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山殘夢之十一：上帝無靈 · 第十回 教授撰文 替雷震申訴說理 妻子探監 為丈夫叫屈哭冤
書接上回。話說就在莊萊德一伙人在為雷震案分析來分析去，毫無辦法為他們的「忠貞之士」解救出獄，大為傷感的時候，蔣介石也在找張群「共進晚餐」，作暢談狀。面對群山，萬籟皆寂，張群道：「本來，我也想找『總統』說一件事。」蔣道：「好極。」張道：「那一天，我聽糧食局長李某說，『一旦反攻開始，可以立即提供三十萬噸食米，以充軍糧』，聽得我很不舒服，想起一個故事來。」蔣道：「很好。」張道：「南北朝時期，宋國大將檀道濟北伐魏國，軍至歷城，從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言糧食已罄。道濟夤夜唱籌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在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遂不復追。事見『南史』，這和諸葛亮的空城計有異曲同工之妙，一個掩飾缺兵，一個掩飾缺糧，在兵法上是虛虛實實，確是妙用。」蔣道：「說得是。」張道：「但是，兵法不同於糧政，兵不厭詐，糧政卻是硬繃繃的東西。」
蔣介石嚇了一跳，問：「你說的是，我們不能反攻，為的是沒有軍糧？」張道：「反攻問題牽涉到美國、牽涉到世界，是一回事。今天我們的糧政不行，又是一回事。台灣是有米，可是近年來人口大增，耕地反而日縮，糧食供求早就有了問題，我去過鄉下，目睹鄉下人絕無可能人人吃米，更談不上天天有米吃！這些年來天災頻繁，糧食局長大叫沒問題，可是稻禾損耗，耕地流失，有目共睹，糧價波動竟然每次都是由官價配給的配售米帶頭，實在危險！因此這個糧政局長，我看大有問題。」
蔣介石久久無言，半晌嘆道：「究竟是老弟兄，你我說的都是實話。你以為我不知道麼？我知道的比你更加詳細！經國派政工隊到離島工作，自己帶著鍋灶白米去，在那邊變成了魔術表演，原來不少島上的人，根本沒見過大米，更加沒見過煮飯。」蔣介石嘆道：「可是你明白，這個局長是不倒翁，從陳儀到現在，省的負責人換了好幾個，從來沒換過這個局長，關鍵就在這裡，他是本省人，米不夠吃？找他！米有問題？找他，你當然懂得我的意思了？」
張群聞言，冷汗一身，暗忖，「我自以為是頭老狐狸，卻還比不上他有『道行』。」當下聽蔣說道：「米的問題，還不怎麼著急，本省人大都吃慣了番薯干，可以熬一個時期，只是雷震案，反證了美方有些人容我不得，你我老弟兄，可聽說有什麼不利我們的說法？此事一度把你牽連，我已把辦事的人痛罵一頓，事也過去，不必介意。」張群強笑道：「我也說不上什麼。追隨幾十年，我一切都不計較，只是雷震，我在從南京來台灣之前，曾約他吃過一頓飯，印象倒是蠻深的。」
原來一九四九年元旦那天，蔣介石為了爭取喘息和麻痹人民，發動了一個「和平攻勢」，曾經連篇累牘地表示自己願意「縮短戰爭時間」，「減輕人民痛苦」，但不過一個月有零，到二月上旬，「以拯救人民為前提」的那一小撮「英雄好漢」，忽然又大彈其「和共產黨周旋到底」的老調，而什麼「和平」的曲子突地低落。蔣介石發出「特別宣傳指示」，大叫「政府與其無條件投降，不如作戰到底」。「毛澤東一月十四日聲明八點為亡國條件，政府原不應接受。」「中共應負破壞和平之責任。」諸如此類，半個月前蔣方如喪考妣地急於談判的神氣全部消失。在這過程中，雷震曾在南京《中央日報》等發表反對和談的言論，文字刊出第二天，張群就邀雷吃飯，在座的還有張群及其次女、陳博生、張治中、邵力子等人。張治中毫不客氣，板起面孔，問雷震何以要同蔣介石唱對台？問他是不是比蔣還要「權威」，以為這一仗還能繼續？雷展困窘地說，這是他個人的自由，他有權利發表他反對和談的意見。氣氛當然很僵，張群調解說：「在座都是老國民黨，我們明白『政府』為什麼要和談，而且恨不得馬上進行，必然有它的理由，至於談得成談不成，可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不過正在盼望和談時，公開強烈反對，只能替『政府』增加麻煩。」
張治中又道：「外面傳說，有人不希望在這時候和談，而要等到共軍攻下南京之後，『政府』中人已經走得差不多了，他們才出面代表『政府』和中共談判，而由華盛頓作為後台。」話未完雷震以掌擊桌道：「那你怎麼可以道聽途說，當面罵人？」張治中道：「如果不是說你，你又何必生那麼大的氣？」兩人也就劍拔弩張起來，可笑張群的次女分明已是個成人，卻嚇得當眾嚎陶大哭，邵力子於是哄她，張群也就向雷攤牌道：「今天我們聚聚，無非是為了這個局面不行了，單是靠我們的力量，絕對拖不下去，因此就要和談，一面放出空氣和談，一面另作準備，老實說這在我們自己來說，這不過是個公開秘密，可是，」他對雷震道：「你老弟卻在《中央日報》唱對台戲，不提內容，就時間來說，好像是早了一些。因此在這緊要關頭，希望老弟步伐一致。」
雷震明白這是老蔣的語氣，也就不再糾纏，這頓飯也就不歡而散。張群把這件事對蔣說了，又道。「那年三月底，雷震在台北也曾發表過同樣內容的反和談文章，仔細想想，未嘗完全沒有道理。」蔣介石便問：「那他到底反些什麼？」
張群告訴蔣，他曾見過雷震的自辯，說他到得台灣，就在「東南長官公署」任政務委員，當時為了防守台灣，在「台灣防衛司令部」中成立了一個有關材料動員的機構，雷奉派兼任主委，當時的省府秘書長浦薛鳳與防衛總司令孫立人為副主委，委員十餘人中，尹仲容也是其中之一。但防衛工事經費無著，幾個人搜索枯腸，「發明」了稅捐附加「防衛捐」，就是雷震任該機構主委的「德政」。這項捐稅原來以三個月為限，結果直到如今還沒取消。雷震一方面用這個例子暗示他對蔣的「耿耿忠心」，同時說明他為蔣搜颳了很多的錢，「反共」反到如此地步，怎能戴一頂紅帽子？
不僅此也，就在上海解放以前，雷震是湯恩伯的重要助手。那當兒谷正綱與方治是「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政務委員會」委員，雷則是湯恩伯特聘的顧問，他和谷、方二人時常為「保衛上海』日以繼夜地考慮問題，時常精疲力盡地各自歸去。遁台後，有一次陳誠以台省主席身份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對他們三個大為捧場，要與會者向他們三個「看齊」，說他們「每逢『國家』在極端危險之際總是挺身而出」，於是有些報紙就肉麻當有趣地說他們是「三劍客」，而雷震也肉麻當有趣地把這件事提了出來，說明他是個「反共」反到入骨的「好漢」。
且有甚者，雷震認為他的「反共』，使湯恩伯視為知己。一九四九年八月，湯恩伯這個「寶貝」正防守廈門，曾派人邀雷、方二人前往參加「金廈保衛戰」，雷以顧問名義主持廈門地方「經濟作戰」和勞軍各項工作。九月間兩人又到廣州，再飛重慶找蔣報告金廈防衛情形，不久蔣到廈門，對雷震等人「獎勵有加」。十月十五日廈門解放，雷震幾乎被俘，拖到深夜兩點鐘才混下小船再上兵艦，逃往金門，十八日始乘輪到達高雄，認為「反共」反到如此出力，根本與紅帽子無關。
更有丑表功者，那是一九五一年底，為了打擊香港的第三勢力，雷奉命和洪蘭友曾赴香港活動，兩個「媒婆」回台後各有一套，而雷給蔣的報告長達十七頁，雷認為這是他「反共信念和反共工作努力」的證據，但無論他怎樣「努力反共」，卻給扣上了一個「涉嫌叛亂」的罪名，並且把劉子英自白書中的一句話，作為雷震犯了叛亂罪的根據，說是劉在一九五○年夏天「密將奉派來台向雷面報，而雷告以治安機關查辦甚嚴，囑勿聲張」云云，這一段雷震大叫冤枉。
張群向蔣轉述雷震的官辯說，就在劉子英到台灣的時候，正是雷震為「防衛台灣」的工事構築問題十分賣力的時候，同時也是蔣介石自己對雷「讚佩有加」的時候，而且正在這個時候，雷震還在《自由中國》上撰文強調「我們要以工作對付工作，從工作上對付共產黨，以工作來打擊共產黨，以行動表現決心，以成績爭取同情。今後對工作上的問題，要以說服溝通思想，以實踐取得信任」。雷震認為像他那樣一個死硬反共者，竟然會戴上一頂紅帽子，實在不可思議。特別是劉子英的自白式究竟在什麼情況下寫出來的？為什麼不准他和劉子英在法庭上當面對質？甚至不准他的律師到獄中探詢劉子英？一切一切，都使他感到不可思議。
蔣介石在心頭暗笑，佯嘆道：「在這種亂糟糟的時光，有雷震這種案子發生，看來一點不稀奇。辦案的人怨氣衝天，恨不得把他槍斃，我不贊成。」蔣介石道：「我要他們慎重處理，也提出了一些相反的看法，但是他們好像有很多道理似的，譬如說，假使雷震是反共的，為什麼一向受到邵力子夫婦的倚重？」張群笑道：「其實這很簡單，民國廿七年六月底，雷震到參政會任特務秘書兼議事組長，後來邵力子由副秘書長升為秘書長，雷震也升了。」
蔣「嗯」了一聲，張道：「雷震升任為副秘書長仍兼議事組組長，這是遞升，而非邵的倚重。」蔣道：「那他擔保劉子英的事情，究竟是什麼關係呢？」張苦笑道：『據雷震自己說，劉子英當年什麼時候參加參政會工作，他記不起來了，時間很久，地點又在重慶，人去人來，老實說很難記住。尤其是劉子英是干會計的，屬總務組，雷震不大熟，至於他到台灣找雷擔保一節，按規定必須兩個人擔保，雷震因為老同事的關係簽了字，另一個是誰他已忘掉，因為這種保證書他簽得太多了，於情於理，他說他沒有辦法拒絕。而且還有一點，雷震說正因為他保的人太多了，治安機關也曾提醒過他，因此三十九年（一九五○年）他到香港對付第三勢力時，曾經把所有的保證全都退了，從法律觀點來說，雷震早已解除了保人的責任。至於以後他給劉子英介紹工作等等，完全是為了劉子英寫得一手好字，人又能幹，但是沒有辦法，因此他必須為他介紹工作。就這樣，雷震說他挨了重重的一棒，說他們兩人之間是『深相結納，引為心腹』，簡直不明事理，而且他還有更加厲害的駁斥。」蔣聞言一怔。
雷震自辯的是：有關劉子英所說在他書房裡交代了些什麼，雷認為即使在目前，他還沒有理由相信劉是間諜，否則他不可能為他找工作。特別是劉子英的自白書是在什麼情形下寫的？雷震一無所知，可是這一點對他的案子關係太大，他還要求能和劉當面對質，此其一。其次，根據起訴書上所說，劉子英那次和他談天屬於密談，而「兩人的談話只有他知我知，天知地知」，為什麼蔣方非要根據他的片面之詞來否定雷的話，而不能根據他的話去否定劉的話？雷認為不能理解，此其二。還有，起訴書上說：「按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得將為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八年德特復字第二九號著有判例」，雷認為這個判例用得不對，假定劉子英真是間諜，他供稱已告訴了雷，並且得到了雷的掩護，這一陳述並非劉「不利於已的陳述」。既非「不利於己的陳述」，就不能據此來定共同被告的罪，雷自言他是學法律的，要求審判官特別注意。諸如此類，張群轉彎抹角說到這裡，試探道：「這樁案子，到這裡為止了，大體上也告一段落，我不可能為他做說客，那萬萬不可以的，不過反正已經判罪，用『總統』的名義稍為減他幾年，相信對各方都好。」
蔣介石暗忖：「既說不做說客，又說減幾年刑，你也未免太精了。」便嘆道：「我一切不曾詳細過問，如果大家認為十年太重，可以要他們酌量減刑，不過，這件事鬧了個天下知聞，老實說我也不大高興。至於雷震本人，他們說當台灣海峽炮戰的時候，也曾公開撰文和共黨和談，這個嘛，也未免過分目中無人。」
張群笑道：「我無意搬弄嘴舌，只是關於這一點，外面傳說很多，雷震自己也說過，他說他『想不出有那一篇文章，可以被曲解到這種地步。其它罪名尚可在文章中斷章取義，面這一罪名，即令用斷章取義的手法，也不能自圓其說，這是絕對誣陷，還談不上是莫須有』。」蔣故作詫異道：「真有其事？」張道：
「我們那邊，也有幾個吃飽了飯沒事幹的人，把《自由中國》有問題的幾十篇文章都逐字逐句仔細看過了，的的確確沒有主張和共黨和談的文字。」蔣介石沉吟道：「那他們太開玩笑了，這樣重大的事情，白紙上既無黑字，怎麼可以隨便亂說？」張群生怕開罪小蔣，忙說：「這些都已過去了。」
突地蔣介石出起題目來道：「據你看來，雷震的罪名大致沒有錯吧？一共有幾項？我已經記不得那麼多了。」張群硬著頭皮答道：「此事給軍事法庭慎重審判，當無差錯。他的幾項罪名，在於妄指政府『反攻大陸』之政策與號召，為自欺欺人，自誤誤人之詞，散布悲觀無望之論調，意圖瓦解『反共抗俄』之鬥志，」張群一笑：「這是起訴書上的措詞。還有，便是態意渲染軍中有官兵互相猜忌與長期抑鬱現象，以打擊士氣。又有：公然要求美國干涉內政，此外便是所謂主張與共黨和談了。」
蔣介石道：「此事已成過去，此刻我們兩人在這裡說這件事，可能他們辦事的人，把那張弓拉得太緊張了些，相罵無好話，他們對雷震的起訴，有些地方可能是過火了些。可是雷震出我們的洋相，也真的很是到家，難怪下面的人光火。我也曾經看過幾篇他們的東西，有些是連我們的年紀都沒法忍耐的。譬如反攻無望論，岳軍兄你說，就是無望罷，也該給我留點面子，吵什麼？又說軍人待遇太苦，生活困難，內心苦悶，十分嚴重，因此軍人自殺案件時有所聞，軍官眷屬，因為生活困難而當下女的一天多似一天。言下之意，軍官女眷如此，再低一等的不是當娼妓了嗎？事實上是如此，我也知道，可是你說出來千什麼？豈不是往我臉上抹屎？岳軍兄想想，雷震無論怎麼解釋，怎麼可能逃得掉煽動軍心，破壞士氣的罪名全而且他這樣做究竟目的何在？除了共產黨，還有誰願意看見我們的這種窘態？因此我給莊萊德大使去過一封信，告訴他外面有人造謠，說雷震案是為了對付美國，現在我用事實證明，這是對付共產黨而不是對付美國，於是他們也就沒什麼話說。」
張群聞言打了個冷戰，暗忖老蔣的「道行」，確乎比自己深了一些，先發制人，堵住了美國人的嘴，這場官司也就使他們插不下手。便道：「誠如『總統』所說，此事已成過去，我們但求平平靜靜過去就是了。」蔣道：「那也不然，我們希望如此，人家不一定答應，昨天美國方面有人來信，說雷案在那邊反應不佳，白宮中有人在罵我們的山門，意思是要我們小心。因此我就讓辦案小組加倍謹慎。」下面幾句他可沒說出來，那是蔣、宋、孔、陳幾家在美國的投機倒把買賣，例如地產物業股票市場等等，忽地碰上風浪，事出倉卒，孔祥熙懷疑是一種報復。
那邊廂，籌備「中國民主黨」的高玉樹、李萬居、夏濤聲、齊世英、王地、郭雨新、黃玉嬌、謝漢儒、許世賢、楊毓滋、李賜卿等十人，明知「反對黨」已無希望，那一日集中在和平東路二段《自由中國》社內商議一陣，決往青島東路警備總部監牢探望雷震。高玉樹道：「前天，雷太太來電話，問我有沒有膽子探監，這句話顯然大有文章，她說她丈夫代表我們坐牢，我們應該如何如何，話很難聽，我不準備轉述了。我就告訴她，我們十幾個人並沒有忘記老雷，只是有所不便，我們集體去探過監，也曾集體撞過釘子，雷太太是知道的。如今一審再審，一判再判，案子看來已定，看來不致吃閉門羹了，因此請大家一齊探監。」說罷攜帶了蘋果、鳳梨酥等物出發，到得那邊，一一登記，送雷食物一一檢查，卻只准派三個代表與雷相見。
高玉樹、李萬居、夏濤聲三人當下隨獄卒前往客廳，雷震迅即出見，隔著一道木欄杆，無從握手，相顧慘然。高玉樹等問候過後，雷震道：「此案如此冤枉，我十年坐完，不知道是個什麼局面了！」卻道：「我當然不想冤冤枉柱坐下去，不知道『中國民主黨』方面曾否延聘律師，為我上訴？」
李萬居低聲說：「這個黨根本不准成立，因此它還沒有合法地位，未便延請律師。」雷道：「但是我們曾經召開過幾次籌備會議，報上也刊登過新聞，按理是可以的。」夏濤聲的聲音更低，說：「別說用中國民主黨的名義了，即使你自己的辯護律師梁肅戎。他的監察委員紗帽看來都會不保。」雷咬牙道：「這算什麼自由民主！」高玉樹瞅一眼周圍的獄卒，強笑道：
「關於這樁案子，現在真是世界轟動了。我們當然還要盡力而為。」雷震見眾人談吐之間，壓根兒沒有為他「出頭」的決心，已經明白此事已無減刑可能，當下老淚縱橫，卻苦笑道：「我這幾天也很明白，看來我要做一個『民主烈士』了，如果非坐十年不可，在這期內如果年老體弱，瘐死獄中，你們幾位也得和我主持主持正義，否則這個『自由中國』，眼看要隨著我們的《自由中國》關門而關門了！」眾人聞言大驚，沒人膽敢接嘴，聽雷震道：「我最不甘心的，是給我一頂紅帽子，我們反共抗俄幾十年，到頭來要我這樣不明不白，冤冤枉枉地受這份罪，我死不瞑目，我一定要反對，我可以坐牢。但是決不能在我頭上扣一頂紅帽子，那太不倫不類！」
蔣介石那一幫，也並非不知道這頂帽子戴在雷震頭上確乎不倫不類，無奈除了祭起這件「法寶」，已無其它辦法，而《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發起人與撰稿人之一、台灣的一名教授殷海光，針對這些情形，也就開了口。他說自從雷震和他「主辦了令人喜愛同時也令人厭憎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以來，耳邊時常有人說。雷震是一個失意的官僚政客，跟他在一起搞什麼？照我看來，他不止是一個『官僚政客』，而且簡直是一個『最愚蠢的官僚政客』！」為什麼呢？殷海光認為在雷的面前，擺著兩條可以選擇的道路，第一條是「照美國時代周刊和台灣時與潮雜誌所載，雷震在二十歲時就加入國民黨，後來『官運亨通』，一直做到『朝廷命官』，奉命連絡四方，在政局動盪之秋他盡力之所及，為在朝黨立過功勞。來台後他如利用這個歷史，他也不難做起特字號的官兒，錦衣玉食，揚揚自得。第二條路是，」殷海光認為：
「雷震堅持他的『民主憲政』主張，不肯放棄批評，而且硬要組織一個新的政黨。結果十幾年來，他由被開除黨籍，而被削掉『國策顧問』的紗帽，又遭治安機構看守大門，而被阻澆印刷，而因陳案被控，終至因『叛亂罪嫌』而身陷囹圄。」雷震不走第一條路而走第二條，因此他是「最愚蠢的官僚政客」。
事情很明顯，殷海光是在企圖為雷作「盡人事」的解圍，一口咬定雷震的入獄與反對黨有關，抓他是蔣方「對新黨『打蛇打頭』的行動，我怎樣也想不出這項行動有什麼必要，怎樣也想不出雷震等創建新黨有什麼『危險』可言。」殷海光認為：「無論是『造反』也好，或者是『革命』也好，必須許多條件輻湊在一起才能成功。第一是人的素質，第二是社會基礎，第三是國際背景。關於人的素質，搞『革命』必須要有搞『革命』的人，怎樣的人才是搞『革命』的人呢？搞『革命』的人在思想和情調方面有浪漫的和理想的趨向，前者就是反傳統反古典反權威的趨向，他們無視於既成的政教、典章和制度。後者就是超越現實的一切，而一心迷醉於理想王國之降臨。具有這兩種趨向的人多半是青年，或者是受到阻抑或挫折的人，或無恆心、恆產、恆業的人。」
殷海光亂扯了一陣之後，立刻為雷震洗刷，認為他不是個「造反」或「革命」之人，他說他已年逾花甲，活到六十多歲才搞「革命」，有如一個獨身主義的女子到六十多歲忽然要嫁人一樣，他認為不大可能。
蔣方相當注意殷海光的調調兒，因為在雷震等人紛紛入獄時，他居然膽敢露面，這件事本身已經說明了一些問題。他們見殷海光為雷震辯護，認為一個六十開外的女人不可能興出嫁之想，可又加個尾巴道：「這樣的事情也不能說沒有，但總有點令人發生『姍姍其來遲』之感罷！」看在蔣家父子等人眼裡，似乎是在為雷震可惜：「你這個反對黨，搞得太遲了些。」
殷海光為反對黨及其發起人逐個解釋，有道：「根據十幾年來和雷震接觸所得印象而論，他在政治思想方面是一位十足的『頑固而堅持的憲政主義』者。在他身上很難找得出一點浪漫氣氛和太多的理想傾向。六十歲以上的人之不太有這些成素，毋寧是一件自然而不足怪的現象。我常常覺得他太注意一件一件的瑣事，他和我這樣的人之思想，除了都贊同民主自由以外，距離是很遙遠的。我認為他『太現實』一點。而且無論他口裡怎樣不滿意國民黨，儘管這十幾年來他已有了不少的改變和進步，同時他和新牌國民黨人很不相同，可是，我看來看去，無論在基本的思想形態，行為模式，和待人接物的習慣上，他和老牌國民黨人並沒有根本的差別。以這麼樣的一個人，那裡造得起反？那裡會搞『革命』？有什麼『危險少可言？』」
接著，殷海光道：「上面所說的，同樣可以應用到我所知道的從事創建新黨的若干領導人物，比如說李萬居罷，他是那樣沉靜持重，富於理性。高玉樹呢？他為人機智，反應靈敏。我們與其說他是一個舊式的政治活動家，不如說他是一位美台合璧的企業家。郭雨新則『麵團團富家翁』，一看就使人覺得可以信賴。夏濤聲滿腦袋的『國家民族』思想，一心為『民主』政治獻身。齊世英心思縝密，富正義感，而無激越之情。總而言之，這些位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都深曉利害，都熟諳世情，且都有身家之累，這樣的一些人物，怎會『造反』，怎麼『搞革命』？」
蔣家父子心中明白，殷海光所以如此一一點名道姓「評價」主要為的是擔心那幾個反對黨「領導人物」也步雷震後塵，再看殷海光分析台灣的「社會基礎」，說是小朝廷的「社會層界可以三分，在這三個層界中，新黨比較有希望植根於其上的有兩個，一是農民，另一是中小資產階層。」殷海光卻又認為「農民底政治感覺比較遲鈍，他們主要的努力是餬口，生小孩，有閒暇的時候聽歌仔。」
殷海光認為台灣「農民的政治欲望是很低的，他們只希望他們認為公正的人士出來為他們謀福利，如此而已，在台灣有勢力的是近十幾年來新興的中小資產階層。這一階層的人的政治欲望，在消極方面是求減少苛擾，在積極方面是希望有他們選舉出來的縣市長或議員們替他們保證既得利益，或更進而開拓利益。這個階層的政治胃口，多半於中下層民意代表或首長之選舉。根據農民和中小資產階層的政治欲望來觀察，在基本上是現實的、直接的、事務性的而非原則性的。新黨的社會基礎主要在這兩個層界之上。而這兩個層界的基本政治要求不過如此，所以怎麼會搞『革命』？怎麼值得這樣緊張？」
殷海光扯了一陣所謂台灣的「社會基礎」，在他是旨在援雷，在蔣卻大有所「感」，感到不論殷某背景如何，不論殷某對台灣的「社會基礎」研究是否到家，反正膽敢在這個時候挺身而出，也就說明他是個有來頭的角色了。也就注意起他的那一套來，只見殷海光在為雷案繼續辯護道：「看國際背景，中國近幾十年來鬧『造反』或搞『革命』都是有背景的。在中國，凡無重大國際背景的政治集團，一概不能掌握政權。新黨有否國際背景？顯然沒有！」
事情非常明顯，殷海光在和蔣方「白刃相見」了，他何以「吃了獅子心老虎膽」？對方則有如吃了螢火蟲一般，見他為反對黨辯道：「美國怎樣？美國的意向是非常明白地擺在那裡的：美國已經覺得橫跨海峽的『中國問題』非常麻煩。他們對於這個地區的態度，是希望在和平安定之中逐漸作一民主的轉變。因此，如果有一個新的政黨起來發揮這一種作用，那麼他們自然是欣喜之不暇。然而，如果因此引起騷亂，把一鍋粥打翻了，那麼他們會認為不合他們的策略希望。任何國家的政府決無直接或間接獎勵別國內部任何政黨從事與其政策希望相違的活動之理。基於這項考慮，新黨能而且只能從事和平合法的奮鬥，決不可能『造反，或搞『革命』的，既然如此，有什麼不可容忍的？」殷海光自以為頭頭是道，乾淨利落，沒料到他的辯護恰巧是美國對台局的「夫子自道」，殷海光不作辯護，某些人還搞不清雷案究竟有些什麼花招？給他辯護之後，幾乎人人都恍然大悟：雷案確乎是美蔣一場大戰，美方固然吃了個「啞巴虧」，蔣方「贏」得也很「辛苦」。
蔣方密切注意殷海光的爭辯，聽他這樣說：「依據上面的解釋，我們知道，即將成立的新黨，無論在人的素質上和社會基礎上，以及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上，都先天地決定著它不是一個『革命黨』，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民主黨』。這樣的一個政黨有什麼作用呢？這樣的一個政黨的作用有二：第一，她可作『中國』民主政治的產婆；第二，她可作『自由中國』政治機能里的調節器。」
殷海光分明已經跳了出來，儼然新黨的又一發言人了。他又把胡適的「恩師」杜威抬將出來道：「杜威說：『民主必須代代更新』，『中國人民』渴望民主已經半個世紀了。然而，民主依然在難產之中。雷震先生之失去身體的自由是一個風標，這個風標告訴我們，『中國』要真正民主化，是一件尚待大家十分努力的事業。民主的真正基礎在人身自由。如果你的身體暴露在一個毫無約束的權力之下，隨時可以因莫須有的藉口而失去有由，那麼所謂『民主』，究竟掛在那棵樹上呢？」分明在指著老蔣的鼻子罵人。
殷海光又道：「近若干年來，有些人士把台灣的光景看成『安定』的局面，我非常抱歉，我不能同意這種看法。因為這種看法不合實情，台灣的光景只是花費了極高的代價所換得的『表面平靜』而已。」
這一拳打得不輕，蔣家父子咬牙再看殷海光的反擊道：「近十幾年來，台灣的社會活動，除了吃喝玩樂以外，一切都置於自上而下的強力控制之下，一切非來自控制者的活動，都在懷疑和禁止之列，因此，社會正常發展的生機都窒息和扼殺了。長此以往，結果不堪設想！針對這種可悲情形，『自由中國』需要一部政治的調節器。有了這部調節器之調節，社會各方面的機能才得以正常的發展。即將成立的新黨，正好發揮這一積極性功能。當然，她更可能給人一個有希望的遠景。」
蔣經國冷笑道：「這幾段東西，再清楚也沒有的了，既然說不是革命的、不是造反的，那它怎可能帶來有希望的遠景？而且，此案已定，他還來一個『即將出現的反對黨』念念不忘，比反對黨中的籌備委員還要熱心，這又說明了什麼問題？分明是在為高玉樹、李萬居、夏濤聲他們打氣，要他們不管雷震是否恢復自由，反對黨可要繼續成立，殷海光好大的膽子，竟然公開挑戰，把他抓了，看看我們的顏色！」
當然，那只是「氣話」，蔣家父子還不敢馬上把殷海光逮捕，直到一九六九年殷海光在台死去，他只是「台灣大監獄」中的一名囚犯，還沒有正式入獄，可見蔣對美方的顧慮很大，而「打雷」案的主要意圖也就在於擊破反對黨。
殷海光在那篇為雷震辯護的東西里，尾巴上來了這麼一段道：「無疑，雷震先生是這樣的一個新黨之催生醫師。他為了這個新黨之出世，他為了實現『民主憲政』的夢，犧牲了唾手可得的富貴榮華，而陷身莫測的疑害。我絕不願為一時一地的是非而辯論。自古至今，該有多少人為了科學上的真理或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犧牲生命的。這些人物在當時不是曾被咬定為『叛徒』嗎？然而，時過境遷了，那些咬定這些志士為『叛徒』的人們，卻替歷史留下了人類的愚蠢、自私和黑暗的記錄。雖然，我置身於這小書室中，我正神馳於古今的興亡歷史，可是我畢竟與這樣的一群人處在同一個時代和同一島上。我的身體，正像一切講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人之身體一樣，毫無掩蔽地暴露在一個毫無約束的權力之下，雷及先生就是這樣地失去身體自由。想到這裡，我不禁要借聖經上的一句話，贈與雷震先生：『為義而受難的人，有福了。』」
不用說，殷海光也在指著蔣家父子的鼻子痛罵，妙就妙在他已「告訴」人家，他也有被捕可能的，這使蔣方又氣又惱，只能咬緊牙齒再說了，可是消息傳來，殷海光並未到此為止，已經另外和兩個「教授」聯名撰文，繼續反擊，蔣方沒料到對方有此表現，忙不迭傳下令去，未得許可，千萬妄動不得。
那邊廂探監的人也多了起來，「警總軍法處」看守所定每星期四為「接見日」，宋英和長女雷鳳陵、三女雷美琳、兒媳徐予安、女婿陳襄夫、堂侄雷鳴、姨侄程積寬等一行七人，攜帶水果，前往探視，所長張某奉命予以「優待」，准許他們在律師接見室相見，但這間屋子很小，僅設四張單人沙發，接見時張某必須在旁，加上雷震本人，只剩下兩張沙發，於是分三批接見。第一批宋英單獨與雷相晤，兩人久久無言，雷震瞅一眼張某，強笑道：「我沒有想到你們今天會來，你好嗎？」
宋英卻答非所問道：「我替你請的是兩個律師，除了梁肅戎，還有李公權，可是開庭太快，這次他們辦事過分迅速，我們的兩個律師只有一人來得及辦手續。」
那看守所所長張某，從兩人談話中當然聽出了弦外之音，兩人在指昏庸因循的法庭，平時辦事慢似蝸牛，這回卻非常迅速，顯然內中有鬼，旨在打擊雷震，便笑道：「軍事法庭嘛，當然快得多。」宋英道：「不管什麼法庭，總得像個法庭嘛，我先看了起訴書之後，曾經擬了三十七條答辯綱要，提供給律師參考，可是來不及了。」雷震對張某苦笑道：「那一年我和國大秘書長洪蘭友到香港工作，兩人曾經共擬過十條國是意見，呈給『總統』，這對我的答辮有利，我請我太太去找那個原稿，找到之後，對我這樁案子幫助很大。」卻嘆道：「張所長，我所擔心的，是《自由中國》半月刊。」問宋英：「能不能按期出版？不要脫期，如果做不到，那對工作不利，對國家不利，對不起讀者，你知道嗎？」
那張某見雷震提到「不利國家」，心中暗驚，這句話分明是說給他聽的，他知道「打雷案」是避重就輕的做法，一方面「打」，一方面膽顫心驚，惟恐美方報復，如今雷震當真當場發出警告了。
兩人會見時間已到，接著是雷美琳和她的姐夫陳襄夫入室，那雷美琳並非宋英所生，乃雷妾向筠所生，畢業於台北「世界新聞學校」，卻在彰化銀行工作。
張某早已知道，這個女兒的性格酷肖乃父，因此雷震特別喜愛，女兒還未入室，雷震已起立往迎，上演了一出抱頭痛哭。半晌，雷震吻著她的頭髮道：「現在，是該堅強的時候了，你要好好做事，努力進修，幫忙照顧家庭，不要為我的事情煩惱。」雷美琳抹抹眼淚，對旁邊的看守所所長恨恨說道：
「瞧我爹瘦了這麼多，眼睛無神，面色難看，我真為他的健康擔憂。我相信他這一次是冤枉的。因為他一向忠貞，對國家對『總統』忠心耿耿，對共黨恨之入骨，他絕對不會庇護什麼間謀，更加不會什麼顛覆政府，只不過我爹個性倔強。直爽，喜歡講民主，愛自由，對政府批評激烈了一些，以致落得今天下場，但他是無辜的。」又道：
「我小時候喜歡養鳥玩弄昆蟲，小籠小瓶，養了一大批，可是給我爹統統放了，他對我說，『要給他們自由。』因此我就把所有的小鳥小昆蟲統統放了，你看，這不是……」雷震這當兒和他說些別的，張某心中暗笑，他想：「到底是女孩子，會編出一些童話來，無奈我聽不懂，聽懂也沒用。」
雷美琳以為在張某面前可以表達些什麼，又道：「張所長，我媽媽在前天收到了爹爹從這裡寄出的一封信，他在信上說，『我素性倔強，只向真理點頭，這是無法改易的，所謂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否則《自由中國》半月刊不會支持到十一年，否則大陸易手前我不會去上海和廈門，與共黨周旋到底的。猶憶從上海退到台灣後，台灣省主席陳辭修先生有一天在中央委員會談話會上，要大家向我和谷正綱、方治三人看齊，今日我則以叛亂嫌疑而為階下囚矣！請想想，心中豈能平下去。』」張某忙道：「雷小姐記性好，過目不忘，哈哈，對不起，時間到了。」於是兩人退出，由雷震兒媳徐予安、長女雷鳳陵、堂侄雷鳴三人跟著進來，雷震沒什麼好說的，雙方扯了幾句，雷震強笑道：「你們要好好做事，不必為我的事情擔心。」雷家一行先後探監完畢，出得門來，卻見「監察委員」陶百川提了一盒點心也來探望，兩人促膝而談，聲音極低；張某明白，陶某是個有名的黨棍子，此番準是為「安撫」而來，也就由他，但對雷震的妾侍向筠前來探望，人人精神一振。只見她帶來一個菜盒，並未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卻先對張某大表感謝，說是如果沒有他的照料，她先生可能已經病倒。
當著旁人，向藥不便說些什麼，可是轉念一想，她和雷震生下五名子女，宋英那邊又有好幾個，雷震在時，生活不愁，如今他系身囹圄，生活費用由宋英管得好緊，萬一雷震瘓斃獄中，那她大小六人如何生活？不由得吸泣起來，雷震勸道：
「別哭，美琳已能自力更生，四個小孩子還小，需要你多加教養，」哄了一陣，雙方實在沒有什麼可說的，向筠只能對張某「萬事拜託」，哭著回去。張某開雷震的玩笑道：「雷先生享齊人之福，聽說很久，卻第一次見到。」言下之意，說的是雷震全家不是「監委」就是「名流」，反正都是「有來頭」人物，以如此人物而無視於一夫一妻的「法律」，這筆賬也很難說了，雷震心事重重，井沒聽見他說些什麼。回到房裡，頹然躺下，感到「一世英名」，如此下場，蔣家父子對他，也未免忒煞兇狠，想不到雷震自己由於美國撐腰，對蔣家父子又幾時「客氣」來著？雙方都在勾心鬥角，這回事無非是彼此掙扎，美蔣無數矛盾中的一例，但他想想仍不甘心，披衣而起，準備寫信。
但是雷震明白，無論怎樣「求助」，這一個回合已經告一段落，此信無甚重要，而且不知道應該寫給誰才好，當下頹然躺下，眼睜睜望著天花板，不知東方之既白。
那邊廂，《自由中國》半月刊方面，以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為「言論撰稿人代表」，也在字斟句酌地草擬「共同聲明」，不知東方之既白，他們以自己的震驚為「舉世震驚」，認為蔣方起訴書中涉及言論的地方，與雷震被控「涉嫌叛亂罪」有互為關聯，因此認為蔣方這一表示，「十分值得全自由世界關心言論自由的人士注意，更值得我們為那些言論的執筆人注意」，顯然在消極方面為自己辯護，意圖阻遏蔣方的再逮捕，積極方面則為雷震呼冤，希望不能夠立即釋放，也可能減少幾年坐牢。
殷海光等三人有道：「我們都是讀書人，我們沒有從事實際政治活動的興趣，被指控的那些文字，除了讀者投書以外，大都是我們撰寫的。我們寫那些文字，只是書生論政。我們來到台灣，正和所有純正知識分子一樣，只有一個大的目標，那便是反共救國。」在這裡，這一小撮自由主義者分明已經綁在美帝破車上死硬反動，卻還裝扮起「與政治無關的清高模樣」，抽掉了階級與階級鬥爭的內容，希望獲得「全世界的注意」哩！
三人聯名寫道：「在這一個大的目標之下，十幾年來、我們奮筆直書，我們承認，我們主言的方針和若干觀念，與十幾年來官方千篇一律的頒製品有所不同。誠然，我們所見也許不盡與人相同，但是我們立言，無一不是對自己的知識負責，對自己的『良心』負責，對讀者負責。我們堅守著『是什麼就說什麼』的原則，我們認為我們這樣做是對的。以人類思路之廣，以中國人才之眾，以『反共救國』蘊義之富，我們實在想不出任何理由必須把我們的言論強迫納入官言制就的緊身衣以內，我們更想不出任何理由必欲將言論亦步亦趨地依照官方模型的鑄造才算不違背『國策』，果真如此，我們只算是播音筒，那還有什麼言論自由可言？」
非常明顯，美蔣矛盾在這三個人的表態聲明中更加清楚了：「反共」是一致的，但怎麼個「反」法卻有不同，美帝有美帝的一套，蔣幫有蔣幫的一套。美帝驅蔣吞台，置台灣於美帝直接統治之下，方便它的擴大軍事冒險；蔣幫則希望拖人落水，希望美國能為蔣幫的「反攻大陸」火中取栗。
這是個鬼打架的局面。鬼聲啾啾中，殷海光他們三個繼續辯護道：「但是我們拜讀了警備總部的雷案起訴書，和一現即隱的『白皮書』，我們獲知我們這些言論竟被認為是『違法言論』，因而是雷震先生『叛亂罪嫌』的一個構成層面。這真使我們惶惑萬分。固然，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發行人，因而他對《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言論負有法律責任；可是，我們是撰稿人，對於我們自己撰寫的文字，我們從來沒有打算規避自己應負的言論責任。」擺出了一副應戰的姿態，抓住了蔣家父子的小辮子大聲吆喝道：
「然而，不幸得很，我們細讀警備總部起訴書中有關《自由中國》半月刊言論的部分，和那本一現即隱的『白皮書』，我們發現其中儘是斷章取義、東拼西湊、張冠李戴，和改頭換面之詞。這一編織的結果，和我們文章的原意完全不符。我們認為這種舉措，關係乎我們個人者尚小，關係乎言論自由者大，關係乎『中國』政治民主前途者更大。假設英美民主國家的政府對於民間學人論政之稍有不合口胃者，動輒加以『助敵宣傳』的帽子，羅織罪名，那麼，他們的言論自由豈不盡遭扼殺？他們的民主制度豈不將被摧毀無遺？」很明顯，抬出「美式民主自由」來嚇唬小朝廷了。
那三人結束這個聯名聲明道：「我們再四思維，我們實在發現不了我們的言論『違法』之處何在，現在將那些被指控的文字，除讀者投書之外，全部搜集起來，印成專冊，呈獻在廣大讀者面前，我們衷誠訴諸讀者的理智、常識和良心，我們要求大家對我們的言論作一致公正的評判。來勢可是不小，還要編印專冊，但他們也有先見之明，加了個附註道：「本文所指的專冊，正在積極籌印中，如無意外困難，當於日內與讀者見面。」明確暗示蔣方會對這本專冊採取干擾。蔣經國好不氣惱，立刻派人到承印《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印刷所調查、卻無此事。遍查台北各處，也無此事，折騰了幾天，根本未見此書印刷，故意撥電話詢問，卻說業已付印，但因官方阻撓，因此不一定能夠出版了，蔣方恍然大悟上了個當，對方在這枚棋子上比蔣高了一著，故意虛張聲勢反擊蔣方，結果明知蔣方不會放過而乾脆沒有進行其事，但把出不了版、「扼殺自由」的那一套擱在蔣方身上，這使蔣方哭笑不得，分明輸了一著，卻又擔心對方在他處悄悄付印，甚感彆扭。
但是，以蔣家小朝廷來說，彆扭的事精太多，殷海光等人那本「專集」的出版與否，還不是最彆扭的，宋英的到處討救兵，顯然給予小朝廷以不小的壓力。此人此事當然可以不理，但總得「措辭得體」，這使小朝廷自蔣以下，都憋了一肚子氣。
而內中最最著急的，乃是胡適。自從「安全局」在他廟門口登記進香客姓名地址、籍貫職業之後，這個泥菩薩也就廟前冷下車馬稀起來，那一日正在悶得發慌，和老伴照例「骨牌算命」，來了一個美國佬，通名報姓，才知道來人隸屬美國「中央情報局」，是為調查雷案而來，打著旗子找胡，蔣家人馬「避之則吉」，因此也用不著登記什麼的。寒暄一陣，那美國佬道：
「我這次真的是為了雷案而來，對他們說得清清楚楚，說是想不到像自稱為『民主烈士』的雷先生竟然私通共黨，因此非調查不可，以免在類似雷先生的人士之中，給混進了間諜。」胡適苦笑道：「那他們怎麼說？」美國佬道：「他們表示歡迎，並且願意協助。我到南港找你而不用登記，就是他們『協助』的表現。」接著又道：「華盛頓的意思是，暫時不妨冷靜下來，否則也只能是使他們火上添油。如今雷先生坐牢已經有兩個多月，有人建議把宋英的那篇文章譯成英文，在美國有限度地散發，胡博士以為如何？」
胡適沉吟道：「看來，也不可能有什麼效果，不過讓有些人能夠受到影響，也是好的。」美國佬給他一份拷貝道：「譯成英文，是否還過得去？」胡適接過看了，原來還是初時的那篇，「營救我的丈夫雷震」上面這樣說：
「近十幾年來，治安當局所指的間諜究竟是什麼？並無明確宣示，但給予一般人的印象，構成所謂間諜的條件很廣泛而模糊。有時候一個人只要和共產黨粘上一點點關係，或者只是許許多多年前的舊帳，也要翻過來算，扣上一頂間諜帽子。如果間謀構成的條件是這樣的廣泛模糊，那麼，且不說已死的人，今天自大陸來台實在五十以上的人，尤其是政治圈子裡的人而又絕對不是間諜的，恐怕寥寥無幾了。」
胡適笑道：「對，第一個，蔣本人就是到莫斯科去的，他兒子還是個什麼名堂呢！不但父子兩個去了莫斯科，而且還討了個俄國媳婦來，這筆帳怎麼算呢？再說北伐的時候，沒有共產黨的幫忙，老實說他早就在幾十年前下了台，根本到不了一九四九年了。」美國佬笑而不語。
胡適讀下去，笑道：「宋英是有點厲害，你瞧她先在蔣的臉上擦了一層粉，然後說，蔣家父子雖然和蘇聯以及中共發生過關係，但是從來沒有人說過他們是間諜，這句話的分量不輕。因此宋英認為，這個標準可以施之於蔣家父子，當然也沒有理由不可以施之於一般國人，因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見宋英寫道：
「要訂立什麼是間諜的標準，並不怕嚴格，愈嚴格愈能發生防諜作用，但怕失之於太寬泛模糊，太寬泛模糊就難免牽扯太廣，人人自危，造成恐怖，乃致窒息了社會的生機！」
宋英又道：「我們『中華民國』在目前世界大局中的處境可以說是『風雨飄搖』，因此我們對於『反共抗俄』和『整肅共諜』，必須臨之以『哀矜勿喜』和謹慎戒懼的心情，這樣才能保持『反共抗俄』這塊招牌，使之真正發生號召作用。本著這個原則，治安機關在『整肅匪共諜』時，必須以真正的間諜為對象，如果拿間諜的帽子來迫害異己，那麼久而久之，一般人看出其真正的用意所在，那就是自己毀掉『反共抗俄』這塊招牌，會產生相反作用的。」顯然在向蔣正面開火了。
美國佬忽地問：「據胡博士看，宋英這種語氣，會不會引起麻煩呢？也就是說，她以她的角度，說這樣的話，合不合適呢？」
胡適道：「不會有什麼吧？反正她的處境是這樣的了，講出來，他們不會有什麼的，因為他們已經把反對黨扼殺了，他們是勝利者。」再看宋英的文章道：「要防止上述的弊端，最便捷的途徑在於對間諜下個確切的定義。比如說構成間諜的『技術條件』是些什麼？種種等等，都得規定清楚。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將間諜的輪廓清清楚楚描繪出來，一點也不含混。這麼一來，使大家看到一個顯然易明的樣品或標本，凡合乎這一樣品或標本的就是間諜，否則不是。複次，非軍人必須由司法審訊，既然政府自信公正，那就沒有懼怕公開審訊之理。現在關於雷案，海內外議論紛紛，認為是一件顯然的『政治誣陷』。在秘密刑訊之下迅速構成的所謂『供認』和『自白書』，實不足以昭信。這已經是大家司空見慣的常識。司法機關並未聞這樣搶先發表『自白書』的事，何以在警備總部這樣快就有所謂『自白書』？這真是不可理解和令人懷疑的事。」美國佬問：「當初這篇文章在這裡用中國文字發表的時候，究竟發生過怎麼樣的情況？他們禁止過沒有？駁斥過沒有？」
宋英認為她丈夫的案子「如果交給司法審訊，那麼是非曲直必可大白於天下，這樣才可以恢復政府的威信，這樣才會發生安定社會人心的作用。」她認為共產黨所以成功，是由於「社會不安所造成」的，「我們如果一個安定社會，人人泰然自若，大家享有無虞恐俱的自由」，這麼著，共產主義也就沒什麼了。當然，這是宋英淺薄的看法，是抽調了階級與階級壓迫、階級鬥爭的說法，但她的目的顯然在於對付蔣介石，在所謂「反共一致」的角度上有所辯駁，說道：
「話說到這裡，我不能不提到與這個問題相關的一個人的經歷和反共的保證問題。顯然得很，一個人的反共經歷愈久，則愈可以保證他的可靠性。拿蔣『總統』作個最佳的例子罷，三十多年來，蔣『總統』一直是堅強反共的領袖，他有了這一長期的經歷作保證，大家就不會疑心他會把我們出賣。在他手下從事反共工作的重要幹部，也多有二三十年反共的經歷作保證，所以大家不懷疑他們的可靠性。如其不然，歷史對我們一點用也沒有，我們也等於活在一個太虛幻境裡。」一望而知，宋英圖以雷震臭不可聞的反共反人民那一套作為護身符，左一個譬如，右一個譬如，莫非是說她丈夫積數十年「反共經驗」，是大可以作為「忠貞保證」，如今挨了這一下，太冤枉了。
這還不算，宋英又舉了個例道：「艾森豪威爾總統反共的堅定，大家也是信得過的，假若有一天，我們睡一覺起來，忽然看到某些報紙上說：『艾森豪威爾總統袒共』，這是多麼不可想像的事：如果我們就此問題去請教一位外國教授，他回答說：『艾森豪威爾總統是否不袒共，乃一「理論問題」，這須以以後的「事實」來證明。我們想，這位外國教授除了否定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歷史之外，他既不明白什麼是『理論』，更不明白什麼是『事實』，艾森豪威爾多年的反共經歷不是『事實』是什麼？除了這一『事實』以外，我們究竟到哪裡去找『事實』？一個人到了一定的年歲，他的行為軌序和模式都鑄成了，要改變也不大可能了。如果有人造謠，說孔子做小偷，這是不會有人相信的。關於雷震是否『掩護共諜，知情不報』的問題，完全可作如是觀。今日在台灣作『掩護共諜』的利害如何？連小孩子都看得清楚，何況以雷震的經驗和閱歷？他三十多年的經歷足以解答這類問題，用不著我來多說了。」宋英顯然以「老資格」指著蔣的鼻子譏諷：「你們不如小孩子。」
聽完宋英最後一段結尾，美國佬問道：「她在最後強調外省人和台灣人一起如何如何，會不會給蔣又想到其它方面去？」胡適道：「我看沒什麼。因為，文章是該這樣做的，宋英為了援救她的丈夫，最後呼籲外省人和本省人大家聯合起來反共，這沒什麼。再說，再三強調本省人如何如何，也完全符合我們的要求。」美國佬又問：「那雷震這件事，此刻究竟發展到什麼地步？我的意思是，他這十年牢獄之災是判定的了，上訴也沒希望，那究竟應該怎樣下手？我們是不準備出面的了。」
胡適低聲道：「現在已決定向他們的國防部軍法復判局主任檢察官，依法申請非常審判了。」美國佬「哦」了一聲道：「有希望麼？」胡道：「不管有沒有希望，反正要這樣做。而且聽說雷震快要搬出看守所，正式關進監獄去了。」美國佬皺眉道：「那你們應該多花點時間。胡博士是知道的，在他們監牢里，有著很多很多古怪玩意。」胡適唯唯。
那邊廂雷震驟聞「搬家」，悽然問張某道；「這就是說，我這十年牢是坐定的了。因此臨時看守所不能再住，正式遷入監獄？張所長在這一兩個月期間，相信對我的事情也多少看出了一點眉目，因此能不能讓我再住下去，待上訴有個結果之後再說。」
張某笑道：「雷先生知道，這不是我的能力可以解決的。」雷問：「那搬到什麼地方？」張道：「新店安坑軍人監獄。」雷怒道：「又是軍人監獄！又是軍事監獄！分明我不是軍人，軍人長軍人短，最後又給送進軍人監獄，這不是欺人太甚了嗎？」張某心中暗笑，卻一臉悲天憫人之狀道：「總而言之，兄弟只能根據上面命令行事。老實說，雷先生在這裡，我有不懂的事情，時常可以向你請教，你一搬家，我也少了一個可以請教的人了。雷先生知道，我名義上是個所長，但是整天、整月、整年不能到外面去，和你們的情形也差不了多少。」
這麼著，雷震就遷入新店軍人監獄開始了為時十年的刑期，正式監獄不像看守所，那陰森的氣氛更加濃厚，「會客」也遠不如後者「方便」，雷震那把火簡直有十丈高，入得監獄，大罵大叫，感到一死了之，這對小朝廷的打擊不小。可是滿臉橫肉的獄官獄卒，對他的暴跳如雷視若無睹，鐵窗鐵門，鎖住便算，雷震倒是沒了辦法，終於靜了下來，嘶啞著嗓子問獄卒要水，要報紙，要這個那個的，而且要快。那獄官獄卒就是不理，弄得雷震毫無辦法。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