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本記 · 十六、西安事變

日本駐瑞士公使天羽英二曾經策劃中國內部的分裂與混亂，說中國只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算不得一個國家，用作武力侵略的理由。我們或許可以承認這幅混亂的圖畫，不過這是一幅油畫，迫近去看，只見其凌亂淆雜；若推遠一點看，則脈絡分明，生氣蓬勃，一點也不凌亂。 國民黨的革命力量，從黃埔練兵到國民革命軍北伐這一段時期所表現的活躍是可驚的；十六年定都南京十年間，雖有國共分裂，日本強占東北及不斷干涉華北行政等事實，在經濟、軍事與政治統一諸方面，仍有迅速的進步。十六年之初，僅有五省完全屬於中央的統治，到了二十六年，除了日本用武力所壓迫造成之華北特殊化以外，所有省份均在中央管轄之下，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國家。邊遠的各省，還有半獨立的狀態，可是因為交通與運輸的進步，幣制的統一，省軍的改編，以及民族觀念的勃興，離心的力量逐漸消失了；即北方各省軍閥所代表的反動勢力，不但未因中央加強統治而與日本勾結，反而嚮往於中央的保護以抵抗日本的壓迫。真如英記者尤脫萊所說的，「日本的侵略對於中國的統一與團結，直接間接，為助甚多」。換言之，中國在國難嚴重的時期中，有了迅速而廣泛的進步。 「國共分裂」這件不幸的大事，真使寫史者停筆嘆息，呼天欲問。從這兩黨的發展，以及共患難期中的呼吸相通，向同一目標做革命工作；加以兩黨分子的氣味相投、出身相似，即不說是同胞兄弟，至少和表姊妹那麼親密。然而兩黨分裂了，便干戈相見，十六年以後，國民政府的大半力量就用以對付瑞金為中心的紅軍，就在江西境內，雙方傷亡的數目，當以百萬計；內戰之慘痛如此，實在不忍重說。從另外一方面，我們又看到一些微妙的關係；後來在抗日的軍事工作上有所表現的部隊，早已在「剿共」戰爭中顯出成績，中共軍隊所擅長的游擊戰，也在江西戰場顯其身手，這場慘酷的內戰，又像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二十四年年底，紅軍放棄江西的根據地，經西南各省，跋涉二萬五千里遠征西北，進入陝、甘、綏的邊區，另建「赤都」於延安；政府軍的追剿，也緊緊跟在後面，踏著長征的蹤跡以入西北。卻也似乎很巧，紅軍做了統一西南的先鋒，政府也就跟蹤完成民國以來所未有的統一局面。紅軍到了西北以後，其時，日軍從熱綏侵入了華北，紅軍恰巧安排在他們的左翼。有一次，紅軍曾經渡過黃河進入關閉了二十多年的山西；政府軍隊也就跟蹤前進，替後來的山西戰局布了伏線。種種方面看來，這兩種相反的力量，有意無意之間，又似乎在那兒相互為用。 「西安事變」，那出喜劇性的「政變」（也可說是「叛變」，也可說是「兵諫」），恰在那樣情勢下結束了十年來的國共內亂，由分裂而後歸於攜手。蔣夫人宋美齡氏身與其事，於其回憶錄中說：「余視此為決定我國命運最後一次革命正義之鬥爭。其情狀之複雜，絕非中國既往一般稱兵作亂之叛變所可比擬，而其關於國際與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勢，倘處置失當，即釀成民國以來空前之戰禍。至其對於內者，則包涵個人與全國各種複雜問題，且有最猛烈之爆烈性蓄積於其間。」（英記者勃脫蘭說：「如果把過去七年的歷史縮短一下，我們就是說：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一炮，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間瀋陽發射的；至於中國開始抵抗日本的第一炮，不是在東三省或上海或華北前線發出的，而是在陝西華清宮那片西鋪滿了積雪的亭台外面射出來的。這次事變的結果，使十年來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得到第一次諒解，中國的內戰因此停止了，『全國統一陣線』也在短時期內完成了。」） 發動這次大政變的主角，是張學良將軍，他的悲劇性的性格，上面略已提及了。他的優柔寡斷，容易感情衝動，和蔣氏的沉毅果決正是最明顯的對比（蔣氏曾對張氏作如此批評：「漢卿小事精明，大事糊塗，把握不堅，心志不定，殊可悲也。」）。瀋陽失陷後，國人對之甚為苛責，汪精衛也曾與之正面衝突，乃去國避謗。二十四年歸國，仍任軍職，國人對之仍無好感。他去國以前，身體很壞，因之精神頹喪；海外歸來，卻恢復了健康的身體，頗欲有所作為。其時，東北軍舊部，亦進入西北任「剿共」任務，而關外風雲日惡，華北局勢益非，家國身世之感交集，東北部屬心理上有了變化。張氏本身也正十分苦悶；左右的心理變化，立刻影響到他的意向，乃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政變」。 「政變」的始末，有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及蔣夫人西安事變回憶錄記之甚詳。當時參與政變的，張學良外，還有西北軍人楊虎城將軍；環繞張的左右，有東北少壯派軍人和思想龐雜的青年群，後者的激憤情緒，煽起了張氏的「兵諫」行動。（張自謂「來臨潼受訓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發難，然實後悔莫及。如因此亡國，則唯有二途：一、自殺，二、入山為匪云云」。）由張氏衛隊發難，圍劫蔣氏，自臨潼送往西安綏靖公署安住；張自謂以「兵諫」為手段，強欲委員長容納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六、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事變發生，世界震動，舉國惶如，中經端納（澳人）、宋子文諸氏奔走疏解，張楊憬悟，卒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由張學良陪隨蔣氏飛歸洛陽，一天雲霧，立時消散；蔣氏出險消息四播，全國為之歡騰。 此次事變，表現蔣氏的精神，於危難之中，剛毅不屈，他面告張氏，「已決心犧牲此身，以維持國家之正氣，成仁取義，籌之至審。須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萬難劫奪」。西安之變，格外增加了蔣氏的威望。國人心目中，也有了共同的信念，知道蔣氏為撐持危局的唯一領袖，即劫持蔣氏的唐旅長君堯，也明白「國家實不能一日無委員長」。張學良的行動雖甚幼稚，但從國家民族的出發點，亦不可厚非；憬悟之後，便隨同入京待罪，其勇於負責，亦與其他兵變不同。（張自謂：「我等劫持委員長，自知不當，惟我自信，我等所欲為者，確為造福國家之計劃，自信動機確係純潔。」）而當時在西北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中共首要，並未利用這次事變，收漁翁之利，且明白表示：「國事如今日，舍委員長外，實無第二人可為全國領袖者。」西安事變所以迅速轉變，化凶為吉，亦中共人士明達事理有以助成之。這種種，都是對國家民族有利的徵象；一個在政治上統一的中國，終於出現了。二十六年春間，中國不但是四川至沿海各省，自廣州至黃河，成了一個行政統一的國家；就是各政治黨派所表現的密切團結，也為十五年（北伐開始）以後任何時期所未有。西安事變之後，國共之爭的停止，其意義，事實上遠過於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和解。西安事變，把政府人民重新結合起來了。（這時候抗日的民主力量，在學生及知識分子，最為活躍，已不再被壓迫而有領導全國的趨勢。） 尤脫萊說：「從日本人的觀點看來，最理想的是中國政府，一個或數個，其歲入剛剛足以維持其對於領土的有效的控制權，但是這政府並無充足的資源可使其完成近代化的過程和推動中國工業的發展。這樣的政府，對外很弱，決無力量抵抗日本的『勢力』，對內卻很強，足為日本商人的利益而維持法律與秩序。日本對於西安事變的最初的反應是比較溫和的政策，表示決無奪取中國領土的野心。它希望蔣氏回到『必先安內』的主張，換言之，就是與共產黨重啟戰禍。日本如能使中國內戰重新爆發，同時使英國相信它已放棄了侵略政策，那末，日本既能向中國要求獲得華北的鐵路特權，又可以向英國借款，開始建築。如此一來，華北不用武力就可以到手了，而中國其餘部分則稍緩數年。等到日本將華北資源開發完竣的時候，再來對付。」（日本的自由主義記者穗積尾崎便在太平洋國際關係討論會說過這樣的話。）他對於當時日本當局對西安事變的心理反應，分析得頗為正確。然而西安事變的後果，和日本人的意願大相徑庭，國共合作不僅可能而且實現了，於是武力進攻的行動，在日本軍人心目中認為是必不可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