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試集 · 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

二十年前，美國《展望周報》（The Outlook）總編輯阿博特（Lyman Abbott）發表了一部自傳，其第一篇里記他的父親的談話，說：「自古以來，凡哲學上和神學上的爭論，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詞上的爭論。」阿博特在這句話的後面加上一句評論，他說：「我父親的話是不錯的。但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他老人家的算術還有點小錯。其實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還只是名詞上的爭論。」 這幾個月里，我讀了各地雜誌報章上討論「中國本位文化」，「全盤西化」的爭論，我常常想起阿博特父子的議論。因此我又聯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討論這個文化問題時，因為用字不小心，引起的一點批評。那一年（1929）《中國基督教年鑑》（Christian Year book）請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題目是《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我指出中國人對於這個問題，曾有三派的主張：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選擇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說，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過去，沒有人主張了。但所謂「選擇折衷」的議論，看去非常有理，其實骨子裡只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那部年鑑出版後，潘光旦先生在《中國評論周報》里寫了一篇英文書評，差不多全文是討論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里用了兩個意義不全同的字，一個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譯為「全盤西化」；一個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譯為「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全力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潘先生說，他可以完全贊成後面那個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個字。這就是說，他可以贊成「全力現代化」，而不能贊成「全盤西化」。 陳序經、吳景超諸位先生大概不曾注意到我們在五六年前的英文討論。「全盤西化」一個口號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評，引起了不少的辯論，恐怕還是因為這個名詞的確不免有一點語病。這點語病是因為嚴格說來，「全盤」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義，而百分之九十九還算不得「全盤」。其實陳序經先生的原意並不是這樣， 至少我可以說我自己的原意並不是這樣。我贊成「全盤西化」，原意只是因為這個口號最近於我十幾年來「充分」世界化的主張；我一時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幾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別聲明「全盤」的意義不過是「充分」而已，不應該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數量的解釋。 所以我現在很誠懇的向各位文化討論者提議：為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數量上即是「儘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我的提議的理由是這樣的： 第一，避免了「全盤」字樣，可以免除一切瑣碎的爭論。例如我此刻穿著長袍，踏著中國緞鞋子，用的是鋼筆，寫的是中國字，談的是「西化」，究竟我有「全盤西化」的百分之幾，本來可以不生問題。這裡面本來沒有「折衷調和」的存心，只不過是為了應用上的便利而已。我自信我的長袍和緞鞋和中國字，並沒有違反我主張「充分世界化」的原則。我看了近日各位朋友的討淪，頗有太瑣碎的爭論，如「見女人脫帽子」，是否「見男人也應該脫帽子」；如我們「能吃番菜」，是不是我們的飲食也應該全盤西化。這些事我看都不應該成問題。人與人交際，應該「充分」學點禮貌；飲食起居，應該「充分」注意衛生與滋養：這就夠了。 第二，避免了「全盤」的字樣，可以容易得著同情的贊助。例如陳序經先生說：「吳景超先生既能承認了西方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那麼吳先生之所異於全盤西化論者，恐怕是毫釐之間罷。」我卻以為，與其希望別人犧牲那「毫釐之間」來牽就我們的「全盤」，不如我們自己拋棄那文字上的「全盤」來包羅一切在精神或原則上贊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們。依我看來，在「充分世界化」的原則之下，吳景超，潘光旦，張佛泉，梁實秋，沈昌曄……諸先生當然都是我們的同志，而不是論敵了。就是那發表「總答覆」的十教授，他們既然提出了「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的三個標準，而這三件事又恰恰都是必須充分採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那麼，我們在這三點上邊可以歡迎「總答覆」以後的十教授做我們的同志了。 第三，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處處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這就是我從前說過的文化惰性。你儘管相信「西菜較合衛生」，但事實上決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況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願採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採取。你儘管說基督教比我們的道教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實上基督教有一兩百個宗派，他們自己就互相詆毀，我們要的是那一派？若說，「我們不妨採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是「全盤」了。這些問題，說「全盤西化」則都成爭論的問題，說「充分世界化」則都可以不成問題了。 鄙見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討論者以為如何？ 二十四，六，二十二 （原載於1935年6月23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