治國於文子之記載，文子乃老子弟子，生於齊稱王以後，老子年代便不應前此過遠也。《孟子》楊墨並稱，楊朱當在孟子之前；《莊子》以後諸子無不稱引老聃，而獨不見於《孟子》（即莊子盛稱老聃亦多在外雜篇，內篇僅三見，乃述其事而罕舉其言，莊周蓋未親見老聃著述也），可見老子並不在孟子之前，雖與孟子同時（或年稍長），以其為隱君子之故，名亦未顯於孟子生前也。孟子拒楊墨排神農之言，而未及道家或黃帝之言者，當時楊朱實道家之代表也。由此，吾人得以推定：
老子即老聃，沛之隱君子也。生於周威烈王或安王時，在墨子之後，莊子之前，略與申子、惠子、孟子同時，與關伊同悅黃帝道術，著書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今名《道德經》。
關於老子略歷，其比較可信者如此而已。
《史記·老子傳》又謂：老子去周至關，為關今尹喜著書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此一子虛烏有之事，亦由周太史儋入秦說獻公之事偽變成。《史記》之後，復代有增飾，《史記》但云「至關」；葛洪乃謂為散關，且杜撰度關日期為十二月二十五；《列仙傳》作者更贈老子以青牛車；後《列異傳》作者，又奪車而強令老子「乘青牛而過」。《史記》但云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王弼、葛洪乃為之署名《道德經》。《史記》但云「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列仙傳》作者更加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跡（今本作遮，茲以《史記》集解所引及索隱注作跡）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授之；《列異傳》作者又從而附益之曰：「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史記》但云：老子為喜著書而去，「莫知其所終」；班固《藝文志》增為「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列仙傳》作者則又強令關尹喜「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茲從集解引，今本《列仙傳》作「與老子俱游流沙化胡」）；於是道士王浮遂撰《化胡經》一卷，由晉至唐，增為十卷或十一卷，唐時更有老子化胡圖，至宋時乃附八十一化圖於《化胡經》內；附會老子西去流沙化胡成佛之事日益增盛。
其實，《莊子》內篇明記「老聃死，秦失吊之」，安有西遊化胡之事。由《莊子·天下》篇觀之，關尹似猶在老聃之前；合觀《莊子·應帝王》及《呂覽》「審已」篇、「下賢」篇，關尹子乃與子列子、壺丘子、鄭子產同時；即令原本《老子》乃老聃自著，是否由於關尹之請，亦難確證；其他神話，更不足信。《化胡經》圖雖經元朝屢次嚴禁之後而亡失，近年敦煌發見唐代《化胡經》殘本，其第一卷中有如下之文：
後經四百五十餘年，我乘自然光明道氣，以真寂境，飛入西那玉界，蘇鄰國中，降誕王室，示為太子，舍家入道，號末摩尼。轉大法輪，說經，試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際及二宗門，教化人天，令知本際。上至明界，下至鑿塗，所有眾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衣彩，自然來入中洲，是效也。當此之時，黃白氣合，三教混齊，同歸於我。
此輩熱中化胡成佛之道士，以道教而竊取佛教故事詞句，以杜撰《化胡經》，已可恥矣；高談化胡成佛，並印度佛教和波斯摩尼教之分別而不知之，益可憫矣。
三 老子著書
《老子鄰氏經傳》四卷，《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均見《漢書·藝文志》，而早已散佚；《漢志》雖無二篇之說，而《史記·老子傳》言老子著書上下篇，《漢書·揚雄傳》贊亦言「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兩漢通行本《老子》，其為上下兩篇可知。宋時《老子》注家謂：劉向定著《老子》二篇，八十一章，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或雲上經三十七章，下經四十四章（今本《老子》多為上經三十七章，下經四十四章）；然司馬遷、班固所見《老子》是否如此分章，殊難確知矣。《老子》注家，據唐陸德明《釋文敘錄》所載，共有三十一家，陸氏《釋文音義》所徵引者，只河上公、王弼等十三家，此諒為陸氏所親見者。《老子》古注之存於今而可信的，亦僅王弼、河上公二家。河上公《老子章句》四捲成於漢文帝時之說，自不足信，葛玄、葛洪以前未聞有此注，為其祖孫所作而託名河上公無疑。至唐時河上公注已有二本（陸氏《釋文》中往往舉河上本及河上一本之異文），歷代河上本經文存於今而可考者，有唐代景龍碑之《道德經》及焦山定慧寺之老子經幢，宋刊河上公本（今在《四部叢刊》中），明世德堂本《老子》及《道藏》各本，日本所傳舊鈔河上公本有五種，法國巴黎圖書館亦藏有敦煌唐鈔河上經注殘本，諸本字句頗有不同，而上篇題道經，下篇題德經則同；惟日本舊鈔本之存於大阪府圖書館者，每章只提行，不題章名（見武內義雄之《老子原始》），此或為河上本之原式。王弼《老子》注本，只署《道德經》，與河上公本上篇題道經下篇題德經者不同，每章又無章目，與通行之河上公本一章為體道章，二章為養身章等亦異，故宋晁說之云：「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歟。」陸德明《釋文老子音義》乃依據王注本，只分上下，不記章目，此為王本不分章目之證。現行之武英殿本及浙江書局本王注《老子》，雖非以道經德經為上下二篇，而標分章次與通行之河上本同。王注在河上本之前，兩者字句之不同，顯然為葛氏所校改者。二家所據經文，大體相同，所不同者，僅字句而已，此即魏晉以來流傳於今日之今本《老子》。所謂今本，乃以別於淮南以前之本也；先秦及西漢各書所引老子之言，其章次及詞句先後，多與今本《老子》不合，且有為今本所無者，可見太史公及淮南王所見《老子》必與王弼、河上之本不同也。
《史記》所謂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之說，亦不足信。此書一部分，或為老聃自述，或為及門弟子所記。自古相傳黃帝以來之成語即所謂黃帝之言，其中韻語部分，顯留口口相傳之跡；其餘或為老聃所作；或為老聃後學所述；最後又羼入兵家言（如第三十章，三十一章，六十八章，六十九章，皆是。自王弼以來已疑三十一章非老子所作），法家言（如第三章，十八章，十九章，五十七章，六十四章，六十五章，七十五章皆是。第十八章「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二句，《意林》所載《慎子》「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下，亦有之，一本作正文，一本列之注文。第七十五章，與《慎子》「民富則易治，民貧則難治，民富則重家，重家則安鄉，安鄉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輕家，輕家則危鄉，危鄉則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義同），縱橫家言（如第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第七十七章「功成而不居，」與《史記·蔡澤傳》所引（周）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以久處」義同。第三十六章首八句，與魏策所引周書——當即《史記·蘇秦傳》所謂「周書陰符」，戰國秦策作「太公陰符」，此縱橫之類；至所謂「黃帝陰符經」，乃道家之類，朱子謂為唐李筌所作——「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義同。第四十七章與鬼谷之「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牗而見天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義同。本章末二句「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與《意林》載《六韜》——莊子陸氏釋文引「司馬崔雲，金版六，皆周書篇名。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漢志錄《太公》二百三十七篇，陰符六韜或皆其篇名，惟太公在周如漢之良平，漢志列入道家是非。——「國柄借人則失其威。」義同。第六十一章亦策土語），使《老子》一書成為一部諸子大全，因此後世乃有「九流皆出於《老子》」之妄說。殷以前或仍為部落社會，即原始國家尚難言之，黃帝之言應無與治國明法；老子憤時嫉俗，亦志在復古；以此後起之儒法各家言，根本無與黃、老相通之理。不但儒之於道根本相非而不相承，即莊子亦非道家；近有人以儒墨老莊各派不同思想之分野，變為先後相承襲而次第發展之思想統系，以此推斷其年代，謂老在莊後者，真是夢囈。九流同源，三教亦同源，今日又有儒釋道耶同源之說，一切一切，都無差別，吾族好齊惡歧之性達此極端，欲求科學之發達，必自力除此思想籠統之病始。各家羼入《老子》，當在西漢之初，其理由有三：（一）《莊子·胠篋》篇及《韓非子·喻老》篇均已引「魚不可脫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句為老子語；（二）司馬談已謂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三）《史記》老子著書上下兩篇五千餘言之說，當非憑空捏造也。《老子》亦如其他古書，非一人一時所作，因此據《老子》以推斷老聃年代，或據某章詞義以推斷《老子》全書年代，宜其支吾而難通也。竹簡漆書時代，一人著書，自屬難能之事，自《管子》《論語》以至《淮南子》，多為門徒賓客甚至後學所輯一家言，其書仍用本師之名，無所謂偽。若依據後代人著作之例（即以後代論，《康熙字典》亦非清帝自著），專以是否一人一時自著之書為真偽標準，妄疑古書，動輒斥為依託（自班固至今日），此事固大愚蠢；但如今本《老子》八十一章中羼入別家言者十六章，以至其詞重複者十七：
（一）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二章
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第三十四章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第七十七章
（二）生之蓄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第十章
道生之，德蓄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第五十一章
（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第四章
塞其兌，閉其門。第五十二章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第五十六章
（四）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第三章
是以聖人慾不欲，不貴難得之貨。第二十四章
（五）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第二十二章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第二十四章
（六）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二十二章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六十六章
（七）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第三十章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第五十五章
（八）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第三十七章
（九）知止所以不殆。第三十二章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
（十）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第三十四章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第六十三章
（十一）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第三十七章
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第四十八章
（十二）知常日明。第十六章
知常曰明。第五十五章
（十三）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也。第三十九章
人之所惡，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第四十二章
（十四）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第四十八章
以無事取天下。第五十七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第二十九章
（十五）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第三十二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穀王者，以其善之下。第六十六章
（十六）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第二十九章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第六十四章
（十七）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將自化……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第三十七章
清靜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第五十七章
其義矛盾者七：
（一）十八章言「六親不和有孝慈」；而六十七章則言「我有三寶……一曰慈」。
（二）二十章言「善之與惡，相去幾何」。而七十九章則言「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三）三十八章對道、德、仁、義、禮以次薄之；而二十三章則言「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殊非重道德而薄仁義禮之旨。
（四）八十一章中言聖人處凡三十一，大抵皆至上人格之擬稱，如《莊子》之言至人；而十九章則言「絕聖棄知，民利百倍」。
（五）同在六十四章中，始而言「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繼而又言「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依無為教義，前者顯然非老子之言。
（六）三十六章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又言「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六十五章言「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此與三十七章、四十五章及五十七章「無為自化清靜自止」之旨不合。
（七）第七章言「以其不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外其身而身存。」十三章言「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三十三章言「死而不亡者壽」。這顯然與五十九章所言長生久祝之道相矛盾。
加以章句之錯簡，文字之訛奪，幾至不可讀，則不得不大加辨正也。今惟就《淮南子》以前各書所稱引老聃之言以及見於今本《老子》而合乎黃、老道術者，輯成一家言，然後老子教義之真面目始可得而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