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本記 · 八、「九·一八」事變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時,日軍以「中國軍隊炸毀南滿鐵路」為藉口,突向瀋陽及其附近之中國軍隊轟擊,立即占領瀋陽全城;這樣,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便揭幕了。從日人在「滿洲」的種種軍事布置看來,「九·一八」乃戰神翼下孵化出來的必然後果,一切出於預謀,不足為異的。(日本前首相岡田啟介在國際法庭供稱:「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間,陸軍方面認為除以武力在東北樹立日本之傀儡政府外,別無解決東北問題之途徑。一九三一年初,接獲關於陸軍企圖在東北謀劃事件之報告,大川周明當時從事支持該項行動之宣傳運動。一九三二年,本人就任齋藤內閣之外相時,知悉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事件,系關東軍之一部所計劃準備者。一九三一年初,日政府方面即推測陸軍將以武力占領東北,確係時間問題。故繼瀋陽事變之後占領東北時,聰明之官吏,並未驚訝。」)
「九·一八」以前,日人製造了無數事件以為藉口(日人向國聯報告中所謂「五十三懸案」,大部分屬於這類事件,而以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為最嚴重),到民國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一日本軍官旅行「滿洲」內地時,為中國兵士所殺,從日本國內輿論的反應看來,已經進入非常嚴重階段了。當年,李頓《報告書》對於這事件曾如此敘述:「中村事件較之其他任何單獨事件,實更使日人之憤恨加增,自更激起日人用強硬手段,解決『滿洲』中日現存之困難。」「上尉中村震太郎系日本現役軍官,據日本政府所承認,且系奉有日本陸軍之使命,從事某種工作。當其經過哈爾濱時,中國官吏查驗其護照,渠自稱為農業專家,中國官吏當即予以警告,謂彼所欲遊歷之處,乃係匪區,並將此項事實,載其護照之內。該上尉攜有武器,且帶有成藥。據中國方面所述,此項藥品,有非為醫藥用之麻醉品在內。日本方面力斥殺死中村上尉及其伴侶之不當,且為對日本陸軍及國家之大不敬。」這套日本軍閥所表演之魔術,在當時造成了那麼嚴重局勢,而且激起了日人那麼普遍的憤怒,而且日本的外交家在國聯會議席上那麼振振有詞;到了今天,拆穿了西洋鏡,不獨日本人士自己承認一切都出之於預謀,而中村震太郎本人從「滿洲」重歸東京,尤足使世人明白日本軍人當時手段之毒辣。
說:「中日雙方軍隊間情緒之激昂,實無可懷疑。本調查團曾聞一可靠之說明:日方於事前確有充分計劃,以應付中日間萬一發生之戰爭。此計劃准於九月十八日到十九日之夜,迅速見諸實行。中國方面遵守上方之訓令,並無在該時或該地攻擊日軍,或危害日人生命財產之計劃。對於日軍,亦並未奉命或聯合攻擊。故於日軍之突擊,及其以後之行動,莫不驚異。至九月十八日下午十時至十時半,約在路軌之上,或附近之處,發生炸裂之事,確屬實情。然鐵軌縱有破壞,實際上並無礙長春南下列車之準時到站。(該車經過所謂鐵軌破壞之部分,斷不能引為軍事行動之理由。)」(李頓爵士曾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九日發表公開演說,謂「余願為諸君言者,余之所知,吾人在《報告書》中,未曾一言涉及九月十八日之事變,其所以未述及此者,因依吾人意見,究竟此事變曾否發生,殊為可疑。」)又據美記者鮑威爾氏在國際法庭作證,謂:「那年九月二十三日歐美記者團行抵瀋陽,時瀋陽市已完全為日軍所占,並由土肥原出任『代理瀋陽市長』。往晤土肥原時,見日軍本部前堆積鐵路被炸毀時之物,並出示該處照片,見該處業經清掃,破壞地點已另易新鐵軌,枕木兩根亦已更換,仔細察看,並無證據可尋。離炸毀處鐵軌五十米至百米處有中國兵屍體三具。據稱彼等系炸毀鐵路而企圖逃逸者,但屍身上並無血漬。」這種種,都證明了日本軍人所謂「事件」,是他們自導自演的「魔術」而已。
不過「魔術」只是「魔術」,無論他們表演得巧妙或拙笨,我們還該注意他們的實際行動,把那晚以後的日軍行動詳細說一說:我們推尋日軍準備軍事行動的痕跡,大約「九·一八」的前一年,已經著手布置。一九三〇年一年中,旅大租借地區,各倉庫、兵工廠等種種軍事工程,均大加擴充。沿南滿鐵路各大站,假商用倉庫之名,實行建設營房以為駐軍之用。各鐵道橋樑所在地,建築堡壘式之防禦工事,名為哨所。(每站均築有炮台一座。)(一九三一年六月,日本陸軍雜誌出版社,印一秘冊,題曰「滿蒙懸案與吾等軍人之覺悟」,主張以武力侵略東三省,凡屬軍人均各分給一冊。其後八月四日,陸相南次郎於東京召集全國師團長及各軍司令官會議席上,宣稱:「欲解決滿蒙懸案,非下最後決心不可,並謂各軍隊均須準備。」云云。會後日本各報,均有詳細記載。)一九三一年八月間,日軍在朝鮮鴨綠江江岸練習駕築浮橋。同月下旬,南滿鐵路護路隊紛紛調防,有由公主嶺調本溪撫順者,有由大石橋調昌圖者,有由山海關調長白者,其軍事初步布置已完成。同時,南滿路運到航空機三十餘架,野戰重炮二十餘門,控置於蘇家屯及南滿渾河車站附近。瀋陽日韓居民,日軍發給槍械,組自衛警團,共六百三十組。這便已到了劍出鞘的局勢了!
九月十八日晚間十時許,瀋陽東北方,聞有猛烈轟炸聲,全城為之驚恐不已。當時,市民還以為是日軍的夜間大操演,不認為情勢十分嚴重。日軍的大操演原是一種先聲奪人的心理進攻,他們要以示威的方式來「不戰而屈人之兵」。東北人士幾乎司空見慣,認為日人的攻擊,也只是夜間演習。其實,日軍的攻擊行動,早已安排停當,那一聲轟炸,乃是通知各部隊依照命令攻擊前進,開始其以瀋陽為目標的包圍行動。當時,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聞聲四探軍情,確知日軍已在進攻北大營,即向留平的張副總司令學良請示,張氏隨即訓令榮氏遵照「魚電」,令其不事抵抗。(張氏於九月七日曾電邊署:「查現日方對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順萬分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榮氏即轉令駐紮北大營王以哲旅長,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不得抵抗。榮令甫發,而日軍攻擊迫擊炮廠及在工業區之火藥廠之警訊又至,榮氏還是依照不抵抗的命令,聽任日軍分別攻占。日軍進攻北大營時,駐營我軍(第七旅)倉皇退避,傷亡慘重。(六二一團損失最大,六二〇團團長王鐵漢氏收集部隊,突出重圍,退向東山咀子,損失較少。)
事變初起時,榮參謀長立即電請臧主席往日領事館探詢日軍此事真意安在。日本領事答稱:彼亦正向當地日軍司令部,作同樣之探詢,故未能即時答覆。嗣我方即告知該領事,兵工廠及迫擊炮廠內存有黃色炸藥數百噸,如不採取必要預防,全城將受災殃。限日方於五分鐘答覆。日領事支吾其詞,久延未覆,僅謂:「日軍之動作,無權過問。」到了十九日晨二時,所有城外各處,均被日軍占領。我方派員向之探問實情,據謂日軍絕不入城,可是三時以後,日軍又向城西小西門及城牆西南角開始進攻了。其時北大營火勢漸猛,重炮又自西關南滿鐵道倉庫發射,雜以密集槍聲,居民極為驚駭。蓋我方奉命不加抵抗,日軍迅即迫近城下;拂曉,日軍遂從城西南角傾圮處攀登城上,突入占我無線電台。晨六時,日軍自小西門入城,搜抄帥府及邊防公署。未幾,日步兵一隊隨以裝甲車相繼入城,即時占領東三省官銀號,中交邊業各銀行,並遼寧省政府公署及其餘政府各機關。八時至十時,兵工廠、糧秣廠、各倉庫、航空處、講武堂、彈藥庫均相繼被日軍所占領。日軍既以強力占我瀋陽,全城遂陷於紛亂恐怖無政府狀態中了!(據森島守人,他當時在瀋陽總領事館任職,後任駐葡公使,在國際法庭作證,稱:「當時此輩關東軍激烈分子之領導人有坂垣大佐、石原中佐及花谷少佐。彼等企圖占領東北,樹立傀儡政府,使與中國脫離,而為日本之附庸。九月十八日午後十時三十分,接特務機關電話,謂南滿鐵路被炸毀,乃於關東軍本部晤見坂垣及花谷,坂垣謂:『中國正規軍炸毀南滿路,侵略日本之重大權益,日本須行使武力,採取適當防禦手段。』余欲勸其采和平手段,不圖花谷即拔刀謂:『無論何人,干涉陸軍之指揮權者,殺之。』林總領事由十八日晚迄十九日屢通電話求坂垣大佐以和平交涉解決事件,同時將事件交由總領事辦理。然坂垣未允其請。十八日夜中張學良之最高顧問亦頻來請求總領事勸告日軍停止攻擊,以作和平交涉。此等請求雖經通知日軍,但無效果。東北全體日軍乃開始行動,朝鮮軍亦渡鴨綠江,加入戰鬥。」)
日本選擇一九三一年開始軍事行動,也許是一個最好的時機:那年長江中流發生空前的大水災,社會民生非常困難;國民政府在政治上也遭遇了若干困難,內部的意志並未統一,而江西共軍的活動,幾乎消耗了政府大部的兵力與物力。日本看清楚這些弱點,認定有攻必破,我方絕無還手之力。國際方面,蘇聯正埋頭去完成它自己的五年計劃,無暇東顧;英國正在經濟大恐慌之中,也無力干涉遠東局面;美國的孤立派也抬了頭,不願意過問美洲以外的事故;至於歐洲各國都以自國的政治經濟的困難而煩惱,對遠東更不感興趣。從日本立場看,這是國際壓力最輕的時期,把握時機,快然一擲,在當時確是日本軍人認為最得意之筆呢!
日軍進占瀋陽之次晨(十九日),長春日軍亦闖入城北中東路特區界,寬城子站包圍我駐軍,掃射焚掠,竟午未止。南嶺我炮兵亦被圍攻殺害,二城同日均被占領。總之,日軍的一切行動,事前已有布置,事後都已如願,便積極以整個「滿洲」為目標,開始更大規模的軍事進攻了。關於日軍的行動,李頓調查團曾作如次的綜論:「日本軍隊未經宣戰,將毫無疑義屬於中國領土之大部地域,強行占領,使與中國分離,事實俱在也。」「日本軍隊自『九·一八』夜之始,即按事前預定之計劃而實行,日本軍隊行動之迅速以及其他各部隊之同時出動,雖無其他證據,已使人置信:在九月十八日以前,日本軍隊亟欲於適當時機,將滿洲置於日本實力控制之下,而又以其所認為最好之理由,決定於九月十八日夜間出動,這是毋庸置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