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本記 · 十七、英、美、蘇聯及德國之遠東政策

「九·一八」的炮聲，對於太平洋全部局勢的改變，和對中國的生存威脅，同樣的嚴重；日本軍閥聲言要建設它的東亞新秩序，不僅影響到英、美、蘇聯這些國家的遠東利益，而且迫著這些國家，採取新的對策。 英國一直繼續它的因循敷衍政策，「九·一八」說明日本已經走上新的征程，倫敦的率直反應的是沉痛的憤怒。華府所建立起來的均勢，已被推翻了，整個的集體安全機構，交織於國聯盟約中的，也發生了動搖。但英國並未採取積極的報復行動，西門爵士（Sir John Simon 時為英國外相）認為英國不能憑仗美國有效的援助，因此，即使日本滅亡了，受其利者也惟有蘇聯；他在國聯會議席上幫我們的「倒忙」（連日本的代表松岡都認為十分滿意），破壞了史汀生和受了驚的各小國決心採取膺懲手段的一切努力。英國猶豫不決的代價是日本侵占「滿洲」，日本對它敵人的鬥爭（日本認為對中國進攻，即對中國的背後——英國作戰）已經首獲勝利了。美國記者蓋恩（M．T．Gayn）分析英國的政策是這樣：直至一九三五年止，猶豫不決，仍然是英國政策的基調。倫敦的帝國戰略家覺得要保衛英國在遠東的主要利益，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大規模援助中國，使有利可獲的貿易與投資的機會為之擴張。但是日本已變成這樣強大，所以要不得它同意，就不能畀予中國這種援助。第二條路是把中國再分割成勢力範圍，日本統治華北，而英國則在華南和長江流域，享有優越地位。保守黨政治家認為這種辦法，可使美國和日本得以成立反蘇諒解。無奈日本正沉醉於自己所獲得從西方國家手中取得的勝利，拒絕與英國締結協定。日本代表團，從國聯走出來了。日本使「滿洲」殖民地化的工作，正順利進行中。日本勢力已經穿過長城了，東京秘密地在準備廢棄一切有約束性的條約，而從華府海軍條約開刀。誰知倫敦縱然常常碰壁，卻並未失望。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有勢力的英國實業協會組織一代表團，由呶呶不休的龐貝爵士（Lord Barndy）率領，訪問日本和「滿洲」。這些貿易與善意的使者所發表的熱烈情緒與日本銀行家和實業家所表示的永垂不朽的友誼，相映成趣。龐貝爵士眼睛盯上了「滿洲」鐵軌的訂貨單，居然把承認「滿洲國」的話，從他不懂外交的嘴裡溜出來了。可是當日本鐵軌製造商，拒絕參加歐洲鋼業加迭爾，拒絕使英國鋼業分潤「滿洲」利益時，他又立刻否認說過贊成「滿洲國」的話；他們帶著失望回到了倫敦。 一九三五年夏天，倫敦又作一次努力；英國經濟顧問李滋·羅斯（Lietz Ross）奉派赴遠東，處理英國的利益與投資問題。九月，他到了東京，提議英日兩國共同貸款給中國。日本政府立即拒絕這個計劃，宣稱中國無須外來的財政援助。李滋·羅斯在東京碰壁，只得採取另外一種辦法，那就是援助中國。他到上海不到兩月，中國政府宣布許多積極的財政改革辦法，這種改革，事實上把中國幣制放到英鎊集團裡面去。日本的反應是劇烈的；日本稱這種策動，是在財政上對日宣戰，並警告中英兩國，報復即在目前。日人對於中國經濟力量的日益增強，其驚駭不亞於中國政治的終於完成統一。不錯，中央政府的巨大建設計劃仍在胚胎時期，沒有外國資本的協助不能成功。最使日本感覺不安的，是這種外國資本竟有來到的樣子，中國竟已獲到普通的商業信用借款。中國的幣制改革，在外匯上規定法幣一元值一先令二便士半，使中國政府能將大批白銀輸存外國，建立了對外信用的基礎，和購買軍火的儲金，這對於日本野心是一個直接的打擊。而且中國人民肯交出他們的白銀來換取不兌換的紙幣，新紙幣之為全國所接受，證明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和國家的統一。日本希望對華戰爭的第一個收穫是新貨幣制度的崩潰。其後，英日關係還來了幾次若合若離的回波，倫敦的保守黨和東京的溫和派，玩弄他們的把戲，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為止。那年十一月初旬，日本軍部恫嚇內閣，迫其接受和德國締結的《反共公約》；《反共公約》使倫敦震驚，因為這公約的表面系針對蘇聯，但也可利用為反英的工具；約上雖說，任何反共國家都可以參加這個條約，但東京所慣用口是心非的保證，是等於零的。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在倫敦還有人在重開建立遠東「新政」的談判，但談判還未怎樣進展，命運之神就出頭干涉了，日本內閣發生危機，內閣大臣更迭。英日兩國的初步談判，就此擱淺。六星期後，近衛上台，軍部進攻華北，中日戰爭爆發了。 美國的遠東政策，是在想使中國得到和平，以便發展貿易，並與其維持文化及宗教的關係。日本侵略東北，使他們覺悟到在新的情勢中，加重了自己的責任。（美國的外交傳統，是由虛張聲勢、求實利和感情主義混合而成的。）國務卿史汀生擔起了維護國際道德的責任，「九·一八」事變發生之第三日，史汀生就告訴日本以美國對於日本破壞《九國公約》的關切。一星期後，國聯笨重的機輪開始轉動，日本被要求退出占領區域；日方乃如意料所及的漠然不予理會。在戰事擴大那幾個月中，美國和國聯採取同一步驟；國聯邀請美國列席會議，國務院便指定駐英大使道威斯將軍（G．Dawas）前往巴黎，隨時與議，美國遂由此非正式地參與了國聯一切動作。美國的政策，由於真正得負責任的英法兩國表示冷淡而走了氣，他發出懇切的申請，要求英法聯合拒絕承認日本侵略的成果，當這些提議被英法冷淡擱置時，史汀生遂首先宣布他那著名的不承認主義。這對於太平洋政治文獻的大貢獻，表現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所發致中國和日本的照會中。照會中說及不承認任何在強力壓迫下所取得的讓步，警告日本不得危害美國的權益，要求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並重申門戶開放政策。雖然日本的答覆是「滿洲國」的組成，史汀生還是保持他的主張。那年二月二十三日，史汀生於其致參議員波拉（E．Barah）的信中，提醒姑息的英國和侵略的日本，它們都曾簽字於《九國公約》並且發誓予以維護。他特別提起，一九二二年美國曾放棄海軍優勢以換得對於中國的保證，如其簽字國毀約，美國也將重新考慮它的行動。後來，史汀生曾於所著《遠東危機》中說明這封信的重要性：「這封信是想作為對於中國的一種鼓勵，和對於美國民眾作一個政策的解釋。又是對於英國保守黨的一個提醒，他們和我們同為『門戶開放』和《九國公約》的造成者。最後，提醒日本，如果它想破壞華府會議所訂諸約之一，別的國家也可以照樣覺得有些條約，其對於日本的重要性也正如《九國公約》對於我們一樣的，將不復再束縛它們。」這封信轉變了大局，半月以後，英國在國聯通過了一個以史汀生不承認主義為根據的議案。可是，英國仍沒有制裁日本的誠意。一九三四年，日本宣言廢止了五：五：三的海事比率，船塢不再准人參觀，新的戰艦也開工製造，太平洋的局勢越來越緊急了。（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總統就職，美國外交政策，採取更積極的態度，當時決定遠東政策，國務卿赫爾居於極重要的地位。） 蘇聯是太平洋競技場上的一個神秘戰士。別的帝國主義者的戰略是立體的「大炮、金錢和外交」手段，蘇聯另又加上了一件法寶——意識。蘇聯對外行動的最高原則是：蘇聯自身的安全和世界革命，包括太平洋在內。日本關東軍強占了滿洲，把兩國之間的緩衝地帶消滅了。於是日蘇兩國便犬牙相錯地緊接著了。以英國在遠東之無能，與美國孤立派的勢焰高漲，毫無問題的，蘇聯必須獨自行動；莫斯科的參謀本部擬定了一個廣泛而且大膽的計劃：西伯利亞自貝加爾湖至太平洋東岸的一段，已成為一個有力的作戰機構的根據地，可以沒有莫斯科的援助而獨立作戰。自從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和蘇聯事實上已在進行著一種戰爭；我們要估計日蘇糾紛的次數，幾乎不可能的；在滿洲一地，糾紛就發生過一千起以上；在堪察加，在庫頁島，在海參威海上，在朝鮮境內以及在中國本部，都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大多數不過是雙方巡邏部隊互相射擊，但有時也有大規模的衝突。 參與遠東的角色，德國在最近二十年中，代替了法國的地位。它對中日雙方的關係是非常奇妙的。一九二一年，德國放棄治外法權，並與中國締結一個友好的條約之後，兩國間的關係特別地友善。隨後幾年，德國人在中國造成了獨特的地位。到了一九三六年，它的貨物輸入中國的數量占百分之十六，地位僅次於日美，它非常珍愛中國這個廣大的市場。但希特勒的政府和日本軍閥相勾結，訂定了防共協定，後來承認了「滿洲國」，支持日本作戰，表面上好似放棄中國而與日本為友；但是德國的軍火，還是源源運到中國來，軍事顧問團依舊留在中國，參與對日的作戰；希特勒也和英國保守黨一樣，對遠東也是「腳踏兩船頭」的。 在國際的錯綜中，中國的「抗戰」就這麼展開；也由於中日戰爭的全面化，更增加了國際間的錯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