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 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未刊稿）

這個題目可以分三方面討論：一、中國歷代對於史學觀點之變遷，二、西歐歷代對於史學觀點之變遷，三、近代數種史觀之解釋。今依次說明於後： 一　中國歷代對於史學觀點之變遷 客觀史學方法，非歷史初年產物，而為後起之事，大概每一個民族歷史的發展，最初都是神話與古史不分，其次便是故事與史實的混合，經過此二階段後，歷史乃有單獨的發展，如希臘古史之記載，最初亦與神話傳說混合，試問中國早年歷史是否與神話有關？惜乎中國文化發達甚早，旁的民族、國家，無從替中國記載，因此中國歷史黎明期，就少記載的機會，加以古史之保存與人民迷信程度有關，當周朝時，中國人民知識已早發達，對於古代之傳說，加以懷疑，而將傳說中之神和故事人格化、理智化，而創成新的理論的系統。所以歷史的初年有三皇五帝之說，《論語》一書，不談古代史，並且亦不願談古代史，以其不足征也。征而後言，這種態度對於研究學問，很有幫助，不過中國古代史料就因這種態度所抹去的不在少數，由此說來，難道中國古代史料竟消滅淨盡了嗎？不然，也有部分保存，大概與儒家相隔愈遠、與乎未如何理想化之史料，其真確性愈大，如《孟子》不如《楚辭》，《楚辭》不如《山海經》。禹鯀故事，求之《孟子》，不如求之《楚辭》，求之《楚辭》，不如求之《山海經》。 中國古代，號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可怪者，近世發現兩種東西——金文與甲骨——即與《尚書》、《春秋》相印證。《尚書》中可信之材料，如《周誥》、《康誥》等篇，證諸鐘鼎彝器所載而無訛。至於《春秋》乃一編年史，不外出於日記，由實錄變為國史，系長期記載之產品，其特點即在編年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記事僅標題而無內容。甲骨雖占卜之用，卜後必雕文其上而保存之。記注必有主，必有事，必有月日，依時屢積，久則可據以作編年史。又《春秋》記事僅一言，此種體裁，甚為特別，在早年記載之方式中與甲文相似更厲害，再以二者文法相比較，亦可窺出二者有甚大之關係，所以我們今日研究中國史，與其求褒貶之法於《春秋》，不如將其與甲文相關之處多多加以比較研究。 《國語》載楚莊王為其子聘叔時為師，叔時教之春秋，教之世，教之禮，教之樂，教之令，教之語，因有此種種教育，才能啟發貴公子。所以早年歷史就存在此種貴族教育之目的中。 古史編年系統為晉之《乘》、楚之《檮杌》，及《墨子》所見百國《春秋》等，但諸書散佚，今所存者僅《汲冢周書》，於戰國時埋藏，經數百年始出土，未經兩漢儒家之點綴，其材料甚可貴，尤其對於戰國記載特別清晰，中國古史與西歐古史之比較其優點，就在年代清楚，如史公作《六國表》根據《秦記》以秦為骨幹，而忽略其餘強國改元之事，記載年代，有時亦不免錯誤，因此《竹書紀年》大有助於年代之考訂。綜之，古史編年系統，今所存者，不外甲骨、《春秋》和《汲冢紀年》。 《左傳》或稱左丘所撰，或謂今本《左傳》，乃漢人割裂《國語》以偽撰，何者為當，姑置勿論，今假定《左傳》從《國語》而來，《左傳》仿《國語》常多詩曰或君子曰之言以結尾，其作用就在總束故事，暗寓道德教育之義。此種體裁，《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亦多援用，所以中國左史真正記事而不懷教育、政治、社會諸作用者很少。是種詩曰、君子曰影響後來之文體甚大，後之著述者每多引詩為證，其體裁皆淵源於此。 晚周前，中國古史有編年之《春秋》與《國語》兩系。後來凡帶批評性之書，統稱《春秋》，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虞氏春秋》等等，可見當時「春秋」之普遍性，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並無旁的證明。《論語》中關於孔子與《詩》、《書》之關係多言之，而於《易》、《春秋》獨否，且孟子所見之《春秋》，是否為今日吾人所見之《春秋》尚成問題，也許今日之《春秋》在早年與孔子並無直接關係，也說不定，不過一到漢朝，《春秋》便成為儒家最重要之書籍。 《呂氏春秋》即模仿《春秋》而作，雖不編年，卻編月，不記其事，而卻載其道理，將許多理論而納之於十二月中，當時凡著書立說，必須遵守二條件，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也，換言之，著述必有所本而且能以古典之方式推出新論，此乃得成功。戰國諸子著述無一例外，《呂氏春秋》既仿《春秋》而又合各種文體於一爐而冶之，實一集合諸種體裁之產物，繼之而起者，後有《淮南子》。 《史記》並非客觀歷史，加入主觀思想，不過有其特殊見解，為綜合史體，其排列情形，根據《呂氏春秋》與《淮南子》。不過前者記事，後者記理而已，史公在其自序內雖明言不敢學《春秋》，而暗裡即效法《春秋》，寓褒貶之意於著述中，總之，《史記》非客觀歷史，而是自成一家之言，《藝文志》歸之於《春秋》家，《隋書·經籍志》乃獨立一部，又史公非考訂家，而是記錄家，如《老子列傳》敘述老子多至三人，究莫知其何指，《史記》之長處：A.比較編年學之觀念之早現；B.《史記》八書即中國古代之文化史；C.自《史記》以後紀傳體即成立，後來史學界有編年、紀傳兩派，所有著述都不外此兩種，雖工拙有別，而摹擬則一；D.自《史記》而後，史始自成一派，實為承前啟後之一大部著作，自漢迄唐，史學競勝者只在文學與文法而已，子玄《史通》，即批評各史之史法，此風至宋乃為之大變。 當時史學最發達，《五代史》、《新唐書》、《資治通鑑》即成於是時，最有貢獻而趨向於新史學方面進展者，《通鑑考異》、《集古錄跋尾》二書足以代表，前者所引之書，多至數百餘種，折衷於兩種不同材料而權衡之，後者可以代表利用新發現之材料以考訂古事，自此始脫去八代以來專究史法文學之窠臼而轉注於史料之搜集、類比、剪裁，皆今日新史學之所有事也，《通鑑》一書於《春秋》正統思想亦有莫大解放，然其主觀成分亦不能廓然去之，觀資治之名可知《五代史》、《新唐書》亦具同病。雖然，北宋史學因已超越前代遠矣，惜乎南渡後無進展，元明時生息奄奄。 清朝之《明史》、地理學等亦有可觀，大史學家亦有之，而史學終不發達者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殆政治關係使然，因之遏制史學之發展，清朝史學家為避免文網，不敢作近代史料之搜集編纂，而趨於考訂史料之一途，《廿二史劄記》、《十七史商榷》為貢獻之最大者。樸學之興，始於明，最初求博後求精，再後求精求博，而更求通，顧、黃集其大成，率因政治之影響，後之學者，不敢追蹤前賢，乃專注於考證。當時學術界僅有專家之發展而無通人之培養。乾嘉間，漢學發達結果，從極端分析精神中變出今文《公羊》之學，以經學為名而有政治作用。乾嘉以後，史學有新要求：A.邊疆土地，B.金石學（特別金鼎鍾文之學），C.遼金元史之講求。然而有清一代始終未出一真史家與真史書。 現在中國史料由於地下之發掘與考古學之貢獻，日益加多，作史較易，加以近代西洋史學方法之運用與乎社會科學工具之完備，今後史學界定有長足的進展。 二　歐洲歷代史學觀點之變遷 中國學問，自古比西洋繼續性大，但最近千年來，反不如西洋之有繼續性，此亦中國近代文化落後之一原因。歐洲歷史，一方面分成幾個階段，另一方面西歐文化自羅馬教會成立以來，從未經外力之掃蕩，雖有革命，要不過內部之改革。中國不然，經永嘉、靖康兩次南渡，許多學問，多成絕學。中國歷代史籍，傳者較少，失者反較多。因天災人禍之交迫及外患之侵入，散失者更不知若干。且以學問方面，從無繼續性之組織，由是專家之學，先生不得以傳學生。西歐史料經教會與貴族之保存，於是史學方面，得以有繼續性之進展。 歐洲史學，自教會興起後，其繼續性比中國史大，然而在希臘以前，其情形恰相反也。當時文化中心，一在尼羅河，一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史料來源有二，一為《舊約全書》，一為史學家與旅行家之記載。前者出自希伯來，後者出自希臘，雖亦有可貴處，然與中國古史比較則相去遠矣。Herodotus、Xenophon等關於埃及、近東之記載，其確性實亦不如近年學者之貢獻。歐洲古史，初亦以神話為本，後更基於傳說，當希臘諸城邦獨立時，諸城市、貴族、教士，多有種種記載。此種記載，為西史之特色，為甚可實貴之史料，希臘史頭一階段多帶野蠻性，為半神半事之觀念，著作以荷馬之詩為代表，後來文化大進步，發出燦爛的光輝。當時歷史記載方式多出之於採風問俗，這種歷史很有可以批評的地方，始終有其浮誇處。歐洲史學有一特別現象，始自希臘即文史不能分離，史學獨立，是晚年之事。為荷馬之詩，文學兼史學，實則史學不過文學之一附庸而已。 羅馬文化，處處受希臘影響，詩歌雖不及而歷史實駕希臘而上之。羅馬政治有效能，軍事優越性大，思想迷信與漢同，羅馬文化之貢獻，為法律、政治，而歷史亦偉大貢獻之一。就史學家言，希臘史學家多為寫興家、交學家，羅馬史學家不是單獨的史學家，而是當時一般大政治家或大將，記述之目的，不在文字之優美，而在事實之錄存，所記之事，不在往昔，而在當年，成就一種較有確實性的歷史。但自教會興起後，史學界大有變動，紀元五六世紀之交，大思想家輩出，最要者為St. Augustine，彼以整齊之方法敘述過去史實，以埃及、波斯、亞歷山大、羅馬四帝國所以不能長久支持者，乃無宗教為之維繫，彼更以教會為上帝之代表，而為拯救之仲介，組織一有系統之神學，而以歷史證明之，使歷史一改舊觀，而為耶穌教神化之產物。奧氏所著之羅馬教會以之作為典型書籍，解釋不能出教義之範圍，猶幸雖作法定解釋，尚未禁人研究希臘之古學，在教會中亦不斷的探討。不過，終未有若何新的發現。羅馬亦未禁止古學，但禁止對於古學離於教會之解釋，遂使一切學問陷於停止狀態。後來因有宗教狂之發生，青年求知慾大大增加，乃從事收求遺本於東羅馬之流之人與阿拉伯人，對於希臘學術發生極大興趣，而新文學新史學於以發生，一脫宗教之色彩，此即所謂文藝復興時期，當時史學，亦如希臘文史不分，亦以採訪之史料編之，不過於St.Augustine神道化之解釋，至少可說是存而不論，抑且更進而攻擊之。雖然，仍不以史為談事之對象，而以史學為表現文學之工具，此種風氣流傳英、法，至今未替。 近代史學發展有二點： A. 觀點——近代史學觀點，與其謂為出於思想之變化，毋寧謂為事實之影響，最大者為新大陸之發現，增加無窮傳聞故事，發現許多不同之人、不同之地、不同之風俗、不同之事物，激起一個普通問題，人類為何分離發展。對於以前四個大帝國在前，基督教在後。上下古今一貫之學說，根本動搖。對於異樣文明，發生新的觀念，新解釋的要求，換言之，即引起通史之觀念、通史之要求，而通史學發展，德國實居於領導地位，最後之結晶，即紅巴爾提（Humboldt）之貢獻，其見解雖不無可處，然其作品實世界第一部通史。 B. 方法——歐洲自中世紀以來，教會所保存之史料不少，而各地亦有各地之記載，如德之漢堡、不萊梅等市，皆有記載，加以歐人性喜記載自身事跡，辦外交者都常寫Memoire。近代歷史學之編輯，則根據此等史料，從此等史料之搜集與整理中，發現近代史學之方法——排比、比較、考訂、編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學亦可說是史料編輯之學，此種史學，實超希臘羅馬以上，其編纂不僅在於記述，而且有特別鑒訂之工夫，自此種風氣養成之後，各國皆有編纂史料之努力，重要之作品亦屬不少，如德國之Monumenta Sermanae Historica是，此外法俄皆有同等之進步。過去史學與其謂史學，毋寧謂文學；偏於技術多，偏於事實少；非事實的記載，而為見解的為何。史學界真正有價值之作品，方為近代之事。近代史學，亦有其缺點，討論史料則有餘，編纂技術則不足。雖然不得謂文，但可謂之學，事實之記載則超前賢遠矣。 此二種風氣——一重文學，一重編輯史料——到後形成二大派別，一派代表文史學，一派代表近代化之新史學，前者如Treischke之《法國革命史》，不在史料本身之講求，而惟文學、主觀見解之是務，此書對世界影響雖大，終以文學價值為多。後者如Mommsen之《羅馬史》，其記載之確實性，實較當年羅馬人之作品而上之，因Mommsen所可得見之史料為當年羅馬人所不及見也。 此外史料來源問題，亦使新史學大放異彩。如Herodotus之記載埃及古史，不過問諸廟宇住持，雖寫得有聲有色，而事之確切遠不如今日挖掘之證明。至於《希臘史》，因現今希臘神話學、考古學、語言學之研究，昔年之記載亦不及今日遠甚，羅馬史更無論矣。由於史料之搜集、校訂、編輯工作，又引起許多新的學問。中國先有金石學，後有考古學，歐洲情形亦復如是。中國金石學之對象，為鐘鼎款志，歐洲為錢幣，後有普遍考古學，如埃及考古之結果，而使二千餘年人類歷史中久已遺失部分復行發現。亞洲之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沿岸所發現之紀念物，亦藉考古學之助而得知，西亞細亞之人類如何脫去草昧時代，自愛琴海發掘後，得知希臘文化非突然興起，埃希文化之接觸，愛琴海實為之橋樑，又小亞細亞半島之考古，吾人得知紀元前1500年前西臺人侵入該島之狀況，此為印度歐羅巴族之第一次出現於歷史舞台，由各地發掘考古之貢獻，今人對於世界知識實在古人以前。不僅此也，歐人史學之發展更進而利用東方史料，如阿拉伯、印度、中國是。歐洲人利用阿拉伯之史料，最早關於研究古地理及希臘、羅馬諸問題，多靠之；其次關於西方史學問題之考訂，印度文獻亦有幫助。自中西接觸後，西域、匈奴之問題與乎蒙古之源泉，還有賴於中國史料之解釋，西人利用東方史料，發展東方學，於亞洲史貢獻極大。 綜之，近代史學，史料編輯之學也，雖工拙有異，同歸則一，因史料供給之豐富，遂生批評之方式，此種方式非抽象而來，實由事實之經驗。 三　近代數種史觀之解釋 因人類接觸，發生世界史要求，以解決新問題，同時一般哲學家以為歷史無非事實之記錄，事實之演變，必有某種動力驅之使然，如能尋著此種動力之所在，則複雜之歷史，不難明其究竟，因是而有史觀之發生。所謂史觀，即歷史動力之觀察，觀點不同推論即異，今僅擇其最有勢力之三種而略論之。 A. 進化史觀　進化論觀點淵源於達爾文，19世紀下半葉之學術界，受達爾文學說之影響極深，彼之思想甚為奇異，不出之於生物學，而得自馬爾薩斯之《人口論》。馬爾薩斯以為人口是按幾何級數而增加，食物是按數學級數而增加，二者之間必失其調和，限制人口之增加，非鬥爭不足以言淘汰。後來達爾文將馬氏學說用之於生物學方面，此即自然淘汰之來源。所謂優勝劣敗，適者生存者，也由此中演出。此種思想盛極一時，人文科學、物質科學皆大受其影響，歸納攏來，達氏學說之優點，在將整個時間性把握住，於史學演進給一新的觀點，同時文化人類學、人種學之興起亦有幫助。自其流弊言之，西歐自文藝復興以來，繼續希臘文化，講自由，斥暴君，暴君雖有，而學術思想之自由則不斷言，但自19世紀以來，人道主義趨於淘汰，武力主義逐漸抬頭，此種思想於達爾文學說未始全無影響。 B. 物質史觀　以物質現象解釋人類生活，亦即解釋歷史。此與唯物史觀不同，唯物史觀不過其中之一部而已，如新大陸之發現，許多不同之人，不同之事物，不同之風俗，皆以地理環境不同解釋之，人類顏色之不同，亦因所居緯帶而有差異。此種解釋常有例外，馬克思之《剩餘價值論》中曾有詳細之批評，此派在英以T.H.Buckle為代表，所著《英國文化史》包羅萬象，彼之主張，以為人類愈進化，天然之影響愈小，愈草昧，天然之影響愈大。天然影響人類之物，不外天氣、食物、水、地理形勢四種。對於早年西班牙文化，亦有許多解釋，對於各地社會組織與地理影響也有許多討論，此種學派，現盛行法國，稱人文地理學派。Buhnes之著作曾解釋早年羅馬村落生活之現象，彼以為古代人類之住居必在臨河之高岸上，以地理環境解釋文化之發展，對於歷史之幫助甚大。 C. 唯物史觀　唯物對唯心言，特別對黑格爾之哲學而發，黑格爾對於歷史有兩種解釋：（一）玄學的解釋，黑氏以為人類世界，全依正反合之辯證法演進。（二）黑氏以歷史發展最初系由中國而印度而近東以及意、西、法、英、德，每一階段有一Idea，後者居上，德國最好。現在言之，雖覺可笑，而當時卻風行一時，其弟子馬克思盡得其學而代以新名詞，即成唯物史觀。中國從無此種異說，對於歷史只有將其倫理化，歐洲則使之抽象化，為St.Augustine之四帝國之說，早已見於5世紀，黑格爾之學說系統，大概亦受天主教之影響，儘管他要求解脫，而下意識早已受其支配。馬克思雖求改革黑格爾學說，而早受黑格爾學說影響，自尚不知如彼以歷史進展靠階級鬥爭，在兩階級鬥爭之後，必然產生一新的階級，此與黑格爾之Idea進展何異？又馬克思分社會為農業社會、工業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亦無非在變黑格爾之橫斷髮展為縱斷髮展，其名為唯物，實以唯心為後盾。馬克思之貢獻一在《剩餘價值論》，其中對於人文地理學派多所批評；其次為《共產主義宣言》。其弊端（一）將整個世界進展視作直線過程。（二）馬克思之《唯物史觀》根據工業革命前後史料以歷史片斷現象，而欲概括通有之歷史現象，是誠不可能。 （原載1995年12月《中國文化》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