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國 · 第七章　忽必烈與元朝

1．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的爭位 蒙哥遺留下三個弟弟：忽必烈 〔1〕 、旭烈兀和阿里不哥。旭烈兀自1256年成為波斯汗後，由於遠離蒙古，而沒有要求繼承大汗位 〔2〕 。剩下的只有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阿里不哥作為幼子，已經成為蒙古本土上的統治者，並在蒙古都城哈拉和林紮營。作為蒙古地區的統治者，他準備在蒙古召開庫里勒台，以確保他被舉為大汗。而忽必烈搶在他之前行動。他率軍從武昌北上，在中蒙邊界的上都府（位於今察哈爾和熱河之間的多倫諾爾附近）建大本營，早些時候，他只是在這兒建起了他的夏季駐地。1260年6月4日，他在此被他的黨羽，即他的軍隊，擁立為大汗 〔3〕 。當時他44歲 〔4〕 。 按成吉思汗的法律，這次倉促的選舉是非正式的。按傳統，庫里勒台應該在蒙古召開，會前應召集成吉思汗的四個兀魯思的代表們出席。阿里不哥在蒙哥的丞相、克烈部聶思托里安教徒孛魯合的慫恿下，現在也毫不躊躇地在和林僭取大汗稱號。在中國，控制著陝西和四川的蒙軍將領們傾向於阿里不哥一邊，但忽必烈不久就把這兩個省的軍隊爭取到他一邊。忽必烈的副將們在甘州東部（甘肅境內）打敗了阿里不哥軍，這次勝利鞏固了忽必烈在對蒙古統治下的中國的所有權。忽必烈把他的優勢向蒙古推進，他於1260年年底，在哈拉和林以南的翁金河畔度冬；而阿里不哥朝葉尼塞河上游撤退。接著忽必烈錯誤地設想戰爭已經結束，在和林留一支普通軍隊後，回到中國。1261年年底，阿里不哥捲土重來，驅逐了這支駐軍，並進軍迎戰忽必烈。在戈壁邊境上打了兩仗。第一仗忽必烈獲勝，然而，他再次錯誤地沒有追擊阿里不哥，10天後打了第二仗，儘管戰鬥十分激烈，但卻沒有決定性的勝負。 站在阿里不哥一邊的有窩闊台家族的首領、塔爾巴哈台的葉密立地區的統治者海都和察合台宗王阿魯忽（Alghu或Alughu），阿里不哥曾幫助阿魯忽從其堂兄妻、兀魯忽乃手中奪得察合台兀魯思。由於這一支持，阿里不哥的勢力與忽必烈的勢力相匹敵，直到將近1262年年底，阿魯忽背棄阿里不哥投靠忽必烈（看下文，第331頁）。這一出人意料的背叛改變了形勢。當忽必烈趕走了阿里不哥的人，重新占領和林時，阿里不哥被迫在伊犁河流域與阿魯忽作戰。阿里不哥被兩軍拑住，最後於1264年投降忽必烈。忽必烈寬恕了他，但是，處死了他的一些主要支持者，包括聶思托里安教丞相孛魯合 〔5〕 。為謹慎起見，他把阿里不哥作為重要俘虜囚禁起來，直到1266年阿里不哥去世。 2．征服南宋 家族內部的糾紛結束之後，忽必烈從容地恢復了他征討宋朝的計劃。宋度宗（1265—1274年在位）依靠奸臣賈似道，而賈似道的統治使傑出將領們的努力都成了泡影。度宗死後，賈似道扶持四歲幼孩恭帝（1275—1276年在位）即位，在恭帝的名義下操縱朝政。在攻打南宋的戰爭中，忽必烈幸運地得到兩位傑出將領：伯顏 〔6〕 和阿術（阿術是速不台之孫、兀良哈台之子），還得到回鶻人阿里海牙的支持。1268年，阿術著手圍攻襄陽和樊城這兩個控制著湖北境內漢水下游流域的城市。這一著名的圍攻戰持續了5年（1268—1273年），充滿著許多英勇抵抗的事跡，如兩名英勇的中國將領張貴和張順，受命由水路增援襄陽，在執行任務中壯烈犧牲（1271年）。襄陽守將呂文煥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後來（1272年），阿里海牙從美索不達米亞帶來了兩位著名的穆斯林工程師：毛夕里的阿拉丁和希拉的伊斯邁爾，用他們帶來的攻城武器終於粉碎了被圍困的居民們的抵抗 〔7〕 。樊城於1273年2月被攻占，呂文煥被宮廷陰謀弄得心煩意亂，於同年3月以襄陽城投降蒙古人。 現在，蒙古人在控制著漢水下游，伯顏和阿術沿長江而下，於1275年成功地征服湖北東部要地（漢陽、武昌、黃州），安徽要地（安慶、池州、蕪湖、太平和寧國）和江蘇要地（南京、鎮江）。 〔8〕 接著，伯顏入侵浙江，占常州，抵達宋都、大城市杭州。攝政皇后於1276年1—2月驚恐地把杭州讓給了蒙古人。1276年2月25日，伯顏把小皇帝帶到忽必烈面前，忽必烈待他很好。 〔9〕 由此可以判斷自成吉思汗時代以來蒙古人所取得的進步：斡難河畔的半原始人經過了兩代之後已經上升到具有悠久文明的民族的水平上。 南方仍有待蒙古人去征服，那兒的中國人堅持頑強抵抗。阿里海牙攻占湖南的重要城市長沙和廣西的桂林（1276年）。當時忽必烈被迫在蒙古與反叛他的同族人作戰，這一戰爭使南宋主戰派將領們得到短暫的喘息，他們企圖在福建和廣東沿海重建政權。但是，蒙古人在速客禿將軍的率領下重返中國，依次占領福建省（福州和泉州，1277年）和廣東省的港口（1277年占廣州，1278年占潮州）。中國的最後一批「愛國者」在英勇的張世傑的率領下，帶著新立的9歲的宋朝小王子宋帝昺，在海上的船中避難。1279年4月3日，在廣州西南厓山附近受蒙古水軍攻擊，船毀（或者是被占領，或者是被擊潰）小宋帝昺溺水而死。 包括南方在內的中國全境第一次落入突厥-蒙古族征服者手中。這是5世紀的拓跋氏突厥人和12世紀的女真氏通古斯人都沒有實現的事業，忽必烈最終完成了。正是他實現了10個世紀以來「所有居氈帳」民，即世世代代的遊牧民們，所抱有的矇矓夢想。草原上漫遊的牧民們，即「灰狼和紅色雌鹿的所有子孫們」，隨著忽必烈一起，最終成了中國——整個亞洲定居農民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區——的主人。然而，征服是緩慢的，足以抵消它所產生的壞影響。確實，儘管這位遊牧民的後代忽必烈可能征服了中國，然而，他本人已經被中國文明所征服。因此，他能夠認識到其政策的始終如一的目標：成為真正的「天子」，使蒙古帝國成為中國帝國。實現這一目標的路敞開了。宋朝一滅亡，他就成了具有15個世紀悠久歷史的帝國的合法君主。他的王朝，取名為元朝（1280—1368年），只希望追隨以往的22個中國王朝的步伐。中國化的明顯標誌是：忽必烈從阿里不哥手中奪回和林後，從來沒有到那兒去住過。1256—1257年，他選擇今察哈爾東、多倫諾爾附近的上都府為夏季駐地，在此建了一群宮殿。 〔10〕 1260年，他在北京建都。1267年，他開始在原北京建築群的東北營建新城，他稱之為大都，即「偉大的都城」，也被稱為「可汗之城」，西方遊人稱「汗八里」。它成為蒙古君主們的冬季駐地，而上都府仍是他們的夏季駐地。 〔11〕 3．忽必烈對日本、印度支那和爪哇的戰爭 作為中國的新皇帝，忽必烈要求遠東的其他諸國對他表示效忠，按傳統的中國政策（無論是值得肯定或是否定），這些國家被看成它的天然的衛星國。 高麗儘管已經由蒙古人駐守，但是，仍處於經常反叛的狀況。高麗朝廷已經撤退到與漢城遙遙相望的江華小島上，並在島上指揮抵抗 〔12〕 。然而，1258年高宗［王焢］遣世子王倎作為人質到蒙哥宮廷。忽必烈繼任大汗後，送這位年輕的王子回國統治高麗，他還使他成為自己的女婿。從此，高麗王朝通過與元朝王室的這一聯姻成了一位順從的屬臣 〔13〕 。 忽必烈還要求日本表示效忠。日本攝政王北條時宗（1251—1284年在位）兩次拒絕（1268年和1271年）。忽必烈於1274年派出由150艘船隻組成的艦隊，載著遠征軍，向日本群島進發，軍隊在高麗東南海岸上船，夷平了對馬島和壹歧島，在下關附近九州島上的博多（筥崎）灣登陸。但是草原騎兵們不習慣這些海上遠征。況且，他們的打算僅僅是由他們構成入侵軍的核心，軍隊的主體則是由特別厭戰的中國人和高麗人組成的輔助軍。無論如何，隱蔽在麥諸基要塞附近的九州的大名們奮力抵抗，結果在經歷了短時的退卻（據說是受中國火炮逼迫）之後，他們迫使入侵者退回船上 〔14〕 。 1276年，忽必烈重申要日本效忠的要求，再次遭到北條時宗的拒絕。忽必烈在長期備戰之後，於1281年6月派出更大的船隊進攻日本，一支由45，000蒙古人和120，000中國—高麗人組成的軍隊，他們分別在九州博多（筥崎）灣及肥前省的鷹島和平盧登陸。但是，這一次，蒙古軍（完全離開了他們的環境）和中國—高麗軍（幾乎沒有軍事價值）還是未能抵擋住日本人的憤怒。尤其是1281年8月15日的-一場可怕的颶風驅散或摧毀了蒙古艦隊，蒙古部隊失去了根基，或者被俘，或者被殺 〔15〕 。 忽必烈在印度支那的進展也好不了多少。這一地區當時被分為四大國：安南國（包括東京平原和很久以後成為法屬的安南國、即今北越的東京平原北部），它更多地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占婆國（曾是法屬安南的中部和南部，即今南越地區），它在種族上屬馬來亞—玻里尼西亞人（Malayo-polynesian），文化上屬印度文化（婆羅門教和佛教）；柬埔寨國，或稱高棉，屬於純高棉種人，文化上同樣是婆羅門教和佛教文化；緬甸國，在人種上屬緬甸—藏族，文化上屬印度文化，宗教是佛教；緬甸的白古屬國，是純高棉種人，信佛教。1280年，在忽必烈使者的威逼之下，占婆國的摩訶羅闍［國王］陀羅諾曼四世接受蒙古人的保護，但是該國人民拒絕承認該國被劃分成中國的行政區（1281年）。接著，忽必烈又派出一小支軍隊，由速客禿（漢譯名唆都）統率，經海路從廣州到占婆，唆都攻占占婆都城佛誓（1283年），在今平定附近。然而，蒙古軍未能戰勝占婆的游擊軍，被迫回到船上。1285年，忽必烈派大軍進入印度支那——這次是由諒山過東京平原——由忽必烈之子脫歡（Toghon或Toghan）統率，他攻打安南人。脫歡在北癃附近獲勝，繼續進軍河內，但以後在三角洲的昇隆戰敗，退回中國。與此同時，速客禿企圖在南方從後面攻東京。他在占婆港登陸後，北上去義安和清化，與脫歡會師，但是，在特基特灣遭到安南人的襲擊，並被殺死（1285年）。1287年，又一支新的蒙古軍經東京平原，再次占領河內，但是，蒙古軍仍未能守住該城，只得撤離河內。安南王陳仁宗（1278—1293年在位）成功地抵抗了各次攻擊，勝利地返回都城。然而，在1288年，他明智地承認自己是忽必烈的屬臣。由於他拒絕親自前往北京朝見，忽必烈決定扣留他的使臣陶子奇（1293年）。忽必烈的繼承者、鐵穆耳皇帝終於與從前的「叛臣」和解（1294年）。占婆國王也履行了封臣的義務 〔16〕 。 1277年，蒙古人在緬甸奪取了八莫海峽，通往伊洛瓦底江流域的道路向蒙古人敞開了（馬可·波羅生動地描述了這次戰役，在戰爭中，蒙古弓箭手們更好地利用了緬甸戰象）。1283—1284年，他們再次入侵緬甸，緬甸統治者蒲甘王那羅梯訶波帝（1254—1287年在位）棄都而逃。然而，直到1287年，在第三次戰爭期間，蒙古人才南下到伊洛瓦底江流域，直抵緬甸都城蒲甘，他們掠奪蒲甘城。1297年，蒲甘新王焨苴 〔17〕 為避免災難承認自己是蒙古人的屬臣。1300年，在緬甸小撣邦首中間為蒲甘王位的繼承發生爭吵，為恢復秩序，蒙古人再一次干涉緬甸事務 〔18〕 。 蒙古人的影響一直到達柬埔寨。1296年，忽必烈的繼承者鐵穆耳帝派使團到柬埔寨，使團成員中有周達觀，他留下了關於這次旅行的一部遊記 〔19〕 。從1294年起，清邁和速古泰兩個泰族王國都成了元朝的屬國 〔20〕 。 最後，忽必烈於1293年1月派出3萬人的遠征軍從泉州出發到爪哇。爪哇的主要統治者是爪哇島東部的諫義里王。由中國將領史弼、高興率領的蒙古軍由於另一位爪哇首領土罕必闍耶［拉登·韋查耶］的援助，在滿者伯夷附近打敗了諫義里王。蒙古軍攻占了敵人的都城諫義里，或者稱達哈，但是，土罕必闍耶在此之後轉而反對蒙古人，迫使蒙古軍返回船上。於是，土罕必闍耶在解放了爪哇島之後，建滿者伯夷國 〔21〕 。 4．忽必烈與海都的鬥爭 對忽必烈來說，對這些「殖民地」的遠征遠不如他要進行的平定成吉思汗其餘各支的戰爭重要，特別是對窩闊台的孫子海都 〔22〕 的鬥爭，海都統治著葉密立流域和塔爾巴哈台山地的父系領地。這個蒙古人仍忠實於老傳統，過著他們民族的生活方式，與已經半中國化的忽必烈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毋容置疑，許多蒙古人和蒙古化的突厥人都驚詫地注視著在中國已征服地區內的統治所發生的變化和蒙古大汗向中國天子的轉變。阿里不哥是這一反對派中的第一個代表。海都將扮演著同樣的角色，但是，他使這一角色更具有個性和大無畏的魄力。 以忽必烈為代表的拖雷家族似乎拋棄了純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傳統，海都無視拖雷家族，決定親自恢復窩闊台家族的命運，自1251年以來，窩闊台家族就已經失去了權力。換言之，海都的目標是要宣布他本人是合法繼承人，或者，無論如何，要犧牲忽必烈在蒙古的利益和察合台家族在突厥斯坦的利益，使自己在中亞創建一個大汗國。 海都首先起來反對的是察合台家族。1267年至1269年間，他打敗八剌，占領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爾，留給八剌的只是河中地區。八剌的繼承者們不過是海都任意廢立的屬臣。現在，海都作為中亞的君主採用「汗號」，並攻擊忽必烈。 忽必烈把與海都戰爭的任務交給他的第四子那木罕（Nomokhan或Nomoqan） 〔23〕 ，於1275年派他率軍前往阿力麻里（今固爾扎附近，在伊犁河畔）。那木罕由一些宗王組成的一個傑出的參謀組陪同出征，他們中有脫脫木兒和那木罕的堂兄弟、蒙哥之子昔里吉 〔24〕 。但是，1276年，脫脫木兒因不滿忽必烈，勸昔里吉與他合夥進行反叛。他們兩人背信棄義地拘捕了那木罕，並宣布擁護海都，把那木罕交給海都的盟友、欽察汗忙哥帖木兒。他們還勸說察合台次子撒里蠻和另一些成吉思汗宗王們參加反叛。海都於1277年從阿力麻里向哈拉和林進軍，形勢對忽必烈來說十分嚴峻，他把他最傑出的將領伯顏從中國召回。伯顏在鄂爾渾河畔打敗了昔里吉，把他趕回到也兒的石河畔；而脫脫木兒逃到達唐努烏拉的黠戛斯人境內，後來又在帝國先頭部隊的攻擊下被趕出此地。受到這次挫敗之後，昔里吉、脫脫木兒和撒里蠻之間發生爭吵，昔里吉處死了脫脫木兒，昔里吉與撒里蠻之間也互相採取敵對行動。在採取了一些無目的的行動之後，撒里蠻捉住了昔里吉，向忽必烈投降，並把他的俘虜交給了忽必烈。忽必烈原諒了撒里蠻，但把昔里吉流放到一個島上。此後不久，1278年，那木罕王子被釋放。這個反忽必烈同盟由於成員們素質差而失敗。 但是，海都與忽必烈仍處於交戰狀態，他起碼具有領導者的氣魄。海都作為葉密立、伊犁河流域、喀什噶爾的主人和察合台諸王的宗主（他已使察合台的領地縮小到河中地區），正如忽必烈是遠東的可汗一樣，他是中亞的真正可汗。1287年，海都組成了新的反忽必烈同盟，參加同盟的有蒙古帝國系各支的首領：成吉思汗弟弟們的後代。宗王中有乃顏、勢都兒和哈丹 〔25〕 。乃顏，或者是成吉思汗幼弟鐵木哥斡赤斤的後裔，或者是成吉思汗異母弟、別里古台的後裔 〔26〕 ，其領地在滿洲地區；他是一位聶思托里安教徒，馬可·波羅堅持認為在他的旗幟（或稱纛）上畫有十字。勢都兒是成吉思汗大弟哈撒兒的孫子。哈丹是成吉思汗二弟哈赤溫的後裔 〔27〕 。他們在東蒙古和滿洲地區都占有封地。如果海都從中亞和西蒙古帶來的部隊與乃顏、勢都兒和哈丹在滿洲集合的部隊會合的話，那麼，對忽必烈來說，形勢將變得十分危險。 忽必烈迅速行動起來。他命伯顏代替他駐守哈拉和林，阻止海都。他本人親自率領另一支蒙軍前往滿洲，隨之而行的有成吉思汗最信任的夥伴博兒術的孫子，玉昔帖木兒將軍。帝國艦隊從長江下游的中國港口出發，帶著這次戰爭所需的大批物資在遼河口登陸，這一仗將決定蒙古帝國的命運。乃顏的軍隊在遼河附近紮營，以蒙古的方式，用一排馬車保護著。忽必烈當時是72歲，坐在由四隻象駝著，或拉著前進的一座木塔上指揮作戰。拉施特記道，這次行動十分艱巨，在一段時期內，勝負難分。結果，無疑是忽必烈獲勝了，正如中國史所記，是由於忽必烈軍隊在人數上占優勢，也是由於他把中國軍隊與蒙古軍隊有效地聯合起來。乃顏被俘，作為成吉思汗的侄孫子，忽必烈賜他不流血的死，即將他在氈毯下悶死（1288年）。那些站在乃顏一邊的聶思托里安教教徒們有理由擔心會遭到報復，但是，忽必烈認為基督教對這次反叛不負有責任 〔28〕 。忽必烈之孫、未來的皇帝鐵穆耳完澤篤（Temür Oljaitu）由於粉碎了哈丹和鎮壓了滿洲及其毗鄰的蒙古地區而完全制止了進一步的叛亂。 海都干涉遠東事務的希望成了泡影，但是，他仍是杭愛山以西的西蒙古和突厥斯坦的君主。忽必烈的一個孫子甘麻剌（Kamala） 〔29〕 王子擔負著守衛杭愛山邊境地防止海都入侵的任務，結果他被海都軍打敗，並被圍困在色楞格河附近，在費盡了努力後才逃脫。忽必烈不顧自己年事已高，感到有必要親自前去扭轉形勢（1289年7月）。但是，海都按遊牧方式已經遠遁。1293年，留在蒙古統率帝國軍隊的伯顏，以哈拉和林為基地，成功地發動了一次對叛軍的遠征。同年，忽必烈之孫、鐵穆耳王子取代伯顏統率軍隊。伯顏成了忽必烈的宰相，他在忽必烈去世後不久，於1295年去世。 忽必烈生前未能看到反海都之戰的結束。當這位大皇帝於1294年2月18日去世時，窩闊台家族的首領仍然是杭愛山以西的蒙古和中亞的君主。忽必烈的孫子、繼承者鐵穆耳完澤篤（1295—1307年在位）繼續了這場戰爭。當時海都的主要盟友和屬臣是統治著突厥斯坦的察合台兀魯思首領都哇。在1297年至1298年期間，都哇發動突然攻擊，捉住了汪古部勇敢的闊里吉思王子（即喬治，在此可以回顧一下，汪古部人是聶思托里安教教徒），他是鐵穆耳皇帝的女婿 〔30〕 ，正統帥著在蒙古的帝國軍隊。當時都哇企圖襲擊另一支帝國軍隊，即由保衛著唐兀惕邊境（甘肅西部）的阿難答王子統率的軍隊。但是，他本人卻意外地遭到襲擊，只得逃跑。為報此仇，他處死了他的俘虜闊里吉思（1298年）。 1301年，海都作了進攻帝國的最後一次努力。這次有窩闊台系和察合台系的許多宗王參加。他向哈拉和林進軍，和林當時由鐵穆耳皇帝的侄子海山王子鎮守。1301年8月，在和林與鄂爾渾河左岸支流塔米爾河之間展開一場大戰。結果海都戰敗，並在撤退中死去。 海都之子察八兒在塔爾巴哈台的葉密立地區繼之為窩闊台兀魯思的首領，扮演著同樣的反皇帝的角色，反對忽必烈家族的帝國權利。察合台兀魯思首領都哇最初承認察八兒是他的宗主，但是，不久厭倦了這些無休止的反帝國戰爭，他勸說察八兒承認鐵穆耳皇帝為宗主。1303年8月，兩位宗王的使者到北京宮廷表示效忠，這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它再次把窩闊台和察合台的兀魯思置於拖雷家族的藩屬地位而恢復了蒙古的統一。接著，正像我們將要看到那樣，都哇和察八兒之間發生爭吵；都哇囚禁了察八兒，逼他交出東、西突厥斯坦（約1306年）。都哇死（約1306—1307年）後，察八兒約於1309年進攻都哇之子、繼承者怯伯（Kebek）汗，企圖以此恢復窩闊台兀魯思對察合台兀魯思的霸權，但是，他被怯伯汗打敗，除了逃到中國大汗處避難外，別無選擇。 窩闊台兀魯思就這樣結束了。40年（1269—1309年）來，窩闊台家族在它的基地塔爾巴哈台的葉密立河畔統治著中亞，並與拖雷家族的命運抗衡。 忽必烈的王朝，即中國的元朝，作為其他蒙古汗國的惟一的宗主而存在。北京成為遠至多瑙河和幼發拉底河的世界之都。 為了更清楚地展現忽必烈和海都兩個家族之間的鬥爭，我們不得不敘述到這一鬥爭的結束，即忽必烈死後的15年時。現在，我們可以回過頭來考慮可以稱之為「忽必烈內政」的事情。 5．忽必烈的統治：蒙漢政策 忽必烈推行一種二元政策，該政策的方位是取決於人們把忽必烈看成（或者他自認為）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大汗呢，還是把他看成中國19個王朝的繼承者、天子呢。從蒙古人的觀點來看，他在原則上（如果不是在現實中）始終如一地維護了成吉思汗帝國精神上的統一。作為至高無上的汗，即成吉思汗和蒙哥統治的繼承人，他堅持不斷地要求成吉思汗各大封地的服從，每一塊大封地都成為一個自治汗國。為強制使窩闊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作出這種服從，他的一生是在蒙古的戰爭中度過的。波斯對他來說只是他的帝國的一個省，那兒由他的弟弟旭烈兀統治。在他的眼中，波斯汗——旭烈兀（1256—1265年在位）、阿八哈（1265—1281年在位）和阿魯渾（1284—1291年在位）——只是一些從屬的汗，即高級總督伊兒汗，他們要得到他的任命，並與他保持密切聯繫 〔31〕 。忽必烈這個擁有全中國的人，原則上是突厥斯坦和蒙屬俄羅斯的宗主，以及伊朗事實上的宗主，確實如馬可·波羅所說，是真正的「大君主」，「從亞當時代至今，世界上曾有過的、統治著人民、土地和財富的最強大的君主」。 〔32〕 當忽必烈在亞洲的其他地區成為成吉思汗的繼承人時，在中國，他企圖成為19個王朝的忠實延續者。其他的任何一位天子都沒有像他那樣嚴肅地扮演著自己的角色。他恢復的行政機構治癒了一個世紀之久的戰爭創傷。宋朝滅亡後，他不僅保留了宋朝的機構和全部行政官員，而且還盡一切努力得到了當時任職官員們的個人的效忠。在征服土地之後，他也完成了對人們頭腦的征服，他想獲得的最偉大的名聲也許不是「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征服全中國的人」，而是「第一位治理中國的人」。 交通問題，對這個龐大帝國的行政和物資供應是如此重要，受到了他的密切關注。他修復帝國道路，並在可能栽種的道路兩旁種上樹遮陽，在每隔一定的距離上建商旅客棧。20多萬匹馬分發給各驛站，用於帝國郵政。為保證北京的糧食供應，他修復和開通了大運河 〔33〕 ，使大米經運河從中國中部運往都城 〔34〕 。為了備荒，他恢復了國家控糧的政策，這一政策在中國很早就制訂起來，在北宋統治時期，著名的王安石使之完善。在豐年，國家收購餘糧，貯藏於國倉。當荒年穀價上漲時，開倉免費分發穀物 〔35〕 。還組織了公眾救濟 〔36〕 。1260年法令要求地方長官對老學者、孤兒、病弱者提供救濟。1271年的又一道法令號召建醫院。這些措施除了受到中國行政傳統的影響外，很可能在忽必烈的頭腦中還受到佛教影響的結果，這種影響顯然很強烈。稻米和玉米是定期分發給急需的家庭。馬可·波羅說，忽必烈本人每天就要接濟3萬窮人 〔37〕 。 忽必烈行政管理中惟一不足的是財政方面。在宋朝的各種制度中，忽必烈發現了「鈔」，或者說紙幣的用途。他把鈔票引入流通領域 〔38〕 ，並使它成為財政的基礎。1264年，他頒布了一條法令，公布了用紙幣來計算主要商品的價值。他的第一任「理財」大臣是不花剌的穆斯林賽夷阿札兒（Sayyid Ajall，死於1279年），他似乎把鈔票的發行維持在合理的限度內 〔39〕 。隨後繼任的幾位大臣們開始輕率行事，先是河中費納客忒［前蘇聯塔什干西南］人阿合馬（死於1282年），後是畏兀兒人桑哥 〔40〕 ，他們兩人實行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政策，使鈔票貶值。在聚斂錢財時，他們採取多次兌換錢幣的方式和建立了重利專賣的辦法。阿合馬於1282年被暗殺，他死後受到忽必烈的貶責。桑哥因貪污被處死（1291年）。在忽必烈的統治之後，為了阻止原鈔票的下跌，有必要發行新的鈔票（1303年），這次是輪到新幣貶值了 〔41〕 。 6．元朝的佛教 正如馬可·波羅明確指出的 〔42〕 ，忽必烈對一切宗教都很寬容，儘管他在1279年一度恢復了成吉思汗關於屠殺牲畜的規定——這一規定是與穆斯林習俗相違背的——和一度表現出極端反感《古蘭經》所強加給穆斯林的那些對「異教徒」發動「聖戰」的義務 〔43〕 。此外，他對佛教徒的同情，使他在短時期內對佛教徒的老對手——道士們表現了幾分個人敵視。的確，佛教因他的偏袒而明顯受益。他正是以這種面貌而被載入蒙古傳說的。虔誠的佛教徒、蒙古史家薩囊徹辰甚至給忽必烈冠以呼圖克圖（qutuqtu，崇敬的、神聖的）和查克拉瓦蒂（Chakravartin，在佛教詞彙中是「宇宙之君主」）這些稱號 〔44〕 。甚至在他繼位前，即蒙哥統治時期，他就在上都府召集了一次佛教徒與道士的辯論會（1258年），結果，佛教徒獲勝。在這次著名的論戰中，那摩（曾出席過蒙哥舉行的宗教辯論會）和年輕的吐蕃喇嘛八思巴闡述了佛教教義。像在1255年的辯論會上一樣，他們指控道士們散布流言，歪曲了佛教起源史，把佛教貶成僅僅是道教的附庸。這次論戰之後，忽必烈頒布法令，焚毀道藏偽經，迫使道士們歸還從佛教徒手中奪得的佛寺（1258年、1261年、1280年和1281年法令） 〔45〕 。馬可·波羅記載，忽必烈繼任皇帝後，他曾舉行隆重儀式接受錫蘭王送給他的一件佛骨。 忽必烈在佛教事務中的主要助手是吐蕃喇嘛八思巴，他大約生於1239年，很可能死於1280年12月15日。八思巴是著名梵學家薩斯迦的侄子和繼承人 〔46〕 。主管烏斯藏的薩斯迦寺廟 〔47〕 。忽必烈曾派人到吐蕃請他，忽必烈任用他以便使蒙古人皈依佛教和確保吐蕃的藩屬地位。忽必烈封他為國師，借用古代中國佛教中的這一稱號 〔48〕 。忽必烈於大約1264年左右將吐蕃納入他的政治—宗教統治之下。直到當時，蒙古人還不知道除畏兀兒字以外的其他字母。1269年，八思巴按忽必烈的命令為蒙古人創造新文字，被稱為都爾巴金（dürbäljin），或稱方體字，它是受藏文字母的影響。然而，伯希和認為對八思巴在創造新文字上的作用有些估計過高；無論如何，這些方體字只是暫時流行，因為蒙古人繼續使用模仿畏兀兒字母的文字（只是在書寫方式上有所不同，有更多的角形字），這種文字已成為他們的民族文字。收藏於法國國立檔案館的蒙古大臣手稿正是用畏兀兒文字寫成的 〔49〕 。在這一點上，伯希和指出，畏兀兒文有其不足之處，它僅僅是不完全地表達13世紀蒙語的語音，用畏兀兒文區別不出「o」音和「u」音，發不出詞首「h」的音等等。同樣，對顎音而言，畏兀兒字母也沒有八思巴字母豐富 〔50〕 。 在忽必烈的繼承者中，大多數人與忽必烈一樣是虔誠的佛教徒。首先是他的孫子鐵穆耳，他在忽必烈之後行使統治（1294—1307年在位）。然而，忽必烈的另一個孫子阿難答（Ananda，儘管其名字實屬佛教徒的梵文名）是傾向於伊斯蘭教。「他能熟悉《古蘭經》，並擅長於阿拉伯文」，他是唐兀惕地區（寧夏）的長官，是唐兀惕境內伊斯蘭教的熱情宣傳者。鐵穆耳企圖使他轉而皈依佛教，一度曾徒勞地囚禁過他。鐵穆耳死時（1307年2月10日），阿難答企圖奪取王位，但是，他的侄兒 〔51〕 海山獲得了王位，並處死了他。海山在統治時期（1307年6月21日—1311年1月27日）內表明自己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使許多佛教戒律寫本被譯成蒙古文。中國儒學家指摘他偏袒喇嘛，很可能是對這種偏袒的一種反應，行政機關撤銷了佛教徒和道士直到當時一直享受的財產豁免權 〔52〕 。在忽必烈的重孫、也孫鐵穆耳統治時期（他從1323年10月4日繼任皇帝，至1328年8月15日去世），大臣張珪代表儒生公開抗議尊崇喇嘛。陝西尤其是吐蕃佛僧們常去的地方。一份當時的報導說：「曾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西部各省，城鎮旅社容不下，而住進民房，驅逐房主，趁機姦污婦女。不滿足淫逸，他們又奪民僅有的很少的錢財。必需採取措施阻止公開的吸血者，他們比收稅人更加殘酷」。 〔53〕 也孫皇帝不得不對喇嘛進入中國加以控制。 中國文人們認為蒙古王朝應該對他們實施的過度的佛教「教權主義」負責，它無疑是王朝衰落中起作用的一個因素。然而，佛教對忽必烈家族的異乎尋常的影響，在中國土地上的突厥-蒙古各代的歷史上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同樣的事情在4世紀末著名的苻堅和在6世紀初最後一批拓跋人身上都發生過（參看59頁和65頁）。佛教最初是使這些粗魯的野蠻人變得較為溫和仁慈，後來使他們變得遲鈍，最後使他們失去了自我保護的本能。於是，具有悠久儒教傳統的中國忍受了這些可怕的主人，它看到了這些君主漸漸地失去了危害，它或者是把他們同化，像拓跋人的情況；或者是把他們趕出境，像對待成吉思汗的後裔一樣。如果忽必烈家族信奉了伊斯蘭教——就像如果1307年阿難答獲得成功所發生的情況那樣——形勢會是更加嚴重。伊斯蘭教的勝利對古老的中國文明將是可怕的一擊。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威脅著中國文明的兩次大危險可能是1307年的阿難答的爭位和由於發動者於1404年去世而倖免了的帖木兒入侵 〔54〕 。 7．忽必烈及其繼承人的宗教政策：聶思托里安教 忽必烈對佛教的偏愛絲毫不妨礙他對聶思托里安教表示同情。在基督教的重大慶祝會上，像他的前輩們一樣，他讓隸屬於他的斡耳朵的聶思托里安教牧師把福音書放在他面前，他敬香供奉，並虔誠地吻之。 〔55〕 「1289年，他甚至建立專門機構，即崇福司，管領全國的基督教事務」。他的諭旨，像窩闊台和蒙哥的一樣，使基督教牧師如同佛教徒、道教道士和伊斯蘭教教士們一樣，享受免稅權和獲得其他種種特權 〔56〕 。在此可以回顧一下，蒙古人沿用敘利亞語，稱基督教徒為「迭屑」（tarsa）和ärkägün或ärka'ün（複數ärkägüd或ärka'üd，漢譯名是也里可溫），而教士和僧侶被稱為列班—也里可溫（rabban-ärkägün），主教被稱為馬兒·哈昔（marhasia）。 〔57〕 在蒙古人和蒙古化的各族中，聶思托里安教徒占有相當大的比例，特別是在克烈部和汪古部突厥人中。汪古部突厥人占據著長城以北、今山西邊境一帶原沙陀突厥人之地，他們使用的命名法揭示了他們是聶思托里安教徒，儘管這些名字的漢譯名已掩蓋了該名的實質。聶思托里安教徒常用的名字有：西蒙，闊里吉思（即喬治），保魯斯（保羅），約南（約翰），雅各（詹姆斯），腆合，伊索（耶穌），魯合（路加）。 汪古部人中的大多數居住在今天稱為綏遠省的地區，即今托克托或歸化城境內，該地區在蒙古統治時期稱為東勝。伯希和認為該名來自「科尚城」一名，在馬·雅巴拉哈三世和列班·掃馬傳記中，就是以科尚城來稱呼這一地區。 〔58〕 馬可·波羅給同一地區的稱呼是Tanduc，根據伯希和的看法，Tanduc起源於唐代通用的古名天德（古音為Thiän-tak）。 〔59〕 這是汪古部王朝的實際所在地，王室家族是一些極傾向聶思托里安教、同時又與成吉思汗家族有密切聯繫的突厥王公們。成吉思汗家族顯然從未忘記過對這些聶思托里安教王公們的欠債之情。汪古部首領阿剌忽失的斤 〔60〕 曾經在關鍵時刻，即在被邀加入由乃蠻人形成的反蒙聯盟時，他反其道而行，堅定地站在成吉思汗一邊 〔61〕 。他以生命表達了他的忠誠；因為當他在與乃蠻人打完仗之後返回家園時，他的部落中一些贊成與乃蠻人聯合的部民暗殺了他和他的長子布顏昔班。他的妻子攜帶次子波姚河逃到鄆城。當成吉思汗以金朝征服者的身份進入鄆城時，他的至誠願望是恢復這個忠臣家族對汪古部地區的統治地位。年輕的波姚河隨他出征花剌子模，戰後回歸，成吉思汗把女兒阿剌該別吉嫁給了他。波姚河死後，阿剌該別吉作為成吉思汗親生女，對汪古部進行了強有力的統治。她沒有親生兒女，便把她丈夫與另一個妾生的三個兒子——孔不花、愛不花和綽里吉不花視為親生兒子。孔不花和愛不花先後娶成吉思汗家族的公主們為妻：孔不花娶貴由大汗之女葉兒迷失；愛不花娶忽必烈之女玉剌克 〔62〕 。愛不花之子闊里吉思（即喬治）先與忽必烈之子真金的女兒忽塔德迷失公主結婚，後又與鐵穆耳大汗的女兒阿牙迷失公主結婚。前面已經提到過，他在鐵穆耳手下供職時於1298年被殺的情況 〔63〕 。 這個聶思托里安教王室家族如何緊密地與蒙古王朝聯姻便一目了然。在蒙古人宗教寬容的限度內，該家族成功地利用它受到優待的地位去保護基督教。馬·雅巴拉哈三世和列班·掃馬的傳記表明，在他們動身前往耶路撒冷時，孔不花和愛不花向他們表示祝願和送給他們禮物。 〔64〕 「喬治」王子確實是在暮年時，由方濟各會傳教士約翰·孟德科維諾施洗禮，皈依了天主教。 〔65〕 馬·雅巴拉哈三世和列班·掃馬傳記清楚地表明，元朝中國北方邊境的聶思托里安教並不限於汪古部境，因為在他們前往西方時，他們在唐兀惕境內（即甘肅）受到基督教徒最激動人心的歡迎，特別是在「唐兀惕城」（即寧夏） 〔66〕 。聶思托里安教會確實遍布其境，寧夏，西寧、甘州、肅州和敦煌都有。馬可·波羅提到，僅寧夏就有三座聶思托里安教教堂。 〔67〕 無疑地，這些聶思托里安教徒自唐朝以來就默默地居住在原中國邊境以外的這些地區，但是，他們並非一直局限在這些地區內。由於成吉思汗後裔的征服，現在中國內地也向他們敞開了。人們甚至可以說，在唐朝滅亡後已經被逐出境的聶思托里安教，隨著蒙古人又進入了中國。1275年報達［巴格達］的聶思托里安教主教在北京創建主教區。尾隨蒙古人，聶思托里安教甚至滲入長江下游地區。1278年，忽必烈委託一個名叫馬薜里吉思（漢譯名，原名Mar Särgis）的人管理在今江蘇省內的鎮江。按其名推斷，馬薜里吉思是一個聶思托里安教徒，不久，他很快在鎮江建起一座教堂（1281年） 〔68〕 。在揚州和漢口又建了幾個聶思托里安教教堂。 〔69〕 在敘利亞文的馬·雅巴拉哈三世和列班·掃馬傳記中，有一段著名的記載可以證實蒙古的聶思托里安教信仰。列班·掃馬（死於1294年）和他的朋友、未來的主教馬·雅巴拉哈·麻古思（1245—1317年），兩人都是聶思托里安教徒，至少後者是汪古部人 〔70〕 。麻古思的父親是汪古部科尚城的副主教，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伯希和把科尚城看成是中世紀的東勝，今綏遠和山西邊境上的托克托。列班·掃馬是汗八里（或北京）聶思托里安教教堂中一位巡察使的兒子。他是第一個信奉修道生活的人，曾在北京大主教馬·基瓦古斯的主持下接受了削髮儀式，後來他隱退到離城只有一天路程的山中修道院，在此結識了麻古思。在麻古思建議下，兩人決定去耶路撒冷朝聖。在托克託附近，他們拜訪了汪古部王孔不花和愛不花（他們也是聶思托里安教徒），並告知他們朝聖的計劃，汪古部的這兩個王子最熱烈地接待了他們，並盡力勸阻他們說：「我們正在費力地從西方招來主教和教士，你們為何要去那些地方呢？」但是，見兩人主意已定，汪古部王子們為他們提供了馬匹、錢財和過中亞的旅途所需的一切物品。 朝聖者們先經唐兀惕境，即今甘肅北部、寧夏附近，這兒的聶思托里安教教會星羅棋布。「男人，婦女和兒童都上街歡迎他們。因為唐兀惕地區居民的信仰非常強烈」。他們沿羅布泊和塔里木南緣小道而行，抵達了于闐和察合台汗的領地。當時察合台汗是都哇， 〔71〕 因為據伯希和的估計此事是發生在1275—1276年間。當時，成吉思汗宗王之間的戰爭正在中亞進行，阻止了列班·掃馬和麻古思直接從喀什噶爾到波斯的旅行。他們發現於闐正遭受饑荒，喀什因戰爭而人煙稀少，從喀什往西的路已不通暢。因此，他們轉向北去怛邏斯（奧李阿塔，或今天的江布爾），窩闊台系海都汗在此紮營。 〔72〕 他親切地接見了兩位聶思托里安教徒，並發給他們安全特許證，持此證，使他們得以通過作戰軍隊的前哨，最後抵達波斯的蒙古汗國，當時波斯的統治者是阿八哈汗（1265—1282年在位）。 從敘利亞來的一位可能是說阿拉伯語的基督教徒，漢譯名叫愛薜（即伊薩或耶穌，1227—1308年），在忽必烈統治時期，他身居重要位置。他懂多種語言，精通醫藥和天文，曾在貴由汗庭中供職。1263年，忽必烈任命他掌管星曆司，他似乎是1279年法令的鼓動者之一，通過該法令，忽必烈企圖制止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宣傳。1284—1285年，蒙古高級官員孛羅丞相作為使臣前往波斯汗阿魯渾處時，愛薜陪同前往。愛薜在返回中國後，於1291年被任命為掌管基督教的總監，1297年任政府大臣。 〔73〕 其子也里牙、腆合、黑廝、闊里吉思和魯合都像他一樣是聶思托里安教徒，在北京宮廷中也起著重要作用 〔74〕 。 最後，忽必烈及其繼承者們在北京的他們的親衛軍中有3萬名信仰希臘正教的基督教阿速人，他們是在蒙哥時期從高加索來的。我們已經看到，1275年6月，阿速軍在圍攻長江下游北岸的鎮巢時 〔75〕 ，遭到宋軍狡詐的屠殺。後來，忽必烈把從鎮巢得到的稅收分給了遇害的阿速軍的家屬們 〔76〕 。1336年7月11日，這些阿速軍的後裔送一封表示歸順的信給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1338年帶信給在阿維農的教皇的使團中，除了納昔奧的安德魯和威廉外，還有阿速人托蓋。 〔77〕 此外，伯希和還提到了古代摩尼教在福建又活躍起來這一事實，在宋朝統治時期福建已有摩尼教復興的兆頭。 〔78〕 8．馬可·波羅的旅行 尼古拉·波羅和其弟馬弗·波羅是長駐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1260年，他們離開君士坦丁堡，去以後成為南俄羅斯地區的蒙古欽察汗國進行長途貿易。他們在伏爾加河（馬可·波羅的「Tigris」河）下游的薩萊城受到拔都的弟弟和繼承人欽察汗別兒哥的接見，並賣給他各類珠寶。接著，他們經花剌子模之路來到察合台汗國境內的不花剌城，在那裡留居了三年，因為蒙古宗王之間的戰爭阻礙了他們的歸途。最後，他們決定陪同波斯汗旭烈兀的使臣一起去見旭烈兀的哥哥、在中國的忽必烈。於是，他們只得沿著通常商旅往返之路旅行：經錫爾河畔的訛答剌城、伊犁河畔的阿力麻里和畏兀兒地區，在這裡有別失八里（古城附近）和吐魯番兩個城鎮，吐魯番當時被稱為哈剌火州（馬可·波羅的Carachoço）。 〔79〕 最後，他們經哈密（馬可的Camul）和敦煌，或稱沙州，到達中國，至北京，或稱汗八里。 忽必烈給他們最熱誠的接待，當他們要離開北京時，他希望他們去要求教皇派給他一百名精通七藝的學者 〔80〕 。波羅兄弟於1266年離開中國，到達西里西亞亞美尼亞國的主要港口、地中海岸邊的剌牙思。1269年4月，他們從剌牙思出發前往阿迦。又從阿迦到羅馬。他們未能得到忽必烈要求的傳教士和學者，於是，他們又起航回到阿迦，1271年底他們又從阿迦出發前往中國。這次他們帶著尼古拉之子馬可·波羅，他給我們留下了有關他旅行的重要記述。 馬可跟隨父親和叔叔離開剌牙思港後，取道錫瓦斯，通過小亞細亞的塞爾柱克蘇丹國，到達波斯的蒙古汗國。當時由於波斯汗阿八哈與他的堂兄弟們，即站在海都一邊的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們，正在進行著戰爭，使他們不能走河中之路，因此，他們遂直接斜穿波斯，經桃里寺、蘇丹尼耶和卡尚，然後無疑是經耶斯特和起兒漫到荷姆茲 〔81〕 。他們可能打算從荷姆茲乘船去中國，但是，正像伯希和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南海岸的廣州、泉州、福州和杭州這些大港口當時仍屬於南宋，不屬於蒙古人。所以，在荷姆茲時，波羅一行改變了計劃。他們放棄了經海路到遠東的打算，而是北上，經呼羅珊（馬可稱之為干樹地或孤樹地） 〔82〕 進入中亞，途經尼沙普爾、沙普甘和巴里黑。 為避開波斯汗與察合台兀魯思首領之間屢戰不止的河中戰場，波羅一行從巴里黑向東北方出發，過巴達克山，取道波羅以北的瓦罕高原谷地翻越帕米爾山。他們沿古代絲綢之路（塔什庫爾干，托勒密的「石塔」）而下，進入喀什，馬可讚賞喀什美麗的果園和葡萄園，以及喀什居民的商業意識，「他們經商的足跡遍及全世界」。在喀什，他還注意到一個聶思托里安教教會及該教會的教堂。離開喀什，波羅一行沿塔里木南緣的古道而行，經葉兒羌、于闐、克里亞和車爾城。繞過羅布泊邊緣後，他們穿過了羅不［今若羌］，斯坦因認定羅卜是今天的恰克里克城 〔83〕 。接著他們到了敦煌，或沙州。然後，他們進入原唐兀惕境，來到甘肅的肅州 〔84〕 和甘州，甘州是重要的貿易中心，這些威尼斯人在此呆了將近一年，等候蒙古朝廷的指令。馬可注意到，聶思托里安教徒們在甘州有三座教堂，城內也有許多佛僧，他客觀地讚揚了他們的德行 〔85〕 。 在甘州停留之後，波羅一行又向東繼續旅行，過涼州 〔86〕 和寧夏 〔87〕 。在原唐兀惕人的都城寧夏，大多數居民是佛教徒。但馬可提到了一個聶思托里安教教會，那兒也有三座教堂。接著，旅行者們進入了汪古部境，馬可稱其地為天德（參看上文），天德的中心應該在今托克托，或歸化城附近去發現。馬可·波羅並不是沒有提到汪古部王公們是信仰聶思托里安教的，由於這個原因，他把汪古部王公們與約翰長老的家族、即原克烈統治者的家族混淆了。以後鄂多立克又重複了馬可的這一錯誤。馬可特別提到喬治王子（闊里吉思），當時他在蒙古大汗的宗主權下統治著汪古部。馬可還提到了蒙古王朝與汪古部王室之間的聯姻。 離開汪古部境後，波羅一行進入了中國本土，或者更準確地說，進入了中國的北方，馬可按蒙古人的方式，稱之為契丹，該名來自11世紀北京的君主契丹人。他們從托克托之地出發，於1275年5月到達忽必烈的夏駐地上都府，今多倫諾爾。 波羅一行向忽必烈遞交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世的信。看來忽必烈很喜歡馬可，把他帶到他的冬駐地汗八里（北京）。在馬可自己的陳述中，忽必烈安排他在政府部門，並且，正像我們將要看到的，忽必烈委派他充任各種信任的差使。不過，馬可顯然從未認真識別中國語言；另一方面，他懂波斯文，常常用波斯譯音給中國地名注音。 〔88〕 由於一些錯誤的譯名，所以，馬可及其父、叔能起的作用並不像某些人所企圖推測的那麼重要。伯希和根據馬可提供的鹽的開採情況，推測馬可是在中國鹽稅管理部門工作。很可能他作為揚州副長官的助理，在這個位置上幹了三年。 〔89〕 他所談到的，他的父親和叔叔於1268—1273年在圍襄陽之戰中所起的作用，與中國史籍的記載不相符合。但是，如果這位著名的威尼斯人對其父輩的作用有某些誇大的話，那麼，重要的事實是，儘管他自己的職務不高，但給了他瀏覽中國主要城市的機會。 馬可遊記記述了兩條路線：一條是從北京到雲南；另一條是從北京到福建。在第一條中，他提到了今山西省首府太原和山西省第二大城市平陽（分別寫成Taianfu和Pianfu）；還提到陝西省內的奉元府或京兆府（Quengianfu） 〔90〕 ——當時忽必烈之子、忙哥剌（Mangala）任此地長官（1272—1280年在位），他曾提到過馬可；接著馬可提到四川成都。從成都起，馬可的旅行中有著大量細節的描述。說明馬可確實被差遣到過這些地區。在雲南或者說原大理國，他提到大理（哈剌章），和雲南（昆明，押赤）兩個城市，他提到在雲南已經有一個大的穆斯林社團 〔91〕 。雲南已經形成一個獨立的總督管轄區，由成吉思汗宗王們的後裔統治：他們是忽必烈之子忽哥赤（Ugechi，1267年）、禿忽魯哥（Tughlugh，1274年），忽哥赤之子也先帖木兒（Esen，或Yesen Temür，1280年）。馬可還談到，在他出訪時，也先帖木兒正掌權。他所記載的蒙古在緬甸（或稱緬國）的戰爭（蒙古人1277年，1283—1284年和1287年的遠征）的細節暗示他可能隨軍一直到達緬甸邊境。無論如何，他對1277年的戰鬥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在戰爭中，蒙古弓箭手們使蒲甘王的戰象受驚，強占了通往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莫海峽。他還談到直到1287年蒙古人才進入蒲甘。 〔92〕 馬可記載的第二條路線從北向南地貫穿中國東部，與中國的海岸線平行。從北京出發，經河間府 〔93〕 到長蘆，滋陽，山東濟寧，淮河入海口（當時是黃河入海口）附近的淮安州 〔94〕 ，揚州，蘇州，杭州，浙江省的婺州，浙江蘭溪南部，及附近的衢州，同樣是在浙江省的處州，福建省的建寧府，今福建省首府福州，泉州。可以看到，這條路線南部只通到泉州，因此，馬可沒有提到廣州。 看來馬可還有機會隨忽必烈派遣的兩個使團到過占婆 〔95〕 和錫蘭，去錫蘭的使者們是去取佛骨，其中包括著名的佛牙。在錫蘭，馬可要別人給他講述佛陀釋迦牟尼 〔96〕 的故事。他給我們留下了該故事的生動、可信的概要。 〔97〕 1291年春，波羅和家人們得以乘船返回歐洲。忽必烈的侄孫、波斯汗阿魯渾請求忽必烈給他挑選一位伯牙吾惕部的公主與他成婚。忽必烈為他挑選了該部的闊闊真公主（Kökächin，馬可記Cocachin）。但是，中亞的道路因忽必烈和海都的戰爭而不通暢。因此，忽必烈要波羅一行護送蒙古公主經海路到波斯，同時，讓他們捎帶著他給教皇、法王、英王、卡斯特［北部西班牙王國］國王的幾封信。波羅一行可能不得不在占婆都、佛誓（在平定附近）停泊，接著駛往馬六甲海峽。但是，在離開蘇門答臘海岸後，他們受逆風阻攔了5個月。無疑地，像當時的所有的海員一樣，他們必然瀏覽了當時特拉萬可最大的香料市場奎隆。從奎隆出發，他們繞過德干高原的海岸向坎貝灣航行，然後，沿波斯海岸，在荷姆茲登陸。他們必定是從荷姆茲經起兒漫和耶斯特進入波斯。其時，波斯汗阿魯渾剛去世。波羅一行把闊闊真公主轉交給他的兒子、呼羅珊長官合贊，然後訪問了在桃里寺城的波斯新汗海合都。他們在阿哲兒拜占［亞塞拜然］停留了3個月，此後，他們在特拉布松乘船前往君士坦丁堡。於1295年回到威尼斯家中。 9．元朝經濟的繁榮 馬可書中最有趣的描述之一是他勾畫的中國南北兩地經濟活動的圖畫：中國北方，他繼續稱為契丹（該名來自原契丹人）；中國南方，原來的宋王朝，他稱為蠻子。從他的書中，我們知道了在中國北方已經開採煤礦。「從山上礦層中開採的一種黑石頭，像木頭一樣地燃燒，它們很好燒，以致整個契丹不燒其他燃料。」水路的運用同樣使他吃驚，他尤其提到了中國經濟的主動脈長江在商業上的重要性。「這條河上往來的船隻和運載的貨物比基督教世界中的任何一條河和任何一個海都要多。」他還說，「每年沿該河而上的船就有20萬條，更不用說順水而下的船隻了。」他還提到了帝國運河的經濟作用，這條運河是忽必烈時徹底鑿通的，經這條運河，大米可以從長江下游運到北京。 為管理繁榮的國內商業和開展與印度、東南亞的貿易，在中國中部港口和廣州地區形成了強大的商會。這些商會可以與佛蘭德爾的行會和佛羅倫薩的技術協會相比，甚至還超過它們。關於杭州的商會，馬可寫道：「眾多商人云集在這裡，他們十分富裕，經營著大宗貿易，沒有人能估量出他們的財富。只知道貿易主（他們是企業的頭目）和他們的妻子們都不直接從事任何事情，但是，他們過著如此奢侈豪華的生活，以致人們會想像他們是國王。」紙鈔的普遍使用便利了商業交流，馬可打趣地稱紙鈔為點金石。「我可以告訴你們，在中國，每個人都樂意接受這些紙幣，因為無論他們走到大汗領地內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像使用金子似地毫不困難地用它們來做買賣。」 〔98〕 中國人強烈的商業意識也令這位威尼斯人驚詫。他不斷地回憶起那些豐富的場面：從印度回來的船隻滿載著香料——胡椒、生薑和肉桂；或載著稻米的帆船沿長江順流而下，或沿大運河逆流而上；杭州或泉州的商店內，貴重貨物琳琅滿目，有生絲、錦緞（很厚的絲織品）和繡花織錦（有金線或銀線繡成花的絲織品），以及有特殊圖案的緞子，或稱「刺桐布」織品。 〔99〕 馬可以同樣讚賞的語調描述了中國的主要市場：北方絲綢中心是汗八里（北京，每天都有上千輛滿載生絲的大車駛入，用它們製成大量的金布和成絲）；成都府（四川，成都）生產薄絹，並將這種絲織品出口到中亞；安慶或開封（？）和蘇州（江蘇省）生產金布；揚州（江蘇，揚州）是長江下游的最大的稻米市場。最繁忙的地方是原南宋都城、京師（Quinsai，浙江杭州） 〔100〕 ，在蒙古人的統治下，並沒有喪失它以往的商業活動。事實上，因為它現在與蒙古大帝國的一切貿易聯繫起來，商業貿易還獲得了發展。馬可把它描述成中國的威尼斯。首先是作為最大的食糖市場而提到它。無數的船隻把印度和東印度的香料帶到杭州，又從杭州把絲織品帶到印度和伊斯蘭世界。於是，杭州城內住著大批阿拉伯移民，以及波斯和基督教的商人們。最後，是福建省內的兩個大港口：福州和刺桐（即泉州）。福州商人「囤積了大量的生薑和良姜，城裡還有一個相當大的砂糖市場和一個大的珠寶交易市場，這些珠寶是用船從印度群島捎來的」。 元朝最大的貨棧仍要算馬可所記的刺桐，「從印度來的所有船隻，滿載著香料、寶石和珍珠停泊在刺桐，簡直難以想像。蠻子［指中國南部］的所有商人們雲集在此，它是全中國最大的進口中心。可以說，如果有一艘載著胡椒的船從印度群島駛往亞歷山大港，或者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個其他港口的話，那麼，就有一百多艘駛往刺桐。」這些記載得到了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塔的證實，他在1345年左右談到了刺桐［泉州］ 〔101〕 。 顯然，在蒙古人統治期間，中國市場與印度和馬來亞市場有著密切的聯繫。按馬可的陳述，大批中國船隻定期在爪哇港停泊，帶回「黑胡椒、良姜、畢澄茄、丁香和其他香料，刺桐商人們因經營這些商品而致富」。 〔102〕 從另一些史書中，可以了解到忽必烈及其繼承者們與特拉萬可和卡納蒂克的大公們締結了真正的商業貿易協定。中國的商船隊載著大捆的生絲、彩色絲織品、緞子、薄絹和金絲錦緞定期在加韋里伯德訥姆，卡亞爾、奎隆和錫蘭停泊；返回中國時，運載著印度世界的胡椒、生薑、肉桂、豆蔻、平紋細布和棉布，以及印度洋的珍珠和德干高原的鑽石。 此外，元朝大汗的幼支在波斯建立的汗國促使了兩國之間的頻繁交往。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們在伊斯蘭環境的包圍中仍在相當程度上保留著蒙古人的愛好，他們派人到中國獲取諸如絲、瓷器之類的奢侈品，當時的波斯袖珍畫像開始顯示出中國工匠們的影響。反過來，蒙古人統治下的波斯也把地毯、馬具裝備、盔甲、青銅器和搪瓷製品輸往中國。 最後，馬可的遊記和佩戈洛蒂（Pegolotti）撰寫的《貿易實踐》（Pratica della mercatura） 〔103〕 都證實了這一點：蒙古征服使中國社會與歐洲發生聯繫。到13世紀末，貫穿大陸的兩條路把歐洲與遠東聯繫起來。第一條路是從欽察汗國到敦煌，對歐洲人來說，它起於克里米亞的熱那亞和威尼斯商業據點，更準確地說，起於頓河河口處的塔那。該道的主要驛站有伏爾加河下游的薩萊，即蒙古欽察汗國的都城，接著是錫爾河中游的訛答剌和伊塞克湖以西的怛邏斯和八拉沙袞。從伊塞克湖起，有一條小道進入蒙古，途經葉密立河、也兒的石河上游［黑額爾齊斯河］、烏倫古河，到達鄂爾渾河上游的哈拉和林，從哈拉和林該路南通北京。從伊塞克湖西端出發的另一條小道，通伊犁河上游的阿力麻里（固爾扎附近）、別失八里（今濟木薩）、哈密和甘肅肅州，然後進入中國本土。第二條路是穿過波斯的蒙古汗國，它的起點或者是特拉布松希臘國都城、黑海邊的特拉布松城，或者是從法屬敘利亞附近的西里西亞的亞美尼亞國最繁忙的港口剌牙思。無論從哪一個起點，該路都要穿過與波斯的蒙古汗國保持緊密聯繫的屬國、小亞細亞塞爾柱克蘇丹國的東境，然後到波斯汗國的實際上的都城桃里寺。從桃里寺起，主要驛站常常是可疾雲［加茲溫］、剌夷、莫夫［馬里］、撒麻耳干［撒馬爾罕］、塔什干（當時名柘析）、喀什、庫車、吐魯番、哈密和甘肅。還有另一條路可以選擇，即從莫夫到巴里黑、巴達克山、喀什、于闐、羅布泊和敦煌。經過這些不同的商路，從遠東來的商品被直接運往歐洲。 除了這些與古絲綢之路一致的陸路外，蒙古征服還重新開通了海路，或稱香料之路。當阿拉伯人和塞爾柱克人統治的伊朗一直對歐洲實行關閉時，而波斯的蒙古汗們則對要經海路去中國的商人和傳教士們敞開了他們的領土。從報達哈里發朝的滅亡到伊斯蘭教在波斯汗國內獲得最後勝利的期間，天主教的旅行者們可以從桃里寺到荷姆茲，暢通無阻地穿過伊朗，然後從荷姆茲碼頭乘船去塔納、奎隆和刺桐。正如下面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鄂多立克的旅行就是沿這條路線旅行的典型。反過來，來自中國的絲綢和來自東印度群島的香料在荷姆茲卸下，由商旅們帶著通過蒙古統治下的波斯到達桃里寺大市場，然後由此分發到基督教世界的港口特拉布松，或者是剌牙思。 必須強調的是，道路所以這樣自由暢通是以大屠殺為代價的，是蒙古征服的一大有利的客觀後果。中國、突厥斯坦、波斯、俄羅斯團結在一個大帝國之中，在蒙古王公們的統治之下，按嚴格的札撒進行管理，這些王公們關心商旅的安全，寬容各種信仰，重新開通了自上古末期以來就阻塞不通的世界陸上與海上的大道。而波羅一家的旅行證明了比以馬厄斯·梯梯安洛斯一名為標誌的旅行大得多的活動。歷史上第一次，中國、伊朗與歐洲互相之間開始了真正的接觸。這是震驚世界的成吉思汗征服所產生的意想不到的結果，同樣也是幸運的結果。 10．元朝的天主教 波羅一行的旅行並不是惟一的。1291年，義大利商人彼得魯斯（Petrus da lucalongo）從桃里寺出發，經印度洋到中國。他住在北京，他在北京的生意一定很興隆，因為他於1305年把帝國宮殿附近的一塊地送給方濟各會修道士約翰·孟德科維諾。大約20年之後，熱那亞人安德魯（Andalo da Savignano）也到中國，他在此贏得了大汗的信任。他作為蒙古外使回到歐洲，後來於1338年再次來中國，可能是走塔那這條路。 〔104〕 在這些冒險商人的促進下，引來了傳教士。教皇尼古拉四世正好從列班·掃馬那兒知道蒙古帝國內有許多地區基督教教會，他於1289年派約翰·孟德科維諾帶著給波斯汗阿魯渾和大汗忽必烈的信前往遠東。孟德科維諾在桃里寺與阿魯渾呆了一些時候，然後於1291年出發到印度。在印度，他陪伴商人彼得魯斯在邁拉布爾 〔105〕 停留了13個月。在這次留居之後，他乘船到中國，受到忽必烈之孫、繼承者鐵穆耳大汗的熱烈歡迎。鄂多立克對此記道：「我們的一位聖方濟各派修道士在皇宮中任主教，每當皇帝騎馬外出，他給他祝福，皇帝虔誠地吻十字架。」 孟德科維諾在北京建了兩座教堂，一座是在與他一起從邁拉布爾（1305年）來的義大利商人彼得魯斯的捐助下建成的。幾年之內，他給「一萬多韃靼人」施洗禮 〔106〕 ，並開始把基督教聖經詩譯成在他的教徒中通用的一種語言。明顯皈依天主教的是汪古部王公闊里吉思，即喬治，他是在聶思托里安教徒家庭出生和長大的。 〔107〕 他皈依天主教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因為在此之後，喬治王子有責任對天主教傳教士們給予更有效的保護，作為鐵穆耳大汗的女婿，他任命這些傳教士在宮中擔任最高官位。闊里吉思之幼子以術安·約翰之名接受洗禮，以表示對約翰·孟德科維諾的敬意。 1307年，教皇克力門五世任命孟德科維諾為汗八里城大主教。1313年三位輔助主教的副手抵達汗八里，他們是佩魯賈的安德魯、格拉德和帕萊格利努。 〔108〕 在大約同時期，教皇還派佛羅倫薩的托馬斯、捷羅姆和彼得兄弟們到蒙古人中。捷羅姆成了克里米亞（即可薩尼亞）的主教，並對欽察汗國有裁判權。格拉德成了刺桐（福建泉州）的主教，由一位亞美尼亞的富婦捐款，他在刺桐建了一座教堂。他死後，帕萊格利努繼任刺桐主教。帕萊格利努於1322年（或1323年）去世，輪到安德魯·佩魯賈取代了他。1326年1月，安德魯從刺桐寫了一封信給佩魯賈修道院神甫們，信中強調指出了在蒙古宮廷中的這些傳教士們得到的優待。他在信中寫道：大汗（當時是也孫鐵穆耳）已經答應給他每年俸金一百金佛羅林 〔109〕 。安德魯還說，他在刺桐附近為22名僧侶建造了一座房子，他的時間分別是在教堂和山上的修道院中度過。 孟德科維諾和安德魯之後，在元朝最著名的天主教傳教士是方濟各會修道士波爾德諾內的鄂多立克（約生於1265年，死於1331年）。鄂多立克大約於1314年從威尼斯起航（有些作者說是直到1318年才啟程），在特拉布松登陸。從特拉布松出發，他先來到波斯的蒙古汗國。訪問了桃里寺城，並注意到該城的商業重要性，他認為該城給波斯汗帶來的收入比法蘭西王來自全國的收入還要多。他還談到了阿哲兒拜占的許多聶思托里安教教會和亞美尼亞教教會。他最初計劃經伊朗東部到印度，但是，在耶斯特，由於該地區穆斯林狂熱而產生的暴動，他只好返回。在1313年至1315年的幾年內，東伊朗成了自相殘殺的戰場。波斯汗完者都正與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也先不花和阿富汗地區君主也先不花的侄兒達烏德·火者交戰。此外，東伊朗與印度之間的交通也因突厥斯坦的察合台蒙古人在1305—1327年間不斷對旁遮普發動掠奪性遠征而不暢通。因此，鄂多立克返回，向西到伊剌克阿拉比，在那裡，他從巴斯拉乘船到荷姆茲。再從荷姆茲乘船到印度，於1322年，或者1323年底，或者1324年初，在孟買附近的塔納登陸。他在塔納收拾了前不久（1321年4月9—11日）被穆斯林殺害的四位方濟各會修道士的遺骸，瀏覽了無離拔 〔110〕 ［馬拉巴爾］海岸，它是真正的香料之地、胡椒之國，鄂多立克對此作了有價值的記錄，這些記錄對他所處時代的商業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111〕 鄂多立克繼續前往聖·托馬斯，或稱邁拉布爾，據說使徒托馬斯葬於此地 〔112〕 ，該地有一大批基督教移民，他對這個原聶思托里安教教會的衰退作了評論，這裡的聶思托里安教會實質是處於偶像崇拜的環境之中，它幾乎退化成為異教（在蒙古，盧布魯克同樣也說過，聶思托里安教教士在與薩滿們爭奪陣地時，幾乎降到了薩滿教的水平）。首先是步入了印度教荒謬的歧途，狂熱者們浸透著血的瘋狂，他們投身於拉著偶像的車的車輪下，從我們的聖徒中發出了與7世紀佛教朝聖者玄奘一樣的呼聲。接著鄂多立克遊覽了錫蘭和爪哇，訪問了占婆，由此乘船到中國。 鄂多立克在廣州登陸，他稱為辛迦蘭（Sincalan），該名來自阿拉伯名Sinkalan或Sinikalan。 〔113〕 廣州給他留下的印象是：人口密集，富有，貨物雲集，價格便宜，居民勤勞，並且是天生的商人和能工巧匠。他還對該地居民所敬之神的數目而感到驚訝。 〔114〕 他對泉州（或刺桐）的興趣也不小，在他的手稿中，泉州拼寫成Caitan，該城有兩個羅馬城大。在泉州，他在上文提到的聖方濟各會寺廟中受到接待，使他能對他的方濟各會兄弟們建的大教堂和山間的修道院稱讚不已。在鄂多立克的手稿中杭州被稱為Cansay或Guinzai。杭州更使他驚奇不已。他說：「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兩湖之間。像威尼斯一樣，處於運河和環礁湖之間 〔115〕 。」看到這些多種多樣的民族——漢人、蒙古人、佛教徒、聶思托里安教徒——同居於這個大城市中，使他對蒙古人的管理欽佩不已。「這樣多不同種族的人能夠平安地相居於惟一權力的管理之下，這一事件在我看來是世間一大奇蹟。」鄂多立克在杭州碰到了一個由方濟各會會士們勸說而皈依天主教（肯定是由聶思托里安教改宗的）的蒙古要人，他以「阿塔」一名稱呼鄂多立克，阿塔，即突厥語父親之意。 〔116〕 由於他的幫助，鄂多立克得以訪問一座佛教寺廟，並與廟中的和尚們討論了靈魂轉世的問題。 鄂多立克從杭州繼續前往金陵府（Quelinfu），考狄爾寫成Kin-ling-fu，我們稱為南京。以後又到揚州，他在揚州發現有一座方濟各會寺廟，也還有許多聶思托里安教教堂。接著他瀏覽了新州馬頭（Sunzumatu），馬可·波羅寫成Singiumatu（很可能是今山東濟寧） 〔117〕 ，他把該地看成是重要的絲綢市場。最後，他來到「可汗城」汗八里，或稱北京。 「大汗駐於此，有一座非常大的宮殿，圍牆至少有四英里長，其中有許多較小的宮殿，帝王城是由若干同心的、漸次向外擴大的圓圈組成，每一圈城池內都有居民。在第二圈，是大汗及他的家人和隨從們居住。在這一圈內，堆有一座人工小山，山上築有主要的宮殿。小山上種著美麗的樹，故名綠山。 〔118〕 山周有湖和池塘環繞。一座極美的橋橫跨湖上，無論是從它的大理石色澤的鮮艷，或者是建築結構的精細上，都是我見過的最美的橋。池中有無數野鴨、天鵝和野鵝。大汗不需離開宮殿所在的圈，就可以享受打獵的樂趣，因為圈牆內有一個大公園，園內有許多野獸。」 接著鄂多立克描述了在蒙古宮廷中受到接見的情況（當時的大汗是忽必烈的重孫子、也孫鐵穆耳，他在位時間是1323年10月4日至1328年8月15日）。 「當大汗登上寶座時，第一位皇后坐在他的左手邊，比他矮一級；接著在第三級是三個妃子。在妃子下面坐著王族的其他貴婦。大汗的右手邊是他的長子，長子以下各級坐著宗王們……。我，僧侶鄂多立克，在該城（北京）呆了三年半，陪伴方濟各派修道士，他們在北京有一座寺廟，甚至在大汗宮中擔任一定官職。當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去為大汗祝福時，我有機會了解到我所觀察到的一切。……確實，我們中的一位兄弟（約翰·孟德科維諾）是宮廷大主教，無論大汗何時出巡，他都給予祝福。有一次當大汗返回北京時，我和主教，以及方濟各會教士們一起到離北京兩天路程之遠的地方去迎接他，快要接近時，我們在面前舉起了一根長杆，桿頭上系有一十字架，我們唱著『伏求聖神降臨』，他坐在戰車的王位上，當我們走近戰車時，大汗認出了我們，把我們召到他身邊。當我們靠近他時，他脫掉皇冠，它是無價之寶 〔119〕 ，在十字架前鞠躬。主教向他祝福，大汗虔誠地吻十字架。接著我把香插入香爐中，主教在王前焚香。但是，按宮廷禮節，沒有人空手去見大汗，於是，我們呈上載滿水果的銀盤，他友好地接受了，甚至好像嘗了嘗水果。後來我們閃到路旁，以防被他身後的騎兵隊撞傷，退到陪伴大汗的那些受過洗禮的大臣中（他們是皈依天主教的聶思托里安教突厥人）。他們像接受貴重禮物一樣高興地接受我們的普通的禮物 〔120〕 。」 鄂多立克還報道了在離北京有20天路程之遠的帝國森林中為大汗安排的巨大的狩獵活動。他形象地描述了打獵場面：大汗騎在一隻大象背上，蒙古君主們各自射出具有顏色標誌的箭。「動物的嘶叫聲，獵狗的狂吠，一片喧鬧，以致互相之間的說話都聽不見。」一旦達到高潮，狩獵的場面就完全結束了，也孫鐵穆耳像其祖先成吉思汗一樣，衝破圍獵圈，按佛教的精神，讓受傷的野獸逃走。 最後，鄂多立克提到了傑出的帝國郵政。「信使騎著飛馳的快馬，或疾走的駱駝。在他們接近那些驛站時，吹響號角，示意他們來到。驛站主聽到號角後，讓另一名使者騎上新的坐騎，接過信函後，他飛奔到下一站，依次這樣下去，於是，大汗在24小時之間可得到按正常推算需三天騎程之遠地區的消息。」 鄂多立克在北京待了兩三年之久，好像在1328年左右離開北京，經中亞之路返回歐洲。他途經汪古部聶思托里安教突厥人境，一位名叫闊里吉思（死於1298年）的王公，在孟德科維諾的主持下已經皈依了天主教。像在他之前的馬可一樣 〔121〕 ，鄂多立克也把這些汪古部王公們與克烈部的「約翰長老」混淆了，但是，當他提到他們與成吉思汗系的公主們的頻繁通婚（見上文）時，他頭腦中指的肯定是這些汪古部王子。他所稱呼的汪古部都城的名稱（Thozan），是伯希和認定的中世紀的東勝，即托克托，或可能是現在的綏遠。從汪古部境，鄂多立克繼續前往甘州之地，即甘肅甘州，他提到了該地的城鎮和村子沿大商路排列非常緊密，以致旅行者在離開一個城市和村子時，就可以看到下一個城市和村子的圍城。鄂多立克必定是走一條小道穿過戈壁的，這條小道或者是在塔里木北緣，或者是在其南緣，沿途他收集了有關吐蕃和喇嘛教理論的有趣的資料。然而實際上他從未進入吐蕃地區，儘管這一點與他的陳述不相符合。 〔122〕 他於1330年5月回到帕多瓦，在口授其傳教活動的經歷之後，於1331年1月14日在烏迪內修道院去世。 北京大主教約翰·孟德科維諾曾接見過鄂多立克，在鄂多立克離開北京後不久，他於1328年（或1329年）去世。 〔123〕 1333年，羅馬以另一位方濟各派修道士尼古拉繼任他的職務，尼古拉是走中亞之路。尼古拉到達阿力麻里（即今伊犁河流域的固爾扎附近）的消息是於1338年傳到歐洲。但是，他好像未到中國就去世了。 〔124〕 1339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派約翰·馬黎諾里修士到中國。 〔125〕 他從那不勒斯出發，於1339年5月到達君士坦丁堡，然後乘船到克里米亞的喀法（費奧多西亞）。接著他訪問了欽察汗月即別，向他呈遞了教皇送的許多禮物。1340年春，他從欽察來到察合台汗國的阿力麻里，他在阿力麻里重新建起了前幾年中因宗教迫害而遭到破壞的基督教會（參看342頁）。然後，他過中亞，於1342年到達北京。8月19日受到忽必烈的第十代繼承人、大汗妥懽帖睦爾（Toghan Temür）的正式接見，他送給大汗一匹來自歐洲的戰馬，這一禮物很得大汗的讚賞。 〔126〕 1347年12月26日，馬黎諾里從泉州起航，在沿印度海岸航行時，在邁拉布爾和奎隆停留一年。於1353年返回阿維農。 〔127〕 1370年，教皇烏爾班五世任命巴黎大學教授紀堯姆·波拉特為北京大主教，第二年教皇又命名弗朗希斯科作為他的使者到中國。但是，元朝剛被推翻（參看下文）。勝利的中國人——明朝——強行禁止包括基督教在內的蒙古人引進的或者說是讚賞的所有外來宗教教義。基督教處於不利地位，被中國的反對分子看成是一種蒙古宗教。同樣的事情在840年也曾發生過，當回鶻可汗們垮台時，在他們統治之下得到保護的摩尼教在一夜之間被禁止了。它被認為是蠻族強制推行的宗教。 11．忽必烈家族的後裔和蒙古人被逐出中國 為探討元朝時期的各種宗教，我們只好中斷了對元朝歷史的陳述，插入上述事件，現在我們回過來繼續敘述之。 鐵穆耳皇帝（1294—1307年在位）是元朝最後一位能幹的君主。在他之後，王朝即呈現衰敗景象。正如成吉思汗所預見——如果認定是他說的那些話是可信的——草原狩獵者的後裔們忘記了艱苦創業和獲得權力的原因，滿足於定居生活的舒適和奢侈，對此，馬可和鄂多立克已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印象。蒙哥是最後一位企圖使征服者們回到簡樸的草原生活上來的人。他的繼承者忽必烈果斷地扭轉方向，使元朝轉向中國的生活方式：在文明化的樂趣中過定居生活。在忽必烈這種人（或者他的孫子鐵穆耳）的統治下，這樣做毫無害處，因為他把中國人的能力注入到蒙古人的強壯之中，在他身上仍原原本本地保持著這種強壯。但是隨著平庸無能之輩的繼任，這種結合證明了是有害無益。中國的最後一批成吉思汗後裔們已經完全中國化，他們被宮廷生活和過度的驕奢淫逸所腐蝕，被一群親信、貴婦、文人學士和官僚們簇擁著，與外界隔離，於是，蒙古人的活力消失殆盡。歷史上最令人震驚的征服者的子孫們已經退化到軟弱無能、畏畏縮縮、優柔寡斷的地步，當災難臨頭時，只會悲傷。他們惟一保持的蠻族本色是不能適應把國家作為一個抽象實體的中國意識。儘管占據了天子的王位，但是他們仍然是一個氏族，氏族成員們公開爭鬥，互相奪權，互相殘殺。在中國人起來反抗時，他們之間是絕望地互相分裂和強烈的嫉妒，而不是面對危險團結一致，結果中國人一個接一個地把他們打倒。 除此之外，他們由於過度地享樂而縮短了壽命。忽必烈於1294年2月18日去世時是79歲。他的寵兒（次子）真金（拉施特的Chinkim）於1286年1月就去世了。真金之子鐵穆耳能夠使自己戒掉了成吉思汗家族根深蒂固的酗酒惡習，證實了自己是一位比他的祖父所期望的還要好的君主，但是，他於1307年2月10日過早地去世（他死後無子女），終年42歲。接著，如上所述，發生了忽必烈孫子、唐兀惕地區（甘肅）的長官阿難答王子， 〔128〕 與忽必烈的重孫子、蒙古哈拉和林長官海山之間的王位爭奪，海山在杭愛山邊境統率著帝國最強大的軍隊。海山獲勝，並處死了對手。在他的軍事才能得到證實之後，特別是在反海都的戰爭中，他喚起了他的臣民們的希望，但由於沉溺於烈酒和女人，他31歲就去世了（1311年1月27日）。他的兄弟普顏篤（愛育黎拔力八達） 〔129〕 「溫和、善良、堅定」，他想採用像任用中國文人學士一樣的科舉制度錄用蒙古候選人，他35歲時去世（1320年3月1日）。普顏篤之子碩德八剌即位，年僅17歲，3年以後，被蒙古高級官員組成的陰謀集團殺害，他們擁立他的堂兄弟也孫鐵穆耳為皇帝（1323年9月4日）。 也孫鐵穆耳統帥著在蒙古的軍隊，他在怯綠連河畔的軍營中被宣布為皇帝，並於1323年12月11日在北京正式即位，當時是30歲，但是5年之後（1328年8月15日），因縱慾而死。中國歷史把他描繪成無所作為的懶散王公、豪華宮廷的囚徒。他死後爆發了內戰。海山之子圖帖睦爾於1328年11月16日奪取政權，但是，他把王位讓給了他的哥哥蒙古長官和世焺。1329年2月27日和世焺突然去世，圖帖睦爾又登上王位。但他也因暴飲暴食，於1332年10月2日去世，年僅28歲 〔130〕 。和世焺的小兒子，6歲的懿璘質班被宣布為皇帝（1332年10月23日），但兩個月之後也去世了（12月14日）。懿璘質班13歲的哥哥妥懽帖睦爾於1333年7月19日繼任為皇帝。 妥懽帖睦爾統治期間看到了元朝的滅亡。在他年輕時，蒙古大臣們在宮廷政變和宮廷陰謀中為控制權力而互相爭鬥。最初，政權由蔑兒乞部出身的權臣伯顏操縱。他失寵並於1340年去世之後，蒙古各派之間的鬥爭使王朝的威信一敗塗地，中央政權癱瘓。妥懽帖睦爾是一位軟弱和搖擺不定的人，只是在他的心腹和吐蕃喇嘛的陪伴下尋求樂趣。他因縱慾而遲鈍，對治理國家毫無興趣，忽視了正在中國南方蓬勃發展起來的民族反抗鬥爭。 元朝腐敗的景象激起了中國愛國志士們反抗外來統治。這次反抗，像1912年革命一樣，發端於長江下游和廣州地區。反抗是自發的和分散的，由許多半愛國、半土匪式的首領領導，當他們與蒙古人作戰時，他們之間也在互相爭吵。徐壽輝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從蒙古人手中奪取了湖北省的兩個孿生城市：漢陽和武昌（1352年），接著占領襄陽（1356年），最後，控制了兩湖（湖北、湖南）的大部分地區和江西。然而，他於1359年被他的部將陳友諒取代，陳友諒是一個普通漁民的兒子，現在扮演著帝國候選人的角色，他一直駐紮在鄱陽湖以北的九江。與之相同的又一個例子是劉福通，他是一位冒險家，在被稱為宋朝後裔的名義下，他於1358年短期內取得了對開封的控制權，但是，1359年被蒙古王公察罕帖木兒趕跑。第四位起義軍首領張士誠占有長江口邊的揚州（1356年），而浙江和福建海岸遭到勇敢的愛國者方國珍的毀壞。 所有這些亡命之徒，在他們最聰明者、即明朝建立者、未來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的面前都黯然失色了。朱元璋是安徽一個貧農家的兒子，早年當過和尚。1355年，他在長江下遊河畔的太平起兵。儘管最初他與所有的競爭者一樣，只是一個團伙的頭目，但是，與其餘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敏感性，以及他對地方老百姓的仁慈和圓滑，他能夠不用武力而使他們依附於他。1356年，他從蒙古人手中奪取南京，使它成為他的都城。正是在他定居南京前不久，在一片混亂中他建立起一個正規政府。他於1363年在潘陽湖東岸的饒州附近擊敗並殺死了對手陳友諒，占有了他遺留下的地盤：湖北、湖南和江西，於是成了整個長江流域的主人。1367年他從另一個對手張士誠手中奪得浙江，1368年從海盜方國珍手中奪取了福建諸港口。同年，廣州和兩廣內的城鎮都不戰而降 〔131〕 ，隨著上述城市的投降，明朝成了整個中國南部的主人。 中國南部（即原宋朝）是一個世紀前被忽必烈征服的，由於他衰退了的後裔們的無能和忽視而喪失了，對於它的喪失，蒙古宮廷似乎仍不在意。比較而言，成吉思汗後裔們對他們最初的征服地中國北部（即原金朝）更感興趣。直到當時，它仍是完整的。但是，為了保護它，必須有一定的凝聚力。而蒙古王公們從未像現在這樣嚴重的四分五裂，1360年他們中最有能力的兩位王子，帝國軍隊中最傑出的將領察罕帖木兒（他重新征服了開封）和山西大同邊境長官孛羅帖木兒為了太原（當時的冀寧）的管轄問題幾乎兵戎相見。接著，在蒙古的一位窩闊台家族的王子企圖利用這一形勢推翻忽必烈家族的統治。他進軍至長城，在上都府（多倫諾爾）附近打敗帝國軍隊，但是，後來被叛逆者殺死（1361年11月）。在帝國領導者中間內戰盛行。1363年，當帝國喪失了南部中國時，孛羅帖木兒憑藉武力，企圖從察罕帖木兒的繼承人擴廓帖木兒手中奪取太原（山西）的統治權。皇太子愛猷識禮達臘站在反孛羅一邊，命擴廓帖木兒撤銷孛羅在大同的統治權。接著，孛羅於1364年9月9日率軍進入北京，迫使妥懽皇帝任命他為最高統帥 〔132〕 ，而皇太子逃往太原的擴廓帖木兒軍中。但是，孛羅並沒有戰勝這兩位對手，1365年9月作為一次宮廷陰謀的結果，他在北京被暗殺，皇帝親自參與了這次陰謀。於是，擴廓帖木兒與皇太子一起返回北京，這次是擴廓帖木兒被任命為最高統帥 〔133〕 ，直到1367年他失寵為止。於是，當蒙古宮廷和貴族們正在打內戰時，中國的起義者們能夠奪取整個南部中國就不足為奇了。明朝的首領在進行征服北部中國時，對付的正是這種喪失了能力的敵人。 朱元璋於1368年8月從南京出發，經廣平和館陶路進入河北，這是一次勝利的進軍。蒙古將軍卜顏企圖守住通往北京的路，但是，在通州被新明王朝的傑出統帥徐達打敗並殺死。皇太子愛猷識禮達臘攜帶祖先匾額逃往蒙古。妥懽帖睦爾皇帝於9月10日夜離開北京奔上都府（多倫諾爾）。蒙古宗王帖木兒不花在企圖保衛北京的戰鬥中英勇陣亡。於是，明朝統治者進入了北京。 仍然占據著山西的最後一支蒙軍是在太原總督擴廓帖木兒的統率下，擴廓帖木兒像獨立的宗王，拒絕援助他的君主，而是集中兵力保衛他自己的屬地。但是，當徐達率領的中國軍隊逼近時，他也放棄了抵抗。太原被攻陷時，擴廓帖木兒逃亡到甘肅。悲慘的妥懽帖睦爾皇帝感到在多倫諾爾也不安全，逃往沙拉木倫河畔的應昌（開魯），1370年5月23日他在此去世。他是處於喪國之絕望中，或者說，他為喪失了帝國境內的許多樂趣而沮喪地死去： 為四面八方的蒙古之眾顯耀、矜誇的我可愛的大都， 冬季禦寒的我的巴爾哈孫， 夏季避暑的我的開平上都， 我的美麗的沙拉塔拉…… 統失陷於漢家之眾…… 〔134〕 成吉思汗的子孫們在中國建立的王朝，從忽必烈到妥懽帖睦爾，持續不到一百年。他們在突厥斯坦建立的汗國註定要延續到17世紀，儘管命運多變，並且帖木兒曾打破過該汗國的連續性。 注釋 〔1〕 《秘史》蒙語是Qubilai。漢譯名忽必烈。波斯文名Qubilay或Qublay。我們採用傳統譯名Kubai（khubilai），既符合蒙古人的拼法，同時又恢復了漢譯名。 〔2〕 事實是當旭烈兀聽到蒙哥去世的消息，他將征服西亞地區的事托給統將怯的不花，從敘利亞東還。但此後他的行動不明。據說在此之前他曾下令將伊朗國庫的財富運回蒙古，得到蒙哥去世的消息後，他收回了命令（傑克遜《蒙古帝國的瓦解》載《中亞雜誌》第22卷3—4號）。——譯者 〔3〕 出席忽必烈當選會議的成吉思汗系蒙古人中，除了窩闊台之子合丹和鐵木哥之子脫格察兒（Togachar）的名字外，很少提到的幾個人之一的。忽必烈最能幹的部屬有汪古部王子孔不花和愛不花，兩人都是聶思托里安教教徒，他們於1260年打敗了阿里不哥的將軍哈拉不花。參看穆勒《中國的基督教徒》（紐約，1930年）第236頁。 〔4〕 梅拉書IX，275—282。據《史集》（第二卷，295頁）1260年仲夏，在開平府登上帝位，當時46歲。——譯者 〔5〕 伯希和《中亞和遠東的基督教徒》（《通報》1914，第629頁）。 〔6〕 伯顏（Bayan）蒙古語意「富貴」、「幸運」。伯顏將軍屬八鄰部，漢譯名伯顏。 〔7〕 馬可·波羅認為他的父親和叔叔可以建造這種機器（鮑迪乃譯本II，470—476）；穆勒和伯希和譯本（倫敦，1938，第318頁）。（攻城武器指中國人稱的「回回炮」。——譯者） 〔8〕 蒙古人圍鎮巢［常州］時，蒙軍中有一夥基督教（東正教）阿速軍，在發動新的攻勢時，他們被中國人以多少有些奸詐的方式殺害（1275年6月）。伯顏因此被激怒，在1275年12月該城最後被征服時，為給這些阿速軍人報仇，伯顏掠奪該城居民和庫藏，分給受害者家屬。參看《馬可·波羅》貝內代托版第141頁。伯希和《中亞的基督教徒》第641頁；穆勒《中國的基督教徒》140頁。 〔9〕 《馬可·波羅》波特埃譯本，II，460；穆勒和伯希和譯本第313頁。參考穆勒的《從杭州到上都》載《通報》（1915）第393頁。 〔10〕 根據忽必烈的旨意，上都的東面和西面各建一所行宮，供皇帝狩獵時居住，通常稱為東涼亭和西涼亭。元朝皇帝每年夏季都駐上都，在這裡舉行諸王朝會、開詐馬宴、望祭陵寢等重要活動，一般要到7月下旬才返回大都。——譯者 〔11〕 看布雷特施奈德的著作（Recherches…sur Pékin）（巴黎、1879年），圖III，V，第52頁、84頁。可汗之城，「汗八里」一名，像宮廷之城、「斡耳朵八里」一樣，常常被突厥—蒙古人用來指王室駐地。在玄奘傳的回鶻譯本中，中國唐都長安也被譯成Qan-baliq（汗八里）。A.馮·加拜因《玄奘傳之回鶻譯文》載《普魯士科學院會議報告，語言—歷史部分》（柏林，1935年）第30頁。 〔12〕 參考德米埃維爾在《法國遠東學院學報》1—2（1924年），195上發表的文章。高宗王抵抗蒙古人的政策是大臣崔瑀授意的，崔瑀是自1196年就行使權力的世襲宮廷侍長家族中的最後一位代表。 〔13〕 考朗特寫道：「從此，高麗只不過是由本地統治者統治的蒙古的一個省。這些統治者們與蒙古婦女結婚、生兒育女，受蒙古居民的勸導，他們可以被可汗隨意召到北京，或者被流放，或者被罷黜。他們說元朝的語言，穿元朝的服裝，在他們身上完全沒有高麗人的樣子。」 〔14〕 據《世界通史》（周一良主編，307頁）：「1274年，忽必烈集合元軍及高麗軍三萬三千人，船九百隻，……在九州北部肥前（今福岡）的松浦郡登陸，……遭到日本軍民奮力抵抗，被迫回船。」這一年是日本龜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歷史上稱為「文永之役」。——譯者 〔15〕 參考J.默多克和I.山縣的《日本史》（倫敦，1925—26年，3卷本），I，491—592；還可參看N.山田的《蒙古入侵日本》（倫敦，1916年，附有日本著作和史書目錄，第269頁）。W. G.阿斯頓摘譯了（Taiheiki）片斷。參看《日本文學史》（紐約，1925年70頁）。有關這次戰爭的日本繪畫，參看靜也藤懸的《蒙古入侵畫卷》Kokka（1921年）編號371—379。 〔16〕 參考G.馬斯佩羅的《占婆國史》（《通報》1911年，第462頁）和分卷（1928年）174—187頁；伯希和在《法國遠東學院學報》（1909年）II，140頁上的文章。 〔17〕 蒲甘王焨苴，《經世大典·敘錄》作帖滅的，又作答麻剌的微，緬史作焨苴。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向元朝表示臣服，貢納方物。1296年遣子朝見元成宗，願歲貢銀、帛、馴象、糧食等物。——譯者 〔18〕 參考于貝爾的《蒲甘王朝的終結》（《法國遠東學院學報》1909年第633—680頁）；哈韋的《緬甸史》（1925年）第64—69頁。 〔19〕 伯希和翻譯和研究了《真臘風土記》（《法國遠東學院學報》1902年第123頁）。 〔20〕 參考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法國遠東學院學報》1904年）；G.科代斯《速古泰國的起源》（《亞洲雜誌》I，1920年，242）。清邁國與速古泰國在漢語中分別又稱為pape和暹國。 〔21〕 梅拉書IX，452；N. J.克龍的著作（Hindoe-jacaansche Geschiedenis）（海牙，1926年，第352—359頁）。蒙古人入侵爪哇時，蘇門答臘的大公驚恐地短時期內承認自己是蒙古人的納貢臣。參看弗朗德的著作（L'empire sumatrarais de Çricijaya），第231頁。 〔22〕 海都是貴由的弟弟合失的兒子。 〔23〕 漢譯名那木罕。 〔24〕 漢譯名昔里吉。 〔25〕 窩闊台第六子也叫哈丹（Qada'an），為區別，把窩闊台第六子譯為合丹。此處譯為哈丹。——譯者 〔26〕 拉施特（據多桑《蒙古史》II，456）認為乃顏出自鐵木哥，而《元史》認為出自別里古台。 〔27〕 參看多桑《蒙古史》II，456，和埃德曼《鐵木真》第569頁。 〔28〕 《馬可·波羅》伯希和與穆勒譯本，第200頁；貝勒德托本，69—70頁；參看伯希和《中亞和遠東的基督教徒》（《通報》1914，第635頁）。 〔29〕 甘麻剌是中譯名，他是忽必烈次子真金（《元史》譯名）或稱Chinkim（拉施特譯名）的兒子。 〔30〕 參考拉施特（據多桑《蒙古史》II，513；《元史》）；穆勒的《中國的基督教徒》第237—238頁。 〔31〕 參考巴托爾德《伊斯蘭百科全書》「Hulägu」（旭烈兀）條目，第II卷，第353頁。 〔32〕 《馬可·波羅遊記》鮑迪乃譯本I，236；穆勒和伯希和譯本I，192。 〔33〕 元代最大的水利工程是鑿通南北大運河。鑿通了山東濟洲河、會通河，開北京通惠河。——譯者 〔34〕 《馬可·波羅》鮑迪乃譯本481頁，穆勒和伯希和譯本I，322。 〔35〕 《馬可·波羅》上引書，分別是345；I，250頁。（指常平倉，始立於1269年，目的是「豐年米賤，官為增價糴之；歉年米貴，官為減價糶之。」——譯者） 〔36〕 忽必烈即位後，使糧倉制度逐步完善。其中有賑濟災民的常平倉和義倉。義倉目的是「社置一倉，以社長主之，豐年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歉年就給社民」（《元史》卷96《食貨志》4．《常平義倉》）。——譯者 〔37〕 《馬可·波羅》鮑迪乃譯本345頁；穆勒和伯希和譯本I，251。 〔38〕 忽必烈即位後，開始由政府統一發行紙鈔。他在世時，共發行三次，1260年7月的「中統元寶交鈔」，1260年10月的「中統元寶鈔」，1286年的「至元寶鈔」。——譯者 〔39〕 賽夷阿札兒，賽哀丁烏馬兒（漢譯名賽典赤贍思丁，又名烏馬兒），大約生於1210年，死於1279年。他在1274—1279年充任平章政事，管理雲南。他的兒子納速剌丁（Nasir ad-Din，死於1292年）和哈散（Husain）繼任他為雲南省的平章政事（此處不是哈散，哈散為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是納速剌丁和第五子馬速忽，馬速忽為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見《元史》卷125《賽典赤贍思丁傳》——譯者）。在穆斯林長官的統治下，有助於雲南的伊斯蘭教化。賽夷阿札兒本人就在雲南興建了最早的兩座清真寺。看A. J. A.繼西埃爾和勒帕熱的《賽夷阿札兒史料》（Mission d'Ollone, 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巴黎，1911）頁20—203和維西埃爾的《賽夷阿札兒》（Revue du monde musulman）IV，第2（1908、2）。布列什奈德《中世紀研究》I，271；沙畹《蒙古時期中國宰相的碑文和文件》（《通報》1905年，第19頁）。 〔40〕 阿合馬（漢譯名）被謀殺前從1270至1282年掌權。桑哥（漢譯名）大約從1288年至1291年為「理財」大臣。參考《馬可·波羅》穆勒和伯希和譯本第214頁，238頁。（韓儒林《元朝史》下冊第2頁上說桑哥是畏兀兒人，而在第6頁上又說他是吐蕃人。《元史》卷205，《桑哥傳》對此未作記載，只記道：「桑哥，膽巴國師之弟子也。能通諸國語言，故嘗為蕃譯史。」——譯者） 〔41〕 1303年未發行鈔票，是1309年才發行「至大銀鈔」，以後仁宗即位時（1311年）又廢至大銀鈔，仍以中統、至元鈔流通。——譯者 〔42〕 《馬可·波羅》本內代托本第70頁。 〔43〕 多桑《蒙古史》II，491，引自拉施特。 〔44〕 薩囊徹辰，施米特譯文，《東蒙古史》第113和115頁。 〔45〕 參看沙畹《碑文與文件》（《通報》1908，第382頁）。 〔46〕 八思兒，藏文意為聖者，猶指神童。他是烏思藏喇嘛教薩斯迦派首領薩班的侄兒。1252年，忽必烈征大理時，遣人到涼州召薩班，時薩班已死，八思巴於1253年應召，謁見忽必烈，留在王府。八思巴自幼學會念咒講經，又從薩班學習顯、密佛法和「五明」諸論，學識淵博。1260年，忽必烈封他為國師，1270年封他為帝師，從此一直到元末，世世以吐蕃僧為帝師。帝師領宣政院事，不但是吐蕃地區的政、教首領，而且是全國佛教的最高統領。——譯者 〔47〕 參看G.胡特《蒙古佛教史》（斯特拉斯堡，1892—1896年，2卷本）II，139；薩囊徹辰《蒙古源流》，法譯文，施米特的《東蒙古史》第115頁。 〔48〕 伯希和《通報》1911年第671頁上的記載（Les 『Kouo-che'ou 『maitres du royaume'dans le bouddhisme chinois）。 〔49〕 已知蒙語中最古的墓碑正是用畏兀兒文刻成，它現藏列寧格勒亞洲博物館，被稱為成吉思汗石碑。碑文註明年代約1225年。伯希和說：「史詩《蒙古秘史》只可能用畏兀兒文記錄下來。《蒙古秘史》以漢譯文和抄本留傳下來」（伯希和《大亞細亞》，1925年第288頁）。1908年伯希和在甘肅發現的1362年的偉大的蒙古石碑和收藏於法國國立檔案館的兩封由波斯汗阿魯渾和完者都給金髮菲利浦的信都是用畏兀兒文書寫的。1246年，給英諾森四世的信上蓋著貴由汗的印，印中的銘文也是畏兀兒文。參看伯希和《蒙古人與教廷》（載《東方基督教評論》1922—1923，第3—30頁）。 〔50〕 參看伯希和《古代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大亞細亞》1925年頁284）和《亞洲雜誌》1925年93頁上的文章。 〔51〕 多桑《蒙古史》II，532，轉自《史集》。（原文海山是阿難答的堂兄弟，但據《史集》第二冊，286頁，海山應是阿難答的侄兒。——譯者） 〔52〕 薩囊徹辰《蒙古源流》，參看施米特《東蒙古史》第398頁；多桑《蒙古史》II，533。 〔53〕 梅拉書IX，539。參看卡特勒梅爾在他的《史集》譯本中的評論（巴黎，1836年），頁189。（這份報導指的是西台御史李昌的報導。原文是：「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追逐男子，姦污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區，轉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台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制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台憲得以糾察。」參看《元史》卷202《釋老傳》。——譯者） 〔54〕 蒙古政府以同樣的方式優待以往被中國王朝所禁止的神秘宗教派別和秘密社團。在宋朝或多或少地受到迫害的異端派別幫助過新的王朝（指元朝）。反過來，他們不僅獲得了信仰自由還得到正式承認為一個僧侶集團。於是，正是在13世紀末和14世紀初，在《元史》和《元典章》兩種史書中，常常提到「白雲教」和「白蓮教」，以及淨土宗。對道教派別和各種外來宗教，如聶思托里安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也有許多介紹。參看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國考》（《亞洲雜誌》1913年，第364頁）。 〔55〕 《馬可·波羅》本內代托本第70頁。 〔56〕 窩闊台、蒙哥和忽必烈的法令對和尚、佛僧、先生（道士），也里可溫（聶思托里教士）和達失蠻（回教僧侶）享受免稅和各種特權。參看德沃利亞《銘文注釋》（《亞洲雜誌》II 1896年，第396頁）。沙畹《碑文和文件》（《通報》1914，637頁）。鄂爾多斯蒙古人中的一個氏族，至今還保留著Erküt一名，即中世紀也里可溫（ärkägüd）一名的近代形式。老莫斯特爾特研究過這個氏族的成員，發現他們既不信薩滿教，又不信佛教，他們崇敬一種十字架—— 形十字，他們自己也不明其意，表明他們對基督教模糊的記憶。由此，他得出結論說，他們無疑是成吉思汗時期，在汪古部境的聶思托里安教徒的後裔（莫斯特爾特《鄂爾多斯地區》載《輔仁學志》1934年第9期）。 〔57〕 中國用來記述基督教徒的詞有（1）迭屑，它來自波斯文Tarsā，唐代譯為「達娑」，意為「信徒」，或「敬畏神的人」。（2）也里可溫，即Ärkägün。根據多桑的說法，13世紀的《世界征服者史》解釋說，蒙古人稱基督教徒為也里可溫。中國作者用此詞稱景教徒，據推測，ärkägün一詞是希臘文āρπωγ的對音，或者是敘利亞口語arkhun（副主教）的對音。或者與土耳其語arkhun（膚色白的）有關係。本譯文按元代稱呼譯為聶思托里安教徒。列班，是敘利亞文Rabban的音譯，原意為法師、律師，對聶思托里安教徒的敬稱。馬兒·哈昔，又譯馬里·哈昔牙，敘利亞文，Mar意「聖」，hasiā意「使徒」，是對聶思托里安教大德（主教）的稱呼。——譯者 〔58〕 伯希和《中亞的基督教徒》第634頁。 〔59〕 《中亞的基督教徒》第630頁。 〔60〕 阿剌忽失的斤（或特勤），忽里，看《秘史》海涅士法譯文，第55頁。 〔61〕 阿·克·穆勒《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徒》（紐約，1930年）第235頁。 〔62〕 伯希和《中亞的基督教徒》第630頁，穆勒上引書第236頁。 〔63〕 《馬可·波羅》本內代托本，第60，61頁；多桑《蒙古史》II，513；穆勒《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徒》第237頁。 〔64〕 穆勒《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徒》第99頁。 〔65〕 上引書第208頁。 〔66〕 上引書第100頁。 〔67〕 《馬可·波羅》本內代托本58頁和60頁，穆勒和伯希和譯本I，181。 〔68〕 《馬可·波羅》本內代托本第141頁；穆勒和伯希和《中亞的基督教徒》第637頁；穆勒《中國的基督教徒》第145頁。 〔69〕 鄂多立克提到過揚州的一座聶思托里安教教堂，它是於13世紀末由富商阿拉伯罕所建。伯希和發現了有關它的1317年法令（《中亞的基督教徒》第638頁）。 〔70〕 《中亞的基督教徒》第631頁；穆勒《中國的基督教徒》第94—127頁。 〔71〕 都哇在敘利亞文的傳說中是Oqo。 〔72〕 穆勒，上引書第101頁。 〔73〕 《元史》卷134《愛薜傳》，大德元年（1297年），授平章政事。——譯者 〔74〕 伯希和《中亞的基督教徒》（《通報》1914，第640頁，1927年3—4，第159頁）和《蒙古人與教廷》（《東方基督教評論》3—4，1924年，248［52］）。有關孛羅丞相的情況看伯希和《通報》1927年第159頁。 〔75〕 《元史》卷132《杭忽思傳》中是鎮巢城，此城是大運河岸的常州。它於1275年3月30日向蒙古人投降。現保存的一位旅行者1276年的日記證明了這次圍攻的恐怖情景「16日（1276年3月3日）拂曉，船抵常州。道路被燒毀倒塌的房屋所阻斷，運河充滿屍體，臭氣衝天；這裡比任何地方都糟糕。」參看《錢塘遺事》第7卷第7頁，第9卷第3頁。——譯者 〔76〕 參看《元史》卷132。——譯者 〔77〕 看C.隆西埃爾和多雷的著作（Bibliographie de l'Ecole des Chartes）LVI （1895年），29。伯希和（《通報》1914年，頁641上的文章）。伯希和在《元史》中發現了派出使者的幾位北京阿速首領的名字：福定、香山和者燕不花。他們在給本尼狄克十二世的信中分別名為：Fodim Jovens, Chyansam （Shyansam）和Chemboga （Shemboga）。 〔78〕 伯希和《福建的摩尼教傳統》（《通報》1923年，第193頁）。馬可·波羅在福州提到的所謂基督教徒，伯希和認為肯定是摩尼教徒。參看《馬可·波羅》本內代托本第158頁；穆勒《中國的基督教徒》第143頁；伯希和《學者雜誌》1929年1月第42頁。 〔79〕 在哈剌火州，馬可提到了有一聶思托里安教會（本內代托編Il Milione，第46頁；穆勒-伯希和編II，XX）。在別失八里北的欣斤塔剌思有一些石棉礦。 〔80〕 《馬可·波羅》穆勒-伯希和編I，79；本內代托編70—71頁。（七藝，即文學、修辭學、算學、辯證法、幾何學、音樂和天文學。——譯者） 〔81〕 伯希和證實了當馬可談到摩蘇爾和報達時，只是聽說。裕爾-考狄爾本（倫敦，1903年，I，19）錯誤地說他在摩蘇爾、報達和巴斯拉之間旅行過。最可能的路線是賽克斯的《波斯史》中（262頁）註明的。（荷姆茲是與印度貿易的巨港，在波斯灣口的一個島上。元朝譯為忽里模子，明朝譯為忽里謨斯。——譯者） 〔82〕 裕爾-考狄爾本I，第129頁，穆本I，第128頁。 〔83〕 斯坦因《西域》第9章第318頁及其後。伯希和認為Pem與Keriya等同。 〔84〕 《馬可·波羅》本內代托本48頁；穆本I，158；伯希和《肅州考證》（《亞洲雜誌》I，1912年，591）。 〔85〕 鮑迪乃譯本I，203；貝本48頁；穆勒本159頁。 〔86〕 本內代托本52頁；穆勒本178頁。 〔87〕 本內代托本58頁；穆勒本181頁。 〔88〕 「在馬可時代，波斯語必定是作為一種中亞和東亞通用的語言」。參看伯希和《亞洲雜誌》II，1913，185。 〔89〕 本內代托本第137頁，伯希和《通報》1927年第164—168頁上的文章。 〔90〕 馬可還提到京兆府內的聶思托里安教會（本內代托本第107—108頁，穆勒本第264頁）。 〔91〕 參看本內代托本第115頁；穆本第277頁。關於大理城，參看伯希和在《法國遠東學院學報》（1904）第158頁上的文章。 〔92〕 參考《法國遠東學院學報》（1909）第633—680頁上于貝爾的《蒲甘王朝的終結》。 〔93〕 A. J. H.夏里格農認為是指正定（chengting），參看《馬可·波羅傳》北京，1924—1928年，3卷本，III，2。參看本內代托本第128頁。 〔94〕 馬可稱黃河為Caramoran，來自蒙古名喀喇木侖河，即黑河。 〔95〕 參看G.馬斯佩羅，載《通報》1911，第476頁。 〔96〕 佛陀（Buddha）蒙古人稱為Burqan。 〔97〕 鮑迪乃本第588頁，穆勒本第407頁。 〔98〕 鮑迪乃本第325頁；穆勒本第239頁；參看裕爾-考狄爾書中的注釋，I，426—430。參看伊本·白圖泰遊記，德弗雷梅里本（巴黎，1853—1879，4卷本）IV，259—260。 〔99〕 參考海德《利凡特商業史》（萊比錫，1923年）II，670，693。 〔100〕 Quinsai一名，或者根據各種手稿寫法：Khansa, Khinsa, Khingsai, Khanzai, Cansay, Campsay，來自King-tsai，即「暫時駐地」（伯希和）。參看穆勒的《馬可對Quinsay的描述》（《通報》1937年，105頁）。 〔101〕 「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我錯了，它是最大的一個港口」。（伊本·白圖泰遊記，德弗雷梅里本IV，269）。在刺桐附近是德化，也在福建境內，其中有馬可稱讚的陶器製品（穆勒本，352頁，參看海德的《利凡特商業史》II，247）。 〔102〕 鮑迪乃譯本第561頁。穆勒和伯希和譯本第368頁。海德上引書II，644。費郎的著作（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eographiques arabes, persans et turcs）（巴黎，1913—1914年）2卷本，I，31。 〔103〕 1335年至1343年間佛羅倫薩編輯的一部著作，看海德《利凡特商業史》I，xviii。 〔104〕 參看海德《利凡特商業史》II，218。 〔105〕 漢文史料稱馬八兒。阿拉伯語是Ma'abar, Ma'bar，意為渡頭。《島夷志略》和《元史》均有馬八兒傳，《元史》稱：「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蘭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蘭又為馬八兒後障。」該地在科羅曼德耳海岸。——譯者 〔106〕 參看伯希和《中亞和遠東的基督教徒》（《通報》1914年，第633頁）。 〔107〕 穆勒《中國的基督教徒》第191頁。 〔108〕 在安德魯·佩魯賈的信中，把他到北京的時間寫成1318年肯定是錯誤的，穆勒估計，應該是1313年。（《在中國的基督教徒》第191—192頁）。 〔109〕 裕爾《東域紀程錄叢》（英文版）第3卷第73頁：其內在價值約合不到五十英鎊。——譯者 〔110〕 馬拉巴爾（Malabar即Minibar），伊本·白圖泰寫作al-Malibar，愛德利奚和阿布爾費達寫作al-Manibar。Malabar指印度西南海岸一帶。張星烺認為是《元史·亦黑迷失傳》中的八羅孛。關於胡椒生產，《諸蕃志》：「無離拔國至多，番商之販於闍婆，來自無離拔也。」——譯者 〔111〕 《鄂多立克游錄》，考狄爾本（巴黎，1891）第99頁。 〔112〕 參看H.豪斯登的文章（St. Thomas and St. Thom, Mylapore）（《孟加拉亞洲社會雜誌》1924年）第153頁。 〔113〕 Sinkalan，馬黎諾里記Cynkalan，伊本·白圖泰記Sinkalan，拉施特和瓦撒夫記Chinkalan，都指今廣州。——譯者 〔114〕 關於辛迦蘭的重要性（特別是作為中國陶器運往印度和葉門的重要港口），參看《伊本·白圖泰遊記》德弗雷梅里譯本，IV，272。 〔115〕 參看穆勒《在中國的基督教徒》241頁，和《新中國評論》（1922）第32頁「杭州有一萬座橋。」 〔116〕 馬可已經提到過杭州的聶思托里安教教堂（本內代托本第152頁）。 〔117〕 裕爾以為其地是馬可記的Singuimatu，馮承鈞譯作新州馬頭，以往認為是今濟寧。何高濟譯《鄂多立克東遊錄》第72頁注3認為應是《元史·河渠志》御河條下長蘆以北的索家馬頭，所指城市實為滄州。現照原文的說法譯成新州馬頭（山東濟寧）。——譯者 〔118〕 據陶九成《輟耕錄》，這裡所說的小山是金代的瓊花島，元代的萬壽山，今之瓊華島，其上的宮殿即廣寒宮。因「其山皆疊玲瓏石為之，峰巒隱映，松檜隆郁，秀若天成」，故稱之為綠山。其旁之池即元代之太液池，今北海，極美之橋應為山前之白玉石橋，「長二百餘尺，直抵儀天殿後」（見《輟耕錄》）。——譯者 〔119〕 巴薩諾的僧侶馬契辛諾說，據僧侶鄂多立克說，皇冠是珍珠和寶石鑲嵌而成，比特利維索邊區還值錢。參看何高濟譯本第88頁。——譯者 〔120〕 《鄂多立克東遊錄》考狄爾本第375頁。對此有注釋，馬可所談到的忽必烈在基督教盛大節日中所起的作用（看貝本第69、70頁）。 〔121〕 《馬可·波羅遊記》，參看本內代托本第60—61頁。 〔122〕 《鄂多立克東遊錄》考狄爾本第450頁。參看勞費爾《鄂多立克到過吐蕃嗎？》（《通報》1914，第405頁）。 〔123〕 北京的阿速人給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的信註明時間是1336年7月11日，信上陳述約翰·孟德科維諾已在八年前去世了（穆勒《中國的基督教徒》第198頁）。 〔124〕 《中國的基督教徒》第197頁。 〔125〕 馬黎諾里是應大汗使團的邀請而進行旅行的，關於這次旅行，他本人寫有遊記。這本《遊記》的惟一一份完整手稿，現藏布拉格大學圖書館，由多布奈公布在《波希米亞歷史文獻》（Monumenta Historica Boemiae），1768年版第2卷，第79—282頁上，由伊姆利爾公布於《波希米亞史料集》（Fontes Rerum Bohemicarum），1882年版第三卷，第492—604頁上。有關馬黎諾里東遊部分，由裕爾譯成英文，收入《東域記程錄叢》第3卷第209—269頁。——譯者 〔126〕 伯希和《中亞的基督教徒》（《通報》1914，第642頁）。 〔127〕 馬黎諾里的編年，參看穆勒《中國的基督教徒》第254頁。 〔128〕 這一地區忽必烈先給他的三兒子忙哥剌，後又轉給忙哥剌之子阿難答，它還包括陝西，以西安（或稱長安）為都。 〔129〕 《元史紀事本末》第155頁是愛黎育拔力八達，今從英文名譯成愛育黎拔力八達。——譯者 〔130〕 參看利傑蒂《元文宗的蒙古名稱》（《通報》1930，第57頁）。 〔131〕 名叫「廣」的兩個城市可能指兩廣地區，即廣東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譯者 〔132〕 《元史紀事本末》第218頁：「帝以孛羅為中書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譯者 〔133〕 據《元史紀事本末》第219頁記：「擴廓帖木兒扈從太子至京師。詔以擴廓為中書左丞相，知樞密院事。」——譯者 〔134〕 轉自《漢譯蒙古黃金史綱》（1985年，呼和浩特版）第44頁。——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