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遼茲回憶錄 · 第四十七章
《安魂曲》中的《哀悼》部分在里爾演奏；讓凱魯比尼碰個小釘子；他向我使出漂亮的新招；我讓他碰了個大釘子；我被《辯論報》編輯部聘用；我感受到了評論工作的痛苦。
在我剛講過的那次葬禮儀式引起的波折過去幾年之後，里爾城舉行了它的首次音樂節，哈貝內克負責音樂部分的指揮——不知是一時心血來潮還是突發善心。他這個人總是反覆無常；或者是在可能的情況下想讓我忘記他那出了名的吸鼻煙的小動作，他突發奇想向音樂節組委會建議將我《安魂曲》中的《哀悼》放在音樂會上和別的曲目一同演出。凱魯比尼的《莊嚴彌撒》中的《信經曲》也同時被列入了節目單。哈貝內克在排練我這段曲目時極為認真，整個演奏過程看起來也無可挑剔，演出效果也是異常火爆。儘管《哀悼》的規模十分龐大，觀眾們仍強烈要求重演。有些聽眾甚至為之感動得落淚。由於里爾的組委會未邀請我榮幸地參加這次音樂節，我留在了巴黎。然而音樂會開完以後，哈貝內克為空前成功地演繹了這部難度極大、如此複雜的作品而興高采烈。於是他給我寫了一封簡訊，其內容如下或大致如下：
我親愛的柏遼茲：
我懷著難以抑制的興奮之情通知您，您的《哀悼》被演繹得無懈可擊，反響強烈，造成了轟動的效果。
您忠實的哈貝內克
於里爾
巴黎的《音樂報》發表了這封信。這下輪到哈貝內克去看凱魯比尼了。他不得不向他保證，他的《信經曲》演繹得也不錯。凱魯比尼冷冷地反唇相譏道：「是啊，但您可沒給我寫信！」他又被這邪門的《安魂曲》刺激了一下。於是，在下面發生的事件中，他便十分可笑地對我施以報復，想讓我嘗嘗苦頭。
音樂學院的和聲學教師一職空缺。因而，我的一位朋友便慫恿我去應聘此職。雖然我對能得到這個職位並不抱什麼希望，但還是給我們的凱魯比尼院長寫了封信。收到我的信後他叫人把我召去，他用所能表現出來的最親切的態度、最溫和的聲音對我說道：「您是自薦來任和聲學課教師的吧？」……「是的，先生。」「噢，您將會如願以償的……以您現在的名氣……以您的關係……」——「太好了，先生，我已經提出申請了。」「是的，但是……但是這讓我很為難……我是想把這個職位給其他人的，」……「這樣的話，先生，那麼我收回我的申請。」——「別這樣，別這樣，我可不願意這樣。您看，這樣一來，好像是因為我您才撤回申請的」——「好吧，那我保留我的申請。」——「如果您堅持要求的話，您也能得到這個職位，但是我原來並沒有打算給您的。那麼，該怎麼辦呢？您知道在音樂學院教和聲課的人必須是鋼琴家。您知道嗎，我親愛的柏遼茲。」——「必須是鋼琴家？啊，這太出乎意料了。好吧，這是個好理由。我將給您寫信，說因為不會演奏鋼琴，所以我無法奢望音樂學院和聲學教師之職。因此我撤回我的申請。」——「是的，我親愛的，但是……但是這可不是因為我您才……」——「不，先生，完全不是。因為我愚蠢得居然忘記了只有鋼琴家才能教和聲學。所以，我理所當然要撤回我的申請。」——「是的，我親愛的，來，來擁抱我一下。您知道我是多麼地愛您！」——「噢！是的，先生，這我知道。」他確實擁抱了我，親熱得像我的親生父親。回去後，我寫信給他，撤回了我的申請。八天以後，這個職位給了一個名叫比奈梅的人，他彈鋼琴的水平也不比我強多少。
這就是那個上演得很成功的伎倆，我對此只是一笑了之。
讀者一定感到奇怪，我為何不反問凱魯比尼：「先生，您自己難道不能教和聲學課嗎？」這是因為，這位了不起的藝術大師自己也一點不會演奏鋼琴。
不久以後，我也故意以一種毫不留情的方式傷害了我的這位大名鼎鼎的朋友。我坐在巴黎歌劇院正廳的後排，看了他寫的一部作品《阿里巴巴》的首演。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這部歌劇是凱魯比尼創作過的最空洞乏味的作品之一。第一幕接近尾聲時，我已對這部毫無特色可言的作品感到了厭倦，不禁高聲叫道：「我出二十法郎買下它！」在第二幕中，我總感覺到被這部音樂的海市蜃樓欺騙了，因而我繼續出價：「我出四十法郎買下它！」最後一幕（終曲）開始了。「我出四十法郎買下它！」全劇結束後，我站起來，扔下了下面幾句話：「啊！我發誓，我可不是那麼有錢，我放棄了！」然後我揚長而去。
和我坐在同一排長椅上的兩三個年輕人對我怒目而視。他們是特意被安排在那裡為他們的院長捧場的。於是不可避免地於次日將我出言不遜的叫價以及後來更肆無忌憚的語言告訴了凱魯比尼。凱魯比尼對我說過：「您知道我是多麼地愛您」。而之後發生的這件事對他來說就更是一個侮辱。毫無疑問他會覺得我是個過河拆橋、忘恩負義的人，這次可不再是小事一樁了。我也承認這一點。我射過去的這一箭毫不留情地給他的自尊心造成了嚴重的創傷。他同我疏遠了。
我想現在該說說我是怎樣被《辯論報》的編輯部聘用的。從義大利歸來之後，我就在《歐洲月刊》《文學歐洲》《戲劇世界》（這些刊物存在的時間都很短），《音樂報》《記者》，以及一些如今已被我所遺忘的刊物上發表了為數不少的文章。然而這些短期的、無足輕重的工作也只能給我帶來極其微薄的收入。我窘迫的生活狀況仍未得到改善。
一天，我實在走投無路了。為了掙幾個法郎，我寫了一篇題為《魯比尼在加萊》的短篇小說。《音樂報》發表了它。我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悲傷欲絕，但刊登的消息卻讓我欣喜若狂。這一悲一喜的強烈反差是經常出現的。幾天以後，《辯論報》又轉載了這篇小說，而且在題頭還加上了幾行總編的按語，對作者的讚美之辭溢於言表。我立刻向貝爾坦先生致謝，他建議我為《辯論報》的音樂專欄撰寫文章。在卡斯蒂爾·布拉澤退休之後，這個引人羨慕的評論家的寶座就空缺下來了。開始我沒有完全在那裡任職，有一段時間我只是寫一些對於音樂以及對一些新創作樂曲的評論，不久以後，對巴黎歌劇院的評論也移交給了我，而義大利劇院仍然歸德萊克呂澤先生負責評論直至現在。讓·雅南則保留著對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的評論權。當時我放棄了在《記者》中的專欄。同時將我的評論工作限制在只寫受《辯論報》以及《音樂雜誌》歡迎的評論上。如今我差不多放棄了這家周刊編輯部分給我的工作。儘管給我的待遇十分優厚，我只在每當我們的音樂界的發展迫使我不得不這麼做的時候，才給《辯論報》寫文章。
這項無休無止的任務腐蝕了我的生活。然而，除了不得不考慮它能給我帶來的經濟來源之外，我感到自己也幾乎不可能放棄這項工作，否則就會在它所激起的強烈而無窮無盡的仇恨面前手無寸鐵，坐以待斃。因為報刊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比阿希爾的長矛更為有用，它不僅治癒了它所造成的創傷，還能被主人當作盾牌（武器）。而我在那些可悲的文字之間是多麼遊刃有餘啊！有時為了避免使真相昭然，我必須用多少拐彎抹角的言辭啊。在社會關係和公眾觀念面前，我必須做出多少讓步啊！我忍住了怎樣的狂怒！我咽下了何等的恥辱！可有人還以為我脾氣暴躁，凶神惡煞，目中無人。啊！你們就是這樣對待我的，你們這群毫無教養的人。如果讓我說出心裡話，我就這樣告訴你們：看著吧，你們企圖讓我躺上的那張蕁麻床和我用來炙烤你們的鐵格架相比，只能是一張開滿玫瑰的花床！
我至少應該光明正大地說，不論基於何種考慮，我從未拒絕過將我對那些激發過我靈感的作品或個人的尊重、敬佩以及狂熱的仰慕之情毫無保留地表達出來。我也熱情地讚揚過那些曾經讓我吃盡苦頭的人，儘管我已和他們完全終止了一切聯繫。在忍受了如此的痛苦之後，報紙給予我的唯一補償是將我心靈的衝動引向了真善美的彼岸。讚揚一個有價值的敵人對我來說是愜意的。這是正人君子的一種責任，我為能履行這種責任而感到自豪。相反，為了吹捧一位毫無才華的朋友而杜撰出來的每一個字詞都會引起我錐心的痛苦。然而對於這兩種情況，所有的評論家都清楚：仇視你的人會不滿於你在眾目睽睽之下如此直率地對他們作出公正的評論，並為這好像是你賜給他們的榮譽而勃然大怒；而愛你的人，也往往因為你對他們如此吝惜於頌揚之辭而對你不滿。
當有人不幸同我一樣同時身兼藝術家和評論家兩職時，請不要忘記這種職責給心靈帶來的創傷。那就是必須以任意的一種方式留意一千件小人國中發生的無聊透頂的蠢事。尤其要提防那些在目前或在將來用得著你的人對你的阿諛奉承和俯首帖耳之舉。我經常饒有興趣地欣賞著某些人的「地下」工作，他們為達到他們所謂「好」專欄的目的而在其意欲撰寫的文章上挖出一條長達數里（法國古里，合 4 公里）的地道。如果他們清掃地道，修建拱頂的耐心還不夠可笑的話，那麼就沒有什麼比他們一下下揮動十字鎬的辛勤勞動更滑稽的事了。直到有一天，評論家對這種鼴鼠似的勞動終於失去了耐心，於是突然打開了一個漏水洞，將地道，有時甚至連同挖掘地道的人都淹沒殆盡。
我不喜歡用金錢來評價我的作品，我只在乎那些不受專欄影響的人對它們的意見。在音樂界人士當中，只有樂隊以及合唱團成員對我作品的認可才是令我感到滿意的。因為以他們的個人才能，很少有被我選中作為評論對象的。因此他們毫無理由為了我在專欄中可能對他們進行評論而對我刻意奉承討好。再者，有時從我的文章中挑出幾句讚揚之辭也不足以取悅聽到這些話的人。我拚命強迫自己讚美某些作品，以至於字裡行間不免流露出了我的真實想法。就像在承壓機的巨大作用之下，水透過機器的金屬表面滲出來一樣。
巴爾扎克在他那嘆為觀止的《人間喜劇》中曾在二十處就當代評論界談出了一些極有價值的見解。然而在揭露評論界人士的錯誤和謬論的同時，我認為他沒有充分突出那些值得尊敬的人物的價值；也沒有對他們內心的苦衷給予充分的重視。甚至在他的《新聞論》一書中，儘管是與他的朋友洛朗-讓（他也是我的評論界同行，是我所認識的最有思想深度的人之一）合著的，巴爾扎克也未能將這個問題的方方面面悉數闡明。洛朗-讓曾給好幾家報紙撰稿，但未能持之以恆。與其說他是個評論家，不如說他是個幻想家。他也和巴爾扎克一樣，不可能什麼都知曉，什麼都能看到。
一天，阿爾芒·貝爾坦先生由於關心我困窘的生活而與我攀談起來，他的一席話使我又驚又喜：
「我親愛的朋友，您的職位現在就定下來了。我為您的事和內務部長談了，他決定不顧凱魯比尼的反對，讓您擔任音樂學院的作曲教師。薪金是一千五百法郎。另外，還有從內務部的資金中撥出的獎勵藝術創作的四千五百法郎。有了這六千法郎的年薪，您就可以煩惱盡掃，完全自由地投入到音樂創作中去了。」
翌日傍晚，我在巴黎歌劇院的後台，××先生看見了我。他知道了部長對我的安排。而當時他仍然是藝術處的主任。他向我迎面走來，對我殷勤備至，將阿爾芒·貝爾坦先生對我說過的話幾乎原封不動地複述了一遍。我向他表達了我的謝意，又請他轉達我對部長衷心的感謝。在沒有人要求的情況下就自動做出的這個承諾，是不會比其他的承諾更有信譽的。但從此時起，要談的就不是這個問題了。