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之書 · 品鑑藝術

你們可曾聽過一個關於「伯牙馴琴」的道家傳說？[1]太古時代，龍門峽谷有一棵泡桐樹，其乃林中樹王。它豎起枝椏，能與星辰對語，其根深探地底，青銅似的捲曲根須與沉睡銀龍的虬髯交錯糾纏。一日，有一法術高超的仙人將其做成一把神妙之琴，此琴有靈，桀驁不馴，唯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琴師才能馴服。長久以來，中國皇帝將此琴視若珍寶，諸多琴師試圖在它弦上奏出妙音，但一切努力都枉費心力，皆是徒勞。琴只是發出輕蔑的刺耳音調，咿呀刺啦一番，根本不屑與他們口中之曲和諧一致——琴拒絕指認它的琴師。 終於，琴界俊才伯牙出現了。他輕撫琴身，如撫烈馬一匹，而後輕柔觸動其弦。他吟詠自然四季，高山流水，喚醒了樹王所有記憶！春的甜蜜氣息再度嬉戲枝間；溪流匯成瀑布，蜒轉山谷，歡悅奔走，對初生的蓓蕾展開笑靨。倏然間，夏日的夢幻音調流至耳畔，那是夏蟲鳴唱，雨聲淅瀝，杜鵑悲啼。聽，有虎長嘯，山谷作答。入秋，夜晚淒清，草野結霜，皓月當空，恰若劍光，銳利分明。最後，冬臨大地，雪花綻放，野雁盤旋，冰雹擊枝，其聲爽利。 然後調子一轉，伯牙轉而歌詠愛情。森林搖擺，如熱切的情郎迷失於他的思戀。高空之上，雲朵光明亮麗，如驕矜的少女拂略而過，而後消逝不見，唯見地上長長的陰影，絕望般漆黑。調子再變，伯牙接著演繹戰爭，演繹刀光劍影、戰馬嘶鳴。一場風暴從琴弦上流出，席捲了龍門；銀龍騰雲駕霧，穿梭於閃電之間；勢不可當的雷鳴，足以使山崩地裂。聽聞此曲，皇帝大喜，忙問伯牙馴琴的秘訣。「陛下，」伯牙答道，「其他樂師急於奏出自我的歌曲，而我則由琴選取它自己的主題。」事實上，鼓琴之時，究竟是琴成了伯牙，還是伯牙成了琴，恐怕連伯牙自己也分辨不清了。 這個故事娓娓道出了藝術鑑賞的奧秘。藝術作品是一曲交響，在我們最為細膩的心弦上奏響。伯牙才是真正的藝術，而我們則是那架龍門古琴。在美的神奇撩撥之下，我們內心秘密的琴弦被喚醒了，顫動著，戰慄著，激情澎湃地回應美的召喚。心相印，有靈犀。傾聽於希聲，觀賞於無形。藝術大師喚起我們心裡未曾知曉的音符，久違的記憶重新返回自身，帶來新的意義。那些被恐懼壓抑的希冀，那些未曾正視的渴望，重新升起並閃耀光芒。我們的心是藝術家們揮毫潑墨的畫布，他們的顏料調製我們情緒的色彩，他們的明暗光影訴說著我們歡樂的輝光與悲傷的陰影。此刻，作品即自我，自己即作品。 藝術欣賞中靈犀相通的交流，必須基於退而觀之的開放態度。觀賞者必須培養起正確的心態，以接收作品所傳遞的訊息，而藝術家則必須知曉如何將作品的訊息傳遞出來。身為大名的茶師小堀遠州，留給我們如下雋永名言：「賞畫，如臨君側，鬆懈不得。」意欲理解一件作品，必須以謙卑的姿態站在作品面前，屏息凝神，等待它從靜默中流出隻言片語。宋代有位著名的評論家曾作過一番有趣的自白：「年少時，我因喜愛作品而稱頌創作者；而隨著鑑賞力日長我開始讚嘆自己，因我知曉妙筆於何處生花。」應當哀嘆，我們之中鮮有人願費心費力，去研讀藝術家的心緒。出於頑固的無知，我們拒絕向藝術家致以此種最為普通的尊重，於是便常錯失眼前的美的盛宴。藝術家們以美味佳肴款待我們，而我們卻因缺乏鑑賞力而無福享用，只能飢腸轆轆。 對於那些能對作品感同身受的欣賞者，偉大的作品是一個真實的所在，它將你一把拽入藝術，讓你和藝術家生出親密情愫。藝術家是不朽的，他們的愛和恐懼在我們身上一次又一次再生。真正打動我們的，是藝術家的靈魂而非雙手，是人性而非技術——藝術的召喚愈是充滿人情，我們的回應就愈加深沉。正是因為藝術家和我們之間的隱秘默契，在詩歌與小說里，我們常常與男女主人公休戚與共，共歷人生悲欣。堪稱「日本的莎士比亞」的劇作家近松[2]，定下了劇本寫作的一個重要原則，即必須將觀眾帶進作者的隱秘世界。他的學生交上劇作，以期得到他首肯，但唯有一篇打動了他。那是劇本情節有點像莎士比亞的《錯中錯》，講的是雙胞胎兄弟因被錯認而受盡苦難的故事。近松評道：「這才是一個劇本應該具備的精神，因為它將觀眾納入考慮。觀眾是知情者，比演員們知道得更多，他們知道所有誤解所在，於是為台上不知情地奔赴自己悲慘命運的角色而扼腕。」 不論東方還是西方，那些最偉大的藝術家們從未忘記在作品中進行暗示與引導，以將觀眾帶入他們的隱秘世界。偉大的作品，總是引領著我們去領略思維之海的浩渺遠景，每當凝視之時，我們怎能不滿懷敬畏？大師的作品是如此熟稔親切，而與此相比，那些平庸的現代作品又是多麼冷漠！在好的藝術作品中，我們能感受人心中迸發出來的溫暖；而在庸常的作品中，我們只能感到程式化的致意。現代的藝術家們過分執著於技巧的展現，而無法超越自身，創造出靈性之作。那些未能夠喚醒龍門琴聲的琴師們，他們只知歌唱自我，他們的作品更貼近技術而遠離人性情懷。日本有個古諺，女人萬不能愛上自負的男子，因為他心裡除了自己，已沒有一絲縫隙可以容下愛情。這種虛榮自負在藝術中同樣是致命的，無論對藝術家還是觀賞者，它總是扼殺了創作作品與體驗作品時那種珍貴的感同身受。 沒有比藝術上的靈犀相通更為神聖的事了。在心靈交匯的那一剎那，藝術欣賞者超越了自我。那一刻，他時而存在，時而消失於天地之間。他瞥見永恆，但雙眼沒有喉舌，言語無法道出他的歡喜。他的靈魂從物質的羈絆中釋放出來，隨著萬物的節奏律動。正是如此，藝術變得接近宗教，使人性變得高貴。也正是這種靈犀相通，使藝術作品變得神聖。在古時，日本人極為尊崇偉大藝術。茶師們將他們收藏的珍貴藝術品像宗教聖物一樣保護起來，通常要打開層層相套的箱子，才能見到那絲帛輕柔包裹之下，那神聖尊貴的寶物。這些收藏的寶貝通常是不予示人的，也只有入室弟子方能一睹其真容。 在茶道風行的年代，太閤的將軍們在勝仗歸來時，寧可捨棄城池和領地的封賞，而選擇稀有的藝術珍品作為勝戰的獎勵。有很多深受日本民眾喜愛的劇作，都以名畫失而復得為主線。譬如有一個劇作是這樣的：在細川氏的府邸，保存著雪村周繼的一幅達摩畫像。有一天由於守衛武士的疏忽，宮殿突然起火。武士決心不顧一切危險拯救這幅珍貴畫作。他衝進火海，抄起畫軸，卻發現所有出口都被火堵住了。他念頭裡只有這幅畫，於是他拔劍剖開自己的身體，將自己殘破的衣衫裹住畫作，塞進裂開的傷口。火終於熄了。在煙霧瀰漫的餘燼之中，躺著他殘存的屍體，屍體中的珍貴畫作卻未被火損傷一絲一毫。這個聽著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除了對武士的忠誠與獻身精神的刻畫之外，也展示了日本民族對藝術傑作是何等珍視。 然而我們必須謹記在心的是，藝術的價值，止於它能夠對我們訴說的程度。如果我們理解藝術的能力無限，那麼藝術便是一種無限的語言。然而，我們受限的天資，傳統和習俗的力量，以及我們沿襲傳統的本能傾向，都限制了我們藝術品鑑的疆域。在某種意義上，恰恰是自我意識限制了我們對藝術的領悟；而我們的審美趣味，又往往面朝過往來尋找心弦的和諧共鳴。事實上，若經過培養和開發，我們藝術欣賞的疆界能夠得以拓展，我們也能學會享用那些從前未曾辨識、未能理解的美的呈現。然而我們在萬象世界中所看到的畢竟只是自己的形象——這種特質掌控了我們欣賞藝術的視角。茶師們收集藝術藏品時，也嚴格依循自己的審美品位。 這一點讓我想起小堀遠州的故事。弟子們曾誇讚遠州，說他在藝術收藏方面品位高雅。「每件藏品都令人羨慕不已啊。這說明老師您比利休品位更高啊，因為能欣賞他作品的，千人里才有一人哩。」遠州聽到這話頗為傷感，回答道：「這只能證明我的庸常啊。偉大的利休能獨愛只有自己欣賞的作品，而我卻下意識地追隨大眾的趣味。利休實在是千里挑一的茶師。」 當今，那些對藝術趨之若鶩的熱情，有很多其實並無真實的情感基礎，這實在是件憾事。在我們這個諸事民主的年代，人們熱熱鬧鬧地追捧大眾認為的精品之作，卻將內心的情感置之度外。他們追求昂貴，而非別致；他們選擇時髦，而非高雅。對大眾來說，他們假意欣賞文藝復興時期或足利時代[3]的大家之作，然而更津津樂道於那些工業生產線上下來的「高級貨」，那些花花綠綠的雜誌，因為這是更好消化的藝術食糧。對他們來說，藝術家的名號比藝術作品本身更加重要。如幾個世紀以前有中國評論家所說：「世人以耳鑒畫。」正是這種真正鑑賞力的缺乏，使得偽經典盛行於世，遍布視野所及，實覺可怖。 將考古與藝術混淆，是藝術欣賞中另一個常犯的錯誤。崇古是人類性格里最優秀的特質之一，我們應當將其發揚光大。那些古代的大師也理所應當被尊崇，因為他們打開了通往未來啟示之路。僅僅是他們經歷了經年累月的批評，仍能留存下來並且光彩依舊的事實，已經值得我們充滿敬意。但倘若我們僅是憑作品年代的遠近來衡量其價值，這便有些愚昧了。可事實上，我們卻任憑歷史情感凌駕於審美判斷之上。當藝術家安然在墳，我們便奉上歌功頌德的花籃。整個19世紀都被進化論的觀點主導了，它在我們中間造成一種影響，使我們喪失了對每個物種中個體的關注。收藏家們忙於採集某個年代與流派的代表作，卻忽視了一個基本道理，即庸常之作不管收集了多少，也比不上一件傑作能給我們更多的啟迪。我們常常忙於分類鑑別，而丟失了欣賞的樂趣。藝術屈尊於所謂科學的展覽方法，已成為許多美術館的敝敗之源。 在我們的生命框架之中，當代藝術是不容忽視的重要部分。當今的藝術才是真正屬於我們的藝術：它是我們自身的倒影。譴責它就是譴責我們自身。我們常說當今沒有藝術——這責任歸咎於誰？真令人羞愧，我們對古人的作品狂熱膜拜、大肆推崇，卻對當代藝術的潛力漠然視之、無動於衷。藝術家們仍在苦苦奮鬥，他們疲倦的靈魂在冰涼的蔑視的陰影中遊蕩。在這個自我中心的時代，我們給予過他們何種靈感？過往帶著同情審視我們文明的貧乏，而未來將會嘲笑我們藝術的荒蕪。我們正在摧毀生命中的美。但願再能出現那神奇的仙人，以社會生活為體造出巨琴一把，讓這琴將在天才的撫觸下，奏出曼妙的聲響。 * * * 【注釋】 [1] 伯牙，春秋戰國時期晉國的上大夫，著名琴師，楚國郢都（今湖北荊州）人。歷代文獻關於伯牙的記載頗多，最早見於《荀子·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呂氏春秋·本味篇》記有伯牙鼓琴遇知音，鍾子期領會琴曲志在高山流水的故事。《琴操》記載，伯牙學琴三年不成，老師成連把他帶到東海蓬萊山去聽海水澎湃、群鳥悲鳴之音，於是他有感而作《水仙操》。現在的琴曲《高山》、《流水》和《水仙操》都傳說是伯牙的作品。伯牙馴琴的典故疑為作者杜撰。 [2] 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5），原名杉森信盛，別號巢林子。日本江戶時代傑出的戲劇家。他共創作淨瑠璃劇本110餘部、歌舞伎劇本28部，為日本文學留下了寶貴遺產。 [3] 足利時代（1333—1573），一般又稱室町時期。這一時期文化氣象日新月異，在傳統公家文化的基礎上，武家文化獨樹一幟。此外，農民與町眾地位日益上升，由此催生了豐富多彩的庶民文化。這個時期文學、藝術、建築、宗教等各派文化蓬勃興盛，出現了諸多繪畫大師。花道、茶道、枯山水、寺院建築等，都在這個階段得以發展，為今日所見的日式風格奠定了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