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山殘夢之十一：上帝無靈 · 第十一回 為鳴不平 陳誠勸蔣遭圍攻 油盡燈枯 胡適激憤命歸天
書接上回。話說那「軍人監獄」當真不同於著守所，對雷震這個特殊犯人來說，既不遷就，也未打罵，雷震也沒有別的辦法。翌日宋英把律師擬訂的「非常審判」申請理由書給他過目，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原判決僅以共同被告劉子英之非任意性自白而無其它補強證據，即認定申請人有明知為共產黨間謀而不告密檢舉罪行，顯屬違背法令」。第二部分則為「原判決關於言論文字部分違反憲法言論自由之規定，並違背證據法則，以推測理想之詞，故入人罪」。洋洋灑灑，又是長達數千言的一篇東西，雷震苦笑道：「這批老爺又該不耐煩了吧？」宋英道：
「內中所提理由，以及引經據典所說的，以前大體上已經說過，不過也有些新材料，例如你一再供述絕對不知道劉子英是間諜一節，在申請復判時提出一個證據，說劉子英曾在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年）四月二十日，以仇子奇名義作『南京變色一年記』一書，以證明他對共產黨的深切痛恨，絕無可能倒過來又為共產黨工作，並且繼續要求和劉子英對質。同時辯護意旨中陳明，僅憑劉子英的自白，而無其它補充證據，即認定你這個申請人為違法罪行，這是違背法令的，而且違背五、六條法令之多。」
雷震苦笑道：「這個已是壽星公唱曲子，是老調了，看來沒什麼用處。」宋英勸慰了幾句，又道：「有關六篇被指『為共產黨宣傳』的文章，我們這樣辯護，自由中國固然是雜誌的名稱，也是我們努力促成、建設『自由中國』的目標，我們每期都有刊載，在言論工作上所致力的重點有六：㈠闡釋自由與民主；㈡實行法治，建立政治制度；㈢希望出現有力的反對黨；㈣團結『民主國家』和反共大量；㈥鼓勵自由經濟制度；㈥因建設獨立性與批評性的輿論。因此原判決所妄指為共產黨宣傳的六篇文章，都是以上述宗旨及重點為命意立論之依據，不容曲解。」
雷震嘆道：「他們才不管哩！」宋英道：「我們又把辯護意旨對他們重新說了一遍，說你這個申請人的主要觀念有兩點，第一點是請大家不要把『反攻大陸』的希望，建立在並無絕對把握的未來世界大戰的基礎上面，同時也不要把未來的世界戰爭機械地理解為射擊的戰爭。我們的想像是這樣的，」雷震制住道：「我自己來說罷，看看申書上寫的，是否這個意思。」
雷震等人不以蔣介石小朝廷強調的「三次大戰有利『反攻』論」為然，認為「也許今後若干年月，美俄雙方並無掀動全面的射擊戰，而只在軍備競爭的情形之下，從事文化、政治、經濟的比賽」，因此小朝廷不能不適應這一情勢，來作不朝廷的打算。雷震等人自稱：「我們看出這一場鬥爭是長期的，乃要求培養持久的心理基礎。」
第二點，雷震希望小朝廷不要為「馬上就回大陸」的心理所誤，以致放棄了眼前應該做的事情，「而去追逐那個世界射擊戰的渺茫幻影」，因此大叫小朝廷應該有個「健康的頭腦」。雷震他們呼籲「能夠辨別那些事是有用的，那些事是完全徒勞的。不作徒勞之事，才能把有限的時間和精神騰空出來，從事一些真正補益於『反共抗俄』的努力。」意思是小朝廷胡思亂想，胡作非為，無一是處。
至於「反攻大陸」此路不通的問題，雷震等難以再辯，因為越辯越表現了蔣介石的困窘，與此同來的便是無法再考慮縮短他的刑期，夫婦兩人四目相視，計無所出，也只能沿用已經辯過的東西再說一遍算了。
宋英低聲道：「胡博士他們，沒有一天不在為你傷腦筋，有人主張把我那篇關於營救你的文章，譯成英文。」可又苦笑道：「這篇東西給他們一改再改，沒有了半點感情。」談到這裡，兩人又為一個身患離奇癱瘓症的孩子發愁。這個兒子二十幾歲，臥床近兩年，「名醫」束手，如今雷震又在獄中，醫療問題更多，可是也只能相對唏噓，眼看在台北沒有什麼希望，然而送到美國去卻又不能出境，這便他們對小朝廷更加憤恨。結果這個兒子纏綿床褥十年之久，手術動過二十幾次，當雷震在一九六九年出獄之後，這個病人還是不治死去，那是本年本月初之事，閒話表過不提。
胡適聞道雷震請求特別再審，找幾個人打聽有無下文，錢思亮特地訪他道：「關於這件事，外面傳說紛紜，說得很是難聽，總的來說，『政府』方面認為此事已經告一段落，不希望任何人再翻帳翻案。甚至放出空氣，替告任何企圖為他奔走的人。因此勸院長不必再為此事操心。否則雙方可能都下不了台，到時候甚至可能發生更加特別的事情，不能不防。」
胡適聞言苦笑道：「這怎麼『防』法？這是防不勝防的事情。今天你來找我，我們見面了，明天來找我，說不定你就要到看守所或者軍人監獄找我了。」錢思亮忙不迭雙手亂搖道：「這怎麼可能？他們怎會『碰』您院長？」胡道：「我當然不過是這樣說，如果他們真來這一手，那簡直是活得不耐煩了！」又道：「這個世界是在往前走，誰也拖不住，留不住，不是走到共產主義，就是走到資本主義，決不是像今天的台灣那樣，落後愚昧，不成體統。我是堅信資本主義會成功的，並且堅信回大陸做大壽。不過看樣子，沒有這麼方便，所以有些困難的原因，就在於這個家天下的統治，實在有弊無利。雷震算得上是『民主烈士』了，但是我不以為軟下來是對的。你聽說過麼？蔣經國要他在軍隊中做政治工作的那批東西，到處傳播『槍斃雷震，趕走胡適』的恐嚇，旨在逼我走掉，我才不在乎，李敖那個小伙子對我說，終有一天，他們會喊出『槍斃胡適』的口號來的。」胡適一巴掌落在茶几上，把那副疊得整整齊齊的骨牌打了個唏里嘩啦，卻強笑道若「我還是不在乎，他們又奈我何！」
錢思亮道：「唉，說實在的，他們也太過火了，這麼一搞，他們自己的問題沒有解決，反而越鬧越亂，我看不出對他們有什麼好。」
胡適雙手反背，踱了幾步，說：「這一陣，他們的意圖十分明顯，恨不能把所有的『民主人士』一網打盡，殷海光他們幾個人，也是整天不安樂，我對他們說，這用不著害怕，無論如何，凡是沒有參而『中國民主黨』的人，他們雖想一口吞，也是沒辦法，吞不下去的。我們此刻應該做的，是在合適的地方，表達合適的意見，不亢不卑，沒什麼了不起的。你只要看他們這一次根本不敢提到華盛頓方面任何人，拚命飛出紅帽子，一頂又一頂，實在好笑煞人，這樣做只能暴露他們的膽怯，那裡能表示他們有什麼屁的精神？」越說越氣，越說越感到渾身疲乏，頹然坐下，江冬秀忙不迭給他遞上參湯，強笑道：「你瞧，天氣這麼好，也不到外面走走，就在家裡悶氣，氣壞了，自己吃虧，他們可高興哩。」
錢思亮也附和著勸了幾句，忽地笑道：「他們還在算老帳，說三年以前，費正清曾經對人說過，台灣應該變成美國的第五十一州，現在他們又在嚷嚷了。」胡適道：「這有什麼稀奇，費正清是對陳啟天和蔣勻田兩人說的，這兩人今天還在這裡。」
那「青年黨」與「民社黨」的「二號黨魁」陳啟天與蔣勻田，不但是「妾侍黨」中的尚未「扶正」之人，且為連蔣介石這一幫人都不把他們放在眼裡，其實力「等於零」，可見一斑，因此費正清的話無論怎樣充滿了誘惑，兩個「影子黨」還是毫無辦法。但作為「執政黨黨魁」的蔣介石，就在這當兒碰到了一個難題：陳誠忽地求見。
半小時後，這個「副總統」算是見到了蔣，寒暄過後，說：「關於雷震案，外面傳得很難聽，香港更是厲害，我們當然無所顧忌，但是有關雷的刑期是否長了些，胡適希望『總統』能夠再聽聽大家的意見。」蔣介石心頭早就猜到陳誠可能為雷案而來，如今聽他抬出一個胡適，不覺氣上加氣，冷笑道：「我也聽到了有關雷案的反應，是有人在罵我們，但是雷案的性質嚴重，非同小可，你以為把他放了，你我就能在台灣安樂了嗎？」
陳誠陪笑道：「那當然不能放，諸事已成定局，今天能夠研究研究的是，是否可以減輕他的一點刑期，因為海內外對這重刑都感到驚訝，某些人還表示了憤慨，省內省外都有這種調調兒，有人比較冷靜，也認為我們可能因此使『國家』的聲譽受到損害。胡適感到他不應該再為雷震說些什麼，但是他認為目前國際形勢可能逆轉，是否在這當兒對雷震的處刑酌予減輕，以示『總統』的寬大，並緩和各方的反感，希望能在這次中央常委會中提出、請大家考慮考慮。」
蔣介石冷冷地說：「既是胡博士的大面子，這次中央常委會，你我都去參加，但是大家對這個提議如果有什麼不好的反應，那胡適也怪不了我們吧？」陳誠唯唯，一周後戰戰兢兢出席中央常委會，把上面那段話說了，說是「奉諭」提出，但望各人看在「國家聲譽」份上，能夠支持。
說也奇怪，這個「中常委會」一反過去那個淒靜勁兒，陶希聖、張其昀、鄭彥棻、谷正綱、張道藩等等似乎急不可待，紛紛表示反對，並且是猛烈反對，乃至聲色俱厲，指手劃腳，根本沒有把這個「副統」放在眼裡，措詞難聽之極，一窩蜂地「殺」了出來，七嘴八舌，似乎事先已有所安排似的，可是蔣經國卻在一旁笑而不言。陳誠心中雪亮，知道這件事大體已經「完」了，可又不甘死心，乃作小小心心狀，當著老蔣把理由婉轉陳詞，希望「開恩」，但眾人把矛頭對準了「減刑」這回事，陳誠氣得反而不敢開口。
但是，蔣介石也不想讓陳誠在這個場合中過分難堪，便開口道：「既然有人不明真相，在那裡哇啦哇啦吵，要他們幾個辦案的人去考慮考慮，也無所謂。不過、此案已經復判，為了維持軍法尊嚴，他們怎麼個考慮，也不必太勉強了。」陳誠聞言，知道案已無改動可能，著人轉告胡適，自己不擬前在，免得引起更多傳說。
那蔣經國可喜歡不迭，對陶希聖等人說：「這下子，看來雷案能夠告一段落。」陶道：「但是港台方面，還有些筆墨官司尚難應付。」蔣問：「是不是指左舜生他們的攻擊？」陶道：
「還不止。他們的《聯合評論》向我們開炮，說當初監察院設立調查雷案小組，他們曾經寄以很大的希望。但是進行得並不順利，還指我們對一個國民黨籍的委員百般壓追，使他一度退出調查小組之外，還勸阻住在台中的一名委員無故缺席，以致調查工作很難開展，總之沒一句好話。」蔣經國失笑道：「那還有什麼好話可聽？我們又何嘗向他們說過好話？」
陶希聖搖著尾巴、刻意巴結道：「但是他們太狂妄了。」意思是連小蔣都罵。又道：「而那個調查小組，也終於被迫開了一次會，所定的調查重點，卻是對我們不利，分明於大鬍子有所暗示，故意抬槓，現在事情已了，要不要給他看看頗色？」
蔣經國搖手道：「對於大鬍子千萬別再有什麼動作，這是一塊活招牌，我父親千方百計把他找到台灣來，他也一直發牢騷，好在他年紀太大，不可能有什麼活動的了，你們千萬別再惹他。他一個不高興，就會闖到我父親那邊，老實說還是讓他一點的好。」陶希聖道：「我只是提到監察院裡的人，無意和他打交道。想當初那個小組所提『重點之』實在存心不良，譬如說罪證不夠，譬如說雷震的律師沒有辯護機會，譬如說雷震找不到劉子英對質，既不合理、文不合法等等。乃至他們幾名監察委員主張實施調查時，除對初審判人員包括審判長和檢查官進行查詢外，對於復判有無違法失職，也在調查之列，這種口氣，分明目中無人，應該找個機會還擊！」
蔣經國心想：「他們對你特別不客氣，為的是你曾當過漢奸，如今又想借刀殺人，實際上卻是要我樹敵，這筆賬不划算。」於是勸他道：「你以為他們幾個人有什麼了不起，據我看一點用處也沒有，反而對我們有利，相信嗎？」
陶希聖「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從他們提出來的幾點來看，監察院調查小組並沒有完全根據我們的意思行事，也就是他們所說的什麼『民主』，他們要這個，我們就給他們這個，的確對我們有利。因為他們要在復判後才開始調查，事後縱然發現審判人員有什麼違法失職，他們要提出彈劾，也不過是放一個馬後炮，毫無用處。」陶希聖笑道：「真的對我們有利，真的對我們有利。」二人皆笑。
可是說到在對方一連串反擊中無法還手時，兩人也就笑不出來了。對方矛頭所指，首先是痛斥蔣經國，其次是指著陶希聖等人的鼻子破口大罵。例如對於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等人的共同聲明，指蔣方把他們發表在雷震那本半月刊上面的文章「斷章取義，東拼西湊，張冠李戴和改頭換面」，藉以歪曲這幾篇東西的原意，好難答覆。又如《民主潮》半月刊社的負責人朱文伯，也為此事在《公論報》上發表一篇東西，題目就叫做「我曾煽動本省人民背離『政府』嗎？」說蔣方指他曾在《自由中國》半月刊上發表以「為『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再說幾句話」為題的東西，乃是「煽動本省人背離政府」的，朱文伯大叫冤枉，認為這是「曲解羅織」，拍馬迎戰，但蔣方同樣難以答覆。
這還不算，有一個台灣「省議會」議員叫郭雨新的，也曾在《公論報》上發表題為「主張民選省長也犯罪嗎？」的反擊文字，他說他在《自由中國》半月刊上寫過「民選省長此其時矣」，蔣方指他「挑撥本省人與大陸來台同胞的感情」，是「煽動本省人背離政府」。郭雨新辯稱如果此一曲解可以成立，那麼以前台省民意代表要求縣市長民選，豈不是也犯了同樣的罪嗎？為什麼作為「執政黨」的蔣方反予接納，乃至大作宣傳，指此舉為「建設台清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首要措施」？郭雨新這一問揭穿了蔣方與地方勢力討價還價，重新分贓的所謂「地方自治」骯髒內幕，並且「理直氣壯」地質問蔣方：「如果認為『國家』遭遇危難與在此非常時期，『政府』施政無法遵守憲法奉行遺教，不妨公開坦誠有所表示，當民意代表們對此問題提出詢問時，尤應將『省長』暫難民選的緣由明確加以解答。『政府』真有苦衷，人民是會諒解的，然負責當局智不出此，應該答覆的問題避不答覆，反在幕後曲解羅織，想用莫須有的罪名嚇阻人而法的言論！」措辭相當辛辣。
不但如此，郭雨新還嚴厲譽告蔣方：「在此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是不會發生什麼效果的。」正因為上述諸人的反擊一直使蔣方無從回答，被迫「緘默」，左舜生、李璜等人的《聯合評論》，就指出這是蔣方「理屈」的表現，並且指著陶希聖的鼻子說他這個「好發議論的宣傳策士也沒有出聲」，陶希聖有點沉不住氣，要求蔣經國讓他「出聲」了。
蔣經國還是那個姿態：一百個不理。為的是不管它是否光采。這一仗已占上風，「反對黨」風消雲散，如果再有下文，：那也只能授人以柄，或者激怒主子，引起更糟的反應，這筆賬就很難算，說不定反而虧本。
於是乎，「民社黨」、「青年黨」這兩個只剩下招牌的「妾侍黨」負責人，如陳啟天、王思曾、蔣勻田之流，忽地「蒙蔣召見」，不由得大為緊張，原來「反對黨」中，十個有九個都是和「妾侍黨」有關係的，以為老蔣這回要「誅九族」，此行是天主教徒的「蒙主寵召」，人人懷著鬼胎。沒料到完全相反，蔣介石希望他們為他「做做好事」，彌補他殘缺的「民主自由」假面具，俾便在主子面前多少有點交代。蔣介石皮笑肉不笑道：
「關於雷震案，這個……這個外面的傳說很多，希望你們兩黨不要誤會，我們是『民主』的，雷震案完全是共黨關係，和外國人的猜測完全不同。為了證明我們是『民主』的，我今天請你們幾位前來，就為了明年雙十節的時候，我們要召開反共救國會議。」眾人一聽，一方面放下心來，另一面可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因為這個什麼「會議」吵嚷已久，這不過是舊調重彈，說不定講過就算。何況即使到時侯有那麼回事，但張君勱和左舜生極可能不理不睬言。
蔣介石結結巴巴道：「這個會……這個會是非開不可的了，因為……因為非如此不能表示『政府』的民主態度，非如此不能表示我希望大家團結反共的態度。為了聽聽大家的意見，下個月就召開不拘形式的小型會議。這個小型會議嘛，希望你們快一點派人到美國和香港『外國』地方去，找到你們的黨的主持人，為這個小型會議先鋪鋪路面，路費大概不成何題吧？很有限，真有困難，你們可以找人談談，我保證你們派出去的人，可以飛來飛去。」又道：
「至於這個會開成之後呢？新娘進房，媒人不會扔過牆，我答應你們有辦法，就有辦法，你們沒什麼不同意見嗎？」末一句等於命令，眾嘍羅怎敢搖頭？於是齊點頭，可又一頭大汗，因為此事不妙。
此事何以不妙？左舜生與李璜的《聯合評論》痛斥蔣介石道：「別以為當權者（指蔣）鑒於國際局勢的惡化，已體會到非團結無以圖存，因而採取如此的措施。須知蔣『總統』的性格，一向以一意孤行見稱，更何況還有一位『別有懷抱』的愛子日侍在側？即令上帝能給以特別的啟示，而使其有所徹悟，經國也必阻其實現。他們現在所談的團結，不但壓根兒沒有誠意，而且居心險惡。他們企圖以若干不關重要的名位和少許財政上的津貼，誘迫民社、青年兩黨人士參加政府，其目的端在於拆散兩黨與新黨的關係，使兩黨與新黨背道而馳；尤其是要使兩黨取締其參加籌組新黨之若干黨員。如所周知，今日籌組新黨的重要台籍人士，多為兩黨黨員，假設兩黨能迫使這些黨員不參加新黨，則新黨可能胎死腹中。如兩黨果要對這些籌組新黨的黨員採取行動，又勢必演成兩黨內部的更多紛擾而導致自我解體。因此，當權者不惜利用政府的名位和金錢來籠絡兩黨，表面上只是孤立和拆散新黨，而對於兩黨仍示特別優遇的誠意；實則企圖藉此使新黨與兩黨同歸於盡，而確保其一人一姓的政權於久遠。聞兩黨人士中熱心參加『政府』者大有人在；但能洞悉其奸著也不乏人，將來如何演變，未可知也。」
讀到這篇東西，蔣經國可氣壞了，準備有所還擊，乃父卻笑道：「你算是懂得香港『第三勢力』內幕的，那是一批什麼東西？文不能賣菜，武不能打架，由他們去嚷嚷，不會有出息。我們在大陸時，他們已經在耍這猴子戲了，事實不是那麼回事，美國人花了這麼多冤枉錢，有肉痛的一天，有明白的一天，美國政府的錢是花得完的，不是花不完的，我太明白，因此最好的辦法是不理。要理，也不給他們見報、免得反倒抬高了他們的身價，我才不干！左舜生也罷，張君勱也罷，你放心，他們玩『第三勢力』也玩得差不多了。你反我吧？我們還是這個樣子；你反共吧？共產黨才不在乎這幾個文縐縐的孔夫子卵泡，一點屁用也沒有，再過幾年，你看他們到我這裡來討飯！」
見老蔣如此憤激，小蔣也就不再表示什麼，卻要在香港等地的爪牙，儘量找「第三勢力」的晦氣。同時派人找胡適，打聽一下他對「兩黨入閣」的意見，可是想說好話，胡適還是拒絕會見。
眼見社會上對「打雷案」雖無劇烈抨擊，但對蔣方硬飛紅帽子，一般反應印象惡劣，認為不敢對美方正面抗擊，此乃蔣介石永遠挺不起脊骨的「奴性十足」表現，而長此以往，終會給美方達到驅蔣吞台的目的。蔣家父子早有所聞，認為對美方還是不能「得罪」，但對左舜生等人的駁斥，必須再予答覆。折騰多日，算是在蔣的機關報上公開答覆，首先認為「雷案交由軍事審判在刑法上的根據」並無問題。指雷等都是「非現役軍人」，而他的所犯罪名全系「懲治叛亂條例」上的非法顛覆「政府」罪嫌，為有利於叛徒的罪嫌，以及什麼明知為『諜」而不告密檢舉罪嫌，此外還有「刑法」上的偽造文書及誹謗等罪嫌。再次犯罪地點在台灣，而台灣乃戒嚴區域，根據這些，蔣方認為不必是法律專家，即使是略具法律常識的公民，也就足夠為法律解答的資料了。並且再三說明雷案交由軍事審判在刑法上的根據。
並且敷飾曰：「本案交由軍事審判，在刑事法基礎上極為穩妥，而毫無動搖之點。至少數人士強調『非現役軍人』不應受軍事審判，指摘本案由軍事審判為不當，在法理上也無其存在的法律依據，因為法律有『原則』規定，亦有『例外』規定。原則規定系適用於一般及承平時期，『例外』乃為應付變局之規定。」而且在「憲法」上都有條文，云云。
緊接著，蔣方又強調「雷案由軍事審判是合理合法的」。乃至拉開一副老太太的裹腳布，大談『軍事審判制度的沿革」，竟由「黃帝征蚩尤於束鹿」開始。
蔣方為了作「頭頭是道」狀，還大談其「軍事審判與司法審判的比較研究」，說是蔣方如何如何「進步」，最後來個結論曰：
「雷案由軍事審到，乃係依據法律所規定，無違於『憲法』，適與懲抬叛亂條件、戒嚴法、戡亂時期肅諜條例，台灣省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行審判或交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法等法令規定相符。所以現代之軍法，能夠維護軍紀，增強戰鬥力，宏揚法治，保障人權……」總之是美得不得了，完整美好，大大勝過了美國的那一套。
那一日，莊萊德等以參觀中研院古物為名，一窩蜂到達南港，由眾人瞧熱鬧，莊與胡適單獨會見，說：「多日未見，胡博士己經瘦了不少。」胡適道：「沒有辦法不瘦下去，他父子倆就像一劑瀉藥。」莊萊德苦笑道：「我和他倆私交不惡，但在這樁案子上無從插嘴，兩人都替雷震戴上紅帽子，」莊雙手一攤：「我們毫無辦法只好眼睜睜看雷先生進監牢去。而且他們這一次算是橫了心，用一句中國話，我們是連水都潑不進了。」
胡適戚然道：「現今之計，只能從雷的安全動腦筋，我們不能使他免於牢獄之災，但在保障他的生命，以後勿使他們把他發配火燒島來說，我們不能放棄了。」莊萊德點頭道：「這是真的，不過胡博士也不必太難過，因為我們獲得的消息說，他們父子倆也很明白，再把這樁案子鬧大，對他們就沒便宜，因此雷震看來不會發配火燒島，也不會把他幹掉。」
胡適嘆道：「你要知道這個：此案發生以後，不但反對黨的事情胎死腹中，一般大專院校中的『自由活動』，也受到了很大打擊，影響所及，我們十幾年的努力有了大挫折。」
莊萊德忽地問道：「我聽說雷震參加國民黨已經有三十七年，可曾遭到四次開除黨籍，是否真有其事？」
胡適苦笑道：「關於這個，他自己有過一篇文章，說的是他對國民黨毫無幻想，寧可等著開除黨籍的經過。」邊說邊把它翻了出來，把幾段恩恩怨怨的東西，譯給莊萊德參考。
莊萊德「哦」了一聲道：「這樣說起來，他們雙方早就『心照不宣』，老早在攤開底牌，吵個不休了，問題是有力的一面，只不過是不敢過早抓破臉而已。」
原來蔣介石卻也乾脆，一如傳說中的韓復榘審案所說：「沒到庭的站右邊」那樣，對辦事人道：「雷震沒有登記，也要開除！」這麼著，雷震分明已非國民黨黨員，可也給「開除」了。
莊萊德聞說此事，不能不笑，胡適道：「這一段話，乃雷震被除名後所寫，比較露骨。」念給他聽道：「雷震說：我做了主十七年有半的國民黨黨員，對黨雖無貢獻，也未靠黨吃飯。在黨內始終是獨來獨往，未參加任何派系的活動。縱然無益於黨，也無害於黨。惟國民黨把統治了二十多年的大陸搞丟了，我是國民黨黨員，而且當時還是中央監察委員，我是不能不負責任的。及到台灣之後，政治仍無進步，我又無力糾正。此次註銷黨籍，倒使我減輕了責任。故不無多少輕鬆之感。還有，因為保有黨籍的關係，對於國民黨的政策及其政府的施政批評，不無若干保留之處。人總是人，人總是感情的動物，對於自己現在參加的團體，不無若干偏愛之性。經『註銷黨籍』後，對於政治的批評，倒可以少保留一些。惟今日忌諱實多，究仍不能暢所欲言，對許多問題，我們欲言而又中止，所謂『話到口邊留半句』，就是今日我們的心情。」
莊萊德沉吟道：「我們對國民黨太熟識了，雷震一口咬定自己無黨無派，或許沒人相信，他應該說是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在聲勢上也就可以什麼一些。」胡適苦笑道：「他所以這樣說，無非是避免拖累人家罷了。他是湖州人，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同鄉，有人曾視他為ＣＣ的一分子，當然，ＣＣ不可能有像雷一樣的事件。但是雷的辯白也有好處，就是不再牽連他人。因為在國民黨里看這麼一種說法，就是指某某人為某某派系的『門神』。意思是看起來門神的樣子十分威武，貼在大門上面，望過去煞有介事，從外面看過去門神不但是屬於這個派系，而且還是這個派系的頭面人物，但是從裡面來說，門神和他們完全沒有關係，他不過是給貼在外面的。」
莊萊德笑道：「這很有趣。」可又嘆道：「不過，他實在太露骨了，剛才你說的那一段，簡直居高臨下，把蔣他們當作下人對待了。」又問：「胡博士，你和《自由中國》的關係密切，這是大家知道的，可是我知而不詳，今天可有機會請問了。」胡適作不勝感慨狀道：「這個，我在《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說過：記得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間，我們幾個人還在上海，那時感覺到這個形勢演變下去，會把中國分成『自由的』和『被奴役的』兩部分，所以我們不能不注意這一個『自由』與『奴役』的分野，同時更不能不注意到『自由中國』這個名字。」胡適縱然不願把美國幕後牽線有所透露，但莊萊德卻非常自然地讚嘆道：「人人都像你胡博士那樣含蓄就好。」胡適苦笑道：
「我想，可能是我們幾個最早用『自由中國』這個名字的。後來幾位朋友想到成立一個『自由中國出版社』。當然並沒有想要出雜誌，只想出一點小冊子。所以『自由中國出版社」剛成立時，只出了些小冊子性質的刊物。我於四月離開上海，搭威爾遜總統號到美國。在將要離開上海時，他們要一篇『自由中國社』的宣言。後來我就在到檀香山途中，憑我想到的寫了四條宗旨，寄回來給大家修改，但雷震先生他們都很客氣，就用當初我在船上所擬的稿子，沒有修改一個字。《自由中國》半月刊出版以後，每期都登載這四條宗旨。」
莊萊德笑道：「也就難怪他們在說，《自由中國》的主將是胡適，並非雷震。最多雷震是你的代言人罷了。」卻又問：「據他們告訴我，你曾給毛澤東去過一封信，可是一直沒有回信。當然，這只是隨便說說的。」
胡適不勝欣喜道：「這封信回不回都是一樣，我已預料到，毛澤東是不會寫回信的，因為這和他的主張大不相同，他主張革命要用武力解決，我們則主張用議會政治，我當年那封信這樣說：『現在日本既已投降，中國共產黨實在沒有什麼理由繼續保持一個龐大的軍隊。中國共產黨現在應該和英國工黨的良好模範相媲美，工黨沒有自己的一兵一卒，但在最近一次選舉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而毫無疑義地能夠在未來五年中掌握政權。我勸中共以此為標本。』」
莊萊德聞言失笑道：「胡博士這封信，在今天看，真的是費盡心機，非常努力。」可又苦笑：「如果毛澤東相信你的話，那今天的世界局勢，就完全不是這個樣子。無奈你是如此聰明，他也一點不傻，貫穿著他的武裝革命精神，直到如今。」正色道：「你不能否認這個事實：他的影響正在越來越大。」兩人相顧無言，莊萊德透了口氣搓搓手道：「今天我們須要設法挽回的，是反對黨的建立。『中國民主黨』不怎麼有希望了。連那本雜誌的命運都很難說，何況一個政黨？因此如何彌補這個大窟窿：胡博士可要花點精神了。」
胡適嘆道：「今天再談談這些老問題，真是別有滋味，並不好受。就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那年，我就對國共兩黨有了非常明白的對策。對共產黨，我請毛澤東解散八路軍新四軍，連一個字的回信也沒有，對國民黨，我請蔣介石參考美國政治的做法，來一個議會政治，可是他也並不感到興趣。」
莊道：「原來胡博士在一九四五年就進行起反對黨的工作來，在我已經印象不深，我只記得我們花錢，幾位『學者』出名出力，在當時的北平和上海等地，出了一些雜誌什麼的，其它已經記不得那麼多了。」
胡適道：「但是我堅持我的主張，那就是自己決不參加，更加談不上做反對黨的負責人。那一年在重慶，蔣廷黻、羅敦偉、劉支龍、張廣興、毛彥文、仇亦山、凌舒謨等等，差不多一百多人吧？大家談得差不多了，籌備正式成立，傳說也就滿天飛舞，也知道了，派人試探我的口氣，我也只能說生平不歡喜會客，不歡喜宴客，我不是個組黨的材料。再說今日之下，還有許多地方不適合組黨。這麼看拖到南京。」胡適想了想，說：
「再拖三年，一九四八，蔣忽然要我做總統，不管真假，他這著棋子下得很辣，意思說『美國朋友不相信我，不喜歡我，你來吧』，可是當我還沒有正式表示態度的時候，他的內部已經紛紛反對。他的內部派系很多，可是在反對我當總統這回事上，卻取得了空前的態度一致，據說理由是如果這樣『美國勢力』就會直接干預他們的政怡，而在『民主自由』的標準下，他們的高官顯爵，很可能全部受到影響，丟了烏紗，砸了飯碗，最後據說蔣也有了這種顧慮，因此對這建議也不再堅持，一拖，又是十幾年囉！」
但在一般人看來，胡適組織「反對黨」的意圖並未消弭，而在十幾年前的反對黨、和十幾年後的反對黨人事有異，童心未變，還是胡適，這勢必引起蔣家父子更大的惶恐，因此雷震雖倒，那個反對竟的陰魂卻是未散，蔣經國要手下繼續注意胡的動向，並且尋找他曾經說過、寫過的東西中，有沒有油水可撈。
明乎此，「打雷案」也就說明了它問題的本質，乃是資產階級內部不同集團為了各自利益而展開的你死我活的鬥爭，永遠無法緩和，無法解開這一矛盾，但是為了他們的共同利益，又在儘可能壓縮這一鬥爭的影響。
話說老小二蔣對雷震案認為已經定了案，判了刑，雷震也已投進監獄服刑，那《自由中國》半月刊也該偃旗息鼓，不料就在這時，突地消息傳出，說《自由中國》半月刊將移香港出版，胡適已經委託左舜生等人主持其事，堅決反蔣。蔣經國聞訊頗為緊張，派出專人分頭「遏阻」。雷震在獄中晤見宋英，宋英道：「你的事還沒完，又一件事情可鑽出來了，他們說胡先生托人在香港出版《自由中國》，昨天有好幾個電話找我，都是不認識的，他們表面上是詢問這件事，實則旨在恐嚇，你有沒有聽到這個消息？」
雷震苦笑道：「事到如今，《自由中國》半月刊，不是我們雷家可以辦得下去的了。你想，胡先生拍胸脯拍得砰砰響，這是以前，出事之後又如何？你不是沒聽他說過一句話嗎？這就很明白，我的官司吃定了敗仗，他不願意為了我，為了這本半月刊，為了這個反對黨和政府吵鬧。他為什麼不敢？也就是說，華盛頓對這件事顧慮太多，因此把我犧牲了！這幾天我在這裡反而有心情多想，因此想到了內中的奧妙，我的年紀不小，這輩子不一定能夠活著出來，你們在外面，暫時不要活動，正像我剛才說的，活動無用。看華盛頓的態度只要看胡先生，胡先生不聲不響也就是宣布了我的牢獄之災，我不是給蔣某人判刑的，我其實是給華盛頓判了刑的。」
宋英見乃夫淚下似雨，忍不住尖聲痛哭道：「這樣說起來，我們找胡先生去。」雷道：「找他無用，他不願意在我入獄前花功夫，他一定有很大的困難，此刻再動手，無論如何來不及，你不必再去，再去只會更糟。不過那半月刊移到香港出版，不管是否真假，你一百個不理。如果是真的，胡先生一定有所安排，我們已經幫不上忙；如果是假的，我們更加沒有必要瞎起勁，因此總而言之，這件事不能問聞，由它去吧。」
與此同時，李萬居也在接受訪問，那英國記者道：「外面傳說紛紜，不過都是環繞著《自由中國》半月刊將要在港出版的消息，有人說是胡博士主持，有人說是你主持的，究競有無其事，大概在什麼時候出版？」李萬居苦笑道：「如有其事，那是發生在香港的事，我們都在台北，我們都不知道。如果是胡適先生主持的，他沒對我說過，我不知道，你可以問他。如果是我主持的，我連做夢也沒想到。你的問題，我也只能這祥答覆你了。」那記者再問：「為什麼胡博士不見客？」李萬居不耐煩道：「這個問題你應該當面問胡適才是，一來我李某不能代表他，二來他也從來未對我談起他的今後打算。你若一定要我回答，那我只有三個字：不知道。」
與此同時，高玉樹也接見了那個「安全局」的專員。來人道：「我們是一回生，兩回熟。今天拜訪你不為別的，為了聽說香港要出版《自由中國》半月刊，這又是你們的老本行了，因此物地來看你，希望你告訴我們一些內情。例如誰在策劃，誰在主持，經費何來，幾時出版等等，我知道你是個夠朋友的人，在台灣家大業大，並沒有一家一當盡往美國搬，你是可以談談的。」
高玉樹打了個哈哈道：「一上來，你老兄就沒頭沒腦給我一大堆問題，老實說此事我一無所知。你說得對，我的一家一當在台灣，既然如此，怎麼可能到香港辦雜誌？何況又是《自由中國》？我實在不想到台中去陪伴雷震，你們聽錯了，不是我。」
來人道：「那又是誰？難道胡適自己去？」高道：「我真的不知道。胡適這位先生，反對黨中人對他的印象有了變化。以前當神佛似的敬他，現在有點『怕』他。」來人笑道：「怕他幹嗎？」高道：「你們也該知道，雷案發生之後，胡適他做了些什麼？他並沒有大鑼大鼓為雷震說好話，碰到釘子之後，他只顧撇清他自己，什麼他反對寫文章不具名啦，諸如此類，並沒有真正為這裡那批人奔走幫忙，因此這邊的朋友們，對他很是失望，宋英也有同感，可是有什麼辦法？人家有地位，有『國際信譽』，我們惹不起他，也不能勉強他，因此大家對他已經沒什麼來往。」又道：
「再說我不是辦報辦雜誌的料，這些外行生意，我不會冒險。你們別多心，我真的一點風聲也沒聽到。」來人再問，也無結果，知道此事與高無關，也就另外找人打聽去也。
與此同時，胡適也感到有些異樣。那一日赴宴歸來，江冬秀對她丈夫說道：「研究院有好幾個人來問，你是不是要在香港出版《自由中國》，這幾天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打聽，看來有人在打你的主意。」胡適又氣又急，跌坐在沙發里道：「也真奇怪，這幾天真是這樣，剛才人家請客，也有好幾個人提到這件事，他們把我看得太笨了，我無論如何怎樣想出口氣，也不會跑到香港搞雜誌，何況又是這本《自由中國》？」這當兒錢思亮來到南港，也是為了這件事，問胡適可曾估計過：這是怎麼回事？
胡適皺眉道：「這件事情其實很簡單，他們有所聞，很著急，總以為只有我一個人才喜歡舞文弄墨，想不到我早已有所感、有所警惕，我才不會做大傻瓜的。」
胡適可又苦笑道：「人難做，難做人，真太對了。人難做，說的是在這裡宣傳民主自由，人人以為這是我胡某人『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姓雷的帳固然算在我的頭上，姓張姓李的任何『自由民主』活動，也都算在我的帳上。」他希望人們為他推卸反蔣反共的反華責任，便道：
「可是人們顯然忘記了這一事實：蔣『總統』也在高喊『自由民主』，為什麼一碰到這四個字，就聯想到我頭上來，好像這是我的註冊商標似的。」又道：
「人難做呢？你們明白，形勢是微妙的，一方面，有人要民主自由；另方面，有人要獨裁專制，這就有了磨擦。我，當然站在『自由民主』這一邊，好，現在出了問題，出了問題之後，大家希望我出面，可是我怎麼個出面法？人家飛的是紅帽子，而且還有人證物證。就是美國總統要開口，也不能不讓人家反共吧？你們想想，我的困難有多大！」停了片刻，又長嘆一聲，接著說道：
「公要餛飩婆要面，我的這個角色可不好演！一方面視我為眼中釘，另方面說我不夠義氣，雷震判了十年，我沒有盡力援救，還有人打電話來，說我對不起這個那個的，我反問他應該怎樣做才能使大家滿意，對方可是已經收線。」
江冬秀道：「理他們作甚？」錢思亮也苦笑道：「處境真的很難。」胡適道：「這還不夠，那些反對黨中人，還給我寫過信，等於正面指責。」江問：「是誰？」胡搖手道：「這個不管它，反正有人這樣做就是了。我不能埋怨他們，因為他們的心情我太理解，不過這種情緒發展下去，對我顯然不利。右手在壓我，左手也在壓我，我變成了夾心餅、三明治。」說完發怔，正襟危坐，久久無言。
江冬秀勸道：「宰相肚裡好撐船，左手也罷，右手也罷，別太傷腦筋了，這對你身體健康不利。」錢思亮也插嘴勸了幾句：「這個世界已經夠複雜的了，這個小地方可是越來越複雜，我們真的要格外冷靜才是。有些人冷言冷語由它去吧。」胡適透過一口氣來，沮喪地說：「今後，看來，我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要特別小心了。我本來已夠小心，想不到還會落得這般地步，連反對黨的朋友都冰怎麼相信我了，這就不好。他們大都是本地人，如果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去，那我花這麼多年的氣力，豈不是白費。」他打了個冷戰：「甚至是負數。」
拖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廿五，料峭春寒，細雨霏霏，這氣氛使胡適很不痛快，起得床來，長吁短嘆，江冬秀勸道：「今天你還要主持一個大會，看開點吧。」胡適悽然長嘆一聲道：「我看得開沒有用，人家看不開，我也只能把老命送進去了。」江冬秀明白，所謂「人家看不開」，指的是美方惡蔣與日俱增，蔣方防美變本加厲，而胡夾在中間。倒蔣他有信心，但蔣倒之後，美國勢力能否回到大陸，那就毫無信心。倒蔣如摧枯拉朽，尚且如此費勁。其它的不必提了，而歲月無情，胡適已經感到疲備困頓，加上雷案的打擊，使他的「金字招牌」失信於「反對黨同仁」，乃至失信於更多的「擁護者」，黯然無光，度日似年，心情惡劣，難以言喻。
江冬秀照料他吃過早點，勸道：「別再想到那些無聊的恐嚇電話恐嚇信，他們不敢怎麼樣的。」胡道：「我想的不是這些，而是在今天的大會上，我要結結實實罵蔣一通！叫他知道我的厲害！」說罷默然，苦苦思索他的「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會議和院士選舉大會」的演講辭了。
那一日，南港「中研院蔡元培館」打扮了一下，九點多，十八名「院士」到齊，先進行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的「院士選舉」，候選人十三名，梅貽琦、任之榮、柏實義、程毓淮、李景均、何廉、陳槃等七人當選。
接著胡適作了個簡單報告，說這次院士會議，出席者本地十四位，海外四位，共有十八位，是歷年來最多的一次，「中研院」的院士原有四十一人，自王寵惠死後，只剩四十人，這次尚有二十二名未能回台。這個會本來每年開一次，因為他的身體太差，以後每兩年開一次云云，扯了幾句，由凌鴻勛及李濟代表在台「院士」講話，吳大猷代表海外「院士」致詞，至此胡適舉行歡迎新院士酒會，正式演講道：
「我今天興奮極了，願意呼籲海外回國院士，到立法院、監察院、省議會去看看。」眾「院士」與來賓莫不奇怪，「這些腐敗到透頂的機關有什麼可看的？這三個機關之中，雖然有人膽敢批評蔣家父子。可是又能『看』出個什麼名堂來呢？」台上胡適在說：
「看什麼呢？去看看『自由中國』真正在享受著言論自由！」眾人會意；莫不苦笑。胡道：「還有很多報紙雜誌，也都有言論自由，特別是對於我，正在有很多出版物向我圍剿，可是我不在乎，因為這是言論自由！我受了四十一年的攻擊，沒什麼可怕的，我只知道這是言論自由！」音調驟變，眾人駭然。
胡適音調更尖，其聲悽厲，越說越激昂，但對蔣介石統治下的「言論自由極多」越來越「恭維」，說他諷刺猶嫌不夠，說他謾罵可儘是好聽的，如此「善頌善禱」，把眾人聽呆了。待氣喘已定下得講台，酒會開始，氣氛才稍級和。於是人們一個個和胡握手道賀，坐下來拉索扯西時，消息傳來，美方對「自由中國」的「經援」決計中止，「軍援」仍在七折八扣之中，並且還沒「發」完上個年度，因此蔣介石此刻正在暴跳似雷，認為美方剛剛到達的復函，簡直在「要他的老命，掘他的祖墳！」
胡適聞言心頭一寬，喜形於色，卻又不便叫好，就在酒會的長桌上舉杯請飲道：「今天如此盛況，卻是少有，不過會散之後，你們諸公也該到南港來走走，別讓我胡適好像做了個小土地廟裡的泥菩薩才好。」弦外之意是眾人顧慮太多，不敢找他。眾人無言，胡適可又越想越氣，卻一臉笑容道：「剛才有人說，美國對『自由中國』的援助不但沒有增加，而且正在減少，甚至中止，這太不對了，『自由中國』的『自由』之多，大家都增經歷過，或者將要碰上，譬如我，我受到各方英雄好漢的圍攻，當局既不管，我自己也不理，這不是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最好證據嗎？」
胡適忽地氣極而笑，淒呼道：「大家可以在盟友前作證，『自由中國』應予援助，也就等於援助了自由民主，『拿證據來！』我自己就是證據。」還想狠狠地挖苦幾句，忽地天昏地轉，心裡難受，面部抽搐，邊上的人一把沒扶住，胡博士仰面例地，酒會於是大亂，各方人馬群往探視，有的希望他醒過來，有的希望他死了算，可是胡博士終於再也到不了岸，走完了他最後的一步。
草山上的蔣介石猶不知情，還在為美方的還擊驚惶憤懣，不知所措，在他兒子面前大跳其腳，一口咬定這是「打雷」的必然後果，他早在估計之中，但來勢兇險，「毫無還價」，卻又出他意料之外。正痛罵間，聞報胡適憂憤交集，心臟病發，業已暴卒，此刻停屍南港，江冬秀正在拉住了他冰冷的手嚎晦痛哭，蔣介石聞報卻無喜色，更增憂戚。他知道，死了一個胡適並不等於「天下太平」，有如抓了一個孫立人並不等於「四海無波」一樣，他凝視草山，迷迷惘惘，雙腳虛軟。跌坐沙發，遠處傳來號兵嗚咽練號之聲，淒涼頗栗，有如為美蔣的末日舉喪。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集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