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想與反駁 · 十九、我們時代的歷史：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觀點(1)
在紀念富有靈感的、有成就的社會改革家埃利諾·拉思伯恩的一系列講演中，做一篇演講來對我們時代的社會改革問題作一個嘗試性的一般估價，也許是適當的。如果說我們已取得了成就，那是些什麼成就呢？我們西方社會和別的社會相比怎麼樣呢？這些就是我提出來要討論的問題。
我選了「我們時代的歷史：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觀點」作為我演講的題目，我覺得我應該從解釋這個題目開始。
當我講「歷史」的時候，我想特別是指社會和政治的歷史，但也指我們的道德和理智的歷史。我說「我們」這個詞，是指大西洋共同體的自由世界——特別是英國、美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瑞士，還有自由世界在太平洋的邊哨站：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我們時代」則特別指1914年以來的這個時期。但是，我也指最近的五六十年，即從布爾人戰爭以來的時代，或像人們有時所稱的溫斯頓·邱吉爾時代；也指最近的一百年，大體上就是從廢除奴隸制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以來的時代；也指最近的二百年，大體上就是從美國革命，從休謨、伏爾泰、康德和伯克以來的時代；在較小的程度上也指最近三百年——從宗教改革以來的時代；指從洛克、牛頓以來的時代。「我們時代的歷史」這句話就解釋到這裡。
現在我來談「樂觀主義者」這個詞。首先，讓我澄清這樣一點：如果我自稱是樂觀主義者的話，我並不想讓人以為我對未來有所了解。我並不妄想做一個先知，而且最不願意做一個歷史的先知。∗相反，我多年來一直試圖捍衛這個觀點：歷史的預言是一種江湖騙術。(2)我不相信歷史規律，特別不相信進步的規律這類東西。事實上，我相信，對我們來說，倒退比進步容易得多。
雖然我相信這一切，但我仍認為，我可以恰當地把自己說成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因為，我的樂觀主義完全在於我對現在和最近的過去的解釋。我的樂觀主義還在於我強烈讚賞我們自己的時代。無論你會對這種樂觀主義抱什麼看法，你將不得不承認，它有罕見的價值。事實上，悲觀主義者的哀鳴已變得有點千篇一律。無疑，在我們的世界裡，有不少東西只要我們對它們思索一番，就有理由抱怨它們；無疑，有時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出我們自己的毛病。但是，我認為，事情的另一方面也應有申訴的機會。
因此，我正是對最近的過去和我們自己的時代持樂觀主義的觀點。這就把我最終帶到了「觀點」這個詞，它是我演講題目的最後一個詞。我這篇演講的目的是：用簡單的幾筆勾勒出我們時代的鳥瞰圖。無疑，這純屬個人的看法——一個解釋而不是一個描述。但是，我將用論據來支持它。雖然悲觀主義者會認為我的觀點是膚淺的，但我至少將以向他們提出詰難的方式提出我的觀點。
這樣，我就從詰難開始。我將向一種信念提出詰難，這種信念似乎為人們廣泛持有，廣泛地為各方面人士持有；不僅為許多無疑非常虔敬的教士所持有，而且也為某些像伯特蘭·羅素這樣的理性主義者所持有，而羅素無論是作為一個人，還是作為一個哲學家，我都是十分敬慕的。
羅素不止一次表達過我想提出詰難的這個信念。他抱怨說，我們的理智的發展已超過了我們的道德發展。
在羅素看來，我們已變得非常聰明，實際上已經過分聰明了。我們能夠製作許多奇巧的玩藝兒，包括電視機、高速火箭和原子彈，或者熱核炸彈，如果你樂意的話。但我們的道德和政治至今還未能達到這樣的發展和成熟的程度，即還不能安全地支配和控制我們對自己的巨大理智力量的運用。正因為這樣，我們現在發現自己處於道德危機之中。我們邪惡的民族自豪感阻礙了我們及時達到世界大同。
可把這種觀點作一概括：我們是聰明的，也許過分聰明了，但我們也是邪惡的；這種聰明和邪惡的混合是我們災禍的根源。
為了反對這種觀點，我主張與此正相反對的觀點。我的第一個命題如下。
我們是善良的，也許有點過於善良，但我們也有點愚蠢；這種善良和愚蠢的混合正是我們災禍的根源。
為了避免誤解，我要強調，當我在這個命題中應用「我們」這個詞時，我把自己也包括了進去。
你可能會問我，為什麼我的第一個命題應該是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觀點的一部分。有許多不同的理由。一個理由是，邪惡甚至比一種有限的愚蠢更難對付，因為不很聰明的善良人一般都渴求學習。
另一個理由是，我並不認為我們已愚蠢得不可救藥，這當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的觀點。我們的毛病在於，我們很容易迷入歧途，很容易像塞繆爾·勃特勒(3)在《埃瑞璜》中所說的那樣，被別人「牽著鼻子走」。我希望你們允許我從我最喜歡的話中錄引一段。勃特勒寫道：「可以看到，埃瑞璜人是逆來順受和長期遭受苦難的人，容易被人牽著鼻子走，當他們中出現一個哲學家時，他們很快地讓常識匍匐於神聖的邏輯腳下，他使他們相信他們現存的制度不是建立在最嚴格的道德原則基礎之上，由此使他們失去自制力……」
你可看出，雖然我的第一個命題是直接反對像伯特蘭·羅素這樣的權威的，但它遠非是獨創性的。塞繆爾·勃特勒似乎已經沿著同樣的思路思考。
勃特勒和我對這個命題的表述在形式上都有點輕率。但是，這個命題可用以下方式表述得更加嚴肅。
我們時代的種種主要麻煩——我並不否認，我們生活在麻煩紛呈的時代——並非由於我們道德上的邪惡，相反，是由於我們的常常被引入歧途的道德熱忱：由於我們渴望改善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我們的戰爭基本上都是宗教戰爭；它們是關於怎樣建立一個較好世界的各個競爭理論間的戰爭。我們的道德熱忱常被引入歧途，因為我們沒能認識到，我們的無疑過於簡單的道德原則常常很難應用於（我們認為必須應用的）複雜的人類和政治形勢。
當然，我並不希望你馬上就同意我的命題或者勃特勒的命題。即使你同情勃特勒的命題，你也不大可能同情我的命題。你可能說，勃特勒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代表作家。但是，我怎能持這樣的觀點：我們並不生活在一個邪惡的世界裡呢？我已忘掉了希特勒和史達林了嗎？我並沒有忘掉。但是，我沒有讓自己對他們耿耿於懷。儘管有這些人，並且我保持著警惕，我仍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他們及其親近的幫凶，在這裡可以擱在一邊。更令人感興趣的事實是：大獨裁者有著大量的追隨者。而我堅持認為，我的第一個命題，或者，如果你喜歡的話，勃特勒的命題，適用於他們的大多數追隨者。那些追隨希特勒和史達林的人之所以追隨希特勒和史達林，用勃特勒的話說，大都因為他們是「易於被別人牽著鼻子走」的人。大家知道，大獨裁者訴諸各種恐懼和希望、偏見和嫉妒甚至仇恨。但是，他們主要訴諸一種道德信條，他們持有一種教訓；他們要求人們作出犧牲。訴諸道德信條這種做法很容易被濫用，看到這一點是令人痛心的。但是，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大獨裁者們總是試圖使他們的人民相信，他們知道通往更高道德的門徑。
為了說明我的觀點，我可以提醒你注意一本近在1942年出版的著名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裡，當時的布雷德福的主教攻擊某種社會形式，他把它說成是「不道德的」、「非基督教的」，他說：「當某種東西顯而易見是魔鬼的作品時，……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譴責教會的一個牧師為毀滅它而工作。」按照這個主教的看法，這個作為魔鬼作品的社會不是希特勒的德國或史達林的俄國；而是我們自己的西方社會即大西洋共同體的自由世界。這個主教在其中說了這番話的小冊子，是為了支持史達林真正邪惡的制度而寫的。我完全相信，這位主教的道德譴責是真誠的。但是，道德的偏愛蒙住了他和許多像他這樣的人的眼睛，他們看不見別人一眼就看到的事實；例如，無數無辜的人正在史達林的監獄中遭受著折磨這個事實。(4)
我想，這裡你已看到了一個典型的拒絕面對事實（哪怕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的例子；一個典型地缺乏批判的例子；一個典型的心甘情願被「牽著鼻子走」（再用勃特勒的話來說），被宣稱我們的「現存制度不是建基於最嚴格的道德原則」的人牽著鼻子走的例子。你在這裡看到了一個例子，如果把過多的善和過少的理性批判相結合，那善可能是多麼危險的東西。
但是，這位主教並不是孤立的。你們中有些人可能記得大約四五年前《泰晤士報》上一篇來自布拉格的未加駁斥的報道。在這篇報道中，一位著名的英國物理學家據說把史達林描述為一切科學家中最偉大的一位。今天，史達林的魔道學說已經成為（即使只是目前）黨的路線本身的基本成分。人們不知道這位著名物理學家現在會怎麼想。這完全表明，如果有人挺身而出聲稱知道通往更高道德之路，那麼我們令人驚異地易於被這人牽著鼻子走。
今天，史達林的信奉者提供了一個令人沮喪的場面。但是，如果我們仰慕基督教的殉教者，那麼對於那些正在俄國監獄裡遭受折磨然而仍信仰史達林的人，我們就不能不抱有一種哪怕是勉強的敬慕之情。他們信仰的是一種我們知道是不好的事業；今天，甚至黨員也知道這一點。但是，他們虔誠之至地信奉它。
如果我們記得，大獨裁者全都被迫對人類的善良表示敬意，那麼，就能明白我們這一方面的麻煩是多麼重要。獨裁者對他們並不相信的道德不得不在口頭上敷衍一番。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兩者都被當作道德和宗教信仰。這是他們僅有的力量。而在理智上，它們近於荒謬。
共產主義信仰的荒謬是顯而易見的。它訴諸對人類自由的信仰，但卻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壓迫制度。
不過，民族主義的信仰同樣荒謬。這裡我並不暗指希特勒的種族神話。我指的是一種所謂的天賦人權——所謂的一個民族的自決權利。甚至像馬薩里克這樣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也會把這個荒謬的東西認做人的天賦權利之一，想到這一點是令人清醒的。這足以動搖人們對哲學之王的智慧的信念。凡是認為我們是聰明又邪惡而不是善良又愚蠢的人都應當仔細思考這一點。因為，任何人只要稍微花點功夫批判民族自決原則，都一定會明白它的荒謬絕倫。這條原則等於要求每個國家都應該是民族—國家：國家應局限於自然疆界之內，這個疆界應和一個種族集團所處的地域相吻合；因此，應該由種族集團即「民族」來決定和保護國家的自然邊界。
但是，這種民族—國家並不存在。甚至冰島——我能想到的惟一例外——也只是這條通則的一個貌似的例外。因為它的邊界不是由它的種族集團決定的，而是由北大西洋決定的——正如它的邊界不由冰島民族保護，而由北大西洋公約保護一樣。民族—國家並不存在，只因為民族主義夢想的所謂「民族」或「種族」並不存在。長期定居在有著自然邊界的國家裡的同質的民族集團是沒有的，或者說幾乎是沒有的。各個種族的和語言的集團（方言常常等於語言壁壘）到處都是水乳交融的。馬薩里克的捷克斯洛伐克建基於民族自決的原則。但是，從它建立之日起，斯洛伐克人就以這個原則的名義要求脫離捷克的統治；最後，它被其日耳曼少數民族以同一原則的名義消滅了。實際上每當把民族自決原則運用於確定一個新國家的疆界時，都產生類似的形勢。在愛爾蘭，在印度，在以色列，在南斯拉夫，都是如此。到處都有少數民族。正當的目標不可能是「解放」他們，而應當是保護一切少數民族。民族集團的壓迫是嚴重的罪惡；但民族自決也不是可用的藥方。另外，英國、美國、加拿大和瑞士是在許多方面違反民族性原則的四個明顯的例子。這幾個國家各自設法把許多種族集團聯合起來，而不是由一個定居集團決定其疆界。因此，這問題似乎不是不可解決的。
然而，面對這一切明顯的事實，民族自決的原則今天仍然被公認為我們的一條道德信仰；並且很少受到責難。最近，一個賽普勒斯人在致《泰晤士報》的一封信中訴諸這條原則。他把它說成是一條公認的道德原則。他自豪地宣稱，捍衛這條原則的人是在捍衛神聖的人類價值和天賦人權（顯然甚至在威嚇他們自己的持不同意見的同胞時也是如此）。這封信並未提到賽普勒斯的少數民族；這封信被發表了；長長一系列有關這個問題的書信都始終一點沒有回答它的道德學說；這一切事實對於證明我的第一個命題很有幫助。其實，我覺得毫無疑問的是，喪命於正義的蠢行的人多於死於邪惡的人。
民族主義的宗教是狂熱的。許多人都準備為它獻身，深信它在道德上是善的，在事實上是真的。但他們錯了；正像他們的共產主義夥伴錯了一樣。很少有什麼信條比相信民族性原則的正義性製造更多的仇恨、殘忍和無謂的痛苦了；然而，人們現在仍然普遍認為，這條原則將有助於消除民族壓迫的苦難。當我看到甚至在今天人們仍毫不猶豫、毫無疑問、幾乎一致地接受這條原則——甚至那些政治利益顯然與之相左的人們也接受它時，我承認，我的樂觀主義有點動搖了。但我不願放棄這個希望，即有朝一日這條所謂的道德原則的荒謬性和殘忍性終將被一切有頭腦的人認識到。
但是，現在還是讓我們把這一切關於道德熱忱被引入歧途的令人沮喪的描述擱在一旁，轉到我們自己的自由世界上來。我抵制住為支持第一個命題而提出進一步論據的誘惑，提出我的第二個命題。
我已經說過，我是個樂觀主義者。作為一種哲學信條，樂觀主義最為人所知的是萊布尼茨精心為之辯護的那個著名學說：我們這個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我認為，萊布尼茨的這個命題不正確。但我肯定，當你聽到我的涉及我們自由世界——大西洋共同體社會的第二個命題時，你將授予我樂觀主義者這個恰當的頭銜。我第二個命題是這樣的：
儘管我們存在種種嚴重的麻煩，儘管事實上我們的社會肯定不是最好的可能社會，我斷言，我們的自由世界是至今人類歷史進程中出現過的最好的世界。
因此，我並不附和萊布尼茨說我們的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我也不說，我們的社會世界是一切可能的社會世界中最好的一個。我的命題只是，我們自己的社會世界是至今最好的社會世界——至少就我們所具有的歷史知識而言是如此。
我想，現在你們會賦予我自稱為樂觀主義者的權利了。但是，你們或許懷疑我是個唯物主義者——懷疑我把我們的社會稱作最好的社會，是因為它是有史以來最富裕的社會。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證，這並不是我稱我們社會為最好的社會的理由。無疑，成功地或幾乎成功地消滅飢餓和貧困，我認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讚賞的主要不是尼龍，也不是營養品，不是滌綸也不是電視。我說我們的社會世界是「最好的」，我指的是僅僅十四年前，被前布雷德福的主教污衊為魔鬼作品的那種價值觀念；我指的是通過基督教從古希臘和聖地，從蘇格拉底，從《聖經·新約》和《聖經·舊約》傳給我們的那些規範和價值觀念。
沒有任何時代，沒有任何地方，人作為人之受到尊重超過我們社會。人類的權利和尊嚴從來沒有受到過如此的尊重，也從來沒有過這麼多人準備為別人、特別為那些比自己不幸的人作出巨大犧牲。
我認為，這些都是事實。
但在更仔細地考察這些事實之前，我想強調，我也充分注意到了其他事實。即使在我們的世界裡，權力仍然在腐化。國民的僕人仍然時時表現得像禍害國民的主人。金元獨裁者仍然比比皆是；一個正在請醫生診治的理智正常的人如果對他的身體狀況表現出理智的興趣——即一種批判的興趣，那麼他必須準備被人當做令人討厭的低能兒看待。
但是，這一切與其說由於缺乏善良的願望，還不如說由於愚蠢和純粹無能。此外，還存在著許多與之抗衡的東西。例如，在屬於自由世界的某些國家裡（我是指比利時），為使醫院成為令人愉快而不是令人壓抑的地方這樣明確的目標，適當考慮到敏感的病人和現行慣例可能損害其自尊心的病人，醫院服務正在極其成功地加以整頓。在那裡人們認識到，在醫生和病人之間建立一種真誠的和理智的合作，保證決不慫恿一個人，甚至一個病人放棄他最後的自我責任心，是多麼重要。
但是，讓我們轉到更大的問題上來。在消除迄今一直困擾人的社會生活的那些最深重的邪惡方面，我們自由世界如果沒有完全獲得成功，也已很接近於完全成功。
讓我列舉我認為是社會合作所能消弭或減輕的一些最深重的邪惡。它們是：
貧困
失業和某些類似形式的無社會保障
疾病和痛苦
刑法的殘忍
奴隸制和其他形式的農奴制
宗教歧視和種族歧視
缺乏教育機會
嚴格的階級差異
戰爭
讓我們看看已取得了哪些成就，不僅看看在大不列顛這裡，以福利國家的方式，取得了哪些成就，而且看看在自由世界一切地方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取得了哪些成就。
赤貧實際上業已消除。這問題現在不再是大規模的現象，幾乎已成為找出仍然存在的孤立事例的問題。
失業和其他形式的無保障的問題已完全改觀。我們現在正面對因大規模失業問題已基本解決這一事實而引起的種種新問題。
在對付病痛的問題上，正在取得相當持續的進展。
刑法改革基本上消除了這個領域裡的殘酷現象。
反對奴隸制的鬥爭的成功歷史已成為這個國家和美國的永恆驕傲。
宗教歧視實際上已經消失。種族歧視已減少到超過了人們的最大希望。使這兩項成就顯得格外驚人的是下述事實：宗教偏見，甚至種族偏見，可能像五十年前那樣普遍存在。
教育機會問題仍是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但人們正在認真地、努力地解決它。
階級差異到處都已大大減小。在斯堪的納維亞、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事實上都已接近於無階級社會。
我的第八點是戰爭。這一點我必須討論得更充分些。也許最好把我在這裡必須說的話表述為我的第三個命題。
我的第三個命題是：自從布爾人戰爭時期以來，還沒有過一個自由世界的民主政府處於發動一場侵略戰爭的地位。任何民主政府都不會在這種事情上攜手聯合，因為它們背後沒有聯合起來的民族。侵略戰爭幾乎已成為一種道義上不可能的事情。(5)
布爾人戰爭在英國引起了感情的突變，導致道德上轉向贊成和平。正是因為這種態度，英國在抵抗德皇問題上猶豫不決，並只是在比利時受到了侵犯後才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種態度的影響下，英國曾準備容忍希特勒。希特勒的軍隊開進萊茵蘭，這是希特勒的不容置疑的侵略行動。然而，這個國家的輿論使政府不可能應付這種挑戰——雖然在這樣的形勢下應付這種挑戰本來是最合理的措施。另一方面，墨索里尼對衣索比亞的公然進攻嚴重地激怒了英國公眾輿論，以致明智地企圖分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霍爾-拉瓦爾計劃由於公眾義憤的爆發而化為泡影。
一個更有說服力的例子是，公眾對先發制人的對俄戰爭問題的態度。你們也許記得，在1950年前後，甚至伯特蘭·羅素都主張先發制人的戰爭。必須承認，有種種充分的理由贊成這樣做。俄國那時尚未擁有原子武器庫；而且這是防止俄國人得到氫彈的最後機會。
我並不羨慕美國總統有權在這樣可怖的選擇間作出抉擇。一種選擇是發動一場戰爭。另一種是聽任史達林獲得毀滅世界的實力；而這種實力確實不該賦予他。伯特蘭·羅素堅持認為，從純粹理性的觀點看，第二種選擇甚至比第一種更糟糕，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決定並不是這樣作出的。即使在這些緊要的形勢下，並且勝利實際上是確定無疑的，一場侵略戰爭在道德上也還是不能允許的。
自由世界仍然準備參與戰爭。它準備參與反對嚴重不平等的戰爭，就像它過去不止一次做過的那樣。但是，只有在面對赤裸裸的侵略時，它才會這樣做。因此，就自由世界本身而言，戰爭已被征服。
我已簡短地討論了我列舉的八大社會邪惡。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指出自由世界已取得了什麼成就。因為，我們已變得過分懷疑自己。我們懷疑自我正義性之類的東西，我們覺得自命有道德是討厭的。我們的最大收穫之一是不僅容忍別人，而且還嚴肅地捫心自問：其他人是否就不正確，總的來說是否就不是較好的人。我們已了解到基本的道德真理：任何人都不應在他自己的案件中當審判員。無疑，這是某種道德成熟性的一個徵兆；但是，一個人可能矯枉過正。在發現了自命有道德的毛病以後，我們便陷入了它的老一套的反面：陷入了老一套的妄自菲薄和與自命不凡相反的姿態。知道了一個人在他自己的案件中不能當審判員以後，我們成為我們的反對者的辯護人。於是，我們變得對自己的成就視而不見。但是，這種傾向必須加以抵制。
當赫魯曉夫先生在印度之行中控訴英國殖民主義時，他無疑相信他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他的譴責基本上導源於英國（中間經過列寧之手）。假如他知道這一點的話，他可能會把這作為相信他的言論的一個附加理由。但這樣他就錯了；因為這種自我譴責是英國特有的優點也是英國特有的缺點。事實上，印度的自由觀念誕生於英國；就像現代一般政治自由觀念誕生於英國一樣。那些為列寧和赫魯曉夫提供道德彈藥的英國人和那些向印度提供自由觀念的英國人密切相聯繫，甚至是同一些人。
答覆赫魯曉夫先生的那位英國大政治家對他自己、對我們不同的生活方式談得這樣少，對此我總感到遺憾。我完全肯定，這位政治家根本沒有給赫魯曉夫先生留下什麼印象。但是，我認為，他本來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假如他用以下例子指出我們自由世界和共產主義世界之間的不同，我肯定赫魯曉夫先生會理解他的。我們的政治家可以這樣說：
「我們兩國之間的差異可作如下解釋。假如我的長官安東尼爵士明天突然死了。我可以向你保證，在我們國家裡，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有哪怕一瞬間想到可能是我謀殺了他。甚至一個英國共產主義者也不會這樣想。這就解釋了我們各自行事方式的不同。毫無疑問，這並非種族上的不同，因為我們可以從莎士比亞那裡知道，在不太久以前，我們也曾用那另一種方式行事。」
我認為，答覆這一切荒唐而可怕的對英國的譴責是重要的。這種譴責常發端於英國，但流行於今日世界。因為我相信觀念的力量，包括錯誤的和有害的觀念的力量。我相信我所稱的觀念的戰爭。
觀念的戰爭是希臘人的發明。它是曾經作出的最重要的發明之一。實際上，用語詞戰爭代替刀劍戰爭的可能性正是我們文明的基礎，特別是我們文明的一切立法和議會機構的基礎。這種用語詞和觀念進行戰鬥的習慣是把鐵幕兩邊的世界聯合起來的少數東西之一（雖然在另一邊，語詞僅僅不充分地取代了刀劍，有時還用來為殺人做準備）。要知道希臘時代以來觀念變得多麼有力，我們只須記住，一切宗教戰爭都是觀念的戰爭，一切革命都是觀念的革命。雖然這些觀念經常地是錯誤的和有害的，而不是正確的和有益的，但是，如果有些較好的觀念找到足夠有力的理智的支持，它們或許就有延續下去的必然趨勢。
這一切可以表述成我的第四個命題。它是這樣的：
觀念、特別是道德觀念和宗教觀念的力量，至少同自然資源的力量一樣重要。
我完全知道有些政治學學生強烈反對這個命題；完全知道有一個所謂政治實在論者的很有影響的學派，他們宣稱「意識形態」（照他們的叫法）對政治現實沒有什麼影響，而且就是有的話，這種影響也必定是有害的。但我認為，這是個站不住腳的觀點。如果它正確的話，那麼基督教就不會對歷史產生影響；美國就成為不可思議的東西，或者只是一個有害的錯誤的產物。
我的第四個命題，也即觀念力量的學說，是18、19世紀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思想所特有的。
但是，自由主義運動不只是相信觀念的力量。它還持有一種我認為是錯誤的觀點。它認為，對立的觀點幾乎不必交戰。這是因為它認為，真理一旦提出，總會被人認識。它相信真理顯現論——對壓制和顛倒真理感興趣的力量一旦消滅以後，真理就不會被人錯過了。
這個重要和有影響的觀念——真理是自明的——是我不能贊同的一種樂觀主義。我確信這個觀點錯了，與此相反，獲得真理是艱難的，甚至常常是痛苦的。於是，這就成了我的第五個命題。
真理是難以獲得的。
這個命題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宗教戰爭。雖然它是個認識論問題，但它很能說明文藝復興甚至古典時代以來的歐洲史。
現在讓我在餘下的時間裡對這段歷史——我們時代的歷史，特別是從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以來的歷史——作短暫的一瞥。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可以看作是兩種觀念間的鬥爭。一種觀念認為真理是顯現的——真理是一本打開的書，凡是心地善良的人都可以閱讀。另一種觀念認為真理是隱蔽的，只能被上帝的選民辨出；這本書只有教會的牧師能夠讀懂，也只能由教會的權威加以解釋。
雖然在第一種觀念里，「書」指的是《聖經》，但到了後來它是指自然之書。培根認為，這本自然之書是打開著的書。那些誤讀它的人是受了偏見、急躁和「預想」的錯誤影響。只有當你不帶偏見地、耐心地、不預先想像書的內容來讀它時，你才不會犯錯誤。錯誤總是你自己的過錯。正是由於你自己的反常和邪惡，你才拒絕認識顯現在你面前的真理。
我認為，這個樸素但錯誤的觀點，即認為真理是顯現的觀點，成為促進現代學術的激勵力量，成為和古希臘人那種較多懷疑論色彩的古典理性主義對立的現代理性主義的基礎。
在社會觀念的領域裡，真理是顯現的這個學說導致了個人道德和理智責任心的學說以及自由的學說；它導致了個人主義，以及一種理性主義的自由主義。這種學說使得教會的精神權威及其對真理的解釋成為多餘的，甚至是有害的。
另一方面，一種對真理更帶懷疑色彩的態度導致了強調教會權威，強調獨裁主義其他形式。因為，如果真理不是顯現的，那麼你就不能讓每個個人去解釋它；因為這必然會導致混亂，導致社會崩潰，導致宗教分裂以及宗教戰爭。可見，這本書必須由一個壓倒一切的權威來解釋。
這裡的爭論可以說是個人主義的理性主義和獨裁主義的傳統主義間的爭論。
理性主義和獨裁主義的傳統主義之間的爭論，也可以說是以相信人、人的善和人的理性為一方，以不相信人、人的善和人的理性為另一方的爭論。
我可以承認，在相信人和不相信人之間的爭論上，我的感情完全站在樸素自由主義的樂觀主義者一邊，雖然我的理性告訴我，他們的認識論是完全錯誤的，真理事實上是難以獲得的。我厭惡使人們處於監督和權威之下的觀念。但另一方面，我必須承認，擔心權威和傳統江河日下的悲觀主義者是有識之士。大規模的宗教戰爭、法國和俄國的革命等可怖經驗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和先見之明。
但是，雖然這些戰爭和革命證明了謹慎的悲觀主義者是明智的，但並不證明他們是正確的。相反，我相信，歷史的結論——當然，我是指我們時代的歷史——一般說來支持那些相信人和人的理性的人。
自從宗教改革運動以來，在我們自由世界社會裡，確實看到了以往任何時代所無法比擬的權威的沒落。它現在是一個沒有權威的社會，或者像有人所說的，一個沒有父親的社會。
宗教改革運動通過強調個人良心而廢黜了作為負責人類世界的統治者的上帝：上帝只能在我們的心裡，通過我們的心來統治。新教徒相信正是通過他自己的人類良心上帝才統治世界的。對世界的責任是我的也是你的：這是新教徒的信念；當布雷德福的主教呼籲他的牧師去毀滅一個乃是魔鬼作品的社會世界時，他是作為一個模範新教徒說話的。
但是，獨裁主義者和傳統主義者都認識到，一個無權威的或無父的社會必定會導致毀滅一切人類價值。我已說過，他們是明智的，而且在某一方面他們是較好的認識論者。然而，他們錯了。因為，還存在其他革命，即光榮革命和美國革命。還有我們現在的自由世界、我們的大西洋共同體。這是一個由我們自己的個人良心的相互影響來治理的沒有父親的社會。而且，像我企圖說服你相信的那樣，這是迄今存在過的最好的社會。
獨裁主義的錯誤是什麼？他們的明智為什麼要予以否棄？我認為，在我們自由世界裡有三個因素已成功地代替了被廢黜了的權威。
第一個因素是我們對真理的權威的尊重，這是一種非個人的、人與人之間的、客觀的真理，我們的任務是去尋找這種真理，我們無力去改變它或者隨意解釋它。
第二個因素是在宗教戰爭中汲取的教訓。因為，我認為，在這些戰爭中，我們確實汲取了教訓：我們確實是從我們的錯誤中汲取教訓的（雖然在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中，這似乎是罕見的和困難的事）。我們領悟到，宗教信念和其他信念，只有當它們為人們自由地和真誠地抱有時，才是有價值的；企圖強迫人們去遵從，那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抵抗這種強迫的人正是最好的、其實也是惟一最值得爭取他們擁護的對象。因此，我們不僅學會了寬容異己的信仰，而且也學會了尊重它們，尊重真誠地持這些信仰的人。但是，這意味著，我們慢慢開始區分真誠與教條的固執或懶散，開始認識這條偉大真理：真理不是顯現的，不是一切渴求真理的人都能一眼望見的，而是難以獲得的。我們還領悟到，我們切不可從這條偉大真理中引出獨裁主義的結論，相反，應當懷疑一切自稱是教導真理的權威的人。
第三個因素是，我們還領悟到了：只要互相傾聽意見，互相批判，我們就能越來越接近真理。
我認為，這種批判形式的理性主義，尤其是這種對客觀真理的權威的信仰，對於一個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礎上的自由社會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正因為這樣，所以重要的是不要讓我們的思想受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這類理智上的誤解的嚴重影響。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是對教條主義和獨裁主義感到失望的可以理解的結果。）
但是，這種批判態度同時也為調和理性主義和傳統主義留下了餘地。批判理性主義者可能讚賞傳統，因為雖然他相信真理，但他並不相信他自己確實占有了真理。他可能認為通向真理的每一步、每一途徑都是有價值的，甚至是無法估量的價值；他可能看到，我們的傳統常常有助於鼓勵這一步步的逼近，也看到，如果沒有一個理智的傳統，個人就幾乎不可能向真理邁進哪怕一步。正因為如此，對理性主義的批判態度、理性主義和懷疑論之間的妥協，長時期來一直是英國中間道路的基礎：尊重傳統，同時又承認必須改革它們。
未來將帶給我們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過去和當代的成就向我們表明了人類力所能及的範圍。這些成就可能教育我們，雖然觀念是危險的，但我們能夠從我們的錯誤中學會怎樣把握它們；怎樣批判地對待它們，怎樣駕馭它們，怎樣把它們運用於我們的鬥爭，包括我們向隱藏的真理前進一小步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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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紀念埃利諾·拉思伯恩的第六次演講，1956年10月12日，布里斯托爾大學。（以前沒有發表過。）
(2) 參見我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1957年，以及第16章。
(3) 塞繆爾·勃特勒（1835—1902），英國小說家、諷刺作家。——譯者
(4) 這本小冊子是吉爾伯特·柯普的《階級鬥爭中的基督教徒》（Christians in the Class Struggle），前面有布雷德福主教寫的序言，1942年。比較我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1950年和以後各版），第1章注③和第9章注。
(5) 這篇演講發表在蘇伊士冒險之前。在我看來，這次冒險行動的可悲歷史支持了我前面三個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