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遼茲回憶錄 · 第五十二章

我把《自由射手》搬上了巴黎歌劇院舞台;我的宣敘調;演唱者;德紹爾;萊昂·皮耶先生;韋伯的繼承者們對他的總譜的破壞。 我從德國長途旅行回來之時,巴黎歌劇院院長皮耶先生正準備把韋伯的《自由射手》搬上舞台。這部作品音樂的前後各有一段散文對白,就像我們的喜歌劇那樣。而根據巴黎歌劇院的慣例,歌劇的所有內容都應當用演唱的形式來表達,所以這部歌劇的對白部分必須使用宣敘調。皮耶先生想把這個改編的任務交給我。 「我並不認為,」我回答說,「《自由射手》中一定要加上宣敘調。但既然這是在劇院上演的必要條件,而且如果我不乾的話,您或許會請別的人。他沒有我熟悉韋伯,肯定不會像我這樣盡心地頌揚韋伯的這部傑作。所以我接受您的請求。但有一個條件:上演《自由射手》時應絕對保證它的原汁原味,劇本和音樂都不能改。」 「我也是這樣想的,」皮耶先生答道,「您認為我能重蹈《林中羅賓》的覆轍嗎?」 「很好。既然這樣,我就答應您。您打算怎樣分配角色?」 「我想由施多爾茨夫人扮演阿加特(Agathe)這個角色,多布蕾(Dobré)小姐扮演安奈特(Annetle),都普萊茲扮演馬克斯(Max)。」 「我認為這樣不妥,」我打斷他。 「為什麼不能讓都普萊茲扮演馬克斯?」 「您很快就會知道。」 「布歇一定能把加斯帕爾(Gaspar)演得唯妙唯肖。」 「嗯。那麼您打算讓誰扮演埃爾米特(Ermite)呢?」 「噢!……」皮耶先生顯得有些發窘。「這個角色沒什麼用處,而且使劇情冗長。我的意思是,把作品中有關這個人物的所有情節都刪掉。」 「真的這麼簡單嗎?這就是您答應的尊重《自由射手》的原貌,不重蹈《林中羅賓》的覆轍嗎?看來我們之間還有很大的差異。請允許我收回承諾,我根本不可能摻和到這種修改工作中去。」 「上帝!您真是固執己見!好吧!我們留下埃爾米特!我們保留一切!我向您發誓。」 負責翻譯德文劇本的埃米利安·帕齊尼也向我作了同樣的保證。我這才半信半疑地答應為宣敘調譜曲。一種感情驅動著我堅決要求完整地保留《自由射手》。這種感情被許多人視為「盲目的偶像崇拜」。就是憑著這種感情,我拒絕他人以任何藉口改寫或刪減原著——而這正是許多人熱衷投身的工作。不過,我的不變通也造成了一個嚴重的缺陷:全篇對話配上音樂後,儘管我已竭力加快速度,還是顯得太過冗長。此外,我永遠無法讓演員們放棄演唱宣敘調時的那種慢吞吞和誇張的做派,特別是馬克斯與加斯帕爾之間的那幾場戲。兩者間的音樂對白本應該簡潔、親切,可如今卻莊重、華貴得宛如一場抒情悲劇。這多少有損於《自由射手》的總體風格。不過,我們還是獲得了輝煌的成功。我不願意領「宣敘調作者」這個頭銜,儘管藝術家和評論家一定會從中找出一些優點。「真是絕了!」他們會說,「這種風格和韋伯的風格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但在配器方面我仍有所保留,沒敢放開手腳,否則我的敵人們不會放過我。 我在上文中說過都普萊茲不能扮演馬克斯。十年前,他曾在奧德翁劇院上演的《林中羅賓》中演唱過這個角色。這位輕男高音的音域狹窄,今天自然也不會為了同樣的角色而將他那尊貴的首席男高音的嗓音降低一些。他要求對作品做一些匪夷所思的移調,還要連帶著進行荒誕的轉調……我拒絕了這些狂妄的建議並鄭重告知皮耶先生:如果讓都普萊茲扮演這個角色,他必定會隨心所欲地把它糟蹋得面目全非。於是,該角色分配給了第二男高音馬里埃。他的低音很有特點。雖然他體態笨重、臃腫,但不失為一名優秀的音樂家。施多爾茨女士和都普萊茲一樣,一旦她得到阿加特這個角色,非把兩段最重要的曲子移調不可:所以我應該把第一段樂曲定為 D 調而不是 E 調;第三幕的降 A 調的祈禱文則應降低小三度音——這樣一改動,原作的思想光輝將失去十之八九。不過,她倒是保留了用 B 調唱結尾部分的六重唱。當演唱女高音部分時,她情緒飽滿,極為投入,每晚都博得了滿堂喝彩。 演唱者拒不按原著的精神表現角色,其中的原因有三:現實的困難占了百分之二十五;演員的無知占了百分之二十五;而他們的任性則占了整整百分之五十。 我還記得,在排練我的歌劇《本韋努托·切利尼》中的浪漫曲《天福曾是我唯一的偶像》時,都普萊茲拒不演唱中音區的一個 G 調,而這是他的嗓子,甚至是所有人的嗓子都最容易唱出的一個音調。歌詞「寵護」的配樂採用的是 G、D 調,並一直優雅感人地持續到終止。可都普萊茲卻更偏愛 D、D 調,真是庸俗到了極點。在《威廉·退爾》的《世襲的幽靜處》一段中,羅西尼使用了與升 F 等音的降 G,巧妙地將重新加入演奏的樂器再次引至起始調上,顯示出他卓越的才華和機智。而都普萊茲卻始終不願採用這個降 G 調,偏偏以一個 F 調取而代之,顯得生硬而俗氣,完全破壞了曲調原有的抑揚起伏的美感。 一天,我和都普萊茲一同乘車從鄉下返回。我就坐在他身旁。忽然,一個念頭在我腦中閃現,我便俯在他耳邊用降 G 調低聲哼起了羅西尼的那句唱詞。都普萊茲臉微微紅了一下,盯著我說:「啊!您這是在批評我吶!」 「不錯,我是在批評您。您見什麼鬼了?為什麼不按原調演唱這一句?」 「我不知道……這個音符讓我不舒服,讓我不安……」 「得了吧!您開什麼玩笑!別的不具備您的嗓音和才華的藝術家都能毫不費力地唱出這個音符,它又怎麼會讓您感到不舒服呢?」 「您說的也許有理……」 「我當然有理。」 「好吧!以後,我就為您唱這個降 G 調。」 「不是為我,而是為了您自己和作者唱,為了音樂常識而唱!一位像您這樣的藝術家竟然會破壞音樂常識,踐踏音樂常識,這簡直太少見了!」 唉!可惜都普萊茲在《威廉·退爾》的演出中,根本沒有想到我、想到他自己、想到音樂、想到普通的常識。自始至終,他都沒有唱出那個降 G 調。魔鬼也好,神仙也好,都沒法讓他放棄那個可憎的 F 調。他到死都不會悔悟。 男低音賽爾達在《本韋努托·切利尼》中扮演紅衣主教。他一直強調無法用降 E 調唱「寬恕所有的罪孽吧!」一句,故而將音調降低了八度。下行時,本應將音調逐步上升三度,他卻一下跳了六度,完全改變了音樂的抑揚頓挫。一天,由於他不能參加排練,我們便請求阿里扎爾暫時替代他。這位歌唱家的嗓音悅耳動人之極,蘊藏著還未被人發現的力度和美感。他第一次見到我的樂譜,便毫不走樣地將其演唱出來,且歌聲優美,令周圍的合唱隊員不禁報以熱烈的掌聲。賽爾達得知後,第二天就找回了降 E 調的感覺。請大家注意,就是這同一個賽爾達,這個一直強調不能唱出我樂譜中那個降 E 的賽爾達,後來不僅唱出了正常的降 E 調,而且在扮演《胡格諾派教徒》中的聖布利時還唱出了升 F。 這些歌唱家都怎麼啦?! 我再來說一說《自由射手》。 有人一定要在這部歌劇中加入一場芭蕾舞。我竭力反對,卻枉然。我只好建議按韋伯的鋼琴迴旋曲《邀舞》編一幕舞戲,由我為樂隊把這迷人的一段譜成管弦樂曲。可是編舞者無法領會這段音樂的要旨,定出的舞點沒有任何出彩之處,手法也平淡無奇,肯定不能吸引大眾。更有人堅持再加入三段舞蹈片斷,簡直是以量頂質。皮耶先生還來要求我在韋伯的樂譜中引入我的《幻想交響曲》的舞會一段和《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節日那段,好使芭蕾舞部分更趨完整。 當時,德國作曲家德紹爾先生正在巴黎。他風雨無阻地天天光臨歌劇院後台。當我聽到經理的建議時,只是淡淡地回答道: 「我不能在《自由射手》中加入任何不屬於韋伯的音樂。不過,為了向您證明我這樣做不是出於對大師過度和無理智的崇拜,請您注意德紹爾先生就在後台的盡頭那兒;您可以向他說說您的想法。如果他也贊同,我就按照您的要求辦。如果他不同意,我就請您以後不要再對我提及此事。」 德紹爾剛聽經理說了幾句,就連忙轉過頭對我嚷道: 「喂!柏遼茲!別這麼幹!」 「您聽見了?」我對皮耶先生說。 所以,提案終於以流產而告終。皮耶先生一點兒脾氣也沒有。我們使用了《奧伯龍》和《普雷喬薩》(Preciosa)中的一些舞曲,這樣,就用韋伯自己的樂譜使芭蕾舞曲歸於完整。可是,排練了幾次後,《普雷喬薩》和《奧伯龍》的插曲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然後,又有人將《邀舞》亂刪一氣,把它變成了一段交響樂曲。不過,後來倒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當皮耶先生離開了巴黎歌劇院經理之職,而我又身在俄羅斯時,又有人刪掉了《自由射手》第三幕終曲的一部分。最後,甚至有人斗膽取消了第三幕的整個第一場戲——阿加特崇高的祈禱文、年輕姑娘們的爭執以及安奈特的那段柔情百轉的中提琴獨奏都在其中。 這就成了今天巴黎歌劇院推出的已經遭到百般玷污的《自由射手》。代表著詩意、新穎和熱情的曠世巨作成了替蹩腳的芭蕾舞曲拉幕布的東西,還不得不改頭換面給它們讓位。唉!那是些什麼樂隊啊!把作品僅剩下的殘餘部分也演奏得慘不卒聽!還有樂隊指揮,動作是那麼遲鈍、懶散!整體配合是那麼地不協調!所有的人都把一切演繹得平庸而蠢笨,讓人憋氣!……您想當一位創造家,一位先驅,一位天才,一位靈感迸發的偉人嗎?好呀!然後您就會被折磨,被潑污水,被詆毀!那幫粗俗的銷售商啊,你們等著吧,遲早有一天,會有一位新基督將你們鞭打出藝術的聖殿!在此之前,請你們相信,你們會遭受歐洲大陸上任何具備一丁點兒藝術感受的人的蔑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