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想與反駁 · 二十、人文主義和理性(1)

瑞士出版的《人文主義研究》叢書的第一種是由兩位朋友埃內斯托·格拉西和圖雷·馮·於克斯屈爾用德文寫的。格拉西是對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作家感興趣的義大利學者，於克斯屈爾是以《理論生理學》一書聞名的德國生物學家雅各布·馮·於克斯屈爾的兒子。這本研討道德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起源和界限的書(2)是一個旨在重新喚醒人文主義精神的相當有意義的運動的一部分。這個新人文主義運動具有中歐的特點，它是20世紀歐洲大陸遭受災難的產物；雖然所評論的這本書是學術性的，寫得也心平氣和，但它的有些格調、所引出的有些結論可能是那些沒有親身感受過這許多歐洲思想家全都經歷過的社會崩潰這種驚心動魄體驗的人所難於贊同的。這個新人文主義運動（和其他一些運動一樣）受到一個信念的激勵，即它知道中歐不得不目睹普遍的墮落和人所有的一切完全顛倒的原因及其補救辦法。它的啟示是，只有理解人和人的「本性」——他的文化的創造力——才能減輕我們的不幸；像格拉西的「導言」所闡明的那樣，它試圖重新接受發展一種關於人和重要的人類活動即科學的哲學的任務。按照這種哲學，科學應作為「人文主義」的一部分重新加以解釋；結果，對「人文主義」和「人文主義的」的一種解釋，即把人文主義局限於「人文科學」——局限於歷史、哲學和文學等學科——的解釋遭到了拒斥，因為它過於狹窄。 因此，可以說這本書的目的在於一種新的關於人的哲學，這種哲學把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放在恰當的位置上。這本書由兩部分組成——格拉西的《論人文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3)的起源和界限》和於克斯屈爾的《論自然科學的起源》。一種否棄實用主義觀點的含糊的相對主義的實用主義（使人想起F·C·S·席勒，他也自稱人文主義者）把這兩部分鬆散地連接在一起。無疑，作者不會同意這種觀點，他們認為這種觀點說明評論者沒能看出他們的主旨；不過，他們為了強調自己觀點的一致性而作的種種嘗試看來有點牽強。然而，這並不降低整本書或其兩個部分的價值或意義。 第一部分是格拉西的一篇論人文主義本質的哲學論文。它的主題用德文詞Bildung（常譯為「文化」）表明，這個詞在這裡理解為人類精神的成長、發展或自我形成；它企圖重新建立一種關於精神成長的教育理想，這種理想旨在對付為反對舊的人文科學的教育目標而提出的批判。在格拉西看來，由於其賴以為根基的社會傳統和文化傳統的消失，這種教育目標已成為沒有意義的了。格拉西的新人文主義說教所根據的文本系關於法律科學和醫學科學相對優點的爭論，也即C·薩盧塔蒂的《論法學和醫學的崇高》（寫於1390年，15世紀中葉出版；佛羅倫薩的哲學研究協會在1947年出版了E·伽林的評註版。這本書和彼特拉克對醫務人員的著名抨擊，可能是康德的Streit der Fakultaeten[《學科間爭論》]的最早前驅）。格拉西把這看作對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相對優點的討論、對人文科學的優先權的一種證明。他說在自然科學奠基的時候，這種優先權比現在要好理解得多。 他所主張的這種優越性有三重意思。首先，各門自然科學帶有「藝術」（在artes＝technai的意義上）的而不是科學或知識（scientia或epistēmē）的性質；按照薩盧塔蒂的觀點，這意味著它們必須從別處也即從哲學知識那裡取得它們的「原理」（相當於培根的「中間原理」），所以它們在邏輯上低於那些建立它們自己的原理的學科。（這個觀點來源於亞里士多德、薩盧塔蒂的同時代人和後來的思想家像萊奧納爾多也抱有這樣的看法。）其次，（追隨弗蘭西斯·培根）聲稱自然科學在技術的或更確切地說工藝的意義上是藝術（artes）——它們給我們力量；但這種力量並不像培根認為的那樣就是知識，因為真正的知識來自第一原理而不是來自第二即中間原理。第三，雖然這些工藝可能成為人的仆傭，雖然它們在促進人的精神成長這個人的最終的和根本的任務上對人有所幫助，但它們不可能一直幫助他完成這個任務；因為它們只是在它們特有的第二原理的狹窄範圍內探究實在的，而沒有這些第二原理，它們的努力便是徒勞的。 同這一切相反，屬於政治科學的法律科學是關於正確和錯誤的科學。這樣，它對於人不僅是有用的（薩盧塔蒂說，「ius...a iuvando」），而且是在一種根本的意義上有用，因為它「拯救了他的人性」，它「旨在使他完善」。就像普羅塔哥拉教導的那樣，只有離開原始的森林或叢林，定居於有秩序的政治共同體之中，人才超越了野獸。這是他們精神成長的第一步，是一切其他進步的基礎；「人類歷史無非是人設計的規範（它們使得政治和社會領域中的共同體生活能夠進行）的成功或者失敗」（第106頁）。 這決不是格拉西著述的全貌，他還詳細地論述了亞里士多德關於一切詩都是模仿的學說這類問題；論述了悲劇理論問題，特別是淨化的理論問題；以及時間哲學。然而，關於後面這些論題的討論由於缺乏清晰性和一致性而顯得非常不足；在我看來，雖然它們包含了某些有意義的離題話，並沒有就所討論的問題提供新的啟示。其中突出的一點是，格拉西把想像力強調為人性和精神成長的一個基本要素；但他暗示（第102—103頁），想像力在自然科學中的作用局限於勾勒自然科學的輪廓，在我看來，這種評價似乎並不公正。從教育或自我教育的觀點看來，最有意義的見解之一是格拉西對「人文主義的精神成長概念」（Bildung）所作的分析。在試圖解釋一段書本上的話時，我們可以發現，這個語境中的這個詞有了一種不同尋常的甚至是新的意義。「這把我們引導到新的和始料所不及的東西。一個未知的世界展現在我們面前——因此我們『成長了』。」 格拉西非常公正地承認，自然科學家的精神能夠以完全同樣的方式「成長」，當他發現自己不得不對某個自然現象採取新的「解釋」的時候；但在我看來，這種承認打破了他利用薩盧塔蒂的論據去確立人文科學的教育的優先權的嘗試。 現在，回到格拉西的中心主張——人文科學有三種優越性。我承認，如果把自然科學作為工藝學來傳授，那麼它們便處於阻礙而不是促進精神成長的危險之中（繪畫和詩歌可能同樣如此）；它們應被當作（像繪畫和詩歌一樣）人類的成就，當作人類精神的偉大冒險，當作人類思想史、神話創作（如我在其他地方(4)解釋過的那樣）和批判史的一些篇章。格拉西既沒有提到這種人文主義科學觀的可能性，也沒有提到對這種科學觀的需要；相反，他似乎相信出路在於認識和明確承認自然科學的低下的工藝學性質——換句話說，在於使它們恪守其位。不過，雖然我準備承認「人文主義」態度的教育的優先權，我不能承認格拉西-薩盧塔蒂自然科學理論的合理性——這理論當然直接導源於亞里士多德。我怎麼也不能承認那種主張自然科學必須不分青紅皂白地接受來自第一哲學的原理的學說正確。格拉西企圖對付這個批判（第52頁），為此他承認，自然科學可以質疑、批判和取代它們的「原理」（在我看來，這種認可似乎等於背棄薩盧塔蒂和亞里士多德），並斷言各門自然科學都必須盲目地預先假定（1）科學的目標和（2）「原理」（而不是它們的各種原理）的概念。不過，儘管這種立場和作為薩盧塔蒂論證根據的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並非不相容的，卻是和它判然不同的。 事情的真實情況似乎是這樣的。雖然醫學恰巧是一種「藝術」，一種工藝，但由此得出結論說，可以認為它代表自然科學，則是錯誤的；因為它不是一門純科學，而是一門應用科學。至於純科學，我同意這樣的見解：自然科學——同純粹數學相對立——不是科學或知識；然而，這並非因為它是一門技術，而是因為它屬於意見的領域——正像格拉西正確地高度估價的神話一樣。（我認為，認識到自然科學屬於意見的範圍，對於理解思想史是很有幫助的；但直到不久以前，它通常還被誤認為是知識。）因此，在我看來，格拉西的中心主張即我們應該回到薩盧塔蒂對自然科學的地位和意義的卓絕理解，是站不住腳的。另外，至少在英國，格拉西企圖重建的（亞里士多德的）物質觀從來沒有喪失它的地盤，所以幾乎沒有必要去重新闡述——甚至使用正確論證的重新闡述也不需要。 這本書由圖雷·馮·於克斯屈爾寫的第二部分，是一個振聾發聵的富於創造性的闡發一種新科學理論的嘗試——一種以生物學為主導的認識論的嘗試。這是一篇優美流暢的作品，也許是我能想起的最優秀的當代德國散文。它把我們引向一種新的生物學觀，它是對起源於作者的父親雅各布·馮·於克斯屈爾的那些思想的一種新的闡發。 這種觀點的基本範疇（第248頁）是一種生物學的活動（Handlung）。為了解釋它，我們或許可以從一個明顯的事實出發：各門自然科學都試圖描述和解釋事物在各種條件下的狀況，特別是描述和解釋可以在這種狀況中發現的秩序和規則性。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都是如此。在各門生物科學中，我們的興趣在於器官、組織、細胞，當然還有整個有機體的狀況。於克斯屈爾生物學的中心思想是，描述整個有機體行為的最成功的方式是利用遵循某種圖形或「圖式」的活動，並且這些「活動的圖式」和「遊戲的規則」可以理解為少數基本圖式和規則的發揮和變型。雖然人們可能要到這個思想之富於成果得到證明以後，才會對它作出判斷，但是，這個思想乍一看來即使不令人驚訝，也是很吸引人的。於克斯屈爾把這個思想卓越地運用於有機體的各部分（器官、組織等等）的變化狀況，運用於對「物理學和化學方法在生物學領域內的意義」作十分有趣而又真正革命的分析（第166頁）。我認為，這些工作都已顯示了這個思想之成效卓著。 按照於克斯屈爾的理論，對每種有機體來說，都存在著確定數目的活動圖式，而每一種圖式都由某個「釋放信號」[Auslöser]釋放出來，它的性質則可以通過實驗、通過構造一種摹仿的裝置[Attrappe，仿真物]找出。在大多數場合，這些圖式均可歸約為令人驚奇地簡單的圖式表示。例如，維也納生物學家康拉德·洛倫茨發現（第162頁），某些種鵝跟隨在蛋殼打碎時所遇到的第一個活動物體，仿佛那是它們的母親，甚至在它們面對真正的母親時，還是繼續這樣做。(5)對於別的一些剛剛會飛的小鳥（第169頁）來說，可用來釋放正常活動（張開嘴）的信號。取代其父母親的摹仿裝置，僅僅由兩塊圓的像它們父母親的頭和身體的大致輪廓的硬紙板或金屬片構成。「藉助這樣的摹仿裝置，我們能使自己進入某些動物的生活場景。認識到這個世界的奇妙之處，對於一個頭腦敏銳的人來說是一種動人的甚至驚心駭目的經驗。這實在的、奇蹟般的、咄咄逼人的特點給人留下一種印象，在它面前，我們關於自然的一切舊觀念和舊概念都必定土崩瓦解」（第179頁）。我只能重複說，於克斯屈爾把這種研究方法推廣到組織反應問題，以及物理和化學方法的應用問題，是有莫大意義的。他提出，在生物化學中我們實際上做的是構造摹仿裝置（仿真物），它們可用作為器官或組織的活動的釋放信號。我認為，這個思想前途無量，可以給一些令人困擾的問題帶來許多啟示。（我指的是，例如，在一些神經—肌肉反應甚至「端板勢」的測量這樣精細的試驗中，某些化學的和電的刺激的函數當量問題。我認為，可用來解釋於克斯屈爾觀點的許多事例中的另一例是一個一直用來說明抑菌作用的有名假說。它認為，細菌吸收了某種它們不能吸收的化學物質，把它錯當作食物；就是說，這化學物質像一個仿真物那樣起作用，也像一個仿真物那樣受到作用。） 關於他的思想對生物學的應用，於克斯屈爾所不得不說的一切，都是夸不勝夸的。他的理論是否正確，我不知道；但是，它們驚人地富於創造性。它們不僅有巨大的解釋力量，而且還有一種以嶄新的方式闡明習見事物的力量；有朝一日，它們可能在生物學思想、特別在生理學和生物化學領域中開闢一個新紀元。當然，這裡假定實驗主義者注意到了這些新思想以及它們在生物學的幾乎一切領域中的無數應用。 於克斯屈爾在這本書里不僅是作為一個生物學家（和生物學方法論家）說話，而且還作為一個哲學家說話。 也許受他的生物學應用的激勵，於克斯屈爾企圖把他的基本範疇運用於整個知識論問題。從康德的「自在之物」是否可能被認識的問題出發，他討論了物理學的發現自然本身最內在秘密的陳舊抱負；以及這種抱負的落空；在精心地（但我認為並不成功）嘗試判定物理學在生物活動的世界中的作用以後，他最終達致一種生物學本體論——主張實在（它只能是我們的世界，一個為我們的實在(6)）是一個活動的結構的學說；「不同種類和不同範圍的活動」的結構的學說（第248頁）；他用我們之參與這個世界即這個活動結構的問題取代我們對自在世界的知識的問題。 雖然這個理論的許多東西使人回想起某些形式的實用主義、操作主義和工具主義，但它仍然是自從叔本華和柏格森想建立一個新的形上學世界以來最富於創造性的嘗試之一，也是一個能和現代科學相容的嘗試。這種新嘗試贏得了尊敬；但它並不令人信服。相反，我覺得，於克斯屈爾的知識論和本體論顯然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基礎之上。任何熟悉唯心主義認識論之缺陷的人都很容易看出，這種錯誤必定類似於把實在的東西和已知的東西混同起來的錯誤，即esse＝sciri[本質＝科學]。這導致貝克萊的esse＝percipi[本質＝感知]和黑格爾的esse＝concipi[本質＝概念]，現在，它把一個正確地認為知識就是一種活動的生物學家引導到esse＝agi[本質＝活動]，就是說引導到這樣一種學說：「實在」是受作用的事物，或者活動的對象，或者我們生物學活動的圖式的一個因子——情境因子。 更具體地說，在於克斯屈爾的論證中可以指出三個錯誤。在他描述物理學抱負之失敗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第一個錯誤。在我看來，這種分析表現出某些對相對論的典型的和流行的誤解。（認為相對論的宇宙不知道連續時間和連續空間，只知道「孤島般的時空聯繫」，那是錯誤的；根據參照系等當原理推出實在的相對化，那也是錯誤的。與此相反，相對論告訴我們時空間隔的實在性和不變性。）現代物理學（對不起，海森堡）確實試圖提供給我們一幅宇宙圖景；當然，它畫得好壞是另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認識到這一點，那麼，認為我們必須用一種新的生物學世界觀來取代一種據認為正在瓦解的物理學世界觀的見解，就變得軟弱無力了。 第二個錯誤極其令人感興趣。它發生在於克斯屈爾責備洛倫茨作循環推理，責備他沒能認識到他本人（和於克斯屈爾）的新生物學觀點的全部結果的地方。於克斯屈爾告訴我們，洛倫茨相信活動圖式（包括「生物學經驗」的圖式）是通過用試錯法使它們自身適應外部世界而發展起來的。於克斯屈爾反對這個觀點。他斷言，洛倫茨「沒能把握住下述發現所帶來的新觀點」（這個發現部分地歸功於洛倫茨本人）：「我們周圍的世界，像它給予我們感官的那樣，只是生物學的釋放信號的總和，所以它只是作為我們生物學活動的圖式的一個因子而存在。」（第202頁）於克斯屈爾斷言，洛倫茨的循環論證是由於他未能「擺脫經典物理學的宇宙圖景所依據的那些客觀主義假設」（第203頁）。 我毫不懷疑，循環論證的指責反過來落到了於克斯屈爾的頭上，他的錯誤推理至少部分地由於他那對現代物理學的站不住腳的主觀主義解釋。因為，於克斯屈爾忽視了這樣的事實：他整個的生物學分析預先假定了一種（一定程度上的）客觀主義態度。只有這樣一種態度才使我們得以談論例如取代一隻鳥的母親的功能的「摹仿裝置」。只是因為我們知道——在我們「客觀的」世界（它超出了鳥的「主觀的」世界）中——它的真正母親是什麼，一隻裝置是什麼，所以我們才能說，如果動物A以其活動區分它真正的母親和某種摹仿裝置，而動物B則不這樣，那麼，A在某種程度上有較大的分辨能力或區分能力，並且在同樣程度上較好地適應某種可能的環境情勢。 洛倫茨的觀點（我多年來一直持有這種觀點(7)）不僅是站得住腳的，而且還是理解人類特殊情勢所必不可少的，建立在人類語言的論證應用基礎之上的(8)批判的知識的現象，和不加批判的、可以說是偶然適應的動物的「知識」正相反對。 這把我帶到了於克斯屈爾論證的第三個錯誤；一個欽佩康德的人很難理解這種錯誤。這個錯誤是這本書中最嚴重的錯誤，也是兩位作者的共同錯誤。這就是他們完全（而且似乎是抱有敵意地）忽視了人類理性，也即忽視了人類的一種能力，即不僅富有想像力地發明神話（格拉西充分強調了這一點），而且對他自己的想像性發明加以理性的批判，從而使自己成長並超越自己。如果用某種語言表述，則可以說這些發明從一開始就有點不同於其他生物學活動；這可從下述事實看出：用其他方式無法區分的兩種生物學活動圖式，每一種都可能包含一個和另一種相悖的神話（例如關於世界起源的神話）。因為，雖然我們有些信念可能和實際直接相關，但其餘信念則只是很間接地和實際相關，如果它們有關係的話。這些信念的差異使得它們可能互相衝突，而它們的相對的間接性則使它們有可能成為爭論的對象。這樣，理性的批判可能發展，理性的標準——一些首要的許多人都能接受的標準——以及客觀真理的思想都可以得到發展。這種批判最後可能發展成為力圖發現別人的理論和信念以及自己的理論和信念中的弱點和錯誤的系統嘗試。正是通過這種相互批判，人才能哪怕是逐漸地衝破生物學釋放信號世界的主觀性，此外還能衝破他自己的想像發明的主觀性以及這些發明可能部分地依賴之的歷史事件的主觀性。因為，這些理性批判和客觀真理的標準，使得他的知識在結構上不同於它由之進化的前身（儘管仍然可能把這知識歸入一些生物學或人類學的活動圖式）。正是接受這些標準，給每個人帶來了尊嚴；使得他在道德和理智上都有責任感；使得他不僅理性地活動，而且對相互競爭的各個理論進行思考、判定和鑑別。 這些客觀真理和批判的標準可能教育他再試一下，再思考一下；對他自己的結論提出詰難，運用他的想像力嘗試尋找他自己的結論是否有錯，錯在什麼地方。它們可能教育他把試錯法應用於每一個領域，特別是科學之中；從而它們也可能教育他怎樣從他的錯誤中汲取教益和怎樣找出錯誤。這些標準可能幫助他發現自己知道得多麼少，不知道的又何其多。它們可能幫助他增長知識，還幫助他認識到他正在成長。它們可能幫助他領悟到這樣的事實：他的成長歸功於其他人的批判，合乎理性就是準備傾聽批判。這樣，它們甚至可能幫助他超越他的動物般的過去，隨之也超越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而浪漫的和非理性主義的哲學家則可能試圖使他沉迷於其中。 這就是我們的精神成長和超越其自身的方式。如果說人文主義關心的是人類精神的成長，那麼，人文主義的傳統不是批判的和合乎理性的傳統，又會是什麼呢？ * * * (1)　這篇評論首次發表（編者為了節省篇幅，作了大量刪減）於《哲學季刊》（Philosophical Quarterly），1952年，第2期。 (2)　E·格拉西和T·馮·於克斯屈爾：《道德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起源和界限》（Von Ursprung und Grenzen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und Naturwissenschafien），伯爾尼，1950年。 (3)　術語「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人文科學」）已成為一個典型的德國術語，並且幾乎是無法翻譯的，儘管它在字面上可譯成「精神科學」（或「道德和精神科學」），儘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是通過特奧多爾·岡珀茨迻譯J·S·穆勒的用語「精神科學」而傳到德國的。（我所以說「具有諷刺意味」，是因為這個術語按照德語現在的用法，有一種濃厚的非理性主義的甚至反理性主義反經驗主義的色彩，但是，岡珀茨和穆勒都是理性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 (4)　參見本書第四章。亦見我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修訂版），第11章的注⑥。 (5)　參閱K·Z·洛倫茨：《所羅門國王的戒指》（King Solomon's Ring）（在本評論首次發表後，1952年用英文出版）。 (6)　比較老馮·於克斯屈爾1920年在他的《理論生物學》（Theoretical Biology）中提出的下述見解（參見1920年英譯本第ⅩⅤ頁；第二組著重號是我加的）：「一切實在都是主觀的現象：甚至對於生物學，這也必定是重大的基本前提……我們總是碰到從主體得到它們的結構[因而大概還有它們的存在]的客體。」 (7)　比較前面第1章和第15章。 (8)　比較前面第4章和第1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