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產·法律與政府 · 第十二章 致民主人士

——評莫蒂默特爾諾克斯修正案 [1] 不，我並沒有弄錯；我覺得我的心，一顆民主的心，正在嘭嘭地跳動著。那麼，為什麼，我總是時不時地發現，我跟那些宣稱自己才是民主之代言人的人士正好唱反調？ 不過，我們必須彼此理解。民主這個詞難道真有兩種相反的含義？ 我來談談吧，在我看來，促使人們改進其物質、精神和道德環境的那種期望，與上帝賦予他們實現這些期望的能力之間，是有某種聯繫的。 因此，我希望每個人都自己對自己負責，可以自由地處置、安排和管理自己的人身、自己的行動、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意、自己的社團、自己的理智、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勞動和自己的財產。 在美國，人們就是這樣理解自由和民主的。在那裡，每個公民都時刻警惕著保持自己的獨立自主性。而正是拜這種自由之賜，窮人有望擺脫貧窮，而富人也有望保有他的財富。 事實上,我們看到，正是這套制度，使美國人在很短時間內就達到了相當高水平的成就、安全、富裕和平等，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偉業。 當然，美國跟所有其他地方一樣，也有人總會毫不猶豫地侵害他們的同胞的自由和財產權，以此為自己謀取私利。 因此，就出現了法律，法律就是藉助公共警察暴力的手段，來防止和鎮制這種侵略傾向。 在維護這種暴力時，每個人彼此合作，都出自己的一份力。法律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是犧牲一部分人的自由以維繫其他人的生存。恰恰相反，法律乃是保障所有人之自由的最簡單、最公正、最有效、也最經濟的手段。 政治中最難的一件事就是防範受託使用這種公共警察暴力的人，去做那些本來該由他們來阻止的事。 然而，法國的民主人士卻似乎從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這些問題。 毫無疑問，他們跟美國民主人士一樣，也譴責、反對、蔑視人們可能受誘惑運用自己的力量侵害他人的掠奪行徑——即一個人侵害另一個人的財產權、勞動、自由的一切行徑。 然而，儘管他們反對個人之間的掠奪行徑，卻將其視為實現財產平等的手段，因而，他們就把進行掠奪的權力授予法律，授予公共警察部隊，而我認為：我們搞出法律和警察本來是要防範掠奪行徑的。 於是，一方面是美國的民主人士，他們把懲罰個人之間的掠奪行徑的權力授予公共警察，他們也非常小心不讓這種力量本身蛻變為掠奪性力量；另一方面，法國的民主人士卻恰恰利用這種力量作為掠奪的工具，這一點恰恰成了他們所設計的制度的基礎和本質。 對這種制度，他們賦予了種種冠冕堂皇的名號，組織呀，合作呀，友愛呀，團結呀。由此，他們對最殘忍的欲望也無所顧忌了。 「彼得比較窮，蒙多爾比較富裕，他們不是親兄弟嗎？那他們不應該互相幫助嗎？他們不應該互相合作，不應該組織起來嗎？那麼，就讓他們分享財富，這樣對大家都好。當然，彼得是不能自己去拿蒙多爾的東西，這沒錯。但我們會制定法律，創造出某種力量，由它們來負責完成這個過程。於是，蒙多爾的反抗就可以被當作是叛亂，彼得就心安理得了。」 在這類立法的歷史上，有的時候，掠奪行徑表現得尤其地駭人聽聞。這種情形一般都發生在法律被用來劫貧濟富時。 然而，面對這種情形，激進的山嶽派人也拍手叫好。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難道不是因為他們把已經穩固建立的通過法律進行掠奪的原則，看作是自己以後也可以效法的先例？假如多數人曾經支持將劫貧濟富的行徑合法化，那麼，你如何拒絕劫富濟貧的法律？ 如果在一個國家，本來是用來保障每個人權利的神聖的法律力量，被扭曲為侵害自己權利的力量，這個國家可太不幸了！ 昨天，在立法大會上，我們就看到了這樣的一幕，看到了一幅令人憎惡的可悲圖景，我們也許可以將其稱為一出愚弄人的鬧劇。 我們來談談這裡面的問題吧。 每年有30萬孩子年滿12歲。他們中，只有l萬人能進國立大學和高中。他們的父母是不是全都是富人？我對此一無所知。不過，我們當然基本上可以肯定，他們是這個國家最富裕的人。 很自然地，他們必須承擔自己孩子的吃喝、教育和培養的費用。然而，他們發現這筆費用太高了。於是，他們就訴諸法律手段，並且真的搞到了一部法律，對酒、鹽徵稅，然後把從29萬個孩子的父母那裡搞到的錢，通過贈送、獎勵、補償、補貼等途徑，分配給父母更為富裕的孩子。 莫蒂默-特爾諾克斯先生提出，這種稀奇古怪的局面該結束了，然而，他的努力卻失敗了。極右人士覺得，讓窮人為富人的孩子上學掏錢是最便利的辦法；而極左人士則發現，抓住這樣難得的機會，把通過法律進行掠奪的制度牢牢地建立起來，是最合適的策略，於是也支持這種法律。 我問我自己：我們這是要往什麼方向發展？立法公會必須直接受某些原則指導；它必須致力於公正地對待所有地方的所有人。然而，事實上，它卻一頭扎向大家彼此通過法律掠奪的制度，在致力於建立實現所有階級完全平等的制度，也即共產主義。 昨天，立法公會等於宣布：窮人必須納稅以救濟富人。那麼，它還能有什麼臉面拒絕其他人提出的「榨取富人」以救濟窮人的法律？ 就我自己而言，當我站在選民面前時，我不能忘記這一點，我曾對他們說過： 「你們是否支持建立在下面這種安排之基礎上的政治制度：你們自己將為自己的生存承擔全部責任；你們將通過付出你們自己的勞動、努力、勤奮，以換取你們自己所需要的食品、衣服、住房和教育，並實現富裕、幸福，也許還有興旺發達。政府跟你唯一有關的事，就是確保你不受任何干擾和侵犯。至於政府方面，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它只要求你們交納最低限度的賦稅。你們是否想要這樣的政府？」 所有人都大喊：「我們只要這樣的政府。」 現在，如果我能重新站在那些貧窮的農民、那些誠實的工匠、那些善良的工人面前闡述我的看法，那我會對他們說： 「你們將要交納更多的賦稅，比你們原來想的要高；你們只能獲得比原來想望的更少的自由；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我的錯，因為我拋棄了你們當初選我時我所持有的關於政府制度的想法。4月1日，我投票支持增加鹽酒稅，為的是幫助那些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國立學校的極少數國人。」 不管聽眾們會有何反應，反正我自己是不願意對那些曾經信任我的人發表這麼一番講話，從而把自己置於那種可悲而又可笑的境地的。 * * * [1] Louis Mortimer-Ternaux（1808—1871），法國政客、歷史學家，政治上比較反動，1830年到1871年間斷斷續續地擔任過政府公職、當選過國民公會議員和國會議員。其Histoiredela Terreur最集中地體現了他的觀點。——英譯者注 在立法公會於1850年4月1日召開的會議討論公共教育預算案時，議員莫蒂默特爾諾克斯提出一份修正案，將為中等階層子女開辦的大學預科、學院和研究機構的支出減少30萬法郎。極左派議員和極右派議員在這一問題上倒是立場一致，最後該修正案因在投票表決時遭到微弱多數的反對而夭折。就在次日，巴斯夏在一家日報上發表了本文，對這次投票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法文版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