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文集 · 陳獨秀文集 三
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
（一）敬告協約國國民
呵！現在還是強盜世界！現在還是公理不敵強權時代！可憐為公理破產的比利時，所得權利尚不及親德的日本，還有什麼公理可說？橫豎是強權世界，我們中國人也不必拿公理的話頭來責備協約國了。但是拿破崙時代的世界大戰爭了後，仍是強權得勢，所以造成第二次大戰爭。這次威廉時代的世界大戰了後，仍是強權得勢，恐怕又要造成第三次大戰爭。要想免第三次大戰爭的痛苦，非改造人類的思想，從根本上取消這蔑棄公理的強權不可。什麼「國際競爭」，什麼「對外發展」，什麼「強國主義」，什麼「強力即正義」，都是造成世界大戰的根本原因。有因必有果，將來受這痛苦的，卻不單是我們中國人，希望諸協約國國民都要有點覺悟，別做第二德意志。
（二）敬告中國國民
「對外發展主義」，固然是中國人現在做不到的，而且我們也不贊成這不合公理的思想。但是「民族自衛主義」（就是在國土以內不受他民族侵害的主義），我們是絕對贊成的。若因民族自衛，就是起了黑暗無人道的戰爭，我們都不反對。現在日本侵害了我們的東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們的山東，這是我們國民全體的存亡問題，應該發揮民族自衛的精神，無論是學界、政客、商人、勞工、農夫、警察、當兵的、做官的、議員、乞丐、新聞記者，都出來反對日本及親日派才是。萬萬不能把山東問題當做山東一省人的存亡問題，萬萬不能單讓學生和政客奔走呼號，別的國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觀，更絕對的萬萬不能批評學生和政客的不是。像這種全體國民的存亡大問題，可憐只有一部分愛國的學生和政客出來熱心奔走呼號，別的國民都站在旁邊不問，已經是放棄責任不成話說了。若還不要臉幫著日本人說學生不該干涉政治不該暴動，又說是政客利用煽動（全體國民那個不應該出來煽動？煽動國民愛國自衛，有什麼錯處？），這真不是吃人飯的人說的話，這真是下等無血動物，像這種下作無恥的國民，真不應當讓他住在中國國土上呼吸空氣。
（三）敬告日本國民
若說中國沒有開發的利源很多，因為缺少資本和經驗，工商業又不容易振興，一方面日本因地小人多，有對外發展的必要。在人類共同生活的大義說起來，日本人若真心實行中日親善主義，不占據中國土地，不侵害中國主權，不壟斷中國的交通機關和礦山，破壞中國民族生存的基礎，至於相當的工商業的和平發展，我們不但不反對，並且覺得有相互的利益。在日本民族發展上說起來，若定要實行軍閥派的侵略野心，未必就能夠將中國人斬盡殺絕，徒然弄得兩民族感情日惡，一方面工商業上受絕大的影響，一方面勢力範圍日漸擴張，旅居中國的日人日漸加多，虛榮上經濟上雖有利益，而旅居中國的日人種種不法行為，不但大召中國人的惡感，並且影響於日本國民品行，不能不算是極大的損失。所以我要奉勸日本國民，若求日本民族在中國真實的穩健的發展，應當用和平的工商主義，不應當用強迫的侵略主義。若說商業發展要有政治的強力保護，那麼此時基督教在中國，何以比從前各國用強力保護干涉的時代還要發達呢？若說日本倘不侵略，就難免讓歐美人捷足先得，我看這種話頭，正是逼迫中國人仇恨日本接近歐美的原因。
（四）敬告外交當局
我們國民是何等昏惰，政府是何等糊塗，外交失敗也不好專責備那一方面。單說這山東問題，我們提出巴黎和會對德直接索回青島或是各國暫時公管的希望，十有八九是一場春夢了。我們現在要提醒外交當局的，就是萬不得已到了中日直接交涉地步，我們要抱定宗旨：若是日本肯把青島和膠濟路完全交還中國，並不要求他項權利，單是要求賠償攻打青島的兵費，我們還可以允許。若只是名義上的交還，除了承認他繼承德國已得權利以外，不能再添上絲毫別的礦山鐵道等經濟上的利益。至於濟順、高徐兩條鐵路，是從山東問題又向北擴張到直隸問題、向南擴張到江蘇問題，更是斷斷不能承認的。政府若是聽從親日賣國派的詭計，憑空斷送重大權利，釀成直隸、山東、江蘇三省的問題，這種賣國大罪，國民是萬萬不能再恕的了！
山東問題與上海商會
（一）上海總商會的佳電
北京分呈大總統、國務院、外交部、農商部均鑒：青島問題激成全國公憤，皆由章使宗祥不勝其任。查章使於洪憲未成之後，不願長農商，長司法，而獨願出使日本，其意不知何居？又查歐戰開端，日本以哀的美敦書致青島德軍云：「爾曹不退出，當以兵車相見。若青島為我所占，待歐戰平定交還中國。」此言也，全球皆知，豈能更變？今歐戰既停，章使應如何商承政府，詢問日本作何手續交還。乃計不出此，電請我政府提交歐會公決。不料因有英日、法日、意日密約之牽制，致遭失敗。又不奉命遽回本國。甫抵都門，忽有辭職之意。攜眷到津，復潛住曹寓。其父其兄，久處京城，何以舍而寓曹？情甚詭秘，人之猜疑，實由自召。值此輿論譁然，群情鼎沸，尚系對於章使具有憤懣不平之現象。而對於日本外交，並無別種舉動。凡我國民、深知國步維艱，當靜以處事。為此電請鈞座，迅賜遣派資格聲望足以勝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往堅持歐戰平定交還中國一語，徑與日廷磋商交還手續。和平解決，免貽伊戚。並請電知陸專使，對於協約各國聲明交還青島之語，日本發表在先，與他條約並無牽制，應將此項議案提出大會，由中國派員與日本直接交涉。際此人心浮動，伏乞將辦理情形曉示天下，俾安大局而免鼓譟。無任迫切待命之至。上海總商會叩，佳。
（二）日人對於佳電的歡感
日本人見了上海總商會的佳電，正合他們的意旨，所以十分歡迎，十分感謝。十三日北京《順天時報》有一篇論說，題目叫做《讀滬總商會對山東問題佳電之感言》。內中說道：
值此輿論喧囂，紛紛自擾，或者煽惑學生，脅迫治安，以為爭奪勢利之計。或者利用謀傷兩國關係，以為鷸蚌漁父之計。吾人夙為東亞大局憂之。頃讀上海商務總會對山東問題呈請大總統、國務院、外交農商兩部之佳電，吾人實不能不有無限之感慨。蓋全國商會之領袖，其鎮靜公正之態度，達觀大局之見識，自有與一般囂囂者流不同者焉。 又說道：
該電又云：「輿論譁然，群情鼎沸，尚系對於章使。而對於日本外交，並無別種舉動。凡我國民，深知國步維艱，當靜以處事。電請迅賜遣派資格聲望足以勝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往堅持歐戰平定交還中國一語，徑與日廷磋商交還手續。和平解決，免貽伊戚。並電知陸專使聲明交還青島之語日本發表在先，與他種條約並無牽制，應由中國派員與日本直接交涉」云云。此尤為正當議論，正當辦法。何其處心平靜，而謀策宏遠耶！苟中國國民及政府當局，有此了解，有此用意，東亞兩國之事，更無何等困難之問題矣。上海總商會諸君看見日本人這樣誇獎他們，不知道難受不難受？慚愧不慚愧？後悔不後悔？
（三）上海商民反對總商會的函電
佳電發表後，上海商民大驚失措，痛恨總商會媚外辱國，群向商業公團聯合會請求反對。親向該公團詢問辦法的人很多，就中的商會會員實占多數。商業公團因此特開會議公決，除致函該商會詰責外，並為釜底抽薪的法子，電致北京聲明否認佳電的主張。上海總商會久已眾叛親離，自有此次違犯眾怒的佳電，尤足使舊日聲名掃地以盡。茲將電函並錄如下：
（一）商業公團致北京電 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外交部、農商部鈞鑒：上海總商會佳電，主張青島問題與日本直接交涉，極端否認。並請轉電巴黎專使。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五十六公團叩。
（二）公團致總商會函 敬啟者：頃閱報登貴總商會分呈大總統、國務院、外交部、農商部佳電，不勝疑訝。查青島問題，我全國主張請求歐洲和議，由德國直接交回中國，並取消「二十一條」及各種密約，此萬口一聲，天下皆知者也。今讀佳電，一則曰請遴派大使克日起程，徑與日廷磋商交還手續；再則日由中國派員與日本直接交涉等語。以上云云，是我全國人民所誓死堅拒，而日本所求之不得者，何以貴總會佳電違反民意，適為該國之願。本會同人至愚，不解所謂，紛紛來函詢問，應請高明詳晰見復，以釋群疑，是所切禱。此致上海總商會。
（三）趙錫恩致總商會函 總商會主任幹事暨諸君大鑒：所貴乎商會者，以法定之機關，為商人之保障，謀利源之發展，助國家之富強，事至繁，任至重也。今我中國大勢亟矣，外侮紛乘，其目的在奪我商人之生活。內亂蜂起，其結果亦以我商人為犧牲。商人於此更宜如何竭智代謀，翼護同類。……乃我觀於我上海之總商會，則有慚駭悚懼大惑不解者，如青島問題，關係我國在歐參預和議之成敗，亦即關係我商業前途之存亡。失此不爭，轉瞬為高麗之續。我商人生計行見剝奪以盡。北京學生集合奮興，共擊誤國之官。全國學生，聞風繼起。商業團體聯合會已於青島問題、學生風潮有所建議，實力能及之舉動，亦已沈毅進行。獨我總商會徘徊瞻顧，若恐一經表示，即致開罪於強鄰者。報紙喧傳總商會重要分子，多欲顧全與日本人之私交，雅不願其手掌中之商會，有違日本人之片面親善主義。其言雖未可盡信，要之國人多數認我商會為麻木不仁之形式機關，益證以此次之態度，固已無可諱飾者也。鄙人亦商會一分子，誠欲湔雪此恥，敢求諸公振作精神，速圖自白。今日報載我商會上政府電，主張派使赴日爭回青島，是不啻與虎謀皮。外人仍疑我商會暗助日本，貫徹其中日自決之主張，脫離歐洲和會公理之拘束。是雖勉發一電，仍未足饜人望。愚見以為我商會當此譴詬叢集之時，宜速召集全體大會，共同研究挽回主權穩保商業之策。或電懇我國駐歐議和代表，向列強要求直接收回青島，撤廢「二十一條」苛約。如不得請，則拂袖徑歸，以示公理之不可屈伏。義憤所激，或能感動和會中人之良心，力持正誼，保全中國。或更分電歐美各國大商會，表示我國商人之意思、痛陳中日交涉之不平。歐美各國商人不乏愛慕公道之士，度能出一言以為聲援。此外更須警告日本商會，曉以利害，使知兩國人民惡感愈深，日本商人將不能立足於中國。彼等怵於生計之喪失，當必苦勸政府收拾野心，改變政策。一面由我商會提倡相當禦侮之法，以促野心家之返省。苟能同心戮力，持久不懈，而謂毫無效果可收者，吾不信也。惟事機萬急，稍縱即逝。……鄙人本責備賢者之義，所以切望於我商會者至重。……急不擇言，諸希鑑察。
（四）沈卓吾致總商會函 頃見報紙載貴會對於青島問題所發之佳電，言人所不忍言。此種獨得之見解，究出誰人之主張？且佳電之責任，抑僅貴會會長負之耶？抑此外有無代為負責之人也？事關國家，不得不有以奉詢，務祈明示為禱。 （四）提交和會與中日自決的利害
山東交涉問題，中國人主張在巴黎和平會議交涉，日本人原來希望不提交和會，由中日兩國直接自決，這兩種不同的辦法，和中日兩國的國際地位及將來山東的利害關係極大。日本希望直接交涉有三種意思：（一）是青島問題若不提出和會公決，由中日私自議決，這便造成中日兩國在和會裡不能列在國際平等地位，這便造成日本代表東亞諸國立在盟主地位，這便造成日本在亞洲的蒙羅主義。同一交還青島，由和會議決與中日自決，關係兩國的國際地位很大。所以十四日《順天時報》明白說道：「關於山東問題最可注意之點，即日本力爭由日本將青島交還中國者果為何故是也。日本所爭者，非區區之青島，非區區之山東，實為維持東洋唯一強國之體面。而所謂維持體面者，又非徒在虛榮，實為東洋百年之安寧計也。」（二）是由和會議決，精神上還是中德的交涉。由中日自決，精神上形式上都是中日交涉。青島問題完全歸到中日交涉，便根本上已經承認日本在山東的權利了。（三）是由中日直接交涉，日本便可以用兵力和賄賂對待中國政府，藉口交還名義上的青島，又可以取得一大批德國權利以外的濟順、高徐鐵路和許多礦山的權利。為日本利益打算，自然是中日直接交涉的好，所以曹汝霖也說日本必將青島交還中國，倘不交還，他也出來反對。上海總商會這樣糊塗的主張（其實用不著他們主張，已經到了這不幸的地位了），一定說他們暗助日本，或者有點冤枉。但是他們不讀書，不看報，不求知識，不明白世界潮流大勢，隨便妄談國事，實在是萬分危險呵！
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
——對外對內兩種徹底的覺悟
山東問題，我們原來希望在歐洲和會要求由德國直接交還青島、膠州灣和膠濟路；現在所以要失敗的緣故，一是受了英、法、意、日四國用強權擁護那倫敦密約的束縛，二是受了我們政府和日本所訂的二十一條密約及膠濟換文，濟順、高徐合同的束縛。有這層層束縛，所以日本人敢於高視闊步，目無公理，目無世界各國的非難，要奪取我們的山東。
我國民眼見這種失敗，自然應該憤恨，自然應該責備日本，自然應該抵制日本，喚起他們不要侵略中國的覺悟。但是我們僅僅為了山東問題的刺激，才知道憤恨，才知道責備日本，才知道抵制日本，而且僅僅知道憤恨，僅僅知道責備日本抵制日本，而且眼光僅僅不出一個山東問題，我以為這種觀察很淺薄，這種覺悟很不徹底，簡直算得沒有覺悟。
我們國民因為山東問題，應該有兩種徹底的覺悟：
（一）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
（二）不能讓少數人壟斷政權的覺悟。
這回歐洲和會，只講強權不講公理，英、法、意、日各國硬用強權擁護他們的倫敦密約，硬把中國的青島送給日本交換他們的利益，另外還有種種不講公理的舉動，不但我們心中不平，就是威爾遜總統也未免有些納悶。但是經了這番教訓，我們應該覺悟公理不是能夠自己發揮，是要強力擁護的。譬如俄、德兩國的皇帝都是強橫不講公理，若沒有社會黨用強力將他們打倒，他們不仍舊是雄赳赳的在那裡逞武力、結密約，說什麼國權國威對於國民和鄰邦稱強稱霸嗎？袁世凱想做皇帝，若不是護國軍用強力將他打倒，恐怕如今還坐在金鑾殿上稱孤道寡哩。現在中、日兩國的軍閥，不都是公理的仇敵嗎？兩國的平民若不用強力將他們打倒，任憑你怎樣天天把公理掛在嘴上喊叫，他們照舊逆著公理做去，你把他們怎樣？所以我們不可主張用強力蔑棄公理，卻不可不主張用強力擁護公理。我們不主張用強力壓人，卻不可不主張用強力抵抗被人所壓。我們不可不承認托爾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義是辱沒人格、民族自滅的謬說。我們不可不承認尼采（Nietzsche）、斯特勒（Stinor）諸人的強力唯我主義有不可磨滅的價值。一個人一民族若沒有自衛的強力，單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饒恕和幫助的恩惠才能生存，這是何等卑弱無恥不能自立的奴才！
我們國民的生存權利，被歷來政府當局斷送的已不知有多少，又何止山東的一個青島幾條鐵路。這些權利當中，因為國力不能抵抗，明白斷送的至多不過一半。其餘一多半都是因為交換私人利益和保全私人地位秘密斷送的（曹汝霖辭職呈文中已明白說出）。這種秘密斷送的黑暗外交，不但現在的政府當局不能免，若讓少數人壟斷政權，就是再換一班人來組織政府，也是半斤等於八兩。因為人性惡的方面人人都是一樣，若沒有社會制裁，那自專利己貪得心，誰也不免，這就是一人或少數人專制政治所以不能存在的根本。根本救濟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數的平民——學界、商會、農民團體、勞工團體——用強力發揮民主政治的精神（各種平民團體以外，不必有什麼政黨），叫那少數的政府當局和國會議員都低下頭來聽多數平民的命令。無論內政外交政府國會，都不能違背平民團體的多數意思。至於那「妄干政治」、「妨害公安」、「破壞秩序」、「凌蔑法紀」、「希圖擾亂」、「熒惑眾聽」、「破壞國家」、「弁髦命令」、「糾眾滋事」、「政府自有權衡」等等廢話，一概免開尊口。倘不能照這樣征服他們，憑空想他們拿出良心對外不秘密斷送國民的生存權利，對內不違法侵害國民的自由權利，真算是望梅止渴了。
我們因為山東問題，應該發生對外對內兩種徹底的覺悟。由這徹底的覺悟，應該抱定兩大宗旨，就是：
強力擁護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
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
愛國！愛國！這種聲浪，近年以來幾乎吹滿了我們中國的各種社會。就是腐敗官僚蠻橫軍人，口頭上也常常掛著愛國的字樣，就是賣國黨也不敢公然說出不必愛國的話。自從山東問題發生，愛國的聲浪更陡然高起十萬八千丈，似乎「愛國」這兩字，竟是天經地義，不容討論的了。
感情和理性，都是人類心靈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時兩相衝突。愛國大部分是感情的產物，理性不過占一小部分，有時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國和日本的軍人，就是如此）。人類行為，自然是感情衝動的結果。我以為若是用理性做感情衝動的基礎，那感情才能夠始終熱烈堅固不可搖動。當社會上人人感情熱烈的時候，他們自以為天經地義的盲動，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不能認識的罪惡（歐戰時法國、英國市民打殺非戰派，就是如此）。這是因為群眾心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礎，所以群眾的盲動，有時為善，有時也可為惡。因此我要在大家熱心盲從的天經地義之「愛國」聲中，提出理性的討論，問問大家，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
若不加以理性的討論，社會上盲從歡呼的愛國，做官的用強力禁止我們愛國，或是下命令勸我們愛國，都不能做我們始終堅持有信仰的行為之動機。
要問我們應當不應當愛國，先要問國家是什麼。原來國家不過是人民集合對外抵抗別人壓迫的組織，對內調和人民紛爭的機關。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異族壓迫，調和國內紛爭。惡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壓迫異族，內而壓迫人民。
我們中華民族，自古閉關，獨霸東洋，和歐美日本通商立約以前，只有天下觀念，沒有國家觀念。所以愛國思想，在我們普遍的國民根性上，印象十分淺薄。要想把愛國思想，造成永久的非一時的，和自古列國並立的歐洲民族一樣，恐怕不大容易。
歐洲民族，自古列國並立，國家觀念很深，所以愛國思想成了永久的國民性。近來有一部分思想高遠的人，或是相信個人主義，或是相信世界主義，不但窺破國家是人為的不是自然的沒有價值，並且眼見耳聞許多對內對外的黑暗罪惡，都是在國家名義之下做出來的。他們既然反對國家，自然不主張愛國的了。在他們眼裡看起來，愛國就是害人的別名。所以他們把愛國殺身的志士，都當做迷妄瘋狂。
我們中國人無教育無知識無團結力，我們不愛國，和那班思想高遠的人不愛國，決不是一樣見解。官場阻止國民愛國運動，不用說更和那班思想高遠的人用意不同。我現在雖不能希望我們無教育無知識無團結力的同胞都有高遠思想，我卻不情願我們同胞長此無教育無知識無團結力。即是相信我們同胞從此有教育有知識有團結力，然後才有資格和各國思想高遠的人公同組織大同世界。
我們中國是貧弱受人壓迫的國家，對內固然造了許多罪惡，「愛國」二字往往可以用做搜刮民財壓迫個人的利器，然而對外一時萬沒有壓迫別人的資格。若防備政府利用國家主義和國民的愛國心，去壓迫別國人，簡直是說夢話。
思想高遠的人反對愛國，乃是可惡野心家利用他壓迫別人。我們中國現在不但不能壓迫別人，已經被別人壓迫得幾乎沒有生存的餘地了。並非壓迫別人，以為抵抗壓迫自謀生存而愛國，無論什麼思想高遠的人，也未必反對。個人自愛心無論如何發達，只要不傷害他人生存，沒有什麼罪惡。民族自愛心無論如何發達，只要不傷害他族生存，也沒有什麼罪惡。
據以上的討論，若有人問：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我們便大聲答道：
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
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北京市民宣言
中國民族乃酷愛和平之民族，今雖備受內外不可忍受之壓迫，仍本斯旨，對於政府提出最後最低要求，如下：
（1）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上之權利，並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
（2）免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並驅逐出京。
（3）取消步兵統領及警備司令兩機關。
（4）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
（5）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達此目的，倘政府不顧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內外士女諒解斯旨。
（各處接到此宣言，希即複印傳布。）
（原件藏中國革命博物館）
在《國民》雜誌成立周年大會上的致詞
久聞貴志發達，惜未細讀。又聞「五四運動，諸君出力獨多，竊以為此番運動，實為國民運動之嚆矢，匪可與黨派運動同日而語。國人及今已至覺悟之時期，但其覺悟之程度，卻不一律，是可分為三步觀之。其一，愛國心之覺悟——國民自保及民族自決之精神——最為普遍。此在一般國民，均具有此種覺悟，不獨參與五四運動者為然，即反對斯舉之官僚——甚至曹、章輩——雖以地位關係，不得不爾，然亦非絕對無此感悟。其二，則政治不良之覺悟。吾人日者屢聞各方面有請願之舉，多涉內政問題，可見國人已有此種覺悟；特以例前者，則覺悟之程度，及具此覺悟者之人數，殊形減少，蓋僅五四運動中學生之一部分而已。其三，則社會組織不良之覺悟，有如杜威博士所云：「從前的社會組織有病，非把他改良不可。」具此種覺悟者，即在學生界亦殊少矣。要之，此等覺悟之進程，以系由外交而及內政，由內政而至社會組織者。希望貴社以後對於國民覺悟之程度務使其增高，一方面使具此種覺悟者之人數增加，則盡美盡善矣。
實行民治的基礎——「地方自治與同業聯合兩種小組織」
民治是什麼？難道就是北京《民治日報》所說的民治？杜威博士分民治主義的原素為四種：
（一）政治的民治主義 就是用憲法保障權限，用代議制表現民意之類。
（二）民權的民治主義 就是注重人民的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類。
（三）社會的民治主義 就是平等主義：如打破不平等的階級，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四）生計的民治主義 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計，剷平貧富的階級之類。
前二種是關於政治方面的民治主義，後二種是關於社會經濟方面的民治主義。原來「民治主義」（Democracy），歐洲古代單是用做「自由民」（對奴隸而言）參與政治的意思，和「專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後來人智日漸進步，民治主義的意思也就日漸擴張；不但拿他來反對專制帝王，無論政治、社會、道德、經濟、文學、思想，凡是反對專制的、特權的，遍人間一切生活，幾乎沒有一處不豎起民治主義的旗幟。所以杜威博士列舉民治主義的原素，不限於政治一方面。
我們現在所盼望的實行民治，自然也不限於政治一方面。而且我個人的意思：覺得「社會生活向上」是我們的目的，政治、道德、經濟的進步，不過是達到這目的的各種工具；政治雖是重要的工具，總不算得是目的；我敢說若要改良政治，別忘了政治是一種工具，別拿工具當目的，才可以改良出來適合我們目的的工具；我敢說最進步的政治，必是把社會問題放在重要地位，別的都是閒文。因此我們所主張的民治，是照著杜威博士所舉的四種原素，把政治和社會經濟兩方面的民治主義，當做達到我們目的——社會生活向上——的兩大工具。
在這兩種工具當中，又是應該置重社會經濟方面的；我以為關於社會經濟的設施，應當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會經濟的問題不解決，政治上的大問題沒有一件能解決的，社會經濟簡直是政治的基礎。
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會反對。至於他關於政治的民治主義的解釋，覺得還有點不徹底；我們既然是個「自由民」不是奴隸，言論、出版、信仰、居住、集會這幾種自由權，不用說都是生活必須品；憲法我們也是要的，代議制也不能盡廢；但是單靠「憲法保障權限」，「用代議制表現民意」，恐怕我們生活必須的幾種自由權，還是握在人家手裡，不算歸我們所有。我們政治的民治主義的解釋：是由人民直接議定憲法，用憲法規定權限，用代表制照憲法的規定執行民意；換一句話說：就是打破治者與被治者的階級，人民自身同時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實說：就是消極的不要被動的官治，積極的實行自動的人民自治；必須到了這個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
我們中國社會經濟的民治，自然還沒有人十分注意；就是政治的民治，中華民國的假招牌雖然掛了八年，卻仍然賣的是中華帝國的藥，中華官國的藥，並且是中華匪國的藥；「政治的民治主義」這七個好看的字，大家至今看了還不大順眼。但是我決不因此灰心短氣，因為有三個緣故：一是中國創造共和的歲月，比起歐美來還是太淺，陳年老病那有著手成春的道理。二是中國社會史上的現象，真算得與眾不同；上面是極專制的政府，下面是極放任的人民；除了訴訟和納稅以外，政府和人民幾乎不生關係；這種極放任不和政府生關係的人民，自己卻有種種類乎自治團體的聯合：鄉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團練；都會有會館，有各種善堂（育嬰、養老、施診、施藥、積穀、救火之類），有義學，有各種工商業的公所；像這些各種聯合，雖然和我們理想的民治隔得還遠，卻不能說中國人的民治制度，沒有歷史上的基礎。三是中國人工商業不進化和國家觀念不發達，從壞的方面說起來，我們因此物質文明不進步，因此國民沒有一致團結力；從好的方面說起來，我們卻因此沒有造成像歐洲那樣的資產階級和軍國主義；而且自古以來，就有許行的「並耕」，孔子的「均無貧」種種高遠理想；「限田」的討論，是我們歷史上很熱鬧的問題；「自食其力」，是無人不知道的格言；因此可以證明我們的國民性裡面，確實含著許多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的成分。我因為有這些理由，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義和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將來都可以在中國大大的發展，所以我不灰心短氣，所以我不抱悲觀。
現在政象不佳，沒有實行民治主義的緣故，也有好幾層：一是改建共和未久。二是我們從前把建設共和看得太容易，革命以前宣傳民治主義的工夫太做少了。三是共和軍全由軍人主動，一般國民自居在第三者地位。四是擁護共和的進步、國民兩黨人，都不懂得民治主義的真相，都以為政府萬能，把全副精神用在憲法問題、國會問題、內閣問題、省制問題、全國的水利交通問題，至於民治的基礎——人民的自治與聯合——反無人來過問。五是少數提倡地方自治的人，雖不迷信中央政府，卻仍舊迷信大規模的省自治和縣自治，其實這種自治，只算是地方政府對於中央政府的分治，是劃分行政區域和地方長官權限的問題，仍舊是官治，和民治的真正基礎——人民直接的實際的自治與聯合——截然是兩件事。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首先要注重民治的堅實基礎，必須把上面說的二、三、四、五這幾層毛病通同除去，多干實事，少出風頭，把大偉人、大政治家、大政客、大運動家、大愛國者的架子收將起來，低下頭在那小規模的極不威風的堅實的民治基礎——人民直接的實際的自治與聯合——上做工夫；不然，無論北洋軍人執政也罷，西南軍人執政也罷，交通系得勢也罷，北方的安福部得勢也罷，南方的安福部（就是政學會）得勢也罷，進步黨的內閣也罷，國民黨的內閣也罷，舊官僚的內閣也罷，我可以斷定中國的民治，仍舊是北京《民治日報》的民治，不是杜威博士所講《美國之民治的發展》的民治。
我不是說不要憲法，不要國會，不要好內閣，不要好省制，不要改良全國的水利和交通；也不是反對省自治、縣自治。我以為這些事業，必須建築在民治的基礎上面，才會充分發展；大規模的民治制度，必須建築在小組織的民治的基礎上面，才會實現；基礎不堅固的建築，像那沙上層樓，自然容易崩壞；沒有堅固基礎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裝飾得如何堂皇，實質上畢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決不會實現，各種事業也不會充分發展。
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那一國都還沒有實行；政治的民治主義，英美兩國比較其餘的國家，總算是發達的了。他們所以發達的由來，乃是經許多歲月，由許多小組織的地方自治團體和各種同業聯合，合攏起來，才能夠發揮今天這樣大規模的民治主義；好像一個生物體，不是一把散沙，也不是一塊整物，乃無數細胞組織、器官組織合攏起來，才能夠成就全體的作用。他們的民治主義，不是由中央政府頒布一部憲法幾條法令，就會馬上湧現出來的，乃是他們全體人民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自己創造出來的。所以杜威博士在他《美國之民治的發展》講演中說道：「美國是一個聯邦的國家，當初移民的時候，每到一處，便造成一個小村，由許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許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許多州合成一國。小小的一個鄉村，一切事都是自治。」又說道：「美國的聯邦是由那些有獨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併起來的，歷史上的進化是由一村一村聯合起來的。美國的百姓是為找自由而來的，所以他們當初只要自治不要國家，後來因有國家的需要，所以才組成聯邦。」
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是要注意政治經濟兩方面，是應當在民治的堅實基礎上做工夫，是應當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創造這基礎。這基礎是什麼？就是人民直接的實際的自治與聯合。這種聯合自治的精神：就是要人人直接的，不是用代表間接的；是要實際去做公共生活需要的事務，不是掛起招牌就算完事。這種聯合自治的形式：就是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兩種組織。
現在有許多人的心理，以為時局如此紛亂，政府那裡顧得到地方自治的問題；而且地方自治的法案，還未經正式國會詳細規定出來，我們怎樣著手？至於同業聯合的組織法，政府國會都還未曾想到，更是無從組織。我想這種見解是大錯而特錯，是有兩個根本上的錯誤：第一個錯誤，是以為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都要政府提倡，才能夠實現。我以為這種從上面提倡的自治聯合，就是能夠實現，也只是被動的官式的假民治，我們不要；我們所要的，是從底下創造發達起來的，人民自動的真民治。第二個錯誤，是以為法律能夠產生事實，事實不能夠產生法律。我的見解恰恰和他正相反對，我以為法律產生事實的力量小，事實產生法律的力量大，社會上先有一種已成的事實，政府承認他的「當然」就是法律，學者說明他的「所以然」就是學說。一切法律和學說，大概都從已成的事實產生出來的。譬如英、美兩國的自治制度，都是先由他們的人民創造出來這種事實，後來才由政府編成法典，學者演成學說；並不是先由政府頒布法典，學者創出學說，他們人民才去照辦的。所以我覺得時局紛亂不紛亂，政府提倡不提倡，國會有沒有議決法案，都和我們人民組織地方自治、同業聯合不生關係。
我所說的同業聯合，和那由店東組織的各業公所及歐洲古時同業協會（Guild）不同，和歐洲此時由工人組織的職工聯合（舊譯工聯，Trade Union）及其他各種勞動組合也不同；因為此時中國工商界，像那上海、天津、漢口幾個大工廠和各處鐵路礦山的督辦總辦，都是闊老官，當然不能和職工們平起平坐；其餘一般商界的店東店員，工界的老闆夥計，地位都相差不遠，純粹資本作用和勞力沒有發生顯然的衝突以前，凡是親身從事業務的，都可以同在一個聯合。
關於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的種種學說、制度，非常之多；至於詳細的辦法，一時更說不盡；我現在單只就中國社會狀態的需要而且可以實行的，舉出幾條原則，免得失了直接的實際的精神，就會發生籠統、渙散、空洞、利用、盤踞、腐敗種種不可救藥的老毛病。 最小範圍的組織
鄉間的地方自治，從一村一鎮著手，不可急急去辦那一鄉的自治；城市的地方自治，要按著街道馬路或是警察的分區，分做許多小自治區域，先從這小區域著手，不可急急去辦那城自治市自治。同業聯合是要拿一個地方的一種職業做範圍，譬如一個碼頭的水手、船戶、搬運夫，一個礦山的礦夫，一條鐵路的職工，一個城市的學校教職員、新聞記者、律師、醫生、木匠、瓦匠、車夫、轎夫、鐵工、紡織工、漆工、裁縫、剃頭匠、排印工人、郵差、腳夫等，各辦各的同業聯合；商業的店東管事和店員，在小城市裡便歸在一個聯合，在大城市裡，譬如上海地方，就按行業或馬路分辦各的同業聯合；萬萬不可急於組織那籠統空洞的什麼「工會」，廣大無邊的什麼「上海商界聯合會」，什麼「全國工人聯合會」。凡是籠統空洞沒有小組織做基礎的大組織，等於沒有組織；這種沒有組織的大組織，消極方面的惡結果，就是造成多數人冷淡、渙散、放棄責任；積極方面的惡結果，就是造成少數人利用、把持、腐敗。 人人都有直接議決權
這種小組織的地方團體和同業團體，人數都必然不多，團體內的成年男女，都可以到會直接議決事務，無須採用代表制度。若是一團體的事務，各個分子都有直接參與的權利，他所生的效果：在消極方面，可以免得少數人利用、把持、腐敗；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多數人的組織能力，可以引起大家向公共的利害上著想，向公共的事業上盡力，可以免得大家冷淡旁觀團體渙散。中國現在的地方自治辦不好，就是因為大家讓少數的紳董盤踞在那裡作惡；同業聯合沒有好效果，就是因為現在各業公所的組織，只是店東管事獨霸的機關，與多數的職工店員無涉。我所以主張小組織，就是因為小組織的人少，便於全體直接參與，一掃從前紳董、店東、工頭少數人把持的積弊，又可以磨練多數人辦事的能力。若有人疑心多數的教育程度不夠，還是用代表制度的好，我便拿杜威博士《美國之民治的發展》講演上的話來回答：「民治主義何以好呢？因為他自身就是一種教育，就是教育的利器，叫人要知道政治的事不是大人先生的事，就是小百姓也都可以過問的。人民不問政事，便把政治的才能糟塌完了，再也不會發展了。民治政治叫人去投票，叫人知道對於政治有很大的責任，然後自然能養成一種政治人才；美國的浩雷斯曼說：『我們的主張不是說人生下來就配干預政治，不過總要叫他配干預才是。』這就是民治主義的教育。從前美國的選舉也有財產、教育、男女的限制，現在才把這些限制去了；去了限制之後，從沒聽人說過那個人不會選舉，可見得政治的才能是學得的，不是生來的。」若有人疑心女子不便加入，我以為男女應該有同等權利的理論，姑且不提；單就事實上說，女子加入的壞處，我一時想不出；我卻想出許多女子加入的好處，女子的和平、穩靜、精細、有秩序、顧名譽、富於同情心等，可以使團體凝結的性質，都比男子好；他們第一美點，就是不利用團體去夤緣官做。
執行董事不宜專權久任
執行團體議決事務的董事，由團體全員投票選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都不應當有教育、財產、男女、地位的限制。董事的人數宜多，任期宜短，不能連任；每半年改選三分之一，滿期退任的次第，抽籤預定。無論大會或是董事會，都只設臨時主席，取合議制，不設會長總董。這都是防備少數人盤踞必不可缺的制度。
注重團體自身生活的實際需要
地方自治應該注重的是：教育（小學校及閱書報社），選舉（國會、省縣議會及城鄉自治會），道路，公共衛生；鄉村的地方，加上積穀、水利、害蟲三件事。同業聯合應該注重的是：教育（補習夜學，閱書報社，通俗講演），儲蓄，公共衛生，相互救濟（疾病、老、死、失業等事），消費公社，職業介紹，公共娛樂，勞工待遇等事。上海工業界現在有許多同業的聯合會發生，我們十分歡迎；但是我們也有十分擔心的兩個疑問：（一）是否僅僅為了外交的感觸？還是另有團體本身生活上實際需要的覺悟？（二）是否店東管事們在那裡包辦？上海各馬路的商界聯合會，頗和我主張的小組織相同；但我們不能滿意的地方：（一）到會的會員都只有各店代表一百多人，不但不是全體，並沒有過半數。（二）這些代表恐怕多半是店東管事，沒有店員的分。（三）本身的組織和實際生活需要的問題，都沒有談起，請了許多事外的人來演說，發些救國裕商的空套議論，這是做什麼！我盼望社會上理想高明的人，不要以為我所注重的實際生活需要討價過低，說我主張不徹底；我相信照中國現社會的狀況，只有這種小組織，注重這種實際生活的需要，乃是民治主義堅實的基礎，乃是政治經濟徹底改造必經的門路。我盼望官場中神經過敏的人，不要提起地方自治，馬上就聯想到破壞統一；不要提起同業聯合，馬上就聯想到社會革命。我主張的這種小組織，實在平易可行，實在是共和國家政治經濟的實際需要，實在說不上什麼破壞統一，什麼社會革命；這種小組織的地方自治，固然和你們政權無涉，於你們官興多礙，就是這種小組織的同業聯合所注重的實際需要，也都是在現社會現經濟制度之下的行動，並非什麼過激的辦法；不但比不上法國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那樣徹底，就是比英國的工聯（Trade Union）還要和平簡陋得多。
斷絕軍人官僚政客的關係
軍人、官僚、政客是中國的三害，無論北洋軍人、西南軍人、老官僚、新官僚、舊交通系、新交通系、安福系、巳未系、政學會，可以總批他「明搶暗奪誤國殃民」八個大字；一定要說那個好那個歹，都是一偏之見，缺少閱歷。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中國一線光明的希望，就是許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衝出這三害的重圍，另造一種新世界；這新世界的指南針，就是喚醒老百姓，都提起腳來同走「實行民治」這一條道路。這條道路的基礎上最後要留意的，就是別讓三害鬼混進來，伸出他背上的那隻骯髒黑手，把我們的一線光明遮住了。蠅營狗苟的新官僚（就是政客先生），慣會看風頭，乘機竊取起來，更是眼明腿快，我們要格外嚴防，別讓他利用我們潔白的勞動工人和青年學生，來辦什麼政黨什麼勞動黨，做他當總長的敲門磚；最好是各種小組織的事務所，都貼上「小心扒手」，好叫大眾留神。我所以主張小組織，固然重在民治要有堅實的基礎，也是故意擺出矮戶低檐的景象，好叫這班闊人恐怕碰壞了紗帽翅，不來光顧才好。
這篇文章剛做好寄到上海付印，就看見張東蓀先生新做的《頭目制度與包辦制度的打破》那篇文章（見《解放與改造》的一卷五號）說得很透徹，可以補我這篇文章的遺漏，讀者務必要參看。我所主張的小組織好叫人人有直接參與權，似乎是打破一切寡頭制度（頭目包辦制度自然包含在內）的根本方法；這種思想倘然能夠成為事實，成為習慣，不但現在經濟方面的惡制度可以掃除，就是將來較大的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的大組織，自然也不會有寡頭專制的事發生，真民治主義才會實現。我所主張的同業聯合，也含著有「兩元的社會組織」的性質。但是我心中所想的未必和《聯合會日刊》所說的盡同，而且我不願意採用「兩元」的名詞；因為本來我們所痛苦的是現代社會制度的分裂生活，我們所渴望的是將來社會制度的結合生活，我們不情願階級爭鬥發生，我們渴望純粹資本作用——離開勞力的資本作用——漸漸消滅，不至於造成階級爭鬥；怎奈我們現在所處的不結合而分裂的——勞資、國界、男女等——社會，不慈善而爭鬥的人心，天天正在那裡惡作劇（現在美國勞資兩元組織的產業會議，就是一個例）。我心中所想說的話，不願說出，恐怕有人誤作調和政策，為一方面所利用，失了我的本意。此話說來太長，而且不是本篇的論旨，改日再談罷。
十一月二日夜
《新青年》宣言
本志具體的主張，從來未曾完全發表。社員各人持論，也往往不能盡同。讀者諸君或不免懷疑，社會上頗因此發生誤會。現當第七卷開始，敢將全體社員的公同意見，明白宣布。就是後來加入的社員，也公同擔負此次宣言的責任。但「讀者言論」一欄，乃為容納社外異議而設，不在此例。
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
我們相信世界各國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因襲的舊觀念中，有許多阻礙進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
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丑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
我們新社會的新青年，當然尊重勞動；但應該隨個人的才能興趣，把勞動放在自由愉快藝術美化的地位，不應該把一件神聖的東西當做維持衣食的條件。
我們相信人類道德的進步，應該擴張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對於世界上各種民族，都應該表示友愛互助的情誼。但是對於侵略主義、占有主義的軍閥、財閥，不得不以敵意相待。
我們主張的是民眾運動社會改造，和過去及現在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係。
我們雖不迷信政治萬能，但承認政治是一種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會把政權分配到人民全體，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無職業做標準，不拿有無財產做標準；這種政治，確是造成新時代一種必經的過程，發展新社會一種有用的工具。至於政黨，我們也承認他是運用政治應有的方法；但對於一切擁護少數人私利或一階級利益，眼中沒有全社會幸福的政黨，永遠不忍加入。
我們相信政治、道德、科學、藝術、宗教、教育，都應該以現在及將來社會生活進步的實際需要為中心。
我們因為要創造新時代新社會生活進步所需要的文學道德，便不得不拋棄因襲的文學道德中不適用的部分。
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
我們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權利，已經是現在社會生活進步的實際需要；並且希望他們個人自己對於社會責任有徹底的覺悟。
我們因為要實驗我們的主張，森嚴我們的壁壘，寧歡迎有意識有信仰的反對，不歡迎無意識無信仰的隨聲附和。但反對的方面沒有充分理由說服我們以前，我們理當大膽宣傳我們的主張，出於決斷的態度；不取鄉愿的、紊亂是非的、助長惰性的、阻礙進化的、沒有自己立腳地的調和論調；不取虛無的、不著邊際的、沒有信仰的、沒有主張的、超實際的、無結果的絕對懷疑主義。
告北京勞動界
我現在所說的勞動界，是指絕對沒有財產全靠勞力吃飯的人而言。就職業上說，是把那沒有財產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鐵工、車夫、水夫、成衣、理髮匠、郵差、印刷排字工、傭工、聽差、店鋪的夥計、鐵路上的茶房、小工、搬運夫、合成一個無產的勞動階級。
勞動界諸君呀！十八世紀以來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興財產工商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於征服階級的帝王貴族要求權利的旗幟。現在憲法都有了，共和政體也漸漸普遍了，帝王貴族也都逃跑或是大大的讓步了，財產工商業階級要求的權利得到了手了，目的達了，他們也居了帝王貴族的特權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紀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無產勞動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於征服階級的財產工商界要求權利的旗幟。我想一班失勢的帝王貴族，何妨把橫豎不能夠闊吃闊用的財產送給勞動界同人，自己也歸到無產勞動階級之旗幟底下，來和那班新帝王貴族一決雌雄。像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雖然有點滑稽，我想那班帝王貴族——財產工商階級——斷乎不便說：「只許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歐戰以後，各國勞動界的問題都鬧得天翻地覆，就是新舊帝王貴族，勾結盤踞的日本政府，也要添設「勞動事務局」和「社會局」。社會局附屬在內務部，辦的是工場法、勞動保險、失業保險、最低工價、利益分配幾件事務。勞動事務局是在農商部的勞動局之外，直隸內閣和各部平行的機關，辦的是貧民救助、職業介紹、住屋改良、賤費醫診、孤兒貧兒養育、盲啞保護，兒童俱樂部、兒童圖書館、公共衛生、傳染病預防、禁菸、禁酒、消費公社、公設市場等項事務。
現在我們中國的勞動問題怎麼樣？中國的資本家雖然沒有歐美日本那樣發達，但不能說中國產業界沒有純粹資本作用（例如地租、房租、債息、股票之類），不能說中國社會經濟的組織絕對不是資本制度，不能說中國各都會各商埠沒有財產工商階級，不能說中國那一省那一縣沒有大地主，不能說中國沒有多數無產勞動窮苦不堪的人（許多無地勞動、無力勞動、不肯勞動的貧民，還不在此內）。如此，我們現在要提出勞動問題、貧民救濟問題來討論，大概不是「無中生有」「無病而呻」罷？象日本社會局、勞動事務局打算辦的各種事務，未見得不比「祀孔」、「文官考試」、「西北邊防」、「封禁報館」、「建立功德祠」更加要緊。因為多數人沒有飯吃，是一件最要緊最危險的事啊！
據本月十七日北京《民治日報》的《北京的見聞錄》上說：單是內右四區，就有赤貧的一八二八戶，七七四九人。我從前做過一篇《貧民的哭聲》，想替北京貧民訴點苦況，必是財產階級的先生們都看不上眼，所以沒有發生絲毫影響。前幾天梅蘭芳一班戲子，在新明大戲院唱戲為車夫休息所籌款，倒很令人佩服，不知道北京的士大夫對於這件事作何感想？
勞動界的痛苦自然很多，一時也說不盡。北京勞動界有三件特別痛苦的事：（一）是中交紙幣，不吃他工價暗虧的直接痛苦，也受他物價加高的間接痛苦。（二）是滿街灰塵和不潔的飲水，簡直是車夫苦力的催命符。（三）是十一、二歲的小孩子，五、六十歲的老頭兒，也靠拖車口。
我現在所盼望勞動界的，並不是妄想大家像歐美勞動界那樣有力量的運動，只盼望大家有自身所處的是什麼境遇，並且有努力改善這境遇的覺悟。消極的努力，就是不賭錢，不吃酒，不吸菸，不扎嗎啡針，不去當兵，不要早婚配多養兒女。積極的努力，就是創設同業聯合（參看《新青年》七卷一號我做的《實行民治的基礎》）、勞動休息所、職業介紹所、補習夜學、儲蓄機關，這幾件事緊急，要提前先辦。
北京的車夫有兩三萬人，是要在車行車廠以外另行組織。成衣和理髮匠本來都有團體，不過組織的方法要大大的改變。排字印刷製版的工人也有一兩萬，內中認識字的很多，應當容易組織。郵差都認識字，又和交通機關接近，組織起來更快，並可以幫助別的勞動團體的活動。北京雖然沒有很大的製造廠，但是像東單牌樓一帶的銅鐵廠、制靴鋪，騾馬市大街的木工廠、「祥聚」、「福盛」、「德善」、「駿生」、「振綸」等織布廠，「丹鳳」火柴、洋燭兩公司，首善工藝廠，度量衡製造廠，彰儀門大街的工藝局，彰儀門內的「富興」、「長順」兩個紙坊，據我所知道的這些地方，合攏起來，工人也不在少處，只是沒有聯合的組織，便拿不出你們辦事的力量。商會是店東資本家把持的機關，和店員夥計們沒有利害關係，各店鋪掌柜以下的夥計是要另外組織一個商業聯合。各校學生的聯合組織成績很好，我盼望各種勞動團體和他們接近，請他們幫助，我也盼望他們懇懇切切的來做你們的朋友。你們各種同業各自聯合起來，講究自己的教育，清潔自己的衛生，維持自己的生計，一不造反，二不罷工，政府和資本家都未必忍心反對。
我盼望官場和資本家，你們既然反對「無政府主義」，就應該盡政府的職分，就應該注重民生問題，就應該把政府當做全國人的公共機關，不應該把政府當做專門保護少數人財產工商階級利益的機關，不應該把多數人無產勞動階級的痛苦不放在眼裡。你們何妨趁奪利爭權的餘暇，把殺人的軍費省下一點，把中交票抬高一點，或者也仿照日本政府「社會局」、「勞動事務局」的辦法，對勞動界施點「仁政」。你們對於勞動問題，一向漠不關心，現在國際勞動會議催派代表到會，我看是用什麼「臨時抱佛腳」的法子對付！
我盼望自命為智識階級的士大夫，不要太高興，不要以為無產勞動階級永遠可以欺負，不要永遠把他們踏在朝靴底下不當做人看待。法蘭西從前的貴族，鄙薄那激烈的革命黨人，送他們一個「無〔套〕褲漢」（Sane Cultte）的混號，現在他們這班無褲漢，內中恐怕有些人穿上軍服禮服，自命為知識階級的紳士了。我們的中華革命黨，現在也有個人居然自命為智識階級的士大夫，挺起胸脯歪著嘴罵無產階級的人是「將來之隱患」、「大亂之道」，我看你們剛才穿上褲子沒有幾天，不必像煞有介事！
對於國民大會底感想
國民大會，是我們人民對於本國政府及世界各國表示我們公共意見底一個頂好的方法，前回國民大會，因為政府里人膽子小疑心大沒有開成，很覺可惜。昨天的國民大會居然開成了，而且到會底人很多，秩序很好，所以我個人對於昨天的大會有兩個樂觀：一是可以令政府放心，令政府覺悟，市民聚眾開會只要官廳不來無理壓制，未見得就一定要做出破壞秩序底事；從今以後政府可以安心讓我們大家發布意見，免得無理壓制反來激成事變。一是向來不大熱心公益底安會長，昨天也到會簽字，擔任抵制日貨日幣底完全責任，我們十分感謝他。
我有一個小小不滿意底地方，就是學生所散傳單，內有「日奴」「日本小鬼」等字樣，這實在不是正當的態度。
我對於今後國民大會應該做什麼，也有二種意見：一是對內，一是對外。
對內我們只要想法子指導政府，不要想法子推倒政府，指導政府不是說空話，是叫他們要明白非遵照人民底公共意見辦事不可，是叫他們不敢貪贓枉法賣國殃民。推倒一個政府若是再建一個政府，張王李趙無論誰來組織政府，都是「魯衛之政」，指導政府是根本的、永久的辦法，若是不能指導政府，徒然推倒政府，不過升官圖上改換了幾個姓名，於實際上並沒有什麼變化，只添上一些無謂的擾亂罷了。大家如若不信，請看民國底政府比前清怎麼樣？現在的內閣比以前的內閣怎麼樣？
對外我們現在只有一個抵制日貨底方法。我並不是反對排貨底運動，我覺得我們要有有組織的運動，而且應當乘此時機振興工商業，才是根本辦法，單是空口抵制日貨，恐怕不但沒有什麼效果，而且我們自己白受經濟上的損失。在日本方面看起來，我們抵制日貨，並不是表示仇恨底意思，是要拿排貨底手段，造成他們產業界底危機，促進他們拋棄侵略主義底覺悟。但是有一位日本底社會黨人告訴我說：「日本社會黨很盼望中國抵制日貨，但必須各重要的商埠都有持續六個月底精神，日本工商界才能夠發生危機」。可見短期的排貨手段，恐怕不能叫日本覺悟，我們的商界反大受損失。在中國方面看起來，紙、糖、布等許多日常必需品，十有八九都是日貨，嚴格抵制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無論那一國人，愛國心鼓勵底力量總沒有經濟壓迫底力量大，況且中國人愛國心底力量更是薄弱得很，少數人乘著感情說大話，那裡會有實際的效果？所以我以為排貨底辦法，若是乘著一時的熱情，向一團散沙底群眾，搖旗吶喊，決計沒有用處，一定要將頭腦冷靜下來，仔細研究，究竟拿什麼組織，用什麼方法，才能夠達到我們圓滿的目的。我以為一方面用消極的排貨方法，渙散的十人團還不濟事，是要急速設立各種的同業組織，相約絕對停購日貨底奢侈品，儘量減少日貨底必需品。代以國貨或西洋貨。一方面用積極的振興工業方法，先從紙、布、糖這幾項消費最多的著手。以前我們的排貨政策屢次失敗，都是沒有組織，和沒有國貨填補兩個原因。今後仍然脫不了因果關係，我們應該有大大的覺悟！若是有組織的排貨運動，不是散沙的排貨運動，而且漸漸有國貨填補，日子久了，必能夠叫日本產業界發生危機，必能同日本底明白人聯絡起來，掃蕩東方底侵略主義。若是沒有組織的散沙運動，又沒有國貨填補，這種短期的偶發的排貨運動，不過徒然叫本國商人受經濟的損失罷了，那能夠促起日本人底覺悟呢？
自 殺 論
——思想變動與青年自殺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北京大學學生林德揚君在三貝子花園投水自殺了。他自殺底原因，大概是厭世。
林君底同學羅志希君做了一篇文章，叫做《是青年自殺還是社會殺青年？》，說林君不是因病想免除痛苦而死，乃是萬惡社會迫他自殺的；他並說出三個救濟底方法：（一）美術的生活，（二）男女朋友交際的生活，（三）新的人生觀。
北大教授蔣夢麟先生也做了一篇文章，他不把青年自殺的罪惡都加在社會身上，他說：「社會本來不能自己改良，要我們個人去改良他。」他主張「奮鬥到極點還要奮鬥」，「用大刀闊斧斬一條路，為後人造幸福」，「從地獄裡造天堂」。他以為「自殺是自示其弱」，「自殺是一個大罪惡」。他以為自殺算是殺了社會上一個人，而且是殺了社會上一個有用的好人。
北京《晨報》上登了一首《讀〈自殺論〉有感》的詩：
凡物皆有死。死了仍再生。死死生生何勞苦！不若永死了不復生。
我昔曾絕望。自殺，豈粗魯？當我自殺時，萬象皆空，情志自由，樂難數。
神魂即與體魄離，茫然如睡，無知無識，更何忤？
誰謂自殺是懦夫？懦夫豈能自殺，甘為虜？
利己利他兩不虧。何罪，求死不自主？
今且追恨援救我的人，把我解了；死乃生之祖。
茫茫宇宙何時停？我怎能夠永久死了不復生？我怎能夠永久死了不復生？
有一個外國人，聽見蔣夢麟先生談學潮後青年底三種心理：（一）事事要問做什麼，就是對於事事懷疑；（二）思想自由；（三）改變人生觀。他便說：好危險！將來恐怕有許多青年要自殺。
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也要做一篇論青年自殺的文章，他這篇文章雖然還沒有做出來，他的意思大概是：能自殺的人固然比偷生苟活的人好，但是再轉一個念頭，能用自殺的精神去改造世界，比消極的自殺更好。
杜威夫人說：「我不自殺。若是我自殺，必須先用手槍打死兩個該死的人。」
以上都是對於林君自殺底各種感想。我以為林君自殺，是青年自殺中底一件，青年自殺，是全般自殺中底一件，要評論林君自殺底問題，不得不從全般自殺問題說起。
自殺是一種重大的社會現象，在社會學上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因為自殺若成了一種普遍的信仰，社會便自然破滅，那裡還有別的現象，別的問題發生呢？這樣重大的問題，不是簡單的感想可以解答的。我現在從各種方面分別討論如下：
一、自殺底趨勢
二、自殺底時期
三、自殺底原因
四、自殺底批評
五、自殺底救濟
一、自殺底趨勢 據社會學者說，自殺底人數，有隨著文明程度（我以為是思想發達和經濟壓迫底程度）加增底趨勢，因此各國自殺底人數多寡不同。從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一年，五年間平均計算，歐洲各國底人口一百萬里，自殺底人數如下表：
丹麥 二五三
法蘭西 二一八
瑞士 二一六
普魯士 一九七
奧地利 一五九
比利時 一二二
瑞典 一一九
巴威利亞 一一八
英格蘭 八○
那威 六六
荷蘭 五八
蘇格蘭 五六
義大利 五二
愛爾蘭 二四
二、自殺底時期 歐洲自殺底時期，每年從一月起，漸漸增加；自七月起，漸漸減少。日本人底自殺期，每年七八月間最盛。
三、自殺底原因 據統計學者底話：自殺事件，文明人比蠻族多，教育程度高的比程度低的人多，青年老年比少年人多，婦女比男子多，未婚的人比已婚的多，都會比鄉村多，窮人比富人多。照統計學上自殺底人數看起來，可以發見自殺底三個原因：
（一）智識信仰發達
文明人
有教育的人
青年老年人
（二）情緒壓迫
婦女
未婚的人
（三）經濟壓迫
都會裡的人
窮人
這三個自殺底原因，詳細地追本求原，社會壓迫自然是這三個原因底總原因；但分別說起來，前兩個是偏於主觀的，後一個是偏於客觀的。偏於主觀的自殺，雖然受了社會壓迫或暗示的影響，而自殺者的意志在主觀上多少總與壓迫的或暗示的意志相結合；偏於客觀的自殺，大部分是因為社會的壓迫。
再就自殺事件底各種直接的原因，除精神病之外，可以類別如下：
（1）厭世及解脫
（2）烈女殉夫
（3）忠臣殉君及奴僕殉主人
（4）義士殉國家及朋友
（5）教徒殉教及志士殉主義
第一類，關於知識信仰。
（6）失戀
（7）羞慚
（8）懺悔
（9）名譽被污
（10）考試落第
（11）刑罰底痛苦
（12）虐待底痛苦
（13）疾病底痛苦
（14）憤恨
第二類，關於情緒壓迫。
（15）餓寒所迫
（16）債務所迫
第三類，關於經濟壓迫。
第一類底男子殉忠，女子殉節，都是中國、日本重要的道德，最大的榮譽，印度還有寡婦自焚的事。像這類的自殺，完全是被社會上道德習慣壓迫久了，成了一種盲目的信仰；因為社會上不但設立許多陷阱似的制度，像昭忠祠、烈士墓、旌表節烈、節孝牌坊等獎勵品，引誘一班男女自殺；而且拿天經地義的忠孝大義，做他們甘心自殺底暗示；這種壓迫和暗示受久了，便變成一種良知，覺得殉忠殉節，真是最高的道德，不如此便問心不過。殉教、殉主義、厭世、求解脫，這幾種自殺，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客觀上社會直接的壓迫，一方面也因為主觀上受了一種新信仰新思潮的暗示，暗示也算一種間接的壓迫。Wundt把暗示（Suggestion）叫做「醒的催眠」（Watch-hypnose），因為他也有催眠作用，受了暗示的人，便入了「意識逼窄」（Narrowing of consciousness）的狀態，暗示底力量壓迫著他的思路向一定的方向進行，他自己的意志完全失去效力（略用Christensen底意思，見Politic and crowd-morality p. 12）。 Christensen分暗示為二大類：一是別人的暗示（Foreign suggestion），一是自己的暗示（Auto-suggestion）；別人的暗示又分兩種：一種是人身的暗示（Personality suggestion），一種是社會的暗示（Social suggestion）。人當恐怖、猜疑、冥想、迷信底時候，多起自己暗示的作用，中國人怕鬼，就是這種作用。人身的暗示，最有力量的是兩親、業師、宗教家、醫生、演說家、音樂家、演劇家、大思想家、社會改革運動者、大文豪、愛國者，不但同地同時，就是在遠方古代，他們也都有暗示底力量；社會的暗示就是歷史、傳說、習慣、輿論、道德、時代精神、社會風尚、思想潮流，這幾樣暗示底力量強大而且久遠。個人底行為或者不能說全沒有意志自由底時候，但是造成他的意志以前，他的意志自由去選擇信仰行為以後，都完全受環境暗示底支配，決沒有自由底餘地。自殺也是一種行為，所以不能說不是受環境底壓迫和暗示。壓迫和暗示緊緊地逼窄了他的意識，意識失了覺性，意志失了效力，好像鬼迷了一般，壓迫在後面追趕，暗示在前面指引，所以不知不覺地只看見自殺是唯一的道路，不容他看見第二條道路；而且暗示占領了他的知識界域，成了信仰，也不願意走別的道路；所以平常人看做極悲慘，可恐怖的事，自殺的人看做平常，絕不回顧。這一類自殺的人所以多是文明有教育的青年，因為知識信仰發達的結果，比蠻族、無教育的人、少年容易接受這種暗示。
第二類底（6）、（7）、（8）、（9）四種自殺，都是因為情緒上受了道德習慣和輿論的壓迫；（10）、（11）、（12）、（13）、（14）五種自殺，都是因為情緒上受了社會制度的壓迫。人是社交的動物，一旦受了壓迫，社會上無立足之地，斷絕社交又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像這種人自然毫無生趣；但是他們倘不受厭世思想、解脫主義的暗示，恐怕還沒有自殺底決心。因為自殺多兼兩種原因：一是社會的壓迫，一是思想的暗示；蠻族、無教育的人、少年，比較自殺的少，都是思想不發達，缺少第二種原因；倘若二種原因俱全，無論怎樣勇於奮鬥的人，一方面為社會底道德制度所驅逐，一方面為厭世思想所引誘，還有不自殺的道理嗎？婦女的情緒易於感動，未婚的人情緒容易失調，所以自殺底人數比男子比已婚的人多。
第三類的自殺，純粹是因為經濟的壓迫，受思想暗示底影響很小。都會裡的人生活更艱難，所以自殺的比鄉村多。物質文明越發達，富人兼併的力量越大，窮人所受經濟壓迫的痛苦越深，所以文明人自殺的比蠻族多。這是社會組織經濟制度不良底結果，不能說是文明本身底弊害。至於學說思想隨著別的文明發達，而且傳播加快，厭世主義的暗示，也隨著效力加大，所以各國自殺底人數，有隨著文明程度加增底趨勢，這只可以說是厭世主義的弊害，不能歸罪文明本身。這種受了思想暗示的自殺，應該歸到第一類，和第三類的自殺關係很淺。因為受經濟壓迫而自殺的人，大半教育知識底程度很低，未必有學說、思想上的信仰；所以有許多困苦不堪老年殘廢的乞丐，還要貪生怕死，有為的青年卻往往自殺，就是這個緣故了。少年人自殺的少，也因為他感覺痛苦和暗示的力量薄弱。有幾種蠻族不但他們自己不自殺，並不相信人類真有自殺底事，正因為他們一方面思想不發達，一方面經濟的壓迫也不甚利害。
以上三類十六種自殺底原因，綜合起來，不外兩大總原因：
（一）社會的壓迫（精神的，物質的兩方面）；
（二）思想的暗示（個人的，社會的兩方面）。
四、自殺底批評 古來對於自殺底批評，有反對非反對兩派：
（甲）反對派
（一）佛教反對一切殺，自殺也包含在內，而且他們相信輪迴，殺這世的肉身，無濟於事。
（二）基督教極端反對自殺，以為犯了自殺罪的人不能夠到天堂。羅馬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主張就是受污的女子也不應該自殺。
（三）義大利神學者阿夬納斯（Thomas Aquinas）說自殺有三樣罪：一是違背了好生惡死的自然性；二是減少了社會底分子；三是侵犯了上帝底生殺權。
（四）費希特（Fichte）說為人生存時有義務，自殺是想免除義務，所以不道德。
（五）叔本華（Schopenhauer）說自殺不是應該非難的行為，乃是糊塗的行為，因為自殺只能夠滅絕肉體，不能夠滅絕本體（即意志）。他又以為自殺底真正目的，在求得精神底平安，否定意志是達此目的底唯一方法。否定意志是什麼？就是無我主義。
（乙）非反對派
（一）希臘禁慾派（The Stoics）說自殺可以解脫一切痛苦。
（二）英國哲學家休謨說：「人類處置自己的生命，若算是侵犯上帝底權利，那麼人要延長上帝用自然法限定的生命，豈非也不應該嗎？」又說：「我若是沒有力量為社會造福，或是為社會底累贅，或是因為我的生命妨礙別人為社會盡力，那麼我若是自殺了，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三）法國孟德斯鳩（Montesquieu）反對國家設立沒收自殺者的財產，和處罰自殺未成的等法律。
（四）福錄特爾（Voltaire）說：「若說自殺有害於社會，那麼屠殺生命的戰爭，何以各國底法律都認可？」
我們對於這些評論，可以看出兩種趨勢：一是古代宗教家大半反對自殺，一是後來自由思想的哲學家大半不反對自殺。希臘古代的風氣，本和自由思想的近代相仿佛，所以有Stoic一派的主張，完全與基督教相反。自由思想的希臘人，事事與基督教相反，不止自殺一端。
五、自殺底救濟 討論自殺底救濟，第一個先決問題，就是究竟有沒有救濟底必要？
我們為什麼要救濟自殺？因為自殺若成了一種普遍的信仰，社會便自然破滅。各國政府所深惡痛絕的是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說他們是破滅社會的危險思想；到是真有兩個可以破滅社會的危險思想，他們卻不曾看見。這兩個思想是什麼呢？一個是獨身主義（我以為不婚主義和獨身主義是兩樣），一個就是自殺。
更進一步討論，我們為什麼要維持這社會不讓他破滅呢？這種疑問是很難解答的疑問，是哲學上的疑問；厭世百殺的人，正是這種疑問達到他心境最深的處所，感得人生沒有什麼價值，所以才發生一種徹底的覺悟，最後的決心；這種自殺是最高等的自殺，是哲學的自殺，是各種自殺底源泉、模範，各種自殺多少都受了他暗示底影響。這種對於人生根本上懷疑的自殺，決非單是改良社會制度減輕壓迫所可救濟；他心境深處底疑問倘沒有圓滿的解答，對他說什麼生活好，什麼生活不好，什麼社會制度好，什麼社會制度不好；對他說自殺道德不道德，犯罪不犯罪，於社會有害無害；對他說什麼死得值不值，什麼徒死不能收改良社會的效果，什麼為人類造幸福應該奮鬥到底，什麼自殺是女性，是示弱，是懦夫。像這一類的話，都是隔靴搔癢，在他的眼裡都沒有一看的價值。只有能解答他心坎裡面深處所藏人生哲學的疑問，才能夠改變他的人生觀，才能夠做他不去自殺的暗示。
我以為這種疑問，是兩種心理造成的：一是苟且心，一是偏見。苟且心出於宗教上「空觀」底暗示，以為人生百年，終久是死，死後底社會更和我沒有關係，為什麼要維持他不讓他破滅呢？偏見出於哲學上「性惡」底暗示，以為人類生來性惡，救濟、希望，終久是絕對的不可能，像這種黑暗萬惡的社會，為什麼要維持他不讓他破滅呢？
這兩種心理都可以造成厭世自殺，懦弱的人就是不自殺，也要變成順世墮落一派；順世墮落原來就是厭世自殺的變相，都是極危險的人生觀。這兩種人生觀，對於人生底價值都是根本地懷疑：一切皆空，人生底意義是什麼，價值在那裡？黑暗萬惡，人生底價值又在那裡？人生既然無意義，無價值，活著徒受痛苦，不自殺便是無意識的苟活。
人生果然完全是空？人性果然完全是黑暗？人生果然無意義，無價值？
相信「空觀」的人，未必都相信靈魂轉生（果然靈魂轉生，不但現世界空而不空，並且死後底社會還和我關係不斷），就是我也不相信靈魂轉生；但是「種性不滅」、「物質不滅」，我們是相信的；一切現象是轉變不是斷滅，一切空間時間都無實在性，都是這永續無間的轉變現象上便於說明的一種假定，我們也可以相信的。我們個體的生命，乃是無空間時間區別的全體生命大流中底一滴；自性和非自性，我相和非我相，在這永續轉變不斷的大流中，本來是合成一片，永遠同時存在，只有轉變，未嘗生死，永不斷滅。如其說人生是空是幻，不如說分別人我是空是幻，如其說一切皆空，不如說一切皆有；如其說「無我」，不如說「自我擴大」。物質的自我擴大是子孫、民族、人類；精神的自我擴大是歷史。各種歷史都是全體生命大流底記錄，我與非我一切有生命底現象、痕跡，都包含在這些記錄裡面。我們個體生命和全體生命底現象、痕跡，無論是善或惡，是光明或黑暗，總算是「有」不是「空」。
複次討論人性問題，「性惡說」本是一種偏見，人性本有善惡兩方面如下表：
善的方面： 惡的方面：
創造的衝動 占有的衝動
利他心 利己心
互助的本能 掠奪的本能
同情心（即惻隱心） 殘忍心
愛慕心 嫉妒心
哀哭的本能 嗔忿的本能
在生物進化上看起來，人類也是一種動物，他本性上惡的方面，也和別的動物一樣；不過惡的方面越減少，善的方面越發達，他的品格越進化到高等地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人雖是最高等動物，「下等動物的祖先」所遺傳的惡性固然存在，他們所遺傳的善性也未嘗不存在；況且現在正在進化途中，惡性有減少底可能，善性有發展底傾向，何以見得絕對沒有救濟底希望呢？受厭世主義暗示的人，只看見人性上惡的方面，沒有留心那善的方面，豈不是偏見嗎？
「空觀」是世俗囿於現世主義底一種反動，「性惡底悲觀」是過於把人類看得高明底一種反動。反動不合真理底本來面目。我們現在要了解人生不完全是空；而且要了解這不空的人生不完全是惡，我們要了解人生有相當的意義與價值。了解得人生底意義與價值是什麼，他心境最深處所懷的疑問，便自然有了解答，自然會拋棄那危險的人生觀。
危險的人生觀，厭世的自殺，乃是各種自殺底母親，這種自殺底救濟，也就是各種自殺底根本救濟。因為自殺底原因雖各不相同，多少都受點厭世思想的暗示，這種暗示可以算是各種自殺底共性。解除了暗示，拋棄了危險的人生觀，對於人生根本的懷疑有了解釋，方才可以和他說什麼改良生活狀況，反抗社會壓迫，由個人改造社會，奮鬥到底一類的話。這種自殺有了救濟，其餘自殺底救濟才有路可尋。
厭世觀以外，其餘的自殺：像上文所列的（2）、（3）、（4）、（7）、（8）、（9）六種，都是為了社會道德習慣上積極的壓迫；（5）、（6）兩種，都是為了宗風名教學說道德上消極的壓迫；（10）是因為社會制度上積極的壓迫；（11）、（12）都是因為社會制度上消極的壓迫；（13）、（14）都是因為社會制度上積極的或消極的壓迫。
社會成了固定性底時候，他的道德的組織和制度的組織，往往發揮一種極有勢力的集合力，壓迫、驅逐那和他組織不同的分子；那被他積極的（就是獎勵）或消極的（就是禁止）壓迫而沒有集合力和他反抗的分子，往往出於自殺。這種被壓迫、驅逐而自殺的分子倘然多了，決不是全社會中底好現象。救濟底方法分兩方面：一方面是壓迫的社會要覺察自己的組織底缺點，要有度量容納和自己組織不同的新生分子，要曉得這種分子將來也會有集合力，也會有一種新組織，取自己的地位而代之；一方面是被壓迫的分子倘然發見了社會底罪惡，不要消極的自殺，要有單人匹馬奮勇直前的精神，要積極的造成新集合力和壓迫的社會反抗。反抗是好現象不是壞現象，反抗與結合，是相反相成的作用，是社會進化所必經的現象；社會上倘永遠沒有反抗的現象，便永遠沒有進步。
經濟壓迫的自殺，自然也是社會制度不良的結果。世界上對於這種自殺底積極的救濟，正鬧得天翻地覆，現在不用多說了。我相信社會經濟制度果然能夠改變，生產機關、工具和生產物，都歸到生產者自己手裡，不被一班好吃懶做的人搶去，那時便真能達到孔子「均無貧」的理想。因為貧富是比較的現象，缺乏乃是對於不缺乏相形見絀的情況，分配果然平均，那裡會有貧的現象？生產物果然按勞力分配平均，無論生活如何困難，那裡會有心懷不平憤而自殺的人呢？
據以上討論，自殺底救濟，仍用因果法則，照著自殺底總原因分為兩事：
（一）解除思想的暗示（改造人生觀）；
（二）解除社會的壓迫（改造道德的制度的組織）。
現代青年的自殺，大多數是（1）、（6）兩種原因；林君自殺自然是厭世不是失戀。這班現代的青年，心中充滿了理想，這些理想無一樣不和現社會底道德、信條、制度、習慣衝突，無一樣不受社會的壓迫；他們的知識又足以介紹他們和思想潮流中底危險的人生觀結識，若是客觀上受社會的壓迫，他們還可以仗著信仰鼓起勇氣和社會奮鬥，不幸生在思潮劇變的時代，以前的一切信仰都失了威權，主觀上自然會受悲觀懷疑思想的暗示，心境深處起了人生價值上的根本疑問，轉眼一看，四方八面都本來空虛、黑暗，本來沒有奮鬥、救濟的價值，所以才自殺。象這種自殺，固然是有意義有價值的自殺；但是我們要注意的，這不算是社會殺了他，算是思想殺了他呵！忠節大義的思想固然能夠殺人，空觀、悲觀、懷疑的思想也能夠殺人呵！主張新思潮運動的人要注意呵！要把新思潮洗刷社會底黑暗，別把新思潮殺光明的個人加增黑暗呵！
近代思潮中有這種黑暗的殺人的部分嗎？有的，有的，但是最近代最新的思潮不是這樣。思潮底趨勢如下表：
古代思潮： 近代思潮： 最近代思潮：
理想主義 唯實主義 新理想主義、新唯實主義
純理性的 本能的 情感的
超自然的 自然的 以自然為基礎的
天上的 地上的 人生的
神的 物的 人的
全善的 全惡的 惡中有善的
全美的 全丑的 丑中有美的
未來的 現世的 現世的未來
人性超越萬物 人性與獸性同惡 人性比獸性進化
理想萬能 科學萬能 科學的理想萬能
玄想 現實 現實擴大
無我 唯我 自我擴大
主觀的想像 客觀的實驗 主觀的經驗
個人的非國家的國家的 社會的非國家的
古代的思潮過去了，現在不去論他。所謂近代思潮是古代思潮底反動，是歐洲文藝復興底時候發生的，十九世紀後半期算是他的全盛時代，現在也還勢力很大，在我們中國底思想界自然還算是新思潮。這種新思潮，從他掃蕩古代思潮底虛偽、空洞、迷妄的功用上看起來，自然不可輕視了他；但是要曉得他的缺點，會造成青年對於世界人生髮動無價值無興趣的感想。這種感想自然會造成空虛、黑暗、懷疑、悲觀、厭世，極危險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也能夠殺人呵！他的反動，他的救濟，就是最近代的思潮，也就是最新的思潮；古代思潮教我們許多不可靠的希望，近代思潮教我們絕望，最近代思潮教我們幾件可靠的希望；最近代思潮雖然是近代思潮底反動，表面上頗有復古的傾向，但他的精神、內容都和古代思潮截然不同，我們不要誤會了（參看《新青年》六卷六號中《文藝的進化》）。
最近代最新的思潮底代表，就是英國羅素（Bertrand Russell）底新唯實主義的哲學，和法國羅蘭（Romain Rolland）底新理想主義的文學，和羅丹（Rodin）底新藝術。這也是我們應該知道的（參看《新青年》七卷一號中《精神獨立宣言》）。
這思想變動的時代，自然是很可樂觀的時代，也是很危險的時代，很可恐怖的時代，杜威博士和蔣夢麟先生所慮的，想必也就是這個意思；但是主張新思潮運動的人，卻不可因此氣餒，這是思想變動底必經的階級〔段〕；況且最近代的最新的思潮，並不危險，並無恐怖性，豈可因噎廢食？
中國革命黨應該補習的功課
前幾天北京方面復辟派謠傳很利〔厲〕害，許多朋友聽了很氣憤，我聽了絲毫不以為異。我們現在仍然是帝政底下的奴隸，並不是共和政治底下的自由民，小孩子出來做元首和老頭兒做元首沒有什麼分別，就是復辟，又何必大驚小怪呢？
昨天有一位日本大阪大正日日新聞記者和我談話，他問我對於中國政治底見解，我告訴他「取消帝政，改建共和」八個大字，他當時大為詫異。我問他：「中國現政治底實質是帝政還是民治呢？」他笑道：「自然還是帝政。」既然還是帝政，我們的中國革命黨在建設的積極的改建共和之前，一定還要做破壞的消極的取消帝政底苦功。
我們的君主不天天在那裡下聖諭叫我們安分守己的讀書嗎？叫我們興辦實業嗎？他用的各省督、撫、司、道不都比光緒、宣統時代還要威風萬倍嗎？封禁報館，監禁主筆，不比光緒皇帝、宣統皇帝還要利害嗎？貪贓枉法的文武官吏遍滿全國，皇帝左右連一個鐵面御史都沒有了，這是麼世界中！
我們的中國革命黨，去做了帝國官吏的，現在不用理他；還有一班未做官的老同志，自孫中山先生起，趕快回復到辛亥以前的生活。一面宣傳民治主義普及人民，一面設法取消帝政。一切設想、運動，都要當做未曾宣布共和以前一樣。
同盟會底三民主義，後來變成了一民主義，好像三腳兒去了兩隻腳，焉有不倒的道理？從前宣傳民治主義的功夫簡直沒有做，取消帝政的力量也沒盡得足，匆匆忙忙掛上了共和招牌，十分冒昧可笑。譬如一個素不用功僥倖及第的學生，倘不趕緊補習功課，那裡會有畢業的希望？
我們的中國革命黨諸君呵！我們的事業，我們的責任，不但辛亥年未曾完結，現在還未曾起首呵！我們不可以革命成功的偉人自命，我們應該以僥倖及第的學生自命。我們應該補習的功課有三門：
（一）多數人民應該懂得民主政治究竟是什麼；
（二）怎樣完全取消帝政；
（三）怎樣建設民主政治。
什麼召集國會，什麼制定憲治，什麼發展實業，都要建築在這三門功課上面，基礎才算鞏固。現在大家迷信的國會和憲法，都是帝政時代的產物，他們骨髓里充滿了帝政的腐敗臭味，我們實在不滿意，實在沒有恢復底價值。
我們希望趕緊補習三門功課，補習好了，我們希望從新創造純粹民治的國會、憲法。
歡迎湖南人底精神
在我歡迎湖南人底精神之前，要說幾句抱歉的話，因為我們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對著湖南人非常地慚愧。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麼？「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無論楊度為人如何，卻不能以人廢言。湖南人這種奮鬥精神，卻不是楊度說大話，確實可以拿歷史證明的。二百幾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艱苦奮鬥的學者！幾十年前底曾國藩、羅澤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戰」的書生！黃克強歷盡艱難，帶一旅湖南兵，在漢陽抵擋清軍大隊人馬；蔡松坡帶著病親領子彈不足的兩千雲南兵，和十萬袁軍打死戰；他們是何等堅韌不拔的軍人！湖南人這種奮鬥精神，現在那裡去了？
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氣沉沉的景況，不覺說道：湖南人底精神那裡去了？仿佛有一種微細而悲壯的聲音，從無窮深的地底下答道：我們奮鬥不過的精神，已漸漸在一班可愛可敬的青年身上復活了。我聽了這類聲音，歡喜極了，幾乎落下淚來！
後來我出了暗室，雖然聽說湖南人精神復活底消息，但是我盼望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他們真實的復活，不僅僅是一個復活底消息，不使我的歡喜是一場空夢。
個人的生命最長不過百年，或長或短，不算什麼大問題，因為他不是真生命。大問題是什麼？真生命是什麼？真生命是個人在社會上留下的永遠生命，這種永遠不朽的生命，乃是個人一生底大問題。社會上有沒有這種長命的個人，也是社會底大問題。
Olive Schreiner夫人底小說有幾句話：「你見過蝗蟲他們怎樣渡河麼？第一個走下水邊，被水衝去了，於是第二個又來，於是第三個，於是第四個；到後來，他們的死骸堆積起來，成了一座橋，其餘的便過去了。」（見六卷六號《新青年》六○一頁）那過去底人不是我們的真生命，那座橋才是我們的真生命，永遠的生命！因為過去底人連腳跡也不曾留下，只有這橋留下了永遠紀念底價值。
不能說王船山、曾國藩、羅澤南、黃克強、蔡松坡已經是完全死去的人，因為他們橋的生命都還存在，我們歡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歡迎他們的奮鬥精神，歡迎他們奮鬥造橋的精神，歡迎他們造的橋，比王船山、曾國藩、羅澤南、黃克強、蔡松坡所造的還要雄大精美得多。
告新文化運動的諸同志
現在主張新文化運動的諸同志，自然是覺得舊文化有不足的地方。我們中國底社會上有發生新文化運動的必要，這是不用說的了。但是我現在要敬告諸君的有三件事：
（一）出版物是新文化運動底一端，不是全體；
（二）新文化運動只當向前的發展，不當向後的反動；
（三）不應該拿神聖的新文化運動做射利底器具。
出版物自然是新文化運動中很要緊的一件事。但此外要緊的還很多，不必大家都走一條路。我們富於模仿力，缺乏創造力。有了大舞台，便有新舞台，更有新新舞台。有了王麻子底剪刀店，接著就有汪麻子、旺麻子出復。有了稻香村，接著就有稻香春、桂香村出現。現在大家都來辦報，不肯向別的事業方面發展，也就是缺乏創造力底緣故。照我們現在的學問程度人才力量，一個地方只配辦兩三種報，多了便要人力分散，勉強雜湊起來，一個報也辦不好。這是何苦來！就是辦報，也應當辦性質不同，讀者方面不同的報，不必辦許多性質相同的報。現在性質相同，讀者方面相同的報已經不少了。我們有什麼高明的見解，果然有價值，盡可送到各報發表，各報沒有不歡迎的。一定要自己獨立辦一個人云亦云的報，這是什麼一種心理？我曾勸許多在上海的朋友要辦報不必辦和人雷同的報。上海工商業都很發達，像《店員周刊》、《勞動周刊》，倒有辦的必要，但至今無人肯辦。難道不高興張嘴和店員勞動家說話嗎？難道因為這種報不時髦，不能掛「新思潮」「新文化運動」時〔的〕招牌嗎？我實在不忍這樣說，實在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現在差不多每星期都有新報出現，內容都大同小異（內中有幾種牛鬼蛇神的報，又當別論）。看報的還是那一班人，實在人力財力都太不經濟。所以我總希望大家拿這些人力財力，去辦新文化運動中比出版物更進一步更要緊的事業。
死抱著祖宗牌位向後退走的頑固派，我們不去論他。就是那半新半舊的先生們，像那幫著警察廳大罵同學的人，又像那掛起留美學生的金字招牌辦雜誌，卻仿照無聊的醫生底辦法，請出許多名人介紹，這班人既然可憐沒有當頑固派的魄力，頭腦中又拋不了祖宗牌位底偶像，我們也不去論他。我們深以為憾的，正是我們很推重的雜誌，我們很希望的青年，也發出似是而非的議論：說什麼「這種直覺的新學問家同古代的中國學者，有什麼分別，恐怕還不及他們有人生與社會的經驗呢」。試問大科學家底直覺哲學，是否毫無價值？試問中國現在是否有人算得是直覺的新學問家？試問古代的學者底人生與社會的經驗，現在有什麼價值？說什麼「現在一班著名的新雜誌（除去《北京大學月刊》同《科學雜誌》），都是滿載文學的文字同批評的文字。……世界新思潮，在學術上是真正的自然科學的精神，在社會上是真自由真平等的互助主義同新式的社會組織，在文學上是寫實主義同人道主義。試看他們的文字，有幾篇真有科學的精神（發闡科學的更少），有幾篇用科學方法徹底研究社會問題，又曾有幾篇寫實文學的大著作」。他列舉的三種新思潮固然不錯，可惜這三種新思潮雖然都受了科學的影響，卻不是他沒頭崇拜的自然科學所能包辦的呵！他用「趾高氣揚的態度，誇大眇視的心胸」，罵倒一切新雜誌，固然痛快，但獨獨推重北京大學月刊同科學雜誌。除了因為這兩種雜誌多討論自然科學以外，不知道還有何種理由？他說：「我們要打破中國人的文學腦筋，改造個科學腦筋」，這句話固然有理。但科學腦筋卻不限於自然科學，不反背科學精神的文學藝術，也都是人類最高精神的表現。豈可一概抹殺！我們只應當拿科學的方法研究別的學問，卻不可拿自然科學說明別的學問。拿生物學說明社會學，就是一個失敗的先例。現在中國底雜誌無不幼稚，難道只有討論自然科學的雜誌特別進步嗎？他說：「今日之士，大弊有二：人人競言科學，而實不知科學。……其所以不知科學者，科學艱深，非一蹴可幾。玄談易操，又且有功，故舍難就易也。頃年以來，思想革新，誠甚盛矣。然試登高遠矚，國內書報，刊行者何限，亦嘗有專言精確科學者乎。……美洲之科學北京之大學月刊數理雜誌，其言論文章，稍近科學矣。然其銷行之度，能如其他鼓吹謬論者乎。……方今之人，震於西學之勢，痛詆中學。……而抑知性理之學，經數千年之蘊蓄，其中固有至貴者存乎。夫理學與科學，兩事也。科學之效，在利用厚生，使吾輩有精嚴之宇宙觀；理學之用，在存養省察，使吾輩有正確之人生觀。故理學不患其舊。雖羲皇之言，苟其果善，亦皆可從。所謂『推之萬世而准』也。而科學則力求其新，非新則絀矣。……又說新者多拾人牙慧之餘，似是而非之妄解，虛誕無實之謬談耶！此其二大弊也。此二弊者深入人心，小之可害中一人，大之可害遍族類」。這一段議論，恰和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所著《勸學篇》，好像是一人手筆。前半段極為獨尊西洋的科學（看他科學玄談對舉，又不滿於近來的思想革新，又專門推重討論自然科學的三個雜誌，想必是專指自然科學），別的關於思想藝術的學問，都一筆抹殺。這還是幾十年前中國人懾於西洋物質文明底極幼稚的觀念。至於西洋各地學術文化底發達，簡直未嘗夢見。當真西洋文明只有科學嗎？我們只應該輸入他們的科學，不輸入他們的別種學問藝術思想制度嗎？哲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言語學等，不比科學更難幾倍嗎？都可一蹴而幾嗎？後半段忽然又把中國底性理學抬起來和西洋底科學並重，而且分作兩事，實在令人莫明其妙。大約他還是抱著張之洞以來「科學是新的好，道德是舊的好。物質文明是西洋好，精神文明是中國好」的一種成見。中國底性理學，和西洋底哲學倫理學學類，難道是中國獨有的國粹嗎？西洋底近代哲〔學〕倫理學都受過科學的洗禮，所以可貴。中國底性理學怎麼樣？中國底性理學，果然只談人生觀，不曾涉及宇宙觀嗎？科學果然只可以教我們的宇宙觀，不能教我們的人生觀嗎？非科學的性理學，怎能夠教我們的人生觀正確不至錯誤。理學只問善不善，不問舊不舊，這話固然不錯，但在理論上科學又何嘗不如此呢？照他這樣分別科學和性理學底不同，是否有科學的根據？科學的精神重在懷疑、研究、分析、歸納、實證，這幾層工夫。「推之萬世而准」這句話，是一種妄想。是演譯〔繹〕法最大的流弊，決不是科學家腦筋里應有的東西呵！我們現在一面要曉得自然科學只是各種學術底一種，不能夠拿他來取消，代替別的學術；一方面要曉得別的學術（道德學、性理學也包含在內），多少都要受科學精神的洗禮，才有進步，才有價值。
像那德國式的歧形思想，一部分人極端的盲目崇拜自然科學萬能，造成一種唯物派底機械的人生觀，一部分人極端的盲目崇拜非科學的超實際的形而上的哲學，造成一種離開人生實用的幻想。這都是思想界過去的流弊，我們應該加以補救才是。若是把這兩種歧形思想合在一處，便可標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底新註腳了。我以為珍重研究介紹新思潮的人，他若真是打破了中國人的文學腦筋，改造了一個科學腦筋，就應該指出那種思潮是新的，是合乎科學的，是可以發生好的效果；那種思潮是舊的，是不合乎科學的，是可以發生惡的效果。不可以籠統說凡屬自然科學以外的新思潮，都是「玄談」，都是「謬論」，都是「空談」，都是「燎原之禍」，都是「拾人牙慧」（義皇之言，何嘗不是人之牙慧），都是「似是而非之妄解」，都是「虛誕無實之謬談」，都是「可害中一人」，都是「可害遍族類」。像這種籠統不舉實例的謾罵武斷，在官場文告中時常看見，學理的討論果然是這樣嗎？科學家底態度果然是這樣嗎？自己說「一種學理，還沒有徹底的了解覺悟，就不應當拿出來鼓吹青年」，「我們學理不曾真正研究，怎麼能鼓吹他人評論他人呢？」「還須虛心觀察，不敢獨斷底人」，怎樣竟出以非科學家的態度呢？謬論與空論不同。說他是謬論，必須要指出他所以然的謬處，才算是科學態度的批評。若拿出科學家的態度，實際批評那種新思潮是何以好，那種新書報，那篇文章，有那種謬論，他謬處在那裡。像這種學理的討論，正可以使新文化運動向前發展。若是不問青紅皂白，對於一切新思潮籠統加以「鼓吹謬論」的徽號，這簡直是從根本上反對新文化運動，助守舊官僚張目，要造成向後的反動。若是明目張胆的守舊派說出這種話，我們不以為奇。某雜誌似乎也是一班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辦的，竟然有向後反動的現象。像這種掛起「毋忘國恥」招牌賣日貨的辦法，我們斷然不能容忍！
有一個人寫信給在北京的朋友說：請你告訴秦先生，「我贊成新思潮，新文學，請他邀同全體教員學生打電報給山東督軍，快快派我的差事」。上海有一位朋友寫信給我說：「因為現在關於新思潮的報銷路都很好，此地有許多做黑幕小說的做紅男綠女香艷小說的朋友，都打算改做這種投機的事業了」。我得了這兩個消息，不禁替新思潮捏了一把冷汗！我們所歡迎的新思潮，不是中國人閉門私造的新思潮，乃是全人類在歐戰前後發生的精神上物質上根本改造的公同趨勢。這是何等神聖事業！我們中國人腐敗、墮落，精神上物質上都到了破產的運命。最後的希望，就是想隨著全人類大改造的機會，來做鼓吹這大改造的新思潮新文化運動，或者是起死回生底一線生機。這種最後救濟的新運動，不過才有一點萌芽。倘若仍然把他當作從前的維新、立憲、革命運動一樣，當作一種做官發財的器具，這便是明明要把中國人和全人類同樣做人的一線生機斬斷了。做官發財的路道很多，何必做這樣黑良心的事！鼓吹新思潮的報，自然沒有人能夠專利。容人悔過，也算是一種偉大的精神。但是沒有覺悟的人，仍然是拿投機射利的動機來辦鼓吹新思潮的報，所以不得不替新思潮捏一把冷汗。我有一位山東朋友，他有一種偏見。他總說：「上海社會中了『蘇空頭』的害，無論什麼事發生，總有許多人乘熱鬧出風頭，決不會有真實的新文化運動」。這位朋友雖然學問見識都好，卻不曾到過上海一次。他的觀察未必正確。我是住過上海好幾年，卻不敢像他那樣一體輕視上海底朋友。但是我很希望在上海的同志諸君，除了辦報以外，總要向新文化運動底別種實際的改造事業上發展，才不至為這位山東朋友所輕視！就以辦報而論，也要注重精密的研究，深厚的感情，才配說是神聖的新文化運動。像現在這樣的淺薄、粗疏、空泛，謬論還不徹底，小區區就是一個首先要自首悔罪的人，持論謬不謬，和精密的學理，原來是兩件事。有時很精密的學理也許是謬論，有時學理雖不精密也許不是謬論。可是我們所希望的，持論既不謬，又加上精密的學理研究才好。像克羅馬底資本論，克波客拉底互助論，真是我們持論底榜樣。但也許有人說他們是鼓吹謬論。某雜誌罵倒一切書報，除研究自然科學的都是鼓吹〔謬〕論。又沒有舉點證據出來，固然是很糊塗。我恐怕他這樣非科學的籠統論調，要生出向後反動的流弊。所以上面不得不稍化辯駁幾句。至於他主張「發表一篇文字都要有學理的價值」（胡適之先生不主張離開問題空談學理，我以為拿學理來討論問題固然極好。就是空談學理，也比二十年前的申報和現在新出的民心報上毫無學理八股式的空論總好得多）、「要打破中國人的文學腦筋，改造個科學腦筋」，這幾句話，卻真是我們的昏夜警鐘呵！
基督教與中國人
（一）
凡是社會上有許多人相信的事體，必有他重大的理由，在社會上也必然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基督教在中國已經行了四五百年，奉教的人雖然不全是因為信仰，因為信仰奉教的人自必不少，所以在近代史上生了許多重大的問題。因為我們向來不把他當做社會上一個重大的問題，只看做一種邪教，和我們的生活沒有關係，不去研究解決方法，所以只是消極的釀成政治上社會上許多紛擾問題，沒有積極的十分得到宗教的利益。現在若仍然輕視他，不把他當做我們生活上一種重大的問題，說他是邪教，終久是要被我們聖教淘汰的；那麼，將來不但得不著他的利益，並且在社會問題上還要發生紛擾。因為既然有許多人信仰他，便占了我們精神生活上一部分，而且影響到實際的生活，不是什麼聖教所能包辦的了，更不是豎起什麼聖教底招牌所能消滅了。所以我以為基督教底問題，是中國社會上應該研究的重大問題，我盼望我們青年不要隨著不懂事的老輩閉起眼睛瞎說！
（二）
在歐洲中世，基督教徒假信神信教的名義，壓迫科學，壓迫自由思想家，他們所造的罪惡，我們自然不能否認。但是歐洲底文化從那裡來的？一種源泉是希臘各種學術，一種源泉就是基督教，這也是我們不能否認的。因為近代歷史學、自然科學都是異常進步，基督教底「創世說」、「三位一體說」和各種靈異，無不失了威權，大家都以為基督教破產了。我以為基督教是愛的宗教，我們一天不學尼采反對人類相愛，便一天不能說基督教已經從根本崩壞了。基督教底根本教義只是信與愛，別的都是枝葉；不但耶穌如此，《舊約》上開宗明義就說：
有害你們生命流你們血的，無論是獸是人，我必討他的罪。人與人是弟兄，人若害人的生命，我必討他罪。凡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為上帝造人，是按著自己形像造的。（《創世記》第九章之五、六）
所以基督徒或是反對者，都別忽略了這根本教義。
（三）
基督教在中國行了幾百年，我們沒得著多大利益，只生了許多紛擾，這是什麼緣故呢？是有種種原因：（1）吃教的多，信教的少，所以招社會輕視。（2）各國政府拿傳教做侵略的一種武器，所以招中國人底怨恨。（3）因為中國人底尊聖、攘夷兩種觀念，古時排斥楊、墨，後來排斥佛、老，後來又排斥耶穌。（4）因為中國人底官迷根性，看見《四書》上和孔孟往來的人都是些諸侯、大夫，看見《新約》上和耶穌往來的，是一班漁夫、病人，沒有一個闊老，所以覺得他無聊。（5）偏於媚外的官激怒人民，偏於尊聖的官激怒教徒。（6）正直的教士擁護教徒底人權，遭官場憤恨，人民忌妒；邪僻的教士袒庇惡徒，擴張教勢，遭人民怨恨。（7）基督教義與中國人底祖宗牌位和偶像顯然衝突。（8）白話文的《舊約》、《新約》沒有《五經》、《四書》那樣古雅。（9）因為中國人沒有教育，反以科學為神奇鬼怪，所以造出許多無根的謠言。（10）天主教神秘的態度，也是惹起謠言的引線。
上列十種原因當中，平心而論，實在是中國人底錯處多，外國人底錯處不過一兩樣。他們這一兩樣錯處，差不多已經改去了，我盼望他們若真心信奉耶穌最後的遺言——《馬太傳》底末章最後二節所說——今後不要再錯了。我們中國人回顧從前的歷史，實在是慚愧。但現在是覺悟到什麼程度？我盼望尊聖衛道的先生們總得平心研究，不要一味橫蠻！橫蠻是孟軻、韓愈底態度，孔子不是那樣。
（四）
我們今後對於基督教問題，不但要有覺悟，使他不再發生紛擾問題；而且要有甚深的覺悟，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里，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
支配中國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唐虞三代以來倫理的道義。支配西洋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希臘以來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與愛的情感。這兩種文化的源泉相同的地方，都是超物質的精神衝動；他們不同的地方，道義是當然的、知識的、理性的，情感是自然的、盲目的、超理性的。道義的行為，是知道為什麼應該如此，是偏於後天的知識；情感的行為，不問為什麼只是情願如此，是偏於先天的本能。道義的本源，自然也出於情感，逆人天性（即先天的本能）的道義，自然算不得是道義；但是一經落到倫理的軌範，便是偏於知識理性的衝動，不是自然的、純情感的衝動。同一忠、孝、節的行為，也有倫理的、情感的兩種區別。情感的忠、孝、節，都是內省的、自然而然的、真純的；倫理的忠、孝、節，有時是外鑠的、不自然的、虛偽的。知識理性的衝動，我們固然不可看輕；自然情感的衝動，我們更當看重。我近來覺得對於沒有情感的人，任你如何給他愛父母、愛鄉里、愛國家、愛人類的倫理知識，總沒有什麼力量能叫他向前行動。梁漱溟先生說：「大家要曉得人的動作不是知識要他動作的，是欲望與情感要他往前動作的。單指出問題是不行的，必要他感覺著是個問題才行。指點出問題是偏於知識一面的，而感覺他真是我的問題都是情感的事。」梁先生這話極有道理，但是他說：「富於情感是東方人的精神。」又說：「這情感與欲望的偏盛是東西兩文化分歧的大關鍵。」他這兩層意思，我都不大明白。情感果都是美嗎？欲望果都是惡嗎？情感果能絕對離開欲望嗎？只有把欲望專屬物質的衝動，情感專屬超物質的衝動，才可以將他兩家分開。其實情感與欲望都兼有物質的、超物質的兩種衝動，不能把他們分開，不能把他們兩家比出個是非高下。欲望情感底物質的衝動，是低級衝動，是人類底普遍天性（即先天的本能，他自性沒有善惡），恐怕沒有東洋西洋的區別。欲望情感底超物質的衝動，是高級衝動，也是人類底普遍天性，也沒有東洋西洋的區別，所以就是極不開化的蠻族也有他們的宗教。所以我以為西洋東洋（殊於中國）兩文化底分歧，不是因為情感與欲望的偏盛，是在同一超物質的欲望、情感中，一方面偏於倫理的道義，一方面偏於美的宗教的純情感。東洋的文化自然以中國為主，阿利安人（Aryan）底美術、宗教，本是介在這兩文化系間的一種文化，與其說他近於中國文化，不如說他近於西洋文化；至於希伯來（Hebrew）文化，更不消說的了。
中國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純情感，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不但倫理的道義離開了情感，就是以表現情感為主的文學，也大部分離了情感加上倫理的（尊聖、載道）、物質的（紀功、怨窮、誨淫）彩色；這正是中國人墮落底根由，我們實在不敢以「富於情感」自誇。
中國社會麻木不仁，不說別的好現象，就是自殺的壞現象都不可多得，文化源泉里缺少情感至少總是一個重大的原因。現在要補救這個缺點，似乎應當拿美與宗教來利導我們的情感。離開情感的倫理道義，是形式的不是裡面的；離開情感的知識是片段的不是貫串的，是後天的不是先天的，是過客不是主人，是機器、柴炭，不是蒸汽與火。美與宗教的情感，純潔而深入普遍我們生命源泉底裡面。我主張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里，就是因為這個理由。
（五）
我們一方面固然要曉得情感底力量偉大，一方面也要曉得他盲目的、超理性的危險；我們固然不可依靠知識，也不可拋棄知識。譬如走路，情感是我們自己的腿，知識是我們自己的眼或是引路人的眼，不可說有了腿便不要眼。
基督教底「創世說」、「三位一體說」和各種靈異，大半是古代的傳說、附會，已經被歷史學和科學破壞了，我們應該拋棄舊信仰，另尋新信仰。新信仰是什麼？就是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
不但那些古代不可靠得傳說、附會，不必信仰；就是現代一切虛無瑣碎的神學、形式的教儀，都沒有耶穌底人格、情感那樣重要。耶穌說：
我告訴你們，現有一比神殿更大者在此。（《馬太傳》十二之六）
又說：
我不為祭祀而為憐憫。（《馬太傳》十二之七）
猶太人殺害耶穌的罪狀，就是因為他說：
我能破壞這神殿，並且三日內造成。（《馬太傳》二十六之六十一）
我們應該崇拜的，不是猶太人眼裡四十六年造成的神殿（《約翰傳》二之二十），是耶穌心裡三日再造的，比神殿更大的本尊。我們不用請教什麼神學，也不用依賴什麼教儀，也不用藉重什麼宗派；我們直接去敲耶穌自己的門，要求他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與我合而為一。他曾說：
你求，便有人給你；你尋，便得著；你敲門，便有人為你開。（《馬太傳》七之七）
（六）
耶穌所教我們的人格、情感是什麼？
（1）崇高的犧牲精神。他說：
我是從天降下的活麵包，吃這麵包的人永生；為了人世底生命，我所貢獻的麵包就是我的肉。（《約翰傳》六之五十一）
我的肉真是食物，我的血真是飲物。（《約翰傳》六之五十五）
吃我肉飲我血的人，與我合一，我也與他合一。（《約翰傳》六之五十六）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門徒；愛子女過於愛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門徒。（《馬太傳》十之三十七）
不背著他的十字架隨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門徒。（《馬太傳》十之三十八）
想保全他的生命的人，將來必失去生命，他為我失去生命，將來必得著生命」。（《馬太傳》十六之二十五）
耶穌在將要被難之前，知道他的十二門徒中，有一人要賣他，他舉起酒杯向他們道：
請你們滿飲此杯，因為這是我的血，為誓約為眾人赦罪流的血。（《馬太傳》二十六之二十七、二十八）
（2）偉大的寬恕精神。他說：
你們寬免別人的罪，天父也要寬免你們的罪。（《馬太傳》六之十四）
悔改與赦罪將由他的名義從耶路撒冷起，宣傳萬國。（《路加傳》二十四之四十七）
一人悔罪，天使大喜。（《路加傳》十五之十）
我告訴你，那婦人許多罪惡都赦免了，因此他愛也多；被赦免的少，愛也少了。（《路加傳》七之四十七）
神歡喜一個有罪的人悔改過於歡喜九十九個正直的人無須悔改。（《路加傳》十五之七）
別人告訴你們：愛你們的鄰人恨你們的敵人。我告訴你們：愛你們的敵人，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這樣才是天父底兒子：他的日光照善人也照惡人，他降雨給正義的人也給不義的人。（《馬太傳》五之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
勿敵惡人：有人打你右邊臉，你再把左邊向他。有人到官告你，取去你的上衣，再把外套給他。（《馬太傳》五之三十九、四十）
我不是為無罪的人而來，乃為有罪的人而來。（《馬太傳》九之十三）
（3）平等的博愛精神。他說：
使瞎子能看，跛子能走，聾子能聽，有癩病的人潔淨，死的人復活，窮人得著福音。（《馬太傳》十一之五）
尊敬你的父母，愛鄰人如愛你自己。（《馬太傳》十九之十九）
賣你所有的東西，送給窮人，如此你將得著天國底財寶。（《馬太傳》十九之二十一）
富人入天國，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馬太傳》十九之二十四）
第一盡全心全精神全意愛你的神，第二愛鄰人如愛你自己，一切法律、預言者，都是遵這兩大誡。（《馬太傳》二十二之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
你們須相愛，你們須相愛如同我愛你們。（《約翰傳》十三之三十四）
窮人少的布施，多過富人多的布施，因為富人布施的是他的有餘，窮人布施的是他的不足，是儘其所有。（《路加傳》二十之三、四）
Pharisee人與學者譏誚耶穌和稅吏及罪人同食，耶穌對他們說道：
你們堂中，誰有一百隻羊，若失去一隻，他不離開這九十九隻，去將那失去的尋得嗎？尋得了，是要喜歡的把他背在肩上。他回到家裡，他要邀集他的朋友，他的鄰人，向他們說，恭喜我尋回來了我失去的羊。我告訴你們，神喜歡一個有罪的人悔改過於喜歡九十九個正直的人無須悔改，也是這樣。（《路加傳》十五之一至七）
這就是耶穌教我們的人格，教我們的情感，也就是基督教底根本教義。除了耶穌底人格、情感，我們不知道別的基督教義。這種根本教義，科學家不曾破壞，將來也不會破壞。
（七）
耶穌說：「聽到我的話而不實行的人，好比一個愚人，把房屋做在沙上。風吹，雨打，洪水來了，這屋是要傾覆的，這是很大的傾覆。」（《馬太傳》七之二十六、二十七）
現在全世界底基督教徒都是不是愚人？把傳教當飯碗的人不用說了，各國都有許多自以為了不得的基督教信者，何以對於軍閥、富人種種非基督教的行為，不但不反抗，還要助紂為虐？眼見「萬國人祈禱的家做了盜賊的巢穴」，不去理會，死守著荒唐無稽的傳說，當做無上教義；我看從根本上破壞基督教的，正是這班愚人，不是反對基督教的科學家。大傾覆底責任，不得不加在這班愚人身上！
中國底基督教狀況怎麼樣？恐怕還是吃教的人占多數。
最可怕的，政客先生現在又來利用基督教。他提倡什麼「基督教救國論」來反對鄰國，他忘記了耶穌不曾為救國而來，是為救全人類底永遠生命而來；他忘記了耶穌教我們愛鄰人如愛我們自己；他忘記了耶穌教我們愛我們的敵人，為迫害我們的人祈禱。他大罵無產社會是「將來之隱患」、「大亂之道」，他忘記了基督教是窮人底福音，耶穌是窮人底朋友。
新教育之精神
——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的演講
我並沒有什麼學問（先生自稱），不過蒙海內同胞推獎，年來奔走四方，喚醒民氣，也不過稍盡一點國民責任而已，實在抱歉得很。
今日承諸君之請，來此講演，倉促之間，我也沒有充分的準備；但諸君現在是讀書師範學校，為教育界之重要分子，將來出身辦事，主要是教育界上，又如社會上的中堅人物，而教育為國家的命脈所依託，故諸君的責任，實在非輕。我今天演說之題目，也就是新教育之精神。我對於新教育一項，素少研究，而在座諸君，儘是研究教育的，想平日對於教育一項特有心得，以不知教育的人，而對研究教育之人講教育，豈不班門弄斧嗎？
我所謂新，非絕對除去一切經史詩書考據……之謂，更在知其所以新之之道耳。譬如研究經史，而能知其新之之法則，則昔日讀聖經，考訓話，講道學，仍然是新。若不然，那怕日日讀ABCD，習數學，習理化，還不能夠算得新，甚至比較舊的，還要差些呢！
今就以教育一方面講，要怎樣才算得新呢？我們中國的學校教書，是最腐敗的，你看現在各省的學校，有些因經費都被外人撥扣，以致陷於無教育之地步，那是一不消說了！還有一些辦得最熱鬧的，校舍固然好看，是「巍巍峨峨」的洋房，內面學生的教科如何？教員的教授法如何？以後學生的勤奮如何？一切都不管問；只顧外面好看——這是中國人的特性，非獨辦教育的如此，即凡百舉動，亦莫不然。譬如架個茅廁一樣，外面只用白灰粉粉飾，內面是屎是尿，臭不可聞，那都不管了。你看現在的學校，那一個不是如此，都是以空相尚，講究形式。學校的大權，掌在教長及少數教職員的手中，學生的困苦，全然不顧。教職員程度有不好的，學生不能非論，如有違著的，就拿那些誹謗師長，侮辱職員的條例來壓迫學生，把學生當作機械的、被動的。學生只能在書桌子上做自己的功課，於外面社會上的實況，一點都不知道。學校是學校，社會是社會，出了學校，更不能在社會上立足，那還能望他改造社會嗎？似這種學校，不過造出幾個書呆子出來罷了！於國家沒有一點益處，故今日要學新教育有幾個要點。
1．宜注意社會方面，
2．當以學生為主體，
3．打破形式的教育，以實際為主。
第一，怎樣要注重社會方面呢？因為社會是我們人類組成的，我們人原是社會的成分，假如我們沒有社會，那麼，我們以一人，能夠供給自己的要求嗎？倒可日常的用品，寢室的器具，斷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得到的。又如外界的侵襲——洪水猛獸之類，又不是一人可以防禦得住的，故必定聚而為社會，順我們人類同情協力之自然趨勢。此自古各大學者，所承認的，是以我們人類，是決不可與社會分離人。教育是教養人類，使有經社會生活的能力人，故第一要注意社會方面，譬如教授小學的地理，若開口就把〔講〕巴黎、紐約如何繁榮，如何重要，他知道巴黎、紐約在那塊兒呢？我的意思以為教地理應先從本講堂講起，然後教本校的校址，以及本城市、本縣、本省，實地考察，庶兒學得有益處。若講到歷史一項，小學的歷史教授只好取消，何故？要曉得小學生，本無學問可講，他的教育宗旨，原是啟導他的智能和開發他的思想。你若對他講什麼唐虞三代，五霸七雄，他的耳未曾聽過，目未曾見過，他知道是什麼？如此教授，不惟更差，適是以惑其思想，亂其腦力，故不如不要為好。又如教授理科，更用不著書本子了，頂好將本地方所產生的動、植、礦物的活標本，實地考察，還得益較多。他如修身、農業、商業、圖畫等科，更好就社會的實在情況研究，使兒童能應用於社會上，得實在的效果。
第二，怎樣要以學生做主體呢？從來我們中國的學校，都是把校長、教職員做主體，學生反放在客位，當作被動的和機械的。教員在講堂上教授，只知把自己的學問和知識，裝入學生的腦子內去，殊不知學生固有他的知識和學問，不得要拿先生的來裝入進去；如先生的能夠引導他們所能做的，啟發他們所同有的，和學生自動的本能就是了。故現今大教育家杜威博士，他說：「在當時，是先生教學生，若在今日，更是學生教先生了。」實在不錯，怎麼說？在當時先生教學生，只曉得把書本子裝入學生的腦子裡去，那更不消說了。若在今日小學教育，學生正當少年時代，恰如春天的草木一樣，正是萌芽時期，他的腦髓，優園美滿，思想力、記憶力，一切都比先生強得多。年幼的兒童的心理，還足以先生研究。若在教授時間，有些事情先生想不到的，而學生反而想得到，先生不能說明的，學生反能充分了解，並能提出許多疑問事情來，能啟發先生的思想和腦力，這豈不是學生教先生嗎？又如學生在校求學，於校中一切事情，知得明瞭。而現今學校的事情，專靠著校長和少數教職員掌辦，開口就說他們是研究教育有經驗的人，先前他也做過學生過來，辦學校一定是好的。殊不知，天下無百年不變的法則，沒有一定的規矩，即我們中國的孔夫子，和西洋的亞底士多德，在當時，他的學說，是「質諸鬼神而無疑，俟諸百世而不惑」的，然至今日，又「時移事變」，那就不行了。要知教育的事業，是與世界一齊變化的，若說「往日是先生教學生」為正理，今日是學生教先生為不正。專只就古時的理論，而不考察今日的事實，那就不可以了。學校的事情，學生所知的比較多，怎麼說呢？學生在校內求學，所謂親蒞其境了。對於學校的事件，要如何改良？如何配置？如何辦法？何者有■於學校（原文此處為■）。對於學生有不便利處，更要廢除。何者學校缺乏，對於學生有益，更要興辦，學生一一透底明白。故學校若以學生為主體，遵學生提議辦去，沒有辦得不好的。若靠著幾個教職員，我恐怕辦去，只有退步，那還能夠與時俱進嗎？系看現今的學校，那一個不是以學生做客體，拿他當被動的機械的，學校的事情，學生不唯不能參與，反而動輒拿那些通則規例，來壓迫學生，終日如此，教育又怎能與世界一齊進步呢？又何怪每一個學生，進了一個學校，至畢業後，若是壓得背駝足軟，了無生氣呢？如此學校教育，只能造成一班奴隸性質的國民，只知道服從，那還能夠自動嗎？那還敢望他來出力為國家和改造社會呢？
第三，何以打破形式的教育，以實質為重呢？我們中國人，是最愛講形式，不顧實際的，我聽聞北京清華學校，建築圖書館，費了三十幾萬，僅僅買了二萬元銀元的書，這又何苦要講這種形式；若要不講形式，多買些書，供眾人的閱覽，豈不好嗎？現今各省的學校，無一不是講究形式，如外面的校舍，學生的制服，都是講形式的，至內面學生的科學，教員的授法，卻一切都不管問，這是什麼緣故？因為我們中國的教育制度，自教育部起，至國民學校，都是講究形式的。當真說起來，要打破形式教育，必先取消教育部人員起，因為他是最好講形式的，取消了他們，然後注重實際的教育，庶幾較易。
還有最奇怪的，就是一般的農業學校，外面掛了某某農業專門學校的招牌，學生和教員，坐在學校內講農業，外面田間的事情，不獨不能耕種，簡直一點都不知道。這種學校，我倒不曉得辦了有什麼益處？此外，尚有好多的學校，常常逼迫學生進校的時候繳納制服費，學生無論在校內校外，一年四季，都是要穿制服，這又何苦要講這種形式？甚至學生家裡貧寒的，連學膳費錢都沒有，那有錢來繳制服費呢？並且學生在校，讀書就讀書，穿什麼皮鞋，戴什麼制服帽，若是穿便衣便帽，豈不是好麼？再進一層講，若留了些■費（原文此處為■），把學生買書，豈不是更好嗎？所以我勸諸君，此後出錢辦事，不必講形式，多注意實效就好了。那麼，學校經費多，就多開辦幾班，學校經費少，就少辦幾班。把學生的科學，認真教，提高學生的自身必須的本能，切莫壓迫他。至外面的校舍，那更可以不問——茅屋亦可以做學校，不必一定要洋房，沒有桌凳，坐在地上亦可以講學，只要認真教授，形式盡可以不管他。
以上三個意見，更是新教育之精神，我望諸君此後在教育界上辦事，是最要注重的。第一，就是要注重社會方面，教學生，宜就社會上一般的事情，為兒童所時常知道的；或親自看見的；那就自然易於了解，沒有「莫明其妙」的弊處了。第二，學校當以學生為本位，教育以啟發兒童的本能，引起兒童的興味，不可壓制他。第三，更宜實事求是，不可虛張形式，講盡外觀。今天時間太倉促，自知沒有十分準備好，有負諸君之雅意，還望諸君原諒，原諒罷！
陳獨秀過滬之談片
編者按：
陳炯明時任廣東省省長，擬將海關的關余充作創辦西南大學的經費，時任廣州軍政府總裁的岑西林亦贊同此舉，請章士釗、汪精衛等籌辦此事。他倆又邀陳獨秀參加。陳於1920年2月23日由北京至滬。據聯合通信社云：「陳獨秀君應西南大學之約，前赴廣州，於陰曆年終過滬，小作居留，即乘輪赴粵，茲得其談片如下」：
陳君云：「北方文化運動，以學界為前驅，普通社會，似有足為後盾者。然不能令人滿意之處，實至不鮮，其最可痛心者，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覺。以二十世紀政治眼光觀之，北京市不能謂為有一市民，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廣東人民，性質活潑勇健，其受腐敗空氣之薰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現在之懸想，改造廣州社會，或較易於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無窮希望也。西南大學，自汪精衛、章行嚴、吳稚暉三君，與予（陳君自稱）會晤後，吳君頗主張大學地址設在上海，在吳君之意，以為大學設在廣州，誠恐受政治軍事之牽動，大學基金，因此或難鞏固，不如就上海租界選定地址，無論政治軍事，有何變動，可保不受動搖。實則西南當局，既有創辦大學之決心，成立以後，自有輿論與人心之保障。就如北京大學，雖歷幾許風潮，終能屹然不動，即其明證。若設在租界，則倚人為生，大學自身，已失其獨立根性。辦成以後，有何價值？故吳君此種主張，吾個人絕端反對之。汪章兩君，本無成見，予已電告兩君，表示此意。將來會晤以後，當可仍照原議也。李石曾、吳稚暉兩君，主張在巴黎辦中國大學，或將西南大學另開國外部。此議吾人亦不贊成。蓋吾人求學，既已遠赴巴黎，當然不入中國大學，且事實上亦以徑入法國大學為宜。欲學中國學問，則盡可就地求之，初無赴法之必要也。若以為凡人但能一抵巴黎，即可脫胎換骨變莠為良，不必問其求得何種學問之理想，則吾人未敢苟同。蓋歸自巴黎，又依然為惡者，事實上正不乏人也。」又說：「吾人赴廣州後，將於印刷界有所刷新。或就西南大學添設印刷部，以為刷新計劃之試驗。此種計劃，第一步，即將銅模之單字，改為雙字，或聯字，所有名詞熟語皆分別鑄為一顆，例如上海兩字，向來須先取上字，再排海字，吾人新鑄字模，將上海兩字鑄成一顆，其餘名詞熟語，大半類是，則排字時，可省二分以上之時間，則印刷事業可省二分一以上之名詞。動詞、接續詞，分別隔斷，俾讀者一目了然，無形中寓教授文法之意，日久以後，便可將吾國固有之單音語變為複音語（拼音）。此計劃之實行，擬另設一印刷學校，教授一班生徒，從事工作，以為改良各處印刷業之先導雲。」
馬爾塞斯人口論與中國人口問題
（一）
我向來有兩種信念：一是相信進化無窮期，古往今來只有在一時代是補偏救弊的賢哲，時間上沒有「萬世師表」的聖人，也沒有「推諸萬世而皆準」的制度；一是相信在複雜的人類社會，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對於社會各有一種救濟的學說，空間上沒有包醫百病的良方。我對於馬爾塞斯底人口論，就是這種見解；不但馬爾塞斯人口論是這樣，就是近代別的著名學說，像達爾文自然淘汰說，彌爾自由論，布魯東私有財產論，馬克斯唯物史觀，克魯泡特金互助論，也都是這樣。除了牽強、附會、迷信，世界上決沒有萬世師表的聖人、推諸萬世而皆準的制度和包醫百病的學說這三件東西。在鼓吹一種理想實際運動的時候，這種妄想、迷信，自然很有力量、價值；但是在我們學術思想進步上，在我們討論社會問題上，卻有很大的障礙。這本是我個人的一種愚見，是由種種事實上所得一種歸納的論斷，並且想用這種論斷演繹到評判各種學說，研究各種問題的態度上去。
（二）
馬爾塞斯人口論的內容，簡單總括起來，就是：（1）自然界一切生物（人類也包含在內）底增殖，常有超過食物範圍以上的傾向。（2）這種不斷的傾向底結果，生物常苦於食物不足，自然界所以發生種種悲慘，人類社會底貧困罪惡不能絕跡也就為了這個緣故。（3）因此人類社會要想斷絕這個禍根，凡是沒有贍養家屬資力的人，不得不遏制性慾，守獨身主義，來防止人口過多的自然力。
後來新馬爾塞斯派，對於前列的（2）、（3）兩項大加修正。這修正派的人，以為人類底貧困和罪惡，不僅是人口過多的結果；社會組織的缺陷，的確也是一種原因。他們又以為拿制欲和獨身主義來限制人口，未免太酷，不如實行預防受胎的法子，因為預防受胎比制欲合乎自然，而且不損身體底健康。
後來無論贊成馬爾塞斯底學說或是反對的人，對於修正派底意見，反對的卻少得多了。但是他們對於馬爾塞斯底（2）、（3）兩項意見，雖然加了多少修正，卻於他的根本學說，還是不曾動搖。因為馬爾塞斯主張底大前提，是在前列的（1）項，馬爾塞斯得了永久不朽的大名，迷信他的學說當做萬古不動的一大真理，也就在（1）項，因此人口論底研究，便不得不集中於（1）項了。
（三）
人口底增殖率，果然是照馬爾塞斯底推算，每二十五年必定增加一倍嗎？
生物底生殖力，自然都很偉大，即以一切動物中生殖力最低〔的〕象而論，他一生百年間，平均生殖六子，這六子果然都能生存蕃殖，從最初的一對夫婦起，經過七百四五十年，應有一千九百萬匹子孫；生殖力最高的微生物，有幾種一晝夜可以生殖一萬倍以上。若照馬爾塞斯底主張，單就生物生殖力底理論，便可以推斷生物在事實上計年增加底倍數。那麼單是生殖力最低〔的〕象一項，也已經充滿地球了。
生物底生殖力和蕃殖力，本來不是一件事。人類也和他種生物一樣，事實上蕃殖增加底倍數，決不能拿理論上的生殖力用數學式來武斷推算的。人類底生殖力固然偉大，克魯泡特金所謂自然的破壞力（寒冷、大雪、暴風雨、旱災、水災等），亦復偉大，戰爭的、瘟疫的破壞力更是不用說的了。據中國底歷史，三千年間，人口增加不過二十倍；再加上調查不精密，國土古今廣狹不同，合併異族的人口增加等原因，實際增加當然還沒有二十倍；可見馬爾塞斯底人口增殖率，未免離事實太遠了。在馬氏他自己也知道在歷史的事實上因有自然的限制，人口增加率不是這樣快，所以他說：「人口若無限制，是按幾何的比例增加。」（《人口論》第一版十一、十四頁）後來迷信馬氏學說的人，只注意下半句，忘記了上半句，因此比馬爾塞斯更要武斷一點。
在馬氏著書之時，機器初興，失業的人多，一時現出人口過剩的假象；馬氏不在這多人失業上研究救濟方法，卻想用限制人口來根本解決，已經和用石條壓平駝背的法子同樣可笑；自從他死後一直到現今，歐洲大陸各國，不但沒有人口過多的現象，而且都有人口不足的恐慌，這真是馬氏警告、豫言當時所想不到的了。如今大戰後更是不用說的了，就在戰前，即以法、德兩國而論，如何使人口增加，不是兩國幾十年來政治家和學者苦心研究的問題嗎？法國因為人口減少，Bertillon有三百年後降為三等國，五百年後種族滅亡的警告。「法國人口增加獎勵協會」（Alliance nationale pour I'accroissement de la population Francaise）曾提出獎勵人口增加議案十二條。議會也屢次提出同樣的議案。德國自從一九○○年以來，產兒力非常低減，因此國論沸騰，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間，關於這個問題的著書多至二百十六種。Julius wolf教授等所組織的「德國人口政策學會」（Deutsche Yesellschalf fur Bevolkerungspolitik），他們的政策：（1）產兒底限制；（2）產兒底障礙，如花柳病預防、女工保護、產婦保護等；（3）保護現生的小兒。此等現象，豈不正和馬爾塞斯底警告、豫言相反嗎？
（四）
生物底增殖，果然和食物底增殖不能保平均的速度嗎？文化進步的社會，果然不能按照人口增殖速度，擴張食物底範圍，增加食物增殖底速度嗎？
多數的生物一方面是食物底需求者，一方面又是食物底供給者；傷〔像〕這種生物自己吃別的生物而生存，同時別的生物又吃他而生存；因此可以說生物底增殖速度增加，同時也就是食物底增殖速度增加。例如猛類魚吃普通魚而生存，普通魚吃小魚及甲殼蟲而生存，他們在一方面是食物底需求者，同時在他方面不又是食物底供給者嗎？
即以最進步的人類而論，一方面吃別的生物而生存，一方面也算是別的生物底食物，象那最大的猛獸和最小的微菌，不都是吃人的生物嗎？前一項現在或者可以說漸漸減少，後一項無論醫術衛生如何進步，將來能否絕跡，還是一個疑問。
人類底人口遞增固然是事實，食物隨著遞增也不是空想。在文化進步的社會，除了宗教上、私有財產上、非生活品的工業上等障礙；又加上科學底發達和生產技術底進步，那時食物增加底速度，恐怕不是現在時代的人想像得到的，何以能斷定他只能照算術的比例增加呢？
人口增殖率當然不能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供給人類吃的生物，他們的生殖力，每二十五年卻可以增加數十倍或數百倍。倘用科學來選擇、培養和人力保護，不叫別的生物侵占，增殖底速度更要大大的無限增加。例如有許多我們現在不吃的生物，若是利用科學來選擇、消毒，我們食物底範圍便自然擴張了。我們現在所吃的生物，若是用科學來培養和人力來保護：像養魚隔離法（產卵期內和他魚隔離，防止卵為他魚所吃），農業上蠶業上驅除害蟲法、家畜防疫法、牧場防獸法，都嚴密實行起來，食物增殖底速度，自然沒有不意外增加底道理。
私有財產廢止底好處：（1）社會資本在真能集中；（2）全社會資本完全用在生產方面，不會停滯；（3）人人都有勞動生產底機會；（4）可以節省用在擁護私有財產（國內、國際）大部分的勞力資本，到生活品的生產事業上去。在這時候，自然可以實現「無曠土無遊民」的理想，再加上農業化學天天進步，農產物增加底速度，自然非常偉大了。
姑且讓一步說，這都是未來的空想；就以現在的經濟制度，現代的科學程度而論，自從馬爾塞斯死後現在八十五年間，因為資本集中、機器廣行、交通發達、殖民地開拓這四個緣故，歐美經濟狀況生了絕大的變化，和馬爾塞斯時代迥不相同。一方面農產物輸入多量，毫沒有收穫漸減底恐慌；一方面工業物卻有收穫漸增底效果，生產過剩底恐慌居然成了經濟學上一個原則。因為有生產過剩的恐慌，所以他們尋找銷場的希望比尋找殖民地的希望，更要熱烈得萬倍。他們用極強大的海陸軍保護殖民地還不過是一種手段，擴充銷場，擁護商業，才真是他們的根本目的。所以近代的國際戰爭，往往拿出極大的犧牲，所爭得的並不是一塊土地，不過是幾項有利的通商條約。
再讓一步說，這種過剩的生產物，乃是資本私有制度之下，分配不均；勞動者無力購買的結果，不是實際的過剩。這話固然不錯，但無論分配如何不均，也必定在勉強維持社會生存以上，資本家才能夠拿過剩的名義輸出國外；像現在俄、奧兩國產業界底情況，無論有如何大力的資本家，也不能夠把維持國內底生存尚嫌不足的生產物，用過剩的名義輸出國外。在一種生產過剩急找銷場的國家，若是沒有資本私有制度，平均分配起來，當然有維持生存以上的餘裕了。因此就是這種非實際的生產過剩，一方面可以證明社會上貧困的現象，不是因為生產物不足，乃是因為分配不均；一方面可以證明馬爾塞斯食物增加和人口增加不能保持平均速度的理論，確有不驗的地方，不驗的時代。況且棉紗、米谷更是生活品中第一不可少的東西，決沒有絕對不足還可以輸出的道理，近代中國、日本、美國底人口都非常增加，而棉紗、米谷反是大宗的輸出品，這豈不正和馬爾塞斯底預料相反嗎？
（五）
科學發達，生產技術也進步，人類食物底範圍，自然有無限擴大底可能性；但是對於土地這一層，有一以為土地底豐腴力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對於這一定豐度的土地上所加勞動底生產力，也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度，這就叫做「收穫遞減法則」。這種法則都是馬爾塞斯人口論底一個有力的幫助，因為這種法則若是真理，在人類食物範圍擴大上有很大的影響。這種法則就是說：一塊土地底收穫分量，決不能隨勞力分量比例增加。例如第一年十人耕種一塊土地，有百分的收穫；第二年加十人耕種，收穫分量雖有增加，決不能照人數增加的比例增加一倍。照人數比起來，反有勞力遞加收穫遞減的現象，如下表：
一年度 二年度 三年度 四年度 五年度
勞動人數 10 20 30 40 50
收穫總量 100 180 240 280 300
最後增加的勞力所收穫 80 60 40 20
第一，我們要曉得我們的食物不全靠農產物；第二，我們要曉得化學發達可以人工增加不須耕種的食物；第三，我們要曉得將來農業化學發達，收穫底增加還可以在人數增加的比例以上；第四，我們要曉得此時地球上未開墾的荒地還多得很，假定收穫遞減法則是真理，人口有加無減也是事實，這種真人滿的恐慌，也不知道在多少年以後；若是把眼前的社會問題放下不理，預先憂慮那多少年以後的事；那麼有人說地球將來也要毀壞的，我們應該怎樣預防呢？
（六）
有人把經濟思想分為二大系統：一是富底哲學，說明富底性質及原因；一是貧底哲學，說明貧底性質及原因。斯密亞丹屬於前者，馬爾塞斯屬於後者。人類底貧困不單是食物一樣，乃是衣、食、住、知識、娛樂一切等等不足者對於足者比較的現象。不但沒有衣、食、住是貧困，吃素菜的比吃肉的是貧困，著布衣的比著綢緞的是貧困，住茅屋的比住大屋的是貧困，著短衣的比著長衣外套的是貧困，沒有鐘錶用的比有鐘錶的是貧困，步行的比坐馬車、汽車的是貧困，無錢結婚的比妻妾成群的是貧困，無力量讀書的比學者是貧困。倘在均產社會裡，權利均等，機會均等，沒有足不足底比較，個人貧困底現象便不會發生了。個人比較的貧底現象，不一定是因為人口超過了生活資料，大部分是因為財產私有分配不均，一階級人底占據有餘造成一階級人底不足；若拿有餘補不足，豈不立刻成了「均無貧」的社會嗎？到了均產社會時代，若公共覺得生活資料不足，那時才可以拿人口過剩算貧底一種原因，也不是全原因；因為還有科學不發達，生產技術不精，勞力底數量不充分，交通不便，也都是造成生活資料不足底一種原因。馬爾塞斯說明貧底性質只注重食物一樣，已經不大周到了；他說明貧底原因只注重人口過剩這一層，把分配不均、科學不發達、生產技術不精、勞力底數量不充分、交通不便這五種貧底重大原因都忽略了；他這種貧底哲學，恐怕還不及斯密亞丹富底哲學稍有根據。
馬氏生在盛唱均產人權的時代，不肯盲從時論，對於Godwin及Condorcet加以有系統的攻擊，我們不能不佩服他有膽識。發明了貧底一種原因——即人口過剩，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在社會經濟學上有很大的貢獻。但是他過於偏重他發明的這一種原因，和別的發明家、持論家陷於同祥的偏見。不但如此，假令人口過剩是造成貧困的唯一原因，此外沒有別的原因，非限制人口不能救濟，也沒有理由專門要限制下層貧民，上流富裕階級就有孳生的權利，他們的這權利是從那裡來的？又何至主張貧民沒有生存權，又何至說沒有得父母財產的人沒有吃飯的權利，好比宴會裡未請的賓客沒有入座的權利一樣呢？（《人口論》第二版五三一頁）Place說馬爾塞斯否決無事的窮人有吃飯的權利，卻許無事的富人有這種權利。象馬氏這種掩護資本家底偏見，不免要發生學者良心問題。
貧民多子，自然是社會上一種悲慘的現象，我們應該設法救濟的；但是救濟的方法，不能夠象限制人口那樣簡單。第一要向〔問〕貧民是怎麼會貧的，是不是社會制度底罪惡？第二要問貧民底子女何以沒有公共教育底機關，是不是社會制度底缺點？若丟開這兩個問題，專門限制貧民人口，這種劫貧濟富的辦法，就不說什麼生存權和人道主義，社會上必招兩項實際的損失：（1）貧民底子孫中往往有許多偉大的人物，倘限制貧民多子，社會上豈不是要受絕大的損失麼？（2）富人底子弟多游惰，貧民底子弟多勤勞，倘專門限制貧民多子，社會上游惰的分子漸漸增加，勤勞的分子漸漸減少，豈不是可怕的麼？
優種論雖有點和個人自由、人權平等衝突，比人口論似乎還好些。因為優種論所要淘汰的，在他的觀察總是社會上惡劣分子，還沒有貧富底分別。
（七）
說到中國人口問題，有一班糊塗人常常以我們中國人口眾多自豪，實在是夢話。第一，我們要曉得我們中國一百萬人口左右的都市，不過上海、武漢（合武昌、漢口、漢陽而言）、廣州、北京四處，拿人口和土地比例起來，是不是人口眾多，還是一個問題。第二，我們要曉得無知識、無能力、無職業、游惰偷生的人口越多，社會越發不得了，單是人多不一定就可以自豪。單是我們人口數目比別國多不算是真人多，必須我們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比別國多，才真是人口眾多。單是人口眾多也不能自豪，必須是有知識和生產能力的人多，才可以自豪。
但是中國人口問題，也不曾是馬爾塞斯底學說可以解決的。中國不生產而消費的人過多，人口增加似乎是超過了生活資料之上，這也是到處發生生活困難底一種原因，但這種原因，不是專靠限制人口可以解決的。因為中國人口過多底現象，不是和土地比例的人口過多，乃是不生產而消費的游惰人口過多；生活資料不足，不是生活資料增加底可能性趕不上人口增加，是增加生活資料底方法趕不上人口增加。照現在增加生活資料底方法和「游惰神聖」的社會制度，若不改造，就照現在的人口減去一半，恐怕仍然免不掉貧困的現象。若依馬爾塞斯底主張專門限制下層階級，不承認貧民有生存權；那麼，中國式的上流階級——即富貴游惰分子——漸漸增加，貧苦的勞動的生產分子漸漸減少，不知道將來要變成一種什麼社會？
所以我主張要解決中國人口問題，應該並行下列的幾個方法：
（1）發展生產事業 勞動方面，大都市底工廠里，每天工值兩三角做十二點鐘的工，大家還惟恐謀不到手；人口稠密的農村里，因為租地競爭，地主除收租外還有種種不法的需索，佃戶終年辛苦還不能夠飽暖；農家底幫工，每年工價不過十餘元；這都是人口過多，工價過低到這樣地步。但是我們中國不但礦業、工業、交通事業都還有無窮的發展；就是已經發達的農業，不但東北西北底邊地，就是內地各省底荒地荒山也不知有多少，拿這一樣就可消納無窮的人口。
（2）發展交通事業 此事對於人口問題有兩種效果：（一）增加能生產的人口；（二）利用有餘以補不足，等於增加生活資料。
（3）發達科學 此時歐美各國底物質文明雖是進步，將來科學越發達，衣食住各種生活資料，還要隨著無限的增加，至於我們科學還未萌芽的中國更是不用說的了。
（4）發達生產技術 無論農產工產品，技術越發進步，生活資料增加底速度越發增加。
（5）增加勞力底數量 土地勞力在生產要素上應該居首要地位，在我們「游惰神聖」的國里，不但勞動底人數過少，勞動底力量也不充分，一般勞動者做工底時雖多，大半等於西洋的怠工。現在要增加生活資料，應該在社會制度上、經濟組織上取消那「游惰的上流階級」和「游惰神聖」的風尚，使勞力底數量充分增加。
（6）分配平均 現在軍閥集中資本，人民已經是受不了；財閥倘再來集中一下，將來恐怕只有極少數的人生活餘裕，那最大多數最大痛苦的人，連一班擁護資本主義大罵社會主義的學者自己或是他的子孫，都要變成沒有生活資料的貧民，都要被馬爾塞斯取消他們的生存權了。在財產權私有社會裡，似乎不可因為有許多窮人生活資料不足，便馬上斷定是人口過剩，便馬上斷定人口常有在生活資料以上增加的傾向，因為若將全社會合攏起來平均分配，不見得生活資料真是不足，恐怕是一班強盜太有餘了，別人便當然不足呵。所以若要討論社會上究竟是不是人口過剩，究竟生活資料足不足，候實行分配平均後再談，似乎才能夠得到真相。縱然大家說平均分配是一種不能實現的空想，那就請大家狠狠心腸拿出一部分剩餘價值（他們說是什麼紅利）來，辦幾個貧兒公育院，這總是做得到的罷。這種分配底法子固然離平均還差得遠，但是也可以救濟人口問題一部分的危急。
（7）限制人口 在以上幾種方法沒有收效以前，用限制人口的法子減輕社會上一部分生活困難，也可使的。但限制底方面應該注重在游惰的上流社會，不限於貧苦的勞動者，這卻和馬爾塞斯底主張有點不同。
關於西南大學之談話
——反對在滬設立
自軍政府政務會議通過西南大學大綱，並決定校址設立在滬後，陳君獨秀極不謂然。此間各界要人，如唐少川、孫伯蘭，皆反對在滬之議。謝無量更謂大學在滬設立，必當派員籌備，其結果購置地皮不得，建造校舍不成，而大學基金已歸於盡，屆時西南大學四字，已成為歷史上理想的名詞，蓋上海地皮昂貴，建造艱難，非主張在滬設立諸公所能夢想也。茲陳君獨秀又發表其反對在滬設立之種種理由，略記如左，陳君云：
大學在滬設立，主張最力者為吳稚暉、胡漢民諸君，其主張之理由，謂在滬設立有四種利益：（一）上海在外人勢力之下，不受政潮牽制；（二）廣州恐不免戰爭，一有戰爭，大學設備難保根本破壞；（三）為川湘黔三省學生交通計，以上海為便利；（四）大學基金出於關稅餘款，此項餘款，屬於中央，故大學宜設在滬。此四種理由，皆不能使吾人信賴，何則？政潮影響，不能及於大學，北京大學自辛亥以來，經幾許政潮，始終屹然無恙，即其明證。若恐武力破壞，則吾國武人，野蠻似不至此，北京大學亦曾從京津兵變、張勳復辟兩次紛擾，未嘗動其毫髮，亦足使吾輩安心。如謂不信賴中國政府與社會，必求依賴外人，則全國大小學校，非盡遷入租界不可，匪第學校，其他事業亦寧有安全發表之餘地。故以謀安全講學為理由，主張在滬設立，實有置北京大學與廣州高等師範及全國一切學校於化外之意味，吾人絕不敢承認。至於交通，以現時狀況論，在滬可謀川湘黔三省之便，而招粵桂滇三省之不便，便不便各半，所謂便利者，已兩相抵消。況大學為百年大計，吾人言交通，至近當以川漢粵漢兩路成立為標準，兩路成立後，川黔湘皆以赴粵為便，則所謂上海便利者，更無理由。至謂經費出於關余云云，其理由直有否認西南政府之意味，實屬矛盾之極。且關余為國家收入，西南大學當然為國立大學，初與在粵在滬不生關係，此在滬有利之說，吾人不能信賴之理由也。且大學在滬，尚有三大弊害，吾人不可不知：（一）辦大學而寄生外人肘下，精神上為莫大痛苦，況以國立大學置諸政權不及之地，尤為不成事體。（二）上海租界，地皮昂貴，大學須用地基，必須數百畝，欲覓數百畝地面，已為事實上所不可能。即曰能之，而開辦之初，即耗去地價數十萬，他種設備，不能不趨於易簡，結果所至，恐不出謝無量君所言主張。在滬之人，希望同濟學校舊址，無論該校舊址不能敷用，而該校尚在法人手中，交還手續，亦非一時所能辦到，且非經過北京政府，不能接管該校產業，不識主張者將以何法經營之，此吾人所惑者也。（三）近代教育原理，專門學校皆斟酌社會狀態，為適宜之配布，比如都會設文科理科，商業地設商科，工業地設工科，因學校教育不能不受社會地，所謂閉戶讀書與社會隔離者，非近代教育原則所許也。上海為工商社會，不宜設立文理兩科，西南大學斷無專設工商科，以遷就社會之理。且先設文科理科，為已定之計劃，將校址安置上海，直與教育原理反背。更就廣州言，大學設在廣州，尚有五大利益：（一）廣州社會，有多數市民及講學之人，不似上海之純為工商社會，設立文理兩科，合於教育原理；（二）校址有公地可撥，不必銷耗巨金；（三）兩粵民風勇健，輸以高尚文化，必能奮發有為；（四）南洋華僑歸國就學，以廣州為便，設有大學，可通南洋教育；（五）中國三大流域，黃河流域已有北京、南開兩校，長江流域亦有復旦、南洋及其他各校，惟珠江流域完全缺乏，為國家教育配置，必在廣州設一大學，以啟發珠江文化，使與江河流域，平均進步，今恰好有此機會，若移歸上海，則上海錦上添花，而將來廣州大學之建設，不知何時矣。凡此五種利益，主張在滬者，皆不記憶及之，已屬異事，更有一顯明之理由，即以西南政府創辦之大學，不置諸其自己之領地，而寄諸東南海濱之外人肘下，名稱矛盾，系統衝突，盡人皆知，而主張者亦未注意及之，誠令人無從索解也。至李石曾、吳稚暉兩君主張設立西南大學外國部於法國里昂，已均得軍府承認，歲撥經費二十萬，此舉尤令人駭怪。法國文化中心為巴黎，里昂不過機織發達之一工業地，何以吾國必設大學於此？況區區二十萬，何足以語大學，更何足以語外國大學。吾人留學法國，何必自設大學，吾人慾學中國學問，何必遠航赴法。凡此種種，真令人入五里霧中，莫知所措矣云云。
新文化運動是什麼？
「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現在我們社會裡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內容是些什麼，倘然不明白他的內容，會不會有因誤解及缺點而發生流弊的危險，這都是我們贊成新文化運動的人應該注意的事呵！
要問「新文化運動」是什麼，先要問「新文化」是什麼；要問「新文化」是什麼，先要問「文化」是什麼。
文化是對軍事、政治（是指實際政治而言，至於政治哲學仍應該歸到文化）、產業而言，新文化是對舊文化而言。文化底內容，是包含著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這幾樣；新文化運動，是覺得舊的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
科學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是指自然科學而言，廣義是指社會科學而言。社會科學是拿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用在一切社會人事的學問上，象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法律學、經濟學等，凡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說明的都算是科學；這乃是科學最大的效用。我們中國人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有科學的威權；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要受科學的洗禮；向來不認識西洋除自然科學外沒有別種應該輸入我們東洋的文化；向來不認識中國底學問有應受科學洗禮的必要。我們要改去從前的錯誤，不但應該提倡自然科學，並且研究、說明一切學問（國故也包含在內），都應該嚴守科學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烏煙瘴氣的妄想、胡說。現在新文化運動聲中，有兩種不祥的聲音：一是科學無用了，我們應該注重哲學；一是西洋人現在也傾向東方文化了。各國政治家、資本家固然利用科學做了許多罪惡，但這不是科學本身底罪惡；科學無用，這句話不知從何說起？我們的物質生活上需要科學，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離開科學也很危險。哲學雖不是抄集各種科學結果所能成的東西，但是不用科學的方法下手研究、說明的哲學，不知道是什麼一種怪物！杜威博士在北京現在演講底《現代的三個哲學家》：一個是美國詹姆士，一個是法國柏格森，一個是英國羅素，都是代表現代思想的哲學家，前兩個是把哲學建設在心理學上面，後一個是把哲學建設在數學上面，沒有一個不採用科學方法的。用思想的時候，守科學方法才是思想，不守科學方法便是詩人底想像或愚人底妄想，想像、妄想和思想大不相同。哲學是關於思想的學問，離開科學談哲學，所以現在有一班青年，把周、秦諸子，儒、佛、耶、回，康德、黑格爾橫拉在一起說一陣昏話，便自命為哲學大家，這不是怪物是什麼？西洋文化我們固然不能滿意，但是東方文化我們更是領教了，他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們但有一毫一忽羞噁心，也不至以此自誇。西洋人也許有幾位別致的古董先生懷著好奇心要傾向他；也許有些圓通的人拿這話來應酬東方的土政客，以為他們只聽得懂這些話；也許有些人故意這樣說來迎合一般朽人底心理；但是主張新文化運動底青年，萬萬不可為此囈語所誤。「科學無用了」，「西洋人傾向東方文化了」，這兩個妄想倘然合在一處，是新文化運動一個很大的危機。
宗教在舊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沒有他。人類底行為動作，完全是因為外部的刺激，內部發生反應。有時外部雖有刺激，內部究竟反應不反應，反應取什麼方法，知識固然可以居間指導，真正反應進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還是本能上的感情衝動。利導本能上的感情衝動，叫他濃厚、摯真、高尚，知識上的理性，德義都不及美術、音樂、宗教底力量大。知識和本能倘不相併發達，不能算人間性完全發達。所以詹姆士不反對宗教，凡是在社會上有實際需要的實際主義者都不應反對。因為社會上若還需要宗教，我們反對是無益的，只有提倡較好的宗教來供給這需要，來代替那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羅素也不反對宗教，他預言將來須有一新宗教。我以為新宗教沒有堅固的起信基礎，除去舊宗教底傳說的附會的非科學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請問擴充我們知識底學說，利導我們情感底美術、音樂，那一樣免了他力？又有人以為宗教只有相對價值，沒有絕對的價值，請問世界上什麼東西有絕對價值？現在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既不注意美術、音樂，又要反對宗教，不知道要把人類生活弄成一種什麼機械的狀況，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們生活活動的本源，這是一樁大錯，我就是首先認錯的一個人。
我們不滿意於舊道德，是因為孝弟底範圍太狹了。說什麼愛有等差，施及親始，未免太猾頭了。就是達到他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的理想世界，那時社會的紛爭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現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擴充到全社會的友愛。現在有一班青年卻誤解了這個意思，他並沒有將愛情擴充到社會上，他卻打著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幟，拋棄了他的慈愛的、可憐的老母；這種人豈不是誤解了新文化運動的意思？因為新文化運動是主張教人把愛情擴充，不主張教人把愛情縮小。
通俗易解是新文學底一種要素，不是全體要素。現在歡迎白話文的人，大半隻因為他通俗易解；主張白話文的人，也有許多隻注意通俗易解。文學、美術、音樂，都是人類最高心情底表現，白話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為止境，不注意文學的價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說是新文學，這也是新文化運動中一件容易誤解的事。
歐美各國學校里、社會裡、家庭里，充滿了美術和音樂底趣味自不待言；就是日本社會及個人的音樂、美術及各種運動、娛樂，也不象我們中國人底生活這樣乾燥無味。有人反對婦女進廟燒香，青年人逛新世界，我卻不以為然；因為他們去燒香去逛新世界，總比打麻雀好。吳稚暉先生說：「中國有三大勢力，一是孔夫子，一是關老爺，一是麻先生。」我以為麻先生底勢力比孔、關兩位還大，不但信仰他的人比信仰孔、關的人多，而且是真心信仰，不像信仰孔、關還多半是裝飾門面。平時長、幼、尊、卑、男、女底界限很嚴，只有麻先生底力量可以叫他們鬼混做一團。他們如此信仰這位麻先生雖然是邪氣，我也不反對；因為他們去打麻雀，還比吸鴉片煙好一點。鴉片煙、麻雀牌何以有這般力量叫我們墮落到現時的地步？這不是偶然的事，不是一個簡單的容易解決的問題，不是空言勸止人不要吸菸、打牌可以有效的。那吸菸、打牌的人，也有他們的一面理由：因為我們中國人社會及家庭的音樂、美術及各種運動娛樂一樣沒有，若不去吸菸打牌，資本家豈不要閒死，勞動者豈不要悶死？所以有人反對鄭曼陀底時女畫，我以為可以不必；有人反對新年裡店家打十番鑼鼓，我以為可以不必；有人反對大舞台、天蟾舞台底皮簧戲曲，我以為也可以不必。表現人類最高心情底美術、音樂，到了鄭曼陀底時女畫、十番鑼鼓、皮簧戲曲這步田地，我們固然應該為西洋人也要來傾向的東方文化一哭；但是倘若並這幾樣也沒有，我們民族的文化里連美術、音樂底種子都絕了，豈不更加可悲！所以蔡孑民先生曾說道：「新文化運動莫忘了美育」。前幾天我的朋友張申甫給我的一封信里也說道：「宗教本是發宣人類的不可說的最高的情感（羅素謂之『精神』Spirit）的，將來恐怕非有一種新宗教不可。但美術也是發宣人類最高的情感的（羅丹說：『美是人所有的最好的東西之表示，美術就是尋求這個美的。』就是這個意思）。而且宗教是偏於本能的，美術是偏於知識的，所以美術可以代宗教，而合於近代的心理。現在中國沒有美術真不得了，這才真是最致命的傷。社會沒有美術，所以社會是乾枯的；種種東西都沒有美術的趣味所以種種東西都是乾枯的；又何從引起人的最高情感？中國這個地方若缺知識，還可以向西方去借；但若缺美術，那便非由這個地方的人自己創造不可。」
關於各種新文化運動中底誤解及缺點，上面已略略說過；另外還有應該注意的三件事：
一、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團體的活動。美公使說中國人沒有組織力，我以為缺乏公共心才沒有組織力。忌妒獨占的私慾心，人類都差不多，西洋人不比中國人特別好些；但是因為他們有維持團體的公共心牽制，所以才有點組織能力，不象中國人這樣渙散。中國人最缺乏公共心，純然是私慾心用事，所以遍政界、商界、工界、學界，沒有十人以上不衝突、三五年不渙散的團體。最近學生運動里也發生了無數的內訌，和南北各派政爭遙遙相映。新文化運動倘然不能發揮公共心，不能組織團體的活動，不能造成新集合力，終久是一場失敗，或是效力極小。中國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為家族主義太發達的緣故。有人說是個人主義妨礙了公共心，這卻不對。半聾半瞎的八十衰翁，還要拼著老命做官發財，買田置地，簡直是替兒孫做牛馬，個人主義決不是這樣。那賣國貪贓的民賊，也不盡為自己的享樂，有許多竟是省吃儉用的守財奴。所以我以為戕賊中國人公共心的不是個人主義，中國人底個人權利和社會公益，都做了家庭底犧牲品。「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這兩句話描寫中國人家庭主義獨盛沒有絲毫公共心，真算十足了。
二、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創造的精神。創造就是進化，世界上不斷的進化只是不斷的創造，離開創造便沒有進化了。我們不但對於舊文化不滿足，對於新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但對於東方文化不滿足，對於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滿足才有創造的餘地。我們盡可前無古人，卻不可後無來者；我們固然希望我們勝過我們的父親，我們更希望我們不如我們的兒子。
三、新文化運動要影響到別的運動上面。新文化運動影響到軍事上，最好能令戰爭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運動底朋友不是敵人。新文化運動影響到產業上，應該令勞動者覺悟他們自己的地位，令資本家要把勞動者當做同類的「人」看待，不要當做機器、牛馬、奴隸看待。新文化運動影響到政治上，是要創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現實政治底羈絆。譬如中國底現實政治，什麼護法，什麼統一，都是一班沒有飯吃的無聊政客在那裡造謠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無關係，不過是各派的政客擁著各派的軍人爭權奪利，好像狗爭骨頭一般罷了。他們的爭奪是狗的運動。新文化運動是人的運動；我們只應該拿人的運動來轟散那狗的運動，不應該拋棄我們人的運動去加入他們狗的運動！
訓盧永祥的秘書
盧永祥是個不識字的武人，他發出的電報，當然是他的秘書做的。當他的秘書，自然不應該有知識，我們何必責備他？但是「五一」紀念節的歷史，去年的北京《晨報》，去年和今年的上海《星期評論》和前天工界傳單，都說得很清楚，他雖然無知識卻不是瞎子，為什麼硬說五月一號是俄國勞動紀念日呢？難道世界上一切的事，凡是於你們不便的，都可以隨便加上俄國二字好叫中外人都深惡痛絕嗎？倘果然有此效力，我很希望把你們所喜歡的大洋錢上都加上俄國羅布幾個字。
這次上海世界勞動紀念大會，本是工界各團體發起的，和學界毫不相干。像我們這樣非勞動的讀書人，只好厚著臉去做來賓，學生要有去的，一定也和我有同樣的感想。盧永祥的漾電，硬把世界二字改為俄國二字已經是杜撰了，又硬說是學生開的，試問學生並不是勞動者，如何去開勞動紀念會？若說是學生利用勞動者，工界所發的傳單、宣言，你們看見沒有？和學生所要求的是不是一事？「學生等擬於五月一號開俄國勞動紀念會」這一句妙文，非善做截搭■的老手不辨（原文此處為■），倘若譯成西文，傳到外國，真是一場笑話！
勞動者底覺悟
——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的演說
世界上是些什麼人最有用最貴重呢？必有一班糊塗人說皇帝最有用最貴重，或是說做官的讀書的最有用最貴重。我以為他們說錯了，我以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
這是因為什麼呢？
我們吃的糧食，是那種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總統、做官的、讀書的人做的；我們穿的衣服，是裁縫做的，不是皇帝、總統、做官的、讀書的人做的；我們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不是皇帝、總統、做官的、讀書的人做的；我們坐的各種車船，都是木匠、鐵匠、漆匠做的；還有許多機器匠、駕船工人、掌車工人、水手、搬運工人等，才能把我們的貨物和我們自己送到遠方，這都不是皇帝、總統、做官的、讀書的人底功勞。這世界上若是沒有種田的、裁縫、木匠、瓦匠、小工、鐵匠、漆匠、機器匠、駕船工人、掌車工人、水手、搬運工人等，我們便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房屋住，沒有車坐，沒有船坐。可見社會上各項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為有他們的力量才把社會撐住；若是沒做工的人，我們便沒有衣、食、住和交通，我們便不能生存；如此，人類社會，豈不是要倒塌嗎？我所以說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
但是現在人的思想，都不是這樣，他們總覺得做工的人最無用，最下賤；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我們現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覺悟自己無用的下賤；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覺悟自己有用、貴重。
世界勞動者的覺悟，計分二步：第一步覺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覺悟是要求管理權。現在歐美各國勞動者底覺悟，已經是第二步；東方各國像日本和中國勞動者底覺悟，還不過第一步。
在表面上看起來，歐、美、日本的勞動者，都在那裡大吹大擂的運動，其實日本勞動者底覺悟和歐美大不相同。因為他們覺悟後所要求的，有第一步第二步的分別。第一步覺悟後所要求的，是勞動者對於國家資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減少時間，增加工價，改良衛生，保險教育等事）；第二步覺悟後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國家資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來管理政治、軍事、產業，和第一步覺悟時僅僅要求不做工的人對於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第一步要求還是討飯吃，必須到了自己做飯吃的時候，油、鹽、柴、米、菜蔬、鍋、灶、碗、碟等，都拿在自己手裡，做工的人底權利，才算穩固。否則無論如何待遇改良，終是仰仗別人底恩惠，賞飯。
中國古人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現在我們要將這句話倒轉過來說：「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
各國勞動者第二步覺悟，第二步要求，並沒有別的奢望，不過是要求做工的勞力者管理政治、軍事、產業，居於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勞心者居於治於人的地位。
我們中國的勞動運動，還沒有萌芽，第一步覺悟還沒有，怎說得到第二步呢？不過我望我們國里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曉得做工的人覺悟確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辦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曉得勞動運動才萌芽的時候，不要以為第一步不滿意，便不去運動。
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 我的意見
長沙新聞界諸君因為代湖南女工向厚生紗廠要求待遇改良，受了穆藕初先生一場奚落，實在是自尋侮辱呵！大家要曉得二十世紀的勞動運動，已經是要求管理權時代，不是要求待遇時代了。無論待遇如何改良，終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勞動者要求資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樣的勞而無功，徒然失了身分。溫情主義，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是主人待奴隸一種沒有保障的恩惠，我們羞於去要求的；況且要求不著，白受奚落，真是侮辱上又加侮辱；前清末年要求立憲就是一個榜樣，長沙新聞界現在又戳了一個同樣的霉頭！
有人說中國機械工業還不發達，勞動運動還沒有萌芽，去勞動者要求管理權時代還遠，眼前的待遇問題，還是不能放鬆的；況且穆藕初先生是一個很有學問見識的人，和一般專門牟利的商人不同，和他討論討論勞動問題也未嘗不可。這話我卻不反對。因為代勞動者向資本家要求固然是我們所不屑，但穆先生雖然站在資本家地位，實質上恐怕還不算是資本家；況且他若不拿資本家資格，來和我們平心靜氣的討論勞動問題，我們也放不著拒絕他。
中國人向來相互不承認他人的人格，所以全體沒有人格；這件事若責備穆先生獨為其難，未免太看重他了。
每月八元的工資，在長沙或者不算很少，在上海的生活程度，僅夠做工的個人不至凍餓而死罷了。在穆先生底意思，中國人絕對沒有衣食的人很多，現在只要有工做得免餓凍而死就算福氣了，你們還要得寸思尺嗎？但是我們要知道得寸思尺是人類底天性，譬如穆先生辦紗廠去年得利六十萬，難道今年不想得利百二十萬嗎？假定穆先生底工廠用一千工人，每人每月以八元計算，一年工資是九萬六千元；倘若一年得淨利二十萬元，內中提出二萬四千元分配給工人，每人每月就可以增加工資二元；資本家除官利外又得那十七萬六千元，總不算太吃虧罷。從前放債的利息過了二分，打官司還要受罰；開典當的，照法律只准按月二分息；安徽安福部的省議會通過了典當利息二分五厘的議案，社會上就說這是倪嗣沖禍害安徽的一種罪案；我們現在要請問上海紡紗廠底股東，去年得了幾分息？中國人說的什麼紅利，工人照例得不著分毫（馬克思說這是剩餘價值，都應該分配給工人的）。照穆先生說，十年前每日工資只一角七八分，五年前只二角四五分，現在有三角左右，表面上已經是遞加的現象；照馬克思底學說，工人每日勞力結果所生——即生產物——底價值，就算是五年前比十年前只加一倍，現在又比五年前只加一倍，而兩次工資增加都不及一倍，實際上豈不是遞減的現象嗎？這種遞減去的不是都歸到剩餘價值裡面，被資本家——股東——掠奪去了嗎？這且不談，就以工人生活費而論，各項物價合計起來，比十年前增加不止一倍；而工資增加不及一倍，這也是減少不算是增加。穆先生要曉得這都是事實、常識，並不是「泰西之糟粕」！
工作時間，不單是工人個人問題，也還是社會問題。假定上海日作十二時工的有二十萬人，若改為八時制，日夜三班，機器並不停歇，而社會上可以減少十萬個失業的人；資本家所損失的工資增加半倍，若照前例計算，一千人的工廠增加五百人，每年工資增加不過四萬八千元，在淨利中提出這點，還不及全額四分之一。穆先生如果不專為資本家——股東——牟利，如果明白「紡織業與民生之關係」，如果可憐「平民生計不寬裕」，如果要「使地方進於治安之軌道中」，如果提倡「紡織界拯救時艱之主義」，如果憂慮「社會國家亦間接蒙其害」，如果懂得「救國愛群之要道」，就應該主張減少工作時間，好叫做工的人多失業的人少才是！況且十二時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問題便絕對沒有辦法；照這樣下去，工業越發達，人民底知識精力越退步，將造成人種衰微的現象；這種社會的損失，前幾天我曾和聶雲台先生談過，他也覺得有這樣的危險；聶先生也說要謀工人教育，非減少工作時間不可，他並且主張八時制。聶先生到底是基督徒，是有點慈悲心腸，是比別的「想入天國較駱駝穿過針孔還難」的富人不同呀！我希望信仰「愛之宗教」的聶先生，要學耶穌的犧牲精神，莫學耶穌所深惡痛絕的富人，趕快實行八時制，為窮苦的工人謀點教育，救救他們的苦惱。我並且希望別的資本家莫讓聶先生獨得賢者之名！
工人教育問題，固然非工作時間減少無辦法；工人衛生問題，也非減少時間無辦法。至於工人儲蓄問題，誠然要緊得很；但照現時的工資僅僅足以個人的口，養家還差得遠，拿什麼來儲蓄？
穆先生說：「英國有紡紗錠子五千七百萬枚，美國有四千二百萬枚，……日本人口僅及我國人口八分之一，有紡紗錠子四百萬枚……而我國今日僅有錠子一百五十萬枚；此一百五十萬枚中，尚被日商、英商占去七十萬枚，完全為我華人所有者不及百萬枚。……研究全國人口及紡紗錠數，不識諸君子有動於中否？」又說：「若徒唱道多給工值，而不問其工作能力之大小，與責任心之有無，此唱彼和，認其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實業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資人多所顧慮，工業振興將無望，國貨空虛，外貨愈得安然占據我腹地之市場，制我全國之死命，然則社會國家亦間接蒙其害焉。」執信先生對穆先生這兩段批評道：「振興工業，還是做生意；幾個人做生產攢錢，中國就不窮了麼？」又道：「於是乎實業提倡起來，外貨不進，生貨不出；做生貨的人少一千萬，做熟貨的人加六百七十萬，兩下對銷，就逼出三百三十萬個失業的人；平心想想，這個時候，社會上是有益還是有損呢？」執信先生這兩段批評，可算是對於藉口什麼振興工業，什麼抵制外貨，什麼謀社會國家底利益來牟個人私利的人一個頂門針。
另外我還有幾層意思也要請教於穆先生：我們只主張把「工值」給工人，並不主張在「工資」以外要多給一點。「工值」是什麼？是工人每日勞力結果的生產額在市面上的價值，不是資本家任意定的三角兩角。三角兩角以外的剩餘工值，都被資本家——股東——用紅利底名義搶奪去了，工人絲毫分不著；工值搶了去，反過臉來還要審問被搶者底工作能力之大小與責任心之有無，這實在是清平世界裡不可赦的罪惡！工人若沒有能力和責任心，股東底官利紅利是從那裡來的？每日三角兩角的工資還要減少幾何，每日工作十二時以外還要增加幾時，才算有能力有責任心呢？利息是社會上不勞而獲的人底救星，利息制度一天不掃除，社會上不勞而獲的人一天不能絕跡；不但放債，開典當是利息制度，凡是自己不勞動，用資本去生息象靠田租、房租、股票生活的一班人，都是利息制度之下底寄生廢物。現時卑之無甚高論，我們暫且不去反對利息制度，不去把他根本取消，但是也得有點限制才好。穆先生恐怕「投資人多所顧慮，工業振興將無望」，是以為必用重利引誘資本家，集合得資本雄厚起來，才可以振興工業。近世機械工業固非資本集合不可，但是集合底方法，就是不廢私有財產制，不廢利息制，似乎不可而且不必拿七八分重利甚至於對本對利來引誘。田地房屋和曾〔存〕在銀行底利息都只得幾厘，尚且有人肯做；工業只要有信用，未見得拿一分利還招不著股。若嫌一分利不能引誘資本家，資本集合太微太緩，不能夠和外資競爭，這個問題卻大了，決不是現時的招股集資方法可以救濟的。照現時的經濟組織，聽憑穆先生、聶先生等如何熱心拿厚利來引誘資本家，充其量也不過招得二三千萬元；不說歐美底資本家了，只要周學熙勾一個日本資本家來就壓倒了。我以為要想中國產業界資本雄厚可以同外國競爭，非由公共的力量強行把全國底資本都集合到社會的工業上不可。果然是社會的工業，他的發達，社會上人人底幸福都跟著平等的發展；工資少點，工作時間多點，都還沒甚稀奇。象現在個人的工業，犧牲了無數的窮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數的資本家個人手裡；若用這樣厚利去引誘資本家，免得多所顧慮，那麼，工業或者可以振興；若說有利益於社會國家，除非是少數資本家獨有的社會國家，除非是多數工人除外的社會國家。歐、美、日本底社會危機，就是這個人的工業主義造出來的，我希望想「使地方進於治安之軌道中」的穆先生及其他企業家，千萬別跟歐、美、日本人走這條錯路！
穆先生或者可以說，我們中國紗業底勢力，漫說英、美了，就是比日本還不及四分之一；現時紗業雖有點利益，正要少數的資本家壟斷這種利益，才能夠把資本聚住，才能夠叫他們樂於投資而且便於投資，才能夠使這資本有再生產的效力；若是分配給工人，這資本不但分散了，而且都用在消費上，失了再生產的效力，因此營業不能夠推廣，豈不是社會的損失嗎？穆先生倘若說出這個理由，恐怕有許多舊式的經濟學者都要點頭稱是；就是我也以為這個理由含有一半真理，不能全然否認；但是我以為也有一種法子，可以免除這個人和社會間底利害衝突。這法子是什麼呢？就是採用Co-operative Society底一部分制度，一方面承認工人都有得紅利底權利；一方面規定所有股東、經理以下事務員、工人等應得的紅利，一律作為股本，填給股票，以便推廣營業；如此工人都可以漸漸變到資本家地位，個人方面比現在賣勞力而得不著全工值總好得多；資本都用在再生產上，社會方面工業也因此推廣了；這法子似乎可以使個人社會間利益兩全，不識穆先生有動於中否？
還有一層：因為近來工廠生意不差，什麼周學熙，什麼梁士詒，聽說都紅了眼睛，倘然大規模的中日棉業公司（聽說日本三千萬元）或是中日棉紗廠（聽說日本七千萬元）只要有一個實現，聽憑穆先生用什麼厚利去招股都不能和他們對敵。我想只有用Co-operative Society制度，或者可抵制。他們要在中國設廠製造，最大部分是因為中國工價低廉，我們工業界若採用這個制度，他們若不一致，招工便不容易，就是招到，和我們的廠里工人相形之下，也必然沒有從前那樣容易對付；若和我們一致，他們就來辦一萬個工廠，我們都一律歡迎。
厚生廠在湖南招募女工無論辦法好歹，都不但不單是湖南的女工的問題，也不單是上海男女工人問題，乃是全中國勞動問題。有人責備厚生廠苛待湖南女工，所以穆先生不服。我現在拉雜寫了許多，都不專是討論湖南女工問題，也並不把穆先生當做一個資本家來攻擊他的厚生廠；乃是把穆先生當做一位關心社會問題的人，所以研究一下勞動問題來請教。
穆先生企業的才能和他在社會事業上的功勞，我們當然要尊敬他；正因為尊敬他，所以才希望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由個人的工業主義進步到社會的工業主義！
中國底資本固然還沒有集中到工業上，但是現在已經起首了；倘然仍舊走歐、美、日本人的錯路，前途遍地荊棘，這是不可不預防的。穆先生很有預防的力量，或者不是我過於看重了他。我希望穆先生及其他企業家，都要有預防社會前途危險的大覺大悟，使我這篇拉雜亂談中當心的地方將來不至成了預言，那才是社會的大幸呵！
《水滸》新敘
「赤日炎炎似火燒，田中禾黍半枯焦。農夫心裡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這四句詩就是施耐庵做《水滸傳》的本旨。
《水滸傳》的理想不過爾爾，並沒有別的深遠意義，為什麼有許多人愛讀他？
是了！是了！文學的特性重在技術，並不甚重在理想。理想本是哲學家的事，文學家的使命，並不是創造理想；是用妙美的文學技術，描寫時代的理想，供給人類高等的享樂。
在這一點看來，我們就可以明白許多人愛讀《水滸傳》的緣故了。
在文學的技術上論起來，《水滸傳》的長處，乃是描寫個性十分深刻，這正是文學上重要的。中國戲劇的缺點，第一就是沒有這種技術。
亞東圖書館將新式標點加在《水滸傳》上翻印出來，我以為這種辦法很好，愛讀《水滸傳》的人必因此加多。他們要求我做篇敘，我沒甚多話說，惟有指出這書主要的理想和技術，請讀者注意。
兩個工人的疑問
勞動是什麼？就是做工。勞動者是什麼？就是做工的人。勞動力是什麼？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沒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來的糧食，我們早已餓死了。而且把糧食收下來和運到別的地方，也都非人工不行。地下生長的許多有用的礦產，更非用人工去開採，不會自己出來的。磚瓦不用說是人工做成的，木料生在山上，不用人工砍伐搬運，他自己也不會跑到磚瓦一塊，自然替我們湊成功一個房屋。我們穿的衣服，自從種棉、養蠶以至紡紗、繅絲、織成布匹，那一樣離得了人工？總而言之我們吃的糧食，住的房屋，穿的衣裳，都全是人工做出來的，單靠天然的原料是不行的。人工如此重要，所以有人說什麼「勞工神聖」。但是有一個做工的人問我道，既然是勞工神聖，既然是人工如此重要，為什麼大家都說做工的人是下等社會，不做工的人反來是上等社會呢？
我們為什麼要做工？我們為什麼要勞動？是因為不做工、不勞動，便沒有糧食吃，沒有屋住，沒有衣穿。種田的人雖然自己〔不〕做屋不織布做衣，他用勞力做米的糧食，可以供給做屋的人、做衣的人吃用，因此可以說是拿自己勞力做的糧食換來別人勞力做的房屋和衣服。做房屋做衣服的人雖不種田，他能拿自己的勞力做成的房屋和衣服去換糧食，這也是分所當然。若是我們不做工不勞動，那便是自己一無所有，拿什麼去換別人勞力做成的糧食房屋和衣服呢？這樣的人要想有糧食吃有屋住有衣著，除了去做強盜、扒手沒有別的方法。但是又有一個做工的人問我道，有許多出力做工的人做出糧食房屋或是衣服，卻仍然沒得吃沒得住沒得著，有許多人不勞一點力不做一點工，反來吃得很闊住得很闊衣服也穿得很闊，這還不算，還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壓在腳底下不當人看待，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真的工人團體
工人要想改進自己的境遇，不結團體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團體，就再結一萬個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會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裡出風頭，舊的公會公所一大半是店東工頭在那裡包辦。覺悟的工人呵！趕快另外自己聯合起來，組織真的工人團體呵！
霍亂和痢疾
夏天霍亂，秋天痢疾，都是容易傳染而且狠利害的病。得病的原因，大半是吃了腐爛的水果和不潔淨的菜，喝了不潔淨的冷水。可憐用力出汗的勞動者，那能夠有許多潔淨的熱水吃，屋內或街上的自來水就是他們止渴的救命湯，這就是勞動界得病比別種人多的原因。勞動者有菜吃又有水果吃，已經是福氣，還管他潔淨不潔淨，這又是一個得病的大原因。但是勞動界要把霍亂病和痢疾減少一點，怎樣辦才好呢？
老爺們的衛生
聽說警察廳禁止勞苦的人在街路上睡覺，說是有礙衛生。多謝官廳也知道注意窮人底衛生了。但是他們若回到那十人同住一間的小屋裡去睡，恐怕更不衛生。而且我還可斷定他們若有做官的老爺們那樣寬大的公館，他們一定不肯在街路上睡覺。
談 政 治
（一）
本志社員中有多數人向來主張絕口不談政治，我偶然發點關於政治的議論，他們都不以為然。但我終不肯取消我的意見，所以常常勸慰慈、一涵兩先生做關於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邊對於本志的批評，有許多人說《新青年》不討論政治問題，是一個很大的缺點。我對於這個批評也不能十分滿足，曾在《我的解決中國政治方針》演說中回答道：「我們不是忽略了政治問題，是因為十八世紀以來的政制已經破產，我們正要站在社會的基礎上造成新的政治；我們不是不要憲法，是要在社會上造成自然需要新憲法底實質，憑空討論形式的條文，是一件無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對於政治底態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絕口不談政治為然，一方面也不願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錢當作政治的先生們談政治。換句話說，就是：你談政治也罷，不談政治也罷，除非逃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著你的；但我們要認真了〔解〕政治底價值是什麼，決不是爭權奪利的勾當可以冒牌的。
以上的說話，雖然可表明我對於政治底態度，但是過於簡單，沒有說出充分的理由，而且不曾包含〔我〕最近對於政治的見解。所以現在要詳細談一下。
（二）
我們中國不談政治的人很多，主張不談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學界，張東蓀先生和胡適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總商會和最近的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可算是代表；一是無政府黨人。前兩派主張不談政治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因為他們所以不談政治，是受了爭權奪利的冒牌的政治底刺激，並不是從根本上反對政治。後一派是從根本上絕對主張人類不應該有一切政治的組織，他們不但反對君主的貴族的政治和爭權奪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對的。
我對於這三派的批評：在消極的方面，我固然很有以他們為然的地方；在積極的方面，我就有點異議了。
前兩派只有消極，沒有積極的缺點，最近胡適之先生等《爭自由的宣言》中已經道破了。這篇文章開口便說：「我們本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是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要除去這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談政治了。
後一派反對政治，從消極的方面說起來，也有一大部分真理。他們反對政治，反對法律，反對國家，反對強權，理論自成一系統，到沒有普通人一面承認政治、法律、國家，一面反對強權的矛盾見解。強權是少數人的或多數人的，廣狹雖然不同，但若是沒有強權便沒有法律，沒有法律還有什麼政治國家呢？因此我們應該明白強權、國家、政治、法律是一件東西底四個名目，無政府黨人一律反對，理論到算是一貫。古代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和中世紀的自治都市（Commune），不但不是普遍的，而且是人類政治組織沒有進化到近代國家的狀態。近代國家是怎樣？Franz Oppenheimer說：國家底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權，並且防禦內部的叛亂及外部的侵襲。這主權底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經濟的掠奪（詳見Christensen's Politics and Crowd Morality p. 72所引）。 Christensen說：國家是掠奪別人並防止別人來掠奪的工具；他的目的並不是制止每人和每人間底戰爭，乃是使這戰爭堅固而更有效力（見前書七三、七四頁）。羅素說：國家底骨子，就是公民集合力底倉庫。這力量有兩個形式：一是對內部的，一是對外部的。對內部的形式是法律及警察；對外部的形式是戰鬥力所表現的陸海軍。國家是一定區域內全住民底集合體依政府指揮用他們聯合力所組織起來的。國家底權力，對內僅限於叛亂的恐怖，對外僅限於戰敗的恐怖；所以他阻止這兩樣是絕對的。在實際上他能夠用租稅名義奪人家底財產，決定結婚和繼承底法律，懲罰他所反對的意見發表，因為要把一種人民所住的地方劃歸別國他能置人於死地，並且他想著要打仗，便命令一切強健男子到戰場去賭生命。在許多事件上，違反了國家底目的和意見，就是犯罪（見Russell's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p. 45、 46、47）。過去及現在的國家底作用實在是如此，我所以說無政府黨反對國家、反對政治、反對法律、反對強權，也有一大部分真理。
從消極方面說起來，無政府黨否認國家政治，我們固然贊同；從積極方面說起來，我們以為過去的現在的國家和政治，過去的現在的資本階級的國家和政治，固然建築在經濟的掠奪上面；但是將來的國家和政治，將來的勞動階級的國家和政治，何人能夠斷定他仍舊黑暗絕對沒有進步的希望呢？反對國家的人，說他是掠奪機關；反對政治的人，說他是官僚底巢穴；反對法律的人，說他是資本家私有財產底護符。照他們這樣說法，不過是反對過去及現在掠奪的國家，官僚的政治，保護資本家私有財產的法律，並沒有指出可以使國家、政治、法律根本搖動的理由；因為他們所反對的，不曾將禁止掠奪的國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廢止資本家財產私有的法律，包含在內。
或者有人說：就是將來的禁止掠奪的國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廢止資本家私有財產的法律，仍然離不掉強權，所以不從根本上絕對廢除國家、政治、法律這幾種強權，實現自由組織的社會，不能算徹底的政〔改〕革。
我們對於這種意見，可以分開理論和事實兩方面的討論：
從理論上說起來，第一我們應該要問：世界上的事理本來沒有底，我們從何處徹起？所以懂得進化論的人，不應該有徹底不徹底的觀念。第二我們應該要問：強權何以可惡？我以為強權所以可惡，是因為有人拿他來擁護強者無道者，壓迫弱者與正義。若是倒轉過來，拿他來救護弱者與正義，排除強者與無道，就不見得可惡了。由此可以看出強權所以可惡，是他的用法，並不是他本身。我們人類文明最大的效果，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例如水火都可以殺人，利用水便得了行船、洗濯、灌溉底效用；利用火便得了燒飯菜、照亮、溫暖身體底效用；炸藥和雷電傷人更是可怕，利用他們便得了開山治病及種種工業上的效用。人類底強權也算是一種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種排除黑暗障礙底效用。因此我覺得不問強權底用法如何，閉起眼睛反對一切強權，像這種因噎廢食的辦法，實在是籠統的武斷的，決不是科學的。若有人不問讀書底目的如何，但只為讀書而讀書，不問革命底內容如何，但只為革命而革命，自然是可笑；現在若不問強權底用法如何，但只為強權而反對強權，或者只為強權而贊成強權，也未免陷於同一的謬誤。
從事實上說起來，第一我們要明白世界各國裡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別的，就是少數游惰的消費的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治、法律等機關，把多數勤苦的生產的勞動階級壓在資本勢力底下，當做牛馬機器還不如。要掃除這種不平這種痛苦，只有被壓迫的生產的勞動階級自己造成新的強力，自己站在國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機關，把那壓迫的資產階級完全征服，然後才可望將財產私有、工銀勞動等制度廢去，將過於不平等的經濟狀況除去。若是不主張用強力，不主張階級戰爭，天天不要國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組織的社會出現；那班資產階級仍舊天天站在國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夢想自由，便再過一萬年，那被壓迫的勞動階級也沒有翻身的機會。法國底工團派，在世界勞動團體中總算是很有力量的了；但是他們不熱心階級戰爭，是要離開政治的，而政治卻不肯離開他們，歐戰中被資產階級拿政權強迫他們犧牲了，今年「五一節」後又強迫他們屈服了，他們的自由在那裡？所以資產階級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會的學說，是階級戰爭的學說；資產階級所歡迎的，不是勞動階級要國家政權法律，是勞動階級不要國家政權法律。勞動者自來沒有國家沒有政權，正因為過去及現在的國家、政權，都在資產階級底手裡，所以他們才能夠施行他們的生產和分配方法來壓迫勞動階級；若勞動階級自己宣言永遠不要國家、不要政權，資產階級自然不勝感謝之至；你看現在全世界底國家對於布爾塞維克底防禦、壓迫、恐怖，比他們對於無政府黨利害的多，就是這個緣故。
第二我們要明白各國底資產階級，都有了數千年或數百年底基礎，站在優勝的地位，他們的知識經驗都比勞動階級高明得多；勞動階級要想征服他們固然很難，征服後想永久制服他們，不至死灰復燃更是不易。這時候利用政治的強權，防止他們的陰謀活動；利用法律的強權，防止他們的懶惰、掠奪，矯正他們的習慣、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這時候若反對強權的壓迫，若主張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組織的社會，便不啻對資產階級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詔；因為他們隨時得著自由，隨時就要恢復原有的勢力地位。所以各國共和革命後，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壓服舊黨底強力，馬上便有復辟底運動。此時俄羅斯若以克魯巴特金的自由組織代替了列寧的勞動專政，馬上不但資產階級要恢復勢力，連帝政復興也必不免。克魯巴特金《國家論》中所稱讚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敗的，他所指責的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是何以發達起來的？這主要的原因，不用說一方面是自治都市裡既不是以勞動階級為主體，又沒有強固的政治組織，因此讓君主貴族們壟斷了政權；一方面是新興的資本家利用自由主義，大家自由貿易起來，自由辦起實業來，自由虐待勞動者，自由把社會的資本集中到少數私人手裡，於是漸漸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資本階級，漸漸自由造成了近代資本主義自由的國家。我們明明白白曉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棄政權失敗的，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Unconscionable Freedom）失敗的，勞動階級底枷鎖鐐鉸分明是自由主義將他帶上的；現在理想的將來的社會，若仍舊妄想否認政治是徹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義萬能，豈不是睜著眼睛走錯路嗎？我因此深信許多人所深惡痛絕的強權主義，有時竟可以利用他為善；許多人所歌頌讚美的自由主義，有時也可以利用他為惡；萬萬不可一概而論，因為凡強權主義皆善，凡自由主義皆惡，像這種籠統的大前提，已經由歷史底事實證明他在邏輯上的謬誤了。
第三我們要明白人類本性的確有很惡的部分，決不單是改造社會制度可以根本剷除的；就是社會制度——私有財產制度，工銀勞動制度——所造成的人類第二惡性，也不是制度改變了這惡性馬上就跟著消滅的。工銀勞動制度實在不應該保存，但同時若不強迫勞動，這時候從前不勞動的人，自然不會忽然高興要去做工；從前受慣了經濟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勞動的工人，現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從前疲勞底反動，一定會懶惰下來；如此一時社會的工作效率必然銳減。少數人懶惰而衣食，已經釀成社會上的不平等；若由少數增至多數，這社會底生活資料如何維持呢？人類誠然有勞動的天性，有時也自然不須強迫；美術化的勞動和創造的勞動，更不是強迫所能成的，自來就不是經濟的刺激能夠令他進步的；所以工銀制度在人類文化的勞動上只有損而無益。至於人類基本生活的勞動，至少像那不潔的勞動，很苦的勞動，既然沒有經濟的刺激，又沒有法律的強迫，說是人們自然會情願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話；凡有真誠的態度討論社會問題的人，不應該說出這樣沒有徵驗的話來。制度變了，制度所造成的人類專己自私的野心，一時斷然不易消滅。倘然沒有法律裁製這種傾向，專制的帝王貴族就會發生在自由組織的社會裡；若要預防他將來發生，抵抗他已經發生，都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強權了。更有一件事，就是人類底性慾本能和永續占有衝動合起來發生的男女問題；這問題是人生問題中最神秘不可思議的部分，不但社會制度革命不能解決他，並且因為解除了經濟的政治的壓迫和誘惑，真的純粹的男女問題更要露骨的發生。這時候的男女問題內，並不夾雜著政治的經濟的影響和罪惡；倘由這種問題發生了侵犯個人及損害社會安寧的罪惡，也應該有點法律的裁製才好。
據以上的理論和事實討論起來，無政府黨所詛咒的資產階級據以造作罪惡的國家、政治、法律，我們也應該詛咒的；但是勞動階級據以剷除罪惡的國家、政治、法律，我們是不應該詛咒的；若是詛咒他，到算是資產階級底朋友了。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把國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種改良社會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將他拋棄不用。
（三）
不反對政治的人也有兩派：一是舊派，他們眼中的國家，就是「我國家數百年深仁厚澤」的國家，「學生這樣囂張還成個什麼國家」的國家；他們眼中的政治，就是「吳佩孚只是一個師長不配參與政治」的政治；他們眼中的法律，就是「王法」、「國法」、「大清律」的法律；這派底意見，我們犯不著批評。一是新派，他們雖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國家有神秘的威權，他們卻知道政治、法律和國家是一種工具，不必拋棄不用。在這一點上我很以他們為然；但是他們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這工具，仍舊利用舊的工具來建設新的事業，這是我大不贊成的。這派人所依據的學說，就是所謂馬格斯修正派，也就是Bebel死後德國底社會民主黨，急進派所鄙薄所攻擊的社會黨也就是這個。中國此時還夠不上說真有這派人，不過頗有這種傾向，將來這種人必很有勢力要做我們唯一的敵人。
他們不主張直接行動，不主張革那資產階級據以造作罪惡的國家、政治、法律底命，他們仍主張議會主義，取競爭選舉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資產階級據以作惡的政府、國會，想利用資產階級據以作惡的政治、法律，來施行社會主義的政策；結果不但主義不能施行，而且和資產階級同化了，還要施行壓迫勞動階級反對社會主義的政策。現在英、法、德底政府當局那個不是如此？像這樣與虎謀皮為虎所噬還要來替虎噬人的方法，我們應該當做前車之鑑。
他們主張的國家社會主義，名為社會民主黨，其實並不要求社會的民主主義，也不要求產業的民主化，只主張把生產工具集中在現存的國家——現存的資產階級底軍閥官僚盤踞為惡的國家——手裡。Wilhelm Liebknecht批評這種國家社會主義道：這種國家社會主義，實在說起來只可叫做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取其貌似投時所好來冒牌騙人罷了。德國底國家社會主義，嚴格說起來就是普魯士底國家社會主義，他的理想就是軍國的、地主的、警察的國家，他所最厭惡的就是民主主義（見Wilhelm Liebknecht，No Compromise，No Political Trading，p. 15）。這種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裡面，勞動階級底奴隸狀態不但不減輕而且更要加重；因為國家成了公的唯一的資本家，比私的數多的資本家更要壟斷得多。這種國家裡面，國家的權力過大了，過於集中了統一了，由消滅天才的創造力上論起來，恐怕比私產制度還要壞。這種國家裡面，不但無政府黨所詛咒的國家、政治、法律底罪惡不能剷除，而且更要加甚；因為資產階級底軍閥官僚從前只有政治的權力，現在又假國家社會主義的名義，把經濟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這種專橫而且腐敗的階級，權力加多罪惡便自然加甚了。若是把這名義與權力送給世界上第一個貪污不法的中國軍閥官僚，那更是造孽不淺。
他們反對馬格斯底階級戰爭說很激烈，他們反對勞動專政，拿德謨克拉西來反對勞動階級底特權。他們忘記了馬格斯曾說過：勞動者和資產階級戰鬥的時候，迫於情勢，自己不能不組成一個階級，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領權力階級的地位，用那權力去破壞舊的生產方法；但是同時階級對抗的理由和一切階級本身，也是應該掃除的；因此勞動階級本身底權勢也是要去掉的（見《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之末）。他們又忘記了馬格斯曾說過：法國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底著作，到德國就全然失了精義了；並且階級爭鬥底意義從此在德國人手中抹去，他們還自己以為免了法國人的偏見……他們自以為不單是代表無產階級利害的，是代表人類本性底利害，就是代表全人類利害的；這種人類不屬於何種階級，算不得實際的存在，只有哲學空想的雲霧中是他存在的地方（見前書第三章）。他們只有眼睛看見勞動階級底特權不合乎德謨克拉西，他們卻沒眼睛看見戴著德謨克拉西假面的資產階級底特權是怎樣。他們天天跪在資產階級特權專政腳下歌功頌德，一聽說勞動階級專政，馬上就抬出德謨克拉西來抵制，德謨克拉西到成了資產階級底護身符了。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占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修正派社會主義底格言，就是：「從革命去到普通選舉！從勞動專政去到議會政治！」他們自以為這是「進化的社會主義」，殊不知Bebel死後德國底社會民主黨正因此墮落了！
（四）
我的結論是：我承認人類不能夠脫離政治，但不承認行政及做官爭地盤攘奪私的權利這等勾當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認國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義，古代以奴隸為財產的市民國家，中世紀以農奴為財產的封建諸侯國家，近代以勞動者為財產的資本家國家，都是所有者的國家，這種國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奪底工具，但我承認這工具有改造進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廢棄他，因為所有者的國家固必然造成罪惡，而所有者以外的國家卻有成立的可能性。
我雖然承認不必從根本上廢棄國家政治法律這個工具，卻不承認現存的資產階級（即掠奪階級）的國家、政治、法律，有掃除社會罪惡的可能性。
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後事如何，就不是我們所應該所能夠包辦的了。
對於時局的我見
昨天有兩個相信社會主義的青年，問我對於時局的意見，我說：中國政治中心雖在北京，上海是經濟中心，所以時常發出對於政治上有力的輿論。現在安福傾覆後上海方面對於時局的輿論，頗不一致，我以社會主義者的見地，略述如下：
（一）總想「不勞而獲」，是中國人最大的毛病。這次打倒安福派，只是吳佩孚一軍的力量，別人都坐觀成敗。若是事後說便宜話，或是提出過大的要求，這是一定沒有效果的。我們想「獲」，必須要「勞」，「不勞而獲」，是不可能而且很可恥。至於左袒安福和段的先生們，正應該閉門思過，若還厚起麵皮，拿國民的名義來唱高調，只好請他到段國去做安福國民，中華民國實不能容這樣沒廉恥的人！
（二）我以為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是資本家的國家，一是勞動者的國家，但是現在除俄羅斯外，勞動者的國家都還壓在資本家的國家底下，所有的國家都是資本家的國家，我們似乎不必妄生分別。各國內只有階級，階級內復有黨派，我以為「國民」不過是一個空名，並沒有實際的存在。有許多人歡喜拿國民的名義來號召，實在是自欺欺人，無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俄羅斯的蘇維埃也好，都只是一階級一黨派底勢力集中，不是國民總意底表現；因為一國民間各階級各黨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們的總意不但沒有方法表現，而且並沒有實際的存在。
（三）國家、權力、法律，這三樣本是異名同實。無論何時代的法律，都是一階級一黨派的權力造成國家的意志所表現，我們雖然應該承認他的威權，但未可把他看成神聖；因為他不是永遠的真理，也不是全國民總意底表現，他的存廢是自然跟著一階級一黨派能夠造成國家的權力而變化的。換句話說，法律是強權底化身，若是沒有強權，空言護法毀法，都是不懂得法律歷史的見解。吾黨對於法律底態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他，也不像無政府黨根本排斥他；我們希望法律隨著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
（四）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本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吾黨遇著資本階級內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後者勝利時，馬上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對於他們的要求，除出版、結社兩大自由及工廠勞動保護的立法外，別無希望。因為吾黨雖不像無政府黨絕對否認政治的組織，也決不屑學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利用資本階級的政治機關和權力作政治活動。
此時中國勞動運動底意思
因為外國勞動運動都鬧得利害，我們跟著湊熱鬧嗎？我以為決不是這樣，我們不能說中國沒有勞動者，我們便不能說中國不應該有勞動運動。我們不能說中國底勞動者境遇不苦惱，我們便不能說中國人不應該提倡並幫助勞動運動。
因為要大大的來改革中國底政治和經濟組織，才利用勞動運動嗎？我以為也不是這樣。日本賀川先生在日本貧民窟住了十幾年，美國底貧民窟他也曾去調查過；但是他說：「見了中國上海底貧民窟，那日本和美國底貧民窟都算不得苦惱。」賀川先生所見的閘北和營盤口等處貧民窟里貧苦工人底生活狀況，上海有錢有勢的人自然不容易看得見。但是像各處馬路旁邊小鐵匠店裡底小徒弟，無冬無夏從天明到夜半都站在火爐邊旁打鐵，這是容易見著的。十六鋪提籃橋洋涇浜底小客棧十幾個人擠在一間小房裡住宿，這是容易見著的。絲廠香菸廠里小女工一天只得著幾個銅子還要挨打，這也是容易見著的。這班人做了社會上重要的工，和懶惰的乞丐不同，但是他們的生活比乞丐還不如。所以我們現在不必談什麼改革政治和經濟，也並不必談什麼社會主義，我們但凡有一點對於人類底同情心，我們但凡有一點對於同胞底感情，便應該出力幫助這種貧苦的勞動者。你們若是對於勞動運動袖手旁觀，甚至於從中破壞，我奉勸你們以後便不必把什麼仁義道德或基督教掛在嘴上騙人了。因此我要說一句可憐的話：此時中國勞動運動底意思，一不是跟著外國底新思潮湊熱鬧，二不是高談什麼社會主義，不過希望有一種運動好喚起我們對於人類底同情心和對於同胞底感情，大家好來幫助貧苦的勞動者，使他們不至於受我們所不能受的苦惱。
窮人和富人熱天生活的比較
富人生活
開著電風扇打麻雀。
坐汽車四處兜風。
住著高樓大屋還嚷天氣熱。
吃荷蘭水冰淇淋還嫌不涼，吃西瓜還嫌不甜。
睡在紗帳里，床前放著一盤水，點著根蚊煙香。
肥魚大肉嫌膩口，海參魚翅又嫌腥。
窮人生活
晝夜在烈日裡面火爐旁邊做工。
拉車運貨，走一步出一陣汗。
十幾個人擠在一間又小又矮的屋裡，出氣不得。
路上遇見自來水或施茶，不管髒不髒便骨嘟嘟地喝下。
睡在矮檐底下，或小客棧里，終應供蚊蟲蚤虱大開宴會。
當了一件破棉襖，買來二升米，一家老小才吃得個半飽。
貧 民 窟
日本有一位賀川先生，在神戶貧民窟和貧民同住了十幾年，捨身舍家的幫助貧民，算是日本貧民的福星。現在來到上海，調查上海底貧民窟，十分懇切詳細。我們從前只曉得上海有兩處大的貧民窟，一在閘北，一在南門斜橋。現在賀川先生親自去調查出十好幾處，畫出一張詳細的圖，他前天把這圖給我看並且問中國有沒有肯捨身幫助貧民窟的人，我對他實在又難受又慚愧。
無理的要求
三新紗廠底工人因為上海百物昂貴已經不能活命，廠主還要減少工錢，他們罷工反抗這本是分所當然的事。然而廠主說是工人無理的要求。不錯不錯，牛替主人種了田，主人還要吃他的肉，牛也不曾罷工；如今廠主並沒有直接吃工人底肉，工人倒罷起工來，怎麼不是無理的要求！
為什麼不吃牛肉？
從前老年人多半不肯吃牛肉，我們都說他迂腐，其實他不肯吃牛肉，是有一種很好的意思，我們不可大意了。
老年人不肖吃牛肉，是以為牛替我們耕了田地，出了米麥，做了這等重要的工作，還忍吃他的肉嗎？所以我說老年人不肯吃牛肉是有很好的意思。但是種田的織布的做屋的做機器的勞動者也都替我們做了和牛一樣的重要工作，我們千萬不要吃他們肉呀！
國慶紀念底價值
我們對於一切信仰一切趨赴底事，必須將這事體批評起來確有信仰趨赴底價值，才值得去信仰趨赴，不然便是無意識的盲從或無價值的迷信。
我們中華民國雙十節是建設共和國底國慶紀念日，從元年到今年已經是第九次了；其間受反革命的帝制派底壓迫幾乎不成個紀念日底光景曾有好幾次，最明目張胆地強行禁止開會紀念的，就是去年反革命的帝制派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和今年反革命的帝制派上海鎮守使何豐林。在這班反革命的帝制派仇視共和禁止國慶日底紀念，本是當然的事，我們不去論他；但是信仰共和、趨赴共和底人，也要確乎明白紀念這共和國慶日有什麼價值。
討論這個問題當分兩層：一是共和底價值，一是中國共和底價值。
我們對於共和價值底批評，固然不象反革命的帝制派及無政府黨人把共和看得一文不值，也不象一班空想的政論家迷信共和真能夠造成多數幸福。我們十分承認卻只承認共和政治在人類進化史上有相當的價值，法蘭西大革命以前的歐洲，俄羅斯大革命以前的亞洲，打倒封建主義不能說不是他的功勞；但是封建主義倒了，資本主義代之而興，封建主義時代只最少數人得著幸福，資本主義時代也不過次少數人得著幸福，多數人仍然被壓在少數人勢力底下，得不著自由與幸福的。教育是智慧的源泉，資本主義時代底教育是專為少數富家子弟而設，多數貧民是沒有分的；他們的教育方針也是極力要擁護資本主義底學說及習慣的，因此這時代底青年自幼便養成了崇拜資本主義底迷信，以為資本主義是天經地義，資本家是社會不可少的中樞。共和國里當然要尊重輿論，但輿論每每隨多數的或有力的報紙為轉移，試問世界各共和國底報紙那一家不受資本家支配？有幾家報紙肯幫多數的貧民說話？資本家製造報館，報館製造輿論，試問世界上那一個共和國底輿論不是如此？共和國里表示民意底最具體的方法就是選舉投票，以財產限制選舉權底國里不必說了，就是施行普通選舉底國里，也沒有窮人可以當選底道理，花幾十萬元才得著議員，這是很平常的事。最窮的日本國，最近的議員運動費也必須十萬元左右；相傳有一位極有名望的人主張「理想的選舉」，決計不出運動費，不過他的朋友親戚代他用了酒席車馬費七千元，到處傳為美談；試問這種美談沒有人幫助底窮人得的著嗎？全國底教育、輿論、選舉，都操在少數的資本家手裡，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實際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數人是沒有分的。主張實際的多數幸福，只有社會主義的政治。
共和政治為少數資本階級所把持，無論那國都是一樣，要用他來造成多數幸福，簡直是妄想。現在多數人都漸漸明白起來要求自己的自由與幸福了，社會主義要起來代替共和政治，也和當年共和政治起來代替封建制度一樣，按諸新陳代謝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運命。
我們對於中國共和價值底批評，並不覺得他比別的國共和格外無價值；對於他在中國將來並無希望，也和在別的國一樣或者還要更甚一點。過去的紀念像黃花岡壯烈的犧牲，接著就是十月革命，廢黜君主，建設共和，在中國歷史上不能說不是空前的盛舉。在這一點上看起來，我以為全中國人都應該覺得雙十節的確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紀念日。只可惜這歷史上空前的盛舉是一時偶發的，太沒有持續性（這種現象是中國民族可恐怖的最大弱點），以至於多數人得不著幸福，固屬當然（上面曾說過共和政治不能造成多數幸福）；即次少數人也沒有像歐美中產階級都得著了幸福，自由權利與幸福還是為最少數人所獨占，直到如今還完全是封建主義恢復了固有的勢力，支配一切。尊祀孔子及武人割據，這兩件事就是封建主義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質方面底明證。中國共和政治所以如此流產底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沒有專政底毅力和遠見，急於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攜手遂致自殺了；一方面是一般國民惑於調和底邪說，又誤解共和以為應該給全國民以自由權利連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內，反革命的帝制派得著了自由，共和政治那有不流產底道理。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會主義，這是社會進化一定的軌道，中國也難以獨異的；現在雖說是共和失敗了封建制度恢復了勢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趨，這封建主義得勢，也不過是一時現象，我以為即在最近的將來，不但封建主義要讓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讓社會主義。在這一點上看起來，除追懷先烈以外，這國慶紀念日已沒有可以令人狂信底價值了。但有人以為由封建而社會主義，中間還必須經過共和時代，所以眼前還是政治問題要緊；又有人以為中國封建式的武人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經濟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緊，還不須經濟革命。我看這兩種話都似是而非。由封建而社會主義雖是一定的軌道，然這軌道卻不能夠說必須要經過若干歲月才可以改變方向。西歐共和政治經過長久的歲月底原因：一是西歐的代議制度來源甚古，共和政治比較的容易支持；一是他們社會主義的思想剛與共和同時發生，當時都還迷信共和可以造成多數幸福。現在的東方各國卻和他們情形不同，所以俄羅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會主義代替了，封建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必經過長久的歲月，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至於說中國只須政治革命不必經濟革命，我便有七個疑問：
（一）中國社會的資本已集中在最少數的武人官僚手裡，用政治革命手段，是否可以免得由甲派武人官僚手裡底資本轉到乙派武人官僚手裡，是否可以使社會的資本歸社會公有？
（二）中國士大夫底人格是否已與封建式的武人同化，他們的政治道德是否可以適用代議制不須人民直接行動，除了多數人的援助他們的力量是否能夠打倒封建式的武人建設共和政治？
（三）共和政治是否能夠造成多數幸福？
（四）拋棄多數的幸福是否能夠使人心安定共和鞏固？
（五）中國此時資本家生產制還未十分發達的時候，是否應該乘機創設社會的工業，是否應該提倡私人的工業釀成經濟不平等之危機？
（六）中國除了勞動界有了階級的覺悟，組織強大的革命團體，絕對打破資本家生產制，有何方法可以抵制外國由經濟的侵略進而為政治的侵略？
（七）單是政治革命，能否解決官、匪、政客、遊民、兵過多底問題？
我不但不反對政治的革命，而且很盼望他早日實現；但我斷然不能迷信他能夠將中國從危險中救出；若有人迷信他，說中國此時只須政治革命不須經濟革命，我便要請他解答上面的七個疑問。
以上所討論的共和底價值和中國共和底價值，似乎都是我們在國慶紀念日應有的覺悟。
《夥友》發刊詞
從廣義說起來，凡被雇的月薪勞動者都屬於勞動階級，所以商店裡的夥友可以合工廠礦山勞動者及交通勞動者成一個大團體，分開來這三種可以說是階級戰爭底三大軍團。此時中國這三種勞動者底境遇無不苦惱，商店底勞動者知識比別的勞動者發達得多，而又無法改良他們的境遇，所感的苦惱更甚。現在要聯合起來，各人說說苦惱底狀況及原因，公同商量一個改良的方法才好。
因為商業競爭上的關係，把人類有用的精力用在許多無用的地方，這是資本家生產制各種弊害之一；因此「廢商論」在新的經濟思潮里得了很大的勢力。但是現在商業底經驗及技術到了廢止個人的商業競爭時代，在社會的工業自治上也有很重要的職務，不可輕忽的。所以商業夥友們要覺悟不但自己的境遇有新舊改革底必要，就是自己的經驗及技術底用途也有新舊改革底必要。
簡單說起來，本周刊發行底目的有二，就是：
（一）訴說夥友們現在的苦惱。
（二）研究夥友們將來的職務。
敬告廣州青年
在廣州我有許多已經見面的和還未曾見面的好朋友，去年很有機會可以到廣州，而竟沒有去成，實是一件憾事！
我認識許多廣東朋友，又有許多別省的朋友告訴我，廣東人的性質和廣東的社會狀況，我歸納起來，得到兩種極端不同的結論。一是好到無以復加，一是壞到無所不至。這兩種結論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極端矛盾，不能並存，然而我以為這兩樣都是事實。
在民族性質說起來，不能為大惡的必不能為大善。所以富於保守性的康有為是廣東人，富於革命性的孫中山也是廣東人，富於物質主義商買性質（廣東人賭錢做官的鄉紳是同將本求利的物質主義）的梁士貽是廣東人，富於理想主義的劉師復也是廣東人，在社會階級上說起來壞到無所不至的，恐怕就是有產的紳士，好到無以復加的，一定就是無產的勞動者及學生。因此別人對於廣東兩種極端不同的批評，我以為都是事實。
現在壓迫湖南底暴力去了，湖南青年底奮發一日千里，我料壓迫廣東人底暴力不久也要去，我希望廣東青年萬萬不可錯過了機會。
我希望諸君講求社會需要的科學，勿空廢光陰於無用的浮誇的古典文字。
我希望諸君多多結合讀書會或科學實驗所，勿多發言論。
我希望諸君切切實實研究社會實際問題底解決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麼主義什麼理想裡面當造逋逃藪安樂窩。
我希望諸君做貧苦勞動者底朋友，勿為官僚資本家傭奴。
我希望諸君努力掃除廣州壞到無所不至的部分，勿空談什麼國家世界的大問題。
中國勞動者可憐的要求
一、星期日休息
二、每天只做八點鐘工
三、每月工錢加上三元五元
我們中國底事樣樣都比不上外國，勞動者境遇也是這樣，說來真是可恥又可憐！
外國勞動者星期日都有休息，中國怎樣？外國勞動者每天只做八點鐘工，中國怎樣？外國勞動者每月都有工錢百元數十元，中國怎樣？外國各業工人都有工會，中國怎樣？外國對於女工、童工及老年工人，大概都有特別保護的法律，中國怎樣？外國工廠里對於工人衛生及教育也都有一定的工廠法，中國怎樣？外國國家或廠家對於勞動者底住所及飲食店多有很潔儉的設備，中國怎樣？外國對於勞動者生產的、病的、老傷的、死的都有相當的撫恤，中國怎樣？外國已經沒有萬惡的工頭了，中國怎樣？
外國工人們已經得著了這們〔麼〕許多好處，但他當初也和中國工人一樣，後來結下了團體，經過千辛萬苦一件一件向國家及廠家拚命要求才得著的，不是平平安安容易得著的。
外國工人們雖然得著了這們〔麼〕許多好處，但他們還不滿意，還是叫苦連天，還在那裡結大大的團體，還在那裡做大大的勞動運動；這大大的運動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國礦工要求占領及管理礦山，義大利工人要求占領及管理工廠。我們少見多怪的中國人聽了這些話，恐怕都要發出「人心不足」底嘆聲。
就是我也不敢希望我們中國底工人們馬上就有外國的這樣大大的運動，說句極沒出息的話，中國工人但能結起團體來要求得到外國工人已經得著的各樣好處，那便算是大大快意的事了；再說得可憐一點，眼前只求得著「星期日休息」、「每天只做八點鐘工」、「每月工錢加上三元五元」這三樣好處，也可使工人們牛馬似苦惱減輕一點。
倘然今後仍舊照現在一樣，工人們連這三樣好處也得不著，像這樣吃苦耐勞而工錢又極低賤的地方，必然要招引許多被工人驅逐的外國資本家來辦實業，那時革中國資本家命的，不是可憐的中國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國穆藕初、虞洽卿先生們。所以中國工人這樣困苦，不見得單單是工人底不幸，不知道一班資本家見到這層沒有？
《儒林外史》新敘
中國文學有一層短處，就是：尚主觀的「無病而呻」的多，知客觀的「刻畫人情」的少。
《儒林外史》之所以難能可貴，就在他不是主觀的、理想的——是客觀的、寫實的。這是中國文學書里很難得的一部章回小說。
看了這部書的，試回頭想一想：當時的社會情形是怎麼樣？當時的翰林、秀才、斗方名士是怎麼樣？當時的平民又是怎麼樣？——那一件事不是歷歷如在目前？那一個人不是維妙維肖？
吳敬梓他在二百年前創造出這類的文學，已經可貴；而他的思想，更可令人佩服。
他在第二十六回和二十七回里寫鮑廷璽的婚姻：他的母親不管王太太是一個什麼樣的婦人，也不管鮑廷璽自己的意見——他說：「我們小戶人家，只是娶個窮人家女兒做媳婦的好。」——錯不錯，一味信著金次福說的話，「娶過來倒又可以發個大財」，到後來，把個鮑廷璽弄得顛顛倒倒。——這一段文章，很看得出吳敬梓極不滿意於父母代定婚姻制。
四十八回里寫王玉輝的女兒殉夫一事，他的女兒要死的時候，王玉輝說：「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還攔阻你？」女兒死後，他的女人大哭，王玉輝反勸道：「你這個老人家真正是個呆子！三女兒他而今已經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象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又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入祠那日，王玉輝轉覺傷心。後來到蘇州游虎丘的時候，看見一個船上有一個少年穿白婦人，又想起女兒，心裡哽咽，熱淚直滾出來。——這一段文章，很看得出吳敬梓對於貞操問題，覺得是極不自然。
二十五回里倪老爹說：「長兄！告訴不得你！我從二十歲上進學，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壞在讀了這幾句書，拿不得輕，負不的重！」又看他在五十五回里寫荊元的朋友於老者種許多田地過活，何等自由，何等適意！——這兩處又很可以看得出吳敬梓把「工」比「讀」看得重。
這三個問題，吳敬梓在二百年前便把他們認作問題，可見他的思想已經和當時的人不同了。
國人往往鄙視小說，這種心理，若不改變，是文學界一大妨礙。我從前在《新青年》里說過有幾句話，現在把他寫在後面作一結束：
「喜歡文學的人，對於歷代的小說——無論什麼小說——都應該切實研究一番。」
《共產黨》月刊短言
經濟的改造自然占人類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產方法除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外，別無他途。資本主義在歐美已經由發達而傾於崩壞了，在中國才開始發達，而他的性質上必然的罪惡也照例扮演出來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俄羅斯正是這種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試驗場。義大利的社會黨及英美共產黨，也都想繼俄而起開闢一個新的生產方法底試驗場。
中國勞動者布滿了全地球，一日夜二十四小時中太陽都照著我們工作。但是我們無論在本土或他國都沒一個是獨立生產者，都是向資本家賣力。我們在外國的勞動者固然是他們資本家底奴隸，在本土的勞動者也都是本國資本家底奴隸或是外國資本家底直接的間接的奴隸。要想把我們的同胞從奴隸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產勞動者全體結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跟著俄國的共產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產方法不可。什麼民主政治，什麼代議政治，都是些資本家為自己階級設立的，與勞動階級無關。什麼勞動者選議員到國會裡去提出保護勞動底法案，這種話本是為資本家當走狗的議會派替資本家做說客來欺騙勞動者的。因為向老虎討肉吃，向強盜商量發還贓物，這都是不可能的事。我們要逃出奴隸的境遇，我們不可聽議會派底欺騙，我們只有用階級戰爭的手段，打倒一切資本階級，從他們手搶奪來政權；並且用勞動專政的制度，擁護勞動者底政權，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以至於無國家，使資本階級永遠不至發生。無政府主義者諸君呀！你們本來也是反對資本主義反對私有財產制的，請你們不要將可寶貴的自由濫給資本階級。一切生產工具都歸生產勞動者所有，一切權都歸勞動者執掌，這是我們的信條；你們若非甘心縱容那不肯從事生產勞動的資本家作惡，也應該是你們的信條。
此時勞動運動的宗旨
現在中國底勞動運動，無論官場如何禁止，無論沒良心的學者如何否認，可是他已經發生了。將來的結果，我想總不至於象民國元二年的這麼工黨什麼勞動黨一樣。
要問將來的結果，先看此時的宗旨。此時勞動運動應該抱一種什麼宗旨呢？戴季陶先生曾在《星期評論》上說過：
我們如果要從事於勞動運動，就上海說，當然要把上海勞動者的實際問題拿來打算。倘若真是為勞動運動盡力，就應該暫時不要用甚麼「政治的罷工」來運動工人。因為那種空空洞洞無頭無腦的政治運動，就今天上海勞動者本身上講，實在不感觸甚麼必要。現在上海的工人最要緊的，就是「生活的改良」，離開了改良生活的問題，無論甚麼事他們本身都不能享用的。政治的勞動運動至少都要勞動者本身的生活改善了多少，欲望增進了多少，他們自己感覺到「由勞動者管理工廠」、「由勞動者所有生產機關」的必要，了解了這些意思然後才能發生，著手運動也才有效果。今天呢，我們對於這些問題，研究只管研究，宣傳只管宣傳，實際的運動上，就不能不暫時擱開，把全副精神放到勞動者團結和改良生活條件的問題上面去。
季陶先生這一段話指示此時勞動運動的宗旨，我覺得很恰當。此時勞動運動效果帶了政治的臭味，不但勞動者不能夠了解，而且恐怕政客利用。上海工會由於小政客發起的居多，所以開起會來總是穿長衣的先生們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什麼工界代表在什麼國民大會策進會裡笑話鬧夠了，勞動界諸君快快覺悟吧！諸君若真心從事勞動運動，務必要專心在工會組織和工人生活改良上做工夫，倘若夾雜著政治運動來出風頭，那結果必然和民國元二年的工黨勞動黨一樣。政客式的工會呀！我禱告你已成立的快快消滅，未成立的別要發生！
歡迎新軍人
現在及近的將來或至於很遠的將來，我們都沒有理由主張絕對的廢兵論，而現在的軍人尤其是軍官卻十分為害於社會，這是毋容諱飾的。他們不但把持民政財政機關使政府行政無形擱淺，而且包庇鴉片煙與賭博使社會受無窮之害，這種現象不但使社會上一般人厭惡軍人，就是明白的軍人也都痛心疾首。救濟的方法既不能夠從根本上主張廢兵，惟希望有一班新軍人挺身出來團結同志，將一班為害社會的舊軍人漸次淘汰乾淨。這可以叫做「軍人自決」，也可以叫做「軍人自治。」但是須有何種資格才算得是新軍人，這是必須確定的，否則不但人人可以隨便自稱新軍人，並且比較有良心而徘徊歧路的軍人沒有機會找出他的自新之路。新軍人的資格並不在他的軍事學勝過舊軍人，他所以與舊軍人根本上絕對不同的是在兩大信條：
一是要做社會公有的軍人，不做個人私有的軍人。外國人只一個「財產私有」已弄到社會不得安寧了，我們中國人自辛亥革命以來又加上一個「軍人私有」，所以更鬧得不成世界。只聽說有段軍有奉軍有辮子軍有唐繼堯的兵有陸榮廷的兵，卻沒聽說有中華民國的兵。他們倚仗有他們的私有軍隊，所以才敢於橫衝直撞，硬把中華民國鬧到這步田地。有覺悟的新軍人諸君啊！你們無論職務大小都有一個堂堂的人格，你們不是一盞燈一張椅一把刀一匹牛馬，不要再做個人私有物了罷！
二是要做有生產力的軍人，不做單純消費的軍人。社會上何以說勞工神聖，是因為他有生產力。社會上何以厭惡軍人，是因為他是單純的消費者。舊式軍人是帝王酋豪特別蓄養一部分人替他打江山爭地盤的，所以有隻消費而不生產的權利。新式軍人是社會上人人應有抵禦外侮之義務，所以除了在戰爭及訓練期間，不應有不生產而消費的特權。軍人若有了生產力，現在所極難解決的軍費問題、裁兵問題、兵匪勾結問題、軍人包庇煙賭問題便自然解決了。像中國古代「寓兵於農」的制度和現在俄國的勞農兵，都是軍人而有生產力的好榜樣。
以前的事都隨著民國九年去了。我希望我廣東的新軍人隨著新年思想一新，實行新軍人兩大信條，宣傳新軍人兩大信條，好做全中華民國新軍人的模範。我心中對於廣東充滿了我的希望，我更希望廣東軍人能為中國軍界開一新紀元。
陳獨秀君之教育計劃
——先辦廣東大學
廣東陳省長邀陳獨秀先生赴粵主持全省教育，並保證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撥充教育經費。迭志本報。茲陳先生已抵廣州。住長堤大東酒店。有人詢其辦理教育意見之大略。陳君答詞多與本報前次所載戴季陶先生談話中所述者相同。惟關於先辦大學之意見較為詳盡。據云刷新教育必先搜羅人才。大學所在即人才所在，故須先行建設大學。將來全省教育事務統由大學委員會辦理。此種制度實非創舉，乃仿法國定製。惟廣東此時情狀與教育已發達之法國不同。採用此種制度時不能不略為變通。我國向來言教育者多以小學為起點。由小學而中學而專門。如此辦法，在學術上無堅固之基礎。至於中學教育亦宜與高等專門人數相應，不則半途而廢，於學業上固屬可惜。而供過於求，亦決非青年學生之好現象。譬如高等專門需要七十人，中學供給一百人，則不為多。中學若供給至二百人，則中級學問人才有過剩之憂矣。余主張先辦大學。一方則為招集人才，以謀教育之發達；一方即為容納中級畢業生之過剩。照現在情形，能辦理大學兩所更佳。不能，先設一所亦可。至經費一層，全省常年須得三百萬以上。廣東全省收入為三千餘萬。以十分之一撥充教育費殊不為多。即此三百萬，以三分之一開辦大學。其餘以之興辦省立各校及社會教育，僅足敷衍。若不及此數，則辦理殊不易矣。至大學地點，當然設欲廣州。經費既由廣東支出，當名為廣東大學。■藉關余舉辦之西南大學（原文此處為■），截然兩事。至建設校址，當擇東郊農林試驗場，或其附近地方。若節在省經費，就高等師範校址改辦。隨圖擴張。亦未嘗不可云云。廣東教育界當然另闢一新紀元矣。
新教育是什麼？
這篇是本年一月二日我在廣州高等師範學校底演說，當時朴生、載楊二君記得很清楚，茲就二君所記略加增改，在本志上發表，因為廣州底報紙別處不大見得著。
今天討論的問題是「新教育是什麼」。新教育底對面就是舊教育，新教育和舊教育有什麼分別呢？
或者有人說：新教育是學校，舊教育是科舉。其實這個分別不過是形式的分別；科舉時代所貴的是功名，是做官；現在學校所貴的還是有文憑，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樣。
或者又有人說：舊教育是習經、史、子、集；新教育是習科學。其實這個分別也不過是教材上的分別；不能夠當做新舊教育絕對不同的鴻溝。況且講哲學可以取材於經書及諸子，講文學可以取材於《詩經》以下古代詩文，講歷史學及社會學，更是離不開古書底考證，可見即以教材而論，也沒有新舊底分別。經、史、子、集和科學都是一種教材，我們若是用研究科學底方法研究經史子集，我們便不能說經、史、子、集這種教材絕對的無價值；我們若是用村學究讀經、史、子、集底方法習科學，徒然死記幾個數理化底公式和一些動植礦物底名稱，我們不知道這種教材底價值能比經、史、子、集高得多少？
舊教育——科舉
新教育——學校
形式的不同
——經史子集
——科 學
教材種類的不同
照上表看起來，科舉和學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經、史、子、集和科學只是教材種類的不同，不能說科舉和經、史、子、集是舊教育，也不能說學校和科學便是新教育，我們必須另外找出新舊教育分別的地方是什麼。在我說明之先，我請各位想想到底什麼是新教育，什麼是舊教育？
新舊教育不同的地方，各位一定有許多意見，但現在沒有機會可以和諸君各個討論，只好拿我的意見告訴各位。我以為：
舊教育——主觀的
教育主義——個人的
教授方法——教訓的
新教育——客觀的
教育主義——社會的
教授方法——啟發的
舊教育的主義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偉大的個人，為聖賢，為仙佛，為豪傑，為大學者；新教育不是這樣，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會，不專在造成個人的偉大。我們現在批評這兩種教育主義的好歹，應該先討論社會和個人的力量那樣較大。我以為社會的力量大過個人遠甚，社會能夠支配個人，個人不能夠支配社會。
各位對於這個意見，一定很懷疑，以為中國民族受孔子的影響何等偉大，印度民族受釋迦牟尼的影響何等偉大，歐洲民族受耶穌的影響又何等偉大，支配世界的這三大民族完全為三個偉大的個人之精神所支配，怎麼說個人不能支配社會，反說社會能夠支配個人呢？
其實，諸位細想，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為這幾個偉大的個人所支配，但我們要想想中國為什麼有孔子？孔子的學說思想何以不發生在印度或歐洲，而發生在中國？反之，釋迦、耶穌的學說思想何以發生在印度、歐洲，而不發生在中國？這是因為中國的氣候土地適於農業，農業發達的結果，家族主義隨之而發達；孔子的學說思想，和孔子所祖述的堯、舜思想，都定〔是〕完全根據家族主義，所謂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君臣，與夫教孝祭祀，無一非家族主義的特徵；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學說思想決不是他自己個人發明的，孔子的學說思想所以發生在中國也決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國的土地氣候造成中國的產業狀況，中國的產業狀況造成中國的社會組織，中國的社會組織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倫理觀念。這完全是有中國的社會才產生孔子的學說，決不是有孔子的學說才產生中國的社會。又如印度地在熱帶，人民抵抗不起天然壓迫，素具悲觀性質，所以釋迦牟尼以前的烏婆尼沙陀各派，釋迦牟尼以後的小乘大乘各派，通印度全民族的思想，對於現世界無一不是徹頭徹尾的悲觀；釋迦牟尼佛正是這種悲觀民族的產物，並不是因為有了釋迦牟尼佛印度人的悲觀思想才發生的。至於耶教不重宗族不尚悲觀，也是地多臨海便於貿易往來富於自由遷徙勇於進取的社會造成的。我相信耶穌若生在中國，也必然主張夫婦、父子、君臣的倫理道德，孔子若生在印度，也必然是一個悲觀厭世的宗教家，釋迦牟尼若生在歐洲，也必然是一個主張自由進取的偉人。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所在的社會都有支配他們思想的力量。
世界各民族中個人的偉大像這三大人物尚且是社會的產物，其他便不須討論了。
又如非洲蠻人以斬殺仇人為道德，印度女子以自殺或自焚殉夫為道德，像這種個人的道德，他們自己必以為是他們個人的偉大，其實是社會一種惡俗造成他們個人的盲目行動。
又如一個城市裡面公共衛生極不講究，個人無論如何注意，在防疫底效果上總是力量很小。
又如現在的廣州有許多很明白的人也坐轎，我敢說日後道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了，就是不明白的人也不肯坐轎。
又如現代就是教育程度極低的人也知道奴隸制度不好，但是在蓄奴社會的古代希臘，個人偉大的亞里斯多德竟主張奴隸制度不可廢。
像這種個人必然受社會支配的例也不知有多少。前代的隱者，現代的新村運動及暗殺，都是個人主義教育結果底表現。前二者是想拿個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會底先驅或模範，後者是想除去社會上惡的一部分好達到改良社會底目的。其實都是妄想，他們都不明白社會支配個人的力量十分偉大。要想改革社會，非從社會一般制度上著想不可，增加一兩個善的分子，不能夠使社會變為善良；除去一兩個惡的分子，也不能夠使社會變為不惡。反之，在善良社會裡面，天資中等的人都能勉力為善；在惡社會裡面，天資很高的人也往往習於作惡。譬如我們現在生存在這資本制度之下，無論如何道德高尚的人，他的生活能夠不受資本主義支配嗎？社會差不多是個人底模型，個人在社會裡，方圓大小都隨著模型變，所以我敢說如果社會不善，而個人能夠獨善，乃是欺人的話。
我所以反覆說明社會支配個人的力量比個人支配社會的力量大，並不是主張個人只要跟著社會走，不須努力；不過在教育方面著想，我們既然不能否認社會的力量比個人大，我們便應當知道改革教育底注重點在社會不在個人了。因為人類的精力不可濫用，必須用得很經濟；比方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會得十分效力，如注重個人不過得兩三分效力，就是能得七八分效力，我們的精力也用得不經濟了。精力用得不經濟，減少教育的效力，這是舊教育個人主義底第一個缺點。
舊教育個人主義底第二個缺點，就是減少訓練的效力。從實際經驗上看起來：（1）可見之於家庭教師底成績，在家庭教師之下受教育的兒童，學科上或較優於學校的兒童，然對於社會的知識及秩序與公共觀念之訓練完全缺乏，最好的結果不過養成一個文弱的乖僻不解事的書痴。（2）可見之於學校兒童底成績，我們往往看見小學生在學校受訓練時，頗為活潑，守秩序，能合群，一入家庭社會，即與學校環境相反，在學校所受短時間的訓練遂不發生效力。（3）可見之於專門以上學生之成績，我知道有許多學生，在學校讀書時，品行很純潔，志趣很高尚，很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一旦出了學校，入了社會，馬上就變成一個胸中無主的人，在社會裡混久了，會變成一個毫無希望的惡人。這都因為個人主義的教育把教育與社會分離了，社會自社會，教育自教育，致使訓練失了效力。
舊教育個人主義底第三個缺點，就是減少學術應用的效力。教育本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個人主義的舊教育把教育與社會分為兩件事，社會自社會，教育自教育，學生在社會中成了一種特殊階級，學校在社會中成了一種特殊事業，社會上一般人眼中的學生學校，都是一種奢侈品裝飾品，不是他們生活所必需的東西。此種弊病，社會固應該負責任，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負一半責任。農學生只知道讀講義，未曾種一畝地給農民看；工學生只知道在講堂上畫圖，未曾在機械上應用化學上供給實業界的需要；學礦物的記了許多外國名詞，見了本地的動植物茫然不解；學經濟學的懂得一些理論，抄下一些外國經濟的統計，對於本地的經濟狀況毫無所知。像這等離開社會的教育，是不是減少學術應用的效力？因此社會上不感得教育之需要，不相信教育，教育家是不是應該負責任？救濟這個弊病，惟有把社會與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設在社會底需要上面，不建設在造成個人的偉大底上面；無論設立農工何項學校以及農工學校何種科目，都必須適應學校所在地社會的需要以及產業交通原料各種狀況。即以廣東教育論，廣州附近絲業頗盛，即應設立蠶桑學校；潮惠富于海物及漁業，即應設立水產學校；北江多森林，即應設立森林學校；倘然把森林學校設在惠潮沿海地方，水產學校設在北江，那便違反了社會需要的原則，減少學術應用的效力了。
第四個缺點就是舊的個人主義教育減少文化普及的效力。古時「純粹的個人主義」之教育，不但是貴族的，而且是神秘的；一般著書立說的學者文人務以藏之名山傳諸後世造成個人名譽為目的，專以玄秘難解為高貴，通俗易解為淺陋；現時有許多學問很好的留學生不肯著書譯書恐怕壞了自己的名譽，正是承受了這種古代文人的陋習。現代「學校的個人主義」之教育，仍然不脫貴族的神秘的舊習慣，此種舊習慣底精神，完全可以由學校門首掛的「學校重地閒人免進」的虎頭牌表示出來。新教育對於一切學校底觀念，都是為社會設立的，不是僅僅為一部〔分〕學生設立的；自大學以至幼稚園，凡屬圖書館試驗場博物院都應該公開，使社會上人人都能夠享用；必如此才能夠將教育與社會打成一片；必如此才能夠使社會就是一個大的學校，學校就是一個小的社會；必如此才能夠造成社會化的學校，學校化的社會。現在各學校門首大書特書的「學校重地閒人免進」，明明白白地是要把學校與社會截為兩段，明明白白地是「學校的個人主義」，明明白白地是教育界的閉關主義，這種教育減少了文化普及底效力，也是明明白白的事。
以下再就教授方法下點批評，也可以看出新舊教育底根本不同及其好歹：
現在歐、美教育界有幾句很流行的話：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學生，現代的教育是學生教先生；這話初聽很覺奇怪，其實大有道理，是教訓式的教授法和啟發式的教授法不同底界說，是新教育底精神所在。現在在座各位不是教師就是師範生及熱心教育的人，關於這點很望諸君注意！
醫生診病，必須詳察病人底病狀病源才能開方，服藥後底經過狀況也是一毫都不能忽略的；若只憑主觀的想像，補藥多吃，不但不能治病，恐怕還要殺人哩。哺養小兒也是這樣，依照大人底意思來哺養小兒是不成的，全靠檢查小兒底體溫、血液需要、消化機能，來做大人底指導；並且大人在此指導之下學得許多實際的知識，好過從書本上得來的。先生可以從學生得到許多經驗、知識，且必須從學生學得充分的經驗、知識才能夠教學生，也和醫生診病大人哺養小兒一樣。
舊教育是教學生應當如何如何，不應當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訓的意味，不問學生理會不理會，總是這樣教訓下去，這正是先生教學生。新教育是要研究學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樣才能夠使學生如何如何，怎樣才能夠使學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啟發的意味，是很要虛心去研究兒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應；譬如在實驗室試驗理化，用什麼方法，得什麼反應，全靠對象底反應教我們知識；若試驗者不注意反應，全憑主觀的理想妄下方法，不但徒勞無功，而且在化學的試驗上還要發生危險；啟發式的新教育也是這樣，事事須由學生之反應供給先生教授法之知識，這不是學生教先生嗎？
教訓式的教授法和啟發式的教授法之不同及好歹，大概我們可以明白的了。
但我不是說中國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教訓式的，舊的；不是說歐美各國的現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啟發式的、新的。中國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啟發的，例如孔子答弟子問孝問仁沒有一個相同，這不是他滑頭，也不是他胸無定見，正是他因材利導啟發式的教授方法。現代歐美各國底教育也還是教訓式的居多；就是實驗心理學新教授法最發達的美國，杜威式純粹的啟發教授法也只有一部分人在那裡試辦。所以新舊教育底區別，只是採取的主義和方法不同，並不是空間（國界）或時間（時代）底不同。
杜威先生曾說，中國底教育比日本更有希望，因為中國底教育方才著手，可以採用最新的方法，不像日本底教育制度已凝固不易改用新法。杜威先生這話是中國主持教育的人都應該十分注意的！按照新的教授方法，我們學校里有許多學科要大加改革：
（一）倫理 倫理這科是教人應當如何如何，不應當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訓式教育底代表，完全是沒有效果的。人冷了才知道穿衣底必要，餓了才知道吃飯底必要，他若不覺得冷和餓，我們無論如何花言巧語勸他去穿衣吃飯，都完全是沒有效果的。教訓式的倫理科應該廢除，在遊戲體操以及對人接物時，採用實際的訓練方法，使兒童感覺道德之必要，使兒童道德的本能漸漸發展，這才真是倫理教育。
（二）歷史 歷史教員拿著一本歷史教科書，走上講台，口中念念有詞，什麼蚩尤、黃帝、唐堯、虞舜、夏、商、周，小學生聽了，真莫名其妙；惟有死記幾個名詞，備先生考問，毫無益處，毫無趣味；還不若叫他們去看戲，指著那個紅花臉是黃帝那個黑花臉是蚩尤，他們到還有點興趣。所以歷史一科在小學校應該廢去；就是教歷史，也只可以教最小範圍的鄉土史，不應該教國史。
（三）地理 天天向小學生說什麼倫敦、巴黎、柏林、北京、青海，他們懂得是什麼？所以小學校只能教鄉土地理，而鄉土地理底第一課，就應該從本校講堂教起，一間講堂內有幾許長，幾許闊，幾許高，幾個窗，有些什麼東西，這都是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教法。因為發展小兒觀物推理力底程序，只能夠由已知推到未知，很難有憑空超越的機會；學生在學校得了講堂底長短高低實際的觀察方法，他們一出學校，便會自己推廣到沿途所見及他們家裡房屋底狀況。這種實際觀察的教授方法，比教學生死讀教科書怎麼采〔樣〕？比教學生死記一些無從養成小兒實際觀察力的地名怎麼樣？
（四）理科 理科各科目不用說更是要注重實物經驗的了，但是小學的理科還要注重鄉土的教材，各省的物產不同，各省小學的教材便不能一樣。譬如在廣州教理科，說到冰雪這兩件東西，我就不知道那位先生怎樣能夠解釋得明白？廣州有二十多年沒下雪，香港有活著八十幾歲沒見過雪的人說雪像玻璃一樣，大人尚且冰雪不分，何況小兒；先生若被學生質問怎樣叫做冰，怎樣叫做雪，我想那位先生除了叫學生牢記著冰雪兩個字不必問，或是令學生快去睡覺以外，恐怕沒有第三個方法來圓滿答覆。
（五）圖畫手工 我見過許多學校陳列出好些很精緻的手工和圖畫底成績品，裝潢學校底門面；內中有些教員代學生做成騙人的固然不值得批評，就真是學生自己做的，在外行看起來，必以為成績很好，在懂得教育的人看起來，便不敢恭維了。因為教育品和美術品有很大的分別，我們不當把教育品看做美術品，若是教育品做成了美術品，便算是手工圖畫底教育大失敗，還說什麼成績呢？因為教育兒童直接的目的，不是馬上要教他成一個聖賢學者，所以不用教倫理道德及歷史地理等知識；也不是馬上要教他成一個藝術家，所以不用教他習美術品的手工圖畫；教育兒童直接的目的，是要尋種種機會，用種種方法，訓練兒童心身各種感官，使他各種器官及觀察力、創造力、想像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漸漸的自由生長發育。遊戲、體操、手工、圖畫正是用做生長發育這些本能的工具，所以小學底遊戲體操不專是發育體力的，兼且是發育各種器官肢體之感覺神經及運動神經反應的本能和道德情感的；所以小學底手工圖畫不是教成藝術家的，是用他發育兒童觀察力、創造力、想像力的。因為手工圖畫底目的專在發育觀察力、創造力、想像力，最好是聽憑兒童喜歡做什麼做什麼，喜歡畫什麼畫什麼，使他觀察創造想像的天才得以自由發展。若由先生底意思教他造成美術品，只算是先生自己的成績，於兒童教育無關，這種教育可以叫做「填譜的」教育；一切「填譜的」教育都適以限制受教育者底智識自由活動而使其固定，且造成機械的盲從的習慣，戕賊人類最可貴的創造天才，不單是在手工圖畫教育如此。
（六）唱歌 唱歌是發育兒童美的感想；合唱比單唱好聽，可以養成兒童共同協作的精神；按節拍比不按節拍好聽，可以養成兒童遵守規律的習慣。惟選用歌詞不可文雅，哥哥妹妹，小貓小狗，樹著花，蝴蝶飛，這些眼前事象都是歌詞底好材料。現在有許多小學底唱歌中，填滿了國家、人群、社會、互助、平等、自由、博愛、犧牲，種種抽象名詞，這班人對於小學教育完全是門外漢，完全是迷信教訓式的教育之結果。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新教育底兩個特點：
（一）新教育底主義和方法都和舊教育完全不同；
（二）新教育底效力大過舊教育。
廣東教育制度改革計劃
昨天在某處得陳獨秀寄來所擬教育制度原稿。並謂已得陳炯明同意。茲照錄如下：
廣東全省教育委員組織法
（一）本委員會為全省教育行政最高機關。其主要職權如左。一，編定全省教育制度。二，檢查全省教育成績及監督進行。三，掌管教育經費及辦理預算決算。四，任免省立教育機關之人員。
（二）本委員會以左列人員組織之。（甲）政務委員。一，由省長委任之委員四人。二，由全省大學校長學長各專門學校師範學校校長及大學教授互選之委員四人。（乙）事務委員。三，由政務委員會指定大學及專門師範學校教職員若干人。四，由政務委員會同該項事務委員會延聘專門家若干人。
（三）全會委員互選委員長一人［但二三四種委員未成立以前得由（一）種委員互選之一］，總攬全會事務。
（四）委員及委員長均任期一年，但得連任。
（五）委員長必兼大學校長。
（六）事務委員。分專門教育普通教育（視學員在此內）社會教育。會計檢查圖書儀器、建築體育衛生統計八項。
（七）各項事務委員會開會時。以委員長或其他政務委員以之一人為主席。政務委員會開會時，以委員長為主席。
（八）任免全省省立各校校長及特別教育機關（如圖書館長等）。均由委員長提交政務委員會經多數議決，以全省教育委員會名義公布之。
（九）省長任命之委員，倘經委員會多數委員認為不適當時，得請省長改任。
（十）委員會得用左項事務員。一，書記，主任一人，事務員若干人。二，會計，主任一人，事務員若干人。三，庶務，主任一人，事務員若干人。四，統計，主任一人，事務員若干人。
全省學校系統圖
每年教育經費概算表
大學理工兩科： 1000000元
中學校： 150000元，省立五校
師範學校： 100000，並附屬小學校及幼稚園
專門學校： 800000，農，水產，工，醫，藥，美術，音樂，外國語，八校每校平均十萬元
職業學校： 100000，省立五校每校二萬元，余均縣立
以上學校教育費 2150000元
編譯局： 100000元
宣講員養成所： 300000元
貧民教養院： 100000元
圖書館： 100000元，省立五所
博物館： 100000元
劇院： 160000元
勞動補習學校： 40000元，省城立十處，平均每四處千元
美術院： 100000元
以上社會教育費 900000元
教育行政費： 120000元
外國留學生： 200000元
特別建築費： 200000元
以上特別費共計 520000元
討論社會實際問題底引言
在言論上指導社會是新聞家一種職務，此時廣州的新聞界怎麼樣？我敢說廣州的新聞界，腐敗的不用說了，就是最好的新聞紙，他所發的言論，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與社會毫無關係，他能夠指導什麼？這是什麼緣故？只因為他們不肯討論社會實際問題。
言論自由自然是我們很希望的事，但是我對於此時廣州式的言論自由，十分悲觀，因為此時廣州的言論自由未免太滑稽了。政府黨的機關報公然鼓吹無政府主義，這是什麼一種滑稽的言論自由！許多報上時常造謠言攻擊個人的陰私，這是何等不法的言論自由！至於不滿人意的善堂問題從來無人敢討論；最近的國會選舉總統問題贊否兩面都不敢正正堂堂地發表主張；真的言論自由在那裡！
許多人說此時的廣東是言論最自由的地方，這句話我一百二十分不承認，像此時廣州式的滑稽的言論自由，不法的言論自由，假的言論自由，毫無價值，離真的言論自由相隔還遠得很。真的言論自由不是容易得來的呵！不是旁人可以賞賜我們的呵！
政治上的言論自由此時更不必談起，所以我們不妨就社會問題討論一下，試試廣州到底有沒有一點言論自由的餘地。但討論社會問題，要以實際問題為限；若是離開了實際問題，專門發空議論，就是天天談政治，天天鼓吹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也無人來干涉你，這種滑稽的假的言論自由，我們要他做什麼？
我們算提出關於廣州社會上種種實際問題，要求言論界及讀者諸君大家出來公同討論，我不過提出幾個題目，因為我來到廣州日子很淺，對於廣州社會沒有多少知識。
討論廣州社會實際問題 影畫戲院問題
電影戲也是社會教育之一種，我們一方面固然要提倡，一方面卻要十分注意。我們中國人受了舊戲劇中怪力亂神等惡的感化已經不少，現時影戲怎麼樣？
影戲中最要不得的就是偵探片，有許多國里是嚴重禁止的，我們中國影戲場所演的大半是偵探片；看的人大半也喜歡看偵探片；實在不是好的現象。
偵探影畫片最能養成人機詐作惡底心理，並且能教人以機詐作惡底方法，例如上海閻瑞生殺害妓女蓮英底案中，完全是模仿影戲。
廣州某影畫戲院竟有秘……秘……秘……密……大秘密的廣告登在報上；這影片或者非偵探片，但看他告白中「黑中秘」三字，已令人見了毛骨悚然！
聽說某影畫戲院底經理人還有點知識，奉勸他以後要多演點科學片及新劇片，不可再演偵探片了；偵探片的影戲是警廳應該禁止的呵！
我們為什麼要提倡勞動運動與婦女運動
季陶先生曾說：此時不是勞動運動，是運動勞動運動。我們也可以說：此時不是婦女運動，是運動婦女運動。此時不但他們自己不肯運動，還有些勞動者以為運動勞動運動的人是多事，有些婦女們也以為運動婦女運動的人是多事。
照這樣看來，我們還要提倡勞動運動與婦女運動做什麼？
自來倫理思想可分為兩大派別：一是犧牲弱者以助強者；一是扶助弱者以抗強者。
前一派倫理，在心粗的人看起來，這種不合人道的思想算什麼倫理。其實我們人類自古至今的歷史，都是這種倫理思想造成的，我們現在所見所聞所行，一概是這派倫理的現象；人類將來的歷史縱然有點變化，而人類對於其他動物的倫理觀念，恐怕難得脫去損弱益強的老脾氣。在將來的理想，無論我們如何不贊成這派倫理；但在過去及現在的事實，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
後一派倫理，就是社會主義，就是人類將來的理想。過去及現在的倫理、歷史，都是犧牲弱者以助強者的倫理、歷史；其中最顯明的，就是犧牲勞動者以助資本家，犧牲婦女以助男子。社會主義正因為扶助這兩種弱者，抵抗這兩種強者而發生的。
這兩派對峙的倫理思想正在拚命的血戰中，我們應該取那一派呢？我以為應該取助弱抗強的社會主義。這有什麼理由呢？我以為這理由乃建立在社會學學者所說的「同類意識」上面。
各種動物的「同類意識」發展不等，乃是我們人類進化到今日龐大的社會之一大原因。但是我們人類這種意識固然比其他動物發展，而仍然日在進化中，還未曾儘量發展呵。勞動者不是我們的同類嗎？他們穿的什麼，食的什麼，住的什麼，知道什麼，無日無夜的委身那毫無樂趣的勞動，和沒有知覺生命的機器有何分別？婦女不是我們的同類嗎？本是人類底母親，反變了人類的奴隸；不寄食於父，便寄食於夫；得意者也等於珠圍翠繞的娼家，失意者便是日暮無歸的乞丐；至於一般受虐待的養媳婢女，更過的是極人間悲慘生涯。
我們若要儘量發展我們人類可貴的「同類意識」，對於我們同類的弱者勞動與婦女，便應該發揮真摯的同情心去扶助他們。這就是我們應該採取助弱抗強的倫理之唯一理由，也就是我們所以提倡勞動運動與婦女運動之唯一理由。
我的婦女解放觀
「五一」勞動紀念日和「三八」婦女紀念日，這兩個紀念日，是全人類脫離黑暗走向光明大道的標識。全世界各國，勞動與婦女無處不被人輕視，然而他們卻是人類的最大多數，並且為人類負擔著重大的工作。現在有了「五一」、「三八」這兩個紀念日，每逢紀念，被輕視的人們，都應該特別加緊做一番反抗被輕視的表示，使輕視者知所警惕！
中國的勞動解放運動，已經隨著每次「五一」紀念而日益進展，現在固終說不上完全解放，卻已努力跑近權力地位。婦女解放運動是怎樣呢？可以說還沒有什麼成績。三數個大都會，有些剪髮的女子；先婚後嫁，生私孩子，寡婦嫁人，都不像從前那樣奇恥大辱的事；除了這件事，實在找不出別的成績了。「三八」紀念日，只有很少的人知道，雖然有了兩次「三八」紀念運動，可是力量很微弱，還不能夠使輕視者感覺著被輕視的人們已經有了反抗運動。
今年的「三八」，正當全國的革命高潮中，不肯輕視婦女的人們，自然主張婦女要極力參加革命運動。我當然也不反對這個主張，我並且相信中國的革命勝利，婦女解放運動必能得著很快的發展；可是一向被輕視的婦女們，切不可一刻忘了自身的婦女運動。並且被輕視的婦女們，必須加緊自身的解放運動，才有力量參加政治革命；更進一步說，婦女解放運動，也就是充實政治革命的內容之一種。
中國婦女解放的要求，不但是精神上的，而且是身體上的。中國婦女身體上第一苦惱就是纏足。有些以為小腳有一種美觀，我以為是一種刑罰。我記得在二十多年前，我曾糾合一班小朋友，用黃紙大字抄寫好幾十張清朝西太后禁止纏足的上諭，張貼通衢，勸人放腳，當時全城的人都說我們是班瘋孩子，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宣傳方法固然很好笑，可也收到一些效果，可惜瘋孩子太少，以至到現今二十多年，纏足惡俗還未大改，不但鄉村中仍然是很普遍的，即大都市還未絕跡。聽說甘肅、陝西纏足惡俗更是厲害，腳小的婦女竟至終日膝行，並且市上竟有出賣膝行器具的店鋪，因腳小而膝行者之多，於此可見了。江、浙婦女好著緊身小馬甲，為害肺部也非淺鮮。
中國婦女精神上的苦惱，那便一時說不盡了。一切體教、法律、社交、教育、職業，無不壓抑女子，所以有人號召「男女平等」。我以為按照中國婦女地位，在決定「男女平等」這個問題之前，更要緊的問題，是決定女子也是個「人」。我們中國的詩禮人家，有客來訪問時，若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必定隔著門帘回答說：「我家裡沒有人。」這就是中國的婦女不自算是個「人」的鐵證。所以中國婦女，第一必須取得法律家所謂「自然人」的資格，然後才能夠說到別的問題，才能夠說到和別的人同等權利。
被輕視的中國婦女們！你們要參加革命，你們要在參加革命運動中，極力要求在身體上在精神上解放你們自己，解放你們數千年來被人輕視被人侮辱被人束縛的一切鎖鏈！
辟 謠
——告政學會諸人
前在報上見過章秋桐君論「敗律」那篇文章，後來又聽說他出洋讀書去了，我很贊成他這種態度，我並且很希望政學會諸人都取秋桐這種悔悟的態度，方不是精神上永遠絕對的失敗。
近來看見三月八日的上海《中華新報》（這報是政學會底機關報是人人都知道的）上，有一篇《廣州歸客談》，前一半載了廣東政界許多謠言，後一半說的是陳獨秀「廢德仇孝」的「禽獸學說」；說我「開章明義即言廢德仇孝，每到各校演說，必極力發揮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聞此說，莫不傾耳諦聽，模仿實行……凡社會上囂張浮浪之徒無不樂聞其說，謂父子為路人，謂奸合為天性！同時民黨暴徒如夏重民、吳鐵城等又從而附和之……聞現時廣州各校學生多因仿效此等風氣，家長父兄甚為惶恐，飭令子弟退學者絡繹不絕……」
我在廣州各校的演說，眾耳共聽；各處的演說詞回回都登在報上，眾目共見；有無該報所謂「禽獸學說」，各校學生及看報的人應該知道，用不著我辯正的；夏、吳兩君曾否附和過這種學說，學生家長是否有飭令子弟退學之事，都有事實可以證明，也用不著我辯正的。
我們雖然不主張為人父母翁姑的專拿孝的名義來無理壓迫子女兒媳底正當行為，卻不曾反對子女兒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能說孝是萬惡之首要去仇他。合乎社會需要的道德，提倡猶恐不及，如何言廢？至於「百善淫為先」這句話，我想除了極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說的新聞記者和姬妾眾多大腹賈以外，沒人肯主張罷！
《中華新報》有了這段荒誕的記載，同時溫宗堯氏所支配的廣肇公所也有同樣論調的電報給政府當局，因此我不能不正告政學會諸人道：你們應該納秋桐底忠告，採取磊落光明的態度；即或不能，也不應該因政治上之感情，遷怒於教育界，並且以稍有常識者所不信的謠言誣及教育界之個人，說是「禽獸學說」，說是「滔天禍水」，說是「廣東之慘象」，這種政客作用真可謂異想天開；我奉勸你們不必如此倒行逆施向精神上永遠絕對失敗的路上走。
我以為廣州底言論界及學生界都有辟這種謠言的責任。
《紅樓夢》（我以為用《石頭記》好些）新敘
中土小說出於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說起於神話，亦意在善述故事；這時候小說歷史本沒有什麼區別。但西洋近代小說受了實證科學的方法之影響，變為專重善寫人情一方面，善述故事一方面逐完全劃歸歷史範圍，這也是學術界底分工作用。
我們中國近代的小說，比起古代來自然是善寫人情的方面日漸發展，而善述故事的方面也同時發展；因此中國小說底內容和西洋小說大不相同，這就是小說家和歷史家沒有分工底緣故。以小說而兼歷史底作用，一方面減少小說底趣味，一方面又減少歷史底正確性，這種不分工的結果，至於兩敗俱傷。
我們中國歷來私人的歷史家很少，留心記載當時歷史材料的歷史家更少；因此，我們要研究前代社會狀況，讀小說往往好過讀歷史；但是這種小說家兼任歷史家的習慣，終是小說歷史兩方面發達底障礙。
我們一方面希望有許多留心社會狀況的純粹歷史家出來，專任歷史底工作；一方面希望有許多留心社會心理的純粹小說家出來，專任小說底工作；分工進行，才是學術界的好現象。
拿這個理論來看《石頭記》，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寫人情兩種本領都有；但是他那種善述故事的本領，不但不能得讀者人人之歡迎，並且還有人覺得瑣屑可厭；因為我們到底是把他當作小說讀的人多，把他當作史材研究的人少。
《石頭記》雖然有許多瑣屑可厭的地方，這不是因為作者沒本領，乃是因為歷史與小說未曾分工底緣故；這種瑣屑可厭，不但《石頭記》如此，他脫胎的《水滸》、《金瓶梅》，也都犯了同樣的毛病。
今後我們應當覺悟，我們領略《石頭記》應該領略他的善寫人情，不應該領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後我們更應該覺悟，我們做小說的人，只應該做善寫人情的小說，不應該作善述故事的小說。
什麼誨淫不誨淫，固然不是文學的批評法；拿什麼理想，什麼主義，什麼哲學思想來批評《石頭記》，也失了批評文學作品底旨趣；至於考證《石頭記》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跡，這也是把《石頭記》當作善述故事的歷史，不是把他當作善寫人情的小說。
我嘗以為如有名手將《石頭記》瑣屑的故事儘量刪削，單留下善寫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國近代語的文學作品中代表著作。
告 勞 動
勞動諸君，你們的困苦你們自己都知道，不用我說了。你們的困苦也決不是枝枝節節可以解決的，現在要緊要奉告諸君的，就是各地方各行業之勞動都必須知道必須遵守的兩條大義。
第一條大義是階級的覺悟。糧食是諸君種的，衣服是諸君縫的，房屋是諸君蓋的，礦山是諸君開的，一切車船機器無一不是諸君造的，全世界的東西都由諸君做成，全世界的權柄都應該歸諸君執掌，現在諸君卻為什麼還這樣困苦呢？諸君知道諸君的困苦是從那裡得來的嗎？不用說了，諸君的困苦是從諸君都是一個被雇的勞動而來的。土地機器房屋等生產工具都歸資本家私人占有了，諸君要做工餬口，而沒有土地機器房屋等工具，所以不得不把力氣賣給資本家做他的僱工。資本家給僱工的工錢僅夠餬口度命，其餘大部分利益都歸到資本家的荷包，因此資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勞動者一天窮似一天。諸君的困苦就是從這裡來的。諸君想要免除困苦，非把資本家私有的土地機器房屋等生產工具改歸勞動界大家公有不可。這件事卻不是少數勞動者可以辦得到的，並且不是一些主張不同方法不同各個自由奮鬥的散漫團體可以辦得到的。必須各行業各地方之勞動者都覺悟到：各行業的僱主資本家是一個階級，各行業被雇的勞動是一個階級，這兩個階級的利害是永不相同的。資本家階級組織了政府國會，有了這些權力，所以才能夠壓制勞動，所以才能夠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勞動向來沒有組織，不能團成一個階級，所以顯不出你們的威力，所以才永遠是困苦的僱工。因此可以知道非把各地各行業的勞動組織成一個階級，決沒有反抗組織強大的資本階級的力量。沒有反抗資本階級的力量，決不能將資本家私有的生產工具奪歸勞動界公有。生產工具不歸勞動界公有，勞動的困苦決不能免除，這就叫作階級的覺悟。
第二條大義是革命手段。自古到今，所有的國家政府國會，都是貴族資本家中等社會為他們自己階級的利益組織的，與勞動平民沒有關係，所以勞動平民的困苦，他們向來不聞不問。這也怪不得他們，只怪勞動自己沒有階級覺悟，沒有能力建設自己的國家政府國會，來解決自己的困苦。減少工作時間自然是勞動應該要求的，但時間雖然減少，若是工作上加增了繁重，仍和不曾減少時間一樣。加增工錢自然也是勞動應該要求的，但物價跟著工價漲了起來，仍和不曾加增工錢一樣。所以這等枝枝節節的要求，決不是免除勞動困苦之根本方法。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各行的勞動都有了階級覺悟，大家聯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去組織勞動階級的國家政府國會省議會縣議會去解決勞動自身的困苦。貴族資本家中等社會的國家政府國會省議會縣議會，決不能解決勞動界困苦，勞動界決不可依賴他們，所可依賴的只有你們自己的勞動革命軍。
太平洋會議與太平洋弱小民族
我們社會主義者，往往不甚覺察列強對於被掠奪的各地之苛酷，常一再加以壓迫而不休，其實若謂『非列強』的民族之獨立，全靠列強間不和而保存，良非過言。華盛頓會議底危機，即列強間苟能妥協，則中國或將被列強分割而壓迫，或不被分割而受列強共同的壓迫。誠然中國代表亦將列席於華盛頓會議，但在巴黎和會，中國未嘗無代表，其結果曾何益於中國？中國不簽約曾何補於他土地底喪失？
羅素先生對英國Labour Leader記者說的幾句話，竟然喚不醒我們中國人底迷夢，實在可憐極了！
我們中國人尤其是知識階級尤其是美國留學生，對於華盛頓太平洋會議，有兩個喚不醒的迷夢：（一）他們以為此次華盛頓會議是中國免除外患千載一時的機會，列強至少美國必然主張正義人道幫助中國抵抗日本。（二）他們以為此次華盛頓會議，倘列強不能妥協，衝突起來，限制軍備案不能成立，太平洋諸問題不得解決，不但是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底不幸，簡直是世界和平底不幸。
在這資本私有制度所必然產生的帝國主義時代，那一個不是藉口自由競爭實行弱肉強食，除非列強他們自己拋棄殖民政策，毀壞他們自己的商業，他們如何能夠主張正義人道來幫助弱小民族，所以我們中國人第一個迷夢，可以說是「與虎謀皮」了。至於第二個夢，那太平洋會議底結果必和中國人夢中的說話恰正相反；因為列強間若是自起衝突，相互破壞個乾淨，這時候太平洋沿岸被他們壓迫的弱小民族才有解放之一日；若是他們互相妥協了，則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如中國人、朝鮮人、西伯里亞人，不但沒有解放的希望，被壓迫的程度將比從前更甚，尤其是中國若不急謀劇烈的反抗，遲早不免要受列強分管或共管的運命。所以太平洋會議列強若是衝突而破裂，正是太平洋弱小民族底幸事，如何反說是不幸呢？中國人這種觀察完全錯誤，我所以說那太平洋會議底結果必和中國人夢中的說話恰正相反。
若有人不相信我的說話，檢查一下太平洋會議底來原及召集會議底最近動機，便明白這會議底性質了。
此次太平洋會議遠的來源就是英日同盟，這英日同盟底作用，其初乃是英日合力排除俄國在華底勢力；其後乃是英日合力排除德國在華底勢力。在日俄戰爭以前，中國北方在俄國掌握之中，南方在英國勢力之下，日本初興想來中國得好處，必須北破俄或南破英，否則不能插足，在日本當日聯俄破英圖中國南部，或聯英破俄圖中國北部，本無成見，和英國商議盟約同時也有密使在俄談判，只因英國外交手腕敏捷些，英日同盟成立，俄國便敗於日本；倘當日俄日同盟成立，形勢便和現狀不同了。日俄戰後，日本乃代替俄國底地位，和英國一北一南半分了中國。這時新興的德國忽來插足山東，北日南英都同時戒嚴，英日都要鞏固他們在華的勢力，所以不得不續盟。現在俄德雖然沒有力量損害英日在華的權利，然英國仍然依賴日本幫他壓迫印度，日本也要依賴英國幫他抵制美國，所以第三次盟約本年雖要滿期，英日都還有續盟的必要；但是美國、坎拿大、澳洲都極力反對英日續盟，英國此時固然不願意開罪美國，至於坎拿大和澳洲底反對更足制英國底死命，英國處在兩難，因此只有希望在華盛頓太平洋會議解決之一法，所以太平洋會議有表面上雖由美國發起，內幕中實為英國主動之說，總之英日同盟確為太平洋會議一主要的原因。這種英日分贓的同盟，在幾次盟約上不啻將他們壓迫弱小民族的野心和盤托出：這同盟起源於英日合力排除俄德，壟斷在華的權利，所以盟約第一條即珍重聲明兩締約國之特別利益，即大不列顛國在中國之利益及日本在中國所有利益，這是不用說的了；其第二次盟約即將第一次盟約中維持韓國獨立字樣刪除了，同時加入印度問題，開口即珍重聲明該同盟以「保持兩締盟國在東亞及印度地域之領土權，並防護兩締盟國在該地域特殊利益等為目的」，第三條英國明白承認日本在韓國的權利，第四條日本明白承認英國在印度的權利；這種分贓的盟約是何等明目張胆！
以明目張胆的分贓同監〔盟〕為主要原因底太平洋會議，於太平洋弱小民族是幸事還是不幸呢？
太平洋會議底最近動機，雖由美國上議院議員Borah及眾議院議員Portes先後提議，然所以能夠成立此會議底原因如下：
（a）英日續盟與否急待解決；
（b）日美在中國在西伯利亞在前屬德國底太平洋殖民地種種利害衝突；
（c）美日海軍競爭甚劇，有釀成第二次大戰的趨勢，這是各資本主義國唯一的恐怖；
（d）美國急謀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機會，「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就是他的武器。
試看上列的原因，那一樣是關於太平洋弱小民族底利益呢？
美總統所發華盛頓會議之通牒，不是明說為了軍備限制問題和討論遠東問題嗎？
他們所謂軍備限制問題，乃是圖列強間均衡的限制，免得列強間相互競爭擴充，釀成列強間自身的不幸；並不是相約平均廢除軍備即廢除壓迫掠奪弱小民族底武器。因為列強底軍備或是依現狀加以限制，即或照現狀縮減一半，拿這軍備來壓迫掠奪弱小民族也十足夠用。所以野心勃勃的列強間，能否實行限制軍備，固然是個大大的疑問；即或能實行限制，也只是列強間自身的利益，和被壓迫被掠奪的弱小民族毫無關係。
至於所謂討論遠東問題，乃是討論列強間尤其是美日間如何均分及防護在遠東的利益，免得列強間因利害衝突而決裂，而戰爭與弱小民族以自然解放的機會；並不是列強間都忽然發生慈悲心，願意拋棄帝國主義經濟的及政治的侵略，來討論怎樣解放幫助遠東諸弱小民族呵！
我們中國人尤其是美國留學生趕快不要做夢罷！
我們揣測此次太平洋會議底結果不出三途：一是列強間利害不一致，尤其是限制軍備問題互相猜疑，然又互相迴避不肯決裂，至於無結果而散；一是列強間分贓不勻，勢非武力不能解決，則此次會議即第二次大戰底序幕，這是列強間底不幸，卻是弱小民族大大的幸事；一是弱小民族大大的不幸，就是列強間在此次在會議席上或秘密談判中，分贓均勻，互相妥協，英日同盟擴充為英日美同盟，或更擴充為英日美法（英國戰後雖嫉妒法國，但在中歐局勢上又不能不利用法國防禦俄德，因此法國雖與遠東問題無關或者也要拉入）四國同盟。可憐被壓迫掠奪在此同盟勢力之下的弱小民族，在列強自身內被壓迫掠奪的階級即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和弱小民族攜手努力世界的改造成功以前，決沒有一日能逃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鐵蹄和算盤蹂躪的。
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大海中，沒有一滴水是帶著正義人道色彩的呵！
我們中國人尤其是美國留學生趕快不要做夢罷！
陳獨秀啟事
鄙人在粵時，曾有無恥的懦夫，不敢與我正面為敵，躲在人背後，造下流謠言，中傷我，說我主張「仇孝」、「討父」、「公妻」，說我演說「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等語，居然傳諸報章，我此即撰《闢謠》一文，登載《民國日報》，辨正此事，不圖仍有一二家報章，傳載此種無稽之言，以致法租界會審公堂亦據此項謠言，對於鄙人有所懷疑。茲特聲明：今後各處倘有印刷物公然載此類謠言者，即認為有意損害鄙人名譽，立即訴諸法庭，以儆邪僻，決不取從前置之不理態度，此布。
歡迎上海各業工會代表團
張溥泉先生在廣東某工會演說，大意是說工人運動應該以「誠實」為第一要義，這句話從表面上看起來很淺，裡面的意味卻很深長呵。廣東底工人還算誠實，溥泉先生這句話對於上海底工會或者更是唯一的良藥。
上海是中國工業中心，工人之多，比起英、美、德各國工業大都會來也不算弱，俄、法更不待言了。然而工人團體底內容和組織怎樣，我實在不敢說而且不忍說輕薄話開罪於工界朋友。至於現在發起的上海各業工會代表團卻令我不能不竭誠歡迎。
鄙人歡迎此代表團之點有三：第一，歡迎他們定名上海各業工會，不假冒全國、全省等名義，不愧「誠實」二字。第二，歡迎他們限定各業工會，大概無業游民所組織的招牌工會不便加入了。第三，歡迎他們不稱總工會而稱代表團，可見他們很覺悟總工會的名義不便假冒，這一點更足表明他們誠實不肯欺人的道德。鄙人因此脫帽高呼：
上海各業工會代表團萬歲！
再歡迎上海各業工會代表團
鄙人對於新組織的上海各業工會代表團，抱有無窮的希望；現在他們居然能夠覺悟，居然能夠離開非工人的招牌工會，居然能夠集合機器、紡織、印刷、菸草等真正工人的工會籌備組織，更加令人不能不歡迎佩服了。對於他們的章程發生異議的是勞動聯合會等，老實說，這些團體和各業工會本來是風馬牛不相及，照章他們不能加入，他們發生異議也是人情之常。我們最不解的是：（一）勞動聯合會等說，代表團的名稱及章程與組織之初衷及上海之現狀不符；他們的初衷不知是什麼？不知代表團章程與上海現狀不符的在那一條？（二）協進會代表何以竟令真正工人的工會代表退出團體？上海真正的工人呵！你們第一次見排於商教聯席會議，「不許加入」；第二次又見排於全國工界協進會，「請即退出」了；你們真正的工人還不趕快團結起來和冒充工人反對工人的奮鬥嗎？前次國是會議不許工人加入，有人以為不平；我以為因此促起勞動界階級的覺悟，正是一樁幸事。這此〔些〕機器工會等退出十團體聯席會議，有人以為不幸；我以為因此促起真正工人對於非工人組織的工會之覺悟，更是一樁大大的幸事。這兩樁幸事都是上海工人運動日趨進步的現象，在中國勞動運動史上都有記載的價值，鄙人因此第二次脫帽高呼：上海各業工會代表萬萬歲！
工人與軍人
從前軍界本有「點名發餉」的規矩，現在可就不行了；現在號稱一軍一師的，其實多的不過數千人，少的甚至於數十數百人也稱軍稱師，他們這樣虛張聲勢，不外多得軍餉及把持位置兩個目的，可是中國底軍政正因此鬧糟了。
令人失望的中國軍人已經糟到不可救藥了，令人很有希望的中國工人怎樣呢？現在上海有許多工會也是虛張聲勢的掛起中華中國全國總工會、聯合會等等好看的招牌，其實他們底內容不但外省沒有支部，就是在上海的會員也並沒有幾個真正工人，內中還有一個號稱全國總工會的只有會長一名、會員一名，人家稱他做「一個把總一個兵的工會」，你說可笑不可笑。軍人虛張聲勢可以多得軍餉、把持位置，工會虛張聲勢做什麼？乃因為這班辦工會的人本來在社會上還夠不上紳士的資格，現在乘著勞工神聖的潮流，想假借工會的名義來追隨紳士們打電報出風頭，所以工會的名義越大越闊越好；而且花錢不多，便可得著全國工會會長的頭銜，比從前捐監生捐藍翎五品銜還便宜多了。可是這樣一來，就把中國工人底名譽鬧糟了。工人、軍人都是國家重要分子，現在都糟到這步田地，我們希望有好的軍人、真的工人速速有以自救，勿使軍隊、工會為國人所厭棄，這才是國家底幸事呵！
名 實
名實不符，也是中國社會紊亂不能進步的一個大原因。現在上海有正在分途組織的兩個工團：一個稱上海各業工會代表團，是上海機器工會、上海電器工會、上海紡織工會、上海印刷工會、浦東菸草工會等組織的；一稱上海各業工團總聯合會，是中華勞動聯合會、洗衣同業工會、中華工會、中華全國工界協會、中華印刷聯合會等組織的。這兩個團體底內容姑且不提，單就名義上討論，我們對於上海各業工團總聯合會，在邏輯上有三個疑問：（一）他們分子六分之四都掛起中華全國的招牌，在名稱上上海這個區域範圍底問題如何解釋？（二）六個團體中只有五個工會，五個工會中有三個沒有標明行業，在名稱上「各業」二字作何解釋？（三）既稱總聯合會，上海各業工團是否都包含在內？他們倘不能明白解答三個疑問，我希望他們應該修改名稱，免得名實不符，日後打起電報來要惹那兩教聯席會議的趙先生冷笑咧。
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
——關於建立與發展黨團工會組織及宣傳工作等
同人公鑒：
中央局議決通告各區之事如左：
（一）依團體經濟狀況，議定最低限度必須辦到下列四事：（A）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五區早在本年內至遲亦須於明年七月開大會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區執行委員會，以便開大會時能夠依黨綱成立正式中央執行委員會。（B）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必須在明年七月以前超過二千團員。（C）各區必須有直接管理的工會一個以上，其餘的工會也須有切實的聯絡；在明年大會席上，各區代表關於該區勞動狀況，必須有統計的報告。（D）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須出書（關於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二十種以上。
（二）關於勞動運動，議決以全力組織全國鐵道工會，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唐山南京天津鄭州杭州長辛店諸同志，都要盡力於此計劃。
（三）關於青年及婦女運動，請各區切實注意；「青年團」及「女界聯合會」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內即寄上，望依新章從速進行。
《西遊記》新敘
「……乃是佛與仙與神聖，三者躲過輪迴，不生不滅。」「一心裡訪問佛仙神聖之道，覓個長生不老之方。」這就是《西遊記》作者之旨。這種南北朝以來三教合一的昏亂思想，我們是無所取的了。
在文學的技術上論《西遊記》，那描寫人情本非作者之意，固不當和《水滸傳》、《金瓶梅》及《紅樓夢》相提並論，即述妖狀怪，亦欠深刻。
我們所取於《西遊記》的是什麼？
元、明間國語文蔚然大起，《水滸傳》、《金瓶梅》、《西遊記》都是這時代底代表著作，在研究這時代底語法上，我們不能不承認《西遊記》和《水滸傳》、《金瓶梅》有同樣的價值。
工人們勿忘了馬克思底教訓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說：「近代代議制度國家底政權，都被他們（指資本階級）一手把持；國家底行政機關，只算辦理他們公共事務底一個委員會罷了。」
歷來各國底行政機關都早已把馬克思這段理論證實了，由眼前中國的幾件事看起來，尤其使我們相信馬克思底說話千真萬真。這幾件事是什麼？
（一）是香港水手罷工的事，香港政府不能始終居於調停地位，竟將海員工會封禁了；
（二）是湖南趙總司令承華實公司意旨，殺害了勞工會職員黃愛、龐人銓。
無錢無勢的勞工，怎樣對付這班資本階級一手把持的行政機關呢？也只有聽從馬克思底教訓：「世界勞工團結起來呵！」
「寧波水手」
這次香港海員罷工，所以引起我們十分注意，有兩層重大的意義：（一）是勞動界階級的覺悟。香港海員罷工，何以長辛店、武漢的鐵路工人都起來援助，這是因為他們覺悟到無論是路工是海員，無論在廣東在他省，都同屬一個勞動階級，都應該互相援助，這就叫做勞動界階級的覺悟。（二）是勞動界民族的感情。勞動者只有階級無國界民族界，這本是團結世界勞動者為一階級和世界資產階級對抗的意思，並非說勞動者對於外國資產階級也不應該分別國界民族界。這次香港海員罷工事件，船東方面，英日等外國船居十分之八，所以勞動界階級的覺悟之外，還應該加上民族的感情。斐律賓的水手究竟工價貴而且在中國沿岸語言不通，資本家終不能長久利用，所以這次香港海員最大的危機，只有一班無階級覺悟無民族感情的寧波水手貪利被僱到香港代替那罷工的廣東水手。寧波水手諸君呵！你們都是水手都是中國人，萬萬不可學桂阿茂貪小利去破壞同行而又同胞的廣東水手團體呀！
從前為了四明公所事件，你們是何等齊心何等名譽，現在的香港海員罷工團體，若因為你們破壞了，那時「寧波水手」四字，便成了破壞團體的惡名詞了。
平民教育
教育雖然沒有萬能的作用，但總算是改造社會底重要工具之一，而且為改造社會最後的唯一工具，這是我們應該承認的。我是一個迷信教育的人，所以連貴族的教育我也不反對，而況且在教育極幼稚的中國。話雖如此說，而我們希望教育界有由貴族的到平民的趨勢。在工業未發達的社會裡希望教育發達，自然是妄想；在社會主義未實現的社會裡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自然也是妄想；但是在工業幼稚的資本制度之下能有少數的學校傾向平民主義，卻也未嘗是絕對做不到的事。我對於教育的意見，第一是希望有教育，無論貴族的平民的都好，因為人們不受教育，好像是原料不是製品；第二是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而非貴族的，因為資本社會裡貴族教育製造出來的人才，雖非原料，卻是商品。
上海是全中國工商業最盛的地方，教育也相當的發達起來了，但所有的男女教育是不是製造商品，卻待大家捫心自思，我也不忍妄說，惟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學校作一個風雨晦冥中的晨雞！
基督教與基督教會
我們批評基督教，應該分基督教（即基督教教義）與基督教教會兩面觀察。
基督教教義自然不是短篇文章所可說得詳盡，但是他教義中最簡單最容易說明的缺點就是上帝全能與上帝全善說矛盾不能兩立。依我們的日常所見的惡事和聖書中所稱的惡魔和耶穌代人類所贖的罪惡，這萬惡的世界是誰創造出來的？人類無罪，罪在創造者；由此可以看出上帝不是「非全善」便是「非全能」。我們終不能相信全善而又全能的上帝無端造出這樣萬惡的世界來。此外耶穌一生的歷史像降生、奇蹟、復活等事，都沒有歷史和科學的證據使我們真實相信，這也是教義上小小的缺點。博愛、犧牲，自然是基督教教義中至可寶貴的成分；但是在現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侵略之下，我們應該為什麼人犧牲，應該愛什麼人，都要有點限制才對，盲目的博愛、犧牲反而要造罪孽。
在現在人智發達的社會裡，一切古代人智蒙昧社會所遺傳的宗教教義底缺點自然都暴露出來了，所以我們不必對於基督教教義的缺點特別攻擊；至於基督教教會自古至今所作的罪惡，真是堆積如山，說起來令人不得不悲憤而且戰慄！
異教審判所（Inquisition）之暴烈的壓迫人們思想自由，我們是忘不了的；在「信禮」Auto-da-fe美名之下所燒殺的男女，我們是忘不了的（托爾克馬達做異教審判所所長時，僅西班牙被燒殺的異教徒有八千人，財產被收沒的九萬人，荷蘭加耳五世時，被殺者五萬人，前後遭教會之嫉惡而犧牲的人在一千萬以上）；修道院利用「隱匿權」Droit de refuge為種種罪惡之巢窟，我們是忘不了的；西班牙官吏阿拉委大因信奉哥白尼學說收沒財產禁錮修道院八年的事，我們是忘不了的；教皇仇視人身解剖學及教會指韋薩留斯（著有《人身構造論》，集人身解剖學之大成）為惡魔宣告死刑的事，我們是忘不了的。像此等壓迫思想自由、壓迫科學的事，細舉起來，一大本書也載不了，這都是基督教教會過去的罪惡。
現在怎麼樣呢？大戰殺人無數，各國的基督教教會都祈禱上帝保佑他們本國的勝利；各基督教的民族都同樣的壓迫遠東弱小民族，教會不但不幫助弱小民族來抗議，而且作政府殖民政策底導引（德國宣教師在膠州事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我給你聖經，你給我利權」這句話，真形容得他們惟妙惟肖；無數的宣教師都是不生產的遊民，反要勸說生產勞動者服從資本家；無一國的教會不是日日向資本家搖尾乞憐，沒有財產的新教教會更甚；我們眼見青年會在中國恭維權貴交歡財主獵人斂錢種種卑劣舉動，如果真是基督教的信徒便當對他們痛哭；無論新舊教會都以勢力金錢號召，所以中國的教徒最大多數是「吃教」的人；教會在中國所設學校無不重他們本國語言文字而輕科學，廣東某教會學校還有以介紹女生來勸誘學生信教的，更有以婚姻的關係（而且是重婚）誘惑某教育家入教的，勢力金錢之外，還要用美人計來弘教，是何等下流！
綜觀基督教教會底歷史，過去的橫暴和現在的墮落，都足以令人悲憤而且戰慄，實在沒有什麼莊嚴神聖之可言。
我始終總覺得基督教與基督教會當分別觀察，但是我的朋友戴季陶先生，他堅說基督教教會之外沒有基督教，不知道教會中人對此兩說作何感想？
蕪湖科學圖書社廿周紀念
二十年前，孟鄒以毫無商業經驗的秀才，跑到蕪湖開書店，實是盲目的行動；然當時為熱烈的革新感情所趨使，居然胡胡塗塗，做到現在的狀況。我那時也是二十幾歲的少年，為革新感情所趨使，寄居在科學圖書社樓上，做《安徽俗話報》，日夜夢想革新大業，何物臭蟲，雖布滿吾衣被，亦不自覺。當日社中朝夕晤談的好友，章谷士、曹復生，可憐如今都沒有了！這二十年中，孟鄒辦了個亞東圖書館，我做了幾本《新青年》，此外都無所成就。惟彼此未曾做十分無人格的事，還可以對得起死友。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書此以志蕪湖科學圖書社廿周紀念。
社會主義對於教育和婦女二方面的關係
——在上海專科師範學校演講
今天要貢獻諸位的，不過把我已經研究過的東西，告訴大家。在座諸位都是學生，並且有許多女同學在裡面，所以就把「社會主義對於教育和婦女二方面的關係」說說：
我國的教育，是一種貴族教育，只有少數人可以受得到，一大部人簡直得不到一些好處；就是國立的學校，也是如此。試想辦學校的經費不是國民公共擔任的嗎？為什麼要給少數人獨占利益呢？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況且這種貴族教育，在從前看起來，確是沒有什麼希罕，到現在看起來，簡直是不行了；那是大家所知道的，所以引起一班人要高高唱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了，不但高唱，而且有一班人竟實施了。這種果然是很好的事情，我們也沒有反對的理由，不過據我個人想起來，在現在這種經濟制度以下，一定辦不出好的成績來，他們底希望竟可以說是夢想。像江蘇、直隸、廣東、湖南幾省，現在都已積極的試辦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了；他們底計劃，以為在六年或八年的期限里可以收效；可是籌備的經費，僅足供給教員的薪水和學校設備上的用途，卻顧不到學生的伙食和雜費，那貧苦的人還是不能去受教育。況且這班勞動者，因為受經濟壓迫，每天不能不做十二或十四點鐘的工作，試想他們還有什麼時間去受教育呢？因此任你學校辦的多，要是國民沒有寬裕的經濟，絕對收不到普及教育的效果。
所以要普及教育，先要設法減少勞動者工作的時間，使他們也有讀書的機會；還要國家能擔任各個人受義務教育的一切經費——連伙食也在裡面——像現在待遇師範生的辦法，才可以做得到。但是在現在演講時間為1922年4月12日。這種經濟制度之下，這是不可能的事實，所以要普及教育，唯有盼望社會主義的實行了。為什麼呢？因為社會主義，是主張經濟平均分配的，並且無論什麼大工業、大商業、大交通事業，都握在國家手裡，不許國民私有，那時國家自然有很大的力量，使個個人受教育了。照現在看起來，有錢的可以進學校，再有錢的可以進中等學校，再有錢的可以進大學，到外國去留學，做博士，受人家尊敬；沒錢的呢？自然進不得學校，或者連飯也沒有吃，看來好像都是愚蠢的人。所以現在國民的知識程度和學問的好壞，全看財產的多少為比例，可憐一班窮人中間，不知埋沒了多少天才，這正是貧富的分別，不是智愚的分別呀。但是在社會主義實行以後，一般人都受得到教育，那時才可以斷定智愚的程度。這是在普及教育一方面講，是切望社會主義的實行。
再次，要講婦女問題。婦女的地位總較男子要差一些，這在西洋各國也是如此，不過在我國更差一些罷了。究竟婦女的地位為什麼要比男子低呢？大概是因為知識淺薄，經濟不獨立二個原因。但是知識的淺薄，也因經濟不獨立的緣故，試看社會上的習慣，總是只要兒子受教育，不大要女子受教育；即使要女子受教育，也必定較兒子少一些。兒子和女子不能受相當的教育，都因財產的承繼權專屬於兒子的緣故，所以兒子的教育費就像應得的，女子要想分沾一些，已是不正當的行為了；因此知識差，地位也差了。女子從初生，直到做人母親，總沒有握著財產權的時候，因為無論在法律、道德、倫理各方面講，都是不允許的。所謂「三從」，在從父、從夫的時候，果然不要說起，就是夫死以後，財產權也要歸兒子掌握，到法庭上控訴起來，也要用兒子的名字出面。因為伊們沒有財產權的掌握，連帶伊們的地位都降低了，這樣講來，要婦女得著和男子相等的地位，不能不使伊們有使用財產的自由權；要使伊們有使用財產的自由權，除了實行社會主義以外，沒有旁的希望。因為社會主義，是經濟國有的，也是平均分配的，到那時婦女自然也可以受平等教育，不受經濟的約束，也不怕地位的降低了。照現在說起來，很有幾個自覺的女子，知道經濟不獨立的缺點，要帶累自己的人格，很想脫離家庭，或脫離丈夫而自立。這果然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覺得總不是徹底的辦法。因為女子脫離了家庭或丈夫以後，伊們哪裡能經濟獨立，受教育呢？女子受〔要〕經濟獨立，除非作工。但我們要知道，現在不是獨立生產時代，像從前的人有斧就好作工，有鋤就好種田的情形，是共同生產時代了；不是家庭工業，是工場工業了；不是手工工業，是機器工業了。那麼，要去作工，逃不了要受資本家的壓制。正是脫了家庭的奴隸，去做資本家的奴隸，合來有什麼出入呢？所以說，要解決婦女問題，也要靠社會主義的實行。
今天講的就是這二個問題，據我個人想來，都是和社會主義有很密切的關係，旁的沒有什麼可以貢獻。請諸位把我所講的話，大家思考一下，究竟普及教育和婦女問題，除了用社會主義的手段去解決以外，可有更好的方法？假使有的，那麼再好沒有了。請諸位抱著學者的態度，仔細思考一下，不要一味的盲從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