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試集 · 戴東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位置
這八百年來，中國思想史上出了三個極重要的人物，每人畫出了一個新紀元。一個是朱子（1130-1200），一個是王陽明（1470-1528），一個是戴東原（1724-1777）。
朱子的學說籠罩了這七百多年的學術界，中間只有王陽明與戴東原兩個人可算是做了兩番很有力的反朱大革命。
朱子承二位程子的嫡傳，他的學說有兩個方面，就是程子說的「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主敬的方面是沿襲著道家養神及佛家明心的路子下來的，是完全向內的工夫。致知的方面是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用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乎其極。」這是科學家窮理的精神，這真是程朱一派的特別貢獻。
朱學盛行之後，大家崇拜朱子，卻不了解朱子的真精神在於提倡致知窮理；明儒薛瑄說，「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這種奴隸性質的迷信養成以後，談致知的只死守朱子的專注，談主敬的多成了迂腐的道學先生。
所以王陽明起來，索性把格物致知的一條路子封閉了，索性專做向內的工夫。朱子說的致知是要「即物而窮其理」；王陽明說的致知是「致良知」，是致那不學而能的良知，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不會錯的。
王學盛行之後，什麼人都可以高談心性，什麼格物窮理的話都成了陳腐之談了。王學之中，確然也出了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物，但王學實在太容易了，弄得一班士大夫空疏不做學問。
戴東原生於朱子的本鄉，跟著朱學大儒江永（1681-1762）做過很深的朱學研究，他的學說最反對王學，而又不是朱學復辟；頗近於朱子格物窮理的精神，而又有根本的和朱子大不同的地方。
戴東原是一個實行「致知窮理」的學者，他說人類分於天然以成性，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必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以漸漸擴充人的智慧。這本是很平常的道理。無奈程朱一派受了道家佛家的影響，把人性看做「天與我完全自足」的東西，不幸受了形氣的污壞，所以要無欲，要主敬，以恢復那原來的完全自足。這種「明善以復其初」的學說，無論是程朱的主敬，王學的致良知，都只是躲懶的捷徑，不是正路。
程朱的大錯有兩點：一是把「性」分成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兩部分，一是把「理」看作「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
從第一個錯誤上生出的惡果是絕對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慾。戴東原大膽地說：「理者，存乎於欲者也。」他又說，「古賢聖所謂仁義禮智，不求於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他有一段名言：
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與夫感於物而動者，之皆不可脫然無之以歸於靜歸於一，而恃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惑於所行即為懿德耳。
他主張血氣心知即是性；而心知輔助情慾，使能「不惑於所行」，即是善，即是懿德。
從第二個錯誤上生出惡結果是容易把主觀偏執的「意見」認作「理」，認作「天理」。戴東原說，「夫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他痛論人意見為理的大害道：
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為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禮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這種眼光直是前無古人。戴東原指斥程朱王的學說，只因為他們不排斥情慾，不近人情。他自己的政治哲學只是「遂民之欲，達民之欲」八個字。他說：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慾求之，使之無疵之為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慾求之，使之忍而不顧之為理。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為欺偽之人，為禍何可勝言也哉？
戴東原既反對那種「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的「理」，他自己對於「理」的見解是：
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
理即是事物的條理。他說：「天地人物事為，不聞無可言之理者。」他主張要在「舉凡天地人物事為，求其必然不可易」，——這正是科學家求知的目的。
宋儒也曾說「即物而窮其理」，但他們把理看作無所不在的渾淪的天理，所以後來終於回到冥心求理的內功路上去。戴東原便不然，他說：
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後而理得。
「剖析至微」便是戴學的治學方法。王陽明對著竹子呆坐，如何能格物？戴氏做學問的方法所以能有大成績，正靠他凡事「必就事物剖析至微。」他曾對姚姬傳說：
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余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
他要人把那從剖析推求得來的見解，再用演繹的法子應用到古今的事實上去（他所謂「道」只是日用事為），若能條理貫通，不留余議，方才是證實的真理，方才是十分之見。這真是科學家的態度與精神。
以上所論，可見戴東原在破壞方面是攻擊宋明儒者的理欲二元論和主觀的天理論；在建議方面是提出理欲一元論，點出理義有客觀的存在並且必須是客觀的證實。他批評程朱的學派雖然同時並列致知與主敬兩方面，實際上卻是「詳於論敬而略於論學」。他自己的哲學便是老實地傾向致知的方面，敬只成了求知的一個附屬條件。他說：
必敬必正，而意見或偏，猶未能語於得理。雖智足以得理，而不敬則多疏失，不正則盡虛偽。
他很明白地宣言，只有智慧的擴充可以解決一切情慾問題和道德問題。我們引他一段話來做他的哲學的結論：
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至，大之能儘是非之極至；然後遂已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已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
人都知道戴東原是清代經學的大師，音韻的大師，清代考核之學的第一大師。但很少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後第一個大思想家，大哲學家。他在經學考據的方面，雖有開山之功，但他的弟子王念孫、段玉裁等人的成績早已超過他了。他在哲學方面，二百年來，只有一個焦循了解得一部分；但論思想的透闢，氣魄的偉大，二百年來，戴東原真成獨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