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 《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
民國十八年一月間，董彥堂先生以他手寫上石的《新獲卜辭寫本後記》寄來廣州本所。所中同人看了大高興，以為彥堂這次發掘雖然依舊是繼續十七年夏之調查，不居於發掘的本身，然而若干考古學的基本問題，已在這試驗的發掘中列出。例如，河道與殷墟的問題，甲骨之地下情形由於沖勢，商代曆法之設想，卜辭工具之舉例，一個字體之「發生式」的演化等，雖說都只是提出來的問題，不是答案，然在這樣試驗的發掘中正只重在取得問題，持此等之試驗以作結論，轉是荒唐。殷代刻文雖在國維君手中有那麼大的成績，而對待殷墟之整個，這還算是第一次。於是在廣州的幾位本所同人，要有所貢獻於彥堂。我也感於他的新獲卜辭第三五八「代 」及第二七七「令周侯」之兩塊，引起許多感想，寫給彥堂一封信，要為這後記寫一跋語；而本所北遷，終未得寫。中間中央研究院聘李濟之先生為本所考古組主任，於十八年春將殷墟開始為系統的發掘，於是在中國境內近代的考古學，藉這工作在本所中由李、董兩先生創業。兩季工作之結果，已經引起國際學術界的注意，到現在已全不用我來頌讚。惟舊時感於彥堂之後記而想到的兩個問題，在心中續有所增展。李、董兩位迫我如約寫下，於是不得不有下列兩段扯二連三的跋。
一 楚之先世
新獲卜辭第三五八「戊戌卜又伐 」。彥堂說：
羋作，當為殷時國名。《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其長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又稱「昆吾氏，夏時嘗為侯伯。」「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按昆吾，彭祖之後，嘗為夏殷之侯伯，則羋之為姓，當在夏世之前，殷代有羋姓之國，固無足異。惟史傳失載，莫可考證耳。
按，此一殘片，一經彥堂釋定，他是羋字，則古史中若干材料憑藉他點活者不少。大凡新獲的直接記載，每不能很多的，而遺傳的記載，雖雜亂無章，數量卻不少。每每舊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點，則登時變成活的。即如《史記·殷本紀》的世系本是死的，乃至《山海經》的王亥，《天問》的恆和季，不特是死的，並且如鬼，如無殷墟文字之出土，和海寧王君之發明，則敢去用這些材料的，是沒有清楚頭腦的人。然而一經安陽之出土，王君之考釋，則《史記》、《山海經》、《天問》及其聯類的此一般材料，登時變活了。又如現在古玩鋪的及外國博物院的中國真東西，不為不多，此時還是死的，一經科學的發掘，便可因幾點確定了之後而變成活的。彥堂這個發見，正是這麼一個點活的一點。
記得民國十三年間，我正在柏林住著，見到顧頡剛先生在《努力》上的疑夏禹諸文，發生許多胡思亂想。曾和陳寅恪先生每一禮拜談論幾回，後來也曾略寫下些來，回國途上只抄了一半給頡剛。經過兩年，頡剛不得我同意，把他在《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四期（1928年1月31日）印出，其中有一段說（本刊本集第三四葉）：
荊楚一帶，本另是些民族。荊或者自商以來即是大國，亦或者始受殷封號，後遂自立。楚國話與齊國話必不止方言之不同，不然，何至三年莊岳，然後可知？孟子罵他們舌，必然很和北方的中國話不類。按楚國話存在到現在者，只有謂，乳穀謂虎，「於菟」二詞。乳是動詞易變動，而虎是靜名，尚可資用。查吐蕃（即今西藏）語，謂虎為吐stag，吐蕃語字前之s每在同族語中為元音，是此字容有印度、日耳曼語系的線索，但一字決不能為證耳。又漢西南夷君長稱「精夫」，疑即吐蕃語所謂Rgyal-po者。《後漢書·西南夷傳》有幾首四字詩，漢夷對記，假如有人能精於吐蕃語、太語、緬甸語，當有所發現。這個材料最可寶貴。楚之西有百濮，今西藏人自稱曰「濮」。又蠻閩等字音在藏文為人，或即漢語民字之對待。總之，文獻不足，無以征之。
現在想來，楚之前因後果，還有好些可征的。大致可說：楚之先世實在是一個大民族，曾據河水與淮水流域好些地方，北至當今山西中部，至少也到河東，西至當今四川、湖北、陝西三省之間，即漢水中流之西南方東括濟水上游，淮水上下游，直到海邊，都有這個大民族的遺蹟。歷經夏商四代，都曾剪伐他們，結果是不在蠻夷，便在中國為附屬小國。到了西周之末，其遠在西南的一支以荊楚為號者曾經強大了一次。然而被厲王和召虎打得他又回去，到底不能吞併了中國的「南國」。直至宗周滅亡他然後大得其意，一步一步的剪伐「南國」而北上，若非齊桓晉文，他當繼周而為四代了。
解明這些話，且分別去說。《鄭語》：
（桓）公曰：南方不可乎？（史伯）時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是立。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巨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姓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羋乎？羋姓夔越，不足命也。蠻羋，蠻矣。惟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
照這話，則祝融八姓的範圍實在大的很。且還不只此，《晉語》八，（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周卑晉繼之，為范氏。」然則陶唐氏者，也是祝融諸姓之一支。今就上列兩端合以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秦嘉謨《世本輯補》所輯，參校原書，增刪以成祝融諸姓表，如下：
如上列之表更依其地望畫成一圖，則可見祝融諸族在虞夏商周間的分布，實在洛邑迤東、河南北岸甚寬廣之區域，東經許鄭（河之南）衛（河之北）各地，逾曹滕諸境，直括淮水之北，鳧嶧之陽，而抵瑯琊東海。又有西北上的一支，在河東汾水區域。更有西南部的一堆，在今湖北境漢水中流。這樣分配應如何解釋，且待下文說。
又《左傳》昭十二，「（楚）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據此可知楚昆吾之為宗屬的關係，在《左傳》、《國語》中並非一見。
除上列一堆材料外，尚有《史記·楚世家》所記楚之先世，是極可寶貴的材料。這材料的大體當是從太史公所見之《國語》及《世本》出來的。現在錄在下邊，並附以校正疏說的話。
楚之先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
按，顓頊當為虞夏之祖（虞夏同宗，余別有論）。《國語》四：「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夏後氏禘黃帝而祖顓頊。」若楚之宗乃是祝融，《鄭語》明標祝融八姓，而以祝融與虞夏商周為對，明其並非一族。《離騷》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此高陽之帝，當是祝融。帝而曰陽，陽而曰高，與火正之義正合。又按，虞夏之盛，南方民族必受其文物之影響，則初謂虞夏之祖與自己之祖有若何關係，《楚語》「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正其例。然此但指官守而已，後來更有大一統之論者，以為有如何血統之關係。尤後更錯亂其名號，於是高陽乃成顓頊。高陽成顓頊之說，只見於《史記》，不見於《左傳》、《國語》。《左傳》、《國語》所紀，則顓頊自顓頊，祝融自祝融。祝融為羋等八姓之祖，顓頊為虞夏之祖。《國語》雖已有黃帝十二姓之說，然「泛祖宗之黃帝」論，猶未暢然發達，且高陽之帝號猶未見。
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
按，此說與《國語》不合，應從《國語》，以《國語》遠在大戴帝系及史記之前。重黎二人，而《史記》以為一人。如《史記》說，重黎乃顓頊之曾孫，即使傳世甚速，亦焉能及身使其曾孫司天司地？又按：此所謂光融天下，已暗示其為拜火拜日之教。蓋祝融正可譯為司火。重黎兩族，蓋南方之拜火教也。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
按，帝嚳為商之宗帝，所謂帝嚳誅重黎者，無異商之先世曾與祝融之族征戰而殺其王，或其族已巨服於商，而商以不適意而殺之。
又按《離騷》，「惟庚寅吾以降」，據此可知庚寅者，楚俗之重日。
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圻剖而產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
按，會人，應即《國語》之鄶，參胡不知當《國語》中何名，音則與蘇顧為近。
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
按，此與《國語》合。
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
按，此處若無新獲卜辭「卜伐羋」之語，則楚與中國諸祝融後之關係，終在惝怳迷離之間。
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
按，此即下文所謂「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既曰早卒，焉得
子事文王？必楚人誇大之語。
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爕，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
按，此本之《左傳》昭十二楚靈王語，亦高攀之詞，至多羋之一部落為荊楚之先者，曾受周封朝貢，或在周人勢力不及之地，開拓疆土，周人羈縻之而已。
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熊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
按，楚之諸公諸王，兄終弟及時甚多，特每由爭殺得之。《左傳》文元年，「楚國之舉恆在少者」，蓋其宗法並非傳長。此亦近於殷遠於周者。
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
按，杜預以庸當上庸縣，即今湖北竹山縣（故鄖陽屬）地。
楊粵至於鄂。
按，《史記集解》引《九州記》曰：「鄂今武昌。」
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
按，《集解》引張瑩曰，「今江陵。」
中子紅為鄂王。
按，彝器中有鄂侯馭方鼎，記王南征經鄂事，不知是即此之鄂否？《集解》引《九州記》曰，「今武昌。」
少子執疵為越章王。
按，越章疑即後來之豫章。
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按，熊渠時楚曾一次強大，旋以厲宣南征而不逞。《詩》所謂「蠢爾蠻荊，大邦為仇」者，當即指其稱王略地事；所謂「荊蠻來威」者，當即指其去王號事。《史記》此節實與《詩經》所記者絕相應。
後為熊母康，母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
按，《索隱》引譙周曰，「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當是據其所見之《世本》。
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延為後。熊延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延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
按，熊渠死後，至熊徇，楚有內亂，故周幽平間，宗周雖亂，未聞楚師北上。
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為蚡冒。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
按，楚當僅是熊渠之一支，承若敖蚡冒之一線者。東周之初，方始強大。
據以上兩種材料，我們可以推求祝融後裔，直至荊楚之大綱節目。惟在推求之前，有一事須先決者，即《國語》、《世本》、《史記》之材料，如何可據。此題若未得回答，則以下的議論皆無著落。按：《左傳》一書，原不是《春秋》之傳，而大體是經《國語》中抓出來，附會上些書法以成的，在今日除古文專守經學家以外，已成定論。若其中記載古代族姓國家的分合，至多也不過很少的一部分是漢時羼入的。現在若把《左傳》、《國語》中這些材料抄出，則顯然可以看出有兩類，大多的一類是記載族姓國別的，例如上文所引《鄭語》中的一節；甚少的幾段記古帝之親屬關係，例如黃帝子廿五宗，受姓十四人之類。上一類是記載民族國姓之分別，乃是些絕好的古史材料，下一類當是已經受大一統觀念之影響，強為一切古姓古帝（古帝即每一民族之宗神tribal gods說另詳）造一個親屬的關係。此種人類同源的觀念，雖於發展到秦漢大一統的局勢上有甚多助力，但是混亂古史的力量也非常利害的。我們如果略去這些，則《國語》、《左傳》中記載古代民族的說話，實是些最好的材料了。這個標準既定，然後我們可以去用《左傳》、《國語》中的古史料。至於《史記》所記的世系，本是依據《世本》的。《世本》一部書已佚，現在只有幾種輯本。我們據這幾部輯本和《史記》，知道這部書實是絕重要的書，不幸亡佚了。《世本》大體可靠與否，雖不能全部證明，然可借其一部分證其全書非由妄作。《殷本紀》所載之世系，雖有小誤，然皆由文字傳寫而生，不由虛造。既不妄於《殷本紀》，何至妄於《楚世家》？所以我們現在對於《楚世家》所記，正沒有理由不憑藉他。
這個先決的問題既經討論，我們可以分析楚先世在大體上曾有幾個段落了。
唐虞三代之觀念，實甚後起來。在《左傳》、《國語》中只有虞夏商周的一個系統。即至甚後的文詞如《史記》，所記伯夷餓死時之歌，也只是說「神農虞夏忽焉沒兮」，直以虞夏接神農，無所謂唐。在《左傳》、《國語》中這個情形更明顯。《晉語》八，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此明明白白以陶唐為在虞之先，至不以陶唐列入虞夏商周之統。然而陶唐是祝融之姓，這是我們很可注意的一點。又，虞夏商周四代的觀念，只可說是周代人的觀念，或可說西土（包括河南西部山西之河東及陝西）人的觀念。若東土人則如《左傳》所記各東夷之傳說，並不如此，當是大皞，少皞，殷，一個系統。東土人之未嘗看重虞夏（若禹之宗教，另有別論），又可以《詩·商頌》為證。「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直以韋顧昆吾夏為列國。而西方之系統中，亦無風姓之太皞有濟（齊），任姓之少皞。這個情形，大致如下表：
這個情形，在《左傳》、《國語》里頗明顯的。若說到詳細，非寫一本書不可，現在只好從略了。
在這東西兩個系統之先，東西兩地中至少有很廣的一部分是被祝融的宗姓占領的。或者竟是大多的一部。祝融之本土，即所謂「祝融之虛」者，鄭玄詩譜以為在檜。照地望說，正在中央，似乎可信。陶唐氏既在有虞之先，而祝融八姓之內許多是古國。所謂昆吾為夏伯者，無異說，在夏時昆吾曾為一個強大國，與夏為敵。所謂大彭豕韋為商伯者，無異說，在商時大彭豕韋為強大國，與商為敵。果然，「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又庶人稱黎民，秦俗如此稱者尤多。黎之一詞，蓋即重黎之謂。中原之下層人為黎族，則黎族必在早年據中原。凡此種種皆證明西土之夏，東土之殷，皆繼祝融諸姓而強大，在夏殷未作之前，據東土西土者，必以祝融諸姓為最強大。然則楚之先世「景員維河」，實中原之舊族，經三代而南遷，非歷熊渠若敖蚡冒而始北上。
那麼，我們要插進一個問題了。祝融諸姓本在中原時是何等的文化？他們所有的是何樣的一個生活？根據現在的材料，我們不能解答這個話，但下列的提示頗可論定。曰，「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可知他們是林中的生活。鬷夷豢龍豕韋諸國或在其有土之時，或在其亡國之後，都以飼龍為事業，翻譯成現代的話，都是玩鱷魚的，仿佛像印度的玩蛇的，則他們必是在澤隰中過日子了。又，「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神道為拜火之教，族類為來自南方之人，亦甚明白。且「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非日光神而何？把這些話括起來，正可以說，以祝融為宗神宗祖之諸姓，雖在夏商起來之前占據中原，但畢竟是和南方有牽連的民族，曾在中原過其林隰生活（Jungle Life）。或者黃河流域林木之斬伐，天氣之漸趨乾燥，正是使他們折而南退的大原因，不僅是夏商的壓迫而已（按夏之遺蹟，雖在中原之西部，而其來源亦若自南方者。此處不及詳論）。
歷夏商兩代，祝融諸姓被新興大國所驅除，已如上文所說。而憑彥堂之發見，更可見殷與羋姓必常在相斫中。甲文雖只發見此一片，然事實必不只此一次。到殷商之亡，更有力氣的周民族進來，尤其把倒運的祝融後代驅除了一陣，有《逸周書》為證（按，《逸周書》各篇之可靠雖不同，《作雒解》乃其中最可靠者）。
（《周書·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
（《呂氏春秋·古樂》）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
（《史記·魯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會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
以上三節是相合的。《作雒解》之所謂熊盈，即在《呂覽》所謂東夷之內，亦即在《史記》所謂淮夷之內。盈即嬴，徐之宗姓。秦趙的宗姓嬴，是因為後來被周人封建在西土的。（按秦趙嬴姓之來自徐方，《史記》所載甚明白。蓋秦之人民固可為來源自西者，而秦之公姓則來源自東。今西洋人每謂秦族來自西，以黎民及黔首等辭為證，不知黎民本黎族，正是祝融之族，初普布於中原，後乃居民眾之下層。若黔首者，則傳記猶雲，「黔其首以為城旦」，指服飾言，非謂發色。甚矣其妄也！）熊自然是楚先世之姓了。可見殷周之際，熊姓在東南，曾被人列在淮夷東夷中，更可見熊氏曾為殷商亡國而奮鬥。這必是已在殷室宗盟中列於異姓之班了。楚之似殷不一端，姑舉數例：一、宗法之同。即所謂傳弟，亦即所謂「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二、官名之詞，阿衡稱伊尹，楚之執政者亦曰令尹（按伊尹應為湯之血屬，不然，宗祀何以有伊尹，屢見殷墟卜辭。楚之令尹亦概由王之親屬為之）。三、舞之相同。按，萬舞所布之地在商在楚，他無所聞。《詩·商頌·那》：「奏鼓簡簡，衎我烈祖。……庸鼓有斁，萬舞有奕。」又，《邶風·簡兮》：「簡兮簡兮，方將萬舞。」邶鄘衛風固皆商地之舊。《左傳》莊廿八年，「楚令尹子文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側，而振萬焉」。四、《離騷》已是甚後之作，而其中所用故典，殷事最多。彭咸，飛廉，有娀，伊摯，傅說，武丁。周為後王，事跡粲然，所用反甚少。這正可看出楚國文化所自來之系統來。彥堂的一塊甲文，正可證明殷與楚祖之羋，「代相干也」。
大約宗周盛時，是祝融諸姓最倒運的時候。不特在中國的「熟祝融」因周室封建而割宰的剩下不多，即在南方的「生祝融」，亦因周室之開闢南國而大受壓迫，然而周朝雖在方盛的時候也未能在南方大逞。昭王南征不復，究竟是誰做的把戲，現在雖不能考定，然齊桓以此責楚，楚請他「問諸水濱」，看來當是楚之同宗在江上者做的了。到夷厲的時代，羋之一支熊渠曾大拓土一次，封了許多的王，《史記》所載與《詩經》所記虢季子白盤所記相應。彼時荊楚必是接續著南淮夷為南方的大患。這患之大，儼然與獫狁之患為對。周室對於這個南方的大患，曾經很用了幾下子力氣。對付淮患最費力氣，因為淮入取個攻勢，周王曾命錄「以成周師氏師戍於 」（《陶齋吉金錄》卷二第三十九葉）。《詩·大小雅》所記，關於徐淮者也較多。所說到荊的，只「蠢爾蠻荊，大邦為仇」，「征伐獫狁，荊蠻來威」。但所記召虎定江漢，申伯宅南國等，都應該與伐荊當做一件事看。熊渠當是夷厲時代的人，《史記》所載既這樣，而《大雅》中有關各篇，若比較其年代來，也這樣（說詳拙著《大雅的時代》一文，尚未刊）。在熊渠先拓土後去王號的一番經過之後，周室曾以召伯虎的領導，大大的開闢江漢。這事以後，熊渠之嗣有幾番內亂，如《史記》所說，不然，何以不乘宗周之亂北上呢？然而其中畢竟有一支經若敖蚡冒而開了些山林地方，到熊通便利害的不得了，儼然要窺周室了（這一節里所說，見拙著《周頌說》，本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第九五葉。又見友人丁山著《召伯虎傳》，集刊第二本第一分第九十一葉）。
熊渠去王號以後，熊通復王號以前，頗有幾件銅器存到現在。楚公鍾三器，吳孫諸氏均釋為為字，形固是，然《史記·楚世系》無以為名者，按其時代必在熊渠之後。蓋熊渠以前，猶稱荊，《詩》可證；春秋改荊用楚，在僖公元年。秦晉則始終稱之曰荊，直到戰國末，《韓非子》諸書猶然。大約荊用楚號必北上得楚麓之地然後如此。楚麓之名見於《詩》，所謂「周公奔楚」，「王在楚」，當指此成周以南大山中之區域。然此代亦必不在熊通之後，蓋熊通又已用王號了。自熊渠後至熊通前之數代，假定《史記》所載並無遺漏，則眴或即之形誤；可誤作目或口。（眴，《索隱》引《玉篇》作咰）宀可誤作勹。若然，則為即蚡冒。然此不過是一個隨便的假說。至楚公夜雨鍾則可較詳的推測。他的銘文實是翻轉了的（吾友丁山說）。我覺得中間的幾個文字不與銘相干，或是記樂律者，為逆字，前人之釋可信，但孫王諸氏均謂即《史記》之熊咢，則似少依據。《說文》雖雲從，亦聲，但金文咢字皆作噩，咢侯馭方鼎，咢侯，師咢父鼎，叔咢父，皆從雙及，絕無從者。按：摯紅弟曰熊延，弒而代立。延字在金文作（呂丁未角，師遽敦）諸形，逆字易於訛成之。惟無論逆字當何世，這幾個鍾必皆熊渠後熊通前差及百年間物，則無可疑。這個時候，楚之製作，如此粗獷，比起同時中國製作，如虢季子白盤來，真有天上人間之別，似乎不像曾染中國文化很長久的。但，我們須知，祝融之宗，本分了很多族類，以地望的不同自有生熟之別。中原的祝融孑遺，當是夷為仆隸附庸者多，能遠遁者少。荊楚之興，固當是生祝融，不當是由中原遁去的族姓之恢復。猶之女真兩次進到中國皆是生人進來，不是自中國退出的重回來。進來後過些時便全是中國人了。而今黑龍江吉林東境猶存些非漢化的女真。又中國簡牘之用，自唐而絕，然女真部落保持到滿清入關時，正其適例。
自楚武王以下的三世，是與中國爭「南國」的。實在是中夏文化之最勝處，自楚有「南國」，然後又有了正統文化，說詳見我所作《周頌說》（引見前），現在不再論。
以上所陳說，差可以表顯祝融諸姓在歷代之起落。彥堂找到殷商與荊楚之宗國羋有關係之一片，恰恰補到古代流傳下來的材料之最缺乏處。這是何等暢快的事！
二 殷周之關係
殷周的關係，如依傳統的說法是不給我們任何理解的。如我們相信古代的歷史猶之後代的歷史，不是異國相併，便是異姓相續，則古代一切朝代的代嬗，也富同樣的不出下列幾個公式：
一、純粹的外國代興，如女真，蒙古等外國之於宋。
二、已經有若干中國化的外國，如拓跋之代，河西之夏，努爾哈赤之後金。
三、純粹漢化了的虜姓，如劉淵之漢，苻堅之秦。
四、中國的一個部落或區域，如秦之於六國，趙宋之於南唐等。隋之對陳也這樣，雖然隋所自承的是個虜朝。
那麼殷周的關係是上列的哪一類呢？
以第一項的關係斷為殷周的關係者，只有《詩經·魯頌》「實維大王」，「實始翦商」，兩句話。周是到太王時才立國的，而立國的朝代便翦商，豈不是與商無幹嗎？顧頡剛先生便頗相信殷周之不相干。但魯人是周的子孫，周的子孫難免為他自己的祖宗誇大，所以這話還是不甚有力的證據。今有彥堂的「命周侯」一段甲片，這個可能完全消滅了。
第四項的可能也不大成問題，因為《詩》、《書》上明明白白說出他們種姓、地理、建置，各項差別的。
那麼，殷周的關係非二即三。其實這兩件也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
據《詩經》所載，周之種姓最與姜姓為近。古公亶父本來是個窮鬼，住在土穴裹，而一旦為姓姜的拿去做贅婿，便築起房屋來，築起大門來，有工頭（司空），有管賬的（司徒）了（見《詩·大雅·綿》）。那麼，我們因此不免有一問題，即周之姬姓是否為姜之一支。這話看來很像是的，因為周人自稱他的始祖總是姜嫄。但也有很有力的反此說的記載。《國語》十：「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又《國語》十六：「姜姓，荊羋，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有這樣的反證據，所以我們不能但憑姜嫄一個名詞，斷定周的種姓。那麼，我們還是看看據《世本》的《史記》怎樣說。《史記》所據的《世本》，對殷之先世既已證明不說謊話，則對周之先世所謂後王更粲然者，當不去說謊話。若小的誤謬，也當是不能免的。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說見後）。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梁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以上大致是翻譯《大雅》所記者）。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以上是春秋戰國貫通各姓說者之論）封棄於邰（此語與「其母有邰氏女」一語或矛盾），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窟立。不窟末年，夏後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窟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窟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始稱公，蓋始立部落，其前更微）。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事亦自《詩·大雅》翻譯來）。公劉卒，子慶節國於豳。慶節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此必父子皆名圉而後以高亞別之，猶太丁少丁也）。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以上並見《孟子》）
照《史記》說，周之先世事跡較多者有三代：一、后稷是帝後姜嫄所生之子；二、公劉；三、古公亶父。中間都是些不大重要的。這話和《詩經》正合。中間的那些名字裡面，自公劉以下至亶父，有九世，而三世稱公。而皇仆，差弗，公非，三世之仆，弗，非，皆似一音之轉。仆之一音，固吐蕃語中男子之號。我們固不能憑著這個，斷定他的種族是當和現在所謂印度支那語系者一類，猶之乎不能依據羌姜同字，而羌中之部落有吐蕃族，以斷定姜姓也是印度支那族類，一個樣。不過，《詩經》、《史記》所載周先世的地名人名，多是單音詞，大約總當是說一種印度支那語的人了。
為討論的方便，且倒著去說，先談古公亶父。古公亶父之古，是個形容詞，大約由於國人愛之，而稱他曰古公。這恰如普魯士人稱伏里迭里二世為Alter Fritz一樣。假如我們認定《詩經》的話和《孟子》不矛盾，則此公必是先被薰鬻趕到渭水南岸，到那裡做了姜家的贅婿，反而發達起來的。假如我們覺得《詩經·綿》篇開頭幾句話，「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是說古公生來並未有土地人民，只是一個窮光棍，則《孟子》的話，又是戰國人的謠言。惟無論如何，太王時代總只是草創經營的地步，只做到「虞芮質厥成」，實談不到翦商，因為遠在西極的密阮共諸國還是文王開始翦伐的呢。翦商一說也不過是他的後人夸詞罷。太王、王季、文王必是一個極端接受殷商文化的時代。凡是一個野蠻民族，一經感覺到某種文化高明，他們奔趕的力量，遠比原有這文化的人猛得多。這是一個公例。王季、文王、武王的強烈殷商化，並用一個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討殷商或殷商治下諸侯的女兒做老婆。這是野蠻人整個接受文明人的文化系統的大道。後代的歷史證明這個事實很清楚。譬如唐宗女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棄宗弄贊一事，文成公主未必即是一個怎樣有才的人，然而挾著她宗國文化的背景，「明駝千里」到吐蕃，便在吐蕃種下一個漢化的強種子，至今在西藏人的國民宗教中，文成公主占一個極重要的位置。又如回紇，歷世受唐婚，結果是唐化得無對，雖佛教的經典還要用漢文譯本為正，而又帶著唐化向西方流布（參看A.Von Le Cog諸書）。又如看現在的留學生，一經討到一個外國老婆，便「琵琶鮮卑語」不覺其可恥。比喻少說，言歸正傳，《詩經》上記這三代的姻事說：
王季一代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曰嬪於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大明》）這樣看來，文王正是殷商旁門的外甥，必是大殷化而特殷化的，這必然即是「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文王二代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於周於京。」（《大明》）關於這一段的解釋，最可喜且可信的，為顧頡剛先生的話：他以為這是帝乙歸妹的故事，天之妹即是帝乙之妹。說詳他所著《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載在《燕京學報》第六期，文長不轉錄。
然而文王又續了一個有莘氏女。《詩》同篇接著說：「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這也是顧頡剛先生說，見同文。）莘也是東方的諸侯，就地望看，仍然是在殷「邦畿千里」之內（今莘縣在山東省西境，去河南省安陽一帶至近）。或者即是「天之妹」之媵罷？
武王三代 武王雖然用不著再討殷商的女子做妻，然他的生母、嫡母、祖母一直是由殷商出的，則他在種類上先有四分三是東方人。至於「母教」，便等於殷化，是不消說的了。武王的事業在滅舅的國家。楚文王也有這樣德行。創業之君，總是先自近的吞併起呀。
這樣子的從根基上受殷化，結果便是整個的承認了殷商的文化正統。所以周雖把殷滅了，還說，「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還追述文王娶殷女事說，「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此亦從頡剛說）還以殷人來朝為榮，說，「侯服於周，天命靡常。殷大膚敏，裸將於京」。
在這樣的受殷化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竟自把殷人的祖宗也認成自己的祖宗了。周人認娘舅的祖宗本有顯例，如，「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這是認了大王的老婆的祖宗。至於認商的始祖，尤其是中國人宗教信仰之進化上一個大關鍵。這話說來好像奇怪，但看其中的情形，當知此說容許不誤的。
初民的帝天，總是帶個部落性的。《舊約》的耶和華，本是一個猶太部落的宗神。從這宗神（tribal god）演進成聖約翰福音中的上帝，真正費了好多的事，決不是一蹴而成的。商代的帝必是個宗族性的，這可以歷來傳說商禘嚳為直證，並可以商之宗祀系統為旁證。周朝的上帝依然還和人一樣，有愛眷，有暴怒（見《詩·皇矣》），然而已經不是活靈活現的嫡親祖宗，不過是踐跡而生。且將商周的不同觀念一作比較：
商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這是說，商為帝之子，即契為嚳之子。
周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這是說，稷為姜嫄之子，而與帝之關係是較微弱的。
這樣看來，雖然殷周的上帝都與宗姓有關係，然而周的上帝，確是從東方搬到西土的，也有詩為證。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廊。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把這話翻譯成較不古的話，大致便是：
大哉上帝，赫然看著四方。監察四方的國家，求知道人民的疾苦。把這兩國看，看得政治是不對的。把那四方之國再都一看，看來看去，考量了又考量，上帝覺得他們那樣子真討厭。於是轉來西看（看中了意），便住在這裡了。
這個上帝雖在周住下（「此維與宅」），然而是從東方來的（二國，《毛傳》以為殷夏，當不誤）。這話已經明說周人之帝是借自東土的了。進一步問，這個上帝有姓有名不呢？曰，有，便是帝嚳。何以證之？曰，第一層，「履帝武敏歆」，《毛傳》曰，「帝，高辛氏之帝也」。因為我們不能盡信毛傳，這話還不算一個確證。第二層，《魯語》上，「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這句話著實奇怪，豈不是殷周同祖嗎？然殷周同祖之說，全不可信，因其除禘帝嚳以外，全無同處。且周人斥殷，動曰戎商戎殷（說詳下），其不同族更可知。然《魯語》這一段話，又一定是全可靠，因為所說既與一切記載合，而商之禘嚳，上甲之受報祭，皆完全由殷虛卜辭證明之。一個全套而單元的東西，其中一部分既確切不移，則其他部分也應可信。那麼，這個矛盾的現象如何解釋呢？惟一的可能，是以不與此兩個都可信的事實矛盾者，即是商人的上帝是帝嚳，周人向商人借了帝嚳為他們的上帝，所以雖種族不同，至所禘者則一。帝者，即所禘者之號而已。第三層，《世本》、《史記》各書皆以為殷周同祖帝嚳。這個佐證若無《左傳》、《國語》中的明確的記載，我們總是不相信的。但一有《國語》中那個已有若干部分直接證明了的記載，而我們又可以為這記載作一不矛盾的解釋，則《世本》、《史記》的旁證，也可引以張軍了。
禘帝是一個字，殷虛文字彝器刻詞皆這樣。帝郊祖宗報五者，人名，禮名，皆同字，所在地或亦然。帝之禮曰帝（禘），帝（禘）時所享之神為帝。祀士之禮曰土（社），祀土之所在曰土（社），所祀人亦曰土，即相土（說詳後）。殷之宗教，據今人研究卜辭所得者統計之，除去若干自然現象崇拜以外，完全是一個祖先教，而在這祖先教的全神堂Pantheon中，總該有一個加於一切之上的。這一個加於一切之上的，總不免有些超於宗族的意義。所以由宗神的帝嚳，變為全民的上帝，在殷商時代當已有相當的發展，而這上帝失去宗神性最好的機會，是在民族變遷中。乙民族□用了甲民族的上帝，必不承認這上帝只是甲民族的上帝。周誥周詩是專好講上帝三心二意的，先為（去聲下同）夏，後來為殷，現在又為周了。這樣的上帝自然要抽象，然而畢竟周詩的作者，不是約翰福音的作者，或聖奧古斯丁，還只是說上帝是「諄諄然命之」的（例見《綿》篇）。
周人抄襲殷人的全神堂時，不特借用了一個頭子，並且用自己的材料仿造了第二把交椅，在殷是相土，即所謂「亳社」之神，在周是后稷。我們先看相土是什麼。王靜安《戩壽堂殷墟文字考釋》第一葉，「其於土，」王云：
土，殷先公相土也。卜辭紀祀土者，或曰，「貞於土，三小牢，卯一牛。」又曰，「貞於土。」又曰，「貞年於土，九牛。」又曰，「貞於土。」並此書一事而六。土字作者，下一象地，上象土壤也。盂鼎「受民受疆土」之土，作，此作者，卜辭用刀鍥，不能作肥筆，故空其中作，猶之作，之作矣。知土為相土者，《詩·商頌》、《春秋左氏傳》，《世本》、《史記》諸書，皆連言相土，而《荀子·解蔽篇》雲，「乘杜作乘馬」。楊倞注曰，「《世本》雲，『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是乘本非名，相土可單稱土，又假用杜也。然則卜辭之土，當即相土。曩以卜辭有字，即邦社，假土為社，疑諸土字，皆社之假借。後觀卜辭中殷之先公有季，有王亥，有王恆，又自上甲至於主癸，無一不見於卜辭，則此土當為相土而非社矣。
按，王君認此文為相土之土，固為最勝之義，惟謂為非社，則實誤。此文固為相土之土，亦為（邦社）之社，邦社土實即一事。土字之即社字，社字即土字，在經典中甚明顯；如后土即社一類之例，正不煩遍舉。相傳社始於祀共工氏之子句龍曰后土者，稷始於祀烈山氏之子柱者，經三代之交替，祀禮存而所祀者因代而異，一若社稷是兩事者。然社稷之稱，在《左傳》、《國語》、《論語》等早年可靠之書中（《左傳》之雲「可靠」者，指其不關書法之材料而言。）或單稱社，或稱社稷，從來不單言稷祀。且社之以國分，其義甚顯，因為社本是邦土之主祀。若稷之分國，則頗不可解。且水土百穀實全是相因者，即令有不同之神，其祀禮當為一事。《魯語》上，「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捃而蒸，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據此可見社稷之關係，可見稷田之禮即行於社，是則社稷之祀本是一事。《孟子》，「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此猶是近古之說，明社稷為一事。殷墟卜辭中歷歷言祀土，而不言祀稷，周詩歷歷言祀稷，而不言祀土，明其相同，明其不妨並列。又按，時《商頌》，「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此亦類於平水土之意。《周官·校人》：「秋祭馬社。」鄭注曰：「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馬。』」馬社雖不可謂即是社，然既曰社，而鄭君復以相土之故事引入，或者可見相土與社有如何之關係。且有一事至可注意者，即殷人祭其先世，自上甲至於多後為一系，而以上諸世與之絕不同。用一切卜辭之統計而作結論，現在尚不可能，此須待至彥堂擬作之卜辭彙編成後，然姑以王靜安君之《殷墟書契考釋》及《古史新證》（不在《遺書》中而編於述學社《國學月報》之「王靜安先生專號」內）所輯，關於卜祀之辭觀之，已可見其絕不同處。此兩書中所列祀殷先王者數百事，然祀「自上甲至於多後」之合祭，與祀自上甲以來各世祖妣之分祭，皆不用（只有一例外，即《殷虛書契考釋》增訂本卷下第十四葉第五行，「大甲，三羊，卯牛」。此為羅君增訂本，不注出處，無從查考原版。然大甲或合上文讀）。而祭夋與土則皆用，亦有於王亥及妣乙者。王亥即振，已為定論，此世固在上甲之前。妣乙為何代之配，因無合祭，不可知。准以高祖夋之例，則此當為其始祖妣，《說文》釋乙為玄鳥，與《詩》正合，然則妣乙即簡狄也（論此另有一文）。蓋燔柴之祭，與沉埋等，皆不可於室中行之。自上甲以來者，既始用宗廟之祭，可以上甲、報乙、報丙、報丁諸名之書形知之。上甲之從□者，必設位於中，報乙、報丙、報丁之眾者，必設位於旁，□與匚當即祏一類者。此必是室中之祭。既不可於室中行之，而祀高祖夋及土，皆但用，可知其必不在室。此與祀帝於郊，祀后土於社之場所正合。又、沈、諸祭，亦用於兕等，此數字雖不可知其究何指，然其指自然之怪，則可信。然則祀自然亦與夋、土等同，明夋、土等不僅是殷之先祖，且與自然為同類矣！凡此分別，皆顯然表示夋土諸世與自然之祭焉一系，而不與上甲以來者為一系，亦即表示雖為相土，亦應並為邦社也。然最有力之證，仍為《詩·生民》中「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一語。毛曰：「相助也。」鄭曰：「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如神助之力。」此解全不可通，《毛傳》、《鄭箋》中此類不同之例至多。今如以相為人名，不特文從字順，且於經典正有其證。《國語》三，「昔共工棄此道也」，正與此同其文法，特一用名詞，一用代名詞而已。凡上文所舉，雖均非直證，然旁證者既如是多端，則相土即邦社，當可為定論。蓋夏商周同祀土（即今所謂「土地廟」）而各以其祖配之。夏以句龍，殷以相土，周以棄稷。至於所謂配者，是如何解，已頗不易明。所以配者究竟以為上帝之自然神以外，更有夋，或者夋即是上帝呢？究竟土之自然神以外，更有夋，或者夋即是土之自然神呢？然三位一體之論，在後來固是一個很雄辯的哲學，在初民時代，也當有一個抽象的與具體的混淆了的背景。那麼，再問周人向殷人半借用半模仿而成的全神堂，在後來有證麼？曰，有。滿洲的祭天，本是跳神。然自滅中國以後，承襲了儒家的祀正統之天，在天壇，並承襲了嘉靖帝的道士之天，在高大殿，而同時繼續其跳神之天，於坤寧宮中殺豬！因為接受前一代的土地人民文化，不得不接受前一代的宗教，——至少在表面上。
殷之種姓，上期寄頡剛的信上一段說：
魯是一個古文化的中心點，其四圍有若干的小而古的國。曲阜自身是少昊之墟。昊（皞）容或為民族名，有少皞之於太皞，猶大宛、小宛，大月氏、小月氏也。我疑及中國文化本來自東而西，九河濟淮之中，山東遼東兩個半島之間，西及河南東部，是古文化之淵源。以商興而西了一步，以周興而更西了一步。不然，此地域中，何古國之多也。齊容或也是一個外來的強民族，遂先於其間成大國。
十六年八月，始於上海買王靜庵君之《觀堂集林》讀之，知國內以族類及地理分別之歷史的研究，已有如《鬼方狁考》等之豐長發展者。然此一線上之題目正多，而每每甚細，如粗粗鹵滷的泛以這民族那民族論，亦未曾有是處。旋見《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二號徐中舒先生《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一文，至覺傾佩。今欲辯殷之種姓，轉錄其一節如下：
今由載籍及古文字，說明殷周非同種民族，約有四證。一曰由周人稱殷為夷證之。《左傳》昭二十四年引《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夷人，殷人也，服氏杜氏均以夷為四夷之夷，非也。《逸周書·明堂篇》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紂夷連文，亦謂殷人為夷也。紂夷又見《佚書·太誓篇》，《墨子·非命》上引其文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非命》下引作「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天志》中引作「紂越厥夷居而不肯事上帝。」此同引一書而其文不同如此。蓋昔人罕見紂夷連文，因轉寫訛謬，遂失其讀。《逸周書·祭公篇》云：「用夷居之大商之眾。」夷居大商與《太誓》之稱紂夷居義同，此皆謂殷人為夷也。二曰由周人稱殷為戎證之。《逸周書·商誓篇》云：「命予小子，肆我殷戎，亦辨百度。」殷戎猶紂夷也。《書·康誥》：「殪戎殷。」《偽孔傳》：「戎兵也。」殊為不詞。鄭註：「戎大也。」亦非。《逸周書·世俘解》：「謁戎殷於牧野。」戎殷猶殷戎也。亦稱戎商。《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太誓》之故曰，『朕夢協朕卜，龔於休祥，戎商必克。』」此皆謂殷人為戎也（以下兩證不錄）。
今將此處所舉例，更進一步分析之，則可得下列之分別，即殷之公室為戎族，夷之土地人民為夷土夷屬也。周人稱戎殷者，既如此多例，而殷人亦自稱其來自有娀。《詩·商頌》，「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是也。且戎族之中，有以子為姓者，《左傳》，「小戎子生夷吾」自稱，為人稱之皆曰戎，而戎中至春秋尚有子姓，則殷之宗室，必為來自有戎者，蓋可無疑。戎狄之稱，後來均甚泛，然在最初必是國名，猶之胡之一稱，在初不過指林胡等地，而後來用之遍稱匈奴烏桓鮮卑西域以至天方各部落；蕃之一稱，在初不過是吐蕃之省詞，而後來用之遍稱天山南各族，阿拉伯人（例如《諸蕃志》），大西洋人（例如廣東人至今稱西洋人及其一切物事曰蕃）。西戎姜戎之稱，大約西周方有之。最初有戎必為一大國，非其族類者，用此強大之名於他族之上，後來乃為外國人之泛名也。《國語》、《左傳》所謂犬戎，即《詩》所謂混夷（見王靜安《狁鬼方考》）。且姜戎犬戎小戎等，皆類後起之號。可知周初尚不以戎呼一切外國人，或者殷亡而戎為賤稱，乃用於一切外國人嗎？以戎為西方之族，蓋甚後之事。冠以西字，而曰西戎，明其有別於不在西方，原負戎稱者也。
至於殷公殷王所踐之土為夷境者，亦可推想知之。《呂氏春秋·古樂篇》，「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左傳》，「紂為黎之搜，東夷叛之。」據此可知殷非夷人，而曾服夷。《墨子·天志》引《太誓》，「紂越厥夷居，而不肯事上帝」，明紂從殷俗，忽略其上帝之祀。此祀或是自戎狄間來，與周共之者。殷墟卜辭中每言伐人方，此人字實當釋為夷字。金文中人夷兩字大體無別，而以夷為名之國，入春秋尚有（見《左傳》隱元年）。蓋殷末東方之國，曾泛稱夷，此諸夷者，其中實有太皞、少皞、有濟之後而為負荷古代文化之民族，故殷亡而箕子往歸之，周衰而孔子思居之。周人初與東方民族接觸，知東方以人（夷）為稱，於是以夷泛稱一切外國人，如所謂混夷者。然蠻夷戎狄閩貉皆是國名，在初非有賤意。狄本作易，不從犬（即今易水一帶之地，王君所考）。蠻本作，不從蟲。秦公敦，事夏，指荊楚，而夏指晉。蠻之本地何在，今不可知，然必南方之國。戎為有戎氏之國，已如前所說。貉疑即潞子嬰兒之潞。閩蓋民之後起字。夷即人之分化字。黎即重黎之遣民，國亡之後，降為臣僕。古者具體及分別語多，抽象及總類語乃絕無僅有。以一人字概括王公士大夫庶人臣僕以及男女，蓋甚不易者。民字之義，至今不上於士大夫。人字之義，在金文中為錫庸之品。黎為重黎之後，在經典中甚顯，而黎民之稱，在戰國甚通用。社會的階級即民族的階級，在現在的世界中尚大半是這樣，例如全歐洲貴族多日耳曼及斯拉夫種，而人民則希臘羅馬高羅穆爾之遺也。
以上論殷為戎姓而其土地人民則為夷之一說，在今日雖不能以為定論，然看來已很像一個甚顯然的設定。且此設定可解釋下列一件事實。近兩年中李濟之、董彥堂兩君之殷墟發掘所得物件，顯然表示殷商文化之多源，並表示中國文化由來之正統。因為殷墟的物件中有許多野獸骨，證明其畎獵生活。又許多海中的產品，至少亦可證明其與海濱民族有甚多之關係。果「以戎姓為夷土之君」之一說可信，此謎立解。又其一切石器玉器兵器陶器之異樣，雖未必即能概括周初之物質文化，因為我們現在尚不曾發掘到周初都市的故墟或墓葬，正不能如此斷定，然以宋代以來研究古器物者之文書譜錄來看，大體既備於殷墟。那麼，殷周之際，是難得有物質文化變遷的。因民族變動而引起之文化，當是偏於社會組織一面，特別是宗法。
然而周人是不甘於但去恭恭敬敬接受殷人的文化基業的，不免一面接受，一面立異。猶之乎遼金諸虜，一面向宋人要絹繒，這些東西正是漢人文化之結晶品，一面還只呼宋人為南人，不以之為中國之正統。又猶之乎建州虜，一面以受明封為榮，一面又說並不與明相干，而遠比忽必烈之功烈（即如康熙，一面向孝陵跪九叩頭，一面又謂，「自古得國之正，無過於本朝者」）。周人所以標出來抗殷的是夏。夏之故域在河東（《左傳》定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而渭南之崇亦是諸夏之一（《詩》「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是崇在豐，今西安之西。鯀在傳說中為禹父，又號有崇伯鯀，明崇夏有關）。漢水又名夏水。或者夏之區域，錯處在今河南境之大半，南至江漢之交，亦未可定。所謂諸夏者，在初必是夏族之諸部落，後乃推之一切負荷中原文化之人。所謂夏後者，當即諸夏之長，如此名之，以別於其他之夏部落。「殷因於夏禮，所損益」的，是如何一段故事，現在已不可知。但商人實未曾將夏之支姓一掃而光，而河東河南一帶始終負夏之名，至荀子時尚有此稱。《儒效篇》：「君子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戰國末尚存此名。殷周之際，諸夏必尚有甚多分居中原者。周人兩代與殷通婚，然一為異姓，帝乙之妹之下落又不可知，而生武王者，反是夏遺之莘，則周人伐殷時，說是以商待夏之道還之於商，或至竟去說是為夏人報仇，且承諸夏正統，未嘗不合情理。匈奴之劉淵造反，先去祀漢三祖，正是此理。果然，周人對於夏的稱呼，不是戎商一樣的。《周頌》中兩稱時夏：一、「我求懿德，肆於時夏。」二、「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時夏之時如何解，雖不可確知，然稱周亦曰時周，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則時夏之稱，必甚美甚親近者。又有時說的簡直是報仇泄憤一般，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這一類話，在《周誥》中猶多。不特如此，更說自己是夏。《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又周詩之本體為雅，而雅即是夏，此王伯申之大發明。（余謂「詩三百」皆以地域標名，初無風雅頌之別。四始之說，乃漢儒之義，見《詩經講義》，未刊。）這樣看來，真正和劉淵建國曰漢一樣了。
不過「命周侯」一版是證明《史記》所載殷命周昌為西伯，《竹書紀年》所載殷命季歷為西伯一些話，是不錯的。劉淵到底是晉臣呢！
補記：此文寫完，承徐中舒先生為我細看一遍，作下列之提示，謹當補入，以志同好者之感情：
一 陸終娶鬼方氏曰女（似是媿、隗別體），楚靈王稱「皇祖伯父昆吾」，鬼方、昆吾，當是夏或其近族，故楚仍可包括在夏民族中（說詳《再論小屯與仰韶》）。
二 戎殷戎商的解釋，現在又略有變更，時夏時周與戎殷戎商似為相對名詞。時是同字，此也；戎女也。即此名稱，也有內諸夏而外殷商之意。時周，與咨女殷商，正是顯明的旁證，清人稱明，也說爾明國。
三 銅器有「伐楚荊」、「伐荊」的記載，大約是成康時物，昭王、穆王，也曾經營過南方的，這是楚在周初確是周人的勁敵的證據，即楚為周初一個大民族之證。
四 蒲姑，薄姑，亳姑，亳，薄，在字音上講與濮也有若干關係。地名有濮上，城濮，與薄（亳）均在中土，《左》文十六年「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是百濮在楚北之證。
五 易，喪牛於易，喪羊於易，《山海經》有易之君綿臣，此諸易字皆當是狄字。契母稱簡狄，亦當注意。
六 虢季子白盤記伐獫狁之事說「用政方」，古代未必即指南方異族，《春秋左傳》有茅戎在成周附近，《公羊》作貿戎，即之聲轉。
（原載1930年12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