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本記 · 四、日本之內在的矛盾

十九世紀後半期，僅僅三四十年之中，日本便成為資本主義的工業國，發展得真是快極了。工業革命以後荷英法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先後走了一個半世紀，德美兩國也經過了一百年以上的孵化期，只有日本，走得這麼快，跨得這麼遠。可是我們仔細比較一下，這期間，就有顯著的差別。像歐洲那幾棵資本主義的大樹，它們的根伸在非、澳、南洋群島、印度、印度支那半島、南北美洲那些豐沃的殖民地上，用那殖民地的膏血滋養自己的花果。日本資本家並沒有這樣優越的機會，只能伸根到自己的農村里去，資本主義發展得愈快，農民的困苦越加深。「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土地大量集中，除一部分為國有外，其餘大部分已變成為私有，地主、富農據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多數零散小農，所有的還不到百分之五十，這些小農，為了生存，事實上變成半佃農，全日本農戶，半佃農占百分之四十以上，純佃農亦占百分之三十以上。佃農的收穫，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得付給地主。地主兼為商人、高利貸者、資本家，每每用投機的方式來賺取農民的生產品。地主對於農產經營既缺乏興趣，農民大眾，苦於生活，對於生產技術之改進，「心有餘而力不足」；日本雖已成為工業國，農業生產，還是停滯不進。（只有富農耕地，使用著機械動力。）日本農民的貧困和節儉，幾乎使人難於置信，這樣還不能生存下去，於是把他們的女兒出賣——支持這個「現代日本」的「婦女奴隸」。一方面農民又為日本的唯一兵源。在日本軍隊中，平均五個士兵中，有四個是農民的兒子。真如席勒所說的：「這一對難姊難弟，都是生長在原始社會的土地上的——這個國家，『一面配備強勁的軍隊，並對人民施以普及教育，然教依有崇拜迷信，用重稅來粉碎農民，一方面卻容忍富人用屠殺農民兒子的手段，使他們格外變成富有。』」 美國《幸福雜誌》記者說：「日本，是私人獨占的典型。」「日本半數的金融資本，握在幾個財閥的手中，其組織縱橫交織，層層相疊，構成了帝國中的帝國。」這著名的財閥，只有四個，「三井」是最大的一個，他掌握著日本進出貿易的百分之四十，偽滿貿易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們致力於工業的經營，主要的如煤礦、鐵礦、重要的煉鋼廠、冶鐵廠和最大的軍械廠。此外還兼營造船、營造、化學、水電、棉織、麵粉、水泥、人造絲、造紙、煉糖，包羅萬象，應有盡有。他們為了要維持他們的工廠，並且開設更多的新廠，每不惜以戰爭的代價來擴張領土。「三菱」公司則以經營商業貿易為主，他們的日本郵船會社，包辦了大部分對外貿易。他們也大規模從事製造軍火，從無畏艦到潛水艇，從機關槍、大炮到渡船、橋樑、機車及海底電線，包攬了大部分的軍備供應。「住友」也經營軍火業，「安田」則是銀行業的魁首——這些寡頭財閥，便成為了一架製造戰爭的自動機器了。 這兒，我們得提醒一句：日本的資本家並非如歐美各國一樣，是一種新興階級的人物，而是封建社會的貴族、地主、官僚的化身；「天皇」本人是大資本家，「三井」也是舊時的侯王，日本的資本主義乃是典型的官僚資本。現代歐美的民主國家，以中產階級為中堅；日本便缺少這個中堅的力量，因此，日本的議會政治，有如曇花一現，便萎謝掉了。而官僚工業資本的發展，對工人的剝削，對農民的掠奪，和對鮮、台殖民地的搶劫，造成社會經濟的不平衡，因之，只有找尋特殊的機會，即「戰爭」來作有力的推動。如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方面是軍備訂購，另一方面是因勝利而獲得巨額賠款，即以投入工業機構中，助其發展。 進一步，我們再檢討日本工業的內幕。日本工業中最大缺點，便是重工業非常落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領導的工業部門，總是五金、機械製造、化學、採礦等工業，而日本則以紡織工業領頭（一九三三年，紡織工業占日本工業生產總值百分之三十六點六），貧困的農民和工資低微的工人，連許多輕工業產品也無力購買，所以日本的國內市場納胃非常微小，因之不得不爭奪國外市場。日本在國外市場上和他國在競爭，最有把握的是輕工業，特別是紡織工業，所需資本很少，創辦也很便當，熟手工人也容易找，又容易利用婦女和兒童的便宜勞工。日本又有最靠近的廣大市場——中國和印度，這兩國人口眾多而貧乏的國家，正需要便宜的紡織品，乃使日本的紡織業順利發展。（為著準備侵略戰，這次戰爭的前夜，日本的重工業也在飛躍發展，但用以和紡織工業相比，還是落後得多。機器製造工業，較之別的工業國，也十分落後，且不說美、德、英、法，連義大利也趕不上。） 關於這一點，小泉八雲在描畫日本文化的特質時，有一段很好的說明：「若把『資本』這一個字廣義地解釋起來，日本是沒有資本而在生產的。日本在本質上沒有變成機械底和人工底而變成產業底。如果你到京都去問那世界上著名的磁工場，要定做一些東西（他們的出品，在倫敦、巴黎，比在東京還要著名），你便會發現著他們的工場是一個美國農夫都不願意住的木造小屋罷。那在日本工業產品中最好的絲帶，而且名聞全國，是在建築費值不到五百塊錢的一間屋子裡織成的。有時候，除開你實在能夠認識園門上的漢字以外，你便只能由機器的聲音，才辨別得出一個工場和一間舊式的房子來。我們自己（小泉自稱）建築上的怪物和機器的巨塔，是由產業的資本的大結集而實現的，像這樣的結合，在日本並未存在著，我們總要想，凡是真正的進步，偉大的發展，是必得在相當安定的狀況中進行的，可是日本正在和我們相反的情況下發展著，不斷地移動著，就好像沙和水被風所吹動一樣。」這是在利於平和的社會狀態中存在的，然而日本軍閥卻不斷要冒險，要發動戰爭，「這樣脆弱的工業基礎，耐不住持久的全面戰爭」的，於是一座璀璨的寶塔就在「戰爭」中倒下來了！ 如世人所共知，日本軍閥，乃是決定日本國運的主要因素。而日本軍閥與官僚間的矛盾，陸軍與海軍之間的矛盾，尤為拖累日本之主因。日本投降以後，《每日新聞》記者森正藏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中日戰爭初期，蔣百里氏所說的話：「何以見得日本必敗呢？這是因為日本是三分的民族：一是陸軍，二是海軍，三是官僚，三者互相鬥爭，日本無有不敗之理。」（蔣氏本來的話，說得比較委婉，他說：「日本陸軍的強，是世界少有的；海軍的強，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兩個強加在一起，卻等於弱；這可以說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說是性格的反映。」）陸海軍何以彼此相剋，「在一個屋檐下卻發生了無數次的骨肉相鬥呢」？森正藏說：「用星和錨來象徵日本陸海軍是充分表示了黑白不相容的對立性格。因為陸軍是以陸上作戰為主眼所建立的軍隊，由其性格必然尊重獨斷獨行的訓條。上至一個司令，下至一個小兵，可以根據一定的條件而採取獨斷的行動，日本陸軍教育的根本精神亦即在此。此種獨斷獨行的思想，失卻了適當的制馭手段，卻流為獨斷專制，而形成作亂的危險。然則海軍又如何？這可從相反的環境中看出。海軍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是對一定型的強制，這是由海上生活特殊環境的關係，例如在軍艦內，自艦長至水手，各循著秩序井然的命令系統而行動，在自己義務範圍之外，絕對不許可有擅斷行動的。可是因為過分受統治的結果，不免趨向於保守和定型性格，失卻了通融性，而發生了責任的迴避心。在海軍中所以沒有政治家，即由於此。」日本的海軍，要想效法英美，從第三位爬上第一位，不僅要封鎖亞洲海岸，還要超過太平洋向彼岸逞雄，陸軍又要效法德法，保持他在世界上唯一的榮譽，實行他的大陸政策；因此在預算上彼此競爭，各不相下，政府對於他們，誰也不敢偏袒，弄得國力凋蔽，而競爭並無止境。（民政黨財閥、內閣時代的陸軍大臣宇垣，曾經一度縮減陸軍人數的定額，而將剩餘款項補新器具，預算並未因此而減少，結果卻招了陸軍方面的切齒痛恨。）這樣矛盾衝突，在戰爭中反映得格外明顯，於是蔣百里所說的「兩個強加在一起，卻等於弱」，成為先知的啟示了。 根據日本的帝國律例，陸海軍不受議會或政府的任何干涉，無論關於其內部組織、構造及規程等等。（海陸軍預算由海陸軍大臣自己編制，不受大藏省的拘束；海陸軍大臣向議會解釋自己的預算，如果不能通過，便以辭職為手段來顛覆當時的內閣。）又在內閣組織法中，確定了海陸軍大臣，必須從現役將官中任命的原則。這條例，替軍人開了操縱內閣的捷徑，只要軍方不同意的內閣，便可以共同拒絕到職，或由一個大臣辭職來強迫內閣的改組或執政；軍人操縱政治，乃成了日本政治的慣例。（有時候，前線的將領也學了這種榜樣，如果緊急軍事局面需要一種新的行動，即使它會產生一個新的國策或修改一個老的國策，他們亦準備加以接受。既經決定以後，這也許要牽涉到別的國家，並且有很深遠的影響，則在他們已經決定之後，就不許有任何變動，即外務省也無權去過問了。這便造成軍人獨斷獨行，軍權高於一切的畸形狀態了。）日本政治家的命運，都是不幸的，非遭遇意外的不幸，便是被人暗殺。「第一個政治元勛西鄉隆盛以暴動起兵自殺於戰場，政府方面成功的大久保亦被認為國賊而遭暗殺。大隈既以外交問題遇了炸彈，伊藤又在哈爾濱遇刺而死。再如政友會，日本的最大政黨，而首領幾乎個個不得善終。原內閣是政黨政治極盛時代日本人所艷稱的平民宰相，竟被刺死於車站。田中以陸軍大將為黨魁，出組內閣，下野不久，一夜間猝死；是否自殺，迄成疑問。民間出身、一時奉為憲政之神的犬養毅，苦鬥了六十年，當了首領，做了總理，竟被士官生擊死於首相官邸；身隸政黨，但常取超然態度的財界元老高橋，以七十八歲的高齡亦被軍人擊死。六十年來政友會首領，只有西園寺，得保善終，生前也曾經了幾次危險。至於相對立的民政黨，出任首相的濱口、藏相井上和財閥元老團乃至超然的海軍大將齋藤，都同犬養一般的命運。再如次級的有力人物，如軍務局長永田，中國公使佐分利也遭遇了知名或不知名的暗殺。」軍人宰割政治，又演出了這樣的悲劇。（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變，和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事變，是最好的註解。） 日本的外交，也是在軍人支配之下進行著，所謂「二元主義」的，一般人早已看清了日本的兩種聲調：文治政府誠心採取緩進政策，而陸軍的極端派則自行其侵略政策。無疑的，職業外交家和文人政客對於陸軍活動派的冒險表示駭異；無疑的，如果軍事當局能受文治政府完全支配，則日本陸軍不致入侵滿洲、內蒙和華北各地。但從他方面看，我們不應忘記，在日本實際上有兩個政府：文治大臣，連著首相在內，常受陸海大臣的支配，而自大戰以來，則未嘗有首相支配陸海軍的事。日本政策，所以有兩面的表現，其一種解釋即因政出兩頭，雖然這不是唯一的解釋。我們可以說，日本的左手常常不知道右手進行的是什麼，外交家的一切計劃，每每被軍人行動所動搖呢！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理解日本軍閥所以冒險侵略而終於失敗的原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