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文集 · 陳獨秀文集 十
孔子與中國
尼采說得對：「經評定價值始有價值；不評定價值，則此生存之有殼果，將空無所有。」所有絕對的或相當的崇拜孔子的人們，倘若不願孔子成為空無所有的東西，便不應該反對我們對孔子重新評定價值。
在現代知識的評定之下，孔子有沒有價值？我敢肯定的說有。
孔子的第一價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態度：自上古以至東周，先民宗教神話之傳說，見之戰國諸子及緯書者，多至不可殫述，孔子一概擯棄之，其設教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見《論語·先進》），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見《論語·述而》）其對於天道鬼神的態度，見諸《論語》者：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公冶長》）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述而》）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
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為政》）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
重人事而遠鬼神，此孔墨之不同也，孔子之言鬼神，義在以祭享。為治天下之本，故《祭義》說：「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祭統》說：「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至於鬼神之果有或無，則視為不可知之事，而非所深究；孔子之言天命，乃懸擬一道德上至高無上之鵠的，以制躬行，至於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則非所容心，此孔子之異於道家也。不但孔子如此，在儒道未混合以前，孔子的嫡派大儒如孟子如旬子，亦力唱仁義禮樂而不言天鬼，至戰國之末，不知何人，糅合儒道二家之說，作《中庸》（《中庸》言華岳，又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又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這明明是和李斯輩同時代人的口氣，決非孟子之前東魯子思所作），始盛稱鬼神之德與天道，於是孔子之面目一變；漢初傳《周易》者，取陰陽家《繫辭》歸之孔子，大談其陰陽不測之謂神，大談其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大談其精氣遊魂鬼神之情狀，大談其極數知來，極深研幾，探頤索隱，鉤深致遠，（《中庸》猶說：「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猶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大談其河出圖，洛出書（《論語》：「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說，大約亦此時竄入，崔述已辨此非孔子之言。《春秋緯》有「龍負河圖，龜具洛書」之說，可證為陰陽家言），於是孔子之面目乃再變；董仲舒號為西漢大儒，實是方士，成、哀以後，讖緯大興，劉氏父子著書，皆兼采儒與陰陽二家之說，班固、許慎承其謬，於是孔子之面目乃三變；東漢諸帝，篤信讖緯，無恥儒生，靡然從之，白虎觀講議諸人，都是桓譚、王充所譏的俗儒，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德論》，廣引緯書，侈言三綱、六紀、五行、災變，可說是集儒道糟粕之大成，然而桓譚還公言反讖，幾以非聖無法的罪名見誅於光武，鄭興亦不善讖，乃以遜辭僅免，王充著《論衡》力辟神怪，賤儒賈逵以附和讖緯取媚民賊，亦尚言「五經家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到鄭玄，他早年師事第五元，本是習京氏《易》、公羊《春秋》的，故晚年篤信讖緯，博採緯書神怪之言以注《毛詩》、《周禮》、《論語》、《孝經》、《禮記》、《尚書大傳》等，至此孔子之面目乃四變，而與陰陽家正式聯宗矣。從此賈逵、鄭玄之學日顯，桓譚、王充之說日微，影響於中國之學術思想不為小也。
孔子的第二價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權一體的禮教。這一價值，在二千年後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並且在歷史上造過無窮的罪惡，然而在孔子立教的當時，也有它相當的價值。中國的社會到了春秋時代，君權、父權、夫權雖早已確定，但並不象孔子特別提倡禮教，以後的後世那樣尊嚴，特別是君權更不象後世那樣神聖不可侵犯，而三權一體的禮教，雖有它的連環性，尊君卻是主要目的；這是因為自周平王東遷以後，王室漸陵夷，各諸侯國中的商業都日漸發達，景王之前，已行用金屬貨幣（見《周語》及《漢書·食貨志》）。鄭桓公東遷新鄭，與商人立「無強賈」、「毋匄奪」的盟誓（見昭十六年《左傳》）。齊擅魚鹽之利，「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見《史記·貨殖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谷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並也。」（見《漢書·食貨志》）「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慾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見《管子·輕重篇》）「及周室衰，……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餘。」（見《漢書·貨殖傳》）由此可見當時的商業，已經動搖了閉關自給的封建農業經濟之基礎，由經濟的兼併，開始了政治的兼併，為封建制度掘下了墳墓，為統一政權開闢了道路，同時也產生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春秋之末，商旅之勢益盛，即孔門的子貢亦「廢著（《漢書》作「發貯」）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見《史記·貨殖傳》）。是為戰國白圭、計然、猗頓之先驅，這便是司馬遷所謂「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素封」勢力愈盛，封建制度愈動搖，遂至諸侯亦日漸陵夷，大夫陪臣挾「素封」之勢力，政權乃以次下移。孔子生當此時，已預見封建頹勢將無可挽救，當時的社會又無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能（歐洲的中世紀之末，封建陵夷以後，亦非直接走向民主，中間曾經過王政復興君主專制的時代，Machiavelli的君主大權主義，正是這一時代的產物），於是乃在封建的軀殼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謂尊卑長幼之節，以為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普遍而簡單的禮教，來代替那「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仆臣台」（見昭七年《左傳》）的十等制，冀圖在「禮」的大帽子之下，不但在朝廷有君臣之禮，並且在整個社會復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禮，拿這樣的連環法寶，來束縛壓倒那封建諸侯大夫以至陪臣，使他們認識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以維持那日就離析分崩的社會。所以孔門的禮教即孔門的政治思想，其內容是：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
孔子曰：安土治民，莫善於禮。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禮記·經解》）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禮記·坊記》）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禮記·曲禮》）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記·禮運》）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禮記·哀公問》）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禮記·哀公問》，《大戴禮·哀公問》「庶物」作「庶民」）
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禮記·祭統》）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大戴禮·曾子本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大戴禮·曾子立孝》）
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也。（《大戴禮·本命》）
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故謂之婦人，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大戴禮·本命》）
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禮記·郊特牲》）
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禮記·郊特牲》）
仲尼曰：……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禮記·文王世子》）
不但孔子自己及他的及門弟子是這樣，孔子之後，孔子的嫡派大儒孟子、荀子，他們的思想，無論對於天鬼，對於禮教，都是孔子的繼承者。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已則王乎。（《孟子·梁惠王》）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孟子·滕文公》）
當堯之時，……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同上）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荀子·禮論篇》，《大戴禮·禮三本》，「生之本」作「性之本」，「惡」作「焉」，「無安人」作「無安之人」，後世天地君親師並祀，即始於此。）
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彼君者（依俞樾說「君」下刪「子」字），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三年畢矣哉。（《荀子·禮論篇》）
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荀子·王制篇》）
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荀子·非相篇》）
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似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強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嘩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荀子·性惡篇》）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楊注云：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楊注云：適讀為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官吏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奸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上之禁。（《荀子·君子篇》）
這一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三權一體的禮教，創始者是孔子，實行者是韓非、李斯。（韓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及門弟子，法家本是儒家的支流，法家的法即儒家的禮，名雖不同，其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之義則同，故荀子說：「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司馬遷謂韓非「歸本於黃老」，真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胡說，這是由於他不懂得尊禮法與反禮法乃是儒法與黃老根本不同的中心點。）孔子是中國的Machiavelli，也就是韓非、李斯的先驅，世人尊孔子而薄韓非、李斯，真是二千年來一大冤案。歷代民賊每每輕視儒者（例如漢朝的高祖和宣帝），然而仍舊要尊奉孔子，正是因為孔子尊君的禮教是有利於他們的東西，孔子之所以稱為萬世師表，其原因亦正在此。近世有人見尊君尊父尊夫之弊，而欲為孔子回護者，妄謂「三綱」之說盛倡於宋儒，非孔子之教，而不知董仲舒造《春秋繁露》，班固纂《白虎通德論》，馬融注《論語》，都有「三綱」之說，豈可獨罪宋儒，孔子、孟子、荀子雖然未說『三綱』這一名詞，而其立教的實質不是「三綱」是什麼呢？在孔子積極的教義中，若除去「三綱」的禮教，剩下來的只是些仁、恕、忠、信等美德，那末，孔子和歷代一班篤行好學的君子，有什麼不同呢？他積極建立起來他所獨有的倫理政治學說之體系是什麼呢？周末封建動搖，社會的颶風將至，故百家立說，於治世之術都有積極的獨特主張，小國寡民，無為而治，這是黃老的主張；兼愛、非攻、明鬼、非命，這是墨家的主張；尚法、好作，這是慎到田駢的主張；不法先王，不是禮義，這是惠施、鄧析的主張；並耕、盡地力，這是農家的主張；儒家的獨特主張是什麼呢？除去三綱的禮教，他沒有任何主張，孔子只不過是一個篤行好學的君子而已，人們憑什麼奉他為萬世師表呢？我向來反對拿二千年前孔子的禮教，來支配現代人的思想行為，卻從來不曾認為孔子的倫理政治學說在他的時代也沒有價值；人們倘若因為孔子的學說在現代無價值，遂極力掩蔽孔子的本來面目，力將孔子的教義現代化，甚至稱孔教為「共和國魂」，這種誣罔孔子的孔子之徒，較之康有為更糊塗百倍。
《周禮·天官大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吏以治得民。鄭玄注云：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吏，小吏在鄉邑者；《地官大司徒》：聯師儒。鄭玄注云：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是周之儒者，其地位與鄉邑小吏同，其專職是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賢屬師，治屬吏，非儒者之事，儒者所教的禮，當然說不上吉、凶、賓、軍、嘉全部的禮，不過士民所需凶禮中的喪吊，嘉禮中的昏冠之禮節儀文而已，更說不上治術；若有人把孔門的禮教和孔子以前儒者所教六藝的禮並為一談，便是天大的錯誤？孔子說：「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禮記·郊特牲》）。孔子對子夏說，「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此所謂君子小人，與「小人哉樊須也」之小人同義，彼謂稼圃為小道末藝，非治國平天下的大道，此謂小人儒為習於禮、樂、射、御、書、數的小儒，非以禮教治國安民的君子儒。）這正是說禮之義不在禮節儀文之末，君子儒不以六藝多能為貴，所以孔子以後的禮和儒，都有特殊的意義，儒是以禮治國的人，禮是君權、父權、夫權三綱一體的治國之道，而不是禮節儀文之末。不懂得這個，便不懂得孔子。
科學與民主，是人類社會進步之兩大主要動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於科學的。孔子的禮教，是反民主的，人們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宮，把建立禮教的孔子尊為萬世師表，中國人活該倒霉！
請看近數十年的歷史，每逢民主運動失敗一次，反動潮流便高漲一次；同時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這是何等自然的邏輯！帝制雖然兩次倒台，然而袁世凱和徐世昌的走狗，卻先後昌言民國的大總統就是君，忠於大總統就是忠於君；善哉，善哉！原來中國的共和，是實君共和，還沒有做到虛君共和！民國初年，女權運動的人們，竟認為夫妻平等，無傷於君父二綱；美哉，美哉！原來孔子三綱一體的禮教，是可以肢解的！這些新發明，真是中國人特有的天才。
孔子的禮教，真能夠支配現代人的思想行為嗎？就是一班主張尊孔的人們，也未必能作肯定的答覆吧！禮教明明告訴我們：君臣大倫不可廢，無君便是禽獸；然而許多主張尊孔的人，居然兩次推翻帝制，把皇帝趕出皇宮，律以禮教，這當然是犯上作亂；一面犯上作亂，一面又力倡祀孔，這是何等滑稽的事！禮教明明告訴我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而許多主張尊孔的人，居然身為議員，在國會中大議而特議！禮教明明告訴我們：「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然而許多主張尊孔的人，居然大倡其女權，大倡其男女平等；這不是反了嗎！禮教明明告訴我們：「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禮記·郊特牲》）然而有些主張尊孔的人，自己竟和寡婦結婚。禮教明明告訴我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非餕莫之敢飲食」。「子事父母，雞初明……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以適父母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禮記·內則》）然而主張尊孔的人，都這樣孝敬父母嗎？非父母舅姑之餕餘不敢飲食嗎？有此還要離開父母舅姑組織小家庭哩。禮教明明告訴我們：「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內則》）「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男女不雜坐。」（《曲禮》）然而尊孔的人，能夠願意千百萬女工一齊離開工廠，回到家庭，使之內言不出嗎？能禁止男女同學嗎？他們宴會時不邀請女客同席雜坐共食嗎？他們豈不常常和女朋友互換名片，社交公開嗎？不但女子出門不蔽面，大家還要恭維學習美人魚哩。禮教明明告訴我們：「男女授受不親。」（《孟子》、《禮記》）「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禮記·內則》）然而尊孔的人，不但男女授受可親，而且以握手為禮，摟腰跳舞，而且男子生病會請女醫診脈，女子產兒會請男醫收生，孔子若活到現在，看見這些現象，豈不要氣炸了肺嗎？這班尊孔的人們，大約嘴裡雖不說，心裡卻也明白二千年前的孔子禮教，已經不能支配現代人的思想行為了，所以只好通融辦理；獨至一件與他們權威有礙的事，還是不能通融，還得仰仗孔子的威靈，來壓服一班犯上作亂的禽獸，至於他們自己曾否犯上作亂，這本糊塗賬，一時也就難算了。孔子的三綱禮教所教訓我們的三件事：一是「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禮記·表記》）；一是「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禮記·內則》）；一是「寡婦不夜哭」（鄭注云：嫌思人道），「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鄭注云：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均見《禮記·坊記》）。今之尊孔者，對於第二、第三教訓，未必接受，對於第一個教訓，到有點正合孤意了，他們之所以尊孔，中心問題即在此；漢之高帝宣帝以及歷朝民賊，並不重視儒生，而祀孔典禮，則歷久而愈隆，其中心問題亦即在此；孔子立教之本身，其中心問題亦即在此，此孔子之所以被尊為萬世師表也。如果孔子永久是萬世師表，中國民族將不免萬世倒霉，將一直倒霉到孔子之徒都公認外國統監就是君，忠於統監就是忠於君，那時萬世師表的孔子，仍舊是萬世師表，「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的孔子之徒，只要能過事君的癮，盜賊夷狄都無所擇，馮道、姚樞、許衡、李光地、曾國藩、鄭孝胥、羅振玉等，正是他們的典型人物。
人類社會之進步，雖不幸而有一時的曲折，甚至於一時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過於近視的人，便不能否認歷史的大流，終於是沿著人權民主運動的總方向前進的。如果我們不甘永遠落後，便不應該乘著法西斯特的一時逆流，大開其倒車，使中國的進步再延遲數十年呀！不幸的很，中國經過了兩次民主革命，而進步黨人所號召的「賢人政治」，「東方文化」，袁世凱、徐世昌所提倡的「特別國情」，「固有道德」，還成為有力的主張；所謂「賢人政治」，所謂「東方文化」，所謂「特別國情」，所謂「固有道德」那一樣不是孔子的禮教在作祟呢？那一樣不是和人權民主背道而馳呢？
人們如果定要尊孔，也應該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發揮，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權民主運動，助長官僚氣焰的禮教了！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禮教不廢，人權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亂的邪說：人權民主運動不高漲，束手束足意氣銷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會有萬眾一心反抗強鄰的朝氣。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下，只能夠產生馮道、姚樞、許衡、李光地、曾國藩、鄭孝胥、羅振玉，而不能夠產生馬拉、但頓、羅伯士比爾。幸運的是萬世師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國人民！
1937年10月1日 《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十八、十九號
從第一雙十到第廿六雙十
我們每年雙十節都不能不回想到廿六年前的雙十。
廿六年前雙十，是中國整個的民族革命戰爭時代之開幕；這一革命戰爭，在本質上，是對內推翻滿族的統治，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的宰割，在社會的動象上，後者尤重於前者，辛亥以前的收回權利運動，正是這一意義之表現。
不幸辛亥革命的結果，僅僅推翻了滿族的統治，絲毫沒有侵犯到帝國主義在華的權利，因此沒有解決中華民國立國的根本問題之一：國家獨立與統一。第二次革命——北伐戰爭，推翻了北洋軍閥的統治，也不曾解決這一問題。
一直到廿六年後雙十節的今天，才動手來解決這一問題，即是直接與帝國主義者武裝衝突。此次抗日戰爭，其對象雖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而其涵義及歷史發展的前途，乃是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宰割，完成國家獨立與統一，所以此次抗日戰爭，不是兩個帝國主義間爭奪殖民地的戰爭，而是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即令由這一戰爭做了國際帝國主義戰爭的導火線，而在遠東方面，只要中國政府始終聯合蘇聯對日作戰，仍然不會失掉革命的意義。一個革命家，難道不應該站在聯合中國和蘇聯的人民以至朝鮮、日本的人民來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觀點上，贊助這一戰爭嗎？
此次抗日戰爭，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戰爭）之繼續完成，誰對於抗日戰爭怠工，便是不願意中國革命事業之繼續前進；誰害怕革命震動，便不配抗日，要臉的只好追蹤苗大哥逃到川、雲、貴的深山中去，不要臉的終於要跪在日本帝國主義者面前！
中國抗日戰爭，無論是何人何黨所領導，任何人任何黨派都應該一致贊助；無論政府在抗戰中有何錯誤，甚至根本的錯誤，都不能作為人們消極的理由，消極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消極是革命內在的敵人！
左傾的人們，以左傾的詞句掩蓋他們的消極，和右傾的人們害怕革命震動，害怕民眾起來，同樣會葬送有世界革命意義的抗日戰爭！
今年第廿六雙十節，我們並不須有別的紀念慶祝的儀式，前線上忠勇戰士對敵人所發的炮聲，便是我們的紀念、慶祝。只要我們除去左傾或右傾的錯誤，使抗日戰爭得到最後勝利，則第廿六雙十的價值，在歷史上要超過第一雙十多少倍。
雙十節前八日，寫於武昌
抗日戰爭之意義
——十月六日在武昌華中大學講演
全國要求的抗日戰爭已經開始了。為什麼要抗戰？一般的說法，是因為日本欺壓我們太厲害。這話固然不錯，可是，未免過於膚淺了，一般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應該明瞭更深一點的意義，抗戰不是基於一時的感情，而有深長的歷史意義。
十九世紀之末，西歐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帝國主義，各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挾著工業與科學，企圖掠奪征服全世界，做他們的殖民地；在這一時期，全世界的各民族，能夠自動的發展工業與科學以適應環境的便興旺起來，否則不免日漸衰敗下去，這是近代史的一般規律。
資本主義在東方發達較晚，因之產業、生活、文化遂比較落後，大部分都變成了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供他們的奴役，在東方後起的資本主義，因為各國發展不平衡，強弱遂至不同，現在單就中國和日本兩國說：日本在德川時代，盛行過守舊和攘夷運動，可是他們幸運得很，在守舊攘夷運動中，社會上有力分子，受了由歐美留學回國者奔走號召的影響，漸漸感覺到守舊攘夷不是辦法，由此一變而為明治維新運動，全國上下瘋狂的崇尚工業與科學，從那時一直到現在，六七十年，工業與科學很順利的發展著，未曾一次遇到反動勢力的阻礙，所以才有今日的強盛。中國怎樣呢？中國提倡科學與工業也略與日本明治維新同時，第一次改革便是李鴻章採用西法以富國強兵的企圖，不幸當時民間沒有援助，留學歐美回國的學生也沒有發揮一點力量，李鴻章的一切設施計劃，都受了守舊的清廷之阻礙而失敗，使中國改革的頭一炮便沒有響，因此收得了甲午年對日本戰敗的後果。
因戰敗的刺激，產生了戊戌維新運動；康梁所領導的戊戌維新運動，其動力是出於民間的知識分子，其理想是輸入西學以振興工業，改革行政制度，一時震動了全國，其意義大於李鴻章時代之改革。這一運動若一直順利的發展到現在，即令只是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而工業與科學之發達，國力之強盛，是不會在日本之下的，不幸這次改革，又被清廷守舊的太后派所摧殘而失敗，這第二次改革失敗，遂釀成了庚子拳匪事變，八國聯軍占領首都的後果。
庚子戰敗後，中國更加陷入了帝國主義宰割的深淵中，賠款連息九萬五千萬，這樣大的數目，在現在還足驚人，在那時的國計民生上更是不可承受的打擊。這還是小事，最致中國死命的是：在以前的協定關稅和領事裁判權之外，又加上全國重要的鐵路礦山權，內河航行權，在中國境內開辦工廠權，和北京、天津、漢口、上海駐兵權。這些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無一不是破壞中國的主權，辛丑條約可以說是不平等條約中最不平等的條約，此後中國陷入半獨立國家的悲境，較庚子以前更加明顯了，因此國計民生日增困苦。清廷之無能而又橫暴，很明白的擺在人民面前，排滿革命論逐漸抬頭，君主立憲論逐漸失勢，於是乃有孫黃領導的辛亥革命。以辛亥革命的朝氣，本有收回主權，完成國家獨立與統一，以發展工業與科學的希望，不幸又遇到以袁世凱為首領的北洋軍閥之反動，一切都趨向復古，此次革命在推翻滿清帝制是成了功，在完成國家獨立以致富強的大改革又失敗了，因此釀成了日本帝國主義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稱帝，清帝復辟，南北戰爭等不斷災難的後果。
中國的民族工業，在歐戰中有了一點發展，又加以俄國革命之刺激，革命黨之努力及工農之奮起，於是乃有轟動全國的北伐戰爭運動，以此次運動的朝氣，本有可能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務，不幸又以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而失敗了，因此釀成了「九一八」的後果。
在此六七十年中，日本的工業與科學，一直順利的發展著，資本主義已達到高度，中國每一次改革，都為反動勢力所破壞，資本主義至今猶停滯在最初階段，戊戌維新時代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反動理論，經過袁世凱反動時代梁啓超的渲染，至今猶支配著知識分子的頭腦，至今還有人認為東方的精神文化勝過西方的物質文明，認為大刀隊能夠抵抗敵人的機關槍和大炮，這就是中日強弱之所由分，也就是一般恐日病者主和派（實際是投降派）之理論及事實的根據。
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氣瀰漫了全中國，政府也有了二三年軍事上的努力，於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戰爭。
此次抗日戰爭，不是基於一時的感情，也不是由於民族的復仇，更不是為了正義、人道、和平，這些好聽的空洞名詞，而是被壓迫的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壓迫束縛的革命戰爭。戰爭之對象，雖然只是日本帝國主義，亦僅僅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而不是日本人民，因為壓迫束縛我們的，亦非日本人民，而是帝國主義的日本軍閥政府；戰爭之歷史的意義，乃是脫離帝國主義之壓迫與束縛，以完成中國獨立與統一，由半殖民地的工業進到民族工業，使中國的政治經濟獲得不斷的自由發展之機會。
每個民族之國家獨立與統一，必須實現經濟獨立與統一，始能完成，而經濟落後的國家，尤必須力爭關稅自主，採用保護政策，本國的幼稚工業才能夠和資本主義先進國的工業品競爭，自由貿易政策，在工業有高度發展的國家，有大量的商品輸出並且農產品不足，才能適用，中國幼稚的民族工業，如紡織、人造絲、火柴、肥皂、麵粉、紙菸、水泥等，正因為處於半獨立國家的地位，不但不能對於上舉各項工業品施行關稅保護政策（現時海關增稅的，僅僅是少數的奢侈品，雖然增多一點政府財政的收入，而於保護上舉各項工業無所裨益），抵制傾銷，而且各國還有在中國境內設廠，航行的特權，此種狀況不改變，依資本競爭的規律，中國的民族工業，便永遠不能抬頭，這是中國需要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之基本原因。
前年日本廣田對王正廷大使說：「中國是農業國，日本是工業國，兩國間各以所有易其所無，攜手合作，共存共榮，豈不甚好，中國何必要反日呢？」我們的答覆是：我們所以反日，正因為也要做工業國，不甘心做別國的農奴，專為他們生產原料。今日日軍之大炮飛機向我們轟炸，也正是要屈服我們做他們的農奴。
此次對日戰爭，乃六七十年來改革與革命的大運動之繼續，第一次李鴻章改革，第二次戊戌維新，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北伐運動，今日的抗戰乃是第五次，到了對帝國主義武裝衝突階段，也就是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尖銳階段。
兩個帝國主義間爭奪殖民地的戰爭，兩方面國家中社會主義者，都應該各自反對其本國的侵略戰爭，使之失敗，因為這種戰爭只有犧牲人民，而沒有進步的意義；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被侵略國的人民，抬起頭來打倒掠奪他們的強盜，乃是人類一種進步的戰爭，侵略國的社會主義者，固然應該起來反對其本國政府，而被侵略國的社會主義者，則應援助其本國政府，使之獲得勝利，此種勝利，不但使本國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並且使被侵略國的被壓迫人民也得到解放的機會，因此，此次中國抗日戰爭，我們不能看做南京政府和東京政府的戰爭，而是被侵略的中國人民對於侵略的日帝國主義戰爭，全中國人民都應該拿出力量來援助抗日戰爭，除非甘心做漢奸。
此次抗日戰爭有嚴重的意義，決不可當作兒戲，戰勝了，不但解除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與束縛，並且使別的工業先進國亦不能夠再繼續強迫中國人做他們的農奴，根據歷史的經驗，以前德意志、義大利、日本、土耳其都是經過對外戰勝，循外交途徑，收回了獨立國家所必需的主權，脫離了半獨立國的地位，在中國，德俄兩國的特權已經放棄，法、美、意、比等國與我關係較小，惟英國在華勢力與日本不相上下，然英人素來持重，近年對外政策又日趨保守非以前的英國可比，聰明的美國人，比較日本更懂得中國國民要求解放運動的意義與力量，未必肯蹈日本一味蠻幹而失敗的前轍，如果中國抗日戰爭得到勝利，列強在中國的特權，或者不必經過戰爭，而循外交途徑，以次收回，這是一種比較溫和的辦法，然而絕對不是幻想。
如果此次戰敗，只有亡國為奴。所以此次戰爭，乃是中國人或為自由民或為奴隸之關鍵，每一個中國人對於抗戰怠工，不盡他所能盡的力量，事實上是幫助了敵人，即是消極的無形的漢奸！
有人以為中國如是之大，不至滅亡，殊不知日本帝國主義者滅亡中國，並非採取直接管理全中國的笨法子，乃是以分化手段，在南北製造各種名義的政治組織，利用親日派做傀儡，間接統治中國，把不願充當傀儡的人們趕到川雲貴山中和苗大哥作伴，這不是亡國是什麼？日本帝國主義者，即對於各種傀儡的組織，也利於他們分立，更易於由他擺布，並不容許他們統一和力量強大起來，近日謠傳溥儀將遷北平。余不信會有此事，因為日本的政策不願以一個傀儡的組織統治全中國。
假使民眾不起來，政府的軍事勢力始終陷於孤立的地位，不得已中途屈服，放棄華北，這種南方暫時偏安的局面，也會日趨於全中國滅亡之路。
投降派唯一的理論及事實之根據，是中國在軍事的經濟的力量上都非日本之敵，他們不懂得日本不能用全部力量對中國戰爭，他們更不懂得中國抗日戰爭，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戰爭，不能僅僅拿兩方政府手中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來估計最後的勝負，中國政府手中的軍力和財力之弱點，是可以由全國民眾之奮起及全世界革命的國家革命的民眾（日本的民眾也在內）之援助來補充的，如果我們忽視了這兩種力量之補充，不但投降派振振有詞，即主戰派將來也會動搖，所以我們在抗日戰爭中，首先必須深刻的了解抗戰之真實意義，才會有始終堅決不撓的意志。
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 1937年11月亞東圖書館印行
辛亥革命之回顧與前瞻
辛亥革命，在實質上，對內推翻滿清統治，對外排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勢力，總之是建設民族獨立國家，以發展民族工業。惜乎當日的政府口號，是偏於排滿，當日的工作，是偏於軍事，滿清一推翻，軍事一停止，人民以為革命已經完結，即黨人亦感覺無事可做。真正認為革命尚未完成，並且前途還甚遼遠的，只孫先生一人。民國八九年間，孫先生曾對我說：「袁世凱背叛了中華民族，可是救了革命黨人！」孫先生見我完全了解他這句話的深刻意義，異常高興，如是接著大發議論道：「我的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一般黨人都不感興趣，甚至說我空想，多事，孫瑤卿在漢口公開的反對我提倡三民主義，他們以為革命就是排滿，排滿就是革命，現在滿清已推倒，革命已成功，何必又來談什麼主義呢？他說的這些話，是代表許多黨人心理的，像他們這些近視，還懂得什麼是革命呢？」這一段話的聲音，至今還在我腦中響亮著。我們在今日的抗日戰爭中，切切不可忘了孫先生的教訓，我們要認識中國的革命還未完成，我們不要使政治工作落在軍事後面，我們不要以為抗日就是革命，我們要深切的認識抗日戰爭之目的，是在必須首先排除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才能夠建設民族獨立的國家，以發展民族工業，以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之任務！
我們要得到怎樣的勝利
及怎樣得到勝利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在漢口青年會講演
我今天要講的是：「我們要得到怎樣的勝利及怎樣得到勝利」這個題目。
現在有許多人都在說：「我們對日戰爭，要得最後的勝利，」並且說，「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們。」但是我們要得到怎樣的勝利，怎樣的勝利才是最後的勝利呢？同時，怎樣才能得到勝利呢？這一點，我們應當具體的說明，僅僅抽象的說說勝利，那是過於空洞的。
今天有很多人都在罵「和」，以為和就是投降，其實一個國家打仗，有戰必有和，說和並不是一件壞事情，只看怎樣的和法。如果是屈服的和，那是投降；如果是對等的和，那是可以的。民族戰爭，和是可以，投降則不可。
前幾天我在華中大學曾經講過此次抗戰意義，今天當然已經用不著再說這一方面的話，不過我當時有一個結論是不能不提一提的：我說這一次抗日不是感情的，復仇的，而是求中國在國際上、經濟上脫離半獨立的地位，得到完全獨立的地位。不然，則我們是奴隸的生存。我們必須經濟能自由發展，不受外國任何勢力的宰制。這才是我們戰爭的意義，才是我們戰爭的目的。
我們的勝利，是不是要割取日本的土地呢？不是。我們是一個被侵略的國家，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只要他交還侵略去的土地。是不是要他賠款呢？不是。因為賠款是負擔在日本人民的身上。我們不是侵略國，我們不要使敵國人民負擔加重，我們只要日本把在華侵略去的權利交還。這些權利是什麼？如租界、如關稅協定、如領判權、鐵路礦山權、內河航行權、在中國駐兵和開辦工廠……等等，我們只要這些權利交還我們。因為有上述幾種特權存在，在政治上經濟上都不能稱為自主的國家，中國就永遠做他們的農奴，他們就永遠做了我們民族工業的主人。我們這一次的戰爭，是要爭取民族工業的主權，要自己起來做主人。所以，這一戰爭不是感情的，復仇的。我們並不要日本割地賠款，我們只要交還我們的主權，把在中國侵略去的交還我們，這就是我們最後的勝利。並且也只有這樣才算是最後的勝利，不應該存苟且的心理，以為日本能夠停戰撤兵至多做到交還失地，就算我們的最後勝利；這便和以前一樣，排滿只限於清帝退位，討袁只限於取消帝制，迷惑於苟且成功的心理，極力降低要求，縮短戰線，自以為是穩健的戰略，結果仍舊是失敗。這種最後的勝利，是不容易得到的，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需能夠支持長時期的抗戰。現在有一班中國必勝論者，很輕率的說日本已經陷入了經濟崩潰的境地，這一句話顯然是毫無根據的樂觀，是自己欺騙自己，在事實上，一個短時期內即一年半甚至二年，無論在經濟上在軍事上，我們是摧毀不了她的，我們須要能夠持久的和她抗爭，至少是二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這樣的長期戰爭，在現代當然不可能，但我們要想得到最後的勝利，必需有雖三十年也不願意做奴隸而要做主人的決心，縱然中間經過慘敗甚至一時的屈服。
現在有一件事，就是遠東會議。也許有很多的人希望這一個會議可以幫助中國得到勝利，如果真是這樣希望，那就非常錯誤。就是我個人的意見，遠東會議能夠不增加中國的困難，就已經是很好的了。雖然目前我們還不知道遠東會議會有什麼結果，但我們從歷史上觀察遠東會議的來源，也就可以知道一半。自從英帝國會議以後，澳大利代表就提出了太平洋會議，日本表示相當贊成，美國不理，其目的就可以想見了。澳大利對於遠東問題，有一個目的，想拿中國問題滿足日本，只要日本不干涉她，她自己得到安全就夠了。這是過去的情形，現在呢？現在國聯的機構以內，給日本以經濟制裁的空氣非常濃厚，連加拿大都贊成了，但是英國在意、阿戰爭中已經有了經驗，經濟制裁以後，倘不進一步加以武裝制裁，經濟制裁必然要失敗的，武裝制裁，又非所願，只得贊成遠東會議來和緩經濟制裁的空氣，來安定她自身，表面上雖說希望兩者並而為一，實則只想玩玩遠東會議而已。再說遠東會議會有什麼結果呢？只要看看到會的成分便知道了，如丹麥、比利時、葡萄牙、瑞典、挪威，一向是跟著英國走的；法與蘇會同情於中國，但終局也不能走出英國的範圍；美國的算盤打得很精，她和日本劇烈的衝突還在明天，今天值不得一戰，不妨流點他人的血，自己向中、日兩方面賣賣軍火，這便是美國孤立派和和平主義者的真實意旨，羅斯福現在雖然走進一步，也不過為了他自己將來選舉票，敷衍少數主戰派一下，決不會拋棄和平派而走到英國前面；德、意兩國呢？義大利對日本當然很同情，德國不能公開的幫助中國，也不會幫助日本，德助日以歐洲方面為限，在經濟上她不願失去中國市場，她或者中立，或者不參加會議，如此看來，除德、意別有自己的立場，其餘都要或遲或早惟英國馬首是瞻。所以決定遠東會議之前途的還是英國。英國呢？大概還不外是折中、調解，和承認既成事實這些老辦法。如此則遠東會議便無疾而終了，我們對它能有什麼別的希望呢？那麼我們是不是對於國際的援助一點希望沒有呢？這到不盡然。我們在客觀情形明瞭以後，應該斷然拋棄對國聯對「九國公約」國任何集體制裁的幻想，並且應該拋棄什麼和平陣線侵略陣線這一虛構的公式，努力在外交上儘可能的向各別國家獲得軍火的接濟，如蘇聯、美國、德國和捷克。所謂外國軍火之接濟，決不僅僅是尋常小量的補充，而是大量的接濟，而是要看做我們得到勝利的因素之一。說到這裡，或者會有人出來反對所謂「唯武器論」，我以為「唯武器論」，在人類社會進化史上是無可非難的，因為用弓箭刀矛的人戰勝了用石頭的，用來福槍的人又戰勝了用弓箭刀矛的，用飛機大炮的人將來也會戰勝用來福槍的，武器並不能簡單看做武器，它是每一時代每一民族一般文化發展的象徵；即在實際戰爭上，「唯武器論」在一定限度上也是正確的，因為只有武器的數量質量約略相等的條件之下，兵數眾多和作戰勇敢才有決定最後勝負的作用。如果我們盲目的反對「唯武器論」，那隻好痴心妄想精神可以戰勝物質，希望大刀隊可以抵抗飛機大炮，仿佛標語、祈禱、歌詠，可以打退敵人，這都等於用符咒治病，病人只有倒霉！
日本比起我們來，已經是工業國家，軍火尚須不斷的從外國補充，戰時更不用說，中國是農業商業國家，軍火幾乎全部依賴外國，如果打算繼續抗戰二年，就是說二年以內不向日本屈服，便不是宣傳大話所可濟事，要能夠從外國獲得四十八萬萬元的軍火才行。單是飛機一項，二年內陸續補充一千架，平均每架以三十萬元計，就要三萬萬元，大炮及大炮的子彈的價錢那就更可觀了。
如果我們有了軍火，那就可以拿兵數眾多和作戰勇敢來決定勝負了。日本對中國作戰，只能出兵四十萬，我們的軍隊以訓練上的缺點，應該用一百二十萬兵來對付，一百二十萬兵的給養及被服藥品之補充，官兵每人每月平均以三十元計，二年共需八萬萬六千四百萬元，此外尚需巨額的運輸費，連軍火，二年戰費當在六十萬萬元以上。以半年計至少要用十五萬萬元，日本預計半年戰費要二十五萬萬元，我們不能再少過十五萬萬元了。假定在此半年中，能夠得到五萬萬元的軍火借款，尚需籌得現款十萬萬元，才能夠支持半年，若準備支持一年，還要加多十五萬萬元，合共二十五萬萬元，只抵得日本半年的戰費，似乎不能再少了。現在政府發行的救國公債只五萬萬元，實在太少，第一批救國公債，最少要二十萬萬元，而且最好是一半現金，一半法幣。現在集中在政府手中的現金雖很多，但為了維持外匯的平衡，當然不能多量動用，近代的戰爭，誰不能維持外匯的平衡，誰就踏上了失敗的道路，日本對於中國的全面抗戰，倘然不能攻取中國多少地方，從她占領的中國地方獲得大批戰費，恐怕不到二年，外匯的平衡便不能維持了。我們在此二年中，將怎樣維持外匯的平衡呢？外國借款當然希望很小，只有陸續從國內籌出三四十萬萬現金。怎樣籌法呢？我們要知道現金在人民身上，政府無法沒收，要靠人民用救國公債的形式拿出，如果說不能不用強迫力，大部分是要用民眾的強迫力，單靠政府的強迫徵收，那是不行的。如果人民能夠拿出二三十萬萬現金充戰費，這才真是財力的全國動員，這件事不僅僅是物質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因為這一消息傳出後，日本絕不好再說：對日抗戰的是中國政府而不是中國人民。
這是財力問題，再有人力的問題。日本打中國，可以出到四十萬兵，中國的軍隊，除了中央軍、兩廣軍、川軍，其他軍隊戰鬥力是有限的。中央、兩廣、四川軍合攏來，大概有八十萬，全中國也許有二百萬兵，但可打的則只有這八十萬，這八十萬可超過日本一倍。但現在的戰爭，日本不但是機械化厲害，就是軍隊的訓練也好過我們，所以拿八十萬對四十萬，還沒有勝利的把握，我們最少要一百二十萬，三人打他一個，這樣我們就要大大的補充，照現在徵兵辦法，似乎不會有多大效果。中國習慣怕當兵，強迫徵兵，還會僨事，必須要使民眾了解民族解放戰爭的意義，自動的起來參加戰爭才行。民眾如果蜂湧起來，武裝起來，自願的參加戰爭，那麼，不但正規軍之補充不成問題，並且還有大量的游擊隊，輔助正規軍作戰，這才真是人力的全國動員。人力的全國動員和財力的全國動員一樣，都需要民眾自動，靠政府的強派，是不會有多大成績的，譬如小孩子讀書，靠父兄強迫是不行的。強迫徵兵和強派公債一樣，不但不會有多大成績，倘貪官污吏、土劣、保甲長等，視為發財機會，藉著徵兵派債，肆行敲詐，那更要大糟而特糟。政府若趕快發動廣大民眾，來動員全國的財力和人力，上說的毛病，自然是不會發生的。這回上海戰爭，軍人的確盡了他們的力量，他們當中竟有接了撤退命令還不肯退的，這種英勇的犧牲，是值得敬佩的。但後方民眾還不曾起來，所謂「全民抗戰」，還是未曾實現的宣傳口號。現在單看看武漢，大家還在睡覺，不僅是隨便的睡覺，還是吃了鴉片煙的沉睡！救國公債，湖北省只攤派一百三十萬，數目並不算多，現在連五分之一還未收齊，而武漢商人還在斤斤較量攤派數目太多，這真不成話說！政府應該立即決心發動民眾，使民眾蜂湧起來，瘋狂起來，熱心抗戰，要做到政府徵兵一萬，報名的有二萬，公債發行五萬萬，人民拿出十萬萬，真正做到有力者出力，有錢者出錢並出力，則抗戰的勝利才會有把握。所以我認為勝利的因素是：
第一，從國外得到大量軍火之接濟。
第二，全國民眾蜂湧起來，做到全國財力人力之動員。
再加上政府軍隊的力量，這才能夠保證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這三樣好比一張桌子的三隻腳，缺少了一隻，甚至兩隻，漫說勝利，就是曲線的失敗，也是很難想像的事。此次中、日戰爭，不是兩個國家軍備約略相等的戰爭，而是軍備貧弱的中國民族，反抗軍備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戰爭，只有依賴外國大量軍火及國內廣大民眾的力量，才不會使政府軍隊因孤立而失敗，這兩種力量，又恰好是敵人所得不著的。
我們要得到勝利，必須在具體辦法上指出怎樣才能得到勝利；倘空口高喊「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們」，便等於一種咒語，這種咒語，打毀不倒敵人，幫助不了自己！
陳獨秀：《我對於抗戰的意見》 1938年2月亞東圖書館印行
抗戰期中的種種問題
國慶日前夕，記者訪陳獨秀先生於其病中，懇談目前對日抗戰的種種問題，茲分節記述於下：
記者：前兩天，武漢文化界有一次較為盛大的集會，陳先生沒有到，有許多人都頗失望。因為他們都很想聽聽陳先生的演說。
陳：呵，是的，是的。那一次的集會，聽說到了很多人，我本來很想參加的。可是先和華中大學約好作一次講演，恰恰在同一個時候，事實上分身不開了。
最迫切的兩件事
記者：現在對日戰爭，已經全部展開了。從海南到華北，都在炮火連天的狀況之下，而東北的義勇軍也活躍起來了！前線將士的英勇，不僅得到國人的愛戴，而且得到世界的讚美，可是後方的工作，陳先生以為最迫切的是什麼呢？
陳：這一次的抗戰，軍人確是盡了他們最大的力量，勇敢犧牲的精神，是可欽佩的；可是後方卻趕不上，前方的血戰是何等緊張，而後方竟是這樣的鬆懈，尤其是武漢，簡直連表面的工作都做得不夠！武漢為全國後方的中心，而空氣這樣沉寂，太可怕了。所以黨政當局，應該積極的發動民眾起來，募集公債和訓練壯丁，才會有最有效的辦法。
記者：五萬萬元的救國公債，湖北承銷了一千二百萬，現在還沒有收足。
陳：這是不好的現象。日本人打算籌集二十五萬萬的侵略費。中國應該籌足此數，五萬萬還嫌太少，湖北人承購一千二百萬，更是太少了。並且此次公債應該多數以現金購買。
記者：以現金購買？
陳：是的！用紙幣購買，實際上並不能收「有錢出錢」之效。現在市面上流通的紙幣所代表的若干現金，已集中在政府手裡，以政府所發行的紙幣，以公債形式交納政府，幾乎等於未曾購買公債，其效用至多減少若干通貨膨脹，所以以紙幣購公債，效果小得很，因為外匯是需要現金的。
記者：國民政府施行法幣政策，很是成功，曾博得世界各國財政專家的稱讚，現金不是早已集中了麼？
陳：政府的法幣政策，確是成功，如果法幣政策不成功，這次的仗是打不起來的。不過國內的現金仍未能完全集中。因為大部現金都還在鄉村里，政府只能集中都市中若干現金，而不能完全吸收鄉村的現金，鄉間富戶的窖藏，比都市裡銀行的保險庫要充實得多！政府應該設法把鄉間的元寶和銀幣以及珠寶等都集中起來，則對日抗戰的費用，方可長期支持下去。
記者：訓練壯丁問題怎樣？
陳：敵人的炮火很厲害，我們戰士的犧牲一定很多，我們應該把全國的壯丁訓練起來，然後才能談得上持久戰。
記者：據我所知，現在武漢三鎮受訓的壯丁，大概有×萬人，×個月後，可以調到前線上去作戰。
陳：不夠不夠！中國的壯丁，大部在農村里，都市裡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在體質上，都市裡的壯丁也還比農村為劣。政府應該徵集農村裡的自願作戰的壯丁來受訓，以作對日戰爭的後備軍。
記者：陳先生所說的兩個問題——集中現金和徵集壯丁，都是注重在農村里，進行起來，恐怕很為困難。
陳：要是民眾起來，而且有組織，並不怎樣困難。
民眾的組織和訓練
記者：如何才能使民眾組織起來呢？在現階段中，我們應該給予民眾以何種訓練為最適宜呢？
陳：關於組織民眾一事，在目前，我希望黨政當局，下一個絕大的決心，完成自上而下的改革。社會的改造有兩個方式，一個是由下而上，一個是由上而下。現在既還沒有自下而上的方式，我們不能等待，只好取自上而下的這個方式，我們希望執政的國民黨從速完成他。尤其在抗戰期中，要做到全國總動員，民眾的組織應看成第一重要。
記者：所謂「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是由中央、省、縣，以至區、鄉、保、甲的這個制度，層遞下去而運用起來呢？
陳：區、鄉、保、甲，不能擔負這個任務，而且也不大適宜。
記者：現在上海出了許多新的刊物，都在鼓吹利用這個系統呢！還有許多青年，都準備回鄉去運動做保、甲長，或去和保、甲長聯絡呢。
陳：據我所知，現在的區、鄉、保、甲，和民眾還有許多隔閡，並不能切實組織民眾，更不能訓練民眾，我們所謂組織民眾，是希望政府選派優秀青年，分赴各縣擔負這個責任，而不能厚望於區、鄉、保、甲長。
記者：那末，這些青年回鄉去後，豈不是要和那些區、鄉、保、甲長衝突起來，對於抗日的後防，不是一個大累贅麼？
陳：土豪劣紳搖身一變而為區、鄉、保、甲長，將來我們如果一旦軍事失利，他們又會搖身一變而為漢奸，他們可成為敵人利用大漢奸統治中國的社會基礎，我們將如何避免和他們衝突呢？
記者：陳先生對於這次抗戰前途的觀察怎樣呢？將來會有什麼結果？
陳：對日抗戰對內可以使中國統一，對外可以使中國富強。只要政府能領導人民抗戰到底，犧牲到底，日本是斷然要屈服的！日本屈服以後，他在中國的權利，當然要為中國所收回，中國的主權，可因此而得保完整。
記者：此次抗日勝利，日本在中國特權固可收回，其他各國的呢？
陳：不成問題！土希戰爭以後，使土耳其的主權漸次完整，但土耳其只打敗希臘，沒有打敗英法，然英法在土耳其的權利，也漸漸被土耳其收回了。所以中國只要對日抗戰到底，統一固不成問題，獨立也不成問題。英美各國和中國的關係，或者可循外交途徑來解決，不一定要訴諸戰爭；假如中國不能振作，他們就非分嘗一臠不可了。
遠東會議的展望
記者：陳先生既然談到國際問題，那末，現在快要舉行的遠東會議，據陳先生的觀察，對於中國有不有幫助。
陳：會議不過是一種形式，不必重視。
記者：那末，請陳先生把這個會議的背景來分析一下。
陳：蘇俄是同情中國的，法國和蘇俄有軍事和政治的諒解。在會議中，中國可望得到這兩個國家的援助。德國此時還離不開英國，不一定會幫助日本，他也不想犧牲中國的市場，可望他中立。義大利的態度倒很令人懷疑。美國的態度，以前不大好，自從羅斯福發表演說後，稍稍改變了，然美國終不會走到英國的前面，法俄也不會採取和英國對立的態度，在遠東會議中，最大多數國家還是惟英國馬首是瞻。英國太持重了，太保守了，太看重既成事實了，他固然不願從中國的市場退出，而讓日本獨占，然而他的態度能夠有利於中國至何種程度，中國抗戰的勝負是有很大影響的。
非常時期的文化運動
記者：關於宣傳，文化界的責任是很重大的了。現在武漢已成為全國文化的中心，平津和京滬各地的文化人，都跑到了武漢，有人還提出了「武漢時代」的口號來，陳先生覺得這個抗戰的非常時期，以武漢為中心的文化運動，應該怎樣開展呢？
陳：所謂非常時期的文化運動者，就是文化人的參加抗戰運動。小說家、戲劇家、詩人、電影從業員、音樂家、繪畫家、大學教授、新聞記者……凡是以文化為職業的人，都應該把他的精力用到抗戰的行動上。我們要把抗戰的基礎，建築在廣大的農村里，希望各地到武漢來的文化人，不要專門在武漢辦刊物，而忘記那急待喚起的農民群眾。這樣一來，並且可使他們的藝術民眾化。
記者：聽說陳先生要辦一個刊物，確否？
陳：沒有這個意思。現在各報紙雜誌都肯登我的文字，我何必自己辦刊物呢。
記者：報紙上說，陳先生今後要專做文化運動，不做政治運動了，是不是呢？
陳：不對！不對。這是大公報記者聽錯了我的說話，現在的抗日運動，就是政治運動，我能夠不參加抗日運動麼？那位記者問我，是不是打算參加實際政治（他的意思全然是指政府裡面的行政）工作，我說，這於我不大相宜，十五六年時，我也沒有擔任政府里的實際工作，我最怕被政府里的實際工作所綑住，沒有清醒的頭腦觀察政治局勢。換言之，我的個性不大適宜於做官，但是政治運動則每個人都應該參加的。
記者：明天就是國慶日了。陳先生準備發表一點東西嗎？
陳：武漢日報約我寫一篇國慶論文，我打算把辛亥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以及抗日與革命的關係，約略的說一說。只寫幾百千把字就夠了，這個時候，沒有人願意看長文章。
談至此，已經將近六點鐘了，室內也漸漸陰暗起來，窗外又正下著雨，記者還要過江，於〔是〕就告辭出來。
打倒消極先生
各方面的消極態度不改變，會形成抗戰的致命傷。
在民族解放的抗戰中，人人都應該積極的參加抗戰工作，不應該消極的避難，尤其是青年男女。
政府及黨部應該積極的發動民眾，增加抗戰的力量，不應該消極的防止民眾運動越軌，官僚派心目中不越軌的民眾運動，乃是一種儀仗，在抗戰中不能夠發揮群眾的自動的真實力量。
政府在財政上，應該積極的強迫富裕的官商拿出錢來；不應該消極的採取緊縮政策，裁人減薪，造成社會恐慌，甚至製造一部分漢奸。
政府在處置漢奸的問題上，應該積極的從政治上經濟上杜絕漢奸所以普遍發展的根源；消極的懲罰是不夠的。
在商業上，應該積極的謀貨幣百物之流通；不應該消極的限制人民向銀行提取存款和阻礙內地米谷買賣，致商業停滯，造成經濟恐慌。為了防止資本逃走和米糧資敵，只有在最後出口地方，由政府嚴行統制和檢查。
在軍事上，應該積極的向敵人弱點進攻；不應該消極的防守應戰，使敵人得以自由移動集合其優勢軍力，將我們的防地陸續各個擊破。
商人應該積極的要求政府籌款發展生產；不應該消極的力圖減少救國公債之負擔。
工廠主應該積極的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以培養工人的工作技術與勞動力；不應該消極的減資加時，以削弱工人的勞動力，削弱生產。
農民應該積極的抵抗土劣之壓迫；不應該因為憤恨土劣據區保甲長之地位魚肉農民，而對於參加抗戰取消極態度。
學校應該積極的改變課程，以適合戰時的需要；不應該消極的遷移到邊遠地方，簡單的避免敵機轟炸。
對於傷兵，應該積極的改良其生活與教育，並幫助其組織與活動；不應該消極的防止他們搗亂。
對於傷兵之救濟與慰勞，應該積極的號召社會團體群起參加工作；不應該因為顧慮漢奸從中活動，而消極的加以阻止或限制。
對於地方各級政府，應該積極的改造加強；不應該消極的維持現狀。
一切不反對抗日戰爭的人們，不應該因為懷疑政府抗戰的決心而取消極的旁觀態度，應該積極的參加抗戰工作，以加強政府抗戰之決心。
消極態度是抗日戰爭之致命傷，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必須戰勝我們自己的消極態度。
「言和即為漢奸！」
戰勝而言和，乃停止軍事行動而收得戰勝之果實；不勝而言和，這不是和，而是妥協、屈服、投降！敵軍一天在我國領土之內，一天都不能言和；如此而言和，不能不說是漢奸賣國行為！
前幾天外報盛傳中日言和停戰，全國人心大為不安；幸而外部發出闢謠的消息，並且中國負責當局告合眾社記者，謂「於今日而與日本言和，即為漢奸」，從此以後，我們應該相信政府確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國人及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協，即是千古罪人」，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人民不應該再懷疑政府了。
此時不但全部言和是妥協、屈服、投降，就是上海局部停戰言和，也是一樣！其理由有七：
一、全面抗戰，是既定的國策，一旦局部言和，是明明破壞了國策，政府的威信失墜，在內政上會發生極大危機。
二、在軍事上使敵人得縮短戰線，專力於其真正目的地之華北，以減少其軍力和物力之消耗。
三、上海左近一天在戰爭狀態中，不啻一天為中國關稅之天然壁壘，國內工業一天有發展的機會；一旦停戰，上海所有的工廠都毀盡了，外國工業品（連日本的工業品也在內）便如潮湧入，無法阻攔。
四、戰爭是工業國出超國致命的威脅，農業手工業入超國的中國在這方面便反而有益無損，在三個月的戰爭中，中國的入超顯然是停止了；一旦停戰，外貨湧入，入超必然較戰前更為可怕，因為入超增加，法幣的準備金必然減少，法幣一旦動搖，全國經濟大恐慌便隨之到來。
五、民族抗戰，正是提高國民精神上之最有力的興奮劑，一旦妥協屈服言和，由失望而悲觀，國民道德之向下墜落，必一日千丈，強項者自殺，卑怯者沉溺於煙、賭、娼，也是一種自殺，如此可悲的現象，必然普遍於全社會，而無可救藥，這是我們可以預見的。
六、妥協、屈服、投降之後，在落後分子中，愈益加強他們認為日本必然興盛，中國必然倒霉的信念，一班趨炎附勢無恥投機分子，現在猶未正式加入漢奸團體者，必然潮水似的奔赴漢奸這條道路。他們如果有順利的政治環境，還會公然形成政治集團，如朝鮮的「一進會」。
七、南宋偏安的局面，現代已經做不到了，日本兵占據華北後，不久軍事工作一完成，華北偽國或所謂華北自治一出現，中國的工商業的國內市場喪失了一半，南方將如何存在呢？況且日本軍至多停一二年必然還要南下，以達到她原來以華北為「自治區」，以華南為「親善區」的計劃，那時人心已去，政府即欲抗戰，更加無人願意出錢出力了！
政府要抗戰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夠抗戰到底，現在還是時候；「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人民要政府抗戰到底，必須趕快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夠抗戰到底。
全國文武大員，必須首先認購巨額救國公債，以為人民之倡；富商大賈們，也應該激發天良，掏掏荷包。像漢口這樣一個最大的國內市場，紗業商人擔認區區百五十萬元公債，還要丑表功，並且實際還未繳納；全武昌商界只認購七萬元，已經不成話說，而且至今尚未繳齊！此等「貽誤戎機」之徒，此種猶太商人，應該由政府及民眾加以嚴厲的懲罰！不然還談什麼「有錢者出錢」的廢話！當真只應該令無錢者出錢嗎？
農村中城市中有力的壯丁，都應該不待政府之徵召，而自動的依職業組織起來，武裝起來，保衛地方，並且殺到前敵。或者有人懷疑政府不許民眾自動的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我以為這是過慮，難道政府不許人民抗敵救國嗎？並且民眾自動的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參加抗戰，也可免去政府下級人員及保甲長辦理強迫兵役的許多流弊。
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這兩句話，我相信政府更能夠抗戰到底，不會中途妥協而言和，因為政府自己已經公告天下：「言和即為漢奸！」
言和固然是漢奸，即這幾天言和謠言所傳播的空氣，已經足以灰前方將士及後方人民之心，助長漢奸的氣焰；倘此種空氣不澄清一下，還會令北方本來動搖之將領更加動搖，發生保存實力的企圖，甚至會有象阿比西利亞酋長的那種怪物出現。
要澄清這種惡空氣，政府最高當局應該下一決心，將政府閣員中妥協動搖分子立時除去，而代以堅定主戰的人物，則謠言不辟而息矣。一次行動，勝過千萬次宣言。
十一月九日
陳獨秀：《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
多謝敵人的飛機大炮
對於醉生夢死昏昏沉沉的我們中國人，令人鬱悶欲死的中國社會，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固然有毀滅我們之可能，如果我們能夠善於利用它，正是及時的無限大警鐘，一針強心針和一劑最猛烈的興奮劑。尤其是敵人的飛機轟炸遍了全中國的大都市，使我們沒有逃避的餘地，誰勇敢，誰怯懦，誰正直，誰奸詐，誰是有心肝的人，誰是冷血動物，誰有才幹，誰是蠢才，都一一顯露在眾人的面前，不是拍馬吹牛可以代替的了。人們只要不準備現在當漢奸，或靜候將來做亡國奴，就是一班最寫意的男女們，遲早都會脫下睡衣和拖鞋，拿起武器來自衛以衛國。我們不要把敵人的飛機轟炸簡單看做災難，應該看做是我們起死回生的聖藥，希望它轟炸遍中國每一個城市，每一個鄉村，使每一個中國人都由悠遊自在變成瘋狂。瘋狂！瘋狂！再來一百個瘋狂！永遠瘋狂，永遠不再悠遊自在。我們吃了悠遊自在的虧太厲害了，太長久了，多謝敵人的飛機大炮，或者會醫好我們這一個祖傳老病。
1937年11月11日 《宇宙風》（十日刊）第五十一期
實庵自傳
第一章 沒有父親的孩子
休謨的自傳開口便說：「一個人寫自己的生平時，如果說的太多了，總是免不了虛榮的，所以我的自傳要力求簡短，人們或者認為我自己之擅寫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種虛榮；不過這篇敘述文字所包含的東西，除了關於我自己著作的記載而外，很少有別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於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並不足為虛榮的對象。」幾年以來，許多朋友極力勸我寫自傳，我遲遲不寫者，並不是因為避免什麼虛榮；現在開始寫一點，也不是因為什麼虛榮；休謨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於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敗，也並不足為虛榮的對象。我現在寫這本自傳，關於我個人的事，打算照休謨的話「力求簡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見所聞的政治及社會思想之變動，盡我所記憶的描寫出來，作為現代青年一種活的經驗，不力求簡短，也不濫鈔不大有生氣的政治經濟材料，以誇張篇幅。
寫自傳的人，照例都從幼年時代說起，可是我幼年時代的事，幾乎完全記憶不清了。佛蘭克林的自傳，一開始便說：「我向來喜歡搜集先人一切瑣碎的遺事，你們當能憶及和我同住英格蘭時，遍訪親戚故舊，我之長途跋涉，目的正在此。」我現在不能夠這樣做，也不願意這樣做，只略略寫出在幼年時代印象較深的幾件事而已。
第一件事：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我在廣東時，有一次宴會席上，陳炯明正正經經的問我：「外間說你組織什麼『討父團』，真有此事嗎？」我也正正經經的回答道：「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當時在座的人們，有的聽了我的話，呵呵大笑，有的睜大著眼睛看著我，仿佛不明白我說些什麼，或者因為言語不通，或者以為答非所問。
我出世幾個月，我的父親便死了，真的，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我記得我幼時家住在安徽省懷寧縣城裡，我記得家中有一個嚴厲的祖父，一個能幹而慈愛的母親，一個阿彌陀佛的大哥。
親戚本家都綽號我的這位祖父為「白鬍爹爹」，孩子們哭時，一說白鬍爹爹來了，便停聲不敢哭，這位白鬍爹爹的嚴厲可怕便可想見了。這位白鬍爹爹有兩種怪脾氣：一是好潔，一是好靜。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沒掃抹乾淨，我的母親，我的大姊，便要倒大霉。他不許家中人走起路來有腳步聲，我的二姊年幼不知利害，為了走路有時有腳步聲，也不知挨過多少次毒打，便是我們的外祖母到我們家裡來，如果不是從他眼前經過，都不得不捏手捏腳的像做賊的一般走路，因為恐怕他三不知的罵起來，倒不好出頭承認是她的腳步聲。我那時心中老是有一個不可解的疑問：這位好潔好靜的祖父，他是抽鴉片煙的，在家裡開燈不算數，還時常要到街上極齷齪而嘈雜的煙館去抽菸，才算過癮，那時他好潔好靜的脾氣那裡去了呢？這一疑問直到半個世紀以後的今天，我才有了解答。第一個解答是人有好群性，就是抽大煙，也得集體的抽起來才有趣；然而這一解答還不免淺薄，更精微奧妙的解答，是燒煙泡的藝術之相互欣賞，大家的全意識都沉沒在相互欣賞這一藝術的世界，這一藝術世界之外的一切一切都忘懷了。我這樣的解答，別人或者都以為我在說笑話，恐怕只有我的朋友劉叔雅才懂得這個哲學。
我從六歲到八九歲，都是這位祖父教我讀書。我從小有點小聰明，可是這點小聰明卻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讀書，他從來不大注意，獨獨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書》、《五經》都讀完，他才稱意，《四書》、《詩經》還罷了，我最怕的是《左傳》，幸虧這位祖父或者還不知道「三禮」的重要，否則會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書背不出，使他生氣動手打，還是小事；使他最生氣，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令人可怕的，是我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他不只一次憤怒而傷感的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我的母親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可是母親對我並不像祖父那樣悲觀，總是用好言勸勉我，說道：「小兒，你務必好好用心讀書，將來書讀好了，中個舉人替你父親爭口氣，你的父親讀書一生，未曾考中舉人，是他生前一樁恨事！」我見了母親流淚，倒哭出來了，母親一面替我揩眼淚，一面責備我道：「你這孩子真淘氣，爹爹那樣打你，你不哭，現在倒無端的哭了！」母親的眼淚，比祖父的板子，著實有威權，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怕打，不怕殺，只怕人對我哭，尤其婦人哭，母親的眼淚，是叫我用功讀書之強有力的命令。我們知道打著不哭的孩子很多，後來雖不定有出息，也不定做強盜。祖父對我的預料，顯然不符合，我後來並沒有做強盜，並且最厭惡殺人。我以為現時代還不能免的戰爭，即令是革命戰爭中的殺人，也是殘忍的野蠻的事，然而戰爭還有進步的作用；其餘的殺人，如政治的暗殺，法律的宣告死刑，只有助長人們的殘忍與野蠻性，沒有一點好影響，別的殺人更不用說了。
父親的性格，我不大知道。母親之為人，很能幹而疏財仗義，好打抱不平，親戚本家都稱她為女丈夫；其實她本質還是一個老好人，往往優容奸惡，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據我所記憶的有兩件事，可以充分表現出她這一弱點。
有一位我祖父輩的本家，是我們族裡的族長，懷寧話稱為「戶尊」，在淥水鄉地方上是一位頗有點名望的紳董，算得一位小小的社會棟樑。我的母親很尊敬他，我們小輩更不用說了。有一年（大約是光緒十二年前後），大水衝破了廣濟圩，全淥水鄉（懷寧東鄉）都淹沒了，這位族長哭喪著臉向我母親訴說鄉民的苦痛之後，接著借錢救濟他的家屬，我母親對他十分恭敬，然而借錢的事卻終於不曾答應。族長去後，我對母親說：「我們家裡雖然窮，總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個錢不借給他呢？」母親皺著眉頭一言不發。我知道母親的脾氣，她不願說的話，你再問也是枉然，我只在心中納悶道：母親時常當衣借錢濟人之急，又時常教訓我們，不要看不起窮人，不許罵叫化子，為什麼今天不肯借錢給淹水的本家而且她一向尊敬的族長呢？事隔五六年，我才從許多人口中漸漸知道了這位族長的為人：族中及鄉鄰有爭執的事，總得請他判斷是非曲直，他於是非曲直的判斷，很公平的不分親疏，一概以所得雞、米、煙土或老本洋多少為標準，因此有時他的親戚本家會敗訴，外人反而勝利，鄉間人都稱讚這位紳董公正無私！他還有一件事值得輿論稱讚，就是每逢修圩放賑，他比任何人都熱心，無論嚴寒酷暑，都忙著為大眾奔波盡義務，凡他所督修的圩工，比別人所擔任一段都更不堅固，大概他認為如果認真按照原定的工料做好，於他已是一種損失，失了將米放賑的機會，又是一種損失，這未免自己太對不住自己了！至此我才明白母親皺眉不語的緣故，是因為她已經深知這位族長之為人，然而她仍舊恭敬他，這豈不是她的弱點嗎？
還有這族長手下用的一位戶差（戶差的職務，是奉行族長命令，逮捕族中不法子孫到祠堂處罰），同時又是一位陰差（閻王的差人），他常常到我們家裡來，說他在陰間會見了我們的祖先，我們的祖先沒有錢用，托他來要錢買錢紙銀錠燒給他們，我的母親很恭敬的款待他，並且給錢托他代買錢紙銀錠，不用說那錢紙銀錠是燒給這位當陰差的先生了，這位陰差去後，母親對我們總是表示不信任他的鬼話。有一天他又來到我們家裡過陰，大張開嘴打了一個呵欠，直挺挺的倒在床上，口中喃喃說胡話，誰也聽不清楚他說些什麼，大概是鄷都城的土話罷！是我氣他不過，跑去約了同屋及近鄰十多個孩子，從前後門奔進來，同聲大喊某處失了火，這位陰差先生頓時停止了聲響，急忙打了一個小小呵欠便回到陽間來了，閉著眼睛問道：「這邊有了火燭了罷？」我的母親站在床邊微笑的答道：「是的！」他接著說：「這可不錯罷，我在那邊就知道了。」我在旁邊彎著腰，縮著頸脖子，用小手捂著嘴，幾乎要大笑出來，母親拿起雞毛帚子將我趕走的很遠，強忍著笑，罵道：「你這班小鬼！」但她還是恭恭敬敬用酒肉款待這位陰差爹爹，並且送錢托他買錢紙銀錠，這便是我母親優容奸惡之又一事實。
有人稱讚我疾惡如仇，有人批評我性情暴燥，其實我性情暴燥則有之，疾惡如仇則不盡然，在這方面，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於政治上之不嚴肅，不堅決，而母親的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罷。
幸而我母親崇重科舉的思想，我始終沒有受到影響。這件事我們當然不應該苛責前一輩的人，尤其是不曾受過新舊任何教育的婦人。
因為在那一時代的社會，科舉不僅僅是一個虛榮，實已支配了全社會一般人的實際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時捐班出身的官，人們還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須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時還未發明），做大官才能發大財，發了財才能買田置地，做地主（那時存銀行和做交易所生意，也還未發明），蓋大屋（並非洋房），欺壓鄉農，榮宗耀祖；那時人家生了兒子，恭維他將來做剛白度（即買辦）的，還只有上海十里洋場這一塊小地方，其餘普遍的吉利話，一概是進學，中舉，會進士，點狀元；婆婆看待媳婦之厚薄，全以兒子有無功名和功名大小為標準，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頭上，沒有功名的連用人的氣都得受；貧苦農民的兒子，舉人、進士、狀元不用說，連秀才的好夢都不敢做，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供給兒子讀幾年書，好歹能寫出百而八十字，已經算是才子，如果能夠跟著先生進城過一次考，胡亂寫幾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場就榜上無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頭地。窮凶極惡的地主們，對這一家佃戶，便另眼看待，所以當時鄉間有這樣兩句流行的諺語：「去到考場放個屁，也替祖宗爭口氣」；農民的兒子如果考取了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了將來做土豪劣紳的基礎，一生吃著不盡；所以無論城鄉，屢考不中的人們，往往埋怨祖墳的風水不好，掘出屍骨來改葬，這便是那班聖人之徒揚名顯親的孝道；在這樣的社會空氣中，在人們尤其是婦女的頭腦裡面，科舉當然是一件神聖事業了。
我的母親雖然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當時傳統的「忠孝節義」之通俗教育標語，她是知道的，我很感謝她從來不曾拿這些標語教育我們，她對於我們之教育，是考科舉，起碼也要中個舉人，替父親爭氣。當大哥考取了秀才時，母親很高興，而我卻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母親高興，懼的是學八股文章和應考的災難，要臨到我身上來了！
自從祖父死後，經過好幾個塾師，我都大不滿意，到了十二三歲時，由大哥教我讀書，大哥知道我不喜歡八股文章，除溫習經書外，新教我讀《昭明文選》。初讀時，我也有點頭痛，後來漸漸讀出味道來了，從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這件事使我阿彌陀佛的大哥夾在中間很為難，一面受了母親的嚴命，教我習八股，預備應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歡這一套。一直到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我已經十七歲了，在縣考前一兩個月，大哥實在再挨不過去了，才硬著頭皮對我說：「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罷！」我當時一聲不響。他知道我的脾氣，不做聲並非反對，而是承認。他高高興興的拿出合於小考格式的路德的文章為我講解，我表面上是在聽他的講解，心裡還是想著我的《昭明文選》，不久大哥也看出路德的文章太不合我的口味，於是再拿出金黃和袁枚的制藝給我看，我對於這幾個人的文章雖然有點興趣，而終於格格不入，他對於這位難說話的弟弟，實在無法可想，只好聽其自然了。大哥雖然十分忠厚老實，我猜想他此時急則智生，必然向母親做了一個虛偽的報告，說我如何如何用心學八股文，那是在這期間母親喜悅的面容中可以看出的。像我那樣的八股文程度，縣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到了院試，宗師（安徽語稱學院為宗師）出的題目是什麼「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的截搭題，我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正在收拾考具要交卷，那位山東大個兒的李宗師親自走過來收取我的卷子（那時我和別的幾個人，因為是幼童和縣、府試錄取第一名，或是經古考取了提堂，在宗師案前面試，所以他很便當的親自收取卷子，我並不是考幼童，縣、府試也非第一名，一入場看見卷面上印了提堂字樣，知道經古已經考取了，不用說這也是昭明太子幫的忙），他翻開我的卷子大約看了兩三行，便說：「站住，別慌走！」我聽了著實一嚇，不知闖下了什麼大禍。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睜開大眼睛對我從頭到腳看了一遍，問我十幾歲，為啥不考幼童？我說童生今年十七歲了。他點點頭說道：「年紀還輕，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我回家把文章稿子交給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皺著眉頭足足有個把鐘頭一聲不響，在我，應考本來是敷衍母親，算不得什么正經事，這時看見大哥那種失望的情形，卻有點令我難受。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這件事使我更加一層鄙薄科舉。捷報傳來，母親樂得幾乎掉下眼淚。「眼皮子淺」這句批評，懷寧人自己也承認，人家倒了霉，親友鄰舍們，照例總是編排得比實際倒霉要超過幾十倍；人家有點興旺，他們也要附會得比實際超過幾十倍。我們這一門姓陳的，在懷寧本是一個小戶人家，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親時才有一個秀才，叔父還中了舉，現在看見我們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許多神話，說我們家的祖墳是如何如何好風水，說城外迎江寺的寶塔是陳家祖墳前一管筆，說我出世的前夜，我母親做過什麼什麼夢，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他們真想不到我後來接二連三做了使他們嚇破了膽的康黨、亂黨、共產黨，而不是他們所想像的舉人、進士、狀元郎。最有趣的是幾家富戶，竟看中了我這沒有父親的窮孩子，爭先恐後的托人向我母親問我可曾定親。這就是我母親大樂而特樂的社會原因。母親快樂，我自然很高興；所害怕的，來年江南鄉試的災難，又要臨到我身上來了！
第二章 江南鄉試
江南鄉試是當時社會上一件大事，雖然經過了甲午戰敗，大家仍舊在夢中。我那時所想像的災難，還遠不及後來在考場中所經驗的那樣厲害；並且我覺得這場災難是免不了的，不如積極的用點功，考個舉人以了母親的心愿，以後好讓我專心做點正經學問。所以在那一年中，雖然多病，也還著實準備了考試的工夫，好在經義和策問，我是覺得有點興趣的，就是八股文也勉強研究了一番。至於寫字，我喜歡臨碑帖，大哥總勸我學館閣體，我心裡實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個舉人了事，決不願意再上進，習那討厭的館閣字做什麼！我們弟兄感情極好，雖然意見上沒有一件事不衝突，沒有一件事依他的話做，而始終總保持著溫和態度，不肯在口頭上反駁他，免得傷了手足的感情。
大概是光緒二十三年七月罷，我不得不初次離開母親，初次出門到南京鄉試了。同行的人們是大哥，大哥的先生，大哥的同學和先生的幾位弟兄，大家都決計坐輪船去，因為輪船比民船快得多。那時到南京鄉試的人，很多願意坐民船，這並非保存國粹，而是因為坐民船可以發一筆財，船頭上扯起一條寫著「奉旨江南鄉試」幾個大字的黃布旗，一路上的關卡，雖然明明知道船上裝滿著私貨，也不敢前來查問，比現在日本人走私或者還威風凜凜。我們一批人，居然不想發這筆橫財，可算得是正人君子了！
我們這一批正人君子，除我以外，都到過南京鄉試的，只有我初次出門，一到南京，看見儀鳳門那樣高大的城門，真是鄉下佬上街，大開眼界，往日以為可以驕傲的省城——周圍九里十三步的安慶城，此時在我的腦中陡然變成一個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驢子背上，一路幻想著，南京城內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華美麗，又幻想著上海的城門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為曾聽人說上海比南京還要熱鬧多少倍。進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幾條大街道之平闊，誠然比起安慶來在天上，然而房屋卻和安慶一樣的矮小破爛，城北一帶的荒涼，也和安慶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個「大」。可是房屋雖然破爛，好像人血堆起來的洋房還沒有；城廂內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驢子，跑起路來，驢子頭間一串鈴鐺的丁令當郎聲，和四個小蹄子的得得聲相應和著，坐在驢背上的人，似乎都有點詩意，那時南京用人拖的東洋車，馬車還沒有，現在廣州人所譏諷的「市虎」，南京人所詛咒的「棺材」和公共汽車，更不用說；城南的街道和安慶一樣窄小，在萬人哭聲中開闢的馬路也還沒有；因為甲午戰後付了巨額的賠款，物價已日見高漲，鄉試時南京的人口，臨時又增加了一萬多，米賣到七八十錢一升，豬肉賣到一百錢一斤，人們已經叫苦，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南京人的面容，還算是自由的，快活的，至少，人見著人，還不會相互疑心對方是扒手，或是暗探；這難道是物質文明和革命的罪惡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別有原因的。
我們這一批正人君子，到南京的頭一夜，是睡在一家熟人屋裡的樓板上，第二天一早起來，留下三個人看守行李，其餘都出去分途找寓處。留下的三個人，第一個是大哥的先生，他是我們這一批正人君子的最高領袖，當然不便御駕親征，失了尊嚴；第二個是我大哥，因為他不善言辭；我這小小人自然更不勝任；就是留下看守行李的第三個。午後寓處找著了，立刻搬過去，一進屋，找房子的幾個正人君子，全大睜著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異口同聲的說：「這屋子又貴又壞，真上當！」我聽了真莫明其妙，他們剛才親自看好的房子，怎麼忽然覺得上了當呢？過了三四天，在他們和同寓中別的考生談話中間，才發見了上當的緣故。原來在我們之先搬來的幾位正人君子，來找房子的時候，大家也明明看見房東家裡有一位花枝招展的大姐兒，坐在窗口做針線，等到一搬進來，那位仙女便化做一陣清風不知何處去了。後來聽說這種美人計，乃是南京房東招攬考先生的慣技，上當的並不止我們這幾位正人君子，那些臨時請來的仙女，有的是親眷，有的是土娼。考先生上當的固然很多，房東上當也不是沒有，如果他們家中真有年輕的婦女；如果他們不小心把鹹魚、臘肉掛在廚房裡或屋檐下，此時也會不翼而飛；好在考先生都有「讀書人」這張體面的護符，姦淫竊盜的罪名，房東那敢加在他們身上！他們到商店裡買東西，有機會也要順帶一點藏在袖子裡，店家就是看見了也不敢聲張，因為他們開口便說：「我們是奉著皇帝聖旨來鄉試的，你們誣辱我們做賊，便是誣辱了皇帝！」天高皇帝遠，他們這幾句大話，未必真能嚇倒商人，商人所最怕的還是他們人多，一句話得罪了他們，他們便要動野蠻，他們一和人打架，路過的考先生，無論認識不認識，都會上前動手幫助，商人知道他們上前幫著打架還不是真正目的，在人多手多的混亂中，商人的損失可就更大了，就是鬧到官，對於人多勢大的考先生，官也沒有辦法。南京每逢鄉試，臨時增加一萬多人，平均一人用五十元，市面上有五十萬元的進帳，臨時商店遍城南到處都有，特別是狀元境一帶，商人們只要能夠賺錢，受點氣也就算不了什麼。這班文武雙全的考先生，惟有到釣魚巷嫖妓時，卻不動野蠻，只口口聲聲自稱寒士，商請妓家減價而已，他們此時或者以為必須這樣，才不失讀書人的斯文氣派！
我們寓處的房子，誠然又壞又貴，我跟著他們上當，這還是小事，使我最難受的要算是解大手的問題，現在回想起來還有點頭痛。屋裡沒有茅廁，男人們又沒有用慣馬桶，大門外路旁空地，便是解大小手的處所，我記得那時南京稍微偏僻一點的地方，差不多每個人家大門外兩旁空地上，都有一堆一堆的小小金字塔，不僅我們的寓處是如此。不但我的大哥，就是我們那位老夫子，本來是個道學先生，開口孔、孟，閉口程、朱，這位博學的老夫子，不但讀過幾本宋儒的語錄，並且還知道什麼「男女有別」、「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他也是天天那樣在路旁空地上解大手，有時婦女在路上走過，只好當做沒看見。同寓的有幾個荒唐鬼，在高聲朗誦那禮義、廉恥、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餘暇，時到門前探望，遠遠發見有年輕的婦女姍姍而來，他便扯下褲子登下去解大手，好像急於獻寶似的，雖然他並無大手可解。我總是挨到天黑才敢出去解大手，因此有時踏了一腳屎回來，已經氣悶，還要受別人的笑罵，罵我假正經，為什麼白天不去解手，如今踏了一腳屎回來，弄得一屋子的臭氣！「假正經」這句話，罵得我也許對，也許不對，我那時不但已解人事，而且自己戕賊得很厲害，如果有機會和女人睡覺，大約不會推辭，可是象那樣冒冒失失的對一個陌生的女子當街獻寶，我總認為是太無聊了。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們要進場考試了。我背了考籃、書籍、文具、食糧、燒飯的鍋爐和油布，已竭盡了生平的氣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領試卷，我便會在人叢中擠死。一進考棚，三魂嚇掉了二魂半，每條十多丈長的號筒，都有幾十或上百個號舍，號舍的大小仿佛現時警察的崗棚，然而要低得多，長個子站在裡面是要低頭彎腰的，這就是那時科舉出身的大老以嘗過「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齊八不齊的磚牆，當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過，裡面蜘蛛網和灰塵是滿滿的，好容易打掃乾淨，坐進去拿一塊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寫字檯，睡起覺來，不用說就得坐在那裡睡。一條號筒內，總有一兩間空號，便是這一號筒的公共廁所，考場的特別名詞叫做「屎號」；考過頭場，如果沒有冤鬼纏身，不曾在考卷上寫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潑污了試卷，被貼出來，二場進去，如果不幸坐位編在「屎號」，三天飽嘗異味，還要被人家議論是幹了虧心事的果報。那一年南京的天氣，到了八月中旬還是奇熱，大家都把帶來的油布掛起遮住太陽光，號門都緊對著高牆，中間是只能容一個半人來往的一條長巷，上面露著一線天，大家掛上油布之後，連這一線天也一線不露了，空氣簡直不通，每人都在對面牆上掛起燒飯的鍋爐，大家燒起飯來，再加上赤日當空，那條長巷便成了火巷，煮飯做菜，我一竅不通，三場九天，總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爛熟或煨成的掛麵。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最深。考頭場時，看見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條大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一絲不掛，腳踏一雙破鞋，手裡捧著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著走著，上下大小腦袋左右搖晃著，拖長著怪聲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處，用力把大腿一拍，翹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兩個鐘頭。在這一兩個鐘頭當中，我並非盡看他，乃是由他聯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現狀；由那些怪現狀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聯想到所謂掄才大典，簡直是隔幾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一次動物展覽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這般的毛病；因此最後感覺到梁啓超那班人們在《時務報》上說的話是有些道理呀！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後十幾年的行動。我此次鄉試，本來很勉強，不料其結果卻對於我意外有益！
1937年11月11日、11月21日、12月1日 《宇宙風》散文
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
我們的軍事力量，我們的一切物質力量，是打不過敵人的，我們可以打勝敵人的，是我們的民族精神，全民族一致起來，不做奴隸的偉大精神。
這種偉大的民族精神，不是空口說大話，而要有具體的事實表現，這種具體的事實表現，就是除了漢奸以外的全中國人民「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在堅決抗戰到底的政府領導之下，對敵人作戰，這是我們勝利之最大的保障。
假如我們有錢者能拿出十萬萬現金，有力者能拿出千萬壯丁，不待戰事結束，已足夠使敵人氣餒，無法繼續對我們作戰了。
大家萬萬不要笑我說大話，十萬萬現金，一千萬壯丁，實實在在能夠拿得出的。
或者有人說：自抗戰開始以來，「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這兩句話，在街頭巷尾都看見了，聽見了，可是誰出過多少錢，誰出過多少力，何以至今還不大看見聽見呢？我以為這是因為大家還沒有指出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之實行條件。
要使有錢者出錢，首先要問：誰是有錢者？頂有錢的是在外國銀行有大批存款的人們。我歸納起好幾個銀行界朋友的談話，中國闊人存在滙豐、麥加利等等銀行的款項，至少有一百萬萬元。如果政府下一個決心，最客氣最少也可以請他們拿出十分之一即十萬萬元來，購買救國公債；萬一不及此數，再加以農村富戶的窖藏，婦女首飾，及一般國民的獻金，十萬萬元是可以辦得到的。這個數目已經比政府現在發行的救國公債額加了一倍，而且都是現金。政府有十萬萬現金做準備金，便可以加印二十萬萬法幣，決沒有通貨膨漲後物價高漲和外匯跌落的危險。政府拿這二十萬萬元，一半加購軍火，一半補助後方的紗廠、大小規模的織布業和運輸業，這樣一來，抗戰的勝利可以說有了一半把握。如果把「有錢者出錢」變成「無錢者出錢」，把救國公債的負擔，加在僅能養家活口的小職員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負各種捐稅已經困苦不堪的農民身上，此不獨政府所得有限，且會因此造成後方可怕的危機，若再加以不肖的官吏土劣藉此從中敲詐漁利，前天《武漢日報》《擴大獻金救國運動》一文中所說：「尤望顯宦巨富……出其所有，以身作則，為國民倡。」「勉力濟助政府者，多為生計困難，節衣縮食之平民，而擁資巨萬之人，反不數數覯。」這幾句話真是切中時弊之名言。
誰是有力者？當然是農村和城市的壯丁，要使壯丁出力，必注意兩個條件：第一，必須使他們有自動參加抗戰的情緒，不可依靠拉夫形式，拿繩子牽著來強迫服役。這種強拉來的壯丁，數目必不能多，不夠用，而且無論在前方或後方，均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送往前方補充兵額，比募兵更要壞得多，在後方強迫徵兵和強派公債合起來，更會造成農村中可怕的危機。前天有一位黃埔出身的青年軍人，和我談到這一問題，他也承認強拉壯丁的危險，他也承認經過廣大的群眾宣傳而招募的兵，比有名無實的徵兵要好得多。第二，壯丁必須使之成為有政治教育有自動活力的群眾組織，有了這種組織，補充前方，保衛後方，都根本不成問題，尤其重要的是以游擊隊的形式，擾亂敵人後方，即令敵人利用近代武器占領了我們的大都市，而不能夠統治我們的全部領土，這種效果，當然不是簡單的強拉少數壯丁所可得到的。據好幾個從河北來的朋友說：「政府這幾年在河北各縣的壯丁訓練，是有了成績，可是缺少政治教育，未能成為有自動活力的群眾組織，我們的軍隊從平漢津浦一撤退，各縣縣知事和警察一挾款逃跑，壯丁們便無人統率召集，一時群龍無首。又沒有自行集合工作的習慣，敵人委派的縣知事和維持會一到來，已訓練好的壯丁，大多數都變成了敵人的力量。」他們說到這裡，都幾乎聲淚俱下，像這樣有力者為敵人出力的可悲現象，是絕對不應該再使之出現的了。現在南方十幾省，每省以百萬壯丁計，能夠有一千多萬人，再多多少少的武裝起來，政府手中若有一千多萬武裝的有政治教育的有自動活力的壯丁，前方後方的問題，那一樣不能解決呢？
如果在現在的民族危急中，有錢者不出錢，有力者不出力，將來亡了國，大家都一樣要做奴隸，要受敵人的殘酷蹂躪和東北四省及冀、察、綏人民所受的一樣！
如果政府得到人民二十萬萬元和一千萬壯丁的援助，不但能夠打退站在眼面前的敵人，即全世界各大強國，也永遠不敢小視我們中國人了！
1937年11月21日 《宇宙風》散文十日刊第五十二期
我對於魯迅之認識
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雖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發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啟明先生；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這是我個人的私見。
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打〕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個狗，後來是個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最後，有幾個誠實的人，告訴我一點關於魯迅先生大約可信的消息：魯迅對於他所接近的政黨之聯合戰線政策，並不根本反對，他所反對的乃是對於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概聯合，以此懷恨而終。在現時全國軍人血戰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濟敵人以食糧和秘密推銷大批日貨來認購救國公債的怪現象，由此看來，魯迅先生的意見，未必全無理由吧！在這一點，這位老文學家終於還保持著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於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1937年11月21日《宇宙風》散文十日刊第五十二期
怎樣才能夠發動民眾
——十一月在武大講演
動員全國的財力人力需要民眾，軍隊前進作戰固需要民眾之援助，即軍隊後退亦需要民眾之援助，救濟傷兵，肅清漢奸，鞏固後方，無一不需要民眾的力量，如果我們還不曾忘記阿比西利亞皇帝曾因單靠軍隊不發動民眾而失敗的教訓，我們在抗日戰爭中，急需發動廣大的真正民眾—主要的是參加生產的工農民眾—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即在敵人也懂得這個。在蘆溝橋事變發生時，上海的日本報紙曾警告他們的政府說：「日本軍隊戰勝中國軍隊，是不成問題的；但如果全中國的民眾真的起來作民族解放的革命鬥爭，這便不是武力可以解決的了，政府應於此點深加注意」云云。
開戰以來，無論政府黨或在野黨，都異口同聲的說要發動民眾，公開說不需要民眾的人，只是極少數。並且「全民抗戰」這句話，成了一切刊物上的套語；實際上如果允許我說句老實話，完全沒有這回事。所以空喊發動民眾，喊破了喉嚨，民眾也不會有多大的回聲，要民眾起來，必須考慮到怎樣才能夠發動民眾。
我們須知：民眾是有高度意識和意志的人類，不像牛馬可以隨著鞭子的聲影，叫他們行就行，叫他們止就止的；更不是無意識的木石或粉團，人們要把他們做成什麼東西就成為什麼東西；所以無論政府的命令或政黨的空口宣傳，都同樣沒有發動民眾的萬能。要發動民眾，參加抗戰：
第一，必須解除民眾自身的痛苦。學生因為每日上課七八小時，尚且無法參加抗日工作，工人每日做工十二小時或十三小時，連星期日都不得休息，無論做日工或夜工，下了工疲乏得成了半死人，更沒有擔任抗日工作的可能了。農民耕地不足，衣食已很艱難，又加之以高租高利苛捐雜稅以及種種徵發、敲詐，壓迫得他們不能活命，他們眼前的敵人是貪官污吏、地主、土劣、保甲長，而不是日本軍隊，終年過這樣痛苦生活的農民，怎樣會有抗日的情緒。參加生產的工人農民，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民眾，絕非無業游民可比，而且他們占全國人民之最大多數，他們不能起來抗日，還能發動什麼廣大的民眾呢？此外苛捐雜稅，向下層人民強派公債和裁員減薪，也足以減殺小商人小職員的抗日情緒；學生功課太繁忙，也沒有做抗日工作的時間。所以坐在沙發椅上，責備民眾不愛國，不起來抗日的人們，簡直和說「百姓無飯吃何不食肉糜」的昏皇帝是一樣的貨色！
第二，必須讓人民有經常的組織。組織是一種力量，一切生物皆由無數細胞組織而成，細胞無力量，由無數細胞組織成各種器官，組織成各種生物，才發生各種力量；一盤散沙的民眾也自然沒有力量，民眾有了組織，而且是經常的組織，不是烏合之眾，便會發生偉大的力量。民眾自身的痛苦解除了，然後才談得上組織，也只有為解決自身的痛苦，民眾才會迫切需要組織，並且解決痛苦之真的實現，還是要靠民眾自己的組織力量。所以要發動民眾參加抗戰，必須立即恢復並充實由各業民眾自己選舉的自己的工會、學生會、商民協會、農民協會等。官辦的招牌的沒有民眾的民眾團體，在抗戰中，除了稟承上官命令發幾個通電以外，是不會有任何力量的。
第三，必須讓人民有政治的自由。如果人民有了組織而沒有政治的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他們的組織力量，只會用於解決他們自身的痛苦上面，而不能用之於政治，抗日乃是一種政治鬥爭。人類是政治動物，人民必須有政治的自由才算得是自由民，是國民，而不是被征服的奴隸，奴隸是不會愛國的，奴隸是不會自動的為國家民族利益而捨命鬥爭的。在數千年專制政治之下，過著沒有組織沒有政治自由的痛苦生活，對於統治者，老是抱定「撫我者後，虐我者仇」的見解，國家與民族觀念，在我們的頭腦中，仿佛是一種奢侈品。所以現在要叫人民愛國，要叫人民起來為國家民族利益積極的對日抗戰，不但要解決人民自身的痛苦，不但要讓人民有自己的組織，尤其要讓人民有政治的自由，使人民自己真能感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自身的利益與國家休戚相關，這件事決不是政府的命令和宣傳教育所能夠代替的。
如果我們切切實實做到上述這三件事，發動民眾當然不成問題。或者有人認為這樣未免太發動了，我則以為沒有這樣的「太發動」，是不能夠抵抗站在我們眼前兇惡而有力的敵人，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的！
此外還有一件事，也和發動民眾有關，就是政黨領導的問題。我們當然不能否認在發動民眾運動中政黨領導的作用，一國中有幾個政黨存在著，便必然發生政黨間爭取領導民眾的問題。這一問題，在歐美各國及日本，從來並不感覺有什麼嚴重，無論在平時或戰時；因為他們的政府黨及在野黨，都用發表政綱和公開的講演，爭取民眾到自己黨的方面來；各黨在民眾團體中亦各有分野，各自爭取群眾，爭取在團體中的領導權，無論黨爭如何劇烈，從未想像到根本不容許他黨爭取群眾，爭取領導權。至於近年以來，有幾個國家發生了一黨專政的怪現狀，根本不容許他黨存在，這便根本沒有什麼政黨間爭取民眾爭取領導權的問題。在中國，誰都不能說現行的政制是法西斯主義專政或共產主義專政，當然應該容許有黨派間爭取民眾的問題，並且可用先進的民治國家的所通行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並不特別嚴重。尤其是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天，各黨各派合作救亡的呼聲，遍於全國，只要能夠發動民眾起來抗戰，誰愈多盡點力愈好，在野黨固義不容辭，政府黨亦無所用其疑忌，在野黨僅僅有了若干民眾擁護，並不就能夠奪取政權。並且政府黨如果毅然決然採用上述三種辦法發動民眾，別的黨派能夠採用更激進的綱領，爭取得更多的民眾，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即令抗日的綱領不同，政黨間遵循各國通行的辦法，各據自己的綱領及政策，努力宣傳，一任民眾之從違，以爭取民眾，這正能夠推動政治進步和提高民眾之政治水平；倘然以為這樣太過民主了，而採取不正當的甚至極卑劣的手段搶奪民眾，如用武裝打手和金錢來威迫利誘民眾，復拿民眾做自己的打手；造謠誣衊對方，企圖一黨壟斷；利用政治勢力，利用民眾落後意識，甚至以黨員冒充民眾壓迫對方；政黨間，甚至一黨中各小派別間，如此這般非政治的無原則的強拉硬奪，不僅不能發動民眾，還會使已起來的民眾失望灰心而消極。大家如果不趕快覺悟，如果一直採用這樣的手段爭取民眾，我包管各黨各派將得不著一個民眾；其結果不是各政黨領導民眾抵抗敵人，而是敵人領導著漢奸滅亡中國！
講演日期1937年11月21日
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
我們不但現在要援助政府對日戰爭獲得勝利，即令將來政府軍一敗塗地，我們還是要繼續抗戰，不應該因戰敗而灰心喪氣。
我半生所做的事業，似乎大半失敗了，然而我並不承認失敗，只有自己承認失敗而屈服，這才是真正的最後失敗，我對於此次抗日戰爭，也作如是觀。
在蘆溝橋事件發生之時，有一位朋友對我說：這回政府真要對日抗戰了。我說：這是應該的。他說：開戰後勝敗如何呢？我說：軍事上會一敗塗地。他說：你既然明知會敗，又何以主張抗戰呢？我說：明知必敗而戰，才能夠戰勝，若認為必勝而戰，結果只有戰敗。
單靠政府手中所有的一點飛機、大炮、坦克車，不但非日本帝國主義全部力量之敵，即比它在整個國防計劃上所能夠加於中國作戰的一部分即其三分之一，也還相差很遠，以此抗戰，不啻以卵投石，不待開火，勝敗已可逆睹。我們必須預先見到這一勝敗之必然性，然後才不至妄自誇大，才會誠心誠意的結合與國（特別是蘇聯），獲得必要的軍器，才會堅決的發動民眾運動，形成全國民眾的抗日洪流，以補足我們致敗的缺點，以達到持久戰、消耗戰之目的，使敵人知難而退。
我們必須從與國獲得大批的軍器（特別是飛機與大炮），才能夠作三個月以上的正式戰爭；我們必須從全國廣大的民眾獲得大批的游擊抗日的力量，與正式軍隊合作，才能夠持久戰，否則敵人還只消耗一小部分，我們早已消耗得精光了，還談得上什麼持久戰、消耗戰呢？
即令我們的正式軍隊節節失敗，即令敵人能夠占領中國的幾個大城市，只要全國廣大民眾無束縛的自由組織起來，活躍起來，武裝起來，敵人便無法摧毀這到處蜂起的幾千萬武裝民眾，這幾千萬武裝民眾之游擊戰的洪流，不但能夠使政府的正式軍隊有反攻之可能，並且使敵人已經占領的地方，一夕數驚，不能統治，如此，敵人越深入，占領的地方越擴大，它們危險便越厲害，德國國社黨機關報駐遠東記者說得對：
中國境內戰事演進情形，頗不利於日軍，蘇聯若自外蒙援助華軍，既足以妨礙日軍之推進，且可在「滿洲國」邊境有所舉動，而予日以極大牽掣。蘇聯此項計劃若果見諸事實，則外蒙即當由蘇聯予以援助，而成為對日作戰區域，似此，日軍之成敗利鈍端在該國能否迅速結束軍事，俾克防止戰事範圍勿任擴大也明矣。
依日本人口十分之一計，可得六七百萬壯丁，然而曾經入伍能夠正式作戰者，不過一百廿萬人，其餘的壯丁都不能作用，因為它為了侵略別人出國戰爭，當然不必要也不可能武裝民眾來作游擊戰。在它整個的國防計劃，至多只能動員三分之一即四十萬兵，來中國作戰，其餘八十萬兵要留著防俄。它現在調來中國的兵，雖然還不及四十萬，倘若它的勝利要超過華北及上海以外，調到中國的兵額必要達到四十萬甚至五十萬，這已經使它的參謀本部頭痛（假令它占領的地方，沒有中國民眾的游擊隊在它的後方擾亂，而且有大批的漢奸幫著它鞏固後方，它是可以節省兵力十萬二十萬的）；如果再加上外蒙參加戰爭，至少又要增兵十萬，這更要使它的參謀本部束手無策。況且在中國民眾蜂起持久抗戰中，日本工業品在中國的市場莫由恢復，它在經濟上所受到很大的打擊，便影響到軍費。
所以日本對中國作戰，利在用飛機大炮，速戰速決，儘可能的不使戰爭範圍擴大；中國對日戰爭，利在發動全國民眾蜂起參加，持久抗戰，儘可能的使戰爭範圍擴大，以消耗敵人的軍力和財力。怎樣才能夠發動民眾呢？香港英文《晨郵報》說得對：
中國目前最危險的現象，就是在被占領地方的人民，處之安然，任敵人把他們的手給束縛起來。日本人現在是盡其可能的以博得他所占有的人民的歡心，如日本人在這方面能成功的話，那的確是中國抗戰前途的一個隱憂。
如果我們不願意將來任敵人把我們人民的手束縛起來，我們現在便應該趕快開放民眾運動，使人民的手不容易為敵人所束縛，更不應該由我們自己把人民的手束縛起來，免得將來敵人費事。我們如果不願意讓敵人博得他所征服的中國人民之歡心，使他們甘願做亡國奴，我們便應該解除人民的痛苦，博得人民之歡心，使人民能夠自願的與政府合作抗戰到底。
如果我們不願意讓全國民眾蜂湧起來，對日持久抗戰，一旦政府軍失敗，精銳喪失，武器耗竭，國際調解論壓迫於外，妥協動搖份子簧鼓於內，不妥協、屈服、投降，還有別的什麼出路呢？即上海局部停戰言和，便不能繼續抗戰，無論在形式上實質上放棄華北，更是公開的屈服投降。至於接受日本限制軍備，聘請軍事顧問，加入反共協定，取締抗日運動等條件，那更不用說了。
此次抗戰只有兩個前途：中途妥協，對日投降；或者發動民眾，抗戰到底。每一個自命為擁護民族利益的人，都必須採取後一前途。如果真心主張抗戰到底，就必須真心主張發動民眾，對於發動民眾，不加以任何懷疑與阻礙。
如果民眾蜂湧的起來了，不但能夠援助政府對日抗戰獲得勝利，即令政府軍一敗塗地，日本軍占領了全中國的大城市，即亡了國，也還能夠繼續抗戰，使敵人不能夠順順噹噹，安安穩穩的統治全中國。
每一個真心擁護民族利益的人，總不至感覺到民眾蜂起抗日比日本兵打進中國來更為可怕吧！
陳獨秀：《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 1938年1月亞東圖書館印行
抗戰到底
「抗戰到底」這句話，在許多人當中，已成為一種有力的呼聲，但什麼是「底」，卻從來不曾明白清楚的指示出來。我以為真正徹底之「底」，應該是我在《抗日戰爭之意義》一文中所說的「完成國家獨立與統一」，即是說日本及他國損害中國主權的一切特權利益都要收回，僅僅日本撤兵和收復失地，還不算是「底」。
要抗戰到這樣的底，第一必須從改進政治來推動民眾能夠自動的參加抗日戰爭。「戰爭是政治之延續」，我們此次軍事之失敗，實際是政治之失敗，不改進政治，民眾是不會自動參加抗戰的。如此，漫說抗戰到底，連戰到一年半載都很困難。
要抗戰到這樣的底，第二不可幻想能夠速成，必須放大眼光，必須把抗戰延長到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這期間也許某一時慘敗不堪，甚至某一時政府議和，我們也不可因之氣餒。在強大的敵人之前，要想一戰成功，這是不可能的。任何革命運動，中途挫折和一時停頓，是不可避免的事，最要緊的是打定主意，終於非達到國家獨立之目的不已。
要抗戰到這樣的底，第三不可一面對日本帝國主義抗戰，一面對英、美帝國主義搖尾乞憐。這並不是說在對日抗戰中拒絕別國現實的幫助，而是說不應該害單思病，把熱臉就人家的冷屁股。況且依靠甲帝國主義來趕走乙帝國主義，這是一種何等滑稽的國家獨立運動？！英美帝國主義者統治殖民地的制度，誠然比日本恩惠些，然而這是奴隸選擇主人的態度，不是國民獨立運動的態度。
這便是我對於「抗戰到底」這句話的了解。
陳獨秀：《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1938年1月亞東圖書館印行
為自由而戰
——在武昌藝專講演
我今天講這個題目，首先要說明「自由」的意義。「自由」是政治上法律上有嚴重意義的術語，不是如通俗的說法，自由自便，即自己愛做什麼就做什麼，所以通俗說法自由自便的「自由」，和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必須要分別清楚。人類也是一種動物，別的動物如虎、豹、獅、象，其體力高過人類，人類之所以能夠征服別的一切動物，只因為人類的心靈即智慧比一切動物高，故有「人為萬物之靈」之說。人類的智慧必須不受束縛，才能自由發展，換言之，人類智慧之發展，和所獲得的自由程度成為正比例。歐洲人在中世紀，受了宗教和王權的束縛，學術政治的思想一切都沒有自由。自文藝復興前後，科學、藝術、宗教、政治，各方面都有過為自由而戰的流血的劇烈鬥爭，因此才有光華燦爛的今日。歐洲近代五六百年的歷史，乃是為自由而戰的歷史，東方比西方落後，正因為一切學術思想，都為古來傳統的政教所束縛，不能自由發展。例如藝術家必須有自由創造的精神，不受外來的束縛，而後天才始能發展，其他一切科學政治天才，也必須不受束縛，才能夠自由發展，這是因為人類心靈不受外來的束縛，才有自由發展的可能。我們都知道近代科學之發生與發達，都得力于思想自由，有些其初還是由於胡思亂想，而得到偶然的發明與發見。
思想是人類心靈即智慧之內在的活動，一受束縛便阻礙了它的發展，其發展無論至何程度，都無礙於他人，所以應該是絕無限制的；至於涉及行動，在公法上，自由仍不應限制，因為它的對象，是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在私法上，在國際法上，便不然了。個人的自由，應以他人的自由為限，一國的自由，應以別國的自由為限，過了此限，在個人為強暴，在國家為侵略，強暴與侵略，都對於人類整個的自由，加了傷害，這是應該制止的。譬如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因受了別國的壓迫，他們為自由而戰，是正當的，現在他們為侵略中國而戰，為侵犯中國自由而戰，便不正當；中國對日抗戰，是為了自己的自由而戰，則是正當的了。所以中國對日抗戰，並不止是要收復失地，而是要爭取整個的民族自由。日本從前曾提過中日親善的說法，我們並不反對中日親善，可是他所謂親善，乃是要他坐著，中國人對他跪著的親善，我們便不得不為自由而戰了。中國對日抗戰，並非侵犯別人的自由，乃是為自己的自由而戰。那麼，如果中國一天不得自由，就要抗戰一天，必須獲得整個的民族自由，才能罷休，決不能中途妥協。故所謂抗戰到底，不是空空洞洞的無目的而戰，乃是要脫離奴隸的地位，得到真正自由獨立的地位。抗戰是為自由而戰，抗戰到底，即是為自由而戰到底。這次戰爭如果失敗，無論男女老幼都要做不自由的奴隸，永遠的做奴隸，所以什麼人都應該參加。
陳獨秀：《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1938年1月亞東圖書館印行
民族解放與婦女解放
——在漢口市立女中講演
根本說起來，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之一，它和別的社會問題有連帶關係，很少很難單獨的解決，它是必須跟著大的運動來解決的，例如貞操問題，纏足問題，教育問題，職業問題，財產問題，法律地位問題和社會地位問題，婚姻問題。在以前封建的道德習慣還保持著傳統的勢力之時，婦女處在不利地位和受著殘酷的虐待；經過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北伐戰爭，封建的道德習慣，受了幾次民主運動的致命打擊，婦女才得到了相當的解放；貞操問題雖然還不曾徹底解決，而稍受過教育的男子，卻不敢公然以此苛責女子了；纏足問題解決了大部分；教育和職業問題之解決，我們雖然最不滿意，而已有一點萌芽；財產問題和法律問題，雖然在實際上還沒有多大效果，而法律條文上總算有了進步，如遺產繼承及犯奸罪。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還是很低，雖然在歐化的紳士之交際社會婦女地位提高了，而一般婦女仍然拘囚在「家主婆」的生活中，「家主婆」遇著了怕老婆的「家主公」，固然是家庭之王，而在社會地位上終於隸屬於男子；婚姻自由問題，曾經小小的震動了社會一下，而問題之解決還甚遼遠，此問題之順利的真正的解決，當在教育問題和經濟問題解決之後，否則像現在不自由之自由，會造成許多女子之不幸和恥辱。沒有勞動自由，便沒有婚姻自由；婦女脫離了不自由的家庭，便走進不自由的社會，仍舊在天羅地網中呻吟著。
婦女現在所得到的一點解放，是以前幾次社會大的運動之後果，不是從單獨的婦女運動所能夠得來的。將來也是如此。所以婦女即為了本身問題，也應該努力參加此次抗日戰爭的工作，努力使戰爭勝利，努力在抗戰運動中，雙手完成民族的解放和自身的解放！
陳獨秀：《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1938年1月亞東圖書館印行
《我對於抗戰的意見》一書的自序
去年九月從南京到漢口舟中，我就擬定五個題目，打算寫一本抗日意見的小冊子。一在武昌住下，便開始動手寫，並且在華中大學講演時已告訴了聽眾；在華中、漢口青年會及武漢大學的講演，便用了這個小冊子頭三篇的內容。其中第一篇在華中的講演稿曾在漢口《掃蕩報》上發表過；後來在各處的講演稿，都在「暫緩登載」的禁令之下，未曾發表。其後，上海的朋友屢次來信叫我把這些稿子寄到上海發表，因為當時那裡出版還稍稍自由一點，然我總以為有點過時了，未曾寄去。現在有幾位朋友認為無論過時不過時，仍然應該發表；他們的意思是想拿這一本卑之無甚高論的小冊子，做試驗目前政治空氣的寒暑表，在高呼繼續抗戰期中，究竟有無成為禁書的資格，我報之曰可，並自序此書之原委是此。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我英勇的空軍擊落敵機十一架於漢口上空時，急書此為紀念！
陳獨秀：《我對於抗戰的意見》1938年2月亞東圖書館印行
抗戰中的黨派問題
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日，全中國不分在朝在野的各黨各派，如果認為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無可猶疑的應該避免無關於抗戰勝負之根本政策的爭論，而以全力用在民族解放的戰爭上面。
國共兩黨為了民族危機，停止多年的內戰，在軍事上合力抗日，這是無可非難的事。這一聯合，在數月抗戰中也收到了相當的效果。可是同時兩黨磨擦的暗潮，日漸浮於表面，這是眾人皆知，無可諱言的事。因此國人頗為惴惴，深恐此種磨擦如果繼續發展下去，或至影響抗戰前途，並且這一問題日漸成為私人談論時局的中心，這一憂慮，不是毫無理由的。
其實這種磨擦，除了根本原則不計外，其種子已包藏於聯合之最初時期，即兩黨對於聯合之方式，都未免魯莽：一方面國民黨未能拋棄招降的態度；一方面共產黨在政治上事事遷就允諾，未能坦白的堅持自己抗日的政治主張，因此事後在政治態度及宣傳上，引起了國民黨對共產黨有言行不符的疑慮。一切磨擦便自然的日漸發生了。
此種磨擦如果雙方都感覺有停止的必要，下列辦法或者可以收相當的效果：
一、國民黨承認共產黨及其他在野的黨派，都公開的合法存在，要求他們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態度；並且不妨礙在野黨對政府黨政治的批評。
二、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以在野黨的資格絕對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於抗日戰爭之軍事最高統率權這一事實，不要把開放黨權和開放政權混作一談。
在原則上，政治上的爭論，有可能推動政治進步，直接間接有利於抗戰。非政府黨黨員在政府附屬機關擔任工作，這本與政權無關。政府對於所屬機關之用人，應采人材主義，不必一黨包辦，在野黨亦應避免政府附屬機關中地位之競爭；非政治的鬥爭即地位鬥爭，有百害而無一利。各黨各派如果把民族利益放在黨派利益之上，這種鬥爭是應該停止的。黨派間以至一黨中小派別之非政治的無原則的地位鬥爭，只有為敵人開闢道路！
抗戰中應有的綱領
政治綱領是國內革命戰爭決定勝負一因素。此次中國民族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抗戰，也是一種革命戰爭，在抗戰中，要喚起全國廣大民眾擁護這一戰爭，動員全國的財力人力以求得最後的勝利，必須有鮮明的抗戰綱領，具體的昭告全國人民為誰的利益而戰；抽象的籠統的民族利益，不一定能夠動員全國人民，尤其是比較落後的人民。如果我們不贊成拿主觀的願望來代替客觀的實際效果，下列的十條綱領，在抗戰中斷然是不可缺少的東西：
（一）以推翻帝國主義者所加於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障礙為此次抗日戰爭之最終目的。
（二）在野各黨派及一般人民都應有政治的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隸，很少有為國家民族利益而奮鬥的自動性。
（三）聯合蘇聯及全世界的工農民眾（日本的工農民眾也在內），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四）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財產，沒收漢奸及貪官污吏的財產，充作救濟傷兵及難民之費用。
（五）強迫富人購認救國公債，徵收財產累進稅和加重因戰事營業所得稅，不把戰費加在工人貧農及小商人小職員身上。
（六）解除人民痛苦，如：減少工人工作時間，解決貧農耕地問題，限制高租高利，廢除苛捐雜稅和保甲制度，停止征工拉夫等，以提高民眾抗戰的熱情和力量。
（七）恢復由各業群眾選舉自己的工會，學生會，商民協會，農民協會。
（八）改組全國軍隊，直隸中央政府，加強軍隊中的政治教育，改良兵士待遇，實行軍隊和駐在地民眾之親密合作。
（九）武裝人民，尤其要武裝工農民眾，以肅清漢奸，鞏固後方。組織訓練前線失業工人的特殊軍隊，加入作戰。
（十）迅速召集國民大會，集中全國抗戰力量，主持和戰大局。
陳獨秀：《我對於抗戰的意見》 1938年2月亞東圖書館印行
從國際形勢觀察中國抗戰前途
一切幻想碰到實際，便如霜雪見了太陽。戰爭，尤其是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一件最實際最嚴肅的事，如果把它寄托在幻想上面，這是多麼危險呀！
自對日抗戰以來，我們全國上下，拿各種各樣幻想的宣傳，特別對於國際的幻想，代替了實際的努力。這不獨減少了實際戰鬥力，而且撒下了幻想落空時使一般人失望消沉的種子。所謂蘇俄出兵，英、日戰爭，英、美艦隊聯合，國聯制裁，《九國公約》制裁等等幻想，事實上已經隨著第一期戰爭失敗，而杳無蹤影的過去了。倘吾人若不平心靜氣毫無成見的洞察國際形勢，難免不從舊幻想的根蒂上，再生長出新的幻想來，以造成第二期作戰之不幸，這是我們萬萬不容忽視的事。
在避免戰爭的條件下，維護大英帝國在全世界各處的利益，這是英國的國策；在避免戰爭的條件下，儘可能的聯合任何國家尤其是英國，以防禦德國復仇，這是法國的國策；自己極力避免陷入戰爭的漩渦，而利用他人的戰爭銷售軍火，這是美國的國策；不恤犧牲各國的革命，不恤忍受不名譽的和平，以謀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之安全，這是蘇聯的國策；統一日耳曼民族，對法復仇，以收復德、奧在上次大戰中的失地，這是德國的國策；向北非、中歐、近東發展，以成為地中海的主人，這是義大利的國策；吞滅中國及南洋，獨霸遠東，這是日本的國策。
以上便是目前國際形勢之骨幹。
在這樣各國各自利害不同的現狀之下，簡單化的兩個對立的戰爭的集團，自然不易形成，雖然他們都在各自尋找與國；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時決不會到來的最大原因，各國預想的軍備尚未完成，還是其次又其次的原因。他們之間都相互知道彼此的軍備同樣不充分，只要兩個對立的集團形成，是不妨一戰的。在此環境中，中國對日抗戰，除了向各〔個〕別國家購得軍火外，不能有別的幻想，不能幻想國際有某一集團，或某一國家和我們共同對日作戰。
人們所謂德、意、日侵略陣線，或法西斯特陣線，乃是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為德、意、日侵略陣線這一個名詞，在外延上不合邏輯。德、意、日固然是侵略的國家，如果說英、法、美不是侵略的國家，便等於說他們不是帝國主義者；德、意、日三國有了《反共協定》，雖然是一個國際政治集團，而還未成為決定對於另一集團的軍事同盟，特別是義大利之眼光四射，動搖不定，最近她因為奧國問題和德國暗鬥，開始了和英國的談判。德國雖然承認了「滿洲國」，這並非等於宣布今後對於中日戰爭取消中立。軍閥政治的日本還不是法西斯特國家，這乃鐵一般的事實。前年法西斯特派政變失敗後，受到廣田內閣嚴重的打擊，眼前以政友會和民政黨為主力的議會，正在金融托拉斯資助之下，進行反法西斯的鬥爭。右派各團體，還在向政府要求釋放二月十七日防共護國團包圍政、民兩黨總部之法西斯特派領袖；世界上有這樣的法西斯特國家嗎？那一個法西斯特掌握政權的國家能容許別的政黨盤據議會，公開的進行反法西斯特鬥爭呢？那一個法西斯特掌握政權的國家，法西斯黨會因侵犯別黨總部而被捕，而向他們自己的政府要求釋放他們自己的領袖呢？如果以為凡是有了法西斯特運動的國家，便是法西斯特國家，那麼全世界能找得幾個非法西斯特國家呢？在法國法西斯特的運動和力量都強大過日本，難道法國也是法西斯特國家嗎！所以德、意、日法西斯特陣線這一說法，也不能成立。
至英、法、美、蘇民主陣線，或和平陣線，更是子虛烏有之談。蘇聯的政制，是獨裁而非民主，她和英國始終是貌合神離，英國始終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表示對蘇俄與德、意的鬥爭兩面都不參加；英、法、美雖然同是民主國家，而美國固守著孤立政策以免陷入歐洲的紛糾漩渦，更談不上和歐洲任何國家的聯合陣線。和平嗎？在帝國主義制度未傾覆以前，和平是不可想像的事，尤其是克里姆宮的人們，應該懂得這個，因為他們現在還自稱為列寧的門徒。不錯，英、法、美、蘇是一致避免戰爭希望和平的；然而他們所希望的和平，是跟在侵略者的後面承認侵略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既成事實，以避免戰爭，這是對於侵略者的和平，她們對於國內人民的反對派（如蘇聯）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如英、法）卻是不很和平的。自九一八以來，我們已經飽受她們這種和平政策的苦教訓了；現在中日關係，我們若企圖避免戰爭，而希望和平，我們能得到什麼呢？所能得到的只有屈膝後暫時的和平而已！希特勒說：「如果某些強國不援助日本的對方，遠東的和平當已成立了。」如此則和平便是侵略者勝利，被侵略者屈服之另一說法。在呼籲和平避免戰爭的各國，或者將來也會認為這是合理的解決，它們或者更會進一步壓迫中國，犧牲中國，跟在日本後面承認既成的事實，以維持他們之間的和平。如此則中國便在全世界一片和平聲中斷送了！嗚呼！和平！和平！天下許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國聯派所號召的集體安全制度，在倫敦政府心目中的飛鴻，與其說是英、法、美、蘇的什麼陣線，不如說是英、法、德、意四強協定。這樣模糊不定的集體安全制度，經過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事變，又以「不決戰不妥協」的態度處之，所謂集體安全制度遂至擱淺。於是包爾溫不得不繼霍爾而下台，繼霍爾的艾登仍舊繼續「不決戰不妥協」的政策。張伯倫內閣依然走頭〔投〕無路，直到最近中日戰爭出乎意料之外的發展，日見英國在遠東的特權與利益朝不保夕，迫得張伯倫不得不於決戰或妥協二途選擇一個：依避免戰爭的國策，張伯倫只有選擇後者，於是艾登不得不辭職，集體安全制度遂由張伯倫宣告破產。所謂民主陣線，和平陣線，更是由海市蜃樓而幻滅了。照現時國際緊張的局面，「不決戰不妥協」的政策，本來是最無出路的如意算盤，依英國帝國主義的立場，霍爾及張伯倫的政策，比包爾溫及艾登自較為合理，所以張伯倫一宣稱「國聯不能為任何國家保持集體安全，吾人不應再作國聯仍能保護弱小國家抵抗侵略之想」，和平夢想家所召集的國際反侵略大會，昨日還轟動倫敦，今日便如泥牛入海，蹤影全無了！這班夢想家，受過一九一四年的大教訓還不夠，現在又受到一個小教訓，如果還不覺悟，將終於是一個教不醒的蠢材！艾登辭職的消息初傳到中國時，我們的夢想家，還認為張伯倫的外交轉變政策不會為內閣及國會所通過，會因此引起政潮；不料事實上，反對派工黨在國會提出的譴責政府案，已為張伯倫的長篇激昂演說所駁倒，結果下院卒以三三○票對一六八票而否決了。這是因為張伯倫在演說中所提出的「汝究欲汝祖國捲入戰爭漩渦內乎」一問題，不獨阿特里、格林伍德、艾登等只能回答一個「否」字，即在我們的夢想家所謂「要求和平，反對戰爭，熱烈反對侵略運動的英國勞苦人民」，也只能回答一個「否」字；因為他們要求和平反對戰爭，是與張伯倫同調的；剩下的所謂「熱烈反侵略運動」只是一句空話而已。除了戰爭，空話是不能損傷侵略者毫髮的。英國的勞工運動，本來是在和平空氣中生長起來的，又加以第三國際近幾年來和平主義的強調宣傳，更是為張伯倫現行的政策鋪平了道路。
張伯倫的現行政策，不但要拿和德、意妥協來避免歐洲戰爭，並且還會和日本妥協來停止遠東戰爭。張伯倫這一政策是應該受人譴責的，然而克里姆宮的人們卻不配譴責他。張伯倫雖然是一個沒有理想的人物，而卻是一個實際政治家，至少不象克里姆宮的蠢材，會幻想呼籲和平反對戰爭能夠制止戰爭，會幻想喊喊反侵略口號，開開反侵略大會，宣傳宣傳，就能夠不動干戈嚇退德、意、日本。希特勒說：「日本的勝利是比布爾什維克勝利的危險要少些。」希特勒可以這樣說，英、法、美也還可以這樣說，蘇聯也可以拿這一理由來呼籲和平避免對日戰爭嗎？照英、法、美、蘇所力行的維持和平避免戰爭的政策，只有讓德、意、日本日益坐大，會造成全世界一個更黑暗時期！在這一點，中國放棄和平，對日抗戰，不但有民族的意義，而且有世界的意義；如果世界上還有一個革命的國家，如果它專門計較自國的利害，在要求和平反對戰爭口號掩護之下，眼見中國失敗而袖手旁觀，這便是革命之背叛者！
英意、英德的談判，如果在犧牲弱小的條件之下順利的成功，英、法、德、意聯合干涉遠東停戰局面，便會到來。我們萬萬不可因這一局面又引起新的幻想，認為他們會武裝制裁日本，這不獨非德、意所願，亦非英、法所願；它們干涉的壓力，三分用在日本，七分還用在中國，使中國向日本屈服，日本向歐洲讓步，以阻止日本勢力一直南下，完全獨占了中國，完全掃蕩了英國在中國南方的特權與利益。
如果我們不願被迫而接受屈服甚至亡國的條件，只有努力支持長期抗戰之一途，也只有我們有力量能夠支持抗戰，不再敗退，才能夠多少轉變張伯倫的政策。此時中日兩方面都發出了長期戰爭的呼聲，其實日本財政雖然比我們優裕，也支持不了二年以上的戰爭。她的赤字公債，戰前已超過一百萬萬元，二年戰爭又需用一百萬萬，如果不能從中國攫取大量金錢，到了明年夏秋間，甚至明年春天，日元一先令二便士的匯兌率便難以維持了。財政一露破綻，無論日本軍閥如何橫蠻，也不能不認真考慮戰爭應否繼續的問題。所以她們已經事先準備拿集會出版之自由向國民讓步，來建立國民總動員的計劃，以應付杉山所謂「較目前形勢更劣之局面」。我們中國怎樣呢？
我們的財政，我們的國民經濟，自然更脆弱於日本。我們不能寄託幻想於國際，我們只有依靠自己，我們更應該拿改良政治向國民讓步，來動員全國的財力和人力，再困苦撐持一年以上的戰爭，以期待敵人的財政先我而崩潰。尤其要建立對各級政府的人民監督制度，才能夠肅清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苛捐苛稅，以掃蕩這些破壞國民經濟基礎（農業、手工業、商業）的最大因素。國民經濟之崩潰，對於戰爭的影響，比吃敗戰更加是致命傷。並且改良政治的實惠，如果真能廣及於人民，風聲所播，還能以挽回敵人占領地已失將失之人心，使之內向，使之自動的拒絕日貨日鈔，以加速敵人財政之崩潰。這不都是目前迫不容緩的事嗎？
在懷疑民主政治的人們，或者會反駁我這一提議也是幻想；那麼，外來的力量既不可靠，求之於自己的政治改良又是幻想，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如果不能拿改良政治來動員財力人力，和安定國民經濟，不獨戰無可戰，即忍痛言和，而戰後經濟上的政治上的百孔千瘡，又用什麼方法來補救呢？樂觀誇大自慰的宣傳，經不得事實的打擊；「人民愈窮苦愈革命」更是道地的胡說！
致《新華日報》
我在去年九月出獄之後，曾和劍英博古談過一次話，又單獨和劍英談過一次。到武昌後，必武也來看過我一次。從未議及我是否漢奸的問題。並且據羅漢說，他們還有希望我回黨的意思。近閱貴報及漢口出版之《群眾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報》，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頃見本月貴報短評，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評可以看出，你們所關心的，並非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而是陳獨秀能否參加反對托派運動的問題。你們造謠誣衊的苦心，我及別人都可以明白了。你們對我的要求是：「他如果不甘與漢奸匪徒為伍，他應該公開坦白地宣言他脫離托派漢奸組織，並在實際上反對托派漢奸行動」。我坦白地告訴你們：我如果發見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否則含沙射影血口噴人地跟著你們做啦啦隊，我一生不會幹這樣昧良心的勾當。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嚴重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滅。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決不應該如你們所說：「陳獨秀是否漢奸，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為斷」。除開真實的證據而外，聲明不聲明，並不能消滅或成立事實呵！況且現在並非無政府時代，任何人發現漢奸，只應該向政府提出證據，由政府依法辦理。在政府機關未判定是否漢奸以前，任何私人無權決定他們為漢奸，更不容許人人相互妄指他人為漢奸，以為政治鬥爭的宣傳手段。
我經過長期入獄和戰爭中的交通梗塞，中國是否還有托派組織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劍英談話時，曾聲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意為任何黨派所拘束。來武漢後，一直到今天，還是這樣的態度。為避免增加抗戰中糾紛計，一直未參加任何黨派，未自辦刊物。我所有的言論，各黨各派的刊物，我都送去發表。我的政治態度，武漢人士大都知道，事實勝於雄辯，我以為任何聲明都是畫蛇添足。
從前我因為反對盲動政策，被中國共產黨以取消主義而開除，此全世界周知的事。所以有人要求我公開聲明脫離「赤匪」，我曾以為這是畫蛇添足而拒絕之。我現在對於托派，同樣也不願做此畫蛇添足之事。你們企圖捏造漢奸的罪名，來壓迫我做這樣畫蛇添足的事，好跟著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一九三八〕三月十七日。
1938年3月20日《掃蕩報》
各黨派應如何鞏固團結？
——答《抗戰行動旬報》徵集抗戰集體意見問題之一
一國中為什麼有黨同伐異的各黨派存在，這不是根據人們願意不願意，而是根據社會各階層客觀利害不同形成思想不同所結合的共同意志，不能夠由人們在主觀上任意令它發生，令它消滅。
為什麼利害不同、思想不同、意志不同的各黨派能夠合力抗日，這是由於為民族生存而奮鬥的共同意志；也只是因為有形成這一共同意志之可能性，我們才有理由提出各黨派合作抗日的問題，過此以上的合作、團結，只是人們的幻想而已，沒有共同的利害，便沒有共同的意志，便談不上合作、團結。
不幸得很，竟有人在各黨派合作抗戰中，提出思想信仰之統一為黨派合作抗戰的條件問題，這未免太過幻想了，而且對於各黨派合作抗日是一種有毒害的幻想！思想信仰統一了，則只有一黨存在，根本無所謂各黨派，便根本無所謂合作、團結了。誠然，人們提出思想信仰統一的問題，正因為企圖實現一國一黨消滅其餘別的黨派之理想。其實黨派是相對的名詞，如果別黨消滅了，科學的說來，任何一黨也就不能存在，因為那時各黨派所代表的各部分人民不同的利害都消滅了，一切黨派也自然消滅。這樣的社會還很遙遠，現在俄、德、意所謂一國一黨的辦法，即令政權的階級性不同，都不過是一種人為的外表形式；正因為這種人為的外表形式，招來國內不斷的紛爭，將來還會成為崩潰之一因素。
現在的中國，無論政府黨或在野黨，都更不應該利用抗戰的機會，效法這種人為的外表形式來消滅異己！能夠使各黨派合作團結的口號，只有一個，即「抗日救亡」，這就是說，無論各黨各派在思想信仰上如何不同，而對於抗日救亡的行動，必須一致，這便是所謂「對立的統一」；「對立的統一」，本是全宇宙普遍的規律，政治也不能例外。若企圖統一思想信仰來抗日救亡，那便不知道要等待到何年何月了。譬如宗教上有儒、釋、道、耶、回之分，哲學上有唯物唯心之別，政治上有集權分權之爭，如此等等，何時才能夠統一呢？我們能夠要求他們為抗日救亡而放棄他們的思想信仰嗎？如果定要拿思想信仰之統一為各黨派合作抗日的條件，那只有先從事內戰，肅清了異己，然後才來抗日；這對於黨派的問題，只是分散而不是團結，對於抗日救亡的力量，不是增加而是削弱，都在客觀上幫助了敵人！如果顧慮到戰後之經濟的政治的制度紛爭問題，這乃最後決定於國際和國內經濟政治之發展，而非決定於思想信仰。
統一思想信仰，根本是一個荒唐無稽的幻想。在歐洲中世紀，全歐洲的文化幾乎都在公教會手中，宗教法庭用過無數次燒殺酷刑，也消滅不了異教徒，也沒有把思想信仰統一起來，反而公教會本身倒分了無數的派別；凡是一個集團，對外走向統一，同時對內即走向分裂，倒是對外競爭，往往加緊了內部的團結，這是一個公例。在中國古時，漢武帝和董仲舒，他們君臣曾熱心拿尊孔來統一思想信仰，然而漢朝的宮廷中，始終完不了儒、法、黃、老的鬥爭，即董仲舒本人的思想信仰，就是一個儒、道兩宗的混血兒；後漢諸帝也曾嚴厲的拿讖緯來統一思想信仰，然而終於降服不了桓譚、王充的黨徒。
歷史的教訓是很嚴酷的，我奉勸主張統一思想信仰的人們，多做點抗日救亡工作，少發點幻想罷！幻想一旦碰到實際，便如霜雪見了太陽！
陳獨秀：《從國際形勢觀察中國抗戰前途》
抗戰與建國
近來新發現「抗戰建國」這一名詞，可以說是有深思遠慮的了。惟解釋各有不同，有人說抗戰勝利後再來建國；有人說一面抗戰，一面建國；我認為這兩說都是完全對。抗戰就是建國事業之一，並且中國已建國數千年，即以民國而論，二十七年前的辛亥革命，就已經是建立一個近代國家之開端。倘以建國作建設工業解，那便誠然非抗戰勝利後談不到，無論是內戰或對外戰爭，都是破壞經濟的，尤其是對外戰爭，海口被封鎖，交通被破壞，機器原料之輸入都很困難。原有的工業基礎都很難維持，民族工業之大規模的發展，更是夢話了。
為了要明白建國即建立近代國家之整個概念，以及戰後會出現一個什麼形態的國家，我們首先必須明白我們現今處在全世界歷史發展的什麼時代。自從十五六世紀一直到今天，本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時代，法西斯特運動，乃是這一整時代的大流將轉變為另一時代之暫時的逆流。這一逆流象徵著前一時代行將完結，另一新時代快要到來，在前此五六百年整個民主革命時代，各國所完成之主要的民主任務是：
民族的國家獨立與統一，
立憲政治之確立，
民族工業之發展，
農民解放。
在這一時代的各民族，必須完成這些民主任務，才能夠摧毀舊的封建經濟與政治，開展新的較高的生產力和新的政治制度，以成功所謂近代國家，即多多少少民主制的國家。
為什麼要國家獨立與統一？因為非脫離國外非民主的壓迫和國內的分裂，一切經濟政治都不能自由發展。為什麼要確立憲法政治？因為非如此不能確定政府的權限，保障人民的權利，使全國人民的智力和道德能夠普遍的發展，以增加整個國家的力量。為什麼要發展工業？因為非如此不能增高國家物質的力量和提高人民生活與文化，以減殺整個民族文化方面的落後性。為什麼要解放農民？因為非如此不能根本摧毀封建的社會勢力，繁榮本國工業的國內市場，這便是我們建國的整個概念。
在歷史上各民族完成這些民主任務的動力，並非先天的限定是那一階級，英國是資產階級完成的，法國是小資產階級聯合工人完成的，德國和義大利是資產階級聯合地主貴族完成的，俄國是無產階級聯合農民完成的。各國所完成的民主任務雖有程度上的不同，而無根本上的差別，即在落後的東方如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也完成了某些民主任務，所以她也勉強算是一個近代國家。
中國辛亥革命，也是企圖步武歐美，建立一個近代國家；雖然成立了民國，產生了憲法與國會，民族工業也開始萌芽，然以國外及國內巨大的阻力，所謂民主革命任務，並未真實的完成，因此乃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的第二次革命和此次抗日戰爭。辛亥革命、北伐戰爭，都是建國運動，並且是建立近代國家之主要的基本的運動，即民族的國家獨立與統一。
處在全世界歷史發展之民主革命時代行將完結而東方猶未完結的中國，民主任務不完成，即建立近代國家的根本問題不曾解決，在國內外任何事變中，這些國家根本問題都會很自然的提到全國人民的面前，成為革命的酵母。
目前的抗日戰爭，是建國事業中之主要的基本的事業，除開國際因素外，單就國內社會勢力而言，誰能夠有實力有決心來領導這一戰爭，完成國家獨立（即收回以前所有喪失的主權）與統一，並且能夠解決農民問題，誰便能夠安然掌握政權，建設他素所主張的政治形態和工業制度：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生產制度及財產關係，都截然不能混合併行，社會政策並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仍然是資本主義，因此在這一建設時期，政權黨只能自行其是，除非在野黨斷然言行一致的放棄其階級立場，是不能像在對外戰爭中和階級性不同的黨派合作的，這時階級性不同的政黨，只有站在在野的反對派地位。
如果國內各種社會勢力都不能夠完成民主任務，來建立一個近代國家，那末中國受外力牽制和國內紛亂的局面，只有延長至國際巨大變動法西斯特崩潰新時代到來之時。
「五四」運動時代過去了嗎？
有人以為「五四」運動時代已經過去了，時代已經走到前面，人們的思想如果停留在「五四」運動時代，那就未免太落後了。
這種意見是正確的嗎？要研究「五四」運動時代已否過去，必須要明白「五四」運動時代是什麼一個時代，且必須具體的指出「五四」運動時代要求的是什麼，現在是否還有這些要求，如此則「五四」運動所代表的時代性，和這一時代現在是否已經過去，便不許閉眼胡說的了。
「五四」運動時代所要求的是：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及賣國賊。
反對舊禮教的束縛，提倡思想解放，婦女解放，以掃蕩封建的殘餘。
提倡科學，破除迷信，建設工業。
反對古典文，提倡語體文，以為普及教育和文化的工具。
提倡民權，反對官僚政治。
這些要求現在已經過去了，或完全過去了嗎？「五四」運動時代不是孤立的，由辛亥革命而「五四」運動，而「五卅」運動、北伐戰爭，而抗日戰爭，是整個的民主革命運動時代之各個事變。在各個事變中，雖有參加社會勢力廣度之不同，運動要求的深度之不同，而民主革命的時代性，並沒有根本的差別。所以「五四」運動的缺點，乃參加運動的主力僅僅是些青年知識分子，而沒有生產大眾，並不能夠說這一運動的時代性已經過去。這一時代性不但現在不曾過去，即在近的將來，離開了民主革命的要求（民族獨立也是民主革命的要求之一），不會推動什麼革命，並且連規模較大的運動也不會有。政治經濟之發展，會因革命的動力不同而異其形態，而推動革命的歷史任務，必然是民主民族的要求，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條件所決定的，人們頭腦中的幻想不能夠改變它。
正因為有些人們雖然口中也曾說說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實際上並沒有認真的了解和正確的把握住這一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時代性，所以才會有「五四」運動時代已經過去這樣的見解，所以才有拿農村蘇維埃抵制國民會議運動的荒謬政策，所以才有超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幻想，所以才鬧出「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笑話，所以才有依靠農村攻取城市的錯誤路線，以及由打倒富農到「請土豪劣紳幫忙」，由蘇維埃政府到國防政府，由普羅文學到國防文學，由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到民族統一戰線，這一大串頭腳顛倒亂雜無章的政策，都由於未能了解並把握這一時代性，遂至忽左忽右的亂跳，而進退失據。
現在或者已經過去的是這班頭腦昏亂的人們，而不是「五四」運動時代，現在一代的青年，不可再重複這樣的錯誤了。所以我在大家回憶「五四」運動的今天，不得不指出「五四」運動之具體要求所代表的時代性，這不僅僅為了說明「五四」運動的意義，重要的還是為了指出青年們參加政治運動的據點，即是：無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參加一切民主民族的鬥爭。要堅守住這一據點，必須把所謂「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混亂思想從根剷除，因為近代的一切大運動都必然是城市領導農村。
我們斷然有救
去年九月，我在南京出獄未久，在中英協會和適之、孟真晤談時，孟真向適之說：「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們比他年紀輕，還沒他精神旺，他現在還是樂觀。」他這樣說的緣故，是因為在那幾天以前，我們談論世界大勢時，孟真很頹喪的說：「我對於人類前途很悲觀，十月革命本是人類運命一大轉機，可是現在法西斯的黑暗勢力將要布滿全世界，而所謂紅色勢力變成了比黑色勢力還要黑，造謠中傷，傾陷，慘殺，陰賊險狠，專橫武斷，一切不擇手段的陰謀暴行，都肆無忌憚的做了出來，我們人類恐怕到了最後的運命！」我說：「不然，從歷史上看來，人類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動物，到了絕望時，每每自己會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時各色黑暗的現象，只是人類進化大流中一個短時間的逆流，光明就在我們的前面，絲毫用不著悲觀。」他很嚴肅的向我說：「全人類已臨到了窒息的時候，還能夠自救嗎？」我說：「不然，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們幾個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信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力量。譬如日本的黑暗勢力，橫行中國，壓迫蹂躪得我們幾乎窒息了，只要我們幾個人有自信力，不但可救中國人，日本人將來也要靠我們得救，不要震驚於他們那種有強權無公理的武裝力量！」當時孟真也頗以我的見解為然。
我現在還是想著。
請看！鹿地亘先生夫婦的言行，堀田少尉的覺悟，他們不是貪生怕死，而是一種信公理不信強權的表示，而是黑暗中放出一線曙光，這小小的一線曙光，在我們人類還能夠自救的保證上，比中國軍隊打敗日本軍隊，還要有價值。有些中國報上，很錯誤的竟有「堀田少尉向我軍投誠」這樣說法，簡直是把曙光變成了黑暗，恕我不能附和！
我們不要害怕各色黑暗勢力籠罩著全世界，在黑暗營壘中，遲早都會放出一線曙光，終於照耀大地，只要我們幾個人有自信力，不肯附和，屈服，投降於黑暗，不把光明當做黑暗，不把黑暗對付黑暗，全世界各色黑暗營壘中，都會有曙光放出來，我根據這些觀點，所以敢說「我們斷然有救」！
國民黨究竟決心採用
那一種政治經濟制度？
領導全國抗戰建國的中國國民黨，究竟決心採用那一種政治經濟制度，在國民黨的本質及其最近臨大宣言和綱領中，政治水平較高的人們，自然早已懂得，其餘或因政治的頭腦不甚清晰，或系別有用心的人們，無論在黨內或黨外，似乎或還是意見紛歧，因此國民黨的領袖及其中堅幹部，應該清楚明白的昭告國人，以免曲解和誤會，這是為要的，尤其是在高呼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今天。大公報曾經主張國民黨的總裁應當對三民主義加以確定的解釋，或者也是這個意思。
最近讀到《政論旬刊》第十三期羅敦偉先生「黨派統一問題」一文，其主旨是反對多黨論，其主要理由是如下一段所說：
在資本主義的統治形態之下，經濟機構上的力量是寡頭的。有的是比較複雜的寡頭，例如法國他們是多黨制，英美是比較簡單的寡頭，他們是兩黨制，最近也有多黨的傾向。代表多數集團的資本政黨，當然並不在想像黨外無黨，也不在禁止黨內無派。一旦資本的統制高度發揮，經濟機構單一化，獨占化，即立刻復為統一的政黨。德國的納粹黨，義大利的法西斯黨，都有他們歷史發展的必然軌跡，只有最庸俗的政黨論者，才以為是人為的。蘇聯共產黨的統一，也有他的必然性，完全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獨占主義基礎上，應有的上層築物。
羅先生這篇文章，不用說是對我們《各黨派合作問題》那篇文章而發（曾載《時事新報》），在這一段中及全文他處我所不能同意之點，本文中均不能詳及，我認為現在應該急於提出討論的是：羅先生當然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論者，而羅先生是否認為中國的經濟已達到「資本的統制高度發揮，經濟機構單一化，獨占化」，而需要採用「德國的納粹黨，義大利的法西斯黨」，的政制呢？如果兩者（無產階級專政和德意法西斯制）都不好，英美法式的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也不好，那末中國國民黨打算採用什麼一種政治經濟制度呢？雖然各國建國都有他的特點，國民黨將領導國民向那一大方向走去呢？如果領導國民抗戰建國的黨，自己還沒有決定大的方向，自己還沒有統一的政治意識和意志，則國民的努力真無所適從了，黨內黨外的紛歧意見更莫由統一了。羅先生所高唱的「現階段的中國，固然需要統一的領導，要強化國民全體一致的團結，尤其需要統一的政治組織，統一的命令與行動」，更是無從說起了。
因羅先生這一段話，使我們更感覺得國民黨自己明確決定採用那一種政治經濟制度，有十分迫切的需要，萬不能再含糊下去了！
六月十日
抗戰中川軍之責任
——七月十四日在中央廣播電台講演
在對外戰爭中，地大人多，自然是一大優點。俄國第一次被拿破崙之侵入，第二次十月革命後被歐、美、日本各國聯合進攻，都仍能保全者，正因地大之故。此次中國對日本抗戰，若非中國地大人多，已被日本滅掉了。中國單是四川一省，土地、人口都與日本相等，論理只四川一省，都有對日本抗戰的資格；不幸中國的工業與教育都不及日本發達，所以在抗戰一年中雖有各國的援助，仍然喪失了不少的土地、不少的城市，人民的生命財產更是蹂躪不堪。我們自從開戰以至今日，並不是想在軍事上戰勝日本，只是因為日本逼迫我們到了民族不能生存的最後關頭，不得不出於孤注一擲，為保存國家民族的人格而出於一戰。敵人利在速戰速決，我們利在延長戰爭；戰爭愈延長，我們固然愈加破產，敵人也愈加困難；我們的破產是愈加貧弱，敵人的困難是不能維持富強，這是由於他對華長期戰爭減弱了對英、美、俄國防的力量，尤其是對英、美造艦的競爭，形成了她將來的破產；這一點在敵人明白的政治家已看得透明，所以他們當中或者希望速戰速決，或者希望停止戰爭，骨子裡同樣是認為戰爭不應該延長下去。所以只要我們再困苦支持半年以上，守住武漢不失，敵人便會知難而退，即是撤回使我們不能忍受的媾和條件，我們便能夠在戰敗破產的廢墟上，加倍努力，復興我們的國家民族。我們現在不要氣餒，也不要大言自豪，只要看清敵我兩方的真實狀況，腳踏實地的再困苦支持半年以上，我們便有希望了。
我們將怎樣支持呢？最重要的自然是軍事力量。過去參加戰爭的軍隊，都有各種程度的疲勞與殘破，最後的長城，乃是我們四川的大批生力軍。因為大水災的緣故，敵人用主力軍由河南南下的戰略，改變為由長江西進。此時在長江南北兩岸和敵人血戰和防守的，川軍頗居重要地位；我們希望四川第三次出兵，並且迅速派出大批的精銳部隊，保住武漢，即是保住中國，所以我們敢說：川軍是我們國家民族的最後長城。這便是抗戰中川軍的責任，也就是川軍在歷史上不朽的榮譽。
即萬一不幸，武漢失守，在經濟上、文化上，也只有四川能夠領導雲、貴做復興中國的安哥拉。
四川的同胞們為了要加強勞動力和戰鬥力，以盡目前和將來的責任，禁絕鴉片煙，乃是第一件大事！
陳獨秀：《民族野心》1938年8月廣州亞東圖書館印行
民族野心
通常說到野心二字，人們便有點厭惡，其實無論個人或民族，野心用在占有欲固然不免令人厭惡，倘用在創造欲上，便是偉大、向上、有志氣等同意義的名詞。
我們民族現在種種不長進，受人侮辱，正因為缺少野心。為什麼缺少野心？有人說，因為民族衰老了，羅馬之後今有義大利，為什麼我們卻衰老了？有人說，因為孔、孟、老、莊、佛教、宋儒等禮讓退嬰的學說，衰老了中國民族精神上的血液。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會產生和培養這些敗壞民族精神上血液的學說？剝膚以求，便是不得不歸根於社會經濟的原因了。
封建社會有封建社會的生產力、武力、道德、文化，資本主義社會有它的而且是更高的生產力、武力、道德、文化；這兩個社會過渡時期，即前資本主義時期，這一時期的農業造成社會的矇昧無知和散漫，商業造成社會的奸詐和苟偷，於是它的生產力、武力、道德、文化，都一般的衰落。
歐洲羅馬衰亡後數百年，便踏進了資本主義社會。日本德川幕府一傾覆，緊接著便是明治維新，兩個社會的過渡時期為時不久或幾等於無。中國自晚周封建崩潰以至清代鴉片戰爭，前資本主義社會，差不多延長了二千年，第一是因為四鄰都是些生產力和文化較低的民族，沒有外來的刺激；第二因為海岸線實際的短，不容易形成沿海岸對外貿易的都市；第三因為缺少縱線的河道，形成大陸內部交通之困難，不容易發展國內市場，迅速的集累原始資本；第四因為最大的四次蠻族侵入（五胡、金、元、滿清），破壞了中國經濟之繼續進展，以此種種，遂至延長了中國前資本主義時期，未能進入資本主義的工業社會。這就是中國和歐洲、日本強弱盛衰之歷史原因。
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既然沒有資本主義的工業，自然也沒有集中的前進的產業工人。這時代的原始農業，各家族占有或使用一塊土地，「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他們的最高理想。只要風調雨順，便可靠天吃飯；只要家畜和子孫繁殖，使家道興隆，便是無上幸運；薄稅輕刑，是最好的政治，此外用不著人民的組織，用不著國家的保護，用不著政治革命，用不著對外戰爭。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商業，是商業支配工業，而不是工業支配商業，國內市場已足供其迴旋，商人將本求利，固無擇於本國製品或外國製品，即令是仇貨走私，也一樣發財，用不著民族鬥爭，便談不上愛國，更厭惡革命戰爭；他們也和農民一樣，根本不會有民族野心。農民的特性是守舊、散漫和無知（手工業工人不占重要地位，其特性亦近於農民，鄉村的手工業，有許多就是農民的副業）；商人的特性是奸詐和無恥；這兩種落後的特性合併起來，便形成了雙料落後的士大夫群，無知而又無恥，中國二千年來長期停滯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雖然多次治亂循環，多次更換王朝，而統治權終於建立在落後的農業和商業上面，在朝在野扮演重要腳色的，也終於是一班代表農民和商人的無知而又無恥的士大夫群，能產生孔、孟、老、莊、宋儒，發揮佛教等禮讓退嬰學說的，還算是其中優秀分子，這正是前資本主義社會落後的農業與商業之反映；在這樣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基礎上，也只能產生我們固有的武器，固有的道德與文化，即所謂東方文化與精神文明。
一到資本主義的工業社會，那便萬象一新了。它使社會生產力有了驚人的發展，它需要從全世界取得原料，它需要從全世界取得市場，它需要國家保護，它需要掃蕩封建舊勢力的國內戰爭，它需要對外競爭的民族戰爭，於是它的民族野心自然日漸高昂。資本主義的工業雖然要造成滔天罪惡，同時卻創造了較高的生產力，較高的武力，較高的道德與文化，掃蕩了整箇舊社會各方面的落後性，奠定了將來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之物質的基礎，是人類進化途中一次大飛躍。
經濟長久停滯的中國，也因為鴉片戰爭之後，又經過歐洲大戰，資本主義的工業有了初步的生長，民族野心已開始萌芽，於是才會有了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和此次抗日戰爭發生。然而正因為經濟長久停滯在前資本主義的緣故，舊社會的抵抗力過於強大，資本主義的工業與文化不易侵入，民族資產階級昏懦的可憐，雙料落後的士大夫群仍然充塞了朝野，這便是歷次革新運動中途夭折和此次抗日不易成功的根本原因。
抗戰一年了，農民仍舊是在隔岸觀火，商人大做其經濟的漢奸；買辦和銀行家（中國現在的銀行，仍舊是商業的，而非工業的）出身的官僚，利用國家機關，來投機外匯，或壟斷國產，阻礙出口貿易，以大飽私囊；士大夫、土豪劣紳紛紛充當漢奸；為抗戰而盡力而犧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識的工業家、工人、軍人和受過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洗禮的青年；所謂「全民抗戰」，不過是一句宣傳口號。因工業不發展而民族野心不高昂，影響到抗戰如此之大，至於軍器、軍事技術和交通工具之貧乏，更是鐵一般的事實擺在我們的眼前。這都是吃了我們崇拜東方文化、精神文明而輕視西方物質文明的大虧！
如果經過了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庚子戰爭，以至今日敵人的飛機、大炮、坦克車，還不能喚醒我們的痴人迷夢，還死守著前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生產制、武器、道德和文化，跟著以最前進政黨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論」，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們頭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來，『皇軍』便要發抖」的法螺；或者承襲著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半吊子的見解，反對全部歐化，一方面主張採用現代生產制與軍器，一方面主張保存固有的道德與文化，高唱東方的精神文化勝過西歐的物質文明；如此則中國永遠不會歐化，即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制、武器、道德和文化，永遠不會走進中國來；永遠死守著固有的生產制、武器、道德和文化，中國永遠還是農民無知、商人無恥、士大夫無知而又無恥的中國，永遠沒有什麼民族野心。如果這樣永遠糊塗下去，我們對得起子孫嗎？！
七月十六日
陳獨秀：《民族野心》1938年8月廣州亞東圖書館印行
論游擊隊
時論對於游擊隊或者都有點毀譽過分罷。我所得的材料，卻是可以毀的多過可以譽的，然而現在還不能下一個最終的結論。可是我們對於游擊隊有兩點必須充分認識，方不至為時論所迷。
第一，正當的游擊隊有兩種：一是屬於正規軍隊指揮供給的別動隊，一是民眾自攜武器、糧食的武裝隊，這兩種游擊隊，也都必與正規軍配合起來，才能起較大的作用。第三種便是在民眾之外在民眾之上向民眾徵發軍器、糧食的游擊隊，辛亥革命以來有所謂「民軍」，即屬此類，在戰爭中，在戰後，往往為社會國家之累；在此次抗戰中，被人罵為「游而不擊」、「抗日不足擾民有餘」、「亡國的游擊隊」的，正指此輩。
第二，即正當的游擊隊，雖有它的特殊作用，即戰爭中擾亂和牽制敵人，戰爭失敗後使敵人不容易安全統治；然一離開正規軍，而幻想專靠游擊隊來保國家，便是天大的錯誤。就是正規軍的游擊戰術即運動戰，亦不可濫用。近代國家已經是工業支配了農業，城市支配了鄉村，大城市支配了小城市。敵人首先要占據的是我們沿海沿江沿鐵路的大城市，他們占據這些城市，便可支配全中國，別的比較不重要的地方，即令我們的軍隊或游擊隊鬧得天翻地覆，他們都可以暫時不管；因為他們懂得大城市在近代國家之重要。如果我們不懂得這個，妄想拿農村來支配城市，妄想拿農村來做抗日根據地，這正是敵人所求之不得的事。過去的所謂「紅軍」及山上的「蘇維埃政府」為什麼到處失敗，也正因為在軍器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農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夠獨立存在。在此次抗日戰爭中，如果我們執迷不悟，過分的估計游擊隊和游擊戰術，無意識的幫助敵人更容易的占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擊隊布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沒有大城市，便沒有國家。阿比西利亞的農村中，至今尚有不少的游擊隊，不斷的襲擊義大利軍隊，我們能說阿比西利亞還不曾亡國嗎？印度西北至今還有一些所謂「王國」，我們能說印度不是英國的殖民地嗎？
我們必須充分在原則上認識這兩點，游擊隊運動在抗戰中始有利而無害！
七月二十一日
說老實話
「負責任，說老實話」，汪精衛先生這兩句話，特別對於現在的中國人（精衛先生自己和我當然都在內），真是逆耳的良言！
我以為這兩句話實在是一句話，不說老實話的人，決不會負責任，話既然不老實，根本便無責任可負。說老實話，可以說是負責任的基本條件。
說老實話的意義，在表面上好像就是不說謊；然而更進一步解釋起來，似乎前者比後者還有積極的意義，不說謊，只是消極的不說謊話欺騙人；說老實話，更是積極的舉世非之而不顧的把真理說出來，在歐洲許多國的語言中，「老實話」和「真理」可以同用一個字，例如英語之Truth，俄語之Pravda。
說謊話說出最高的價值，也不過是宗教；宗教是要靠說謊才能存在的，說老實話乃是科學的。科學家有時也有錯誤，然錯誤不過若干假定之不成立，真正科學家都不曾有心說謊。科學正是嚴肅的制止人們說謊，歡喜說謊的人們所以也厭惡科學。
歐美學術界，自從科學戰勝了宗教，能夠說老實話的人，日多一日。政治界便遜色多了；然而比起我們的士大夫群，還老實得多，譬如：他們的右派便自稱是右派，資本主義者便自認是資本主義者；我們的右派和資本主義者，如果被人稱為右派和資本主義者，心中便感覺得不愉快，甚至勃然大怒。
在抗戰八股大流行的今天，把宗教般的感情代替了科學，說老實話更是不合時宜了。後方的英勇戰士實在太多了，尤其在開會宣言和通電的時候。全民抗戰，各黨合作，全國精誠團結，民眾奮起，殲滅敵人，最後勝利，如此等等，似乎都已經不成問題，事事結果圓滿，處處印象極佳，即有一二憂時之士，心所謂危，亦不敢出諸口，此種狀況究竟能夠支持幾久呢？個人不說老實話，其事還小；政府使人不敢說老實話，事情已經夠嚴重了；社會不容許人說老實話，則更糟。至於純潔的有志青年，也不願聽老實話，而樂於接受浮誇欺騙的宣傳，尤其是盲目信從在野黨不負責任的胡吹亂道，那便是無藥可救了！
現在的環境並不容許我說我所應說的老實話，即偶然吐出萬分之一不忍附和時論的話，已經使有些人大大的不快了。我不敢自吹我是敢於說老實話，我只自誓：寧可讓人們此時不相信我的說話，而不願利用社會的弱點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們到了醒覺之時，怨我說謊話欺騙了他們！
說老實話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說老實話的風氣一天盛似一天，科學才會發達，政治才會清明，社會才會有生氣，如此國家，自然不會滅亡，即一時因戰敗而亡，其復興也可坐而待；否則只會有相反的結果！
七月二十七日
敬告僑胞
——為暹邏《華僑日報》作
此次抗日戰爭，是中國民族需要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不願受日本帝國主義工業的統治，所以這一戰爭，除了少數漢奸外，凡是中國人，無論國內國外，都應該盡他所能盡的力量，援助這一戰爭。國民對戰爭愈盡力，勝利愈有希望，即使不能勝利，甚至因戰敗而亡了國，全世界也不至把我們看成永遠亡國而不能復興的民族。我們須自信：我們在全世界歷史上，是偉大民族之一，只要多數國民能為國家盡力，是不會日久被人戰敗或征服的。
在此次戰爭中，海外各地僑胞，對於祖國之熱望與援助，使我們住在國內的人，不但興奮，而且慚愧。
關於僑胞的狀況，我不大知道，本來不能有所貢獻，只感覺有兩件事要和諸位談談。
第一，我們的民族運動，是站在各民族平等的原則上面，和帝國主義者以誇大自己的民族為口實來侵略兼併別人的民族主義（如以前俄國沙皇的大斯拉夫主義及現在希特勒的大日耳曼主義，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等等）根本不同；因此我們僑胞所在的地方，如果是一個民族的獨立國家，如果她不公開的直接加害於我們，我們便不應該站在自己民族利益的立場，或站在什麼「陣線外交」的立場，來妨礙別人以民族利益為本位的外交政策。這樣的妨礙，不但違反了民族自決的精神，而且只有迫著他們對我們益加疏遠，甚至仇恨。至於對於所在地的人民（無論是獨立國或外國的殖民地），更應該公公正正的平等看待，斷不可有傷害本地人民經濟生活的侵略行為；我們自己正在為反抗日本的侵略而戰爭，便沒有理由侵略別人。
第二，我們國里的貪官污吏對於人民欺壓敲詐，是世界各國中最可怕的地方，回國僑胞吃過他們苦的事實，大概十本書也寫不盡；然而僑胞斷不應該因此對於祖國失望灰心！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吏是國家的公僕，公僕不良，主人有權利起來趕走他們！不起來趕走他們，是人民自暴自棄；失望灰心，更是自殺！他們雖然是些公僕，而有了累代傳襲的權威，「奴欺主」的局面已非一日了，趕走一批，又來一批，根本解決，只有主人漸漸起來親理家政；主人能分神親理家政一分，公僕的權威便自然減少一分。我奔走社會運動，奔走革命運動，三十餘年，竟未能給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擊，說起來實在慚愧而又忿怒；然而我過去不曾自暴自棄和自殺，將來也不會自暴自棄和自殺，但願與海內外志同道合的人們攜著手共同奮鬥到底！
我所欲言者，暫止於此。
民國廿七年八月一日於重慶
陳獨秀：《告日本社會主義者》 1938年11月廣州亞東圖書館印行
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
現代的經濟制度只有兩個：一是資本主義制度，一是社會主義制度，沒有第三個。私人資本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範疇；國家資本制度也是資本主義的範疇；節制私人資本，只有使資本主義之發展停滯縮小，仍然屬於資本主義範疇；希特勒和莫索里尼所號稱的統制經濟更是大規模的大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經濟；只要不廢除財產私有，都不能走出資本主義的範疇。因為私有財產制是資本主義之骨幹，它之存在與否是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分水嶺。
如果有人新發明一種制度，既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那麼我便要請問他：在這一種新的經濟制度，財產私有制是否存在？這一種新經濟制度的生產和分配方法，究竟和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有什麼根本的不同？
此外還有許多根本的理論，我另有專篇論列，茲不贅及，現在只提出兩個無關宏旨的枝葉問題，喚起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注意一下：
第一，小資產階級的中國共產黨，既不懂得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是什麼，又厭惡害怕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於是乃提出「力爭非資本主義前途」的說法，這正合你們的口胃；並且你們所謂中國社會生產力是封建的，這一怪論也從中共抄來；你們為什麼要反對共產黨呢？
第二，歐美的知識分子，畢竟比中國的知識分子有點知識，不會象中國的知識分子有許多新發明，他們如果認為你們反對資本主義是不誠實的，他們便知道你們將和希特勒一樣，以反對資本主義始以充當大資產階級的豪奴終；如果認為你們反對資本主義是認真的，他們便知道你們必然要走共產的道路（德意的法西斯道路，仍然是資本主義；如果他們不是資本主義，不是為商品交換而生產，便不需要殖民地和市場了），無論你們願意或不願意。並且像你們「一反近代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為交換而生產」的主張，這正是全世界至少是幾個最主要的國家社會革命成功後，實行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方法，所謂「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蘇俄，還不敢也不能如此主張，你們居然想把它運用到國民黨及政府的抗戰建國綱領，幾個黨員這樣隨便談談，還不關緊要，倘若抗戰建國綱領真採用了這樣幻想的主張，則敵人將如何宣傳，國際形勢將發生如何變化，這是可以預見的。
這雖然是兩個小小的枝葉問題，也值得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認真考慮一下罷！
八月二日
我們為什麼而戰？
要問日本兵士為什麼而戰，他們多數的答覆是為執行上官的命令而戰，稍稍進一步的答覆是為國威而戰，此外便沒有了，只有他們的政府知道真正是為什麼而戰。
我們為什麼而戰呢？我們多數的兵士知道為了日本鬼子欺壓我們，我們是為民族生存而戰，在這一點，我們的兵士比他們要進步得多。可是我們的政府和知識分子，對於此次抗戰，應當更有進一步的了解。「為民族生存而戰」，這句話當然沒有說錯，並且比「為正義」、「為世界和平」等空話大話，要高明得多；但還未免抽象一點，籠統一點，並未表明為怎樣的生存而戰。
各個人以至全民族是不能靠空氣生存的，要靠衣、食、住、行上物質的條件，而且要有很好的豐富條件，才是光榮的生存，而不是貧苦的屈辱的生存。日本廣田曾對王正廷大使說：「中國是農業國，日本是工業國，兩國間各以所有易其所無，攜手合作，共存共榮，豈不甚好？中國何必要反日呢？」他這幾句話，正是不要中國有民族工業，要中國民族永遠為日本民族生產工業原料，做他們的農奴；日本民族永遠過工業的光榮生活，中國民族永遠過農業的屈辱生活，如此，中國民族並不是不能生存，而乃是屈辱的生存，不是光榮的生存。如果真照梁漱溟先生的辦法，以鄉村建設為主要事業，而無視城市工業，則正合日本的口胃，日本固不必加兵於我，而我之抗戰也是多餘的事。可是事實上，日本不惜消耗大量的飛機大炮，炸毀我們的大城市，炸毀我們的工廠，正是因為要消滅我們的城市工業；我們不惜犧牲一切與之抗戰，也正是不甘心做他們的農奴，而力爭民族工業的發展不受她的束縛。所以，此次我們對日戰爭，固然可以說為民族生存而戰，然而明了正確的說，應該是「為民族工業而戰」。
「戰爭與革命都是生產力發展的後果」，這句話可以說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例如此次戰爭，不但中日兩國都因為發展工業而戰爭，而且兩方面都因為工業有了發展才至於推動戰爭。先就日本說，輕工業的日本，在經濟上本非什麼了不得的強國；歐戰以後，工業突飛的發展起來，原料和市場都不能與之相應，於是不得不急於在中國取得煤鐵羊毛棉花與市場，在庫頁島及南洋取得煤油，非此則日本帝國主義只有停止發展；因此，她對英、荷對蘇俄尤其是對中國之衝突，遂日益加劇。在中國呢？中國有廣大的市場，有豐富的煤鐵羊毛與棉花，我們如果以鄉村建設自足，無意發展民族工業，廣大的市場聽〔任〕日貨傾銷，工業的原料讓日本儘量取用，這正是日本政府心目中的中日親善的真實意義，她便沒有對中國作戰之必要了；如果中國的社會真如共產黨所說，還是封建或半封建，則對於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還沒有勢不兩立的致命衝突，對日抗戰匪獨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農業國之生產力與武力，絕對沒有能力對工業國戰爭，尤其不堪比較的長期戰爭。可是自歐戰以來，中國的資本主義工業，畢竟緩慢的一直發展著；國民政府對於工商業，對於幣制，對於交通，對於軍事，都沿著資本主義發展的路線，著手建設，雖然因政府政策的錯誤建設得很緩慢；這便是告訴日本以及全世界：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封建殘餘的舊國家，而企圖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的新興國。這一新興國的企圖，使大部分靠著中國的資源和市場才能夠繼續發展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大吃一驚，於是在全世界人士心目中，發生了究竟將來誰是中國主人的問題；解決此問題，最後只有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者，企圖以工業的日本統治農業的中國，只有用戰爭來打破中國建立資本主義新國家之野心；中國不甘心受日本的統治，要發展民族工業，自做主人，也只有努力抗戰以打破敵人的企圖。
中日戰爭在客觀上是無可避免的。有些人以為中國對日抗戰太晚了，又有些人以為開戰太早，這是戰爭的時期是否於我有利的問題，而不是戰爭本身的中心問題。
無論戰爭的時期是否有利於我們，而既已戰爭，我們只有把握住此次戰〔爭〕本身的中心意義，即是為發展民族工業自做主人而戰，而不為一切空話大話所眩惑，大多數人才能夠腳踏實地的始終為抗戰而奮鬥。大眾只能為切身利害的問題而奮鬥，不能為虛無飄渺的空話大話而奮鬥。
只要大家靠定為發展民族工業自做主人而戰這一具體要求，即令此次戰爭完全失敗，我們的民族運動決不會瓦解冰消；可是我們的民族運動，決不會在空洞的「民族利益」口號或什麼「為正義」、「為世界和平」等空話大話之下再起的。
至於中國共產黨一聽到有人主張發展民族工業，便認為是做了資產階級的俘虜；這種狂吠正是日本帝國主義所樂聞的，我們不應該起來嚴肅的加以糾正嗎？
八月八日
陳獨秀：《告日本社會主義者》1938年11月廣州亞東圖書館印行
資本主義在中國
——在重慶民生公司講演
人類進化有兩種形式：一是循序的進化，一是跳躍的進化。循序的進化是依一般進化的階段，循序漸進：跳躍的進化是跳過中間階段，突然進化到較高的階段。循序的進化之真實性，除了進化論的反對者，已為眾人所周知，現在無庸多講了，至於跳躍的進化，則往往為人們所忽視。
每個民族客觀上和主觀上的力量，固然能夠使循序的進化比較的加速，而跳躍的進化則大半由於外界之影響。例如：在古代社會史上，北朝鮮及日本有些地方，跳過繩紋陶器時代，由無繩紋陶器直接走到銅器時代，甚至走到鐵器時代，這是因為受了中國輸入銅鐵器之影響。又如近代史上，俄國因為西歐的影響，由封建的農業國，很快的經過了甚至於可以說跳過了西歐手工工廠時代，一躍而為近代工業並且踏進了產業托拉斯邊沿的國家；在中國，一面繼續前資本主義的生產狀況，一面採用了本世紀三十年代最新的紡織機器，跳過了英國數世紀的循序進化，所以在上海馬路上往往可以看見獨輪車和無軌電車及最新式的汽車並行，馬拖的公共街車時代則未曾經過。一部分資本主義的工業之所以在中國有些跳躍的進化，也和俄國及其他落後國家一樣，是受了資本主義先進國的外來影響，而不是由於內部力量以循序進化的。
說到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問題，又會引起過去許多不必要的爭論。過去的爭論：有人認為中國還是封建或半封建的社會，有人則認為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其實呢，一個社會的經濟，各種不同的新舊成分，都往往繼續並存著，尤其是在落後國家；因此，我們觀察各國的經濟，要估計是那一種經濟成分居領導地位，來確認它是那一種社會，沒有什麼一半一半，更不能因為它有各種經濟成分，遂認為它是各種社會。中國的中外銀行直接支配了大城市經濟，間接支配了小城市經濟，中外的工業商品和中央貨幣普及了窮鄉僻壤，農村生產品如棉花、絲、茶、菸草、桐油等，其擴張或縮小，不但聽命於本國市場，且聽命於國際市場；這當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居領導地位，而不是劃地自足的封建經濟居領導地位；因此，我們便可以說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只是資本主義在中國，一方面由先進國的資本主義之影響而發生而跳躍，一方面也由它（資本帝國主義）的阻礙而未有高度的發展，因此龐大的商業資本，還未完全工業化，農業之工業化則更加談不上，統一的國內市場還未形成，產生工業生產工具的工業，幾乎還沒有，比起資本主義先進國來，中國此時還是一個「初期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有大有發展之餘地。
由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缺點，其發展也，可怕的罪惡，亦隨之而來；然而它畢竟是一種進步的制度，能夠增加社會的生產力，帶來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舊的封建生產制的缺點與罪惡；在目前過渡時期，我們寧可忍受資本主義的罪惡，來代替封建軍閥的罪惡。
人們或者以為資本主義制度既然含有缺點與罪惡，我們何不取法乎上，再大大的跳躍一下，採用生產力更高的社會主義呢？誠然，社會主義生產制，比資本主義生產制有更高度的發展，也能以清除資本主義的罪惡，已經是初期資本主義的中國，便不能夠說沒有跳躍進化之可能；可是，我們所相信的社會主義，乃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它的特質是廢除私有及生產集中，和固執私有及均產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大不相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若走循序進化的路，必須以內部經濟的政治的成熟為條件，若走跳躍進化的路，則必須以外部的影響（刺激與援助）及內部政治的成熟為條件，不象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卻是幻想的，在經濟上則是反動的；資本主義比起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還是革命的，因為前者使生產力增高，後者使生產力停滯甚至萎縮。社會主義在中國之經濟的成熟，自然是無稽之談；有相當力量的工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只有在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夠生長起來，沒有相當力量的工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自然談不上政治的成熟；外部的影響，目前還在等待時期，而我們的經濟建設卻不能等待。
列寧說過：「俄國工人吃了資本主義不發達的苦，而不是吃了資本主義發達的苦。」在中國更是如此！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中國目前的問題，不是什麼「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而是「本國的資本主義，或外國資本主義的殖民地？」
陳獨秀：《民族野心》1938年8月廣州亞東圖書館印行
「八一三」
此次抗日哉爭，自歷史上的意義言之，自當溯之「七七」蘆溝橋事變，然由地方事件發展到中央出兵，形成兩國正式戰爭之開始，則為「八一三」上海之戰。
自「八一三」上海開戰之前夕以至今天，對於在南方開戰之當否，始終有兩種意見之不同。一種認為戰爭宜限於北方，在南方開釁，則於金融工商業犧牲太大；一種認為北方地形不利於我，而且惟有戰地擴大，才能夠達到消耗敵人之目的。我以為後一種意見是對的。
既然開戰，只有採用全面戰持久消耗戰的戰略。敵人不但在軍事上強過我們，在經濟上亦富過我們，我們本消耗不過他們，我們之所以欲於採用消耗戰的戰略，一是因為我們有可能得到外國的援助遠過於敵人所能夠得到的；二是因為我們是以全力作戰，敵人須分力以備別的國家，如陸空軍之對俄，海軍之對英、美；三是因為敵人能戰而不能拼，我不能戰而能拼。第三點尤為重要。
自開戰以至今日，我們始終不曾幻想在軍事上能夠得到若何顯赫的勝利，我們所有的把握，只是一個「拼」。我們地大人眾，我們是農業國而非工業國，我們拼著失地，拼著喪師，拼著犧牲工廠，拼著傷亡滿地，甚至拼著一片焦土，敵人是暴發戶，我們是破落世家；破落戶本一無所有，性命更不值錢，暴發戶的紳士，慢說大門前的旗杆被人打毀，就是綢長衫被人撕破，也夠大失體面，我們並不奢望能夠打死這暴發戶，只要拚得他無可奈何，不得不對我們稍微客氣的說和，我們便算是勝利了。
我們若始終忍受暴發戶橫霸無己的欺凌，而不與之較，今天丟一屋角，明天丟一塊田地，後天又丟一處祖墳，現在變成膿包，將來更要討飯無路走，只有死裡求生的與之一拼。這一拼的損失，雖然不如敵人所說非五十年不能恢復，而犧牲與痛苦卻是太大了，尤其是南方各省。
我們的出路，只有忍受這不堪忍受的犧牲與痛苦，給敵人一點小小教訓，使他知道我們也不甚容易欺負，或者會知難而退，尤其是到了國際形勢稍稍於我有利之時。我們只要恢復一個像樣的國家，只要我們在痛苦犧牲中，真正得到教訓，真正懂得科學與工業之重要，真正懂得建立民主政治使人民與國家融合之重要，真正懂得絕對停止內戰與軍隊統一、國家統一之重要，真正懂得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之重要，經過兩三個五年計劃，我們便可以由破落世家變成新興世家。
始終不抵抗，始終做膿包，固然毫無出路，即抗戰限於北方，也正中敵人逐步南侵節省兵力財力之毒計；所以為擴大戰地消耗敵人兵力財力計，由「八一三」上海之戰開始全面戰爭，在戰略上我認為是沒有錯的。
告日本社會主義者
日本如果還有社會主義者，我這篇文章便是獻給他們的。
把壓迫國的資產階級和被壓迫國的資產階級分別看待，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帝國主義間的戰爭分別開來，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即令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及社會主義者（戰時兩方的工人及社會主義者，自然都包含在內），也應該援助這一反抗戰爭；這本是我們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前輩自己所曾經實踐的遺教，而為今天我們的日本同志所背棄了。
據我所知，首先背棄的便是山川均先生，我很奇怪巴金先生還會和他說道理，他還有什麼希望呢？第二個背棄者便是我們的老友忠厚的佐野學，我們曾稱他是日本的李大釗，他現在變得太不忠厚了！第三個乃是最近鈴木茂三郎先生的所謂轉向，他們都由社會主義轉向愛國之戰了。
我們責備他們轉向愛國主義，他們會憤憤不平的責問我們在中日戰爭中，只許中國的社會主義者贊助愛國運動，而我們日本的社會主義者轉向愛國主義就應該被斥責嗎？我以為這是站在形式邏輯的觀點上，玩弄名辭，而不曾考察其實際內容，被壓迫民族的愛國運動是進步的，因為這一運動是給帝國主義者以打擊；壓迫國的民族主義和愛國運動是反動的，因為它是幫助自己的帝國主義政府，壓迫侵略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這是對於愛國運動之辯證的見解。山川、佐野、鈴木諸人不至於不懂得這個，如果他們真來責問我們，這只是證明他們是自覺的背棄了前輩社會主義大師的遺教！
還有班厚顏的先生們，居然狡猾的藉口無產階級利益來說謊話，以欺騙人們；他們認為資源貧乏的日本，從中國奪取得資源，於日本無產階級現在的生活和將來社會主義的建設，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無產階級應該贊助對華戰爭。這種發源於背叛國際主義者「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觀點，應用到帝國主義的日本，更是錯上加錯。不把建設社會主義立足在革命的國家間分工互助上，而立足在預先占取資源以爭勝，這是中國舊時大家庭各房媳婦搶著「積私」的醜態，還配談什麼社會主義的建設！現在已經不能實現一個幻想自給自足的法西斯國家，將來還會有一個幻想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國家？再就現在的生活說，日本除了供給財閥軍閥填不滿的欲壑而瘋狂的擴張軍備瘋狂的侵略戰爭所需要外，究竟影響到平民生活的資源貧乏到什麼程度呢？日本帝國主義來到世界上太晚了，要想學資本主義先進國，把從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奪來的一小小部分，餵養勞工貴族，已屬不可能，無產大眾更不待言，她的商品和別國竟爭，賤價勞動力始終是她的特長，那是騙人的改良運動，是如何可憐，所以日本對外侵略戰勝一次，即緊跟著軍備擴張一次，工農平民生活亦即緊跟著降低一次。如果說獲得了豐富的資源，日本的資產階級才有施行改良政策的物質條件；那末奪取了中國東北四省豐富的資源以後數年中，何以日本工人的實際工資還是下降，而不是上升，農村更加破產而不是恢復呢？「九一八」前，日本輸入滿洲的商品價值七千萬元，蘆溝橋事變前已達到三萬萬元，同時物價總指數卻比「九一八」前高漲到百分之百，這是表示工農平民的生活改善了嗎？況且拿分潤掠奪品的餘瀝來鼓動工人階級贊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路戰爭，這本是歐洲資產階級御用的所謂「社會主義者」的背叛行為，日本的社會主義者也學會了！
又有一般人（自稱社會主義者的高畠素之）責難胡適之為什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親近英、美帝國主義。這一責難，表面上好像很公平，可惜他是日本人，就天然不免有點為日本帝國主義做說客的嫌疑！我現在沒有必要代胡適之先生答辯，我只得正告他們：中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從來不曾企圖在帝國主義者當中選擇主人，我們認為中國的解放，必須脫離一切帝國主義的宰制，並不只是日本；可是事實上，近十年來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公開的壓迫之尖銳化，超過任何帝國主義者加於中國的橫暴，因此只好集中我們可憐的力量，來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在抗日戰爭中，如果有人教導我們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者，我們只有認為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間諜。中國國民黨從前的政策，本來是不反日而反英的，後來為什麼走到相反的方面，日本帝國主義的政府何以不自反省，反而責難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呢？
我還要告訴一切日本的平民，我們的所謂「抗日」只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財閥和軍閥，而不是反對日本的平民，我們知道侵略中國，本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要求，而不是日本平民的要求。任何派社會主義者，都不能附和極少數人所謂「縱斷的民族運動」的說法，不但理論上說不通而且實際上也沒有這回事，中國人中有大批漢奸，日本人中有不少同情於中國抗戰的人，鹿地亘夫婦就是代表，請問這將如何縱斷法？我們的綱領是，結合中國朝鮮日本三國的平民，共同打倒日本的帝國主義者，不獨中韓人民，即日本人民，也只有到這時才能夠得到解放。
如果許我做一個荒唐的假定，中國戰勝日本後，成為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侵略日本時，則中國的社會主義者，便應該首先反對本國政府贊助日本政府及人民對華抗戰！
我這些話決不是對山川，佐野，鈴木這等人說的，我希望日本的工人和傾向社會主義的青年，能夠聽到我的說話，而且得到合理的回聲！
最後，我還要說到我們的周作人先生，敬愛日本人民的誠實和勇敢，潔靜和富於同情心，甚至承認日本政治也比中國清明，並且痛恨中國社會之墮落和政治之不良，我都和周作人先生沒有兩樣；然而這一切決不能減少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心情，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槍尖指揮之下，在日本帝國主義走狗中國的漢奸賣國賊領導之下高談中國文化再生，這不能不是人類文化之奇恥大辱！因此我不能不為周作人先生惋惜，嚴格的說，應該是斥責而不是惋惜，雖然他是我多年尊敬的老朋友！
八月二十一日
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
不但是亡了國只要喪失了煤鐵棉花等重要原料的區域而不能恢復，工業也很難發展。在抗戰中，工廠被破壞，海口被封鎖，更談不上工業，因此也談不上什麼主義。如果我們一面高唱抗戰建國，一面卻因為迴避意見糾紛，主張不談主義，即不談究竟採用何種主義的經濟制來建設工業，那便有點莫名其妙了！
因為鐵的事實之教訓，即便向來迷信東方精神文化的人們，現在也很少公然反對發展工業，這是中國的幸事。然而採用何種經濟制度來發展工業呢？資本主義制還是社會主義制，都成了問題；尤其是在進步的青年心中，成了火熱的希望著解答的問題。對於一般本來頭腦不清又懷著成見的半老人，我們值不得跟著他們纏夾，而對於純潔的青年，卻不能放棄指導的責任，不抹殺他們前進的心理，也不因為顧忌他們的幻想，而造出莫名其妙的理論，來迎合他們，欺騙他們，以圖拉攏。
直到今天，除了古代社會，我們所知道的逐漸進步的經濟制度主要的只有三個：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封建經濟制的特質是土地附著於封主，農民附著於土地，工人附著於行會；世界各國所行過的封建制度，雖不盡同，而這三個根本特質是相同的。有些人把中國一切前資本主義的落後現象，都稱為封建，這不是科學的說法。聰明的人類，能夠修改自己的缺點，為適應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打破封建制對於生產力之束縛，使土地有買賣自由，農民有遷移自由，工人有勞動自由。經過長期奮鬥，由前資本主義時代以至工業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經濟制代替了封建經濟制，人類社會生產力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制的特質是「財產私有，自由競爭和生產集中」，這本是打破束縛和補救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落後性，自然發展的結果。在資本主義制之下，生產力是大大的發展了，生產也集中了，惟以財產私有之故，財產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為製造販賣的商品增加少數私人資本而生產，不是直接為大眾消費而生產。生產物之分配，以財產大小有無為標準，不以大眾需要為標準。因此發生了生產力與購買力不平衡即偽生產過剩的問題。於是限制生產，毀壞生產物，為爭奪市場與原料爭奪殖民地的戰爭，都緣此而生。為戰爭而不得不擴張軍備，於是人類一大部分力量，不用在生產養人的生活品而用在殺人的工具上面。這便是資本主義制自身的缺點。聰明的人類，乃企圖設法再修改自己的缺點，即是廢除束縛生產力的財產私有制，以國家計劃的生產代替私人自由競爭，使社會的生產力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這便是社會主義制的根本意義，至於生產集中和技術增高，社會主義的這些要求，和資本主義相同的。
如此說來，社會主義對於生產力之增高和人類幸福，都好過資本主義制，為取法乎上計，我們為什麼不應該採用社會主義制來發展工業？
誠然，社會主義制好過資本主義制；並且社會主義運動幾乎和資本主義制同時發生。世界各國只要那裡有資本主義發生，也幾乎緊接著都有社會主義運動。它們的成敗，都由於社會發展的條件使然，並非人類主觀上故意要先採用較壞的資本主義制，後採用較好的社會主義制。遠在十六世紀尼德蘭革命中，南方各省的大層居民，要求在革命期間沒收的土地及財產無報酬的分給貧民，而為三級會議所拒絕。在十七世紀英國革命中，由國會多數黨（獨立派）分出了約翰李爾波恩所領導的「平均派」，他們的理論家烏伊可吞利主張共同耕種土地，共同消費，廢止買賣，廢止貨幣，廢止僱傭，政府指他們為共產主義者。在十八、十九世紀間法國革命中，有巴黎公社代表者蘇美時派、許伯派及被人稱為「瘋人」的甲格龍、華來等，要求向富人徵收所得稅及財產稅，組織公共作場，把國家一部分財產出租給無產人民，嚴懲高利貸者，由城市政府廉價售糧食給人民，並且企圖掀起反抗富人的新革命。有巴比夫、達爾脫等組織的「平等社」準備以暴動的手段，來實現平等者的共和國以代替資產階級的共和國，那是建立勞動者革命專政的政權，主張共和國國民財富之分配，必須用在保證共產主義公社每個社員（即六十歲以下的勞動人民）的生活。在里昂工人暴動中，有布南克巴爾比士領導於一八三六年成立的「四季社」反對人剝削人，反對社會上的一切不平等，主張用革命建立獨裁政府，實現平等的原則。這些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暴動，都相繼失敗了，只是為資產階級政權和資本主義發展開闢了路。這並非證明資本主義在本質上好過社會主義，而是在社會之歷史發展上，資產者、小有產者以及工農平民為生活的需要，一致急迫的要求生產力增高。同時在舊社會的母胎內，已經由高利資本、商業資本和手工業資本，造成了資產階級的優勢。當時還沒有集中的大產業，因此也沒有能夠領導一般平民執行社會主義任務的產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激進分子，沉醉在阻礙生產集中和生產力增高的「均產」、「平等」之幻夢。他們的失敗命運，本是歷史的必然。而且他們的失敗，正是社會之進步，雖然他們的英勇鬥爭，至今還值得令人欽佩，十九世紀上半期，歐洲各國資產階級的統治日漸鞏固，資本主義的罪惡日漸暴露出來。小資產階級空想的社會主義各派別，乃如雨後春筍普遍的發達起來，特別在法國，主要的，如聖西門派、傅利耶派、路昌伯朗派、浦魯東派、卡白派、勃蘭克派，一時風靡了歐洲。這些派別，痛恨資本主義是一致的，他們當中，除了勃蘭克派和以前的巴比夫一樣主張由少數革命家的秘密組織武裝組暴動，奪取政權外，其餘都是和平宣傳者，希望統治者或慈善的資本家，接受他們的主義主張，和平的走到社會主義，反對革命鬥爭，甚至反對工人運動。他們除了做了十九世紀後半期科學的社會主義先驅外，自然不能有所成就。
現在的中國，也有許多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對資本主義，愛好社會主義，這可以說是一種進步。但我們必須向他們指出不根據經濟發展，不根據政治鬥爭，只滿懷著厭惡資本主義感情的小資產階級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區別。在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看來，資本主義無論為功為罪，而畢竟是人類社會進化所必經的過程。沒有它，小有產者的社會便沒有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無產者，而不會有工業無產階級，資本主義決不能因為人們厭惡它而不來，社會主義也不能因為人們愛好它而來。這是由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條件而決定的，人們的努力，只能使可來者快點來而已。在十九世紀的末期，俄國小資產階級的民粹派，根據俄國的特別國情，來否認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認為俄國可以由農村公社制，直接走到社會主義，跳到〔過〕資本主義階段免得受它的毒害。其時俄國科學的社會主義者，認為這是一種反動思想，加以嚴厲的抨擊，因為這種思想沒有一點現實性，只有阻礙俄國社會跳躍的進化。列寧曾勸俄國的民粹派學習中國的孫中山先生，他認為孫中山先生髮展中國資本主義的工業計劃是革命的。我希望歷史不至重演，希望中山先生的信徒，不至於倒過來學習俄國的民粹派！
此時有些反對資本主義的纏夾意見，我們不需要加以討論。因為他們並非真心反對資本主義，更非因為愛好社會主義而反對資本主義。他們口中所說和手中所做的是兩件東西。我只提出老經濟學者馬寅初先生的意見討論一下就夠了。馬先生的大意是：中國不能走俄國的路，走美國的路，又流弊很大，很危險；於是馬先生感覺得沒有出路，仍舊只有提出發展國家工業，同時容認私營工業而加以節制的主張，這正是羅斯福經濟復興計劃的骨幹；然而卻沒有人認為羅斯福的計劃已經走出了資本主義的範疇，馬先生也不曾否認資本主義。不過馬先生要注意，今日的中國，並非美國可比，且以世界大勢而論，來得太晚的中國資本主義，即將來也不會有他的十九世紀的末期一個饑寒交迫的人，而日夕彷徨為預防將來發財時子孫濫用是謀，這和馬先生同樣是杞人憂天。並且這一杞憂，便會和張之洞「中學為體」的意見一樣，又要阻礙中國工業發展數十年，豈非中國民族活該倒霉！由國家來發展工業中國過去是如此，將來也必須局部的採用。可是由中國過去的經驗，由日本明治初年，國營工業的經驗，由中國眼前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成績對比的經驗，都同樣警告我們不要對國家經營工業的辦法渲染得樂觀過分。即使國營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資本主義範疇，就人們所歆羨的蘇俄國家工業說罷，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經濟的成熟。如果列寧有理由說蘇俄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我們也可以說，蘇俄的國家工業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蘇俄雖然經過了社會革命，變更了財產關係，變更了國家的階級性，剩餘勞動在名義上歸了工人自己的國家，而實際上遠遠優裕過一般工人工資和生活的高級職員及寄生官僚這一階層，還存在著，如此便不能夠說已經走出了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在別的國家，如果有人一提到國家工業便以為這是國家資本主義，已經又屬於資本主義的範疇，那更是輕浮之見。
我們不要學唯名主義者，一聽到社會主義便肅然起敬，一聽資本主義便畏之如蛇蜴，厭之如糞蛆，如果人們不敢斷言中國此時可以採用社會主義制發展工業，這必須毅然決然採用資本主義制來發展工業，只有工業發展，才能夠清除舊社會的落後性，才能開闢新社會的道路。
我們不像一班迂腐的先生們，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仍要走歐美循序進化的舊路，發展到盡頭，我們只認為資本主義是中國經濟發展必經的過程，要來的東西讓它快點來，不要害怕它，老成謀國者，要「負責任，說老實話」，不好有絲毫虛矯之氣！
八月二十四日
抗戰一年
此次對日全面抗戰，雖然開始於去年八一三上海之戰，而歷史上的意義，當以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始，至今恰好一周年了。
這一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光榮最有價值的一年，一年戰爭中所給予我們的經驗與教訓，勝過一百年。過去對外戰爭，對方都是些文化較低的民族，此次對日戰爭，對方乃是文化較高的民族，可以說雖敗猶榮。
此時戰爭還未停止，最後勝利究竟屬誰，姑且不論，根據這一年的事實，我們算得是勝利了。敵人的軍器、軍事技術、人才和經濟力都強過我們，這是全世界周知的事實。他們軍事上的勝利，本有科學的必然性，這是不必諱言的；然而經過一年的戰爭，以一個大力士竟然不能夠擊倒一個病夫，使他不敢還手，全世界人士都眼見這位大力士的本領不過如此，這位病夫也不是人們以前所想像那樣容易馴服的民族，這是敵人失敗之第一點。敵人雖然占領了我們許多重要的工商業城市，而政治上仍然毫無辦法，不但未得著一個張弘范、洪承疇，在民族意識壓迫之下，並沒有一個稍負時望的人肯認真為他效勞，因此敵人對於一般漢奸，很少敢於信任，一年以來，未曾出現一個有力的漢奸，這是敵人失敗之第二點。敵人對我民族污衊的宣傳，曾經普遍了深入了全世界，然而在此次戰爭中，我民族抵抗強者的人格提高了不少，同時敵人野蠻無賴的面目，在全世界文明人士面前無隱藏的暴露出來，這是敵人失敗之第三點。敵人對我之侵略戰爭，尤其是長期戰，並非真是全國一致的。最熱衷戰爭的，只有少壯派軍人和軍事工業家；工農勞苦大眾甚至小商人，根本反對戰爭，輕工業家和元老重臣甚至老成持重的軍人，對於長期戰爭，也都有各種程度的懷疑，尤其是有頭腦的政治家和經濟學者，都眼見對華長期戰爭減弱了對英、美、俄國防的力量，感覺得是他們國家致命的危機。這各種程度的反戰情緒，將隨對華戰爭延長而加強，如果進攻武漢戰曠日持久，得不著效果，受軍事壓迫的各種反戰分子，會日漸抬頭，這是敵人失敗之第四點。
敵人的失敗就是我們的勝利。
我們自己怎樣呢？我們的政治、軍事、工業、經濟、文化，事事不如人，吃敗戰是當然的；所幸在這一年抗戰中，我們的一切缺點都暴露出來了，只要不是痴子和騙子，都應該勇敢的承認，不應該自欺欺人。勇敢的承認缺點，認真的改去缺點，比輕浮的高喊「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要有益萬倍。最後勝利並非必然的，要努力改去缺點，才能接近勝利之路；倘若輕浮的狂妄的高喊「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把我們的眼睛蒙住了，看不見自己的缺點，此乃失敗的道路。
說到改去缺點，真是千頭萬緒，現在已經有點緩不濟急。在戰爭第一的今天，只好從治標方面，擇其有利戰爭而不妨礙戰爭的幾點著手，因為戰敗亡了國，一切改革都無從談起。
第一，外交上堅決的擇用以本國現實利益為本位的政策，不但要從各與國獲得大量的物質援助，特別是軍器，即令是魔鬼的國家，只要它有利於我國或者不利於敵人，我們都應該儘量的利用；假如義大利能有助於我，我們便不惜承認它兼併阿比西尼亞。什麼陣線，什麼軍事同盟，什麼某國出兵，諸如此類的幻想，都應該斷然拋棄。打嗎啡針雖然能夠暫時興奮，結果是有害的。在野黨倚外援以自重及利用外交來壓迫政府，更是萬分卑劣！
第二，民族垂危的今日，在野的黨派應該口心如一的援助政府抗戰，獲得勝利。不應該有保存實力趁火打劫的企圖。我們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現代，在今天的中國，現政府如果失敗，別的黨能夠支持一省或數省政權繼續抗戰，即使有某一國家軍器的援助，也不能成為西班牙的局面，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直接出兵作戰，和德、意援助佛蘭哥的形勢不同，並且那時的國際形勢會有利於日本。
第三，政府應該迅速決心解除人民的痛苦，扶助各業人民的群眾組織，改去過去一盤散沙的狀態，使之有力量援助政府繼續抗戰；人民有了龐大的組織，募債和徵兵的問題，便易於解決了。
第四，政府應該下大決心，嚴懲從高級官吏一直到保甲長的貪污分子，代之以奮發有為的青年，以利抗戰而挽人心；任何達官貴人，凡生活豪華，狂嫖濫賭，人民側目者，此種毫無心肝的亡國大夫，應一律發往前線，參加開挖戰壕工作，或編入運輸隊，以示薄懲。
以上四事，雖然卑之無甚高論，都是目前迫切應該力行的事。
如果力行此四事，使抗戰得到最後勝利，則今後七七紀念，比雙十節還有價值，如此方不負抗戰中軍民的痛苦與犧牲！
陳獨秀：《民族野心》1938年8月廣州亞東圖書館印行
我們為什麼反對法西斯特
張伯倫說：「任何國家，欲以武力統治全世界，余則認為非抵抗不可，因在此種之統治下，酷愛自由之人民統不能一日生存也。」羅斯福也屢次顯明的以摧毀民主與自由斥責希特勒之統治。東西兩半球這兩大民主國的政治領袖，對於法西斯制之批判，可謂切中要害。
全世界近幾百年國內戰爭和對外戰爭，大部分是為了自由。
自由為什麼是如此重要呢？
人類之所以能夠戰勝群獸，而為之靈長，正因為主思想之大腦特別發達，生物學家，人體生理學家，同樣告訴我們：人體及一切生物器官，愈用愈發達，愈不用則愈退化以至消滅。法西斯的統制，是要停止人們思想之自由，全德國人非希特勒之言不能言，全義大利人非墨索里尼之言不敢言，企圖把全國人變成無知的牛馬，隨著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鞭子轉動，人們失了思想自由，大腦自然廢而不用，日久不用的器官，自然只有退化消滅。人類因為能夠自由思想，才由猴子變成人類；法西斯統治停止自由思想，會把人類變成猴子。這是法西斯統治發展的自然邏輯。即短時期不至變為猴子，而失去公法上自由的人民，除了絕對服從奴隸道德外，不能課以任何道德的及政治的責任。
希特勒為德國自由而撕破凡爾賽和約，我們是應該舉起雙手贊成的；然而事實上得著自由的，只是希特勒及其黨徒。其餘的德國人成了希特勒的牛馬奴隸，這又何能夠得到全世界酷愛自由的人士之同情！
號稱民主共和國的捷克，直到國家垂亡的今天，最近改組的薜拉維內閣，以與捷克民族合作著稱的斯拉伐克民族尚無一人參加；斯拉伐克自治政府和立法機關，斯拉伐克省以斯拉伐克語文為正式文字，今天才被容許（斯拉伐克民族或者會感謝希特勒！）；其對待他民族可知。任錫曼說：「捷克蘇台區內之人民，素在毫無生趣之情狀中渡其時日，直至三、四年以前，德國始予彼等一線希望。」捷克民族所獨霸之政權，其對待異民族之專橫，我們不必為之諱，希特勒高呼為捷克境內的日耳曼民族自由而奮鬥，也未嘗不動人聽聞；然而我們要問：日耳曼人在捷克無自由，歸併到法西斯特統治下的德國，自由又在哪裡？如果希特勒、任錫曼認為捷克境內的日耳曼人處在十八層地獄，我們則認為德國境內的日耳曼人是處在十九層地獄！
希特勒大聲攻擊別的國家，「自稱為獨裁制之政府，其存在全賴屠殺冤獄者，反被譽之為民主政體。」我們固然沒有一點理由為這一獨裁政府辯護，我們卻可以勸希特勒拿鏡子照照自己，免得只看見別人，看不見自己，也不能以別人吃海洛因作為自己抽鴉片煙的理由。希特勒誇耀自己並誇耀墨索里尼都為「舉國人民百分之九十九所擁護之政府」，其實一切獨裁政府，都會耍這套把戲，獨有民主政府辦不到，這正是它的優點，因為它不敢象獨裁政府那樣無法無天的干。
本年三月七日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有一段攻擊法西斯特的文章道：
全世界優秀的藝術家、科學家、思想家都很清楚的認識了法西斯主義在展開進攻正義和真理的暴行。在這些法西斯主義橫行的國家中，所有優秀的國民都被鉗制了行動，封鎖了耳目。日本的進步作家鹿地亘先生說：在日本文化已經失掉了，民眾的呼聲已經聽不到了。『文化』在牢獄裡面。法西斯的流氓們，要把世界拖回黑暗中古的時代，要把歷史向後轉，他們瘋狂的殺人放火，『焚書坑儒』，顛倒是非，淆亂黑白。他們明目張胆的在進行破壞人類幸福的浩劫，這是我們有目共睹的。
這一段話真說的痛快淋漓！可是我們也要勸他們拿鏡子照照自己！凡是攻擊法西斯特的人們，便應該自己反省一下，有沒有和法西斯特同樣的行為，不要在別人是「暴行」、「橫行」、「鉗制」、「封鎖」、「顛倒是非」、「淆亂黑白」，在自己便是政治鬥爭的正當手段，說什麼「只問目的，不擇手段」！
我們之反對法西斯特，不唯其名唯其實，無論他掛的是何等金字招牌，無論他為了何種目的，只要他在事實上採用和法西斯特同樣的手段，我們都一律反對。
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們，拿出毅力來救救人類的大腦吧！不要跟著法西斯特「把歷史向後轉」，不要領導人類退後到猴子的道路上去！
十月十二日
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
——作於四川江津
「人生自古誰無死」，原來算不了什麼，然而我對於蔡孑民先生之死，於公義，於私情，都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觸！四十年來社會政治之感觸！
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緒末年，那時楊度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余，天天從楊度生、鍾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孑民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談。我第二次和蔡先生共事，乃是民國五、六、七年間在北京大學，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較久，我知道他為人也較深了。
一般的說來，蔡先生乃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著，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點。自戊戌政變以來，蔡先生自己常常傾向於新的進步的運動，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長時，對於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復辟的辜鴻銘，參與洪憲運動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學問可為人師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點。
蔡先生沒有了，他的朋友，先生的學生，凡是追念蔡先生的人，都應該服膺他這兩點美德呀！
蔡先生逝世後，有一位北大舊同學寫信囑我撰一文備登公祭時特刊之類，並且說：「自五四起，時人間有廢棄國粹與道德之議，先生能否於此文辟正之」，關於此問題，我的意見是這樣：
凡是一個像樣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說他的國粹；在全世界文化的洪爐中，各民族有價值的文化，即是可稱為國「粹」而不是國「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毀，甚至那一民族滅亡了，他的文化生命比民族生命還要長，問題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滅亡了，甚至還未滅亡，他的文化即國粹乃由別的民族來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國粹」之說，在這點是有意義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離開全世界文化孤獨的來看待，把國粹離開全世界學術孤獨的來看待，在保抱殘守缺的旗幟之下，閉著眼睛自大排外，拒絕域外學術之輸入，甚至拒絕用外國科學方法來做整理本國學問的工具，一切學術失了比較研究的機會，便不會擇精語詳，只有抱著國「渣」當做國「粹」，甚至於高喊讀經的人，自己於經書的訓詁義理毫無所知，這樣的國粹家實在太糟了！
人與人相處的社會，法律之外，道德也是一種不可少的維繫物，根本否認道德的人，無論他屬那一階級，那一黨派，都必然是一個邪僻無恥的小人；但道德與真理不同，他是為了適應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他有空間性和時間性，此方所視為道德的，別方則未必然；古時所視為不道德的，現代則未必然，譬如：活焚寡婦，在古代印度視為道德，即重視守節的中國人也未必以為然；寡婦再嫁，在中國視為不道德的事，在西洋即現時的中國，也不算得什麼大不好的事；殺人是最不道德的事，然而在戰場上能多殺傷人才算是勇士，殉葬和割股更是古代的忠孝美談；男女平權之說，由西洋傳到中國，當然和中國固有的道德即禮教，太不相容了，然而現代的中國紳士們，在這方面已不公然死守固有的道德了，其實男子如果實行男女平權，是需要強毅的自制力之道德的，總之，道德是應該隨時代及社會制度變遷，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來責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實踐，而不是放在口裡亂喊的，道德喊聲愈高的社會，那社會必然落後，愈墮落；反之，西洋諸大科學家的行為，不比道貌尊嚴的神父牧師壞；清代的仆學大師們，比同時湯斌、李光地等一班道學家的心術要善良的多，就以蔡先生而論，他是主張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他是反對祀孔的，他從來不拿道德向人說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過許多高唱道德的人。
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意見，我敢說蔡先生和適之先生在這兩個問題上和我的意見大致是相同的；適之還活著，人們不相信可以去問他，凡是熟知蔡先生言行的人，也不至於認為我這話是死無對證信口開河。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關於重大問題，時論既有疑義，適之不在國內，後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順便申說一下，以告天下後世，以為蔡先生紀念！
我的根本意見
（一）不會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都有革命局勢。最荒謬的是把反動的局勢，說成革命局勢：即把統治階級戰勝後，開始走向穩定，說成是走向崩潰，把中間階級離開革命階級而徘徊動搖，說成開始離開統治階級而徘徊動搖，把革命階級打敗後的憤悶情緒，說成革命情緒之高漲。我們必須駁斥「人民愈窮愈革命」的胡說。「壓力愈大反動力也愈大」這一物理現象，雖然也可以應用於社會，而必以被壓迫者有足夠奮起的動力為條件。
（二）無產階級的群眾，不會在任何時間都傾向革命，尤其是大鬥爭遭到嚴重的失敗之後，或社會經濟大恐慌之時。
（三）無產階級沒有適合於其社會條件的充分數量，沒有經濟的政治的組織，和別的居民沒有甚麼大的不同。特別是十餘年來蘇俄官僚統治的經驗，中日戰爭及此次帝國主義大戰的經驗，使我們不能把現時各國無產階級力量估計過高，使我們不能輕率宣布「資本主義已到末日」，沒有震動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戰自然不是資本帝國主義之終結，而是它發展到第二階段之開始，即是由多數帝國主義的國家，兼併成簡單的兩個對壘的帝國主義的集團之開始。
（四）應該嚴格區別小資產階級「集中」、「統一」的武斷性，和無產階級「集中」、「統一」的自然性之間的不同。
（五）應該嚴格區別急進而虛矯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和堅決而坦率的無產階級分子之間的不同。
（六）現在並不是最後鬥爭時代，不但在落後國家，即在歐美先進國家，如果有人武斷說：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已經沒有一點進步作用，已經完全走到反動的營壘，這只是種下了將來資產階級表現進步作用時向之倉惶投降的後果。
（七）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廿餘年來的教訓，科學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雪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之價值，不能一切歸罪於史大林，例如無產階級政權之下民主制的問題。
（八）民主主義是自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九）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民主主義並非和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不可分離的。無產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製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十）此次國際大戰，自然是兩帝國主義的集團互爭全世界霸權的戰爭。所謂「為民主自由而戰」自然是一種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認英、美民主國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在那裡，在野黨，工會，罷工之存在，是現貨而非支票，除了納粹第五縱隊的爪牙，是不能用任何詭辯來否認的。我們更未曾聽到美國用納粹對待猶太人的辦法來對待孤立派。希特勒的納粹黨徒，則企圖以其統治德國的野蠻黑暗的辦法統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紀宗教法庭更野蠻黑暗的辦法統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許有它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不容任何異己之存在，並不容被它征服的國家中土著納粹及各種各色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黨徒之勝利，將使全人類窒息，將使全人類由有思想腦神經有自由意志的人，變為無思想腦神經無自由意志的牛馬器械；所以全世界各國中（德國也當然在內）有良心的進步分子，在此次大戰一開始以及現在與將來，都應該以「消滅希特勒的納粹黨徒」為各民族共同進攻之總目標，其他一切鬥爭，只有對於這一總目標有正的作用而非負的作用，才有進步意義。因為希特勒的納粹一勝利，甚麼社會主義，甚麼民主主義，甚麼民族解放，一切都無從談起。
（十一）在此次帝國主義大戰中，對民主國方面採取失敗主義，採取以國內的革命戰爭代替國際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方略，無論口裡說得如何左，事實上只有幫助納粹勝利，例如英國人自己的帝國主義政府，若被革命推翻，其時的英國海陸空軍勢必分裂削弱，革命的新政權，又決不能在短時期內生長成強大力量，來抵抗納粹軍隊侵入英倫（若說「自己的帝國主義政府之失敗，無疑是較少禍害的」，那麼現在被納粹征服的捷克人、法國人真是幸運！），忽略了時間問題，真理會變成荒謬。人們有理由認為中日戰爭已因帝國主義大戰而變質，然不能因此便主張在中國採取失敗主義。重慶政府之毀滅，在今天，除了幫助德、義、日加速勝利外，不能有別的幻想。我們也以同樣理由，不主張在蘇聯採取失敗主義，雖然沒有事實使我們相信在人類自由之命運上史大林黨徒好過希特勒黨徒。
（十二）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革命之基礎準備，即群眾結合，在有若干民主成份的政權之下，比在納粹極權統治之下，更為艱難；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納粹勝利比其失敗於德國革命運動更為有利。納粹霸權在歐洲能支持好久，無人能夠為它算命，如果拿納粹勝利後必然崩潰，來做幫它勝利的口實，這樣大的犧牲，這樣滑稽的戰略，和以前在德國國內政變時，史大林宣布「讓希特勒上台」、「他上台不久，就要失敗」等說法，沒有兩樣。並且現在的歐洲，也和中國的戰國時代及歐洲近代初期一樣，在經濟發展上要求統一，因為沒有革命的統一，納粹黨反動的統一，也有客觀條件使其能夠實現之可能。不過這種反動的統一，在經濟上不能夠動搖資本制度對於生產力之束縛（私有財產制），像歐洲王權時期動搖封建制度對於生產力發展之束縛（農奴與行會），那樣的進步作用。在政治上毀滅民主制，回復到中世紀的黑暗，即使不很長久，也是人類可怕的災難和不可計算的損失。
（十三）戰爭與革命，只有在趨向進步的國家，是生產力發達的結果，又轉而造成生產力發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國家，則反而使生產力更加削弱，使國民品格更加墮落——誇誕、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軍事獨裁化。
（十四）國際戰爭，只有在兩方武器和軍事技術相等的國家，才能把人數、民氣和作戰精神，看做決定勝負的因素；即在國內戰爭，十九世紀新武器之發明，使恩格斯不得不重新估計巷戰之價值；二十世紀新武器新戰術之發明，將不得不更加減少民眾暴動與巷戰之可能性，如果統治營壘內部不崩裂。
（十五）帝國主義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為存在條件，猶之資本主義制度以私有財產為存在條件。我們不能幻想資本統治不崩潰可以取消私有財產，同時也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戰爭，不和帝國主義國家（宗主國及宗主國的敵對國家）中的社會革命結合起來，會得到勝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國兩大帝國主義互爭全世界奴隸統治權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戰爭，無論由何階級領導，不是完全失敗，便是更換主人，或者還是更換一個更兇惡的主人，即使更換一個較開明的奴役主人，較有利於自己的政治經濟之發展，而根本不能改變原來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奴役地位。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
悼老友李光炯先生
六年前老友李光炯先生視余於金陵獄中，別時余有奇感，以為永訣。其時餘生死未卜，先生亦體弱多病也。抗日軍興，余出獄避寇入蜀卜居江津，嗣聞光炯先生亦至成都，久病頗動歸思。聞耗後數日夢中見先生推戶而入。余驚曰：「聞君病已篤，何遽至此？」彼但緊握余手笑而不言。覺而作此詩錄寄餘光烺君以紀哀思。光烺篤行好學，足繼先生之志。先生無子而有婿矣。
民卅夏日（1941年）
自古誰無死，於君獨愴神。
攖心為教育，抑氣歷風塵。
苦憶獄中別，驚疑夢裡情。
艱難已萬嶺，淒絕未歸魂。
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
歷史決不會重演，此次大戰已使世界各方面發生巨大變化，或已發生巨大變化之萌芽，拿過去理論公式的表格來填寫將來的事變之發展，簡直不中用了。
此次大戰不外三種結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勝負而議和；二是勝利屬於英、美；三是勝利屬於德、日。第一種結果之可能最少，我們似不必加以推測，第二種和第三種以何者最大呢？以現狀觀之，自然是德、日占優勢。開戰已兩年多了，又因得到蘇聯出來撐持，英國全然休息了半年，此時以全力仍不能敵住德國在北非的少數部隊，若說它能夠於最近的將來戰勝德國的大軍，這是很難想像的事。若認為英國在各戰場之失敗，都由於陸空軍之寡不敵眾，再過一年或至一年半，英、美軍器生產大擴充之後，戰局便會轉變；惟現時雖有人發出「全面改廠」的呼聲，而鑒於過去直至現在，政府官吏之因循誤國及工廠主只顧私人的利益，將來軍器生產之競賽，英、美能否勝過德國本土及其可能利用之鄰邦，確實大成問題。即假定將來可以勝過，又有何神秘能夠使希特勒及其夥伴，在此一年甚至一年半以內，按兵不動，靜候英、美擴充軍備呢？德國的內部危機，誠然大過英、美，然在對外戰疲或潰敗前未必爆發。德國唯一的弱點是缺乏煤油，這也只是她在始終無力奪取高加索或伊朗的條件下不能夠支持長期戰爭的因素。基於各種情勢，德國利於速戰速決，英、美則利於持久戰，雙方都以爭取時間為第一要著；所以迫在目前之德國的春季攻勢，無論發生在地中海或歐俄大陸、馬爾他、直布羅陀、蘇伊士以至新加坡，這一戰線之勝敗，或莫斯科、高加索、伊朗、伊拉克、敘利亞以至新加坡，這一戰線之勝敗，都可以說是決定此次大戰全局勝敗之最大關鍵。這一戰線之勝利若屬於德、意、日，英、美是不能夠長久支持下去的，自古至今，單是地大人眾物博，並不是決定勝利的重要條件。
倘勝利屬於英、美，德、意、日都完了，英、美在和會中，或國際善後會議中，便開始形成對立的局面，戰後英國收拾歐洲、北非洲、近東以至中東，已非易事，一時決無力量及於遠東，遠東以至南洋、澳洲，自然會屬於美國的勢力範圍，那時蘇俄將是兩方面拉攏的奇貨，英、美的命運乃決定於下次大戰。
勝利倘屬於希特勒，英國便完了，美國也只得暫時劃兩洋以自保。希特勒雖勝利，他的槍口仍然要向著西方，自烏拉山、伊朗、印度以東，則非他的軍事力量直接所能及，那時無論美、日是否成立和議，日本將是美、德兩方面拉攏的奇貨。美國固然未必繼續對日戰爭，希特勒在未征服美國以前，他也不會為了遠東問題開罪日本，逼迫他所倚重的同盟者轉向美國，自斷其兩洋夾攻美國之右臂，希特勒知道英國在遠東的勢力消滅後，他若威脅日本，日本有獲得美國退出遠東的條件而和美國妥協之可能。美、德的命運乃決定於下次大戰。
世界還會有幾次大戰，我們還不能知道，所能知道的只是在戰爭的因未除去以前，戰爭的果是不能免的，並且勝利若屬於德國，下次戰爭必然來得更快。美、德間固然雖無所謂和議，而實際戰鬥亦必告一段落，德國固然需要一停戰時期，建立她的新秩序以收勝利之果，更需要補充足夠渡美的戰艦及運輸艦之時間，然一過此時期，德國對美戰爭便會從南美洲開始。本來每次國際大戰都不過是前次大戰之繼續延長，我們切不可為「永保和平」、「民族自決」、「民族平等」、「資本制度消滅」，如此等等好聽的宣傳所眩惑，夢想戰後這些都會實現。
歐美人想就資本制度加以改良的企圖，不自今日始；然而其結果乃是在股份公司、合作社的旁邊，巍然起來了脫拉斯；在勞動立法普遍了半個世界之後，所謂「社會主義國家」還得恢復計件工資。改良制度既非易事，消滅資本制度更不能夠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輕鬆。此次大戰後，不但英、美，就是在德、意、日的世界裡，也必然企圖改良資本制度，以適應他們的統治，希特勒一向非難資本主義，這並不能夠欺騙任何人，只是他和他自己開玩笑。他們改良的企圖，不外拿關稅協定甚至經濟同盟，來減輕各集團圈內的關稅壁壘；拿物物交易來減輕各集團圈內的貨幣作用；拿產業國有化，來代替某些私人的企業。各集團圈內關稅壁壘即能減輕，對於另一集團圈的關稅壁壘勢必還要加強；物物交易的辦法，不但不能全部施行，即其所能夠交易的，仍舊以貨幣計算，仍舊是商品交易，而非分工互助，某種產業國有，已經是前世紀所有的事，全部國有化，即實行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理論上好似說得通，而事實上必不可能。占有生產工具的大集團，不經過革命的沒收，而自願的把私有財產貢獻給國家，這是不可想像的事。如果有人幻想能有一個超然政府來和平的沒收。這一所謂「超然政府」，上午企圖沒收別人的企業，他的政府下午即被別人沒收了。所以以上三種改良企圖，決不能動搖資本制度的基礎。資本制度這種東西，一旦開始發生，利與弊都勢必順著她自身發展的邏輯逐日增長，一切改良方法既不能動搖其基礎，節制之，更只有使整個的社會經濟趨於衰落，欲只得其利而免其弊的如意算盤，是不會成功的。私有財產制和商品生產制，是資本制度之基礎，亦即其弊害之根源。這一生產制，其目的是為擁有生產工具者出賣商品，增加其私有財富而生產，不是為直接供給一切人民食用品而生產；其生產力愈益發展，依供求律愈益失去生產力與購買力之均衡，因之，而生產過剩，而物價低落，而工廠倒閉，而工人失業，而形成經濟恐慌；經過一時期，生產力削弱而恢復原狀，後又因生產力比以前更加強而走向更大的恐慌，如此循環而構成恐慌之周期律。自來救濟生產過剩之策有二：一是自動的減少生產量甚至毀壞生產品這一愚蠢可笑的辦法；一是爭奪殖民地及國外市場走向戰爭這一瘋狂可怖的辦法。為了必須把國內生產過剩的商品向國外市場推銷，還必須阻止國外商品侵入國內市場，就不得不加高關稅壁壘，擴張軍備，準備戰爭，以至實行戰爭。這一串因果相聯的現象，都是現代國家當局所必須採用的步驟。因為他們既不能消滅資本制度，便只得讓資本制度牽著鼻子走，否則只有失敗，這本是事實之必然，決不是什麼思想，什麼良心所能使之改變的。在全世界幾個強大國家必須爭奪市場，必須準備戰爭，必須實行戰爭的時代，大家盡力擴大其勢力範圍，他們彼此擠得水泄不通，怎樣談得上民族自決、民族解放呢？上次大戰之終了，威爾遜的十四條，未嘗不轟動全球，而隨即銷聲匿跡者，並非路易喬治和克利蒙梭欺騙了威爾遜，乃是威爾遜欺騙了他自己，並且這一欺騙，亡了法國，害了英國和美國，對日本喪失了強國的體面。此次大戰後，誰還要在資本制度世界標榜和平主義的幻想，在下次大戰中，誰就是失敗者。
此次大戰後，無論勝利屬於何方，帝國主義的統治都仍舊不變嗎？資本制度存在一天，由它所自然產生的帝國主義，當然不能自動的根本放棄，但統治的形式必然有所改變，即是：由民族化到國際集團化這一形式的改變；這一改變並非帝國主義制度之終結，而它反走向擴大與加強。今後不但十九世紀以前的民族國家運動已隨著帝國主義發生而沒落，即二十世紀初期的七八個帝國主義列強之對立也要完結。德、意、日都是由民族國家進而為帝國主義國家之較幼者，日本是最後一個，全世界殖民地及落後國的市場都已為他人捷足先得，這就是他們不得不冒著危險，瘋狂的以戰爭來改變帝國主義世界舊秩序之唯一的原因。戰爭的結果，真正完全獨立不受他人支配者，只能有兩個領導國之對立，美、德之對立，或英、美之對立，其他國家民族，都不得不在同盟或全面合作等名義之下，分別隸屬於這兩個領導國所領導的集團圈之內。日本和蘇俄，當然都有各自領導其集團圈之野心，然而生產力終於要決定他們的命運。其他殖民地及落後國，若企圖由民族鬥爭而產生新的獨立國家，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各集團圈內，依國力之強弱，其地位略分四等，第一等是較有面子的所謂「同盟者」，例如日本之於德國，蘇俄之於英、美；第二等是半殖民地，例如義大利之於德國，荷蘭、法、比之於英、美，雖然有一個自己的政府，政治尤其是經濟，都多少要受領導國支配；第三等國是被保護國，例如法、比之於德國，丹麥、義大利之於英國，菲律賓之於美國，雖然有一個自己的政府，而不能有獨立之外交；第四等是殖民地，連自治政府也沒有，統治權操諸領導國總督之手。比殖民地更次一等，自來是沒有的，有之便是種族日漸消滅之美洲、澳洲之土人。各集團圈內的國家民族地位雖高低不同，而有一共同點，即是他們的政治及經濟制度都必得或多或少的按著領導國的模樣改造，根本相反的制度是不能夠存在的；德國所領導的集團圈內，多少都要按納粹制度改造；英、美所領導的集團圈內，多少也要按著民主制度進行；社會主義制度呢？這要靠著領導國的革命成功才能實現，才能夠影響整個集團圈，依俄國革命的經驗，帝國主義世界中最弱的一環之破碎，終於不能夠使它全部瓦解。至於現在的蘇俄，不但她的生產力不能勝任領導國，它自身早已離開社會主義了。
有些歡喜做夢的人，當此次大戰一開始，便夢想弱小民族獨立的機會到了；其實亞洲的殖民地，一脫離英、美便入了日本的掌握；非洲的殖民地一脫離英國便入了德、意的掌握。有人甚至夢想戰爭會引起的社會主義革命就快到來，不幸事實幻滅了他們的美夢，已經不勝悲哀，如果再覺著今後連民族鬥爭都會受到限制，並且納粹黨會支配半個地球，他們將感覺著由歡喜的天國墜落到悲哀的深淵，將感覺著命定的要走下坡路了，其實人類進化史，它始終很冷靜的走著它前進的道路，此時它並未意圖走向天國，也不是走向毀滅墜落深淵，對於人們自己由虛幻的希望歡喜而來之失望悲哀，它不負任何責任。此次大戰，即使不幸得很，勝利果然屬於納粹，它竟至支配了半個地球，這占人類半數的人民，在政治上將受到整個時期窒息的大災難，而在經濟上和英、美勝利一樣，固然不能動搖資本制度對於生產力之束縛，而資本制度的範疇以內會有一大進步，例如由幣制統一、減輕關稅壁壘、物資集中等等，漸次減少世界上許多小的經濟單位，除去一部份經濟發展之障礙，將比戰前的社會生產力要突飛猛進，這是在客觀上為將來的社會主義世界開闢寬廣的道路，加強物質的基礎，這本是資本主義在血的罪惡中產生進步的慣例，只有眼光狹隘的教派之人，才見不出這一遠景。人類歷史和地球一樣，無論在光明的白晝或黑暗的深夜都是進行不息的。
正經的說來，認真的民族解放，只能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時實現：在資本帝國主義世界裡，落後國家及弱小民族之「民族自決」、「民族解放」，本是一種幻想，何況在兩派帝國主義的主腦，爭著以戰爭狀況裹脅全世界落後國家及弱小民族的今天，民族鬥爭會受到限制。這句話，只有歡喜幻想的人聽著才感覺得驚異，如果從全世界經濟由統一而進步的觀點看來，民族鬥爭受到限制，不一定完全是很壞的事。無論是全世界或一個國家以內，沒有革命的統一，反革命的統一也有進步的意義。例如吳佩孚的統一比軍閥割據好，劉湘的統一比防區時代好。並且民族鬥爭會受到限制這句話，並不是說被人領導的民族將馴羊似的一無所作為，只是今後的民族鬥爭會受到一定的限制，並且有此警覺才能夠開始實行有效的步驟：（一）努力於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業之進展，以增高在集團圈內之地位，現在已經不是李鴻章時代，不應仍做富國強兵一躍而為十八、十九世紀式民族獨立國家及二十世紀式世界頭等國的好夢；（二）創造自己的實力（工業及民族的組織），以準備與領導國國內革命相應和的鬥爭，以達到自己的民族的真正解放與進步，不應幻想關起門來，在一個國家內以一個民族的力量，能夠排除帝國主義的勢力，以實現民族資本主義的國家之獨立；（三）對於國外鬥爭，無論是對於軸心國或非軸心國之鬥爭均應從民主主義出發，不應從民族主義出發，因為專制的德、意、日三國之攜手橫行，已衝破了各個民族之最後鐵絲網，這已經不是某一民族的問題，而是全人類的民主自由存亡問題，若仍舊由民族立場出發而鬥爭，印度眼前的敵人便是英國，中國將來也要再來一次抗美戰爭；（四）我們應該盡力反抗帝國主義危及我們民族生存的侵略，而不應該拒絕它的文化。拒絕外來文化的保守傾向，每每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由停滯而走向衰落。中國文化誠然有它的優點，惟如果渲染過當，便會使之高踞在形式上的地位，俯視一切，形成偏畸的發展，竟把民生國防所依賴而應該特別重視的物質文明，排除在文化以外，還有人竟把中國歷史上民族的光榮，印刷與火藥之發明，也排除在文化以外，把文化縮小在文藝圈子裡，這樣誤解文化的結果，遂在此次抗日戰爭中，發生了萬分不應該發生的兩件事：一是把口裡哼哼詩詞手裡耍耍筆桿，應該稱為「文人」的，無端改稱為「文化人」，這和日本稱中國為「文字國」同樣是對於中國文化之諷刺；一是繼續義和拳符咒能夠抵擋槍炮的思想，企圖用標語、口號、歌詠來抵擋飛機、大炮、坦克車，這便是中國文化畸形發展之末路；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已經害了我們半個世紀沒有長進，我們不要高唱「本位文化」、「東方文化」再來害後人吧！
或者有人認為此次大戰是軸心和非軸心兩派帝國主義各自擴大其勢力圈之鬥爭，非民族解放之鬥爭，弱小民族之參加毫無意義。這一見解是由於他們不明白民族解放自然不能夠依賴帝國主義幫助而成功，也不是弱小民族自己力量可以解決的問題；而且「中立」這一名詞，現在戰爭史上將不會再見了。緬甸人如果說：寧可和認識的魔鬼結交，而不能和不認識的天使來往；我們應該告訴他們，我們並不知道現世界有甚麼天使，只知道你們所謂認識的魔鬼，比你們不認識的魔鬼，還要兇惡十倍！中國如果有人說：幫美國打日本，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我們應該告訴他：美國勝利了，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污，有可能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勝利屬於德、意、日，我們必然淪陷為殖民地，連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會滾蛋！
以上的說話，或者有人認為是低調，那隻好讓將來的事實教訓他。
〔一九四二年〕三十一年二月十日
再論世界大勢
有人說我在「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一文中所估計的國際形勢，將來只有帝國主義的天下，這未免太悲觀了。我以為評量客觀上的估計只應問其現實性如何，不必論其是否悲觀。現世界自前世紀之末以來，金融資本即已衝破了民族界限，帝國主義的天下已經成為事實，不如此便不成其為帝國主義。這並不是將來的問題，將來不過是七八個帝國主義國家再火併為兩個帝國主義集團而已。一天沒有振動全世界的大革命之干涉，這種狀況仍要繼續下去，而且會發展到比我們所估計的或者還要壞些，即是：此時大戰如果勝利屬於希特勒，英國固然完了，羅斯福或也至倒台，美洲的希特勒將起而代之，下次的世界大戰亦即德、美戰爭，將不是民主與納粹之鬥爭，而是兩派法西斯蒂集團之火併；如此則會真是如羅斯福所說，民主自由將喪失數百年才能恢復；如此則人類進化史將走入如上表的道路。
未 來 世 界
無產階級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法西斯蒂專制
近 代 世 界
資產階級民主制
封建諸侯及其末期的君主專制
古 代 世 界
（希臘羅馬）
城市市民的民主制
大地主大巫軍事首領的專制
上 古 世 界
氏族社會民主制
照上表，則將來法西斯蒂專制會和以前的專制一樣，普遍的發展，而且形成歷史上一整個時期，亦即每個時代民主制向前發展之先，都經過一專制黑暗時期；如果人們躺在幻想和樂觀的安樂椅上，聽任納粹存在發展，我們沒有理由否認這一黑暗的時期到來之可能。
客觀上的估計和主觀上的努力雖然不能相差很遠，而也不一定都走同一方向，譬如：我們估計此次戰爭德、日勝利的可能較大，這不阻止我們主張在勝負尚未決定之前，力助英、美獲得最後勝利；同時也不能因為應該力爭民主同盟方面之勝利，遂盲目認為軸心國家只有失敗。我們可以追求理想，而不可追求遠離事實的幻想；只可認清非絕對不可能的理想，艱苦的前進，那怕較為遼遠，卻不可拿樂觀的幻想以自慰。與其以樂觀的估計構成海市蜃樓來自己安慰自己以至鬆懈了事前的戒備；不如拿可能的悲觀的估計，以警策自己，以喚起別人，加緊事前之努力。如其閉著眼睛否認將來會只有帝國主義的天下；不如睜開眼睛，看清可悲的趨勢，承認將來還有法西斯蒂的帝國主義專制會普遍發展而形成歷史上一整個時期之危險，因此加緊主觀上之努力，在此次大戰中，徹底擊潰希特勒及其夥伴的勢力，而加以嚴厲的懲戒，以民主自由的巨大潮流，淹沒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之不能在戰後勝利的國家內，以別種形式而復甦，而蔓延，使人類近代的進化史，走向另一道路，即不經過整個黑暗時期的法西斯蒂專制，而由資產階級民主制，直接走到未來世界更擴大的民主制；即令不可能，也要用「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影響下一代的青年，繼續努力縮短將來的法西斯蒂黑暗時期，至可能的極限。我們可能追求的理想如此而已；若希望在此次大戰中，轉帝國主義戰爭為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戰爭，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實的幻想了。這即是我所以不顧舊日同路人的譏評，而始終贊成聯合英、美向納粹進攻之理由。最壞的是以客觀上樂觀的估計，來代替主觀上的努力；假使在此次大戰之前，張伯倫、伏羅西諾夫和諾斯克，不取輕浮的樂觀態度，把敵人看得不值一擊，而很慎重的以充分的軍事準備，替代大言壯語，此時戰局形勢當然要好的多；因為現時的敵人，不像清朝的總理衙門可為外國人的大言壯語所嚇倒，也不會為口頭宣布的軍備擴充案或軍火生產激增的數字所欺騙，由恐嚇欺騙而得到勝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三月十六日李維諾夫在紐約經濟俱樂部聚餐會演說中，有幾句話說得很對：「余信時間之因素，為作戰雙方均不可恃之詭詐盟友，吾人一方面從事持久之戰爭，另一方面準備軍需品與後備力至於超過敵人之程度，固為得計；但此種計劃，必須敵方保證在該期間內無所事事，方克有濟。但君等均悉吾人之敵方必不如是，彼等必將利用其現有之成功，繼續推進，繼續占領土地，囊括原料之新來源地，奴化百千萬人民，甚至獲取新與國，敵方所獲之此項利益，其結果勢必較之我方在此種單方面停戰狀態下所獲得之軍備上優勢，超過我方之成就而有餘。」「吾人苟竟以吾人無戰敗可能一類泛泛之論，互相告慰，則吾人之距離勝利之實際途徑，亦必愈遠，此為吾人所常引以為懼者也。」這即是對於美國人以及所有同盟國的人「最後勝利天然必屬於我」，「德、意、日只有失敗」。這等輕浮的樂觀，加以痛切的砭針。既往不咎了，時機不容我們一再放過，今後要想獲得最後勝利，必須痛戒輕浮的樂觀，我們試將哈里法克斯（此人是敦刻爾克戰役後英國輿論所指謫的張伯倫內閣中誤國罪人之一）在紐約經濟俱樂部樂觀的演說，和同時李維諾夫的說話（見上）對照一下，我們更應該根絕樂觀態度，把他看作敵人，而嚴肅的注意下列幾件事以代替樂觀：
（一）英、美兩國必須對俄國不懷疑忌之心，而以大部分力量協同俄國軍隊保住莫斯科，不可再像李維諾夫所指謫「把配備很好的軍隊放在沒有戰爭的地方」；也不可相信某些人的胡吹，俄國在戰爭中已證明他的實力超過了英、美，她可以擊潰希特勒；更不可認為保住莫斯科只有利於俄國。軍器生產之增加，是同盟國最後勝利之保證，而軍器生產需要時間，哈里法克斯很樂觀的說：「美國尚具有軍事上與工業上之潛在力量。」他忘記了我們不能用魔術使那些潛在力量很快的變成軍器，希特勒把春季攻勢推延到夏季，大約他的進攻目標還是莫斯科，只有保住莫斯科至一年，或是一年半，使希特勒無法抽調大軍南下，美國和英國才能有夠用的時間，增加軍器生產至超過敵人的程度；否則一旦莫斯科陷落，俄國軍隊精銳潰喪，這正中了希特勒各個擊破的計劃，乘戰勝之威，移軍南下高加索、伊朗、伊拉克，和日本會師蘇伊士，以封鎖地中海，此時英、美軍器生產之增加尚未成就，而大勢已去矣！
（二）增加軍器生產，不是空喊所能收效的，求與敵人的軍器不但相等，還要超過，現有的軍器製造廠當然不夠用，建設新廠時間來不及，唯一的辦法只有「強迫改廠」，即是儘可能的將別種工廠改造軍器。沒有超過敵人的軍器，即沒有最後勝利。說到這裡，恐怕又有人反對，說這是「唯武器論」。其實人類自發明石矢以來，戰爭的勝利即日漸依賴武器，到了現代，幾乎可以說戰爭是武器的競賽，法軍在綏丹，英軍在敦刻爾克以及馬來、新加坡之英勇的慘敗，都證明了這一真理；反對唯武器論者，他們自己向美國要求坦克車和飛機的呼聲，也並不弱於別人，其自身也證實了這一真理。
（三）以過去國際聯盟的經驗，要得到戰爭的勝利，要得到戰後的集團安全，都須要組織有領導有相當強制力的經濟及軍事之國際集團，由民族化趨向國際集團化，這不獨是今後勢之所不免，而且是人類進步的要求，要求——我們應力爭以民主集團代替法西斯蒂——走向世界聯邦之過渡。至如尼赫魯所主張之除開英、美的亞洲集團，說起來很漂亮，其實這樣只有使亞洲落後延長，而且這和緬甸人「寧可和認識的魔鬼結交」的說法，同樣是一種人種的偏見，同樣會替日本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張目，我們必須排斥這一有害的幻想！在唯力的現世界，離開英、美和德、意、日這兩大帝國主義集團而蒼頭特起，這不是幻想，便是欺騙。尼赫魯亞洲獨立的主張，和蘇巴斯鮑斯印度民族獨立的呼號，雖然動機不同，而結果都只會幫助德國和日本。
（四）我們既然參加了民主國家兵工廠的美國所領導之反納粹戰爭，我們既然參加了為保護世界民主自由而戰的同盟國集團，自然應該以民主自由為國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國人同其視線，同其標的，以集中戰鬥意志；即令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落後，又加以歷史傳統，而且在戰爭中，民主自由制一時不易達到理想程度；這自然是事實，然而起碼也必須表示趨向民主自由這條道路的決心，不應該像有些人根本反對民主自由，痛罵民主自由是陳詞腐調，指謫主張民主自由的人是時代錯誤；或者客氣一點，拿中國特殊的所謂「民主自由」，來抵制世界各民主國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則；他們的共同意見，是民主自由已不適用於現代國家，他們所謂現代國家，無可爭辯的是德、意、日，或者還包含著俄國，而當然不是英、美。這樣，是否會使全國進步分子不明白我們抗日戰爭擴大為反德、意、日戰爭到底為了甚麼？是否會使全國戰鬥意志分散；是否會幫助敵人譏笑美國「拿民主物資援助非民主國」這一毒辣的宣傳；又或是否會使友邦懷疑到我們參加民主同盟之忠實性；這都是值得我們考慮的問題。或者有人認為今後永遠只有法西斯蒂的天下，並不只是一個時期；民主自由將永死不能復生；這種沒有多少事實或歷史依據的估計，只能說是一種思想，這也無所謂悲觀或樂觀。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
《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
被壓迫民族之前途
被壓迫民族是資本帝國主義之產物，被壓迫的勞動者為他生產商品，被壓迫的落後民族為他推銷商品和生產原料，這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兩個支柱。
被壓迫民族反抗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以至走到戰爭，那是天經地義，無可非難，這樣為民族自由而戰的大鬥爭，無論為何人所領導，民族中一切進步分子都應該擁護；因為不但為資產階級所領導，即令是封建王公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鬥爭，也有打擊資本帝國主義的進步意義。
但是這一鬥爭若限制在民族鬥爭的範圍以內，其前途如何呢？
第一，自國內言之，活的實際經驗告訴我們：戰爭對於民族落後性，不但不能減少，而且是增加，政治思想學術思想因此向後轉且不論，單就經濟而言，在持久戰爭中，不可避免的封鎖及通貨膨脹，因為沒有社會制裁，政治上的組織又薄弱，很容易為貪官、奸商和地主造成囤積居奇大發其國難財之千載一時的機會，因此陷前方浴血抗戰的將士和後方刻苦力作的平民以饑寒困苦，你若主張用不很和平的手段去掉這種現象，便有人大喊：這是超出了民族鬥爭的範圍，破壞了一致對外的民族陣線；並且實際也真是超出了民族鬥爭的範圍，然而這種現象不去掉，正是民族解放戰爭的致命傷，而又不是宣傳勸告或政府一紙禁令所能去掉的，這便怎樣辦？
第二，自國際言之，各派帝國主義相互爭奪殖民地及落後國市場極端尖銳化的今天，甘地認為一民族不能依賴強國的幫助而得到自由，這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可是沒有別的強國幫助，也不能脫離眼前的強國之壓迫；並且有些強國不管你依賴不依賴它會強來幫助；這也是百分之百的真理。於是尼赫魯沒有出路了，他和甘地或者微有不同，即不主張拒絕美國之幫助，美國勢力如進了印度，我們知道它對於殖民地的態度，不但好過德意日，並且好過英國，菲律賓便是榜樣；然而菲律賓並不算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如果印度人以民族獨立的理由（這理由當然十分正當）排去英國勢力，另換一個新主人日本，那便更糟了，甘地和尼赫魯無論如何強調宣言印度受外人壓迫時代已經過去；然而他們內心也未必認為他們自己的力量真能夠趕走英國，同時又擊退日本和德國；結果不過是照舊屈服在新主人的統治之下，繼續執行不合作運動而已。這又怎樣辦？
所以我認為在資本帝國主義的現世界，任何較弱小的民族，若企圖關起門來，靠自己一個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國主義之侵入，以實現這種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沒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是和全世界被壓迫的勞動者，被壓迫的落後民族結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國主義，以分工互助的國際社會主義世界，代替商品買賣的國際資本主義舊世界，民族問題便自然解決了。
對於我這一見解，或者有人提出兩種駁論：一是說，落後民族如何談得上社會主義，又如何能夠和別國的勞動者及別的弱小民族結合在一起？一是說，社會主義是否包含民族解放問題？
提出第一種駁論的人，是被舊的民族觀點蒙住了眼睛，看不出將來國際化的新趨勢，落後民族自己的經濟條件，當然談不上社會主義，即資本主義如何發展也談不上。在今天，落後民族無論要發展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都非依賴先進國家不行，只要不是民族誇大狂的人，便能夠認識這種命運；近百年來，資本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已經打破了各落後民族的萬里長城；此次大戰後，各派帝國主義的統治形式，將由殖民政策，轉化為更集中的更有機性的國際集團，所謂大西洋憲章，所謂太平洋憲章，如此等等，便是這一集團運動之開始。如果有一個領導國際集團的社會主義國家出現於納粹失敗後的德國，先進國和落後國不久便會融成一個社會主義的聯邦；即在資本帝國主義領導的國際集團內，落後國將被吸引著被強迫著和領導國全面合作，即此不平等的合作，也能給集團圈內的各落後民族和領導國的勞動人民相互結合的機會，這便是帝國主義強盜自己造成推翻自己的被強壓迫者之大結集，沒有任何民族主義的英雄能夠阻止這一國際集團化的新趨勢；而且被壓迫的民族，也只有善於適應這一國際新趨勢，將來才有前途。
提出第二種駁論的人，是被第二國際的理論弄迷惑了，第二國際只企圖在資本統制之下，從事改良運動，所以不曾計及被壓迫民族解放問題，因為它是資本帝國主義支柱之一，真正社會主義運動，是要根本推翻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統制，所以自第一國際以來，「解放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和「解放被壓迫的民旅」是這一運動的兩面大旗。社會主義革命一成功，只要不中途變質，他是不能日久和商品貨幣制度及國家制度並立的，到此時還有什麼被壓迫民族存在呢？這不僅是一種理論，而且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實際經驗，十月革命是全俄絕大多數人民集合在共產黨「解放勞動者」、「解放農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幟之下成功的；革命勝利後，三樣都一一實現了，並非是俄國共產黨的空頭支票，並且對國外把帝俄時代對被壓迫國的不平等條約自動的宣告廢除了。把它在被壓迫國家的特殊權利如租界，領事裁判權等，一一宣告放棄了。所以當時全世界勞動人民，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都看著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壓迫者的燈塔，是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參謀部。如果有人根據近來蘇聯對於中日戰爭及此次大戰之初對於波蘭及希特勒之政策，而懷疑到社會主義國家對於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態度，這乃是他自己不明了！有班人所詆毀我們所擁護的前期蘇聯，和有班人所吹拍我們所痛惜的後期蘇聯，大大不同，前期蘇聯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場，後期蘇聯則站在俄國民族利益的立場。自蘇俄領導者，因為西歐革命之頓挫，乃中途變節，放棄了以世界革命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國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政策；各國頭腦清醒的人，乃日漸由懷疑而失望，直到現在，人們對於蘇聯雖然內心還懷著若干希望，而在實際上只得認為它是世界列強之一而已，若要硬說她是社會主義國家，便未免糟塌社會主義了！假使俄國仍舊堅苦的守著當年國際社會主義的立場，中日戰爭一開始，她便應該以全力援助中國，這就是說，不應該和英美同樣站在事外援助中國，而應該以領導中國對日抗戰為她自己的責任，並且應該出兵參加戰爭，拼著蘇聯和中華民族共存亡，這才是國際社會主義者的態度，這才是領導國的態度！如果是這樣，日本便沒有那麼容易占領上海和南京；至遲在張鼓峰事變發生時她不再和日本妥協，武漢也決不會陷落；中俄一直共同抗戰到今天，日本便無力橫行南洋，蹂躪菲律賓、馬來、爪哇、緬甸，這一大群弱小民族了！當納粹軍隊進攻波蘭時，蘇聯若仍舊站在國際社會主義的立場，便不會和希特勒妥協，便不會把代表民主主義，領導被壓迫被侵略民族向法西斯蒂進攻這一偉大事業，說成為他人在火中取栗，更不會夥同法西斯蒂瓜分波蘭！這時英法比聯軍還未崩潰，希特勒並未曾認為能夠在東西兩戰場同時得到勝利，孤立的波蘭失敗後，東戰場沒有問題了，希特勒才有力量擊潰英法比聯軍，才有力量征服挪威、荷蘭、丹麥、南斯拉夫、希臘這一大群小國！
單就俄國前後立場不同其結果也不同這一串歷史故事，已足夠說明國際社會主義和被壓迫民族的關係了。
俄國在歐洲，畢竟也是一個比較落後的民族，她的全民族政策之後果如何呢？她為俄國安全計，以向法西斯蒂妥協代替了向法西斯蒂進攻；其結果俄德戰爭不開始於希特勒在歐洲孤立之時，而開始於希特勒擊敗了歐洲各國之後，俄國不但向法西斯蒂妥協的代價之半個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小國仍為希特勒所有，連歐俄的大部分土地人民也都淪陷於法西斯蒂軍隊之手；若沒有英美的援助，莫斯科也未必守到今天。她為俄國安全計，始終避免和日本開戰，連中國共產黨都因此被人加以「游而不擊」的惡名；其結果，明天日本仍會協同希特勒夾攻俄國，陷俄國民族於不很安全的地位，那時將不能得到中國有力的聲援，因為她已坐視中國被日本削弱了。所以任何落後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於孤立（民族政策實際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沒有前途，就是蘇俄也不能例外。
〔一九四二〕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