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本記 · 五、甲午以來日本侵略中國之行程

中國全面戰爭的第二年（一九三八），日本軍部曾經派員到長江流域來視察，召集下級軍官談話，席間某少尉提出「為什麼戰爭」的問題；其人答覆道：「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命運，我們不應該研究或討論這樣的問題。」日本軍人對於「戰爭」，就有這樣的看法，他們把人當作定命論的玩具，好像希臘人把人當作神王茹斯（Zeus）的玩具一樣。根據這種說法，日本於一八九四年（甲午）與中國作戰，是完全出於一種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力。這種力在希臘人叫做「必需」（Anangke），中國人和日本人叫做「面子」。他們認為第一步既經發動，以後相繼而來的步驟就避免不了，除非接受「失面子」這個不可思議的條件。「今日的事變，不是由日本人創造的，而是由日本人繼承以前一連串事變而來的，他們的行事，很少出於他們自己的意志的。」這樣神秘性的答案，固出之於日本軍人之口，足以欺矇一部分日本人，但真正的動機，並不神秘，我們可以從軍事與經濟的因素把他們的一串侵略行動解釋明白的。 日本這個島國，本來有其天然的國防線，即是「海」；「海」曾經保護這個「神之國」，逃開了被蒙古人征服的命運。但由明治天皇復活了的「豐臣秀吉之夢」，一開頭便要征服朝鮮，開始大陸政策的第一步。甲午戰爭，實現了征服朝鮮的夢想；春帆樓中訂立的《馬關條約》，第一次修正了他們的國防線。當時，戰事在朝鮮境內及渤海沿岸進行，而議和條款中便要求割讓盛京省南部、台灣及澎湖列島。從日本的立場看，這是鞏固他們的內防線，把日本海變成他們的內湖。從太平洋全局看，這是南進政策的初步，日本既伸腳到台、澎列島，東邊和菲律賓相望，西南和印度支那半島南洋群島呼吸相通了。從北進的大陸政策看，日本既進入朝鮮，勢必和帝俄為鄰，於是遼東半島成為國防上的「必需」了（三國干涉退還遼東半島，亦有軍事上的動機）。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證明了朝鮮、台灣在國防上的價值，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就在朝鮮海峽全軍覆沒，以致一蹶不振，非求和不可。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的日俄《朴茨茅斯條約》，割讓了庫頁島的南部，並取得帝俄在南滿的既得權利，第五條約定：「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旅順、大連及附近領地領海之租借權與關聯租借權及組成一部之一切權利特權及讓與，均讓與日本。」「將長春、旅順間之鐵路及其一切支線，並同地方附屬之一切權利特權及財產，與其所經營之一切煤礦，無條件讓與日本。」後來與中國訂立中日《滿洲善後協約》，其附約第六條，約定「中國政府，允將安東奉天間軍用鐵路，仍由日本政府接續經營，改為專運各國商工貨物。」他們得了此種特權，便在滿洲設立南滿鐵路公司（仿東印度公司），更於關東州（旅大）置都督府（仿俄人關東省總督制度），更設五個領事，以總領事駐瀋陽，當一切外交之責任，儼然把滿洲當作殖民地來統治了。從軍事觀點說，日本已把國防線推入我們的東三省（日人所謂滿蒙），迫近帝俄的西伯利亞，北進大陸政策又跨上一步。又以庫頁島來屏蔽千島群島，一面對著海參威，一面和阿留申群島相望，在外防線上有了很重大的作用。（一九一〇年，日本實行併吞朝鮮，歸入版圖。） 日本軍閥在中國插足試步，更大的幻想便開始了。德國政治地理學家浩思霍菲（K．Haushofer）在《大日本》一書中說：日本侵略行動有兩大趨勢：一是大陸的，一是海洋的。海洋發展的趨勢是日本民族「南進」要求的表現，而大陸發展的趨勢，則為日本軍閥，官僚、鐵道工業資本家及金融資產階級所特有的要求。蘇聯的觀察家約罕和塔寧曾作進一步的分析，說：「這兩種趨勢並非互相牴觸的，只是在不同的時期中，日本統治階級各營壘裡面，有的人主張這樣，有的人主張那樣罷了。日本侵略主義的本身性質及發展的外在條件，就決定了日本帝國主義海陸並進的必要性。日本的獨占資本家垂涎於蘇聯遠東和滿洲華北的煤鐵，同他們垂涎婆羅洲的石油橡皮，華中的棉花，以及南洋群島的非鐵質金屬，是一樣的。日本目前在滿洲、華北的投資（鐵道、鐵、鋼、煤）和它在華南的投資（輪運、紡織、礦產）是相等重要的。就市場言，南部亞洲對於日本工業比人口較稀的北部亞洲所具的潛在價值，遠為龐大。但是日本若要確保其太平洋中南部的市場，非用武力將其他染指該地的國家都排擠出去不可，完成這個目的的一個條件，就是堅固地占領著滿洲和華北，否則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擊敗其一切對手是毫無把握的。」（一九三一年日本《時報》「社論」中，明白地說：「滿洲誠然是日本的生命線，但是日本的原料來源和它的工業品的市場，卻遠在南方，就是南部亞洲、馬來、荷屬東印度、南洋群島等。滿洲的發展當然可以增加日滿間的貿易，但日本仍然要為以滿洲原料製成的貨物，另找其他的市場。日本的養育線在南部亞洲，那裡有廣袤的土地和豐富的出產在等待著日本的國民。南洋的偉大自然富源，是要養育日本國民的，南洋足有養育五萬萬人民的餘地。」都足為後來侵略進攻的註解。）在「南進」或「北進」政策中，中國只是他們的橋樑，其真正的敵人，北為蘇聯，南為英美。 日俄戰爭未起時，日本已著手侵入華北，和帝俄作軍事上的角逐；日俄戰後，日本已更作積極進攻華北的準備。辛亥革命初起，日本希望中國分裂為南北二國，保留殘留勢力於華北，以便他們的蠶食。這個陰謀，雖未成功，而民國以來每一次內亂，都有日人從中策動的痕跡，其意無非在延長中國之分裂局面。一九一四（民國三年）世界大戰發生，這一陣「神風」，助長了日本的實力與野心。（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戰，消除了一切歐洲人加於日本的限制。除了美國的外交壓力，它在中國完全可以自由行動。它集中力量發展自己的工業，歐洲各國的戰時定貨單，助了它的重工業建設，它增加商船，併入占歐洲交戰國所放棄的國外市場。）那年八月間，日本加入協約國參戰，即攻奪青島，強取德國在膠州灣之一切舊有權利，並繼續占領我山東省之大部分。他們要把侵略軍事重點放在膠州半島上，使日本海的國防圈更加鞏固，同時對華北正如利刃刺胸為進攻冀豫晉的張本。（日本攻占了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也有國防上的價值，伸展了外防線的觸鬚，為南進政策的張本。）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向中國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條件」，並於五月七日向我政府送達最後通牒，脅我政府依限答覆。我政府鑒於國際情勢之惡劣，不得已接受日方要求，並被迫簽訂《中日條約》及換文。該約內容大致規定：日本取得德國在山東之一切權益及讓與，日本日後附有條件將膠州租借地交還中國，並規定將旅大租借期限與南滿、安奉兩鐵路之讓與期限延展至九十九年。一面准許日人得在南滿之內地居住與經營商務與農業。此外，又開放東部內蒙古某某商埠，以便外人貿易。另有換文多件，分別說明該約某條款之意義，並給予日本某項礦權以及築建滿蒙新路之優先權，並規定聘用日人為政治、財政、軍事、警察各顧問等事。後來大戰終了，國際情形大變，華府會議中，列強對日本加強壓力，重新處理山東問題。日本對於「二十一條」若干條款，表示可以讓步修改，而於旅大及南滿與安奉鐵路問題，便絕對不肯讓步，可見日閥以旅、大、南滿為根據，藉以侵略滿、蒙、華北之企圖，一直不肯放棄的！ 日本直接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動，以民國十四年打擊郭松林將軍之東北改革運動為最顯著；到了民國十六年，公然出兵山東，更趨於表面化了，其時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師北伐（民國十五年），從華南進至華中，日方尚抱觀望態度，第二年，即民國十六年春天，攻克了南京，沿津浦路向北推進；日閥猛覺軍閥即將崩潰，國民革命軍將統一中國，便採取直接行動以阻礙北伐軍之前進。五月二十七日，日田中內閣主張對華積極政策，發表聲言，謂日本政府將派兵二千名前往青島，保護山東日僑之生命財產，並於同月三十日以此聲言之內容，照會北京政府。北京政府當即向日方提出抗議，而南京國民政府亦於六月一日向日本政府嚴重抗議，聲稱：國民政府既屢次宣言保證日僑之安全，日本殊無派兵保護在華日僑之理由，日本此舉，顯系專與開往山東之國民革命軍為難，似此干涉中國內政，有傷渴望統一成功之中國人民之感情，應請將日本軍隊立即退出山東云云。對於上述抗議，日方不但不加考慮，且又增派日兵四千名前往青島；一面令駐紮青島之日軍開往濟南，另以大批軍火供給北洋軍閥，嗾使聯合對抗國民革命軍。其破壞我國之統一，行動更為毒辣了。十七年四月間，國民革命軍再度北伐，節節勝利，兵臨濟南近郊。日方即增調部隊，馳集濟南，凡三千餘人，並派福田司令前往指揮。我軍前進迅速，於日軍司令到達濟南之先一日，即五月一日，業已進駐濟南。福田到了濟南，立即執行武力干涉計劃，於五月三日首先攻擊我軍，炮轟全城，我軍民殉難者千餘人。我當局極力避免與日軍開戰，由外交途徑以緩和雙方之情勢，美、德、英三國領事出面調停，也無效果。日軍之敵對行為，變本加厲，我濟南交涉員蔡公時及職員數人均被戕害，肢體橫被割裂。五月六日，日援軍臻至，福田司令向我蔣總司令致最後通牒，限我軍退出濟南及膠濟路沿線兩旁二十華里以外。我軍本既定方針，力避與其衝突，分遣精兵渡河推進北伐，一部分則沿津浦線南退。日軍當即猛攻濟垣，卒於五月十一日以武力占領全城。我軍既繞道渡河北進，日軍見勢不可侮，即增派援軍名古屋第三師團來青島，另派五大隊開往天津，日本戰艦則游弋長江。繼而我軍進迫北京，日方又分向我政府遞送「覺書」，略謂：「戰事如進展至平、津方面，其禍害將及於滿洲之治安，帝國政府為維持滿洲治安起見，或將不得已採取適當有效之處置」云云。我政府當即嚴詞駁斥，謂：「日方所采干涉中國內政之行為，中國斷難容忍」云云。這場惡化的局勢，幾乎無法轉圜；幸而北京政府的中心人物，張作霖將軍，決意退往關外，才使緊張情勢鬆弛下來。這一段經過，使我們明白日本軍閥視華北為其禁臠，而山東這一踏腳石，乃必爭之地，威脅不遂，便訴之於武力。五卅慘案，為蔣總司令身受最慘痛的打擊，當時以堅忍精神克服困難，為後來決志抗戰的張本。 日本干涉我國內政之陰謀，又於炸死張作霖將軍及威脅其子張學良不得服從中央，奉令易幟二事見之。十七年五月間，張將軍既決意率隊退往關外（事前，日本駐北京公使曾函告張氏，謂戰事如延及東三省，日本將採取視為必要之有效處置，並予以口頭警告，請張氏勿回關外），日軍立即作軍事布置，岡村司令立即調兵守備瀋陽，並在錦州、山海關布防。六月二日夜半，張氏自北京啟程返沈，日軍即於南滿、北寧兩路交叉地區皇姑屯驛，於其嚴密警備下，安置烈性炸藥；六月四日，張氏專車通過該地，即被炸重傷，隨即殞命。張氏既歿，日閥預期關外大混亂之局勢並未釀成；其子學良繼承軍政事權，秩序又告恢復。學良心切父仇，又對於國民政府領導統一，極表贊同，因向中央輸誠，願於七月二十二日易幟。日方即威脅其不得有此舉動，又以弔喪為名，派林權助為特使，再三警告，萬勿改懸青天白日旗，如張方違反日方意旨，竟然易幟，則日本對東三省將採取自由行動。張氏為避免外交上之糾葛，不得已再三展延易幟，而其服從中央之決心，不以日方脅誘而中止，卒於十七年年底實行易幟了。於是日本軍閥以武力進攻我東北之企圖更為積極，「九·一八」的火藥線，就在那時候開始燃燒著了。 這一段陰謀，日本前首相岡田啟介曾在遠東國際法庭作如此的供證：「一九二七年時，陸軍方面頗欲進窺亞洲大陸。當時，首相田中大將對大陸持有最後計劃，為此曾派代表赴東北，謀取得重要鐵路之建設權。田中當時謀利用東北之實際統治者張作霖。張氏當時對日本之要求，多加反對，田中乃對張表示日本或能助其維持東北之首領地位。又曾勸張氏返東北，專心於東北問題。一九二八年，張之軍隊為國民革命軍擊破時，田中再度勸張及早將軍隊撤回『滿洲』。此時，張氏考慮其困難立場，勉強相從。此時，設司令部於瀋陽之本庄繁之部下，對關於日本權益與張氏協力從事交涉之田中內閣政策頗抱不滿，欲伺機占領東北。此等將校設法使本庄繁與軍務中心隔絕之後，計劃於張氏歸東北時加以狙擊。六月四日，張氏自北平回瀋陽途中，火車於瀋陽境內被彼等預留之炸藥炸毀，張氏亦遂遭慘死。」這些事實，後來日本人士都已公開承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