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本記 · 十三、長城戰役
——《塘沽協定》
一部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九·一八」事變以後，便是一部關東軍的發展史。日本的陸軍，支配了日本的政治，而關東軍則支配著陸軍；從「五·一五」事變（一九三二年）到「二·二六事變」（一九三六年）這都是關東軍所謂少壯軍人對陸軍元老的清算。關東軍所製造的偽滿帝國，取得了政治上的作用；接著利用滿鐵經濟，操縱東北所有工礦業及產業開發，對日本國內抬高了軍人發言權。民政黨政友會漸漸失了活動地步，後來東條英機以現役軍人兼任首相與陸相，乃為關東軍獨霸軍政的全盛時代。
關東軍之始，原是駐在關東的軍隊，範圍非常之小。日俄戰役時，野戰部隊二師團，師團司令部設遼陽，「九·一八」事變後遷至瀋陽，偽滿建國後移至長春，建築巨大的關東軍司令部，指揮全東北的日本軍隊。「九·一八」事變後在東北的關東軍約有七個師團，兵力近二十萬人。其後軍備逐漸擴張，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依據新軍備建設大綱，擴充兵員，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又經一度大擴張，成立關東軍管區，兵力漸增至六十萬人以上。關東軍的人物之中，「九·一八」以前任司令官的白川義則，便是淞滬戰役指揮作戰的司令官；武藤信義大將，是日本福岡軍閥出身，他的弟子之中，有發動「盧溝橋事變」的華北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指揮杭州灣上陸作戰的柳川平助師團長，都和侵略戰有密切關係。「九·一八」事變以後的司令官，如本庄繁、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謙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以及關東軍參謀長，如三宅光治、小磯國昭、坂垣征四郎、東條英機、磯谷廉介、秦彥三郎、飯田穗，無不與侵略中國戰爭與太平洋戰爭有密切的關係。在遠東國際法庭受審的戰犯，從其淵源來看，也都是關東軍的人物呢！
關東軍攻占「滿洲」以後，為求發揮經濟與軍事的價值，為著進一步的大陸發展，便積極發展「滿洲」的鐵路網。從軍事意義上看：一為對蘇聯的進攻，以黑河、同江、虎林為中心；一為向關內的軍事發展，以山海關、承德直通平津為中心；一為向內蒙古的發展，以赤峰、開魯索倫為中心。民國二十二年以後的日軍行動，也就是順著這三個方向來推進。淞滬戰事，結束不久，日本的軍隊又移向東北集中，接著乃有榆關（山海關）與熱河的戰事。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元旦，日本駐榆關憲兵隊長前河忽通知日僑於五小時內全數退入兵營逃難；是晚，九時，日軍即開始行動，向榆城炮轟。我地方當局當即向日軍提出交涉，日軍反稱系自衛行動。大批日軍，隨又從錦州陸續增援，並得海空軍之協同，猛力攻擊。其時，我榆關守軍不過一旅之眾，眾寡懸殊，苦戰至三日下午，榆關即告陷落。日軍既占榆關，即由萬家屯繼續西侵，十二日又占我長城要隘之九門口；華北門戶，乃遂洞開。
榆關既失，熱河遂孤懸塞外，形勢危殆。當時日軍主要目標在侵吞熱河，而攻擊榆關，乃是牽制我軍，使我軍急於保平津，不敢作積極的援救。二月二十二日，日軍假「偽滿」名義向我軍致最後通牒，限我軍於二十四小時中退出熱河。日方於致國聯照會中，乃作如次的藉口：「熱河省內，張學良及其他反滿軍隊之存在，不但與『滿洲國』主權牴觸，且妨礙熱河省治安秩序之恢復。故此次『滿洲國』實行肅清該省內匪賊及兵匪餘黨，日軍乃基於『日滿議定書』之規定必須予以協助。日本軍之行動，在確保該省之保安，此外並無他意。原則上日軍仍將留駐於『滿洲國』領土以內。惟張學良及其他反滿軍隊，如必出於積極行動，則難保戰局不延及華北。」從這一照會，我們明白日軍以援助「偽滿」為藉口，要占領熱河，而且明白表示日本軍隊之行動，將及於華北。
從軍事地理上說，燕山長城，為平津京畿之屏蔽（金梁襄所謂「居庸、古北、杉亭諸關，東西千里，險峻相連，近在都畿，據守尤易」），而熱河又為長城口外之輔翼。（大寧、開平為燕京之羽翼。）平津天險，自中日、日俄戰後，旅順、威海衛租與他國，渤海藩籬盡撤。《辛丑條約》後，沿海要塞被毀，且各國均可利用北寧路運兵，秦皇島尤利於外國艦隊之活動，平津門戶洞開，早已無險可守；今敵軍既入熱河，則長城之險與敵相共，防禦上益臻困難。日軍之急於攻占熱河，蓋其圖我平津之野心已一發不可遏止了。從另外一方面說，東三省北部（黑龍江地區）我游擊部隊的活動，在馬占山、唐聚五、蘇炳文諸將軍指揮之下，一直不曾停止過，關內外的交通，每借道於熱河的山陵間道；日軍一入承德，則關外義勇軍之運輸線中斷。所以熱河失守，軍事上的情勢為之一變。
以熱河之形勢論，崇山峻岭，不利於日方重兵器的運動，預料可以作持久的防禦，可是從敵軍開始攻擊，到熱河全境淪陷，先後不過二周，這當然是人事上的過錯。一則久據熱河的舊軍閥湯玉麟，昏庸老朽，本無戰意，而士兵之腐化，更不足以應戰。其退入熱境的奉軍，如萬福麟、張作相的部隊，號令不統一，軍備不充實，也無作戰的一貫計劃。二月二十三日，日軍三路進攻，北攻開魯，中攻北票、朝陽，南攻凌源，凌南奉軍迎風而潰，凌南、朝陽相繼失守。萬張兩部也曾策劃反攻，於兆麟將軍殉難，而敵軍輕騎已入承德，兼程猛進，三月三日便已攻占赤峰、平泉與我軍相峙於長城邊緣上。
日軍進占熱河，已經對國際明白表示訴之於武力，不復以虛偽的外交面具來相肆應。三月二十七日，便正式通告退出國聯。我國也從這苦痛的教訓中，明白國際間矛盾的加深，國聯對於侵略國一切行動之軟弱無能，乃改取「自衛」與「自決」的新方針。三月九日敵軍進攻喜峰口，我二十九軍宋哲元、馮治安兩將軍奉命防守此線，敵軍先據高地，以密集炮火制壓我軍。宋部冒死挺進，僅持大刀與手榴彈衝過炮火線，突入敵陣，與敵軍作肉搏，斃敵千餘；大刀隊之威聲乃與十九路軍之斗笠齊名。喜峰口之捷，也和淞滬之戰同樣增強了抗戰的士氣。其時，中央調集商震、關麟徵二部馳援，繞攻敵後，乃有冷口之捷。三月下旬，敵以長城各口之戰，難於得手，乃由榆關攻灤東，我軍腹背受敵，遂相繼放棄諸口，退保密雲、玉田一線。敵軍復追蹤進迫，灤河東西二十二縣又形成了割據，平津之險全失（熱河既失，察省亦有唇亡齒寒之危，敵國之軍事、政治、經濟勢力也隨浪人而深入張垣），華北之危機也與日俱深。
這時，我政府的外交方針，也有了重大的轉變：一則敵人的武力進攻，得寸進尺，靡有止境，我們的準備尚未完成，惟有含忍退讓，爭取「重整軍備」的時間；二則國聯既未能採取有效的制止行動，我方便不能迴避直接交涉的機會。長城之戰，先後支持了九個星期，卒由英使藍浦森出而斡旋，與日方進行和平談判。五月三十一日簽訂停戰協定於塘沽，這便是著名的《塘沽協定》（日方代表為岡村寧次少將，我方代表為熊斌將軍）。協定共五條如次：
一、中國軍即撤退在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之地位，爾後不越該線前進，亦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確悉第一項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以行視察，中國方面應予以保護及便利。
三、日軍確認中國已撤至第一項規定之線時，不再超越該線追擊，且自動歸還於長城之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規定之線以北及以東地域內治安之維持，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
五、本協定簽字後即發生效力。
上述條文，其性質純屬臨時軍事協定，並未涉及政治問題，可是日方嗣後每以協定為藉口，甚至曲解條文，限制中國主權之行使。二十三年以後的華北，事故迭起，又非我當局簽約時所料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