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山殘夢之十一：上帝無靈 · 第五回 中日貿易 台灣大員皆驚恐 胡適欲返 老蔣心裡暗叫苦
書接上回。話說翌日蔣介石召開「御前會議」，會上他就在王寵惠喪事上做文章，含沙射影，對眾人大發牢騷，扯道：「王院長一生為黨國奔走，在國際間也很有聲望，但他並沒有因為這個關係，拍拍屁股往外國跑，或者就在外國不肯回來，三請四邀也好，八抬大轎也好，都請不回來。不是這樣，他回來和我們熬，直到熬不下去，他去了，」蔣介石咬牙道：「我非常非常佩服他，因此今天他大殮時，我要去送送他。有人說，王院長是個職業外交家，他做過好幾個政府的外交，但是這沒有關係，」蔣介石不便發作可又不能不發作，恨道：「他的胳膊是朝里彎的，他的胳膊並沒有朝外彎，並沒有倚仗洋人的勢力，對政府增加困難！」
眾人聞言，俱皆默然，蔣介石的這種指桑罵槐不是今日始，而目前卻變本加厲了，聽他在說：「這兩天，不少人在探詢王院長遺缺的繼承人，但就沒有人提出中國司法問題有無修改補充。」眾人暗忖：「誰敢提出，不挨罵才怪！王亮疇在世時，幾年來何當提出一條半條？」聽蔣又在說：「昨天晚上，為了王院長的事，我翻來覆去睡不好，這些年來，像王院長這類同志，我感到是越來越需要了，因此越想越難過，這類同志太少。那一年，好像只有陳布雷，這個人，真正是我們的好同志，想到他，我更加睡不著了。」
眾人聞言，暗叫苦也，老蔣一提起陳布雷，就沒個完，而且有時狗血淋頭，罵得眾人頭也抬不起。但眾人並不心服，因為問題太簡單了，如果人人自殺，還成個什麼局面？而且陳布雷自殺之前，分明把什麼話都對蔣說了，蔣不但沒有答應，甚至並無悔意，陳布雷這才變成死鬼的，這筆賬，又該從何算起？幸而蔣介石心中有事，提了一句，再無下文，留下張群，算是「散朝」，眾人無不似釋重負，相率離去。
蔣對張道：「葉部長的談話已經送到，聽說事前你曾指點，因此措辭恰當，並無差錯。」張群唯唯，蔣又道：「官樣文章是官樣文章，幕後活動是幕後活動，葉部長不滿意日方和大陸做生意是一回事，對方究竟受壓力到了什麼地步又是一回事，因此我想請你調查清楚，不一定到東京跑一趟，在這裡到處明察暗訪，也無不可。」
張群暗忖：「此事已經花了不少心血，並且對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是他還不死心，如何是好？」便強笑道：「此事在前天也曾呈報，到現在為止，不可能有新的發展，即使有，恐怕也得過一個時期。因為他們決定這麼重大的一件事情，想來不會三天打風兩天雨，還得拖一段時期。他們的解釋非常委婉，看來也是考慮很久。」
蔣介石分明已經知道，可仍問道：「他們考慮到了什麼？」張群「見怪不怪」，簡化了他的答覆道：「還是這個決定，因為如何如何，他們只能和大陸貿易，但保證純粹是經濟的，不牽涉半點政治，希望我們諒解。」老蔣冷笑道：「那是拿來哄人的！這個『與政治無關』，那個『與政治無關』，事實上世界怎會有與政治無關的事？我們用來騙騙人是可以的，東京卻拿來騙我，這不是孔夫子門前掉書包，關夫子門前耍大刀嗎？」
張群唯唯，不敢插嘴。蔣道：「此外還有什麼辦法？」張強笑道：「辦法是有，我們要和他們更加密切，雙方往返的團體更加頻繁。做生意的數字越來越大，那就有了辦法，無形之中已經抵制了他們。」其實他心頭明白，這些只是夢話，日本人民渴望與中國大陸往返，完全出於日本政府不可扭轉的巨大動力，勉強不得，也虛假不得，如果「純粹」為了「經濟」，那事情就十分簡單，不可能有如此巨大波動，使老蔣寢食俱廢了。
老蔣咬牙道：「能不能由東京方面動手破壞，不讓他們有來有往。我們這一邊不便動手，否則日本方面會指我們什麼小器啦，搗蛋啦，這個那個的，既難聽，又很窘，不如他們動手，方便得多，也能順理成章。瞧，連日本老百姓都不希罕和大陸做生意，政府循人民之請，下令嚴禁什麼的，不是說起來漂亮，做起來便當嗎？」
張群暗忖：「如果真有這種方便的事，也真的簡單，無奈官方自己都有難言之隱，又怎能說服民間？再說那個政府，究竟不是「九·一八」事變之前或者日本投降之前的政府了，以前那些如意算盤，如今一概不通。而長此發展下去的話，……」張群不但不敢說，甚至不敢再想。卻又不能不應對道：「此計甚妙，不過怎樣進行，要看時機。我們絕對不能太什麼，否則容易產生副作用，那就不划算。而在他們內閣，也不便過分反對，以免引起眾怒，總之大家等待機會便是，我會告訴他們，請幾位元老特別注意其事。」
蔣道：「還有，此事不能拖延，時間愈久，對大陸共黨愈有利，對我們愈糟糕。所以一定要像救火似的，儘快將它撲滅才是。其實辦法很多，要看他們有無誠意，堂堂一個政府，怎會對這個沒辦法？那真是不可思議！誰敢主張與敵通商，就把他抓進去！我不相信日本對這件事會沒有辦法，刑警不能抓一些人？抓一批人，關一批人，殺一批人，不是家常便飯嗎？你我不是曾經目擊的嗎？要他們好自為之吧！」張群暗叫苦也：「今天確乎不比往昔時光。」
其實蔣介石何嘗不知道：今天的時局已非當年的模樣了，但他總以為日本天皇和他這個末代王朝的威風猶能再來，而不像王寵惠似的此去再也不復返了。
張群知道蔣介石夫婦既不想看到王寵惠的「遺容」，又不想和這個「遺容」合影，那只不過是一種「恩賜」，連蔣某人都「親臨弔祭」了，大家也就更應該不聲不響，為蔣的家天下賣命到死！張群在一早九點便到極樂殯儀館為王大殮，引導俞鴻鈞、張道藩、于右任、莫德惠四名院長，各執廢旗一角，復於靈柩之上，以示老蔣「軫念王故院長對國家的功勳」。到十點整，「追思禮拜」開始，而老蔣未見到來，于右任拂髯而嘆道：「我們不是教徒，卻要硬做禮拜，總統夫婦是教徒，未見前來。」張群朝他點點頭，不敢出聲，會眾默禱之聲，又是一片「聖詩」，再由長老吳某祈禱，續由張群追述生平，牧師周某接著「證道」，牧師李某再來個「祝福」，王寵惠的外孫女婿謝耿民代表家屬致謝辭，折騰到十二點整，蔣介石夫婦到也。
一片哀樂迎蔣宋，陳誠夫婦，幾名院長以及駐台幾名鬼佬使節紛紛讓路，蔣宋直趨靈堂，對王像行禮，步入靈幃，默哀一陣，宋美齡把鮮花一束置於柩上，扭過頭來對遺屬慰問幾句，立即離去，陳誠跟在張群背後，聽蔣在問：「一切都準備好了嗎？」語無所指，張群也答非所問，說道：「都準備好了。追思禮拜一結束，全國各機關團體就開始公祭，總統府以下中央各機關和台灣省政府、各社會團體五十多單位分別舉行公祭。」蔣介石那裡聽得進去？忙不迭上車。
宋美齡卻問道：「什麼時候出殯？」張道：「還沒有找妥墓地。」也就送走了兩人，算是透過一口氣來，然後再送陳誠夫婦離去，俞鴻鈞道：「秘書長辛苦了，不如先回，這邊有人照料。」張群點點頭，回到靈堂，見王寵惠太太披著一身黑紗，一個人還在柩邊痛哭，不禁老淚兩行，俞鴻鈞低聲道：「不如一起便飯。」張決然道：「不必了，今天我的心情太壞。」俞道：「彼此彼此，還是找幾個人喝一杯吧，再說，關於對日問題，還得向岳公請教。」
張群一怔，說：「是不是有什麼新的發展？」俞道：「也不，只是老頭子交代的，已經很難搞了，他要我不妨大興問罪之師，要我舉出很多很多例子，證明日本有負我們的那番好意，證明這個那個的，我實在沒辦法下手做去。」
張群苦笑道：「俞院長言重了。」俞一把挽住了他，說：「岳公到我家裡休息休息，吃個便飯，俾便請教。」張群也就去了。ＯＫ俞摒退家人，密談道：「實不相瞞，這個對日問題，非得岳公指示，不敢下手，內中錯綜複雜，一言難盡！如今大事不好，老頭子今天一早傳下話來，說東京如果繼續與大陸貿易，我們就和東京停止貿易，岳公對這決定，有何指教？在他盛怒之下，我這個行政院長只有請訓的份兒，連問題都沒法提了。」
張群沉吟道：「與日本停止貿易，以前也曾聽他說過，只是說說，但是這次可沒聽說，你倒有所聞了，說明他這個決定來得匆促，也是盛怒之下的氣話。」俞搖手道：「不像不像，看來他真有此意。」張文沉吟道：「這是最後一計了，如此一來，雙方就面臨緊張局勢，不過也不要緊，我們如果採用這一步棋，對日本內閣來說，倒是一把助力，他們可以振振有詞，以還擊民間與部分官方人士的對大陸貿易。不過，」張群嘆息：「這一點瞞不過俞院長，我們的分量如何，大家是知道的，如果動用最後一計而無濟於事，豈非更加糟糕，使天下人笑我們多此一舉？」
俞鴻鈞道：「岳公明白，到今天為止，日本工商會議所會長足立正、已經親訪岸信介首相，請他考慮這一項日本與大陸的私人貿易協定。而岸信介呢？剛剛聽完了這三個團體的報告，據說『日中貿易促進聯合會』、『日中進出口業貿易聯合會』與『國際貿易促進會』對大陸的貿易興趣非常濃厚。」又嘆道：「我恨不得和堀內謙介當面談談，無奈這位大使一去好久，還沒回台。」
張群喝了口花雕，低聲說：「關於這方面，倒是有內幕新聞奉告，不過你聽完就算了，不必外傳。」張長嘆道：「今日之下，我也沒辦法了！據岸相的左右告訴我，對大陸貿易問題，非政府可以阻止，天皇更是沒用！岸相即將答覆民間團體的內容不用書面，以免刺激美國和我們，日本政府已決定三點：第一點是日本政府仍然不承認北平政權，要三個團體注意；第二點是對於擬議中的大陸駐東京貿易代表團人員，將不予外交特權。」俞有喜色，說：「這樣看來，對我們的面子問題還算馬馬虎虎。」張群苦笑道：
「第三點，日本方面決定，將不遺餘力地與計劃中的大陸貿易機構合作，以利促進與大陸的貿易。」俞鴻鈞聞言，擱下筷子，怔了一陣，又聽張群嘆道：「日本外相藤山愛一郎的左右對我說，對於老頭子的盛怒，他們另有表示。」
ＯＫ俞苦笑道：「那一定是好話說盡了！」張群瞅他一眼道：「外相藤山愛一郎已經決定，當堀內謙介返回台北任所時，岸相有一封信請他面呈老頭子，這是私函，內容如何還不知道。不過堀內這次回國，主要是參加在東京舉行的亞洲及遠東區日本外交主管會議，相信對我們的問題，一定有使我們寢食俱廢的看法和意見。」張嘆道：「又聽說岸相致老頭子的私函，將視日本政府對日本與中共民間的貿易協定的立場，是否在掘內行前決定而定。此外，藤山還有他的一封私函，托堀內帶給葉公超，就那個貿易協定有所聲明。問題微妙的是：一方面，日本政府對這個協定的意見還沒確定，而另方面，簽立這個協定的三個日本團體，根本沒有要求日本政府闡明立場，也即是說，百分之兩百沒問題的了。」說罷舉杯，喝了一大口悶酒。
而事情演變到第三天，蔣介石盛怒之下，決定出此「最後一計」激一激他的日本老友：停止簽訂與日本的一切商務合同，張群、俞鴻鈞、葉公超等亂成一團，不知道該如何下手，張道：「自從王院長逝世之後，老頭子的脾氣好像更壞了一些，這件事內容複雜，而最主要的一點是，他認為對方的各種各樣答覆與解釋，沒有一樣是能使他滿意的，因此大發脾氣，甚至說過絕交也不足借，當然那是氣話，這樣做已經夠瞧，絕交是絕對不可能的了。不過我們怎樣進行，倒是難題，我老了，腦筋不頂用，你們出主意。」
ＯＫ俞道：「葉部長辦法多，你來。」葉公超苦笑道：「對日問題，我最外行。」張群呵呵一笑道：「這樣就好，像我這根老油條，對日本的事情知道得太多，反而沒了主意，滿腦門子都是顧慮，不如你來，你開門見山，反正是放炮嘛！放吧！」葉公超面對兩名「上司」，無法推諉，苦笑道：「那我試試，最重要的，當然是我們三個都不露面，以免結下冤家，犯不著，找一個替死鬼開口吧。」三人皆笑，張群道：「要得，說下去！」葉道：
「我想，再過兩天，立法院要開會了，已經通知外交部，到時候要我們派人參加，答覆有關日本與大陸貿易事，我想這個機會好，順水推舟，既不緊張，又不馬虎，作為答覆主委詢問的內容，二位以為如何？」張群道：「很好很好，不過難為你了。」葉道：「不不，我想請沈昌煥次長出馬，由他放炮。」三人又笑。其實這三人心裡也都明白：立法院開例會，准又是吵吵鬧鬧，裝模作樣諮詢一番，最後還不是不了了之，尤其是在眼下這般困境，人人自危，這樣的會誰還能認真對待？所以在下也就沒必要再費筆墨詳細寫來了。
這立法院一年復一年，例會復例會，除了會場上吵吵鬧鬧幾天，報紙上沸沸揚揚一陣，會一散也就萬事大吉，一切照常了。不過此次例會，旁的人不關心，這老蔣可放心不下，會議剛結束，就召張群、葉公超、俞鴻鈞和沈昌煥來草山報告會議情況。這四人十分清楚，老蔣之所以如此關注這次例會，主要是想知道會上對日本同大陸貿易一事的議論。於是就由沈昌煥次長報告這方面的情況：
「這次立法院例會開得挺……挺熱鬧的。各位立委所詢問的大都集中在日本同大陸發展貿易一事上。」
「哪個立委開炮最多最猛？」蔣介石問道。
「立委余拯發言最多最慷慨激昂。」
「他都說些什麼？」
沈昌煥道：「余立委說：『王院長死了，令人傷感，因為大家都在動盪不安的情況下挨日子，過一天算兩個半天，何年何月反攻大陸，好像已經偃旗息鼓了，沒人再提這碼事了。現在外交又節節失利，日本又居然與大陸公開進行貿易，這還成什麼話！』」
「說得好！」蔣介石以掌擊案，但緊接著又改變口氣：「不過，他不應該說反攻大陸已經偃旗息鼓了，沒有的事，誰說不再提反攻大陸？我就經常說，三軍也無時不在作準備嘛。」他望了一眼沈昌煥：「這位余立委還說了些什麼？」
「他說：『誰不知道，他們的天皇制度是我們蔣總統把他保留下來的！誰不知道，他們對我九億美金的賠償是蔣總統搖手不要的，誰不知道，戰後他們兩百萬軍民，是蔣總統像對父母一樣地把他們平安送回日本的！現在他們可恩將仇報，和大陸中共做起買賣來了，不但做生意，而且還不斷派各式各樣的團體到大陸去訪問去考察，非常熱鬧，非常友好，這還了得！』這位余立委在會上大聲指責外交部。說：『請問外交部究竟幹了些什麼外交？如此丟人現世！我們要求外交部向日本索回那九億美金的賠償，連利息都得討回來，還有那兩百萬人的遣送費也得要回來！」
蔣介石問道：「你是怎麼回答的？」
沈昌煥道：「在會上我是這樣答覆的：余委員所提的問題，很好，很及時，很有分量、我們外交部曾做過努力，但日本萬面至今仍沒有作出令我滿意的答覆，行動上不僅未有收斂，而且還有進一步擴大與大陸貿易的跡象。蔣總統以下對此莫不盛怒難忍。因此，政府也在採取措施，例如已決定停止簽訂與日本間的商務合同，暫時停止向日本購買貨物等等。」
蔣介石點了點頭，道：「嗯，是得給他們來點硬的，否則就不知道我們的厲害。」
葉公超道：「昨天美駐台大使莊萊德自東京來台灣，他已是第三次來台灣了。不過他此次來台又是來去匆匆，只逗留半天，就又急忙登機走了。」
蔣道：「這算什麼駐台大使！他又來幹什麼？」
葉道：「他來是為了同我交換對東京勢態的看法。他說：『請你轉告蔣總統，就說東京氣氛和台北一樣緊張，可是兩種情懷。你們若再不鳴金收兵，那用不著你們開口和他們絕交，他們也會開口和你們絕交。為了你們，美國也害了頭痛病，還有許多盟國都害了頭痛病。』」
蔣介石冷笑道：「他們頭痛？我們頭都裂啦！」張群無言。聽他在說：「莊萊德不會和我們過不去的，以後再有人問，給他一百個不理！」張群唯唯。蔣又道：「你是明白人，這件事情，把我氣得不成樣了！」張群以日本內閣代言人姿態表示歉意道：「他們的處境是不易，可是鬧成這樣，手腕不免太軟弱了些。」蔣皺眉道：「我又想起他們對我說過的什麼『形勢』來了，我還是不相信，今天的形勢竟是日本非與大陸貿易不可！美國工廠產品和農產品到哪裡去了？我們的東西又哪裡去了？自由世界這麼大的地方，產品到哪裡去？難道大陸有『寶』？我們在大陸時都沒有那麼多東西，難道他們比我們更有辦法？」張群不便把日本朋友在大陸所見所聞對老蔣說，只有點頭份兒。又聽蔣道：
「這件事，到此為止了，我很疲乏，也很氣憤。不過，雖然這件事已經告一段落，可是整個問題還沒有完結，今後怎麼做？怎樣破壞東京北平的貿易和一切關係？怎樣和東京聯絡？和華盛頓商量，這要你們分頭去辦，看你們的了。」張群唯唯，但說：「不過，這件事今後進行不易，恐怕非要切忌聲張，小心進行不可了！」
蔣介石一下子沒想通，有氣道：「中日兩國共同防共，已數十年，為什麼當年在抗戰時期我們尚且可以共同反共，今天反而要偷偷摸摸，縛手縛腳？」話到這裡，也就想起了日本朝野正在趨向越來越濃的「大陸熱」，頓時啞口無言。
且不提張群黯然離去，卻說蔣經國悄然出現，說：「華盛頓有信來，胡適很快要回台灣。」老蔣聞言一怔，脫口而出道：「他來幹什麼？」又問：「幾時回來？」無法掩飾他的內心惶恐。小蔣安慰他道：「這一次，他可能要住很久。據那邊來信說，美方有關人員正在紛紛為他餞行。有人問他『胡適胡適？』翻成口語是『胡適到哪裡去？』他說這回可真的有了答覆？要回老家了。因為胡適是在台灣誕生的，他倒是不折不扣的回老家了。」
蔣介石沉吟良久，問道：「你以為他這一次來，會有些什麼花樣？」小蔣道：「前天，又有人向我們保釋雷震，看來和這個也有關係。」老蔣忙道：「千萬放不得，千萬放不得。今天正是多事之秋，如果再把這批寶貝放出去，那我們真的不但頭痛，頭都要裂了。你務必辦到，就是一百個不放，一百個不理，一百個不買帳！」
面對老父如此憤慨，小蔣只有唯唯諾諾的份兒。老蔣卻「唉」了一聲道：「共產黨和我形同水火，我沒說的。我殺他們的人殺得真不少，他們流的血，足夠我在上面行船，可是美國憑什麼和我過不去？我對他們，還有什麼對不起的？還有胡適，我當菩薩似的供他，好，他可比共產黨還什麼，那就太氣人啦！」小蔣忙不迭勸了一陣，聽老蔣說、「今天已經不早，明天你對我說說胡適與台灣的關係，看他回來之後，有什麼把戲好耍！」又道：「他怎麼和台灣有起關係來的，好像有人說過，我記得不大清楚了，也對我說說。」
翌日，小蔣入報，說：「據美國來信，胡適這次來台，似乎有久居之意。」老蔣皺眉道：「他今年也不小了，難道像王寵惠一樣，狐死首邱，非回台灣來不可嗎？」此言甚毒，小蔣唯唯，說道：「問過胡適的幾個朋友，知道他並非在台灣出世，而是在上海大東門外出世的。」老蔣喜道：「那好，還有呢？」小蔣掏出一紙便條道：「原來他的名字叫做洪錊，直到出洋留學之前，都叫這個名字。那時候，嚴復翻譯、吳汝綸刪節的『天演論』大行其道，他學校的老師楊千里有一次出了個國文題目，叫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給他的第二個哥哥的印象很深，因此有一次胡適之問他二哥起一個表字的時候，就給他起了個『適』字，於是就用了『適之』二字。」
老蔣冷笑道：「也真是的。他可是太『適之』了，無往而不利！哼！」又問：「他怎麼和台灣有關係的？我又忘了。」小蔣道：「我找了一些他的事情：他是安徽績溪縣人，清光緒十七年陰曆十一月十七，公元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在上海大東門外出世。他父親叫胡鐵花，初娶馮氏，在太平天國兵荒馬亂中死去，再娶曹氏，生洪駿、洪覺、洪駓三人、女兒三人，死於光緒四年，到了光緒十五年，胡鐵花在江蘇候補，續娶同鄉馮氏，這個太太只有十八歲，十九歲那年生下胡適之後兩個月，胡鐵花被奏調台灣，任台東直隸州知州，兼統鎮海後軍各營。光緒十九年二月，胡適之隨母到台灣，在台南住十個月，在台東住一年。到甲午中日戰爭開始之後第二年的正月，胡適就隨母親回到績溪胡鄉。清廷割台之後，胡鐵花內渡，他並未抗日，也未回鄉，就在胡適回家那年的七月份，在廈門死了，那時胡適之只有四歲，他的母親只有二十三歲，後來守寡守到四十六歲，也死了。」老蔣聞言失笑。
老蔣失笑道：」我不要聽那些婆婆媽媽的。」小蔣也笑道：「不過蠻有趣的，胡適之不到五歲，就給馮氏送到他四叔父胡介如家塾里讀書；九歲起喜歡讀水滸、三國、紅樓夢和儒林外史，據他在『四十自述』文中所說，小說對他寫文章有極大的幫助。」老蔣問：「他太太是什麼來頭？」小蔣道：「這倒是蠻有趣的，胡適之的婚姻，是馮氏早就為他和江冬秀訂了婚的，但是兩人沒見過面。胡適從美國回來返鄉探親。曾到離績溪近百華里的寧國拜訪未來岳家，他坐滑竿走了一天，到了，恰巧江冬秀在床上生病，因此沒有說話，他在她房門口隔著帳子望了一眼就走了。當天晚上胡適住在江家族人那裡，第二天坐滑竿回績溪。」
老蔣聽了又笑，說：「原來他也是很古板的，坐滑竿來回，倒有點官架子哩！」問，「那江家又是什麼來頭？」小蔣道：「看來沒什麼，大家鄉下人嘛，馮氏就替兒子做主了。到民國六年冬天，胡適回籍結婚。一共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胡祖望，取『祖母望孫』的意思，第二個兒子胡思杜，是『思念杜威』的意思。」老蔣問：「思念什麼？」小蔣道：「胡適思念杜威，杜威是個美國人。胡適自己說，他的思想，受赫骨黎和杜威兩人的影響最深，前者教他怎樣懷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而後者，就教他怎樣思想，教他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因此他寫了不少有關這兩個人的東西，特別是杜威，他不但寫、照做、還把兒子的名字都叫做『思杜』，真是入了迷。」
老蔣問：「他的兒子現在哪裡？」小蔣道：「胡祖望在美國，是駐美大使館裡的經濟專員；胡思杜在大陸。」老蔣「嗯」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他還登過報和胡適脫離父子關係。」小蔣又道：「在兩個兒子之間，胡適還有過一個女兒，早死了。大兒媳曾淑昭，生了個孫子單名一個『復』字，胡適說，在他有生之年，必能看到收復大陸，因為從美國到自由中國，都在為收復大陸而忙碌，如果到他死的那一天還不能收復大陸，那就……」小蔣忙不迭咽下那半句，聽老蔣沉吟道：「這真是想不通，胡思杜並不是個什麼左傾分子，聽人家告訴我，他唱得一口京戲，是個票友，是個花花公子，為什麼他要留在北平，等共產党進來？內中究竟有什麼名堂？」
小蔣道：「沒聽人說過，只知道胡思杜也在大學參加了學習，時常當著眾人，罵胡適『是美帝走狗』什麼的，這在香港的報紙上也登過，據說他也反對這個反對那個的。」老蔣失笑道：「可是他的名字還在想念杜威吶！」
小蔣也笑道：「現在他一定不敢想了。」其實老蔣對胡適的歷史也有興趣，因為他早年的經歷，也是老蔣所知道一些的，可是一來忘了，二來即使當年，也不可能知道得很多，例如胡適之在上海念過四家學校，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中國新公學，對老蔣就相當「面熟」。原來光緒三十年二月間，胡適之的三哥胡振之因肺病到上海醫治，那時光生肺病，和今天的患上肺病完全不同。當初因為醫療條件，特別是特效藥還未問世，患上肺病等於宣布了死刑，除非十分有錢，還能挽回一命，家境清貧的，那就很少希望。即使情況較好，也不一定有痊癒把握。胡振之後來還是不治死去，那是後話，按下不提。
卻說梅溪學堂創辦人，乃胡鐵花友人張煥綸，初名梅溪書院。胡適的二兄三兄，都在那裡讀過。在一九○四年初，這家學堂的功課只有國、英、算三項，胡適初入學時編在第五班，後因他的國文有根底，六星期後升到第二班，翌年改為梅溪小學，之後胡適畢業，校方要送他們四個學生到上海道衙門去考試，那年正是日俄戰爭的第一年，青年人都不滿清政府的中立，也就不滿上海道袁海觀，因此四人中只有一人應試。
於是，胡適就進了澄衷學堂，此乃寧波富商葉成忠所創辦，共十二班，前六班相當於中學，後六班相當於小學，學科有國、英、算、物理、化學、博物、圖書。胡適只讀了一年，期中受梁啓超的影響很大，翌年夏季，他投考中國公學。而當時出題、監試及看卷者全是總教習馬君武。
中國公學的創辦，由於日本文部省在一九○五年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中國留日學生認為這是一種侮辱，有一部分人就憤而回國，創辦該校，那一年風潮甚大，湖南留學生陳天華甚至憤而投海自殺，遺書國人努力救國，人心大為震動，因此回國者眾；可是當回國的學生紛紛到達國境時，又因日本方面對取締的風潮趨於鬆懈，官費生就又回到日本去了。就在那個錯綜複雜的情形下，上海人看見中國公學裡多的是剪了辮子，穿上洋裝的青少年，而且自己辦學堂，便以為他們是革命黨，清政府更處處阻撓，因此學校辦成之後，卻幾乎無人敢於捐錢贊助，開門不到一個月，學校已陷入絕境。該校幹事姚宏業激於義憤，投江自殺，遺書發表之後，社會上才對該校稍稍了解，清廷對它也稍為鬆懈，捐款贊助的人也多起來了。
中國公學當時有幾門功課請的日本教員，由懂得日語的同學翻譯，有些同學還兼學校的教員或職員。內中有朱經農、但懋辛等人，朱充翻譯，但教體育，同學都是創辦人，因此也沒有職員和學生的界限。而當時上海的學校都用上海話教書，該校卻是第一家用普通話上課的。胡適讀了兩年，姚康侯和王雲五任英文教員，據說是注重文法分析，胡適在這兩年對英文興趣極大，也學寫一些小說和古體詩，雖然中國越來越貧弱，但他對革命毫無興趣，極力在做他功名利祿的夢。
在一九○六年冬天，公學辦事人請鄭孝胥、張春、熊希齡等十人為董事，修改校章，出現了董事會，這個會又公舉了監督，選舉的幹事改為學校聘的教務長、庶務長、齋務長，學生於是與學校當局起了爭執，迄翌年九月，學校乾脆禁止學生開會，還開除了為首的學生，於是鬧了一次大風潮，大多數學生退學，推舉幹事另辦中國新公學。
胡適在新公學中擔任低級各級英文，每周上課十三小時，月薪八十元，在那個時候，八十元不是個小數目了。饒毓泰（樹人），楊銓（杏佛）、嚴莊（敬齋）都是他的低班學生。為了賺更多的錢，胡適還在校外教學生，張奚若便是其中之一。
胡適的景況不壞，新公學的經費卻十分困難。內地到上海的學生，都同情新公學，因此學生多於老公學，而老公學在吳淞的新校舍已經建築，擔心學生太少，一個為錢，一個為人，於是雙方「談判」，到一九○九年十月間新公學正式解散，但胡適此時已經志不在此，決定投考一九一○年的第二期留美庚款生，到美國鍍金去了。
胡適之辭去公學教職，閉戶不出，讀了兩個月的書，就和他的二兄胡紹之一同北上，住在北京女子師範里應考。第一場考國文英文，及格者才許考第二場的科學。胡適的國文考了個滿分，英文則為六十分。頭場平均八十分，取了第十名。第二場科學取了第五十五名。那次取送出洋共七十個名額，他這個五十五名就在錄取之中了。
那年底，胡適便與趙元任同入康奈爾大學。胡初入農學院，一年半後改入文學院，一九一四年二月拿到了夢寐求之的文學士學位，然後再回到原校研究科，等不及預備文學碩士學位，就直接預備文學博士學位。到一九一五年九月又轉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興趣」又轉到了中國哲學史，認為找到了他的終身事業。
於是乎，哲學史變成了胡適的職業，文學則成為他的「消遣」了！老蔣小蔣當然不懂得胡適口口聲聲說他「以哲學為職業，以文學為娛樂」的真實內容，更加不懂得胡適之所以為胡適。但是，具有正義感，熱愛中華民族、熱愛新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懂得的，老朽且代列位翻開他的「文存」第一集一九八頁，只見他在「新青年』，中的「胡適胡說」，有道是「世界的生活競爭一天忙似一天，時間越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究『經濟』」，真是妙論！他在初期的文學論文和中期的文學論文中，甚至混淆短篇小說和詩的分別，把「上山采靡蕪」、「石壕吏」、「琵琶行」等古詩當作短篇小說看，否定了「詩」，端的是膽大妄為！就在那篇結論里，又發出了「寫情小說」、「獨幕劇」、「短篇小說」三項代表世界文學最近趨向的怪論，理由也即是上述所謂「經濟」，這種「見解」毫無保留地暴露了胡適所理解的美國人生活，只是人人在為壟斷資本主義大老闆們的大人發洋財而「一天忙似一天」，於是不再需要精深的文化享受，「也不能不講究經濟」了。那何不乾脆「經濟」到連上述三項代表世界文學最近的趨向也束之高閣呢？何必多此一舉地把「莎氏全集」等徒有空殼子的書櫥裝飾出來呢？反正書殼子中並無一頁文字。
胡適所理解的「生活競爭」如此緊張，揭開他的洋奴腦殼，也就是說人們應該為了美帝的稱霸世界，征服殖民地，廣設基地而「忙」。與此同時，胡適把這「文明」傳播到其它國家，使一切的「生活競爭」一如美國，那結果必然是大戰於一場吧？如此「文學趨向」也就等於指出惟有無休無止的彼此殺戮才是，它的結果，真是令人嘆絕。可是胡適的妙論並不能使他所崇拜的美國作家們擱筆，美國有的是長詩、多幕劇和長篇小說，他們似乎並未顧到讀者的時間。胡適這一可鄙的調調兒，明知已非卻不作修改，他的「文存」再版時仍在其內，也就刺破了他的所謂「大膽假設」需要「小心求證」的假花招。
就在胡適暗自得意之時，沒想到蔣介石卻在暗中算計胡適，雖然不直接拿他開刀，卻把以他為後台的《自由中國》雜誌推上了法庭，也就是把雜誌的主要負責人雷震推上了被告席。罪名就是該刊刊登一名姓陳的「投書」，文中有反蔣的「隱語」。明眼的人都知道，這僅僅是一個藉口罷了。不過，對付蔣家法庭那一套，雷震等人是「經驗豐富」的了。這一年三月三日開庭前幾分鐘，雷震夫婦和兩個女兒、幾名《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職員一齊到達，百多名學生和各報記者在便探密布下並未作聲，而雷震更是緊繃著臉，擺出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模樣。記者們一擁而前，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雷震還是緊繃著臉，從公事皮包中掏出一份「投書」原稿，朝眾人揚了揚，也就開庭應訊去了。
那檢察官謝俊峰，書記官林銓關窗鎖門。接近三小時內，始終以雷震一人為對象，不得旁聽，拒絕透露。眾記者多方打聽，知道偵查內容除了這封「投書」的來源，投書人的真實姓名和地址之外，有關該刊處理一般投書的情形也問得非常仔細。雷震呈堂的原稿是普通綠色格子稿紙，文長四又四分之一張，字體相當端正，末尾由投稿人寫陳懷琪三字，並未蓋章，也無地址。法官問他為什麼沒有蓋章和地址的投稿也能用？雷震道：「這是一般情況，而且還是老實的表現，如果投書人要欺騙你，他盡可以用一個假地址，刻一個假圖章。」法官道：「那這封稿件的信封何在？」雷道：「一般報紙雜誌的規矩，都是不大保留信封的。保留信封的一般原因是為了地址。」
那法官實在套不出破綻來，明知道這封「投書」是假的，卻又無奈何。而蔣方也不怕他插翅飛去，一方面要他回去，一方面要傳投書的陳某到庭，而雷表示「愛莫能助」。
一身大汗的雷震，和家人職員等浩浩蕩蕩，回到家中，不敢徑自找胡。輾轉派人到南港告訴胡適，法官已經問到他和胡適的關係，胡適和《自由中國》的關係，美國和胡適的關係。這些問題根本用不著問，忽然一下子扯了出來，胡適認為半是試探半警告，沒什麼了不起的，但心中不安。
拖到月半，並無發展，胡適也在找人探聽，忽報張大千夫婦來訪，胡適就在南港招待他們，少不了蔣方那些人馬。張大千是個老江湖，焉有不懂得的？當下對眾人大聲說道：「我在美國哥倫比亞醫眼睛的時候，胡博士在生病，發高燒，高燒未退，支著司的克到我病房來了，今天我們的身體都不錯，因此我一到台灣，就要拜訪他。」胡適免不了也扯上幾句，說：「這回到台灣準備逗留多久？要賣畫？我可以介紹。」張大千捋須大笑道：「我不賣畫，吃什麼？」
這邊廂胡適在胡扯，那邊廂蔣家父子可在傷腦筋：「《自由中國》案」雖已開庭，但是井未達到使雷震等人感到緊張，乃至害怕的地步。老蔣聽小蔣述開庭情形，雷震方面十幾個「助威」，另有百餘名青年你可以當他們為瞧熱鬧而去，也可以說他們意圖為雷震壯膽。而且作為被告雷震給人的印象恰巧相反：他是原告，而法庭是被告。他確乎把「原稿」拿了出來，表面上已經「尊重法治」，但是至於投書人陳懷琪的地址何在？原稿的信封何在？都無下文，蔣方認為這份「原稿」出自偽造，文中的陳某根本就是雷震，此事非「辦」不可，否則後果嚴重。
老蔣問道：「胡適方面有什麼表示？」小蔣道：「那他不敢。不過據研究院那邊的人說，散庭之後的那段時間裡，曾有五六個客人到南港找胡，他們斷定內中准有一個是為報告開庭情形而去，可是不容易找到證據。」老蔣沉吟道：「我不管了，你們看著辦吧，反正這本什麼《自由中國》，一定要它關門！而且越快越好！在明年年底之前，一定要它關門。但是必須注意：無論如何不許驚動胡適，否則給鬧到美國去，我們豈不是枉作小人？而且即使封門，要找個和胡適毫無關係的理由，和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小蔣唯唯。對於這種差使，在他是熟門熟路了，當下要安全局長鄭介民、陳大慶包辦這宗「公案」，鄭介民渾身是病，既感前途茫茫，又覺事事棘手，實在打不起精神來，對陳大慶道：「這一陣，我正在為『台獨』案食不知味，寐不安枕，再來一個《自由中國》案，那就無論如何吃不消了。可是茲事體大，不能假手旁人，不如由你組成一個小組，放手做去。」陳大慶道：「這件事情非同小可，既不能幹脆封門，又不能幹脆抓人，雷震還是個國大代表，下手更不容易了。」鄭介民強笑道：「還是用老辦法吧。」這個老辦法就是大派紅帽子，誣人「通共」什麼的，從蔣介石叛變革命開始，幾十年來，用這手段不知道打擊了多少人，如今對於反蔣反共的雷震，也要出到這一手，卻是並非易事，於是這個「安全局」就成立一個小組，專門找雷震的晦氣，而用不了幾天，當真給他們發現了「線索」。
原來六十三歲的雷震，浙江長興人，在原籍並無直系親屬，可是在大陸有的是親戚友人，「安全局」希望在他的私人通信中找到一些東西，然後把他來一個什麼罪名。
但是，雷震是個著名的「媒婆」，在政客圈子裡以油滑聞名，自己又是個「國大代表」，不可能在書信中授人以柄，「安全局」花了很大氣力，並無收穫。倒是在《自由中國》雜誌社經理馬之驌的書信中，找到了一些其實非常平常，而此刻變成「罪證」的東西，那就是他在寄往香港的私人信件中，時常發牢騷。在台灣生活而不發牢騷才是新聞，但馬某以如此身份這段時期而發牢騷，也就該他倒霉了。再一查，此人三十七歲，河北灤縣人氏，住台北縣永和鎮。系自一九四九年之後輾轉抵台，《自由中國》半月刊十一年前出版以來，他就在裡面工作，直到出任經理。蔣方認為此人大可「利用」。
而在雷震私人函件往返中，查到一個名叫劉之英的人，年五十三歲，乃北京人氏，住台北市南京東路，是國史館薦任一階一級秘書。此人與雷震書信來往，有些使蔣方看不懂或者不易理解的用語，也就緊張起來，認為這些乃是「隱語」，也以為此人大可「利用」。
而在截查劉之英的書信時，查到一個名叫傅中梅的人，認為又可予以「利用」。
費盡心機的「安全局」人馬，復在「自由中國社」中發現了一些大成問題的參考書，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獻》等，一共十八本。認為如果上述諸人是「人證」，那這十幾本書便是「物證」了。可是如何把他們串在一塊兒，卻也不是件易事，那一日鄭介民正在發悶，陳大慶到他桌旁，坐了，尚未開口，鄭苦笑道：「瞧你模樣，一定是有頭緒了。」卻嘆道：「我想追的人，一直沒了下文。」他指的是美國暗中支持的「台灣獨立運動」派了批人來台活動，為首者以「僑居日本經商」為名，到處招搖，「安全局」派人盯了很久，正待下手，他可是跑了，機場碼頭的守候者，卻始終未見此人「駕到」。
陳大慶道：「那準是坐漁船溜了。」台日、台港之間的走私小船不少，除了私集集團，便是「官賊合營」，那些特務們不但不捉，還以此為一大生財之道。現在那「台獨」人馬十有九成自漁船脫身，也只能徒呼而已。但鄭介民早已失寵於蔣家父子，如今辦案不力，這頓排頭準會吃不了兜著走，因此愁悶不堪。如今面對這個正在「當令」的副手陳大慶，又妒又氣，忽地長嘆道：「我的心臟病，你是知道的，現在，年紀大了，身體更加一天不如一天，我想告長假找個地方治療，你說『老頭子』會批准嗎？」陳大慶搖手道：「千萬別提告長假，『老頭子』為『台獨』和胡適的事情正愁人手不夠，何況像局長地位的人？」
鄭介民聞言默然，知道這位「部下」的對他那番「好意」，無非是奉命察看，可得罪不得。鄭介民是個老牌特務，當然明白他那個圈子裡的一套，怎敢在陳大慶面前表示自己真正的態度？當下強調自己的病如何如何嚴重，並且希望陳接他的「棒」，說是自己心力交瘁，不中用了，陳也就安慰了幾句，說道：「上面對於那個『中國民主黨』那回事，追得根緊，現在決定和《自由中國》合併成一件事了，那就是這個反對黨非搞垮它不可！那個《自由中國》非讓它關門不可！而且希望越快越好！」
鄭介民「哦」了一聲道：「那不就等於說：我們和胡適正面干開了嗎？」陳大慶獰笑道：「這是先下手為強，慢下手遭殃的問題，不是他倚賴美國吃了我們，就是我們藉口《自由中國》吃了他們，上面也已交代清楚，再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了。」鄭介民道：「那，茲事體大，難道還用老力法，給雷震戴一頂紅帽子嗎？」陳笑道：「也只有這頂帽子合他的頭寸了。」鄭介民心想：「給旁人戴紅帽子，恁地不合適也差不多，但給雷震戴這個，可又恁地也不合適，太滑稽了。」心中想著，嘴上卻說：「那就這麼辦吧。」
這麼著，胡適面臨兩支長槍，一支刺向那個反對黨，一支刺向那個《自由中國》。表面無甚大變，其實來勢兇猛，胡適好不緊張。
那一日，胡適把雷震、高玉樹、李萬居、夏濤聲、齊世英、王地、郭雨新、董玉嬌、謝漢儒、許世賢、楊毓滋、李賜卿等「中國民主黨籌委會委員」找到南港，以「參觀」為名進行秘談道：「我為學術研究而回國，對各位的政治活動一概不聞不問。不過近來風聲不大，那個友人輾轉相告，說當局對貴黨和《自由中國》半月刊，似乎有非去之而後甘心的決定。我們當然不怕，有美國盟友支持，是沒有什麼可怕的，不過不能不格外注意。狗急跳牆，人急懸樑，哈哈哈哈，你們不能不注意。」
李萬居發言道：「我已經給他們逼得走投無路了，我的房子，已給他們放火燒掉了，我的報紙，已給他們秘密封鎖，只差出不了版、排不了字，我對於民主的渴求，無有今日之甚者，吾台灣人對於民主的渴求，也無有今日之甚者，因此我建議請胡院長向華盛頓方面打個招呼，類似《自由中國》讀者投書鬧成這般田地，簡直太使人難以置信了。」雷震道：「我，已經只有半個自由的人了，前幾天吃了官司，充分知道這件事只有越鬧越大的份兒，不可能化小事變無事。」
也真是的，「安全局」正在搜集《自由中國》半月刊對小朝廷的猛烈抨擊，蔣介石認為十年只有自一九五七年八月開始才向他展開攻擊，意味著美國對台政策的急轉直下：已經加緊驅蔣吞台，更加不敢怠慢。而攻擊之中，有幾點是蔣認為惡毒之極。第一：雷震認為蔣集團過於衰弱，而中共過於強大，因此蔣介石無論如何無法領導他的部隊回到大陸，於是應該放棄這一打算，以免勞民傷財。這回事是蔣政權的所謂「主要政綱」，雷震等人要他取消這個，連擺在嘴上嚷嚷都沒必要，簡直把蔣介石氣慘了。
其二：《自由中國》建議美國，為了保護人權的利益，美國對於台灣的援助，應附帶若干條例，並且監督「中華民國政府」使用這些美援。易言之，蔣介石只要美援到手，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使台灣無人權保障。
其三：《自由中國》指出，蔣介石正走向中國歷代王朝，特別是明朝末期的悲慘道路。蔣介石讀史不多，但祟禎皇帝在煤山上吊的故事他還知道，氣得連罵人都罵不出來了。
其四是指陸軍竟由政客掌握。其五是蔣介石的那個黨，黨費並非來自正途，而來自「國庫」；其六是呼籲解散小蔣的反共青年團。
其七：那就是特務滿坑滿谷，雷震等人不但有人盯住，而且住家附近就成天有特務監視。為了證實所言非虛，雷震還約了一個合眾社記者到他家採訪，特務們見是洋人，更加緊張，居然亦步亦趨，監視更嚴。蔣介石聞報，大叫笨蛋，而忘記了特務們這樣做正是他所「吩咐」的。
其八：那個合眾社記者訪問雷震，為的是揭露台灣「地方自治」各級選舉的黑幕。此外還有很多很多被蔣認為煽動、誘惑、挑撥、分化、中傷，乃至「偽造讀者投函，侮辱軍人，企圖煽惑軍心，打擊士氣」，反正把蔣介石氣個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蔣介石對兒子道：「此人不除，我死不瞑目！不過，你們一切要符合手續，不許有什麼破綻才好！」小蔣道：「正在為這些『手續』想辦法，不少人已經忙了好久。大概外面有些風聲，已有外國記者採訪過。知道他曾當過行政院的政務委員，在民國三十九年到四十一年間做過總統府的顧問，但在民國四十三年間，給我們開除了黨籍。」老蔣問：「告訴他們真正的原因？」小蔣道：「沒有，只說是為了他走私。」
老蔣皺眉道：「他走什麼私？」小蔣道：「從香港運奢侈品進口。」老蔣失笑道：「有點不大合適，以後更加要小心，只要有破綻，傳出去那就難聽。你們還得仔細研究一下，當年吳國禎和孫立人案是怎麼搞的。」小蔣笑道：「差不多，差不多。」
而在另外一個場合，高玉樹和李萬居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回答胡適，有關吳國禎、孫立人案的資料研究情形時，氣氛就差得多了，因為反對黨的籌備活動已經受到阻礙，鄭介民且曾親自給高、李二人打過電話：「我知道『中國民主黨』是你們兩位加上雷震三個人負責的，你們是三巨頭，哈，可是，《自由中國》惹了麻煩，我勸你們的反對黨也就到此為止，別弄得大家不痛快罷。」
胡適聞言緊張，可仍是滿不在乎道：「這樣說起夾，他們是想來個一石二鳥，把兩件事情合成一回事了。可曾對鄭介民說過，這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自由中國》是封不得的，『中國民主黨』更加碰不得！」兩人聞言，精神一振，齊道：「有院長從旁協助，我們就放心了。」胡道：「可是對外無論如何不能提，我知道你們不會說到我，但是應該『重申前言』。」說罷一笑，其聲悽厲。
而當鄭介民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間暴斃之後，反對黨方面透了口氣，《自由中國》半月刊也透了口氣，認為蔣家父子用鄭介民出面欺壓，如今鄭已死去，壓力或許可以輕那麼一點。高玉樹對胡適道：「現已查明，鄭介民是給『老頭子』嚇死的，那天晚上『老頭子』給他一個電話，痛罵他辦事不力，使『台獨』分子一個個混入台灣，又一個個逃離台灣，問他是何居心？就這樣，鄭介民第二天再也起不了床，房裡有一大瓶安眠藥，空了。」
但是，鄭介民也罷，陳大慶也罷，他們都是為蔣辦事的，於是，對反對黨和《自由中國》的壓力越來越大，傳說也越來越多。這兩個單位的工作人員本來不多，也就越來越少。到後來胡適才感到大勢雖然未去，卻難挽回。美國雖強，但在這件事情上無法公然干涉；老蔣雖弱，可是這個地方是他的「天下」，尤其發現自己也在監視之中後，胡適非到美國討救兵不可了，再拖幾月，終告成行，眾人相送，胡適空虛的安慰也難有什麼效果產生，突地胡適一個踉蹌跌倒地上，眾人急忙攙扶。胡適強笑道：「沒關係，沒關係。」指指雷、高、李三人道：「當我去美國後，你們可要小心才是。」眾人聞言，只能強笑，在他們心目中有如什麼「巨人」似的胡適之，其實他這一跤並未扶起，他在精神上已經「倒」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