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文集 · 陳獨秀文集 四
馬克思學說
（一）剩餘價值
馬克思是一個大經濟學者，他的學說代表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和斯密亞丹代表個人主義的經濟學一樣，在這一點無論贊成馬克思或是反對者都應該一致承認。
馬克思底經濟學說，和以前個人主義的經濟學說不同之特點，是在說明剩餘價值之如何成立及實現。二千幾百頁的《資本論》裡面所反覆說明的，可以說目的就是在說明剩餘價值這件事。斯密亞丹也曾說過：「在土地未私有資本未集聚的最初狀態，勞動者所生產的東西全屬勞動者自己所有。」（見《原富》一卷六六頁）又說：「勞動者自己享有全部生產品的最初狀態，土地私有資本集聚之後便不行了。」（見《原富》一卷六四頁）這兩段明明說因為土地和資本私有底緣故，勞動者不能得著所做的生產品全部分，只得著一部分。那剩餘的部分歸了何人呢？照馬克思底學說，這就叫做剩餘價值，是歸了資本家底荷包，資本家奪取了勞動者底剩餘價值，做為他私有的資本，再生產再掠奪，以次遞增，資本是這樣集聚起來的，資本制度就是這樣發達起來的。話雖這樣簡單，但是要真實明白剩餘價值是什麼，以及他是如何成立如何實現和分配的，本是一件很煩難的事，現在不得不略略說明一下。
要明白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是什麼，首先要明白馬克思所指的價值是什麼，其次要明白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價值是什麼及勞動價值如何定法。斯密亞丹以來的經濟學者，對於凡物之價格都分為自然價格（Natural Price）、市場價格（Market Price）兩種。剩餘價值所指的價值，是自然價格所表現的抽象價值，不是市場價格所表現的具體價值，我們千萬不可弄錯。勞動價值也分二種：（一）勞動力自身之價值，即是勞動者每月拿若干工錢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之價值；（二）勞動生產品之價值，即是勞動者每月做出若干生產品之價值。這兩種勞動價值是如何定的呢？照馬克思底意思是說：凡兩件貨物互換，這兩件貨物一定有什麼相同的地方，譬如拿若干布匹換若干麵粉，這兩樣貨物形式不同，物理的性質不同，用處不同，他們相同的地方只是都為勞動所作的結果；因此所費勞動相等的貨物價值亦相等，用十二小時做成的貨物，價值比用六小時做成的貨物高一倍，一個茶碗價值二角，一個茶壺價值一元，壺底價值比碗大四倍，是因為做壺所用的勞動比做碗的多四倍。所以馬克思說：「一切用勞力所製造的商品（就是貨物）之價值，乃是由製造時所需社會的勞動分量而定。」（勞動分量，就是勞動時間長短的意思。社會的勞動，是與個別勞動不同的意思；個別勞動有個別勤惰巧拙以及工具精粗的差異，所謂社會的勞動，是指在一定時代的社會狀況之下，將這些個別的差異都作為平均程度，因此社會的勞動也叫做平均的勞動。）勞動者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因此勞動力自身也是一種商品，所以馬克思說：「勞動力這種商品底價值，乃是由培養他所需的勞動分量，也就是製造勞動者及其家族生活品所需的勞動分量而定。」馬克思所謂製造一切商品所費的勞動分量，乃是兼「生的勞動」（製造該商品時所費的勞動）和「死的勞動」（製造該商品時所用原料、工具、建築等以前所費的勞動）二種而言，這也是我們不可忽略的。
馬克思的價值及勞動價值公例，略如以上所說，以下再說剩餘價值是什麼。
剩餘價值究竟是什麼呢？乃是貨物的價值與製造這貨物所費的價值（兼生的勞動之價值及死的勞動之價值而言）之差額；例如費一萬元生產一萬五千元的貨物，在這貨物一萬五千元的價值中，除去生產這貨物所費一萬元的價值，所剩餘的五千元就是剩餘價值。說詳細一點，當分為剩餘價值之成立及剩餘價值之實現和分配二部分：
剩餘價值是如何成立的呢？照馬克思說：剩餘價值是在生產過程中成立的，不是在流通過程中成立的，這個意思十分重要，我們也千萬不可弄錯。此話怎講？因為馬克思所指出的剩餘價值，雖然要在流通過程中才能夠實際歸到資本家底荷包，但是奪取底方法和剩餘價值底本質，都不是指流通過程中一件一件生產品的賣價，乃是指生產過程中勞動者為資本家所做「剩餘勞動」的價值。「剩餘勞動」又是什麼呢？是因為近代利用機器，製造業底規模一天大似一天，手工的生產品比機器的生產品貨色不好價錢又貴，因此手工業一天衰敗似一天。於是由手工工業時代變了機器工業時代，由家庭工業時代變了工廠工業時代，由獨立生產時代變了共同生產時代，這就叫作「產業革命」。自產業革命以來，所有生產所必需的工具（土地、礦山、房屋、機器、原料等）都為資本家所占有，資本家以外的人，除了將自身底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便做不成工，便得不著生活費用。資本家給他們多少生活費用（即工錢）呢？照馬克思的價值公例，一切商品之價值常與製造此商品時所費的勞力相等，勞力（也是一種商品）之價值（即工錢）也常與培養這勞力所需的勞動（即製造勞動者所必需的生活品之勞動）相等；那麼，譬如一個勞動者每日所需的生活品值六小時的勞動分量，照理他每日做工六小時便已產出他生活品的價值；然而資本家往往要勞動者每日做工十二小時，所給工錢只值六小時的生活品，其餘六小時，在實際上勞動者未曾得著工錢，是替資本家白做了，這白做的六小時就叫作「剩餘勞動」；生產品之全部價值都是勞動者做出來的，而勞動者所得只一部分與六小時勞動價值相等的工錢，其餘一部分由六小時剩餘勞動而生的價值，就叫作「剩餘價值」。
剩餘價值是如何實現和分配的呢？剩餘價值雖然成立在生產過程中，但是必須到了流通過程中才能夠實現。資本家雇用勞動者產出一定價值的貨物，剩餘價值的本質及作用固然已經包含在這貨物之中；然必待將這貨物賣給消費者，把這貨物底價值變成市場價格，剩餘價值變成貨幣歸到資本家底荷包，這時剩餘價值才算實現。譬如一資本家費價值五成的勞動工錢，造成價值十成的棉紗，這時剩餘價值五成固然已經由剩餘勞動五成在生產過程中成立了，然必待將棉紗賣給消費者，將價值十成的貨物變成價格十成的貨幣歸到資本家底荷包，那時五成剩餘價值才算實現了。這是因為生產者不能將貨物直接賣給最後消費者，中間必須經過販賣者之手，販賣者須得一定資本及勞力之報酬，於是生產者不得不在價值以下的價格賣出他的貨物。譬如用價值五成工錢造成價值十成的棉紗，因為販賣者之報酬，價值十成的棉紗至多只能賣得價格八成的貨幣，因此五成剩餘價值中，製造棉紗的資本家只能得著三成，其餘二成是歸了販賣棉紗的資本家；製造棉紗的資本家若是向他資本家借過資本，便須拿一部分剩餘價值付他資本家的利息；紗廠底地基若是向地主租的，又須拿一部分剩餘價值付地租。剩餘價值大概是如此分配的，各種資本家分配所余才是製造棉紗的資本家實際得著的剩餘價值。所以說：剩餘價值是在生產過程中成立的，是在流通過程中實現的。
資本家底資本是奪取勞動者剩餘價值變成的，剩餘價值是剩餘勞動之價值變成的；工作時間越長，剩餘勞動越加多；工錢越少，剩餘勞動也越加多；出產能力越提高，剩餘勞動也越加多。所以資本家想擴張剩餘價值，天天在那裡提高出產能力，天天在那裡反對增加工錢反對減少工作時間，拿剩餘價值變成貨幣，又拿貨幣製造商品增加剩餘價值，再拿剩餘價值變成貨幣，如此利上生利，這就叫作「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資本主義的生產營業底規模一天大過一天，掠奪兼併底規模也一天大過一天，加上交通機關一天便利過一天，殖民地新市場一天擴大過一天，精巧的機器一天增多過一天，大銀行大公司便一天發達過一天，從前的小工業都跟隨著這些制度之發展，逐漸被大工業吸收了壓倒了。這種吸收壓倒底結果，便是把全社會的資本聚集在少數人手裡，這就叫作「資本集中」。在從前小工業時代，資本不集中，因此產業不能發達，所以資本集中使生產能力增加產業規模擴大，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好過以前的生產方法只在這一點。但是在財產私有制度之下，把全社會的財產大部分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裡，便自然發生以下各項結果：（一）無財產的傭工漸漸增多；（二）生產能力增加而無產傭工的購買能力不能隨之增加，因以造成「生產過剩」的結果，生產過剩又必然造成「市場縮小經濟恐慌」和「工人失業」兩種結果。合起這幾項結果，無產傭工的困苦一天比一天沉重，而他們的人數卻一天比一天增多，他們的團結也就一天比一天龐大，這個隨著資本集中產業擴張而集中而擴張的無產階級，必有團結起來，奪取國家政權，用政權沒收一切生產工具為國有，毀滅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一日。
像以上所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怎樣利用機器對手工業起了產業革命，怎樣奪取剩餘價值集中資本，怎樣造成大規模的產業組織，同時便造成了大規模的無產階級，又怎樣造成無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革命之危機，這種種歷史上經濟制度之必然的變化，在馬克思學說里叫作「經濟的歷史觀察」，又叫作「唯物的歷史觀察」。
（二）唯物史觀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學說雖然沒有專書，但是他所著的《經濟學批評》、《共產黨宣言》、《哲學之貧困》三種書里都曾說明過這項道理。綜合上列三書中所說明的唯物史觀之要旨有二：
其一 說明人類文化之變動。大意是說：社會生產關係之總和為構成社會經濟的基礎，法律、政治都建築在這基礎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時代精神的構造都是跟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的，經濟的構造是跟著生活資料之生產方法變化而變化的。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會生活決定人的意識。
其二 說明社會制度之變動。大意是說：社會的生產力和社會制度有密切的關係，生產力有變動，社會制度也要跟著變動，因為經濟的基礎（即生產力）有了變動，在這基礎上面的建築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的革起命來，所以手臼造出了封建諸侯的社會，蒸汽制粉機造出了資本家的社會。一種生產力所造出的社會制度，當初雖然助長生產力發展，後來生產力發展到這社會制度（即法律、經濟等制度）不能夠容他更發展的程度，那時助長生產力的社會制度反變為生產力之障礙物，這障礙物內部所包涵的生產力仍是發展不已，兩下衝突起來，結果，舊社會制度崩壞，新的繼起，這就是社會革命；新起的社會制度將來到了不能與生產力適合的時候，他的崩壞亦復如是。但是一個社會制度，非到了生產力在其制度內更無發展之餘地時，決不會崩壞。新制度之物質的生存條件，在舊制度的母胎內未完全成立以前，決不能產生，至少也須在成立過程中才能產生。
馬克思社會主義所以稱為科學的不是空想的，正因為他能以唯物史觀的見解，說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所以成立所以發達所以崩壞，都是經濟發展之自然結果，是能夠在客觀上說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觀上主張當然的理想，這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和別家空想的社會主義不同之要點。
有人以為馬克思唯物史觀是一種自然進化說，和他的階級爭鬥之革命說未免矛盾。其實馬克思的革命說乃指經濟自然進化的結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說不同；馬克思的階級爭鬥說乃指人類歷史進化之自然現象，並非一種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觀說和階級爭鬥說不但不矛盾，並且可以互相證明。
馬克思底好友恩格斯曾述說馬克思的意見道：「在歷史各時代，必然有他的生產分配之特殊方法，又必然由這種特殊方法造出一種社會制度，那時代的政治和文明之歷史，都建設在那個基礎上面，依據那個基礎說明。所以人類全歷史是階級爭鬥的歷史，即是掠奪階級和被掠奪階級，壓制階級和被壓制階級對抗的歷史。這些階級爭鬥的歷史相連相續，構成社會進化之階級，到了現在又達到一種新階級，被掠奪被壓制的階級（即無產勞動者）要脫離掠奪壓制階級（即紳士、〔軍〕閥、資本家）的權力，將自己解放出來；同時還要將一切掠奪壓制和階級差別、階級爭鬥完全剷除，永遠把社會全體解放出來。」這一段話可以說是把唯物史觀說和階級爭鬥說打成一片了。
（三）階級爭鬥
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因格斯共著的《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書，這書底精髓，正是根據唯物史觀來說明階級爭鬥的。其中要義有二：
（一）一切過去社會底歷史都是階級爭鬥底歷史。例如在古代有貴族與平民，自由民與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領主與農奴，行東與傭工；這些壓制階級與被壓制階級，自來都是站在反對的地位，不斷的明爭暗鬥。封建廢了，又發生了近代有產者與無產者這兩個階級新的對抗，新的爭鬥。
（二）階級之成立和爭鬥崩壞都是經濟發展之必然結果。例如歐洲在封建時代的工業組織之下，生產事業是由同行組合一手把持的，到了發見了印度、中國等市場和美洲、非洲等殖民地的時候，便不能應付新市場需要底增加了，於是手工工場組織應運而生，各業行東遂被工場製造家所擠倒，接著市場日漸擴大，需要日漸增加，交通機關和交換方法都日漸發展。這時手工工場組織也不能應付了，於是又有蒸汽及大機器出來演成產業革命，從此手工工業又被大規模的近代產業所擠倒，近代的有產階級便是這樣成立的。近代產業建設了世界的市場，有了這些市場，商業、航業、陸路交通都跟著發達，這些發達又轉而促進產業發達，產業、商業、航業、鐵路既這樣發達，有產階級也跟著照樣發達，資本越加多，產業越擴大，將中世紀留下的一切階級都盡情推倒了。由此可知，近代有產階級乃是長期發達和生產及交換方法迭次革命底結果。由此可知做有產階級基礎的生產和交換方法，是萌芽在封建社會裡面，這種生產和交換方法發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制度（即農業手工封建的制度）便不能和那已經發展的生產力適合，這種制度便成了生產力底障礙物，便必然要崩壞，結局果然崩壞了，封建的制度倒了，自由競爭的制度代之而興，適合這自由競爭的社會及政治制度也就跟著出現，有產階級底經濟及政治權力也就跟著得到了。有產階級得勢以後，造成了極雄大驚人的生產力（像工業、農業、輪船、鐵道、電報、運河等），惹起這般大規模生產及交換的社會，將人口、財產及生產機關都集中了，建設了許多都市，將鄉村人口移到都市，使鄉村屈服在都市支配之下，使多數人民脫離了樸素的鄉村生活，使野蠻和未開化國屈服於文明國，農業國屈服於工業國，東洋屈服於西洋。但是到了有產階級底生產力發展到了與有產階級社會底制度不適合的時候，社會制度就成了社會生產障礙物，有產階級及有產階級社會底制度也是必然要崩壞的。崩壞底徵兆就是商業上的恐慌，這種恐慌隔了一定期間便反覆發生，一回凶過一回，常常震動有產階級社會底全部。這恐慌發生底緣故，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所造成的生產過剩，是由於有產階級社會底制度過於狹小，不能包容那過於發展的大生產力。有產階級救濟這種恐慌的方法，不外一面開闢新市場，一面儘量剝削舊市場，這只能救濟一時，終是朝著更廣大更兇猛的恐慌方面走去，如此，有產階級顛覆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向著有產階級自身了。有產階級不但造成了致自己死亡的武器，還培養了一些使用武器的人，這些人就是近代的勞動階級，也就是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是跟著有產階級照同一的比例發達起來的，近代產業發展的結果，一般小資產的小商人小工業家，一方面因為他們的專門技能為新生產方法所壓倒，一方面因為他們的小資本為大規模的產業所壓倒，都不斷的降到無產階級，可是一方面產業愈加發展，一方面無產階級不但人數愈加增多，而且漸次集中結成大團體，因為生活不安，對於有產階級漸次增長階級抵抗底覺悟，發生爭鬥，始於罷工，終於革命。有產階級存在根本底條件，是在資本成立及蓄積；資本底重要條件，是在工錢制度；工錢制度，全靠勞動相互競爭。但有產階級既已促進了產業進步，便已經使勞動者從競爭的孤立變成協力的團結了；近代產業發達，使有產階級的生產及占有之基礎從根破壞；有產階級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身的墳墓，有產階級之傾覆及無產階級之勝利，都是不能免的事。
馬克思說明階級爭鬥大略如此，我們實在找不出和唯物史觀有矛盾的地方。
（四）勞工專政
從前有產階級和封建制度爭鬥時，是掌了政權才真實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爭鬥之目的；現在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爭鬥，也必然要掌握政權利用政權來達到他們爭鬥之完全目的，這是很明白易解的事。所以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說：
從前一切階級一旦得了政權，沒有不拚命使社會屈從他們的分配方法，鞏固他們已得的地位。
有產階級發達一步，他們政治上的權力也跟著發達一步。……自他們成為有產階級後，近代代議制度國家底政權都被他們一手把持。
勞動階級第一步事業就是必須握得政權。
勞動階級革命，第一步就是使他們跑上權力階級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義底戰勝。既達到第一步，勞動階級就利用政權漸次奪取資本階級的一切資本，將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裡，就是集中在組織為支配階級的勞動者手裡；……其初少不得要用強迫手段對付私有財產和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才得達到這種目的。
原來政權這樣東西，不過是一個階級壓制一個階級一種有組織的權力；勞動者和資本家戰鬥的時候，迫於情勢，自己不能不組織一個階級，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領支配階級的地位，不得不用權力去破壞舊的生產方法。
他又在所著《法蘭西內亂》里說：
勞動階級要想達到自己階級之目的，單靠掌握現存的國家是不成功的。
他又在所著《哥達綱領批判》里說：
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移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之中間，必然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這政治的過渡時期，就是勞工專政。
告做勞動運動的人
現在世界的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都已經使我們不滿足現狀不盲從環境的人們覺得非從事勞動運動不可了；在這個意義之下做勞動運動的人們，便有幾件應該知道的事：
（一）現在所謂勞動運動，乃專指工廠勞動、礦山勞動及交通勞動（為主的是鐵路、輪船）而言，因為只有這三種勞動是資本制度產生的，是有近代勞動意義的，是可以做無產階級之中堅與資產階級戰鬥的；無產階級倘失了這中堅，便沒有和資產階級戰鬥的能力。
（二）現在所謂做勞動運動的人，自然不必都是勞動者；因為在無論何國勞動運動幼稚時代，總靠有許多勞動者以外的人熱心從事運動勞動運動，然後勞動運動才能夠發生、旺盛起來，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這種做勞動運動的人，始終總不可忘記了自己並不是勞動者，乃是幫助勞動者的人，更不可烏合一班非勞動者組織勞動團體，冒充勞動團體。
（三）做勞動運動的人斷然不能不明白勞動組織底系統。勞動組織底系統有三：（1）黨派的組織，不分勞動者所屬的職業或產業，但依黨派的政見而結合；（2）職業的或產業的組織，乃是一地方底某種職業或某種產業的勞動者所組織，更進聯合全國同業，組織全國某種職業或某種產業底聯合會；（3）地方的組織，乃是聯合一個地（市或縣）底各種職業或產業工會而組織一個地方的勞動團體，進而聯合各地方的團體組織一個省的勞動團體，更進而聯合各省的團體組織一個全國的勞動團體。做勞動運動的人，幫助勞動組織的人，必須使勞動組織在這三種系統的軌道以內才好。這三個系統當中，第一個最適於階級爭鬥，但在勞動運動幼稚時代極難成立，倘勉強成立，不是無力量，便是無政見的冒牌團體；第二、三個都比較的容易實現，但必須要注意的就是：僅僅一個地方底職業或產業的工會及一個地方的聯合會，都斷然不可假冒全省或全國總工會名義，僅僅一個省的聯合會，也不可假冒全國總工會名義；又，一個地方的聯合會，必須是團體的聯合，不可是個人的聯合。換句話說，一個市內許多職業的或產業的勞動團體之聯合，不是勞動者個人之聯合。這都是做勞動運動的人萬萬不可缺的常識，若使缺少這個常識的人從事勞動運動，算是盲人瞎馬了。
（四）勞動界，對於政治應取的態度，做勞動運動的人也是應該研究的。勞動運動最終目的，自然是要造成勞動者的國家，勞動者的世界；但是在這力量未充足的時期，便不得不採取各種和勞動界戰鬥力相應的戰略，這應該是注重實際運動的人所能了解的。勞動者在自己階級（即無產勞動者階級）沒有完全力量建設革命的政府以前，對於別的階級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黨派，應該予以援助；因為援助這種革命的黨派成功了，勞動者即少可以得著集會、結社、出版、罷工底自由，這幾種自由是勞動運動重要的基礎。為了這幾種重要的基礎，即在封建式的現政府之下，對於普通選舉及廢止束縛集會、結社、出版、罷工等法律的運動，勞動者也不能不拚命去干；萬萬不可空唱高調，把實際的勞動運動上重要基礎忽視了。
（五）勞動者對於別的黨派，應該取什麼態度呢？對於基督教會及反革命的頑固黨，自然都應該反對；因為基督教拿靈魂升天騙勞動者好看輕肉體的痛苦，一生一世安心替資本家做牛馬，頑固黨都是沒有表同情於勞動者的。勞動者對於一切非革命的政黨，都不可和他們接近；因為他們本來都討厭勞動者，若是一旦低頭來和勞動者接近，必定有所利用。對於非革命的社會黨（如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等）勞動者也不應該親近；因為他們在表面上是主張勞動者權利的，而實際上是延長資本制度生命的。安那其派（即無政府黨）的宗旨雖然是革命的，但是他們的方法實不宜於組織不宜於革命，勞動者也不宜相信他們；因為他們太過看重個人的或小團體的自由，他們反對中央集權及強制執行，如何能組織強大的團體去幹革命的事業呢？勞動者所最應該親近的，是革命的社會黨——即共產黨，因為他們是想用急進的革命手段，推翻掠奪勞動者的資本階級，建設勞動者的國家勞動者的世界的。
（六）八小時工作制及星期日休假，是勞動運動中重要事件之一，此目的不達，一切教育問題、衛生問題、集會問題都無從談起，因為時間和精力的關係都不能得著教育、衛生、集會底機會。
（七）罷工自然是勞動者對資本家的唯一武器，但實行罷工時必審度資本家企業狀況及勞動市場底供求狀況；因為若在資本家企業失敗時或勞動市場供過於求時罷工，必然失敗，罷工失敗，是勞動運動最大的打擊。
以上七事，都是做勞動運動的人應該知道的。
馬克思的兩大精神
今天有兩個大會，一個是馬克思紀念大會，一個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這兩個大會有很密切的關係。其關係在哪裡呢？因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就是根據馬克思的學說而成立。但是今天只講馬克思主義重要的精神，因為馬克思的歷史和其學理，在馬克思紀念冊上敘述了，諸君都可見到。馬克思的學說和行為有兩大精神，剛好這兩大精神都是中國人所最缺乏的。
第一，實際研究的精神。怎樣叫實際研究的精神！說來很為繁雜。古代人的思想，大都偏於演繹法。怎麼叫演繹法？就是以一個原理應用許多事實，到了近代科學發明，多採用歸納法。怎麼叫歸納法？就是拿許多事實歸納起來證明一個原理。這便是歸納法與演繹法相反之文。我們自然對於這兩種方法，應該互為應用。但是科學發明之後，用歸納法之處為多，因為一個原理成立，必須搜集許多事實之證明，才能成立一個較確實的原理。歐洲近代以自然科學證實歸納法，馬克思就以自然科學的歸納法應用於社會科學。馬克思搜集了許多社會上的事實，一一證明其原理和學說。所以現代的人都稱馬克思的學說為科學的社會學，因為他應用自然科學歸納法研究社會科學。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學或社會學，都是以這種科學歸納法作根據，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據的。現代人說馬克思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和空想的社會主義不同，便是在此。這便是馬克思實際研究的精神。
我很希望青年諸君須以馬克思的實際研究精神來研究學問，不要單單以馬克思的學說研究而已。如其單單研究其學說，那麼馬克思實際研究的精神完全失卻，不過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了。我很希望青年諸君能以馬克思實際研究的精神研究社會上各種情形，最重要的是現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狀況，不要單單研究馬克思的學理，這是馬克思的精神，這就是馬克思第一種實際研究的精神。
第二，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馬克思所以與別個社會主義者不同，因為他是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凡能實際活動者才可革命，不是在屋中飲茶吸菸，研究其學理，便可了事，這是研究孔子、康德的學問一樣罷了。我們研究他的學說，不能僅僅研究其學說，還須將其學說實際去活動，干社會的革命。我望青年同志們，寧可以少研究點馬克思的學說，不可不多干馬克思革命的運動！青年們尤其是社會主義青年團諸君，鬚髮揮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把馬克思學說當做社會革命的原動力，不要把馬克思學說當做老先生、大少爺、大太、小姐的消遣品。
我今天特講馬克思這兩大精神，請諸君注意。
共產黨在目前勞動運動中應取的態度
在勞動運動進步的社會裡，都曾有勞動黨或類似勞動黨的工人政黨出來擔負指導勞動運動的責任。此時各國共產黨尤其是俄國的共產黨，大部分是覺悟的工人組織的，在黨義上，在事實上，都不愧為最能夠替工人奮鬥的工人政黨。
在中國，從事勞動運動的黨派，象共產黨、無政府黨底勢力都還微弱；其他政黨，只有國民黨對於勞動運動表示同情，而且頗有力量。但是國民黨目前重要工作乃是對於北方封建軍閥之戰爭，實際參加勞動運動的人還是少數又少數。
在這樣世界趨勢及中國勞動運動極幼稚的現狀之下，中國共產黨應該本諸黨義，對於勞動運動，比他黨加倍的努力，自負的努力；同時又應該理解在目前中國勞動運動第一戰線上，與他黨真心做勞動運動者有同一的目的。在同一目的之下，共產黨、無政府黨、國民黨及其他黨派在勞動運動的工作上，應該互相提攜，結成一個聯合戰線（United Front），才免的互相衝突，才能夠指導勞動界作有力的戰鬥。
在這聯合戰線上，共產黨有兩個重大的任務：一是比他黨更要首先挺身出來為勞動階級的利益而奮鬥而犧牲；一是監督他黨不使他們有利用勞動運動而做官而發財的機會。
共產黨黨員自身若有利用勞動運動而做官而發財的行為，或當勞動運動危急時畏縮不前，共產黨便應該立刻驅逐這種的敗類的黨員出黨而毫不顧恤。必如此才算是真的共產黨，不然便是假共產黨。
對於非宗教同盟的懷疑及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的警告
在我個人的信仰，我對於孔教、佛教（大日如來宗及念佛宗）、道教及其他一切鬼神教、陰陽五行教（即九流之陰陽家、是中國最古的宗教，而且還是現在最有力最流行的宗教）、拜物教之疾視，比疾視基督教還要加甚，所以我對於非宗教同盟並非根本反對，但是從社會上群眾運動及生活內容上看起來，不無懷疑之點。
我們現在第一要問的，宗教、非宗教底界說是什麼？若以信神不信神為界說，那便未免過於簡單了；因為信神不過是宗教性之一端，不是宗教性之全體，拿這個做宗教、非宗教底界說，簡直是太不邏輯。若是以一切迷信甚至於以一切信仰都是宗教（我們對於一切學說主義，信仰到極篤的時候，便多少有點宗教性），這個問題便又過於廣泛；試問主張非宗教同盟諸人，是否都對於一切學說主義一概取懷疑的態度而無誠篤的信仰？研究及分析這樣複雜的問題，是大學校研究室之事，若拿他做群眾運動的目標，實在要令人迷惑。群眾運動的目標，還是非基督教同盟可以使群眾得著一個明了正確的觀念。
從社會進化之歷史觀看來，自然有人類理智性日漸發展宗教性尤其是宗教制度及宗教儀式日漸衰微的傾向；然在這進化過程中，我們若不積極的發展理智性，單是消極的掃蕩宗教性，是不是有使吾人生活內容趨於枯燥的缺點（基督教後面挾有國際資本帝國侵略主義的大隱患，又當別論）？這也是我們應該審慎討論的。
我對於一切腐敗的反動派隨著時論攻擊基督教，覺得很可笑；但是對於學生界非基督教運動，卻十分贊同，其理由如下：
（一）因為基督教教義的缺點，如原始罪惡說與上帝全善全能說不相應。
（二）因為使徒之虛偽，當危急時彼得尚三次不認基督，可見復活前無一真信徒。
（三）因為誕生奇蹟及復活均過於非科學。
（四）因為教會尤其是天主教會仍然因襲中世紀的惡風以殘忍態度仇視壓迫異己。
（五）因為教師說教以利害脅人者多，以理性教人者少，絕對迫人信，絕對不許人疑。
（六）因為新舊教在中國都有強大的組織，都挾有國際資本帝國侵掠主義的後援，為中國之大隱患。
（七）因為教會尤其天主教會，仍然在農村袒護吃教的惡徒欺壓良懦。
（八）因為青年會有結托權貴富豪獵人斂錢種種卑劣行為。
（九）因為教會設種種計劃想壟斷中國教育權。
（十）因為教會學校對於非教會學生強迫讀經祈禱及種種不平等的待遇。
以上十事迫我們不得不贊成非基督教的運動；但同時又不得不警告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諸君的是：教會學校辦理雖不完善，而所以能得社會上一部分的同情，是因為教會學校的學生對於社會服務、接近社會及紀律的衛生的訓練這兩點，實在比較中國公私立學校的學生都好得多。中國公私立學校的學生對於社會服務很少注意，學生和社會隔離甚遠，學校門口高懸的「學校重地閒人免進」兩塊虎頭牌，便是學校與社會隔離的一個明白表示；校內的衛生與師友間的禮貌，學生在校外的動作秩序，都充分表現沒有受過紀律的衛生的訓練。教員只知道教書，學生只知道讀書，絕對不知道訓練是教育上第一重要的部分，這是中國公私立學校最可悲觀的缺點。所以我敢警告非基督教的學生，若沒有猛勇的覺悟與改革，在優勝劣敗的原則上，我恐怕不但不能戰勝教會學校，還要讓他的勢力蔓延全中國教育界，此事寧不痛心！
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
（1）現在狀況
A．黨員及黨費
去年（一九二一）開常會時，只有黨員五十餘人，現在黨員人數計上海五十人，長沙三十人，廣東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東九人，鄭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國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國二人，留德國八人，留美國一人，共計一百九十五人；內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
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計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一萬元，整頓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勞動大會一千餘元，其他約二千餘元。
B．政治宣傳
1．關於華盛頓太平洋會議之運動如下：
Ⅰ、譯印第三國際對於太平洋會議宣言（五千份）。
Ⅱ、譯印山川均及堺利彥批評太平洋會議論文（各五千份）。
Ⅲ、印陳獨秀論太平洋會議論文（五千份）。
Ⅳ、印李漢俊批評太平洋會議小冊子（五千份）。
Ⅴ、在上海國民大會散布關於太平洋會議傳單（五千張）。
Ⅵ、在上海工人集會散布關於太平洋會議傳單（五千張）。
（附註）論文及傳單內容，都是解釋侵略的帝國主義會議決無利於弱小〈民〉族。此外各地方都有此項運動，而長沙工人最猛烈，此為黃愛龐人銓被殺原因之一。
2．一九二二年正月一日，上海共產黨全部黨員及中國朝鮮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一百餘人，工人五十人，上午分散「賀年帖」（內載鼓吹共產主義的歌）六萬張於上海市內，下午分散攻擊國際帝國主義及本國軍閥的傳單二萬張於「新世界」等群眾聚會的遊戲場。結果一朝鮮青年因散「賀年帖」在法租界被捕。
3．正月十五日，全國共產黨所在地都開Karl Liebknecht紀念會，由全部黨員出席演說，分散紀念冊五千本；紀念冊內載Karl Liebknecht及盧森堡女士傳及「斯巴達卡司團」宣言。此次紀念會廣州最盛，工人參加遊行者二千餘人。
4．五月五日全國共產黨所在地都開馬克思紀念會，分散馬克思紀念冊二萬本。
5．奉直戰爭後，由中央機關發布《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之主張》的小冊子五千份，主張聯合全國民主派對於北洋軍閥繼續戰爭。
6．中央機關設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書如下：
馬克思全書二種
Communist Manifesto，
Lohn Arbeit und Kapital，
列寧全書五種
Lenin's Life，
Soviet at Work，
討論進行計劃書，
Erfolge und Schwierigkeiten der Sowjetmacht，
共產黨禮拜六，
康民尼斯特叢書五種
共產黨計畫（布哈林），
俄國共產黨黨綱，
國際勞動運動中之重要時事問題，
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
Trosky's From October to Brest Litevisk
（附註）以上書十二種各印三千份。
C．勞動運動
1．上海方面
設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共產黨合法的公開的勞動運動，設分部於北京漢口長沙廣州；本年（一九二二）由書記部召集全國勞動大會於廣州，各省工會代表到會者一百七十三人，由五月一日至五月六日開會六天，發表宣言反對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及本國軍閥，議決明年（一九二三）五月一日由書記部在漢口召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及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全國罷工援助等議案。
書記部在上海發行《勞動周刊》，至四十一期為會審公堂所封禁，發行最多時五千份，前後統計印行十六萬五千張。
英美煙公司罷工，發布傳單二種，各數百張；機器工會開會時，發布傳單一種數百張；印刷工會開會時，發布傳單二種，各數百張；「雙十節」發布傳單三千份，鼓吹工人革命思想；反對太平洋會議傳單三千份；香港海員罷工時，發布傳單五千張；浦東紡紗工人第一次罷工時，代其發宣言二萬份，又代發傳單六百張；郵差罷工時，代發工會章程三百份，又傳單二種各四百張；本年（一九二二）「五一節」發傳單二種，每種二千張；浦東紡紗工人第二次罷工時，共發傳單九次，每次數百張；在楊樹浦小沙渡（上海紡紗工人最多的地方，兩處共有紡紗工十餘萬）向紡紗工人發傳單三千張，勸他們都起來組織工會應援浦東紡紗工人，工人因散傳單被捕者四人；黃龐追悼會發傳單二種，每種一千張；發布《全國勞動大會宣言》五千份；《勞動周刊》被封禁發布傳單三百份；發布《赤色國際工會告中國工友》二千張。
參加罷工六次：
英美煙公司二次
海員一次
郵差一次
浦東紡紗工人二次
有關係之工會五處：
菸草工會
機器工會
印刷工會
紡紗工會
郵務工會
參加工人群眾運動五次：
反對太平洋會議
國民外交大會
本年「五一節」
澳門慘殺華工事件
黃龐追悼會
因罷工運動受官場壓迫三次：
因香港海員罷工書記部通知各省工界發起後援會並運動上海水手應援，李啟漢同志及水手二人被捕拘留數日。
因為浦東紡紗工人罷工散傳單，四人被捕拘留十餘日。
因為參加郵差罷工，李啟漢同志判罪監禁三個月，期滿逐出租界，現在獄中。
2．北京方面
《工人周刊》每期印二千份，大部分銷行北方鐵路工人，今猶繼續刊行。
參加隴海鐵路罷工。
參加京漢鐵路及京綏鐵路工會組織。
設立長辛店鐵路工人學校及俱樂部，唐山鐵路工人圖書館，天津工人補習學校。
3．廣東方面
參加建築工人大罷工，組織廣東建築工會。
參加機器工會改造運動，設立工人學校三所。
香港海員罷工時，全部黨員及青年團團員參加招待及演講，以共產黨名義散傳單三千份。
設立勞動通信社。
援助鹽業工人罷工。
4．漢口方面
參加粵漢鐵路罷工，組織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及學校。
參加組織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
參加人力車夫罷工及組織工會。
參加揚子江鐵廠組織工會。
參加菸草工人罷工及組織工會。
5．長沙方面
因反對太平洋會議鼓吹承認蘇維埃俄羅斯的示威遊行及參加紗廠罷工，青年團團員黃愛龐人銓二人被督軍所殺。
組織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及學校。
組織萍鄉路礦工人俱樂部。
6．浙江方面
組織八十個農村的農民協會反抗地主，被軍警解散，死傷數人。
（2）將來計畫
A．黨務
1．在全國各都會增設支部。
2．多收工人黨員，務求居全數一半以上。
3．厲行中央集權制。
4．嚴查黨員每星期工作成績。
B．政治宣傳
1．多印行對於農民工人兵士宣傳的小冊子。
2．發行《共產黨半月刊》，專討論世界的及本國的政治經濟問題。
3．聯絡全國各革新黨派，作普通選舉制及集會結社出版自由的運動。
4．聯絡各革新黨派，作承認蒙古獨立及承認蘇維埃俄羅斯的運動。
5．聯絡全國工商界，作改正協定關稅制的運動。
C．勞動運動
1．準備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的工作。
2．集中力量組織全國五個大的產業組合：
Ⅰ、全國鐵路總工會
Ⅱ、全國海員總工會
Ⅲ、全國電氣工人總工會
Ⅳ、全國機器工人總會
Ⅴ、全國紡紗工總工會
3．組織三個地方總工會：
Ⅰ、上海總工會
Ⅱ、廣東總工會
Ⅲ、武漢總工會
4．設立四個工會職員講習所：
Ⅰ、北京
Ⅱ、上海
Ⅱ、漢口
Ⅳ、廣州
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
人類社會因治生方法不斷的進步，他們經濟的及政治的組織遂隨之不斷的進步。在這不斷的進步之過程中，保守者與改革者亦即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兩方面，自然免不了不斷的爭鬥；每個爭鬥的結果，後者恆戰勝前者，人類社會是依這樣方式進步的。照前人依據歷史的事實指示我們的：人類社會不斷的進步即不斷的爭鬥中，依治生方法之大變更擴大了他們的生活意識，他們利害相衝突的分子，遂自然形成兩次最大的階級爭鬥，第一次是資產階級對於封建之爭鬥，第二次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之爭鬥。所以人類每一個重要的政治爭鬥，都有階級爭鬥的意義含在裡面。
今日，不但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之爭鬥方在猛烈的進行中，即資產階級對於封建之爭鬥，雖在最進步的國家若德意志若法蘭西也還未曾完全終了。在產業幼稚的東方，除遊牧的民族不計外，即稍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的形式及意識雖然都正在開始發展，而團結力都十分幼稚，因此國家統治權仍舊完全掌握在封建階級之手；最進步的日本，也不過是一個半封建式半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已戰勝封建的歐美資產階級，採用帝國主義，利用產業不發達的亞洲、非洲諸國做他們的殖民地或商場，並且公然的或陰謀的運用他們政治及經濟勢力，鉗制殖民地及商場之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都沒有自由發展的機會，這是非、亞兩洲被壓迫的民族之普遍的痛苦。
在這種世界政治的經濟的狀況之下的中國，他也是被壓迫的民族之一，他的政治及經濟是自然要受環境支配的。
中國經濟的狀況，可分為下列三種：（一）是內地鄉村的家庭農業，（二）是各城市的手工工業，（三）是沿江沿海近代資本主義式的工商業；因為受了列強在中國所行帝國主義的侵略，及本國軍閥的擾亂，農民被物價騰貴驅迫到都市去找工作，手工工業漸為外國機器製造品所毀滅，新興的工商業沒有保護關稅及運輸便利，也不能夠發展起來和外資競爭。
中國政治的狀況，也可分為下列三種：（一）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東交民巷公使團簡直是中國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財政權不操諸財政總長之手而操諸客卿總稅務司之手，領事裁判權及駐屯軍橫行於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幣流通於全國，海關、郵政及大部分鐵路管理權操諸外人之手，這些政治狀況都是半殖民地的狀況，不能算是獨立的國家；（二）是國內軍閥的擾亂，帝制倒了，帝制遺下來的軍閥卻未曾倒，大小軍閥把持中央及地方之政權、財權，使全國中法律無效，輿論無效，財政紊亂而國家瀕於破產，又以軍閥互斗之故，戰禍遍於全國，金融恐慌，運輸停滯，工商業莫由發展；（三）是政黨之萎弱，幼稚的中國無產階級，眼前還沒有代表他的政黨出現，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也很萎弱，這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還沒有強壯的表征。孤軍奮鬥的國民黨，雖然有民主革命的歷史，但黨員太少，還沒有支配全國政治來代替軍閥的力量。至其餘的黨派，都不過湊合數百個或數十個利害相同的官僚議員，依附軍閥來謀一官半職，我們不敢妄說他們是有主義政策的政黨。
以上所列中國經濟的及政治的現狀，凡是誠實不肯自欺欺人的人，都應該承認實是如此。
這樣的經濟及政治狀況，遂使中國的階級爭鬥不得不分為兩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資產階級對於封建軍閥之民主主義的爭鬥，第二段是新起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之社會主義的爭鬥。因為中國勞苦群眾的潛勢力，雖然是無限的偉大，但是他們階級的形式及知識方在萌芽時代，所以他們所表現的，只是組織工會和罷工運動，可以說純粹為他們自己階級的政治爭鬥時期還未成熟。資產階級的政治爭鬥，已經由辛亥革命運動愛國運動及護法運動表示他們的意志了。所以第一段爭鬥，是中國人對於現在的政治問題上至急切要的工作，一切勞苦群眾也都應該加入，因為這第一段民主主義的爭鬥，乃是對內完全傾覆封建軍閥得著和平與自由，對外促成中國真正的獨立；這種和平、自由與獨立，不但能給中國資產階級以充分發展的機會，而且在產業不發達的國家，也只有這種和平、自由與獨立，是解放無產階級使他們由幼稚而到強壯的唯一道路。
因此，在中國政治的經濟的現狀之下，這第一段民主主義的爭鬥，應該以下列諸項原則為最重要的標的：
（一）傾覆軍閥及賣國黨，尤其首先要懲創勾結賣國黨或希圖割據的軍閥，以實現國內和平與本部統一。
（二）廢止協定關稅制，取消列強在華各種治外特權，清償鐵路借款收回管理權，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一切侵略，使中國成為真正獨立的國家。
（三）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絕對的自由權，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壓迫罷工的刑律。
（四）定保護農民工人的各種法律。
用如何方法達到上列各項標的，乃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真的民主政治的標的，固然不是在維持現狀之下，利用敵人勢力鼠竊狗偷可以達到，也不是小勢的革命派可以做成的；因為一切國家都必然建設在權力之上，封建的國家建設在軍閥權力之上，民主的國家建設在人民權力之上，半封建半民主的國家建設在軍閥和人民兩種權力之上，殖民地的國家建設在母國權力之上，無權力則無國家無政治之可言，只有力乃能代替力，這種自然法則之支配，又是我們所不能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明白若是人民的權力不能代替軍閥的權力，軍閥政治是不會倒的，民主政治是不會成功的。人民的權力，必須集合在各種人民的組織里才可以表現出來，直接具體表現到政治上的只是政黨。政治的隆污是人民休戚之最大關鍵，政黨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主張人民不干涉政治是發昏，主張干涉政治而不主張組織政黨，更是發昏之發昏。要實現政黨政治來代替武人政治，亦即是以人民權力來代替軍閥權力，非有黨員居全國人口百分之一強大的民主黨二個以上不可；因為有這麼多的黨員，才可以支配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才可以支配全國各級議會的選舉，才可以實施刷新政治的各項政策，才可以制裁武人，才可實現政黨政治來代替武人政治。這件事若辦不到，政黨政治是不會成功的，民主主義是不會實現的，軍閥政治是不會倒的，軍閥政治不倒，他們各霸一方把持財政，法律無效，輿論無效，戰亂蔓延，工商凋敝，教育廢弛等現狀，是要繼續下去的；此等現狀繼續下去，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是要日甚一日的，是要由現在半殖民地狀況更變到完全殖民地狀況的。
我們知道民主主義的爭鬥僅是第一段爭鬥，不是人數〔類〕最後的爭鬥；我們更知道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之下的政黨政治是必然包涵許多腐敗與罪惡的。但是我們要知道在人類階級爭鬥亦即社會進步的過程上看起來，在中國政治的及經濟的現狀上看起來，我們勢不得不希望代替更腐敗更罪惡的軍閥政治之民主的政黨政治能夠成功。
現在有一派人主張聯省自治為解決時局的辦法，這種主張是未曾研究中國政治糾紛之根源在那裡。中國政治糾紛之根源，是因為封建式的大小軍閥各霸一方，把持兵權、財權、政權，法律輿論都歸無效，實業、教育一概停頓，並不是因為中央權大地方權小的問題。此時全國兵馬財政大權都操在各省督軍總司令手裡，連國有的鐵路、鹽稅他們都要瓜分了，若再要擴大地方權，不知還要擴大到什麼地步？說到地方自治自然是民主政治的原則，我們本不反對，但是要曉得地方自治是重在城鎮鄉的自治，地方自治團體擴大到中國各省這樣大的範圍，已經不是簡單的地方自治問題，乃是採用聯邦制，屬於國家組織問題了。
聯邦制若建設在人民經濟狀況不同及語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到也無可非難。奈中國的狀況決不是這樣，他們的聯省論，完全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欲望上面，決不是建設在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上面，所以他們這種主張，在人民政治能力的事實上，無人敢說這樣大的自治權馬上就能夠歸到人民手裡，不過聯省自治其名，聯督割據其實，不啻明目張胆提倡武人割據，替武人割據的現狀加上一層憲法保障。武人割據是中國唯一的亂源，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欲望上面之聯省論，與其說是解決時局，不如說是增長亂源。增長亂源的政治主張，我希望愛國君子要慎重一點。
所以我主張解決現在的中國政治問題，只有集中全國民主主義的分子組織強大的政黨，對內傾覆封建的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對外反抗國際帝國主義，使中國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這才是目前扶危定亂的唯一方法。
《獨秀文存》自序
亞東主人將我近幾年來所做的文章印行了。我這幾十篇文章，原沒有什麼文學的價值，也沒有古人所謂著書傳世的價值。但是如今出版界的意思，只要於讀者有點益處，有印行的價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傳世的作品；著書人的意思，只要有點心得或有點意見貢獻於現社會，便可以印行；至於著書傳世藏之名山以待後人這種昏亂思想，漸漸變成過去的笑話了。我這幾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學的作品，而且沒有什麼有系統的論證，不過直述我的種種直覺罷了；但都是我的直覺，把我自己心裡要說的話痛痛快快的說將出來，不曾剿襲人家的說話，也沒有無病而呻的說話，在這一點，或者有出版的價值。在這幾十篇文章中，有許多不同的論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學是社會思想變遷底產物，在這一點，也或者有出版的價值。既有出版的價值，便應該出版，便不必說什麼「徒災梨棗」等客套話。
聯省自治與中國政象
我對於聯省自治即聯邦這個制度的本身，本來不反對；但是我以為任何國家若採用這個制度，最圓滿的理由是建設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經濟狀況不同之上，其次是建設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語言、宗教不同之上，至少也必須建設在人民之自治的要求與能力擴大之上，這種合乎民治主義的進步制度，決不是武人割據的退步制度可以冒牌的。
中國政象紛亂的源泉，正是中外人所同惡的「督軍政治」。大小軍閥各霸一方，全國兵馬財政大權都操在各省督軍總司令手裡，中央政府的命令等於廢紙，省長是督軍的附屬品，省議會是他們的留聲機器，法律輿論都隨著他們的槍柄俯仰轉移，因此中央財政枯竭，以內外債及中央政費無法應付之故，國家瀕於破產；又以大小軍閥在省外省內互爭雄長之故，戰禍蔓延，教育停頓，金融恐慌，百業凋敝，繼此以往，國力民力日益削弱，必然要至滅亡的地步。
我根據以上的理論與事實，我斷然不敢承認聯省自治，能夠解決現在的中國政治問題。
中國本部人民的經濟狀況，都在由農業及手工業漸進到工廠工業時代，南北大致不甚相遠；本部語言發音雖微有不同，而文字及語言構造則完全相同；宗教雖有佛、道、耶、回之分，而無分部聚居之事；至於說人民之自治的要求與能力已經擴大到聯省自治的程度，除造謠外別無事實可以證明；在上列的事實基礎上而提倡聯省自治，簡直可以說是無病而呻。
近來的聯省自治論，非發生於人民的要求，乃發起於湖南、廣東、雲南等省的軍閥首領。這個事實，我想無人能夠否認。這種無病而呻的聯省自治論，在這班軍閥首領自然是有病而呻；所以我敢說現時的聯省論，隱然以事實上不能不承認已成的勢力為最大理由，是完全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欲望上面，決非建設在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上面。武人割據是中國政象紛亂的源泉，建設在武人割據的欲望上面之聯省論，不過冒用聯省自治的招牌，實行「分省割據」、「聯督割據」罷了。而且國內政論家若以苟且的心理，以為事實上不能不承認這種已成的勢力，遂輕假以自治之名，則希圖割據的武人得了時論的援助，人奮其私，師旅團長都可以效督軍總司令之所為，假自治之名，行割據之實，一省之內又復造成無數小酋長的局面，更陷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這時諸君又將以他們「不能立時放棄自治」為理由，以為事實上不能不承認他們已成的勢力，來主張「聯道自治」、「聯縣自治」嗎？
聯省制即聯邦制的理想，固然是我們所不反對的，自治更是我們所贊成的，但是我以為我們人民的政治能力，才發達到都市自治的程度，若說已能勉強運用省自治制，此則為常識所不許；不能而強欲其能，至不惜以武人割據冒居其名，其結果，上不能集權於政府，下不能分權於人民，徒使軍閥橫梗其間，統一與民權兩受其害，因為人民真能運用自治制度的聯邦，未必定有害於統一，而武人割據的聯省自治卻去統一太遠了。
最近的《努力周報》上，有胡適之先生和陳達材先生兩篇贊成聯省自治的文章，我現在略寫點不同的意見如下：
適之先生說：「我們總不懂孫吳二氏怎樣能抹殺省的一級，我們至今不解國中研究政治事實的人，何以能希望不先解決省的問題，而能收軍權於國，何以能希望不先許省自治而能使縣自治！」我請問適之先生：怎見得不贊成聯省自治便是抹殺省的一級？不能收軍權於國，如何能夠解決省的問題（即以安徽為例，不能除張馬等人軍權，有何方法可以解決省內各問題）？據何理由縣自治必須建設在省自治的基礎上面？
適之先生說：「試問國憲制定頒布之後，各省就能拱手把兵權奉給中央了嗎？那些已行自治的各省，如湖南，如廣東，就可以自行取消他們的自治制度了嗎？那些正在經營自治的各省如雲南，如四川，就可以立時放棄自治了嗎？」我今正告適之先生：中國此時還正在政治戰爭時代，不是從容立法時代，我們並不像一般書呆子迷信憲法本身有扶危定亂的神秘力，我以為此時一部憲法還不及一張龍虎山的天師符可以號召群眾。先生稱許湖南、廣東是已行自治的省，雲南、四川是正在經營自治的省，原來時賢所主張的聯省自治即聯邦制就是這樣，我們知道了。我們誠惶誠恐這種進步的政治組織，關外胡帥也會採用。自治！自治！天下罪惡將假汝名以行！
適之先生說：「只是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軍權的代價。」我要問：先生所謂已行自治的省和正在經營自治的省，都是軍閥用兵力取得的，他們肯以軍權換省自治嗎？他們果真是為了省自治才擁兵割據嗎？他們寧肯拋棄軍權不肯拋棄省自治嗎？先生這種公平交易的估價，恐怕軍閥聽了要大笑不已。
適之先生既已稱許明明是割據的軍閥為已行自治或正在經營自治，為何又說：「只有聯邦式的統一可以打破現在的割據局面」？
適之先生力說：只有公開的各省代表會議可以解決時局，勝於武力統一；我們知道前此上海和會，費了許多時間及金錢，各代表各政客鬧了無窮的笑話，結果還是吳佩孚兩次放了幾天炮，才解決了他們不能解決的問題。
陳達材先生主張聯邦制的理由有二：（一）是因為交通不便，（二）是因為人民組織能力薄弱。我以為交通不便不是個永久不變的現象；他以為交通不便，各省人民不能在政治上表現他們的意志感情，例如任免雲南省長，須聽命於數千里外之北京政府，他們的意志感情怎麼能影響北京政府？我要問：適之先生所謂正在經營自治的雲南省長唐繼堯，已行自治的廣東省長陳席儒，是不是足以表現雲南人和廣東人的意志感情？人民組織能力薄弱，不能監督政治，誠如陳達材先生所云。正為如此，我們應該覺悟在人民沒有運用省自治制這大能力的時期，斷然不宜妄行採用聯省自治即聯邦制，因為採用聯省自治制而省民的政治能力不能運用，此時省政府，下無人民監督，上又無中央制裁，則軍閥割據暴吏橫行的現象其何能免！
陳達材先生又以為在國民無政治能力狀態之下，欲求政治進步，必先做到下列三個條件：（一）是政府權力的分散，（二）是政治飯碗支配權的分散，（三）是軍人與政爭之分離；這三個條件，與聯邦制實完全適合。我要請問：照現在的政象，不知道政府權力還要更分散到什麼程度，陳達材先生才覺得痛快？此時中國政權是集中在一個中央政府嗎？人民分途監督省政府的效力在那裡？中央政府還有政治飯碗的支配權嗎？各省在鄰省在省內，因為地盤飯碗的自由競爭連年開槍放炮，像陝西、四川、湖南、雲南、貴州老百姓所受地方分權致啟爭端的厚賜，陳達材先生全然不知道嗎？中國政治飯碗總只有這樣大，無論支配權如何分散，同是供不能應求，解決這個問題是在開發實業，不是飯碗支配權的分合問題。此時中國政治的實質，已經是聯邦而非單一制，中央政府的權力，比世界上任何聯邦政府的權力還小，軍人與政爭分離了沒有？
我常說，中國已經是無政府狀態，不必再鼓吹無政府主義了；中國的政象已經是超聯邦以上的地方專權，不用再鼓吹什麼聯省聯邦制了；我以為任何好名詞好主義好制度，而不為社會實際生活所需要，必不足以救濟社會的病痛；拿聯省自治來救濟中國，簡直是藥不對症，不但不能減少病痛而且還要增加病痛，因為中國此時的病症，是武人割據不是中央專權，省民政治能力不能接受省自治權而採用聯省自治制度，除增加武人割據的擾亂以外，必無其他好的結果。所以我們主張救濟中國，首在剷除這種割據的惡勢力，斷然不可懷苟且的心理，以為他是已成的勢力，來承認他助長他。剷除這種惡勢力的方法，是集中全國愛國家而不為私利私圖的有力分子，統率新興的大群眾，用革命的手段，剷除各方面的惡勢力，統一軍權政權，建設一個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這樣政府實現了，才有政治可言，才有從容制憲的餘地，中央權與地方權如何分配方為適當，自然是這時候憲法中一個重要的問題；若在現時群雄割據的擾亂中，鼓吹聯省自治，上有害於國家統一，下無益於民權發展，徒以資橫梗中間的武人用為永遠鞏固割據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連向中央請願這條可憐的路都斷了。所以我對於這種政治主張，期期以為不可，敢我敬愛的朋友們垂泣而道之。
本報宣言
——《嚮導》發刊詞
現在最大多數中國人民所要的是什麼？我們敢說是要統一與和平。為什麼要和平？因為和平的反面就是戰亂，全國因連年戰亂的緣故，學生不能求學，工業家漸漸減少了製造品的銷路，商人不能安心做買賣，工人農民感受物價昂貴及失業的痛苦，兵士無故喪失了無數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為什麼要統一？因為在軍閥割據互爭地盤互爭雄長互相猜忌的現狀之下，戰亂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將軍權統一政權統一，構成一個力量能夠統一全國的中央政府，然後國內和平才能夠實現，所以大家都要統一。我們敢說：為了要和平要統一而推倒為和平統一障礙的軍閥，乃是中國最大多數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設在最大多數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沒有不崩壞的。
所謂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憲政治，是怎樣發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麼呢？老老實實的簡單說來，只是市民對於國家所要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這幾項自由權利，所以有人說，憲法就是國家給予人民權利的證書，所謂權利，最重要的就是這幾項自由。所以世界各種民族，一到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這幾項自由，也就立刻發生民主立憲的運動，這是政治進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國家可以說沒有一個例外。十餘年來的中國，產業也開始發達了，人口也漸漸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鐵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學生，若新聞記者，若著作家，若工商業家，若政黨，對於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這幾項自由，已經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名義之下，國家若不給人民以這幾項自由，依政治進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須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為這幾項自由是我們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可是現在的狀況，我們的自由，不但在事實上為軍閥剝奪淨盡，而且在法律上為袁世凱私造的治安警察條例所束縛，所以我們一般國民，尤其是全國市民，對於這幾項生活必需的自由，斷然要有誓死必爭的決心。「不自由毋寧死」這句話，只有感覺到這幾項自由的確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義。
現在的中國，軍閥的內亂固然是和平統一與自由之最大的障礙，而國際帝國主義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更是鉗制我們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展的惡魔。北京東交民巷公使團簡直是中國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財政權不操諸財政總長之手，而操諸客卿總稅務司之手；領事裁判權及駐屯軍橫行於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幣流通於全國；海關郵政及大部分鐵路管理權，都操諸外人之手；銀行團及各種企業家，一齊勾串國內的賣國黨，儘量吸收中國的經濟生命如鐵路礦山和最廉價的工業原料等；利用欺騙中國人的協定關稅制度，鉗制中國的製造業不能與廉價的外貨競爭，使外貨獨占中國市場，使中國手工業日漸毀滅，中國為使永〔使中國永為〕消費國家，使他們的企業家儘量吸收中國的現金和原料，以滿足他們無窮的掠奪欲；在這樣國際帝國主義政治的經濟的侵略之下的中國，在名義上雖然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在實質上幾乎是列強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華民族為被壓迫的民族自衛計，勢不得不起來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努力把中國造成一個完全的真正獨立的國家。
現在，本報同人依據以上全國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經濟的事實所要求，謹以統一、和平、自由、獨立四個標語呼號於國民之前！
造 國 論
以真正國民軍 創造真正民國
我們中國此時在名義上雖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在實質上，比南洋馬來群島酋長割據的英、荷殖民地高明不多，那裡算得是一個獨立的國！在經濟方面：國家重要的權利大部分抵押給外國了，外國貨充滿了全國，全中國人都是外國生產國家的消費者，全國金融大權都直接或間接操諸外人之手。在政治方面：大小酋長分據了中央及地方，這班大小酋長之發號施令又惟公使團之意旨是從。南洋英屬、荷屬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狀況完全是這樣，如何能算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在這樣殖民地狀況之下，有何國會可言！有何法統可言！有何憲法可言！有何政治可言！所以我們以為中國還在「造國」時代，還在政治戰爭時代，什麼恢復法統，什麼速制憲法，什麼地方分權，什麼整理財政，什麼澄清選舉，對於時局真正的要求，不是文不對題，便是隔靴搔癢。時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戰爭的手段創造一個真正獨立的中華民國。
這個問題倘然決定了，接著第二個問題就是用什麼方法來造國？
我們的答案是：組織真正的國民軍，創造真正的中華民國。
這個國民軍，是應該由全國被壓迫的各階級愛國者而不為私利私圖的有力分子集合起來號召全國各階級覺悟的大群眾組織而成。在這創造國家的大事業中，自然少不得許多有力的領袖，但英雄時代、賢人政治時代都快過去了，這種新勢力若不建立在大群眾的需要與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難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軍閥。在中國的產業狀況看來，這種大群眾決不是那一個階級的群眾在短期內能夠壯大到單獨創造國家的程度。商人說，在商言商不與聞政治，教育家主張不談政治，至今沒有一個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發生，這都是中國資產階級沒有壯大的表征；在私產制度之下，資產階級未壯大，無產階級也自然不能壯大；因此，我們敢說，中國產業之發達還沒有到使階級壯大而顯然分裂的程度，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尚未成熟，只有兩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時期是已經成熟了，這個時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餘年來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呼聲可以證明的。
各階級大群眾聯合的國民軍如果成立了，國民的革命如果成功了，壓迫我們的內外惡勢力如果解除了，民主的全國（指中國本部而言）統一政府如果實現了，這時候才有憲法才有政治之可言，這時候中華民國政治上的創造才算成功，而真正的中華民國還只創造了一半，其他一半，乃是中華民國經濟上的創造；因為民國必須建設在最大多數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經濟的生活為最切要，經濟的生活不進步，所謂人民的幸福，仍只是一句空話。
用什麼方法來創造經濟？我們的答案是：採用國家社會主義，由中央或地方（省及市）政府創造大的工業、商業、農業，一直到私產自然消滅而後已。
照中國社會的現狀，要開發實業，只有私人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這兩條道路。用私人資本主義開發實業，在理論上我們不能贊成，因為他在歐、美、日本所造成的罪惡已是不能掩飾的了；在事實上，以中國資產階級幼稚的現狀，斷然不能在短期間發展到能夠應付中國急於開發實業的需要，而且在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國內軍閥的擾亂未解除以前，中國的資產階級很難得著發展的機會，到了國民革命能夠解除國外的侵略和國內的擾亂以後，無產階級所盡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過資產階級，以現在無產階級的革命傾向大過資產階級便可以推知，那時資產階級決難堅持獨厚於自己階級的經濟制度，所以我們敢說，採用國家社會主義來開發實業，是國民革命成功後不能免的境界。
政治的創造及經濟的創造都能成功，那時國民軍創造真正中華民國的工作才算完結。
總括起來說，我們造國的程敘〔序〕是： 第一步組織國民軍； 第二步以國民革命解除國內國外的一切壓迫； 第三步建設民主的全國統一政府； 第四步採用國家社會主義開發實業。
國民黨是什麼
凡研究一個黨派的內容是什麼，必須將他的黨綱和黨員分子分析一下，才能夠明白。要明白中國國民黨是什麼，也須用這個方法。
從中國國民黨的黨綱說起來，他起源於同盟會；同盟會的誓約中，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四句話，這就是從同盟會，一直到現在的中國國民黨所始終主張的三民主義。第一、二句是民族主義，第三句是民權主義，第四句是民生主義，這三民主義，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黨綱之骨幹。我曾親聽過孫中山先生演講三民主義，大意是說：滿洲皇室雖然推倒了，而中華民族備受列強的壓迫，民族主義仍有提倡的必要；民權是指選舉權、複決權、罷官權、創製權等直接民權；民生主義，於平均地權以外，更加上土地國有，機器國有，少者歸國家教育，老者歸國家贍養等主張，這可以說是國民黨民生主義最近的解釋。
從中國國民黨員分子說起來，知識者（舊時所謂士大夫，現在的職業是議員、律師、新聞記者、教員、官吏、軍人等）居半數以上，華僑及廣東工人約居十之二三，小資本家約十之一，無職業者約十之一。
照以上兩點分析研究的結果，再參看他十幾年來革命的歷史，我可以說中國國民黨是一個代表國民運動的革命黨，不是代表那一個階級的政黨；因為他的黨綱所要求乃是國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個階級的特殊利益；黨員的分子中，代表資產階級的知識者和無產階級的工人幾乎勢均力敵。
中國國民黨何以成功了這樣一個複雜的團體，此事決非偶然，因為有兩個重大的原因：（一）是國內產業發達的程度，尚未到階級反抗顯然分裂的時期，因此代表一階級的政黨自然不易發達；（二）是國人思想進步落後，至今尚在封建時代，而外來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同時輸入，思想界頓呈複雜的狀況，中國國民黨正是這種複雜狀況具體的表現。我希望國民黨黨員和他黨黨員，贊成國民黨和反對國民黨或批評國民黨的人，都不可忽視了這一點。
英國帝國主義者所謂退回威海衛！
自國際帝國主義者在華盛頓會議決定協同侵略的門戶開放政策之後，日本帝國主義有所謂退回青島，英國帝國主義者有所謂退回威海衛之舉。
退回青島的結果如何？除日本帝國主義者估定那中國人民無力贖回的價格之外；青島的礦業經營名為中日各投半資合辦，實際將全落日人之手；青島的管理，照日美帝國主義的爪牙王正廷所頒布的青島市政條例看來，完全為國際共管！而英美帝國主義在華的顧問和機關報，不是天天吹華盛頓會議怎樣有利於中國，便是說青島從前在德日人手裡怎樣弄成了近代的模範都市，中國是否有承繼這種偉業而不使之腐敗，以辜負列強之盛意的程度……等等敲詐的鬼話，這些話的用意，就是要完成青島的國際共管。
現在又看英國帝國主義所謂退回威海衛是怎樣一回事呢？他要求將威海衛開放為他們的自由貿易港，他提出的三個條件（一說有五條）是：
（一）英國在威海衛原有軍港不能廢除，當作為夏季英人避暑之地。
（二）中國派警察保衛威海衛，其警士須素與英人有好感情及有經驗者。
（三）中國如在威海衛境修築鐵路，須由英人首先投資。
此外，且申言英國不願受不名譽的中國軍警之保護，並說為防威海衛之「衰落」與「消滅」計，須任外人參預市政。這就是英國帝國主義者所謂退回威海衛！
請看國際帝國主義怎樣宰制中東路
九月廿七日《中華新報》載：據日人方面喧傳，駐華英美兩國公使，對於中東路之管理方法，業經議定五項如下：（一）根據一九二○年之條約，尊重中國之管理權，勸告中國自動的整頓該路，以防日人之干涉；（二）對於沿線之土匪，希望中國組織特別警備隊備之；（三）根據華盛頓會議之決議，要求關係各國共同援助；（四）廢止海參威之管理委員會，縮小哈爾濱之該技術部之權限；（五）中俄會議對於中東鐵路問題，不宜干涉。
國人試看英美帝國主義怎樣「根據華會決議」掠奪中東路的，怎樣蔑視中國的主權，他們竟說得出口，不准中俄會議「干涉」中東路；新愛〔賣〕國賊外交系對於他們主人的這項訓令，一定奉命惟謹，不敢違背的。所以他們天天抬出外蒙問題以塞國人耳目。而把中東路問題拋在九霄雲外。被蒙蔽的國人呵，你們須知在政治和經濟關係上，中東路問題之重要十倍於蒙古咧！
中國共產黨對於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
世界經濟狀況已指示世界無產階級在對於世界資產階級共同作戰之中，分出三種策略：（一）歐美資產階級已於一世紀半以前完成了他們推倒封建階級的使命，實現了他們階級的政治，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之經濟條件也發達到急切推倒資產階級而自己取得政權之可能與需要；（二）日本資產階級只發達到脫離了外國帝國主義者之羈絆而與本國之貴族軍閥平分政權的程度，因此日本政治成了一種半封建主義半資本主義之現象，目前日本的無產階級仍有推進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作戰之需要，而且他們的勢力已集中，已有與封建階級作戰之可能；（三）東方諸經濟落後國如印度、中國等，都在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及本國封建階級的勢力勾結支配之下，不但無產階級沒有壯大，即資產階級亦尚未發達到勢力集中，對於封建階級及帝國主義者有自己階級的爭鬥之覺悟與可能，因此他們每每有依賴貴族軍閥或帝國主義者而生存的傾向，此等國家的無產階級，在為自己階級的利益奮鬥以外，仍應採用各種政策，促進那渙散而懦弱的資產階級在他們能夠與封建階級及帝國主義者爭鬥範圍以內的經濟勢力集中及發展，使他們的經濟地位自然喚醒他們了解有與無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打倒兩階級的公敵——本國的封建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之客觀的需要與可能；這種聯合戰線之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而幼稚的無產階級只有在此聯合戰線才能實行爭鬥，不僅僅是一個主張，亦只有在此聯合戰線之複雜的爭鬥過程中，才能夠使自己階級獨立爭鬥的力量之發展增加速度。
共產國際第三次第四次大會，依據世界經濟狀況發達的程度，為東方的無產階級指示出目前爭鬥所需要的兩個策略，即民主的聯合戰線及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
中國無產階級的目前爭鬥，應該以這兩個策略為不可離的根本原則，應用在各種實際問題，以消除為中國民族發展的兩大障礙物——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
「政治問題」
A．統一與分治問題：武人倚靠外力割據紛爭的現狀，為資產階級勢力及勞動運動得集中之大障礙，吾人應該反對軍閥的分治主張，而贊成資產階級的國民統一運動，並促進代表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互相結合，而極力反對其互相分裂或反與軍閥合作；然在國民統一運動未能集中時，若有由一地方人民奮起反對一地方軍閥統治的自治運動，及不壓迫勞動運動不依賴帝國主義者之民主的省政府，則吾人亦宜贊助之，以消滅一部分軍閥勢力及減少一部分帝國主義者之侵略。
B．對於國民黨問題：國民黨雖然有許多缺點與錯誤，然終為中國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聯合戰線中重要分子，在國民黨為民主政治及統一政策爭鬥時期，無產階級不但要和他們合作參加此爭鬥，而且要在國民黨中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及為工人階級利益與自由的口號，以擴大其爭鬥，更要向國民黨中工人分子宣傳促進他們階級的覺悟，使他們了解國民黨終非為無產階級利益爭鬥的政黨。若國民黨與最反動的黑暗勢力（如張作霖，段祺瑞，曹錕等）攜手或與帝國主義者妥協時吾人即宜反對之絕不容顧忌。總之，我們共產黨在任何問題的爭鬥中及與任何黨派聯合運動中，總要時刻顯示我們的真面目於群眾之前，更不可混亂了我們的獨立組織於聯合戰線之中。
C．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以工人農人及小資產階級革命的黨派或分子為主力軍，向一切帝國主義者加以攻擊；同時亦可聯合半民族運動的黨派，向一派帝國主義者作戰（例如資產階級反對日本時）。
D．國會問題：現有國會已經過十年，無論民八民六均未能代表民意，吾人主張用普通選舉法選舉而不為軍閥勢力所支配的新國會，同時亦必須改組一新政府，而對於現有的國會及政府，亦仍要作勞工立法及承認蘇維埃俄羅斯之運動。
E．對俄外交：俄國為現時世界上唯一拋棄帝國主義的國家，所以中國對俄交涉如通商，中東鐵路，松花江航權，庚子賠款，蒙古等問題，吾人應主張即速與俄羅斯直接開始談判，絕對不容第三國之干涉或參加。
F．蒙古問題：在國家組織之原則上，凡經濟狀況不同民族歷史不同言語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採用自由聯邦制，很難適用單一國之政制；在中國政象之事實上，我們更應該尊重民族自決的精神，不應該強制經濟狀況不同民族歷史不同言語不同之人民和我們同受帝國主義侵略及軍閥統治的痛苦；因此我們不但應該消極的承認蒙古獨立，並且應該積極的幫助他們推倒王公及上級喇嘛之特權，創造他們經濟的及文化的基礎，達到蒙古人民真正獨立自治之客觀的可能。
「勞動運動」
共產黨是工人的政黨，他的基礎應該完全建築在工人階級上面，他的力量應該集中在工人宣傳及組織上面。中國的工人運動，已有由地方的組織進到全國的組織之傾向，由經濟的爭鬥進到政治的爭鬥之傾向，中國共產黨的勞動運動，除普通運動（如減時加薪，勞動立法等）外，應利導此傾向依次進行下列具體的計劃，以增加其實際的戰鬥力：
A．有系統的巡迴政治宣傳，此項宣傳務使工人階級由被動的改良的單純經濟的運動，進到自動的革命的經濟與政治不分離的運動。
B．工廠委員會之運動：單是工會運動，工人的勢力終於站在生產機關的外面，其運動之基礎恆不鞏固；惟有實現工廠委員會之制度，廓清工頭，包工及一切居間人之障礙，才能使工人的勢力達到生產機關以內。
C．組織全國鐵路總工會及礦工總工會：中國工人階級只有鐵路工人，海員，礦工為三個有力的分子，海員已有全國的組織，鐵路工人及礦工經數次大罷工，亦有全國的組織之可能。
D．組織鐵路工礦工海員三角同盟：在一個大規模的全國勞動總聯合中，尤其在工人組織幼稚的國里，若是沒有幾個大的有力工會為中堅，是不容易團結及持久的，所以在未組織全國工會總聯合以前，必須努力先成此三個產業聯合的三角同盟。
E．為鞏固及強大勞動階級之戰鬥力計，應該提出「全國勞動運動統一」的口號，應該極力指斥無政府工團派以「獨立」、「自治」等名詞使勞動階級之組織及運動分裂的陰謀；因此，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一九二二〔三〕年五月一日），首先要提出「全國勞動運動統一」的議案及議定關係全國勞動階級利害的各種共同工作，並組織全國工會總聯合會之中央機關，籌畫及指揮實施勞動階級聯合戰線上各項統一的策略，以防歐美資本進攻之餘波或及於中國。
「農民問題」
無產階級在東方諸經濟落後國的運動，若不得貧農群眾的協助，很難成就革命的工作。
農業是中國國民經濟之基礎，農民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為居農民中半數之無地的佃農；此種人數超過一萬二千萬被數層壓迫的勞苦大群眾（專指佃農），自然是工人階級最有力的友軍，為中國共產黨所不應忽視的。中國共產黨若離開了農民，便很難成功一個大的群眾黨。
中國一般農民之痛苦如下諸端：
（一）外貨輸入之結果，一般物價增高率遠過於農產物價格增高率，因此自耕農民多賣卻其耕地降為佃農，佃農則降為僱工，或流為兵匪；此事實造成了兩個結果：一是貧農仇恨外國勢力之侵入，一是兵匪充斥供給軍閥不斷的源泉。
（二）水旱災荒使各種農民一律受苦。
（三）兵亂及災荒使農民大為遷徙，其遷徙所至之地方遂至佃農僱工均供過於求，因同業間競爭，地主及僱主所要求的條件日加苛酷。
（四）因以上三種之結果，農民食用不足，遂不得不受高利盤剝之痛苦，此項痛苦以無地之佃農為最甚。
欲解除此等痛苦，應採用下列政策：
（A）限田運動，限制私人地權在若干畝以內，以此等大地主中等地主限外之地改歸耕種該地之佃農所有。
（B）組織農民消費協社，中國農民間有合資向城市購物之習慣，應就此習慣擴大為消費協社。
（C）組織農民借貸機關，中國農村向有宗祠，神社，備荒等公款，應利用此等公款及富農合資組織利息極低的借貸機關。
（D）限制租額運動，應在各農村組織佃農協會，每年應繳納地主之額租，由協會按收成豐歉議定之。
（E）開墾荒地，應要求政府在地稅中支用款項，供給過剩之貧農開墾官荒。
（F）改良水利，應支用國幣或地方經費修理或開拖河道，最急要者如黃河、淮河等。此等河道之開浚，不但與農民有迫切的利害關係，而且在工商業之運輸上亦有絕大的影響。
離間中俄感情之宣傳
最近幾個月內，中國幾家資產階級的報紙，算是做了不少反對蘇俄的宣傳；這些宣傳都是直接間接受外國帝國主義宣傳員之支配的。有一些報紙論到「國際共管」的消息，便說中國自己弄到這樣糟，外人為保護僑民的生命財產計，已忍無可忍，怪不得他們有這種主張。對於誠心要與中國人民友善的蘇俄，並不說中國軍閥縱容白黨擾亂蘇俄和中東路，怪不得蘇俄要說閒話；反張大其辭說蘇俄侵略。最近中國報紙，替外國人傳達關於蘇俄謠言，也算不少。京滬各報甚至登載一篇《蘇俄共產黨最近之宣言》；內容是說蘇俄不交還蒙古和武力對付滿洲；我們一看便知道是假的。這又不知道是那個侵略家造的謠。或者是日本要奪取中東路，先造些謠言做藉口的資料罷。但是中國報紙毫無鑑別能力，未免專供人利用。
我們！中國共產主義者！很知道俄國共產黨是怎麼一回事，由俄國共產黨掌握政權的蘇俄，是絕不會「侵略」的。所有反對蘇俄的宣傳或謠言，都不過是想離間中俄人民的感情的。中俄人民的共同敵人！外國侵略家！時常使用離間計，或反會使中俄人民的關係日見親密罷。
喪盡利權之魯案協定
本報對於山東問題，雖然發表過好幾次意見，但是還有討論之必要。這個舉國注視的問題，雖已簽約解決了，我相信我們的讀者還會極端的注意。
山東問題的解決，官場中到極引為榮幸。有些官僚的報紙，如《京報》等，甚至讚美魯案協定簽字那天，是中國人民最堪慶賀的日子；並認定魯案解決結果，是中國的勝利。在第一部協定簽字換約那天（十二月一日），王正廷在中日聯合委員會中演說道：「……幸對於各問題，均已圓滿解決，此誠兩國邦交上一大幸事也。」在另一方面，我們卻沒有看見那些真正以人民利益為前題的民眾——也是在本國領土內享受外國侵略家的踐踏和凌辱的民眾，有什麼欣喜的表示。不但如此，還有不少的人們，明了這個協定對於中國全體人民的真正意義。山東公民魯案後援會等曾發表一篇反對這協定的宣言，福建學生且因此宣告抵制日貨。中國國民的態度既然如此，怪不得《順天時報》和其他漢文的日本報紙很憤怒的說道：為什麼中國還不快快感謝日本呢？日本天皇這樣很慷慨的把山東交還中國，為什麼中國人民還不向日本天皇致謝恩的祝詞呢？
但是我們只要把魯案協定略略分析一下，便能發現國民為什麼不滿意魯案協定的原因。
魯案協定之第一部，於十二月一日簽字，細目共分九章二十八條，細目之附件共十項；內容包括膠州德國舊租借地之交還，公產、礦山、鹽業等等。現在我們不妨把這協定之第一部中的要點說說。日本承認於本年十二月十日正午將膠州德國舊租界地之一切行政權交還中國，但是中國政府須承認青島日本裁判所民刑訴訟事件之裁判，並訴訟行為、不動產證明、公證拒絕、證書作成及私署證書確定日期之效力。中國政府並格外承認條約批准交換前日本官憲所許可出租之地，租期滿後，以同一條件，准其續租三十年。中國政府更承認續租三十年期滿後，仍得再續租；不過再續租之條件，須按照膠濟商埠租地規則辦理罷了。日本領事館和日本居留民團卻保留公產中最精美之房屋和地基共十九處。膠濟鐵路沿線公產，現被日本占領，本應即刻交還中國，卻規定俟開埠地方決定時，另由兩國政府協定。日本政府允將青島、佐世保間海底電〔線〕之一半，無償交與中國，卻於附件中規定青佐海底電線之青島一端，也委託日本政府代辦，一切機器、線料、房屋、接線等費用，卻由中國政府供給；電報房的主任和技師由日本委派，他們的薪金及其他職員的薪金和額數，均須由中日雙方協定。甚至交還中國之四方及滄口各電報局日文電報之收費多寡，亦須由中日主務官廳協定。中國政府並須交付日本政府一千六百萬日金，作為收回公產和鹽業之賠償費。此項金額內日金二百萬元，須於公產和鹽業移交後一月以內支付現金。其餘日金一千四百萬元以國庫券交付日本政府，年利六厘，免除一切稅捐。此項國庫券之償還期限，定為十五年，但不論何時，經三個月前通知，須將本國庫券之全部或一部償清。日本所占領之山東各礦山，移交一個專為經營此項礦山所組織之中日合資公司。日本政府既將一切礦山移交這個中日合資公司，這個公司須賠償日本政府日金五百萬元。
青島——這塊中國領土——從前不過被日本資本家強奪去了，現在不過經過一度交還中國的手續，但是拿魯案協定細目第一部一看，便知日本資本家奪得的利潤真不少呀。此後日本資本家每年因此又要榨取中國人民幾百萬元的「賠款」。八年來日本占領之山東礦產，現在事實上是依然還在日本掌握之中。因為個個稍微明了一點中日合辦事業之歷史的人們，都十分懂得中日合資公司除了有一張中日合辦合同做假招牌以外，事實上簡直是個日本公司。因為完成這個「公平」的合辦事業，日本又獲得五百萬大洋。日本資本家和商民人等，在由比司令〔此公司〕保護之下，當然視青島為他們的極樂鄉土，他們會儘量收買青島商業繁盛區域之土地；等到這次魯案協定成立以後，他們便變成有永遠租借權的地主了，就是租期最短的，也不會短過三十年的期限了。不但日本領事館永遠占據八段大地皮和房屋，日本居留民團占得的土地也是不少，而且沒有一個字提到租金和租期呢。那些讓給日本人會、日本學校、日本醫院的房屋和土地，將變成永遠製造「中日親善」事業的場所了。要是說到日本的神社、齋場、基地占據土地之多，簡直令人咋舌。還有七八千畝的貴重土地，作為日本人和其他外國人的既得權，在條約上說是再謀清厘，事實上再不會是中國的領土了；日本政府和商人經營之廣大農場，不過附件上載了一句可以補償贖回。倘若你再仔細看了附件中的公產項，你又可以找出許多地皮和房屋的損失，而且規定那些什麼公學堂、病院等，還要維持而擴充之呢。這樣看來，名義上青島雖說歸還中國了，但是除了名義上歸還以外，恐怕沒有歸還旁的有價值的東西罷。不但沒有歸還什麼東西，日本卻為交還公產和鹽業，又在中國人民身上榨去一千六百萬的巨款。而那些公產和鹽業本來就是中國人民的，現在還是屬於中國人民，不過八年前被日本軍閥用武力搶在手裡罷了。協定上還規定日本由青島輸入機器等貨物，四年內（從本年二月四日起算）可免除進口稅。中國卻要在十五年內，每年供給日本一萬萬斤到三萬五千萬斤的青島鹽。就是像洗衣作這樣的小企業，都被日本資本侵入去了，而且這次協定還規定中國政府要給青島日本洗衣業一種保障，這便證明魯案協定第一部的漂亮。這樣一個協定與其說是交還山東的協定，不如說是一個第二次掠奪山東的協定罷。
現在我們再看看魯案協定第二部罷，第二部是規定膠濟鐵路的移交事件，本月五日簽字的。在這個協定第二部中間，或者我們還可以找出日本軍閥的新陰謀。
按照協定第二部說來，日本將膠濟路及其支線於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移交中國，中國以四千萬國庫券賠償日本。此項國庫券以膠濟路財產及進款為擔保，年利六厘，免除一切稅捐。要是不細心去研究這部協定，好像這些就是全部的內容；但是真正的內容比上面所說的，實在差得太遠。魯案協定並沒有規定日本參加管理膠濟路的條文，也沒一家中國報紙提及日本管理膠濟路的問題，但是日本管理膠濟路的根據早就安排好了。這是怎麼呢？我們要是翻開華盛頓會議中之山東條約看看，便能找出山東條約第十九條如下：
「前條所云之國庫券未還清前，中國政府須選派日本人一名為運輸總管，又一名為總司計，與中國總司計會同襄辦事務以國庫券還清時為限。」這就是說這條中國的膠濟路——這條額外花上四千萬元國庫券向日本贖回的膠濟路——的全部運輸事宜，現在仍然落在日本資本家和日本軍閥手裡。那些日本資本家和軍閥還是可以和從前一樣利用這條鐵路的運輸權，供給中國督軍的槍炮子彈之類，輸送鴉片嗎啡的毒藥。據最近的消息，說是這鐵路的機務、車務、工務、警務等處長，仍由前任之日本人充當，任期二年半（恐怕不止二年半罷？），各處副處長，才由中國政府指派呢。
上面我們所看到的這些事實，便是魯案協定值得敘說，值得讚揚的地方。我們雖然只把魯案協定，略加分析，已足夠使我們得到一個很確當的結論。我們的結論便是：日本一方面形式上將青島和膠濟路交還中國，實踐華盛頓會議上的允諾，博得國際上的美名，他方面用他的巧妙的外交手腕，利用中國委員不顧國家利益的行為，依然保留他在青島和膠濟路之主人翁的地位。多年爭持之山東問題，現在日本是得了名利雙收的結果了。日本雖然這樣勝利，他的軍閥的欲望像是還沒有滿足。他們還在青島及其附近招集土匪與以贊助，其用意實欲於日本軍隊退出青島以後，還能暗中操縱和管理青島，如從前一樣呢。也是企圖以土匪騷擾為藉口，推遲青島行政權的交付呢。土匪如何在青島一帶騷擾，土匪最近的行動和土匪歷來被日本利用著做擾亂事業等事實，我想讀者都已十分明了，用不著再去多說。現在日本領事又怎樣在青島設警察所等等額外侵略行為，讀者也自能明了，也用不著再說。我們還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如何受日本政府侮辱的事實。當王正廷在青島舉行接收青島行政權的儀式的時候（本月十日正午），日本代表演說，簡直沒有把王正廷放在眼睛裡，差不多沒有一句話不是侮辱他（此事中國報紙竟沒有詳細記載）。王正廷的好乖，又是一問題，但是至少從日本代表看來，他總算是一個中國人民的代表，侮辱王正廷，是不是侮辱中國人民呢？
每當我們想像所謂山東交還問題和日本政府怎樣對待中國的問題，不得不令我們聯想到日俄長春會議的經過和日本政府怎樣對待俄國代表等情形。日俄長春會議雖然破裂了，但是俄國得到什麼重要的結果呢？其結果便是在俄國領土之內，現在是沒有一個日本兵了。這個結果，只是由於俄國勞農政府之堅忍和伶俐的政策達到的，並沒有得到什麼「友邦」的「善意援助」。俄國民眾的志願和需要，是有那些俄國代表真正能夠代表的，而且俄國代表團真能代表一個完完整整的俄國。但是中國人現在那裡有這樣好的命運呢！中國委員團那能比得上俄國代表團呢！中國委員團不過代表一個由頑固官僚組成而供軍閥使用的政府。所謂「弱國無外交」這句話，不過官僚們欺瞞小百姓的話；惟有沒有一個真正人民的政府，才處處損失國權。這就是為什麼王正廷等的委員會絲毫沒有作用和分量；這就是為什麼現在這個政府無論和那一國辦交涉，都只有把中國人民的利權斷送給別人。
我們希望中國人民能夠快快起來奪得政權，而且能夠組織一個真能代表人民的政府。只有這樣，才能將侮辱中華民族，壓迫中國民眾，掠奪中國富源等事實，一概消滅。
革命與反革命
吾人對於指導人類行為一切名詞之解釋若無一定的概念，則行為者及批評此行為者均易於墮入迷途而不自覺。中國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評家往往墮入迷途，正以對於革命與反革命這兩個名詞無明了的概念故。
綜計人類社會兵爭之禍有四：（一）外患，這是種族間的侵略戰爭；（二）內亂，這是野心家搶奪政權的戰爭；（三）革命，這是社會組織進化的戰爭；（四）反革命，這是社會組織退化的戰爭。
遍一切現象界均日在進化的過程中變動不息，人類社會也是現象界之一，在如流不息的漸變中，積諸多複雜的因果關係，往往現出組織上的頓變，革命便是這種頓變之代名詞。
革命既是社會組織進化過程中之頓變的現象，則革命必以不違反進化社會組織為條件，反革命必以違反進化為條件，內亂乃以社會組織之進化或退化兩無主義為條件。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評家必須明白了解這些觀念，然後才不至墮入迷途。
人類社會之歷史，乃經過無數進化階段及多次革命戰爭，乃至有今日之組織及現象；其組織進化之最大而最顯著者，乃是由部落酋長進化到封建諸侯王，由封建諸侯王進化到資產階級，由資產階級進化到無產階級。在這些最大而最顯著的社會組織進化之中，又各有幾多比較小的比較不甚顯著的進化階段；在每個進化階段新舊頓變時，都免不了革命戰爭。革命之所以稱為神聖事業，所以和內亂及反革命不同，乃因為他是表示人類社會組織進化之最顯著的現象，他是推進人類社會組織進化之最有力的方法。
因此，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評家都應該明白了解革命與進化之關係，對於一個革命運動都應該以他的內容及起因或結果是否有進化的意義定功罪，不應該以他的行為者屬何階級何黨派定是非。因為一個階級一個黨派的理想比較是靜的，社會現象比較是動的，以靜的階級黨派理想應付動的社會變化，便往往因前後對象不同，一個階級一個黨派在前是革命的，在後是反革命的。動的社會進化日在新陳代謝之中，一個靜的階級黨派，對於障礙他進化的舊階級黨派，他是新的革命的，同時對於比他更進化的階級黨派，他便變成舊的反革命的及新的階級黨派進化的障礙物了。
封建諸侯王在打破部落酋長制建設比較的統一政治時代，他是革命的，到了民主革命時代，他便是反革命的了。民主派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他是革命的，到了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他便是反革命的了。在這些階級爭鬥亦即社會組織進化最顯著的時代，固然明白顯出他們革命的及反革命的性質；在這些時代之每個時代中，又復有幾多小的進化階段現出革命與反革命的爭鬥；在一些進化階段短促變化複雜的社會裡，一個黨派的理想，一個人的行為，同時能建革命的功勞也能造反革命的罪惡。
秦始皇以武力兼併六國，建設統一的政制，建設統一文字，這是革命的，至於焚書坑儒壓迫言論，便是反革命的了。段祺瑞在贊成辛亥革命反對洪憲帝制討伐張勳復辟時，本是革命的人物，後來組織賣國機關（安福俱樂部）討伐西南護法軍，便是反革命的行為了。康、梁一派人在戊戌變政時代是屬於革命性質的，辛亥革命以後完全取反革命的行動。趙恆惕在參與辛亥革命及討伐洪憲時，也算是革命分子，到了割據湖南慘殺黃、龐時，便是反革命的軍閥了。陳炯明在辛亥革命時代，在漳州時代，在討伐陸榮廷、莫榮新時代，都是一個很好的革命黨，後來阻撓北伐軍，驅逐孫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為了。胡適之先生說陳對孫是革命行動，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為陳炯明舉兵逐孫，不但未曾宣告孫中山反叛民主主義之罪惡及他自己有較孫更合乎民主主義之主張，而且逐孫後，做出許多殘民媚外的行為，完全證明他是一個反革命的軍閥。吳佩孚在奉袁世凱命討伐護國軍時，在奉段祺瑞命討伐護法軍時，本是一個反革命者，但是他討伐段祺瑞安福部、張作霖交通系，都是革命的行動；因為段祺瑞、張作霖、安福部、交通系這班賣國的反動派失去政權，是給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能夠得著政治上發展的機會。
不但封建式的黨派人物在這進化階段短促變化複雜的社會裡同時現出革命的及反革命的兩種行動，即民主派社會主義派也往往前後取革命反革命兩種不同的態度。例如：法蘭西的共和派，在十八世紀打倒帝政時是何等急進的革命先覺，在二十世紀因為要壓迫無產階級的共產運動，不惜與帝制派宗教徒妥協；俄羅斯的社會革命黨，在帝政時代是何等革命的英雄，現在因為反對勞農政府不惜和一切反動派合作。
因此，我們對於革命與反革命可以決定兩個概念：（一）革命應以社會組織進化為條件，不應以武力暴動為特徵，因為革命反革命及內亂都要取武力暴動的手段；所以不但用武力改進社會組織是革命事業，凡是在社會組織進化上階級爭鬥的日常工作，都是革命事業，凡是一個革命家萬不可誤認革命之手段（武力暴動）為革命之目的（社會組織進化）。（二）我們稱許一個革命派攻擊一個反革命派或自命為一個革命派，都不應該以一個階級、一個黨派或個人之靜的名稱為標準，應該以那階級黨派個人之動的行為為標準。
我們若是明白了解了革命與反革命的概念，對於任何黨派甚至於任何軍人每個革命的行動，都可以與之聯合；這種聯合純然是革命的聯合，為推進革命的過程而聯合，為克服反革命而聯合，決不是妥協的聯合。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國民黨在革命與反革命的進化階段上未認清目前最反動的敵人是誰；我們又可以看出益友社反對一個較開明的軍閥取媚一個最反動的軍閥之政策的錯誤。
反動政局與各黨派
中國政治上主觀的需要是實現民主的統一的政制，不幸社會的基礎日久建設在家庭農業手工業之自足的經濟狀況上面，以致客觀的民主的統一運動猶未發達到全社會普遍的捨命的要求，以致軍閥尚完全掌握著統治權，以致除中國共產黨以外沒有一個黨派不徘徊於軍閥政治與民主政治之間。因此我們敢說：中國政治改造之目前第一步，還說不上建設民主的統一政制；目前第一步的奮鬥是要比較進步的黨派即刻覺悟自身的價值與使命，相互捐除宿怨聯合起來，打破最黑暗的軍閥（張作霖、段祺瑞、曹錕等）及賣國官匪（新舊交通系、安福部等）互相勾結的反動的政局；這種反動的政局，是中國政治向民主統一的路上之唯一障礙物，此物不去，民主的統一政治永遠不能開始工作，去此障礙即是民主的統一政治開始工作之第一步。
楊以德殺傷唐山工人事件，最高問題賄買議員事件，破壞司法獨立事件，這都是反動政局所必然演出的反動現象，固然是我們應該起來積極反抗的；但同時我們應該覺悟：我們萬萬不可以只看見這些反動現象之各個問題，而忘記了這些各個反動問題都是一個反動政局所必然演出的現象。因此我們固然應該向這些各個反動現象加以攻擊，我們尤其應該向產生這些現象的反動政局加以根本的總攻擊！
全國工友們！楊以德不過是有威權者的爪牙之一，他槍上所染的唐山工人血，是應該用我們全國工人血來洗去的。惡政治日日來壓迫我們，我們應該即刻拋棄工人不干涉政治的謬論，大家站起來做打倒軍閥官僚改良政治的急先鋒，比資產階級知識階級的革命家還要加倍勇敢前進！
國民黨諸君！保障民族、民權是國民黨人唯一的使命，要奉行這個使命，第一要認清最違反這個使命的敵人是誰；第二要將奉行這個使命的基礎建設在每個民眾革命的行動上面，勿失去一個參加民眾運動的機會，萬不可單單建設在軍事行動上面，造成新的軍閥，站在被革命的地位！
好政府主義者！你們在政治的信用上，對於目前的反動政局固然不應該取消極的態度，即在個人的友誼上，依封建時代的道德也不應該袖手旁觀！干！干！干！
青年學生諸君！「五四」的光榮由你們自己消失了，也可以由你們自己復興起來呵！希望你們萬勿只看見蔡校長辭職問題，和羅文干下獄的問題，而不看見漢口的市民和工人同胞被英國帝國主義蹂躪的問題；更希望你們萬勿把蔡校長辭職當作僅僅一個教育問題，忘了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政治是一件整個的東西，各項行政作用是絕對不能夠分離的，「司法獨立」、「教育獨立」不但不是革命的口號，並且是不可能的夢想，像這種消極的退縮的哀求，是萬分不應該出諸青年之口！
工商業家諸君！你們要明白在這種賄買總統、破壞司法、摧殘教育的反動政局之下，裁兵、制憲、理財的理想又何能夠見諸事實呢？你們出來與聞政治是中國一個好現象，但遊說哀求是必然無效的，望諸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益友社諸君！你們黨中很有許多有氣節有骨格的革命分子，你們若真心要打倒軍閥，我們焉有不敬仰之理。但不幸眼前的事實，你們卻一面跪在一個最黑暗的軍閥面前，一面來抵制一個較開明的軍閥，這種反動的態度，是國民所斷不能容忍的呵！
研究系左派諸君！你們過去在政治上雖然做了許多很大的錯誤，然終究不但不是軍閥，並不是官僚；你們的態度雖過於溫和，然終究還算有點政見的；凡是一個政黨，對於重大的政治問題發生，絕對不許取消極的態度，諸君若不決心拋棄政治生涯，便應該加入打倒軍閥官僚的聯合戰線！
政學會諸君！你們目下開始與革命的國民黨合作，是很能洗去以前的過失，應該受人讚美的；因為我們評判各黨派的功罪，應當以目前行動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為標準，不應懷抱成見的。但希望你們對於目前反動的政局應該有積極的表示，僅僅消極的否認彭允彝為非政學會會員是不夠的呵！
小孫派諸君！諸君由進步黨的左派而加入革命的國民黨，已經證明你們有了一很大的進步。諸君既已加入了國民黨，國民黨一天不拋棄革命事業，你們便應該和他一致行動。在現在這樣反動情勢之下，已經迫使退步的政學系前進一步；你們已經前進了一步的，便當更向前進而與革命的國民黨密切的合作呀！
洛派軍人諸君！你們在打倒安福部段祺瑞打倒張作霖交通系的行為上，不但是愛國者，並且是一種革命的行動，但同時你們謬誤的方法和軟弱的心理釀成了現在的反動政局，簡直是你們的罪惡，你們若沒有立功贖罪的決心，國民是不能寬恕你們的！
反動政象的惡空氣幾乎堵住了我們的呼吸，國會議員的行為完全醜化了人間社會在畜牲界以下，全社會各階級人格在畜牲以上的各分子快快起來加入打破反動政局的聯合戰線呵！誰是愛國者便應該擔任這聯合戰線上之第一個炮聲！
反動政局下兩個要案
一、議員受賄案
二、國會違憲案
我們曾立在反對帝國主義的見地上攻擊外交系之前內閣，無所謂個人的好感與惡感；現在對於羅文干賣國嫌疑，不欲作事實及法律以外之攻擊或辯護，亦無所謂個人的好感與惡感，惟對於司法行政長官，以命令干涉審判及不依訴訟法之聲請再議、拘押被告這兩點，不得不警告資產階級的和平派夢想在軍閥勢力下能實現「司法獨立」和「保障人權」。至於一個教育總長結黨營私，一個大學校長憤而辭職，我們除了感覺得是反動政局開始崩潰之徵兆以外，更沒有特別注意討論的價值。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原則上，值得我們注意值得我們討論的只有兩件事：一是刑法上的議員受賄案；一是約法上的國會違憲案。我們注意討論這兩件事，不是厭惡反動政局之心理的推測，乃根據下列兩個事實：
（一）（某問）外間謂此次閣下包辦最高問題確否？（高答）最高問題現在時機未至，更無所謂包辦。（某問）此次二百元之津貼，非由尊處經手乎？所謂包辦即指此也。（高答）此事從前系由劉君與政團接洽，餘事前一無所聞。迨本月五號以後，某軍需官來京借住敝宅，所有各黨名冊，均送至紅羅廠，致發生此種誤會。至曹巡閱使此舉，系仿從前送冰炭敬之意，不過聯絡感情，更無所謂津貼。（某問）外間傳言閣下與張亞農之新民社獨厚確否？（高答）余對各黨向無歧視，亞農此次向余支款，余以不經手銀錢謝絕，幾為亞農所惱，何厚之有？（節錄一月十六日北京《京報》高凌蔚談話。）
（二）昨日下午一時，北大學生約千人，自該校第一院出發赴象坊橋眾議院，每人持旗幟一面，上書「驅逐教育敗類彭允彝」、「擁護司法獨立」、「保障人權」等等字樣，列隊而行，沿途發散傳單。學生軍維持秩序，隊前有大旗一面，書「警告國會」四字。二時四十分，至眾議院門前，時法專、醫專學生已先至。三校學生相見，呼聲雷動。各校正擬推舉代表呈遞請願書，突有警察百餘人……或用槍刀或用皮帶，向人叢中突進，學生手無寸鐵，皆披靡奔避。警察仍拚命追逐，致學生有倒臥地上不能行而受踐踏者。當時情景，旁觀者多戰慄驚愕，目不忍視……而此時有類似車夫之流氓多人，亦應聲呼喝，大打學生。警察將學生驅出象坊橋後，始行退回院前。事後調查，計受傷二百餘人，受重傷者約五十餘人，其傷腦及內臟者北大有八人。如夏應池當時重傷，至嘔吐鮮血，黃日葵、呼霹靂皆頭部受傷極重。現受重傷學生皆分別抬往瞿氏、德國、法國、首善、尚志諸醫院。（節錄一月二十日北京《晨報》。）
第一件議員受賄的事實，由《京報》登載出來到現在已過一星期，議員及內務總長高凌蔚兩方面均無一字之聲辯，其真假便不用討論了。並不是點名發餉，為什麼某軍需官來京即將各黨名冊送至紅羅廠？正在轟說所謂最高問題時，曹巡閱使忽然送議員炭敬，聯絡感情，究竟是何用意？在歐、美、日本諸立憲國，此種事實若在新聞上披露出來，行賄者、受賄者均早已由檢廳起訴拘押在監獄裡了。化日光天之下，公然行賄受賄，內務總長公然向新聞記者直言不諱，真是目無國民，目無檢廳！
第二件國會違憲的事實，也是百口莫辯的。凡是立憲國無論君主民主，人民在憲法上都有請願的權利，中華民國的約法也有明文；現在學生是向護法的國會請願，不是向皇帝京控，議長竟縱令警衛流氓毆傷學生多人，這明明是不承認人民在約法上有請願的權利，這樣若不算是違憲，什麼是違憲？議員諸君試捫心自問：若以前安福國會在北京有此舉動，諸君在廣東高唱護法時，是否要通電嚴責非法國會違憲之罪？當真諸君即是約法之化身得任意或違或護嗎？現在教職員學生似乎重視驅彭留蔡問題而輕視了國會違憲問題，一般社會以為此次風潮是國會毆打學生問題，而忘記了是國會剝奪人民請願權利問題（今日學生請願被打，將來農、工、商人請願也可被打），都是大錯而特錯。原來憲法上請願權之用意，是使含冤受苦的人民有路可走，是和緩革命之方法；我們向來不贊成這種叩頭下跪式的請願，正因為他是非革命的方法，是和緩革命的道路，現在既然由國會宣告「此路不通」，大家趕快另外尋一條可通的路去走罷！
資產階級的工商業家及學者諸君！你們向來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你們向來是迷信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可是今天橫在你們眼前的議員受賄、違憲兩個問題，並不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更不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問題，乃是一般人民權利被損害的問題，尤其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所不容許的問題，你們若不出來為此問題而奮鬥，以後還有何資格有何臉面高談什麼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
司法界諸君！檢察官對於這樣明白受賄、違憲的事件若不提起公訴，不能說不是溺職，以後還有何資格有何臉面高談什麼司法獨立！
最低問題
現在各報上差不多沒有一天不談什麼最高問題，我們卻要談談最低問題。
楊以德恭維洋大人殺傷了許多開灤礦工，至令這些工人的家屬顛連無告，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屠戮中國工人問題，大家何以不談？
英國的軍警在漢口開槍打傷了許多棉花工人及商人，象這樣帝國主義者公然屠戮我人民、侮辱我國權的大問題，大家何以不談？
北京一個軍人毒打一個肚子疼拉車不快的車夫，從廊房二條胡同一路打到西四牌樓，一文不給（見一月二十二日北京《益世報》），這是關係軍紀、勞動兩個問題，大家何以不談？
中國鴉片之害未除，復加上嗎啡，最近又加上金丹，毒遍全國，北方各省尤甚，這是一個重大的人種問題，大家何以不談？
在科學發達之二十世紀，而同善社、悟善社、道德學社、普化學社等，公然遍立於中國，均以扶乩請仙斂錢為事，呂純陽前在上海某雜誌做文章，現在又在北京某銀行做行長，內幕中還伏有扶清滅洋之陰謀，這是什麼一種東方文化，大家何以不談？
北京安定門外教場前土匪嘯聚之露天大賭局，近由軍人保險，每日聚賭者三四百人，居然抗拒偵緝隊（見一月二十一日北京《益世報》），這是關於地方治安問題，何等重大，大家何以不談？
北京西城東斜街張醫生的十八歲幼妾，被大婦毒打自殺，經地檢廳驗稱無故輕生，不予起訴結案（見一月二十日北京《京報》），這是不是應該發生人權問題，大家何以不談？
北京內外城無食貧民現有九萬八千九百八十六名之多（據最近警署所調查），大家何以不談？
青年會原為美國人傳教機關，日前美國兵在北京青年會賽球時打人，大招青年會中國人之反感，青年會幹事並不向美兵交涉，此種有意侮辱中國人之事，大家何以不談？
保定師範學生驅逐素行惡劣之校長，省長竟拘押學生代表，以軍警護送校長復校，開除學生代表十七人（見一月二十一日北京《晨報》），這種武裝的校長，豈非教育界之恥辱，大家何以不談？
這些最低問題，都是重大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大家都從來不注意不討論；總統問題雖然也是一個政治問題，但不過是價值二百圓的一個小小政治問題，實在合不著天天用他點污了輿論機關的清白，而且叫做什麼最高問題，真是令人看了肉麻。
評蔡校長宣言
蔡校長為惡濁政治的惡濁空氣所逼，憤而辭職，且正式發表宣言，歷數政府國會之糊塗、墮落、無人格，他這種高尚潔己的品行，我們當然要承認他比一班仍在北京「有奶便是娘」、「助紂為虐」、「在文化事業上做裝飾品」、「在衙署裡面之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高明得萬倍；但是我們以責備賢者之意，對於他這種「消極的」、「非民眾的」觀念，認為是民族思想改造上根本的障礙，所以不得不竭誠把這兩個觀念的缺點忠告於蔡校長且以告國人：
（一）是打倒惡濁政治必須徹頭徹尾採用積極的苦戰惡鬥方法，斷然不可取消極的高尚潔己態度，因為社會上領袖人物若取消極的態度，不但不能夠打倒惡濁政治，並且往往引導群眾心理漸漸離開苦戰惡鬥積極的傾向，而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啻為惡濁政治延長生命，這是何等的罪大惡極！東洋民族之所以衰弱不振，正以消極的思想為最大病根，因此我常常痛恨中國的老、莊學說，及印度的婆羅門教、佛教為東洋民族唯一的仇敵；甘地之消極的不合作主義及非暴力的抵抗主義大失敗之經過，消極的東洋民族之弱點已暴露無餘，現在北京《晨報》竟稱蔡校長為中國之甘地，竟稱不合作主義是打破惡人政治之一方法，真是中國思想界一大厄運！我們當如防禦鼠疫、霍亂一樣日夜防禦蔡校長之消極的不合作主義侵入思想界，以保護群眾的革命運動之一線生機；而《晨報》記者反希望蔡氏之主張能如甘地風靡印度，真是豈有此理！
（二）蔡校長宣傳不合作主義，明明不過是希望一般做裝飾品做機械的學者官吏採取折〔拆〕台政策，他這種政策，可以證明他眼中只看見一班無良心無能力的學者官吏，而不看見全國有良心有能力的士、農、工、商大民眾；國民黨的革命運動只看見武力不看見民眾，蔡校長打倒惡濁政治的運動，也只看見學者官吏而不看見民眾，這可以說是中國領袖人物輕視民眾的一個共同缺點。辛亥之役，清帝政府雖倒，而革命並未成功，正以這個缺點為最大原因，蔡校長的宣言竟引據推倒清室為不合作主義成功之例，正是一個相反的證明。
我們敢正告蔡校長及一般國民：革命的事業必須建設在大民眾積極運動的力量上面，依賴少數人消極的拆台政策來打倒惡濁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
教育界能不問政治嗎？
我們一方面天天罵軍閥官僚包辦政治敗壞國家，一方面卻又天天主張我們不干預政治，這種思想是何等矛盾！中國社會向分士、農、工、商四個階級，士人（教育界屬之）說：我們只要專心辦學求學，不必問政治；農民更在那裡睡覺，連政治這個名詞還不大知道；工人說：我們只求改良生活，我們不願干預政治；商人也說不談政治。好了，士、農、工、商都不問政治，有個國家又不能沒有政治，如此政治只得讓軍閥官僚來包辦了。因此，我們敢說：中國政治壞到現在這樣地步，不是軍閥官僚自己要包辦政治的罪惡，乃是士、農、工、商都放棄責任而且忍心害理的主張不問政治，甘心讓軍閥官僚包辦的罪惡。單就教育界的士說，政治不清明，財政紊亂，教育費無著，你們如何能辦學、求學？於是你們妙想天開的說：教育獨立，不問政治。我現在要問：所謂教育獨立，是不是離開社會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獨立或是大洋去〔中〕去獨立？我又要問：若只是主張教育經費獨立，在這種軍閥橫行的政治之下，政府指定之獨立的教育經費有何力量可以保證不被軍閥拿中〔去〕？若無人圓滿的解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希望「教育獨立，不問政治」這種毫無常識的話，勿再出諸知識階級的教育家及學生之口！現在有些人對於學生請願被毆風潮又說：我們只主張教育獨立、司法獨立及驅彭，不干預政治。其實教員學生除了教書讀書以外，出來主張教育獨立，主張司法獨立，主張驅彭，也都是些政治運動了，還說不干預政治，真是掩耳盜鈴。亞里斯多德說得好：「人是政治的動物」，除非不是人，那能夠不問政治！「不問政治」這句話，是亡國的哀音，是中國人安心不做人的表示！
論暗殺暴動及不合作
政治之根本的改造，只有「組織民眾積極革命」八個大字為正確的有效的方法；然而自來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改革家，總脫不了浪漫的傾向：激烈的往往走到暗殺或暴動（一時無組織的暴動）的路上去，和平的往往走到不合作（新村運動也歸在這一類）的路上去，或左或右，或上或下，繞來繞去，總不肯向正確的有效的革命軌道上走。這些浪漫的傾向，自然是社會改造運動中不幸波折，卻是階級根性上歷史的遺傳，非一時所能脫淨的。從事暗殺或暴動的人，不能不算是激烈的革命分子；但是他們所用的方法，老實說還是封建時代非組織的一時衝動的浪漫根性之活現。實行不合作主義的人，他那種憤時疾惡的熱誠，比起一班同流合污之輩，自然值得受人讚賞；但是他那種消極的態度，老實說確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平心理之模範的暴露。
這些把戲——暗殺、暴動、不合作，現今都也在中國政治運動中或隱或顯的照例扮演出來了。
中國經濟的變動及緊迫，已造成新勢力民主革命的條件，而舊統治階級——軍閥官僚之黑暗昏聵腐敗無能力，又日夜捨命向被革命的路上狂奔，無形的革命空氣一天增漲似一天，至少也充滿了沿江沿海沿鐵路各城市。「山雨欲來風滿樓」，只恐怕國內一班新勢力之領袖及青年，仍為浪漫的理想所迷，而不知採用正確的有效的方法（組織民眾積極革命），因風造雨，致失時機，豈不可惜！
暗殺是第一謬誤的方法，因為善與惡都是社會的關係、階級的關係，暗殺者之理想，只看見個人，不看見社會與階級；暗殺所得之結果，不但不能建設社會的善階級的善，去掉社會的惡階級的惡，而且引導群眾心理，以為個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會的善階級的善，可以造成社會的惡階級的惡，可以去掉社會的惡階級的惡，此種個人的傾向，足以使群眾之社會觀念、階級覺悟日就湮滅。因此，我敢說：暗殺不但不是革命的行為，而且是革命之障礙；我敢說：暗殺只是一種個人浪漫的奇蹟，不是科學的革命運動，科學的革命運動，必須是民眾的階級的社會的。
暴動這個方法，比暗殺進步得多，但革命固然要採取暴動的手段，而暴動都〔卻〕不儘是革命；我們並不是從根本上反對暴動，我們所反對的是有些人誤解迷信無組織無系統無計劃一時衝動的暴動就是革命。我們所尤其反對的是妄想利用軍隊或土匪或紅鬍子一時的暴動，達到革命之目的。這種浪漫的暴動，決不能達到革命之目的，即使能得著一時的勝利，也決不能在實際上推倒舊統治階級的勢力。因為這種無組織無系統無計劃的暴動，好像水上浮萍毫無根據，而且沒有有訓練有紀律的民眾基礎，往往有以暴易暴的危險，他自身決無建設新秩序來代替舊秩序的可能，至多不過真象胡適之先生所說：「快意一時」、「惡因種的如此之多，好人如此之少，教育如此之糟，決沒有使人可以充分滿意的大改革」罷了。要達到革命之目的，只有有組織有系統有計劃科學的暴動；這種科學的暴動，決不是一時的衝動，乃建說〔設〕在長時間無數的有訓練有紀律的民眾運動上面，也只有在這些前前後後大大小小無數的民眾運動中，才能使革命的新勢力得到無數的新教育新經驗新人才，才能去掉許多惡因，才能產生許多有用的好人，才能使革命的新勢力有建設新秩序來代替舊秩序的可能；必須如此，才能使複雜的社會組織現出一度變更；這種暴動這種革命才是科學的，這些結果都不是浪漫的暴動所能夠得到的。
我們反對不合作主義，不用說不是贊成與惡濁政府合作，乃是反對社會上領袖人物只知道拿消極的不與政府合作當做打倒惡濁政治的方法向民眾宣傳，引導民眾集中到消極的和平退讓的路上去，而不知道採用積極的與民眾合作方法，來做積極的進攻的革命運動。這種消極的不合作主義，不但有引導民眾離開積極革命的惡果，而且不合作主義的自身，是浪漫的，是和平退讓的，在印度百餘萬甘地黨徒尚且是行之無效，明白的破產了，結果只變成了革命的障礙物，變成了革命黨人看做在英政府以上的仇敵；何況中國式的不合作主義，蔡校長一個孤家寡人的不合作主義，簡直無產可破，請看蔡校長所希望在衙署裡面之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正在那裡得意洋洋的代表總理大人說什麼「彭蔡解除誤會，或更至交歡」這一類的話，便是一個明證。以前蔡校長等所發表的政治主張（見二號《努力周報》）上說：「我們深信中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為清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好人籠著手，惡人背著走。』因此，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又說：「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這種積極的精神，實在是治療中國人惡劣的消極根性之聖藥，想不到現在蔡校長又回到籠手消極的舊路上去了！我們現在要請問當日和蔡校長發表同一主張的十五個要做奮鬥的好人們，是否也都跟著蔡校長籠起手來讓惡人背著走？是否也要做當日自己所痛罵的「罪魁禍首的好人」？
我們明瞭正確的主張是：
科學的革命運動——組織民眾積極革命，反對一切個人的浪漫的消極的行動；
創造武裝的民眾，不贊成個人的暗殺；
組織有系統有計劃有訓練有紀律的暴動，不是一時無組織浪漫的暴動；
積極的與民眾合作，決不把消極的不合作當做一種主義，當做打倒惡濁政治的方法向民眾宣傳。
中國之大患——職業兵與職業議員
現在全世界的大患都是兵患，但歐、美、日本各國的兵患，不在兵之本身，而在帝國主義的政府拿兵來壓迫殖民地，拿兵來互爭殖民地。中國的兵患，乃在軍閥拿兵來擁護他們私人的地位，增益他們私人的財產；而中國的兵何以甘心供軍閥私人的利用和犧牲，乃因中國兵是由軍閥僱傭的土匪及各種無業游民而成，軍閥的威權乃建設在這班土匪遊民之上。這班土匪遊民專以當兵為職業，職業兵靠兵官吃飯，兵官靠大帥吃飯，大帥一旦失了地位，兵官及兵便失了飯碗，兵靠大帥以生活，大帥挾兵以橫行，兩相結合，遂造成中國之大患。因此，可以說中國的兵患乃在兵之本身。救濟中國兵患之根本方法，不專在裁兵，而在改用徵兵制來代替現在的職業兵；因為徵兵服役有一定的期限，退伍後有一定的職業，和官長大帥沒有永久不可離開的經濟關係；而且徵兵區域有法定的限制，勢不能任意的無限增加；所以在徵兵制之下，無論如何野心家，至少也不能夠造成中國土匪頭的軍閥。
議會制度雖在歐美各國已成末路，而他們當初發生及存在卻有歷史的意義。因為他們的議會制度是資產階級的產物，他們的資產階級都很發達，大部份的議會議員都有相當的職業，都隸屬於政黨，每個政黨都能代表資產階級一部的意見與利益，所以他們的議會制度是有意義的，而且是有後援的。中國的議會則不然。產業幼稚的中國，小資產階級的勢力尚未集中起來形成一個階級，因此至今不曾有一個代表階級意見與利益的政黨，所有的政團，無非是一班非階級化的無業游民單純為自己個人利害關係湊攏起來的。因此，中國的各階級議會都沒有階級的後援，各級議會的議員都沒有相當的職業，這種以議員為職業的議員，自不得不視職業為謀利的工具，這種浮萍無根的議會，自不得不仰權門的鼻息以圖生存，他們助紂為虐固然可以橫厲無前，若真為民權奮鬥而抗權門，直不能一朝存在，議員只能為惡不能為善，乃是必然無可逃免的事實。所以我敢說：全國各級議會的議員種種失德敗行橫暴墮落無人格的行為，並不是議員們本身的罪惡，乃是強效歐美的議會制度而不合中國社會狀況的罪惡，循此不變，雖改選數十百次，也必然是後先一轍。救濟之道，惟有用革命的手段廢去現行各級議會的組織法及選舉法，改用由現存等團體（如工會、商會、教育會、律師公會等）選舉的國民會議、市民縣民會議，代替現在職業議員的國會及各級地方議會。此種國民會議，不但代表其團體的意見與利益有一定之後援，能收監督政府之實效；而且每年改選一次，每次會期不過一二月，不妨礙議員固有的職業，謀生無後患，至少也不至像現在的職業議員長久群聚廢業，為謀利求官而有奔走結納煽動政潮的必要與經驗。
再論不合作主義答北京《晨報》記者
蔡校長是我們最敬愛的人，但我們對於他消極的方法之宣傳，認定在青年思想界，在革命的民眾心理上，都有極大的惡影響，故不得不進以忠告。以前蔡校長只辦教育不問政治的謬誤主張，已經收了惡果，以〔已〕經引導青年學生到了極沉寂的睡眠狀態幾於不可救藥；他現在雖然覺悟到惡濁政治使他不能再忍受而希望政治清明，卻已後悔遲了，而且仍然取「退的」消極態度，又來宣傳第二個謬誤主張，北京《晨報》記者指明他是不合作主義，並居然稱許為「確是打破惡人政治之一方法」；我們認定蔡校長這第二個謬誤主張，又要造成惡果，第一個惡果已經遺禍無窮，一時很不易改正過來，現在又要收第二個惡果，真是青年思想界之厄運重重，我們實在忍不住不出來反對；因為中國人嬰退的懶惰的病根甚深，消極的不合作主義正合他們的口胃，若是有人附和盲從起來，嬰退懶惰不肯挺身奮鬥的人們，正好藉此鳴高，其實是拿不合作主義為安樂窩為避難所，以遮掩他們懶惰怯懦的羞辱。
北京《晨報》記者現在也承認：「現時我國可否鼓吹『不合作主義』，的確是一個問題。」也承認：「我們中國在軍閥政蠹盤據的政狀之下，非有一種更深刻的標語，更嚴厲的手段，恐怕不會得群眾底了解。」我們深深感謝《晨報》記者這種論調可以加〔給〕宣傳不合作主義者一個很大的打擊。《晨報》記者又說：「不合作主義是打破現狀底一種方法，而恐其不是有效的方法。況且蔡元培宣言，僅僅說到正誼主張者，不要替政府幫忙一層，此外有無其他主張，及蔡自身辭職之後，有何活動，都無從知道，我們決不願輕易替他鼓吹。」這些話都說得極其明白，但是我們一定要懂得：惡濁政局是有歷史的有組織的一件東西占住了空間，必須有一件東西能夠積極的打倒他代替他來占住這空間，才是有效的方法；不合作主義的本身決沒有這種性質，不但沒有這種性質，而且是消滅這種性質的利器，因有民眾心理尤其是懶惰怯懦的民眾心理，遇有人示以解決困難之比較的和平方法，他們的精神希望便集中到這個方法，痴心妄想以為他足以解決困難，非等到這個方法完全失敗，便不會發生另尋方法的精神作用，更不會——而且以為不須——走到革命的路上去。因此，我們認定宣傳不合作主義，在打倒惡濁政治方面看起來，是絕對無效的方法；在消滅民眾的革命心理方面看起來，卻是第一有效的方法。蔡校長若不願與惡濁政府合作，辭職出京，別有所活動，則不合作只是別謀活動之過程中一個行為，決不能說是一個主義，但是他不獨辭職宣言後無所活動，而且宣言中明明只是宣傳某君「相率離京」、「相率辭職」、「不再替政府幫忙」等名言和他自己對於研究學問的興趣，此外並沒有別的主張，蔡校長痴心夢想用這種浪漫的消極方法來拆散惡濁政府的台，來求政治清明，已經是大錯而特錯了；《晨報》記者又從而盛稱他「宣傳不合作主義確是打破惡人政治之一方法」，更是錯上加錯。我們應該竭誠忠告《晨報》記者，個人立言錯了是小事，因為要回護自己的錯遂不顧社會的錯是大事；因為不忍社會的錯遂不惜承認自己的錯，這是最勇敢的行為呵！
《晨報》記者不承認「不合作主義」是消極的有害的主張，不承認甘地主義在印度已經失敗者，不承認甘地「不合作主義」是消極的。在第一點，可惜我們沒有這種邏輯的頭腦可以認識「不合作主義」不是消極的，至於他的害處，前文已詳，現在不必再說。在第二點，這有事實的證明，本報另有紀述，也不必重及。在第三點，這是《晨報》記者根本的觀察錯誤，我們不可不討論一下：第一，《晨報》記者所列舉的甘地八種主張，若說都不是消極的，便可以說人間行為無一不是積極的，而西文字典上也可以將Negative、Passive等字永遠刪去。第二，若說「不」字是他們的手段，決不是他們的目的，此話便差了；我們正是指斥他們所取的手段是消極的，其結果不但沒有達到目的之可能，而且阻礙革命運動；至於說到目的，出家求仙學佛及山林隱逸的人，何嘗沒有積極的目的，蔡校長想拆散惡濁政局的台，又何嘗不是積極的目的。第三，《晨報》記者舉出甘地許多積極的行動，證明他不是消極的人物，這便更差了；正因為他積極的「樹起『不合作主義』的旗幟之後，遍歷全印，到處宣傳，演說不足，繼以文字，務使一般印人徹底的了解他的主義」。革命運動因此大受了釜底抽薪似的打擊，甘地的奮鬥，正是他的罪大惡極處；他若是憤而辭職之後，隱遁起來，獨善其身，所遺下的惡影響還小得多。第四，《晨報》記者說：「他（甘地）根本上對於現代歐洲文明，異常反對。他覺得機械工業，而〔是〕演成不公平的社會制度底最大原因。英政府想把這種機械工業制度，移植到印度去，所以非極端反抗不可，民族觀念還在其次。」如此說來，甘地運動決不是民族的革命運動，乃是復古的反革命的運動，他完全不了解人類歷史進化的必然性，把資本私有的罪惡和由他產生的帝國主義的罪惡（這些罪惡也是歷史進化的必然性），都歸到機械工業物質文明身上，簡直和從前英國工人打毀機器是同樣的見解。托爾斯泰、達哥兒、甘地都是這一流的昏蛋，他們妄想以為人類社會可以拿主觀的空想來改造的，他們妄想以為手工工業可以和機械工業競爭的，他們妄想以為人類歷史可以由人力開倒車的。吳稚暉先生說：「印度比中國更無望，因為印度反科學反物質文明的民族性比中國更甚。」這乃是東方民族所特有的二大病根之一（其一是消極的思想）。第五，《晨報》記者說：「勞動階級底罷工，也是一種『不合作主義』底表現，難道《嚮導》周報記者連罷工也不贊成嗎？」我們的答覆是，工人罷工，乃是被雇者在承認現制以內，對於僱主在一定的要求條件之下所採用的手段，部員罷工索薪，也是這一類，與所謂「不合作主義」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因為不合作主義應該是無條件的，這一類的運動，只是一部分的改良生活的有條件的經濟要求，不是無條件的根本推翻的政治爭鬥。像工團主義派不主張用武力奪取政權，而妄想單用總罷工的手段推翻統治階級，簡直和蔡校長想拿總辭職來打破惡人政局是同樣的謬誤，我們當然也是不贊成的。此外還有幾種罷工（如不適時機及對於工人階級的利益、對於社會主義運動的工作等），也是我們所不能贊成的。《晨報》記者以為我們對於工人罷工都應該盲目的一概贊成，這個思想未免過於簡單了，過於浪漫了。
我們很敬愛的《晨報》記者！請你們去掉成見，去掉浪漫的思想，平心靜氣的就客觀上精細研究一下：消極的不合作主義是否是個不能實現的空想？是否有打破惡人政治的可能？惡人政治是否必須積極的民眾革命才能夠打破？消極的不合作主義是否有消滅民眾革命心理的惡影響？倘弄清了這些問題，希望你們起來和我們同做思想界防禦鼠疫霍亂的工作。
為自由而戰！
「不自由毋寧死」這句話，只有感覺到自由的確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義。現在惡濁政治熱烈的指教我們，使我們漸漸知道自由是我們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了。北京學生為了向國會請願受警察毆打，這明明是不許國民享有憲法上請願的自由權利了；京漢鐵路工人為了在鄭州開總工會成立會被軍警強迫解散，這明明是不許國民享有憲法上集會結社的自由權利了。我們盼望各界人士都要認清這兩件事是一般國民失了自由的問題，不單是學生、工人自身一部份的問題，各界人士其同時速起，為自由而戰！
統一的國民運動
軍閥們的罪惡，國民都已經親眼看清楚了，非打倒軍閥不能救國救民，國民也漸漸覺悟了，但是如何打法才有效呢？
我們要知道：軍閥的運命固然已去末日不遠了，然自古道「困獸猶鬥」，他們最後必死戰，卻也未可輕視；況且他們的知識力量固然不過是些土匪頭，不能當真算個什麼軍閥，但是政權武器都在他們手裡，比起我們組織很弱的人民來，還是矮人國的長子，若是沒有組織力很強的很廣大的國民運動，還怕是敵他們不過。
所以要打倒軍閥，散漫的各個爭鬥是不濟事的，必須是各階級各部分爭自由爭民權的各種勢力，在一個統一的目標之下集中起來，成功一個有組織的廣大的國民運動，才有充分反抗軍閥的力量。
現在的事實卻不是這樣：工人屢次罷工，別人都袖手旁觀；學生請願被打，大家說是學潮；林超然非法被捕，只有新聞界出來抗議；商界雖號召裁兵運動，而眼見學界、工界與軍閥血斗，仍然置之不理；江西人民反抗蔡成勛，安徽人民反抗馬聯甲，別省的人都是隔岸觀火。這樣散漫不集中的各個運動，決不能打倒困獸猶鬥的軍閥；能夠打倒軍閥的，只有統一的國民運動。
怎麼打倒軍閥
中國的統治階級還是帝政餘孽北洋軍閥，他們是外國帝國主義者下面的臣僕，是中國政府上面的太上政府；他們利用政權來賣國，來紊亂全國的財政軍紀，做出在法律以外壓迫人民的一切黑暗罪惡；他們斷然置外交緊急、國庫破產而不顧，一意索款增兵，藉口統一，屠戮異己。這些都是昭然的事實，人人知道，不用我們再說了。近來以外交內政上種種事實的教訓，國民各方面救國的思想及方法都已漸漸集中到「打倒軍閥」這一點，這也不用我們再來解釋了。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打倒軍閥，但是在決定這個問題之前，必須了解軍閥存在的基礎和將來的運命。
第一我們要了解軍閥們所以存在，決非偶然，他們有兩個強大的基礎：（一）是國外帝國主義者的後援。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達的最高形式，他是依靠掠奪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而生存而榮華，所以自來各帝國主義者都不願被他們壓迫的民族能夠自強，他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採用的政策，總是扶助比較黑暗的舊勢力撲滅國民運動的新勢力，在中國極力幫助袁世凱、段祺瑞壓迫民黨，這是以往的明證；現在對於地方的軍閥還是明扶暗助，日本在奉天供給軍械，英國在廣東援助陳炯明，上海的領事團極力結納何豐林，連市民對於孫中山的歡迎會都禁止了，連國民黨出版的《國民周刊》都不許發行，這都是眼前的明證；所以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勢力，若不因中國國民之反抗或國際形勢之變遷而失墜，終是軍閥最有力的後援。（二）是國內無業游民的後援。軍閥的勢力在兵多，兵從那裡來，不用說不是依法徵調而來，乃是一班無業游民，由軍閥出錢招雇來的。這種兵匪不分的兵，原來本無職業，或是失了職業，現在以兵為終身職業，終身要靠大帥吃飯，自然不得不昧著良心服從大帥命令去殺人、放火、搶錢，無所不為，大帥拿出吃飯不飽飲酒不醉的小錢，雇用一些土匪兵，去搶政府人民成百萬成千萬的大錢，真是一本萬利；可憐這班職業兵，打死一隊，馬上可以再招一隊，解散一師，馬上可以再招一師，這種非階級化的游離無產者（即無業游民），不是他們心裡之惡特異於人，乃是他們的境遇他們的職業，使他們不得不供軍閥犧牲，不得不為軍閥作惡。中國此時無業游民群眾日見增多，他們簡直是供給軍閥勢力之無限的活動資金。
第二我們要了解軍閥的運命固然已去末日不遠，然而自古道困獸猶鬥，最近曹、吳、馮、齊有在「北洋正統武力統一」口號之下大結合的趨勢，他們這最後的決死戰，卻也未可輕視；況且他們的智識力量固然不過是些土匪頭，算不得什麼真的軍閥，但是政權與武器都在他們手裡，比起我們組織很弱的人民來，還是矮人國里的長子，若是沒有組織力很強的很廣大的國民運動，還怕是敵他們不過。
在這種狀況之下，要打倒軍閥，必須注意下列各點：
（一）必須做民族獨立運動，排除外國勢力，造成自主的國家，以根絕軍閥之後援。有一班人以為只須做擁護民權打倒軍閥的運動，不必牽扯到反對帝國主義，多樹敵人。他們不知道中國在國際地位還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軍閥自身究竟沒什麼真實力量，他們的屢次戰爭背後都伏有列強間勢力競爭的意義。所以我們固然要根本上反抗列強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侵略，而目前最急的是要抵死反抗他們以各種名義的外債直接或間接供給軍閥。
（二）必須做武裝平民的裁兵運動，在產業幼稚兵匪不分的中國，召來便是兵，散去便是匪，根本的救濟固然只有開拓工業農業來吸收這些非階級化的無業游民；然而目前救急，裁兵也算是縮小軍閥勢力救濟財政破產之一法。但我們要知道：（1）只裁一部分兵，其結果反使軍閥荷包增加一筆裁兵費，而他們壓迫平民和兵爭戰亂的力量依然存在；（2）希望軍閥自己裁兵，真是與虎謀皮；（3）希望軍閥行兵工政策，更是附虎以翼，這些方法都是不行的。我們主張：（1）以平民的宣傳力量使兵士倒戈而自散；（2）資本家合力興辦浚河、築路等公司，以兵工政策吸收一部分解散的兵；（3）農村平民出資組織大規模的鄉團，城市平民出資組織大規模的工團、商團，如此，不但可以吸收一部分解散的兵，並且有了武裝的平民才可以打倒武裝的軍閥。
（三）必須做民主的統一運動，使同一國民在一個統一的國家統治之下，才能根本改變軍閥割據紛爭的局面；然而這種統一的國家，必須是民主的統一才能夠實現，決不是軍閥們「北洋正統武力統一」所可冒牌；民主的聯邦固然不害於統一，然而軍閥們所提倡的「聯省自治」，卻是破壞統一之變相的封建割據。趙恆惕、盧永祥都主張聯省自治，到了人民真要實行省憲法都害怕起來；吳佩孚口口聲聲主張統一，實際上處處破壞中央政府財政軍事的統一，而且見了工人聯合統一的運動便害怕起來。這班軍閥們，力量小的便想藉口「聯省自治」以圖割據，力量大的便想藉口「統一」以擴張自己的地盤，這種軍閥割據的省自治，這種軍閥兼併的統一，不但去自治與統一都有天淵之隔，而且同是紛爭戰亂的源泉。我們主張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和民主的省自治並行不悖。
（四）必須做統一的國民運動，使全國各階級各黨派各部分爭自由爭民權的各種勢力，在一個統一的目標之下結合起來，成功一個有組織的廣大的國民運動，才有充分反抗軍閥的力量。現在的事實卻不是這樣。工人屢次罷工，別人都袖手旁觀；學生請願被打，大家說是學潮；商界雖號召裁兵運動，而眼見學界、工界與軍閥血斗，仍然置之不理；江西人民反抗蔡成勛，安徽人民反抗馬聯甲，別省人都是隔岸觀火；這樣散漫不集中的各個運動，決不能打倒困獸猶鬥的軍閥，能夠打倒軍閥的，只有統一的國民運動。統一的國民運動之具體辦法，最好是各省各團體集合在國民革命軍中心地方，開一國民代表大會，以議定解決政治之統一的戰略。
（五）必須做民主革命勢力集中的運動，在國民運動中，要成就一個革命的局面，斷然不可沒有一個勢力集中的革命黨做中堅，擔負破壞及建設的責任。中國民主革命至今未能完成，軍閥政治得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民主革命的勢力未曾集中。此時全國各黨派傾向軍閥官僚的分子，當然不必說了，凡屬民主革命的分子，若當真要革命，便應該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國國民黨，使他成功一個強有力的革命黨，才有打倒軍閥的希望。若是大家都想別樹一幟，這便是遊戲、出風頭，不是真要革命，如此做法，只有使革命勢力分散不能集中，只有使北洋軍閥延長生命。
（六）必須認定勞動階級是國民運動中的重要部分，全世界的各種革命史，大部分是勞動階級的熱血所造成，眼前的中國事實更可證明。知識階級諸君呵！最近政象已明白告訴我們：我們若不願投降於軍閥，只有民主革命這一條路可走，別無中立徘徊之餘地。你們切不可迷信憲法可以革軍閥的命，白紙黑字的自由是騙人的廢話，自古只有革命造成憲法，沒有憲法造成革命；你們切勿想單靠你們決戰的輿論和學生運動來打倒軍閥，你們的輿論與運動倘不中途退卻，固然也可以造成革命的空氣，並且你們當中富於革命精神和革命理論的分子，自然在革命運動中恆站在指導地位，但是你們離了工人、貧農的勞動群眾便沒有當真革命的可能；這是因為被壓迫的勞動群眾之現實生活的要求及階級的戰鬥力，都具有客觀的革命條件，並非是些浪漫的革命分子可比。你們勿怕，我們現在並不是鼓吹勞農革命，即在國民運動中若忘記了勞動階級是重要部分，這種國民運動也必然是軟弱沒有力量。所以知識階級、工商階級不但不應當怕勞動階級的組織及運動，而且應當竭全力以贊助此等組織及運動：（1）保障工會之權利，（2）擴大工會之組織，（3）與之為平等的結合。如此方能運用此最有實力之社會階級來反抗軍閥。勞動階級不但要求真民主主義最切，而且能為真民主主義奮鬥的力量也最大。並且此時中國的國民運動，勞動階級不但是重要部分，已經是最勇敢急進的先鋒了，試看鐵路工人已經首先起來以血肉和軍閥相搏，便可明白。他們此次的血戰，不只是為工人的自由與人格而戰，乃是向軍閥們黑暗勢力為全國人民之人格與自由而戰；兇手們北洋軍閥的罪惡，不只是因為殺傷了幾百個工人，並且是對全國人民之民權、自由與人格而宣戰。
沈鴻英叛亂與政學會
二月中李根源到上海，向孫中山遊說什麼孫、岑攜手平分粵桂，孫中山未應從他這種分贓而且是買空賣空的妙計，他同〔回〕到北京便翻轉面孔，替曹吳向黎元洪催發閩粵令了。
沈軍未變前數日，廣州即轟傳岑春煊、楊永泰催沈就職並為籌餉之函電；沈軍敗後，林正煊（省議員）以赴新街會議之嫌疑而逃，容伯挺（沈軍諮議）以密探之罪而伏法，政學會在省港之秘密機關，已破未破者聞共有八十餘所。
此次沈鴻英叛亂，固然是北洋軍閥與南方衝突之開始，主要原因還是政學會與國民黨第二次破裂之表現。
和平的研究系，他自前清直到現在，還能抱定他始終一貫的立憲主義，政學會的主義是什麼？不過是「鼠竊狗偷做官發財」八個大字的黨綱。他們縱彭允彝以大湖南主義入寇教育界，來討反動的軍閥之歡心；他們犧牲沈鴻英在廣東做投機買賣；他們還想利用黎元洪做首領來組織政黨，與吳佩孚妥協來壓迫南方；他們以如此一來，在南北政治舞台上都能占得勢力了。但是他們在南方的投機買賣，眼見得要失敗，可憐犧牲了一個沈小軍閥，政學會雖無所失亦無所得；他們在北方策略，到第二次奉直戰後，無論誰勝誰敗，不知道他們將來又用什麼一種迎新送舊的面孔來處置他們的新首領黎元洪？這種蠅營狗苟的政客們，其敗壞國事的罪不在軍閥之下！
對等會議與孫曹攜手
什麼對等會議！不過是孫曹攜手的變相名詞，陰謀孫曹攜手的人們，以為用這個名詞稍稍冠冕一點便於公然宣傳。什麼孫曹攜手！不過是勸孫降曹的變相名詞，陰謀降曹的人們，以為用這個名詞稍稍體面一點便於向孫勸說。孫中山這個名詞，在歷史上是為民主革命向北洋軍閥奮鬥而存在的，若與北洋派首領曹錕攜手，試問攜手去做什麼？
這班政客們欲降曹便去降曹，為什麼要拉孫同去，又為什麼造出這種名詞？這是因為他們有的想靠曹做總理，有的想靠曹做總長，又覺得單是自己降曹終屬人微價低，不如用孫做一份見面的厚禮；並且他們都曾列名黨籍，若單獨降曹和孫分離，恐怕在輿論上站不住，將來要蹈陳炯明的覆轍，所以索性拉孫下水，以便遮羞而免後患，這就是他們造作名詞淆惑聽聞之苦心。
北洋首領曹錕，代表帝政餘毒的舊勢力，民黨首領孫中山，代表民主革命的新勢力，兩者不能並存，民主革命的企圖中，必不容北洋軍閥有存在之餘地，有了北洋派，便沒有民國，此種順逆是非之大義，炳若列星，我們希望民黨賢者若汪精衛、胡漢民、徐謙三君，慎勿為降曹派詭詞曲說所欺，致犯誤國叛黨之罪！
全民社一班人已經睡在糞坑裡了，我們希望小孫派勿跟著他們倒下去！當年孫毓筠輩迷信袁家武力，故不惜抉破民黨與北洋軍閥之大防，以苟圖富貴，現在你們勿再迷信曹家武力罷！你們要知道：陰謀孫曹攜手使孫自殺的人們，比公然聯曹攻孫的政學會罪惡更大！
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
人類社會組織之歷史的進化，觀過去現在以察將來，其最大的變更，是由遊牧酋長時代而封建時代，而資產階級時代，而無產階級時代，這些時代之必然的推進，即所謂時代潮流，他若到來，是不可以人力抵抗的；在空間上各民族以環境所演的機會不同，雖至進化之遲速大相懸絕（例如非洲、南洋之遊牧酋長社會，東方之封建軍閥社會，西歐、南北美之資產階級社會，俄國之無產階級社會，同存於今世），而在時間上，進化的歷程恆次第不爽，這是因為人類治生方法，次第變更發展，由簡單而複雜，造成次第不同的經濟組織而為社會一切組織進化基礎的緣故。
中華民族以地大物博易於停頓在家庭農業手工業自足的經濟制度之下，及與治生方法進化較速的西歐民族隔絕這兩個原因，封建軍閥時代遂至久延生命，由秦漢以至今日，社會的政治的現象，都是一方面封建勢力已瀕於覆滅，一方面又回向封建，這種封建勢力垂滅不滅的現象，乃是因為封建宗法社會舊有的家庭農業手工業已充分發展而有更進一步的傾向，但新生的經濟勢力（即資本主義的大工業）過於微弱，還不能取而代之的緣故。
明代西力東漸，這是中國民族思想制度發生空前大變化的最初種子；清代鴉片戰爭，這是西歐資本帝國主義向長城內封建的老大帝國開始發展，也就是沉睡在長城內老大帝國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開始大崩潰；甲午、庚子兩次戰爭，這幾乎是中國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後的崩潰，也就是資本民主革命運動最初的開始。近代資本主義的工商業，在西歐征服了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進化到世界的資本帝國主義，世界各國的銅牆鐵壁都被他們打開，封鎖不住了，老大帝國之萬里長城那裡還封鎖得住？所以中國自甲午、庚子兩次戰爭以來，已由內部產業之發展遇著外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壓迫，驅入封建宗法主義與資本民主主義之轉變時代，「富強」、「維新」、「自強」、「變法」的呼聲遍滿全國，便是這個時代的精神；自此以後，無論幾多老少昏蛋天天講什麼人心道德，什麼禮教綱常，什麼東方文化，什麼精神生活，憑他們喉嚨叫得多少響亮，可憐終於被機器算盤的聲音掩住了；這種歷史進化的必然現象，就是封建宗法主義進化到資本民主主義的現象，或者也很可憤恨，很可鄙厭，然而我們主觀的憤恨鄙厭心理，終於敵不過客觀的歷史進化歷程之必然性，因此這班老少昏蛋的咨嗟太息終於無用，因此清西後及剛毅輩無論有如何威權終於失敗。
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資本民主運動進步到革命的資本民主運動，更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帝制變化到資本民主之劇烈的開始表現。所以單以滿、漢民族衝突解釋辛亥革命之原因，那便只是皮相的觀察，忘了經濟的歷史的基本條件；因為辛亥以前，已經有了十七年以上的富強維新運動，辛亥革命，正是封建派壓迫資本民主派富強維新運動之反動，所以「非革新不能自強，非推倒滿清不能革新」，是當時革命派反對立憲派之重要的理論。當時革命與立憲兩派的方法雖然不同，而兩派之目的同是革新自強，換句話說，就同是「革舊制」、「興實業」、「抗強鄰」這三個口號，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口號，那能說是滿、漢民族之爭。
辛亥革命所以失敗的原因（此次革命表面上雖說成功，實質上可說是完全失敗），也正以當時幼稚的中國資產階級，未曾發達到與封建官僚階級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發達到自己階級勢力集中而有階級的覺悟與革命的需要，他們大部分只看見目前的損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們將來的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黨之勝利就是他們資產階級之勝利，所以革命事業猶在中途，他們便現出小資產階級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對繼續戰爭，而且反對革命黨，遂使全國的武裝及政權完全歸諸帝政餘孽北洋軍閥之手；帝國主義的英、美、日本等國知道中國資本民主革命成功是他們的不利，極力援助北洋派壓迫革命黨；於是革命黨失敗逃亡，以至帝制兩次復活，革命黨屢戰屢敗，一直到現在還是孤苦奮鬥，唯一的原因就是：全國資產階級之多數缺乏階級間利害不同的覺悟，所以始終依賴他們的敵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視或更至嫉視他們的友人——民主的革命黨之故。
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階級的革命，這是如上文所述在經濟的歷史的觀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後果上可以充分說明的。但以革命運動中主要分子而論，卻大部分不出於純粹的資產階級，而屬於世家官宦墮落下來非階級化之士的社會；這種非階級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資產階級親密的同情，只可以說明辛亥以來革命困難不易完成的原因，不能以此說明他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將來革命事業完全成功時，社會階級分化究竟至何程度，那時對於革命的性質究竟如何解釋，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現在也沒求其知道的必要；可是觀察過去及現在的革命運動，確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且我們也應該希望他能成功一實實在在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因為依世界的政治狀況及中國的經濟文化狀況和在國際的地位，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正負著歷史的使命，這是毫無疑義的。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狀況既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這革命運動中，革命黨便須取得資產階級充分的援助；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沒有階級意義和社會基礎的革命，在革命運動中雖有一二偉大的人物主持，其結果只能造成這一二偉大人物的奇蹟，必不能使社會組織變更，必沒有一個階級代替他一個階級的力量，即或能夠打倒現在統治階級（北洋軍閥），而沒有真實力量牢固的占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階級時時都有恢復故物之可能。因此，我們以為中國國民黨應該明白覺悟負了中國歷史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使命，在這革命運動中，不可有拒絕資產階級之左傾的觀念，我們對於這種左傾的觀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業上，這種浪漫的左傾，實是一個錯誤的觀念；因為每個階級的革命，都要建設在每個階級的力量上面，決不是浪漫的左傾觀念可以濟事的。
同時我們對於右傾的觀念，也不得不加以警告。原來在各階級的革命當中，實際參與的只是該階級中一部分最覺悟的革命分子，挺身出來為全階級的利益奮鬥，決不是全階級的動作與意識，並且全階級中一定還有許多失了階級性的分子同時出來依附敵對的階級，來做不利於自己階級之反革命的行動，這是歷史上現社會上常見不足為奇的事。因此，我們雖然主張中國國民黨不可有拒絕資產階級之左傾的觀念，同時也不主張國民黨有極力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妥協之右傾的觀念。在產業幼稚資產階級勢力不集中的社會，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會，資產階級每每有分為三部的現象：（一）是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因為封建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妨礙大規模的工商業發展而贊成革命，如中國海外僑商及長江新興的工商業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因為素來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國家財政機關與軍閥官僚勢力，造成了畸形的商業資本，專以賣國行為增加他們貨幣的富，他們自然而然要依附軍閥官僚及帝國主義的列強而反對革命，他們也可以叫做官僚的資產階級，如中國新舊交通系之類，自盛宣懷以至張弧、王克敏，乃是他們代表的人物；（三）是非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因為所營的工商業規模極小，沒有擴大的企圖，沒有在政治上直接的需要，所以對於民主革命恆取消極的中立態度，這種小工商業家，在小資產階級的中國社會居最大多數。中國國民黨應該一方面容納革命的資產階級，為他們打倒妨礙工商業發展的一切軍閥，並且為他們排除援助軍閥而又壓迫中國工商業的國際帝國主義者，因為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深受外資競爭和協定關稅及種種不平等的條約之痛苦，非排除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成為完全自主的國家，實行保護政策，決不能完成資本民主革命，所以中國資本民主運動自始便以維新自強抵禦強鄰外患為惟一的動因；一方面也應該提攜中立的小資產階級，引導他們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勢力；至於那班反革命的官僚資產階級，實是中國真正資產階級發展之障礙，絕對不可和他們妥協，他們為做官扒錢計，有時也鬼混到革命政府做事，一到了困難艱險的時候，他們是絲毫不負責任的，就是在沒有困難艱險時，他們也有使勇敢純潔的革命黨變成官僚化的能力，他們始終是靠帝國主義的列強及國內的軍閥而生存，他們始終是阻撓革命運動，他們當中最優秀分子，也不過一足立在軍閥階級，一足立在資產階級，調和兩方面革命衝突，結果必然造成封建的資產階級，封建的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者及軍閥的工具，可以永遠阻住本國的資產階級自由發展及國家獨立自主。所以國民黨要想完成資本民主革命的使命，萬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資產階級妥協，因為中國此時的危機，「軍資妥協」更險惡於「勞資妥協」，官僚的資產階級正是軍閥與資產階級妥協之媒介物，也就是資產階級中賣階級之蟊賊，和歐美勞動運動中鼓吹「勞資妥協」來賣無產階級之改良派（如社會民主黨）等是同樣的奸惡。
我們也知道中國資產階級勢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所以使革命黨易於採用右傾的妥協政策；但是要知道現有一條活路橫在我們的眼前，就是與革命的無產階級攜手，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中國的經濟現狀，軍閥階級已與資產階級顯然分開，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離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資產階級應該和革命的無產階級妥協，打倒共同敵對的軍閥階級，不應該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妥協；因為勞動群眾本來具有革命的實力，應在革命運動中占重要部分，而且此時和革命的資產階級共同敵對的目標相同，可以聯合一個革命的戰線；官僚資產階級所處的環境，使他不得不站在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者那一方面，決不能和革命的資產階級聯成一個戰線，這是中國國民黨應該明白覺悟的。無產階級也明明知道此種民主革命的成功誠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然而幼稚的無產階級目前只有在此勝利之奮鬥中才有獲得若干自由及擴大自己能力之機會，所以和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也是中國無產階級目前必由之路。
總括起來說：在每個革命運動中，浪漫的左傾觀念和妥協的右傾觀念都能妨礙革命進行。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該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完全實現，在革命運動中，革命的資產階級斷然不可忘記了兩件大事：（一）是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而脫其羈絆；（二）是承認無產階級的勢力而與之攜手進行。因為本國的資產階級決沒有在外國資本帝國主義政治或經濟的侵略之下能夠發展的希望，幼稚的資產階級也很難以單獨的力量完成革命事業；所以「反抗帝國主義」及「聯絡無產階級」這兩個原則，是全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特有的共通原則。
海軍態度
海軍態度之變動，在近年政局上有很大的影響，例如一九一八年第一艦隊與第二艦隊分離，對北京政府宣告獨立，並擁護孫中山南下至廣東組織護法政府，使北洋軍閥至今不能統一中國。此次駐滬海軍宣言擁護福建省自治，對北京政府取脫離態度，這是中國海軍反抗北洋軍閥第二次之表示。林司令通電上說：
「國家之有海軍，所以衛國保民，原非供一二人政爭之武器。」又海軍將士復旅京福建協會電上說：
「統治大權旁落於軍閥之手，今日國家已如軍閥之私產，元首等於傀儡，內閣儼若家臣，四百兆人之國家將成一二人之天下。苟不念及國家，尚可䩄顏視息；設以國家為前提，能不投袂而起，以解倒懸？軍人所服從者，建築於民意上之政府命令耳，豈其犧牲千萬人之生命，以逞一二軍閥之私慾！」
這樣嚴正的指責北洋軍閥，不但加軍閥以打擊，即被軍閥支配的傀儡家臣，也應聽了面紅耳赤。
但是我們要忠告海軍將士諸君兩件事：（一）是始終固結團體，勿為北洋軍閥金錢所惑中途改變態度；（二）是要結合南北各省革命的軍人、工人、學生，徹底打倒北洋軍閥，以建設全國統一的人民政府，勿單以福建省自治為滿足。
外交問題與學生運動
「弱國無外交」，這句話或者不盡然，「昏亂政府無外交」，那便是自然的結果了。國民不便直接辦理外交，無論如何奔走呼號，只是做政府的外交後盾，北京政府歷來賣國誤國的行為姑且不說，即以此時昏亂的現狀看來，對於西南的內交尚且弄得顛倒錯亂，不成話說，如何能夠對列強辦外交呢？因此國民起來干涉內政比干涉外交還加倍重要緊急！可是中國國民並且是國民中自稱覺悟的青年學生，竟有隻問外交不問內政的傾向。我們敢說這種傾向是青年們迴避革命的心理引導出來的；我們敢說這種非革命的外交運動，開會、遊行、通電、排貨等運動，因為是欽命的官許的，便一文不值！「五四」運動因外交而牽到內政，而牽到一切社會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外交運動，一時頗現出一點革命的空氣，「五四」的真價值在此。隨後空氣銷散之原因，是誤於「只問外交不問內政」及「只讀書求學不做社會運動」兩個口號；這兩個口號的心理，歸納起來，就是「不革命」三個大字。
現在又來了！懦弱的青年啊！聽憑你尋找任何不革命的道路（如道德救國，基督教救國，農村救國，人道互助，地方自治，不問內政，讀書運動，憲法運動，不合作，合作而促其速倒等道路逃走），軍閥官僚總非追著「革你的命」不可，你往何處逃！
陳家軍及北洋派支配下之粵軍團結
軍隊應該屬於國家，湘軍、滇軍、粵軍、桂軍、奉軍等名詞，已經很表現地方主義的色彩，不成其為國家的軍隊了。等而下之，更有所謂龍濟光之濟字營，陸榮廷之榮字營，這明明白白是私人的軍隊，完全是部落酋長時代的把戲。陳炯明舊部之為陳家軍，也是在事實上人人都知道的。陳炯明向來把持以陳家軍為中心的粵軍，壟斷粵政，只知有廣東，不知有中國，這種部落酋長思想，是國家主義之大敵，是國民運動之障礙，這是我們所以反對他的最重要之點，別的事還在其次。他現在反抗中山先生之陰謀，仍舊利用地方主義煽惑粵軍；即使他這種陰謀能夠達到目的，除了使全國進步分子厭棄他這種部落酋長人物之感想增加強度以外，恐怕別無所得。第一，正在南北酣戰中，他不勸告粵軍一致對北，卻利用吳佩孚、齊燮元之勢力金錢，來團結粵軍，謀襲南軍之後，此計果成，其結果必至引狼入室，明白大義的粵軍，未必盲從他的陰謀誘惑，為他爭權位報私仇，以貽鄉土無窮之患。第二，即使中地方主義毒的粵軍一時為其詭詞所惑，而陳炯明之部落酋長思想，將由廣東主義一縮而為惠州主義，再縮而為海陸豐主義，三縮而為陳家軍主義，陳家軍勢力支配之粵軍團結，怎能不凶終隙末！
我們希望粵軍健者：以國家主義代替地方主義，以「團結革命軍」口號代替「團結粵軍」口號，無論何省軍隊、工人、農民、學生，凡是為國民革命而奮鬥的都團結在一個旗幟之下，合力打倒北洋派軍閥，建設統一的真正民國，那才是粵軍的真正光榮。若團結在北洋派雇用的陳家軍旗幟之下，豈不要受兩重奴辱！
楊森果為統一而戰嗎？
「國民的統一」，在內政上、外交上及國民經濟上，都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北洋正統的武力統一」，不但在理論上為有害而無利，在事實上也是絕對的不可能；因為軍閥階級自己不能統一，加之兵隊軍需輸送之困難，想用武力征服全國，真是做夢。
進一步觀察，所謂北洋派統一中國，也是吳佩孚欺騙北方武人的話；他曾對我一個朋友說：「什麼統一！就是我吳佩孚統一。」我們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吳佩孚並未奉北京政府命令，竟私自助楊森打四川，袁祖銘圖貴州，孫傳芳到福建，陳炯明、沈鴻英擾廣東，不過雇用一班新式的胡大海、常遇春，為他打江山罷了。
再進一步觀察，中國封建的勢力，已被新發展之地方的經濟勢力逼得瀕於滅亡，封建的道德紀綱因此已完全破壞，所以馮、段不能始終服事袁世凱，曹、張、靳雲鵬不能始終服事段祺瑞，吳佩孚也自然不能始終服事曹錕，至於吳佩孚雇用的一班胡大海、常遇春等，更不過一時利用吳佩孚之金錢聲勢各遂其割據之私圖，自始就沒有服事吳佩孚的心理。假使王承斌得了東三省，楊森得了四川，袁祖銘得了貴州，孫傳芳得了福建，陳炯明或是沈鴻英得了廣東，都會馬上變為吳佩孚的敵人，吳佩孚想雇用這班新式的胡大海、常遇春，來為他打江山，也真是做夢。
楊森！誠實說罷！你如其說「為中國統一而戰」，不如說「為吳佩孚統一中國而戰」。更誠實些，還不如說「為楊森統一四川而戰」。最誠實無欺，應該說「為楊森割據四川而戰」。
好個救國的妙計
曹、吳等反動的局面越開展，他們去崩潰的日期越近，在客觀上的觀察，誠然合理；然在主觀上以促成反動的行動為救國妙計，則未免荒謬絕天下之倫了！楊度曾公然厚著臉說：「我辦籌安會助袁世凱稱帝正是倒袁的手段。」如此說來，楊度不是帝制犯乃是民國功臣了；如此說來，端、莊、剛毅輩都是排滿巨子了；如此說來，嚴嵩、魏忠賢、客氏之義子乾兒，都是除惡鋤奸的義士了；這是什麼一種荒謬絕倫的邏輯！無恥下流何代沒有，所可痛心的是此時自命清流的教育界，也要和他們所攻擊的光園拜壽議員走到一條路上去，還要厚著臉公然說是救國妙計，廉恥道喪，天地昏霾，何一至於此！
吳佩孚與康有為
康有為好似丑妓從良，又復見棄，老而不安於室，萬分無奈，只得看重了眾人共棄的吳秀才；吳秀才近因放縱無行，鄉黨自好之士，都不屑和他往來，也自然只得垂青於康氏了。他們這種天然的撮合，本來不足為奇。但是我們所注意的是：（一）康氏為吳秀才拜壽時，適與清帝代表同至；（二）康氏公然以中興輔弼勸誘吳秀才；（三）康氏與吳秀才晤談秘室，至於涕淚俱下。以如此情狀推之，吳秀才揚言張作霖要復辟，還是惡言出於仇口，倒是吳秀才自己或者要做張勳第二！
華洋人血肉價值的貴賤
我老說洋人血肉的價值比華人的血肉要貴些，大家不說我媚外，便說我瘋癲；可是現在中國新聞記者大部分都以為洋人的血肉比華人的血肉重得多！
歐美、日本人殺傷華人侮辱華人事件，幾乎無日無之，無恥下流媚外的中國新聞記者可曾注意？英國人、日本人勾結蕭耀南殺死四十多工人，無恥下流媚外的中國新聞記者可曾注意？樂志華無辜被英、日包探打得血肉橫飛，英官公然宣告兇手無罪，無恥下流媚外的中國新聞記者可曾注意？現在山東土匪擄去二十幾個洋人，算得什麼大事，無恥下流媚外的中國新聞記者便大驚小怪，連篇累牘，說個不休，你們是什麼一種心理！連年軍閥殺人無算，這姑且不說，土匪擄人勒贖，南北各省是常見不鮮的事，從來不曾因此懲罰地方官，獨偶然小小觸犯了洋祖宗，連地方最高級的文武長官都要受處分，為什麼獨有洋祖宗這樣聖神不可侵犯。北京政府如此懦弱昏聵，真是中國民族的奇恥大辱！此次被擄的人，華人一百餘，洋人不過二十餘，無恥下流媚外的中國新聞記者獨注意被擄的洋祖宗，是不是主張土匪只可擄華人不應該擄洋人？土匪擄人不分華洋，卻毫無媚外的心理，無恥下流媚外的中國新聞記者說此事是國恥，我敢說只有你們這樣媚外真是國恥，比別的一切國恥都厲害，這班無恥下流媚外的新聞記者，實在比土匪還不如。一班洋商洋律師在中國欺嚇敲詐，無惡不作，現在受點小小委曲，還算是很輕的報復，重的報復還在後來；他們在中國搜颳了堆積如山的金錢，使中國人窮而為匪，可憐無用的土匪們只知道分潤這一點，還算是小小的光復，全部的光復還在後來。
我更要正告一班無恥下流媚外的中國新聞記者：帝國主義的英、美、法、日、意等國，一向立意要宰割中國，做他們永遠的殖民地，因為他們非此不能生存，華盛頓會議不過稍稍抑制日本獨占中國之野心，他們共同侵略中國之色彩更加濃厚；我們在最近的將來，若不能實現有力的國民革命，無論無恥下流媚外的人們如何長跪哀求，決無倖免之理。歐美、日本各國若藉口區區土匪擄人問題來實行軍事的自由行動，決不能使我們格外恐怖，因為歐美、日本在華海陸兩方面軍事的自由行動，已不自今日始，而且他們和平的經濟侵略比軍事侵略使我們更加恐怖。
英國人想借土匪擄人問題遮掩樂志華冤案，日本人想藉此遮掩旅大問題，他們這種卑劣手段，只能欺騙一班無恥下流媚外的中國新聞記者，決不能夠欺騙良心上還知道華人的血肉和洋人的血肉有同等價值的人們！
國民黨與交通安福
國民黨唯一的使命，是用革命的手段，實現民主政治。辛亥革命，第一目的是掃蕩清室的惡濁政治，為掃蕩惡濁政治，不得不推倒清室統治權，這還是第二目的。清室倒後，北洋軍閥袁、段等繼承清室的統治權，輔以交通系、安福部等蠹國亂政的妖孽，政治之惡濁更甚於前清，所以是國民黨不得不繼續革命，以求政治之清明；也正因有此志此心，雖革命戰禍再延長數年數十年，國人也應該諒解。
國民黨欲以革命手段達到政治清明的目的，必當重視全國革命分子，建設勢力於傾向革命的民眾之上，不得重視官僚分子，建設勢力於蠹國亂政的官僚之上，如此明白無疑的邏輯，簡直和二加三等於五是一樣。
辛亥革命後，黃克強引用黃芝祥、沈秉坤等一類官僚，頗輕視革命黨人，其結果如何？交通系、安福部一班妖孽，力助袁、段為虐，民國以來政亂財潰，正壞在這班人手裡，這班人若能使政治清明，辛亥革命後國民黨便不必繼續革命了，國民黨若引用這班人，便是根本的自殺！真心忠愛國民黨的人們，應該一面消極的洗刷蠹國亂政的官僚，一面積極的造成擁有全國大群眾的革命黨，才不至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吳佩孚爪牙閻錫山第二——楊森
我們以前只知道楊森是國賊吳佩孚的爪牙，現在可在他對於四川父老宣言中，知道他並且是閻錫山第二。閻錫山第一的欺世用民政治，已令人銜恨刺骨，現在又有一個閻錫山第二！
楊森宣言中所說治川的方法，其中謬誤之點，此時當然沒有討論的必要，而且總算他說出一點方法，但是這種欺世盜名的鬼話，我們對於陳炯明的為人已經得著經驗了。
在他的宣言中，我們應該注意兩點：（一）他說：「我們至少要做到像閻錫山之在山西。」他這樣辛辛苦苦打回四川，辛辛苦苦做一篇皇皇大文想勸四川人歸降他來統一四川，好讓他仿行閻錫山的欺世用民政治，所以他公然說：「以後，我在前台唱戲，所望的，就是要你們在後台打鑼鼓，合著我的板眼！」（二）是他說：「吳子玉將軍決不貪占我們四川的土地，這次，一是吳將軍本於素來的旨趣，想把四川弄好，好做別省的模範。」他又說，「而且能信仰吳將軍是怎樣熱心為我們四川謀幸福了」！此時中國最反動的軍閥吳佩孚如何縱兵慘殺工人，如何主張封禁全國工會，如何責罵蔡孑民使北京政府敢於蹂躪教育界，這些都不須說，我只回答楊森道：吳佩孚叫蕭耀南督湖北，搜颳得湖北民窮財盡，這也是決不貪占湖北的土地，也是本於素來的旨趣，想把湖北弄好，好做別省的模範，也是為湖北謀幸福；吳佩孚助沈鴻英圖廣東，派孫傳芳到福建，想必都是同樣的旨趣。可惜孫傳芳、沈鴻英不像楊森這樣會做文章為吳將軍宣傳，不然福建人、廣東人都會感戴吳將軍的德意；更可惜沈鴻英不會打戰〔仗〕，不然他督理廣東，又可使中國多一個模範省。
楊森若以四川民眾的勢力，打倒熊、但等武人政治，我們便應該贊成；但是他現在假借最反動的軍閥勢力，打回四川，有造成四川為第二湖北的危險，無論他如何大言欺世，無論我們如何原諒他，也只好說一聲「卿本佳人，可惜從賊」！
閩贛局勢之新發展
奉張、段、盧、孫傳芳、臧致平、王永泉、薩鎮冰、劉冠雄、王占元等，聯合倒吳運動，醞釀已久，行將見諸事實。最近各派代表在廈門開聯席大會，會議結果如下：（一）各派共同出兵倒吳；（二）盧小嘉為聯防辦事處主任；（三）以福建總司令畀孫傳芳；（四）抽調駐閩各軍先出江西；（五）援贛軍以李協和、臧致平為聯軍正副指揮；（六）改編艦隊以便收復長江。
在此消息中，我們應該有兩個極明白的觀念：（一）孫傳芳居然加入這個，即以證實吳佩孚的武力統一是做夢，吳佩孚想雇用一班胡大海、常遇春替他打江山也是做夢；（二）此次聯合倒吳佩孚運動，純然是兩派反動舊北洋軍閥爭奪地位，別無他項意義，在此爭奪中，自然予民主革命發展的機會，然亦僅僅是民主革命發展的機會，他們爭奪本身的性質，和民主革命卻是風馬牛不相及，陳炯明聯吳是認賊做父，我們對於這班倒吳派也斷然不可認做賊子！
段派之活動
段祺瑞雖隱居天津，山東、浙江兩省都還有他的軍事勢力。奉直形勢緊急，上海海軍獨立，粵中民黨勝利，這三件事都是給段派復活的新刺激，他們北由奉天、南到福建這一條線路的活動，已是彰明較著的了，他們想占據津浦路，與直系占據京漢路對抗，隱然是直系的敵國。曹、吳蠹國亂政，自然是全國所痛憤，但若由段派的勢力打倒曹、吳，其政治上的反動現象，豈能減於今日？安福部過去的罪惡：如親日賣國，濫用賣國金錢，用兵西南，殘民以逞，賄賂公行，權傾一世，使國民敢怒而不敢言，這都是國民所永不能忘的；他現在的罪惡：如盧永祥、何豐林等壓迫人民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和曹、吳是一個鼻孔出氣；他們將來的罪惡：如徐樹錚、吳光新、陳宦曲同豐朱深、姚震、王揖唐、段芝貴這班人的腐舊橫暴，我們可以預想而知。段派安福部是中國極腐舊而橫暴的軍閥官僚之結晶。段派背後是日本，和吳佩孚背後是英美一樣，表面雖是皖與直之爭，裡面實是日本與英美之爭；國人若希望他們打倒吳佩孚，比以前希望吳佩孚打倒段派安福部，是同樣的荒謬！
臨城擄案中之中國現象
土匪擄人勒贖，在政治組織薄弱的中國是常有的事，擄去洋人也不自今日始，獨有此次臨城事件竟鬧得全國震動，這緣故很容易明白，乃是帝國主義的列強，尤其是英、日、美三國，欲藉此掩蓋他們凌辱中國人的醜行並達到共管中國的貪慾，所以在他們的通信機關特別張大其詞，可憐我們無知而又媚外的中國新聞界，竟不能窺破其中奸計，隨著幾家外國通信社的吠聲盲目的附和，不知不覺的為他們利用了，外人竟能利用全中國的報紙做他們的宣傳機關，豈不是中國人最大的恥辱！
政府社會都專門注意幾個被擄的外國人，中國人被擄的一二百，至今無人過問，這又是什麼理由？
一切黨派自然都應該起來反對並打倒惡貫滿盈的北京政府，但打倒北京政府應該集合民眾勢力，堂堂正正的作政治奮鬥，若是藉臨城擄案來極力攻擊北京政府，並想藉此機會，利用洋大人的勢力來推倒曹、吳，這是何等卑劣而且懦弱！我們固然要打倒軍閥，我們斷然不可借洋大人來打倒軍閥，因為洋大人比軍閥是我們更大的仇敵。
當吳佩孚大殺京漢工人的時候，張大總理大罵這班過激派應該殺，越多殺越好，此時臨城案發生，這位張大哥嚇得屁滾尿流，當日大罵工人的威風安在？
楊以德也曾稟承洋大人的意旨大殺唐山工人，現在又要為了救搭洋大人親到匪巢作質，他這樣「輕視工人，畏懼土匪，孝順洋人」的態度，真是中國軍閥官僚之代表。
有人說此次擄案是安福部破壞北京政府之陰謀，安福背後還有日本的教唆；此事如果屬實，更可以證明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造的幸福！
臨城擄案固然是件小事，即此這件小事，便可以將帝國主義者在半殖民地的中國之陰謀與驕橫完全暴露出來；同時也可以將中國軍閥資產階級（政黨及上海商會）、知識階級（新聞界）之懦弱與媚外的心理完全暴露出來。
孫曹果然攜手了？
滇桂軍占領韶關後，搜得曹錕致沈鴻英電云：
萬急！南昌源潭電局速轉韶州，探送沈督理冠南兄鑒，誠密，頃接吳巡閱使馬電開，接洪湘臣來電，略謂現楊、熊、何之三部，向石龍襲擊，林軍向五華反攻，興寧謝、徐、陳三部，反攻江門，胡部反攻高州，尹、李、賴、蘇四部，分途作戰，大浦、潮州、尋鄔、准哿日前動作等語。又接禡電雲，接港電報告，林指揮已下動員令進攻梅縣等語。查林、洪各部，既經出發，乘此時機急進，合力進剿，敵氛不難廓清。驅孫定粵，在此一舉。除電促林、洪一致進行外，特電奉達。務望激勵貴部，奮勇進攻，以期一鼓蕩平，早定粵局，是所盼切。曹錕寢。
不知主張孫、曹攜手的人們見了此電作何感想？
洋人勢力下之宜昌學生與上海學生
日本人在宜昌殺死中國學生；美國人在上海三育大學因為學生有愛國的演說，要強迫解散全體學生，並且公然說：「既入教會讀書，應當斷絕國家關係，愛國二字斷無存在之餘地。」又說：「本會宗旨，斷不容任何人有國家之觀念。」（教會學堂學生聽者！）
這兩件事想必中國新聞界都知道，不是我們造謠言。新聞界諸愛國記者，關於臨城事件，已十二分巴結為洋人宣傳，諸君若還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請在為洋人宣傳的餘暇，也做幾行批評，為孤憤無援的青年說幾句公道話。
無恥下流媚外的中國新聞記者！你們試問良心：你們為臨城被擄的洋人說過多少話，何以對於洋人殺中國人辱中國人，竟一概啞口無言，難道你們都入教會學堂讀過書，謹守教會之宗旨嗎？
國會議員宣布張閣罪狀與曹吳態度
議員溫世霖宣布張閣罪狀如下：各報館均鑒，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民國成立，歷任內閣違法失職之事，雖曰數見不鮮，然未有無法無天若此次張閣舉動之甚者也。查總理張紹曾執致以來，任用私人，宄法亂政，授意秘書長呂均，借勢招搖，更與財政總長劉恩源、農商總長李根源，朋比為奸，賣官鬻差，營私舞弊，明目張胆，肆無忌憚，除已經同人通電宣布其對於日本二十一條及收回旅大之外交失敗情形外，茲再舉其紊法亂政之最著者為諸公陳之：（一）私印印花稅票五百萬元，縱使印刷局長薛大可偷運密售，朋分票價，是為監守自盜。（二）未經國務會議議決發額外流通券一百萬元，密使彭解等私向裕華銀行押款，是為詐欺取財。（三）擅改國務會議議決，將印花票案查辦大員之莊蘊寬，改為趙椿年，又魏聯芳本系簡派勸辦實業專員，無端變為特派字樣，是為偽造文書。（四）違反國會決議，先抽籤償還外債內之日本部分債券四千萬元，又私向美商運動，竟敢過戶承認津浦北段德國部分之債票七千萬元，再對於法國庚子賠款，擅自承認紙佛郎改為金法郎，損失國款七千餘萬元，以致各國援例要求，是為構成外患罪。（五）朋分中日實業公司之官股二百五十萬元，偷將股票改填張紹曾、劉恩源、李根源、文群、彭解等私人名義，是為侵占國有財產。凡此種種，證據確鑿，無一不觸犯刑章，至於販賣煙土，私售蘆鹽，公然列諸閣議，無非禍國殃民。最近更向新銀行團舉債五萬萬，而以關余菸酒稅為擔保，秘密進行，以抵償向無擔保之外債，及回扣貼款，而以四萬萬七千萬元，所余之三千萬元，作為墊款，按六個月分期交付。此項借款，舉中國所有財源抵押以盡，忍將中國財政交之各國共管。自新銀團成立，其宣布之政策，即在掌握中國財政；今政府竟迎合新銀團意旨，訂此借債條約，倘成事實，則將來一切政費，非得銀團許諾，絲毫不能動支；共管之局一成，亡國之禍立見，而所得之三千萬元，外人於八個月內只將關余、菸酒稅收入撥付政府，已無不足，按之實際，確係毫無所得，只以張閣貪此二千餘萬之回扣，遂將國家主權財權斷送無餘，稍有人心，寧忍出此。眾議院日前開會，要求當局出席說明，張紹曾、劉恩源均避不出席，僅派財政次長張競仁到會；經同人質問條件內容，堅不答覆，近更向各國公使秘密談判，熱烈進行，若非揭破奸謀，先行防阻，淪胥之痛，即在目前，此尤我國人應急起一致反對者也。其他違法失職，書不勝書，報章所載，固已國人共見。總之張閣存在一日，則外交挽回無術，內政日見紛亂，非立予罷斥，國事愈不可為。現參議院已通過不信任案，而張閣抵死不去，並特設機關公然賄賣，抉廉恥之藩籬，破政治之常軌，瞻念前途，言之滋痛。諸公熱誠愛國，義憤同深，尚冀同聲申討，去此惡魔。謹貢區區，貯候明教。
張紹曾貪劣無恥，人所共知，而國會議員貪劣無恥的程度，比張紹曾只有加無減，張之罪狀出諸議員之口，已足令張紹曾齒冷，何況出諸保派嫡子溫大煙燈之口，更顯然是一種「偽作正言」的作用，果然曹錕復電錶示贊成。在地〔他〕方面，吳佩孚卻電京反對改組內閣，再摧兩院制憲，同時參議院提議先選總統，敦促黎元洪下野，再議制憲，吳佩孚又極力反對。這些消息，或者都是曹、吳翻臉之徵兆。
帝國主義的列強與軍閥
中國土匪頭（軍閥）不能約束小土匪，居然冒犯了洋大人，洋大人自然要赫然震怒，自然要責問土匪頭的軍閥——曹、吳，昏蛋的中國人民，切不可因為洋人所辦報紙有非難曹、吳的論調，遂以為外國帝國主義者，也痛恨中國軍閥不再予以援助了。帝國主義的列強，在中國經濟的政治的侵略雙管齊下，直弄得中國民窮財盡兵匪滿地，又復扶助軍閥，抑壓革新進步的人民（如助袁、段、曹、吳攻打國民黨，助北京政府壓迫學生愛國運動，上海租界兩次封閉全國學生總會，洋人勾結軍閥大殺唐山礦夫、大殺漢口鐵路工人之類），斷絕中國維新自強的一切道路，所以臨城案件，第一罪魁是帝國主義的列強，第二才是軍閥曹、吳。洋商也鼓吹廢督、裁兵、理財，這是一面籠絡華商使其不依附軍閥而依附列強，一面威嚇軍閥逼他們對待列強益加恭順；外報因臨城案痛責曹、吳，明明是藉此威嚇軍閥，令他們伏地叩首絕對屈服於列強，不但不因此召人民之反感，而且因此博得一般昏蛋的中國人民之同情；列強們對待軍閥，一面加以威嚇，一面又加以撫摸，英、美、法公使赴保接洽，大借款現仍在京進行，象這樣恩威並用，軍閥們焉有不絕對臣服之理！蠢如曹錕還知道列強的用意，故敢於臨城擄案熱鬧聲中，積極進行總統問題而毫無所顧忌。昏蛋的中國人民，若還不相信外國帝國主義者和中國軍閥勾結為患，若還相信外國帝國主義者現在痛恨中國軍閥了，以後不援助曹、吳了，那真是昏蛋的程度還在曹錕之上。
黎元洪與曹張
曹錕有了英美法公使赴保接洽的援助，又有黃金收買議員，只要吳大軍閥不反對，想過總統癮不是難事；近來且有曹正張（作霖）副之說，曹錕想做平安總統，這種妥協也是意中之事。黎元洪的助手只有政學會，那是曹三的敵手？我們於黎曹張均無從軒輊，我們只主張：以民眾的革命勢力打倒北京軍閥政府，建設不受外國列強及中國軍閥勢力支配的國會，組織保障國權伸張民權的新政府，他事不屑過問。
嗚呼！外國政府下之商埠同盟！
北京軍閥官僚政府是我們必須反對的，中國之大患兵與匪，不單是我們素所深惡痛絕的，並且是我們應該出力處置的；但是我們要知道：以工商業侵略中國，使中國人貧而為兵為匪，又極力明扶暗助北洋軍閥（現在還正在進行大借款），故意造成中國亂而益貧、貧而益亂的重複因果，這罪魁禍首是誰？不待說是帝國主義的列強。我們反對軍閥，同時又必須反對帝國主義，正因為這個緣故，並非是感情的故意排外。
組織商埠同盟，並且同盟起來，自治起來，武裝起來，反對軍閥政府，抵抗兵匪的侵略，這都是我們贊成的；但是我們卻不忍心贊成外國政府宰割下之商埠同盟。
上海《字林西報》載西人投函說：英、法、美均以用費太巨不願以兵來華，鼓吹中國人組織商埠同盟，以武力防禦兵匪，並且加壓力於各省當局，這話都不錯；但同時他說什麼「不得不於外國政府贊助之下」，什麼「以各商埠中外人士間之合作為根據」，什麼「警士可用華人警官則用外人」，什麼「利用外國兵艦保護江政」，這是什麼用意？這是什麼一種商埠同盟？這種在外國政府宰割下之商埠同盟，不過是各國共管中國各商埠之變相名詞，這樣變相的和平共管，比用巨費派兵來共管的方法，更是巧妙！
中國土匪也來了！
義大利之法西斯蒂黨，其反動的理想與行動，簡直是土匪，他們近來在義大利的成功，並在德國、法國恢復帝制運動，不但是世界工人階級之危機，並且是世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之危機，日暮途窮的歐洲官僚資產階級利用他來救濟一時之急，真是引虎自衛，所以歐美、日本開明的資產階級分子，都把〔為〕義大利的資產階級捏著一把汗。
中國已被土匪鬧的不得了，不料上海《大陸報》記者又要介紹外國土匪到中國來，他說：「上海現有一義大利的法西斯蒂黨代表，名為馬郎柴納（Signor Maranzana），倘華人商會向他訪問，他必樂得以他們成功之方法及原則見告。」《大陸報》記者又說：「中國現在遍地皆匪，匪有良好組織，為布爾雪維克主義所傳染，向聞布黨中人曾在彼等中傳布主義，鼓吹推翻現在社會秩序已經數年；據臨城劫案中被擄之蘇羅門氏說，匪中有一人能操俄語（其實匪中還有多人能法語），其妻為俄人，彼曾服務於俄軍中。」臨城案件和安福部顯然有多少關係的痕跡，若說抱共產主義的布爾雪維克在土匪中傳布主義，希望土匪來推翻現在社會秩序，真是天大的笑話！真是絲毫不懂得布爾雪維克主義是什麼！臨城匪中也許有俄妻能操俄語曾服務俄軍的人，但是我們要知道：俄國白黨在西伯利亞及蒙古失敗後，他們和與他們共事的中國人，紛紛溷到內地活動的很多，他們活動之目的，我們應該知道，若以為凡是俄人及與俄人接近的別國人都是布爾雪維克，這種簡單的頭腦，實在未免可笑。《大陸報》記者一面誣衊俄國布黨和中國土匪聯絡，一面他自己卻介紹義大利的土匪給中國商人，請問他是何居心？
美國不是外國？馮玉祥不是軍閥
馮玉祥在北京長老會堂演說：「五月七日那天，兄弟的軍隊全招集到南苑，開一個國恥紀念會，不料正開會的時候，從城裡頭來了一個電話，是某部長給我打去的，我接電話，說我是馮玉祥，什麼事呵？他說，方才聽說貴軍在南苑開會提倡抵制日貨，那不要惹起外交嗎？我當時真是火冒三丈，遂回答說，必得把軍隊解散，槍炮都送給外國人，才算不排外嗎？你還是有骨頭的人嗎？」馮玉祥這段說話，我們十分贊成；但同時我們要警告馮玉祥：「你須知美國人也是外國人！你須做一個始終有骨頭的人！」
他又說：「回頭看看中國的現象，窮的尋死上吊跳河，日有所聞，但是那文武大官僚，終日吃的山珍海味……」馮玉祥這段話，我們也十分贊成；但同時也須請問馮玉祥：「你的衣食固然很吝嗇，你的荷包里究竟怎樣？」
我們固然不以人發言，我們更希望馮玉祥：反對外國侵略勿把美國除外，反對文武官僚貪橫勿把自己除外！
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現在我代表中央委員會作關於上屆代表會議以來的工作報告。中央委員會的人員太少，搜集不了很多材料。由於遭受迫害，許多材料也遺失了，所以概述得不可能全面。
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只有五人，因此，代表會議以後，杭州委員會建議擴大中央委員會，再增加兩名委員。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對這個建議。當上海的迫害更加厲害時，北京的政治局勢還可以使我們在那裡進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員會遷到北京。我們開始改善機構。但是，我們還沒有來得及著手執行我們的計劃，在京漢大罷工以後，猖獗的反動派就迫使我們離開北京返回上海。改善機構的計劃未能實現，因為上海的迫害非常厲害，又加上我們要準備召開黨代表會議，所以我們把中央委員會遷到廣州，那裡的局勢也不穩定，因此，改善中央機構還是不可能的。
上海和廣州小組由這兩個市的一些地方小組組成。北京、漢口和長沙（湖南）的許多地方小組已聯合成地區小組。鄭州小組在京漢鐵路罷工時被破壞了。
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我們只能提出最近幾個月的詳細報告，因為其餘的材料落到了上海法國巡捕的手裡，由於一個同志被捕，這些材料全部遺失了。
現在共有黨員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國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婦女三十七人，另外還有十個同志被關在獄中。
去年我們只有二百名黨員，今年入黨的大約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個工人。
杭州會議以後，我們間斷地出版了日報，這種間斷的情況是罷工造成的。報紙只出了二十八期，每期平均印五千至六千份。然而在初期我們的日報遭到了批評，現在它才得到同情。北京、湖北、廣州和上海等地也出版了周刊。
關於京漢鐵路罷工事件，我們出版了小冊子，在很多場合，我們發表了宣言。《新青年》雜誌以前每月出版一次，現在改為三個月出版一次。出版《前鋒》月刊，刊登有關中國政治經濟情況的一般性的文章和國際政治形勢問題的文章。
在上屆代表會議上，我們同意東方民族大會通過的關於共產黨與民主革命派合作問題的決議。情況的發展表明，只有聯合戰線還不夠，我們又接到了共產國際關於加入國民黨的指示。在上屆黨代表會議以後，我們不能很快地再召開代表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所以中央就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一起討論了這個問題。
起初，大多數人都反對加入國民黨，可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說服了與會者，我們決定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從這時起，我們黨的政治主張有了重大的改變。以前，我們黨的政策是唯心主義的，不切合實際的，後來我們開始更多地注意中國社會的現狀，並參加現實的運動。
關於第二次代表會議上決定的「民權」運動，北京、廣州、上海、山東和江西等地都成立了「爭取民權同盟」。在北京，參加這些新團體的大部分是學生；在山東和廣州，大部分是工人。
我們始終是反對軍閥的。有個時期，我們忙於組織京漢鐵路員工，要與「交通系」作鬥爭，而吳佩孚也反對「交通系」，那時我們沒有反對吳佩孚。但是從罷工時起，我們就猛烈地反對了吳佩孚。然而，中央委員會與吳佩孚有過來往，這是不恰當的。
我們是在「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口號下工作的。打倒軍閥的口號已得到中國社會上大多數人的響應，而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還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黨員應該更加注意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
現在我談談工會的宣傳工作。先從上海談起，上海的工業最發達和最先進。可是那裡的工人組織卻很落後，開展運動很費力。有很多工人組織，可它們只是空有其名。我們與一個不大的五金工人小組有聯繫。國民黨與海員和制煙工人有聯繫。我們對於上海應該更加注意。
在北方的鐵路員工中，我們在京漢線上有較好的組織，可是在罷工期間被破壞了。津浦路的組織只是一個空架子，實際上並不存在。京奉路的組織是秘密的。津浦路上的工人還嚴重地分成各個同鄉會。京奉路上至今還很難把不同部門的工人聯合起來。
湖南、湖北和廣東的聯合會與我們有聯繫。湖北的煉鐵、制煙和紡織等產業部門的工會，以及人力車夫組織，也與我們有聯繫。漢陽工會很有希望，是中國最大的工會，可以作為榜樣。萍鄉礦工工會在二月罷工中受到了損失，但組織仍然保存下來了。
湖南幾乎所有擁有三萬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的影響之下。加入這個聯合會的還有萍鄉的礦工。粵漢路的組織也參加了這個聯合會。其餘的組織是由手工業工人組成的。廣東的大部分工人工會是手工業工人工會。建築工人的組織也在我們的影響之下。
我們黨的女黨員只有十三人。中國的婦女運動還很不發展。我們對廣州和湖北的「女權聯合會」有一些影響。北京和上海也有這種聯合會。
現在我想就我們最近一年的工作提出批評意見。首先我們忽略了黨員的教育工作。我們遇到的許多困難，都可以歸咎於這一點。許多知識分子抱著革命感情加入了我們黨，但是對我們的原則沒有認識。工人表現出脫離知識分子的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願望。
宣傳工作進行得不夠緊張，我們很少注意農民運動和青年運動，也沒有在士兵中做工作。要在婦女中進行工作，女黨員的人數也還太少。在工會的宣傳工作中，我們沒有提出任何口號。現在我們在工人中只能提出成立中國總工會的口號，而不能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還應當在工人中進行擁護國民革命的宣傳。
我們黨內存在著嚴重的個人主義傾向。黨員往往不完全信賴黨。即使黨有些地方不對，也不應當退黨。我們應該糾正我們的錯誤。此外，黨內的同志關係很不密切，彼此很愛懷疑。
現在談談中央委員會的錯誤。實際上中央委員會裡並沒有組織，五個中央委員經常不能呆在一起，這就使工作受到了損失。
中央委員會也缺乏知識，這是罷工失敗的原因。我們的政治主張不明確。大家都確信中國有實行國民革命運動的必要，但是在究竟應當怎樣為國民革命運動工作的問題上，我們的觀點各不相同。有的同志還反對加入國民黨，其原因就是政治認識不夠明確。
我們不得不經常改換中央所在地，這使我們的工作受到了嚴重損失。
現在我想對個別中央委員提出批評意見。陳獨秀由於對時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動，犯了很多錯誤。
張國燾同志無疑對黨是忠誠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狹隘，所以犯了很多錯誤。他在黨內組織小集團，是個重大的錯誤。
鄧同志在唐山和科烏礦工罷工時犯了嚴重錯誤，並且在廣州造成了很多困難。就地區來說，我們可以說，上海的同志為黨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於不了解建黨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難。湖北的同志沒能及時防止衝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
廣州的同志在對待陳炯明的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最近他們正在糾正錯誤。
兒戲之北京政府
北京目下之政局，與其說他是惡貫滿盈，不如說他是兒戲！
黎元洪本來是個昏蛋而且奸險，他做總統本來沒有法律的根據，不過一般下流政客，至少比黎元洪還要昏蛋十倍，為了要擁曹上台，忽然想起老黎非法，我們不知他們將來有何神通使老曹為合法總統？
黎、段本有不解之仇，今黎為曹錕、張紹曾逼走，李根源、彭允彝竟主張「即走亦當任段祺瑞為總理使搗亂」，政學系的特質於此暴露無餘。
曹三有的是兵，盡可拿出慘殺京漢工人的態度去到北京，愛做什麼做什麼，為何要利用軍警索餉及乞丐變相的公民團來逼走黎元洪？
黎元洪走便走了，為什麼要挾一顆不值錢的印，曹黨也偏要攔路搶印，簡直是戲台上「搶帥印」的把戲。
所謂驅黎運動的國民大會，天安門布滿了軍警偵探，到會散驅黎傳單的只三四個國民，與其說是國民大會，不如說是軍警偵探大會。何人指使這三四個國民的國民大會，現有兩說：一說是由交通部發出；一說是張紹曾從天津印刷寄京，托呂均僱車夫著長衣散放；後說大半近實。
軍閥官僚們見了人民集會散傳單，便喊道這是過激派，該殺！現在他們也採用過激派的方法了，究竟是誰該殺？
所以目下北京政局，與其說他是惡貫滿盈，不如說他是兒戲！
臨城事件與長沙事件
臨城事件不過是土匪擄去二十幾個外國人，外國報紙中國報紙都責罵得不亦樂乎；長沙事件是外國水兵殺傷了四十多中國人，上海《字林西報》竟說：華報對於臨城土匪劫車案，不知激厲民眾，力促政府營救被擄人士，今對長沙事件，反有意大吹大擂的論述，殊非正當。果然洋大人是神聖不可侵犯嗎？中國人生命等於貓狗嗎？無恥媚外的中國新聞記者們，看了《字林西報》這種「正當」的議論，該有點覺悟了罷！
告上海納稅華人會
上海公共租界納稅華人會本年大會的會務報告列舉四事如下：（一）界內行政司法兩事，其權完全操諸外人之手，吾人在工部局方面，以無正式華董在內，不獲享有發言之權利，以致所受種種不平等之待遇，在洋涇浜條約未經修改以前，進行十分困難。……吾人居住租界者，只有年終納稅之義務，而無發言之權利，雖自民國十年起，工部局有五華顧問之加入，然因非正式代表之故，春季納捐人大會，各國均可參加，獨擯我市民於納捐人會議之外，世界不公道之事，更無有甚於此者。本年為樂志華被虹口捕房無辜虐待受傷一案……公函五顧問，要求向工部局建議，為此後全市民保證安全之法……此案在交涉中，尚未得復，將來結果如何，斷難預料。（二）會審公堂為華洋間相互訴訟而設，當日洋涇浜條約，權限範圍，本有明白之規定，自辛亥光復，領團藉口民國政府尚未得各國承認，攘為己有，迄今已歷十二年矣。……完全華人訴訟，須聽領團裁判，視租界若殖民地，種種違背約章，侵犯主權之處，不可枚舉。（三）工部局比年來對於界內各業商店，時時發生加捐問題……首當其衝者為銀樓，此外如米業、西式成衣業……小菜場及食物業現在又有加捐之舉，從此以往，必至無業不加。（四）蘇州河因關係全省水利，不在洋涇浜條約範圍之內，而工部局竟任意填塞，不特視主權若無物，且為害於全省水利者甚大。
即此上海一隅四件小事，已將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政治的經濟的侵略，描寫的淋漓盡致；而中國人真正民族的覺悟，也漸漸表現出來了。
我們更要敬告上海納捐華人會諸君：要收回主權及排除租界虐政，只有大規模的民眾示威可靠，和平請求或希望媚外的北京政府出來交涉，都是不濟事的呵！
中國農民問題
（一）
在經濟落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農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數，其國民經濟之真正基礎，還是農業；在這些地方之各種革命都不可忽視了農民的力量。有些自耕農居多數而且是小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中國），農民所受地主的壓迫，不像地主強大的國家（如舊俄羅斯、印度）或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如歐美各國）那樣利害，不容易發生社會革命的運動；然所受外貨侵入生活困難及貪官劣紳軍閥災荒之痛苦，往往也能激起他們的群眾運動；這種農民的大群眾，在目前已是國民革命之一種偉大的潛勢力，所以在中國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國民運動（即排斥外力打到軍閥官僚）中，不可漠視農民問題。
（二）
中國人口約六千餘萬戶，而農民有四千萬戶以上，是農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俄國農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日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即此人數上看起來，我們應感其重要。此農民大群眾，其經濟生活程度雖非相差甚遠，而經濟地位則有幾多複雜之區別，茲將地主與農民略分為十等如下表：
有地過萬畝之大地主，在全中國每省不過十人左右，此等大地主少數是前清貴族，大多數是舊官僚或新軍閥，他們對於佃農有很大的威權；股份公司居極少數，因為舊法耕地之利潤遠不及工商業，故城市的資本家多不肯投資經營農業。
有地過千畝之中等地主，全國至少在二三萬以上，他們半居鄉村，半居城市，有的是在城市兼營小工商業者，有的是官僚後裔之無職者，專恃收取地租維持生活。其居鄉村者，或為紳董把持鄉村之政權，或為高利營業盤剝貧農。
有地過百畝之小地主，其數至少十倍於中等地主，他們大多數居住鄉村，其職業或在鄉鎮經營小商業，或在鄉村為紳董。
最大多數之農民，非自耕農即佃農，據民國七年農商部統計如下：
依此統計，自耕農民之數多過佃農一倍，其中相差最甚者，為江蘇、安徽、湖北等省。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則相差極微。
自耕農民中有兼為地主者，是一家族人少而地多，除自耕外尚有餘地租給別人耕種，一方面是自耕的農民，一方面又是收租的地主，此種農民為數不多。自耕農民中有兼為僱主者，是一家族自耕自地而勞動力不足，雇用別人幫忙，此種農民為數甚多。此二種農民，不獨占有地土權，無向地主繳納地租之義務，而且得用資本主義的方式，掠奪他人之剩餘勞動，其生產物不僅供給一家生活及農作上的需要，並且，至少在豐年時可以獲得盈餘，變成初步積累的資本，是以此種農民應屬之中產階級。
純粹自耕自地之農民，為數亦不少，其所種之地則甚少。其自耕兼佃農，則因一家族人多而地少，除自地自耕外，又不得不向地主租地耕種，此種農民為數不多。此二種農民，雖非半益農，得全收其勞動所得之利益，而無掠奪他人勞動力之機會，雖豐年亦難有多量之盈餘以為積累；只以完全占有地土所有權，生產工具及生產物所有權，應屬之小有產階級。
佃農兼僱主，是向地主，租地耕種而勞動力不足、雇用別人幫忙者；純粹佃農，乃由一家族任工作不雇用他人者。此二種農民人數略相等，其中又分二等：（一）純粹無地權者，地主隨時可向佃農收回其租出之耕地，（二）半有地權者，佃農曾出等於當時地價半值之金額向地主租得耕地，其後能以同等金額或較少之金額輾轉租給別人耕種，原地主只能向現時耕地之佃農收取地租，除出資購回此半佃權外，不能自由收回耕地另給別人耕種。佃農們租地時，須向地主繳納押租金（或名羈莊，退租時可以收回）每畝約一元左右；耕種時須自備生產工具（牛、農具、食糧等）；所得生產物須繳納一部分與地主，繳納之方法，或預約一定之額租（或名鐵租），無論收成豐歉不得短少，或每年按收成豐歉臨時議租；繳納之數量，至少須在收穫物三分之一以上。佃農住屋多隨地租得，退租時須退還地主。地主對於佃農甚尊嚴，大地主尤甚，有「東佃如父子」之諺。此等農民既不能掠奪他人，又為地主所掠奪，不能全收其勞動所得之利益，豐年尚可勉強供給一家生活及農作上的需要，荒歉時則衣食且不足，又加以地主追繳租課，不勝其困苦，因此每年秋收時，各地佃農罷租訟案往往占各種訟案平均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此種半益農，雖不占有地權或只占有半地權，然仍占有生產工具及收得並管理其勞動所得之一部分生產物，故應屬之半無產階級。
僱工是各種農民出一定工資雇用他們做工者，此種僱工分成人及童工兩類，和長工及短工兩種辦法；長工以年計，每年工資由二十元至四十元不等，短工以下種或收穫時短期間計算，工資略高；童工專事牧牛及零碎輕工作，每年工資不過數元；惟各種僱工的伙食均由僱主供給，且間有供給衣服者，長工多給以住所，短工則不然。此種僱工，倘不失業，其生活費反較佃農穩固；惟其不但無地權，而且沒有生產工具及收得並管理其勞動所得生產物之權，純粹是被雇者，各種農民中，只有他們是無產階級。
以上七種農民中，後三種（佃農兼僱主、佃農、僱工）都是無地的農民，在全國農民總數中約占百分之四十，人數當在九千萬以上；因為自耕農民雖多過佃農一倍，而加上僱工，無地者人數縱不能與有地者相等，當亦不至相差甚遠。
各種農民所占地均甚少，此時不但無集中的傾向，而且有分小的傾向，據農商部之統計，農民耕地多寡別，民國六年七年比較如下表：
（三）
中國農民之痛苦計如下諸端：
（一）一般農民之痛苦
a.外貨輸入之結果，一般物價增高率遠過於農產物價格增高率，因此自耕農民多賣卻其耕地降為佃農，佃農則降為僱工，或改業往城市為苦力，沿海者則移住海外，多數則流為兵匪，此為中國目前兵禍匪禍之一大原因。
b.政治不良之結果，軍閥戰爭及水旱災荒，也都是使農民困苦失業流為兵匪之一大原因。
合上列二個原因，農民失業者之日漸增多，可以農商部各項統計證明之：
1.耕地減少畝數
2.被災畝數
以直隸、山東、江蘇三省最甚。
3.荒地增加畝數
其中增加最巨者，第一是黑龍江省，由民國三年一萬六千六百餘萬畝，民國七年增至六萬八千七百餘萬畝，多屬私有地；第二是廣西省，由民三四百餘萬畝，民七增至一千四百餘萬畝，多屬私有地；第三是奉天省，由八百九十餘萬畝，增至一千七百餘萬畝，多屬官有地；第四是湖北省，由四十八萬餘畝，增至三百八十餘萬畝，多屬私有地；第五是山西省，由二百廿余萬增至四百五十餘萬畝，多屬私有地。
4.農戶減少數
據此表，民國三年至民國七年，四年之間，全國農民減少了一千五百萬戶以上，其中失業之農民必有可驚之數！其中減少最巨者為湖南、陝西二省，此為戰亂之影響；其次則為浙江、山西、江蘇等省，蘇、浙為都市工業發達之結果，獨山西省工業既未發達，又無戰亂災荒之影響，農戶何以減小，豈是模範省緣故？
c.農民文化過低，又無組織之結果，地主紳董們，把持鄉村政權，魚肉貧農，兩者時生衝突。
（二）自耕農之痛苦
官吏舞弊額外需索及預征錢糧使地稅無形增加，荒歉時自耕農無力繳納地稅，極感痛苦，往往有聚眾「抗糧」、「鬨堂」之舉，農民暴動幾全屬此數。
（三）佃農及僱工之痛苦
a.兵匪擾亂及水旱災荒使農民大為移動，所移住地外來農民之增加超過需要時，同業間發生競爭，遂使地主、僱主們對於佃農、僱工所要求之條件日益苛刻。
b.因城市物價及生活費日益增高，地主們對於佃農之需索隨之日益加緊。
c.以上述種種壓迫之結果，農民因衣食不足及農作上的需要，尤其是春夏間青黃不接時，不得不出於借貸，於是高利盤剝者或地主，乃乘機以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百的利息，吸取貧農之血汗，此項痛苦以無地之佃農為最普遍而且特甚。
（四）
欲解除此等痛苦，且引導其加入國民運動，應依各地情狀採用下列方法：
（一）教育及宣傳 教育以農暇時授以文字（應注意注音字母的傳布）及世界大勢。宣傳以「排斥外力」、「打倒軍閥」、「限田」、「限租」、「推翻貪官劣紳」口號（最好是攜帶影燈的巡迴講演）。
（二）組織及實際運動組織有四種：
a.農會 小農中國之農民，他們各階級間無顯明的分化，此時全鄉村各種農民（自耕農、佃農、僱工）可就其共同利害之點，聯合為一個組織。各地舊有農會雖有法律的地位，而組織之分子多非農民，今應鼓吹真正農民改造之，以反對橫徵暴斂之官吏，壓迫佃農之大地主及魚肉貧農包辦選舉之劣紳為對象；以「組織消費協社」、「組織農民借貸機關」、「組織谷價公議機關」等為實際運動。
b.鄉自治公所此亦系舊有的地方政治組織，南方各省尤正在進行，在此組織中應以組織鄉團抵禦兵匪，改良水利，要求「縣長民選」為主要運動。
c.佃農協會以向政府要求「限田」（限制私有地權在若干畝以內，即以此等大地主、中地主等限外之地權分給耕種該地之佃農）、「限租」（每年應納地主之租額，由各農村佃農協會按收成豐歉自定之）為佃農特有之運動。
d.僱農協會以協議工資及介紹工作為主要任務。
北京政變與國民黨
民國十二年之亂，如癸丑之戰、洪憲之役、復辟之變、護法之戰、安福之亂、直皖奉直兩次戰爭，以至此次曹黨之變，那一次不是帝政餘孽之北洋軍閥在那裡作怪？即至三次小小的廣東變亂，也都是北洋軍閥在岑、陸、陳炯明、沈鴻英背後作祟。這都是因為辛亥革命不激〔徹〕底，革命的國民黨未得著政權，統治中國的仍是帝政餘孽，北洋派——袁世凱、段褀瑞、曹錕、吳佩孚——之舊勢力，才有這種怪現象。
國民黨究竟怎樣？我們用不著誇張，我們敢說：國民黨兩次在廣東執政，為期尚短，雖無什麼積極的建設，而消極的未曾壓制人民集會、結社、出版之自由，這是我們所親見的；至於國家每有大難，如袁氏謀叛、張勳復辟、段氏毀法等，國民黨莫不出而肩負巨任為國犧牲，這些事實，便是反對黨也不能否認。
現在國家的大難又到了，國民黨應該怎樣做？直系軍閥之擁兵亂政，固應為全國所不容，然而昏庸奸猾的黎元洪，罪惡昭著的段系、奉系軍人與安福、政學等國蠹以及無恥的國會議員，他們雖然也都反對直系，卻不是國民黨所應該利用的武器；國民黨真的武器，只有國民——商會、工會、學生會、農民等人民團體——的力量，只有用國民的力量來做國民革命運動以靖國難。
我們也知道此時國民的力量很弱，然卻只有此很弱的力量是國民黨真的力量，是國民黨永遠不可忽視的力量；此外不但不是國民黨的力量，而且實是國民黨的敵人，無論他們此時對國民黨說的如何好聽，去年今日直系軍人擁戴黎元洪又何嘗說的不好聽。國民黨若不建設在國民的力量上面，而建設在敵人的力量上面，就是他們能夠擁戴中山先生做總統，其結果能比傀儡總統黎元洪高明幾何！
此時國民無論對何派人都絕望了，所希望能救國的只有國民黨。在此重大時機，國民黨就應該起來統率國民做革命運動，便應該斷然拋棄以前徘徊軍閥之間，鼓吹什麼四派勢力的裁兵會議與和平統一政策。我們想想四派勢力是什麼東西，直系、奉系、皖系不用說都是罪孽深重的軍閥，國人全知之；西南諸省象唐繼堯、趙恆惕、熊克武、劉顯世又是些什麼東西，那一個不是擁兵稱雄的軍閥，那一個能聽中山先生的命令去革命？這四派勢力果然結合起來更是人民的厄運，希望他們自己裁兵，真是與虎謀皮，即或裁點空名的兵，他們殘民的勢力依然存在；希望他們行兵工政策，他們的勢力更加鞏固了。若是聯合三派共討直系，這種軍閥間的新戰爭，除了損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和阻礙工商業發展外，別無絲毫民主革命的意義，我們為什麼要製造這種無意義的戰爭？
西南諸將不但無心聽中山先生的命令去革命，其中有些還是國民黨的敵人；皖系、奉系雖與直系敵對，而終有他們歷史上的首領，我們何苦為他們做幌子！
現在有兩條對立的戰線：一是國民的戰線，一是軍閥的戰線，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斷不可站在和國民敵對的戰線那邊，那邊戰線也終不容他人混跡，國民黨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勢力——國民勢力，引導國民去做革命運動以外，實無別路可走；斷不可徘徊依違於軍閥之間而終無所就，徒然失去國民之希望與同情，致阻國民革命的機運，所以我們不得不向敬愛的國民黨垂淚而道之！
北京政變與學生
自五四運動以來，學生們的確在國民運動中做過些實際的工作，例如全國學生非基督教運動，唐山學生援助礦工反抗外力與軍閥，北京學生為軍閥壓迫教育界舉行示威運動，為軍閥慘殺京漢工人舉行示威運動，為反抗軍閥政治的元宵運動，武昌、沙市及長沙學生反抗日本的國民示威運動，這都是明顯的事實。
現在學生社會對於北京政變的態度如何？北京學生聯合會之不承認已辭職的內閣攝行總統職權，並反對武人為總統及現在之國會三個決議，都十分正當。同時他們所辦的周刊上說：「對於所謂五頭（孫、段、張、黎與政學會）的協商，我們僅認其性質為反對直隸系的共同，不是反抗軍閥的共同，更不是個革命的同盟」。這幾句話將各派政客的行動批評得入骨而合邏輯。只可惜他們的主張中，是消極的而缺乏積極的。
在上海學生總會的意見：否認曹為總統及僭內閣，號召國民不納稅，反對軍閥政客合組行政委員會，這些主張都很對；惟其電勸國會勿舉曹錕為總統，又請上海總商會知照使團與僭閣絕交、知照稅務司等勿以關余鹽餘交僭閣，那便錯了。
無恥而又曾惡打學生的國會議員，學生總會為什麼還承認他有選舉總統之權？乞憐中國太上政府的只有軍閥官僚，他們本來是和洋大人同惡相濟，為什麼學生的國民運動也要請洋大人幫忙，惹得洋大人笑著說：以中國主人翁自命的驕傲學生到底也要來求教我們了！
同學們！積亂的中國，非國民自力的國民革命是不能援救的呵！
國民革命，同時有對內打倒軍閥，對外反抗強鄰侵略兩個意思，利用軍閥打倒軍閥，利用外人打倒軍閥，都是可恥而無益的辦法。你們應該在上海召集一個全國學生會的代表大會，並努力實現商界所主張的國民會議，以造成國民革命之真實的基礎力量。我們要站在這個基礎力量上造成國民對於軍閥的戰爭，萬不可像各派政客們只知結合奉、段等反抗直系，造成軍閥對於軍閥的戰爭！
北京政變與軍人
把有槍的軍人都當做軍閥，這是一個很錯誤的觀念。
民國十二年的歷史，是大小軍閥（巡閱使、督軍、督理、師旅長等）的亂國史，也就是一般軍人（下級軍官及兵士等）困苦犧牲的史。一般軍人都是為少數軍閥傀儡，供少數軍閥的犧牲；巡閱使、督軍、督理、師旅長們個個成了富翁，何等逍遙快樂，可憐下級軍官及兵士在營里被種種軍律管束，變成了活死人，平時連正當的餉都領不齊；巡閱使、督軍、督理、師旅長們都擁有三妻四妾，陣亡的和未陣亡的下級軍官、兵士，可憐他們的家小是如何困苦度日！
民國十二年中，傷亡的下級軍官及兵士到〔底〕有多少，究竟他們為什麼而戰？為什麼而死傷？不用說是為少數軍閥私人的利益與地位而戰而死傷。在這十二年少數軍閥驅遣多數軍人到火線上，為軍閥們私人利益與地位的戰爭中，老百姓所受的困苦損失，真是計算不清。軍人無罪，罪在軍閥。
現在曹大軍閥正在搶總統做，他何所恃？他所恃不過有許多軍人替他打江山。可憐的軍人們！請看著曹家花園的奢侈，比你們的生活如何？你們何必千辛萬苦拼著可貴的生命為曹錕個人爭地位。你們也是國民一分子，你們也應該設法合攏起來，贊成全國商界、工界、學界所提倡的國民會議，你們也應該要求派出代表在這國民會議發表自己的意見，主張自己的利益；但軍人代表中如有受軍閥指使，有左袒軍閥的言行，國民會議應該取消其出席權。
北京政變與孫曹攜手說
曹錕之賊民亂國，全國皆欲起而誅之，雖平日最穩健和平不敢開罪北洋派的上海商人，現在也出來反對曹錕，曹之不容於國民，已可想見。在這反曹的怒潮洶湧全國之時，而說素以革命黨自負的國民黨首領孫中山肯與曹錕攜手，真所謂「出人意表之外」了。國民黨能做這種違反民意的事，甘為國民公敵嗎？國民黨若真與曹錕攜手，那真是自殺了！我們始終不信有此怪事。
國民黨數年來重要的口號是「北伐」，北伐伐誰，不用說是伐北洋軍閥曹錕、吳佩孚等。為什麼討伐陳炯明，始終是因為他通北，阻撓北伐；為什麼討伐沈鴻英，也因為他受曹、吳的命令來攻取廣東；若孫中山可與曹錕攜手，那末，北伐伐誰？那末，豈不是孫中山和陳炯明、沈鴻英走到一條道路？那末，孫中山可以聯曹，何以陳炯明、沈鴻英聯曹便罪該萬死？
孫伯蘭一派主張孫曹攜手，固然十分荒謬，然他們是公開的，而且說話還冠冕一點；另有一班所謂「民黨」的人，在暗幕中鼓吹孫、曹攜手，和曹錕嫡裔溫大煙燈南北相呼應，這是什麼一種勾當！這是什麼一種民黨！
田桐君說得好：「孫、曹聯合之說……溫世霖在京亦極為努力。迨大兵入川，閩粵督理命令發表……從此去十分之四五；及沈鴻英作亂，被破於韶，檢得曹錕之電若干種，而孫、曹聯合之精神，從此又去十分之九矣；至北京政變時，孫伯蘭猶勸曹氏撤退攻粵之師，而直方終不見聽，聯合之說已至山窮水盡矣。」
孫、曹攜手說已到了山窮水盡之時，並且在反曹怒潮洶湧全國之時，而仍鼓吹孫、曹攜手，我們不暇責其人格如何，我們只責其何怨何仇於民黨，而必欲其名譽掃地以盡也！
所有國民黨的忠實黨員，都有痛辟此邪說的責任。
我們要何種勢力管理中國？
將來管理中國的不外三種勢力：第一，是英、美、日、法等列強勢力；第二，是中山先生所分析的直、奉、皖、西南四派軍閥勢力；第三，是農、工、商、學生人民勢力。
第一派勢力，現在已經是利用軍閥政府間接的管理著中國，做他們的半殖民地；自華盛頓會議英、美、日、法四國協定以來，時刻在那裡尋找機會——如臨城事件、北京政變等——來直接共管中國，做他們公共的殖民地，一旦他們的意見利害一致，至少也要在中國沿江沿海沿鐵路的地方實現他們的計劃。
第二派勢力，中山先生細分為四派，其實只有一派，我們無理由把他們分家；直系軍閥固然是罪惡昭著，政學會所號召的「反直系大聯合」，也只是軍閥政蠹的大聯合。直系無論其挾憲法或武力竊取政權，或並挾二者統一中國，其蠹國亂政將更甚於今日。反直系之軍閥政蠹們即能聯合起來，無論其以任何形式——高等行政委員會、總裁制或元老院、最高級軍官等——竊取政權管理中國，觀往察來，其蠹國亂政，亦與直系是一丘之貉。這兩派——直系及反直系——軍閥政蠹無論那一派管理中國，都同樣是列強的經理人，不但不能改變列強間接管理中國的局面，其蠹國亂政，必且引導列強直接管理中國的局面日近一日。
第三派勢力，乃是中國真正主人翁的勢力，這派勢力目前自然還是混亂、散漫、軟弱；但這派勢力若終不能集中強固起來管理中國，中國便永遠沒有救濟的希望！
我們究竟要何種勢力管理中國？不用說是希望第三派勢力，因為第一第二派都是制中國死命的勢力。
負有歷史上國民革命使命的黨派，當然要建設在第三派勢力之上，對於其餘二派敵方勢力，不應稍存妥協或利用的想頭。凡社會上有聲望的團體或個人，對第一派勢力發言，都須萬分謹慎，一是恐怕引導國民誤走錯路，一是恐怕列強據為「中國人希望外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口實。
歡迎《民治》周刊
經濟落後的民族，一切小工商業家與小農其對於政治的需要與欲望，自然不發達，所以中國農民一向酣眠商人說在商言商不望政治，教商界主張教育獨立不問政治。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外力及軍閥壓迫到了民不聊生的時候，或者本地工商業發達已到須與外力衝突的程度，國民運動也會起來，此所以向來不問政治的中國人民，大都會的商人、學生近來也出來談談政治了。代表這種國民運動的是上海商人及北京上海的學生。浪漫的青年學生們，有時說幾句激烈話，似乎比商人更急進些，實際上並不然，這是可以拿上海商聯會和學生聯合會的言論行動比較證明的。
上海各馬路商界總聯合會出版的《民治》周刊，我們已見過兩期，其發表的意見，可以看出他們政治的觀念上三個優點：（一）主張民治運動應由國民自干，不倚賴任何方面的軍閥；（二）反對任何派別的國會議員，（三）不曾有求助外力的觀念，不曾請求外國政府或公使團取銷北京政府，予列強共管中國的口實，這一層商人的觀念比學生的觀念清楚得多。我們竭誠歡迎商人階級起來做國民運動，我們更歡迎商聯會的《民治》周刊富於國民運動的精神。最後，我們要忠告中國商人階級：在國民運動中，勿忽視了勞動階級是革命的急先鋒，是你們有力的友軍！
嗚呼！北京學生聯合會！
我們在前期本報上，曾不滿意於上海學生總會乞憐於公使團的態度，以為北京學生的見解總要高明些，那知道北京學生聯合會也曾致函使〔團〕，請各國保留北京政府承認案，這種認敵為友非國民運動的態度，不但取笑於外人，其結果只落得外人與外人的經理員——所謂攝政內閣——勾結一氣，飭警廳前行取締，這是何苦來！
我們最痛心的是：北京、上海的學生及上海工人這種倚賴外力的謬誤觀念由何種引導而發生？
粵局與革命運動
陳炯明已無閩南後顧之憂，潮梅軍隊有南下之可能，若同時洛吳續援沈鴻英，國民黨也會再失廣州。反對者將或以此輕視國民黨，即黨人自身也將或以此沮喪，其實大謬不然。革命的空氣若不充滿了社會，若沒有組織強大的革命黨，革命的事業決不會利用他人可以僥倖成功的。現在的國民黨為了廣州這一塊土地，為種種環境所拘囚，對內對外不得不降心妥協背著主義而行，日夜忙著為非革命的軍隊籌餉拉夫，那有片刻空閒在社會上製造革命的空氣，那有片刻空閒來籌劃黨的組織，所以真的革命黨人，對於廣州之得失不但無所喜戚，或者還以失去廣州為國民黨真的革命運動之開始發展。
護路提案與美日
日政府素抱傳統的侵略中國政策，無人不知；美國自大戰以來富有餘資，急想壟斷中國的工商業，遂不得不改變其從前對華不干涉內政的策略，這件事實，除了美國留學生也都感覺著危險。此次美國、日本對於英國護路提案都表示反對，難道他們放棄了侵略中國的野心嗎？尊重中國主權嗎？不是，不是。他們明明是不願英國再行獨占中國路政機關與海關、鹽務署鼎足而三罷了。本月二十六日巴黎電，據法外部確訊，美政府提議列強各添兵二萬來華，分駐重要口岸，這本是中國之好友大美國侵略中國的特有方式——門戶開放機會均等！
章炳麟與民國
貪儒章炳麟、劉光漢當初本只提倡排滿，不知共和民國為何物，劉光漢擁袁稱帝時，曾明白宣布此旨；章炳麟始終排斥中山先生。前只排滿，今只排北，也和劉光漢同一見解。
民國元二年間，章炳麟貪袁氏金錢官（東三省籌邊使）爵（勛二位），遂公然反對孫、黃，公然宣言中國非袁世凱統治不可。他這種罪狀，實與劉光漢、孫毓筠相等，而且在他們背叛民國民黨之前。
此時中國是軍閥與民治之爭，軍閥派與民治派南北均有，章炳麟主張南北對抗，於理論事實已都不相合；而且他所擁戴的黎元洪何嘗不夥同北洋軍閥壓迫西南，他所左袒的陳炯明、趙恆惕何嘗不和楊森、沈鴻英同樣是曹、吳的爪牙！
即以南北對抗而論，為什麼不贊助南方革命的民治派，而贊助投降北方的黎元洪（第一次投降於袁，第二次投降於曹、吳），贊助南方諸將中明白的勾結曹、吳之陳炯明、趙恆惕。這豈不是利令智昏！
社會制裁有時比國家法律還重要，像章炳麟這樣貪昏叛國的小人，他自己還像煞有介事的高談國事，固然是不知羞惡，而社會上不但不加以制裁，反以民國元老相待，似此是非紊亂，確是軍閥官僚們敢於肆行無忌之一大原因。
日本大災與中國
此次日本的大災，不但是日本的大變故，並且是全世界的大變故，日本軍事上經濟上損失之大，不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打了個大敗仗，他的傷痕決非十年以內所能恢復，因此日本在國際地位及他傳統的對華侵略政策，都必有相當的變動。
華盛頓會議，原來是英、美、日、法四國想合起伙來侵略中國；其實法國自身本非大工業國，又集全力於中歐及東歐之霸權，在中國除雲南鐵路及一些奢侈品的商場外，本沒有多大的奢望，現在日本又被大災，四國中只剩了英、美兩國是專門高壓中國之死敵。
中國國民不但對於災難中的日本人民應有充分之援助，而且在外交上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運動上，也須有個緩急輕重之別。
張作霖令駐京東省議員離京
國會本是統治階級之附屬品，統治英、美等國的是資產階級，所以他們的最大多數國會議員，分析起來，不是代表工業資本家，便是代表商業資本家，或者是代表農業資本家。統治中國的是軍閥階級（無論中央或地方），所以最大多數的國會議員，分析起來有五派：（一）直派，（二）奉派，（三）段派，（四）陳（炯明）、唐（繼堯）派，（五）徘徊各軍閥間之投機派（如一部分之研究系與政學會），他們一向只仰軍閥鼻息，與人民絲毫無交涉，這種狀況，被近日上海各報專電「張作霖令駐京東省議員離京」十二個大字，描寫得淋漓盡致。
無恥的議員們冒充人民代表還不足責，最奇怪的是一班反對軍閥的人們，明知國會議員是一堆臭糞，為了苟且的拆台政策，遂不惜將臭糞當香料看待，真是認賊做子！這班議員們將來不是回京為曹錕維持舊台，便是在南方為段祺瑞搭新台，或者為陳、唐幫幫場面，始終和人民無交涉，與民黨無關係，歡迎議員南下的人們，終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真是何苦來！
所以我們覺得上海商界根本不承認現國會，他們階級的意識卻很明了。
黎元洪南來
黎元洪居武昌起義之名，倘好自為之，本來可以弄假成真，做一個歷史的人物；怎奈他一通款於薩鎮冰，再通款於袁世凱，三通款於吳佩孚，他政治上的節操，早不與共和民國有什麼關係。即退一步言之，倘他能始終堅持以不署名解散國會令而去職，以不署名擾亂閩粵令而去職；更好是以堅持廢督裁兵等重大政治問題而去職，國人對他還能表示同情；怎奈他兩次去職，都硬是被動的丟掉了飯碗，並不是什麼因為政治上不妥協而去的，倘敵人不硬要趕他滾蛋，他任何樣妥協都辦得到，但求不丟飯碗。即再退一步言之，黎元洪此次南來，倘誠懇的痛悔前非，以個人的資格，到民間去，做顛覆一切軍閥官僚的平民革命運動，國人還可以原諒他；怎奈他一到上海，和中外新聞記者談話，開口便是什麼「本人在國會未曾有正當解釋任期之前，總統地位當然存在。余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職權而移津，今天津依然為暴力所包圍，故不得不轉而至滬。」又說「曹、吳等果能一反前行……余亦極願與彼等合議，不願復有反直派名詞。」原來他是為做總統而南來，原來他還在和曹、吳弔膀子，這種人是何等可惡而又可憐！
章行嚴君見上海輿論不滿黎元洪，發憤的說：「竊以為天下群為黃陂之故而反曹。」這句話只是代表政學會諸人的心理，不但不能代表全國商民、工人、學生的心理，並不能代表軍閥間反曹的心理。為黃陂之故而反曹的人，除了政治上投機的政學會諸人外，只有買空賣空的唐少川、章炳麟等幾個人；章炳麟等又還是唐少川之傀儡。吳大翁做總理夢在北方弄鬼，唐少翁做總理夢在南方弄鬼，這兩位新舊官僚的「大」、「少」，擁曹擁黎之行事不同，其心跡卑劣都是一樣。
此時中國之大難，是帝國主義的英、美和中國的軍閥官僚政客同時而又勾結為患，真能救濟中國大難的，除了全國商民、工人、農民、學生及其他職業團體之合作，實行平民大革命，沒有別的方法。章行嚴君所謂同事，所謂合作，是指被革命的軍閥官僚政客們反曹運動之合作；我們所謂合作，是指革命的平民掃蕩一切軍閥官僚政客運動之合作。反曹的軍閥官僚政客間，為什麼由合作而不合作，為什麼有所不滿，為什麼不能瞭然其所不滿者何在，又為什麼或即瞭然而不肯明言，我們實在不暇為行嚴君解釋這種煩悶；只得把我們瞭然平民所以不滿於一切軍閥官僚政客不能與之合作的緣故，明白告訴行嚴君。
行嚴君！死守著前五年的頭腦觀察現在的事，便往往未免所見不廣呵！
東鐵地畝問題
究竟俄國人是中國之好友，還是美國人是中國之好友呢？我們現在該可以明白了罷！
中東鐵路所用地畝，本是舊俄用強力所占據，除迫令吉、黑兩省與之訂立展地合同明定的數目以外，還強占了二十餘垧。加之俄舊黨盤據該路，專以壓迫俄新黨及殘害華人為事；凡沿路地皮，經華人呈領者，所索租價比俄人要多十倍，且每因勒索不遂，即以命令強迫華商拆屋，本年拆屋風潮竟有十餘起之多，被害華人竟至一千四五百戶之眾，此所以沿站商民一體向本國官廳請願收回此項地畝。新俄官場對於中國接收管理此項地畝，並不反對，卻是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勾串俄舊黨首領關達基出來反對。舒爾曼在東鐵俱樂部演說，竟膽敢指責中國收回地畝是侵犯他國主權。原來帝國主義的列強之主權，在中國任何地方任何事件都可以自由行使，不許侵犯嗎？當事的俄國還可以放棄，到是事外的美國橫來干涉，並且唆使哈爾濱之領事團，將中國接收東鐵地畝處之文卷概行查封，這就是帝國主義的列強在中國自由行使主權而蔑視中國主權的態度，應該如此嗎！
究竟俄國人（新俄）是中國之好友，還是美國人是中國之好友呢？我們現在該可以明白了罷！
曹錕賄選與中國前途
曹錕賄選的事實漸將實現了！擁戴雌伏在直系袴下監印的黎元洪來反抗曹錕，這丑計已是失敗；歡迎助曹為惡的國會議員南下來反抗曹錕，這丑計也是失敗了；結合直系爪牙陳炯明、趙恆惕、唐繼堯來反抗曹錕，這妙計不但現已失敗，而且將來還要出醜。曹錕賄選的事實漸將實現了！
曹賊賄選若真成事實，其結果是英、美、曹、吳外交系主奴結托的北京政府，將以正式政府名義斷送國權大借外債，以供其征服異己武力統一之用。其統一不成，戰禍固遍全國（曹、吳不去而妄想和平，江、浙紳商真是做夢），統一即成，反動黑暗的政局必更甚於今日，這是我們觀往察來，可以斷定的。
或者有人說：中國左右是軍閥政治，曹錕做總統不做總統沒什麼分別。其實不然。曹錕若做總統，其意又是使英、美的金力曹、吳的兵力結合起來，人民所受的桎梏將格外加緊。
國民若欲打破此種桎梏而得自由，必須於曹錕賄選未實現以前，各階級同時起來做一嚴重的表示；尤宜組織一個全國職業代表的國民會議，來努力驅除國賊，建設真正的人民政府，別的方法都是不中用的呵！
賄選後國民所能取的態度
一般國民漸知干涉政治，漸知聲討軍閥的罪惡，實在是好現象，雖空言也算是進步。
但是只知道軍閥的罪惡，而忘了在軍閥背後作惡之帝國主義的列強，實在是能察秋毫而不見輿薪了！
袁世凱若沒有善後大借款，他能橫行嗎？安福部若不是勾結寺內內閣大借日債，他能做出如許罪惡嗎？曹錕所以得志，豈不全靠外交團外交系和直系之大結合嗎？臨城案件之要求已公然以使團覲見為交換條件而承認了；直系諸將公然主張由外交系組閣，最要的理由是借外債；外交系不顧全國唾罵而悍然幫忙曹錕，其目的並不在做官而在經手大借款。直系政權倘真鞏固，必然要假手外交系第四次斷送國脈（庚子賠款是第一次，袁世凱善後大借款是第二次，安福參戰借款是第三次，曹錕要做第四次了），大借美債，以供他武力統一及收買政客之用。直系固然明明知道非借得一筆巨額外債，便無法削平異己；恰好美國也正須在中國輸入余資，獲得利權；豈不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嗎？受內外二重壓迫的國民，應該同時努力做：
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
反軍閥政府的國民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首當掃除一切誤會，以承認蘇俄為具體的有效的辦法，因為現在的蘇俄是協助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之中心。反軍閥政府的國民聯合，首當抑制一切感情，以扶助及擴大國民黨為具體的有效的辦法，因為國民黨是在過去現在歷史上反抗北洋軍閥比較有力的團體。國民聯合的運動中，非有一個有力的大黨做大本營不可。
這兩件事實在是國民目前所能取的態度，不但是所應取的態度。
研究系與中國政治
一國政治的進步，全靠有一班潔白而強硬的政治家提攜每個時期的反對派，反抗每個時期的統治者。中國研究系諸人未嘗不富有知識，只可惜他們政治生活的態度始終與此相反，他們始終結托每個時期的統治者，壓迫每個時期的反對派。他們的良心未嘗贊成清室、袁世凱、段祺瑞與曹錕，而他們的政治生活，卻明明是擁清、擁袁、擁段、擁曹，其結果每次都使政局益趨反動紊亂。他們的知識戰勝不過崇拜勝利者的勢力之一念，遂至屢次蒙了政治上的恥辱而不自覺。他們懺悔一次又一次，若不毅然決然拋棄崇拜勝利者的勢力之舊觀念，亦終於懺悔而已。
或者有人問我們研究系擁曹的證據在那裡？我們的答案是：（一）請檢查該系議員出席賄選的有多少人；（二）請看上海《申報》上張君勱勸人承認憲法的文章；（三）請看上海《時事新報》關於國民討賊軍的社評。
尤其是《時事新報》這篇社評，盛稱直系兩次戰功八省地盤，承認馬上得天下這句話並不十分錯，大罵討賊戡亂的人太不知天高地厚，他們崇拜勝利者的勢力之心理，由這幾句話表現得淋漓盡致。若他們終不改易此心理，卻也算得中國政治進步一障礙，我們盼望研究系諸人勿看輕自己！
臨城案與僑日華工被殺案
臨城案不過因為土匪擄了幾十個洋人，便鬧得天翻地覆，結果還要撤換地方最高行政長官，賠償巨款，由外人管理路政，列強的藉口，是非此不能保障在華外人生命之安全。現在日本的軍警浪人合起伙來，殺害無辜華人至一百七十四名之多，傷者數十，在日華人生命之安全，將如何賠償如何保障？
我們既沒有陸海軍派往日本，日本又沒有賄選總統承認問題供我們要求條件之交換，只望媚外求官的外交當局替被難的同胞抗議更不必作此想。我們國民自己所做得到的，只有一面繼續劇烈的排斥日貨，一面停止救濟日災之募捐，將已捐而未送去的類項移作撫恤被難華工家屬之用。
我們更有一種不可忍的痛苦，是中國媚外無恥的新聞記者們，對於臨城案件如喪考妣的號叫，助長外人氣焰，外人也一半因此才敢於小題大做，提出無理的要求；現在這們〔麼〕多僑日同胞被殺，中國各報竟一聲不響，兩下比較起來，當真洋大人的生命才是人的生命，華人的生命竟豬狗不如嗎？外人賤視我已可痛心，媚外無恥的中國新聞記者們，遂亦尊人賤己到此地步，更是痛心極了！
青年們應該怎樣做！
死的中國社會，自戊戌變法以來，除了少數知識階級的青年外，都是一班只知道吃飯穿衣生兒子的行屍走肉。現在這班行屍走肉，比較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時，更要沉睡過去，在社會上奔走呼號的，不過是少數青年學生，這班青年學生愈為一班行屍走肉所厭惡，他們的責任愈加重大呵！
行屍走肉的老廢物不用說了，現代的青年們，一部分教會學生被教會教育汩沒了性靈與愛國心，簡直沒有希望了，一般官僚的子弟，把學校和科舉同樣看待，也算是一些活的死人；又有一班將要醒覺的青年，卻被老莊哲學或什麼東方文化引到睡眠狀態去了；更可憐的是一種半醒覺的男女青年，妄以個人的零碎奮鬥可以解決他生活和戀愛問題之困難，此路不通，便由煩悶而自殺或墮落的亦往往有之。真正醒覺挺身出來努力於社會全般改造的只有少數青年。
偌大的中國，只有少數青年學生是醒覺的，這是何等危險！
知識階級的學生自然是小資產階級之產物，他的特性：一方面因為沒有經濟的基礎，不能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他對於任何階級的政治觀念，都非堅固不能搖動；一方面正因為他的階級性不堅固，往往有超越階級的理想，比任何階級都易於傾向革命。
德國、俄國的青年在革命運動中，都做了不少工作；中國社會更有特殊狀況，幼稚的各社會階級，都還在睡眠中，只有學生們奔走呼號，成了社會改造的惟一動力，他責任的輕重，與歐、美、日本的學生迥然不同。
中國青年學生應該怎樣做，第一要明白他責任重大，而不可自棄，這是因為國民中只有學生比較是醒覺的；第二要明白他力量微弱，而不可自恃，這是因為他不及商人、工人、農民有階級的戰鬥力。
青年學生們的職任是：第一努力喚醒有戰鬥力的各階級；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階級間之連鎖，以結成國民的聯合戰線。這兩點是產業幼稚文化落後的中國學生的特別職任，和歐美的學生界不同的地方。
我們為什麼歡迎泰谷兒？
貧學的中國，翻譯外國的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書籍，自然是目前的急需；即是於我們目前思想改造上有益的文學書，也有翻譯的必要；若純藝術的文學作品，便沒有譯成外國文的可能了。
由此觀察，此時出版界很時髦似的翻譯泰谷兒的著作，我們不知道有什麼意義！歡迎他的藝術嗎？無論如何好的文藝品，譯成外國文便失了技術上的價值；即令譯得十分美妙，也只是譯者技術上的價值，完全和原作無關。歡迎他著作的內容即思想嗎？像泰谷兒那樣根本的反對物質文明科學與之昏亂思想，我們的老、莊書昏亂的程度比他還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來翻譯泰谷兒？
昏亂的老、莊思想上，加上昏亂的佛教思想，我們已經夠受了，已經感印度人之賜不少了，現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兒了！
蘇俄六周
蘇維埃俄羅斯在此開國六年中，因為政治組織與人不同，遂引起世人無窮的疑謗；這些疑謗雖然已經由事實解釋了許多，而尚在疑謗中的亦復不少，今再略述事實，以解世人之疑。
疑謗中第一可笑的是說俄羅斯過激黨實行公妻，婦女國有，連南高師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在徐州演說時，也公然如此閉眼亂罵，實在可笑極了。其實果然公了，還何妻之有，婦女非財產，如何能歸國有，過激黨中不少女黨員，如何能承認其自身為財產，所以這等無稽之談，除了毫無常識的人斷不會再相信了。
其次就是說俄國革命殺人無算；其實俄國革命不說政治犯了，就在戰爭中殺人也不多，他們在革命中所死的人不比中國辛亥革命多，比起法國大革命來，真是天淵之隔。
再其次就說俄國仍是專制政治；其實蘇俄在國家的組織上，或為省或為自治區或為聯邦，一任民族之自由；在政治的組織上，各級蘇維埃皆得隨時撤回其所舉上級蘇維埃代表，全俄蘇維埃得隨時撤回其所舉人民委員會之委員。現在世界上能這樣自由民主的更有何國？
又有人說蘇俄擁六十萬紅軍，號召第三國際，是有侵略全世界的野心。現在不談俄國黨人的理想，且說事實，若說是經濟的侵略嗎？大家應該知道俄國一時無此可能。若說是軍事的侵略嗎？六十萬陸軍如何能侵略全世界。若說是理想的侵略嗎？這應該是我們所毫不恐懼的了。加入第三國際的有五十幾國黨人，他們的野心是以全世界被壓迫者合方〔力〕反抗全世界壓迫者，不是以俄國來侵略全世界。
更有人妄想俄國一經革命，共產自由的天國便當湧出，現在還鬧什麼新經濟政策，未免是變節欺人。其實共產自由的社會，在任何產業文化發達的國家，都不是旦夕所能促成的，何況是產業文化落後的俄羅斯。俄羅斯十月革命的主義及其成功，不過是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不過是走向共產黨主義的路的第一步，由此第一步，運用此政權以創造無產階級的經濟力，以建築共產社會物質的基礎（因為共產自由的社會，必須是工業的富有的，不應該是農業的儉樸的，如章士釗等所想像之古代共產村落或原始共產社會），這些工作，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環繞窺伺中的蘇俄，自然非旦夕所能成。因為俄國革命不能即實現共產社會，便失望而悲觀，這未免把共產社會看得不值錢，而對於俄國革命也未免太樂觀了。
還有一班妄人以為中國若再革命，必蹈俄國紊亂困苦的覆轍。殊不知俄國目前只是物資不足，不能向共產主義猛進，至於一般政治上的建設，不但比中國，比歐美哪國都好。經濟的恐慌是沒有的；失業的困苦是沒有的；政治的陰謀與暗鬥是沒有的；國家的財政是有嚴格的預算決算的；城市鄉間的生活必需品是可以自給的，六年未曾借過一文外債；紅軍的知識和學生一般，擁戴個人爭政權爭地盤，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市上雖有警察，我們不容易看見，因為他們從來不肯站在街心指揮市民，然而爭鬥失竊的事竟不大有。
這裡有一個問題：我們革命十二年，如今越鬧越糟；俄羅斯革命才六年，為什麼能有這樣的建設？主要的原因是有一個幾十萬人的過激黨，負了為國家由破壞而建設的大責任同心戮力的干。所以疑謗蘇俄的人，每每只是疑謗蘇俄的過激黨；可是感佩蘇俄的人，也應該首先感佩蘇俄的過激黨！
這裡又有一個問題：章士釗仿佛說只有工業國應該有黨，農業國不應該有黨；富國可以有黨，窮國不可以有黨。其實主張無政治的尚有無政府黨，何況有政治，有政治便自然有黨，無所謂應該不應該，並且必須有好黨才有好政治。若雲農業國窮國不應該有黨，蘇俄卻正是農業國窮國，他何以有強大的過激黨？眼前的事實還鬧不清楚，何苦高談政治誤人家國！
中央通告第十九號
——開展承認蘇俄運動
中俄外交為現在國內重要政治問題之一，於反抗英美帝國主義侵略極有關係，茲決定各區或地方委員會，亟宜聯合各該地方一般團體向社會公開為承認蘇俄的運動。其理論的根據，可參看《嚮導》四十二期君宇所作的論文，以「反帝國主義之國際的聯合」為口號。
《科學與人生觀》序
亞東圖書館匯印討論科學與人生觀的文章，命我作序，我方在病中而且無事，卻很歡喜的做這篇序。第一，因為文化落後的中國，到現在才討論這個問題（文化落後的俄國前此關於這問題也有過劇烈的討論，現在他們的社會科學進了步，稍懂得一點社會科學門徑的人，都不會有這種無常識的討論了，和我們中國的知識階級現在也不至於討論什麼天圓地方、天動地靜、電線是不是蜘蛛精這等問題一樣），而卻已開始討論這個問題，進步雖說太緩，總算是有了進步；只可惜一班攻擊張君勱、梁啓超的人們，表面上好像是得了勝利，其實並未攻破敵人的大本營，不過打散了幾個支隊，有的還是表面上在那裡開戰，暗中卻已投降了（如范壽康先天的形式說，及任叔永人生觀的科學是不可能說）。就是主將丁文江大攻擊張君勱唯心的見解，其實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這是因為有一種可以攻破敵人大本營的武器，他們素來不相信，因此不肯用。「科學何以不能支配人生觀」，敵人方面卻舉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證據出來；「科學何以能支配人生觀」，這方面卻一個證據也沒舉出來。我以為不但不曾得著勝利，而且幾乎是卸甲丟盔的大敗戰，大家的文章寫得雖多，大半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令人看了好像是「科學概論講義」，不容易看出他們和張君勱的爭點究竟是什麼，張君勱那邊離開爭點之枝葉更加倍之多，這乃一場辯論的最大遺憾！第二，因為適之最近對我說，「唯物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經過這回辯論之後，適之必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因為這兩個緣故，我很歡喜的做這篇序。
數學、物理學、化學等科學，和人生觀有什麼關係，這問題本不用著討論。可是後來科學的觀察分類說明等方法應用到活動的生物，更應用到最活動的人類社會，於是便有人把科學略分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二類。社會科學中最主要的是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哲學（這裡所指是實驗主義的及唯物史觀的人生哲學，不是指本體論、宇宙論的玄學，即所謂形而上的哲學）。這些社會科學，不用說和那些自然科學都還在幼稚時代，然即是幼稚，已經有許多不可否認的成績，若因為還幼稚便不要他，我們不必這樣蠢。自然科學已經說明了自然界許多現象，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社會科學已經說明了人類社會許多現象，這也是我們不能否認的。自然界及社會都有他的實際現象：科學家說明得對，他原來是那樣；科學家說明得不對，他仍舊是那樣；玄學家無論如何胡想亂說，他仍舊是那樣；他的實際現象是死板板的，不是隨著你們唯物論唯心論改變的：哥白尼以前，地球原來在那裡繞日而行，孟軻以後，漸漸變成了無君的世界；科學的說明能和這死板板的實際一一符合，才是最後的成功。我們所以相信科學（無論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也就是因為「科學家之最大目的，曰擯除人意之作用，而一切現象化之為客觀的，因而可以推算，可以窮其因果之相生」（張君勱語），必如此而後可以根據實際尋求實際，而後可以說明自然界及人類社會死板板的實際，和玄學家的胡想亂說不同。
人生觀和（社會）科學的關係是很顯明的，為什麼大家還要討論？哈哈！就是討論這個問題之本身，也可以證明人生觀和科學的關係之深了。孔德分人類社會為三時代，我們還在宗教迷信時代。你看全國最大多數的人，還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卦等超物質以上的神秘；次多數象張君勱這樣相信玄學的人，舊的士的階級全體，新的士的階級一大部分皆是，象丁在君這樣相信科學的人，其數目幾乎不能列入統計。現在由迷信時代進步到科學時代，自然要經過玄學先生的狂吠，這種社會的實際現象，想無人能夠否認。倘不能否認，便不能不承認孔德三時代說是社會科學上一種定律。這個定律便可以說明許多時代、許多社會、許多個人的人生觀之所以不同。譬如張君勱是個飽學秀才，他一日病了，他的未嘗學問的家族要去求符咒仙方，張君勱立意要延醫診脈服藥；他的朋友丁在君方從外國留學回來，說漢醫靠不住，堅勸他去請西醫，張君勱不但不相信，並說出許多西醫不及漢醫的證據；兩人爭持正烈的時候，張君勱的家族說，西醫、漢醫都靠不住，還是符咒仙方好。他們如此不同的見解，也便是他們如此不同的人生觀，他們如此不同的人生觀，都是他們所遭客觀的環境造成的，決不是天外飛來主觀的意志造成的，這本是社會科學可以說明的，決不是形而上的玄學可以說明的。
張君勱舉出九項人生觀，說都是主觀的，起於直覺的、綜合的、自由意志的，起於人格之單一性的，而不為客觀的、論理的、分析的、因果律的科學所支配。今就其九項人生觀看起來：第一，大家族主義和小家族主義，純粹是由農業經濟宗法社會進化到工業經濟軍國社會之自然的現象。第二，男女尊卑及婚姻制度，也是由於農業宗法社會親與夫都把子女及妻當作生產工具，當作一種財產，到了工業社會，家庭手工已不適用，有了僱工制度，也用不著拿家族當生產工具，於是女權運動自然會興旺起來。第三，財產公有私有制度，在原始共產社會，人弱於獸，勢必結群合作，原無財產私有之必要與可能（假定有人格之單一性的張先生，生在那個社會，他的主觀，他的直覺，他的自由意志，忽然要把財產私有起來，怎奈他所得的果物獸肉無地存儲，並沒有防腐的方法，又不能變賣金錢存在銀行，結果恐怕只有放棄他私有財產的人生觀）；到了農業社會，有了一定的住所，有了倉庫，穀物又比較的易於保存，獨立生產的小農，只有土地占有的必要，沒有通力合作的必要，私有財產觀念，是如此發生的；到了工業社會，家庭的手工的獨立生產制已不能存立，成千成萬的人組織在一個通力合作的機關之內，大家無工做便無飯吃，無工具便不能做工，大家都沒有生產工具，生產工具已為少數資本家私有了，非將生產工具收歸公有，大家只好賣力給資本家，公有財產觀念，是如此發生的。第四，守舊維新之爭持，乃因為現社會有了經濟的變化，而與此變化不適應的前社會之制度仍舊存在，束縛著這變化的發展，於是在經濟上利害不同的階級，自然會隨著變化之激徐，或激或徐的衝突起來。第五，物質精神之異見，少數人因為有他的特殊環境，一般論起來，慢說工廠里體力工人了，就是商務印書館月薪二三十元的編輯先生，日愁衣食不濟，那有如許閒情像張君勱、梁啓超高談什麼精神文明東方文化。第六，社會主義之發生，和公有財產制是一事。第七，人性中本有為我利他兩種本能，個人本能發揮的機會，乃由於所遭環境及所受歷史的社會的暗示之不同而異。第八，悲觀樂觀見解之不同，亦由於個人所遭環境及所受歷史的社會的暗示而異，試觀各國自殺的統計不但自殺的原因都是環境使然，而且和年齡、性別、職業、季節等都有關係。第九，宗教思想之變遷，更是要受時代及社會勢力支配的：各民族原始的宗教，依據所傳神話，大都是崇拜太陽、火、高山、巨石、毒蛇、猛獸等的自然教；後來到了農業經濟宗法社會，族神祖先農神等多神教遂至流行；後來商業發達，隨著國家的統一運動，一神教遂至得勢；後來工業發達，科學勃興，無神非宗教之說隨之而起；即在同一時代，各民族各社會產業進化之遲速不同，宗教思想亦隨之而異，非洲、美洲、南洋蠻族，仍在自然宗教時代，中國、印度，乃信多神，商工業發達之歐美，多奉基督；使中國聖人之徒生於倫敦，他也要奉洋教，歌頌耶和華；使基督信徒生在中國窮鄉僻壤，他也要崇拜祖宗與狐狸。以上九項種種不同的人生觀都為種種不同客觀的因果所支配，而社會科學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論理的說明，找不出那一種是沒有客觀的原因，而由於個人主觀的直覺的自由意志憑空發生的。
梁啓超究竟比張君勱高明些，他說：「君勱列舉『我對非我』之九項，他以為不能用科學方法解答者，依我看來什有八九倒是要用科學方法解答」。梁啓超取了騎牆態度，一面不贊成張君勱，一面也不贊成丁在君，他自己的意見是：
人生問題，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的。卻有一小部分——或者還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學的。
他所謂大部分是指人生關涉理智方面的事項，他所謂一小部分是指關於情感方面的事項。他說：「既涉到物界，自然為環境上——時間空間——種種法則所支配。」理智方面事項，固然不離物界，難道情感方面事項不涉到物界嗎？感官如何受刺激，如何反應，情感如何而起，這都是極普通的心理學。關於情感超科學這種怪論，唐鉞已經駁得很明白。但是唐鉞駁梁啓超說：「我們論事實的時候，不能羼入價值問題」。而他自己論到田橫事件，解釋過於淺薄，並且說出「沒有多大價值」的話，如此何能使梁啓超心服！其實孝子割股療親，程嬰、杵臼代人而死，田橫、乃木自殺等主動，在社會科學家看起來，無所謂優不優，無所謂合理不合理，無所謂有價值無價值，無所謂不可解，無所謂神秘，不過是農業的宗法社會封建時代所應有之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乃是農業的宗法社會封建時代之道德傳說及一切社會的暗示所鑄而成，試問在工業的資本主義社會，有沒有這樣舉動，有沒有這樣情感，有沒有這樣的自由意志？
范壽康也是一個騎牆論者，他主張科學是指廣義的科學，他主張科學決不能解決人生問題的全部。他說：「人生觀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後天的。先天的形式是由主觀的直覺而得，決不是科學所能干涉。後天的內容應由科學的方法探討而定，決不是主觀所應妄定。」他所謂先天的形式，即指良心命令人類做各人所自認為善的行為。
什麼先天的形式，什麼良心，什麼直覺，什麼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狀況不同的各時代各民族之社會的暗示所鑄而成。一個人生在印度婆羅門家，自然不願意殺人，他若生在非洲酋長家，自然以多殺為無上榮譽；一個女子生在中國閥閱之家，自然以貞節為他的義務，他若生在義大利，會以多獲面首誇示其群；西洋人見中國人赤膊對女子則駭然，中國人見西洋人用字紙揩糞則驚訝；匈奴可汗父死遂妻其母，滿族初入中國不知漢人禮俗，皇太后再嫁其夫弟而不以為恥；中國人以厚葬其親為孝，而蠻族有委親屍于山野以被鳥獸所噬為榮幸者；歐美婦女每當稠人廣眾吻其所親，而以為人妾為奇恥大辱；中國婦人每以得為貴人之妾為榮幸，而當眾接吻雖娼妓亦羞為之。由此看來，世界上那裡真有什麼良心，什麼直覺，什麼自由意志！
丁在君不但未曾說明「科學何以能支配人生觀」，並且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張君勱走的是一條道路。我現在舉出兩個證據：
第一，他自號存疑的唯心論，這是沿襲了赫胥黎、斯賓塞諸人的謬誤，你既承認字宙間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科學家站開，且讓玄學家來解疑。此所以張君勱說：「既已存疑，則研究形而上界之玄學，不應有醜詆之詞。」其實我們對於未發見的物質固然可以存疑，而對於超物質而獨立存在並且可以支配物質的什麼心（心即是物之一種表現），什麼神靈與上帝，我們已無疑可存了。說我們武斷也好，說我們專制也好，若無證據給我們看，我們斷然不能拋棄我們的信仰。
第二，把歐洲文化破產的責任歸到科學與物質文明，固然是十分糊塗，但丁在君把這個責任歸到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身上，卻也離開事實太遠了。歐洲大戰分明是英德兩大工業資本發展到不得不互爭世界商場之戰爭，但看他們戰爭結果所定的和約便知道，如此大的變動，那裡是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夠製造得來的。如果離了物質的即經濟的原因，排科學的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夠造成這樣空前的大戰，那末，我們不得不承認張君勱所謂自由意志的人生觀真有力量了。
我們相信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我們現在要請問丁在君先生和胡適之先生：相信「唯物的歷史觀」為完全真理呢，還是相信唯物以外象張君勱等類人所主張的唯心觀也能夠超科學而存在？
附：胡適答陳獨秀先生
陳獨秀先生在他的序文的結論里說：「我們相信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我們現在要請問丁在君先生和胡適之先生：相信『唯物的歷史觀』為完全真理呢？還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張君勱等類人所主張的唯心觀也能夠超科學而存在？」我不知道丁先生要如何回答他；但我個人的意見先要說明：（1）獨秀說的是一種「歷史觀」，而我們討論的是「人生觀」。人生觀是一個人對於宇宙萬物和人類的見解；歷史觀是「解釋歷史」的一種見解，是一個人對於歷史的見解。歷史觀只是人生觀的一部分。（2）唯物的人生觀是用物質的觀念來解釋宇宙萬物及心理現象。唯物的歷史觀是用「客觀的物質原因」來說明歷史（狹義的唯物史觀則用經濟的原因來說明歷史）。
說明了以上兩層，然後我可以回答獨秀了。我們信不信唯物史觀，全靠「客觀的物質原因」一個名詞怎樣解答。關於這一點，我覺得獨秀自己也不會說的十分明白。獨秀在這篇序里曾說，「心即是物之一種表現。」（序頁十）那麼，「客觀的物質原因」似乎應該包括一切「心的」原因了，——即是知識、思想、言論、教育等事。這樣解釋起來，獨秀的歷史觀就成了「只有客觀的原因（包括經濟組織，知識、思想等等）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就是禿頭的歷史觀，用不著戴什麼有色彩的帽子了。這種歷史觀，我和丁在君都可以贊成的。
然而獨秀終是一個不徹底的唯物論者。他一面說「心即是物之一種表現」，一面又把「物質的」一個字解成「經濟的」（序頁十一，行五）。因此，他責備在君不應該把歐戰的責任歸到那班非科學的政治家與教育家的身上。他說：「歐洲大戰分別是英德兩大工業資本制度發展到不得不互爭世界商場之戰爭，但看他們戰爭結果所定的和約便知道，如此大的變動，那裡是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能夠製造出來的？」
歐洲大戰之有經濟的原因，那是稍有世界知識的人都承認的。在君在他的兩篇長文里那樣恭維安基爾的大幻想（玄學與科學頁二六，答張君勱頁一六），他豈不承認歐戰與經濟的關係？不過我們治史學的人，知道歷史事實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們雖然極端歡迎「經濟史觀」來做一種重要的史學工具，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思想知識等事也都是「客觀的原因」，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所以我個人至今還只能說，「唯物（經濟）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獨秀希望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序頁二），可惜我不能進這一步了。
其實獨秀也只承認「經濟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他若不相信思想知識言論教育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那麼，他盡可以袖著手坐待經濟組織的變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傳的事業，謀思想的革新呢？如果獨秀真信仰他們的宣傳事業可以打倒軍閥，可以造成平民革命，可以打破國際資本主義，那麼，他究竟還是丁在君和胡適之的同志——他究竟還信仰思想知識言論教育等事也可以變動社會，也可以解釋歷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觀！
陳炯明與政局
曹錕賄選以來，他的第一政敵張作霖以前此單獨作戰為前車之鑑，此次決不肯為天下先；他的第二政敵段祺瑞在浙、滬、山東雖有實力，又怯懦沒有發難的〔勇〕氣；因此曹錕真正的敵人，只有肯負責冒險舉兵北伐的孫中山。孫中山的軍隊倘進了江西、湖南，四川、奉天、山東、浙江自然會同時並起，那時曹、吳遂不得不陷於四面楚歌之中了。曹錕幸而得了一個有力的爪牙陳炯明，出死力將孫中山的軍隊困在廣東，孫中山正要出兵北伐，陳炳明更出死力打得利害起來；若果能將孫中山趕出廣東，去了曹錕真正的敵人，使曹、吳武力統一的夢得以開始實現，那時陳炯明對於曹錕真算是「聖主開基第一功」了。但同時我們要想想陳炯明這種舉動，在民國史上功罪如何！
前有人以孫、陳兩軍在東江作持久戰，實有利於曹錕，主張棄戰言和，移師北伐，孫中山先生極以為然，而陳炯明的條件是中山須離開廣東並向廣東人謝罪。中山須離開廣東，儼然是曹錕的口氣；去歲廣州之變，由洪兆麟軍先發，今年北江之戰由沈鴻英、李易標先發，東江之戰由楊坤如、熊略先發，是誰應該向廣東人謝罪？
陳炯明等口口聲聲說孫中山如何不好，國民黨如何不好；今無論孫中山與國民黨如何不滿人意，而自以為好過孫中山的陳炯明，卻對於全國共惡的曹錕賄選一言不發，而炮彈專對著反對曹錕的孫中山與國民黨打來，試問他何以自解？
盡瘁革命數十年如一日的中山先生，我們現在還沒有批評他的必要。國民黨誠然有不滿人意的地方，若有一個比他更好的黨，自然是中國的幸事；但我們只看見有許多不滿意於國民黨的黨員並且實際上已脫離了國民黨，大大的反對孫中山，這班脫離國民黨的優秀分子，既然看不起國民黨，他們政治上的行動，照情理應該比國民党進步得多；然而在事實上，他們當中象吳景濂、劉冠三等議員究竟如何，陳炯明、趙恆惕、黃大偉等軍人究竟如何，政學會一班人又如何；凡是不滿於國民黨而脫離的黨員，大都變成反動分子，竟然找不出一個比國民黨更進步的人來。這是什麼緣故呢？是因為國民黨並未放棄革命的口號，凡是不革命的分子自來會分裂出來。陳炯明便是這些分子中之一。
外幣與主權
世界上凡是有主權的國家，都不許任何外國的金銀幣或紙幣在他國內流行。你看小小的香港，除港幣外那一國的國幣能夠在香港通用？
近日北京外交部以俄國擬在東三省及新疆發行紙幣，致函中俄督辦事務處，請向俄代表交涉，原函如下：
經啟者，據奉天張總司令稱，俄人近在東省發行紙幣，計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流通東省各地，據財廳查覆，此項紙幣，系在庫倫發行，俄人現擬於滿洲里設立分局，以資兌換，事關幣制主權，務請嚴重交涉，禁止在滿發行等語。又據新疆楊省長三十一電稱，俄人近在喀爾喝爾設官錢局，擬即發行鈔票，行使市面等語准此。查俄人在滿蒙新疆等處，發行紙幣，意在操縱金融，用心叵測，應請向俄代表嚴重交涉，勒令停發，以維主權，至紉公誼。
又近日北京國務院對參議院質問美豐銀行在重慶發行紙幣之覆文如下：
國務院為咨覆事，前准貴院咨送議員潘江等對於美商在重慶設立美豐銀行，發行紙幣，政府何以茫不覺察，勒令休業，提出質問書一件，請答覆等因。當經函詢外交部去後，茲准復稱：查重慶系通商口岸，外商在該號開設銀行，照約未便禁阻；至美豐銀行發行鈔票一事，茲據重慶關監督分呈報告到部，當以外國銀行在各通商口岸發行紙幣，條約原無准許之明文，只以京津滬漢等處，外國銀行發行紙幣，相沿已久，一時尚未能禁止，本部若據以向美使交涉，誠恐該使藉以各口岸先例，未必就我範圍，不如由當地官商協力設法阻止，較為妥善；如果美使來部提及此事，自當相機駁拒等語。茲由財政部據復在案，嗣後即未據，續有來文等因到院，相應咨復貴院查照，此咨參議院。
在這兩個公文中，我們應有幾個感想：
（一）外交部對俄函中說：「俄人……發行紙幣，意在操縱金融，用心叵測，應請向俄代表嚴重交涉，勒令停發，以維主權。」似此，我們不能不佩服外交部有愛國心，有勇氣。
（二）外交部對美復文中說：「外國銀行發行紙幣，相沿已久，一時尚未能禁止，本部若據以向美使交涉，誠恐該使藉以各口岸先例，未必就我範圍。」似此，什麼金融，什麼主權，都忘記了，原來他們的愛國心與勇氣，是時有時無的呵！
（三）外交部又說：「不如由當地官商協力設法阻止。」我們應該感謝外交部的教訓，各地官紳從今後應該知道一切外國在中國發行紙幣，都是意在操縱金融，用心叵測，應該協力設法阻止，勒令停發，以維主權。
恢復華人領港權
可憐的中國人在張家口做點汽車生意，美國人竟看做眼中釘，橫暴的帝國主義者竟喧賓奪主一至於此！
現在又有一件喧賓奪主的事，就是姚方文君向在怡和、太古兩公司充當領港，此次應聘大來洋行，駕領大來海輪由吳淞到浦口，竟有洋人糾眾干涉其行使職務，聲言「華人不許領港」。因此全國領港公會於本月二十二日在上海會所開全國各口華人領港會議，到有代表八十餘人，主席楊洪麟君報告說：
今日會議，系應津、營、漢各口領港支會之請而召集者，討論事件殊為重要，故不得不先行說明吾國領港之歷史。查吾國向無所謂中國船用外國人領港者，自前清同治七年，政府與外人訂立引水暫行章程後，於是外人領港之風日起。當時之所以雇用外人者，不過因一時人材缺乏，供不應求，暫借外材，以事調劑，故引水章程上有「暫行」二字。詎知吾國當局計不及此，不知隨時取締，遂致外人勢力日益擴張，華船領港幾被外人侵占殆盡，喪權辱國言之痛心。今日會議之要點，即在於「恢復華人領港權」七字，應請諸君注意。
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
（一）
人類經濟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種：一是宗法封建社會崩壞時，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一是資產階級崩壞時，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此外又有一種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國民革命含有對內的民主革命和對外的民族革命兩個意義。
殖民地的經濟權政治權都完全操在宗主國之手，全民族之各階級都在宗主國壓迫之下，全民族各階級共同起來謀政治經濟之獨立，這是殖民地國民革命的特有性質。半殖民地的經濟權大部分操諸外人之手，政治權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諸本國貴族軍閥之手，全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在外國帝國主義者及本國貴族軍閥壓迫之下，有產無產兩階級共同起來，對外謀經濟的獨立，對內謀政治的自由，這是半殖民地國民革命的特有性質。
殖民地革命的對象是宗主國，固然無所謂民主革命；即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為工商業受外力之阻礙不能充分發展，資產階級不能成功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一方面又因為貴族軍閥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個純粹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國民革命的性質雖然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他的勝利雖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然而革命運動中的形式及要求卻只是一個國民革命，這種特殊形式的革命，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經濟狀況所自然演成的。
無產階級客觀的力量是隨著資產階級之發達而發達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既然不能成功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無產階級便是不用說了。
（二）
半殖民地的中國自然也沒有例外。領土廣大交通不便經濟組織還是地方的社會組織還是家庭的文字組織還是半象形的中國，連國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斷然不可懷絲毫速成的妄想。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可以說自甲午戰敗起，過去歷史已將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後的變法自強運動，第二期是辛亥革命運動，第三期是「五四」以來學生及工人運動。這三期運動之成績雖然都很微末，而加入運動的各階級都以次擴大，這是不能否認的。第四期運動是什麼？我們雖未能預斷，而距運動成功的時期仍然甚長，及資產階級漸漸明確的感覺國民運動的必要並顯著的加入此種運動，這兩件事是可以推知的。
（三）
經濟落後文化幼稚的中國，各階級還都緊緊的束縛在宗法社會的舊殼內，幼維〔稚〕的資產階級，至今沒有有力的政黨，便是它幼稚之徵驗，他還未脫離利用敵人（列強及軍閥）勢力發展他自己階級勢力的時期，所以他時常表現出來愛和平怕革命的心理，這也是他勢力薄弱之自然結果；若依據他目前心理之表現，遂一口武斷中國資產階級永遠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視了。
商業工業資產階級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還有一種官僚資產階級。他的勢力原來是依賴外國勢力（賣國）及本國貴族軍閥政府，利用國家機關（盜國）而存在而發展的，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他不但不是真正資產階級，而且是真正資產階級——工商階級發展之障礙；中國的新舊交通系即屬此類。直皖奉直兩次戰爭，固然是軍閥間的戰爭，而因此打倒了安福部及梁士詒內閣，卻算是掃除中國資產階級發展路程上的荊棘，所以那時揚子江下游新興的工商業家對於吳佩孚頗表同情；有人說吳佩孚打倒梁內閣是軍閥階級的勝利資產階級的失敗，這完全是夢話。
工商業幼稚的資產階級，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贊成革命；但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企業規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漸成為全國的，同時又遭遇軍閥擾亂之阻礙或外貨外資之競爭，經濟的要求自然會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覺悟。所以資產階級究竟革命不革命，當視其經濟的歷史的發展決定之，不當以其初步積累時懦弱心理決定其全階級的終身運命。例如在歐洲前，全印度除了小資產階級的知識者外，找不出半點革命傾向，反之，與大英帝國妥協的空氣卻充滿了全印度的資產階級；然而歐戰後印度的工業得了發展的機會，有了外貨外資之競爭，印度的資產階級便漸漸有了經濟政治獨立運動的覺悟。中國辛亥革命時，有幾個資本家聽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搖頭，有幾個資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派軍閥統治中國；然而歐戰以來，揚子江下游新興的工商業家得了一點自由發財的機會，便馬上改變從前小視自身的態度，不再說什麼「在商言商不談政治」了，好像鄉下土財主，子弟得了幾層功名，便膽大起來不怕官府了；同時因為他們的開始發展，便遇著軍閥擾亂及關稅厘金外貨輸入原料輸出等妨礙他們的發財自由，他們更不老實起來，公然出來做修改稅則廢止厘金廢督裁兵理財制憲等運動，更進而組織民治委員會，反對軍閥為總統，否認代表軍閥階級的現國會，上海、長沙之商聯會更進而加入群眾的國民示威運動，即此可以證明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由非政治的態度，發展到和平的政治運動態度，最近更發展到革命的政治運動傾向了。
他們以前非政治的態度，現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態度，將來更趨向革命的態度，都不是他們主觀上的意識決定的，乃是他們客觀上的經濟條件決定的。社會上每個階級都有他階級的利己心，他階級的力量長養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發展之障礙時，他必然出於革命，願意革命不願意，始終沒有這回事。
有人反對上海的民治委員會，說是希圖組織商人政府，又說這是發達資本主義有害於中國社會。唱這種高調的人，他不明白他素所崇拜的美國正是商人政府；他不明白商人政府雖非極則，比起軍閥軍政府是進化的；他不明白資本主義在歐美雖功過參半，而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卻不是受了資本主義發達的害，正是受了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害；他一面唱鄙薄商人政府與資本主義的高調，卻一面擁護軍閥，這種人全然不懂得人類社會歷史的進化是怎麼一回事。
在先進國純粹的資產階級的革命，雖以資產階級為主力軍，也不能不藉助於他階級的力量以撲當時的暴君及貴族，所以當時革命的口號往往冒稱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為他們階級的利益而革命。至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資產階級，階級的分化本尚未鮮明，階級的衝突亦尚未劇烈，各階級的勢力也都尚未強大，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更不能單獨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時候，必然極力拉攏別的階級，出來號召國民革命，以求達到他自身發展之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
（四）
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發展的大資產階級固然可以趨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壞的小資產階級（手工工業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趨向革命。小資產階級固不及大資產階級勢力集中，然其企業因競爭而崩壞，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
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他本沒有經濟的基礎，其實不能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因此他對於任何階級的政治觀念，都搖動不堅固，在任何階級的革命運動中，他都做過不少革命的功勞，也做過不少反革命的罪惡。
小資產階級的中國，知識階級特別發達，所謂居四民（士農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歷史地位，他介在貴族與平民（農工商）間，恆依附貴族而操縱政權，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說，其仕宦久而門閥高者，自身且成為貴族。他們在歷史上操縱政權尤其自壟斷教權的優越地位，比歐洲中世僧侶階級有過之無不及。即以近事而論，在壞的方面：議員政客們都屬士的階級，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來吸收他們，只得附屬軍閥作惡；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後的變法自強運動，辛亥革命運動，「五四」以來國民運動，幾乎都是士的階級獨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輸入之故，舊的士的階級固然日漸退潰，而新的士的階級卻已代之而興；現在及將來的國民運動，商人工人農民固然漸變為革命之主要的動力，而知識階級（即士的階級）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階級間連鎖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輕視的地位；而且在無產階級實行革命和他們階級的利益當真衝突以前，他們是羞於放棄革命態度的。最近全國學生大會，不但議決了許多國民革命的議案，並且議決了幾件為工人階級利益奮鬥的議案，這便是個明顯的例證。正因為知識階級沒有特殊的經濟基礎，遂沒有堅固不搖的階級性，所以他主觀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時有超越階級的幻象，這正是知識階級和純粹資產階級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識階級有時比資產階級易於傾向革命的緣故。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們提出所謂「不合作」、「農村立國」、「東方文化」、「新村」、「無政府」、「基督教救國」、「教育救國」等迴避革命的口號，固然是小資產階級欲在自己腦中改造社會的幻想，然而他們對於現社會之不安不滿足，也可以說是間接促成革命的一種動力。
（五）
農民占中國全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被難苟安，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然而外貨侵入破壞農業經濟日益一日，兵匪擾亂，天災流行，官紳魚肉，這四種環境卻有驅農民加入革命之可能。歷年以來，各處農民小規模的抗稅罷租運動是很普遍的，若一旦有了組織，便無人敢說連國民革命他們也一定不能加入。
有人見農民之疾苦而人數又如此眾多，未曾看清這只是國民革命的一大動力，以為馬上便可在農民間做共產的社會革命運動，這種觀察實在未免太粗忽了。共產的社會革命固然要得著農民的同情與協助，然必須有強大的無產階級為主力軍，才能夠實現此種革命的爭鬥並擁護此種革命的勢力建設此種革命的事業，因為只有強大的無產階級，才有大規模的共同生產共同生活之需要與可能，獨立生產之手工業者及農民都不需此。尤其是農民私有觀念極其堅固，在中國，約占農民半數之自耕農，都是中小資產階級，不用說共產的社會革命是和他們的利益根本衝突，即無地之佃農，也只是半無產階級，他們反對地主，不能超過轉移地主之私有權為他們自己的私有權的心理以上；僱工雖屬無產階級，然人數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國農民運動，必須國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後國內產業勃興，然後普遍的農業資本化，然後農業的無產階級發達集中起來，然後農村間才有真的共產的社會革命之需要與可能。使目前即作此決不能實現的幻想，則所號召者不適於多數農民之實際的要求，便無法使農民群眾加入實際的運動，便使目前所急需的國民革命受最大的損失。
（六）
在普通形勢之下，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工人階級和學生農民不同，有他自己階級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取何態度，乃是一個極重大而複雜的問題。
工人是社會上有力的階級，在物質上他的力量自然遠不及資產階級雄厚，而在心理上因為實際生活之壓迫，往往易於促進他的決戰態度，即在純粹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階級一旦感覺得這種革命於自身亦有利益時，往往成為急進的先鋒，況在國民革命，工人階級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時我們要知道：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概括說起來，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起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此時中國工人階級的理想，略分三類：第一，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裡，家族親屬地方觀念還非常之重，這是因為不但多數手工業工人仍然在獨立生產者的環境，有許多目前雖是近代產業工人，而他過去未來的生活，並未能與獨立生產者（小手藝小商人小農等）的環境絕緣，不感政治的需要，並不脫神權帝王之迷信，產業之發達又多未成全國化，所以工人階級的運動，猶多是支節零碎的地方的經濟運動而非國家的政治運動，工人階級的理想，猶是宗法社會的而非國家的，這也是當然的現象。第二，只少數有了國家的覺悟，有了政治的要求，這種覺悟，這種要求，只在最進步的海員及鐵路工人罷工中才表現出來，其餘多數罷工都不出日常生活的經濟爭鬥。第三，真有階級覺悟並且感覺著有組織自己階級政黨的工人，更是少數中的極少數；這極少數純粹無產階級分子，固然是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的唯一種子，即在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運動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鋒隊，這是拿今年京漢路罷工事件可以證明的。這極少數最有覺悟的工人，在質量上雖然很好，在數量上實在太少，其餘的工人更是質量上數量上都還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爭鬥之需要與可能，而且連一般的政治爭鬥之需要甚至於連自己階級經濟的爭鬥之需要都不曾感覺的工人（如手工業工人），也並不是少數。我們還應該知道：在產業不發達的中國，工人自己階級的單純經濟爭鬥，沒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大部分產業管理權，不在外人手裡便在軍閥政府手裡，工人經濟爭鬥之對象，不是帝國主義的外國便是軍閥，所以經濟爭鬥稍稍劇烈一點，便是一個政治爭鬥。我們更應該知道：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爭鬥，只是一般的政治爭鬥，即全國各階級共同要求政治上自由的爭鬥，不是工人們自己階級的政治爭鬥；因為掌握政權者直接的是軍閥，間接的是帝國主義的外國，不是本國的資產階級。所以中國的工人階級，在目前環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須參加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國民革命的意義，就是對外要求民族之經濟的政治的獨立，對內要求一般國民在政治上的自由。這種一般國民之政治自由，如集會結社罷工等自由，正是中國工人階級目前至急的需要。
工人階級若〔不〕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其結果是：（一）工人階級在此革命成功時失去了地位；（二）工人階級在此革命的爭鬥過程中，失去了自己階級戰鬥力發展的機會；（三）不參加實際的行動，無論工人階級有任何急進的主張，都不過是一個主張，實際還是站著一步不動；（四）自己階級的政治爭鬥目前既不可能，又不參加聯合戰線，結果必是脫離了政治爭鬥的戰線，躲到經濟爭鬥的空招牌底下去睡覺。這種脫離政治的經濟爭鬥，必然是支節零碎的，地方的，改良的，使工人階級萎糜下去的；而不是根本的，統一的，革命的，使工人階級強壯起來的。
或者有人以為工人階級加入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便易於發生紊亂階級和改良妥協的傾向，是一種危險的政策。其實這個想頭未免有些幼稚懦弱了。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是隨著產業發達階級分化而發生而強烈起來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以發生，也不是人力的否認可以紊亂可以消滅的。工人階級的戰鬥力，只有開門出去參加複雜的爭鬥可以養成，決不是關起門來取寡婦處女式的防閒政策便可以免得危險。工人階級只要有了獨立的組織以後，只要知道一時期政治爭鬥的動作聯合和經濟爭鬥的主義妥協不同，勇敢的參加國民革命這種複雜的爭鬥，於工人階級只有利益而決無危險。反之，關起門來不參加目前所需要而且可能的政治爭鬥之聯合戰線，倒有上文所說的危險呵！
（七）
中國社會各階級都處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及本國軍閥兩層嚴酷的壓迫之下，而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
敗壞困苦的中國，須有各階級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夠依群眾的革命熱忱和創造能力湧現出一個獨立的統一的新國家。這個新國家只有在全國大群眾革命的狂熱中，全國的制度文物思想習慣都受了革命的洗禮，才能夠實現，決不是單靠軍事行動可以僥倖得來的，更不是個人的暗殺可以成功的。暗殺只是封建時代義烈的行為，其結果不過報仇泄憤，決不能依此方法可以推倒統治階級。單靠軍事行動取得政權，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軍事投機，決不是法蘭西式俄羅斯式的革命事業。
產業幼稚交通不便的中國，尚未完全達到以整理國家為一個經濟單位的程度，地方的民眾對於地方政府的革命，也是我們應該贊成的；因為這種地方的革命行動豐富起來，也自然要匯合成功一個全國的國民革命運動。但是非革命的省憲運動，簡直是見鬼；因為沒有革命的大群眾所擁護之憲法，無論是國家的或是地方的，都等於廢紙。
同時，我們也須明白產業幼稚文化落後的中國，目前也只有這各階級群起的國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貪圖超越可能的空想，實際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動豐富起來，以應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國的革命事業上是怠工，而且阻礙了世界革命之機運。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國民革命，形式上雖是一國的革命，事實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為壓制世界全人類的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乃建設在剝削本國工人階級及掠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上面，制他們死命的，也正是他們本國工人階級的社會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狀況，又只是國民革命是可能的，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黨人，萬不可輕視了國民革命的重大意義！
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若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就是一個好例。俄羅斯各階級各黨派的聯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為共同目標，只以工人階級在一九○五年之革命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當時資本主義的列強因大戰而瀕於破產，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發生新的政治組織。但是這種未來的機會我們沒有預計的可能，也並沒有預計的必要，現在只有一心不亂的干國民革命。
陷於半殖民地而且瀕於完全殖民地之悲運的中國人，不首先解除列強及軍閥之重重奴辱，別的話都無從說起！
趙恆惕陳炯明與聯省自治派
嗚呼！聯省自治派！可憐他們心目中的靠山，就是趙恆惕和陳炯明。
趙恆惕前年殺黃、龐，今年殺農民，又學吳佩孚以武力干涉水口山工人罷工，派兵占領工人俱樂部，硬說他是無政府黨總機關，瞎為無政府黨吹大氣，這些黑暗罪惡姑且不提。他此次勾引北兵進湖南，聯省自治的先生們能說這不是事實嗎？馬濟、沈鴻英等都奉曹、吳的命令深入湖南了，這還是省自治嗎？今後趙恆惕當然不敢再向曹、吳說什麼自治，而一面又不敢公然向他的部下護憲軍宣布取消自治，此時正在進退維谷。我想趙恆惕必然痛恨上了聯省自治先生們的當，不然他始終一意附北，何至今日進退兩難！
陳炯明此時又何嘗不進退兩難，但他進退兩難的內容，卻完全與趙恆惕相反。陳炯明本是一個險猾的野心家，他附北也並無誠意，不過是利用北方經濟的援助，打退孫中山，他再掛起自治招牌，做一個不南不北的廣東王。可是天不隨人願，他的部下卻不能體貼他這樣苦心，當東江初發難時，陳炯明與諸將在汕頭置酒高會，洪兆麟突舉杯對陳說：「什麼聯省自治，這是北方所不願聽的，今後總司令不要唱這種高調了！」陳炯明聽了面色青白，終席間不出一言。日前陳軍攻克石龍，陳得意之餘電報齊燮元，齊覆電稱奉曹大總統令陳某勞苦功高傳令嘉獎，陳回電拒獎，而曹、吳大怒。今後陳炯明附北則不得為廣東王，不附北則不獨北方窺破其奸不肯加以援助，即部下將士亦不用命，這是陳炯明進退兩難的情形。
以陳炯明、趙恆惕如此行為如此環境，而聯省自治的先生們還要拿他們做靠山，這真是「拿著乾魚放生不知死活」了。
廣東農民與湖南農民
廣東海豐農民因為天災向地主請要求減租，並不算犯了什麼天大的王法，而陳炯明的軍隊居然將農民一萬餘戶所組織的農會解散了，並捕去該會職員二十五人關在監牢內，至今有些還未釋放，這場冤案，若是孫中山的軍隊早打破了海陸豐，那是不會有的了。
現在湖南衡山農民因阻禁米谷出口以平谷價，也不算犯了什麼天大的王法，而大地主兼販米出口的商人又兼軍閥之趙屠戶，乘譚軍退後，居然調動大軍，解散此萬餘人集合之農會，並殺傷逮捕若干人，這場冤獄，若是譚軍不退出衡山，那也是不會有的了。
因此，我們應該徹底覺悟：一切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都不能離開政治運動，因為政治上的自由，是一切運動所必需的。例如曹、吳的勢力不倒，民主政治不能確定，鐵路工會和全國學生總會除廣州外何處可以存在？
聯省自治與新西南主義
中國此時，在恢復國權上，在發達產業上，都急需一個統一的國家——國民統一的國家。聯邦固不妨礙統一，但現在有一班提倡聯省自治的人，同時又提倡新西南主義，這明明是想拿聯省自治的名義，割據西南幾省，像這樣消極的保守西南，而不積極的進兵北伐，不是破壞統一是什麼？我們現在所急需的是國民統一的國家，是新中國主義，什麼新西南主義，什麼聯省自治，都是割據的派頭，都是國民革命之障礙。
在交通一時不易充分發達和語言一時不易統一的中國，主張適當的地方自治權，這是無人能夠反對的，但中央和地方之軍政、財政如反〔何〕劃分權限，地方的立法權、行政權擴大至何程度，這都是中華民國成立後憲法上的問題，決不是舊統治階級（即前清遺留之北洋軍閥）之武裝還未解除中華民國還未成立時所應決定的問題。
就將來的國家組織而論（……）若現在的行省，一旦去了地方軍閥之割據的狀態，除了擴大實際需要的地方自治權以外，實無改變國家組織之必要。
至於此時有一班人依賴趙恆惕、陳炯明的力量來提倡聯省自治與新西南主義，理論且不必談，即在事實上亦未免過於滑稽；因為趙、陳和楊森、袁祖銘、沈鴻英處於同樣的地位，一叛曹、吳便不能存在的。
但是聯省自治和新西南主義這等主張，以之抵抗曹、吳的武力統一，固然未免滑稽，然在此反直運動之中，此等主張其效果不但使趙恆惕、陳炯明的藉口以阻廣東北伐之師，且足以亂國人群起革命之耳目，其幫助曹錕的功勞，實不在王承斌、吳景濂之下。
憲法與自治學院
辛亥革命時，有數軍官在上海酒家聚談戰事，旁有一勸酒的蘇州女郎說：「不要戰，腦袋要緊。」這句話當時轟傳上海各報，以為可以代表江蘇人的溫和性質。好個性質溫和的江蘇人，只以「不要戰腦袋要緊」之故，隋唐以來千有餘年，都是很恭順的以子女玉帛供給戰勝者，自甘雌伏於被征服者之地位，而不與之抗。好個性質溫和的江蘇人，現在更是全中國順民的模範。
曹錕賄選，天下多能起兵討之，獨江蘇人奔走和平最力；曹錕欲挾憲法以助其統一，天下人多憤不肯承認，獨有江蘇人張君勱首倡以國民投票的形式承認之，獨有江蘇國會議員凌鴻壽等通電贊成之；「不要戰腦袋要緊」的民族，他們的見解到底與眾不同。
他們這樣順從曹錕，不但腦袋平安，而且有特別的寵遇，請看國立八校經費如此困難的北京政府，居然以七萬九千二百元給張君勱辦什麼江蘇自治學院，聽說還在國立名義之下，不知道這種自治學院，是否教育部規定的現行學制所有？
他們在吳淞有一個豬仔公學，現在又以擁憲之功來辦理自治學院，不知要毒害多少青年！自治！自治！「不要戰腦袋要緊」，我們講自治，政府自然放心。今後自治學院的東方文化聲，精神生活聲，反科學的人生觀聲，當比吳淞的豬聲更為響亮，因為這些聲音都是曹錕所愛聽的，和「不要戰腦袋要緊」的宗旨不相違背。今後這個自治學院不知道要造就幾多「不要戰腦袋要緊」的順民來！嗚呼憲法！嗚呼自治學院！嗚呼「不要戰腦袋要緊」江蘇人！！！
關稅主權與資產階級
帝國主義的列強侵犯我國主權的事，要算
干涉海關收稅權
領事裁判權
軍艦自由航行內河
紙幣直接流通市面
強迫租借領土
這五項最利害。這五項之中，尤其是干涉海關收稅權能夠制中國人的死命；因為其他四項還是局部的或是一時的，不像干涉海關能夠使全中國人永遠不能抬頭。
產業落後國，全靠採用保護政策的關稅制，對於和本國競爭的工業品重抽進口稅，使本國的工業品和外品有競爭之餘地；對於本國工業需要的原料重抽出口稅，使本國的工業得著廉價的原料減輕成本；如此本國的工業方有發展的希望。
中國海關收稅權，操諸外人之手，稅務司是必須用外人的，稅則是必須得外人同意不能自由增減的，這種協定關稅制的結果是：（一）外國貨物得以最低廉的海關稅及子口稅暢銷全國，資本薄弱的本國貨物又加以厘金之盤剝，那裡還有和外貨爭競的餘地。（二）本國工業所需的原料（如棉花等），不但不能禁止出口，並且不能自由加抽重稅阻其出口，在求過於供的原則之下，本國工業遂不得不以高價的原料加重成本。在這樣壓迫的協定關稅制之下，中國的工業將如何發展？中國工業的資產階級應感如何痛苦？
中國工業不發展，不但資產階級感痛苦，一切勞動平民的力與智都不容易得著發展的機會。全國各階級人民的力與智不亢進之日，便是軍閥生命延長之日；民主政治必然建設在人民的力與智之上，人民的力與智不能取軍閥而代之，必然是一軍閥仆一軍閥起的局面。在這一點，所以我們以為反抗帝國主義的列強比反抗軍閥更為重要。
海關主權不收回，固然是全國民的痛苦，直接受痛苦的乃是工業資本家，按常情說，工業資本家對於收回海關運動，當十分熱心。
他們現在怎麼樣？他們若起來糾正廣東政府只爭關余而不根本收回海關稅則及用人的主權，我們到十分贊成；他們若是眼見廣東政府為關稅問題和外國衝突，袖手旁觀，甚或表同情於外人，我們便不懂得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一種什麼特別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