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山殘夢之十一：上帝無靈 · 第六回 急不可待 蔣方下令捕雷震 孰不可忍 宋英呼號救丈夫
書接上回。話說在胡適暗中領導之下，《自由中國》半月刊反蔣反共的調調兒越唱越響，分明是「美國之聲」了。美蔣反共是所謂份內之事，但美國惡蔣，這筆帳就很難算。蔣介石已無退路，非拔掉這兩根刺不可，研究結果，認為雷震在這兩件事中都是重要角色，重辦了他，自有殺一儆百之效。於是決心壓死「中國民主黨」，封掉《自由中國》。消息傳出，雷震等不免緊張，感到時間已臨「救亡」關頭，可是猶以為背後有美國撐腰，只要好生應付，那反對黨固然可以成立，《自由中國》也不致有問題。
代表了美國的胡適，表面上對「黨人」諸多鼓勵，可是由於不利於雷的消息頻傳，使胡更加不安。不利於雷也即是不利於胡，乃決定回到美國走走，主要是為了「請示」，同時作為一個間歇，藉以觀察對方的動靜。行期已定，卻不宣布，召集幾名負責人研討對策，主要在於吸收吳國禎和孫立人兩案中可以參考的地方，作為一旦有事時的「防禦」，據胡適估計，看來蔣已有所決定，目標明雷實胡。在台灣，雷不敵蔣；可是另一方面卻是蔣不敵美，因此，這次交手，未必非敗不可，但是必須小心應付。
雷震報告了他對吳、孫二案的研究心得，足足說了兩小時，有些地方在胡適也是前所未聞。
雷震道：「吳國禎案發生在四十三年（一九五四），距今不到六年，孫立人案發生在四十四年，距今不到五年，先吳國禎，誰都知道他是『夫人派』人物，他二十幾歲回國之後，短短几年就從一個稅局的秘書，做到了稅局局長，再到漢口市長，上海市長，真是平步登天。來到台灣之後，蔣又把台灣唯一重任省主席交給了他，簡直託孤寄命，老實說在吳是吃不消的。可是問題的關鍵不在吳本人受得了受不了，而在於他和蔣經國之間的摩擦。當吳案鬧得一塌糊徐的時候，張道藩一旁幫忙，在立法院開炮轟他，同時又加了他一連串如何如何貪污的罪名，吳國禎無路可走，這才把小蔣和他正面衝突的事情和盤托出。據他說，有一次，蔣經國要把教育廳的預算增加到六百萬台幣，以便把內中一部分的錢轉給三民主義青年團，吳拒絕了。又一次，那是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十二月，全省市縣政府正在進行參議員選舉，可是就在選舉前兩個星期，秘密警察卻奉了蔣經國的命令，突地在全省抓了三百九十八個台灣人，而且事前根本沒有和省政府聯繫，一下子全部把他們關進監獄裡。」
蔣經國對這近四百人入以「流氓」之罪，其實內中確有流氓，但絕大多數則否，而是屬於反蔣者的一類。吳國禎這一氣非同小可，倚仗有「夫人」撐腰，也就和小蔣較量起來，在三百九十八人中釋放了三百八十名，將其餘十八名交民庭審訊。毋須解釋，雙方的「結冤」更深。
而當基隆市議會選舉議長的時候，有兩名議員忽地被綁，吳國禎又和蔣經國較量起來，對特務機構採取了重大的壓力，這兩名議員算是放了出來，但奉命指揮綁架的官兒卻升了官，吳國禎氣得沒有話說，這才感到非辭職不可的了。那是一九五三年的一月，吳國禎辭呈上去，一直沒有批准。一方面不准，一方面要他難堪，拖到四月，算是准了，可又不發護照。再拖好久，吳國禎夫婦的赴美護照領到手，但他們那個十六歲的兒子卻不准同行。就在那年十一月間，「總統府秘書長」王世傑被免職，老蔣要吳回台代王，吳婉辭謝絕，於是台灣又發生了吳國禎盜用五十萬美元的傳說，而且認為這一筆五十萬美元的匯向美國，足以證明吳與王的勾結。
吳國禎聞訊之後，也就在美國公開反擊，要求蔣家小朝廷向美國法庭提出他的犯罪證據，如果確實證明吳國禎有罪，他願放棄政治庇護，回去受審。
從隔海遙罵到短兵相接，蔣家父子感到為難，因為五十萬美元為數不小，事關銀行匯款，則由那一家匯出？幾時匯出？匯款者誰？收款者誰？必須弄個明明白白。吳國禎縱使有貪污嫌疑，但小朝廷找不到任何線索，不能入之以罪。
一九五四年二月廿七，吳有一長信寫給正在開會的「國大代表」們，語氣間痛斥小蔣；而在三月廿之後，吳更有好幾封信寫給老蔣，牽涉問題廣泛，而吳與小蔣摩擦的事實，使外間知者更多。
吳國禎在給「國大代表」的信中，暗示「反攻大陸無望」，他說如圖回到大陸，必須取得這些條件：「一、台灣八百萬人民的擁護；二、海外一千三百萬僑胞的擁護；三、各友邦，特別是美國有力的、不斷的同情和援助」；但吳以為蔣政權所進行的沒有一項不是相反，並列舉在他看來是最最惡劣的現象共有六端，第一是一黨專政。吳認為「民主政治的實施，最少須有兩大政黨的存在。國民黨目前所採取的方式，基本上和民主政治不相符合。」也把二蔣氣了個半死。
非常明顯的是：不管吳國禎是否反對黨人馬，但他希望在台灣出現一個反對黨的心情，是很明白的。吳國禎認為蔣幫最惡劣的第二個現象，是軍隊中有國民黨黨組織和政治部，不以為然，他說：「國家軍隊，必須國家化，仰其不致於忠於一黨或忠於一人，造成封建及內亂之勢力。」第三個現象是特務橫行，指出特務的罪狀是「干涉選舉，擅捕人民，威脅敲詐，酷刑拷打，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第四個現象是人權無保障，他認為「台灣已成為警察國家，人民權利，幾已剝削殆盡」。第五個現象是言論不自由，吳國禎說這一點大家都已知道，用不著他細說。第六個現象是思想被控制，他強調「自三青團成立以後，動輒要求學校更換教員，壓迫學生，以此誘導青年，造成不良風氣」，而針對著這六點，吳國禎在美國向蔣提六點建議：
第一點：組織委員會，徹查「反對黨」經濟來源，保障各方反共人士能在台公開成立政黨。第二點：「議決撤銷軍中之黨組織及政治部。至軍隊人員反共意識之訓練，應由有國家思想者主持，不得由任何一人或任何一黨包辦。」第三點：「頒訂原則，交由立法院擬定『國家安全制度』之法律，明白規定特務機關之權力，及其違背者之罰則。」第四點：「組織委員會公開接受無辜被捕及非法受擾者親友之控訴，並分別派員往各種公開或秘密監獄及拘留所內，實地勘查。」第五點：「組織委員會，徹底查明過去言論之何以不自由，例如某報何以奉令停刊？某記者何以被捕？何人下令？有何法律根據？對於過去之非法措施，應追究其責任。」第六點：「議決撤銷三民主義青年團，並不得再有變相之組織。」
反對黨人馬查明，吳國禎在同一時期寫給蔣介石的信內容也差不多，但有兩點比較尖銳，吳國禎曾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函老蔣說：「如鈞座厚愛經國兄，則不應使其主持特務，蓋無論其是否仗勢越權，必將成為人民仇恨之焦點。」老蔣當然不會理他，而是在同一信中，卻提到了龔德柏事件，他說此人在一九五一年冬被捕下獄，他這個「省主席」事前「毫不知情」，現在此人雖已獲釋，但坐牢己達六年之久。究竟他為什麼被捕又為什麼獲釋，在台之人仍無所知。
反對黨人對於吳國禎案的看法，一如當時的「第三勢力領袖」之一左舜生的看法，認為像吳這個例子，大可效法。
左舜生的意思是：吳國禎因為身在國外，取得了不少方便。他又能以倔強不屈的態度發表種種文件，如果蔣方加緊逼他，他就更可能把蔣家父子許多不可告人的怪事全部說出，蔣家父子對他實在無可奈何，因此也只能不了了之，乃至連他的一個兒子，都只能乖乖地送還給他，批准出境了事。
反對黨研究孫立人案對《自由中國》被控以及可能的發展，認為孫案比較簡單，孫在弗吉尼亞軍校畢業，從排長做到陸軍總司令，以及什麼「四星上將」，一共經過二十八年，蔣幫遁台後他奉命建軍，迄朝鮮戰爭開始，美國也就恢復了對蔣幫的軍經「援助」，並派遣一個顧問團赴台，加緊侵略。在那情形下，孫立人自然而然和美國佬成日混在一起，並且受到美國佬的「重視」，也就種下了和蔣幫無可調和的矛盾。蔣介石認為軍隊是他個人的，軍權不容分割，尤其不能讓美國佬對這支僱傭軍發生太大的影響，此乃蔣介石自從應付史蒂威爾以來的一貫態度，再加上負責軍事訓練的是孫立人，而負責軍隊政治工作的是蔣經國，他以國防部總政治部名義和孫開始了一場「內戰」。
孫立人有足夠的理由反對「蔣式政訓」，理由是一切向美國學，建軍也不例外，這種政訓制度並不需要，也不合適。
孫和蔣的摩擦無可避免，而美國的「軍事顧問團」團長蔡斯，也就和蔣經國一萬個過不去。而吳國禎，也是主張撤銷軍中黨組織與政治部的積極分子，蔣經國與吳國禎之間的衝突，於是形成了水火不相容之勢，最後孫立人調任「總統府參軍長」，但排擠孫立人不可能到此為止。與此同時，美國佬驅蔣活動也不可能到此為止，於是經過一連串的明爭暗鬥之後，孫立人舊部郭廷亮、江雲錦、王善從、陳良塤、田祥鴻、劉凱英等人以「共諜案」被起訴，帽子既成紅色，美國佬也就不能插嘴。但見那幾名所謂「共諜」的口供，沒有一個不和孫有關，蔣方且以此給孫過目，孫立人一看面無人色，倒不是他真的犯了這些「罪」，而是他的部下根本沒有「共諜」嫌疑，如今卻連他自己都有了「嫌疑」，也就是說要他的命了。他明白蔣家父子不敢對美國開口，卻對自己開刀，為了要活命，也只得向蔣介石上了一個「悔過簽呈」，引咎辭取。而在蔣，也要打腫臉充胖子一番，成立了一個所謂「九人調查委員會」，一方面表示蔣的「寬大」，向美國佬有所作狀，另方面則藉此按住輿論之口。
那個所謂「九人委員會」，其實除了「老軟骨」王雲五和黃少谷二人之外，其餘或因年老力衰，或因病治療，都不能按時出席，時常只有王、黃二人「開會」，內中張群因事忙不克到會，可是在那個「調查報告書」還是簽上了他的名字。何應欽恰巧在這當兒患上了眼疾，赴日本治療去也，期內根本沒有回到台灣。其餘幾人必要時應應卯，反正「孫案」就這樣辦了。等到是年十月二十，長達一萬八千字的「孫案」報告也就由官方公布，蔣介石同日對「孫案」命令中有云：「茲待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議處，由國防部隨時察考，以觀後效」，一直「觀」到如今。
反對黨人研究吳國禎、孫立人兩案的結果，認為《自由中國》半月刊有類似之處。其一，雷震自胡適手中接過這份刊物之後，最近幾年的主張，和五年前吳國禎的主張並無多大出入；尤其是吳主張撤銷三青團，《自由中國》也有如是主張；吳與孫主張軍隊「國家化」，撤銷軍中黨團組織，《自由中國》也有相同主張；吳國禎指摘特務，《自由中國》也指摘特務，吳國禎主張讓一切反共者公開組黨，而《自由中國》實際上也成為籌組「中國民主黨」的主要人物之一。
此外，還有相同之處。吳、孫二案曾引起各方輿論強烈反應，《自由中國》案也是一樣。
而特別顯著的一點是：當年和吳、孫唱對台，非「得」之而甘心者，正是今天和《自由中國》唱對台，非「得」之而甘心的蔣經國。因此他們緊張於吳、孫二案的另一共同點：「共諜」。孫案發展到最後以「郭廷亮通『共』案」作結；吳案實在不好意思拉上「共諜關係」，但他的手下大將任顯群，卻因「涉嫌『共』諜案」而下台，拆穿西洋鏡卻是蔣經國和任爭奪女伶顧某，而「證據」卻是任的一個叔父在上海解放後到台灣投靠乃侄。如今《自由中國》』中無人與小蔣爭風吃醋，雷震的小老婆也非自小蔣手中搶來，但「共諜」這個戲法，在蔣而言真是千變萬化，運用自如，《自由中國》恐怕很難逃過這一「法寶」，因此反對黨人也就關起門來檢點一番，高玉樹建議：凡《自由中國》或「中國民主黨」黨員，都在事先辦理「防諜聯保」之類，以杜其口；李萬居認為這是多此一舉，反而示人以弱。他說；《公論報》中給抓去的「共諜」已有多名，而據這個老闆所深切了解者，被捕中人不但沒有共產黨人，而且有的是「親美派」，任何反證都屬徒勞，反對黨人如若真的來一個「聯保」，在蔣來說恰好是一個藉口。
李萬居道：「如果這樣做，他們就會說：瞧，『中國民主黨』和《自由中國》裡面分明靠不住，這才有『聯保』的。要知道『聯保』也罷，『連坐』也罷，他們每一個文文武武的機關，都在哇啦哇啦反對，他們國民黨內部尚且如此，我們反對黨何必多此一舉？」眾人曰善。雷震道：「開過一次庭後，到現在還沒有要我再去，但是背後跟著人，電話有人聽，實在不是味兒。老實說，我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你告我什麼名堂都可以，就是不能告我通『共』。然而事實擺在面前，除了這頂滑稽的帽子，他們再也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入我以罪了。如果有一天他們真的拿這個來綁住我，那，」雷震雙手一攤：「天下人都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又苦笑道：「要我做一個共產黨的烈士，未免太什麼了吧？旁的不說，我女兒在美國，我們將來很可能也去美國，怎能戴得上這頂紅帽子呢？」
高玉樹道：「我的那頂市長紗帽怎樣摘掉的？是誰摘掉的？大家明白，不用解釋。下次台北市長競選，我有信心拿回來！可是在市長帽子沒戴上的時候，卻先給我戴一頂紅帽子，這筆賬又該怎麼算呢？」李萬居憤然道：「太子頭上那頂紅帽子到現在還沒摘掉，這筆帳又該怎樣算呢？」
眾人嘴上唱的是反調，故作輕鬆，心頭卻好不緊張，因為這樁官司有其十分微妙之處。如果為了什麼「自由民主」，那根本用不著動刀動槍。問題的關鍵在於美方的吞台驅蔣，那當然不能見之於書面，出之於嘴上，凡公開者，不是美蔣「邦交敦睦」，便是美蔣「誼同手足」，肉麻固然到了使人作嘔的地步，明爭暗鬥也到了面臨爆炸的邊緣。如今兩個機構在胡適暗中領導下展開了攻擊，在蔣自然視為肉中之刺，眼中之釘，在美則認為大有發展，大有收穫。矛盾到了這個境界，自有一方受到打擊，而蔣方如果祭起」紅帽子」法寶，那美方固然不便出面，胡適更是不便開口，剩下「戴帽者」無論怎樣喊起撞天屈來，可是台灣太小，問題微妙，一不能逃，二不能辯，到時候確乎「不開玩笑」。
李萬居道：「這件事情，我們都騎在老虎背上了，上不上來下不下，而且也沒法下台，不如硬著頭皮堅持下去，我看一定有好轉希望的，美國不能不管，只要它肯管，情況自然有所改變，因此我勸大家不要消極。我們還有『王牌』尚未打出！」
其實反對黨那張「王牌」，就和美國國務院一樣，處境微妙，也難露面，他就是胡適。胡適目擊蔣家對《自由中國》半月刊展開了反擊，對「中國民主黨」展開了堵襲，心中明白，雙方的關係已經正式惡化。在這情況下，他不應該過早露面，授人以柄；同時也不宜緘默，示人以弱。他有他的「地位」，可是一個頗為困窘的處境，與眾人商議再三，醞釀兩三個月，決定到美國走一趟。
雷震道：「事情發展到今天，胡院長是有必要表示表示了。但是限於環境，任何表示都不合適。譬如《自由中國》事件，目前還在『讀者投書問題』上打轉，官方猶未作結，胡院長自當不發一言為宜。至於反對黨，目前則在胎死腹中與胎在腹中的階段，是死是活，都難肯定，在這情況下，胡院長也以不表態為上策，由他們去猜，由他們著急。但胡院長如果突有美國之行的話，必然引起他們的緊張，從而提醒他們的注意，這叫做不著一字而盡得風流，我以為胡院長有必要回美國一趟，甚至在機場發表談話時，都可以強調『此行純系私事』之類，顯得從容自在，這樣就能使對方反而大為緊張。」
眾人聞言都說此計甚是。胡適也故作鎮靜道：「爭取民主自由，在好幾個國家都如火如荼，特別是在今天，今天我們在這裡如果放鬆了這種奮鬥，那我們便是自由世界的罪人，最低限度也是個不盡職的逃兵。我這個過河卒子，自當過海求援，大家放心。」又道：「這個雜誌不能停，應該繼續出版，沒什麼可怕的，我還聽到雷社長說，他還有新的設計哩！」
雷震笑道：「我想利用他做壽的時候，出一期『祝蔣總統壽專輯』，對他那種年年打秋風，年年弄到天怒人尤的『祝壽』，來一次堂堂正正的批評！這是《自由中國》吃了官司之後才做出來的，暗示這是逼上梁山，你越逼，我們越不在乎，至於文字，香港《聯合評論》的左舜生、李璜、黃宇人等等都會拔刀相助，而我們也就更加當仁不讓。」有人笑道：「胡院長也該寫一寫。」胡適強笑道：「那當然可以，但是事情已發展到雙方白刃相見的地步，我反而不便有所表示了。不過我想我終有一天要表示態度，這一期『祝壽』專輯，那就不一定非參加不可了。」雷震邊點頭邊說：
「大家可以想到，他這個樣子做生日，和西太后那年的做生日有些什麼不同呢？民窮財盡而打腫臉充胖子，可是一樣的。」
胡適和反對黨人固然忙得一塌糊徐，蔣經國、陳大慶等人同樣忙得糊徐一塌。雙方一個為了驅蔣，一個為了保命，各都忙了個四腳朝天，也真夠瞧的。特別是胡適派人前往美國大使館辦理簽證，事聞於蔣，認為事情有了變化，對方顯然哭秦庭，討救兵去了，不能不預為之計。一連幾個緊急會議，認為此事非同小可，打狗而不看主人面，為的是美方「打狗不看狗面」，事關小朝廷的生存，這一棍子也就非下去不可了。但是議來議去，又感到非祭起紅帽子不能堵住美方的嘴巴，而如何把這一批帽子按在雷震等人頭上尺寸恰巧合適，也未易易。商量來，商量去，決定逮捕雷震及其《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經理馬之驌、編輯傅正、會計劉子英，一共四人已經足夠，屬於清一色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人馬，俾使問題「簡單化」。而執行逮捕令的當然是台省「警備總司令部」，逮捕罪狀是「涉嫌叛亂」，這一點不能含糊，至於如何「叛亂」，怎樣「通『共』」，則由「專家」負責配藥方似的一模一樣湊合起來。一字一句，言必有據，一舉一動，「拿證據來」，務必使美方無從插嘴。可笑蔣介石做美國走狗達數十年，不免一「玀」。事到最後關頭，也就不惜功本，把一頂頂紅帽子到處亂飛，而不敢一指頭直戳美國佬那個鼻子，列數其非，痛斥其丑！
是則，雷震究竟應該入以何罪？以及雷震究竟犯了些什麼罪呢？「專家」們經過半年多時光的研究，對他實在傷盡腦筋，由於他熟識台灣現行法令，他妻子宋英還是個監察委員，幾年來罵小朝廷罵得痛快，可是在言論中極力避免發生直接而顯見之責任。藉以逃避行政上或刑事上的責任。小朝廷認為斯人而有斯舉也，無非陰謀煽動顛覆蔣家小朝廷。因此對於蔣家的所謂威望信譽，以及蔣在台灣內外的名聲，發生了極其嚴重的影響。
有什麼比較具體的罪證呢？小朝廷「專家」們想方設法，認為雷震等論調之違反「反攻復國政策」，充分見之於其「反攻無望」論調中。小朝廷不但知道反攻無望，而且根本不再提「反攻」兩字了，可是只能由他們如此，其他人等就應該來個相反，此事極其怪誕，據說卻屬「國策」。而雷震等根據美蔣「防衛條約」中不放老蔣出籠這一點大做文章，說是根據他們公算，蔣回大陸無望，並且認為「國家的一切作法，都是建立在這樣一個渺茫的假想之上，這是太不穩健」。又曰：「台灣什麼也沒有，如何反法抗法，我真想不通」，小朝廷認為這種「反攻無望」論，泄氣極了。
蔣集團認為雷震的「反攻無望」論，對「民心士氣極其墜毀之能事」，而其「反攻國策不穩健」論，更顯示了為「兩個中國」驅蔣吞台作了最大的努力，可又不敢明說，對外說成是「竭盡阻撓政府一切反共措施之能事」，因此就這兩點來論斷反對黨這幾個頭子，已經百死莫贖了。
小朝廷的「專家」們研究雷震等煽動顛覆論調，充分見之於「反共的奴隸」一文，有道是「反共不是黑暗統治的護符，反共不能使人成為神聖，自由人不做反共的奴隸」。又道是「韓國政治的演變，給我們一個再明白也沒有的啟示，人民長期在一黨高壓之下反共，在暴力所掩護的諾言籠罩之下，過著灰色和無望的鬱悶歲月，這就是做反共的奴隸！」
「專家」們認為雷震等「挑撥軍民感情」，同樣不能忍。小朝廷把僱傭兵折騰來，折騰去，希望江湖賣藝似的能夠賺幾個子兒，可是雷震等認為「儘管當演習作戰或閱兵良典的時候，仍可給觀眾以赫赫王師之感，與其說的國軍士氣高昂，倒不如說戾氣充塞」，嘲笑諷刺，入木三分，把小朝廷氣得恨不以寢其皮而食其肉。至於「台灣人與大陸人」等等調調兒，旨在把兩地劃分，也即是驅蔣吞台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門。總而言之，面對這批人的有恃無恐，小朝廷惶恐莫名，非有所對策不可，因為反對黨尚未成立，情況已經如此，反對黨成立後，那還了得嗎？而且根據可靠消息，這個反對黨決定在「雙十節」之前成立，作為一種聲勢的表現，蔣家父子聞訊也沒二話，決定擒賊擒王，就在反對黨成立之前，把雷震拉到牢里，因為他既從胡適手裡接過了《自由中國》，又從胡適的口袋裡掏出了一頂「中國民主黨」的帽子，往自己頭上戴去，他又是黨魁。
小朝廷分析面臨形勢，是美國不便在反共角度上干涉蔣家的局面，只要是「反共」，先斬後奏也罷，先奏後斬也罷，白宮裡不可能有不同意見。可是正因為這樣，如何把雷震那頂紅帽子戴了個結結實實，使白宮沒有話說，倒是個難題。然而這一招又恰是小朝廷的拿手好戲，「專家」們搜索枯腸，終於定下了「大計」，可笑為這等雞毛蒜皮小事，不知道嘔盡了多少「專家」的心血。他們決定以「懲抬叛亂條例」第十條的規定「依法拘捕」雷震等人，來勢好不兇險，可是笑話也與之俱來。
原來這是個削足適履的做法，而不是根據腦袋尺碼戴帽子的問題了。「專家」們奉命要把雷震打進監牢，而且為期至少在十年以上，那就非「懲治叛亂條例」不可了，在這條例中，小朝廷訂得十分緊張，有曰：
「一、將要塞、軍港、船艦、橋樑、航空器材、鐵道車輛、軍械彈藥、糧秣、電信、交通器材物品，或其它軍用場所建築物，軍需品交付『叛徒』，或圖利『叛徒』而毀損或致令不堪使用者。
二、將軍事政治上之秘密文書、圖表、消息或物品泄露或交付『叛徒』者。
三、為『叛徒』招募兵夫者。
四、為『叛徒』購辦運輸，或製造彈藥者。
五、為『叛徒』作嚮導，或刺探、搜集、傳遞關於軍事上之秘密者。
六、為『叛徒』徵募財物或供給金錢資產者。
七、包庇或藏置『叛徒』者。
八、受『叛徒』之指使或圖利『叛徒』，於飲水或食品中投放毒物者。
九、受『叛徒』之指使放火或決水者。
十、受『叛徒』之指使或圖利『叛徒』而煽動罷工、罷課、罷市，或擾亂怡安、擾亂金融者。
十一、脅迫煽惑或以其它方法使軍人公務員不執行職務、不守紀律或逃叛者。
十二、為前款之人犯所煽動而聽從之者。
另：參加『叛亂』之組織或集會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消息，足以妨害治安或動搖人心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以文字圖書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個條例系在蔣介石遁台後的一九五○年四月廿六公布，任何人一望而知乃針對美方的「台獨運動」所訂，現在拿出來對付雷震，卻也不失訂例時的原意，但此事必須由軍事法庭處理，雷震並非軍人，這一關又如何通過？「專家」們對這碼事實在「勝任愉快」之至，三下兩下，也就找到了根據，認為雷震等既因涉及觸犯叛亂罪嫌，根據那個條例規定：「凡犯本條之罪者，軍人由軍事機構審判，非軍人由司法機關審判。凡在戒嚴地區犯者，不論身份，由軍事機關審判之」，於是也就馬上符合了雷震的「身份」，但蔣經國認為尚待三思。
蔣家父子豈僅「三思」而已，為了這一仗，實在不知道傷了多大的腦筋！對於雷震在吃官司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問題，也都預為之備，免得難堪。以一個並非軍人的身份而受軍法審判，「專家」們作了這麼一個斷定：在戒嚴區域觸犯「懲治叛亂條例」任何一條之罪的，不論其是軍人非軍人，都要一律由軍事機關加以審判。台灣省是個戒嚴區域，雷震等人既然是在台灣省內觸犯這一條例的罪嫌，那就依據法律規定是由軍事機關審判，出面者警備總司令部之門不是最大的，為防對方找人疏通，就同時替它買了「保險」，說是該部僅僅執行法令，其它什麼也管不著的。
折騰來，折騰去，聞道反對黨的籌備工作已匆匆告一段落，因為「《自由中國》案」而要提前正式成立了，消息一傳再傳，也只能出現這麼一個局面：雙方要白刃相見了。不是「中國民主黨」宣告成立，雷震以負責人身份逃脫「《自由中國》案」的糾纏；就是小朝廷先發制人，把雷震一把抓住，把「黨」和刊物的問題一齊「解決」。山雨欲來，風已滿樓，全台注視，氣氛緊張。可能是氣壓太低，呼吸不暢，藏在洞中的那頭老狐狸無論如何難以安定，胡適決作美國之行。而且情況緊急，召開會議已無可能，只能暗作布置了。
胡適一方面作輕鬆狀，揚言這個那個，需要到美國走一趟，一方面相當緊張，通知雷震等人道：「各方消息頻傳，此人心有不甘，對新黨及半月刊事必有行動，只不知是何行動耳！為此，諸位務請格外謹慎，勿為二豎所乘，予此行為期一月上下，返時必有佳音。」為眾人打了一輪氣，當真前往美國去也。
小朝廷「專家」們對於胡適飛美，看法不一。有人認為此乃心理攻勢。去不去美國，美國對《自由中國》案反正不便出面干涉，因此可以不理；有人認為胡適把《自由中國》交給雷震，而雷震又是反對黨內定的黨魁，此事一而二，二而一，胡顯然為雷而去，而美國也必為此事作出干涉，如此僵待，對蔣不利。因此建議放鬆，為胡、雷留點面子，同時也為小朝廷留下後步，爭執不下，請決於蔣。
蔣家父子商議再三，認為這一仗非打不可！反對黨如果真的成立，來自「兩黨大選」，那「總統」的皇冠勢必落在姓雷的頭上，國民黨的一套也就完了，兵不血刃而把小朝廷幹掉，這比孫立人案還兇險萬分，因此初步決定是不能退讓，退無死所，可又不敢猛攻。
這麼著，拖到九月初，小朝廷認為非下手不可了，一則胡適飛美之後，那個反對黨的活動日益加強，不獨公然開會，並且公然宣告該黨決於十月份前正式成立，「呼之欲出」，顯然受了遠在美國的「電腦指揮」，不可忽視。二則《自由中國》案並無新花樣可以一舉而使雷震服罪，待反對黨成立之後，問題更加麻煩，迨可斷言，不如使之胎死腹中，容易對付。如若不然，那個「新黨」成立，黨員大增時再給它迎頭一棍，勢必闖下了滔天大禍。到時候縱無「二·二八」起義那麼慘烈，「五·二四」大反美情狀變成大反蔣，卻是萬分可慮。
這麼著，穿上「警備司令部」制服的「安全局」人員，著手進行逮捕雷震的工作，那真是一樁使他們頭痛的差使，抓人打人殺人無所謂，可是硬要把這個反共反蔣的美國老闆的打手當「紅帽子」辦，實在嘔心瀝血，搜索枯腸。
「我再來提醒你們一聲，」陳大慶作最後指示道：「這個雷震，今年六十四歲了，你們要小心，現在還不是要他『報銷』的時候，他一死，問題反而複雜，這是不行的。這個雷震，浙江人，民國十五年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回國後擔任過中學校長、中央大學教授、中央軍校教官、教育部司長、中央監察委員、抗戰時期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國民大會副秘書長、東南長官公署政務委員，現任國大代表、大陸救災總會幹事、中央文化經濟協會常務理事。此人在抗戰期間以迄勝利之後，曾經時常從事各黨派間的協商工作，因此有個外號叫做『雷媒婆』。」眾人鬨笑中又道：
「我所以說這些，是提醒你們，此人不是個普通人，他的妻子宋英，又是個現任監察委員，因此千言萬語一句話，你們要小心。」又對「打雷小組」的小頭目道：「你們準備了這麼久，如何動手，該有個計劃了。」小頭目道：
「是。雷震在這裡有兩個公館，一個在新店，一個在木柵，他經常住新店，和宋英在一起生活。這個人身體不好，有右臂和腳氣風濕疼痛，但一般還看不出，不會因為抓他而出亂子。他經常在一早七點起床，洗臉刷牙，坐下來寫東西。他的太太自己買菜，時間在八點多一些，我們準備在九點鐘時候進他大門，按照手續要他跟我們走。」又道：「在走之前，仔細搜查他的房子。兩個地方都要搜，《自由中國》辦公室也要搜，和他同時分頭抓走的人，住處也一樣搜。大體上就是這樣了，是不是四個人還不夠？」
話說那一日雷震夫婦如常起床，八點二十分宋英如常到木柵菜市，雷震也就開始寫他的文章，九點模樣有人敲門，使雷心驚。暗忖宋英身上有的是鑰匙，近來又無人敢找上門來，莫非那話兒來了？思疑間門聲又響，再一想如若真有不速之客前來「訪問」，在他也已非陌生之事了，於是前往察看，沒料到門外以及周圍，至少有幾十個人，敲門者還穿了警服，見他自己應門，少了好多麻煩，也就掏出拘捕狀和搜索令，雷震倒是一怔，忙問出了什麼亂子？是否弄錯了？他可沒有犯罪。小頭目道：「雷先生，我們也是奉命行事，有話諸到那邊去說。至於你的罪名，乃是『涉嫌叛亂』，請你自己心中有數，等我們搜查完了，一起上車，只要你自己明白，保證不會吃苦。」
雷震心中驚慌，卻強自鎮靜道：「我自問沒有犯罪，會跟你們去說清楚。我知道，你們這樣對我，已經是非常非常之客氣的了。」這當兒宋英從菜場回來，見狀涼了半截。她自己是個「監察委員」，當然知道來者是誰，放下菜籃，掃視一遍，見除了警備司令部人員外，還有管區派出所警員和里長鄰長，明知爭辯無用，可也不能不說了幾句，便領便衣前往各處搜查，奇怪的是那些便衣有如在自己家裡一般，要什麼找什麼，書籍和來往信件文稿，無一漏網，一捆捆裝載而去，其他箱筐，草草檢視。
指著那些書，便衣問：「都是你的嗎？」雷震戴上老花眼鏡細看，邊看邊想答詞，只見那是辯證法唯物論一冊、自然辯證法一冊、幹部必讀（蘇聯共產黨史）一冊、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獻一冊、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冊、馬克思與農民一冊、共產主義世界觀（日文）一冊、論人民民主專政兩冊、幹部學習資料一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要文獻一冊、新民主主義經濟論一冊、政治經濟學批判一冊、哲學的貧困一冊、為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革命路線而鬥爭一冊、對於共產主義必有認識一冊、紅旗下的大學生活一冊、艱苦鬥爭中的日本人民與日本共產黨一冊、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報告一冊、新華時事叢刊一冊、新社會一冊、記取歷史的教訓一冊。
雷震捏了把冷汗，指指書道：「還有這麼多國父遺教、三民主義等等一大堆，你們為什麼不一起拿去作證？這不是存心入我以罪，侵犯學術自由嗎？」
一名便衣冷笑道：「就是沒有蔣總統一大堆的『言論集』。」雷震懶得解釋，辯道：「我們做學術研究的，當然要知己知彼。今日台灣，藏有這些書籍的機關多得很。」便衣道：「可是這些都是禁賣禁買禁讀的，你要研究，也該得到批准，如今你擅自購買，偷偷地閱讀，知道你是什麼存心！」
宋英急忙在旁代答道：「這些書都不是我們的，我們根本沒買過一本。」便衣笑道：「這可奇了，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成？」宋英道：「是旁人寄存在我們這裡的。」便衣問道：「那人是誰？」宋英道：「是羅鴻治教授寄存的。」便衣大笑道：「這真妙，這真是死無對證的事情，這個羅教授早就死了。」於是連人帶書，一齊上車「歸案」。
與此同時，《自由中國》半月刊經理馬之驌、編輯傅正、職員劉子英等三人也告被捕。消息傳出，全台震動，美國大使館聞訊也感吃驚，初次聞報被捕數十人，接著說是捕去十餘人，最後才弄清楚捕去四人，而且是清一色的《自由中國》案中有關之人。那些反對黨的負責人聞訊失色，當下召集緊急會議，高玉樹道：「雷震、李萬居和我三個，是『中國民主黨』的三個發起人，也是三個發言人，如今三個之中少了一個，難道連組黨的自由都沒有？我們不用怕，也不用跑，那是跑不掉的，一跑，反而給他們逮捕的藉口，我們沒這麼傻！」李萬居道：「真是豈有此理，不成世界！」當下抓起電話就要警備司令部作答，對方卻輕描淡寫地說：「這件事和新黨無關係，雷震的被捕，純粹為了煽動，和你們幾位並無牽連。」眾人聞言啼笑皆非，一方面派人到警備總司令部看雷震，一方面派人到木柵慰問宋英，宋英卻已跑到台北，坐在監察院等與紐約的胡適通長途電話，而就在那天幾家報，刊登了雷、高、李三人聯名發表的「新黨」籌備人的緊急聲明，有道：「國民黨在表面上雖不重視新黨，可是在暗中進行破壞工作，不遺餘力，如不久前國民黨以及黨所控制的報紙，均以頭條新聞的地位，故意造謠說中共正透過其統戰組織，向正在組織中的新黨滲透。這種亂戴帽子的作風，實在不值識者一笑。」
又道：「吳三連於國民黨對他的事業集團施用壓力之下，不得不暫時出國六個月。對於雷震，則在自由中國社斜對面布置了監視與追蹤站。」
三人揭露小朝廷在「自由中國社」斜對面「大安區民眾服務站國民黨區黨部內，指派特務數十人成立專案小組，每日專負跟蹤之責，並配有吉普車（車號為一五一○四○五八）和三部大旅行車（車號為一五一○四八九九、一五一○四九○一、一五一○四三八七）分別追蹤監視。目前已發現者，最少有這四部車子。每日自晨至暮，表示其跟蹤的態度，給我們精神上以莫大的威脅。近更聞企圖利用駐港特務人員，偽造函件，寄發新黨主要籌備人，以便構陷成罪，難怪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遠東小組召集人柴布斯基批評台灣是『警察國』。」又道：
「台澎是不折不扣的特務世界了，他們準備還要密令特務機構偽造函件誣陷新黨籌備人，也許不久的將來還要出現第二個孫立人啊！多麼可怕呀？」
反對黨中人固然忙了個一塌糊塗，小朝廷更是忙了個糊塗一塌。為了急於了解宋英的今後步驟，特別是和胡適的那個長途電話，邀了不少記者前往雷家採訪，宋英道：「你們來得正好，我正想請你們新聞界主持公道。」記者就問：「宋委員和胡博士通過長途電話了？」宋道：「通過了。」問：「胡博士在美國什麼地方？」答：「紐約。」問：「宋委員這個電話的目的是什麼？」宋聞言沉默。
接著宋道：「我打長途電話的目的，是把當局對劉子英的罪狀通知胡博士。劉子英是雷震的助手之一，忽然被控為共黨間諜，因此我的丈夫也被牽涉。我應該讓他知道，因為這罪名太嚴重了。」記者又問：「宋委員怎會想起，事情一發生，就馬上通知遠在美國的胡博士？」宋道：「那是這樣的，胡博士在動身到美國之前對我說，假使發生與他有關的什麼事情，就立刻通知他，所以我照他的話做。」記者問：「那怎麼說此事與胡博士有關呢？」宋道：「那是這樣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本來是胡博士的，十年前我的丈夫從他手裡接了過來，而兩人的私交不錯，因此與胡博士有關。」
記者再問：「高玉樹、李萬居幾位，曾經到這來過嗎？」宋道：「當然來過。」記者們見她十分氣憤，岔開話題道：「新黨本來定九月底、十月初正式成立，可有這回事？」宋道：「有這回事。」又道：「如果沒有那回事，也就沒有這回事了。」眾記者大笑，有人便問：「現在，新黨會不會延期？」宋道：「問警備總司令部。」眾人愕然。
宋英道：「新黨大部分的重要文件，都在我先生身邊，現在已經全部搜去了，根本沒有副本，因此新黨的問題，現在倒是複雜起來了。」有個記者問道：「宋委員，雷先生是新黨文件的保管人，是不是說明他將是新黨的領袖呢？」宋英道：「那我就不清楚了。」另有記者問道：「雷先生被捕那天，有家晚報正在發表雷先生的新聞，你以為這些內容是確有其事嗎？」宋道：「我們沒有看到，同時也懶得理，因為那是造謠。」有人道：「宋委員還沒知道內容，怎麼已判定是造謠？」宋道：「因為過去有過類似的東西。」那記者道：「他們說雷先生在香港有銀行存款，而有一些不知姓名的人，時時向雷先生的戶口存款，可有這回事嗎？」
宋英苦笑道：「這是常識問題，世界上會有這種事嗎？如果有，這些不知名的人目的何在？那真是不可思議的。大家都可以知道，這是一種陷害，根本沒有這回事。如果有，我在家中是主婦，豈有不知道那筆錢的道理？」記者又問：「這樣說起來，宋委員在代雷先生否認香港有人在經常對雷先生作錢財上的支持了。」宋道：「我是說事實，不是為誰辯護。」
那記者試探道：「宋委員以為是誰在存款呢？」宋道：「我根本沒有承認有這種事。」問：「如果香港的銀行里真有雷震的戶口又如何呢？」宋道：「那太簡單了，這個戶口是誰開的？我先生絕無此事，是誰在這個戶口裡存款？我先生用過這筆錢沒有？這些都是用不著辯的。」記者又問：「如果一切都像宋委員所想像的，那麼誰在開這個玩笑呢？」宋道：「這個又要問警備總司令部了。」那記者道：「宋委員的意思是：警備司令部的人在香港開你們的玩笑？」宋道：「我沒有這樣說，我的意思是，他們可以到香港調查。我們政府不是派了很多人在香港嗎？」意思是指蔣的特務在香港不擇手段地對雷中傷。
另一名記者問道：「有消息說，《自由中國》在香港翻印，並且在大陸發行，生意很好，可有這事？」宋英失笑道：「這更加是個常識問題了，《自由中國》是一家強烈反共的刊物，怎會在大陸發行呢？那不是聞所未聞嗎？不過我可以對大家說一聲，這個『消息』的發生，反證了一個問題，正是『熟悉內幕』者的造謠，因為《自由中國》確乎有一年奉命加印多少多少本，交給政府向大陸作空投之用，那是『心戰』，但只投過一次。」
有些記者認為這是新聞，《自由中國》還由官方拿去空投大陸，不就說明很多問題嗎？吱吱喳喳提了一串問題，聽宋英答覆說：「我說過，只有一次。而且空投這個玩意兒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大家也明白，那是毫無把握的，而且把《自由中國》半月刊送去，也是毫無報酬的。我可以這樣說，知道這件事的人很少很少，現在居然有人異想天開這麼說，請問除了知道空投這回事的人之外，還有誰想到兒年前這個老故事呢？」
有人間道：「那是不是說：有人在印象中還記得這件事，可又不想提到空投，因此把它說成是在香港加印，如何如何。」宋道：「那只能每個人自己去想，各人想法不同，但是關於這項『設計』的從何獲得啟發，倒是相信大家可以猜得到的。那真是笑話，《自由中國》銷大陸！這樣說起來，北京的《紅旗》雜誌不是可以銷台灣了嗎？」
鬨笑聲中又有人問道：「那家晚報說，雷先生除了一位妻子，還在台北郊區養了一個妾侍，並且已經生了三女一子。因此雷先生每天都到郊區一次，被捕之前也沒停止過，請問宋委員知否其事？」
宋英苦笑道：「我們談的是政治問題，這些請你找他自己說去。」鬨笑聲中又有人問道：「剛才聽說，新黨收到了舊金山《世界日報》主編李大明的一個電報，說是攻擊國府拘捕雷震，旨在破壞新黨，李甚至對蔣總統說：『你如果不立刻對此事加以阻止，在歷史上將是你的重大錯誤之一』，請問可有其事？」宋道：「我沒看見這個電報，不過你可以到新黨辦公處去問。」她反問：「是不是高玉樹與李萬居也給逮捕了？」
有個記者笑道：「那還沒有，他們兩個雖然抨擊過國府，但是在繼續他們的日常工作，他們照樣見客，照樣接電話。他們已經對我們說過，他們並未反蔣，也支持國府反攻大陸，不過他們認為雷的被捕，是國府故意踐踏新黨的萌芽。」宋英聞言冷冷一笑，問：「那警備總司令部對你們怎麼說的？」記者道：「他們說逮捕雷震完全是因為他犯了煽動罪，和新黨毫無關係。」
宋英苦笑道：「對不起，我要找律師去了，改天再說吧。不過我可以這樣說，新黨看來是沒辦法成立的了。你們想，一共只有十幾人在籌備，現在出了這麼大的一件事情，新黨又從何產生？」
那邊廂蔣家父子也在談這個問題。老蔣道：「四人給抓了之後，究竟那個反對黨有些什麼花樣？」小蔣道：「他們不敢妄動。因為四面是海。再說這個黨尚未成立，負責人很多，黨員還來不及徵求。等於沒有，因此並無任何麻煩。」老蔣道：「市面怎麼樣？」小蔣道：「這幾天正是盂蘭節，家家戶戶忙祭鬼，真的沒有人注意這樁案子。」老蔣想了想，問：「胡適在美國有什麼表示？」小蔣道：「不管和宋英通電話也罷，或者對美聯社記者發表談話也罷，總之他認為雷震是個愛國反共，不會叛國，希望把這件案子移交司法機關去審理那幾點。」又道：「郝樂遜也發表了談話。」老蔣聞道掌管美援的老闆為此也有談話，可是慌了起來，問：「他有什麼說的？與他無關。」小蔣道：「對，與他無關，他也不是針對雷震案開口的，他算是三句不離本行，認為台灣局勢如何嚴重，國軍應該怎樣削減，我政府官吏怎樣荒唐，台灣人生活又怎樣困苦等等，莫名其妙。特別可笑的是他還提到了肥料換米的問題，言下之意，連年來台灣人生活不好，關鍵不在美援，而在我們。」
老蔣冷笑道；「實在可惡，郝樂遜分明在轉移視線，並且替反對黨撐腰，他所說的，不正是反對黨攻擊我們的內容麼？」
凝視著草山那片樹林，濃蔭覆蓋，闃無一人，老蔣心想：大樹底下好乘涼，也只有依靠美國這棵大樹，才有自己那個小朝廷的日子。不管這棵大樹是否已經蛀空，反正如果連它都要傾倒時，自己更沒辦法應付，也只能小心一點，既要「辦事」，又要給他面子。於是問道：「我們公布時，說的是因為雷震有煽動行為，這才抓他的，現在，郝樂遜和胡適既然有了表示，我們也不應沉默，可以再走一步棋子，說四人之中，有一個涉嫌『共諜』，因此如何如何，讓華盛頓沒有話說，反共嘛，」老蔣恨極：「閉上你的鳥嘴！」
這麼著，警備司令部的少將級官兒王超凡，就以發言人身份宣布了這樁「新聞」。但是四人之中誰有「資格」充當「共諜」呢？研究過後，認為《自由中國》的會計劉子英最夠條件，也就把一頂紅帽子往他頭上一按，乃使此案急轉直丁，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
反對黨中人聞道雷震被捕，無形中已經解體，卻因胡適在美「呼籲」，又敢站出來說幾句話了，有個法新社記者找到高玉樹，問他反對黨是否要聘請律師為雷等四人辯護？高玉樹反問道：「你的看法又怎樣呢？」
法新社記者道：「我是外國人，這兩天和不少外國人接觸的結果，他們認為胡適博士呼籲把雷震交給司法審訊，可能性太少了，因此閣下找律師為雷震辯護，看來倒是需要的。」高玉樹苦笑道：「相信你不會拍發到新聞里去的，他們已經放出聲氣：那一個律師膽敢充當雷震他們的辯護人，就會嚴重對付！」又道：「你還聽說些什麼？」洋記者道：
「這裡的外國觀察家，有這麼一個共同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央研究院院長，在美國的談話是強硬的，一定會有他的影響。又說這位前任駐美大使，以如此斷然的口吻替他被稱為『愛國與反共』的朋友辯護，一定有他的原因，不過誰也不肯說，好像誰都已經知道、心照不宣似的。」高玉樹報以微笑，不發一言。法新社記者問不出什麼名堂來，知道這個前任台北市長，經此打擊，態度有所改變，但是十分微妙的改變，作為一個法國人，頗難捉摸，辭去後探詢美國記者，得到的答覆卻是攤攤雙手。一再追問，那美國記者苦笑道：「你可曾注意到郝樂遜先生的談話，以一個主管美援的人，在這當兒作威脅性的談話，等於解答了一些問題。」法國記者也只能以苦笑對苦笑道：「這樣說起來，這樁新聞的採訪，可有點不容易。」
各方注意蔣介石發表有關「共諜」劉子英等人的材料，熱鬧極了。那公告說，《自由中國》半月刊會計劉子英，一九五○年已到台北，入境保證人是雷震。雷與劉的關係是，劉在雷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時，擔任雷的秘書，而且雷震的私人函件，也交給劉去處理，信任之至，據說劉某「學識經驗俱皆豐富，工作能力甚強，尤擅書法及詩詞，故深得其服務機關長官之賞識」。被捕時他身兼三職，一為「國史館」人事處主任，一為「中日文化經濟協會」文書科長，再一個就是《自由中國》會計。像這麼一個身兼三職，赴台十年的老國民黨員居然也成了「共諜」，連香港的親蔣報紙都不以為然，有道：「就常識言，這似乎是一件非常使人困惑的事，究竟是因為雷震的被捕才有『共諜』之說，還是早有『共諜』證據而後才下手呢？他們在治安機關當局注視下能夠潛伏嗎？能夠活動十年之久嗎？能夠為治安當局所隱忍迄今才加以揭發嗎？」
而一般人對劉的印象卻是這樣：此人不過是一個謹慎自守，甚至是一個「謹慎得有點令人討厭」的北方老鄉，要說他有這麼一頂「紅帽子」沒人相信的。
而那個馬之驌，更加笑話奇談。這個河北人是國民黨的「忠貞之士」，一九四九年解放後從北方跑到香港，要去台灣，由於國民黨內部派系之爭，很久很久才拿到了入台證。可是小朝廷腐爛入骨，根本聞不到半點「反攻大陸」的氣味，而貪污舞弊甚於往昔，馬某看不過眼，時有怨言。小朝廷對於不滿現實者用的是老辦法：飛過去一頂紅帽子，指為「共諜」。而正因為馬某是國民黨的「忠貞之士」，大黨棍如王聿修、崔書琴等人也就為他奔走，經過營救，終告保釋。在台灣，保釋這麼一個人可不簡單，輕則傾家蕩產，重則家敗人亡，但作為「國民黨改造委員會改造委員」的崔書琴，就用自己這頂紗帽給馬擔保，充分說明了馬某絕非什麼「共諜」，否則「國民黨大員」不敢以身作保的。
抓住了這些漏洞，香港的反蔣反共「第三勢力」那些渣滓，也展開了反擊，他們以左舜生、李璜等人為首，以《聯合評論》為陣地，假九龍格蘭酒店招待記者，可是除了英美法德等通訊社之外，偶或有一二愛國報紙的記者前往採訪。老狐狸左舜生、李璜等人，以為愛國報紙一定反蔣，請他們參加可以助「第三勢力」一臂之力，而蔣介石在港出版的報紙，或受蔣監管的報紙，就值不得理睬。
孰不知愛國報紙固然反蔣，但並非為反蔣而反蔣，而是為了蔣的賣國而反蔣；反映在蔣的「打雷」案上，只是狗咬狗骨鬼打架的勾當。蔣介石和胡適背後都有一根木偶人線，牽線者則是白宮中人。如今白宮中的主子厭惡蔣介石這個奴才，希望用另一批奴才取而代之，仍然是損害中國主權，霸占中國領土的罪惡行徑。因此愛國報紙對這台傀儡戲消息的處理，是警告蔣集團休得賣國，一切賣國賊都沒有好下場！胡適的「反對黨」等等就是鮮明的例子，至於蔣介石會不會省悟，小朝廷中人知不知道處境的危險，那要台灣的國民黨人自作決定了。
再說左舜生等在那招待會上，由於吃到了胡適從美國拋過來的「定心丸」，也就對蔣集團作了毫不容情的反擊，他們大叫「立即釋放雷震」，大罵老蔣「蠻幹」，「無恥的國民黨當權派」，同時大捧雷震。左舜生道：「我聽說雷震先生早已立下遺囑，在台北那樣一種惡劣的環境，他原已抱定身殉民主自由的一種悲壯心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這種大無畏精神」如何如何等等。左舜生等把雷震捧到了天上，而把蔣介石父子罵得不值半文。
對方有胡適，等而次之有左舜生、李璜幫腔，蔣方深感有找個適當的人出面說幾句必要。再三商量之後，有人向陳大慶建議道：「這倒是在意料之中的，雷案發生以來，海內外反應不少。在台灣，有些『法學專家』，『司法界權威人士』乃至『有關方面』和『權威方面的靈通人士』等等花樣很多，就是礙手礙腳不肯露面，這有不好的一面，給人的印象就是怕胡適記仇，顯得反而是我們心虛。因此這回要找一個有影響的人。」陳大慶道：「此事發生以來，正式露面的確乎不多，只有警備司令部發言人王超凡，最高檢察署檢察長趙琛，此外便是成舍我和胡秋原，那個張旦平律師不算數，你們此刻想到了准？」答稱是薩孟武，因為薩是個老教授，也是一個由教育圈中挑出來的立法委員，在台大擔任過很長一段時期的法學院長，過去在台灣所謂修改出版法的爭論中，薩孟武曾撰寫專論，有所評述。由於他既是蔣的忠犬，又多少有那麼一點所謂「公正」，也就被美蔣視為「自由主義學者」，如今這個「自由主義學者」要揮舞棍棒，痛打另一個「自由主義學者」了。
「中央社」派人到達薩家，一開頭，這個「自由主義」者卻抬出了「非常時期戒嚴法」。
消息發出，最最緊張的乃是遠在太平洋彼岸的胡適。他知道這是蔣給他的一記回擊，也就仔細推敲起來。薩孟武認為根據戒嚴法第八條的規定，戒嚴時期在接近戰區內，軍事機關得自行審判刑法上特定之罪如「內亂」等等，或交法院審判，這個決定權在軍事機關。也即是說，把胡適希望雷案由司法審判的那個希望打消了。
至於胡適認為雷震不會叛「國」的話，薩孟武顯然不表同意，他認為這是事實問題而非理論問題，他認為在蔣集團尚未公布事實之前說他必會叛「國」或者不會叛「國」，都是一種偏見。薩孟武說：「雷震被捕了，我們讀書人不願落井下石。不過最近兩三年來，《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許多言論，例如主張外國干涉中國內政，挑撥軍隊許多反感等等，似乎不妥當的。」他認為小朝廷的政策是非善惡盡可批評，但他反對罵蔣，認為在這個時候罵蔣，對「國家」沒有一點好處。至於不罵蔣而捧蔣會給台灣帶來些什麼「好處」？小朝廷會不會擺脫賣國集團的可恥情景？薩孟武也說不出來。
在新黨問題上，薩孟武表示他並不反對新黨的組成，但是目前新黨在「自由中國」不會發生很大的作用，因為據他看來，在企圖組織新黨的人們中，可能有一些是失意的政客，或者是文化政客，他們在社會上都沒有任何背景，而組黨的目的在於分潤政權，因此在這種不純正的動機之下組織新黨，是不可能發生任何作用的，他主張小朝廷及「執政黨」，盡可放手他們去組織。薩孟武明知新黨的目的在於構成來日台灣的所謂「兩黨競選」，並且通過這種方式，兵不血刃地把蔣介石趕下台去，作為一個「學人」，他只能從「理論」上說明新黨無作用，而在事實上，雷震既已被捕，那個黨也就胎死腹中，無法再提，因此他也樂得「民主」一番了。
正因如此，薩孟武代替蔣家表態，雷震被捕，與他鼓吹新黨一事毫無關係。這些所謂「公正言論」發表之後，第一個跳起來的便是宋英，她在台北各民營報刊登了「營救我的丈夫雷震」書面談話，針對薩孟武有這麼一段，宋英在文中討論一個人的經歷和反共保證問題時說：三十多年來，蔣介石一直是死硬反共的頭頭，他有了這一長期經歷作保證，所以台灣的國民黨人就跟他「反共」，誰也不會懷疑他會把他的手下出賣。
宋英又說，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同樣是個死硬的反共者，「大家也是信得過的，假若有這麼一天，我們一覺醒來，忽然看到某些報紙上說『艾森豪威爾總統袒共』，這是多麼不可想像的事。如果我們就這問題請教一位外國教授，他回答說：『艾森豪威爾總統是否袒共，乃一理論問題，這須以後的事實來證明』。我們想，這位外國教授除了否定艾森豪威爾的歷史以外，他既不明白什麼是『理論』，更不明白什麼是『事實』。艾森豪威爾多年的反共經驗不是『事實』是什麼？除了這一『事實』以外，我們竟到哪裡去找『事實』？……『今天在台灣做『掩護共諜』的勾當，其利害如何？連小孩子都看得清楚，何況以雷震的經驗和閱歷？他三十多年的經歷，足以解答這類問題，用不著我來多說了。」
當然，宋英的辯白不可能為她丈夫帶來任何轉機。她還向台灣高等法院提出要求提審雷震的抗告，也即是和蔣方正式交上了手。高玉樹、李萬居等認為不能示弱，非要如此不可，但對新黨的正式成立卻感到遙遙無期，因為不但全部文件沒有了，人，也幾乎散了。
果不其然，小朝廷的台灣高等法院駁回了宋英要求提審雷震的抗告，而宋英當然不能從此甘休，也就在台北幾家民營報上，發表了「我的抗議與呼籲」，這個小朝廷的監察委員，對「廷」中立法院內的薩孟武作了公開指名的駁斥。
宋英說，薩孟武是一向教政治學的，不大懂得法律，不足為奇。但是政治學教授拋開憲法而大談戒嚴法，就不能不視為變態。她說政治學上通常稱行政部門為「政府」，而一個人的犯罪與否，應用司法機關以審判來決定，卻不能由政府來宣布。薩「教授」怎麼連這一點分權的常識都沒有了？這種可使政治系或法律系一年級學生笑掉門牙的談話，《中央日報》竟視同珠寶，大字標題，長篇刊載，……宋英認為此事十分奇怪。
宋英說，其實「政府」對於雷震的所謂叛國行為，不是沒有宣布。「白皮書」薩孟武縱或讀過，王超凡的談話難道他沒看見？不看報就隨便發表談話，豈非瞎說八道？把薩孟武罵了個不亦樂乎。
薩孟武沒有回訊，反對黨人頗感奇怪，閒談中高玉樹道：「有人告訴我這位薩先生可能永遠不會答覆的了。因為據說薩孟武和雷震雖然都是留日同學，但並無好感惡感可言，但對胡適，兩人卻形同水火。」
高玉樹道：「他們告訴我，薩對胡從不引為『我的朋友』，而且對胡相當不滿，因此這一次，他的矛頭是對胡而非雷。另外有一個教育界裡的人對我說，薩孟武不滿胡適之的緣故，可以分為遠因近因兩端。遠因之中，最為人熟知的一件事，就是台大前任校長傅斯年在省議會給議員罵死之後，薩孟武當時是台大的法學院長，非常可能由他繼任台大校長。但是胡適博士卻力薦當時的教務長、也是他的女婿錢思亮繼任，因此這件事使薩孟武一直不痛快。至於近因，」高玉樹又道：「近因當然不少，但最使薩孟武氣憤得難以消化的一件事，則是去年中央研究院選舉院士時，薩孟武雖被提名，但開票之後，他連半票也沒拿到，他認為這是胡適在背後搞鬼的緣故，一氣之下，竟辭去了他已擔任多年的台大法學院長的職務。」李萬居插嘴道：「這只是一部分，兩人之間的恩恩怨怨可多著哩，但是如此一來，薩孟武可把槍口瞄準了雷震，冤哉枉也！」高玉樹道：「在教育圈子裡，兩人的恩怨之多，有人說真是寫都寫不清楚。」
那邊廂香港的「第三勢力」也沒閒著。左舜生和李璜等人一個個磨拳擦掌，卻是毫無用處，別說「青年黨」早已名存實亡，墓木拱矣，即使還有一口氣，那又濟得甚事？特別是香港花園道上的主人家，對這幾條狗兒並不重視，一方面要他門反蔣反共，另方面又似乎可有可無，使這批老掉了門牙的「青年黨黨魁」早就滿肚彆扭。如今在雷震事件上，又不見主子有什麼花招，好不氣惱，正想找人去問，忽地來了個「一賣開幾」的「九流聞人」。那人既是蔣朝死黨，又是美方嘍羅，更是日方馬仔，再是土地老爺的爪牙，身份複雜，「豬籠入水」，可又肥不起來，成日價愁眉苦臉，好似大禍將至似的。左舜生見他來訪，暗叫苦也，此人不知以「何方神聖」面目相見？暗忖自己一把年紀，逢山就拜，卻不如他「一賣開幾」，倒要小心應付才是。
那人入室，也不謙讓，大冽冽坐了，說道：「老左哪，你姓錯了姓，白馬非馬，姓左不左，你怎麼和李璜這個糟老頭子，在格蘭酒店架起大炮，對準陽明山官邸開炮哪？」左舜生聞言暗忖，「這廝原來代蔣作說客來了，」便道：「不知閣下何所指，願聞其詳。雷震是我們的朋友，一人有難，眾人相救，如此而已。」
那人道：「那我對你說了吧，『老頭子』對你們這次招待記者，很不痛快。他說，你們青年黨好像一隻九頭鳥，儘是領袖，不見黨員，但這沒關係，廣東話，『大家出嚟撈世界嘛』，誰都是一哥。可是你們的青年黨太笑話，一哥太多了，不但在香港有一哥，在台灣也有一哥。台灣不但有一哥，而且有好幾個一哥……」左舜生不悅，說：「老兄究竟所為何來？」那人道：「我沒什麼，我只是想問問你這個老牌一哥，究竟花園道上為你們放了多少『水』？這才使你們頭紅脖子粗，出來向老頭子開炮？」
左某暗忖：「明白了。原來是投石問路來了。」也就擺出一副老虔婆的神色來道：「無所謂嘛，難道你今天就是為這個來的嗎？」那人道：「我也不是『水務局長』，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你老了，青年黨又不中用，美國人不可能瞧得起你，你何必和老頭子過不去？山水有相逢，我勸你不必再為雷震出鳥氣了。《聯合評論》的經費，不夠你打幾場麻將的，不如老老實實向台北伸手，老頭子也實在需要抬轎子的，你這幾根老骨頭不在美國人眼裡，何必如此賣力？」
左舜生暗忖：那倒是真的，台北那條財路可不能斷，雖然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味同雞肋，但是雞肋究竟是雞肋，與石頭有別。再說自己的女兒嫁在台灣，總不能因為這件事使父女一輩子不再相見。而更重要的是：那人所說美國佬對「第三勢力」的態度頗堪玩味，左某自己明白，在美國佬的秤盤上，自己的分量確乎太輕，已經看過「洋大人」的嘴臉，如果打定這個主意，那真是枉作「小小人」了，於是長嘆一聲，把雷震如何冤枉，青年黨在台灣如何沒有辦法，說了個夠。最後道：
「你剛才說的什麼一哥二哥，又是什麼台灣有好幾個一哥，那我對你說了罷，這許多一哥之間，有幾個正是他們暗中唆使出來的，希望青年黨『一國三公』，你說這算是幫忙呢還是拖後腿呢？」那人道：「你既然說到這裡，我不妨告訴你罷！你們的在野黨究竟幹什麼的？是幫台灣的忙呢？還是拆台灣的台？如果幫忙，應該好好地在台灣搞黨，可是你們這些九頭鳥個個飛在外面，如此這般，你又怎能使台灣放心？好，一個青年黨已經鬧成這般模樣，再來一個什麼反對黨，你替『老頭子』想想吧，他不頭痛才怪！」
不待左某開口，那人又道：「而且，這個什麼『中國民主黨』，拆穿西洋鏡，又是你們幾個角色。當然，你可以否認，說那是以雷、高、李三人為首的，你們不過是以『友黨』身份作什麼什麼支援，可是，你活了一把年紀，怎麼連這個也弄不清楚？孫立人、吳國禎他們，相信比你有辦法吧？他們結果如何？你以為美國人無往不利嗎？也不盡然。可是你以為美國人就這樣算了嗎？也不盡然，美國有美國的顧慮，在這些骨節眼上，他們才不會撕下面孔，他們不妨吃點小虧，讓『老頭子』平平氣，少出亂子。」
左舜生辨出了他的「美國味」，也就強笑道：「你老兄也是花園道上的人，何必讓我過不去？」那人搖手道：「我幾時和你過不去？這裡只有你我兩個，並非大庭廣眾之間，也沒得罪你，相反的是勸你別斷了財路，一番好意嘛！」左道：「只是代『老頭子』要我別再開記者招待會，哈哈哈哈。」那人道：「你已經開過一次，也算敷衍過了，茶點酒水，為數無計，你不會虧本的，反正已經開過了，開過了也就算了，『老頭子』對你的希望也不過如此，莫為己甚，後會有期，如此而已，你放下算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