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本記 · 十五、國人之抗戰情緒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
從敵人進攻瀋陽那天起，中國民眾心理，就燃起了一種不可遏的抵抗暴力的情緒；這情緒也就寄托在這樣一首流行歌曲上。一個英國的記者在北戴河初聞此歌，為之感動流淚；一個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頭聽了不覺心神震動；這歌曲曾流行於印度河上，也曾洋溢於舊金山的一角；有著中國人的蹤跡，就流行著這首悲憤的歌曲。和這歌相應的，還有一首題名《松花江上》淒婉不忍卒聽的歌曲，開頭是：「我的家在東北的松花江上，那裡有森林煤礦，……」接著說：「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最後發出了幾乎絕望了的叫喊：「爹娘呀，爹娘呀，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這雖是一首無名氏所作的歌曲，卻正代表了千千萬萬淪陷區全體流亡人民的哀嘶！這份情緒，日本人稱之為排日的情緒；他們的外交家曾經在國聯行政院會議席上振振有詞，替他們的軍事侵略作辯護，說是這樣的「排日情緒」，應該「膺懲」。
中國的民眾，農民本來占絕對大多數，幾乎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由於他們是忠實的土地兒子，安土重遷，世界觀很狹小；由於他們生活不夠水準，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由於他們承襲著過於豐富的傳統觀念，像蝸牛一樣，背著過厚的殼子，難於翻身；對於近百年間世界的變動以及產業革命所泛起的經濟洪水，是不十分理解，而且也不知道如何去應付的。他們雖歸之於「命運」，但生活的壓迫一天一天加重了，逐漸形成了一種「排外」的情緒。（他們很籠統，以為使得我們窮困，都是由於中國的不太平，不太平都是由於洋人的欺負；修鐵路，開礦山，把我們的龍脈挖斷了，地藏的寶氣泄漏了；設教堂，把我們的神祖先侮蔑了；所以使得我們一天窮困一天，我們要想免除這種窮困，非把一切洋人驅逐出去不可。）從鴉片戰爭到庚子義和團之亂，不知演了多少幼稚可笑的「排外」的悲喜劇。不過創巨痛深的《辛丑和約》，也使中國社會起了徹底的轉變；庚子以前，中國的士大夫，這群政治社會的基層人物，大部分還和幼稚的排外反動心理相一致，也曾起了領導作用。辛丑以後，士大夫心理有轉變，知非從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著手不可，無論康（有為）梁（啟超）兩氏所領導的新政，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以及五四運動以後的思想革命，都可以說是士大夫群的醒覺。
正當我們士大夫覺醒之際，國際情勢又有了劇烈重大的變動；一則遠東勢力範圍的劃分，更使中國難以競存，二則舊俄的倒敗，與蘇聯的新生，更增加遠東的錯綜性；三則日本的侵略更積極，更表面化，使人有「國亡無日」之感。因此「排外」情緒轉變而為「救亡圖存」的自覺心，孫中山先生所謂「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便代表了我們的共同意向。他的遺囑中，指示了兩個方針：「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自由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一面領導民眾，喚醒他們的民族意識，一面從國際上找朋友，想從錯綜的遠東局勢中打開出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蔣委員長向五全大會作外交報告，謂：「吾人今日孳孳以求者，不過對本國求自存，對國際求共存而已。」「苟國際演變不斬絕我國家生存民族復興之路，吾人應以整個的國家民族之利害為主要對象，一切枝節問題，當為最大之忍耐。復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謀各友邦之政治協調，以互惠平等為原則，謀各友邦之經濟合作。」）從日本的事實表現，《民四》向我提出「二十一條件」起，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滅亡我們的國家，侵犯我們的主權，危害我們的生存，尤以「九·一八」以後的行動為更毒辣，顯然成為我們所不能不抵抗的最主要的敵人。從日本軍閥看來，國民黨的政治統一與軍事改進，妨礙他們的鯨吞企圖，也變成了勢不兩立的敵人。（一九三六年，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所發的小冊子有「究竟帝國打倒蔣介石乎？抑蔣介石及其一黨打倒帝國乎？」之語。）
可是在國內，士大夫群對於國民黨的要求，最初期待過高，後來弄得失望；北伐未成功而國共先分家，黨派間的摩擦，消耗了無限精力。而且國民黨內部也並不一致，青年學生以及大部分文化人，對於國民政府的外交，認為軟弱無能；尤其對於「九·一八」以後的外交表示不滿意，認為辱國喪權；政府忍辱簽訂的《塘沽協定》，更為朝野所共同攻擊。民國二十年冬天的學生請願，與二十四年冬天，平津學生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反偽自治的示威運動，都在敦促政府對日採取更堅決的行動。民眾要「抗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壓迫政府採取最後手段。（「中國人民之情緒已達沸點，不能抗日之政府，絕不能繼續當政。即對中國軍事在物質上的大缺點認識最清楚之人，亦明白此為千載一時之良機。軍事上，中國如不戰而失華北，亦將陷於無可救藥地步。日本既稱霸於黃河以北，則隨時可征服長江流域以至華南。此次中國如仍不抵抗，則以後將不再有可抵抗之信念。」）二十四年二月，上海文化界人士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等所組織的抗日救國會，提出主張七點：一、堅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二、堅決反對中國領土內以任何名義成立由外力策動的特殊行動組織，三、堅決否認以地方事件解決東北問題和華北問題，四、要求即日北兵討伐冀東（五、六、七從略）。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及陶行知四氏，且以個人名義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宣言，中有「希望蔣先生親率國民政府統轄下的二百餘萬常備軍，動員全國一切人力財力智力物力，發動神聖民族解放戰爭」。也正是民眾情緒激昂，與政府步驟不能一致之處。
直到抗戰以後，我們才看見種種文件，知道當時蔣氏對於對日作戰，確已下了決心，做了種種切實準備；蘇嘉路、浙贛路的修築，東南各省公路網的布成，事後證明都和軍事有密切關係，在當時卻未為一般民眾所了解。當年，他說了「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的話，大家都認為只是一種詞令，並不體味到其用心之苦。儘管政府忍辱負重，咬緊牙齦，肩著鐵門，並不能獲得一般士大夫與民眾的諒解。因此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隔閡，隨外患之嚴重而加深。一般士大夫，雖不明白軍備應如何調整，國防線上應該如何配置，敵我實力懸殊到什麼程度，而慷慨激昂的論調，正足以轉移一般人之視聽。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距離，既愈來愈遠，乃產生了二十五年冬天有名的七君子案。（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時、鄒韜奮、史良七人，以救國會事在滬被捕，後移押蘇州高等法院。）我們從事後看來，一般士大夫的用心並不壞，但激昂的情緒，未始不足以誤大事；政府的苦心，可以諒解，但對於民眾情緒的處置，每不得其宜，甚至使用權力，也超過了限度了。
戰爭發生以後，真正在苦痛中歷練的，卻是那占最大多數的農民；他們——
忍受被希望之神認為無窮盡的災難；寬恕比死亡或黑夜更為殘惡的暴行，對似乎萬能的力量挑戰。
相愛並容忍；希望著，希望著，直到希望之神，從它自己的殘骸上創造出它思及的東西來，不變動，不猶豫，不悔恨。
一個英國記者說：「一切日本的計劃，顯然忽略了一點，中國民眾的長期抵抗，日本只能在中國中止戰鬥時，可得勝利，但中國民眾將繼續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