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山殘夢之十一：上帝無靈 · 第九回 奴才打雷 白臉人硬戴紅帽 主子發話 反對黨胎死腹中
書接上回。話說蔣家父子研究結果認為這是胡適回合之後的下馬威，不能等閒視之，決定還以「當頭棒」，辦法是由台灣警備司令部向台北地檢處控訴此文作者以及《公論報》發行人李萬居，那「發言人」王超凡對各報記者道：「白紙黑字，這篇東西顯然對於軍事法庭的審判，進行公然侮辱，有妨害公務罪嫌，這樁官司是非打不可的了。」一下子「打雷案」再起高潮，美蔣衝突又一度白刃相接。
那宋英來到南港，有道：「公論報事，胡博士一定知道的了，外面傳說紛紜，謠言亂飛，都說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們這一手是針對著胡博士來的，是警告胡博士不要隨便開口，同時警告李萬居，乃至把他關起來，不許他隨便走動。他們生怕你回來之後，反對黨就會成立，反對黨如果成立，把抓雷震的天大代價全等於零，因此他們一定要打這樁官司。」
胡適越聽越不自在，強笑道：「謝謝你提醒我，不過我對於這個問題，心中有數，此刻著急的還不是公論報被控案，而是怎樣把他們對雷震的判案來個復判，我已經輾轉託人找蔣當面去說，不過是否成功，那就不敢擔保。」宋英道：「蔣的脾氣聽說越來越壞，一般人都不願意在這個時候見他，以免不到三句話就挨他冷嘲熱諷，甚至痛罵。」胡適詫道：「他不是勝利者嗎？怎麼反而會發起脾氣來？」宋道：「聽說他最擔心華盛頓有什麼舉動，也擔心你胡博士回來找他算帳，因此本來並不好的脾氣，現在更加壞了。」此言不假，尤其是第二日一早聞道王雲五求見之後，蔣介石有氣道：「這個老糊塗有什麼事情亂闖亂撞？不見！叫他滾下去！」一下子可又想起，這個「王百搭」除了召見，從不求見，今日有此一舉，諒必有什麼大事，不必便他難堪，下一次自己為了充當「違憲總統」找幾塊老招牌的話，可又不能少了這個「百搭」，於是命他入見，和顏悅色以待，可是王雲五隻說了三句話，蔣介石已經沉下臉來。
原來王道：「美國有個搞出版的朋友，給我來了封長信，寫的是關於雷震的事。他是享利·魯斯的親信，說的話非常那個，心所謂危，不能不言，我已經把信帶來，且已譯成中文，請總統過目。」蔣介石無名火起三千丈，可又淡淡一笑道：「信，不看了，美國人的意思，是想怎麼樣呢？難道要我自打耳光不成？」
王雲五心虛膽怯，期期艾艾地說：「不不，不會這樣嚴重吧？」蔣介石道：「我沒阻止他們辦案，他們已經判案，判了案再要他們翻案，你知道他們歸我管，你豈不是要我自己打耳光又是什麼？」這在王雲五聽來簡直無懈可擊，還有「觸犯龍顏」的惶悚感。這個最會做買賣，最會拍馬屁的「百搭」，美國的馬屁他要拍，老蔣的馬屁也要拍，怎麼拍法？就得根據面臨什麼情況而定。胡適挽人托他向蔣說項，這是美方的態度，這個馬屁不能不拍；但當老蔣怒形於色的時候，卻又感到他那一份功名利祿，只能來之於蔣，不應該在這問題上使蔣不快，砸了飯碗，也就忙不迭轉換口風道：「我對雷案情形不太清楚，只是這個美國朋友驟一看意思不錯，如今再一想可又不妥，不過我這番意思『總統』明白，我正是為了尊國法，振紀綱，這才來向『總統』當面陳報的。」
蔣介石暗忖：「你們這批老糊塗，胡適居然也會看中，實在找不到說客了。」可和顏悅色道：「美國人，對這些事，有點神經病。我們有話在先，說得明白，雷案是為了對付共產黨，可是，他們就要硬插一腳，實在好笑。你復他們一封信，就說這件事和『民主自由』毫無關係，你可以寄一份判決書去，上面已經寫得清清楚楚，你也可以省下一些精神了。」
王雲五唯唯諾諾，見場面尷尬，也就告辭，有道：「那我就這樣回復他了。」可又低聲說：「請『總統』考慮，美國人對雷案既然有這麼大的興趣，我們不妨給他們一點面子。」蔣介石沒料到他會來一下回馬槍，詫道：「這個面子又怎麼個給法？人家連我們的老根都要鏟了，我們的面子，就毫不考慮了。也罷，你說我們怎麼賠他們面子呢？」王雲五聳著肩膀，強笑道：「我想的不一定合適。這樁案子，在定罪過程中還有一個復判機會，能不能減輕一些，譬如說雷震的十年，減那麼一點……」
蔣介石氣極而笑道：「好好，我讓他們去研究好了，至子他們研究的結果，這個面子問題如何解決，將來再說。」王雲五似逢大赦，忙不迭告辭回去，向胡繳卷。
胡適聞言，知道這回可碰上了硬釘子，王雲五是個老丑角，他不在乎碰一鼻子灰，但胡適自視太高，心中有鬼，他才不會找蔣，可又無法施展援救雷震的一套，著急非常，這當兒李萬居的朋友又來問他，《公論報》這回吃官司，實在有凶多吉少之感，問他有何應付妙法，胡適久久無言。
拖到十一月廿三，雷案進入另一個高潮，蔣介石的「國防部軍法復判局」對該案作了復判裁定，維持「台警部軍法處」的初審原判，雷震仍為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七年；馬之驌有期徒刑五年，褫奪公權四年；劉子英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八年；傅中梅交付感化三年。換句話說，在這個事例上，蔣介石是咬緊牙齒，決不退讓的了。胡適的活動固然撲空，華盛頓的一線希望也告幻滅。
消息傳出，尚未見報，胡適接獲電話，知道此事已成定局，大為憤怒，可又毫無辦法，謝絕客訪，把自己關在客廳，打開一副牌九，勉強玩起「過五關」來。其實根本不知道手裡拿的是什麼牌，腦袋裡像是開動了電風扇，沒法停得，也沒法集中思緒。
可是就在這當兒，蔣介石官報的記者來了，暮色蒼茫，有客來訪，胡適本已杜門謝客，再一轉念這個客人卻非見不可，於是延入客廳，那記者見胡適正在玩牌，笑道：「院長正在消遣，打擾了。」胡適也不起立，伸手道：「坐，請坐。」那記者道：「此刻到訪，為的是雷震復判裁定，想請問胡院長有些什麼感想。胡院長回到台灣以後，曾經表示過把雷震釋放的希望。」
為了掩飾，胡適當客人入廳時曾經抓起三隻天九牌，見他發問，也就輕輕地放下右手，把牌擱在茶几上，神情沉重地說：「對於這件事，我是在吃晚飯的時候，才知道雷案復判結果的。因此，心情很是不好，什麼事情也不想做，」指指茶几強笑道：「所以玩『過五關』來解悶。」
那記者暗忖，「這就是答覆了，但不能算數。」便問；「胡院長有些什麼感想呢？」胡適似乎不大願意再談雷案，慢吞吞地說：「現在，教我還有什麼話說呢？我原來這樣想，以為復判過程中有著較長的時間，也許復判的裁定有所改變，譬如無罪釋放，或者減掉幾年之類。」可又長長地透了口氣道；「現在，我只能說大大失望，大大失望，此外也就沒什麼可以說了。你說是不是？」
那記者連說：「是是。」正想發問，沒料到胡適開口道：「你懂不懂『過五關』？怪有趣的。」那記者困窘地笑道：「我不懂這個玩意，小時候見先父、先祖父玩過，但我到現在還是不懂。」
那記者立刻驚異起來，因為胡適忽然對他大談「過五關」的規矩，一手按幾，一手指點，將一把牌九調動個沒完，這樣長，那樣短，那記者心想：「今天可是變成採訪『過五關』，而不是採訪雷案來了。」幾次三番想截斷對方的牌經，卻又插不了嘴，也只能耐心等著。終於胡適雙手一拍，往後一仰，透了口氣道：「從此，你也會了。」記者強笑道：「這個，」猶未完，胡適又在傳授他的一套道：
「你看見了，剛才我花了不少功夫教你『過五關』，你明白了？用『地牌』做『配』，那就最容易過關。喏，我表演給你看。」於是以地牌作「配」，過他的「五關」，無奈他心不焉，怎地也沒法「過」得，當下苦笑道：「這下子，我真像雷震那樣的倒霉。」記者認為時機已到，問雷震的「倒霉」，究竟有什麼辦法可以過得了關？胡適仍然不作正面答覆，說：「這一回給你表演，還是用地牌作『配』，你瞧。」這一局當真輕易地過了「五關」，胡適苦笑道：「但願雷震也能過得了關吧。」
事情是如此明顯，雷震的入獄，帶給胡適的震撼是異常巨大的，大到甚至失態的程度，那記者心中早已有數，此刻更是十分清楚，忍不住笑了一聲。
胡適乍聞客人在笑，引起警覺，也對他笑了笑道：「你以為這『過五關』很有趣嗎？」那記者見胡適閉口不談雷案，而他卻為此事而來，回去總不能繳白卷。再一想他的態度就是答覆，用不著再呆下去，也可以回去交差了。就想辭去，卻難啟口，兩人面對面坐了好久，就是沒有人開口，那記者連挪動一下身體都感到「不好意思」，悶得渾身是汗，到忍無可忍時也只能硬著頭皮起立告辭，但胡適卻在問：「雷震的律師怎麼說？」
那記者道：「聽說，要看到復判書之後再說。」胡適道：「那律師是不是很頭痛？因為有人在對他進行恐嚇。」記者點頭道：「胡院長說的是，梁肅戎律師對人說過，他從來沒有承辦過這種案子，當他還沒知道宋英要上門請他打宮司時，要他別為雷案出庭的電話已到，因此宋英還沒找他，他已經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了。」
胡適冷冷地問：「你問我對雷案有什麼感想，我當然有的，那就是據說這裡講究自由民主，因此你可不可以告訴我，雷案是不是反映了這邊的自由民主？」
見胡適開始了尖銳的反問，那記者以採訪已有收穫，也就匆匆辭去。另一面，李萬居也在大量記者包圍之中，要求他對復判事有所表示，李萬居拍著桌子道：「雷案維持原判，這種判決是非常不公平的！要知道，按照純法律的審判，雷震應該無罪釋放！我也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了，我自己的官司，一宗又一宗，一宗又一宗，一直沒有完。」
高玉樹家裡好像宴客，實則不然，他請一大群記者喝酒，聽他有關雷案的答覆，有道：「我們很多很多人，都以為這種裁決是奇怪之極的！是出人意外的，誰能相信這些東西不但有罪，而且要判坐牢十年之久！」有人問：「高先生與雷震並不認識，他既不是『阿海』，又不是『半山』，……」高道：「我和他認識，不是不認識，不過相處不久就是了。」問：「那你以為雷震這個人怎麼樣？」察言辨味，顯然是蔣的聲音，高玉樹便道：「有人說他反這反那，我看他只是反共。」於是大捧雷震，說他對「國家」等等是「對得起」的云云。反問那記者道：「你以為如何？」那記者笑道：「我們有聞必錄，自己沒有什麼意見。」推了個乾乾淨淨，一窩蜂又到雷震家裡，問宋英有什麼感想了。
那宋英卻已去了自由中國社，正在和律師急商對策，見大批記者來到，要她「發表感想」，大為反感，劈頭就喊道：「現在還有什麼好說的！」那頗為肥胖的身體顯然在激動得發抖：「你們要知道，雷震在獄裡聽到這個消息，他會發狂，他是受不了的！」有人問：「胡院長的奔走怎麼樣了？」宋英道：「這個要問胡院長，消息傳出之後，我曾給胡院長打電話，他也表示了很大的失望和憤慨，他說他還要試試，能不能救他出來。」其實人們沒有想到，此刻的胡適，正由老蔣召見，在「官邸」兩人作單獨談話。
蔣介石一臉笑，對胡道：「時間不太早，把胡院長請來，為的就是雷案，不會影響你的休息吧？」胡適也強笑道：「時間還早。對於這樁案子，『總統』即使今天不召見，明天也會晉謁『總統』的。」正想把雷案對「海外影響，國際視聽」如何如何一一道來，蔣介石早就料到有此一著，說：「其實，問題並不複雜，他們幾個人所以有此一日，實實在在為了有人是『共諜』，有人則在庇護，此外沒有什麼了。他們平時，因為你胡院長是個『君子』，因此『可以欺其方』嘛，你並不知道。」
胡適哪會聽不懂的，忙道：「實不相瞞，雷震那個《自由中國》的事情，我全都知道，因為這本雜誌本來是我們幾個朋友拿來玩玩的，後來他有興趣，也就交給了他。這個人的性格我們是知道的，闖禍難免，造反未必。而且拿劉子英的供詞來看，老實說找不到一點什麼間諜的證據。假定劉子英那份口供是真的，那麼充其量是這麼一回事；邵力子夫人傅學文，知道他要到台灣來，就要他暗中替共產黨宣傳，並且限定在劉子英的好朋友之內。」胡適苦笑道：「我們要為來台灣的人設想，他們在那種情況下離開大陸，有那麼一個人要他這麼做，老實說實在沒什麼，值不得當他間諜看，何況劉子英一到台灣就遭逮捕，也因為實在沒憑據這才由雷震保出來的，這次是第二次被捕，抓他的理由還比不上那年，所以我認為這是沒有分量的案子，難怪盟邦朋友，俱表關注，因為匪夷所思。」
蔣介石不作聲，聽胡說道：「這是劉子英，雷震又如何呢？劉子英口供說當雷震聽說傅學文有『口信』給劉子英所有的老朋友時，他跳了起來，馬上表示態度，說他是堅決反共的，這些話敷衍傅學文則可，拿到台灣來說就千萬不可！」
這當兒胡適又道：「劉子英自己也說，從此以後，他根本沒對第二個人說過。而且，他對雷震說的時候，也不是向他宣傳，而是告訴他有這麼回事，請問時隔十年，這點不足掛齒的小事情，又怎能構成間諜罪呢？其它一兩個被判罪的，情形相似，有一個的判罪更加好笑，盟邦友人傳為笑談，那就是說人家身為共諜，潛伏台灣，為時十載，並無行動，因此輕判，入獄七年……請問這算什麼間諜？這又算什麼『法』呢？總而言之，這樁案子，實在不成其為間諜案件，辦事的人難免沒有判斷錯誤的時候，可是這樣做無疑會影響我們對外的聲譽，所以雷震的刑期，看來判他不坐牢是不行的了，就請減輕幾年，看來較好。」
蔣介石點頭道：「胡院長為我們的聲譽著想，這個，很好很好。可是正因為聲譽，我們內部，就容不得存心攻擊我本人以及『政府』的這種論調，他把我和『政府』說得半文不值，這些口氣，也只有共產黨才會這樣做，老實說，用不了什麼證據，《自由中國》在事實上已經是共產黨在台灣出版的刊物了。」
蔣介石這麼說，胡適當胸挨了一拳似的，頓時啞口無言，他知道就這一句話，已使《自由中國》半月刊棺未蓋而論已定；就這一句話，已足使「反對黨」胎死腹中；就這一句話，諒必在逮捕雷震之前早就下了「結論」的了。多留無益，也就告辭，蔣介石卻作親熱狀，雙方胡扯一輪，胡適終於回到南港，渾身似癱瘓一般。
再說在自由中國社，宋英還不知道胡適與蔣已作長談，倒是記者中有人撥出電話詢問其它問題時，意外獲得這個「尖銳新聞」，回到廳中大叫蔣胡密談事，「他們談了五十分鐘，可是消息不能見報」。眾人譁然，但宋英卻陡地精神大振，認為蔣胡之晤，無論如何有助乃夫，於是把「雷震無罪」的庭上供詞透露出來，天真地希望各報助以一臂之力。
原來雷震答辯有關劉子英檢舉問題時這樣說，他在國民參政會任副秘書長時，邵力子是秘書長，「同室辦公，朝夕相見，無所謂常相過從，至於邵妻傅學文，是我向來看不起的人，我從不單獨與她說話。原判決書說我與她常相過從，乃至說有甚深之關係，毫無根據」。而對於劉子英的「自白書」，雷震表示懷疑，那是他在警備總部秘密偵訊中寫的，雷欲與劉對質，「審判庭竟不理睬」。
雷震還曾要求審判長，准許他的律師和劉談話，也不同意，因此那句「經調查與事實相符」，根本沒這回事。並且雷震大叫冤枉道：「我一再說明我在三十八、三十九年（一九四九一一一九五○）間反共的言論和工作的積極，而且三十九年（一九五○）十月間我在香港所做的反共工作，盡人皆知。竟被誣在三十九年掩護『共諜』，天下竟有此理？」
這個自以為「反共積極」，實則枉作小人的雷震，在答辯所謂「有利叛徒宣傳」方面時這樣說，該刊六篇文章被視為「有利叛徒」。在「反攻大陸問題」文中，雷震認為系以嚴格的客觀態度，分析各方面的情勢，認為反攻大陸的「公算」即「可能性」，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太大，「並不是說反攻無望」。在「論台海危機」與「認清當前形勢，展開自新運動」兩文中，被蔣方認為「引用美國人不利於我的言論」，但雷否認，並且追問：「以上三篇文章都發表在數年之前，如果真有罪責，何以不當時檢舉了」而且按照台灣的「出版法」，「發行已逾三個月者不得再予處分，是此項言論罪責時效果已消失」。
雷震在自辯中又「爆內幕」道：關於陳懷琪投書案，早由王雲五從中調解，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出版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上，登出了胡適給該刊編輯委員會的一封信，「而此案已不了了之，現又提出增加罪名，更不光明。」
利用蔣介石對美國不敢正面表示抗拒這一點，雷震對那篇「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一文，自辯道：「在那文章的第四段說：『國民黨如果執迷不悟，自私自利，不肯接受這個平等的條件而必須霸占到底，則中國民主政治，在目前是沒有希望的了，那麼，只有等待再革命吧，再流血吧。』是忠告國民黨覺悟，我的真意是不希望看到再流血，再革命。」而殷海光「給雷震先生的一封公開信」一文，他系對當前的局勢提出八個問題，其中五六兩個問題，曾說過：「俄國有強力火箭，地球衛星，原子武器，連美國也不敢貿然言戰，台灣什麼也沒有，如何『反共』、如何『抗俄』？中國共產黨當年在江西時只有八百條槍，尚且沒有『剿滅』，現在共黨占據中國大陸，手握世界第三強大武裝力量，台灣自衛尚成問題，怎能夠『反攻大陸』等語。」雷震辯為「其本意在於提醒大家不要被那些不切實際的宣傳所誤，而要切實從實際政治上努力改革。」
改革什麼呢？一目了然是「兩個中國」，驅蔣吞台！但那怎能明說？至於在雷家抄出的中共書籍，雷震辯道：至於收藏上述書刊，「正同國民黨研究敵情的部門收藏中共書刊是同一理由」。何況在這些書刊當中，有一些是我的故友羅鴻詒教授遺留下來的，他是研究哲學的，曾寫過攻擊唯物史觀的書，他之收藏上述書刊，為的是研究，他死後我保存他的書籍，扯不上什麼罪名。
與此相反，蔣介石對雷案的復判，仍然視為有罪，但因矛頭不敢指向雷震背後的美國老闆，糾纏在所謂「共諜」上，乃使國民黨的復判理由軟弱無力，有曰：雷震「妄指『政府』反攻大陸政策與號召為自欺欺人，自誤誤人之詞，故意散播悲觀無望論調，打擊反攻意志。又詭言有關金門炮擊、及整個世界對金、馬問題之觀感，都是對我們不利。又或則捏造他人之文字，或摭拾外人之詞意，預留規避罪責之餘地，即以其所舉殷海光公開信一文而論，該被告謂其本意是在於提醒大家不要被不切實際的宣傳所誤等語」，但查核全文，完全不符。
原來蔣方在該文中除查到了「謾罵攻訐以外，惟事渲染共黨武裝實力強大，及台灣自衛尚成問題，如何『反共』、如何『抗俄』？曾無一字一語有及於『從實際政治上努力改革，之意，該殷海光且於篇首強調文責自負，希望你（指雷震）關照《自由中國》的編輯先生不要改動，完全照我（殷海光自指）寫的發表等語，其自穩該文內容於法有違，尤屬情見乎辭，原判此類文字，顯與共黨有利，雷震不能謂無認識，而予迭次刊行，其故意宣傳，事實顯然，因予依法論處」。
關於這個問題的關鍵，蔣介石早就明白，卻是不敢作聲。原來反蔣反共的「第三勢力」，或者是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為號召的反蔣、反共、反華、反動的「第四勢力」，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把台灣「交」給美國，那就是驅蔣吞台，製造「兩個中國」，而具體的做法就是「從實際政治上努力改革」，就是成立反對黨，通過議會政治驅蔣吞台！蔣方不敢明言，亂扯什麼「共黨」，只能顯露他的怯懦，而無助於有力有效的反擊。
此外關子雷震自辯「犯罪追訴時效問題」，蔣方復判論點十分簡單，不是按照什麼「出版法」的，「有限時間為二十年」，因此「追訴權並未消滅」。
關於陳懷琪投書事件，蔣方認為原告並未撤回告訴，憑胡適一篇文章，「被告認可經調解而不了了之，於法自屬不合。又羅新桂、吳福貴二名散布反動謠言，經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查獲，據供該等思想之轉變，系因閱讀《自由中國》半月刊之影響，有偵訊筆錄可稽。而被告則肯定謂受《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思想影響的人應該成為民主政治的信仰者，成了法治的信仰者，如果其中有犯罪的，決不是受該刊影響等語。空言主張，殊欠依據。」關於藏有幾十本中共書籍事，蔣方認為「早經『政府』明令查禁，其所藏共黨書刊，無論屬於何人，既未依照規定，報准持有，自應依法查究，而非推誘於已死之人所能卸責。」
總而言之，蔣方對雷、劉、馬、傅等人的罪行是一口咬定、決不放鬆的了，主因在於祭起「反共」法寶，逼使美方難以插手，胡適、王雲五等的活動毫無作用，美國佬暗中著急無能為力，蔣介石還不放心，派人再去探訪胡適動靜，回報是「整天『過五關』」，蔣大笑，笑了一陣，可又沮喪起來。
蔣介石為何從痛快變成痛苦？那是他自己明白，這一類尖銳的矛盾，雷案不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一個波浪而已，顧得了這顧不了那，顧得了頭顧不了尾，此刻在雷案中硬把老闆得罪，但誰知道這個老闆正在對他打些什麼主意呢？特別是這樁所謂「間諜案」，拆穿西洋鏡，既未見到一個「間諜」，更沒見到具體的證據，但他在「反共」的遮羞布下算是達到了不敢杭拒老闆、可又不能不抗拒的目的。
台北在所謂「微妙」的氣氛下，表面上沒什麼動靜，但污泥濁水在地下如常流動，甚至較「復判」前更為緊張，單表那個「監察委員」、雷震的辯護律師梁肅戎忽遭開除委員職務，可把他氣得跳了起來，驅車于右任家，哭訴道：「如此黑暗，究竟我們還要不要拖下去？我是掛牌律師，受雷之託出庭辯護，也可以受任何人的委託辦案，可是怎能因此開除我的監察委員公職？這太不成話，相信非院長的意思，無論如何，請院長說一句公平話。」
于右任詫道：「你給除名了？怎麼我這個院長都不知道？那要我這個院長幹什麼？」邊說邊打電話，渾身發抖，梁肅戎真怕他會馬上昏倒。
於是梁就勸於，不如且慢打電話，蔣介石接到這個電話，一方面他可以說不知道，一方面對梁只有壞效果，毫無好處。于右任想想也對，放下電話說：「那……那就暫時不打吧！可是我這台戲怎樣唱法？雷案剛開始，警備司令部居然發表消息，說那個姓劉的曾經想打我的主意，你說笑話不笑話？荒唐不荒唐？根本沒這回事，沒這回事何必登在報上？這不是分明欺侮我這個老頭子嗎？」
梁肅戎見子老淚盈眶，生怕他真的氣到暴斃，一肚子怒火而來，卻反而笑容可掬地勸他道：「院長，別……別什麼了，我的問題小，你的影響大，不如冷靜點，請你問問，我究竟犯了什麼法？我給雷震辯護，據實情告訴他們，列為四點，指出雷震不能構成叛亂罪，言論文字批評，美國也一樣，不能構成叛亂罪行，而犯罪要件，卻一點也沒有！全部是自由心證，而且也缺乏具體證據，根本這樁官司是打不得，打不起來的，但是居然把一個反共老將判了十年監牢，走遍全世界，實在沒有這個道理！」
于右任怨氣衝天，拍著桌子喊道：「你有你的冤枉，我有我的冤枉，我非找他不可！」說罷起立，梁肅戎知道他口中的「他」乃是老蔣，如果于右任真去找蔣，蔣介石對於奈何不得，但對梁可是後患無窮，當下一身大汗，好不容易把他按到太師椅，訴之以利害，于右任這才打消了馬上找蔣的主意。
但是，蔣介石並未放棄阻遏任何一個可能受到攻擊的機會，那看守所的所長張某，這當兒正把雷震找到自己的房裡，待之以「上賓之禮」，雷震入坐，謝道：「肚子不好，不能吃得太多，你這幾個菜油水太多，更不敢貿然入口。」張某道：「那就隨便。雷先生，你的案子，你自己明白。」雷佯作不知，反問道：「明白什麼？」張某道：「心照不宣！」雷道：「你的意思是：分明沒有什麼共黨間諜這回事，硬要我坐牢，是不是？」張某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反正心照不宣就是。你坐牢的問題，事實已經證明，我們沒有虧待你。」雷道：「拿看守所來說，是沒有虧待我，我很感激，可是拿法律來說，那我就冤枉之極！我無論如何，這官司是非打不可的！你張所長對我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終有一天會報答你的那番好意。」
張某把酒幹了，笑道：「雷先生，你是個聰明人，怎麼在這件事上想不通。你想，監牢監牢，沒什麼好玩，有理無理五十大板，但是你自己明白，你沒有受到虐待，不但沒有而且受到優待，這是為什麼？難道我們監牢里會違反政府的意思，政府當你是罪人，我們反而把你當客人嗎？」
雷震一聽，那顆心涼了半截，知道張某請他吃飯，不過是為了要他不再痴心妄想，那也是蔣介石的安排，明知其無罪而判以重刑，因此故意在牢中要他不受磨折，這種情況，也就是宣判了「上訴得直」的死刑，這十年牢，無論如何是坐定的了，雷震於是萬分難堪，原說不喝，卻一杯接一杯，沒個完。張某見狀，又佯笑道：「雷先生，不提政府提我們，我們都是粗人，可是粗人也得對你說，因為我們有十年相處的時光，不能不交代一聲：你這回是趕上了！這時候你趕上了，比來得太早或者太遲都趕上了，那就是天命，與人無尤的了。」
雷震詫道：「我不懂你的意思，反正我不想坐牢。」張某聞言大笑。
雷震詫道：「什麼事這樣高興？」張某道：「我不是高興，我這一行，說我是看守所長也罷，說我是獄長也罷，反正我和你們一樣，我們也在坐牢，有什麼高興的？譬如張學良，你認識吧？奉命看守他的人，連老婆都悶得發了瘋，你想，我們這一行有什麼高興的？還不是為了旁的事情。」雷又問旁的什麼事情？張嘆道：
「我以為，雷先生是個極端聰明的人，想不到你不懂。不知道你是真的不懂還是假的不懂？你學問好，當然知道有一句話，叫做『吾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了』而此刻，是你不坐十年牢誰坐十年牢？」
雷震道：「我還是不懂。」張某道：「你如果真的不懂，那太可憐了，十年時光，在外面可能很快過去，在這裡可是度日似年，如果你在心上沒有一個安排，請問你這十年怎麼過？」雷道：「那你要我怎麼過？」張道：「你呀，你就當做是蔣『總統』請來的客人好了。」說罷大笑，而雷震已醉，胡言一通，大哭一場，給抬回囚房，一覺醒來已是翌日中午，張某又勸了他一陣，說；「上面通知，你太太可以和你相見，但為時不能超過二十分鐘。」雷震昏頭昏腦地往外便走。
那宋英等候已久，夫婦相見，隔著一道木柵，也只能淚眼相對。宋道：「復判之後才准探監，看來你這十年長監已經坐定。」二人相對落淚，也沒什麼好說的。雷震急問：「女兒的奔走如何？胡先生的營救如何？」宋英道：「胡先生和『總統』談了五十分鐘，看來沒什麼希望，女兒在華盛頓等地營救，結果給這邊派人警告，報紙上又對她展開攻擊，說她挾洋人自重，不許美國人插手過問，又罵她是假洋鬼子，反正一團糟。」卻又說：「復判既已裁定，據說已成定局，這一陣我正在到處奔走，還沒告一段落。」邊說邊哭。
雷震再問：「高玉樹、李萬居二人如何？」宋道：「他倆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又聽說高玉樹可以做官，李萬居可以不吃官司，但是必須放棄反對黨，也就是必須放棄對你的營救。」雷震恨道：「能不能讓胡先生到這裡來一趟？」宋道：「他曾說過，但是已給旁人阻住。」雷問：「是不是他們再去向他恐嚇？」宋悽然道：「他呀？他自己也在無形中坐牢，你懂吧？」
雷震聞言涼了半截，暗忖連胡適的自由都有了問題，自己的十年牢獄之災，更是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了。美蔣矛盾發展到如此尖銳的程度，乃使自己連半條縫都沒法鑽，甚至連在美國的女兒因此受到攻擊。當下心情沮喪，萬念俱灰，哽咽不復成聲。而時限已到，宋英也只能黯然離去。
聞道胡適的奔走已被迫停止，老蔣對小蔣道：「這件事情，到此為止，不過還有未了事宜，那張群、于右任、王雲五三個老傢伙，前前後後，多多少少牽涉在內，但是他們不會反我，只是牽涉，因此你要辦事的人小心對付，不能讓他們再發什麼牢騷，傳出去，對我們也沒啥好。」小蔣唯唯，老蔣又道：「事情既已告一段落，對於美國那批傢伙，還有雷震的女兒等等，也不必再窮凶極惡，反正我們已經贏了，小心報復就是了。」
小蔣道：「雷震有五個孩子，兩個在台灣，三個在美國，因此不論什麼地方，那五個孩子，倒是成問題的，我們可以放鬆一下，他們和宋英還沒個完。」老蔣聽出他的弦外之音來，笑道：「擒賊擒王，我們對胡適的態度已很明確，連他都不能夠繼續奔走，雷家的人再有什麼了不起，也是沒有用處。」
小蔣道：「話這麼說，但是外面也有人在他五個孩子身上做文章，他們說，中共和美國是死對頭，美國對中共封鎖禁運，不許它參加聯合國，同時又想打它，總之中共是美國的眼中釘，肉中刺。可是雷震的五個孩子中間，就有三個在美國，而且那個老大已經變成了美國人，大女婿早已取得美籍，老二老三也快了，可見雷震夫婦，把將來的行止放在美國，這些都是表示雷震既不可能庇護『共諜』，更不可能受中共指使顛覆我們自由中國……」話未完老蔣阻住道：
「這些，都是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事情。由他們去說，反正我們的做法已經很明白：就是不喜歡什麼反對黨，就是不喜歡他們辦的那個什么半月刊，我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現在是多聽多看少說話，不許胡來。」小蔣應「是」，卻問：「那末，張群他們在美國胡說八道，左舜生、李璜他們在香港亂話三千，我們又該如何對付？」老蔣皺眉道：「你放心，這批東西，美國根本對他們已經失望，因為他們成不了大事，這批人總有一天會像叫化子一樣找上門來的！」
老蔣唯恐小蔣不明白他的意思，說：「你想，台灣海峽炮聲震天，金門天天挨炸的那個時候，連美國軍艦都要挨炮打！人家甚至公然廣播，指明美國軍艦不許護航！沒有美國軍艦還可以，有了反而動不得，我們都以為美國絕對受不了，這一仗眼看著可以打起來，美國非出兵不可了，結果卻是叫人泄氣。」老蔣道：「你不妨多動動腦筋，美國不是日本投降那年的美國了，局勢有變，怎麼個變法還不能說，但是什麼第三勢力、第四勢力的活動，就沒有那麼方便，如果說我們沒什麼用，那他們更沒有用！我們手裡有兵，他們手裡有什麼？一張什麼《聯合評論》破報紙，你瞧吧，等到事實證明他們沒有屁用，美國人不肯花冤枉錢了，我們就施捨幾個錢，要他們乖乖地把那份破報紙停刊了，然後爬到台灣來向我們磕頭，那幾個老傢伙不來才怪！因此你別香港長、香港短的，只注意香港，左舜生他們沒有什麼道理。不如集中火力，看看雷震案還有沒有漏網之魚！」這麼著，蔣經國也就撇下美國、日本與香港等地的所謂「援雷」，繼續搜捕與雷案有關之人，陳大慶認為就這案件，這幾個人已經差不多了，不如擱一擱，否則前帳未清，後帳又到，就會引起更大的指責與抨擊。
拆穿西洋鏡，所謂「打雷」，主要是迫使反對黨胚死腹中，因此蔣轉彎抹角，大拋紅帽子的結果，拖三拉四，全部坐牢者的罪名十分可笑。雷震的「庇護」罪如此這般，劉子英毫無實證的「間諜」罪這般如此，莊萊德面對來自華盛頓的幾名中央情報局人員，苦笑道：「不錯，我和蔣氏夫婦的私交不錯，但是這件事情，他對我再三解釋的唯一擋箭牌，還是為了什麼反共。」莊道：「我舉個例，那個馬之驌，和雷根本沒有關係。馬參加《自由中國》半月刊，是一九五○年的事，保證人王聿修教授，王教授現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書。當王赴美前，曾對雷介紹保證過，說馬曾遭同學告密，那同學是三青團的，但查過沒什麼事，因此讓雷震保他出來，無罪也要交保。雷震在法庭上曾對蔣方表示不滿。而且就在那個時候，《自由中國》的主編是王聿修，還有一個羅鴻詒教授，雷不過是三分之一，總負責人是胡適博士。那本雜誌，一九四九年就開始登記，胡是發行人。一九五二年胡自美回台，翌年年底才批准變更登記，發行人由胡適改為雷震，蔣方不肯批准，拖了一年之久，才算準了。」
有人問：「這是為什麼？」莊萊德道：「還不是不希望《自由中國》半月刊換負責人？胡適出面時，不便過分抨擊『政府』，倡議成立反對黨，如果換了個雷震，那就不容易控制了。此外，萬一拖拖拉拉拖下去，那是『政府』表示不喜歡這份半月刊的意思，能夠從此停刊更好，否則拖上一兩年也好。當然這是蔣的意思，而由他的『內政部』出面辦事。」另有人問：「宋英的活動如何？」莊萊德道：
「宋英的活動，她當然非常努力，可是同樣沒有成績。最近，她作了『最後一擊』。在法庭上，以雷震訴訟輔佐人員的身份，依照軍事審判法多少多少條提出三點，要求庭上注意。她並且一再強調，她的丈夫極端反共，在美國和台灣、香港等地是有名的。」
莊萊德道：「宋英要求審判長予以公平的審判。第一點，她認為這樁案子鬨動國際，因此本案是否公平。不僅關係雷震個人的命運，而且也關係到《自由中國》在自由世界中的名譽和地位，因此她要求審判長特別注意。」
「第二點，宋英認為起訴書上涉及《自由中國》半月刊言論部分，完全是斷章取義、東拼西湊的誣衊和羅織。她說在九月三十日那天，該刊撰稿人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三人曾發表過一篇共同聲明。」
莊萊徐接過一個電話，放下話筒，苦笑道：「這個電話和訟案有關，不過作用不大。」又道：「到於那三個人的共同聲明要點，卻是說他們將把那些被指控的文章印成專冊，訴諸海內外讀者，讓大家下個公平評判，宋英在這一點裡也是這個意思，她希望法庭不要斷章取義。
「第三點，宋英認為起訴書內所說劉子英供認在雷震書房裡所講的話，只是片面之詞，並無人證物證！而且劉子英這篇自白書是在一個什麼情況之下寫出來的，她極表懷疑！她的話十分有力，因為不但雷震要求和劉子英當庭對質沒有成功，而且退一步讓他的律師去找劉子英都不批准。而那個律師還受到了百般恫嚇，甚至連監察委員的那份差使，也將不保。」莊萊德又道：
「就在第三點裡，宋英還舉了一個例子，說幾年前八德鄉發生一宗駭人聽聞的血案，有一家人家全家被殺，後來抓了一個名叫穆萬森的判以死罪，最近復判時卻又無罪釋放，宋英認為如此重大的命案尚且復判無罪，她丈夫根本連半點嫌疑都沒有，卻要坐十年監牢，不能服氣。」
宋英的什麼三點意見，在美國人面前很感興趣，認為理由充分，蔣方不能不理，可是在蔣方看來，不管有理無理，就是一百個不理。蔣經國問陳大慶道：「這件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但是你很明白，其實並未結束。」陳大慶道：「一點不錯，我們正在加強監視。」蔣問：「最重要的還是南港，胡適這一陣有什麼動靜？」陳道：「胡適成天『過五關』，沒什麼特別，不發言也不大會客，美方找他，看來也通過幾個中國人。昨天，胡適有一封寄美國的信，也是交給美國人帶走的。」
小蔣皺眉道：「高玉樹和李萬居情形如何？」陳道：「高玉樹狡猾得像只兔子，他答應不再搞反對黨，但是需要保證，保證他在下一屆台北市長競選時，我們不再和他搗蛋。」小蔣道：「這份討價還價，可真不便宜。但是為了徹底幹掉反對黨，不妨虛與委蛇，他的市長癮能不能如願，到那時再說。」又道：「千萬要注意這一點：今日之下，能夠代替雷震搞反對黨的，他比誰都有這份實力。」陳唯唯，又道：「李萬居，情形就簡單得多，他已經走投無路，所有願意支持他的人，一個個都受到了警告，因此可以肯定地說，他已成為沒腳蟹了。」
小蔣笑道：「他怎麼說？」陳道：「他表示只要這樁官司不再逼他，他也可以偃旗息鼓。因此法庭除了前幾天的手續外，不打算再逼他出庭了。」小蔣道：「那《公論報》的投資問題，進行得如何了？」陳道：「正在進行，全部台灣人上場，等報館的股份問題解決，錢從我們這邊付，話也從我們嘴裡說出來，他就變成了個空頭，這張報紙也就變成了國民黨的，而不再是什麼反對黨的了。」
小蔣一笑，卻又皺眉道：「張群情形如何？」陳道：「他是老樣子，對於任何夾縫裡的糾紛，他說他見得多了，毫不在乎，他說他對雷震案一無所知，因此案中任何人物牽涉到他，他也只有一笑置之。」小蔣問：「於老頭呢？」陳道：「他？他一天到晚發牢騷，這個老頭子就是那樣子的，由他去好，千萬別惹他，一碰，他就跳起幾丈高，從孫總理到蔣總統，一直拉扯到『政府』遷台，總之天王老子對他也得讓三分，因此以後任何事情都不宜碰到他，任何人都吃不消。」小蔣苦笑道：「那倒是真的，他就是這副脾氣，有時候，他對我阿爸都不留情面。」
那邊廂，宋英和一個陌生客人也在低聲密談，研究雷震脫罪之法。客道：「胡院長已在監視之中，任何人去看他，都要在傳達室填寫登記表格，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因此他也無法會客了。一天到晚『過五關』，一天到晚抽香菸，這幾天來，嘴唇皮也燒焦了。」宋道：「那真使我難過，相信雷震在監牢里，對他一定很感激。」客問：「究竟還有什麼辦法，可以使雷先生減刑？一般辮護的理由，報上都登了，請你說一些報上漏了的。」宋嘆道：「看來，事情已經定局，不好辦了。他的無論什麼罪，說來說去是包庇，而包庇的唯一憑據，是劉子英等人的來台，或者馬某傅某的被捕，統統由他經手擔保。我丈夫自辯說，他保證入境的人數很多，多到記不清。但在時間上，大都是一九五○年左右的一段時間，因為當時他負相當的責任，因此只要有能力的人，他就保他入境，旁的人也一樣，沒什麼大不了的。」
宋又道：「他在庭上說，就在那年左右，他的反共活動最最努力，那時廣州等地還沒失，他就奔波干香港、廣州、重慶、金門、廈門與台灣之間，為反共抗俄而『奮鬥』，那時候，他力主『能戰而後能和』，當然對反共有功。」宋英恨道：「可是他們認為，他的功勞不能算數！他們說汪精衛當年不是也有功於『黨國』的嗎？」
宋英皺眉道：「他們說，自從汪當了漢奸之後，還不是一樣沒辦法嗎？他們把他當漢奸辦，唉！」客勸道：
「雷先生的處境，是很麻煩，但未絕望。至於漢奸云云，由他們說去吧，他們向美國效忠，最近又避開美國的視線，企圖和日本方面建立更什麼的關係，你明白這又是什麼花樣，蔣某人無論如何不能罵雷先生是漢奸。」又問：「那幾本共黨書籍，又是怎麼個交代的？」
宋英恨道：「雷震幾次三番說明研究敵情的重要，並且說不管是誰買來的，都是那一年從香港公開進口的，就說明並未偷偷摸摸，何況內中還有人家的書籍。」
客問：「馬某人的上訴，一定也給駁回了吧？」宋道：「他的太太說得最有力了，她在庭上說，他們結婚一年多，從認識到現在，她丈夫根本沒提到過什麼『南下工作團』，更加談不上為共黨工作，相反，她看到的她的丈夫，都是為反共而工作的，因此她要求庭上再查，可是沒有獲得什麼對她有利的答覆。最荒唐的地方，在於雷震根本和他沒什麼來往，可也牽在裡面了。」
兩人又談到了這麼一個問題，那是蔣方非常注意《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發行人，從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起，經「內政部」批准同意不再由胡適擔任而由雷震負責後，從一九五三年一月份起，那個半月刊的言論「趨向偏激」了，蔣官曾問雷及，這樣做是否為了「受共黨利用」、而不敢點明這是美方「對華政策」的一部分。雷震曾指出蔣方「起訴書」中所提及的言論，不是一九五二年的，而是一九五七年與一九五八年的。蔣方斥該刊言論「影響民心士氣」，雷震辯為「對國家民族、民心士氣有貢獻」。蔣方追問該刊言論是否背叛「國家」，雷震否認，於是蔣方宣讀了兩段有關該刊言論背叛「國家」的筆錄。那是兩個被捕的反共反蔣之人，一名羅新貴，甫自中學畢業，在散發倒蔣信件時被捕，供稱因為看了《自由中國》半月刊，感到「反攻大陸」確乎毫無希望，並且也像所有的人一樣，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這才參加了反蔣組織。但蔣方公布這個例子時，卻不敢提及羅某的反蔣組織，不敢提及這些宣傳品是誰印刷的，含含糊糊了事。
另一個例子，被捕者吳福貴，身份不見交代，看來是個蔣幫軍官，他供稱：讀了《自由中國》刊物的一篇「老兵的悲哀氣激起了他的憤怒，認為蔣介石太對不起他們。
而所謂「他們」，也即是被蔣在一九四九年騙到台灣的官兵，連這些老兵都在散發倒蔣標語，就說明在他們背後的那個組織，決非普通之人，因此萬分緊張。雷震則認為上述例子「對『國家』有貢獻」。蔣方在雷家搜去的書籍，無論雷震怎樣解釋，蔣方一口咬定這是「非法」，公開進口也罷、「研究敵情」也罷、「亡友遺物」也罷，反正不能同意。甚至問到這一句：「那麼，內中『幹部必讀』和『幹部學習資料』難道也是為了研究敵情？」雷震這樣答：「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台灣各個『研究敵情』的機構中，乃至大陸廣大工、農、兵、學生、商號中，這些『幹部必讀』非常普遍，難道上述各種人物統統是共產黨的幹部嗎？而且從這些書中得到的東西，正是『研究敵情』的重要部分，因此扣不上紅帽子。」但帽子既扣，也就不想脫下來了。
那客人問道：「這樁官司，歸根結蒂為了什麼包庇間諜，但雷震根本沒聽劉子英說過他係為共黨工作而來台灣，法庭也不准兩人對質，甚至拒絕雷震律師找劉子英談談，你們為什麼不擴大這一點展開反擊？」
宋英還舉出一個蔣介石曾經「讚揚《自由中國》半月刊」的例子，這使訪者感到前所未聞。原來雷震再三辯護，一口咬定那本雜誌的言論，「無一不是本乎民主自由而反共的立場」，而且正因為有了這本雜誌，還作為「台灣有自由言論」的「象徵」，因此對「政府」有利，譬如「行政院新聞局」每逢外國記者詢問台灣有無言論自由時，官兒們就用《自由中國》半月刊為例，「證明台灣有言論自由氣就在幾個月前，民社黨那個「副主席」蔣勻田由美國回台灣訪蔣介石時，就當面對蔣說過，在美國時常有人問他台灣有無言論自由，他就拿這份半月刊的言論作答覆。此蔣還對那蔣說：「台灣有了這本刊物，使我在美國說話方便得多。」又如一九五八年夏天，「亞洲協會」台北代表史林士和葉公超相遇，抉了一大堆《自由中國》，葉就問這個美國人，為什麼要買那麼多？史說：「因為台灣有了這本雜誌，說明台灣有某種程度的言論自由，因此表示支持。」葉公超說：「很對」，於是雷震認為他的雜誌「有利『政府』」的又一證明。而且他還指出，這本雜誌在美國還「享有聲譽」，例如美、日兩國的報刊《紐約時報》和《讀賣新聞》等，凡是提到該刊時，都表示「稱讚」，因此蔣介石在某些場合，當著美國人，也說「《自由中國》很好」。
雷震又舉例說：不久前那個美國御用機構「國際新聞學會，的秘書瑞士人加士巴，曾在東京開完會之後到台灣「考察」，回瑞士所提報告中又是獨獨「讚揚《自由中國》半月刊」，並且說它是「全台灣最開明進步的刊物，因此也與國民黨當局有過不少糾紛。」此外，譬如《中國郵報》在該刊十周年紀念時曾寫社論「讚揚」該刊。而一九五六年八月間，美國國務院邀請雷震訪間美國，則因為雷是該刊「發行人」之故，雷震鄭重點明這個，蔣方一望而知，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把戲，可又無可奈何。
由於上述例子對雷有利，那訪客問宋英道：「既然如此，他們為什麼不再考慮？」宋悽然道：「事後得知，這些例子不提也罷，一提，他們更加不肯放過我丈夫了。他們傳出話來說這樁官司究竟為什麼，大家心照不宣。意思是和共產黨無關，但只能用共產黨做擋箭牌，骨子裡是華盛頓與台北的磨擦。現在我丈夫舉了這麼多例子，說明美國方面對他和他的半月刊如此重視，不是說明了很多的問題嗎？因此我們也只能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就不能再提這些事了。」
說著說著，宋英又啜泣起來，半晌，說：「總之，什麼辦法也用了，什麼用處也沒有。我丈夫既提出了好多反共活動的證據，又提出了共產黨罵他是『美帝的走狗』證據。什麼也沒用。而且那個劉子英，我丈夫到今天還不相信他真的會出賣朋友，他一定是屈打成招了，或者真的是見利忘義了。但是最後給劉子英辯護的軍事公設辯護人毛炎離上校就說得好，在劉子英尚未離開大陸，受僱於共黨軍管會，派他任為本黨監察院的財產管理人時，他曾經把所存食米等物統統分給監察院同仁，並未移交給共產黨，此其一。他來台後並未有什麼活動，此其二。……」
那訪者也表達了美方有關雷案的研究，認為蔣介石「打雷」事出倉促。明顯的地方在於案發一星期光景，蔣報不但對雷案的新聞登得很少，而且評論更少，表明了蔣有三項目的：一個是與「黨爭」無關；一個是此乃法律事件而非政治事件；一個是此案正由「軍法機關」偵查中，雷等有罪無罪，罪大罪小，靜待偵查，報紙最好不必評論。而在這期中，機關報《中央日報》只有寥寥三百字的短評，之後才有一篇正式社評而且並無特別之處。
與此相反，美方與第三勢力的反映既快而多，認為雷案不見得與「黨爭」無關；認為不但是法律事件，同時也是政治事件；認為該案最好由普通法院審理，不應由軍法機關審判；認為此事已打擊了台灣的「民主與自由」。
談到這期間的重要發展，計有胡適在美國的談話，有反對黨籌委會的書面聲明，有宋英三次招待記者與那篇「營救我的丈夫」文字，有「立委」成舍我、胡秋原二人所發表的共同書面意見，有香港等地的報刊評論。
因此，蔣報的評論也多了起來，但主要多由代表地方的《新生報》發言，《中央日報》也有一篇，內容在於反駁，在於一口咬定是什麼「間諜」案，在於抨擊反對黨，至此情形已很明顯，蔣方開始把雷案往「包庇間諜」那個框子中拖去，白刃相見，無法緩和，直到一判再判，雷案大致定了。
宋英點頭道：「這時沒有第三者，可以這樣說吧，我丈夫是為了民主自由而入獄的，官方為了害怕美國，這才飛了頂紅帽子；而此案的真正導火線是反對黨，不是什麼《自由中國》半月刊，現在事情已擺在面前，要看你們怎樣救他出來，十年，十年監牢怎樣吃得消，請你們一定想辦法。」
那訪客怎敢一口答應？也難當場拒絕，但說：「總而言之，雷震先生為了『自由民主』入獄，我們連總統先生都已知道，只為了牽涉太大，內情微妙，因此不便啟口。至於如何營救，我們從未放棄，不過事情已鬧到連胡適博士都發生麻煩，凡找他的人個個都要登記，而事後每一個訪胡的人，都受到他們便衣的查詢，說明問題複雜，因此請宋女士要忍受一下，如今他們在等我匯報，時間已到，我先走了。」
而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不掛牌的台北辦事處里，濃烈的菸草味掩蓋不住美國佬的焦急心情，他們旨在驅蔣吞台，由於蔣的不肯下台，問題複雜。而據從宋英那邊回來的人說，救雷尚無妙策，遑論「轉敗為勝」了。於是那個小頭子道：
「雷案既然如此，硬幹無益。我們的目的在於建立反對黨，能夠成立反對黨而雷震入獄，這還是一筆賺錢的買賣；反對黨成立不起來而雷震也出不了監，這就是一筆賠了本的生意。在這情形下硬要強逼蔣方放雷，但又成立不了反對黨，那只能引起更多的麻煩，是一筆做不得的買賣。因此，我們除了對雷案再加研究之外，只能按兵不動，我們不能失掉了一個雷震再失掉一個胡適，那是萬萬做不得的。」翻開卷宗，邊罵邊說：
「你們聽聽蔣的聲音。簡直瘋了！」美方所搜集的「打雷」材料不少，特別對抨擊反對黨的東西，特別注意。因為這是「戲肉」。他們認為蔣方使勁把雷案壓縮在「地方事件」的範圍里，並且是戴上了紅帽子的一樁「反共」案件，這使美方有口難開，恨得牙痒痒的。他們因此發現代表「省政府」的《新生報》特別尖銳，例如抨擊反對黨時這樣說：
「『反對黨』這個名詞，已經有些不合邏輯，將那個英文字譯成『反對』，意義就不十分正確，如果從這個譯名發展到思想行動上，『反對』就很容易變成『反叛』了。」接著痛罵高玉樹「因在前台北市長任內的瀆職案被法院傳訊，竟也拿組黨作為盾牌，藐視法庭，數傳抗不到庭應訊。假如這樣，小偷流氓以及所有的犯罪者，都要紛紛加入或籌組『反對黨』了，都可以像高玉樹一樣，拒絕法庭的傳訊而逍遙法外。假如這樣，所謂『反對黨』豈不要變成貨真價實的『犯罪黨』嗎？」矛頭直向美國：「哪一個『民主國家』有這樣的『黨』？哪一個『黨』有這樣的特權！」但這不夠，還有痛斥雷等為「賣國黨」的，把美國佬氣得吹須瞪眼。
原來那家地方報這樣說：「雷震是『中華民國』的公民，犯了『國法』，他的女兒竟在美國告起洋狀來，豈不非常可怪？他的女兒是中國公民還是美國公民，我們還攪不清。若是中國公民，便不應該在美國告洋狀；若是美國公民，便不應該干涉『中國』內政。爸爸在中國犯罪，女兒在美國告洋狀，叫美國人如何想法？有些無恥的『政治君子』，常常以告洋狀為榮，其實像這類沒有人格的下流坯子，誰也看不起。假如這些就是所謂『反對黨』真實內容，那麼，其不變成一個『犯罪黨』和『賣國黨』者，亦幾希矣！」
那些美國佬見蔣方如此表示，個個皺眉，那個小頭子道：「由此而知，蔣介石是個最最不知羞的人。且不論他妻子和我們美國的關係，就拿他自己時常找人到美國告洋狀來說，他罵雷震的等於在罵自已。我們已經弄清楚，在整個雷案中，他給它戴的是紅帽子，穿的是民族主義的外衣，你們看這一段就更加明白了。」
那一段是這張地方報的另一篇評論，題目叫做「民族自尊心與國民貴任感」。有曰，一九四九年蔣幫遁台之後，「有些人遠走國外，他們之中，不少人系逃避對國家應負的責任，甚至喪失了民族自尊心。這種人對國家的前途不負責，對祖先和後代兒孫也不負責！」措辭為蔣遁台後所罕見。
更有甚者，「最可痛心的，竟有少數人不以逃避對國家的責任為可恥，甚至喪心病狂，以攻擊『政府』來掩護其卑劣自私的行為。我們並未認為『政府』沒有缺點和不可批評，但同樣不能否認，極少數惡意攻擊『政府』的人，實際上是在為他們逃避對國家的責任作辯解，甚至以批評作為他們尋求津貼，在外國永久居留和政治庇護的藉口！」這還不夠，痛極而嚎，進行反撲的蔣介石把矛頭直指雷震等人道：
「不但有些遠走外國的人喪失了民族自尊心與國民責任感，甚至在『國內』也仍有少數人不知民族自尊心與國民責任感為何物，不重視自己『國家』的目的與利益，而逢外自棄，媚外自私，借外自重，這種人以為找到了國際路線，便可變成特殊『華人』，進可勇於爭權奪利，退亦可以託庇外人而入籍。其實對於這樣卑鄙無恥的人，別人是絕對不會看重的，因為他們不需要這樣的朋友，也不需要這樣的國民。」
面對這種言論，美國佬難以插嘴，因為分明是罵到美國頭上去了，蔣哪來這個膽子？
那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小頭子怪聲說道：「蔣的一切，我們太清楚了。我們清楚他絕對不敢開罪美國，可是這些調調兒，分明針對美國，這使我想起那年『五·二四』台北大反美的事情來，在那個時候，也有人忽然叫起『民族自尊心與國民責任感』來，何其巧合？」他點燃一支煙，問：「難道在那兩塊盾牌背後，他們又會煽動民族情緒，和我們過不去？」又自問自答道：「這不可能，因為他們分明已經獲勝，雷震此刻正在獄中，我們既未通過什么正式的關係去營救，也沒把他從監牢里搶了出來，他們憑什麼對我們還不放鬆？如此手法，他們該知道對他們是毫無利益可言的，雷震只是一筆帳，不是總帳，算了這筆小帳，並不等於結了總帳！」他問莊萊德：「究竟他發的什麼瘋？」
莊萊德開口道：「據我所知，這是意味著蔣在展開他的『衛冕戰』。他明白，反對黨成立以後，終有一天會通過議會政治、兩黨大選，迫使他的國民黨不再是執政黨，他也當不了總統，意味著他是完了。而這些促使他將要下台的力量，是從華盛頓來的，在這情形下，我們和他之間的感情其實早已變樣，這使他感到緊張，於是來了一個反擊，而他反擊的主要因素，就是他早已丟掉了的什麼民族自尊心與國民責任感。」
小頭子道：「莊萊德大使說得有理，請再分析。」莊道：「中國人的特點之一，就是對他們的國家和民族，有著極其濃厚的感情，而這些，正是和蔣的政策方針所對立的，蔣依靠美援，依靠美國，不論他的『自由中國』或者他自己和宋家孔家的全部財產，全部依靠美國，這就絕對不能符合什麼『民族自尊心與國民責任感』，因此他很少提到這個，時常放在嘴上的，也不過是什麼『國家民族，中華文化』之類，空虛貧乏，不像那樣具體。由此可知，他為『衛冕戰』，已經下了好大一個決心，那就是一旦我們對他將要採取什麼行動，他就祭起那兩句話的『法寶』，把他面臨的困難，轉化為一個民族受到壓迫的方向去，而像當年日軍攻擊中國一樣，可以激起全體民眾的憤怒抵抗，事實上分明為了保衛他自己。但他卻製造了『保衛民族國家』的假象。」莊萊德苦笑道：「由此可知，雷震先生的牢獄之災，看來已經不能避免，因為放雷震等於承認反對黨，而一個反對黨的出現等於國民黨的垮台，他是絕對不會同意的，因此你們幾位之中，有人專門為這件事飛到這裡來，能不能允許我有所建議呢？為了美國的利益，我們請雷震先生在獄中坐下去！」
那小頭子透了口氣道：「在理論上說，也只有這樣了，難道白宮還會對蔣下公文，要他看在我們總統先生份上，把雷震放出來麼？沒有這個必要！不過就事實來看，你以為雷震有希望減刑，甚至無罪嗎？」莊萊德拚命搖頭道：「決無可能，決無可能！因為無此可能！甚至於可以這樣說，蔣，就因為要把他關起來，才花了這麼大的功夫，目的既又達到，就無轉圜餘地了。」
小頭子對與會者道：「莊萊德大使，是近來我們派在台灣最有成就的大使，他的特點，就是能使蔣視之為知己，不管蔣的表示是真是假，但可以說這就是莊大使的成功處！因此今後如何對付這個人，我們希望莊大使能夠出出主意。」
莊萊德道：「為了美國的利益，我們的利害一致，蔣對我個人的友誼，當然不可能超過了我對美國的效忠。對於雷案，我認為只能不了而了，不必再有什麼嚕囌，因為是沒有用處的，鬧得越僵，只能促使雙方的邦交更加惡化，此外一無所獲。」又道：
「對於這個比較特別的政府，我們當然明白我們美國的意圖：把福摩薩孤立！把『兩個中國』推向具體化，既然如此，我們何必為了一個雷震而與他再鬧翻？」
小頭子擊桌道：「對，讓雷震坐牢，恰好使蔣認為勝利，認為我們已經退卻，就可以使他達到麻痹的境界，像吞了一顆新發明的迷幻劑。」笑聲中莊萊德道：「這是一面。主要的精神，還是在於執行我們的對華政策，那就是使福摩薩的現狀不變！即使有變、也得符合我們的利益，而目前雷案發生之後，可以肯定地說，福摩薩的情形未變。而蔣所以如此緊張，不外乎保留他的地位，除外當然還有一些想法，但那是迷幻現象，距離事實還有好長一段道路，他這輩子肯定是走不到頭的了。」
小頭子問：「你的意思是指進軍中國大陸？」莊道：「不錯，這個問題，相信不是我們今天願意談的，我們談的是雷震案之後的福摩薩局面。記得我看過一個有關文件，把重點放在不公開的活動方面，我是贊成的，你們盡可以放手做去。」莊萊德低聲道：「該記得，他的年紀太大，而他兒子的『本錢』太少，這是不成比例的兩代，一旦有事，一個失卻重心的局面就會出現。」
那小頭子又道：「既然如此，我在這幾天裡就該回去一趟。只是我想知道一些關於雷震的情形，他提過打沒有？他兩次受審，蔣方對他是否很不客氣？諸如此類，這裡十幾個人中，是否有人在他被捕後見過面？」當下一名五十左右的黃臉黑髮「美籍華人」說道：「我去聽過審，用其它單位名義弄到了一枚旁聽證，也沒有人懷疑我。」這個「假洋鬼子」道：
「蔣方警備總部高等軍事審判庭，那天公開審判時，雷家全去了，他太太宋英，長女鳳陵、三女美琳、長媳徐予安、女婿陳襄夫、堂侄雷鳴、姨侄程積寬等都去了，但是這麼多人只領到兩張旁聽證。一張由宋英專用，一張由其他幾個輪流使用，當然很著急，雷美琳就向警總發言人王超凡辦交涉，叫他『王伯伯』，請他多發幾個旁聽牌。王超凡表示有困難，美琳說如果她父親受審時，家人都無法旁聽，還說得上什麼『公開』？王超凡不好意思了，終於在下午開庭時，和軍法處長周正商量了一下，准許他們全家旁聽，站在法庭最後一排，待雷震還押時，一家人沒法接近他，母女都哭了。」
那小頭子也嘆了口氣道：「蔣介石在這方面，也未免太過分了，難道你能保證永遠太平無事嗎？」問：「辯護律師一點用處也沒有嗎？」那假洋鬼子苦笑道：「雷的律師是立法院的少壯派委員梁肅戎，曾經是國民黨諜報組織中人，能言善辯，早年曾派到東北做地下工作，給日本方面逮捕，判處死刑，就在行刊前幾天，他千方百計逃了出來。我認為這是個難得的律師，那天在法庭他從法理、事實和人情各方面，向審判長逐段陳述，旁聽席上，竟然有一個男人感動得流下眼淚來。他很沉痛，因此報紙上對他的詳細過程，一字不登，他說由於朝野對當前國是的觀點不同，不幸發生了這個時代大悲劇，他相信雷震是個反共抗俄的堅決執行者，他做過很多有利政府的事情，因此判他有罪是不對的，他說本案對國家，對歷史都有責任。而最後，這位律師已不容於蔣，這幾天盛傳他已給立院除名。」
那小頭子皺眉道：「連辯護律師都要受到這種遭遇，不問可知又是蔣對雷的打擊，好吧，我明白了，雷震的十年官司是吃定的了，我們在福摩薩的做法，也是非改變辦法不可的了。」
莊萊德聳聳肩，兩手一攤，只有搖頭長嘆。那宋英，也只有請人撰文，替丈夫叫屈，不時探監，哭泣不止的份兒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