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基文選 · 三、《社會批判》 ①

①《社會批判》，布朗基著作的兩卷集，1885年阿爾干版。這本書里包括了許多有關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的文章以及各種題材的筆記。 （一）高利貸 犧牲個人的獨立自主是勞動分工強加於人的結果，這是野蠻的行為嗎？不！任何人都不能同意這是野蠻的行為。在個人的自由感中有一種極其頑強的享樂興趣，以致任何人都不願意犧牲個人自由，去換取文明的金鎖鏈。 野蠻人清楚地看到歐洲人企圖使他們馴服。窮人一邊用裹屍布把自己裹起來，一邊痛哭失去了的自由，寧死也不願作奴隸。窮奢極侈使我們如此眼花繚亂，但卻不能誘惑這些窮人。這種奢侈超出了他們的思想範疇和需要水平，擾亂了他們的生活。他們僅僅感覺到這種奢侈象一些仇人的怪物，這些怪物把一把尖刀刺進了他們的肉體和心靈。在美洲荒野或太平洋荒島上受到過我們突然侵入的不幸的部族經過這種致命的接觸不久就會消滅。 將近四個世紀以來，我們可憎的種族無情地毀滅了他們所遇到的一切：人、動物、植物、礦物。鯨魚受到盲目的追捕結果也要消滅。金雞納樹林一個接著一個被破壞。斧頭砍掉森林，誰也不再從事種植。人們很少關心後代的疾苦。由於嚴重地忽視採掘方法，煤層也很馬虎地被糟塌了。 一些人突然出現了，他們唯一的面貌使我們知道了我們人類原始時代居住在地球上的狀況。我們哪怕只是為了科學研究，也必須子孫般地注意保存這些我們祖先的殘存的遺體，原始時代的珍貴標本。我們曾經謀殺過這些人，強大的基督教國家都競相毀滅了他們。 我們將在歷史面前對這場屠殺負責。不久，歷史將根據比我們高尚得多的道德極其激烈地譴責我們的罪行。對仇恨和詛咒那藉口宣教而殺害這些手無寸鐵的人的基督教，對仇恨和詛咒屠殺和毒害他們的重商主義，對仇恨和詛咒那些對這場垂死掙扎採取冷眼旁觀的國家，我們都是很不夠的。 這些不幸的人不能與我們同化，這難道是他們的過錯嗎？人類從幼年到成年不知不覺地要經過無數的演變階段。在這兩個時代之間相隔了幾千萬年。如果不是這些只是破壞性而決不是建設性的災難的話，在人類和自然界什麼都不會產生。 一切革命，從外表來看都是突如其來的，而它們本身卻是象蛹那樣自己蛻變出來的。它們已在破裂的外殼中慢慢地成長起來。人們看到的革命總是自發的，它與征服完全不同，征服是外部力量的野蠻侵犯，這種侵犯只有破壞擾亂，而沒有改進。一個種族，一個部族的自然演變卻大不相同。自然演變象一棵植物的生長一樣，要經過一定的階段，感覺不到什麼騷擾。 勞動分工制度只有經過了一系列漫長歲月的變革之後，才能代替個體的分散勞動。在這條道路上每前進一步都象人們所期待和渴望的勝利那樣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因此這個變革是經過世世代代的漫長時間逐步進行的，它既不傷害人們的風俗、習慣，甚至也不傷害人們固有的成見。 從個體分散勞動發展到勞動分工，毫無疑問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進步……但是代價呢？完全放棄個人獨立自主；在團結的外表下互相奴役；協作關係的緊密甚至達到束縛的程度。從此以後，誰都不能自給自足了。他的生存要靠他的同類的恩賜。他不得不等待他的同類每天給他所需要的口糧和幾乎一切生活必需品。因為一個人只能從事單一的勞動。勞動產品的質量取決於奴役的條件，隨著勞動工具的不斷完善，勞動分工更加明細，人就更牢固地固定在他的職業上了。 我們知道今天的產品是如何得來的。有一些人花費了整整一生的時間去磨針尖和別針頭。 當然，這種情況產生了公民相互之間的迫切義務。每個人既然都註定要從事一種簡單工作，他所生產的全部產品對他自己來說幾乎都是沒有用的。這種極少量的產品只對一群其他人有用。這些產品的所有消費者又應該供給為他們勞動的人的需要。 從這時起，社會就建立在交換的基礎上了。規定交換條件的法律應該是互助的、絕對公正的。因為這個相互援助是當前全體人以及每個人的生死攸關的問題。原始社會所需的消費品的數量非常有限，而且都是絕對必需品，如果那時實物交換能滿足社會的需求的話，那麼，在工業發達、產品豐富的條件下，這種交換就變成完全不可能了。 因此，需要有一個不可缺少的媒介。貴金屬的特性早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因為貨幣的起源可以上溯到遠古時代。人們假定貨幣大約是在青銅器時代產生的。而且，什麼時代產生並沒有任何重大的經濟意義，它只和考古學有關。和我們有關的只是很久以來所取得的經驗，這一經驗是硬幣的服務是以巨大代價換來的。硬幣造成了高利貸，造成了資本主義剝削和它的一切罪惡後果，那就是不平等和貧困。只有上帝的觀念才能和貨幣在罪惡方面見高低。 貨幣還可能產生其他的結果嗎？當貨幣產生之日人們就有了兩種使用這種交換手段的方法：博愛，自私。公正本來可以迅速地導致完整的協作。掠奪的思想卻不斷地造成了一系列災難。這些災難貫穿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在這兩條道路中間，連一條小徑都沒有。因為，維持個人主義制度，誠實的等價交換，貸款不收一分利息，使得人類安定下來，假若這種公平交換至今還保存著，那也會帶來同樣的結果。 複雜的生產，需要大量器材和勞動工具，人們為了進行複雜生產會感到有必要把他們的力量組織起來。這樣假設是可以容許的。當簡單的工具還能使生產者通過交換得到勞動和生活所需的一切東西的時候，他們就會停留在原階段上。但人是天生的革新者。不久，日益發展的生產需要會使個體勞動組織起來，而且只要勞動者能獲得他們勞動創造的全部成果，普遍的繁榮可能會取得迅速的發展。隨之而來的是人口不斷增長，財富日益增多，文化進一步發達，各個團體之間的聯繫日益密切，最後會迅速形成一個沒有專制，沒有束縛，沒有任何壓迫的全面協作。 貪婪使這一美夢破滅了。資本是由個人獨占積累起來，而不是由協作積累起來的，這種積累不利於群眾，只有利於少數人。 說實在的，這種博愛的美夢在過去難道不是一個幻想，一個烏托邦嗎？在忠誠和叛逆之間，黑暗和野蠻的時代，難道不知道何去何從嗎？他們只知道權力，不知道其他的法律，只知道勝利，不知道其他的道德。貪婪人幾乎畢生從事殘酷無情的剝削。高利貸變成了普遍的災難。 高利貸的由來，在過去的黑暗中無法查明。這種掠奪形式不可能出現在使用貨幣之前。實物交換不容許掠奪，即使有勞動分工也不會發生掠奪。當然當時毫無文字記載，否則可以保存高利貸這一重大革新的確切記錄。而傳統也說不出高利貸的根源。 高利貸是件壞事，但並不是必然的，否則就會是放肆的宿命論了，不過它是不可避免的。啊！如果交換手段自開始就產生了公正的後果，如果它沒有被歪曲或被引入歧途的話，多好！……是的，但假設……永遠是一件愚蠢的事！使現在變成反對過去的諷刺文章，它的荒謬程度並不亞於使過去變成規律，或者更確切地說，使將來變成常規。正如把過去當成未來的規律，或當作未來必經之途一樣荒謬。 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獨特的組織機構和生活方式，它們構成了人類歷史的一部分。這絕不是宿命論。因為時代的智慧或荒唐會反映在人類的健康上。不過人類是複雜的生物，它總是能夠從疾病中恢復健康的。只要在醫院裡躺上幾千年病就好了。但是個人卻有死亡的危險。 如果因為人類可悲地濫用了交換手段而不感到遺憾，這是懶散而可笑的。唉！應該承認這個弊端嗎？宣揚忍受苦難的空論家基督教徒說：這是大利中的小弊，這是贖罪。這是用謀財來代替害命……這是一個進步。金錢皇帝陛下的王朝開始了。它要長期巧立名目，橫徵暴斂。金錢皇帝的王朝幾乎統治了整個人類生存時期，儘管君主專制倒了，民主共和垮了，一個民族完了，甚至一個種族消滅了，而金錢王朝卻仍然屹立不動，不可摧毀。 今天，金錢皇帝的王朝破天荒第一次受到了它的犧牲者的反抗。但是這個古老而強大的皇帝擁有的奴僕比他的敵人還要多。吹捧他的人提著香爐和奏著器樂成群結隊地去救他，他們一邊喊，一邊唱「和散那①！光榮屬於金牛，富饒之父！」深刻地分析一下就能揭穿這些頌歌，剝掉這個皇帝的金錢畫皮，使他的原形畢露，他原來只是一個扒手。 ①和散那（Hosannah），讚美上帝之詞，見《聖經》，馬太福音21章，9、15等節。——譯者 （1869—1870年） （二）共產主義——未來的社會 仔細地研究一下地理和歷史，就會發現人類開始是孤立生活，絕對個人主義的，經過長期的一系列的改進之後，人類最終會達到共產社會。 用實驗方法可以證明這條真理，實驗方法今天是唯一有價值的，因為這種方法建立了科學。 對一系列事實的觀察和從事實中得出的不可辯駁的推論，一步一步地證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這一不變的進程。人們將清楚地看到任何進步都是共產主義的一次勝利，任何倒退都是共產主義的一次失敗，又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的發展和文明的發展是並行不悖的，這兩個觀念是統一的；人類的需求在歷史上相繼提出的全部問題都有一個共產主義的解決辦法，而今天懸而未決的問題，雖然如此困難，如此充滿混亂和鬥爭，也不可能有其他的解決辦法，如果我們不願意把罪惡加深，不願墮落到荒謬的程度的話。 一切稅收制度的改革，用專賣局代替包稅制度、郵電業務、菸草稅和食鹽稅，這些都是共產主義的革新。工商業公司各種性質的相互保險，乃至印章，這一切都同樣是共產主義的革新。軍隊、學校、監獄、兵營，也是共產主義的萌芽，雖然它們比較粗糙、殘酷，但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東西都不能走出這條道路之外。捐稅、政府本身，都是共產主義的一部分，當然是最低級的共產主義，但也是絕對必需的低級共產主義。共產這個觀念還只剛剛說了它的第一個字。等說出最後一個字時，這個觀念的面貌可能完全改變了。我們現在還只是一些野蠻人。 看看現存制度的結果吧！低廉的價格和隨之而來的商品的豐富被看成是災禍，這場災禍使生產者破產，使工商業陷於絕境。政治經濟學用一些定義公開地把這種瀆神的事固定了下來。政治經濟學把「效用」稱為自然財富，把「價值」稱為社會財富。然而「效用」就是極大豐富，而價值卻是稀少。使用價值越大，市場價格就越底。啊！真是荒謬絕倫！事物本身是一件好事怎麼會變成一場災難呢？這是由於資本的貪得無厭，要求最大的利潤，一旦價格不能給它最大利潤的時候，資本就被抽回去了。資本被抽回，產品的價格就提高，資本又回來混水摸魚，從中取利。 荷蘭人為了維持市場的高價，在他們亞洲的殖民地禁止種植胡椒、肉豆蔻等植物，並銷毀了大量調味香料。在所有文明國家裡，每個生產者都希望他所生產的產品價格高，而其他的產品價格低。麵粉價格低廉使農民不高興；麵粉價格高漲，又使工業家失望。這個經常存在的社會矛盾不是對現存的社會組織的一個嚴厲控訴嗎？ 在公有制度下，好事對一切人都有利，壞事對任何人都不利。豐收是幸福，歉收是災難。損害他人的事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有利於他人的事對任何人都沒有壞處。一切事物都按照規律公平合理地發展。存貨極大豐富原來就不會引起工商業的危機。正相反，貯存產品在今天不造成災難是不可能的，在那時產品的累積只會受到自然耗損的限制。 那些最有害的植物經常占據土地從而損害了最有益的作物的生長。窺伺時機、追求利潤的資本主義抓住了協作這個工具，並把這個有力的進步工具變成了他們手中的一支真正的夏斯波槍。資本主義利用這支槍來消滅中小工商業。 這些可憐的人們在黑暗中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既不發聲也不爭吵。我們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到。他們就此銷聲匿跡了。這完全不同於1848年造成的盲目憤怒和無情報復的暴動。商人們可以在有閒的時候想想拉芳登的寓言，可見翻騰的急流並不害人，而平靜的小河卻在無聲地吞噬著人。一個人走過急流把腳稍許弄濕一點；要過小河卻會淹死在深水處。 在中小資產階級破產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比舊貴族制度更巧妙、更可怕的金融、工業和商業三個封建制度，把整個社會踩在他們的腳下；狡猾代替了暴力，扒手代替了攔路大盜。 有人寫道，過去時代在消亡之前，會用殺死它自己的同樣武器作最後的反擊。在反擊的時候，它用自己的手給自己帶來了致命的創傷。為資本服務的協作就這樣變成了使資本不能長期經受下去的禍害。這是協作這一光榮原則的優越性，它只能做好事。對於壞事它是維卡殺蟲劑。臭蟲接觸到它便會中毒而死。 當社會演變來到時，大家都趕去支援，幫助嬰兒誕生。快要消耗到接近死亡的力量，不知不覺地也把自己最後的力量參加進去。於是我們參加了一場奇怪的演出。共產社會的預演在我們眼前展開了。 每時每刻都得到新的應用，並努力使各種利益逐漸聯合的互相協作原則是什麼呢？這是將要發生的變革的一個方面。協作這個時代的寵兒，全世界的萬應藥，人們對它齊聲歌頌，沒有一聲反對，如果這不是同時通向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和它的最後勝利，那又是什麼呢？ 但是絕對不應該抱一丁點幻想。只要絕大多數人還處於愚昧無知的狀態，就決不能說共產主義已經取得了最後勝利。與其說沒有知識的共產社會會在大地上實現，還不如說月亮會降臨到我們的地球上來，因為知識是共產社會不可缺少的因素。教育是共產社會的空氣和工具，要求建立沒有教育的共產社會，就如同要求我們在真空中進行輕鬆的呼吸一樣困難。教育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是如此緊密，以致其中的一個缺少了另一個就既不能前進一步，也不能後退一步。在人世間它們經常是結伴同行的，直到它們共同的旅程結束為止，它們之間甚至連一步的距離也不會有。 無知和共產社會是不相容的。沒有共產社會的普遍教育和沒有普遍教育的共產社會都是同樣不可能的。共產社會的人，就是一個人們既欺騙不了又奴役不了的人。然而，一切愚昧無知的人都是容易受騙的人又是欺騙的工具，是奴隸又是被奴役的工具…… 如果有一個人竟敢在廣大群眾集會上說：「如果社會由善良但又是無知的工人生產者組成，它雖然會受到暴政的剝削，但它還能生存下去。如果社會由完全不從事生產的學者組成，它就不能生存下去。」這種人不是偽善者，就是喪失理智的人。 同樣是這個人，他又說：「我們每天看見有些很有教養、很有學識的人，他們卻無法謀生。這種脫離勞動階級到了反常地步的現象使我非常害怕。」 還是這位裝腔作勢的演說家，他反對非宗教的免費義務教育，因為它妨害了自由，加重了法規的集中。 這就是教士們的全部祈禱和憎恨，對黑暗的祈禱、對光明的憎恨。政變之後，對這些脫離勞動階級的人的鬥爭成了對教師和非宗教學校進行無情打擊的聯合叫囂。為了了解僧侶和君主的反動計劃，必須讀一下這個不幸時代的那些省長的通告。 自由教育將會把全部教育掌握在耶穌會教士的手中。在教會同資本結成同盟的情況下，不可能有任何競爭。只有叛逆才敢支持反對的意見。對完全由學者們組成的社會的詛咒充分暴露了永久保存階級制度的意圖，階級制度就是一邊是從事體力勞動的廣大賤民，另一邊是有知識的特權階級，一邊是一大批愚民，另一邊是一小撮使人變為愚民的人。 認為一個學者組成的國家不能生存而必將因厭倦而餓死，這種看法如果不算是更愚蠢的話，也是太大膽了。當代任何一個民族在生產力方面都不能和一個學者的國家相比，無論是在農業方面還是在工業方面，當代任何一個民族和學者的國家之間的距離比凱撒時代的高盧人和1870年的法蘭西人之間的距離還要大。 如果還能舉行群眾集會的話，讓群眾集會提防耶穌會的間諜吧！耶穌會的策略是派人混進所有俱樂部里去，其目的是為了避免討論不利於教士們的問題，這些間諜戴上各種假面具以假象出現。教會所注意的就是自由教育，就是懷疑科學和學者，就是對脫離勞動階級的人，換句話說，對有學問的人和窮人作鬥爭。 誰要在自由和節約的藉口下反對免費義務教育而要求自由教育，誰就是耶穌會的代理人。儘管他自稱是一個共和黨人或是一個革命者，是無神論者或是唯物主義者，是社會主義者或是共產主義者，或是蒲魯東主義者，他們所要求的一切，無論他們的假面具是什麼顏色，這沒有多大關係，人們不要害怕說錯，可以說他們是耶穌會的走狗。實際上良知給人指出，既無國家干預又不是免費的自由教育，是通過金錢萬能的作用使教育壟斷在教士們的手中。 然而教士們的教育就意味著黑暗和壓迫。一支擁有十萬男女士兵的黑色大軍，到處瘋狂地販賣黑暗，撲滅光明。這支依仗著國家勢力的隊伍正在進行統治、支配、威脅和壓迫。一切非宗教的勢力都唯他們之命是聽，資本為他們花費一切資財，知道他們是最好的助手，甚至是最後的救命稻草。 今天，誰還看不出這個危險呢？所有各種色彩的民主政治都毫無區別地揭露這個危險。祈求唯一的良藥——教育。民主政治在其他方面存在著分歧，但在這點上，卻是完全一致的。所有的人都發出了同樣的呼聲：「要求光明！要求知識！不能再受教權主義的愚弄了！』 一切呼籲都是徒然的！政府對此置若罔聞，並且瘋狂地加速擴大耶穌會的影響來作為回答。每年都有上百個非教會學校關門，卻新辦了更多的教會學校。如果拿1870年來和1848年相比，人們將看到二十五年前，女孩子有一半受教會教育，一半受非教會教育，而今天幾乎只有六分之一的女孩子受非教會的教育；受教士教育毒害的男孩子數字從百分之十七增長為百分之五十，男女受害的人數在可怕地繼續增長。普遍的愚民計劃正在毫不放鬆地加以貫徹。這個計劃能實現嗎？ 不能！但它把幸福日子的來臨推遲了多麼久啊！多麼令人懊喪的競爭和貧困啊！年復一年單調地白費過去了，一代一代都被迷信和無知這個怪物吞噬了。這個怪物站在那兒，擋住人類向樂園前進的去路，使人類看到在遠處的樂園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 和這樣一個敵人還需要鬥爭多久呢？這個敵人從不饒人，而我們在把他打倒之後，總是饒了他。唉！如果革命在1830年和1848年都完全盡到責任的話，那麼可悲地浪費了的這半個世紀的時間，本來是足以達到這個目的的。鬥爭本來可以結束了，各族人民在把過去拋在後面，使它迅速地埋葬在黑暗之中的同時大踏步向越來越光明的前途邁進。 革命在下一次勝利時，是否會變得更加明智呢？是否會再一次饒恕這個每次失敗之後直至現在都讓它再站起來的、比以前更加可怕的魔鬼呢？我們隊伍中有一些叛徒，他們在魔鬼失敗時，運用一些玄妙的詞藻欺騙人民，包庇惡魔。他們下一次叛變的口號是：「取消教會的預算，政教分離。」實際的意思是說：天主教的勝利，革命的失敗。我們自己的箴言應該是：「取消教會，驅除僧侶！」無論在敵人的祈求、威脅和陰謀詭計面前，我們都決不讓步！ 讓步就是滅亡。勝利的共和國將不能浪費時間去進行不必要的鬥爭。需要守幾年的戰壕來加以克服的障礙太多了，因此對一個可以跨過去的籬笆不能以採取正規進攻來取樂。軍隊、法官、基督教、政治組織，所有這些都是普通的籬笆。而愚昧無知卻是一個可怕的堡壘。剷除籬笆只需要一天的時間，但摧毀堡壘卻需要二十年。 籬笆將妨礙我們的包圍戰；必須剷除這些障礙。但還要很長的時間，因為共產社會只能在摧毀了舊堡壘的基礎上才能建立，因此不能期望明天就能建成。去月球上旅行將是危險較小的夢想。然而，這是迫不及待的夢想，唉！太合理啦，這個美夢在人們精神狀態還沒有轉變之前，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想跑到時間前面，即使整個法國都有這種意願也做不到，這種企圖結果只能失敗，失敗是極端反動的標誌。 所有的組織都有它存在的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它們就不能生存下去。共產社會不能自己產生出來，因為它是教育的結果，而教育更不能自己產生。我們不要忘記吸血鬼這個種族亦是變色龍的種族。革命的第二天，這個種族不會消失，正象平常供他們魚肉的、天真、老實人也不會立即消失一樣。 衣服很快會被翻過來①，人們將會看到象雨後春筍一般從地下湧現出大批走江湖的共產主義者，他們會把男人整編起來，還有大批共產社會的偽君子，他們會用甘言蜜語欺騙婦女。陰謀必然會給他們帶來的獎品就是管理權，換句話說，就是可以任意處理公共財富。廣大無知的群眾將變成他們的犧牲品和他們的軍隊……完全和今天一樣，只是結果更加可怕：這種反革命暴政和無政府狀態的混亂，會象晴天霹靂似地來到，不是統治一天，而是要在人們難於解除的記憶的恐怖之下，統治漫長的歲月，這是一次可怕的倒退啊！ ①這是布朗基用借喻的手法指出那些攻擊過共產主義的人們將會搖身一變而為江湖共產主義者。——譯者 設想一個社會只要翻一個觔斗，又回到原來的地方，新的社會就會建成，這難道一點都不是瘋狂嗎？不對！不論在人世間還是在自然界，事物都不會如此發展的。 共產社會和它的夥伴又是它的指路人——教育，是一步一步地、平行地向前發展，共產社會既不跑在教育前面，也不落在教育後面，永遠和它並肩前進。等到教育普及，沒有一個人會受另一個人欺騙，那時共產社會才算功德圓滿。到了那一天，任何人都不願忍受財富的不平等。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滿足這個條件…… 有人可能會反駁，說教育的平等並不能造成智力的平等，因此腦力的不平等是永遠存在的，並且會形成一個智力的等級社會，上到天才，下到無用的人。 同意。不過完整的教育，對於一個最簡單的頭腦也將是一副足以抵制欺騙的胄甲，無論欺騙戴著什麼樣的假面具。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剝削者會在每個人的臉上看到一副識破了欺騙的笑容，笑容的意思是說：「騙子，去你的吧！」這種無法施展欺騙的信念會使他們去避免憂傷。其次秩序決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吸血鬼也會有時間慢慢適應和習慣新環境。在新環境中人們不要搞錯，博愛就是不可殺害自己的兄弟。 人類最有用的能力，最卓越的保護能力——判斷力，它能從內外來保衛我們，既能反對別人又能反對自己，這種判斷力今天太稀罕了，但是，通過完整的教育，卻會取得驚人的飛躍，這種飛躍會使判斷力成為新社會的武器。判斷力是經驗和對比的結果，它將從經驗和對比中得到前所未知的力量。那時狡猾就將完蛋，毫不容情的明智會揭穿陰謀詭計的最後偽裝。人類不會再分成欺騙者和被欺騙者兩大類了。 盲從已經到處受到猛烈攻擊。這種黑暗的習慣勢力還禁錮著兒童和婦女。男人都拋棄這種勢力。禁錮孩子卻失掉了成年人！孩子總是具有白紙般的優越性，白紙上很容易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以後再要把這些印象磨滅，換上……這是多麼艱巨的工作啊！這是不可撤銷的判決！但願執行的時間短一些！ 天才將仍然是一個例外。判斷力將成為共同的特性。判斷力足以把目前統治世界的女王的虛偽永遠推翻。虛偽的感情，虛偽的坦白，虛偽的溫順，虛偽的忠誠，虛偽的親切，虛偽的直率，虛偽的武士身價，虛偽的道德，虛偽的好心，虛偽的善意，虛偽的朋友們，可恨的瘟神們，你們立刻就要被揭穿，受到喝倒采聲的反對和嘲笑，就是宗教上最陰險的偽善，也只將成為歷史上的回憶，引起驚愕和恐怖的回憶。 所有的人都將會有如此銳利的眼光，以致能看清每個人身上的一切優缺點，就象能夠看清玻璃瓶里的東西一樣。啊！必須一直往前走。否則就要受到嘲笑和大聲叫罵。然而，寬宏將是思想的總基礎，因為隨心所欲的自由受到科學的限制將停止存在。至於罪惡，它將和它的生身父母資本與宗教同歸於盡。 根據我們的看法，普及知識的結果就會是如此。應該指出，根據這個預言，共產主義只是一個簡單的結果，而不是一個原因。共產主義是普及教育的必然產物，而且也只能從普及教育產生共產主義。 然而，有人責備共產主義是犧牲個人，否定自由的。當然，假如共產主義是在未足月的時候用鉗子挾出來的，那麼這個可怕的早產兒會嚇得人趕快逃跑的。但如果共產主義是科學的產物，誰敢譴責這樣一個母親的嬰兒呢？此外，支持發動這種譴責的證據何在？既然被譴責者還未出世，這種譴責就是毫無根據的誣衊。 這種狂妄的虛構用的是誰的名義呢？是用個人主義的名義，個人主義幾千年來一直扼殺著自由和個人。在我們人類中，有多少人沒有做過個人主義的奴隸和犧牲者的呢？也許有萬分之一。一萬個犧牲者和一個劊子手！一萬個奴隸和一個暴君！而他們還要用自由來為個人主義進行辯護！我懂得了！某些陰險毒辣手段埋伏在一個定義的後面。寡頭政治不是自稱為民主，背誓不是自稱為誠實，屠殺不是自稱為溫和嗎？ 控訴共產主義的自由，我們知道，那就是奴役的自由，無情剝削的自由，豪華生活的自由。正如勒南①所說的，這些自由是以廣大群眾作為墊腳石的。這樣的自由，人民稱之為壓迫和罪惡。人民不願意再用他們的血肉來哺育這種自由。 ①勒南（Renan，Ernest，1823—1892年），法國作家，著有《科學的前途》，《基督教的起源》，《以色列歷史》等書。——譯者 道德家和立法者原則上都認為，每個人應該為社會犧牲一部分個人自由，換句話說，就是每個人的自由都要以旁人的自由為限度。由它的兩種特權者和貧民形成的當前的等級社會符合這個定義嗎？為了一個自由，必須有多少個奴役呢？十個，二十個，六十個，一百個，二千個，三萬個，十萬個？有無數個價目表，也有無數個使用價目表的辦法。唯有枷鎖是不變的。 對旁人自由的任何侵犯都違背道德家對自由所下的定義——唯一合法的定義。雖然這個定義永遠是一句空話。這個定義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地位平等，因此得出自由是以平等為限度的結論。 唯有全面的協作才能體現這條至高無上的法律。舊制度卻冷酷無情地踐踏這一法律。共產主義是保護個人的，而個人主義卻消滅個人。對共產主義來說，每一個人都是神聖的。個人主義卻不過把人當作地里的一個小蟲而已，羅躍拉①、凱撒和謝洛克②三位一體式的血腥的個人主義用萬人塚埋葬了多少人。在血腥屠殺之後，個人主義卻冷淡地說：「共產社會就是犧牲個人。」 ①伊格納斯·德·羅躍拉（IgnacedeLoyoln，1491—1556年），西班牙人，1540年成立耶穌會。——譯者 ②謝洛克（Shylock）是莎士比亞喜劇《威尼斯商人》中的財主，貪婪的高利貸者。——譯者 共產社會將把吃人肉的筵席搞亂，這是確實無疑的。但是在筵席上被吃的那些人並不會感到這樣的搗亂有什麼不好，這是主要問題。那麼，有什麼藉口和我們進行爭論呢？問題是不是在於我們推論出共產主義勢在必行呢？絕對不是，我們僅僅預言共產主義是普及教育的必然結果。誰又能夠譴責教育的迅速發展呢？假如教育發展的結果就是共產社會正常地到來，那任何人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每個人都說教育是解決社會問題唯一可能的辦法。但是，不能肯定每個人嘴裡說的話都是真誠的。這個字的意義是隨著提出問題的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多少派別就有多少定義。對於教士來說，教育是天主教教義，而不是科學，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教育卻是科學，而不是天主教教義。 從此，大家一致都說教育可以解決問題，並沒有什麼可驚奇的。表面的一致，並不能掩蓋實質上的生死鬥爭。人民並沒有因此感到不安。因為人民沒有不可告人的思想，所以也不必打著假的旗號。他們的旗幟上永遠寫著：自由、教育，其意義是清楚而明確的。但是，教權主義者正相反，他們長時期咒罵這兩個詞，後來看到他們自己無能為力，就改變了主張，為了利用這兩個詞的威信，今天乾脆把這兩個詞貼在他們的旗幟上了。這是加倍可恥的謊言。但是這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呢？只要他們能騙人就行了！ 但願保守主義預感到知識的傳播會導向哪裡去。保守主義和撲滅光明的人結盟就使真相大白了。沒有無知就沒有壓迫！保守主義已經連根腐爛，但還竭力延長黑暗統治，因為它只有依靠黑暗才能生存。而社會主義的任務卻正相反：它要使從目前的黑暗中出現明朗的天來照亮它的勝利，照亮正義和常識對為非作歹和荒誕無稽的勝利。那時社會主義的使命才算完成。 人們卻向社會主義要求更多的東西。過去和現在對人類做了這麼多好事的資本主義學說，看到它教出來的學生倒向了另一面旗幟，感到非常痛惜。它關切地要求它年輕的對手共產主義列舉詳細說明未來組織，解決它可能預見的一切困難，最後要它建造一座大樓來滿足它的好奇心，並且要求這座大樓從地窖到頂樓，樣樣齊全，連一個釘子、一個螺絲也不能缺少。 「新薩蘭特①的公民將如何安排自己個人的生活、時間、旅行和休息呢？誰洗碗碟？誰掃地？誰倒尿盆，誰裝滿水桶？誰開採煤礦等等問題。」 ①薩蘭特（Salente），古義大利的城市，又名大希臘，位於薩蘭提納海角。——譯者 對以上這些不相干的問題，只有一個回答：「這些事與你無關，也與我無關。」 啊！什麼！這裡的四千萬到五千萬人都樣樣精通，沒有一個科學院士比得上他們，所有的人都武裝到牙齒，既能對付暴力，也能對付詭計，所有的人都象含羞草一樣敏感，象野馬一樣多疑。沒有任何令人可憎的、並且為人憎惡的、自稱為政府的東西，能在他們中間露面；沒有一點權威的陰影，沒有一點強制的因素，沒有一點權勢的氣息！這四千萬精明能幹的人，我們當中誰也遠遠不如他們，難道他們為了組織起來需要我們的建議，需要我們來解決問題，需要我們的監督嗎？難道沒有我們，他們就不知道在那兒找到衣服和褲子？如果我們沒有事先告訴他們用嘴巴吃東西，難道他們還會把食物放到耳朵里去！真夠嗆。至於我，如果他們再追問我關於倒尿盆的問題，我就要直截了當地向他們說：「當你們不會塞住鼻子的時候，那就塞住後頭吧。」 在我們的四十個不朽的人後面，如果加上六個零的話，那我們立刻就有了一百萬個梯也爾，一百萬個奧利維埃①，一百萬個杜邦路②，等等；如果把荒蕪的法國交給他們支配的話，難道你認為四千萬人都會把時間花在散文和韻文演說上嗎？不會這樣傻的！首先，需要吃飯，他們決不會等待一小時之後再動手吃的。 ①愛米爾·奧利維埃（EmileOllivier，1825—1913年）：政治家，法蘭西學院院士。第二帝國初期，他是反對派，屬於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黨。隨著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化，他向波拿巴主義者靠攏，1870年1月2日他擔任新內閣的首相。同年夏天，他向普魯士宣戰，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當時「心情是輕鬆的」。戰爭的困難，奧利維埃內閣顯得完全無能應付，在遭到一系列失敗後，同年8月9日被推翻了。帝國垮台之後，奧利維埃逃到義大利。他用他的餘生來為他的背叛、和他的政策辯白。 ②費利克斯—昂土瓦勒·杜邦洛（Félix－AntoineDupanloup，1802—1878年）：奧爾良的主教，極端反動分子。1850年他參加了法盧（Falloux）法案的起草工作，這個法案把教育大權交給僧侶。1871年，他被選為國民議會議員。 第一次選舉的目的自然是勞動分工。由四十個人幾乎事先組成的等級制度這個事實，會得到熱情的擁護嗎？啊！不會！四十個人增加為四千萬人之後，不再是天上的星宿了！我相信比如說，梅里美③這一流人物不會固執地堅持要洗刷尿盆的特權吧，即使這是些在義大利發現的希臘瓶。這樣多的自信者會寫頌揚詩這種不可缺少的工作，這個詩容許涉及每一個人和所有的人，詩云： 這個老得沒牙的反動派，從相當糟的作家 光榮地一躍而成了出色的倒尿盆的人。 ③梅里美（Mérimée，1803—1870年）生於巴黎，法國作家，著有《查理九世的編年史》、《卡門》、《哥侖巴》等歷史小說。——譯者 當人們討論共產主義時，因為反對者的恐懼使他本能地談起這件該死的用具來，這是一件有趣的事！「誰將倒尿盆呢」？這永遠是第一個呼聲。實質上，他所要說的是：「誰將倒我的尿盆呢？」但是他因使用物主代詞非常謹慎，卻慷慨地把他的驚慌傳給後世。 今天的利己主義是骯髒的東西！這是無恥和偽善的混合物！是過去的問題嗎？只是一些枯葉！人們把它們當作墊馬廄的乾草。歷史是人們保持著最大的冷靜，用粗線條描繪出來的；是用堆積成山的屍體和廢墟描繪出來的。任何屠殺都不能使這些無動於衷的人眨眼。屠殺人民，這是人類的進步。野蠻人的侵略，那是把年輕的新鮮血液輸進羅馬帝國古老的血管。日耳曼人和匈奴人狂暴地侵入拉丁世界，只是為了澄清它腐敗了的空氣。神聖的風暴！至於風暴所經之處遭受災難的人民和城市……這是必然的……這是進步發展的必然過程。產生了今天的，也就是說，產生了「我們」的一切都是好的。為了如此美好的成果，預先付出任何代價都不算太大。 可是問題果真在於未來的後代嗎？多大的變化啊！狂熱代替了冷酷。人們如此對未出世嬰兒狂熱地寵愛，甚至要立即把他們鎖起來，以免他們遭到意外。他們每走一步路，每做一個手勢都事先算好，保持平衡，怕他們跌倒。對於這些可憐的小機器人，一切都得象五線譜一樣事先規定好，請永勿改變。永遠的宗教、永遠的王朝、永遠的法律，尤其是作為巨大擔心和感情付出合法代價的，永遠的債務。 喂！善良的人們呵，當你們與你們祖先團敘的時候，人們會重視你們，但不如你們對祖先那麼重視。在避免了你們物質軀殼的傳染病毒之後，你們工廠製造的彈簧娃娃就會崩斷全部彈簧，並對你們的精神軀殼致悼詞： 「在人類歷史上，你們是霍亂和鼠疫的時代。你們祖先的野蠻和愚蠢是無知造成的錯誤，是盲目信仰的結果。萬惡的利己主義使你們有意識地、明知故犯地做了壞事，因為，你們這些卑鄙的懷疑主義者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從不考慮其他一切，為了你們自己的利益，你們願意犧牲你們最遠房侄子的利益。」 「誰委託你們用我們的名義作出規定，代替我們思想和行動的呢？我們是否曾同意你們對我們的勞動開出支票呢？偽君子！你們藉口保證我們的福利，卻提前侵吞了我們血汗的果實，你們盡力傷害我們的耳目，不讓我們看和聽。為什麼你們不只管你們自己的事，而讓我們管我們自己的事呢？你們每年都有捐稅，作為你們的收入和支出。你們應該保持在這個限度之內，做一個規規矩矩的收益者。開支和收益要平衡。我們是在不負債的情況下接受遺產的，誰借的債應該由誰來還。」 「有人說，你們借債的目的是進行有利於子孫後代的工作，因此，子孫後代應該象分享利益一樣分擔債務。你們為了後代而工作，後代就應該歸還債務。——為了後代？偽君子！哪個事業是為了未來的利益而設想的呢？不！現在只想到現在。現在不顧將來，正如不顧過去一樣。現在利用過去剝削遺留下來的東西，又想提前利用剝削未來。它說：『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或者，如果它不這樣說，也是這樣想的，因此也會這樣行動的。你們會節省自然累積起來的財富嗎？自然財富決不是用之不盡的，又不會重新生長的。你們以未被認識的礦層這個未來的礦藏為藉口可惡地糟塌了大量的煤礦。你們在消滅鯨魚，這也是巨大的資源，對我們的子孫後代而言，它行將消失了。現在你們為了自己的需要成為了任性，就隨意進行掠奪和破壞。」 因此，我們還是管今天的事吧。明天不屬於我們，與我們沒有關係。我們唯一的任務就是為明天的組織工作準備良好的物質條件。其他一切都不屬於我們的職權範圍。一個下布勒達尼人不能在法蘭西學院講學。如果韋約①先生堅持相反意見（因為這是可能的），對這種個人的意圖我們就要說：「不要班門弄斧！」這個下布勒達尼人或班門弄斧的人所扮演的角色豈不可笑嗎？這些自以為問心無愧，能為未來的法典起草一條一條法律的萊峈克斯②之流，他們的狂妄自大，豈不該令人欽佩嗎？他們似乎害怕這些可憐的未來的子孫不會走路；他們趕忙為這個做一頂防摔帽，給那個做一件防摔衣，給第三個造一座能滾動的陰森的房子，好教他們學會自由走路。 ①韋約（Veuillot，1813—1883年）法國天主教作家，《寰球報》的發行人。他寫過兩本書：《巴黎的香水》、《羅馬的香味》。他是激進山嶽派的積極擁護者。——譯者 ②萊峈克斯（Lycurgus）：生於公元前九世紀，斯巴達（古希臘）的立法者。傳說他制訂了改革斯巴達制度的法律。——譯者 的確，這些子孫後代將對他們祖先的恩賜感恩不盡，對他們善良祖先的熱情激動涕零，他們用石頭建造了一些社會大廈，為了監禁他們的後代。老的監獄仍然巍然屹立，陰森可怕，牆上有兩、三個裂縫，已有幾個犯人從這裡逃跑。當新的揭發者看到不幸的逃亡者在陽光下快樂地玩耍時，他們就象母雞看見小鴨走下水一樣大驚小怪： 「喂！我的孩子們！你們多麼不小心啊！你們在外面會受涼的。趕快回到我為你們修建的宮殿來。人們過去從未見過，將來也不會見到這樣好的宮殿呵。」 他們已經是三個或四個摩西，他們保證用石灰和水泥建造一座永恆的大廈，地獄的大門肯定不會比這些以原則做交易的新樂園好的。一個信徒可以自由地穿過迷霧，去尋找從未來的大廈上逃出來的人。這是旅行的正當目的，也是對眼睛很好的鍛煉。但是，這樣旅行要給我們帶來一幅完整的、詳細的大廈藍圖，有平面、側面、高度、詳圖和正確的部位……不行，我的朋友，把你的藍圖裝進你的口袋吧！ 如果這些熱愛坐牢的人不積極反對古老監獄的破壞者，這種怪癖也不算有罪，因為破壞者拒絕修建新的監獄而使群眾流離失所，在一切救世主看來，這都是一件可怕的事。 文明的最高峰必然是共產社會，否認這個明證是很困難的。研究過去和現在，都會證明一切進步都是在這條道路上邁進一步；研究今天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也不可能找到其他合理的解決。一切都得走向這個結果。這個結果又只能取決於普及教育，因此也得取決於我們的善良意願。所以，共產主義並不是一個烏托邦。它是正常的發展，和五花八門的空想社會主義體系沒有任何血緣關係。 卡貝在《伊加利亞遊記》中和建立諾沃①的嘗試中，恰恰錯誤地把對未來的合理理想和販賣次貨的空想家毫無根據的幻想混為一談了。他當然比他的對手遭到了更沉重的失敗，因為共產主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而不是由一隻有兩隻腳、沒有羽毛、沒有翅膀的鳥，在人類社會的一個角落裡產生和孵化的鳥蛋。 ①諾沃（Nauvoo）是1849年卡貝在美國建立的「共產主義者殖民地」。 聖西門主義者，傅立葉主義者和實證主義者都向革命宣了戰，他們譴責革命是不可救藥的否定論。三十年來，他們的說教已向世界宣布毀滅性的時代已告結束，而他們各派救世主的有機時代來臨了。這三個派別競賣膏藥，只在咒罵革命者這一點上完全一致，他們抨擊革命者是不睜眼看新光明，拒絕傾聽生活良言的頑固罪人。 共產主義者從來就是民主主義最勇敢的先鋒隊，而追求空想者卻在所有反動政府面前競相獻媚，用侮辱共和國來乞求政府的恩賜，這一明顯的事實就足夠說明二者的區別了。因為共產主義是根本，是革命的精髓，而一切新的宗教和舊宗教一樣永遠是革命的敵人。 誰不知道聖西門主義者今天成了什麼了：成了帝國的支柱。人們當然不能譴責他們脫黨。他們的學說勝利了：資本至上，銀行和大工業成了萬能。他們依靠這些統治國家，沒有比這更好的了。但是說起來，這些善良的人還曾被當作是危險的革新者呢！ 傅立葉主義者十八年來騎在共和黨人頭上，對路易·菲力蒲阿諛逢迎，他們在共和國勝利時投靠了共和國，他們本以為會得到權勢，結果卻受到了排斥。他們出乎意外，大為震驚。滑稽的烏托邦在大風暴中消失了。但他們的殘餘渣滓還混雜在民主人士的隊伍里。他們不再有別的希望了。 實證主義這一世紀的第三個空想，以否定一切宗教開始，而以嫁接在天主教諷刺畫上的等級制度告終。此外，它自行分裂了。正統派分子們在這位預言家逝世的房間裡莊嚴地做著孔德①學派的彌撒。新教徒卻用他們一生去否認他們所宣傳的教義，或者在宣傳他們所否定的教義，隨你怎麼說都一樣。這兩派都是同樣以害怕打擊，尊敬武力，注意避免和失敗者接觸而引人注目。 ①奧古斯特·孔德（AugustComte，1798—1857年）：哲學家、社會學者。實證主義哲學和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的歷史哲學是唯心主義的。它的基本論點是意識決定世界，改造世界。在他的科學分類中，社會學既然是一門最複雜的科學，所以占了首要地位。在政治方面，孔德的思想體系是反動的，因為他主張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調和」階級矛盾和建立平衡。1848年以前，布朗基曾專心研究過孔德的著作。 孔德晚年致力於歌頌沙皇尼古拉，踐踏革命者。他為了博得反動派的歡心，臆想出了一套等級制度。但反動派和沙皇都不屑轉過頭來看它一眼。 宗派分立論者也曾鬨動一時，有點虛幻的影響，因為害怕無神論的人曾經隱蔽在這模稜兩可的外衣之下。但是危險一過，這點存在的幻虛就煙消雲散了，實證主義者不是變成社會主義的尾巴，就是轉移到保守主義的陣營中去。 共產主義本身就是革命，不應該做出烏托邦的姿態，共產主義永遠不能和政治分開。以前共產主義是在政治之外的。而今天它卻處在政治的最中心。政治不過是共產主義的服務員。為了保持政治為它服務，共產主義應該愛惜政治。即使在勝利的前夕或勝利的第二天，都不可能把共產主義突然強加於人。這就等於要去太陽上一樣，還沒有飛得多高，就會摔在地上，四肢摔斷，得在醫院裡住上好久。 不要忘記這條公理：教育和共產社會是並肩前進的。彼此不能超越一步。全世界都在大聲地叫喊只要有連體雙生子中的一個就足夠了。但是它們中間的任何一個缺少了另一個，都是不可能來的。 的確，這些一致呼籲的言下之意是指教育的定義。但我們已經看到，定義有兩個：一個黑的，一個白的。我們不要受騙。圈套都在那裡。政府和保守主義只要教士們辦的教育，而這就意味著黑暗。他們瘋狂地追求這一結果。凱撒、謝洛克和羅躍拉手挽著手去戰勝黑暗。他們不可能達到目的，但他們也阻止我們達到目的。 我們和他們這兩種敵對力量相持不下。誰也不能前進，誰也不願後退，都在原地不動。對於我們來說，保持這種局面就是勝利。聽命於黑暗勢力的有五萬個教士，五萬個修道士和將近四萬個小學教師。因為幾乎所有的人今天都屈服於教會。大學完全叛變了。 我們甚至不能指望報紙。反對黨報紙走不出城市。農村只有反動落後的報紙，這些報紙用書面的宣傳來支持本堂神父、反動分子和大地主的口頭宣傳，整個都是反對我們的。沒有支持我們的。 那麼，我們還剩下什麼呢？進步在社會情緒中的傳播，人與人通過鐵路的往來、公眾的良智，尤其是我們敵人的表演，這些都是我們最好的辯護。憤怒也許在不斷高漲，但這是一種靠不住的力量。今天的憤怒往往變成明天的恐懼。除了教育之外，沒有別的牢固的基礎，而敵對的力量要使教育癱瘓。我們卻在觀望等待。 但是革命的第二天，總會出現非常事件。這並不是說革命會造成突然的轉變。人和事物依然和昨天一樣。唯有希望和恐懼對換了位置。枷鎖被打碎了，民族自由了，在民族面前展開了一望無際的廣闊天地。 那時我們該怎麼辦呢？象1848年那樣，把換班的新馬套在原來的馬車上靜悄悄地沿著原來的道路前進嗎？我們知道這條道路通向何方。相反地，如果常識終於占了上風，那麼在這裡就看得到肩並肩地開闢出來的兩條平行的道路。一條道路一步一步地走向全面普及教育；另一條道路相應地一步步走向共產社會。 在這兩條道路上，開始時採取的是同樣的措施：消滅一切障礙。這些障礙是人所共知的。這裡是黑暗的軍隊；旁邊是資本的陰謀詭計。要把黑暗的軍隊趕出國境，這是一件簡單的工作。然而，資本卻不那麼容易對付。我們知道它的不變方式：不是逃走就是隱藏起來。然後，資本家站在窗前，心安理得地看著人民在水溝中掙扎。這就是1848年的歷史。人們呻吟、哭泣、詛咒，然後被徹底打敗，悔恨也來不及，重新帶上了枷鎖。我們不要再讓上述歷史重演了。 要防止貨幣消失是不可能的！不必作此妄想。但是動產，甚至於不動產都是既不能隱藏，又不能逃走的。這就夠了。先辦最緊急的事。 緊急規定 經濟方面 1．命令工商企業主暫時維持企業現狀，保持原有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工資，違抗命令的人給予驅逐出境的處分。國家將和企業主進行商談，共同作出安排。凡是因反抗命令而被驅逐的老闆由政府管理機構代管其企業。 2．召開主管方面的大會來解決海關的問題，礦山和大工業企業的問題，信貸和貿易的問題。 3．大會負責奠定工人協會基礎。 給老闆下命令，可以防止資本家突然而來的意外反抗。在初期，這一命令是非常重要的。勞動人民可以不用站在水溝里，而是在其他地方等待新的社會措施。 政治方面 取消軍隊和法官——中級和高級官員立即撤職。暫時留用全部雇員。——驅逐一切黑暗的軍隊，男的和女的。——一切教會的、公共的、男女宗教團體的、以及用其他名義管理的動產和不動產一律併入國家財產。——對共和國敵人在1848年2月24日以後所乾的嚴重危害國家的罪行進行重新審判。——自即日起廢除出賣和抵押從敵人手中奪過來的財產。 改組公務人員。——不要刑法也不要司法官。仲裁人處理民事案件，陪審員處理刑事案件。按照過錯的程度由陪審團根據良心定罪，沒有硬性規定。——只有各種刑罰的性質是事先規定的。 建立一支國家常備軍。——在共和國的工人和人民中實行全民皆兵。 不給敵人以任何自由。 財政方面 公債清冊全部作廢。——成立委員會制定儲蓄銀行的規章制度。 用直接稅、累進稅、遺產稅和所得稅代替一切直接、間接的捐稅。 國民教育 建立小學、中學、大學三級教育機關。 政府 巴黎專政 1848年急忙號召普選是蓄意叛變。人們知道從共和曆霧月18日以來，由於報紙言論被控制，外省已變成了僧侶、官僚和貴族們的犧牲品。要求這些被奴役的居民進行選舉，就是要求他們的主人進行選舉。所以善意的共和人士曾要求延期選舉，直到通過自由論戰，人民完全覺悟時再舉行。反動派驚慌萬狀，因為他們肯定立刻選舉他們可以獲勝，同樣地他們也肯定一年之後選舉，他們就會遭到失敗。臨時政府蓄意把它難以容忍的共和國出賣給反動派。 革命的第二天就舉行選舉，只能有兩個同樣犯罪的目的：用強制手段來奪取選票；或者恢復君主政體。你們將會說，這是少數派和暴力論者的自白。不！使用恐怖和壓制言論而取得的多數，並不是公民的多數，而是一群奴隸。七十年來只聽取單方面意見的法庭，是最盲目的法庭。法庭應該親自去聽聽七十年來另一方的意見。既然他們雙方不能同時進行申辯，就讓他們先後申辯。 反動派中的偽善分子預見到事態的發展，就對下面這句有關陳腐道德觀的老話大事渲染：「各個派別在勝利中僅僅尋求復仇而不尋求自由，這是非常不幸的。」這句老調是不確切的。 1848年，共和人士忘記了五十年來所受的迫害，給了他們的敵人充分而完全的自由。那是莊嚴而有決定性的時刻。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勝利的人民雖然遭受了長期的殘酷迫害，仍然採取主動，作出了榜樣。 回答是什麼呢？滅絕。這是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勞動者敢於自由說話的日子，也就是資本家住嘴的時候。 在48年巴黎專政的一年，本來可以使法國和歷史少走二十五年的彎路，這二十五年現在快結束了。如果這次需要巴黎專政十年，那也毫不猶豫。歸根結底，巴黎政府是全國選舉的國家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巴黎決不是局限在本身利益範圍內的一個都市，而是一個真正的國家代表。 這樣一個代表要懂得把謹慎和力量結合起來，這對於革命的成敗有重要的關係。對私有制原則的攻擊是無用而危險的。共產主義絕不能靠強迫命令來實現，它應該等待國家自決的來臨，而自決只能在知識普及之後才能產生。 愚昧無知是不能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消失的。它是我們所有敵人中最頑強的一個。也許經過二十年光明的日子還不能來臨。覺悟了的工人通過他們親身經驗，已經知道妨礙協作發展的主要因素，甚至可以說唯一的因素是愚昧無知。廣大群眾不懂得又互不信任。唉！這種不信任太合情理啦。但吸血鬼的種族一直在那裡，準備好在新的假面具下重新開始剝削。無知的人，由於模糊的本能使他感覺到這種危險，寧願做個領工資的普通工人。他們熟知工資的利弊。但複雜的情況唬住了他們。再沒有比看不清生死攸關的事情更令人灰心喪氣的了。 然而，當政權將為傳播知識而工作時，協作明顯的優越性會很快呈現在全體工業無產者的眼前，工人們會非常迅速地團結起來。 在農村遇到的困難更加嚴重。首先，農村茅屋裡的農民比城市工廠里的工人更加無知，更加多疑。其次，吸引農民走向協作十分強大的、必要的動力和利益還不存在。農民的勞動工具是堅固而固定的。工業是人為地用資本創造出來的，它好比一隻受到驚濤駭浪顛簸、每時每刻都有沉沒危險的船。農業擁有腳下的廣闊的土地，永遠不會沉沒。 農民熟悉他們的土地，他們在他們的土地上閉關自守，在那裡設防、他們唯一害怕的是土地被人侵占。對他們來說，沉沒的危險就是把他們耕種的一小塊土地合併到他不知道的、無邊無際的土地海洋中去。因此，「分配」土地和「共有」兩個詞在他們聽起來好象是警報。1848年這些話大大地加深了共和國的災難，自從三個王國結成新的聯盟以來，這些話又被用來反對共和國了。 這並不是要把「共產主義」一詞從政治詞典中刪去的理由。遠遠不是如此，而是必須使農民習慣於把共產主義理解為是一個希望而不是一個威脅。只要證明共產社會是整個國家的全民協作就夠了，而全民協作是部分協作逐步形成的，部分協作又是隨著聯合組織的不斷擴大而成的。在法國領土上已經有了政治協作。為什麼經濟協作不能隨著思想的進步而成為政治協作的自然補充呢？ 但是，必須明確宣布不能強迫任何人把田地加入某一個協作組織，而且如果參加協作，必須完全是自覺自愿的。共和國敵人的財產，將根據司法委員會的命令作為罰款予以沒收，這絲毫不牽涉到所有權的原則問題。 必須同時宣布這些命令將尊重中、小業主，因為他們的反抗沒有多大關係，即使有也不值得予以打擊報復。需要立即堅決徹底把貴族和僧侶從我們土地上驅逐出去。走，滾出國境去！ 共產主義要多久才能在法國建立起來呢？這是個難題。根據人們目前的思想情況來判斷，共產主義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實現。但沒有什麼比形勢更不可靠的，因為沒有一件東西如此變化不定。實現共產主義的最大障礙是愚昧無知，再三重複這點也不算多。在這一點上，巴黎還有幻想。這很簡單。人們在光明的中心看不見黑暗的地區。報紙和旅客談到外省的情況，並沒有加以描繪。要想了解黑暗勢力，必須深入到黑暗中去。如此濃厚的黑暗勢力籠罩著法國，以致似乎不可能衝破。只有一個地方有陽光，某些其他地方剛剛是黎明，或者是有點微微的曙光，其餘到處都是黑夜。 因此，對我們來說，要清楚地看到社會問題的解決是不可能的。現實和願望之間有著如此大的距離，以致在人們的思想上造成了無法逾越的鴻溝。然而，有一個假說給我們一把解決難題的鑰匙。假如每個公民都受過中學教育，通過什麼方式能建立絕對平等呢？絕對平等就是協調所有人的迫切要求的唯一手段。毫無疑問，只有通過共產主義才能絕對平等。共產主義是一個文化極高和完全平等的社會可能採取的唯一組織形式。 但願渴望平等是教育的第一個結果，最不可抗拒的結果，為了相信這點，只要用眼睛看看周圍，看看自己就行了。在有知識的人之中，如果不是懾於暴力的壓制，誰願意忍受任何欺壓呢？壓制已養成了人民逆來順受的習慣。人們甚至不敢想像平等，即使是想，也只是聳聳肩膀，作一個無可奈何的雄辯姿態。 可是這個暴力是什麼呢？這就是愚昧無知，由於偶然的機會，聽從首先來者的指揮，應徵參軍、膽戰心驚、俯首帖耳、既是暴力的工具同時又是它的犧牲品的愚昧無知。沒有愚昧無知的人，沒有士兵！這樣就消滅了一切統治的力量。那時誰還能夠任意支配他的鄰人，或者依靠損害他人來生活呢？平等將是第一條法律。博愛和自由，是它天然的、永不可少的伴侶。共產主義肯定是這樣一個社會秩序的必然形式，因為根據一般常識來看，只有共產主義才能解決全部經濟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共產主義不可能是當前社會形式的原因，共產主義只能和普及教育並存，而我們目前還不能實現普及教育。過早地企圖把共產主義種植到不適應的地方只會帶來災難。1848年大多數工人不能接受工資平等，因為工資平等和他們受過的有限教育的確是不相容的。 協作是共產主義的未來母親，她還只是處在懷孕的初期。協作組織把它的參加者保持在交換制度之下，因此仍然是個人主義性質的制度。任何人都不會同意使這個組織更狹窄的。進行如此深刻變革的條件一點都未成熟。直到今天，共產社會給人們看到的只是協作的、討厭的表現形式，修道院似的形式。可是共產社會未來的表現形式卻是自由。一條路道不論天冷天熱，都是乾燥而堅硬的。但在冷熱之間，有一個熔解的過程。 在巴黎，人們膽敢在群眾集會上用謾罵政變的字眼攻擊「脫離勞動階級的人」。人們膽敢說學者社會是沒有生命力的，因此人們寧可要一個愚人社會。當一個國家因愚昧無知而被奴役時，卻埋怨說有教養的學者太多了，這難道不是人民敵人的語言嗎？他們也深深感覺到這一點，因此用恭維詞藻來掩蓋他們的策略。他們用阿諛奉承來騙人，向無產階級宣傳雙手的靈巧和腦子的智力具有同等價值。忠實於人民大眾解放事業的勞動人民完全了解這種稱讚所包含的毒素。他們深知體力和技巧並不等於智慧，一個工業品的製造者可能同時是一個盲目的受騙者。 在原材料的手工操作方面，多少動物如果不比人強，至少也是人的對手啊！有些鳥窩簡直是些無法模仿的傑作。哪有比蜜蜂和蜘蛛更高超的工人呢？蜜蜂能按我們永遠不能超過的幾何的精密度把許許多多六角筒並列起來。蜘蛛無視數學家的科學和紡織工的手藝會在錯綜複雜的條件下織絲，在各種不同的角落裡結網。但它們只是兩種普通的昆蟲啊！ 不！之所以成為人，並不是手工的巧妙而僅僅是人的思想。解放人的工具不是手臂，而是腦袋，而腦袋只有經過教育才能有活力。攻擊思想的乳母就是對有思想的人的凌辱，對社會的犯罪。 胃不吃東西會難受，腦子卻相反容易習慣飢餓。腦子越飢餓，越沒有吃東西的需要。腦子過分飢餓不會引起貪慾，反會引起對食物的厭倦。腦子並不感到飢餓的壞處，甚至還會感到滿意，它自願陶醉在有氣無力的昏迷之中。如果胃不吃東西會造成身體的死亡，那麼腦子沒有知識就會造成精神的死亡。只有一些野蠻的人才能滿足於純粹牲畜般的生活。因此，暴政也知道，只有通過使人的智力萎縮才能從精神上消滅一個民族，並且可以說是把他們排出於人類之外。一個民族能夠寬恕壓迫者的奴役、監禁、苦刑、貧困、飢餓、一切暴力、一切災難、一切痛苦，但是永遠、永遠、永遠不能原諒對他們思想的凌辱和對他們智慧的窒息。對這樣一種罪行，不能有半點饒恕！ 因此，不要去理會那些胡說八道，那些幻想的綱領、詞句和形式的爭論！人民的得救要依靠教育。知識！知識！這是普遍的呼聲。敵人是不要教育的。他們千方百計要使我們退回到任他們踐踏的中世紀去。誰不記得1850年蒙塔郎貝爾①在立法講壇上講過這句名言：「對峙著的有兩支大軍：一支善的大軍；一支惡的大軍。善的大軍是四萬個牧師；惡的大軍是四萬個教師。」 ①蒙塔郎貝爾（Montalembert，1810—1870年）政論家和政治家。天主教和社會保守主義的積極維護者。 好啊！這兩支大軍今天合而為一了。蒙塔郎貝爾的號召得到了響應。人們打開政變後的《總匯通報》②就可以看到蒙塔郎貝爾的綱領在嚴格地執行：耶穌會學校到處代替了公立中學；教師象野獸一樣受到迫害；淪落者受到詛咒，也可以說是對窮人教育的詛咒；小學教育降低到宗教教義教育；在中學裡，取消了哲學課，將研究引入歧途，或者更確切地說，扼殺研究；年青一代完全交給了教會；到處都對知識展開殊死的鬥爭，到處都是資本主義的種子，高聲號召教士和黑暗勢力去挽救資本萬能所面臨的危機。 ②第二帝國時期的官方報紙。 在這些不幸的日子裡，眼見著一切邪惡的力量都放出籠來圍攻人性，誰能忍住自己的眼淚呢！怎麼能不意識到他們的窮凶極惡的罪行呢！啊！如果他們把法國帶往很遠的地方，帶往天涯海角，他們會如何大喜若狂地消滅宣揚人性的全部不朽傑作和印刷文字本身，甚至印刷術的名詞呢！ 對他們來說不幸的是，如果把居民搬走的話，土地總還在那裡；而且因為在文明的世界裡，唯有智慧才是真正的力量，所以我們的勝利者將由於他們自己的勝利迅速走向死亡。他們在死亡的威脅下不能不停止前進，因此也不可能徹底消滅大腦的作用。但他們已經造成了多麼巨大的破壞啊！而我們所受的苦難還沒有到盡頭呢。一直擁有最高權力的刺刀——金錢——教會三位一體，只能依靠暴力和愚民來維持。普選成了這三位一體的可憐的奴隸，這個奴隸被憲兵和教士抓著衣領在資本的押送下，在鞭打、腳踢的情況下，前去投票。 這有什麼可以驚奇的呢？一個無知的人幾乎不能算是一個人，人們可以用韁繩和馬刺象駕御馬一樣駕御他。主人唯一關心的就是要他們勞動，要他們屈服。如果你們願意深刻地了解保守主義的夢想，就得研究一下他們的語言和作品，政變之後，當他們把人民踩在腳下時，他們就揭掉了假面具，以為不必再裝模作樣了。他們立即封閉了培養大批真正教師的師範學校，還必須看一看這一時期對「培養造反者和毒害青年的學校」的瘋狂誣衊。官方演說、報紙、傳道說教，都在競相宣傳平民的子弟只應該學一點宗教教義和一門手藝，其他一切教育都永遠是叛亂的根源，公共的災禍。到處都展開了咒罵教育的活動，因為教育點燃了廣大群眾的求知慾望，促使他們走上社會；到處都掀起了一場詛咒「脫離勞動階級的人」的風暴，咒罵他們是整個社會秩序的敵人，暴動的製造者。 當人們今天在人民議會的內部再次看到對「脫離勞動階級的人」的攻擊和義務教育的論戰時，不難推測出在社會主義假面具之下的封建宗教的陰謀詭計。只要深入研究一下「職業學校」的計劃，人們就會很容易重新發現1852年的病毒，那是一個確定不移的觀念，要把勞動人民束縛在一種職業上，並通過這條道路恢復等級制度。 一個進行精神生產的工人往往比一個進行物資生產的工人要窮苦得多。如果「脫離勞動階級的人」不是一些知識賤民，又能是什麼人呢？人們之所以咒罵他們，只是因為他們貧窮。他們一旦有了金錢，就不再是脫離勞動階級的人，而是一躍而為第一流人物了。在我們的社會裡劃分人的等級的，不是德才，而是財產，這不是最好的證明嗎？ 大量的學者一生進行勞動而不受重視，結果生活貧困，死於貧困。他們有知識。但是他們缺乏計謀，然而只有計謀才能使人致富。計謀這個吸血鬼的吸血器官，是我們這個殘酷社會至高無上的主人。自然忘了給某些人這一器官，這真是他們的不幸啊！他們只好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科學即剝削科學的魚肉對象了。 成千上萬的優秀人物在貧困的泥坑中慢慢衰弱下去了。他們是資本所害怕和恐懼的。資本並沒有弄錯它所仇恨的對象。這些「脫離勞動階級的人」是進步的無形武器，他們今天是暗中鼓動群眾的秘密酵母，並且不使他們在衰頹中消沉下去。明天他們是革命的後備軍。 （1869—1870年） （三）聖埃蒂安事件。廠主和工人之間的鬥爭① ①《社會批判》第二卷的大部分是手稿，我們下面發表最具有特點的幾篇。 1848年組織起來的名為「人民社」的紡織工人協會，稍微減輕了這個城市無產階級所受的沉重壓迫。廠主們因受到這種新力量的壓制而暴跳如雷，並預言這個城市將要毀滅。他們認為外國的訂貨因貨價上漲而減少並轉移到巴塞爾和英國去了。廠主們過去習慣於制訂法律，今天卻要接受工人的法律，使他們感到憤怒。這就是當前社會秩序的情況。資本只能發布命令而不能服從命令。一旦它不再能統治時，他們便叫喊受壓迫了。自由，對於他們來說，就是絕對的權力。資本不允許和勞動之間有其他的關係，只承認兩者之間的主人和奴隸的關係。 非常可能的是，在聖埃蒂安，使資本家正在高聲地叫喊的所謂奴隸制，僅僅是資本家專制統治的縮小，是對至今無法無天的專制統治的限制而已。工人聯合起來的力量，使工人不再屈服於老統治者的意志了。工人用同樣的武器和資本家的貪得無厭進行鬥爭，因而不再處在蚯蚓的地位。他們能夠制止工資下降，限止資本家的剝削，同資本家進行談判，而不是忍受惡劣的勞動條件。他們參與了利潤的分配，從而減少了分配上的不公平。 一個工廠主不再是勞動力價格的最高決定者，在他看來，這是一個不可容忍的造反，這場造反剝奪了他的利潤的主要來源，那就是任意削減工資，因此，減價出售商品，以吸引訂貨和保證銷路。 所有這些鬥爭都孕育著內戰。資本家永遠不會同意放棄任何一點權力。資本家比專制帝王更難對付，更不屈服，他們是既不願意也不能作出讓步的。他們只是根據他們的心意來承認法律。 今天，反革命的議會再一次試圖箝製法國，並瘋狂地為這個冷酷無情的主子資本家服務。反革命的議會又重新製造了一條束縛勞工的鎖鏈，用維持刑罰對付勞工聯盟。聖埃蒂安工人取得的優勢激起了保王黨內心不可抑制的憤怒。廣大的紡織工人協會的團結一致和意志堅定迫使保王黨不得不小心從事，這種謹慎小心可以從《辯論日報》的外交辭令中看得出來，這家報紙是實力的馴服工具。 這些高傲的貴族向奴隸妥協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他們為了謹慎起見不得不小心從事，不得不抑制自己，這就激起了他們心靈深處萬分的憤怒。在這些幕後的暴君的思想上，有時甚至在他們的言論里都聞得出血腥味。聖埃蒂安這個不幸的城市遭到的屠殺還沒有結束，哭喪的日子還沒有到頭呢。這個城市完全處於戒嚴狀態，儘管它始終保持著平靜，沒有受到絲毫的擾亂。人們把共和黨的報紙封閉了，使人民在他們的刺刀之下生活著，把拉德茨基①和海瑙②之流調在城裡駐防。 ①約瑟夫·拉德茨基（Joseph　Radestsky，1766—1858年）奧地利的將軍。1848年革命時期，他指揮了反對皮埃蒙特、倫巴迪亞、威尼斯的戰爭。他的軍隊以慘無人道而臭名遠揚。 ②尤利烏斯·雅科布·海瑙（Julius　Jacob　Haynau，1784—1855年）奧地利的元帥。他以野蠻鎮壓1848年義大利革命而著名。1849年5月，他扼殺了匈牙利革命，殘暴地迫害起義者。他被稱為「布雷夏的鬣狗」。1850年他在歐洲旅行的時候，工人到處舉行反對他的示威遊行。 資本不限於進行威脅。這一丁點，是不能使它滿足的。它還要制服在它統治下的人們的膽大妄為，消滅膽敢限制他們行使權力的協會組織。因此有人要求把省會從蒙布里松③遷移到聖埃蒂安去，為了更有效地監視這個社會主義的策源地。當地的帕夏格臘蒙（Grammont）將軍叫囂說：「社會主義取得了可怕的進展！」這些人正在醞釀陰謀。 ③事實上，不久以後羅亞爾省省會遷到聖埃蒂安去了。 （1849年12月） （四）財富的來源 在我們歷史的初期，財富是通過征服得來的；後來，是通過沒收、搶劫、國王的恩賜得來的；中產階級的財富是通過高利貸和背信棄義得來的；革命時期，是靠收買國家財產、買賣股票、供應軍用物資得來的；帝國時期，是靠戰爭，靠帝王的賞賜得來的；1814年以來，是靠投機取巧、證券交易和破產騙局得來的。現在的暴發戶中，第一代是高利貸者，第二代是盪子和賭徒。 （1850年） （五）平分主義者 在第戎反動派的《秩序報》上出現了這樣一段離奇的文章： 「社會主義者在談到分配土地的時候，答應使窮苦大眾得到幸福，這完全是欺騙。我們眼前就有這種實施情況。從前的公社財產在絕大多數地區被分配了。那些有放牧權、通行權的窮人都得到了一份土地，作為私有財產。但是結果怎麼樣呢？大多數人由於貧困或缺乏遠見，把所得的一份土地都變賣了，把地價也花光了，結果比過去更加窮困，因為他們不再有權放牧了。這就是窮苦大眾從平分財產的理論中所得到的一切。我們，我們願意把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提供給平等主義者考慮。」 這家內容貧乏的報紙把社會主義者看作是平分主義者。但社會主義者恰恰完全相反。他們主張普遍協作，把普遍協作看成是拯救當前弊病的唯一良藥，也只有協作才可能解決產生貧困、混亂和內戰的各種社會問題。在社會主義者看來，平分土地並不是一劑救藥，而只會使貧困和痛苦更加普遍化。在他們看來，分配公共財產似乎是一個會給窮苦大眾帶來巨大災難的救急辦法，這個辦法使他們貧苦的命運更不堪設想，因為他們舊有的公共財產必然會喪失，所有權必然會被剝奪。社會主義者早已預言過這種不幸的事實，而這家無知的報紙卻反把這個罪名加在他們頭上。有趣的是這家報紙不自覺地在為他們敵手的論點辯護，變成了社會主義理論的擁護者，站到了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放棄了它自己的家庭和所有權的立場。這是多麼嚴重的失策啊！居然反對個人所有制啦！它的筆怎麼沒有嚇得掉下地？當它在寫「由於公共所有制轉變成個體所有制，勞動大眾比過去更加窮困了」這句話的時候： 由於把一份公有財產改變為私有財產，窮人就變得更窮了。 這是真正純粹的共產主義。因為邏輯推理是無情的。從公有財產制借來的論據同樣可以應用到土地共有化上去。所以私有制是一場災難；它不可能一會兒是一件好事，一會兒又是一場災難。如果它是一件好事，那麼它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一件好事。對分配公共財產來說是如此，對分配其他公共土地來說也是如此。停止公有，就公有財產而言，可以說是變成了當前所有制的試金石。其結果不是譴責這個制度就是為這個制度辯護。如果結果很好，這種制度就合法了；如果結果很壞，這個制度就行不通。制度的維護者自己會作出判斷的。分配公共財產造成了可悲的後果也加深了貧困。因此，一般說來，土地私有的必然結果同時產生貧窮和豪富。貧困和富裕，這就是私有制的雙重性的公式。 （1850年） （六）資產階級報紙 無能為力、信用掃地的資產階級報紙在選舉上也不能起什麼作用。永遠不要相信資產階級報紙所說的任何一句話。在每張日報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資產階級集團，他們可能是採用暴力的公開敵人或是使用陰謀詭計的隱蔽敵人。 羅思柴爾德有十八億財產，每天可以把十幾個報館經理、印刷工人和作家送進監獄或者送交檢察院。他的豪富造成的同一的貧困可以提供成千上萬個飢餓者聽他挑選，唉！這些人能在監獄裡找到一片麵包也許會感到太幸運了。 （1869年） 因為富人現在能夠不經過特許就可以發行報紙，《羅亞爾燈塔》周刊就肯定說政府「恢復了」出版自由。 但是窮人的出版自由卻受到了保證金的限制。取消印花稅只會加強資本家的壟斷，使資本家有可能用較低價格的報紙擠垮窮人的報紙。因為窮人只能在外省發行報紙；每張報紙寄到巴黎要外加四個生丁郵費。 （1869年3月） 《費加羅報》猛烈地攻擊第一國際，並且拒絕刊登反駁這些謊言的文章。這就是資本壟斷的報紙。過高的保證金、印花稅、郵資，保證有錢人可以誣衊、誹謗、逍遙法外。窮人被堵住了嘴，不得不啞口無言地忍受攻擊。 （1870年6月） （七）聖西門主義者。文化人信貸 安凡丹①向聖西門主義者建議成立一個文化人信貸社，把所有思想工作者組織起來，聽命於、服務於金融封建統治。學者、作家、藝術家等等，都發給股票，根據他們的才能評定他們可抵押的錢數，可以預支和借貸。用這種方法，人們將消滅文化人的失業，使他們的思想轉到資本的旗幟之下，使魔鬼變成天使。智慧將成為金融界的助手和僕從，不再是它最可怕的敵人。 ①巴特爾米·普羅斯比爾·安凡丹（Barthélemy　Prosper　Enfantin，1796—1864年）：烏托邦主義者，聖西門的信徒。聖西門學派的領袖。在他的領導下，聖西門主義墮落為一個宗教學派。 聖西門主義者認為這個建議不切實際，拒絕進行試驗。他們自己猜測到會有一些人反對，這樣就不可能達到目的。那些人後來都成了反對者，而沒有任何參加者。 （1863年3月） （八）資本向革命宣戰 1866年4月1日《兩個世界雜誌》刊登埃·福爾卡德（E．For－cade）的一篇政治評論： ……1851年以後，法國的工業和財政活動可以代替它過去的政治活動。許多舊有的鐵路公司需要恢復，鐵路網需要繼續修建，需要完成大部分公共企業，需要發展生產，所有這一切都對資本大大有利。此外，在共和國的動亂時期，由於厲行節約，資本積累已經大大增加了。 這是多麼明確的招供！共和國時期，資本逃到阿旺丹山上去了，使法國陷於失業、貧困和飢餓的境地。資本不但沒有損失。反而增加了積累。資本象平時一樣向勞動徵收了什一稅，霸占了人民的血汗果實，並且把它抽出去不讓它流通。這一部分剩餘，這一部分預先提取的收入就不再流動，除非能夠換得新的利潤。資本家寧願把這部分收入保存起來而不願把它投入生產，儘管這樣會減少他們自己的收益，他們寧願餓死勞動人民，迫使他們投降。你們進行革命，而資本卻在敵人手中，資本的呼聲是：你們不做奴隸，就得死亡！ （1866年4月） （九）殺害嬰兒和它的原因：上帝和資本 殺害嬰兒有兩個原因：資本造成了一些窮人，使窮人的女兒找不到丈夫；教會無情地摧殘沒有結婚的母親。 有錢的女子能在求婚者中間進行挑選。窮人的女兒無人問津。每個女子都有一顆心。但是，對於有錢人的女兒來說，做母親是光榮；對於窮人的女兒來說，做母親是恥辱。這種情況是現行秩序所造成的。 上帝和資本聯合起來消滅沒有結婚就作母親的女子。資本奪走她的麵包；上帝奪走她的榮譽。嬰兒就死在他們手裡；母親急得發狂。這樣的被害者有幾百萬啊！ 這兩個殺人犯怎麼樣了呢？他們在那兒呢？一個在王宮的寶座上，另一個則在教堂的祭壇上。正直的人們對這些惡魔會沒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1867年） （十）演講稿 公民們： 我要發言，痛苦的懷疑糾纏著我的思想，使我無法沉默。在談到有關人民大眾的事業時，忠誠老實是最應盡的義務之一，口是心非這個惡習，現時成了真正的罪惡。因為，純樸忠實的人民不能防備陰謀詭計，他們的好心善意使他們容易受人欺騙。因此，我要在這裡清楚而坦率地談出我的全部思想，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中途阻止我的演說，此外，我的強烈攻擊只會對陰謀詭計不利，只會揭露他們的本來面目。 ……合作是一個奇怪的新事物，是一個混血兒，它一半是蒲魯東①，一半是馬爾薩斯②，或者不如說骨和肉是馬爾薩斯的，只有一些頭髮是蒲魯東的。人們到處得意洋洋地販賣這個偶像，淚盈眼框，高聲歡呼：「好消息！這是真正的、美好的社會主義！壞的社會主義已經死亡了。它的罪惡殺死了它。人民對它喊道：不中用的東西！於是就拋棄了他們過去的錯誤觀點。人民否定了他們1848年的過火行為，甚至後悔1848年把『協作』一詞扔進了垃圾堆來懲罰他們過去的罪行。他們用『合作』這個樸實的詞來代替『協作』這個罪惡的詞，『合作』這個詞排除一切羈絆的思想，只容許一點束縛的概念，因此更符合於他們謙虛的願望。這是多麼高尚而優秀的下層階級啊！」 ①比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年）：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創始人之一。他尤其是以他的著作《什麼是財產？》一書而聞名，在這本書里，他宣布「財產就是盜竊」。在他主要的經濟著作《貧困的哲學》一書中，充分暴露了他反科學的烏托邦的社會思想的特點。為了駁斥蒲魯東這本書，馬克思寫了一本《哲學的貧困》，批判了蒲魯東的反動思想。 他為實現不經過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改革」而鬥爭。1848年革命時期，他抱著懷疑態度。一般說來，動搖不定、猶豫不決構成了他的文學生涯和政治活動的特色。 ②馬爾薩斯（Malthus，1766—1836年）：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英國聖公會牧師，勞動人民的公開敵人。他認為勞動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窮困不堪是人口增長的結果。根據馬爾薩斯反科學的反動理論，人口傾向按幾何級數增長，而生活資料只能按數學級數增長。 布朗基在談到馬爾薩斯時，指的是一般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 錯了，先生們！人民什麼都沒否定，什麼都沒拋棄，也沒有把任何東西扔進陰溝里去。只不過是1848年的社會主義受到了排斥而已，但決不是受到人們的排斥。這種排斥並不能作為一個論據，自由主義藐視地踐踏一個政治犯的屍體，只不過表示了它樂於通過一個對手來擺脫一個敵人而已。哼！自由主義者對這個過去的同盟者真是助了一臂之力呵。 等著瞧吧！這些屍體有時還會復活的。當然，在目前，1848年的社會主義進了墳墓。人們不許它再從墳墓里爬起來。此外，看守它的敵人也並沒有睡覺。十六年來，他們如同墳墓一樣保持沉默，並沒有把一根頭髮來做合作的裝飾品。所有的陣地都留給了蒲魯東的社會主義，尤其是自從人們看到他們所謂蒲魯東的信徒怎樣理解和運用他的社會主義以來，這種主義顯得更不可怕了。可憐的蒲魯東啊！難道他曾想到過，一個包紮在他的理論的襁褓之中的嬰孩，他名義上的親生兒，會受到馬爾薩斯之流的政治經濟學的洗禮、寵愛、撫摸、教育和誇獎嗎？ 然而必須互相諒解。是的，在1848年存在著兩個互相交鋒的社會主義：一個是蒲魯東的社會主義①，它建立在義務協作的溫和個人主義基礎之上；另一個是無名氏社會主義，它建立在普遍發展的協作基礎之上。當時，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不可能取得勝利。因為它們的勝利不是一天就能取得的。後來，它們兩個都同樣遭到了失敗。這是一對仇敵般的兄弟。但這兩個兄弟，在他們激烈的鬥爭中仍然保存了一個重要的相似之處，這相似之處證明他們來自同一個根源，這就允許他們同姓共名。他們兩個都向資本主義的暴政展開了你死我活的鬥爭，並且都宣布任何形式的利潤，無論是租金、房租、地租、超過票面的金額等等都是不合法的。 ①有意思的是，布朗基還不理解蒲魯東的理論和革命的共產主義之間相隔的鴻溝。 他們只承認勞動的權力，不承認資本有任何權力。這個理論不僅是科學的真理，而且還是最高尚的道德。事實上，勞動的是人，資本只是物質。只有人能活動，資本是不能活動的。資本只是勞動者手中的死工具。因此，任何產品都不能分一份給資本。 這裡不是批駁主張資本應得報酬的政治經濟學這種詭辯的地方。這個插曲會超出我的演說範圍。我們只要記住兩個鬥爭著的社會主義、互助主義和協作，儘管它們有根本的分歧，但是在有決定性的一點上卻是一致的，那就是它們都認為利潤是不合法的。當然，這一點並不是一切。但是人們要問，這一點對地主、金融家、工業家和商業家是否都不算什麼呢？我並不是不承認這兩個社會主義制度里勞動組織的困難，而正是談到這種組織，它們的對立才爆發出來，但我們可以大膽地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在於這一公式：資本的利潤是不合法的。 因此，如果象合作組織的創始人所誇耀的那樣，象他們的報紙每天所殷勤地反覆宣傳的那樣，合作組織是蒲魯東社會主義精心培養的女兒，那它至少應以使蒲魯東成為社會主義者的唯一理論根據作為它所應該採取的依據。遠遠不是如此，合作組織的上帝是百分之幾的利潤，它的主人是資本。合作組織和一切可能的商業公司——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合資公司建立在同一個基礎之上。看看他們的章程、報告和所有的宣言，用的都是一些金融方面的行話，一點不多，一點不少。對放任自由和不干涉政策公開道歉，這是無情地把千百萬犧牲者推到吃人的競爭中的政治經濟學的完全勝利……，人們還可以補充說，這是供求關係的勝利，因為在合作組織中有一些助理人員。「助理人員」是一個掩飾「領工資者」的好聽名詞。誰能說這些多頭老闆不比那些寡頭老闆更殘酷呢？在這情況之下，馬爾薩斯主義者對合作組織這個娃娃的鐘愛還值得什麼大驚小怪的呢！ 這個娃娃的代父們對無產者說：「不要去關心政府。你們用不著政府的任何幫助。不要向政府請求幾百萬法郎的施捨。你們沒有接受施捨的權利，而且，政府的施捨對於你們也是害處多於益處。從你窮苦的錢袋裡一個錢一個錢地節省下來，為你們創造資本，創造勞動工具吧，等到有了資本的那一天，你們將不再是領薪水的人和被剝削者，而變成資本家了，你們得進行雙重的積累，首先是資本，其次是勞動力，但是不能預先支取。這才是你們爭取解放和幸福的真正道路！因此，不要去理睬政府了！不但不要政府干預，最好是請求政府少管你們的事。」 既然政府就是國家，它怎麼能一點也不干預你們的事呢？如果這個建議不是一個諷刺的話，那的確是令人叫絕的。人們建議工人一分錢一分錢地建立十個人、二十個人、五十個人、一百個人的小小的協作組織，安心地呆在這些小範圍里，眼睛看著經理，注意他們暗藏的錢財怎麼開花結果。這種建議實際上是勸阻工人們不要去干與大協作組織的事，這些大協作組織卻要吞噬大量的金錢，可以多到二十五億法郎。 難道可以想像，從國民生產上提取二十億法郎，對於勞動人民的福利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嗎？工人不必關心這種大事，就象不必關心月亮里的火山一樣嗎？這筆法郎如何使用對他們也是沒有關係的嗎？五億法郎的公債，誰知道它的本金用在什麼上面了呢？五億法郎用來阻止六十萬人勞動，六千萬法郎用於教會，換句話說，用來生產愚昧，二千五百萬法郎用於所謂的國民教育，其實大多用於教區分會，至多也不過是用來製造半愚昧而已；所有這一切對於廣大群眾的命運難道沒有任何影響嗎？人們怎麼敢叫他們不必注意國家而只要深信自己呢？ 我知道有人會這樣回答：「誰也沒有要工人不去注意國家大事，事實正好完全相反。我們極力促使工人積極參與國家大事。工人關心政治，這是他們的權利和義務。但是政治是一回事，而社會勞動又是一回事。要求國家好好管理公共利益，這是好事。為了私人的利益而向國家要錢，如同1848年那樣，這是不合理的。不應該混淆這兩個根本不同的截然分開的問題。」 「根本不同！截然分開！」我們的回答是一千個「不」！這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問題。我知道預算中不能預付款項給勞動人民協作組織……但是，即使假想有一些預算款項違反官方政治經濟學的神聖原則無償地預先付給工人社團，這成百成千的法郎比起大量用於歐洲、亞洲、非洲、美洲的千萬億法郎來又算得了什麼呢？這正如一條河和一杯水一樣。他們看見倒了一杯水就大驚小怪，而看見河水流走卻沉默無言。然而杯中的水倒在地上還會起點作用，而河水流入大海卻毫無效果。 不要辯論了！預算中的預付款項已經取消！工人們沒有向國家要錢。相反，倒是國家在集體利益的藉口下向工人要錢，要許許多多的錢。難道工人們的個人利益不會受到這種榨取的損害嗎？如果大協作組織拿走了工人們的錢，那麼他們又拿什麼作建立小協作組織的資本呢？如果大協作組織濫用預先提取的資金，對於工人們來說，那比過重的捐稅造成的災難更為嚴重。因為，過重的捐稅只能奪取他們的金錢，濫用資金卻會扼殺他們的智慧，而智慧是一切活動的第一源泉。 顯而易見，使合作組織癱瘓的、貶低的，同時把它事先局限在一個無形的小圈子裡的主要原因，就是愚昧無知。絕大多數無產者沒有足夠的知識來獨立判斷應該如何管理一個合作社，更沒有知識去參與管理工作，他們由於害怕受騙而放棄了管理的權利。他們很有理由害怕上當，所以寧願穩穩噹噹地領點工資算了。即使只有這個障礙，也足以使合作組織在他們看來成了一個騙局，何況還有其他障礙呢？ 而愚昧無知又是從何而來的呢？帕利斯（de　la　Palisse）先生會說：「這是沒有受教育的緣故。」我還要補充一句：愚昧無知主要來自教會教育，因為教會教育的目的和結果是消滅文化，用迷信來使人變得愚蠢。如果國家不是每年把五億法郎浪費在使六十萬身強力壯的青年受到無所事事的教育，而把這筆錢用於國民教育，建立一套符合科學的、嚴肅合理的教育制度，那麼不到十年，法國的面貌就可以完全改觀。那時，所有的勞動人民都會從消極被動的工具變成知識豐富的公民，他們會把他們的腦力和體力自然地結合起來，而勞動組織的問題將公平合理地得到徹底的解決。 不幸得很，我們還沒有達到這一步；所以只是在毫無結果的鬥爭中，在無能為力的奮鬥中消耗力量。讓我們來看看合作運動和它在目前情況下所起的作用吧。它有三種表現形式：消費合作社，信貸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 消費合作社是一種最簡單易行的形式。參加這種合作社沒有多大的危險。但是，它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結果，有時甚至引起失望。此外，消費合作社只能在較富裕的地區實行。總之，這只能算是一個小小的遊戲，甚至不能算一種臨時有效的藥方。 信貸合作社對於工人已是一個危險、一個誘人的幻影，它使工人陷入往來賬、票據到期和複利等等複雜難解的財政問題的迷宮裡，使沒有經驗的工人很容易迷失方向。信貸合作社需要有一種知識，而這種知識卻出奇地縮小了合作社的範圍。 至於生產合作社，我把它看作是無產階級可能陷入的喪命圈套。顯而易見只有極少數勞動人民具有參加這一類企業的必要才能。因此，只有知識分子中的優秀人物才有可能走上這條道路。然而在這條道路上，失敗和成功都同樣是不幸的。失敗，那就是破產和灰心。成功卻更加可怕，那會使工人分化成兩個階級；一邊是無知的、被拋棄的、無依靠的、失望的廣大勞動人民，處在靠工資為生的最低層；另一邊是極少數的知識分子，他們從此只關心自己的私人利益，永遠脫離了他們不幸的階級兄弟。 難道人們要在不可能的情況下，抽出人民中的上層分子，使人民失去自然保護者，使這些上層人物成為一個新的階層，變成半資產階級嗎？這些上層人物會變得更自私自利，因為他們的現錢不多，因此就更怕錢丟掉，也就更保守了。這就是在搖籃里就被命名為「社會主義復活」的那個私生子的最新成就，其實這是否認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墳墓！這是一個誘餌，引誘人民離開他們的正路，使他們走上泥濘的絕路，使他們迷失在無名的投機兒戲中，其結果除了使不幸的工人更熱中於他們的得失之外，不再可能有其他的結果，而對得失的狂熱將會吞噬他們的生命，使他們不再關心國家大事。 如果國際代表大會在塞納河畔召開，也不必大驚小怪。因為在洛桑①，代表大會很難再一次封住反對者的嘴巴。而在巴黎卻沒有這個困難，這裡根本不允許反對者開口。這個合作的詭計無可辯駁地是不顧一切地為了保衛當前秩序的安全最有力、最巧妙的一招；證據就是自從把人民引上這條歧路以來，輿論一日比一日混亂了。保守主義的勝利可能變成法國的滅亡。因為沒有什麼象政府的絕對安全那樣對於一個國家是生死攸關的了。那時，政府沖向滅亡的邊緣，沒有什麼能阻止它，一切都在加速它的滅亡。 ①指國際工人協會代表大會。洛桑代表大會（1867年）是第一國際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布朗基主義者和法國的蒲魯東主義者在1866年日內瓦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產生了深刻的分歧。 啊！竟有人認為可以和政府的行動背道而馳，用小小的合作社來解放人民。這是幻想！甚至還可能是出賣！人民只有靠大的合作社團，靠國家的推動才能擺脫奴隸地位，而只有膽大妄為的人才敢堅持和這相反的意見。因為，國家並沒有其他合法的使命。 這種不顧經驗和常識，由所謂的政治經濟學提出的論點是什麼呢？奇妙的論點，它把人民的一切活動置於政府之外，並且宣布人民的活動與政府無關。這樣一種理論是對事實、對歷史最大膽的反駁，因此是愚蠢的。更壞的是，這個理論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一種罪惡。 歷史在一些時代面前高聲宣布政府可以使民族滅亡，也可以使民族得救。民族由於政府而生存或死亡。政府是一切好事和壞事的根源。政府既然令人驚奇地把好事都歸功於自己，那麼它怎麼不對壞事負責呢？政府要對一切負責，對無知，對貧困，對思想和風尚的敗壞，對物質、精神和道德上的墮落和腐朽負責。人民的麵包和榮譽同樣都有賴於政府。因此，人民的苦難也得要歸罪於政府，這是天經地義的。沒有政府的許可，人民不能吃一口糧，在英國和在別處也都如此，不管經濟學家們高興不高興都是如此。政府完全把我們束縛住了。當一個民族受到一個壞政府折磨而又沒有意志和力量去更換這個政府的時候，它就痛苦萬狀，一步步走入墳墓。因此政府問題是一個有關生死存亡的問題。 要在人民群眾的思想上根除這條真理，還要使他們相信他們的物質福利與國家的權限無關，那就沒有什麼比這更為有害的了。這就是放任自由、自行其是的政治經濟學所鼓吹的合作社力圖做到的一切，合作社似乎願意人們自由活動，自行其是，但是人們既不能自由活動，也不能自行其是。合作社試圖使無產者相信手腳捆綁起來還很容易走路。欺騙是不能持久的。無產者會發現蒙著眼睛、捆著手足是不可能走路的。 在當前的政治條件下，唯有為了維護勞動權利和抗拒資本的相互保險合作社團是對工人有用的。一切建立生產組織的企圖都會是錯誤的步驟，不合時宜的作法。這樣一種組織只有有了自由和知識後才有可能成功。 此刻，勞動人民只有一條道路可走：團結力量以確保反對資本的專橫統治，然後為了取得： 1．出版的完全自由，不受捐稅的妨礙和苛刻的約束；集會和結社自由；宣傳自由。 2．每年撥款五億法郎用於國民教育。 這是決定國家命運的主要問題。教育不能再象今天那樣是愚弄人民，消滅文明的東西。教育不僅僅應該是免費的和義務的，而且還應該是完整的。只會認字、寫字或什麼都不知道，這幾乎完全是一回事。一件不能使用的工具有什麼用呢？必須使全體法國人毫無例外地學習法語、算術、宇宙學基礎、初級幾何、地理、歷史、繪畫、地質學、物理和化學的基本概念。應該到處組織大規模的職業教育，學習農業、工業、商業。 絕對禁止教會把手插進學校。 五歲到十五歲的孩子將毫無困難地獲得所有這些知識，如果我們願意儘可能多地把這些知識傳授給成年人的話，那麼，三年之後，生產的巨大發展就補償了教育費用。如果人們在這種教育制度之外，再加上集會、結社和出版自由，那麼不到十年，剝削就會消失，人民就會成為自己真正的主人。那時，人們才可以開始談「自治」。現在，「自治」只是一種諷刺。任何地方都沒有自治，甚至連美國也談不到自治，因為美國的群眾教育是非常低級的，還不能適應自治這樣高度的文明。 如果無產者堅持要枉費心機地走進這個毫無前途的「合作」泥坑裡，他們身上的枷鎖不但不會粉碎反而會束縛得更緊。無論什麼東西，只要會使他們不去注意改革政府，那對他們都是非常不利的，這些改革中最首要的就是發展教育，他們不知道教育就是麵包和自由，無知就是奴役和貧困。如果今天年滿二十歲的那些人在1857年就已經開始受到全面的教育，那他們現在就不會以僱傭者的卑賤身份生活在地主的領地上，而是可以和任何人一樣平等工作。教育對人民要比五十個加利福尼亞州更有價值。 唉！教育在我們這個貧乏的國度里受到嚴重的威脅，因為人民還沒感到教育的重要，因此，他們對教育漠不關心，還沒有想到大聲疾呼要受教育。致命的盲目啊！是的，教育不斷地喪失陣地，教權主義卻一天又一天、一步步象鼴鼠一樣不倦地占領地盤。教會學校慢慢在非教會學校的廢墟上發展起來了。以前，教權主義學校約占學校總數的四分之一，很快就占了三分之一，而後占了總數的一半；教權主義的進展還在繼續加速並瘋狂地占領陣地，每年都在完全無所謂的環境中擴大地盤。有錢的人都為它服務，瘋狂地促使它發展。當教權主義完成了侵占工作的時候，當教育全部掌握在教權主義手中的時候，黑暗就會籠罩法國，勞動者就會看到黑暗將給法國帶來什麼，更確切地說，勞動者將看不見黑暗會帶來什麼，因為在黑暗中什麼也看不見。 合作被用來幫助敵人，開始摧毀革命，用借貸來代替革命的旗幟。自從1789年以來，只有理想才是無產階級的力量和得救的道路。無產者全部的勝利都得歸功於理想。自由！平等！博愛！這一口號既包括了物質生活又包括了精神進步。這個口號既給人民福利同時也給人民尊嚴。但願人民不要拋棄理想，而投身於投機之中。投機是不公正和剝削者的呼聲，不是無產者的呼聲。無產者只會在投機中滅亡。 （1867年8月） （十一）罷工與合作 罷工的意義人人都能懂；它的意思很簡單，就是反抗壓迫。所以大家都參加罷工。 合作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如信貸合作社，生產合作社。它很複雜，它能吸引知識分子，卻會嚇壞簡單無知的人。合作很難找到十個參加者，而罷工卻能找到一萬個。 罷工有普遍意義，合作只是少數人的事。團結廣大群眾的旗幟難道不比只團結幾個人的旗幟更好嗎？ 罷工雖然有許多不便利，卻是人人能參加的自然方法。合作僅僅是富有知識的人才能採用的方法，別的人對這種方法不是懷疑，就是漠不關心，甚至一無所知。所以罷工是人民對資本鬥爭唯一真正的武器。 人民群眾應該暫時以罷工為防禦資本壓迫的手段，同時，集中一切力量進行政治改革，只有在政治改革後才能進行社會改革，才能根據公平的原則分配產品。 （1867年10月） （十二）原始共產主義 ……人在地球上已經生存了很久，比人們長時期以來所想像的，甚至可能比人們現在所猜想的還更長久。 毫無疑問，人的原始生活是十分野蠻的。他們是單獨生活還是群居生活的呢？他們之間的相互協作，是在共有的形式之下，還是在交換的形式之下，開始發生的呢？這是一個謎。對原始人類社會狀況的一切設想都不過是虛構的。 根據澳洲土人的風俗和行為類推，可以得到這些古老時代風俗習慣的一些線索。根據澳洲土人極端野蠻的行為來判斷，他們似乎是最近才加入人類大家庭的。 然而，把澳洲土人和猿人相提並論，甚至放在猿人之下，這未免過分誇大，乃至到了荒唐的地步。猿人沒有語言，更沒有「飛去來」這樣有名的武器，這種武器一直使歐洲人感到驚奇不止。猿人更不會操縱為數眾多的獨木船隊。 澳洲土人擁有這一切，可能還有其他進步標誌，只是白人瞧不起他們，觀察膚淺，從而視而不見。因為這些觀察家都是一些旅行家，他們非常討厭窮人身上的骯髒和臭味，他們所關心的是為遊手好閒者的娛樂描繪一幅美麗的圖畫，而不是進行對科學有貢獻的人類學的研究。 要分析卡奔塔利亞灣①黑人的社會制度是相當困難的。這個社會制度是共產主義的，還是個人主義的？黑人似乎並沒有共有制甚至沒有交換，他們的協作僅僅是為了共同防禦，而不是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 ①卡奔塔利亞灣（Carpentarie），在澳大利亞北部。——譯者 的確，他們還不會耕種，光著身體走路，晚上揀些樹枝蓋在身上過夜，早上又把樹枝抽掉。因此他們沒有不動產。他們是以遊牧為生；也沒有任何動產。他們唯一的財產是一些他們自己製造的、極簡單的武器和工具。 他們是些牲畜、漁夫、獵人，經常與飢餓作不斷的鬥爭，他們每個人只為自己勞動。然而獨木船是不會從天而降的。那是在什麼條件下製造出來的呢？是個人製造的，還是集體製造的呢？知道這點是很有趣的。人們對這個問題什麼也沒有說。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過著群居和部落生活，一個組織有幾個首領，這可能是非常原始的社會，但確實是一個社會。 我們石器時代的祖先是比他們更先進呢？還是和他們一樣的呢？這是可以探討的。但我們的祖先到底有一個拿得出去的後裔。至於澳洲土人，他們的命運已經被註定了。他們遇到了一個毫不留情的民族。這些人企圖要他們耕種土地，接受白人文化，這是可笑的、愚蠢的企圖，因為它要求從這些不幸的人那兒得到他們的社會機構所不能給予他們的東西。思想轉變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是若干世紀的產物。澳洲黑人一和英國人接觸，將和美洲的紅種人和聰明而秀麗的西蘭島人一樣滅亡。這是悲慘的。 由於殘酷的命運，那些人類大家庭中的年輕民族，在需要保護和撫愛才能培育成人的時候，都不幸地遇到了最自私、最野蠻、最無情、最虛偽的、白種人的變種，安格魯撒克遜人，他們冷酷無情地、無聲無息地消滅了他們面前妨礙他們侵略的一切人。 對澳洲土人風俗習慣進行正確而切實地調查，將會有助於了解我們祖先原始時期的狀況。 （1869年4月） （十三）合作和反動在政府的思想里，合作社和儲蓄銀行有同樣的目的，那就是用福利的幻影來解除無產者的武裝，麻痹無產者。合作社比儲蓄銀行有更巧妙的手段，儘管它已經遭到失敗，甚至已經導致革命的結果。 事實上，問題不再是粗暴地歪曲政治經濟學，而是相反地要嚴格運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這既不要國家花費一文錢，也不要國家費舉手之勞。以儲蓄為手段，資本化為目的，鞏固舊的秩序，否認社會主義，這就是他們的綱領。人民自己表示他是公認的科學的最卑賤的奴僕。他們簽字確認勞動的失權，宣布資本的生產力，換句話說，資本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 反動派早就這樣夢想過，而他的夢想似乎一開始就得到了實現。日內瓦代表大會公然宣布創立純粹經濟主義體系。一切都與國家無關，沒有什麼是國家做的。這是政治和宗教的旁觀主義。合作建立在資本合法利潤的基礎上。這是對1848年思想的咒罵。蒲魯東本人在反高利貸的鬥爭中也受到了譴責。 這就是國際協會的工人代表以合作社的名義在日內瓦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發言。所有的報紙立刻表示熱烈歡迎，人民自己發出的放棄舊的革命的狂熱誓言在這些莊嚴的誓言面前，主張平等的人低下了頭。此後，他們又重新抬起了頭。因為1866年在日內瓦所取得的一切勝利，到1867年在洛桑動搖了，到1868年在布魯塞爾垮台了，到1869年①在巴塞爾根本不見了。共產主義思想粉碎了個人主義，重新取得了勝利，而在資產階級陣營里，驚慌失措代替了得意忘形。 （1870年） ①布朗基在這裡提的是第一國際代表大會。 在日內瓦代表大會上蒲魯東主義者要求把第一國際變成一個國際合作協會，並限定它的任務是研究用合作制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能條件。經過熱烈地討論之後，代表大會贊同馬克思的意見，認為合作運動僅僅是促使社會轉變的手段之一，但它單獨不可能戰勝資本主義。在洛桑代表大會上（1867年9月2日至8日）通過了一項決議，宣布勞動人民的社會解放和他們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 布魯塞爾代表大會（1868年9月6日至19日）討論的中心問題是所有制問題，特別是土地私有制問題。這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表明了經濟的發展要求過渡到大工業，因此，不僅土地、而且礦山、森林、鐵路等等都應該轉變成集體所有制。 巴塞爾代表大會（1869年9月6日至11日）批准了布魯塞爾大會有關廢除土地私有制的決議。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譴責了巴枯寧關於工人停止一切政治行動的建議。 （十四）缺乏道德的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漠視道德而使它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應用到與人類有關的事情上，公正是唯一真正的標準。一切事情對懷疑論者說來，都是漆黑一團。懷疑論者在黑暗中摸索前進，他通過觸覺孤立地確定事物，但是什麼也分不清，既看不到事物的細節，也看不到事物的整體。這是一個自願的瞎子。他的懷疑使他變得無能。人們不能把不斷變化、不斷完善的生命當作死板不動、一成不變的物質來研究。 正義是社會機體的酵母。不考慮正義等於不向前看，剝奪自己的了解能力。那樣人們也許能夠看到現在，但永遠看不到將來，甚至於看不到未來的因素。（1870年3月） （十五）工業的勝利果實 政治經濟學不斷地重複論述文明的進步，工業的勝利果實，物質福利的逐步發展等等。 所有這些都沒有涉及問題的本質。工業的勝利果實不是資本的產物而是智慧的產物。巴師夏①把人類思想的發展和文明進步歸功於資本。這是「所以如此，就因為它是如此」式的詭辯。 ①弗雷德里克·巴師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年）：經濟學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辯護士。他的主要著作有：《科布頓及其反穀物法聯盟》，《經濟詭辯論》和《經濟協調論》。巴師夏熱烈地為經濟自由主義思想辯護，反對保護貿易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 思維不斷創造了工業所應用的觀念。唯有發明者才能享受工業勝利果實的榮譽。資本只是不從事生產，掠奪勝利果實的大黃蜂。資本留給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只是它實在無法剝奪的東西。 剝削者、寄生蟲、殺人犯，這就是資本在各個世紀所扮演的角色，但因為它霸占了一切，人們就稱它是一切的創造者！ 中世紀把膽敢穿華麗襯衣的人戴枷示眾，基督教的思想也把異教徒要求滿足物質欲望的思想拿出示眾。 譴責依靠剝奪別人而取得享受的並不是平等主義的思想。 取得這些福利都是依靠智慧，而不是依靠資本，資本剝奪了這些福利，剝奪了廣大群眾的福利，使它只有利於少數人。 （187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