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本記 · 十九、「七七」盧溝橋事變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間十時，日軍一中隊在盧溝橋附近夜間演習，集合歸隊時，突然揚言有日兵一名失蹤，在宛平城外到處尋覓不見（宛城在渾河北岸），意圖進城搜索，並開槍示威；北平日特務機關也向我當局提出嚴重交涉，正談判中，失蹤日兵忽已歸隊，又藉口須調查如何失蹤情形，強我方派員參加；正調查中，豐臺日軍已武裝出動，強欲進入宛平城，並欲迫我城內駐軍向西門外撤退，當為我方所拒絕，日軍即開始向我射擊，並以迫擊炮轟城，而戰爭遂作。時我城中守軍，為二十九軍之一部，吉星文團長、金振中營長率隊守其地；王冷齋專員以地方官當折衝之重任。
八日傍晚，劇戰繼續三小時，敵軍傷亡倍於我軍，攻勢大挫；那晚，戰事時停時作，一直持續到九日的清晨。敵方大量調集援軍，戰火也就蔓延開去。和炮聲槍聲交錯並作的有北平的外交接觸；從事變發生以後兩星期內，雙方都在玩手段，從事虛聲的恐嚇，一面提出「談判條件」，請雙方予以考慮；一面又把它拋棄，但不久又把它提起來，反覆變幻，不可捉摸。（敵方對於停戰的諾言，先後失約四次。）同時，在這個短時間內，幾乎沒有一天不發生一些戰事，敵方從未作撤兵的準備。只有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當雙方作種種協商的短時期中，日本軍部已在國內下動員令，調集大批軍隊，準備大戰；一方面又在煽動民眾，鼓吹對華膺懲，日方在北平的商談，只是遷延時日，作軍事準備而已。
那時，冀察政務委員會主席兼第二十九軍總指揮宋哲元將軍，恰巧返鄉掃墓，對於當前這困難的課題，作有意無意的閃避。（我國政治人物，每每用拖延的手段來延緩局勢的惡化；日方對於宋將軍的「在任何挑撥之下，都避免向日方衝突，而又不一心一意隨順日方意向的態度」，已經煩躁，不能稍耐了。）在北平負軍事上指揮之責的馮治安將軍，他年紀較輕，富有血性；加以當日平津的社會空氣，與全國人士的激昂，再加以日軍過分的壓迫，使人無可忍受；於是，軍事抵抗，已成為必然的趨勢了。
尤其重要的，我國民政府及領袖對這局勢表白了明決的態度；七月十九日，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了一篇理直氣壯的演說。他提出了四個要點，認為用和平方法解決中日糾紛時，中國堅持：「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他在演說中，又鄭重聲言中國之對外政策為民族自存與國際共存，「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麼，今日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他又正告日當局，謂：「盧案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之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吾人仍希望和平，希望以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案之解決。」這正是華北軍隊所期待著的，中央政府對於支持華北局勢的坦白而有力的擔保。從這時候起，華北將發生什麼變化，已可不言而喻了。當時，日本軍閥也許以為我們領袖的演說，無非是他外交戰術中的最後一炮，只要他們訴之於迅速的行動，便能把我們的莊嚴誓言，立刻粉碎的。（日本的少壯派軍人，好大喜功，也正期待著惡化的局面。）他們並不明白，在他們眼中，看作實力薄弱、衣服破爛的中國兵，正在準備為保衛祖國而犧牲，聽從著領袖的莊嚴的號召。
七月第四星期中所經過的種種，可作簡短的敘述：二十一日，中日雙方都宣稱「撤退軍隊」。二十二日，我方發現日軍並未撤退。那時，宋哲元將軍已從他的家鄉樂陵趕回北平來，立即下令，以一百三十二師代替「反日」的一百三十一師（但日方立即指出此舉於事情解決上並無多大的幫助）。他的措施，似乎是在延長時間，而不在於企求「願出任何代價的和平」。無論如何，日方已經決不輕易放過宋將軍的了，到了二十三日，日方就向他提出「第一次哀的美敦書」（編註：最後通牒）。這時，日軍從關外調來的，已在一師團以上，空軍實力也增加至百餘架之多。到了七月二十六日，軍事行動的序幕，因日本空軍的出動而揭開了。據日方的藉口，說中國方面有人破壞日方通到天津的電線，日人為了報復，乃派空軍向廊坊的村莊作奇襲，炸成一片瓦礫，民眾死傷千餘人。就在同一天，北平日軍方面又向宋哲元提出「第二次哀的美敦書」，要求宋氏的部隊撤退至河北省的南部。宋氏經過了一整天的考慮，決定拒絕日方的要求，並命令他的部隊：「抵抗任何進一步的侵略。」
二十六日晚間，大井村附近日軍聲言回防，強欲經彰儀門入北平城，守城軍警加以阻止，即發生衝突。宋將軍即以趙登禹將軍為南苑指揮官，並令三十八師董升堂旅襲豐臺，二十八日經我軍奮勇猛攻，當將豐臺克復，同時我盧溝橋、八寶山兩處軍隊亦將五里店、大井村附近敵人驅逐，猛向豐臺推進。其時，南苑方面，敵增援反撲，並以敵機二十架，連續狂炸，駐軍傷亡累累，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兩將軍均於是役殉難。由於南苑之失利，致豐臺戰事，功敗垂成；二十八晚間，敵炮隊轟炸宛平縣及長辛店，經一晝夜之撐持，我軍卒不得不放棄宛平，向良鄉、涿州一線轉進，盧溝橋亦遂陷於敵手。
誠如勃脫蘭氏所說的，我們所以追敘這些事件，並不是因為它的本身是有特殊重大的價值，而是因為它們將成為更大的軍事行動的序幕。如果把當時崩毀的牆垣和青蔥茂密的高粱地上的「青紗帳」作為背景，把大刀隊夜襲日軍的事跡描寫上去，那末，盧溝橋抗戰的故事，很可以寫得有聲有色的。但就盧溝橋這地方事件來說，在戰局大體，只是不十分重要的一角；若在其他情況之下發生（假如發生於一年以前），這事件不過在我們的忍辱記錄上多一事件而已，然而盧溝橋邊的槍聲，已成為中日間延期已久的實力試驗的序幕，「戰爭」終於到來了。
（從日軍的戰略上看，包圍北平，乃其入關後之積謀。占了榆關和熱河，即對北平為遠勢之兩面包圍，冀東偽組織成立及增兵占豐臺，乃成近勢之三面包圍，然猶網開一面，使北平西南角上仍得與外方交通，至盧溝橋被占，始成四面包圍之勢。）
（盧溝橋即架於盧溝河上之大橋；盧溝河即永定河，為沽河五大支流之一。永定河上游，流於黃土帶，沙水渾濁，故有渾河之稱。惟自三家店以下，河流平地，河水橫溢，河流之衝擊力甚大，而河水轉成盧色，北方人稱不純黑者為盧，此盧溝之名所由來也。盧溝架橋始於金時，為大石橋，長六百六十尺，寬二十六尺，為北方偉大工程之一，《馬可孛羅遊記》中嘗盛稱之。盧溝橋在北平西南二十六里，為北平西南方之孔道，宛平縣城即在橋首；平漢路鐵橋則在橋北半里。平漢路自盧溝橋分為二，其一東北驅，直達北平，並有支路至通縣；其一東向至豐臺而與北寧路相合；平綏路自北南驅，在西便門外與平漢路相交，直至豐臺為止，由此可知盧溝橋地位之重要。）
推開遠一點，我們看看當時東京方面的情勢：事情的決定是在七月十一，星期日。那天的整個上午，日內閣舉行了一次緊急會議；一般新聞記者在接待室內，來來去去，忙個不了，互相猜測著不可思議的謠言。下午，近衛首相到葉山行宮去覲見日皇，袖著和戰的決策回來。到了晚上，全日本統統知道了是怎麼一回事。那天的號外，驚人的題目，是「日本決出兵華北」、「四個師團將立即開拔。」
席勒（一個久駐日本的美國觀察家）在日本內幕中也曾敘述道：「近衛公爵匆匆跑到天皇的海濱避暑處，請他批准軍部計劃和軍部特別費，以便用既成事實來對抗議會的緊急會議。」當傀儡議會，第一次召集的時候，據同盟社記者說：「其目的在於批准陸軍占領華北的平津區域，以及改革經濟財政的通盤計劃。政黨領袖都不想在議會中用質問大臣的方法，來問駐華軍政機關所采的積極政策，因為政府的對華政策早在二星期以前，經過天皇的批准了。」近衛公爵假面具脫下來了。九月六日，美聯社從東京拍出如次的電訊：「首相要求議會核准其經濟計劃，此舉如果實現，將使日與德意相同成一全體主義的國家。政府得以統制商業、航業及其他國民經濟、生活方面雲。」軍部變成最高的統治者；日本的人民，失去他們的自由了。
後來有一位日本的大尉，坦白地說出了自己的野心：「我們（日人自稱）的目的就是獨霸大陸。在昨天，我們得到滿洲就心滿意足了；可是到了今天，我們就必須占有中國；到明天，越南、泰國、馬來亞、菲律賓、荷屬東印度，或許連印度都將是我們的了。這並不是因為我們帝國主義的貪婪。是要想稱霸。這只是一個生殖力與侵略性民族所不可避免的發展。昨天，白種人在亞洲居於領導的地位；今天日本（它自己就是一個亞洲的國家）已能作亞洲的霸主了。在亞洲的『新秩序』內，再沒有外人插足的餘地了。我們的頭一項使命，就是建立中國的和平，我們堅信：外國的幫助，是中國繼續抵抗的原因。一旦中國停止抵抗，它就會變為日、『華』、『滿』經濟集團的一員，這個集團，在我們指導之下，就要控制整個的太平洋。我們想由中國沖入越南，由越南而泰國、緬甸及荷屬東印度。這些步驟一旦完成，我們就可以毫無畏懼地來應付對蘇美的戰爭了。」這樣一個下級軍官，他就很深刻地接受了《田中奏章》所說的計劃，他清楚曉得他自己國家的需要，也曉得應該怎樣去滿足這種需要。這便是釀成日本軍人心目中的「聖戰」的「酵母」！
或者，我們應該進一步看看當時日本財閥（金融貴族）對於這次戰爭的意向。一般公認，政友會是三井的黨，而民政黨是三菱的黨；三井與日本半封建勢力的關係，遠比三菱為深。三井因為是經營出口絲，又對其他家庭手工工業，有著金融上的控制，它與地主階級利益是密切相關的。三菱大部投資在於重工業及其他大規模企業，它需要國外借款與外匯穩定。不過，這支配著全部日本的經濟生活的兩大托辣斯巨閥的利益，在許多地方是共通的，所以常常為敵，也常常為友。一九二七年的金融崩潰，才給軍人以第一個機會。一九三一年，日本軍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占領滿洲以重建其優越的地位，這政策是獲得三井財閥的支持的；不只獲得三井的支持，當滿洲之奪取為英國所默認時，軍人更獲得一切大資本家之支持。這兩大集團，對於侵華的戰爭也是贊成而且予以全力支持的，雖是關於戰爭應進行到何種地步，容有意見分歧之點。陸軍和海軍，事實上與財閥聯合在一起，同樣希望征服中國，而且唯有兩者合作，始能達到這個目的的。
就在「七七」戰爭發生那幾天，有一位英國記者和一位日本經濟學家在東京一家咖啡館作深談，那經濟學家說：「日本的真正勢力只有兩個——陸軍和海軍。他們政治上是代表著什麼呢？那陸軍是與重工業資本勾結著，這一部分人要求向大陸發展，他們需要華北的原料和礦產，和對蘇作戰的根據地。那海軍是被製造業和輕工業資本家所擁護，他們必須依賴國外貿易，他們要求南進，他們需要更多的市場，需要得到中國『善意的諒解』，這樣他們才能逐漸以經濟侵入中國，獨占中國的對外貿易。是的，這其間的確有一個衝突，大資本家間的利益衝突。哪一派強些呢？當然是陸軍，每次都是這樣。自從一九三二年上海戰爭以來，海軍在政治上失了勢，現在他們也許要重新抬頭，然而陸軍仍舊控制著政府。」從他們的談話中，我們也可以理解陸軍、海軍與財閥所譜成的戰爭進行曲，是怎麼一種情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